时间：2022-10-11 15:28: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关注文化内容上的差异，更宏观的一种视野是在各种法律文化的共同物质介质上的对比。
(一)“人”在张中秋先生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特色是注重以个体的人为变量基础，此处的人的概念具有模糊性，它既可以代表个体精神追求也可以代表群体文化价值，但由于个体精神并不必然代表群体，或忽略了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这一比较方法只是意识到了各种文化构成当中的必要共同物质载体或共同介质———人，诚然，所有的文化当然需要人的参与，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人的思维及行为的产物。人口的流动，群体的类型，一定时空领域内人口的数量的变化，人作为文化构成的二级变量可以直接影响文化内容的变化，如政治法律的整合或重构，进而影响到法律文化的变化。
(二)语言符号同样的比较方法如法律文化的语言解释，意识到了文化载体介质———语言符号的共有属性。笔者认为，无论是人，还是语言，乃至地理，都是文化的外在经验性表现，在此维度的比较具有宏观而直接真实的优势，但这种文化构成变量过于零散和基础低层次，或者说是缓慢的，例如，语言符号的表达或解释是瞬息万变的，并不必然直接影响到法律文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文化变量同样是影响超验性文化构成变量的重要因素。
(三)横向统一时间维度在进行法律文化比较时，有必要指出时间性与时空性的不同，在客观现实的维度上，时间具有全球的共性，与语言，人，地理等客观因素一起，是一种横向的维度，这种变量的考量在近代的法律文化比较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究其原因，“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国家之间政治，文化的交流与参与越来越密切，使得不同文化领域的时间维度越来越相似。
(四)自然地理的地域性在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中，费正清模式过度关注沿海地区，而没有把中国内部的其他地区如内陆的情况纳入观察视野。“正统史观作为支配工具早已成为无意识的认知反映，历史的分裂与统一，循环与再现等等已构成了一组组相当自主化的历史解释体系，但是在空间上的辽阔性及其所变现出来的差异感，又在时时印证着正统史观的不合理……具有地方性特征的习惯法，社区宗族构成的差异性、儒学与乡土意识的多变结合，都标志着传统以一种非整体性的形态呈现着。”中国农耕文明的稳定性赋予人伦关系的普遍性、稳定性、规律性，使人们很容易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找到其背后的价值共鸣。文化精神实际上是行为模式的记忆性总结升华，是行为模式的强制性规范公示，当这一变量具有了环境的承载值时，其便会趋于稳定并通过法律这一外在形式描述下来，作为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保证盾牌。文化是历史经验的精华总结，是实践的最优化选择，文化的发展是是一定地域或集体标准前提下的人文共识，但此处的地域或集体并不一定等同于法律概念上的国家，因此在进行法律文化比较时所必不可少的就是首先限定法律文化的地域性和时空性范围。在此基础上由不同的文化，地域，法律体系及发展装路况各个因素进行综合对比，因此得出法律文化的差异来源和本质冲突或联系。
二、法律文化的具体文化变量
(一)道德等超验性因素张中秋先生在《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提出人的文化原理是中西法律文化展开的轴心和模型，所谓人得文化原理实质上是从道德或宗教等最高精神追求本源上探求法律文化的差异性原因，在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表现就是德主刑辅，在西方文化的体现为精神对物质的支配和上帝对人类的指导。然而笔者认为从“心”的理念入手解释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差异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和优点是意识到中国丰富而精深的宗教和道德理念这一文化变量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深刻性影响，这一变量可以说是传统法律文化自身变革演进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例如中国知识分子偏爱从“意象化的修炼”达到“精神的内转”。道德本心的作用被显著强调，进而为法律文化提供精神土壤。显然我们不能直接将西方的理性于非理性哲学概念直接对应于中国文化的层次划分，但在法律文化的多重变量这一考察方法角度出发，使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出不同法律文化中何种文化变量的因素的比重与特色。
(二)自身历史经验梁治平先生在针对美国学者费正清对近代中西法律文化的形态比较理论中的批评中认为，如果把一些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则忽视了从中国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的可能性。我们的历史观念虽然是累层式地建构在前人的经验结构基础之上的，但它同样也为自身的经验所塑造和限定，成为不断累积历史经验的一部分，“我的历史观是被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涂上一层色彩的，它是由我一生的公共事务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好的和坏的事务的经验所促成的，我可摆脱不了它。”以中国为例，为何儒家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无数先贤不断地在自身历史基础上进行改造并最终形成自成系统的内部稳定的法律文化，但随着文化的发展演变，这一时空限度的行为模式便会发生改变，文化便会发生变化，但现实的法律便相对于其被制定后的任意时空都具有超前性或滞后性，但此时它对文化起了反作用力。这种历史经验累积则是独有的。
(三)文化的时空性重构1.时空的双重变量属性在进行法律文化比较时，有必要指出时间性，地理性与时空性的不同，在客观现实的维度上，时间、地理具有全球的共性，与语言、人、地理等客观因素一起，是一种横向的维度，而文化的时空性的综合型概念往往具有一定的封闭性，重在强调和体现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占支配地位的历史过程，而众多的理论误差也就是因为对文化所属时空的限定不明确造成。但同时，并不是时空场域的的组合一定是多变的，由于某些地理因素继承下来的空间共性是非常有规律的，如由于地形，某些城市间的“固定间距约为30公里”。2.福柯“场景隔离术”如何限定文化的时空性，值得一提的是福柯的“场景隔离术”，使得这一文化变量有了具体的操作方法，“从历史演变的结构观察，社会统治的区域往往限制着统治的形式，一旦超越了某种单位的限制，统治的形式功能就会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分化的结果。这种区域分化决定着政治、社会结构、法律诸方面的变迁。与此同时，社会的日益分化亦说明任何理性的认知框架已越来越无法在整体上把握其变迁的态势与规律”场景隔离术是对超验性法律文化体系的否定，解构着历史经验人为组成的历史和理性。现代性作为强迫力量与地方传统之间进行了交叉与互动，新的文化观及法律文化观将有可能产生。这种新的思维实际是时间性变量与地理性变量的有机综合，其目的不在于法律文化的超验性知识构建，而在于法律文化的限缩性差异比较。
(四)外来法律文化影响1.法律文化交往的形态法律文化交往的形态包括法律借鉴、法律移植、法律继受。知识和经验、观点和思想，实际上所有文化和文明的构成元素，都可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法律同样也不除外。法律条文和法律制度是人类的构想，它如同其他构想一样，并不能以国家边界予以禁锢。2.“西方话语权阐述，东方集体无意识”在近代亚洲特别是日本的法律文化研究中，许多学者如千叶正士试图提出了现代化中的民族纯粹性法律文化话语权的三分法律理论，千叶正士的学术境界在于他看到了许多年来的世界法学基本是在西方法学话语和意识的主导下展开的，而大多数东方学者对此可能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忽略。他明确地提出“要超越西方法学”，并且指出“对于正确理解非西方社会的情形，普遍流行的将非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作为‘传统的’以对照于作为‘现代的’的西方法律与社会的这种特征化做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地的贴标签的方法”。在多民族国家内，可能存在不同法律体系与文化的不同程度的融合情形。法律继受和不同类型法律或法律文化的互动没有发现或提出与其理论相应的法律互动与发展的路径。日本比较法学者真田芳宪也曾指出:“法律继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又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仅依靠传统的比较法学的方法很难得出令所有人都普遍认可的结论来。因此，积极地从多个方位去加以探讨已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因此我们应继受法律的独立自主，看到继受主体的自愿和继受的局限———即不能否定原有本土文明的存在及其继受后的继续存在。
三、结语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则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由政府作为主要力量所举办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和。由此可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内容上需要包含几个要素：可行的政策和制度建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产品；经验丰富的梯队专业人才；足够的资金支持。随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变化，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功能和属性上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一是共享性，所有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必须为每一个公众共同享有，能够获得同等的服务；二是基础性，即公共文化产品仅仅是满足公众对于文化需求的最低要求，如果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公众只能向市场文化进行消费；三是公益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均不以赢利为目的；四是便捷性，即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要能够为公众所易于获得。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间并不长，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如何更好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也都处在不断地摸索之中，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不免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公共文化服务法律法规不健全
当前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并没有专门的统一立法，只是在相关法律中有一些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条款，或者是位阶较低的法规、规章中有相关规定。前者比如《文物保护法》中规定政府有职责保护文物，并且提供设施进行展览以供公众欣赏；后者如文化部颁布实施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应该说，《文物保护法》是我国目前文化领域效力层级最高的法律，但是该法的内容主要着重点在于对文物的保护，更多的涉及到行政机关的审批和监管，真正规定将文物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公众的条文并不多，比较典型的就只有第40条第1款“：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随后的第2款则又是关于文物收藏单位举办展览应该如何报行政机关审批的规定，可见这样的规定，其着重点还是在于行政机关的监管，而非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提供。单纯依靠如此孤立的条文，而缺乏相关配套保障措施的法律规定是难以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相反，位阶较低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的法规规章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所需的各项要素规定较为完善，但是由于效力较低，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发挥足够的作用。因此，目前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法律建设还是比较滞后，与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发展公共文化产品无法相适应。尤其是，无论是法律，还是法规规章，规定内容的侧重点更多地是硬件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对于如何鼓励各方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仍然处于法律空白地带。然而，能否激励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对于该项工作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不完善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各级政府也都加大力度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努力为公众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服务和产品。然而目前的供给现状却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有效产品供给不足；二是产品供给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务是否真正起到应有作用，是否能深入公众心中，其有效性是最为核心的衡量指标。换言之，政府在努力建设创造的公共文化产品能否契合公众的真实需求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败。然而，我国当前的公共文化产品在此方面却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学者曾对此进行问卷调查并且最终得出结论：农村各类文化资源整合利用不够，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利用率不超过30%。一方面，政府在努力积极投入资金建设相关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却是相关设施并没有真正让老百姓受益，或者没有契合百姓需求。虽然说公众的需求是多元而又富有个性的，众口难调，政府很难完全满足。但是政府还是应当多一些实际调查，尽量提供一些一般性的而且公众参与热情较高的文化产品。
（三）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匮乏
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是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我国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较为落后，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难以满足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需求。长期以来，我国都较为忽视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端复合型人才，比如既懂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又懂市场运作规律的文化资本运营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等。不仅如此，我国文化事业人才管理机制缺乏创新，导致队伍建设不合理等问题。在我国，文化服务单位一般都是事业单位，而受制于编制、待遇等因素，许多单位吸引不到需要的人才，甚至还造成了人才队伍的流失。另外，由于受到编制、经费的限制，有些传承传统文化的机构亟需建立可是却无法建立，比如戏曲研究机构等，这对于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以及特色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保障机制
物质水平的提高会不断催生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消费欲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不管是在城市地区，还是在农村地区，民众的文化消费欲望正不断地被激发出来。因此，加快推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已经迫在眉睫，而该体系有序推进并取得成效必须有赖于健全、合理的制度做支撑。
