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4 12:07: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生态水利工程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1．1发展历程在欧洲，由于传统的水利工程兴建后，生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明显下降，人居环境质量有所恶化。至20世纪50年代，德国正式创立了“近自然河道治理工程”，形成了河流治理的自然工程理论，随后开展的一系列包括“鲑鱼———2000计划”在内的国际研究计划［1］，为生态治理提出了很多经验技术。而在1990年，日本的建设省河川总局也向全国发出了《有关推进〈多自然型河流治理〉》的通知。这些研究计划以及工程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工程经验，使该学科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恢复规模由山区的小型河流发展到了大型河流。而且恢复理念也从最初的单一的水质恢复发展到了以流域为尺度的整体生态恢复。
1．2存在的不足虽然生态水利工程学在近五十年来发展迅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经验，但是该学科仍然存在不成熟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①人类社会是发展的，而人类对环境的要求也在随之变化。并且，生态环境是人的主观感受，虽然能将其数字化，但也是模糊的。此外，由于生态工程涉及涵盖了多个学科，涉及范围广。所以，很难对河流及其工程进行客观、综合、准确地评估。②由于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气候、生物种群以及人文环境，所以生态水利工程具有“多样性”。它的建设不像传统水利工程一样，有全国统一的规范。再加上工程经验的缺乏，所以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理论框架还需进一步完善。③工程目标不明确。河流生态被破坏，应该改善，但是究竟要改善到什么程度，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论。而这一定论的缺失，正是生态水利工程发展及推广的最大障碍。
2从哲学角度分析生态水利工程
2．1生态水利工程与“天地人”三才哲学虽然不是工学，但却是自然科学的前身，其本身也包含了自然科学。因此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来看待生态水利工程，虽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却能在宏观上得到重要的指导。生态水利工程与传统工程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它自身是参与生态系统的循环的，是变化的，并且将会在环境中达到一种动态的稳定，这也就是“易”。《系辞》道:“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而要想使生态水利工程，也应该兼得“三才”。
首先，“天道”可认为是自然运行的道理，也就是说应解决技术问题。而生态水利工程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一个工程的建设涵盖了水利工程学、力学、水文、生物、环境、气象、人文、自然演变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生态水利工程的发展是建立在这些学科的发展上的。所以说，生态水利工程的评估方法、设计施工以及恢复目标也应该随这些学科的发展而动态变化。而“地道”则可认为是其所属的环境，也就是说生态水利工程应与其所在地的气候、生物、环境相适宜。至于“人道”，则可认为生态水利工程应该符合当下社会对待自然的观念，而这也是水利工程与生态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生态水利工程的发展，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文明。经济是实行生态水利工程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说，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才能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推进生态水利工程的发展，而当生态水利工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样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至于文明，则是生态水利工程必不可少的生长环境。社会文明程度高了，生态水利工程才会被重视，得以发展。反之，即便有先进、成熟的生态工程也会被逐渐遗弃。
2．2生态水利工程与社会经济、文明之间的矛盾生态水利工程与社会经济、文明之间矛盾的焦点则是工程目标，因为工程的目标决定着工程的经济投入以及建成后对社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多表现在经济和文明方面。所以一个合理的，符合当前技术、经济、文明的目标能直接影响到生态水利工程未来的顺利发展，甚至影响到它的存亡。而这也符合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哲学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当前学术界对于目标主要有着以下表述:①完全恢复(fullrestoration，Cairns，1991):“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完全恢复到干扰前的状态”。②修复(rehabilitation):“环境质量有一定程度的改善。”③创造(creation，NationalResearchCouncil，1992):“开发一个原来不存在的新的河流生态系统，形成新的河流地貌和河流生物群落”。④自然化(naturalization，RhoadsandHerricks，1990):“在承认人类对于水资源利用的必要性的同时，强调要保护自然环境质量，通过河流地貌及生态多样性的恢复，达到建设一个具有河流地貌多样性和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动态稳定的、可以自我调节的河流系统。”
显然，这四种目标表示着四种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也代表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一些学者对于“完全恢复”和“创造”提出了质疑:“完全恢复”太过于强调水利工程的缺点，没有正视这些工程的防洪作用、经济效益，以及在生态上的一些正面作用;另外，对于大多数河流来说，由于资料的缺乏，要弄清河流扰前的状态是十分困难的。而“创造”则不符合当前的技术背景以及经济条件，也就是不得“天时”。至于“修复”和“自然化”，从哲学上来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当前欧洲和日本在河流恢复实践上所倾向的。因为这样的目标规划，充分利用了生态系统自我设计、自我组织功能，所以只需要一些少量的、必要的人工辅助措施，而这也正好与当前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程度相协调。比如在日本进行多自然河流治理时，最主要的工程理念就是给“生物一个生长环境”，必要时再修建人工浮岛，或种植柳树等植物。
但是，这几个目标都只注重于恢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却没有特别重视人这一主要因素，也就是没有完全把握“人道”。从生态水利工程的实践上看，很多工程的建设仅仅局限于生态修复，但人与工程的互动性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在日本的多自然型河流治理中，工程多着眼于将河流恢复到自然状态，却没有建设便于当地居民亲近河流的设施。也就是说，在河流生态系统中，“人”这一因素被独立出来了。人是生态水利工程的规划建设者，也是它的使用者，甚至有可能参与到这个工程所形成的生态系统中。自古以来，人类行为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例子就有很多，比如在南方水资源充足的地区，由农民开垦出了大量的水田。而这一浅水环境则使螺类，以及克氏螯虾(俗称小龙虾)大量繁殖。此外，在一些山区废弃的公路上，白天由于日照，路面温度会高于土壤温度，而这也吸引了很多冷血动物在上面晒太阳。因而，合理地考虑人类活动，让人类参与到河流生态系统中，形成一种新的、非完全自然型的生态系统才是更实际的。
因而，在规划建设生态水利工程时，应适当考虑人类因素。而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使工程更加“亲民”。比如在修建城市生态水利工程时，可适当修建游道和亲水平台，让市民亲近自然，而这也能使市民在于自然亲近的过程中形成生态意识。②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在恢复生态的同时，使工程具有自然河流所不具有的能力，比如更强的净化能力、养殖能力等，这能让工程更加适宜于人类社会。③应当意识到，人类社会是发展的，科学技术也是发展的，而生态工程自生也是会随时间而生长的。因此应当将三者有机结合，根据不同的人文背景、科技条件来规划建造工程，使之更加符合对应的历史阶段。比如，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当下被否定的“创造”这一河流生态恢复目标也许在未来就会成为主流。
作者：黄膺翰周青单位：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摘要】本文分析了生态运动的价值论阶段及其局限，阐述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由价值论中心到经济学视域的转变及意义，探讨了当代生态危机的经济转向及构建中国的生态经济学问题。指出现有生态伦理学作为环境保护运动的核心价值，越来越脱离经济和生活的现实。马克思在其思想历程中也经历过以价值论为中心的阶段，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的新视野使他意识到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和不切实际，所以他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历史哲学。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经济结构危机，马克思用经济学视野取代伦理学视野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对于政府决策而言，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现实意义
