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3 03:59: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知名学者成思危1月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证券报》联合举办的第10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说：“我不赞成经济学家大量担任独立董事。”现在很多公司聘请知名经济学家担任独立董事,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当好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经济学家本身不是搞企业管理的，他们擅长宏观经济研究,但他们中有多少人能看懂会计报表？如何识别企业在会计报表等方面的猫腻？在国外，担任独立董事的70％以上是对企业管理有经验的，甚至是别的公司的高管，与本企业没有利益冲突。
成思危认为，独立董事除了任职条件外，责权利都得考虑，报酬太高会被管理层收买，报酬太低没有积极性。独立董事应有行使职权的手段，现在的独立董事临到开会才拿到企业提供的资料。在国外，独立董事担任企业薪酬委员会主席，所有的文件都要在开董事会前15天发放到独立董事手里。
成思危说，薪酬委员会主席如果不是由独立董事担任，而由企业内部人士出任的话，就很可能出现公司自己给自己无节制地发放薪水奖金的现象。独立董事的辞职制度也应规范，不能公司出了问题就辞职离开，要承担连带责任。
成思危还指出，现行独立董事机制确实有一些问题。独立董事都是大股东聘请的，多是自己的好朋友或支持大股东的人，容易站在大股东一边说话。另外独立董事的资格没有明确规定，应抬高任职资格。（据新华社2006年1月7日电江国成/文）
02、王世杰：绿色GDP核算应当缓行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存在明显缺陷。他们力图从传统意义上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积累财富的虚假部分，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体而言，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扣除自然资产主要是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总量。而资源环境损失主要包括资源耗减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
所以，在笔者看来，绿色GDP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它无非是在原来GDP的基础上扣除掉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绿色GDP提出的积极意义仅在于它反映了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在提高，但以为绿色GDP的提出乃至核算就能正确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未免有失偏颇。首先，GDP是绿色GDP的基础；其次，只有将绿色GDP与GDP进行比较才会有意义；最后，绿色GDP本身也只是反映了环境资源损失的代价，它同样没有反映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如果真以为绿色GDP能反映国民福利问题，那就更大错特错。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GDP肯定没有国内总福利（GNW）这个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社会福利问题。因此我以为，绿色GDP与GDP一样是一个存在弊端的指标。（摘自2005年第11期《宏观经济研究》作者为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03、赵长保：警惕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两种倾向
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长保2005年11月26日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县域经济发展中要警惕两种倾向。第一个倾向是盲目冒进的倾向。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项目选择的盲目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对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欲望都比较强，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急于求成的做法。可能在项目选择的时候，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也没有和当地的资源条件进行很好的结合，然后就凭空提出一些项目。盲目冒进的第二个表现可以说是“就米下锅”。好不容易有一个投资者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想先把他留下来，没有认真考虑这个投资在本地是不是合适，会在本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有危害。
第二个倾向是忽视农业的倾向。“工业强县”这个口号很多地方都不陌生，应该说这没错，但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度。我国中西部大多数地区不能忽视农业，因为在这些地区，农业恰恰是优势，是最有利的资源，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不管我们发展的产业类型是什么，这个基础都不能丢。（摘自2005年11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
04、丁学良：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香港学者丁学良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言论发表后，引发了众多回应。本刊也在2005年第12期摘编了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的文章《经济学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日前，丁学良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详细阐述了合格经济学家的学术标准。他说，国际上有13种不同的方法比较经济学系和经济学家，其中的核心是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这是经济学界内部由不同的专家小组用不同的方法论研究出的评价体系。目前国际公认的方法是对专业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进行排名，然后依据在不同等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评价。
丁学良先生说，他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在13年间，经济学系在国际上的排名大约在75～100名之间，在整个亚洲排名最前，以它聘用教师的标准为例，大约比较切合实际。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聘用教师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刚毕业的博士，这时只要求他们提交2～3篇他们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并有至少3位成名经济学家的推荐，系里选择排在前列的几位，给一个求职演说(job talk)的机会。这时考察的是他们是否受过合格的经济学训练，是否有学术研究的潜质。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将根据他们是否发表了足够的论文决定是否给他们副教授的职位和长期的工作合同。此时的标准是在第一档的学术期刊(全学科的，国际排名在15名以内，《美国经济学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等，刊登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在第二档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内，包括学科分支的专业期刊，如《财政经济学学刊》、《人力资源学刊》、《比较经济学学刊》等)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
关键词：经济类学术期刊 高品质作者库 构建 路径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92-01
众所周知，经济类学术期刊通常被归纳为图书馆藏当中的F类刊登学术论文期刊，其所涵盖的种类诸多，如经济学、中国经济、会计类以及工业经济类等。在新时期，要想有效地强化经济类学术期刊本身的影响程度与受关注的程度，最关键的就是要增强编辑的各项能力。为此，一定要构建高品质作者群，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论文刊登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完善期刊的整体质量。
一、以重要会议及论坛为途径发现作者
在构建经济学家或知名经济学者作者库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重要会议与论坛的方式来发现作者。如果将知名经济学家创作的文章刊登在经济类学术期刊中，仅仅凭借作者创作稿件的方式，很容易出现周期过长或者是沟通难度较大的情况。而如果对会议发言进行整理，利用这一方式而形成的学术论文，不仅可以对经济热点进行及时捕捉，同时，也能够保证经济学家的观点时效性更明显。[1]正是由于是会议发言，所以，更加通俗易懂，更方便读者阅读。另外，通过对会议发言进行整理，能够向与会者提供完整的会议资料内容。同时，在文后可以把发言者所编著的书籍和文章当作参考文献，刊登在杂志中，向读者推荐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此，编辑应当对本年度重点的经济会议进行事先盘点。在此过程中，可以借助新浪财经频道的会议栏目进行查找，而且可以详细地查找出会议的名称、主办方以及地点等信息内容。在会议索引中，不仅能够联系到主办方的媒体联系人，而且能够参与到会议现场，同与会者的重要发言人互相交换名片，而获取经济学家的联系方式。这样一来，在会议结束以后，还能够通过媒体联系人获取相关的会议资料等，进而对发言实录予以全面整理与编辑加工，最终以学术论文的形式署名发言人姓名，将其当作论文作者。同时，需要陈列同发言内容相关的发言人编著书目与文章，或者是将发言当中所涉及的观念及相关书目等当作论文重点参考文献。另外，还需要同发言人与助手进行联系并确认文章，进而和经济学家构建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2]
二、利用重要研究机构与作者联系
目前，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很多，而大部分机构举办方都是中央政府机关或者是比较知名的院校，所以，也被认为是国家经济问题研究的智库。同时，在民办智库当中，能够查询到为公司提供战略咨询的服务公司。现阶段，我国知名机构主要是长城战略与和君咨询，而且可以对上市公司进行查询，特别是银行与跨国业务公司，其下设了研究部，能够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行业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和预测。对机构官网进行搜索，可以查找到月度会与季度会。
除此之外，还可以了解重要的研究机构官网，并且深入研习其内设的研究部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中，列举出了所有的研究人员名单，甚至包括详细的联系信息与邮箱。这样一来，编辑就能够根据栏目文章的需要联系不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最终了解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内容，进而找出相应的文章，同作者构建联系。通常情况下，承担课题研究人员都是博士或者是博士后，属于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且自身具备研究成果发表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研究成果的发表，也能够实现研究人员与杂志的共同发展与成长。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对重要研究机构内部刊物进行查找，进而联系到刊物的负责人，最终获得刊物，选择所需文章，而这样一来，也能够同文章作者建立联系，为经济类学术期刊作者库的构建奠定基础。