（一）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完善文化法律法规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建设工程，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下又可以细分成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反观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更多的便是基于各个子体系进行单独规定，各自为战，彼此之间缺乏共享合作机制，致使资源无法得到充分整合利用。同时，当前这些法律法规效力层次普遍较低，不利于进行全国性的推广运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制定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公共文化提供服务的各个环节、各项制度统一纳入给予规范调整。制定统一的法律能够对各级政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给予更多的约束，尤其是在经费的投入以及资源的配置方面能够更加趋于合理。与，同时，必须要有奖励性规范相匹配的健全的监督评估机制。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机制能够有效地监督各主体积极实施履行职责，尤其是能够加强对服务型政府的监督，促进政府打造的公共文化产品能够更为有效地同公众的需求进行衔接。评估制度能否真正发挥功能很大程度取决于评估报告的效果，因此确立独立、公正的评估主体尤为关键。对此，笔者认为可以由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来承担相关的评估事项，同时严禁政府或者其他团体进行不正当的干预。
（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提高服务质量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主要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衡两大问题。出现有效供给不足情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实证调研，只是一厢情愿地提供文化服务，没有切实考虑到当地民众的真正需求。而造成供给不平衡的原因主要在于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据此，笔者认为应当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改进。首先是健全公共文化投入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政府财政部门严控“钱袋子”，对每项文化事业经费的支出应当做到物尽其用，项目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实施，同时对于经费开支必须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例如，清理并整合重叠、交叉的补助项目；将长期固定的、年度间补助额度不变的项目列入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体制性补助。其次要统筹协调地区、城乡差异，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在支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除了还应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外，关键还要加强对已投入资金建造设施的评估和维护。
（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合约予以设计与规范
论文关键词：企业如何有效履行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作为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和承担规则制定、监督、协调、服务、引导等职能的企业和政府，如何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通过自己的作为，更好、更有效地去履行和保证企业更好、更有效地履行其社会责任。
一、企业要抓住核心，统筹兼顾。从决策理论上讲，组织进行决策，往往需要一个相对单一的目标，目标多了，就无法进行有效决策。如企业欠了供应商的钱企业文化论文，企业不支付就损害了供应商的利益，但是，钱给了供应商，企业就没有钱买原材料，生产就无法进行，职工就要失业，消费者的需求就得不到满足，股东也就没有了回报，你说企业该怎么办？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有主次，有轻重缓急，有层次之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企业必须做到抓住核心，统筹兼顾。
一是找准切入点，牢牢抓住企业经济责任这个核心不放松。因为企业的经济责任是企业履行其它社会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股东没有回报，企业就不会有投资，没有投资就不会有企业企业文化论文，没有了企业，什么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公益责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企业只有发展了，即通过向社会提品或劳务、满足顾客的消费需求，为顾客创造价值，有了可供分配的利润后，才能吸引投资者追加投资；才能实现职工就业，才有钱给职工发放工资和福利、改善职工工作环境和加大技改、环保投入以及支付供应商的货款；才能给政府交纳税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使政府完成社会二次分配成为可能；才能制定公益计划，为社会做好事，等等。彼得。德鲁克在他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认为：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仅仅是做得好还不够，还必须做好事。然而，为了做好事，首先必须做好企业中国。他说，只要一个企业忽略了在经济上取得成就的限制并承担了它在经济上无力支持的社会责任，企业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如果因此而损失了企业取得成就的能力，那就是最不负责任。通俗地讲，就是企业有了钱企业文化论文，你才能尽责任，反过来说，企业要尽社会责任，你必须先做好企业。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现阶段，我国企业的核心责任就是要在法律、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先养活自己，再做好、做强、做大，夯实发展基础，取得做好事的本钱和能力。
二是抓好联动点，统筹兼顾，积极履行企业公益责任。企业公益责任虽然是倡导性的，但也是每一个中国企业应尽的义务。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其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公众的支持、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所以企业发展壮大后，只要有能力，就应该从利他主义的道德责任感出发，积极、主动参与、支持社会慈善等公益活动，回报社会，把中华民族“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有机结合起来企业文化论文，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政府要从无为到作为。如何保证企业更好、更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承担特殊职能的政府，应与时俱进，从无为到大有作为。
一要积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虽然我国暂不鼓励企业搞sa8000社会责任认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lso26000也没有颁布，但国际知名大企业对中国很多的分包商已经提出了要求。随着国际竟争的进一步加剧，不少国家也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一种竟争手段。政府要末雨绸缪，大力宣传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倡导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引导民众正确、全面地看待企业社会责任。
二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法制制度体系和促进、保障、评价机制，做到有法可依。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时候，总会面临一个机会成本问题，它总是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做平衡。所以，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必须比企业看得远、跑得快，决不能出现企业因遵守法律带来成本增加而输给不遵守法律的企业。要通过科学立法保证市场竟争的公正、公平和合理，及时把企业拉回到规则里来。
三要强化市场监管和法律的执行中国。法律再好，没有执行力不行。小煤窑、小造纸、小化工问题，不少就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以企业文化论文，要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得到落实，政府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包括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实施责任追究。确保政府的管控纵到边、横到角，努力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从人治到法治。
四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因为在一个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竟争市场上，企业追求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它直接追求社会责任带来的好处、效果还要大，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使然。
五要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吸引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公益责任。因为公益责任毕竟是倡导性责任，不能靠法律制度强制执行，必须靠企业的道德自觉。国外目前很多好的做法，如通过税收减免来激励企业投资高薪技术、节能环保和公益事业，鼓励企业做好事。我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尝试，但基本局限在高新产业，但还很不够。
>>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妨害公务犯罪的防控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社区管理创新探析 试论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城市宗教工作新思路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不诉帮教机制初探 论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心理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社团组织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高校平安文化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政务微博实践探索 主题：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城市智能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新路径 浅析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培养大学生安全责任观的对策 法学视野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视野下的社会救助 创新社会管理视野下的婚外情研究 能动司法视野下的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 论创新社会管理视野下的律师文化建设 信息化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群众工作视野下的社区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行政法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论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视野下的财产公示制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5]例如企业内部集资建房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刘家琛：《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刘宪权、卢勤忠：《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毛玲玲：《金融犯罪的新态势和刑法应对》，载《法学》，2009年第7期。
[4][德]哈塞莫尔：《面对各种新型犯罪的刑法》，冯军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明德刑法学名家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载《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6]刘燕：《发现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载《法学家》2004年第三期。
[7]曹莉薇：《金融犯罪的刑法学思考》，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提交。
[8]周文天：《资金链断裂频现 温州急救中小企业》，新华网2011年10月10日，http：///fortune/2011-10/10/c_122134550.htm。
[9]李祎征：《对民间集资行为的法律监管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提交。
[10]陈鹏：《非法集资法律规制透析》，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提交。
关键词：辨异、法律文化论、文化类型学、文化研究与文化阐释、大传统与小传统
“我站在电车的末厢，我茫然不知我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城镇中、我的家庭里的步履。我甚至也不能提出我的要求：我愿意走向何方。甚至我也道不出为什么要站在这节车厢中、抓住这条皮带、任我被电车载着前行；对那些闪避电车或安宁地散步或者驻足盯看商店橱窗的人们，我也是如此。的确，没有人要我说一个所以然，但这又有何干。”——卡夫卡，《在电车上》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本文作者
人绝不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奥利弗·克伦威尔
（一）前提性说明
当我们把讨论的焦点从苏力主张的所谓“本土资源论”转向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性任务，既不是将梁治平的研究与其他论者的研究做出明确的界分——尽管这一点相当有意义，[1]也不是只关注其文章中的某些结论，而无视其间所用的方法及其意义，正如他本人所明确指出的：“最近几年里面，我听到和读到对我那些已经发表了的文字的各种评说。一位域外的评论者……说我继承了‘五四’传统，而能以冷静的学术研究作基础，全面批判传统，探索中国文化的自救之道，是成熟的‘五四’青年。这位评论者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他显然不曾注意到上面谈到的那些微妙而富有意义的思想发展。一般的读者，只注意到我文章中的个别结论，而于其中所用方法及其意义辄不加重视，所以不能更进一步把握我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也是我常常引以为遗憾的事情，”[2]而毋宁是探究出梁治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提出的那些观点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基本的思维取向或特征，并根据这一分析而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做出严格的、能够展开有效分析的界定。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试图根据本文的论旨对梁治平的观点进行刻意的裁剪或切割，而实是因为这样两个相关性的事实所致。第一，我认为，梁治平在1980年代所做的“法律文化”研究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确实构成了一种具有相当独特意义的理论模式，进而对当时的整个中国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3]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下的一般论者以及梁治平本人在论说其法律文化研究及其影响的时候，通常都将他的“法律文化论”这一理论模式与他在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所做的整个研究混而视之，而事实上，梁治平在这一期间实是在三个题域中进行他的研究的：一是他有关我所谓的“法律文化论”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反映这一研究之观点的论著乃是1991年出版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1992年出版的《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4]；二是他对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理论所做的一般性的、介绍性的研究，反映此项努力的便是他于1994年编辑出版的《法律的文化解释》论文集；三是他根据法律社会学对“清代习惯法”所做的研究，而反映这一研究的论著便是他于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5]