当下，国际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发现这次深刻的经济危机，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决策机制空前的改变，生态问题在可见的将来必然会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因素之一，整个生态运动的理念也将会产生一次历史性变化。这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策制定者既有的观念系统必须适应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在其既有的观念系统中要找到相应的思想资源，并不困难，问题在于需要在本土实践中根据这种资源，不断作出切题的再思考。
一、生态运动的价值论阶段及其局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了“大地伦理学”的概念，但学者群体系统地回应生态危机、构造生态哲学仅仅有45年左右的历史。这几十年间，人文社科界的生态学说风起云涌，顿成西方学术界之显学，学派林立，并且涌现出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与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两大阵营的争论。不管以人类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还是以自然系统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这些生态学术运动的主线是一种价值学说，换言之，生态伦理学是这45年来整个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科学的轴心。但是过分地从伦理学角度考虑我们的生态困境，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局限性，其缺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价值观先行的视角，日益脱离人类与自然的实际，带有浪漫主义、神化自然的乌托邦色彩。在生态哲学诞生之初，影响最广的四篇奠基性论文都带有这种倾向。例如小林恩·怀特（Lynn T. White, Jr.）教授196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著名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认为早在中世纪，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人类优于自然的倾向已经造成西方人使用科学技术榨取自然的心态萌芽。［1］这个带有韦伯风格的论断本来尚有可取之处，但是随后他谈及未来的解决方案时，盛赞佛教禅文化以及中世纪著名修士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对待自然的态度。我们分析一下后一个个案，方济各在他著名的《太阳颂歌》（Canticle of the Sun）中表达他对自然的感受：“我主，愿你因亿万受造而蒙颂赞，尤其是因为太阳兄弟，它带来白昼，给我们光明，它美丽灿烂，彰显你的尊荣…… 我主，为了风兄弟，又为了空气、白云和晴朗，以及各种气候，愿你受赞颂……为了水妹妹，愿你受赞颂，它多么有用又谦逊，宝贵而贞洁……我主，为了我们慈母般的大地姊妹，愿你受赞颂，它负载并照顾我们，它生产许多果实和缤纷的花卉草木……” ［2］但是，这种田园牧歌的情调确实与方济各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关联，蛮族入侵瓦解了西罗马帝国后，基督教在蛮族中虽然获得承认，但能够保存的文化遗产极少，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采邑制和教会的苦修传统构成了这个“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方济各生活在狭义上的黑暗时代刚刚结束的时期）紧缩而有序的社会构造。在自给型经济中，作为共同体恬静的成员，自然当然不会成为过度索取的对象。现代生态哲学家对方济各这种与自然相团契的价值观称羡不已，但是不见得他们就愿意还原方济各时代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再者，方济各传中的很多情节，如果和东方文化相类比，更接近于董仲舒学说的天人交感关系，是带有等级制教化功能的，禅佛教以人人皆有佛性立说，拒斥这种向下示范的苦修文化。完全是现代西方学者对生态伦理脱离具体场景的浪漫幻想，把方济各和禅宗这两种风牛马不相及的传统，一起摆放到生态价值论的玄学神坛上当作护法。
第二，生态价值论强调自身的普世性，没有考虑到现实政治秩序中大多数人的道德生活需要。在老百姓中化育一种与自然界良好互动的善，与学院派自己追求的境界是两回事，生态教育在知识分子以外无法得到大众真正的回应，大众仍然很容易陷入现代经济的极端功利主义之中去。当代很多生态伦理学的倡议者，都是梭罗类型的受过良好学院教育的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灵感至上，常常直接诉诸自然界的美感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阿伦·奈斯(Arne Naess)既是个语言哲学教授，又是银行业世家哺育的杰出的业余登山家。《环境伦理学》的作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辞去牧师职务后，曾经在美国长时间过着野外游历的生活，其文笔不逊于《沙郡年记》的作者利奥波德。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模式完全来自自身的感受或推理，独立于任何活生生的文化传统之外，不是任何普通民众可以效仿的。但是他们的象牙塔价值观成为生态教育中压倒性的意识形态，甚至成为欧洲人生活中的一种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欧洲人完全忘记了数百年长期不平衡的世界经济秩序积累的财富的供给，使他们可以践行精神贵族一样的环保生活，一旦向全球推广这种少数人的环保方式，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全球性贫富悬殊和灾难性的文化危机；更何况高福利、“低消耗”的欧洲理想国模式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已经暴露出巨大弊端。而在美国，新教保守派占多数的情况下，没有出现新兴价值压倒文化传统的局面；但是在传统力量薄弱的自由主义地区，生态价值论影响大众的结果是，许多中产阶级常常把自然价值和新兴神秘主义生命哲学联系在一起，仿佛是对韦伯所说现代社会的“祛魅”的一种精神补偿。［3］对自然的神化以及对神秘主义生命哲学的体认往往导致中等知识阶层的传统伦理观被清洗，使自由主义社区的社会结构走向崩溃，底层新移民则往往倒向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社会不稳的隐忧逐渐增长。所以，一种现实的环保主义必须立足于各国文化传统，与之水融，而不是以文化精英的价值标准去取代既有的社会伦理，引发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悲剧。
钟泰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
重评中国古典哲学的宇宙论
荀学历史命运的再思考
《论语》的为政之道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建设弘扬中华文化的学术高地
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文明对话产生文化共鸣
从“缘起性空”谈世界共融
和谐合作是人类发展的不二法门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存亡之道
全球化伦理与儒家的核心典范
新仁学与当代新人文主义
新时代“六伦”的新建构
国学兴起与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脉动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成因
礼乐文明与儒家之现代新形态
与中国一起进行哲学思考
冯友兰:海阔天空我自飞
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
孔学堂书局第一批图书倾情奉献
孟子的恒产思想及其启示
浅析新儒家对经济的态度——以贺麟为例
儒家藏富于民思想刍论
儒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
丘溶经济思想研究
荀子经济思想述评
用儒家良方缩小贫富差距
儒家思想与东南亚华人企业家的成长之路
道家“物我为一”的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官民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荣辱观
论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对国家和社会稳固的贡献
和谐文化的哲学审视
论文化多样性与和谐文化
“和而不同”思想与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唱响主旋律配好和谐曲
弘扬音乐文化服务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与儒学之道
略论孔子和谐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论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论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
儒学的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仁学”的全球涵义
“心即理”的意向性诠释——从现象学看阳明心学
世界儒学——世界文化新秩序建构中的儒学自我变革
善:判断或描述——亚里士多德之善与古代儒家之善的比较考察
《中国哲学史》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与中国哲学一起共同成长发展，见证了中国哲学由偏重儒学研究转向密切关注多种哲学派别、现实社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发展既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又有其内在自身演化的独特逻辑进程。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孙立真，从三大期刊看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论文关键词：自然环境，依赖性，发展
