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7 02:33: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俗旅游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新晨
(四)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摘要】古村落民俗旅游日渐走热，为人们青睐。本文以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为例，分析其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价值，针对当前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从文化生态视角出发，思考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的生态特性。在文化生态理论内涵的理解下，探讨古村落民俗旅游开发的策略性建议，提出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明确古村民俗文化生态保护内涵、优化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等几点启示。
【关键词】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吴中区古村落
在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度假流行选择的主体态势下，古村落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优美的乡村生态环境，已然在旅游市场中赢得了众多游客的眼球。同时，伴有乡愁回忆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具有亲民性和体验性，古村民俗旅游日益为人们所青睐和重视。然而随着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推进和不断走热，其对文化环境的影响愈加明显，文化生态失衡问题日益突出。
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位于苏州西南角，嵌于太湖之中，11个古村落像颗颗珍珠散落在太湖中的东山岛和西山岛。苏州市级认定的古村落共17个，吴中区独占六成11个，其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8个，其分别为陆巷、明月湾、三山岛、东村、杨湾、植里、f里和东蔡。吴中区太湖古村落[1]，作为太湖古村落集群面积最大、最完整且高品位的区域，集中反映了太湖之畔吴地特色乡土民俗风情，充分显示出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性与独特性。
然而当前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以古村观光、农家休闲为主，内容单一而非物质文化利用不到位；有形物质遗产备受青睐，深挖经济价值，而忽略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内涵，尤其是融于古村生活常态的文化生态环境。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对其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民俗文化视角
古村落旅游以其历史性的旅游空间和传统的社会人文气息，博得诸多游客青睐。古村民俗文化囊括了古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凝聚世代传承的智慧，是古村延续并保持活力的灵魂和魅力所在。一定程度而言，古村落旅游的尽数内容，从古建民居、古街商贸到特色餐饮都属于民俗文化范畴。民俗文化作为古村落的文化瑰宝，是古村旅游的重要内容和发展动力。
吴中区古村落群体性保护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特色地域文化、民居风貌、建造技艺、民俗风情历代传承，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都传达着太湖吴地乡土文化，极具保护与旅游开发价值。
（一）耕读传家
吴中古村自古人才辈出，乡举里选之风极盛，有“进士之乡，教授摇篮”之美誉，勤敏为贵，代有其人。太湖第一古村陆巷，南宋文学家叶梦得、明代王鏊连中三元，两朝宰相、两大书香世家为故里传延下淳厚的诗书习教之风，至今儒风习习。“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田宽地莫若宽厚待人” [2]思想广为村民流传，成为古村人之家风家教。同时坚持“蓄千金而樵汲树艺未尝废”，即使是家有千金财富、位有宰相之高，也不忘上山砍柴修剪果木，或育苗栽种，或下地劳动。至今可见耄耋老人坚持日耕、富贾官员从事耕作，并非完全为了生计，而为承袭一种勤勉的生活习惯。
（二）商帮文化
洞庭商帮作为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说的即是如今吴中区古村落之所在。因地狭民稠、不堪重赋，借其物产丰富、水路之便，而行贾四方，厚积资产，亦有“钻天洞庭” 赞叹其精明能干，无物不营，糜远不到，无业不精。清末民初由洞庭商人投资开办的上海钱庄就有65家，在上海钱庄业占相当比重，实力雄厚。涌现出席、叶、翁、王、沈、周、吴等一大批富商望族，他们审时度势、和气诚信、乐善好施、重文化教养，使洞庭商人在长江八九百年的经商活动中，经久不衰。