第二，事实上，我们只需要把梁治平在不同时间段中所做的研究与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做一简单的比较，我们便能够发现他们两人在建构各自理论模式方面所具有的极其不同的特征，尤其是梁治平理论研究的特征。根据我的研究，我们可以在抽离苏力研究本身之“时间因素”的情形下，对他在不同时间段中提出的那些观点之间建构起它们本身所可能具有的一种整体的论述逻辑[6]——虽说苏力的论述中充满了种种“故作姿态”且常常互相矛盾的观点以及各种与学术讨论或论证不涉的点缀性“插入语”。但是，我们在面对梁治平的理论模式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梁治平在每个时间段中提出的观点都具有一种相对严谨、相对系统的品格——这显然是苏力的论述方式所不及的，然而他在不同时间段围绕上述三个论题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之间却不仅不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逻辑或理路，甚至还存在着种种高度的矛盾或紧张。坦率地讲，梁治平在后两个题域中做的研究与其在第一个题域中做的研究之间所存在的那些紧张或矛盾，完全有可能构成他对自己在第一个时间段所做的“法律文化”研究的极为精彩的批判和矫正，但是颇为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正视这种批判和矫正努力本身所可能具有的重要的理论意义，反而试图以一种“事后性解释”的方法在那些彼此紧张或矛盾的观点之间建构一种试图消解这种批判和矫正之意义的所谓的“一以贯之”的逻辑。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详加讨论。
正是立基于对上述两个事实问题的认识——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前见”，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展开讨论之前，首先对他在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或紧张做一番较为详尽的分析。
（二）相关问题的建构
在我看来，梁治平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乃是以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为支撑的，即根据梁漱溟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或者某种专门的社会控制手段，原是所有文明共存的现象。然而正好比文明本身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一样，从属于不同文明的法律也各不相同。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解释世界，他们评判事物的标准不同，据以行动的准则，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行为模式也大不相同。由这里，不但产生了特定的文化样式，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法的精神。”[7]显而易见，梁治平的这一基本判断又是以另外两个紧密相关的判断为前设的：首先，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乃是相同的，但是人们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却是不尽相同的。这些不同的方式便是人们所谓的文化，而从整体上讲，它们就是各种基本上不可通约的“文化式样”或“文化类型”（以下统称“文化类型”）。其次，每一种“文化类型”都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有关社会的安排秩序观念，而不同的法律所反映的便是那些体现了不同安排秩序观念之“文化类型”的特质，一如梁治平本人所言，“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8]
正是立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梁治平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从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之外观上或功能上的差异、类似或相同的背后，去探究它们与其各自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去追究这些制度安排后面的观念形态、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等文化上的“根据”。于是，在根本上讲，梁治平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强调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赖以为凭的“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在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的“同”或“不同”之中求文化之异的路径，在我看来，确实如梁治平本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以辨异为基本路径的“文化类型学”的研究。
就此而言，我们或许也可以透过梁治平本人所提供的有关他的法律研究路径与其他论者的法律史研究方式之间的区别这个侧面，来把握他本人所宣称的 “文化类型学”研究路径的独特性。一方面，大多数其他中国论者所做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或多或少都是由“客观”的方面入手，而不是从“主观”的角度切入去关注法律的符号意义。但是梁治平法律研究的进路却正好“与之相反”，它并非不理会法律的社会功能，但是它更注重的是法律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制度的文化性格”。所以，它总是追问法律安排（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后面的文化“根据”——这一点正是梁治平所宣称的法律文化分析的要义之一。另一方面，大多数其他中国论者所做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由于主要从“客现”的方面入手，所以多半趋于求同，亦即把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分配于统一的人类发展图式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而其中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但是梁治平的法律研究却以“法律文化”相标榜，其目的就是要导入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亦即一种以辨异取代求同的路径。 [9]
“文化类型”之所以重要，在梁治平看来，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类型”包含了全部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文化条件是先在的，决定性的，因为政治结局不可能超出文化条件所提供的范围之外。……不仅如此，新的政治主张所取之形式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也根本只是因为它建基其上的文化基础是这样而非别样；”[10]另一方面则是，套用他的话来说，“不但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更因为它可以决定文明的发展方向、未来命运。”[11]具体到中国的和法律的情形而言，近代以降的法律变革，尤其是之后的法律变革，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是一场从术语到体系、从观念到思想的彻底变换，而“这种文明史上不可多见的现象只有以文化类型的差异来说明”。[12]由此，我们可以说，梁治平确立了一种以“辨异”中西文化类型为具体分析路径的、探寻“差异最大化” 的“文化类型学”论述原则：透过对“文化类型”的探究而阐明法律，通过对法律的具体分析而阐明“文化类型”。
就这种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分析进路的使用问题而言，梁治平在1997年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撰写的“再版前言”中指出，“用我当时习用的说法，本书所要探究的乃是植根于特定‘文化式样’中之特定的‘法的精神’。文化式样的说法，暗示文化是在不同类型的意义上来把握的。文化类型由长期的历史经验中形成，其中，一个社会的早期经验尤其重要。文化类型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内部的立场去了解一种文化。”[13]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事实上，早在梁治平于1980年代下半叶撰写的《法辨》一书中，他已经形成了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分析进路。比如说，他在1987年发表的“比较法律文化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
从狭义法律文化概念出发，比较的基础似乎没有问题。观念、意识、价值体系、行为模式，这些往往是最富有独特性的。能够把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明白区分开来的主要是这些东西，换句话说，观念形态、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常常是区分文化类型（式样）的基础。[14]
中国古代法根本不同于罗马法，仅从形态学的角度看，两者都是发达的，差别不是量上的，而是本质的不同，因此，仅有时间的延续，量的积累，二者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这类例子极多，许多领域都有。它们所反映的，最终还是与文化类型的差异相关。[15]
当然，梁治平在其1994年编辑发表的《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中，也同样“主张”他早年运用的“文化类型”的研究进路，因为在我看来，他在编辑该书的过程中把1986年的“法辨”一文和1988年的“礼法文化”一文同1993年“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一起收录在该书之中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实际上，他还在讨论的过程中明确指出，“显然，‘类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谈论文化类型及其不可‘通约’性时，我们似乎立即陷入某种自相矛盾之中：我们只能够比较地思考和谈论文化类型，但是所谓类型的差异却意味着某种不可比性。实际上，这两个方面都是真实的，但其意义并不相同。……说得更明确些，人类面临许多基本的和共同的问题，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人们理解这些问题的立场、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并不相同。”[16]
梁治平的上述观点和做法，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他的法律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梁治平的上述文字和做法所旨在达致的只有一个目的，即他试图告诉人们，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研究在他的法律研究中实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或立场，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着他在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到90年代下半叶提出的各种观点实是一种“前后一贯”的法律文化理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梁治平本人经由上述观点和做法而对其研究所做的描述，那么我们就必须进入那些观点和做法背后，对其间所隐含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严肃的追问。
从分析的逻辑出发，我们必须首先追问的是，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研究在梁治平的法律研究中，如他所解释的那样，真的是一种 “一以贯之”的方法或立场吗？[17]毋庸置疑，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够提出，完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梁治平由他所谓的那种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 “文化类型学”出发，在《法辨》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导向了对辨异出来的中国法律及其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的批判和否定，而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中却导致他对辨异出来的中国法律及其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主张一种“同情的理解”。具体来讲，一方面，在《法辨》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梁治平指出，
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西方法则不能不是西方文化的表征。两种法律建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之上，它们在概念、结构或分类上的技术性差异，实则是有关法律的整套观念形态、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对立。从总体看，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所以，它们相遇、相撞之时，我们面对的，便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国粹，或者是西化，没有其它道路可走。清末的法律改革，就是走了西化的路子。而今天的中国法，就是在这条路上走了近一个世纪的结果。在这层意义上，清末的法律改革不啻是开创中国现代法制的新纪元。[18]
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但是我们可以确证，现代社会的法律必定是西方式的。[19]
由于类型规定与世界史进程相左，传统文化面临解体的危险。这个解体大不同于西方古代文明或中世纪文明的解体，在那里，新的是从旧的当中孕育产生的，有些传统可以也应该被继承下来。这在上面讲传统时已经提到。而在中国，由于旧的类型规定与现代化的要求正相矛盾，解体就不能不彻底。[20]
另一方面，梁治平则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中指出，
从类型学的立场出发，自然要反对任何以一种模式强加于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或文明的作法。仅就这一点而言，不同类型的文化是不可比的。然而，我们又确实能够通过比较来划分文化的类型，这时，可以作为依据的不是任何一种进化法则或图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般性，是人类生活的共同性，以及在此一般性和共同性背景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各个特殊形态。[21]
当然，梁治平更是在1997年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撰写的“再版前言”中明确指出，
本书以“法律文化”相标榜，正是要导入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同中之异被强调，而且往往被认为不可通约，因为它们出于不同的文化类型，而这些类型本质上是不可通约的。这里，对文化类型的强调，不但暗示要反对比如“西方中心主义”一类文化和种族的“中心主义”，而且表明将反对现代人自以为是的 “现代中心主义”。[22]
显而易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还可以把上述“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研究在梁治平的法律研究中真的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或立场”这个问题，具体转换成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第一，梁治平在早期对中国法律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的批判和否定与其后来对“中国文化类型”的同情性理解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第二，梁治平在早期对作为“大传统”的中国国家法的批判和否定与其后来对作为 “小传统”的中国习惯法的研究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三）有关法律文化研究之问题的分析
（1）苏力对梁治平法律研究给出的解释
关于梁治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这个阶段中提出的各种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甚少有严肃的讨论[23].仅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对此做出比较全面讨论的文字乃是苏力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一文[24].