自然环境是和社会环境相对的一个概念，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环境是指与人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土壤、山脉、河流、植物、动物、矿藏等。广义的自然环境指除了人类社会之外的各种自然物质、能量、信息的因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人的生活和发展与自然环境息息相联，都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离开了自然环境，个人乃至整个类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也将不复存在。因此，自然环境对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基础、一个前提。
一、自然环境是人生理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条件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其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源于自然。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割断自身同自然之间的联系。人从自然中输入物质、能量和信息，经过加工、处理和转化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形成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同时人也向自然界输出物质和信息，影响和改变自然界。这个输入和输出关系，就是人和自然的实际联系。它说明人只是在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中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劳动，从自然界那里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借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承认人的肉体存在的客观性就必然承认维持这种存在、满足这种生物组织生理需要的合理性。因此，人有自然需要。自然需要简言之也就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生物需要、生理需要。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到，“在一定意义上，吃、喝、性行为等等，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1](P8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哲学论文，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2](P31)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生前的伟大贡献时强调：“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即历来为繁茂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3](P574)
人的这些生理需要的满足最终需要通过物质资料生产的形式来满足杂志网。而自然环境是包括在物质资料生产其中的，是物质资料生产赖以发展的基础。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赖以发展的基础，自然环境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恩格斯曾指出“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4](P77)马克思则进一步指明劳动过程所具有的三个要素，即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对象，指的即是自然环境中的森林、土地、矿藏、河流等因素。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环境是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而进入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自然环境首先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并进而通过物质生产活动间接地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指人们的生理特征和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5](P220)
其实，人和自然之间具有原始的内在一致性，从人的生命存在看，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从人的生命活动看，人的生命活动以自然界为基石，人的生命活动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自然界为第一资源，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人类的劳动对象如土地、树木、矿石等，都是自然界提供。“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P53)马克思继而写道：“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36)自然环境是自然的有机整体，它为人生理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在谈论人的发展时不能漠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塑造良好的自然环境成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备物质条件。
二、自然环境为人的精神文化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人的发展是现实的、具体的、全面的和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和完成的，这既是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在现实的自然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良好的自然环境在人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中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价值功能，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印记，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和体现，反过来又为人的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首先，自然环境满足人享受自然美的精神需求。爱美是人的本性哲学论文，按照美的原则和规律塑造人，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自然之美并不是人主动建构起来的，更不是自然中的事物触发人的审美“细胞”而产生的“幻觉”，自然之美是某种自然的存在，是大自然的一些属性，诸如它的颜色、味道、棱角、线条等，它们是直接地呈现自己。良好的自然环境为人提供了客观的审美对象，唤起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美感，给人营造了美的氛围，以美的气息净化着人的心灵世界。
其次，自然环境还是科学活动的对象，作为人类生产活动对象的自然，同样存在于人类的科学活动之中。“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P56)克思把“科学活动”看作人类的一种活动，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科学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认识自然，从“精神上掌握自然”，然后在生产活动过程中“驱使自然力”为人类服务。
最后，建构良好的自然环境还会引发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一系列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有助于人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良好的自然环境的建设会使人领略到大自然本身的美，人在审美活动中又会自觉意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将维护自然美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理念，从而对自然环境给以呵护，用美的原则塑造自然环境，使自然环境更美，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始终保持着良性互动，两者在交互作用中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今天自然资源已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工业化时代的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不仅超越了自然界的支付能力，造成生态平衡被破坏，而且也给人自身形成很大压力，打破了人自身发展的平衡状态，出现了不少难以治愈的“文明病”。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对物欲过分追求。人并不是庸俗的经济动物，不能为满足贪得无厌的物质欲望不惜掠夺自然资源，置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而不顾。作为具有理性的个体应该朝着既有利于自然发展，又有利于人的身心发展的目标努力，重视良好的自然环境的建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保护自然环境，为人的发展营造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论文，自然环境因素就是人发展的基础因素。这就好比个人的发展是粒种子，那么“环境”就是土壤。种子很重要，土壤更重要。没有好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是白搭。要想种子茁壮成长，就必须有块肥沃的土壤杂志网。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也必须要打造这样一块肥沃的最适宜“种子”生长的“土壤”，这就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环境。
