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6 08:13: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政治形势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本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 措施
一项活动的实效性, 通常是指活动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是指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 充分发挥各种教育要素的作用, 通过科学的工作方法, 达到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教育效果的程度。①
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现状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我国的现行政策, 毕业论文针对学生思想实际和客观要求, 为帮助学生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健康成长而进行的经常性的思想教育活动”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设目标就是帮助学生形成成熟的政治观和健全的个性心理, 帮助学生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成长。但是, 学生事实上的表现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设目标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反映了当前我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尚待进一步提高。
1. 价值观上的差距。杭州团市委曾就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作过一项调查。在“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的调查中, 被访者中27.9%的学生选择了“事业成功”, 27.2%的学生选择了“建立美满和谐的家庭”, 23.9%的学生选择了“为社会作贡献”, 17.4%、15.3%、11.5%的被访者分别选择了“生活宁静, 平淡一生”、“有知心朋友”和“受人尊敬”。在回答“你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时, 有63.5%的受访者选择“实现自我价值, 得到社会承认”, 22.8%的受访者选择“使个人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改观”, 15.6%的受访者选择为“国家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③可见,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大学生立足抽象的人的价值, 以个体自我的价值实现作为其社会行为的核心, 注重个人需要和利益的优先满足, 强调个体本位, 社会、集体次之, 把个人当作目的, 把社会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在物质与精神关系上, 更多的注重物质的追求。部分青年学生的道德天平在“求利”的引导下倾向自身利益、期望和需求的满足, 物质或者说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在奉献与索取的关系上, 大部分学生认为“人们努力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④, 强调索取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向外界谋取必要条件的行为, 认为个人贡献与索取相应等价。
2. 行为上的差距。在个人文明举止方面, 有些学生过分强调个体行为的随意性, 随意、庸俗被少数学生认为是一种潇洒, 而对道德、纪律的蔑视与叛逆竟被视为个性突出的表现。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在校园内与大学生文化修养格格不如的不文明举止时有发生。在人际交往中和处理人际关系中应遵循的如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原则常被一些学生忽视。在组织纪律性方面, 考试舞弊、旷课、逃学等现象在各地高校中均有发生。在尊重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 不少学生对其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学术上, 一些学生也表现出了道德上的缺失, 对于他人的劳动成果肆意进行剽窃等等。
另外, 大学生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也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不高这一情况。上海地区高校的学工部门联合做过一次调查, 据调查, 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评价, 认为“很有意义”的占26.6%,认为是“形式化的需要”的占57.4%, 认为“可有可无”的占8.2%, 认为“没有意义”的占7.9%; 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工作效果的
评价, 英语论文认为辅导员工作效果“相当有效”的占18.5%,“一般”的占53.9%, “不怎么有效”的占21.9%, “不清楚”的占6.3%。⑤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不高的原因
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没能及时把握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没能及时地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 并且不能根据学生的这些变化及时地作出反应、提出对策, 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与学生思想实际脱节, 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不高。当前, 我国大学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校改革的不断推进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和高校改革所具有的双重效应在大学生的思想变化中充分展现。从总体上看,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态是积极的, 但是还是有不少大学生由于认识能力、实践能力的欠缺, 经不起各种诱惑, 出现了思想上的偏差。高校里盛行的学生兼职、硕士论文家教等社会活动让众多高校“兼职一族”在接受社会实践锻炼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学校理想教育与社会现实间的反差, 对学校所强调的理想道德与现实社会存在的断层感到困惑, 产生强烈的失落心理, 据某高校调查结果表明, 63%的学生认为学校的正面教育与社会的现实反差太大。⑥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以及存在于学校人际关系中的非正常关系也强化了学生这种失落心理和矛盾心理,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信任感和美誉度。
2. 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素质不高、稳定性缺乏。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教职工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辅导员与学生接触最多, 最能够深入了解学生, 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最直接也最深刻, 他们的素质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 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对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 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素质如何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留学生论文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素质不高, 并且缺乏稳定性, 这极大地制约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提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现行高校体制的问题, 也有历史遗留问题。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人员构成相对比较复杂, 既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 也有许多其他人员。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高校常常将辅导员职位作为安排留校教师、行政富余人员、复转军人和高级教师配偶等的岗位。然而, 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教育者的要求来看, 高校辅导员对学生而言是政治上的引导者、思想上的教育者、日常工作的管理者和心理健康的调适者, 这就要求辅导员必须具备教高的思想觉悟, 具备政治理论、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 辅导员队伍必须是一支专业理论性非常强的队伍。
3.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内容陈旧, 滞后于时代。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自主性、竞争性、医学论文开放性等特征要求人们必须是具有独立个性的行为主体, 即具有强烈的自主、自立、平等竞争、讲求实效、开拓创新的精神。但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部分内容, 不能适应这一现代人培养的要求。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对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引发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风气以及党风的思考, 如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内容, 或者仅停留在一般的理论分析或者口号宣传上,其结果只能是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 降低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但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大学生进行客观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针对社会各种问题的教育内容还很少, 很容易给学生以故意回避的感觉。另一方面, 学生在大学校园生活中, 经常遇到一些困扰他们的实际问题, 如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理想与现实、恋爱与友谊等, 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 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尽管当前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已引起高校重视, 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相关内容仍比较单薄, 尚不足以使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4.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单一。原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主要采用的是“我说你听”、“我压你服”、“我点你通”的单向灌输式。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学生们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竞争意识明显增强, 有较强的自我表现欲, 敢于直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因此, 单向式灌输方法难以引起学生心灵上的回应。另外, 某些思想政治教育者没能恰当地处理好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 总是把学生当作客体, 主体与客体界限分明, 教育成了特权, 他们单纯为教育而教育, 常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大学生不准这样, 不准那样, 说教多于启发, 指责多于疏导,给学生以势压人之感。由于大学生处于主体意识的成长期,对此有着本能的抵抗心理, 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适得其反。
5. 高校缺乏思想政治工作的全员意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复杂的教育工程, 需要其他相关部门予以协助和支持, 但是在现实工作中, 学工系统管理多, 职称论文教学环节渗透少。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专业教学、行政工作长期分割没能形成合力。人们在思想上存在着“分工论”, 即行政领导和教师管专业教学, 政工干部管思想政治工作。同时, 在学校管理的过程中对专业教学学习要求很明确, 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要求比较笼统; 教学过程中, 除了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外,其他课程教学几乎只“单纯”传授知识, 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渗透其中, 学校大环境思想政治工作的“全员意识”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的提高。
注释:
①郭新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探索》,1996 年第6 期
摘要：东晋时期，女性出家者日众，比丘尼的规模不断扩大。很多比丘尼由于其出身及学养，与上层社会交往密切，甚至受到皇帝及后妃大臣的敬奉，得以出入宫廷，与皇室有密切交往的比丘尼甚便有了干政的机会。
关键词：东晋；尼姑干政；妙音
佛教在汉代虽已传入中国，但是比丘尼僧团的出现则是在晋代。自晋建兴中（313-317）净简尼出家并建立第一个比丘尼教团以来，女性出家者日众。建元元年（343）康明感尼与慧湛①等十人渡江，“充一见甚敬重。于时京师未有尼寺，充以别宅为之立寺。”即建福寺。比丘尼教团在江南也发展起来。
东晋的比丘尼，很多出身于世家大族或官宦之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社会上层有较密切的交往。何充舍宅为康明感尼立建福寺，并请慧湛尼居住，前已言之。又有昙备尼，“晋穆皇帝礼接敬厚，常称曰：‘久看更佳。’谓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有昙备之俦也。’到永和十年（354），后为立寺于定阴里，名永安。”建元二年（344），皇后褚氏为立寺于都亭里运巷内，名曰延兴。道容尼，“晋明帝时，甚见敬事，以花布席下验其凡圣，果不萎焉。”令宗尼，晋孝武帝“遗书通问”。另有支妙音尼，下文详述。这些比丘尼往来于上层社会，她们的施主有帝王、后妃、官宦、士绅、清流，这些人在政治、经济上为她们提供了极大的保障。而这些比丘尼除了为这些施主诵经祈福、宣扬佛法外，还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甚至是干预朝政。其中支妙音尼最为突出。
《比丘尼传》对支妙音的记载是这样的：“妙音，未详何许人也。幼而志道，居处京华，博学内外，善为文章。晋孝武皇帝、太傅会稽王道子、孟凯等，并相敬信。每与帝及太傅中朝学士谈论属文，雅有才致，藉甚有声。太傅以太元十年（385）为立简静寺，以音为寺主，徒众百余人。内外才义者，因之以自达，供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百余两。”可见，妙音的文化修养是很高的，“博学内外，善为文章”，不仅通晓佛家经典，而且对儒家经典也很熟悉，并且能够借与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中朝学士谈论属文而获得声名。妙音经济上政治上巨大的影响力，是她干预朝政的资本。于时孝武帝酣歌为务，不亲万机，司马道子专权，朝政紊乱，“姆尼僧，尤为亲昵，并窃弄其权”。孝武帝时的政治形势也使尼姑干政成为可能。
王国宝为王坦之之子，谢安之婿，其从妹为会稽王司马道子妃，因此与道子游处。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与道子持威权，煽动内外”。王国宝之舅中书郎范宁，“儒雅方直，疾其阿谀，劝孝武帝黜之。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以他罪杀悦之。国宝大惧，遂因道子谮毁宁，宁由是出为豫章太守。”王国宝请支妙音通过太子母为自己说好话，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袁悦之还因此被杀，最后不得不请司马道子谮毁范宁，迫使孝武帝贬范宁为豫章太守，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袁悦之因此事被杀，支妙音似乎并未因此事受到牵连，甚至并未受到疏远，因为若支妙音从此被孝武帝疏远的话，就不能够再左右之后荆州刺史的任命。
妙音为殷仲堪图荆州一事，仅见于《比丘尼传》：“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殷仲堪时为黄门侍郎生，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既而烈宗问妙音：‘荆州缺，外问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道士，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帝然之，遂以代忱。权倾一朝，威行内外云。”此事虽不见载于其他史籍，但应当是可信的。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分析说：
此事奇秘，非惟史册所不载，抑亦学者所未闻。考其纪叙曲折，与当时情事悉合。……是妙音之干预朝政，窃弄威权，实有其事。……则谓玄为忱所折挫，亦非虚语。孝武既发怒杀袁悦之，而仍以外事访之妙音者，或不知致书之事出于妙音。或知之而敬奉既深，宠信如故。庸之主，不可以常理测也。孝武方为身后之计，故欲移恭当此钜任。而又虑无人代恭，乃访外论于妙音，而桓玄之计得行。玄之为此，必尝与仲堪相要约，虽所谋得遂，固已落其度内矣。宜乎为玄所制，听人穿鼻，随之俯仰，不敢少立异同。称兵作乱，狼狈相依。逮乎玄既得志，争权不协，情好渐乖，驯至举兵相图。而玄事已成，卒身死其手，而国亦亡。……《尤悔篇》注引《隆安记》曰：“仲堪以人情注于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所谓媒尼疑即是妙音。既因玄纳交以得官，又欲师其故智以倾玄。成败皆出于一尼，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者与？
妙音受桓玄之请，凭借孝武帝对自己的信任，力推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从而影响了荆州刺史的人事任命，也改变了东晋后期的政治格局。妙音使殷仲堪当上荆州刺史，实在是当时东晋朝廷的一件大事，这是由荆州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晋自南渡后，北方州郡，犹有虚存其名且任用官吏者，实则其领土已大部或全部丧失，此种州郡，当时成为‘侨州’、‘侨郡’。”且荆州又雄踞长江上游，处于与北方争夺的前线，又是历次北伐的基地，实为东晋之屏障，因此，荆州刺史向来以重臣出任。今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坐镇江陵，不久即被桓玄所制，后桓玄凭桓氏数年经营荆州之功，拥荆州之兵，顺流而下，行篡逆之事，虽然很快失败，但经此一役，东晋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不久即被刘裕所取代。
支妙音干预朝政虽然是在孝武帝时主昏臣聩的情况下发生的，于是孝武帝“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醒日既少，而傍无正人，竟不能改焉”，“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姆尼僧，尤为亲昵，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但是妙音颠倒黑白，为说王国宝“忠谨”，且又进谗言，使殷仲堪得为荆州刺史，给桓玄以可乘之机，晋祚之倾，与妙音的干政是有莫大干系的。汤用彤先生认为：“晋祚之倾，内由道子、王国宝辈之昏乱专横，外由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之抗兵。以致安帝之世，桓玄篡立。刘裕继起，而晋鼎以革。虽朝廷之失政，非全由释氏僧尼之冒滥，不得归罪于佛教，然尼妙音等之窃弄大权，结纳后妃，与朝政不纲，亦有甚大关系焉。”（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注解：
① 慧湛，《比丘尼传校注》卷1有传，云“建元二年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请居建福寺住云。”未言与明感尼同渡，且渡江时间较明感尼晚一年，未详孰是。 ［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月。第21页。
参考文献：
［1］ ［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月。
［2］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1月。
［3］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0月。
［4］ 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5］ 王健文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政治与权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4月。