虽说苏力这篇文字只是对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的评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法律文化：方法还是其他”这篇代序（1994年）文字以外，《法律的文化解释》这本书还收录了梁治平在不同时间段撰写的三篇论文，即《法辨》一书中的核心论文“法辨”（1986年）、《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的核心章节“礼法文化”（1988年）以及《法律的文化解释》这本书中的核心论文“法律的文化解释”（1993年）。因此，我们可以说，苏力的这篇评论文字事实上是对梁治平在1994年以前的法学观点或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一个相对整体的讨论。[25]就本文这里的讨论而言，苏力的分析大体上可以被概括为这样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苏力认为，梁治平的学术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启动他学术感触的也许是当时的“文化热”。梁治平早期的作品，集中汇集为《法辨》一书，其中的部分文字染有这种“文化热”的影子，因为“他强调文化之差异的主观目的更多在于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批判，防止由于语词翻译上的对应或制度功能上的相似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的清理。这种研究显然带有比较强烈的80年代的文化批判的色彩。特别是在‘法辨’一文和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一些文章中，我们看到这种辨异更多是以西方的概念、观念为标准进行的”。[26]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力紧接着却以一种比较笼统的方式指出：随着梁治平本人研究的深入，他逐步在实践中突破了当时那种轰轰烈烈的“文化热”氛围，力图对文化做出一种学术化的界定，并且最终完成了一个从作为“著述内容之标签”的法律文化研究到作为“一个学术进路和方法”的法律文化研究的转变。[27]
第二，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苏力对梁治平的研究从“作为著述内容之标签的法律文化研究到作为一个学术进路和方法的法律文化研究的转变”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相当犀利的和相当要害的，而且正是根据这一判断，苏力进一步洞见到了梁治平法律研究中极其重要的“辨异的学术进路”。因为苏力指出，从逻辑上看，梁治平的早期观点中隐含了其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至少两种可能性：一是不加反省地强调差异，其结果可能是意识形态化或意蒂牢结化，以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来例证西方法治发展之正宗，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将终结学术辨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另一种可能性则是，从辨异中感受到文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从文化批判走向更为学术的比较研究，进而走向对中国文化的同情的理解。苏力对此宣称说，“梁治平走了后一条路。但这并不仅仅是他对于学术进路的‘自由’选择的结果，也不是‘瞎猫碰上死老鼠’的偶然，而是他的辨异的学术进路使这种转换有了可能，而且不显得突兀。”[28]
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的网络科技融合于法学教育发展，他们已经有了30多年的经验。在美国，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著名的WESTLAW和LETXES等法律数据库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法律信息产业。WESTLAW公司已于1997年在北京开设了代表处，并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开通了在中国大陆第一家专用的法律数据库查询终端。1999年上述两家美国法律数据库已经采用互连网络进行法律数据全文检索和阅读，其中已有相当部分的法律数据免费向全球开放。
在亚洲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我国的台湾，网络科技发展也有10～15年的经验，使得法学教育在使用网络科技方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中国大陆这方面起步较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值得我国法学院借鉴。下面从十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网络科技影响法律图书馆发展模式，影响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资料查询和阅读方式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法学院图书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网络科技的影响，改变了发展模式和方向。美国大约有170多所由美国律师协会（ABA）承认资格的法学院法律图书馆，在30年前已经开始连接WESTLAW公司和LETXES法律数据库系统。
在美国法律图书馆网络数据的法律资料费用（设备和数据流量收费）约占法律图书馆平均开支的1／3以上。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数据设备和软件更新的费用增长幅度比其他图书馆开支增长幅度要快。同时，法律图书馆早已配备了专门的网络与计算机数据工程维护网络系统。
美国多数法学院采用了网络化的法律数据库，使得法律图书馆的使用分为两个区：一是传统的“书架区”，二是“计算机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集中在“计算机区”，1980年以后的法律资料多数可以查阅网络数据库获得。“书架区”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在美国法学院，法律图书馆的“书架区”与读者联系，主要通过书籍外借和外地图书馆复印邮寄服务来实现。图书馆外借图书使得图书馆的使用空间和时间扩大。现在，在法律图书馆的“计算机区”，通过互连网络扩展图书馆的使用时空，使得图书馆的使用“无疆界化”和“无闭馆化”，而且，网络服务更具有质变的意义还在于：当各个法律图书馆数据库连网后，各网络数据库中的法律信息资源便实现共享，这将使各个法律图书馆管理成本大大降低。同时，每个法律图书馆的发展将更加注意特色，更加趋于个性化发展，更加注意数据资源的独创性。反之，在没有网络技术支持的时代，各法律图书馆发展趋于雷同、重复和缺乏特色。
在美国，许多法学院学生通过网络，随时查阅与下载网络数据库的法律资料。美国多数法学院的《法律评论》都已经“上网”。即便没有上网，也用光盘数据版通过美国计算服务器提供全文检索服务。
在发达国家网络科技进入法学院图书馆之时，发展中国家在此发展比发达国家慢了几年，甚至几十年。检索文献的手段不同，导致眼界、观念和效率的不同，中国大陆法学院在发展法律图书馆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在亚洲，几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紧跟发达国家之后，各自发展了“本地版”或“母语版”的法律数据库系统。
网络科技发展对法律图书馆的影响还表现在它使得法律图书馆的设计、经费支出与管理人员结构等方面，都将发生了变化。具有网络科技和计算机数据知识的图书馆工程师成为新的馆员。学生同计算机工程师对话的时间增加的幅度，比同传统馆员咨询时间增加得快。学生同计算机工程师们的“对话”不仅仅是面对面的，或电话交谈，而且还可以是在网络上的“对话”，中国大陆的法学院法律图书馆正处于发展阶段，所以，更应充分估计到网络科技对法律图书馆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二、网络科技对法律教室的影响，对教师与学生交流方式的影响
在发达国家，网络科技也进入法学教室已经非常普遍了。美国芝加哥的一所不太引人注目的法学院，叫肯特（KENT）法学院，设在一所理工学院里，这所法学院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方面获得了大力支持。美国的这所法学院在传统评价标准中的排名并不靠前。①但是，它全面使用网络科技进入法学教室，使法律学生通过网络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网络科技发展前，世界各国的著名法学院主要依靠著名教授来支撑。法学大师的知识及经验随同他们个人的存在而存在，随同他们移动而移动，所以，大师的知识及经验传达给学生们是有限的。所以，争夺大师是法学院之间竞争方式之一，表现为互相“挖角”。但是，就是在世界著名法学院里，学生也不能经常听到名教授和大师们的讲课。
但是，美国的“小法学院”却通过网络科技获得这些著名教授的音像资料和数据化资料，在网络中传播，并将网络数据库与教室连接起来：“小法学院”可以用较低的成本，使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而大法学院花费的成本要高得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看，小法学院更具有竞争力。美国法学院还有另一种新的排名，评比使用网络科技的程度。评出的前5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法学院，没有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伯克利及密歇安法学院。所以，美国有名的私立法学院中，除了哈佛法学院外，像芝加哥、耶鲁、斯坦佛法学院都是小规模的。还有更小的法学院，其办学成本更低。
网络化的教室改变了授课的时空与资料的规模。法律课程的声音与文字资料（甚至图像）已经存在服务器中，服务器24小时开通，学生们在教室里或在世界各地，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上网学习。同时，他们同教师的“提问与回答问题的对话”与“案例的讨论”也可以通过电子信箱或“BBS”随时进行（请参看北大法学院的BBS中文讨论分析软件SPS）。
网络化的教室不仅仅使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还可以利用网络链接的数据库发展“纵向交流”。师生们通过网络化教室链接的法律数据库，“入库”一层一层深入展开，可以获得更多、更新、更早、更具有比较性的数据资料和统计资料。并且随时使用统计和分析软件（例如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SPS）对法律数据进行分析，立即获得结果。
网络化教室发展后，教师不是以讲授法律知识为主，而是将分析的经验教给学生。同时，辅导学生使用法律数据库和分析“软件”自己进行学习与分析为主，让学生自己发现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这种链接网络的“电子教室”在中国大陆的法学院已经开始酝酿了，发展这种教室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费问题。或者说也不全是经费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我国法学院的未来教室设计与使用，要充分考虑到网络科技的影响，提早准备（国家教育部设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课程与教育研究基地”的教室已经具有这种雏形）。
三、网络科技发展对法学研究与发表方式的影响，对法学研究评价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影响
在网络科技发展以前，由于学术刊物分级分类，使得法学论文写作难，发表更难。目前，大陆法学院有333所，本科在校生大约6万人，研究生在校与在职人数大约3万人，将近10万法学后备人才可以发表的全国的法学核心刊物不到30本，省级社会科学理论刊物不过30多本，其他综合学术刊物也不过40多本，所以，在大陆发表法学论文的刊物比经济学和理工类的少，而人数多。
在我国，尽管法学论文虽然发表难，但是发表后阅读与传播也同样困难，一般读者不容易接触到这些专门学术期刊。由于这些刊物的内容十分专业，所以，书店和邮局及报刊亭不会出售这类专业刊物。获得这些专业刊物的惟一途径只能到各个大学法学图书馆里去找。结果读者查阅学术专业论文的成本比较高。现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在几年前开始了一种将学术论文书刊化的趋势，以各种部门法的《论丛》冠名，“以书代刊”来发表中长篇法律学术论文，这种做法使学术论文可以在一般书店里买到。
网络科技发展后，电子专业学术刊物以一种新形式出现了。这种传播形式发表周期时间短，可以短到按分钟或秒钟来计算；阅读面大，对社会的影响面更大，更加便于阅读和研究，更加便于保存和检索，也更加便于引用和复制。我国法学院应该研究在网络电子版的情况，设计学术评价政策和标准。
在我国，网络科技正在将法学论文“KEY-IN（键入）”或“SIGANA（扫描）”到专门数据库，法律数据库正在与网络连接，例如，北大法学院的法律数据库已经开放，可以通过网络阅读法学专业论文。不但阅读方便，检索也方便。同时，使用“软件包”进行随机统计与分析也非常便利。过去读者只能检索论文、阅读论文，现在配合软件包来分析论文，检验论文中的数据，以便对论文的科学性、客观性、实证性进行检验，读者不再是被动的阅读，而是主动地分析与评价。
理论界评价论文水平时，经常采用的一个指标：“引用率”。过去统计论文的“引用率”时采用人工方法，人工统计的“引用率”与实际的“引用率”存在差距，所以精确度有问题。在网络科技发展后，法学论文可以在网上“发表”，上网“访问”阅读论文次数可以被计算机在阅读该论文前，可看到已有多少读者“访问”阅读了该论文。这种统计数据显示可以给后来的读者一个暗示：阅读次数越高，证明该论文越引人注意。暗示的效果是“阅读多者更多，阅读少者更少”。在网络技术领域，访问网页次数采用“点击率”表示，点击率越高，表明注意度越高，“点击率”就象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一样。由于网络科技的支持，使得专业论文的阅读者规模可以成倍增加，这使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采用多元化的方法评价论文。这种特有的反馈有可能促使论文研究方法发生变化。
四、网络科技在法学教育领域日益广泛的融合导致教师与学生角色的互动
在我国一些大中型城市，法学院学生在使用网络方面比老师具有更多优势，因为学生中的“网虫”数量远比老师多。由于学生在网上花的时间多，加上学生之间有交流，所以，学生可以帮助老师在网上查找最新法律资料，使老师的讲义中的信息随时获得更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生是老师的“老师”。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互换。