洞庭商人尤珍视乡帮情谊，互帮互助，情重桑梓，敦亲睦族，义举乡里。修桥铺路、兴学施药、办善堂、置义渡，恩报故里。告老有还乡筑宅的传统，可见虽吴中偏隅乡村，巨宅连片颇有衣冠礼乐、博采人文的大邑规范，这都与洞庭商帮文化密不可分。
（三）游艺民俗
吴中古村落游艺民俗异彩纷呈，不亚于苏城之热闹精彩，而为外人所注目与向往。正月猛将活动作为古村春节期间的全民盛会，从初一出巡“贺年”，初五“路头会”接财神，初六“逛会”，初八“出灯”，初九至十二“漫山转”到十三猛将诞辰，各种猛将活动热闹持续。旗伞蔽日，锣鼓震天，威仪甚盛，一村一猛将，一村一节目，人声鼎沸，蔚为壮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台阁为民间演艺，以高空杂技表演剧艺为主，两孩童被抬至高空，手持道具，一脚悬空，衣裙飘拂，飘然而又惊险，令人惊叹叫绝，为东山一绝。原汁原味、精彩绝伦的游艺民俗文化，独树一帜，为吴中古村落一道靓丽的风采。
（四）本真生活
吴中古村落大多背山而拥太湖，依地势而建，讲究天人合一风水观，古街古巷空间宜人，住宅、祠堂、庙宇、池塘井然有序，封闭式宅院园林化、盆景意趣盎然。大量留存的古民居多由明清时期和民国留存至今，民居风格上延续苏州特有的粉墙黛瓦，在型制上更显内敛与简约，营造法式以“人”为中心，建筑营造技艺精细考究，雕刻冼练彩绘秀美，集“太湖文化”之大成。古村物产丰富，常年花果不断、湖鲜肥美，饮食讲究时令，村民天明即起、午来吃茶，生活自然生态又讲究细致，透露出浓郁的太湖流域的吴地乡土气息。如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碧螺春茶叶炒制技艺、台阁、婚俗及以太湖水产农产为原料的船餐、开捕节等，都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二、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古村落旅游虽如火如荼，然而其民俗文化利用与开发却并不如人意。吴中区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多年，古迹探幽、观光游览、农家乐休闲、特色采摘初具品牌。而民俗文化旅游近年兴起，以庙会活动、民居体验、时令性登山活动等暂时性群体活动为主、以热闹吸引眼球为主，民俗文化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着民俗旅游开发的共通性问题。
（一）民俗文化资源，因“看不见”而被忽视
目前，相关部门对古村落的保护尚集中停留于物质层面，如沿古街立面的整治、古建筑的评定和修缮及村落卫生环境的改善等。即使是开发较早的陆巷和明月湾，对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也关注较少，尚未做出全面而系统的调查与开发。
民俗文化概念有待深化，对其理解不应只包括物质部分，非物质部分更是其生命和灵气所在。区别于传统手工艺、特色服饰、地方特产、大型民俗节庆活动等“看得见”的有型遗产，古村落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特有历史传说、饮食、乡里民风等无形资产更没有纳入到保护与开发的视野。“看不见”资源――民俗文化的开发脱节致使古村落徒有其形，失散其神，古风古韵打折。
（二）民俗文化环境，变迁与冲击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现代生活方式对古村带来的影响，民俗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迁，受到冲击。以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各种技艺、民间习俗等不断消失，文化内涵被弱化，以农耕渔猎为基础的民俗文化氛围逐渐被淡化。以乡里社会交往为目的的各类活动，如庙会、台阁等活动的市场渐渐萎缩，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的普及。大量古建民居因缺乏严格的保护，年久失修而失去了旅游开发价值，部分民俗文化景观也因低水平的修补或改造，造成隐性破坏和不可逆转的文化环境破坏和退化。
（三）民俗文化产品单一而合力不足
古村落现有民俗旅游景点的开发，多局限于原有物质载体范围，如陆巷古村落遗风的参观游览及杨湾杨梅节，由于产品单一，旅游空间容量小，旅游活动少，游客停留时间短暂，吸引力低，资源的整体开发层次低。
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受同一文化氛围影响，主体民俗文化趋同。同时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分割和影响，它们的零星分布使得彼此之间相对比较孤立，其可观性、可娱性和可参与性等条件并不是很充分，难以开发成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线路产品，从而导致开发利用上难以协调、不成系统，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合提升力度不够强。
三、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认识
（一）民俗文化生态理论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关注人类文化与其周围环境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不可分离的关系。参照自然环境生态，借用“生态”来表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秩序、状态等[5]。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各类民俗文化事象糅合了创造者和传播者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理解。民俗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集体性文化，表现为富有情趣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例[6]，具有明显的环境适应性和历史延续性，蕴含了其文化生态特性的内在的规律与秩序。因此，全面审视民俗文化，认识、掌握其文化生态性，并尊重民俗文化生态，对多样民俗文化形式的保护，民俗文化内涵的传承，民俗文化活力与旅游发展的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特性