关键词：高校旅游专业；应用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9-0008-03
应用型人才是指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技能型人才；国际化人才是指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胸怀以及国际一流的知识结构，视野和能力达到国际化水准，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高层次人才；应用型国际化人才则是两者的结合，是指既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际生产生活，又具备较高国际素质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
一、应用型国际化旅游人才的基本特征
根据对应用型国际化人才的定义，这类人才应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1. 应用性
旅游业发展初期，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表现为较强的应用性，这是由旅游行业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主要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过程是为人提供服务的过程，处于实际操作一线环节。和发现、研究客观规律的学术型人才不同，应用型人才的活动侧重于实际操作和具体运作，表现出较强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其人才培养应更注重应用性。旅游人才的应用性主要表现为技能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特别突出对基本技能的熟练掌握和灵活应用。相对来说，对于科研开发能力就没有更高的要求，如对学术型人才培养别重视的学位论文，一般就不会有过高的要求。
2. 国际性
旅游人才的国际性特征与旅游产业的发展相适应。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旅游业发展迅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之一。目前，我国已跃居全球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消费国。旅游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对旅游人才的国际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旅游人才的国际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知识素质方面，具备广而专的知识结构；“广”是指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掌握了多学科基础知识；除熟练掌握本土知识外，还能深入了解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知识、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专”是指具有精深扎实的国际旅游专业知识，熟悉各项国际旅游业务；其次，在能力素质方面，表现为较强的国际交往能力和适应能力；国际交往能力是指协调国际旅游活动与交往中的各种关系的能力。国际交往能力的基础是良好的国际语言的能力，必要条件是对多元文化有较高的忍耐度，理解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习俗，这样才能更好地和旅游者进行沟通交流。同时，国际化旅游人才必须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以适应复杂的国际环境，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正常开展工作；最后，在思想素质方面，具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国际旅游受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国际化旅游人才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触觉，能迅速把握国际政治形势对旅游业的影响，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与此同时，在经营活动中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民族形象，必须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
二、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所谓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对人才培养目标、内容、培养方案、培养规格、学制及教学过程等诸要素的组合。通过对应用型国际化旅游人才的基本特征分析得出结论，这种类型人才的培养应该是既注重应用性又注重国际性，两者缺一不可。以此入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应围绕应用性、国际性，进行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实践环节设计、师资培养、教材建设等因素的优化组合。
1.“大专业、多方向、国际化”的专业模式
“大专业”是指设置旅游管理大专业，“多方向”是指根据旅游行业需求，划分数个人才培养专业方向，“国际化”是指在了解国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在人才培养方向中设置国际化专业方向。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以下简称“我院”）为例，学院在设置旅游管理这个大专业的基础上，在大二阶段针对学生个人兴趣和特长，进行专业方向的选择，如旅行社方向、酒店方向、国际导游方向、国际酒店方向、国际会展方向、烹饪方向、职教师资方向等不同专业方向，充分满足了学生的个体个性发展需求，使学生有更多的就业去向选择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宽基础、活板块、国际化”的课程设置
确定了“大专业、多方向、国际化”的专业模式，必须进行相应的专业课程设置——“宽基础、活板块、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宽基础”指在大学低年级阶段设置多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旨在为学生打下宽厚的专业知识基础；“活板块”指在大学高年级阶段，根据不同专业方向设置相应的课程板块，旨在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学生根据专业方向，选择不同的课程板块。以我院为例，低年级阶段将英语语言学设为主干学科，旅游专业英语、高级旅游英语、旅游英语口语、旅游英语视听、导游口译技巧等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设置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市场营销学等专业基础课；高年级阶段，学生选择国际导游、国际酒店专业方向后，在课程板块中设置西方文化、国际旅游概论、世界遗产概论、跨文化交流、中西旅游文化比较、世界美食、中西饮食文化比较、国际著名旅行社概况、世界酒店概况等国际化知识课程。
有关清史、专史研究的学术专著，本年度出版的计有：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1—6册)(辽宁人民出版社)；左步青主编的《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陈支平著《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杨英杰著《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林永匡、王熹编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王毓铨、刘重日、郭松义、林永匡著《中国屯垦史》(下册)(明清)(农业出版社)等。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有：清代宫史研究会编的《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收入论文34篇。出版的学术工具书和专题资料书有：陈生玺、杜家骥编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张书才主编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1—3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下册、西南卷上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
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与学术会议计有：本年度先后召开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址：天津·南开大学）；“第六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会址：四川成都）；“清史避暑山庄研讨会”（会址：河北承德）等有众多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且有一定收获。
在清史的专题研究领域，学术论文除拓展一些新领域外，对原有课题的研讨更加深入、作者的视野有所扩大、背景研究亦更广阔、论点更形坚实，致使论文均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研究分析有较大力度和深度。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一个既老又新的领域。对前者的研究，本年度多涉及清王朝对明末宗室的政策、雍正朝军机处设立时间、军机大臣的考证等课题；后者多着眼于对各时期政治机构的演变、八旗制度研究等方面。
为探寻满族开国初期的政统风貌和开基建制、立制的沿革，刘小萌写了《满族肇兴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努尔哈赤称汗建国，是满族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结束了漫长的氏族部落时代，开创了满族历史的新时期；并对满族从氏族部落时代向国家过渡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特征、性质及其演变情况进行了探讨。对“都堂”这一满族开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姚念慈在本年度《清史研究》第3期上，则撰专文探讨了天命年间都堂产生的背景、权限的发展及消失的原因；并认为都堂衙门虽为处理汉人事务而设，但不久其权限就扩大到八旗诸申，成为掌管后金全国财政的机构，同时都堂还是参与后金最高决策的议政会议大臣。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研究者多认为它只是一种议政制度，而无衙署办公处，不属于国家机关。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确有衙署议政处，其主要职责是奉皇帝之命商议国家“机要”事务，包括军务、边疆民族事务、议处皇族王公及旗人要员和八旗中的重要旗务等内容，又尤以商讨军务为重。但它却带有非正规性的落后特征。
八旗制度研究，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赵秉忠、自新良在《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第2期)一文中，认为乾隆帝为了促使八旗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和调动旗人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积极性，适时采取了加强旗务管理、严格八旗等级制度，扩大满洲八旗的入仕途径和处理八旗王公遗留的历史问题等八旗政策。实施后，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康乾盛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安双成在《清代养育兵的初建》(《历史档案》第4期)一文中，对雍正初年设置养育兵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论述，认为清代养育兵是八旗人丁日增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军队，它不仅缓解了八旗人丁过剩的矛盾，同时对培养造就八旗子弟也有一定的作用。
对清代督察制度的研究，以往人们只注重御史、给事中对百官的纠劾作用，而忽视了对行政效率的督催作用。对此，吕美颐在《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认为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督催与注销制度，对承政机构和办事效率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监督。督催与注销应是清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经历代斟酌损益、修改补充，日臻完善；从机构设置、办事程序，到督催内容、注销标准、惩治办法等，都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清代州县是地方行政的重要建制，为从宏观角度对此进行考察，毕建宏在《清代州县行政研究》(同上)一文中，阐明了县级行政的发展过程、地位和作用、特点、行政组织的利弊等，指出清代州县衙门良好地完成了清统治者交给的职责，对清统治的稳定起了巨大作用。它说明：以满族为核心的清政权，之所以能在比前朝更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长期延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从而对中国内地基层的控制空前牢固。然由于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更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以及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县州衙门对清朝国家职能的良好执行，是以成倍地加重人民的负担为基础的。
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本年度的论文多涉及历代一些重大的政策、机构设置、治道异同等问题。如，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认为，在清兵入关前后，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对明朝宗室一向采取笼络政策，以期为促成清朝早日统一起到作用，这种政策收效不小。但事隔不久，这种笼络明朝宗室的政策却为打击与镇压所替代。这一转变，并不是多尔衮个人好恶所使然，而是由于当时国内形势起着一种明显变化而造成的结果。清代的军机处究竟创设于何年，清史学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俞炳坤的《军机处初设时间新证》(《历史档案》3—4期)一文，对各种观点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四年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而赵志强则依据清代满汉档案和文献资料，对雍正朝的军机大臣进行考察，为解决军机大臣的官称和军机大臣的担任者两个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历史档案》第8期)在治道研究上，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第1期)一文，认为高宗在许多重大政策上坚决继承了世宗的决定，乾隆政治不失为雍正政治的继续和发展。但也指出，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高宗确实对世宗制定的规章制度及其推广方法，用人政策等，毅然作了较大的更张、纠正和充实。两代君主的政治经历、素养、作风、心态、哲理倾向等确有不同，但却不能忽视，他们在御极前后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格局也是截然不同的。高翔在《从“持盈保泰”到高压统治》(《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中，从“持盈泰保”的提出及其内容、文治官僚的征用与政治形势的转变、乾隆的对策、高压统治的强化几个方面入手，对乾隆中期政治转变作了简要分析，认为所有这些变化无不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统治心理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过来它还影响、支配，乃至规定了乾嘉之际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此外，对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问题，赵秉忠、自新良在《论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清史研究》第l期)一文中，作了简要论述，指出乾隆后期将加强君主专制作为施政的首要任务，则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乾隆帝滥施君威，打击朝臣、官吏，士民，血腥镇压人民斗争，致使政治日趋腐败、思想文化窒息、社会动乱、经济凋敝，清朝由盛而衰。
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是近年来清史研究中最为活跃、论著最多、涉及问题面最宽最广的领域。本年度亦是如此。
l、财政研究
它包括对清代国家财政、养廉银制度、常平仓与社仓的研究诸方面。其中，袁一堂的《清初财政问题初探》(《中州学刊》第2期)一文，对清初财政暨清王朝有关稳定财政的政策，作了初步探讨。认为清初的财政危机是严重的，财政亏空几达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致影响到统一事业和政权的生存，但由于采取了圈地、加派练饷等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措施，才得以渡过了危机时期。而清朝的养廉银制度，始于雍正初年，它既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清朝前期整顿封建制度的一项综合改革措施。冯元魁的《论清朝养廉银制度》(《复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清朝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至少对雍乾二朝发生了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国帑；三是闾阎咸免扰累。所以，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局势较为安定，为清王朝的强盛创造了条件。此外，牛敬忠的《清代常平仓、社仓制度初探》(《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和《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内大学报》第1期)两文，则分别对清代常平仓和社仓在清代社会经济生活、财政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社会功能作了探索。他认为，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农民最低程度的简单再生产及军事、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常平仓、社仓实质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公共性实物积累，是封建政府对生产、分配过程施行向一种调节、控制措施，它是存在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管理制度。
2、农业垦殖与租佃关系
程墨秀在《清代山东移民开发东北农业述略》(《齐鲁学刊》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代的山东移民东来，对开发东北农业的贡献表现在：一是荒地(旗地、官荒和蒙荒)的垦辟；二是传播先进的耕作技术，三是伴随农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使清初的封建农奴制彻底瓦解。拓垦形态是台湾开发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清代台湾的拓垦形态一直被笼统地说成是“垦首制”，但研究表明，台湾的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形式，并非全是“垦首制”一词所能全部概括的。对此，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土地开发史上垦首、业主、佃首等名称的地理分布》(《台湾研究集刊》第1期)一文，作了认真探讨，认为垦户、业户、业主这几个称呼是适用于全台湾各地区的；佃首、佃户首则适用于屯地(保留地)；而垦户首、垦首则适用于山地。清代前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湖南四川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品粮产地，属于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类型，方行的《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无论是佃农向地主缴纳押租，还是自耕农与佃农转变成为地主，都说明因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积累，不是流向生产，而是流向地产，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沉痛的历史悲剧。屯田在清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帆的《论清代屯田》（《辽宁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通过对清代屯田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屯田内部的生产关系与屯田的破坏，以及屯田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展示清代屯田的全貌，反映清代经济和土地制度的一个侧面，从而揭示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质和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崔永红在《清初青海东部的兴屯开荒和屯田民地化问题》(《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一文认为，清初承袭明卫所制度，虽然在青海的河湟地区继续实行屯田，但明中期以来屯田向民地转化的发展趋势仍在继续，其过程至雍正初年终于大体完成。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始终在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缙绅与庶民的严格等级划分。所谓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阶级中非身份性的阶层，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江太新的《从清代获鹿县档案看庶民地主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和韩少白的《清代前期保定地区庶民中小地主的发展》(《河北学刊》第8期)两文，选定河北地区的庶民地主作为个案，对各自命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江文认为到乾隆年间时，庶民地主的发展改变了缙绅地主在农业经济中的垄断地位，而跃居主要地位，缙绅地主已从主要地位退居到次要地位。这无疑改变了土地占有关系，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雇工经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韩文则认为保定地区土地关系中各类中小地主的涌现，“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从量上看，这些中小地主不但普遍存在又在不断滋长；从质上看，他们都是隶属于与豪绅权贵不同的庶民地主阶层。中小庶民地主的发展证实着“土地占有的非身份性是在增长着”，这正是封建土地关系已经松弛化的一个显著标志。谢肇华、何溥莹的《清代的佃农》(《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一文指出，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自身分化加快是清代佃农所表现出的特点。但它仍然受到沉重的封建剥削，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阶级，是反封建的主力，这个本质没有变化。而李三谋的《清代南方永佃制和额租制的关系问题》(《求是学刊》第2期)一文，对定额地租制和永佃制的形成关系进行了说明，提出了较之以往不同的观点，认为各处的永佃制的产生情况都因地而异，何止十种百种，但一般却以额租制为其根本前提。