转贴于
法学院的教师也不会因为在网上的时间比自己的学生少而感到自卑或羞愧，我国法学院的教师正在从“传授法律知识”的先生转变成为“传授司法经验的长者”。大学教育更多是传授经验。②在法学院司法经验的传授更加重要，因为司法经验难以从法律书本上学到。即便是写在法律教科书上的别人介绍的经验，在学生自己没有体会和经历时，也不容易学到，法律经验一定要靠老师，或有司法经验的律师或法官传授。司法经验传授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教育，在此，法学教授与律师和法官的角色也发生了转换。
由于法律的知识可以更多地让学生自己学习获得，各个国家，各种不同历史时期的司法经验比较与传授将成为大陆法学院发展教育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向。由于学生、教师、律师和法官角色的互换，使得大陆法学院更加开放，更加面向司法实践，更加面向社会，这种发展的结果将使法学院的法学教育从逻辑的法律向经验的法律转化，从情感的法律向理性的法律转变，从书本上的法律向社会存在的法律转化。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封建社会的人治与儒学思想对法律的影响深刻，上述转变对现代社会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五、网络科技发展将使法学院的考试制度、论文答辩制度、学籍管理制度、课程设计、讲义与教科书设计、研究与讨论制度发生改变
网络科技发展，将使法学院的教学管理发生许多变化。首先，考试制度会发生变化。使用纸张和圆珠笔的考试，可以由学生在计算机上完成。考试由主要考学生知道多少知识为目的，变化为考学生自己具有多少处理问题的能力。例如，发现新法律的能力，收集有关新法律的文章与资料的能力，使用“软件包”从多种角度分析新法律的能力，预测新法律的社会效果的能力，相关法律与新法律进行比较与评价的能力。这些工作现在都可以在连接网络与法律数据库的计算机上进行。而且在进行这种类型的考试的同时，也会引导学生自己设计专用的分析软件工具，设计专用的法律数据库，安排自己的表达方法（数据源链接的方法，或是数据库全文或关键术语或概念连接的方法，或者是多媒体技术表达方法）。
许多法学院的法学考试也可以采用计算机模拟法庭辩论、模拟双方律师的博弈、模拟法官的合议讨论过程、模拟判决等方式。对于法律知识性的考试，如果采用计算机选择题考试，可以随机判分，以杜绝或减少作弊现象。
网络科技发展也使法学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方式发生变化。原来的法学研究生学术论文答辩，采用问答式，教授与研究生的问答只在一个层面和同一空间、同一时间进行，外地、外省或外国的教授参加论文答辩，一定要乘坐飞机或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集中到某一会议室中，面对面地进行。采用网络通讯技术，可以实现远距离，不同空间，不同时间多层面的问答方式。
网络科技发展还将影响学生的学籍管理制度。由于网络科技改变了人们交换信息的时空，所以，学生在法学院学习的时空可以更加灵活。预计，不久的将来，大陆法学院的学生在校园外就可以参加法学院的课程，学籍管理采用开放式，学生不一定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随着终身学习观念的推广，学习法律的年龄也不一定要限制。
采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成本可以非常低，甚至可以设计成计算机自动管理系统，减轻人的劳动，使得对本地管理与对全球管理的成本差别不大。
从2001年开始，北大法学院的“网络与法律”课程已在网络上开放，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HEALJECTION教授的“FINACIALINSTITRTIONANDLAW”课程也已通过网络传输到北大法学院的服务器上，选课的同学们可以随时通过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法律图书馆的台式电脑“上课”。他们的作业采用电子邮件寄给哈佛的教授。今后，这类网络课程将越来越多。
一旦世界各国法学院的网络课程互相链接，形成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法学院课程体系数据库时，大学法学院也就国际化、全球化了。
六、网络科技发展使法学教育与相关学科发展产生融合，跨专业、跨学科发展将发生新的变化
网络科技的发展使法学院与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公共关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与人类学院、人文学院等发生跨学科的交流。目前每个学院已经开通了自己的主页，建立了自己学科的数据库。以北大法学院为例，法律数据库中已将法学院中的几乎所有可以用信息表达的东西都放进去了。北大法学院的主页将全球法律网站的搜索引擎、法律数据库和法律相关传媒都链接在一起，这个网站已经被美国YAHOO网站统计为在中国大陆法律专业访问率最高的专业网站。
如果将来文科中的每一个院系都将他们的主页实现专业搜索引擎、专业资料数据库和传媒链接，或者更多层面的联系，就已经为跨学科研究与交流提供了技术支持的空间。在这个网络空间里，学科之间的融合，通过数据库的“链接”，通过专业网站的“搜索引擎”以及传媒及时的、独特的表达，将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在网络技术支持的空间，跨学科在信息科技的支持下，不同专业的人与人的磨合少了，不同专业知识与知识的融合多了。
七、网络发展使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发生了变化
网络科技的发展还影响法学院学生的毕业去向。过去，法学院毕业生主要在司法部门、政府机关、公司企业工作或进入律师事务所学习做执业律师等。网络科技的发展有可能给学生开辟一条新的就业道路：IT律师与IT司法行业。最早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是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采用软件技术进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前的“”。由于专业责任和道德的限制，同一家大型的国际律师所不能同时原告和被告，从主观上讲，律师事务所不会这样做。但是从客观上说，不同国家的公司委托时，可能无意识地出现“一主二仆”的现象。IT软件技术使得这种查询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
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的律师业务和新的法律咨询业务可以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完成，从而大大降低律师的收费幅度。使越来越高的律师费向合理的、有利于竞争的、方便客户的方向发展。笔者暂时将这个新的司法领域称为“E-LAW”，或叫做“电子法务”。③
八、网络发展正在改变法学院的师资构成，学科与学派的发展产生新的方向
大陆法学院师资构成的变化，正如原来金融证券领域以学习经济类和金融专业的人员为主一样，在金融电子化后，计算机专业人员大量进入金融界，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金融业转向金融信息业的时候，计算机和信息专业的人将会有更多的到金融领域就业的机会。
与计算机专业人员一样，在金融业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数学专业、心理学专业，甚至法学专业的人进入。同样的情况也将出现于法律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其他专业的人员进入法律界。
法律数据库、法律网站搜索引擎技术、法律新闻传媒业的发展、E-LAW的发展需要更多的IT专业人员加盟，或者是学习经济学的专业人员，讲授“法律经济分析”类课程。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法学院里，计算机专业人员主要从事网络维护和专门软件设计工作，但是，现在在北大法学院已经开设了由计算机专家讲授的“网络法律”和“软件版权保护”网上课程。
九、网络科技发展将提升大学法学院的学术能力，提高其综合实力，影响法学院对社会的“贡献度”和社会的“支持度”
网络科技的发展对法学院研究能力与学术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网络科技有助于各个法学院研究能共享资源和学术交流，也有助于各个法学院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网络科技发展前，由于资源共享和学术交流的成本较大，各个法学院容易向“小而全”或“大而全”的模式发展，会导致重复建设，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学界曾有一个共识：“半个图书馆，等于没有图书馆”。网络科技在法学院的应用可以改变这个传统的共识，在网络科技支持下，“半个图书馆也可以等于一个完整的图书馆”。
使用网络科技还可以提高法学院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对社会的贡献。大学原来是有“墙”的，各个法学院是有“室”的，这样在地理位置上将法学院与社会分开。特别是目前大陆一些大学考虑到校园安全，大学入门的手续比较烦琐，社会公众访问大学不便。网络科技的发展可以使法学院的课程上网，网上法学院可以实现“无墙法学院”或“空中法学院”。中国有着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特点，使用网络科技实现远程法学教育可以克服传统法学教育分配不均的问题。大陆连续多年进行全民普法教育，每次普法教育都要进行几年。由于采用的教育手段比较传统，所以效果还有更大的提高潜力，如果通过电视网、互联网，采用图本化、音响化、数据库链接化、文本链接化、多媒体表达化手段，将会使法律教育的效果大幅度提高。
衡量一所法学院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可以使用“贡献度”表示。法学院除了向社会提供合格的人才外，还要将法学研究成果及时向社会，参与立法和司法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参与大众普法，对社会开放式教育，对青少年进行法律知识传播，对受法律处罚人员的法律知识与心理辅导等，这些工作可以通过时间量和工作质量来表达。法学院对社会的贡献度越高，获得社会的关注程度也越高，获得社会各种资源的支持度也越高。法学院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更不可能脱离社会支持而发展。网络科技的发展使法学院对社会的贡献与获得社会支持的规模更增大和更有效。
十、网络科技改变了法学院传统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原则，例如，政府与网络、法律与网络、国家与网络等的关系
法律规制，是一个通用概念。不同专业学科的研究者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档案法律规制，应是指国家运用法律法规对参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涉及档案事务的各类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规范以及对各类档案记录的规范活动。
近十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档案法治、档案法制成为档案学者及档案行政管理者关注的重点与焦点，研究的论文大量见诸档案期刊，但是，这些论文多是从立法、执法、守法的某个角度、层面或方面进行研究，鲜有从法律制的角度进行研究，成果甚少。
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的档案工作法制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档案及档案工作不仅受以《档案法》为核心的档案法律法规的规制（2016年9月底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上检索到的标题中涉及“档案”的法律法规有238部），还受到整个法律体系中众多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制（2016年9月底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上检索到的条文中涉及“档案”的法律法规就有7097部）。相关法律法规的数量是档案法律法规的30倍。这一新情况给档案工作的法律规制落实造成了知晓、理解、熟悉、掌握、运用等多方面的困难，使档案法制、档案法治工作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
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进行法律规制，建立全部法律规制下的档案记录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要求和档案外延扩张、数量激增的共同需求。
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进行法律规制，一要创立全面依法规制的观念；二要建立持续动态梳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观念；三要树立通过参与立法推动全面规制的观念；四要确立借助档案记录体系实现全面规制的观念。
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进行法律规制的重点：一是对现有法律法规中有关档案记录规制条款进行全面梳理；二是对档案工作各环节的法律规制情况进行归纳整合；三是理清法律规制下档案记录主客体间的法律关系；四是阐明法律规制下档案记录体系建设的路径与方法；五是创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分工协同共管的模式，并规范各自的权力与责任。
[关键词]民间；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论文是各民族、种族、种群等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使用、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濒临失传，因此，民间文学艺术形式亟待法律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诸多问题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至今仍未出台行政法规进行规制，使相关人的利益无从保护。所以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特征、主客体、权利内容等进行探讨，为其法律保护奠定理论基础。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