近些年来，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空气污染严重、世界性水源危机、森林惨遭毁灭、物种不断减少、臭氧层变薄等等，表面是天灾，在这天灾的背后是人祸，特别是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掠夺式的资源开发超过了自然环境合理的承载能力，使得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到严重的破环，生态系统维持生命的功能退化，资源支撑能力下降。所有这一切已经说明，人类的破坏行为正在将自然界驱赶到一种生态死亡的绝境中，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人与自然的对抗，不仅直接关系到整个类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必须走出当前人与自然紧张的状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环境，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
人与自然对抗，源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绝对化和极端化的结果。人类的许多灾难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人与自然相互对抗的自然观。这种对抗既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程度不够的结果，因为这种人与自然对抗的自然观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必将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观所代替。走出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环境伦理意识，既承认自然工具价值，同时又要承认其内在的价值，这既是当今人类减少种种灾难的基本途径，又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之路。
（二）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观
要从根本上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谐，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观，积极发展经济，努力实现经济生态化。所谓经济生态化是指人类经济活动日趋符合生态规律要求，日益实现在生态上合理的过程，其本质和核心内容是：使基于劳动过程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及其产物，逐步比较均衡、和谐，顺畅与平稳地融入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物质代谢之中的过程。因此，只有发展生态经济，才能彻底克服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人更好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三）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观
尽管非典、禽流感等继续威胁着人类，然而野生动物的口腹之欲仍未杜绝。因此，倡导文明饮食文化哲学论文，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观，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个人发展，同时也利于子孙后代。
（四）加强环境立法，增强环境执法力度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护自然大环境，除了依靠经济手段，建立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生态经济，树立新的可持续消费观，倡导绿色消费等等，还必须借助于法制手段，建立和健全环境法制机制，使自然环境的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五）加强生态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
人们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中，认识到要对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拨乱反正，把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还必须实施和推行教育改革，发展生态教育事业，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这才是保护自然环境的根本长远之计。生态化教育是和构建未来生态文明相一致的新型教育体系，它可以分为学校生态教育和公众生态教育。对于学校而言，要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致力于解决教育过程中人类与自为自然之间的时代性矛盾，从而致力于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质的新人。对于公众教育而言，要致力于提高公众的绿色意识和参与生态环保的自觉性，积极参与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产生的生态危机，从而推动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李学萍：墨菲教授，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历史，后来改学文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缘由。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第三，生态批评会在复杂性过程中保持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以及深层含义时，我们将考虑越来越多的变量。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阅读大量我们感到不熟悉或有难度的材料，有些材料还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学的知识范畴，这个过程也会变得更有挑战性。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生态批评学者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能对工程、物理、有机化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从而能够对科幻小说和当代现实主义作出评估。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12704
2010年我在墨尔本访学时受邀到老朋友贝安德教授和劳若诗博士家中做客，其间受赠他们二位的新作《理解环境哲学》（Andrew Brennan and Y.S. Lo.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Durham， UK： Acumen Publishing， 2010）。 这本书是英国Acumen出版社策划的“理解现代思想运动”丛书中的一本。由于该丛书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启蒙运动以来各种哲学和历史领域内重要的学派、运动和传统的导论，其目标读者主要是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首次接触这些学科的读者，因而《理解环境哲学》一书的体例并不庞大，且框架清晰，逻辑紧密，语言及写作风格颇为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理解环境哲学》共有九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章中，两位作者从讨论气候变化这样具有极端复杂性的环境问题入手，将读者导向对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从第二章起到第五章，作者循着伦理拓展主义的基本方法，分别讨论了环境哲学中的各种代表性理论，包括代际伦理、动物伦理、以非人类生命为对象的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作者分别就自然性的寓意、环境哲学的世俗基础、环境问题的根源、个人责任与社会管制等环境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论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通过对基本概念、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论争的全面展现，该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环境哲学的框架，为没有接触过环境哲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有关环境哲学的导论性读本。同时如两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由于该书介绍了很多基本的哲学概念、逻辑术语，并且在整本书中对休谟、康德等经典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和评述，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当作一般哲学的入门读物。此外，对环境哲学领域内诸多论争的深入讨论也对从事环境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提出了挑战。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并由此引出现代环境哲学诞生的背景和一些基本概念。作者重点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key puzzle），即如何将我们的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之外，同时又不损害表达和保护人类尊严的各种人权。由于人类展现出强烈的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物种具有更高的“道德重要性”的倾向，即便在生物学意义上亦是如此，因而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倾向给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带来了困境，也构成了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