重要的研究机构通常都会在内部交流刊物中刊登研究人员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涉及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动态的数据，所以，具有极大的信息量。为此，将其刊登在公开性的经济类学术期刊中，也会引起相关行业研究人员或者是高校研究人员的兴趣，增强关注度。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品质作者资源数据信息库的构建直接影响着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所以，一定要予以重视。而要想构建高品质作者库，同样需要编辑的努力。为此，文章针对建立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库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重点阐述了高品质作者库的两种路径，希望能够为促进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参考文献：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不少学者和金融业人士与他一起，挤满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三个会场。没人理会暴雨警报，因为这次主讲嘉宾里，有不久前从世界银行回国的林毅夫。
同一时间，王锦侠正在深圳机场，一次次改签去北京的机票。从下午4点开始，他执着地前后过了4次安检，“今天死也要赶到北京”，他和安检员这样打趣说道。
王锦侠来自深圳前海，中国南方新一轮产业升级的示范区。新的制度设计“迫切需要思想支持”，此番来北京，他希望就此请教林毅夫。
在世界的甲板上
王志浩们的关切，偏向宏观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学能否为其成因和对策提供解释；而王锦侠们的问题，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重构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四年前林毅夫临赴世行上任时说，自己是抱着“再读一个学位”的态度去世界银行的。四年后，这个自称“考上大学的农村高中生”，交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5月17日，林毅夫临别世行的“毕业欢送会”。当中赢得最多掌声笑声的，是非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自编自导的一个节目。他别出心裁地做了一组“回归分析”，题目是“林毅夫的一跃”：面对海峡，从台湾一跃来到大陆；之后幸运去芝加哥大学留学，直到学成归国；而后又作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跃登上世行，到如今即将离别。他在林毅夫的几次来去，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寻找巧合：“林毅夫在世行这几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恰好比其他年份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这是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幽默。
举办这场欢送会的，是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部。其字母缩写为DEC，在英文中与“甲板”同音。而首席经济学家，就是“甲板”上的“舵手”，要负责“设定研究议程，引领发展经济学讨论”。五个局、200多位学者和分析师，林毅夫领导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高智商群体：他们的分工几乎涵盖各个经济领域，其中还包括80多位高级经济学家和区域首席经济学家。
发展研究部门和业务运营部门，是世界银行的左膀右臂。在其愿景中，“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需要将“财政的手段，与思想和知识的力量结合起来”。如果说前者是风帆，后者则要靠舵手与海员。
“别人是不是服你，靠的还是学术，而不是职务。”王斌涛在世行工作了8年，他认为在世行整个科层制的大框架下，研究部却有着自由争辩的学术气氛。在这里，领导力需要根植于思想的信服。
消灭贫困的追求
甲板之下，是一艘大船。
塞勒斯汀·蒙戈来自喀麦隆，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非洲事务的高级顾问，为了和林毅夫讨论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他需要一路小跑穿过一条马路。世行有近一万名员工，分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数幢巨大的办公楼里。在这条街上，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
林毅夫的住所，在靠近华盛顿的乔治敦。两层小楼旁，有一片闹中取静的树林。“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诺言尚待实现，还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句，其实也是林毅夫每天的工作生活状态。
“我个人能动用的调研差旅经费，就有200万美元。”刚上任一周，他就赶赴非洲。离任前不久，还在代表世行出访南美，进行“二十一世纪的产业政策”的全球对话。
四年间，林毅夫走访了60 多个国家，光非洲就去了14次。据世行的同事说，其间没有休过一次假。他告诉记者，工作中唯一的遗憾，“是一天只有24小时”。不过，因为经常在数个时区间往返，他在行程中倒是常常能一天“多出”几小时。
不出差的日子里没有倒时差之苦，这时林毅夫一般提前半小时到达世行，参加每早8:30的行长例会。但如果赶上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的定期交流，还得更早赶到会议室参加视频连线。那一端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自被称作“掌控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国际组织：除了街对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各大洲的发展银行等等。
夫人开玩笑地说，“他连上厕所都要用跑的。“而研究工作，大都只能在深夜或凌晨进行。如此奔波辛劳的背后，是因为世行确有“诺言尚待实现”：追求“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思想的交锋
世界银行并非一般意义的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国际复兴与开发”。减贫和发展的目标伟大，但是工作却充满挑战，也充满争议。
最富戏剧性的背景是，从1981年到2002年，全球贫困人口从19.4亿下降至16.4亿；而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从8.4亿下降至3.6亿。这意味着如果把中国的发展奇迹排除在外，全世界贫困人口跟80年代比，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约2亿。“我能够去世界银行，是因为水涨船高。”林毅夫这样解释个人命运和中国崛起之间的联系。
林毅夫到来以前，世行这条“大船”的航海日志，都是由西方人书写的。不仅消除贫困的效果欠佳，对于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世行所开出的药方，带来的问题甚至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盛顿共识”主导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援国家推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结果那些发展中国家发现，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经济增长反而更慢，不稳定性更大，陷入了“失去的数十年”。
一、空间经济学溯源
在书中,杜能认为货物运输的花费将消耗一部分李嘉图经济租,他还开创了城乡联系研究的范式,其提出的“杜能圈”成为了区域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由于杜能的开创性的贡献,他被着名的区域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Isard)称为“区位论之父”。到了19世纪末,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时,资本主义也正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和铁路系统的不断完善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引发了产业转移和工业布局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使研究区位论的学者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19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劳恩哈特(WilhelmLaunhardt)利用“结点原理(nodetheorem)”对区位的分布问题进行了几何求解,并首次提出了基于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的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区位择优问题。在劳恩哈特之后,1909年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出版了《工业区位论》(IndustrialLocationThe-ory)一书,这标志着工业区位理论得以开创,这也使韦伯成为了第一个对工业区位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经济学家。韦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一般区位理论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他将影响区位的因素归纳为区域性和集聚两类因素,他认为,工业在区域层面上如何布局,受区域性因素的影响,而厂商在区域内何地集中,则受到集聚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这一地方一定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均衡的结果[2]。1933年,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出版了专着《德国南部的中心地》,系统地阐述了中心地理论。后来的奥古斯特·勒施于1939年出版了《空间体系经济学》一书,勒施创造性的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并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以及市场区位理论。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Isard)发表了《区位和空间经济》(LocationandSpace—Economy)一书,将前人的研究整合成为一个较为容易处理的框架,区位问题被处理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即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这是艾萨德的开创性的贡献[3]。作为西方区域经济学创始人的艾萨德反对在一般均衡分析的过程中不考虑空间因素,而主张将地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艾萨德尽管最终也没有能将空间因素成功地纳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但他却成功地开创了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区域科学。1964年,阿隆索(W.Alonso)在其出版的着作《区位和土地利用》(LocationandLandUse)一书中,建立了一个“单中心城市模型”,与杜能的模型相比有了相当的进展。1969年,雅各布斯(JaneJacobs)出版了其专着《城市经济》(TheEconomyofCities),这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科的兴起。该学科将城市系统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列为了研究对象,但是与杜能模型一样对于城市形成的原因并没有能给出很好的解释。特别是模型中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削弱了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二、空间经济学被成功纳入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框架