群众集体1：3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是民间文学[1]。民间艺术则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等[2]。创作者的集体性或群众性、艺术形式的继承性和渐进性是两者的鲜明特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是指由社会群体集体创作，或群体中具有传统技艺、反映该群体传统特征的个人创作并被群体认可，由该群体世代相传并不断发展的体现该群体生活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地貌、心理特征的文学和艺术形式。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征
(一)主体的群体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往往表现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是一个或几个地域所共有的文化现象，它是该民族、种群、地域的某个个体或是群体集体创作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世代相传，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加工、修改，融入本代人的智慧、创作构思。就某一历史单元而言，它对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的修改、加工，用现代版权法的观点来看，即是一种演绎、整理的过程。正是经过这种不断的整理、演绎，而形成本历史单元对前文化现象的继承，即整个前文化现象的沉积。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反映了该地域、民族、群体特有的精神风貌，它是该群体对外的象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毫无疑问地当属产生这一艺术的群体。
(二)时间上的延续性
民间文学艺术是经世代相传而逐步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对其继承的基础上，融入本代人的独立意识，使其具有本历史单元特有的文化风格，这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而相对于后历史单元而言，它便成为彻头彻尾的前文化现象。所以在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延续性表现的十分突出，这一艺术形式，是永远难以终结的，除非将其抛弃。
(三)艺术成型的渐进性
民间文学艺术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须经过数代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大量积累、总结，同时又与某一时代特有的制度、环境、气候等密切相关，所以它的成型是渐进的、漫长的，从而艺术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
(四)法律保护的交叉性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使其法律保护具有了多样性，毕业论文仅仅依靠某一形式的法律保护，根本无法满足其需要。
(五)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多种艺术形式，它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仅以一种艺术形式体现的口述、音乐、舞蹈、美术等作品，它包含了这些艺术表现形式。’
(六)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民间文学艺术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根源于劳动人民的生存空间、生活环境，当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可能渗透于民间艺术之中，脱离了这种地域环境，也就无所谓民间文学艺术，特有的地域风格培育了当地人相同或相似的审美情趣、心理特征、生活方式，当他们把这种文化底蕴宣泄于艺术创造之中，也就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
（七)创作的随意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不局限于一定的形式，创作群体往往在生产、生活中即兴发挥，创作者的主旨并不是完成艺术，而是表达内心的感受，这就使得其艺术形式不拘一格。
(八)继承之外的创新性
民间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长期的传述⋯⋯不断创新和进步⋯⋯而且这种创新和进步并非刻意所追求”[3]。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国家、民族等群体、国家民族双层主体等几种观点。
1．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版权主体应为特定的个体，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不便于以类同于现代版权作者的身份去认定，因而不得以向国家“求救”。
此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分为事实主体、法律主体。硕士论文“群体或民族⋯⋯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事实上的权利主体。”[4]“国家应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原生作品法律上的所有权和著作权主体。”[5]此种观点实质上是确定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在法制社会中，对权利进行保护时，不会去考虑谁是法律上的主体、谁是事实上的主体。法律所要保护的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主体。所以这种事实与法律主体之分仅是理论上的划分，在实践中对于所谓的“事实主体”而言，并无多大利益。
2．群体(民族、种群、种族等)：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艺术原创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成员个体或集体创作、继承、发展的产物，它蕴含着本群体的集体智慧和独创性，是本群体生活和生产的反映，与国家或其他群体并无密切关系，因而它的权利主体无疑应为群体。
3．国家和群体两个层面的权利主体：“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原始主体也可相应地在独立国家和民族地区两个层面上进行区分。”[6]持此观点的学者，基于四点考虑：①民间文学艺术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文化现象，它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非常之大，这使得它具有了易受侵害性和破坏性，这也就是近年来如此多的外国人前来观摩、欣赏、采风的原因所在。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国家站出来与群体同作为主体，可能会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②群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单一权利主体，可能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保护意识淡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在当地流传多年，人人得自由使用，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本没有形成这是一种权利客体的概念，所以也未形成一种保护意识。二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文化利用和开发的程度不够：国家作为另一主体。可能会促进其经济、文化价值的发挥，以防形成垄断。③“考虑到划分公有领域的标准。也即民间文化在何种层面上应该受到保护，在何种层面上应当自由利用的问题。”[7]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地位是否平等?这是作者从文化交流的地位问题上所作的分析，这里更多地涉及到什么是公有领域的问题，将在下文着重论述。④国际上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国家仅为少数，而我国文化历史悠久，有着璀璨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少数民族等群体面对来自国外的文化“掠夺”，自然显得势单力薄，这里似乎也凸现了国家作为主体的有益性。
4．国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弊端
(1)若国家作为权利主体，欲使用人向国家授权机关(学者多建议为文化部)申请使用，是行政许可，还是民事法律关系?如侵害人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侵害，文化部代表权利人——国家向司法部门侵害人，由于文化部(权利行使主体)属于行政机关，那么这时的诉讼是什么性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
(2)如权利主体是国家，即所有权归属国家，就像土地、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一样，由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的恩赐，它具有有限性，国家出于整体利益出发，将其划归国有，以利于共享及合理开发使用。但民间文学艺术可以说与国家这一抽象主体并无关系，它是特定人群的智力成果。在经过若干年的流传、加工、发展、升华而形成的代表区域特色、文化、心理、习惯、风俗、的艺术成就，所以它的所有权绝不能从群体上升到国家。如果仅以“保护”、“发扬”为旗号，将其收归国有，这便是一种文化霸权、财富掠夺。民间文学艺术虽受生存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它更多的融入人类特有的思想内容，它的创造性，绝非自然的原生力量能与其媲美。
(3)如果权利主体是国家，那么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境人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突变，成为一种对原权利人(群体)权利的限制而派生的使用权。而且此时既然权利主体是国家，权利属性是公权，那么作为权利人的相对方使用人应是一视同仁的，都须经过批准，都须付费，否则法律将有失公平，然而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故土简直不可思议。基于以上原因，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应当仅为群体，问题是这个“群体”该如何认定?是一个民族地方、一个村、一个地区等?这里我们首先要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生长环境，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民间跨区域流传，也许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具有同一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如果是这样可源引“最密切联系原则”，将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区域群体视为该民间文化的权利主体。学术界同意群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学者，多认为该群体中的每一成员均可成为权利行使主体，但由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众多，受自身观念、意识等条件限制，难以较为妥当的行使权利。所以鉴于群体行使权利的不便性，可成立“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推选出德高望重的民间艺人组成非官方组织，由该组织作为行使主体行使权利。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民间文学艺术不外乎包含以下几种艺术形式
1．口头艺术形式：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等。由于这类艺术形式以口头方式表达。与现代版权法保护的口述作品同属语言形式，它的独创性也体现在这种言语表达之中，所以完全可以以类似于口述作品的方式，对其给予版权法的保护。
2．声音艺术形式：如民乐、民歌等民间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式与版权法中的音乐作品并无多大差别，医学论文都是声音彼此之间的协调、划分、结合以及对立矛盾的解决，声音量的不同、时间的长短和节奏是该形式的内在根据[8]。所以可以借助于音乐作品的保护方式予以保护。
3．动作艺术形式：对于这种艺术形式，也有学者称为形体表达或行为表达，如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曲艺等，均是通过连续的动作、表情、节奏等形体动作的组合来表达其艺术魅力，与现代版权法所规范的舞蹈作品、戏剧作品、以及曲艺作品极为相似，所以可以给予版权保护。
至于民间体育活动、民间游戏，如赛龙舟、朝鲜族的荡秋千等，起初表现为劳动人民在生产之余的一种娱乐活动，但随着不断发展、总结，对其技术要求和精度越来越高，现代杂技中多有高难度的荡秋千等艺术形式，所以我国著作权法给予保护的杂技作品有很多地方与民间体育活动相似，国内也有学者对杂技作品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艺术有所讨论，因而从这点看出，民间体育活动可以以类似于杂技作品的方式予以保护。