以吴中区古村落为例，南渡中原文化、原始太湖文明与吴文化根基碰撞交融，并在其特有环境感应下融合形成具有自身特质而经典的文化生态特性。
1.独特的太湖地域文化。吴中区古村落群像颗颗珍珠散落在太湖之畔，是太湖文化的典型代表。自北宋以后，中原士族的迁入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吴地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吴文化的一个亚圈层。既有吴文化的地域背景，又与宋室南渡历史渊源极深，同时又深受太湖特有文脉的影响，在饮食起居、工艺审美、节庆礼仪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可以看成是典型意义上的太湖孕育下的独特地域文化。并表现出可贵的原真性和原始性，是具有保护价值的典型代表。
2.多样民俗群落式富集。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保存完整。现存民俗资源中，包括传统节日民俗、游艺民俗、自然崇拜和婚庆民俗、工艺民俗和饮食民俗、乡里民俗和农耕渔猎民俗等，其中被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碧螺春茶叶炒制技艺、东山台阁、婚俗。形成质朴而独特的吴地太湖民俗资源集中分布区，如表1所示。
3.天人合一的本真内涵。民俗是民族的古老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的智慧。吴中区丰富的民俗资源中，无论是传统手工技艺、营造法式，还是自然崇拜、乡里民俗或传统节庆，无不暗含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本原哲学观，折射出太湖人家独有的儒雅气质和文化精髓。
4.安居乐俗的原生态传承。调研发现，与其他地区古村落民俗资源过度开发、商业化和舞台化不同，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由于开发较晚，受商业化影响较小，较好地保有其特色和自发性，在当地呈现为原生自然式安居乐俗的和谐状态。如西山村民修复天后宫，杨湾人集资重建刘宫祠、重塑刘猛将，自主开展庙会等民俗活动的自发行为成为吴中区古村落民俗保护和传承的主要形式。
四、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启示
（一）树立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
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冲击、旅游景区化的侵蚀，古村落遭受内外夹击。看得见的是古村环境污染、古建坍塌消失、传统工艺不再，看不见的是古村文化意蕴的淡化、陨灭，人心不古。历史街区拆旧建新，而忽视文化生态环境、割裂文脉式地开展旅游开发，必将陷入生搬硬套的死胡同和古村发展危机，失去了纯朴乡情传统民俗的乡土村落就像失去了灵气的展品，留下的只是一个物质的空壳而已。
古村落民俗，是自古延续的活着的文化，其旅游开发是以保护为基础，合理利用以彰显其地域文化魅力为目标。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应树立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厘清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保护的4大层面：民俗文化景观及空间的保护、传统人文风貌及自然环境的保护、民俗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民俗传承人与传播者的保护。突破“看得见”才为资源的误区，将自然环境基础、人文环境底蕴纳入保护范围，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重新审视和更新民俗文化资源库。
（二）尊重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挖掘民俗文化内涵
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作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已取得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其民俗文化资源正为人瞩目，据了解多个古村均已有民俗旅游开发计划，正处于起步阶段。民俗文化旅游主题作为地区旅游形象的关键词，具有重要影响力。民俗文化旅游应赋予什么主题内涵、展示什么，值得努力探讨研究。如西双版纳以经典的泼水节民俗活动突显傣族水文化，并融入民族服饰、舞蹈等民俗内容，从而树立起西双版纳傣族水文化的旅游形象。因此只有尊重古村落的民俗文化生态，分析其民俗文化资源，依据历史文脉挖掘民俗文化内涵，方能把握民俗文化旅游主题。