空间要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能够被成功的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的分析框架,这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结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处理的技术难题,即存在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市场结构。对此保罗·克鲁格曼有一个非常贴切而形象的表述,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某种方法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厂商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找到研究空间经济学正确的方向,这也正如地理学家没有去认真研究山脉的位置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手中并没有可以能很好的解释山脉成因的模型一样,经济学家没有去研究经济的空间方面的问题也是因为他们深刻的认识到空间因素还无法纳入经济学主流的分析框架之中[4]。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1977年才得以彻底地改变。这一年迪克西特(Avinash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发表了着名的论文《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他们为剑桥大学的罗宾逊(J.Robison)和哈佛大学的张伯伦(EdwardChamber-lin)提出的垄断竞争思想赋予了近乎完美的模型表述,该模型被称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这一技术工具的提出为把空间要素纳入主流的分析框架成为内生变量提供了可能。
三、空间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地理》一文,创新性地在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运用了规模收益递增与垄断竞争的分析工具以及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52)的“冰山运输成本”(萨缪尔森认为可以想象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像冰山一样“融化”了一些,最终到达目的地后这些损失的部分就是运输成本)交易技术来研究空间经济问题,提出了“中心-外围”模型。此后,通过克鲁格曼、藤田、维纳布尔斯、福斯里德、马丁、奥塔维诺、蒂斯等学者的不懈努力,1999年出版了克鲁格曼、藤田昌久和维纳布尔斯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2002年出版了藤田昌久等人的着作《聚集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区域增长》(Economicsof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Location,andRegionalGrowth),2003年出版了鲍德温等人着作《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EconomicGeographyandPublicPolicy),2005年出版了森知也和亚历山德罗的《技能、集聚与分割》(Skills,AgglomerationandSegmentation),还出版了亨德森和蒂斯主编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4卷《集聚与经济地理学》(AgglomerationandEconomicGeography),至此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四、结语
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斯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者试图将空间要素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的分析框架,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这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结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处理的技术难题,即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直到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克服了技术障碍,而保罗·克鲁格曼所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并经过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福斯里德、马丁、奥塔维诺、蒂斯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内容提要：理性主义自来是经济学家的信条，“经济人”假设正是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但是这一信条愈来愈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挑战。就对社会学而言，缘自古典的“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正在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理性行为”日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会为一个问题，即“统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现代性问题的转换形态摆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面前。这或许为打破18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壁垒提供了某种契机。
一、引言
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5％。相应地，1997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1997a）。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1）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2）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3）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4）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A．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G．Becker）1976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1994）。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2）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1992）。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3）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1991，1997b），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E．Husserl）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E．Durkheim，韦伯M．Weber，帕累托V．Pareto）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T．Parsons，米德G．H．Mead，舒茨A．Schutz，高夫曼E．Goffman）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J．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1）亚里士多德传统；（2）奥古斯丁传统；以及（3）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self－interest），（乙）社会性（socialaffectivity）。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J．A．Schumpeter，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A．Alchian）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theenlightenedegoism）。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VonMises，《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J．Bentham）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1902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P．Samuelson，1947年版FoundationsofEconomicAnalysis）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
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中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问题探讨
学生姓名：
系别：经济与管理系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指导教师：
2006年3月5日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1）国内外研究动态：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在一份名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在该报告中，他考察了英国自1870年至1938年间进出口贸易条件的变化，发现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70年中下降了35.9%。由此他得出结论：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那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愈来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并提出了改变贸易条件恶化的进口替代战略。贸易条件恶化论经过辛格、伊曼纽尔等人的发展，其影响愈来愈大。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富裕，反而造成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命运，只有实行工业化，更确切的说是走进口替代战略之路。经过经济学家们长期实证分析，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长期以来趋于恶化的论点不再表示怀疑。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制成品为主；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出口以制成品为主，进口以初级产品为主。由于发达国家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趋于疲软和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口需求持续强劲，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也就自然趋于恶化了。由此可以看出，贸易条件恶化论比较正确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并得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利益分配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这样一个正确的结论。