4．造型艺术形式：如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雕塑、民间建筑以及民居、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这类民间文学艺术在外表甚至措词上均与版权法中的美术、雕塑、建筑等艺术作品极其相似。现代版权法对这类作品仅仅保护其艺术造型、艺术图案，即结构、形式，而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技术手段等在所不问。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造型艺术形式可以与其类同保护。但这种艺术形式，毕竟有着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建筑等艺术作品。它往往从内至外都透露着极高的价值。它所表现的作为实物部分的物以及制作手段、技术构思、工艺手法往往才是最具吸引、最具魅力的地方，然而仅仅保护造型图案的版权法自然无能为力，所以必须通过其他法律给予综合保护。如民居、壁画(如敦煌壁画)等，除版权法保护其造型外，实物部分交由其他法律如文物法的保护。<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已有所规定：民间工艺如竹编、蜡染、木雕、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对于其精湛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工艺技巧(现代版权法将此归入属于思想内容)，可以予以专利、技术秘密的保护。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一些民间乐器如苗族的六管芦笙，其更类似于实用工艺品。虽然我国著作权法未将实用工艺品列入法条，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七条将其纳入保护范围，世界已有国家承认实用艺术品既可享受工业设计和模型权的保护，也可享受著作权的保护，即双重保护。所以民间乐器等民间艺术以类似两者之间实用工艺品的方式加以保护会更为有利。
5．综合艺术形式：如祭礼(如民间祭祀活动)、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活动(如火把节、泼水节)、民间游艺活动等，这种艺术形式往往集言语、声音、动作、艺术造型于一体，人们在这些活动中载歌载舞，这类富有民俗涵义的艺术形式，往往成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的代表、标志、象征。如果仅将其理解为习惯风俗不加以保护，实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一种轻视。鉴于目前尚无相关法律给予保护的情况，应就其各个部分分别予以类似口述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曲艺戏剧作品、美术作品等的法律保护。
通过以上几种艺术形式的列举，我们可以得出民间文学艺术大体包括三大类：即“传统工艺”、“文学艺术”、“民风民俗”[9]。
此处存在一个问题即公有领域的问题，哪些艺术形式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自由使用?我认为诸如白蛇传、花木兰、牛郎织女等在我国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可以视为进入公有领域，自由使用，但这类艺术形式相对于境外，则尚未进入公有领域，如被侵害，由国家作为主体进行保护，须强调的是：国家在这里充当主体，并非本文所指的权利主体，因为进入公有领域的一切作品，其所有权归属国家，所以国家在此向境外侵权者主张权利，并无不妥。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内容
1．精神权利
署名权，此项权利对于权利主体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对创作者声誉的提高，(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一切使用者在使用有关民间文学表达形式时，必须指出它们的来源(不仅要指出作为居民团体的来源，如部落，还须指出作为地理位置的来源，如某国、某省)；文化尊严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对外往往代表着该民族等群体，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肆意滥用、破坏常会伤害民族自尊心，所以有必要赋予权利主体此项权利，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受歪曲；修改权，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的群体应当享有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的权利，以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进步和发扬光大。
2．经济权利：按现有多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的作法，保护到授予权利主体(只能是群体，不可能是个人)以“复制权”及“翻译权”两项，职称论文以及与之相应的“传播权”与“付酬权”，是没有多大争论的，争论集中在是否授予“改编权”[10]由此可见，群体至少享有四项经济权利，至于改编权，笔者认为有必要授予权利人。针对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改编，改编者利用改编作品获得暴利，而原创人(群体)却分文不得，实为不公平。
3．权利的行使：如前所述，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行使主体为类似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的民间团体，但对于精神权利的行使，一般由群体自己行使，无须代行，唯一存在问题的是当该类权利受到侵害时，则须由行使主体向司法机关请示救济；对于经济权利，自始至终由行使主体行使，所得收益用于保护、开发、推广、发扬本区域的传统文化。
四、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体系
探讨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英语论文必然考虑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群体性和客体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民间文学艺术到底保护什么?进而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哪些法律予以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具有版权特征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需对尚未形成作品的其他民间文学艺术形式通过专利、技术秘密等加以全面保护。这就是为什么<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使用“表现形式”的措词，而不用“作品”的原因所在，以免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仅限制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上。
所以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应当根据其特殊性，给予综合考虑，形成以版权法为主体，多种法律法规如专利法、文物法等全面予以救济的法律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2033．
[2]唐志超．实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Z]．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770．
[3]赵蓉，刘晓霞．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J]．法学，2003，(10)：52．
[4][5]张革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属问题探析[J]．知识产权，2003。(2)：48—49．
[6][7]龙文．从原著民族权利看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之可能及其限制[J／0L]．http：//www．xslx．com．2002
[8]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8．
毕业设计论文版面格式
一、纸张及页面设置
A4。
页边距：
上（天头）37mm，下（地脚）35mm，左（订口）28mm，右（切口）26mm。
页眉：37mm；页脚：25mm。
二、论文题名
黑体二号、居中。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概括文章的要旨，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并有助于选择关键词和分类号。
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题名中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以及结构式和公式。
三、作者署名
作者署名在题名之下居中。单名则应在姓与名之间空一格（一个中文字符或两个英文字符）。 宋体四号加粗。
四、摘要
摘要前应冠以“摘要：”或“[摘要]”作为标识；字体：黑体五号。
摘要编写的篇幅在100—300字（宋体五号）。
五、关键词
关键词前应冠以“关键词：”或“[关键词]”作为标识；字体：黑体五号。
关键词是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名词或名词性术语。一般每篇文章可选3—8个关键词（宋体五号）。
多个关键词之间应以分号分隔，以便于计算机自动切分。
若专业要求或本人愿意可加英文内容提要与关键词。
Abstract居中，外方头四号加黑，内容提要内容排下方------外方头字体小四号
Keywords外方头字体四号，词间间隔2个英文符号，外方头字体小四号
六、正文
宋体小四号；1．5倍行距。论文的核心部分，占主要篇幅。
七、结构层次序数
第一层结构层次序数为一级标题：为中文数字：一、 二、三、??；宋体小四号加粗。第二层结构层次序数为二级标题：为㈠㈡㈢??；宋体小四号、加粗。
第三层结构层次序数为三级标题：为阿拉伯数字：l．2．3．??；宋体小四号。第四层结构层次序数为四级标题：为⑴⑵⑶??宋体小四号。
第五层结构层次序数为五级标题：为
八、注释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一律要求用尾注。
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在文尾用数字加圆圈标注（如①②③??）。
先在正文中的被注释项的右上方加序码（如
格式如下：
注释：（宋体五号加粗）
①作者．书名或篇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②作者．篇名.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九、参考文献的著录
参考文献可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于论文正文的注释之下；以“参考文献：”（左顶格）或“[参考文献]}（居中）作为标识；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框表示（如[1] [2]
[3]?）。
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如下：
[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参考文献：（宋体五号加粗）
[1] 莱斯特·怀德．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①②③①②③??宋体小四号。 ??），再在注释内容前加上与之相同的序码。
[2] 董淑华。黄贞姬．古汉语词表现的语义特征.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150-153．
十、页码：
在“页面底端”“右侧”插入“页码”。
附：范文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遗失物拾得的法律关系界定???????????????????????（1）
(一)遗失物拾得法律关系的客体???????????????????????（1）
(二)遗失物拾得法律关系的主体??????????????????????? (2)
(三)遗失物拾得法律关系的内容??????????????????????? (7)
二、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确定???????????? ????????????(8)
（一）我国遗失物立法应明确拾得人的送交为其义务????? ?????????(8)
（二）确立报酬请求权的必要性??????????? ????????????(9)
（三）如何确立报酬???????????????? ????? ? ??????(11)参考文献 ?????????? ???????????????????（13）
遗失物拾得制度探讨
刘垠海
[内容摘要]：长久以来，如何认识，协调处理遗失物拾得制度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一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法律均对遗失无拾得产生的诸多法律问题非常重视。虽然在立法和具体内容上存在差异，但都做了较为完备的规定。目前我国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欲在物权立法上有所突破和完善，使其在生活中更好的处理物权中的各种法律关系。遗失物拾得制度立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为一个初学法律的人我结合其他立法经验谈谈对我过未来在遗失物拾得方面立法的浅显看法。阐述我所认为的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可以的先进立法经验，从而走的立法路径选择。
[关键词]：遗失物；拾得；立法；路径选择
一、遗失物拾得的法律关系界定
（一）、遗失物拾得法律关系的客体
我们探讨遗失物拾得的各种法律关系时必须首先弄清遗失物的基本概念。学者对遗失物所作的定义各不相同。?????????.
（二）、遗失物拾得法律关系的主体
遗失物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涉及遗失物遗失、拾得等各环节的参加人。目前学术上主要把遗失物法律关系的主体分为两大部分即遗失人与拾得人。?????
（三）、遗失物拾得法律关系的内容
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相互之间的故遗失物拾得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在遗失失物拾得人，遗失人遗失物管理机关的主要权利义务关系。????
二、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确定
（一）、我国遗失物立法应明确拾得人的送交为其义务
送交好指拾得遗失物者把遗失物交由遗失人有权认领人或交由遗失物保管机关的行为。??????????????.
（二）、确立报酬请求权的必要性
1、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我国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现在法律没有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其根据就是认为肯定此种权利有违社会主义道德。??????????.