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以太湖文化、吴文化为本质特征，其经典内涵是吴文化。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应围绕“太湖吴地人家”这一主题内涵，挖掘太湖文化、吴地风情的特质要素，融入风水文化、饮食文化、节庆文化、信仰文化以及孝道文化、廉政文化等，开发恰当的旅游产品，真实反映太湖吴地人家的生活风貌，构建太湖古村落吴地乡土文化圈，保证其地域性和真实性，诠释其民俗文化的本原内涵。
（三）优化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突显文化旅游效益
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方式历来备受研究，主要可总结为博物馆型、民俗村（寨）型和异地模拟型三种，也有针对“孤岛式”弊端提出生态博物馆概念。文化生态学理论，从文化生态视角对不同文化景观的开发模式作出了分类研究及建议，见表格2，以最大保持原真性、减小破坏性。
吴中区古村落呈群落式分布于太湖之畔，大小11个古村民俗各有特色和亮点，其民俗文化生态也各有差别，原生―次生―再生民俗文化生态类型俱存，因此，按照民俗文化生态要求，需要考量其不同生态类型，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开发模式，深入结合每个村落的个性特征，形成一村一品的民俗旅游特色。
此外，吴中区古村落的民俗旅游开发，还应把握集群化战略和协调原则。一是将古村落群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统一的保护开发体系中；通过资源共享与重组，提升太湖各个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竞争力；通过旅游品牌与项目的整体开发和创新，提升整体旅游形象，打响“太湖古村落民俗文化传承示范区”、“太湖吴地人家”品牌。二是系统协调保护、传承与利用三者关系，以多元价值利用为手段，既注重对古村落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又防止过度的开发利用，破环民俗文化生态平衡，使古村民俗文化资源利用与保护互生共进，相得益彰，实现古村落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契合。
五、结语
古村落凝结了灿烂的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记忆的活态体现，而民俗文化正是其灵魂所在，对古村落民俗旅游的研究也将随着民俗开发热潮不断深入扩大。本文立足于文化生态理论，结合深入详实的实证调研，尝试探讨文化生态性对旅游开发的要求，对苏州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旅游开发是一次有意义的思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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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袁家村进城 ；原因；现状；利弊分析
在关中，袁家村可谓声名远播。全村虽然人口少，自然和人文条件不佳，但他们以独具特色的关中“农家乐”打开了局面，每年吸引着大量中外游客到访。袁家村是近几年来乡村旅游的新星，全国各地争相效仿。它的成功经验为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依托周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身优美的田园环境，借助本地的农业特色，和陕西特有的美食文化资源于一体，开发出了举世闻名的世界级美丽乡村。近日袁家村应邀进驻西安曲江银泰城，将香甜可口的美食带入了西安这座历史古城。面对袁家村的进城，只是一个尝试，需要我们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认真分析研究实地考察，为“袁家村进城”更好地发展献计献策。
一、袁家村能进城的原因
（一）经济原因
号称“关中第一村”的袁家村在乡村休闲旅游中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之一，主打关中民俗和美食文化的袁家村，虽然只有62户，286人，却带动三千多人就业，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据媒体的报道称，袁家村目前日营业额200多万元，年收入超过10亿元。而据西安本地都市报《华商报》的报道，2015年10月3日，“十一”黄金周第三天，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当日接待游客1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居陕西所有监控景区游客接待量之首位。这意味着，在陕西，乡村旅游的游客数量首次超过了兵马俑这样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给袁家村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更多的农民加入到乡村旅游的行业中。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该地区农业的发展。[1]
（二）社会原因
随着袁家村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外来游客来到了袁家村，观赏美景，体验民俗，品尝美食。经济状况的好转，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袁家村的村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生活。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给周边地区的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使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留在了家乡，也避免出现很多留守儿童。