3、人口研究
清代人口研究，本年度仍十分活跃。陈权清在《清代人口的增长与危机》(《湖南师大学报》第6期)一文中，考证了清代人口在编审统计中，存在人丁与人口混同不分的差错，造成雍正前与乾隆后的人口数目出现巨大差数，但这并不否定乾嘉以后人口突破四亿大关的事实。至于此期间人口之猛增，系由康雍乾盛世长达百余年，玉米、番薯的广泛种植，摊丁入亩和保甲户口册制的推行等四大因素所致。而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清廷君臣一致认为出现了人口危机，并相继提出了缓解人口压力的办法。这说明以古为鉴，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是忽视不得的。吴建新在《明清广东人口流动概观》(《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一文中认为，广东的人口在明清时期经历了重大变动，不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增长，而且表现在分布上，越来越显示出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人口从人多地少的地方流向地广人稀的地方，从艰于谋食的地方流向易于谋生的地方，是明清广大人口流动的一般趋势。但它与历史上以往时期相比，还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清朝是我国人口急剧增加的时代，社会矛盾尖锐，游民问题因而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王跃生的《试论清代游民》（《中国史研究》第8期）一文，对游民的概念、种类与职业特征、游民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官府对游民的态度、游民问题较突出的原因诸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清代游民问题的出现与当时人口问题有密切关系。实际上，任何社会只要人口急剧增加，而社会又不能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谋生途径，游民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4、商人、商业和城镇经济
王廷元的《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明清数百年间，微商一直是江南棉布收购、染色和运销的主要经营者，因此他们的活动既促进了江南棉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棉织技术的提高，也有助于棉布染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李华的《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第1期)和《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两文，对清代湖南城乡商业发达及外籍商人的情况作了详细研究论证。前文指出湖南城乡，除本籍商人外，集聚着江西、广东、山西等十四个省的商人在进行着经商活动。湖南商帮之多，商人数量之大，为其它省份所少见的。商帮、商人数量的多而大，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的地位。后文认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湖南城乡商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商业当中，不但行商坐贾活动频繁，作为中介行业的“行户”“牙行”也异常活跃，而且在有些地区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还出现了“重商轻农”的思想。罗一星在《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学术研究》第2期)一文中，对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总额、商品结构、市场主要商品(如粮食、棉、布、粤盐、铁器、广糖等)的长距离远销等诸问题分析研究后，认为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在清代前期有很大发展，它的网络已伸向四面八方。它生产的主要商品都不仅仅是满足本地区的需要，而是满足各地区的需要，成为一个地跨两广、面向全国、联系海外的区域市场。
三、中外关系与对外贸易研究
这是近年来，在清史研究中形成的一个热门课题；本年度亦是如此。何瑜的《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康熙晚年清廷南洋禁航令、禁止设堂传教，以及在此前后对台湾澳门和沿海地区的强化治理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海疆内外交相压迫的必然结果。从中俄《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条约》，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国基本上保持和平的相处状态。在双方频繁的交往中，俄国方面显得积极主动，清政府则表现得消极、迟滞。对此，周祚绍的《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采取谨慎保守的睦邻政策，既有军事斗争，借以打击沙俄的骚扰和扩张，也有不卑不亢的外交活动。与之同时，俄国彼得一世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扩张。但由于它忙于西略，无暇东顾，不敢贸然出兵南下。胡廷新在《十八至十九世纪浩罕汗国同吉尔吉斯人关系初探》(《兰州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对浩罕汗国同吉尔吉斯人的关系，对之的征服统治和吉尔吉斯人在浩罕汗国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作了论述，认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吉尔吉斯贵族在浩罕汗国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甚至超过了乌兹别克贵族，占据了首要地位。康熙中清朝宣布解除海禁后，相继在闽、粤、江、浙等省设立海关，管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厦门海关在众海关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早期历史依然扑朔迷离。陈育宁的《清代前期的厦门海关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阐述了对闽海关地点的争论、关税收入、用人与管理制度诸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而蔡鸿生的《论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则认为中瑞关系形成于瑞典帝国瓦解以后。1732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首航广州，开辟了中瑞通商的时期。广州的瑞行，长期贩运丝、茶、瓷三大名产，具有与西洋其它国家不同的通商风格。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十册)则认为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在前二百年间，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势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所谓“开放贸易”为其原始积累的手段，清王朝则以限制乃至停止贸易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国商人的非法活动方面，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进口方面，作了许多的限制措施。这时，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还很牢固，西方产业也不够发达，中外贸易虽然有一定增长，但只能维持比较小的速度和规模。中国对友邻国家、特别是对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平贸易，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清王朝为防范西方的侵略，对这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也加以限制。尽管如此，它在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黄启臣的《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汇》(《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一文认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汇，则似是从葡萄牙人于1553年进入和租居澳门开始。以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接踵而来，于是中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的频繁的关系，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在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叶的历史时期，澳门作为中国的领土、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区，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转运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座桥梁。
四、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民族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清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以及边疆民族经济等问题的探讨。马汝珩、赵云田的《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简论》(《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内容及措施，形成与发展等问题作了客观的历史评价。马大正的《略论清代边疆政策的研究》(同上)一文则认为，清代的边疆政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地域的广阔性、内涵的多样性和影响的现实性等四大特点。杨选第等的《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和陈光国等的《清朝蒙古民事法律规范试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两文，对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法制问题进行了探讨。前文认为，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立法及司法管辖是在借鉴历朝统治者成文法与各民族习惯法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实施与深入，体现了清廷已相当注重以法律形式调整民族间的关系，达到维护北部边疆的和平与安定目的；也反映出清廷用法律手段统治压迫羁绊蒙古民族的实质；后文则指出，清政府为了调整蒙古社会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人身关系，曾制定颁布民事法律规范。它的实施，对于巩固和发展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曾起过重大作用。而苏钦的《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在“贵州苗疆”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点是因俗、因地、因时而治，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苗族习惯法有机统一起来，这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促进了苗疆发展进步。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边疆开发与民族经济文化的文章，如华立的《清政府与新疆农业开发（《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在开发活动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两大力量——国家政权力量(其人格代表为皇帝及各级官员)和民众自发群体力量，都对开发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就新疆而言，清政府对这一地区以农业为重点的开发方针和措施，与当地民众的开发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显著成效。张世明的《从清代西藏地区的经济开发看文化因素的影响》(同上)一文，认为西藏民族性格属于宗教型众趋人格，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价值取向及与之相适应习惯化行为方式无疑对清代西藏地区的经济开发会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潘向明在《清代滇桂地区开发概论》(同上)一文中认为，滇桂地区程乾嘉年间获得了成绩斐然的开发，其所以如此，根本一点是“康乾盛世”下安定统一的政治环境使内地充裕的人力资源得以用于这里的边远山区。而吴元丰的《清乾隆年间伊犁遣屯》和王熹的《清代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的两个问题》（均见《西域研究》第3期）两文，分别对伊犁遣屯的背景、原因、设置及规模、制度作用；清代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的成交额及马价、丝绷价与贸易比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五、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较之以往，本年度清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且有一定的加强。马涉湘在《满族入关前生活方式变化的历史思考》（《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一文中，认为在明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白热化之际，满族奇迹般地崛起，挥麾全辽，驰聘中原，兴起之迅猛，定鼎之稳健，衰落之急速，都与满族入关前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有直接深刻的联系。而急剧性、主动性、整体性和具有较强的模仿力，则是体现满族生活方式变化的鲜明特点。宋传银的《论清前期“奢靡”之风》（《华中师大学报》第5期）一文指出，从整体来说，若将清代前期出现予民间衣食住行的奢靡之风，放在封建社会末期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考察，它无疑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在社会生活领域所渗透出来的一股清新之风，它表现封建社会已经到了它的晚期，正向自己的坟墓走去。冯尔康在《道光朝存在的社会问题》（《南开学报》第4期）一文中认为：（1）吏治严重败坏；（2）民众运动蓬勃兴起；盗贼、民变、民间秘密宗教和会党活动频繁；（4）国内民族矛盾和冲突严重；（5）中国人民进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是道光时期的五大社会问题。它的发生受着三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是封建的社会制度，二是封建的官僚制度，三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这三种因素的结合，是道光朝社会问题发生的根源。而郑振满的《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发展》与郑德华《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均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二文，从不同的角度对福建、广东地区宗族制产生发展的特点作了探讨。前文认为合同式宗族作为一种互利性组织，是继承式宗族与依附式宗族的必要补充。尤其是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社会流动性较大的环境中，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都不足以构成宗族组织的现实基础，合同式宗族也就势必得到更为普遍的发展，成为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后文则认为，清代广东平民宗族是一种以血缘为主体，夹杂有地缘因素的社会基层结构。它是中国传统宗族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对社会的影响也特别明显。
六、宫廷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
清代宫廷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在本年度获得可喜的收获。涉及内容多在重大历史事件、各种宫廷典章制度、宫廷文化活动等诸方面。其中，重要的文章多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刊载。如郭松义的《明清两代诏造“淑女”，引起的动乱》（《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根据日本史籍《华夷变态》等书的记述，对清代江南地区因讹传点选秀女而发生的民间动乱，作了剖析论述，作者认为尤以顺治年问为最甚，达六七次之多。杨珍的《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储计划》（《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指出，康熙是秘密建储制度的开创者，而这一崭新的建储法又给中国占代的建储制度带来并开创出全新的局面。刘潞在《论后金与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一文中，以努尔哈尔、皇太极、福临、玄烨四帝为例，对其婚姻的特色进行分析，认为他们婚姻状态的变化，是与政权的取得、巩固和发展相平行的。政权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来源；政权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影响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许保留一定的个人情感。此外，王佩环的《清初宫廷礼仪琐谈》（《清代宫史探微》）一文，对清初军礼、皇室相见礼仪及丧葬礼作了探讨。苑洪琪的《论乾隆时期清宫节庆活动》（同上）一文，认为宣扬纲常礼教、笼络少数民族、满汉合璧、关心农业，关心国计民生和炫耀盛世是乾隆朝节庆活动的特点。郎秀华的《清代宫廷戏曲发展浅谈》(《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一文，则对清初、乾隆、清末各时期宫中的戏曲种类、剧目、唱腔变化、剧本等问题，进行了沿革、流派论述和探讨。更有一些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侧面，对清代的卤簿仪制、祭陵礼仪、陵寝规制、宫苑的建筑风格、宫廷音乐等宫廷史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述论证。
一、信息时代德育的涵义