第二章的主题是代际伦理，我们对后代人的义务。作者首先介绍了功利主义，包括整体效用和平均效用的区别。在仔细分析了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可能推出的著名的帕菲特的“矛盾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之后，作者讨论了 “消失的受益人”（disappearing beneficiaries）的论证。这一论证主张，由于环境政策会影响到未来哪些人会实际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最终无法来到这个世上的人而言，他们的境遇无所谓更糟，而对于那些实际存在的人而言，尽管他们会因为曾经缺乏必要的环境政策而受到消极的影响，但仍然比那些根本来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强，因而当代人对后代人没有义务。事实上，很多国外的著作在涉及代际伦理时都会讨论“消失的受益人”的论证，而每次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看到这种似乎是根据理性和逻辑进行的严丝合缝的推论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感。令人沮丧的是，国内很多论文在介绍西方代际伦理的理论时也往往会花大量笔墨在这种貌似技术上十分复杂、逻辑上非常严密的论证上。我很高兴看到两位作者对这一论证进行了批驳。作者首先指出，诸如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当代人和以前的人们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预防性措施，对于那些未来人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还不如没有来过。第二种批驳在我看来更加有力，作者指出，“消失的受益人”论证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无论是否采取或采取了何种环境政策，未来总会有大量人口来到这个世界。很明显，这些人会因为我们这些当代人没有采取会对他们有益的环境政策而过得更糟，因而我们负有关怀他们的义务，至少负有这样的最低义务，即不能把他们将要生活的环境搞得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满足。
第三章介绍了动物伦理。作者分别介绍了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动物福利伦理与汤姆·雷根的道义论动物权利伦理，并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尽管有关动物伦理的理论几乎在所有环境伦理、环境哲学、甚至应用伦理学的著作中都有相关介绍，但这本书对动物伦理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的清晰的总结和深入的比较仍然非常值得称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作者认为比起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为动物提供了更多的保护，而实际上，由于动物权利论所涉及的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等高级动物，因而我们很难断言这两种动物伦理哪种能够给予动物更多的保护。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辛格的动物伦理为在西方世界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动物的认知和态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实际保护和改善动物的处境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在第四章详尽分析了泰勒个体主义的生物中心论。泰勒的论证过程十分复杂，但作者详尽而又清晰的归纳为理解泰勒的理论提供了有效帮助，这一点对于初涉环境哲学的读者尤其有价值。作者指出，尽管泰勒的观点具有我们无法企及的“理想性”，但它会激发我们的道德想象力。此外，作者对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在保护物种和生态系统方面存在的不足也进行了分析。最后作者指出，泰勒的环境伦理专注于个人对个体生物的道德责任，而如果更加开放地审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作为更大的系统和群体中的成员，我们需要承担怎样的角色。
第五章考察了物种、生态系统这些“整体”所具有的道德意义，重点分析了拉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利奥波德和克利考特的大地伦理，以及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整体主义环境伦理。作者挑战了克利考特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优先原则”，也对奈斯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试图将人类中心主义与深层生态学原本具有物种平等特征的世界观相结合。令我感到些许诧异的是，作者在这一章中几乎没有讨论罗尔斯顿关于生态系统具有最高价值的观点，而对于中国环境伦理学界，罗尔斯顿具有生态中心主义特征的自然价值论一直被视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的重要代表。
关键词：文化生态;生态体系;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3-0225-03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衍生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在《文化变迁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一书中首次提出，我国学者黄育馥于1999年率先介绍到国内，后来再被中国学者引用到多个研究领域。
一、“文化生态”概念的提出
斯图尔德的学术思想源于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的新进化论思想。博厄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明确确立了文化相对观。怀特认为文化是不断创新的，其创新的动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博厄斯和怀特的影响下，斯图尔德在研究美国西部印地安部落的民族志时，把用于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生态学引入研究，从而创立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与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生命体系，其中人是最具主动性的因素，因此文化生态学既要研究生态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生态学那样仅研究自然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关系，认为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造就了另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种文化生态。由此可见，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置于生态环境的多维空间中给予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性考察，不仅给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还赋予生态环境以应有的人类文化地位，因此《文化变迁理论》被学界普遍看作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内廷，1968）、《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R・拉帕波特，1968）和《北方平原居民》（J・贝内特，1969）问世，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研究。70年代，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该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其中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主要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则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其服务构成，显然这一研究比斯图尔德等人的研究更具体、更深入，给文化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己基本成熟，其影响也逐渐扩大，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参与了这一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系统论被纳入文化生态学研究，并成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基础;（2）由环境单向决定文化研究转向了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3）拓宽了文化生态环境的内涵，把人化环境、信息环境也作为文化生态环境纳入研究;（4）文化生态研究从美国走向了全世界，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见，文化生态不等同于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生态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文化生态只是文化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之一。
二、国内学者对“文化生态”的重释