（三）文化原因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发掘袁家村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并对袁家村的旅游文化资源进行整合，用文化来吸引游客，从而达到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环境效益的共同提高。对袁家村乡村旅游文化归类如下：
（四）商业创业模式
袁家村的商业模式是，商户技术入股，袁家村出资，净利润双方五五分成。所有食材均由袁家村统一供应，这一模式鼓励了一大批拥有技术却没有资金的人，使得袁家村的发展更为顺畅。食材的统一供应，既保证了质量，保证了及时有效性。制造了农业创业平台，让更多的自己村子生产的农副产品可以自产自销，打开了农民致富的又一途径。
把公司和商户有机结合起来，咸阳的袁家村乡村旅游从开始就摒弃了农户分散经营，小打小闹，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从起步就是公司化运营，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包装、品牌塑造、市场开拓，又为了保证产品接地气，保证每个商户的特色，具体经营又分散给有特色的农户或商户，保证了个性化、差异化的经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诉求。袁家村已经走出乡村到大城市开分店，不仅进城，甚至逐步开到甘肃，沿着丝绸之路走的更远。[2]
二、袁家村进城的发展现状
（一）目前照搬袁家村的30家门店
这次袁家村落户银泰的共计30家，礼泉特色的烙馍、浆水鱼鱼、搅团、醪糟、乾县的豆腐脑等应有尽有，除此之外还有礼泉袁家村作坊里的食材，在这里也可以买到，比如辣椒粉、油泼辣子、醋、菜籽油、粉条等等。 曲江银泰“袁家村关中体验地”，整齐划一的乡村装修风格，干净整洁的炉台灶具和木质桌椅将城市的干净、卫生融入了乡村的田园民俗风格中。干净整洁的门店，热情的服务态度，良好的后备供给，食材全部来自袁家村。
（二）客流量与日俱增
随着袁家村的进城，吸引来了很多西安的市民。例如在一家biang-biang面的摊位前询问得知，今天biangbiang面商户准备了 200多碗面的食材，中午已出120多碗，下午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被体验者全部品尝完了。其他大部分商户所备食品也都在2个小时左右全部被“抢”空，尚有余下少量吃食的摊位前依然排着长长的队。随着免费试吃活动的结束，正式的营业拉开了序幕，越来越多的市民慕名来到了曲江银泰城品尝原汁原味的袁家村美食，感受地地道道的家乡味道。[3]
三、袁家村进城的优缺点分析
（一）袁家村进城的好处
1.干净整洁的环境
将袁家村搬进城市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市民，倡导健康卫生饮食模式，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平价百姓餐饮。开在商城里环境也舒适，不用像在袁家村一样吃饭的时候站立着，根本没有太多的空间摆放桌椅，卫生条件也更好，视觉冲击就比农村的干净。”而且曲江银泰店里配备了洗碗机和消毒机，由工作人员将碗筷统一回收清洗消毒，让顾客对卫生状况更加放心。
2.乡村独特的田园美食进城
袁家村进城给城里的人们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可以吃到地道的袁家村小吃。食材绿色纯天然，长在辽阔的农田里，而不是塑料大棚里培育出来的。礼泉特色的烙馍、浆水鱼、搅团、醪糟、乾县的豆腐脑、辣椒粉、油泼辣子、醋、菜籽油、粉条等等。久居在城里的人们恐怕早已经吃不到这些小时候的味道了，替代这些的是一些城市特有的快餐，西餐。进城的袁家村满足了更多市民对农村的向往，对农村美食的垂涎三尺。同时进城的还有那么多的天然食材，广大吃货朋友们不仅可以吃，还可以拿回去自己做，同时也可以带给亲戚朋友品尝。
3.食材安全，种类繁多
袁家村进城给城市的单调食材增加了绚丽的色彩。来自农村纯天然的食材，也让市民可以更放心的使用，不用担心各种农药的残留过量，色素和各种添加剂的用量是否超标。病从口入，作为以餐饮业为主导产业的进了城的袁家村，最关键的是食材的来源有保证，餐饮业采购的食材是经历了多级渠道，这当中的管控没办法完全保障，来历不明的东西很容易混入，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向生产商采购，不过采购量是个大问题，没有一定的量生产商是不理你的，直接就打发到渠道那里了。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其他的餐饮企业联合起来，就像众美联，是四十几家国内顶级餐饮品牌共同成立的餐饮供应链电商平台，同行抱团集合需求直接找中粮、益海嘉里这些源头供应商采购，品质完全有保证。袁家村很显然避免了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出现，所有的食材统一由袁家村配送，这样做一来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来自乡村，而来一旦出了问题，查找原因也很方便。
4.创新管理，融合发展
进城了的袁家村，由袁家村与西安强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投资管理，将民俗元素与现代商业相融合，是对“袁家村模式”进行的一次创新尝试和项目延伸。作为一种创新的“乡村民俗与城市商业化”结合的商业经营模式，袁家村迈出了它“进城”的第一步，而以“体验式乡村民俗旅游”广而告之的“袁家村”，变成大商城里的“袁家村小吃城”，更加吸引了民众的眼球，会成为游客们新的关注点，即将迎来它创新性的春天的到来。