现代社会处处离不开信息的加工和处理。信息是“事物现象及其属性标识的集合,以物质介质为载体,传递和反映世界各种事物存在方式运动作态的表征”[1]。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计算机的出现和逐步普及,信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逐步提高到一种绝对重要的地位。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信息的大量接纳和处理是现代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说人类社会迈入了更加广阔的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的学校教育和以往相比复杂得多,因为影响教育的因素增加了。当前社会“信息量,信息传播的速度,处理的速度,以及应用信息的程度等都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增长”[2]。信息时代的德育工作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信息时代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因此,在这个广阔的信息时代,学校教育的德育工作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合理开展,显得格外重要。
二、信息时代学校德育工作的现状
学校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价值就在于“提高、扩展人的价值,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才能,就在于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人的尊严,人格更高尚,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3]。只有当人的价值提高了,人才可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聚焦我们当前的学校德育工作,一般做法就是教育者把社会所要求的品德规范传授给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形成良好品德的过程,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必须服从的强制性,这种做法在中学教育显得格外突出。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现阶段的学校德育工作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德育教育重政治而轻道德。
长期以来,学校德育经常被抹上功利主义的色彩,德育工作的出发点完全从属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忽视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德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驱使青少年参加政治学习和大量的社会政治活动,而忽视对青少年的国民基础文明教育、行为习惯训练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学校德育工作习惯以政治的立场和尺度来认识道德问题,把一些本来属于道德教育与评价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如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好坏当作政治上是否可靠的依据,使一些本来属于道德范围内的问题政治化;或者干脆将学校德育窄化为政治教育,使德育无法获得相对独立的品格与地位,无法实现真正道德育人功能。因此,德育既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同义语”,又不是“道德教育的简称”[4]。
(二)把德育看成是一种社会意志。
意志中的“意”是心理活动的一种状态,“志”是对目的方向的坚信、坚持。即对实现目的有方向、有信念地坚持的一种心理活动(含潜意识中的心理活动)。在学校德育教育的实际过程中,我们就会把学生当作单纯的客体看待,而丧失了对学生的价值和尊严的维护,学生自身对规则和条例的遵守不一定是出于道德需要,而很可能是迫于外界压力。造成的后果是学生缺乏道德行为的自律性,更谈不上行为自我的责任感,道德也就失去了固有的意蕴。
(三)忽略德育的价值。
长期以来,谈到德育的意义和功效时,通常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说明德育的必要价值,比如:德育要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提出所谓德育价值的生产力标准,从而来规范约束学生的思想行为,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样虽然有其合理性、现实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片面性:忽略了德育的价值“在于提高扩展人的价值,在于人活得更有意义,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创造才能,更有人的尊严,人格更高尚,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达到德育的最高价值应使人内心达到‘至善’”。学校教育由于价值导向、认识问题等一系列因素并没有达到上述要求,或者说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因此学校的德育价值观发生了偏移。
(四)不良风气对学校德育工作的影响。
信息时代,科技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事物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受网络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学生通过网络技术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资料,扩大了知识面,另一方面网络资源也提供了一些不良信息,对学生的诱惑力相当大,造成的后果是一部分自制力较差的学生,整天沉迷网络游戏,意志消沉,精神涣散,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缺乏学习的动力。这对学校的德育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负面影响。
三、信息时代学校德育教育策略
(一)改变功利化的教育理念。
学校德育功利化倾向,在我国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首先,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政治和伦理两大核心内容并行不悖。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和“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都是伦理思想与政治融为一体的具体体现。这种倾向用某种既定的政治要求或目标来固定道德,将政治功能与道德的功能混为一谈,使道德的工具价值与目的的理性价值等同起来,使道德的实践规范作用成了唯一的作用。过分的政治化取向,使得在具体实施德育时,人们对政治问题过分敏感,而对道德问题却麻木不仁。其次,传统伦理以群体为本位,造成了个人意识的淡薄。传统伦理强调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人伦关系,这种群体本位的思想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的独立性,压抑了个性,导致了个体意识的丧失。学校德育中存在的重社会轻个人、追求道德社会功效的倾向,不能说没有上述两方面文化积淀因素的影响。
认为,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道德产生于人类社会的需要,并时刻反映着人们经济利益的变化。在信息时代,道德仍然作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规范体系,为人类更好地从事各种活动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可以预期的关系环境。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要树立起一种有分有合的整体观,改变传统的功利思想,不要将道德教育看成为统治阶级服务,不要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混同一体。现实关系中政治和道德的整合一体,并不妨碍在思维方式或具体处理中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适当区分,在对事物分析处理中,我们应尽可能全面把握,因为这种区分不否认事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作用。为了打破两者浑然一体的状态,更快、更有效地处理目前信息时代学校德育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形成分合相间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独特能力。在强调道德的社会性本质和整体性价值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注重道德的个体性、内在主体性。
(二)准确定位德育目标和方法。
目前信息时代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有的人认为是低效的,有的人认为是无效的。究其原因,涉及学校道德教育内部和外部等诸方面。就目标而言,学校的目标定得太高,甚至有不科学的东西,认为其无所不能。我们要摆脱“只讲理想,不讲功利;只讲超越,不讲现实”的局面。目标不要太高,不能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道德认知水平,否则,会出现名义上“加强”,实际上“淡化”,名义上“落实”,实际上“落虚”的现象。在内容方法上,我们不能单纯认为德育是一种社会意志,而要认识到德育的本质:“潜在课程在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5]
在学校的德育工作中,我们要很好地区分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方式,“科学知识学习强调接受、迁移和创造,技能学习强调训练、熟练程度和应用效果,道德学习则强调潜移默化、个体觉悟和良好情操的形成”。在实践中,科学知识教育、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经常混为一体,相互影响,若处理不当,则容易造成三者俱伤的局面。因此,合理定位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抵制不良风气的侵扰,形成科学合理的价值观。
在信息时代,学校的德育工作由于受外部环境经济浪潮中不良风气的冲击,加上一些影视作品、大众媒体的不正确价值导向当前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不高,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前现代社会主群体(一般指中年人)由于特殊社会实践经验,大都有一种功利思想,特别注重追逐物质利益,对精神理想持一种冷漠或嘲弄的态度,这将影响到德育工作功能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校的道德教育产生消极影响。信息时代的学校德育教育还是要建立合理的科学的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合理的价值观,“社会现实中的人对自己本质的认识和实现的程度,人对德的追求,是对人的本质的追逐,有了德也就有了本质”[6]。
学校德育教育还要根据信息时展的需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比如:在对国内传统的儒家、道家、理学和现代教育思想,以及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处理上,我们应采取“中西结合,相互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式,坚决抵制不良社会风气和网络资源的侵扰,建立健全为人类服务的价值体系,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进一步推动信息社会朝健康有序、和谐向上、高尚文明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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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孔子的道德学说是构建在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宗法等级制度逐级崩溃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的;也是构建在礼治思潮兴起、人们重视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重建的思想资源基础之上的。在具体的构建上,它以“仁”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修养方法,由此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孔子的道德学说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色,其道德学说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由孔子开始在中国思想史上才有了针对社会普通的个体成员的独立、系统的伦理道德理论。本文试图对孔子道德学说构建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春秋的社会变迁——社会基础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是孔子道德学说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春秋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社会经济方面。青铜和铁制农具逐渐运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使用。施肥、除草、中耕、灌溉等农业技术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如《论语·微子》中子路遇到的长沮、桀溺和荷丈人都是独自耕作的农民。《左传·僖公三十五年》记载的降为农民的原晋国大夫冀缺夫妇也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个体农民家庭生活的诗,如《王风·君子于役》、《郑风·女曰鸡鸣》等。在工商业领域世袭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出现了独立的私人手工业者和私商,象著名的工匠,如鲁国的公输般,郑国的大商人弦高,越国的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等。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出现的大量脱离原有族属的个体家庭和个体劳动者,使宗法血缘关系遭到削弱,宗族组织开始瓦解,独立的个人意识开始出现。
2、政治上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遭到破坏。首先,是周天子作为姬姓大宗子的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由于不断的赏赐和诸侯争夺,王畿范围不断缩小,经济军事实力也不断下降。而郑、晋、齐、楚、秦等诸侯国的势力却不断上升,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他们越来越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很多诸侯不再向王室履行缴纳、贡赋、朝聘、会盟的义务。相反,诸侯动辄出兵讨伐周王,召唤周王去盟会。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渐渐只具有象征意义。其次,大宗、小宗之间出现争夺与兼并。如晋国曲沃武公攻灭晋侯缗,而夺取了大宗子的地位。鲁国三桓以小宗控制鲁国公室大宗。另外,从西周末到春秋中期各诸侯国的异姓卿大夫宗族开始强大起来,也构成了对公室公族的严重威胁,如晋国的韩、赵、魏等大族,齐国的国、高、管、陈氏等。最后,嫡长子继承制开始遭到破坏。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在西周后期就遭到了来自周王的破坏。如周宣王强行立鲁武公庶子括,周幽王废嫡立庶。春秋时期,各国废嫡立庶的事件多了起来,如宋国宋宣公舍嫡长子与夷而立弟穆公;鲁惠公死时违背立嫡原则,由庶子隐公继位。上述宗法等级制度的破坏,使原有的社会调控机制逐渐失去效力,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君的权威不断遭到削弱,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宗族宗法制度出现了从上到下的逐级崩解。贵族集团以前那种简单的家长制和等级制的统治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政治形式了。
二、礼治思潮的兴起——思想资源
随着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开始遭到破坏、宗族宗法制度的逐级崩解,旧有的政治等级关系趋于瓦解,原有权威的丧失,依靠天然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脱离原有族属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的价值开始得到显现。统治者不能再把民仅仅当作臣民来保护,而必须要当作人来对待。旧有的天命鬼神观念和宗族血缘关系已不能很好的起到维系统治的作用了。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政治统治的重点就不再表现为强调权威的作用,而在于建立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在于统治方式的制度化,在于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原有贵贱有序、尊卑有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春秋时代,人们倍感秩序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在既有的政治文化资源中重新发现了“礼”。春秋时期“礼”受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人们把“礼”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独立出来,从政治理论的高度论述礼的政治功能,以礼治国成为时人的共识。
春秋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一大变化即是礼治思潮的兴起,“礼”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了多数人的普遍认同,人们把礼上升到治国的根本大法的高度。《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卫国北宫文子言:“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国语·晋语四》曹负羁对曹伯言“礼以纪政,国之常也。”
与曹负羁的话相类似的是《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大夫师服所言:“夫名以治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杨伯峻注:“体为‘体用’之体,意谓礼为政治政法之骨干”,师服认为礼是政治统治的核心。与这种认识相类似的言论还有《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周内史过言:“礼,国之干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太叔所云:“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定公十五年载子贡言:“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左传》中有大量的礼也非礼也的评判,人们把礼视为认识上的是非准则和品分人格高低的标准。人们往往根据各级贵族外在的礼仪、礼容判断其修养的高下及政治生命力的兴衰。《左传》闵公元年载,齐欲伐鲁,齐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这里仲孙湫即根据鲁国仍行周礼的情况判断其国势未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齐国庄子聘鲁时,臧文仲看到他“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便劝僖公结好齐国,因为“国子为政,齐犹有礼。”
《左传》定公十五年载邾隐公来朝见鲁定公,子贡即根据两国君的礼容对两君的政治命运做出了判断:“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病,君为主,其先亡乎!”《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年间,太宰文公及内史兴到晋国对晋文公行锡命礼,内史兴即根据晋文公在行礼过程中能严格按锡命礼的规定行事,告诉周襄王:“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在《国语》、《左传》中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是否有礼及行礼的好坏已成为反映各国兴衰的一支“晴雨表”。
春秋时期礼无所不在,在王权衰落,权威丧失,战乱频繁的动荡时代里,礼成为内政,外交及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突破礼的周旋揖让的形式来认识礼的政治功能和本体意义。《左传》昭公五年载:鲁侯去晋国,自郊劳至于赠贿,全无失礼之处。晋平公认为昭公“善于礼。”大夫女叔齐认为“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鲁国政权落入三桓手中,昭公无能为力;人民投到三家门下,不为公室效劳,昭公不知自己面临危难,却还利用与大国结盟去小国。昭公分不清“礼之本末”,“屑屑焉习仪以亟”是舍本求末。《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问:“敢问,何为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实之。……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这里把礼提升到自然的秩序与规律的高度,并认为礼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这一点可参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国大夫北宫文子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即在于对处于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的划分与行为的规范。
三、仁学思想——具体内容