1999年，黄育馥在《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上《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第一次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的早期发展情况，并考察了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概念以及运用这一概念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国内一些学者也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转向了这一领域，有的深入探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有的用它来研究具体问题，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还试图对文化生态这一概念做中国化的重释，总的来说可以把这些重释划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生态是一个有一定生命机能的文化生态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长乐[1]、方李莉[2]、柴毅龙[3]、孙兆刚[4]、王金柱[5]、徐建[6]、韩振丽[7]等。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使这个文化生态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相对来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最多，目前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是文化生态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到底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没有交代清楚。
2.文化生态是一个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的文化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邓先瑞[8]、张[9]、王玉德[10]等。乍一看此观点与前一观点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远不如前一观点深刻，因为该观点只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却忽略了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各自的能动性，把文化生态看成了一个文化要素的被动组合体。
3.文化生态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管宁[11]、李学江[12]、戴伟华[13]、孙卫卫[14]等学者持此观点。这一观点既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也看到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但他们却把文化生态看成了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忽视了文化要素的系统性及其能动性，就像只看到了风吹树动的动态效果，却忽略了由树构成的森林这个整体效果，落脚点发生了偏差。
4.文化生态是“一定的文化形态与特定自然、历史和种种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15]，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高小康。文化形态指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则属于文化要素，显然这一观点在概念的界定上出现了一些偏差。
5.文化生态就是生态文明，即一种和谐的、理想的文化状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熊春林[16]等人。很明显，这一观点把文化生态看作了生态文化，其实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文化要素的有机体，而后者只是文化的一个类型。
三、对“文化生态”的再理解
鉴于以上学者对文化生态在重释中留下的问题和产生的偏差，我们有必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厘清。
1.文化生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系统，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要理解这一内涵，必须先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因为文化生态首先是一个文化系统。关于文化，多数中外学者都愿意把爱德华・泰勒的定义当作经典去引用，但是定义过于宽泛，难以具体化文化的所指范畴。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曾说：“凡人类（具体点说，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于各氏族）在经营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东西，大都属于文化范围。它既有物质的东西（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也有精神的东西（如语言、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等），当然还有那些为取得生活物资的活动（如打猎、农耕、匠作等）和为延续人种而存在的家族结构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17]陈建宪在《文化学教程》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文化系统的表层是物质文化，中层是制度和行为文化，里层是精神文化，贯串文化系统表里的是信息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最活跃、变化最快的要素，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有相当的稳定性与继承性，精神文化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18]由他们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化生态不仅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有各自不同的活跃程度和分布区域：处在外层的是地理、气候、历史、政治、经济、建筑、交通、军事、科技等，它们客观地存在于大千世界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深深地影响着文化生态，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程度的最直接的外在标识;处在内层的是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观、审美观，乃至思想情感、民族性格等，即有关“人心”的方面，这是文化生态最核心的部分，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部分;处在外部与内部之间的是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图画等，它们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生态得以体现的载体。
2.文化生态是一个具有“生命”体征的文化有机体。方李莉说：“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9]这是理解文化生态的关键。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文化要素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具有各自的“生命”能动性，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成长”，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中国文字，经历了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以来的楷书几个发展阶段，它们之所以发生变化，不仅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促进自身发展，以适应社会和人类的需要。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要现实的载承。而现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只有在这种时空构造中，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20]
3.文化生态是一个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只要有一个文化要素发生变化，其他要素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引起整个文化生态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比如蒸汽机对纺织、冶炼、机器制造、轮船、铁路等行业的推动发展，既典型地说明了科技与机器制造、纺织、交通等文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它们相互依赖、互兴共荣的利害关系。
4.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受文化要素的影响文化生态也带上了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我们可以说长江流域文化生态、黄土高原文化生态、峨眉山文化生态、河西走廊文化生态、蒙古草原文化生态、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生态，也可以说藏族文化生态、苗族文化生态、汉族文化生态、哈萨克族文化生态、保安族文化生态等，就是因为文化生态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同理，人们创造文化也要受条件的限制，地域和民族是两个主要条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态，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态，可以说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其文化生态就不同。
综上所述，文化生态是指由影响文化生成和变迁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习俗、语言文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想感情等变量所构成的文化生态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变量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演变规律，它们还相互作用影响着整个文化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参考文献：
[1]王长乐.论“文化生态”[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1）：47-52.