袁家村进城不仅是商业与民俗的大融合，同时也是咸阳与西安的联姻。咸阳作为丝绸之路出发后的第一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一颗明珠，历史文化积淀也非常深厚，同时又紧邻省会西安，随着西咸一体化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进程的不断推进，两座城市的融合程度不断加快。
5.最大程度的方便市民
首先，据了解来到袁家村的游客中，有五成以上是冲着这里原汁原味的美食来的。可以为游客节省几个小时路上时间，适合随时过来解馋。其次，城里环境更好一些，交通便利，卫生条件优越，可以带孩子和老人一起来。即使不能同来，也可以买回家里自己做，很方便快捷。随时想吃都可以。
6.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益，进一步的提高了袁家村的知名度
袁家村进城让人耳目一新，很多人会带着好奇前来观看或者品尝。这将是袁家村繁荣昌盛的又一新的契机。凭借着袁家村在乡村旅游中的知名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城市里的袁家村也会如日中天。袁家村进城将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袁家村，会把袁家村的美食，原汁原味的土特产沿着丝绸之路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可以品尝到这里的美食。
（二）袁家村进城的弊端
1.乡村韵味的缺失
进城了的袁家村没有了乡村韵味和天宽地大的畅快，毕竟袁家村的乡村环境、风俗人情等元素是它发展起来的基础，商业化的袁家村有的只是城市化的印记。好像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标一个符号，而不再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的家乡故土。
2.乡村文化的缺失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袁家村是以乡村民俗文化发展起来的，集关中印象与一身的乡村旅游景区。没有了乡村的背景，离开了文化的故土。真的很为进了城的袁家村着急。没有了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民建文化，剩下的只是餐饮文化，单独的餐饮文化不知道能不能带领城里的袁家村走向远方。
3.远离了自然生态人文环境
乡村旅游业在进行“城市化”创新的同时，必然会损失最为宝贵的乡村中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远离了农家村落和黄土蓝天的依仗，失去了回味寻找的乐趣，没有了厚重的乡村民俗支撑，单薄的乡村美食能否独当“乡村文化”的大旗，这种“离乡又离土”的纯商业化运作，是否最终会演变为空有噱头而无新意的“小吃聚集地”，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四、袁家村进城的启示
（一）袁家村进城牵手银泰 开启乡村民俗与城市商业化模式
袁家村进城是一个创新性的尝试，开启了中国乡村民俗与城市商业化的模式，引来了大批的消费者前来。目前，袁家村吸引的大量客流多为目的性消费，如何将袁家村的客群转换成为整个购物中心的有效客群，为整体运营带来提升，作为购物中心与文旅商业相结合的先行者，银泰日后的决策和改变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商业地产这一新模式迈出的举足轻重的一步。
（二）新的农业创业平台的诞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以前的农产品都是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前来收购的商贩，除去成本，收益甚微。使很多农村的劳动力不得不外出打工。而如今的袁家村从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开始，便自给自足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加工成食品，或者直接把食材简单的加工打包后，卖给前来旅游的游客。把公司和商户有机结合起来，袁家村乡村旅游从开始就摒弃了农户分散经营，小打小闹，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从起步就是公司化运营，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包装、品牌塑造、市场开拓，又为了保证产品接地气，保证每个商户的特色，具体经营又分散给有特色的农户或商户，保证了个性化、差异化的经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诉求。
（三）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袁家村汇集了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印象，汇聚了关中地区的风土民俗，这里有原汁原味的秦人风味，更是吃货的天堂，礼泉袁家村村民商户现场制作手法精湛，使游客不仅为了吃到嘴里的美食，就连制作过程也是一道风景线。结合袁家村实际的情况，因地制宜的制造出各种美食。正因为人们对袁家村美食的厚爱，才有了进城的袁家村这样的创意。制作过程也可以作为一个宣传的突破口，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参考文献：
[1] 根据笔者调研统计数据整理.