春秋时期由于以宗法等级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秩序的破坏使得政治家们在理论上重视礼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导致礼治思潮的兴起。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礼并没能建立和稳定起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春秋时期恰恰是历史上社会运作最无秩序的时期之一,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一个尚利尚力,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政治家们企图用来稳定社会秩序的礼本身就具有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致命弱点,就算它是一套适应新的形势的新的制度,在这样一个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的价值开始被发现的时代,仅靠外在的制度规范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效的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还要有个人内心的道德自律,要有道德的建设。
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亲身体验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无序。孔子的时代宗法等级制的崩毁已经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地步。他自己生活的鲁国也已经是“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对于现实社会中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的社会无序现象,孔子非常的痛心疾首,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使社会恢复到往日的安宁秩序。要实现社会的有序,孔子所利用的手段是等级名分制即正名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僭礼不越位,在这一点上他与春秋时的政治家的认识并无二致。孔子比他以前的政治家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独立个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的事实,也看到了单纯的外在规范的不足之处。他试图为礼的外在规范找到一个人们内在的心理情感依据,使外在的强制规范变为人们的内在的自觉认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一点在孔子对宰我问“三年之丧”的回答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把行“三年之丧”礼制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基于血缘的亲子之爱的情感需要,把礼的基础直接诉诸人的心理情感需要。从而对这种礼制的遵循就是一种自觉的需要而不是被迫的服从。孔子这种对礼的改造是相当深刻的。孔子更重视礼的精神实质,礼的情感基础。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认为,没有对礼的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而只具有礼的外在的仪节形式,礼的生命力实际上已经丧失,这样的礼也是不能长久施行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为政》)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为政》)如果人们没有对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没有内在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人们自然不会按照礼的规范行事。在继承西周时期“德”的思想和春秋时期礼的思想基础上,孔子创造性提出了“仁”的理论范畴,把“仁”作为“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基础,试图通过人们内在的道德建设来实现对礼的自觉认同。“仁”作为一种最高的政治与道德理想而成为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
首先孔子“仁”的学说是针对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意识觉醒这一情况而提出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谓爱人,是表示人我关系的一个及其广泛的哲学概念。凡是一切与人为善、利人成人的感情和行为,都可以说是“爱人”,都可以归之于“仁”。孔子向统治者提出必须将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看待,把社会成员当做独立的人去对待而不是仅仅当作自己的臣民当作毫无生存能力的“赤子”那样去保护。这就要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真正把社会成员当成平等独立的个人看待,在施行政令时就会以一种恭敬、虔诚、庄重、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人民,而不是漠视人民的权利和要求,真正做到如孔子所讲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子罕》)。
对统治者而言,“仁”就是要保民惠民给民以实际的好处,要轻徭、薄赋、省刑、庶、富、教,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统治者要行仁就必须“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统治者要怎样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认为这首先要从“亲亲”中去培养这种感情。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近指与自己最贴近的父母兄弟;譬,譬喻,“能近取譬”就是能以自己对父母兄弟的感情来理解我与一般人的关系。把自己爱父母兄弟的感情和行为施于其他人,那就可以做到“爱人”达到仁。孔子的仁首先从血缘家族内部做起,但又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极限。只有这样以血缘的亲情之爱推广开去,才能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积极方面才能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而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消极方面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它更是一个道德概念。孔子不仅仅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他更把目光投向了摆脱宗法血缘关系束缚而独立出来的个人。更强调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普通成员的道德修养,道德自律对维系社会安定秩序的重要作用。只有“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外在的制度规范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提出了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准则并大量论述了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这成为孔子“仁”的主要内容。孔子是“仁”、“礼”并举的,他看到了外在规范与内在自律不可偏废,但他却更重“仁”,“仁”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对礼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作了充分的阐述了,而孔子所看到的正是当时大多数政治家都忽略掉的东西,也就需要他详细的加以说明了。
“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引孔子语)朱熹注《孟子》“仁也者,人也”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有的品德,这是孔子对“仁”的又一个基本的规定。“仁”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各种道德品质的总称,是人所应具有的理想人格,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达到的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即表现为人格,健全的人格正是生命的精神价值的实现,在这里孔子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的意识。既然“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就是每个人都应努力去追求达到的东西,这样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就不是服从外在权威,外在律令的需要,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类的意识的内在情感的需要。它直接服务和服从于人本身。孔子通过“仁”的概念释礼为仁,把外在的强制规范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需求,为原有的缰死的制度规定性的礼注入了新的活力。“仁”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孔子为社会中的个人规定了许多需要遵循的道德品质。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恭即庄重、谦逊,宽即宽厚、宽容,信即诚实、诚信,敏即勤敏,惠即施恩惠于别人。孔子把这几方面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并多次加以强调。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还说:“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除了继续强调为人谦逊诚信外,孔子还特别强调了敬、忠。敬是指一种临事庄重、认真的态度,忠是指忠诚、忠实。孔子强调为人要宽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要不念旧恶“犯而不较”(《论语·泰伯》)。为人要讲诚信,孔子针对不讲诚信的社会现实曾经感慨地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除此以外孔子还讲“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讷也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道德品质。刚是刚强,毅是果决、坚毅,木是质朴,讷是不轻易言语,这也是人们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好学善思也是良好的品德,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除此以外“仁”的道德品质还包括“直”、“智”、“义”、“勇”、“和”以及“温”、“良”、“俭”、“让”等内容。
那么怎么样才能具有和保持这些品德呢?孔子认为能否具有这些品德,关键在于个人的内心自觉与主观努力程度。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只要个人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加强道德自律,就能做到。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也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孔子特别强调学习对于道德修养的意义,主张多闻和多见。他认为良好的道德品质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靠后天学习得来的。只有不断学习,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他的学生子夏曾经说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即广泛地占有知识,提高自我觉醒,坚定志向,对不懂的事情切实向人请教,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地进行周密思考,仁的精神境界主体现在这里面了。孔子要他的弟子们学文、学诗、学理、学道,其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仁,树立其行仁的自觉。
孔子重视自我修身和道德自律,是希望以此来培植人们的道德品质,使人们按所公认的道德规范行事,以此维护等级制的“礼”,恢复往日安定的社会秩序。不可否认孔子所要维护的礼已不再是原封不动的周礼,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加以合理的改革和解释后的礼。但它毕竟还是等级制的礼。孔子希望人们通过道德自律来自觉认同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地位,这显然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但孔子却由此开创了先秦伦理道德文化。在此之前尚无一位思想家提出过全面的道德品质的内容,也没有人对如何培植道德进行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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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12卷，成书于646年。记述了玄奘本人赴印度留学的经历，对所见所闻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地理、农业、商业、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叙述也颇为详细。这部书名义上是有关西域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实际上它也是7世纪以前有关南亚史地等方面的专著，对当时中亚、西亚等地的记载，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迄今为止，它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史地以及唐代中印关系史等课题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目前中国学界对此书的研究集大成者为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校注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此校注本的唯一缺陷是对有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但瑕不掩瑜，目前它仍被学界视为最佳版本。
其他校注、导读及研究专著有：丁谦著《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贺昌群《大唐西域记之释与撰 》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等。此外，季羡林等译注《大唐西域记今译》、章巽、芮传明著《大唐西域记导读》、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等，为更多的人了解这部著作提供了方便。
相关论文主要有：葛定华《〈大唐西域记〉所记第七世纪印度历史概观》，探讨了玄奘往来印度行程、7世纪印度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戒日王国家的建立和它的邻国、戒日王国家的政治、戒日王国家的农村公社和封建制度、印度种姓等级制度、7世纪时印度宗教文化等方面内容。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对于《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林承节《〈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学的贡献》，阐述了《大唐西域记》对于研究7世纪上半叶印度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六）〔唐〕道宣《释迦方志》、《续高僧传》
《释迦方志》成书于650年，是专门讲述释迦牟尼所居国（五印度）地志的书。全书分上下卷，8篇。记述了佛教产生和传播地域以及中印佛教交流的路线等内容。对于研究佛教传播史、中印交通史等具有很高的价值。目前最好的版本是范祥雍点校本《释迦方志》。
《续高僧传》又名《唐高僧传》，成书于665年，记载了自梁代至唐麟德二年（502～665）164年间485位僧人的事迹，附见者219人。其中所记天竺僧人及其在中国的活动，可供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之参考。陈寅恪有关《续高僧传》的读书札记，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七）〔唐〕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
此行记是唐王朝派往印度的使节王玄策所撰，约成书于公元661～666年之间。今见残本存于唐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一书中。王玄策曾三次以唐王朝的使节身份出使印度，是对中印关系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中天竺国行记》是他亲历亲见的记载，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20世纪中外学界对王玄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早年研究和翻译著作有柳诒徵《王玄策事迹》、冯承钧《王玄策事辑》，〔法〕列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等。
50年代以后，关于王玄策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和《关于王玄策史迹迹的几点榷》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点》，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等。
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著有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该书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
有关王玄策研究方面的史料，孙修身《〈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对1990年6月发现于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均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八）〔唐〕慧立、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这部关于唐高僧玄奘生平的最早、也是最详的传论，成书于688年。全书共10卷，记述玄奘早年旅游印度的经历及归国后从事译著的经过。本书与《大唐西域记》堪称“双璧”，都是研究玄奘、唐代中西交通史以及中亚和印度历史、语言、宗教的珍贵资料。《大唐西域记》以记述地理风貌为主，本书则以记人为主，二书可互为补充。
目前最好的版本是孙毓棠、谢方点校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还有贾二强译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
此传新疆出土有回鹘文本，由回鹘文专家对其进行整理，有助于此传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九）〔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成书于691年，记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经历，反映了公元7世纪南亚、南海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是研究佛教史、中印交通史的宝贵资料。
《南海寄归内法传》成书于691年，是义净写于归国途中的一部作品，主要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律仪。此书对于了解7世纪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状况以及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国内王邦维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校注贡献最大。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对两部书进行全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广泛参证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现代中外研究成果，对义净的籍贯、生平事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考述，并从社会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经济活动、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对义净著作的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
相关成果还有〔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小考》，华涛释译《南海寄归内法传》台北佛光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等。
（十）〔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今见残本为敦煌文书之一，仅存原书卷二的一部分和卷三。是旅居中国的新罗僧人慧超的游记。记载了慧超经海路至印度半岛，遍游五天竺，后取道陆路，经中亚回到中国这一过程中的见闻，涉及8世纪上半叶印度半岛及西域各地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对于研究8世纪上半叶中印关系史有较重要参考价值。
20世纪早年相关成果有罗振玉校录札记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译著有 〔日〕藤田丰八著，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
50年代王重民所著《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中亦有对慧超书的介绍。