既然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是不断恶化的，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他的贸易条件又如何呢？是否也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呢？为此，国内许多部门和学者进行了研究。商务部的研究表明：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2000年后贸易条件仍有恶化的趋势。2003年价格贸易指数下降了4.6%。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上升了22.7%。目前国内各方人士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事实已经没有大的争议，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却有争论。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货币汇率扭曲导致的；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范良聪指出，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的，而外贸企业在出口时竟相压价，导致“价格战”硝烟四起，出口上出现增量不增价的现象；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原油价格飙升和我国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这些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应当指出，这些都是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解释，但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
（2）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选题依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原因和影响三个方面。我国对外贸易是否已经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是否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还是改革进出口产品结构，发展竞争优势；贸易条件恶化一定带来贸易利益的损失还是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以上争论，系统全面，地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现状，贸易恶化的原因以及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并研究了改善贸易条件的对策。
研究意义：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本文试图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贸易条件的恶化理论和我国贸易条件现实状况的认识，完善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研究。另外通过研究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和对策，能够给我国外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促进制度创新和结构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并为改变我国粗放型进出口贸易模式、实现我国乃至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指导作用。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本课题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
（1）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及影响。通过对此理论的分析，介绍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指导作用。
（2）实证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化的现状，列举近期贸易条件指数数据，并据其列表说明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3）全面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
（4）根据变化原因拟订可能的政策措施。
2、拟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问题的研究，希望解决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原因、影响的认识偏差问题，以至于能寻找更合理的对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对外贸易恶化的状况，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一）研究步骤
课题主要从资料收集、撰写开题报告、草拟提纲、论文初稿反复修改、论文定稿及答辩几个步骤去完成。
（二）研究方法及措施：
研究方法：案头文献资料研究、案例比较研究、分析归纳法、数据模拟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根据文章研究的需要，选用合适的研究方法）
研究措施：社会调查、文献查阅、老师指导等
（三）研究进度安排
2009年10月;确定选题收集资料写开题报告
2009年11月—2010年2月通过对资料进行进一步研究撰写论文初稿
2010年2月交初稿接受指导老师审查
2010年3月—4月上旬通过指导老师对初稿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
2010年4月接受指导老师再次审查对论文再次修改
2010年5月交论文终稿准备进行论文答辩
四、主要参考文献：
[1]郝红.景华扬，谈如何在我国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公有制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034，24—25
[2]井士锌，现代企业的薪酬激励煤矿现代化20043
[3]樊钱涛，如何运用薪酬激励员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2003327—28
[4]王少东，张国霞建立自助式整体薪酬体系人力资源200435—36
[5]徐晓明，公司管理中的薪酬激励机制河南化工2003645—46
[6]张涛，如何发挥薪酬激励的持久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72—74
[7]程瓯，将员工激励进行到底人力资源39—40
[8]胡盈，交换中的刺激人力资源53—54
[9]董玉森，当前部分国企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10]刘颖，走出薪酬激励的困境通信企业管理2003956—57
[11]林新奇，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12]企业员工管理方法研究组企业员工激励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关键词：报酬递增；供需曲线；局部正反馈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021-03
报酬递减假说长期占据了经济学主流思想的地位，但报酬递增问题的研究始终未引起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第一个完整地阐述报酬递增原理的经济学家是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以制针工厂为例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自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效用递减和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构筑了均衡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后，斯密的报酬递增思想相当长时间被忽视了。直到1928年阿林・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重新发现斯密定理后，报酬递增问题的研究才逐步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课题，相关学术文献覆盖了经济学基础理论、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产业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广泛的学科门类和分支，名副其实地成为当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
纵观报酬递增研究的学术文献，我们发现：第一，虽然报酬递增在现实经济中的存在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它始终无法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报酬递增的假说和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念之间存在着逻辑上明显和尖锐的矛盾；第二，对报酬递增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给方的分析，重点探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递减、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企业组织、产业集聚等等，忽视了对需求方的关注，导致供需双方报酬递增研究的不对称和不和谐；第三，如果将报酬递增思想从供需双方的研究中贯彻到底并推向供需的结合即市场的研究，主流经济学的均衡思想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以布莱恩・阿瑟为代表的正反馈学说就可能获得比较坚实的经济学分析基础。
本文将在综合供给方报酬递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需求方报酬递增问题展开分析，提出供需曲线倒置原理的大胆猜想，并以此为基础模仿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提出局部正反馈机理，促进主流经济学、报酬递增与布莱恩・阿瑟正反馈理论研究的对接和融合。
一、供给方的报酬递增和供给曲线的下倾
根据杨小凯的概括，供给方报酬递增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专业化经济和分工经济。专业化分工的思想是斯密定理的核心，专业化与分工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杨小凯1999)。