[2][19]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北京大学学报，2001，（3）：105-103.
[3]柴毅龙.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1-5.
[4]孙兆刚.论文化生态系统[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3）：100-103.
[5]王金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59-63.
[6]徐建.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7]韩振丽.文化生态的哲学探析[J].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8]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3-97.
[9]张.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5-11.
[10]王玉德.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辨析[J].生态文化，2003，（1）：6-7.
[11]管宁.文化生态与现代文化理念之培育[J].教育评论，2003，（3）：7-11.
[12]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J].理论学刊，2004，（10）：118-120.
[13]戴伟华.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2-35.
[14]孙卫卫.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J].理论探索，2004，（3）：21-22.
[15]高小康.非文本诗学：文学的文化生态视野[J].文学评论，2008，（6）：13-17.
[16]熊春林，等.国内文化生态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10，（3）：153-159.
[17]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35.
[18]陈建宪.文化学教程[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
[19]盘福东.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八桂文化・编者札记[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
[2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7：121.
On Cultural Ecology Again
XU Feng
（Lanzhou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College of Literature，Lanzhou，Gansu 730000，China）
摘要：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其意义价值已受全球认可。本文从翻译的社会、文化、符号转换、创新及历史五大特性出发，分别探讨
>> 汉语文化负载词在翻译特性视域下的英译探析 翻译特性视域下汉语文化语句英译探析 翻译特性视域下汉语文化词语英译探析 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探析 翻译特性视域下的汉语文化词语英译探析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多元系统理论视域下《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探析 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 生态翻译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异化翻译 认知视域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解读 翻译特性视域下英语文化词语汉译探析 翻译特性对汉语文化词语英译的影响 从文化翻译理论看汉语文化负载词汇的英译策略 期待视域视角下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从视域融合视角看《孝经》文化负载词英译 从目的论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汉的翻译方法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口译 《酒国》法译本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翻译案例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8.
[3]毯.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J].赤峰学院学报，2009，（11）：118.
[4]肖娴.论文学翻译的符号美学[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49.
[5]朱晓玲.翻译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S2）：132.
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院“从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个年头，是我真正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从运用系统原理到运用生态哲学研究审美，最后走进了人本生态美学的过程。”围绕《以美育美》《感应与生成》等所论述的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以《文艺的绿色之思要要要文艺生态学引论》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以及《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哲学、文艺学原典的新解读，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论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部曲，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极富个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为当代学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嬗变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要要要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院“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要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的实践论人类学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考察，实践本体论所秉承的可贵的生态关怀与其基本理论内核之间的内在矛盾显露无疑。实践本体论美学追求表达人与自然发展和谐统一，较早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表达了生态关怀理念。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实践中寻求美和审美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片面高扬主体性的实践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把实践本体论回归到生成本体论,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融合统一的人本生态观，在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其加以科学的阐释，乃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克服其生态关怀与基本学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潘玉君教授于2000年接受云南师范大学的邀请来此任教，至今，潘教授已在高等院校辛勤耕耘了20余年。在这片沃野千里的大花园中，潘教授不仅精于教学工作，而且在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领域也做出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教学研究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良性互动。
20年来，潘玉君教授始终从事“地理科学导论”、“可持续发展原理”和“区域研究方法”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提出并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教学研究，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将研究性教学的理念科学地运用在其主持的云南省精品课程和拟申报的国家级精品课程“地理科学导论”中以及正在主编的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地理科学导论》中。
在科学研究方面，潘玉君教授致力于地理学综合研究和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和哲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共生”科学概念和初步创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共生应用理论”。由潘教授主持和承担的科研课题多达30余项，其中，近5年来独立主持和联合主持“中国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现代化进程研究”、“区域差异与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以中国云南省为例”、“中国云南省和谐社会建设与高等教育区域均衡的系统研究”、“云南省义务教育的区域均衡的系统研究”、“云南省义务教育的区域均衡的系统研究”、“中国云南语言地理的系统研究”、“云南省区域经济系统研究”、“云南省典型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机制与途径研究”、“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生态安全基础的系统研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规范研究”等20余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教育科学基金课题、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省软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潘教授在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地理学基础》、《可持续发展原理》、《区域经济学导论》、《新人文地理学》和《地理学与区域发展》等学术著作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理论版）》、《自然辨证法研究》、《科学学研究》、《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重要的CCSCI期刊独立或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他学术刊物60余篇。由其完成的科研成果获多项省部级奖励，其中，近5年来主持完成的科研成果获省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省优秀教学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1项、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4项。由潘玉君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现代化进程研究”不仅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科学决策云南省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被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过《社科通讯》上报给云南省委和省政府等机构和有关领导。