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为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主要依据汉籍论述，对慧超所记五天竺诸国以及中亚各国史地进行考辨。
（十一）〔唐〕圆照《悟空入竺记》
见于《大藏经续正藏・佛说十力经》。公元800年，唐高僧圆照亲访入竺求法归来的唐释悟空，以游记的形式概述了悟空游历天竺及其在西域的见闻。此行记为我们了解8世纪中叶中印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目前国内仅有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对此作简要的注释；钟美珠译，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著《唐释悟空之入竺求法行》对此行记有粗略的研究。
（十二）〔唐〕贾耽《四道记》
此书又称《皇华四达记》，是记载中外交通线路的专著，原书已佚，《新唐书・地理志》所述中外交通路线即节录自本书。此书虽非作者亲自出行所记，但由于他素喜读书，尤长于国内外交通、地理的研究，又兼身居要位，所获信息较广且确凿，因此，是书实际上可视为唐代诸多旅行者出行记录的概况和总汇。虽然其材料为间接获取，但其价值与亲历亲行所记相比毫不逊色，是研究当时中原与周边地区以及中外交通、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的“安南通天竺道”可供研究中印陆路交通之参考。
相关成果不多，20世纪早年有罗振玉校勘《贞元十道录》。其后，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皇华四达记安南通天竺道概说》《云南史料丛刊》第15辑，油印本，线装，1979年。 专就安南通天竺道进行研究；徐建新《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此行记作了简要的注释。
（十三）〔唐〕樊绰《蛮书》
此书又称《蛮志》、《南蛮记》、《南夷记》、《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共10卷，约成书于863年，记述了由唐朝进入云南的交通途程、云南的名山大川、六诏历史沿革、民族分布、首府区、主要城镇、物产、各民族风俗习惯、南诏政治制度，与南诏地方民族割据政权相毗邻的国家和民族等内容。原书已佚于明代以后，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重录成书。所叙多系作者亲历，史料价值较高，为唐代云南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最系统的记载。其中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可供研究唐代南诏与印度交通之参考。
向达《蛮书校注》，搜罗版本，拾遗补阙，经20余年之考究，用力较深，颇多创见。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在前人尤其是向达校注基础上，精心校勘注释，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木芹《云南志补注》，以向达《蛮书校注》为基础，即向氏原书篇目、段落顺序及校语仍保留原状，注文大部分删去，汇录研究札记，补注内容为向达失校、误校、误读、错简失校、误释、存疑及无考七个方面，共250条。
（十四）〔北宋〕赞宁《宋高僧传》
此传为北宋释赞宁所撰，记载唐高宗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僧人事迹，正传记有532人，附传记有125人。其中有关印度僧人的记载集中在《译经篇》。
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为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下册），书末附有陈雅编“宋高僧传人名索引”，颇便查阅。另有陈寅恪《宋高僧传》读书札记可供参考。
（十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
赵汝适为宋宗室，曾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兼泉州市舶，《诸蕃志》一书即成书于此时。全书分两卷，上卷志国，记述东自日本，西至今北非摩洛哥共计58个沿海国家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内容。下卷志物，记录各沿海国的特产47种。其记述得自亲闻，可靠性强，史料价值高，是研究宋代海外交通与各国货物的重要著作。
早年冯承钧为《诸蕃志》作过校注。目前最新成果为杨博文《诸蕃志校释》，主要参订冯承钧校注本，并补其遗漏，同时参考中外专家论著，颇有独到见解。
（十六）〔元〕汪大渊《岛夷志略》
该书是我国关于元代中西交通海道诸国的重要著作，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下接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该书不分卷，书中涉及国家和地区220余个，逐一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及奇闻异事，为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之事，可靠性强，重要性超过宋明诸作。
早年沈曾植曾对全书作过考订，集阅读笔记80条为《岛夷志略广证》，刊于上海神州国光社的《古学汇刊》中，后改名为《岛夷志略略笺》并请人校订，但未刊行。苏继《岛夷志略校释》，以《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作底本，与其他版本相比勘，并以《诸蕃志》、《星槎胜览》等书为旁证，所依据较为充分，纠谬补正较为完善。可贵之处是集诸家之说，加以分析研究，取诸家之长，补诸家之未考，并多有创见，为研究西域南海物产民俗以及中西交通提供不少参考资料。
此外，还有汪前进译注《岛夷志略》，亦可资参考。
（十七）〔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
此三部书均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随从人员归国后所撰，内容主要是记录所经各国的地理、见闻等，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最初史料，对于研究15世纪中印关系史等课题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瀛涯胜览》为浙江会稽人马欢所著，《星槎胜览》为江苏太仓人费信所著，《西洋番国志》为江苏南京人巩珍所著。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和《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8年；中华书局，1954年。分别对前两部书进行校注，向达为《西洋番国志》作了校注。由于所记内容大致相同，三部书可互相比勘，以补脱文误字等不足。
【摘要】实践证明这种利用实训实习基地真题真做的方式，成效显著，2003年第一批去企业做毕业论文的学生，基本上都被联想、梅特勒?托利多等知名企业录用，迄今已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因此高校要积极“联姻”，保证有足够多的实训实习基地。
《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为此，培养学生科研能力是高校一项重要任务。
一、高校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
1.高校加强学生科研能力培养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从高校“进口”（高校招生）来说，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深化，每一所大学的生源来自学生和家长的选择，高校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才会有优越的生源，高校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的师资力量和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因为师资力量是有目共睹的，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可以外化的，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的，学生在校期间公开，取得科技发明，获得专利，就能证明该所学校培养学生科研能力水平较高，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从高校“出口”（学生就业）来说，学生科研动手能力较强的高校必定会有很好的“出口”，因为科研水平最能反映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任何一家企事业单位都会引进这种具有实际能力的人。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曾指出：“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企业。”［1］从这个观点来看，学生就是学校的材料和产品，从学生进口，经过四年加工，到学生出口，只有合格的产品才会顺利出口，所以，高校解决了进口和出口，才能像企业一样运转起来，才能够很好地发展壮大。2.高校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有关专家认为：“21世纪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懂学习的人。”［2］所以高等教育不能仅仅向初等和中等教育那样，只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的训练。知识在不断更新，只有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才能终身学习，才不会被突飞猛进的科技知识的潮流所淘汰。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可以参与到知识的应用和探索过程中。在科研活动中，任何一个数据都要按照要求精确到一定的小数位，不能有半点虚假，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此活动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合作者）之间要相互交流，有些科研项目甚至涉及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人，这样就要学会处理好各类关系，从而有利于学生合作精神的培养。科研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学习，是应用科学理论的具体行动，有利于开发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和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科研是对个人创新能力的最有效的培养和锻炼，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强调科研活动，能够使学生尽早成为国家发展科学事业的重要力量。
二、本科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高校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在重点大学相对开展得较好，比如，南开大学从2002年9月开始，设立百万元的本科生创新基金，以立项的形式开展了“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活动”［3］；中国科技大学于1999年提出了“大学生研究计划”（UndergraduateResearchProgram，简称URP）；上海复旦大学有李政道博士设立专项学生科研基金；浙江大学从1998年开始开展校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每年投入经费20—50万元；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以下简称江技师）每年设立10万元专项经费，并在2005年成立了“大学生科技创新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和学生科研立项等工作。其他一些高校基本上每年用于学生科研经费基本上在2—10万元。学生科研管理部门基本上都是校团委，部分学校是校团委和科研处共管。但是，学生科研还存在一些不足：1.从学生自身来看。本科学生科研素质总体偏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学生对科研认识不足。有些学生认为科研是“空中楼阁”，与自己相距甚远，高不可攀；有些学生认为搞科研是“浪费时间”，不务正业；还有些学生认为搞科研是教师的事，与自己无关。（2）学生对科研方向不明确。一些学生对科研持有一定的好奇心，并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对究竟如何进行科研、进行哪方面的科研却十分茫然。由于方向不明确，所以在选题时要么太难，耗费大量精力却一无所获，要么太容易，以至于没有一定的研究价值。（3）学生缺乏科研主动性。现在，大多数高校实行学分制，本科学生在毕业时基本上要修满200个左右的学分，因此学习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有些学生虽然科研项目已经获批，但是不能够主动挤出一定的时间查阅资料，认真研究。2.从指导教师来看。教师指导不到位。高校教师不仅要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还有一定的科研工作。有些学校的教师每周有20节课，备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导致教师没有充分的时间指导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而对于那些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教师来说，由于科研水平和经验有限，往往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3.从学校方面来看。高校科研经费投入欠缺，学生科研场所也不足，学生科研管理制度也不够健全。目前，大多数普通高校科研经费太少，没有固定的科研场所，一些高校虽然有学生科研场所，但是不能真正对学生开放，而且场所的科研硬件配置也不是很到位。
三、加强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措施
1.建立科研“导生”、“导师”制度，加强科研指导工作。在大学低年级（一、二年级）实施“导生制”。选拔成绩优异、取得一定科研成果的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学生科研的导生，主要向没有任何科研经验的低年级学生介绍申请学生科研项目的一般程序，介绍查阅文献资料等进行科研的方法，纠正他们对学生科研存在的某些不正确的认识，从而让他们对学生科研有初步认识。在高年级，要聘请具有一定职称、学历、科研水平的教师担任学生科研“导师”，主要负责学生科研选题、开展研究和成果申报等指导工作，并帮助学生分析、解决在科研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同时，高校还要完善学生科研相关制度的建设，从而增强学生科研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学生科研管理工作包括立项申请、立项审批、中期检查、结题验收、成果鉴定和申报、经费报销等环节，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要按章依程序办事，尤其对于立项审批、结题验收和经费报销三个环节，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以保证公平、公正、合理。2.开展学生科研文化活动，强化激励机制，提高学生科研的积极性。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科研文化活动，如：科技文化节系列活动、科研作品、成果集中展示月、学生科技作品竞赛等，为学生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和钻研求新营造良好的氛围，为学生发挥才智、挖掘潜能提供舞台。对于教育部门和社会某些科研单位组织的类似于“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电子产品设计大赛”等活动，分管学生科研工作的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抓住机会，想方设法调动学生参与的勇气和积极性，让学生在比赛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时，还要强化激励机制，对各类比赛中获奖的学生，对科研活动表现积极的学生，对取得一定科研成果的学生要给予一定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激励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根据科研成果给予学生1—3个附加学分；对取得发明成果或者获得专利的学生优先评选优秀毕业生或者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留校任教；还可以给予适当的科研奖学金（江苏技术师范学校对取得一定科研成果，或者参加省级以上科技竞赛获得三等奖以上的学生，给予800—2000元的奖励）等。这些激励措施可以保护学生科研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全心投入科研工作，而且，对其他同学也会产生一种榜样效应，促使他们学习先进，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最终形成以点到片，以片到面，直至全员参与的良好的科研氛围。3.尝试新的考试方法，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科研能力。目前，高校现行的考试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试卷（闭卷和开卷）考试，采取这种形式的课程一般都是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另一种是撰写论文，采取这种形式的课程常常是那些专业选修课及思想政治形势课。但是一些学生平时根本不学习，只是在考试之前死记硬背任课教师划的重点。江苏技术师范学校为了强化学生基础，为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奠定基础，从2006年开始，对专业必修课程和公共基础课程实施“教考分离”措施，即任课教师不出考卷，仅提供教案，由学校聘请其他教师出卷，这能够比较如实地反映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高校还要建立适合于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的考试形式，防止“高分低能”现象的再现。对于工科学生，要根据工程背景和专业课程实际采取小设计、小答辩的形式，比如《VHDL语言———硬件描述语言》课程，可以让学生设计不同参数（每人一组参数）的数字滤波器或者设计具有不同功能（闹铃、定时）、不同时制（12时制、24时制、26时制等）的数字钟，学生设计好之后再分成几个小组进行答辩（答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个别学生请他人代劳）。这样不仅考核了学生掌握和应用VHDL语言知识的水平，还附带考核了学生掌握《数字信号处理》、《数字电路》等课程的知识水平。对于文科学生，可以采取让学生根据所学课程，深入企业、社会进行专题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并撰写调查报告或论文，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向各类刊物投稿，对于公开发表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的要给予一定的奖励。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高校必须积极探索各种各样的考核模式，真正能够考出学生掌握和应用知识的水平和能力，并根据学生的考试结果，认真分析、总结，从而培养有一定科研能力的人才。4.充分利用实训实习基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在企业或者科研机构中建立学生实训实习基地，可以解决高校学生科研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场所等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同样离不开实践，也需要知行结合，学校要积极在大学四年级上半学期安排学生有1—2个月的实训实习时间。师范类学生教育实习要有实习学校，非师范类学生实训要有相应的企业或者科研机构。在实训实习期间，学生要能融入到企业现场的班组中去，能够比较全面掌握一个专业、不同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2003年起，江苏技术师范学校尝试采取选送一些有就业意向的学生直接到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做毕业论文的方式，这种方式类似于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做毕业论文的形式，即学生有两位指导教师，一个是学校教师，主要负责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毕业答辩，另一个是企业具有副高职称的工程人员，主要负责学生毕业设计的工程和技术指导。
【参考文献】
［1］万静，胡军.想做个“三无”校长
［N］.南方周末———文化版D25，2006.11.16.
［2］赵崇峰.加强学生科研工作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J］.温州大学学报，Vol19，No.3：28-29.
关键词：策展；本土化；“国立台湾美术馆”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133-02
一、策展目的与思维
策展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借用主题性、艺术化的呈现手法来表达对艺术的评论与思考的一种途径。策展通常营造了一个观众、作品与艺术家三者相互对话、沟通的心灵空间[1]。策展思维，即“找出上下文，即让作品回到它的语境中”[1]。换言之，一场艺术展览中的几个要素，艺术家、作品、策展人和观众都需要靠策展思维来维系、建构对话以及相互的关系。策展思维本质上决定了这种关系建构的成功或失败。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如何在展览中融入本土文化元素，营造值得深入探讨的本土语境，通过展览阐释本土艺术的内涵与价值。
二、本土化之意涵
（一）本土化定义
本土化又称为地域性，它与社会文化、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同样地，展览中呈现的艺术作品，其地域性也不单单是文化资源本身，不是在现代社会被商业化了的传播与营销手段，而是借由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对艺术作品进行创造性地再建与重塑[2]97。