专业化是指单个生产者的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导致熟练程度增加、专业化技能提高、生产效率上升的趋势。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对此作了精辟详尽的论述，遗憾的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斯密关于专业化经济的思想在主流经济中缺乏应有的重视，生产理论和供给理论关注的重点是生产的短期决策分析，即要素组合和资源配置问题，边际成本曲线首先是短期的边际成本曲线，呈现出边际成本递增报酬递减的规律。这一假定确保了均衡思想的逻辑严谨性，但却与现实经济越来越远。生产和供给理论的这种静态特征导致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一直处于外生变量的地位。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静态的，缺乏解释现实中经济动态长期变化的说服力。1962年，阿罗发表了著名的《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在飞机制造师怀特的经验曲线(学习曲线)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边干边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很好地揭示了专业化与报酬递增的基本机理。在阿罗边干边学理论的基础上，卢卡斯和罗默进一步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和内生技术变化模式，为新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学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舒尔茨1986年发表的《为实现收益递增进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无疑是关于专业化导致报酬递增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综合。
与专业化经济相比，分工导致报酬递增的思想在经济学说史上走过了很长的弯路。自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报酬递增的源泉是规模经济(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一直将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捆绑在一起(杨小凯1999)，事实上报酬递增的另一个源泉即分工经济应该是指多个生产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企业的组织、市场的形成、制度的构建和产业的集聚，分工就是组织，就是制度，就是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会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成本的递减、总体生产和供给的效率提高和报酬的递增。因此，从分工经济角度，报酬递增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企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四个领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报酬递减和均衡思想占核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中上述四大理论分支相当长时间被视为另类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专业化经济和分工经济的理论发展已经为供给方的报酬递增理论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事实上，专业化经济揭示了生产的长期成本递减、报酬递增现象；分工经济则阐明了生产者的集合导致社会成本递减、报酬递增的规律。前者是一个时间分析坐标，后者则是空间分析坐标，也就是说如果引入报酬递增的相关假定，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和供给理论将从短期分析转向长期分析、个体分析转向群体分析。现代经济学关于企业组织、产业集聚、市场结构和制度的分析都可以纳入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与传统的报酬递减为核心的生产供给理论相比，这一分析框架拥有更广阔的分析空间和更强的现实说服力。
二、需求方的报酬递增和需求曲线的上扬
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消费某一商品获得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应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证明了需求定理：即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价格PD)下降；随着消费数量下降，需求价格上升，即商品数量与需求价格成反向关系。这一需求定理反映在几何图形上，需求曲线呈向右下方倾斜的特征。
究竟会不会出现向右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呢?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异口同声地持否定态度，张五常教授就曾在《经济解释》连载中，围绕需求定理反复论证，强调不可能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究其原因，显然是因为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仅仅关注了单个消费者短期内连续消费某种商品的效用规律。如果考察消费者的长期消费过程，考察消费者群体消费的现象，效用递减、效用递增和效用不变都是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发现，早在30年前，加里．贝克尔就开始系统地研究个人的长期消费现象和消费者的相互作用问题。贝克尔引入了消费人力资本的概念(包括个人资本和社会资
本)，采用广义消费论的分析框架，阐述了个人长期消费过程中的效用递增现象(成瘾型规律)和社会相互作用导致效用递增的现象。如果采用贝克尔的成瘾性理论和社会相互作用理论，需求曲线倒置不仅不会成为无稽之谈，而且是对主流经济学消费者行为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人们通常认为，偏好会随着某些上瘾商品的消费而发生变化。譬如，长时间的吸烟、喝酒、注射海洛因通常会增加个人对这些商品的欲望，并促使人们不断增加消费量。马歇尔在讨论人们对“美妙”音乐的偏好时，就已经提到这一点。贝克尔和斯蒂格勒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保留“个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最大效用”这一假设的同时，贝克尔将内生性偏好纳入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方法中并加以扩充。这一扩充首先是通过引入个人资本存量的概念来实现的。如果用表示个人资本，则扩展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成：
U＝U(Xt，Yt，Zt，Pt)
上式中，X、Y、Z分别表示不同的商品。
贝克尔认为，效用函数本身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但如果现在的选择会影响将来的个人资本水平，那么，仅仅由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本身所决定的次效用函数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会随着Pt的变化而变化。显然，传统需求理论的偏好稳定性假设受到了个人资本存量的冲击。
效用函数中引入个人资本后，边际效用可能递减，也可能递增。随着消费者对某一种产品的消费量的增加，他愿意支付的需求价格可能增加，需求曲线可能向右上方倾斜。个人长期消费效用递增和需求曲线倒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消费者的学习效应，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用中学”，积累消费的人力资本。个人人力资本在长期的消费过程中的学习效应与“干中学”导致长期边际成本下降的规律是相似的。
在需求曲线被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等人系统阐述之前，经济学家也曾讨论过包括社会名望、好名声、仁慈等需求的基本决定因素(Bentham，1789；Marshell，1964)。但是，随着需求理论严密性的加强，这些变量逐渐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消失。消费者被假定生活在鲁宾逊世界里，消费效用完全由个体的偏好和商品的特性决定，而与其他消费者的存在无关。加里．贝克尔提出了消费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他把影响人们选择的社会力量用社会资本S来表示，并把效用函数扩展成： U=U(Xt，Yt，Zt，St)，
上式中，X、Y、Z分别表示不同的商品。
社会资本对消费效用影响的典型模式即所谓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表明，随着某种产品的消费量的增加，其对个人的效用会随之增加，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也相应增加。比较形象的表述方式是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s Law)。该法则论述的是计算机网络的价值和网络中计算机的数量两者间的关系。它指出，网络的价值以其节点数量的平方速度增长，即V=n2(V表示网络的总价值，n表示网络的节点数量)。
当我们在效用函数中考虑到的社会资本的存在时，主流经济学的将个人消费简单相加得出市场需求曲线的方法就不再可行。引入贝克尔的消费社会资本概念，考虑消费者的社会相互作用，社会群体消费的效用规律就不同于单个个体的消费规律的简单相加(需求曲线叠加)。当社会相互作用正效应时，边际效用随社会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增(正网络效应，“梅特卡夫法则”)；当社会相互作用负效应时，边际效用随社会消费量的减少而递减；当社会相互作用不存在时，边际效用不随社会消费量的变化而变化，社会需求曲线是个人需求曲线的简单叠加，传统主流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需求定理成立。
到这里，我们就推出了，当个人资本或社会资本在消费过程中起作用时，需求方就可能出现报酬递增现象，随着个人长期或社会群体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需求价格将上升，需求曲线就出现了上扬。
三、正反馈现象的形成机理
图1是人们熟知的局部均衡分析图。采用马歇尔的分析了供给曲线倒置的可能性，但是，即使需求曲线不出现倒置，仅仅供给曲线倒置就会严重破坏市场分析对称性的形式美，并且触动均衡的核心。这一点萨缪尔森很早以前就曾探讨过。在著名的《经济分析基础》里，萨缪尔森就指出，如果出现供给曲线倒置，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倾斜方向同向，就可能不相交或相交。如果不相交，均衡就不存在；如果相交，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即萨缪尔森称为稳定的均衡和不稳定的均衡。其实，我们认为萨缪尔森所说的不稳定均衡就是反均衡，即正反馈。
一旦局部正反馈猜想成立，许多经济理论困惑将豁然开朗，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将大大拓展，现实中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将求得合理的解释。我们在深入研究中发现，免费赠送与创业投资、知识产权与技术垄断、网络经济和高科技经济、企业制度的创新原理、纳斯达克暴涨暴跌的机理、微软反垄断案的争论等等都与是否承认存在正反馈经济世界有密切关系。局部正反馈原理从形式上看是与局部均衡原理相对立的，但事实上，正反馈与均衡是互相补充的两套原理。思路(而非瓦尔拉斯的分析思路)，E为均衡点，即当Q=OE时，PD=PS，市场出清。如果市场出现偏离E的情况(扰动)，就会有一种自发的力量使市场回复到E的状态。因此，E点就是均衡点。从系统控制理论角度看，E点就是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点，市场为负反馈系统。