（三）、如何确立报酬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4
【摘要】[目的]了解肥城市企业职工职业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方法]2012年10月，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用问卷对企业职工掌握职业病相关知识等内容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被调查职工的职业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不同，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调查对象有关职业病防治法的内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学历、年龄、工龄的升高，各类职业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呈上升趋势；被调查者获得职业病防治知识的途径不同，其中单位培训获得职业病防治知识的比例最高，占71.79%。被调查者希望进一步了解的职业病相关知识内容不同，其中想了解“常见职业病、职业多发病的表现及防治知识”的最多，占调查者的82.80%。不同职工对《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率不同，单位组织培训对提高工人的职业病防治知识的掌握起着重要作用，应有针对性加强企业健康教育工作内容，提高职工健康知识水平和防护意识，减少职业损害和职业病的发生。[结论] 不同职工对《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率不同，单位组织培训对提高工人的职业病防治知识的掌握起着重要作用，应有针对性加强企业健康教育工作内容，提高职工健康知识水平和防护意识，减少职业损害和职业病的发生。
【关键词】职业病 知识 知晓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于2011年12月31日起修订施行。为了解肥城市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职工对《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程度，以便今后更好的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肥城市疾控中心职业卫生科对全市3273名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职工进行了职业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2年10月，工作中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中规定的矽尘、电焊烟尘、苯系物、噪声及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职工。
1.2 方法使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状况（性别、年龄），职业病防治核心知识（职业病防治法律及法规有关内容、职业病防治知识获取的渠道及何种渠道最适合、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危害防护、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等内容）。
2 结果
2.1 总的调查情况
共发放调查表3500份，收回调查表3310份经分析整理剔除填写内容不全的调查表37份，有效调查表3273份，有效率93.5%。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平均在35岁，大专以上学历30.4%，高中及中专学历57.1%，初中及以下学历12.5%，各职业危害因素接触人数：粉尘1295人，物理因素1223人，化学因素755人。
2.2 不同年龄人群知晓情况 调查≤35岁的1666人，>35岁的1607人。对各项职业病防治相关知识，两组人群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3.讨论
职业卫生知识的掌握水平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和来源身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次调查研究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年龄、工龄和接害因素不同均与职业卫生知晓情况有关系；本调查结果显示高年龄段工人回答正确率高，与其受教育培训机会、经验积累多和个人防护意识增强有关。低文化程度制约着工人的知识接受程度，提示工龄短、文化程度低的劳动者应作为今后职业卫生知识培训的重点使其掌握基本的职业危害防护技能，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的意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用人单位应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和用工变化等新情况，认真履行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社会责任，重视工人的职业卫生服务需求，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权益。
加强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完善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加大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监管力度，同时加强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基本知识及法律法规的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职业健康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11
[2] 王秀兰；曾庆民 佛山市顺德区企业管理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 [期刊论文] -职业与健康2008（24） doi：10.3969/j.issn.1004-1257.2008.24.012
[3] 黄意府；王清海；黄鲜华 有害作业工人491名职业健康教育知识的调查 [期刊论文] -职业与健康2008（05） doi：10.3969/j.issn.1004-1257.2008.05.004
[4] 韦光武；于建新 崇左市职业病防治法知晓率调查 [期刊论文] -应用预防医学2008（06） doi：10.3969/j.issn.1673-758X.2008.06.028
[5] 梁惠琴；王冠梅；吴秀玲 某铸造企业职业健康教育需求调查 2008（05）
中国期刊投稿热线，欢迎投稿，投稿信箱1630158@163.com 所有投稿论文我们会在2个工作日之内给予办理审稿，并通过电子信箱通知您具体的论文审稿及发表情况，来信咨询者当天回信，敬请查收。本站提供专业的服务和论文写作服务，省级、国家级、核心期刊快速发表。
【摘要】折衷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融和19 世纪末，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激烈论战正酣，难分伯仲。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也日益猖獗，这使得在国内要有坚强的后盾做支撑。
【关键词】折衷主义 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融和19 世纪末 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激烈论战正酣
【本页关键词】 期刊征稿 论文投稿 省级期刊征稿
【正文】二、折衷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融和19 世纪末，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激烈论战正酣，难分伯仲。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也日益猖獗，这使得在国内要有坚强的后盾做支撑。显然，这要求国家要有绝对的权威，要形成统一的国家集权。作为维护帝国主义统治工具的刑法理论，国家当然不容许长期存在的对立状态，于是就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的办法，使学派之间的激烈对立调和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为帝国主义的对外疯狂侵略和对内高压统治服务。于是，到20 世纪20 － 30 年代，两派开始有了缓和的迹象。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论战双方也都逐渐注意到了自身理论的缺点和对方的优点。20 世纪40 － 50 年代，开始了影响深远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自然科学向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飞速发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现代方法的出现，带来了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革命，对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巨大。在刑法学领域，系统论和信息论迅速地取代了传统的哲学方法而一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这无疑有利地推动了学派之争的调和理论的形成。到50 年代以后，学派之争开始消停，折衷主义走向兴盛。两大阵营彼此站在各自的立场之上，吸收对方的合理因素来发展和充实自己的理论。就意志自由问题，折衷主义形成了相对意志自由论的观点。一方面承认人的意志是被素质、环境等因素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完全被动和无能为力的，它具有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具体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有选择的自由意志，即既可为犯罪行为，又可不为犯罪行为，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犯罪行为，那理所当然应受刑法谴责；但如果行为时缺乏自由选择的意志，即只能实施犯罪行为而不能选择其他，此时，刑法则没有谴责该行为的理由。“从理论脉络出发，相对意志自由论可以视为意志自由论和意志决定论的折衷和调和，它一方面摆脱了意志决定论的固有缺陷，跳出了机械因果决定链条的理论樊篱，另一方面又吸纳了意志自由论的理论养分， 得到了道义伦理的有力支撑， 可以说相对意志自由理论发展到今已经成为这一哲学领域最为有力的学说。”折衷主义就犯罪的认定标准及责任问题，提出了诸多思想，形成了多种学说，但具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后期旧派（后期古典学派）的规范责任论和新派的人格责任论和新社会防卫论。（一）后期旧派：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由德国学者麦耶首先提及，自20 世纪20年代由德国学者Frank首创，后经Goldschmidt、Freudenthal加以发展，目前在德国、日本居于支配地位的责任理论。该论的形成肇始于19 世纪末新康德主义法学①对后期旧派的影响。新康德主义以价值和事实的严格区分为前提，试图建立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独具特色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它与实证主义的因果的、机械的考察方法相反，通过导入价值、评价、规范等考察方法，以图恢复人文科学的人的、文化的本来特征。后期旧派以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为基础，将价值评判纳入法律体系，认为法律规范是社会公意和价值观念的体现，是制约和评判人们行为的准绳。而后又立于道义责任论的立场之上，并对其进行了修正，提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违反了法律根据普通理性人设立的基本规范要求，即法规范对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合理期待。因此，只有行为人违反遵守法律规范的义务，在具有避免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作出相反的意思决定而实施了违法行为，这才具备了应受责任的充足条件。可见在责任的三要素（心理事实、规范评价和期待可能性）中，真正决定责任界限的是期待可能性这一规范要素。这有利于限制责任的扩张，间接地制约了犯罪与刑事处罚的界限和范围，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文章来源】/Downloadshow.asp?id=11
【本站说明】中国期刊投稿热线:专业致力于期刊论文写作和发表服务。提供毕业论文、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服务；省级、国家级、核心期刊以及写作辅导。 “以信誉求生存 以效率求发展”。愿本站真诚、快捷、优质的服务，为您的学习、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自05年建立以来已经为上千客户提供了、论文写作方面的服务，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网络信誉体系，我们将会继续把信誉、效率、发展放在首位，为您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联系电话: 13081601539
客服编辑QQ：860280178
论文投稿电子邮件: 1630158@163.com
投稿邮件标题格式：投稿刊物名 论文题目
如：《现代商业》 论我国金融改革及其未来发展
声明：
本站期刊绝对正规合法
并带双刊号(CN，ISSN)，保证让您轻松晋升
初中时，老师给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什么是“仁”？就是友爱、互助、同情；什么是“义”？就是正义……我听完，觉得奇怪，这还用讲吗？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嘛。那时，“国学”一词尚未风行，但老师说这是大学问，要认真体会。我被老师的话吓住了，再不敢出声。
这几天，我看到一个故事。武则天时期，御史大夫赵师韫在驿馆中被害，凶手徐元庆投案自首。按常理，凶手抵罪即可结案，但徐元庆称，当年赵师韫做地方官时，处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为报父仇，隐姓埋名，一直在找机会杀掉赵师韫。现在已达目的，虽死无憾。
这事该怎么办？具有高中水平的人凭见识也能给出答案：检点一下当时赵师韫为何杀徐父。如果徐父罪证确凿，赵师韫是依法行事，那么徐元庆就是恶意报复，必须抵罪；如果徐父是被赵师韫枉杀，徐元庆应先找更高一级的政府投诉。当然，若官官相护，令其申诉无门，以致其破釜沉舟，铤而走险，从人情角度，法律应有回旋，可少判几年，或给个缓刑。要是皇帝想借此表明自己深明大义，亦可考虑特赦，反正皇帝有这个权力。
但在当时，这个问题却把武则天及其群臣难住了。“孝”，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像现在“是应尽的义务”，而是必须遵守的条例。徐元庆隐忍数年，为父报仇，这是大孝子啊！但他毕竟又杀了朝廷命官，按律也该受惩罚。于是朝廷上下展开大讨论，甚至一度达成赦免徐元庆的共识，以鼓励民众“尽孝道”。此时，陈子昂写了篇《复仇议》，提到“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按照陈子昂的意见，先杀了徐元庆以正国法，后诏令天下，表扬他的孝心。一帮高级知识分子们热烈赞同陈子昂，于是傻呵呵地照办了。后来，柳宗元发现不对劲，写了篇《驳复仇议》，慷慨激昂，娓娓道来，内容略同于我上面提到的高中水平的人应具备的思维。
我在网上搜索“徐元庆”，搜到几篇论文，分别为《法律与复仇的历史纠缠――从古代文本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中国传统“伦理法”之检讨》等，这样的论文还有很多，都是研究徐元庆故事的。不是说徐元庆不能研究，我总觉得我们的历史负累太多。据说，我们的社会科学在世界上很落后，我想，最大原因乃是我们总在纠缠于常识。人类之所以进步，在于他们逐渐把一些“大学问”融入日常生活里，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然后不再饶舌。如果过了几千年，还拿已成常识的东西一惊一乍，将其神圣化、神秘化，乃至奉为所谓“国学”去顶礼膜拜，你还能有什么盼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