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本土艺术的诠释容易走入两个误区，“不是完全着重于国内的情境就是直接移植西方的艺术史”[3]19，前者仅仅从国家的角度来阐释艺术，后者又有只遵循西方艺术观点而抵制非西方艺术的嫌疑。因此，建立一个既多元又具有异质性的本土艺术诠释模型十分必要，它既要有能被国际间传播、交流、认同的表述机制，又要有别于固有的西方主流文化。这是本土艺术在发展中面临的重大困境。
（二）如何重建
本土艺术的一个特点是非线性，即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一次次断裂，使得艺术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而偏离原本的延续性道路。这一特点多在亚非拉国家出现，而且往往受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出现艺术的断裂、反复与革命[3]18。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也曾受到政治形势的干预，如、八五新潮。这些情境中西方原本的艺术理论与架构发生了变化，它们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与自我身份。这既为本土艺术的再造、重构迎来了巨大挑战，也使其有别于主流艺术形式的凸显成为可能。
好在现当代艺术提供了一种共享的国际性语言作为传播方式，艺术家可以将本土艺术元素融入现代艺术的表达机制中加以阐释，重建出自我认同强烈的现代作品。策展人则需要立足本土，对本土文化与全球语境综合评估，在策划中吸纳传统地域元素进行挤压与转换，借由作品表达对传统的思考。
三、“国立台湾美术馆”策展分析
（一）短期展览
“国美馆”二十多年来举办过各项国内外展览，大致包括研究展览、国际交流展、国际双年展、征件展、邀请展、捐赠展、两岸文化交流展、申请展等。其特点归纳如下。
1.将本土作品置于多元的语境中呈现
总体来说，本土艺术与国际艺术兼有的展览较多。一种情况是本土作品参与到国际性大展中，凸显本土特色；另一种是本土特色浓厚的展览中引入同一主题的其他文化，从中获得新的启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使本土艺术与国际其他艺术获得一次文化碰撞、交流、展示、推广的机会。如果依照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观点：作品的真正意义是和观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之中。那么对不同的观者而言，作品的意义是不同的，它们随其所处环境与观者视角、理解的变化而不断建构，呈现开放性的结构。如果是单一的语境，那么这种解读势必简单浅显，而多元化语境的优势在于它为作品提供了一个更加杂糅多样的背景，使作品有机会获得更多来自不同文化的解读与阐释，从而建构了这个语义连续不断生成的过程[4]22。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近年来“国美馆”积极策划台湾艺术主题展或是典藏展，遍及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美术馆，从而达到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推介，同时扩展国际视野。如2013年4月的“转动艺台湾”，是“国美馆”与韩国首尔市立美术馆的一场对话。由于“台湾”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均经历了经济转型，政治上也逐步走向民主与开放，二者当代艺术的发展在不断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相似的境遇。“转动艺台湾”实际是针对去年韩国在“台湾”举办的“韩画流―韩国当代绘画”的一个呼应。展览选取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各个时期对台湾艺术风格和创作取向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主要强调台湾艺术家个人风格如何在国际艺术思潮的冲击下适应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逐渐发展具有台湾本土文化意涵与经验特质的作品。
第二种情况更为普遍，一般发生于艺术家本身的经历或者是跨地域的共同策展。许多艺术名家常年旅居国外，或是外籍华人，他们来自中国母体的文化加之长期的国外求学、生活经历更容易产生与众不同的多元思维与价值判断。跨地域的共同展演案例如2013年5月的“交互视象―2013海峡两岸当代艺术展”，与北京中国美术馆第三次合作，同时展出了两岸创作者的作品，既有水墨、油画，也不乏大量装置艺术、雕塑和影像作品。布展中两岸作品是相互交错地呈现的，可能是由于二者主题和创作思维上表现出重叠与相似性：共同关注当下生活与文化的体验、对未来环境和艺术本质的创新性思考，或是为了便于两岸作品更好地展开对话而创造更加多元的语境。
2.系统的大型年度展览策划
“全国美术展”、“台湾美术双年展”打造了一个台湾艺术家与观众对话的平台，从而为台湾本土艺术的未来发展提供思路与启示，也能够为台湾艺术史的书写提供完整而丰富的素材。如2013年7月的“2013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精选影片巡回影展”，此项活动并非是国美馆策划，而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主办，巡回展作品来自15个国家，于不同时间在全台各个地方陆续展映，包括台湾各大综合及艺术类高校，地方公共空间如美术馆、图书馆、文学馆、电影馆、文化艺术中心等，内容涵盖了政治与社会、人物书写、身心障碍、艺术家群像、环境变迁，希望借此展览增进与民众的互动、对话，提供多角度的视野，引发民众对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深度思考。
3.选取跨领域、多维度的题材
策展的题材不一定要局限于艺术领域，可以选取其他相关领域与艺术作品相结合来呈现。其优点在于视野更为开阔，策展题材更为宽泛，对主题或观点的挖掘和剖析将更加深入，缺点在于这对策展人或团队本身知识素养的要求比较高，需要跨领域的人才。譬如对外参展的第13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台湾馆――地理启蒙，涉及台湾地理学与建筑美学的自我思考，又如艺术超未来展，请到了日本的相关技术团队，涉及动画、声音、表演、网络、时尚、设计，甚至医学领域，融合古典美学与现代科技，探索跨领域合作的美学新价值。
4.创造性地化用中国传统元素
现代艺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形式可以多样而精彩，因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传承千年，地域性强，不乏可以深度挖掘和借用的材料，如诗意、水墨、年画等。如果选取其中的一二元素融合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就能创造性地重建本土文化意涵。如2013年1月的“中华民国”第28届版印年画――“癸巳呈祥蛇年年画特展”，从“民国”74年（1985年）起举办至今。“国美馆”于21届（1995年）开始承办，推广版印年画的这项文化传统。展出作品均以蛇年年画创作为主题，使用哲学隐喻、卡通化图腾或幽默构图进行创作，于过年期间展出，送上吉祥如意的新年祝福。对于普通观者来说，这场展览更具亲切感与号召力，因为它沿用传统表达当下，本土气息浓郁。
（二）长期典藏
典藏政策以“台湾美术发展脉络”、“媒材类别发展脉络”、“艺术家风格与系谱”为主轴，大致涵盖了明清时期台湾文献作品、日治时期、战后现代主义时期、多元发展至当代艺术作品等[5]56。典藏艺术作品主要源自台湾艺术家，但也结合了台湾艺术与亚洲其他国家艺术的关联性及国际视野。其范围由“民国”九十四年（2005年）后扩展到了青年艺术的发展。该项目为“青年艺术家作品购藏计划”，通过公开征件和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的举办收集并购买台湾45岁以下青年艺术家的优异作品。这一举措既鼓励和激发了青年艺术家们的创作，也使典藏作品得以触及时下新兴的当代艺术。另外，许多重要藏品来自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
“国美馆”还设置了为期一至两年的常设展览，目的是为了让观众能够长期欣赏本土精品艺术的美妙与精髓，感受大师级艺术作品的浸染与熏陶，同时也给予珍贵作品一些公开展示、面向大众的机会。
四、结语
一场成功的展览策划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包括艺术家、作品、观众间的有效对话、多元化与异质性的结合、本土元素和特色的创造性转换与重构等。随着作品环境发生改变，展览也要相应产生变化以符合特定主题或情境的需要，从而更好地诠释作品。纵观国美馆的各项展览，其策展思维无一不是立足于建构特定的作品语境的。
近现代以来，大陆与台湾的艺术发展历程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都经历过外来入侵者的殖民统治、战乱年代的政权更迭、政治对艺术的强制干涉以及传统艺术延续上的断层[6]，二者理应可以在展览模式上相互借鉴。在全球化浪潮中，跨文化交流势不可挡，本土化立场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美术馆需要通过策展展示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质，积极反应时代精神特质与人文风貌，同时增加对外互动，缔造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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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阶层是以较为固定的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群体。论文随着收入的增加和金融市场发展的成熟，作为社会经济群体中最大一部分的工薪阶层有了投资证券的经济条件和现实需求。因此，基于各类证券品种的特点和证券投资的风险分析，研究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具体策略问题，对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和工薪阶层资产的增值都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经济条件
(一)工薪阶层的收入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薪阶层的收入逐年增加。据统计，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8％，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65％。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工薪收入在7．44万元以上的共有74．95万人，占到工薪项目纳税人数的10．5％。“工薪阶层都是低收入者”的观念已日益被淡化。收支相抵后盈余的增加使工薪阶层的抗风险能力同步增强，具备了进行证券投资的经济条件。
(二)工薪阶层的理财现状
2005年底，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高达28．72万亿元，增速为18．95％，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9％的增速，其中城乡居民的储蓄余额也剧增到14．11万亿元。高储蓄的现状直观反映了当前工薪阶层仍以储蓄为理财的主要方式，但是储蓄的低利率使之无法为工薪阶层带来较高的收益。大量调查表明，工薪阶层已经不满足于单一储蓄的理财现状。然而，工薪阶层的特点使其无力进行大额的房产或实业投资，对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不熟悉、投资专业知识相对缺乏也将他们挡在证券投资的大门之外。
二、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主要产品
工薪阶层收入有限，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小，因此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获取一定的收益。毕业论文目前，我国适宜于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工具主要有：债券、股票、基金。
(一)债券
债券是经济主体为筹集资金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的债务凭证。按照发行主体的不同，分为政府债券(又称国债)、公司债券、金融债券。在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上，公司债券的数量很少，金融债券多一些，最多的是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债的信用度都非常高，而金融债券主要是由机构投资者买进，因此适合于工薪阶层购买的主要是国债。国债是由国家发行偿付，因此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最安全的投资工具，但是收益也是各种债券中最低的。国债的发行价格和利息支付方式比较复杂，但是国债的利率也是根据银行利率制定的，其收益率一般都要比同期的定期存款利率稍高，并且国债的利息收入是免税的。因此国债作为个人投资的渠道，要优于定期存款。对于收入较低、抗风险能力差的工薪阶层，债券的收益比较稳定，变现能力也比较强，风险不高，是一种适合工薪阶层投资与储蓄双重目的很好的理财工具。
(二)股票
1990年l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中国开始出现股票投资，股票投资者获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价格差；二是红利。在现阶段中国股市，个人投资的获利渠道主要是类似赌博的利用价格差投机。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决定股票价格的最根本因素是市盈率，但是经常炒股的人都知道，价格和涨幅最高的股票往往和市盈率没什么关系。现阶段的中国股市还不规范，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由于多种因素使之投资股票存在许多劣势。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用于研究股市的时间很少，因此，股票投资风险较大，很难把握。虽然股票投资是个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但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投资股票必须谨慎，适合于有相当的闲置资金、风险承受能力较强者。不过参与股票投资，切忌不可将绝大部分资金投资股票。
(三)基金
基金产品主要有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保本型基金三种。
股票型基金是最主要的基金产品类型，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其股票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总规模的40％。股票型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将大众投资者的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硕士论文投资于不同的股票组合。这种以追求资本利得和长期资本增值为投资目标的特点决定其受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股票型基金在所有基金类型中风险最大，同时收益率最高，适合那些追求较高收益、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工薪阶层投资者。经常炒股的工薪阶层可以考虑将部分资金投向股票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是一种以债券为主要投资对象的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基金基本上属于收益型投资基金，一般会定期派息，具有低风险且收益稳定的特点，适合于想获得稳定收入的投资者。保本型基金是一种半开放式的基金产品，在存续期内一般不接受投资者的申购。管理该类型基金的基金公司通过担保和稳健的投资风格，在一定的投资期间内为投资者提供本金安全的保证，同时通过其他的一些高收益金融工具的投资，为投资者提供额外回报。在市场波动较大或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之下，保本型基金为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同时又期望获取高于银行存款利息回报的中长期投资者，提供了一种低风险同时又具有升值潜力的投资工具。由于保本基金的结构和运作原理的关系，保本基金在股票市场牛市中难以跑赢大市，但它却是熊市中的理想避险品种，适合于喜爱投资凭证式国债之类产品的投资者。
三、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风险与原则
(一)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风险
作为工薪阶层，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薪金，且薪金增长幅度较低。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安全性和流动性都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投资才是明智的。投资有风险，个人理财的各个渠道也具有风险，医学论文只是风险的特点与各种投资工具的类型有关。作为工薪阶层，投资于证券市场，必须首先了解各种风险的存在。虽然各种投资品种的风险不同，但是各种投资工具具有一些共性的风险特征，包括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经济环境风险。
1．市场风险。任何市场中都存在风险，只是各种市场的风险特点不同。
2．利率风险。利率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许多投资工具利率制定的依据，例如债券、股票、基金等。在利率较低时，债券、定期存款的利息也很低；当利率上浮后，原来那些固定利率的投资工具的利率可能低于现实利率，导致相当的损失。
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指资产的变现能力。债券、定期存款的变现能力很强，利息损失很小；股票的变现比较随机，股价的波动比较频繁，变现的损失也不确定，但一般变现的损失比较大；至于其他的理财工具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变现损失。4．经济环境风险。经济景气的时候，投资的收益高涨，股票、基金、部分期货，甚至贵重金属都会升值，但是债券就要贬值。
(二)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原则
1．保障生活需要原则。日常生活需要支出的，如家里有小孩要准备上学费用，可以预留现金以备一段时期的生活支出，如果五年后有固定的支出，可以做五年期的长期投资，例如债券、基金等。理财的收入归根结底还要用于生活支出。
2．量力而行原则。工薪阶层投资要保证资产安全，须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适宜的投资品种。对于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来说，如果其家庭现时收入和长期收入预期很高，而且
还有相当的一笔闲钱，那么可以考虑做投机性强风险大的项目。但对于一个普通员工来说，其家庭现时收入和长期收入都比较稳定，没有多少闲钱，节余的钱主要用于后段的子女教育和养老医疗，那么这个人就只能谋求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投资项目。
3．合理规划原则。每个人的收入是长期的，收入也是长期的。确定一段时期的财务目标可以使个人能够积累资金，满足将来的资金需求。
四、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策略
(一)抓住时机。低价买进策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话在工薪阶层证券投资中尤为重要。职称论文每一个时机的到来，都包含在政治形势的变化、经济发展趋势、收入水平的升降、消费心理的变化等信息之中。因此，时机的把握需要投资者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充分发挥个人的智慧，以及高度的投资敏感性。如果时机把握不准，就会给投资人带来很大的损失。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何时买进是关键的投资策略。就购进时机而言，不外乎于证券行市景气时进场或于证券行市低迷时进场两种情况。在证券行市景气期，此时是短线投资的良机。投资人若想抢短钱、赚差价，便可值此即时进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投资报酬率较高，但风险也较大，原因是上述景气指标反应到证券市场需有一段时间，况且投资人个个都会依此原则性的做法去操作，人人看涨，需求增加，可能最终落个“买高卖高”的结局。证券市场低迷时，人们深受“便宜没好货”价值观念的影响，常有“追涨不追跌”的投资习惯。其实，证券行市景气循环受周期影响，有繁荣一定有低迷，却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关键在于证券市场景气低迷时是否大胆进入，以逆向操作的方法运用时势。
(二)分散投资。一“石”多“鸟”策略
投资与投机最大的不同在于“戒贪”。它要求投资者把资金分散在股票、债券、基金或存于银行等多种投资渠道。对于同类型的投资品种，也要采取分期限、分产品等适当分散的策略。根据不同的变现情况，注重长短期品种的结合，在收益率有所保证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投资的流动性，进一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变现能力。这可借鉴传统的投资“三分法”，虽然其收益不可能大，但可以减少风险并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
(三)高低组合。成本平均策略
工薪阶层投资者在将现金投资为有价证券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地进行，以备不测时摊低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带来的较大风险。如果在证券投资中投入了未来有既定用途的资金，则更应倾向于风险较小证券的投资，如国库券等。
(四)按需而变，时间分散化策略
根据投资有价证券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提高的原理，建议工薪阶层在年轻时家庭收入较少、消费支出水平普遍高于经济收入水平时，由于风险承受能力也较强，可以考虑进攻型的理财策略，比如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重投资于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将股票的投资比重逐步减少，主要购买各项平衡型基金或其他较为稳定型基金，并加重债券投资的比重；到老年阶段，应该以投资收益有底线保证的国债为主，尽量少选风险大的激进型证券，以避免养老费用的损失。
(五)委托理财。借“鸡”生“蛋策略