与局部均衡图(图1)相反，如果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出现倒置(见图2)，F点就不是均衡点了，而是均衡的对立面即反均衡点。根据系统控制理论的说法，F点就是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点。尽管在F点，当Q=QF时，PD=PS，市场出清；但是如果市场出现偏离F的情况(扰动)，市场的自发力量将会导致越来越远离F点。具体来说，当Q=Q1时，PD＜PS，即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市场交易无法达成，Q1无法实现，出现过剩；当Q=Q2时，PD＞PS，即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市场交易能够迅速达成，Q2能够实现并出现短缺。
一、引言
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5％。相应地，1997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1997a）。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1）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2）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3）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4）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A．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G．Becker）1976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1994）。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2）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1992）。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3）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1991，1997b），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E．Husserl）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E．Durkheim，韦伯M．Weber，帕累托V．Pareto）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T．Parsons，米德G．H．Mead，舒茨A．Schutz，高夫曼E．Goffman）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J．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1）亚里士多德传统；（2）奥古斯丁传统；以及（3）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self－interest），（乙）社会性（socialaffectivity）。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J．A．Schumpeter，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A．Alchian）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theenlightenedegoism）。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 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VonMises，《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J．Bentham）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1902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P．Samuelson，1947年版FoundationsofEconomicAnalysis）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D．Hume）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1）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2）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Quesnay）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Mandeville）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TheFableofBees）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1714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1729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F．Hutcheson）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self－love）的成? 郑灰约懊系峦??摹靶岸瘛惫勰睿?衔?浯砦笤谟谌稀白园?蔽?岸瘛5?牵?抟傻兀?姑芙邮芰嗣系峦??讶说淖岳?匀献錾缁岱⒄苟?Φ目捶āVゼ痈绱笱ё杂墒谐【?醚?傻牧煨洹⒁压实呐当炊?钡弥魉沟俑窭眨ǎ牵?樱簦椋纾欤澹颍??冢保梗罚赌辍对?弧贩⒈矶?倌曛?实闹ゼ痈绱笱С霭嫔缭侔媲把灾兴担骸啊?獠⒉灰馕蹲牛?姑苋衔?说男形?ㄒ坏乇蛔岳?砸?甲拧J率瞪希??牡谝槐局?鳎?兜赖虑椴俾邸肪椭荚谔教帧??樾摹?鑫?赖碌暮?濉??还?楦?岬祝?姑芟嘈牛?歉鲎钅芄岢故贾盏模?钇毡槭视玫模?佣?彩亲羁煽康娜死嘈形????侨硕宰晕依?娴淖非蟆！被痪浠八担?颐遣荒芫痛巳衔?姑艿牧⒊∈且匀说淖岳?拘越馐鸵磺猩缁嵯窒蟆J率瞪希?颐欠⑾郑?姑茉??诼凼鋈说淖岳?宰鑫?缁岱⒄苟?Φ耐?保???懦腥系笔彼崭窭际忻裆缁岬闹种趾侠砬疤幔ǚ?傻模??蔚模?缁岬模?赖碌暮臀幕?模鑫??梅⒄沟幕肪场R桓龈崭沾幼诮躺缁崞裘煞⒍说淖时局饕迳缁幔?鑫??淖杂墒谐【?谩⒂绕涫亲杂擅骋桌砺鄣奈赖朗康乃姑埽?茏匀坏匾?康魅说淖岳?拘裕??皇茄叵?诮檀?车乃到汤春胙锶说牡赖履诤??nbsp;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1950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Friedman，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Silberberg）的争论（TheMathematicalStructureofEconomics，“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18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Coase，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GeorgeHomans，1987）。
关键词：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人均纯收入
消费、投资和出口一直以来被称为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三架马车的作用一直不均衡，起主要作用的是投资和出口需求，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过快的投资增长和滞后的消费需求致使我国经济的运行处于不良循环之中。2007年以来，政府部门将增强国内需求提到了GDP平稳增长的重要议程。农村居民作为国内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消费需求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重视。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5%，因此研究湖南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对湖南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魁奈、西斯蒙第等，他们十分关注消费需求问题，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现代经济影响较大的有：凯恩斯（1930）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经济学家杜森贝利（1949）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1950）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50）提出来的持久收入假说，另外还有霍尔（1970）的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现代消费问题研究理论中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其中，绝对收入假说被众多研究者实证研究。其核心内容是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即消费取决于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消费倾向。同时，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也将增长，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重是递减的，即服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国内也有众多研究者如尹世杰（1979）、夏志红（1996）、孙谦（1999）、刘建国（1999）、范剑平和王小广（2001）、喻平（2003）、李锐，项海容（2004）、温涛（2010）等也相继进行了消费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三、实证研究
2.数据来源。本论文模型所对应的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两项统计指标，选取人均变量而非总量是为了更好的排除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影响。数据对应时间为21世纪以来，即2000年-2011年数据。数据来自2000年～2011《中国统计年鉴》及湖南省统计公报，农村居民消费和纯收入数据均采用绝对值。[4]各年消费支出与纯收入数据如表2所示：
四、研究结论
3.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不太合理。从消费支出结构看，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的还有居住、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家庭设备和衣着，说明农村居民在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已有较大改善。但是从恩格尔系数的横向比较来看，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在本世纪初已经达到小康水平，2010年为41.1%，比湖南农村居民低7.3个百分点。同时，湖南省农村居民在文教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有不升反降的趋势，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农村居民对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上是支持的，但是父母对子女学习的重视程度很不够，加上高中开始学费较高等因素，很多学生在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后加入农民工的行列，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减少。这对于建设新型农村而言，并不是一种好现象，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5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
[2]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年-2011年）Http：///tjgb/hntjgb/.