作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云南省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师范大学特聘岗位教授、云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潘玉君教授，正带领着他的团队继续从事跨学科综合研究和教学研究，积极探索，不断创新。
论文摘要：写作教学内容是写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联系写作教学中教与学双方的中介和纽带。写作教学内容从知识到经验再到活动，逐步摆脱现论对人的异化，走向后现代化。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由于课程的哲学观、主体观、知识观、课程观都发生了变化。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表现为追求知识多元化；重视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等，它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写作教学内容是写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联系写作教学中教与学双方的中介和纽带。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课程的哲学观、主体观、知识观、课程观都发生了变化。写作教学内容从知识到经验再到活动，逐步摆脱现论对人的异化，走向后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表现为追求知识多元化；依赖于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等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多元化
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独立于人类经验之外，是被赋予的、归属性的，因此也是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和永恒的。而后现代主义在知识观上，反对现代元叙事，强调知识的个人化、境域化、建构性；在课程观上，认为课程是提供给学生的现实机遇，是学生的生成与创造过程，强调开放性、多元性、内在性。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的多元化。
首先，是写作题材知识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活日益变得丰富和多姿多彩。中学生在学校可以感受到不同老师给自己带来了不同的知识面。在家里可以感受到不同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刺激。在社会，各种报刊杂志各种电影电视以及网络，完全把中学生卷入一个无所不及的信息圈。中学生已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中学生作文题材变得异常丰富。试看以下一些作文题就可略知一二：《网为何物，恐龙飞舞》、《向前看向钱看》、《搞笑课堂one and two》、《老师们的兵器谱》、《老鼠夫妇西行记》、《一个太空人的遭遇》。成长中的中学生往往对各种事物都充满着好奇，他们尽可能接触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他们的某些见识甚至超过教师和家长。因此，作文教学中题材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
其次，是写作语言知识多元化。后现代主义力图对基础主义的颠覆，对主流话语的颠覆。这一颠覆解放了边缘的、被压倒的话语，使“他者”走上了舞台，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德里达主张“撒播”和“延异”，利奥塔高呼“向统一性开战”。后现代主义主张一切人的声音。后现代主义对话语霸权的颠覆，形成写作语言知识的多元化。当前中学生对生活广泛关注，对知识不断获取，加之电影电视的广泛普及和网络的普遍运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新语言。中学生迫不急待地应用到作文中来。如“美眉”“菜鸟”、“大虾”、“灌水”、“顶”、“7456”，等等。这种网络语言经常性被学生应用到作文中来，虽然遭到老师的批评，但作文中依然屡见不鲜。再加作文中英语语言的夹杂，文言文语言的夹杂，中学生作文语言自然地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
二、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重视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各地区推出的适应新世纪挑战的课程改革举措中，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倡导课程向儿童经验和生活回归，追求课程内容的综合化、生态化。杜威把教育看做经验的不断改造，认为经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经验充满思考，能够产生智慧。因此，课程的全部内容都包含在学生在校的经验之中。泰勒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对所处的环境作出的反应而产生的。” “学习经验”是指学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学习是学生通过主动行动而发生的，学生的学习取决于他自己做了什么，而不是教师做了什么。泰勒认为，教师需要建构多方面的情境，以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与情境发生交互作用而获得教师所期望的那类经验。后现代主义课程认为学生个人的写作学习经验是复杂的，不可控制的。
首先，学生的经验不仅仅是外显的行动，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不仅仅是理性化的智力，也是非理性化的情感、意志等因素，具有主动性、多样化的特征。
其次，经验产生于生态化的背景，这些生态化的背景，尤其是校外的因素，是很难控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隐蔽课程的影响。因此，经验的产生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混沌”的状态，其规律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
再次，相对于既定目标而言，经验可能是负向的，它会抵制目标的贯彻。在后现代社会，社会民主化，开放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学生作文立意表现得越来越多样化。如常见的议论文中，学生反其意而行之的大有人在。如“近墨者未必黑”，学生认为自己身正，近墨也没什么了不起。“弄斧到班门”，学生认为到鲁班门前弄大斧，才算真正找到了行家，才可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修养。学生们在作文中思古抒怀，品评古人，点拨名人。这些都是产生于学生的内心体验，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学生任由自己的思维奔驰在写作内容的原野上。
三、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认为，课程内容是由学生在学校所从事的各种学习活动所构成的，学习者通过与活动对象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各方面的发展。活动课程内容具有如下特点：强调学习者是课程的主体以及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以学习者的兴趣、需要、能力、经验为中介实施课程；强调活动的完整性，突出课程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反对过于详细的分析；强调活动是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基础，重视学习活动的水平、结构、方式，特别是学习者与课程各因素的关系。
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和发现写作相关的知识、感受了生活意义，由此引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与体验，达到写作经验的生成。写作活动是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最好方式。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能够心驰神游，思想自由，获得写作的最佳灵感。写作活动中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往往给学生个体带来写作上的启发，客观上促使了写作内容的生成。
总之，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差异、多元、以及创造性、开放性等，打破了传统写作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学生被动、统一接受、课堂中心、书本中心等现状，在知识、经验、活动等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的个性。
参考文献：
[1]张传燧.中国教学论史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28.
[2]欧用生.课程发展的基本原理[m].台湾：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1.194.
[3]钟启泉，张华.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86.
[4]勒于乐.现代课程论[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91-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