如果有比较可靠的富有投资经验的合资伙伴，也可以尝试将资金托付于其进行投资。现在全世界投资渠道、投资工具越来越多样化，多种信息收集做到准确、及时、全面将更加困难，收集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个人投资在市场上很难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委托他人进行投资，或购买受益凭证，或给建共同基金，也是投资成功的一种策略。
(六)理性审视。风险转移策略
对风险大、收益高的项目，不宜采取直接投资方式，可向负责该项目的富有实力的投资方进行投资，让出部分收益，转移投资风险。工作总结如通过申购投资基金的办法，可将部分投资风险转移出去。
[论文摘要]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管理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评价企业理财活动是否合理有效的标准。企业由于所面临的财务管理环境存在着差异,因而其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并非是完全一致。所以,企业只有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和客观条件出发,确定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文章从现有的几种观点出发,探讨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合理选择。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又称理财目标,是指企业进行财务活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评价企业财务活动是否合理的标准,它决定着财务管理的基本方向。财务管理活动既要与企业生存发展和获利的目标一致,又要直接集中反映财务管理的基本特征,体现财务活动的基本规律。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会产生不同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所以科学地设置财务管理目标对优化理财行为,实现财务管理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一、目前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几种主要观点
1.利润最大化。即假定在企业的投资与其收益确定的情况下财务管理行为将朝着有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它不仅可以直接反映企业创造剩余产品的多少,而且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这种观点源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歇尔的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利润。
利润最大化强调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在于利润,而且利润总额越大越好。企业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利润额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体现了企业经济效益和股东投资回报的高低,以及企业对国家的贡献,而且和职工的利益息息相关。
利润最大化的优点在于:(1)可促使企业讲求经济核算,加强内部管理,降低产品成本,不断提高经济效益;(2)有利于把企业职工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激发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3)利润最大化容易计算,实用性、可操作性都很强。
2.资本利润率最大化或每股利润最大化。资本利润率是利润额与资本额的比率。每股利润也称每股盈余是利润与普通股股数的对比值。这里利润额是净利润。所有者作为企业的投资者,其投资的目的是取得资本收益,具体表现为净利润与出资额或股份数的对比关系。
这个目标的优点是:(1)收益额具有时间概念,它是指一定时间内(通常是一年)所获取的收益额;(2)把企业实现的利润额同投入的资本或股本数进行对比,能够说明企业的盈利水平可以在不同资本规模的企业或同一企业不同期间之间进行比较,揭示盈利水平的差异。
3.每股市价最大化。股票的市场价格代表着所有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对该股票发行企业价值的客观判断和评价,即以股票的市场价格代表企业的价值。这一目标的优点在于:既考虑了企业本身的风险程度,又考虑了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对企业每股收益的数量和实践的预期。这种观点更具客观性。
4.股东财富最大化。指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多的财富,股东对企业投资是为了追求资本的不断增殖,即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经营收益最大化就体现了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在股票数量一定时,当股票价格达到最高时,则股东财富达到最大。所以股东财富最大化又演变为股票价格最大化。
这一目标的优点有:(1)股东财富最大化考虑了风险因素,因为风险的高低会对股票价格产生重要影响;(2)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为不仅是当前的利润会影响股票价格,预期未来的利润对企业股票价格也会产生重要影响;(3)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比较容易量化,便于考核和奖惩;(4)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5)考虑了利润和投入资本额的关系,因为股东财富可以用每股收益、每股市价等来表现。
5.企业价值最大化。指通过企业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它反映了企业潜在或预期的获利能力。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认为:企业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但也可以被买卖,在对企业评价时,看重的不是企业已经获得的利润水平,而是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因此企业价值不是账面资产的总价值,而是企业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即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价值的市场评价,反映了企业潜在或预期获利能力。企业所得的收益越多,实现收益的时间越近,赢得的报酬越是确定,则企业的价值或股东财富越大。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还强调在企业价值增长中满足各相关利益者的要求,相关利益者都被认为是企业利益的贡献者和分享者,企业在替股东谋求利润追求发展时,应考虑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否则它会使股东利益自身受损。
企业价值最大化优点在于:(1)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投资的风险价值,有利于统筹安排长短期规划,合理选择投资方案,有效筹措资金,合理制定股利政策;(2)该目标反映了对企业资产保值增殖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股东财富越多,企业市场价值就越大;(3)该目标有利于克服管理上的片面性和短期行为;(4)该目标有利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二、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财务管理目标存在的问题
1.利润最大化存在以下难以解决的问题:(1)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2)利润最大化是个绝对指标,没有考虑企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不利于不同资本规模的企业或同一企业不同期间之间的比较;(3)没有考虑风险问题,会使企业无视风险,一味追求最大利润,而承担过高风险;(4)利润最大化会使企业只顾眼前利益,而产生短期行为,不考虑企业长远发展;(5)利润额的确定受到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较大,易受人为操纵,难以反映企业的真实经济效益。
2.资本利润率最大化或每股利润最大化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2)不能避免企业的短期行为。一般来说,收益越大,风险越大,要想获得较大的收益必须要相应承担较大的风险。每股利润与股本额成反比关系,如果企业单纯为了追求每股利润额最大,而降低股本增加负债,则会导致企业资本结构失衡,财务状况恶化,甚至出现财务危机。
3.每股市价最大化不足是:股票市价毕竟只是企业外部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客观评价,是他们对企业管理者代表股东理财业绩的好坏以及对企业经营业绩大小的看法,不宜以此简单地作为企业财务目标。 _4.股东财富最大化存在以下问题:(1)只强调股东的利益,而对企业其他关系人的利益重视不够,片面强调契约中的一方,而忽视其他各方的要求,容易引发契约关系中各方面的矛盾,最终股东的利益也不能得到保证;(2)股票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并非都是公司所能控制的,把不可控因素引入理财目标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可控性”原则,以股价作为评价管理层经营业绩的标准会打击管理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的短期行为问题,同时,片面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从整个社会来看也会导致另外一些短期行为;(4)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不仅包括企业经营业绩,还包括投资者心理预期及经济政策、政治形势等理财环境,因而带有很大的波动性,易使股东权益最大化失去公正的标准和统一衡量的客观尺度;(5)适用范围有限,只适合于上市公司。
4.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存在以下问题:(1)对于股票上市企业,虽可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动揭示企业价值,但是股价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特别在即期市场上的股价不一定能够直接揭示企业的获利能力,只有长期趋势才能做到这一点;(2)由于上市企业大都相互参股,其目的在于控股和稳定购销关系,并不把最大化作为其财务管理追求的唯一目标,法人股东对股票市场的敏感程度不如个人股;(3)对于非股票上市企业,只有对企业进行专门的评估才能真正确定其价值。而在评估企业的资产时,由于受评估标准和评估方式的影响,这种股价不易做到客观和准确,这也导致企业价值确定的困难。
三、财务管理目标的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对财务管理目标有了一些新认识,如经济利润和利益相关者财务理论等,这些观点对上述理论弥补和补正财务管理目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经济增加值指标对评价企业效率提高企业理财水平是必要的,但仅从经济利润角度进行评价和管理是不够的。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指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由过去的单一的股东承担风险变成了股东、经营者、债权人、职工、政府等相关者共同承担,即各方面关系人的利益均达到最大化。有利于各方面关心企业,有利于国有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协调股东与职工、债权人之间关系。但由于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中相关者构成的复杂性,无论利润有多大,分配时会出现此多彼少问题,不可能实现全部最大化,容易产生公平性和外部性问题且定位于企业外部不适用于企业理财,阻碍企业发展。
四、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及对策
笔者认为企业应选择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为避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不足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改革财务管理模式,走资本运营之路,加强预算管理。企业的经营应从产品经营转向资本经营,以财务管理目标带动企业各项管理工作。在对市场作科学预测的基础上,企业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在保证企业长期价值的前提下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即短期利润最大化,长期企业价值最大化。
Abstract： Irrigation is very important link in the farming. In irrigation area， irrigation management i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work， especially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 In addition to ensuring the water use for the growth of the crop， a reasonable and orderly irrigation work ensures the food safety of irrigation area.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water is precious， and it needs to be attention to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the irrigation area. Aiming at the problems in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irrigation are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关键词： 灌区灌溉；灌溉管理；节水；问题及措施
Key words： irrigated area；irrigation management；water saving；problems and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S2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7-0161-02
0 引言
“十二五”规划有条不紊地实施过程中，发展愿景和政治形势的大好，让我们不得不更加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粮食问题，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大问题，也是国家战略计划中的大项目。充足的粮食储备作为国家对外发展的隐形软实力，亦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政治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硬实力[1]。而在耕作中，农作物的灌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更要注意灌区的灌溉问题，保证作物用水之余减少不必要的水资源的浪费。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省，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关里关外的锁匙之地，甘肃省地貌复杂，气候干燥，可农用的耕地较少，水资源相对匮乏，因此灌区的灌溉管理工作不容忽视，一直为甘肃省重点的发展项目之一，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灌区的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在现代技术条件和实际情况看来，灌区的发展和节水灌溉的要求似乎存在着矛盾，需要进行平衡。除此之外，在灌区灌溉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别的问题亟需解决和改善，文章就此进行浅要地介绍。
1 灌区灌溉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1 灌区用水矛盾 在西北地区，常年干旱缺水，最大的用水部门就是灌溉用水，然而，因为在灌区灌溉管理时，没能做好用水需求量的提前计算，使得降水丰水期与用水量的高峰期互相不重叠，产生一定的矛盾，在枯水期用量大，则完全不能满足灌区的灌溉用水，影响了作物的生长和粮食的产量；而丰水期又供大于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而在甘肃部分灌区的通讯设备并不完善，信息传递的速度慢，方式较为落后，影响了正常及时的调水，水量的估算也依靠个人的工作经验，误差较大。
1.2 灌溉用水效率低 在西北地区，水资源在生产生活以及生态发展中供需很难得到平衡，虽然一系列的水利工程有效地缓解了用水的矛盾，在灌区依旧存在水资源浪费的现象，主要是源于随着灌溉面积的增加，水库的有效调节却不能跟上步伐，在预测和管理水量工作上不到位造成的[2]。农业用水是灌区最大的用水项目，在各项用水项目中优先考虑，但是灌区灌溉管理的不善，灌溉技术和方式亦相对落后，节水技术和现代化的灌溉管理技术也未能得到相应的应用，使得灌区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较低，浪费大。
1.3 灌溉方式落后，缺少节水灌溉措施 在灌区，灌溉用水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当地的地貌条件和气候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灌区作物的品种、作物组成、灌溉方式、管理水平、土壤、水源及工程措施等的选择都取决于当地的地貌条件和气候条件。而在实际操作时，在灌区的管理工作中，缺乏水资源配置的合理有效的机制，大大影响了正确的决策，节水技术和设备的落后也限制了灌区灌溉的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影响了灌区的作物收成。
1.4 信息化程度偏低 由于通讯技术与内地之间的差距，使得地区信息化程度偏低。虽然在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下，基础的数据库的实现成为可能，但建设仍不甚完善，与实际需求的技术水平要求不相符合，信息数据库的标准化程度与信息共享的程度成正相关，因此地区标准化程度较低，就直接导致了信息共享的可能性降低[3]。信息不流通，使得很多珍贵的水利文献利用率不高，而缺乏高科技的管理手段，仅靠人工管理，也造成了文献的损坏，资源未能得到合理的利用。
2 灌区灌溉管理工作问题的应对措施
2.1 加强灌溉管理工作 最近几年来，灌区灌溉的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管理局亦将灌区工程项目的建设和管理作为重点的发展项目。因此在灌区灌溉管理工作中，需要从工程项目建设初始开始，加强工程项目的维护，方便投入使用后各项工作的展开。主要可以从渠道工程的维护、田间工程项目的改造以及加大资金的投入对老化硬化的工程进行整治维护，最后还需要对各级渠道进行全面的清理，以达到相关的技术规范，保障灌区工作的安全顺利进行，为后期灌溉管理工作奠定工程基础。
2.2 优化水资源配置，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对水资源的调配方式进行科学优化，有技术含量地预算水量，达到在枯水期和丰水期用水量的匹配，提高供水的效益。在灌区范围内的水文站以及水电站中采取科学的水量预测，加强水量的准确预测、报道和调配。积极展开节水技术的研究，根据相关的信息及时地调整供水量，保证整个灌区的用水量[4]。合理的水资源分配有利于灌区农作物的生长也有利于粮食产量的稳定，对农民的增收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也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在西北地区，水资源的节约是永恒不变的课题。
2.3 完善灌区灌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管理体系中，制度和运行机制是行为准则，有指导工作和规范工作的重要作用，在灌区灌溉管理工作中亦需要这样一个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而渠道是灌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关注对象，所以在管理体制中也要突出其重要性。通过对末级渠系管理体制的改革，从基层开始由下而上地进行对灌区的管理，建立长效稳定安全的管理机制。
2.4 专业灌溉管理团队的建设 管理归根结底是人在管理，因此建设专业的灌区灌溉管理团队，提高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十分必要。灌区在运行期间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对管理人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加强对灌区管理知识的认识和管理方式的运用，并建立相应的考核审查和竞争淘汰机制，对参加完培训的职工进行相应的考核，以加强职工对培训的重视和对管理知识水平的重视。另外，管理团队除却要有专业的知识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还要有服务的意识。在灌区灌溉管理工作中，灌溉供水的服务性很强，因此需要到位的服务工作，这样在工作中才能花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工作，提高工作的效率[5]。
3 结语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我国人口基数本身就大，近年来虽然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依旧数量庞大，对粮食需求的刚性大，粮食有着战略性的重要作用，必须重视，而灌区的灌溉管理能有效地保障粮食的安全，提高用水的效率和农民的收入，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就目前灌区灌溉管理工作情况来看，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有问题就会有解决和改善的办法，可以预见的是，我国整体和地区的灌区灌溉管理工作将愈来愈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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