[3]陈俊璇，黄婧，闫翠芬.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2.04.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自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以来,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长江商学院等国内著名学府、学术机构聘为访问教授。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陈志武教授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2008年出版的中文著作《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成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读物之一,荣获多项图书奖项,与2009年出版的《金融的逻辑》长期居于财经畅销书前列。
他总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4月17日也不例外。作为“2010年投资与理财年会”的特邀嘉宾,当晚,陈志武在凌晨时分才抵达北京。从上海到北京,两个小时的旅程里,他要处理若干活动邀请、电话,并要准备第二天的发言。
在机场,他遇见了前几天和他一起参加博鳌论坛的潘石屹。老潘随即在微博上留言,公布了这次“邂逅”。“去博鳌的时候,一直看到张欣(潘石屹的妻子)在手机上捣腾,还以为她看短信,结果是在发微博。”他哈哈大笑。
温和,随意,虽不是特别健谈,但回答问题认真而逻辑严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采访就从微博、房价,甚至从电视剧《蜗居》谈起,丝毫没有经济学的宏大叙事。“其实我是个特别人间烟火的人,孩子们出生时,我也会给她们换尿布。”他笑言。
4月上旬的博鳌论坛上,陈志武和潘石屹就中国的房价问题有过一番论道。陈志武提出了增大土地供应的看法,认为房价已经充满泡沫。这似乎意味着,这位在20年前暂时作别中国的经济学人,如今虽然在美国执教,但已经将研究的中心放到了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上。
他回来了。
“懵懂”美国梦
从中国到美国,最初的路并不平坦。
大学毕业后,陈志武到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计算机专业,那是1984年。但在念了一年半后,他就发现自己对计算机工程没有多大兴趣。刚巧,他的朋友崔之元也在国防大学数学系念书,在两人合作翻译阿罗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的同时,他慢慢转到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1985年秋季,陈志武开始给耶鲁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写信,问他能不能申请到耶鲁大学攻读这方面的博士学位。在既没有32 美元去参加GRE考试,甚至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的戏剧性往事中,耶鲁大学不仅把他录取了,还给了他奖学金。他就在这么一种“懵懵懂懂”的状况下去了美国。
之前学的是工科,在美国才从零开始接触经济学。在这期间,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纯学术的研究,包括推导许多数理模型,写了不少实证研究论文,这一套分析经济问题的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1990年,陈志武顺利获得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进入威斯康星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他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4年中,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理论》(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与《金融经济学》(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等主流报刊上,内容涉及资产定价、共同基金、动态股价模型、股票投资盈利战略等方面。他的论文《日本基于产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他很快成为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富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知道陈志武的人越来越多。1999年,他被请回耶鲁担任终身教授。
几乎在同期,陈志武创办了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他又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公司,这只秉持市场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几乎100%是根据陈志武的模型来判断、操作的。“到目前为止,实际的投资业绩跟我们最初设计的目标总体一致。”Zebra对冲基金现在有十来个全职职员,客户主要是来自法国等地的机构投资者。
金融的“另类”逻辑
大约在2001年,陈志武开始进入国内经济学界的视野。最开始,是他写的署名文章在国内的财经媒体上刊登,不同的看待中国问题的角度和文风,让人耳目一新。2004年和2005年期间,他似乎无意跻身的一场风波,使他迅速地为人们所熟知。
到今天,陈志武似乎不愿意再就此事作太多评论,但搜查以往的资料,可大致得到以下事实:2004年之夏,香港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内地掀起一场被称为“郎飓风”的风暴,在学界、企业界以及整个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
在媒体和民众都对郎教授的观点颇为赞许的同时,陈志武却提出了对郎咸平观点的质疑,这随即被好事的媒体升级为两个经济学家之间的PK。关于这场交锋,郎咸平认为国退民进有问题,因为出现了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对此,陈志武进行了系统的反驳,认为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
除了几年前那次有名的纷争外,陈志武对于一些粉丝颇多的畅销书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比如《货币战争》。在《货币战争》中,作者认为金融市场被一小撮银行阴谋家控制、操纵,并最终上升到政治纷争、制造战争、制造金融危机。但在陈志武看来,金融并不是这样可怕的东西,相反,它给人们带来福祉,从而让人们真正获得自由。
“金融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这是陈志武关于金融的逻辑的定义。但是这也招致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的非议,认为这和主流的货币银行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没有货币之前,还不能叫金融。
“这恰恰是中国金融学界的问题。其实这个不奇怪,中国的历史上,关于证券一类的金融历来就不乏争议。这个历史的背景反过来就影响中国学术界对金融的理解,都和中国传统的关于货币的看法相关。这是非常狭义的理解。”他这样认为。
在4月18日举行的投资与理财年会上,他用对腾讯上市后马化腾的身价分析,进一步阐释了“股权致富的金融逻辑”:股权创业――资本市场上市――提前变现未来财富。他认为:“金融的逻辑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我们更需要理性了解金融的逻辑,从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学到建设性的技能。”
“民享国权”观
今年春节前后,陈志武的新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出版。
在这本书里,陈志武探讨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奇迹”,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诸多谜题。其中,最重要的观点莫过于“民享国权”。他认为,国有资产是归“全民所有”的,但在今天的中国,普通人不会因为国有资产的增值而感到自己的财富有所增加,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有资产从来没有以明确契约的形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不仅如此,理论上归属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由于政府限量供应而推高房价,这也成为当下中国大多数家庭安居乐业的主要障碍。
陈志武在书中估算,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元人民币,央企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大概有11万多家,资产价值约29万亿元。这就是说,除了每年不下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政府坐拥近80万亿元的资产,且后者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全国的居民资产不过28万亿元。
由此他主张,把80万亿元国有资产以基金的形式发放到每个老百姓的手中。具体做法是:把100多家中央国有企业的资产改组为国家层面的国民权益基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各自成立基于当地国企产权的国民权益基金。这样,全国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老百姓按人头领取这些国民权益券,可以长期持有,也可以交易,由国民自愿决定愿花多少价钱,去交易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
结果是什么?从微观、静态的角度看,每个中国公民可以领取到价值6万元左右的资产证券,一个典型的五口之家(包括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可以增加30万元的资产财富。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按GDP的增速增长,再加上基金分红,每家每年可以增加3万多元的资产性收入。这30多万元,对很多贫困家庭而言,将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对他的观点,业界和民众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有前瞻性的、将引发一场制度改革的惠民之举;有人认为陈志武不了解中国,这只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的纸上谈兵。人们也逐渐发现,这位研究金融市场出身的经济学家,已经悄然把触角伸向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制度追问之中。
从陈志武的博客上,可以看到他关于房价、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不公平性的相关思考,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症结,那就是制度资本。“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呢?答案是:制度资本才是最重要的。”他表示。
人间烟火的幸福
采访一开始,陈志武就坦言,自己是个特别生活化的人。说到两个女儿,他的表情特别幸福――做自己喜欢的学问,满足于今天的生活。同时,他很坚决地认为,自己所有的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过上更富有、更幸福的生活。
在他的两个女儿看来,陈志武和普通爸爸没什么两样。小时候的每天早晨,他都会亲自送她们上学;每周,花半天左右时间处理对冲基金公司的事务;每年,大概有90~100个学时左右的教学任务;除此以外,他的工作重点都放在研究上。
《24堂财富课》一书收录了陈志武写给女儿陈笛、陈晓的信。这位父亲这样写到:“说实在的,我和妈妈已经买好退休基金、医疗保险、投资基金,甚至也买好长期护理保险。这种保险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老了不能动、需要他人长期护理,那么,保险公司可以支付这种护理费用。等我们老了,我们要么雇人照顾,要么就去养老院。”
他还说:“总之,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等年长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不会让我们成为你们经济上的任何负担。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担心你们不‘孝顺’,而是我们太爱你们,太在乎我们会成为你们的负担,我们真的不愿成为你们未来职业追求、生活追求的负担。你们的幸福是我们唯一的指望,这包括尊重你们长大后选择职业、选择男友的自由。”
这是一封很感人的信,它既巧妙地讲了家庭理财的重要性,也流露出了父亲对女儿的关心和情感。
2006年6月末的一天,陈志武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回到故乡――湖南株洲的茶陵县。正是连场暴雨之后,他们被堵在公路上。他想起自己走在华尔街的日子。同样,在华尔街行走的时候,他也常常回想起这里,觉得很不真实:“十几年前,我就是这样走在家乡的山路上的。”
一、博弈论的形成和发展
1、博弈理论的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对于博弈理论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瓦德格拉夫（W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两人博弈的极小化极大混合策略解。古诺（Cournot）和伯特兰德(Bertrand)分别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论最经典的模型，两位学者分别从产量决策和价格决策分析垄断的双寡头竞争模型，确定了在竞争之下各自的最优反映函数。这些都是关于博弈问题的早期的零星研究。
2、博弈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认为博弈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博弈论创立的标志是冯・诺伊曼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部著作，他们的贡献现在看来主要是创立了博弈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决和对合作博弈的贡献。现在应用更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创立，则是以纳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为标志，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萨尼（Harsanyi）和德国塞尔顿（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
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认为是博弈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该书在总结以往关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的概念术语、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而且，在该书以前，博弈论主要是数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一种数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研究的联系。从此，博弈论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对博弈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标志着博弈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个时候的博弈论还是比较幼稚的，研究的范围也较小，总体影响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少数类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纪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论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博弈理论的研究。1950年，纳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中，将博弈论扩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终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思想源泉，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的证明，发展了以纳什均衡概念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纳什均衡是对古诺模型和伯特兰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有关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来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纳什均衡为研究出发点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微分均衡”、“强均衡”、“重复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而且在60年代初开始了博弈论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这个时期产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萨尼（Harsanyi）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外还在1973年提出了关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释，以及关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严格“纳什均衡”概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进化博弈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等概念。当然，这个时期产生的博弈论成果还有很多，博弈论更多地应用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当中，为80-90年代博弈论的成熟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博弈论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表明博弈论已经作为一种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渐走进了政治学、军事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中。尤其是在经济学中，博弈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个时期，是对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支，如信息经济学，以及一些关于特殊问题的理论，如拍卖理论、激励理论。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论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德布鲁(J・Debreu)表明，如果没有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没有他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到了90年代，克莱普斯(D・Kreps)、克鲁格曼(P・Krugman)和格罗斯曼(S・Grossman)都是因为在博弈论上的贡献而获得了美国的克拉克奖(Clark Prize)，这是美国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奖。之后，博弈论两度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颁给纳什(Nash)、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塞尔顿(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论专家；2005年颁给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类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强调个体理性、个体的最优决策。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图是基于上述分类方法的博弈类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论的研究趋势及未来
1、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博弈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现在的研究更多地是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事实上合作博弈也是博弈理论的重要内容。当前合作博弈理论研究的落后，正说明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带来博弈理论以及经济学理论的重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