[2] 参见咸阳市旅游局副局长杨军做客《五洲丝路会客厅》的发言.
关键词：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广义上包括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蒙古族以及甘肃、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在没有特指说明时，“德都蒙古”即指后者。“德都蒙古”这一称呼在很多蒙文书籍中都有蒙语记载。在汉语记载中一直习惯用“青海蒙古”或“西海蒙古”，由此一来“德都蒙古”名词就成了蒙古族圈内的自称法，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因素，因此，也被生活在此的蒙古族欣然接受，成为引以为豪的美誉和象征。在学术界，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问题，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延续性被各方有所忽略，大家对其历史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德都蒙古”称谓或概念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和链接线。
由于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德都蒙古”既较好地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包括语言、习俗、民间文化以及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又与广大东部蒙古地区有所差异，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也有不同之处，继而形成特有的德都蒙古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地理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汉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通婚，使许多风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沿袭至今。因此，保护“德都蒙古”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其存在价值和艺术价值，显得紧迫而重要。
本文在梳理“德都蒙古”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以海西蒙古族为例来分析“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梳理有关“德都蒙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可看出呈现以下特点，从地域上来讲，蒙古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内蒙古，而是扩展到青海、新疆等地区；从学科上来讲，不仅限于从历史、宗教、心理和社会等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而是与考古、艺术、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学和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主要按内容不同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有贾儒的《青海湖畔传说》（1981年），齐布仁巴雅尔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1986年，内部资料），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故事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海龙、乌云其格搜集注释《青海德都蒙古族祝赞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跃进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纳・才仁巴力的《德都民间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民间诗歌、英雄史诗、民歌、谚语、传说、故事等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全部类型；才仁巴力的《论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特征》一文，从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点入手，探究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其独有特征，从而论证青海蒙古族文学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上这些研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民间文学和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变迁、民族间文化关系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类是“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贾儒的《德都蒙古文化简论》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德都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知识，通过对那些似乎比较繁琐的民俗事项和文化规约的论述，在理性层面上对其本质特征和文化精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变迁研究论集》中汇集了20余位国内学者以汉文发表的关于“德都蒙古”民俗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30余篇论文。从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德都蒙古”饮食服饰民俗、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方面的文章，如艾丽曼的《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僧格的《青海蒙古族“羊胛骨卜”及其民俗――卫拉特民间巫术调查之一》等。第二部分是“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如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艾丽曼的《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索端智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褚琼、徐黎丽的《多民族认同的变量分析――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社区为例》等文，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和分析了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关于“德都蒙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芈一之的《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青格力的《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杜常顺的《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等几十篇关于德都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为德都蒙古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关于“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跃进的《柴达木民间文化――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之一《德都蒙古民间传说》（2014年）等。然而这些研究仍与民俗文化研究雷同，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如何保护的问题，未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系统的思考。
梳理以上成果就会发现，该方面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居多，绝大多数研究着眼点侧重于德都蒙古文化某一文化遗产现象研究，而系统研究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现象、生存现状、保护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成果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价值。
学术价值：通过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使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使德都蒙古族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应用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会弱化，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和传承德都蒙古文化，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当地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及其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符合国家当前有关实施文化战略部署，更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的青海省增添民族文化亮点及文化旅游产业亮点。
二、“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德都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祁连县等三个蒙古族文化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包括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区域。其种类繁多，且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史诗）、长调、戏剧以及美术和体育竞技（摔跤、赛马），传统医疗以及节日、婚礼等民俗事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德都蒙古人迁居青藏高原之后，承袭蒙古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对周边汉、藏、回、土等民族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性文化。如，以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青海省河南县蒙旗等。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封闭的游牧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社会正在经历着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消失、濒危、变异、衰退等情况。因此，保护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德都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就以青海海西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挖掘整理收效明显，建立健全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
海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是从1986年6月开始。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间，文化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编辑翻译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歌谣》3本内部资料书，填补了海西蒙古族民间文学汉文翻译的空白，为海西州的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基础。从2003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海西州文化部门继续有目地、有计划地在全州范围内对许多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挖掘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又出版了《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上、下）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艺人》《海西那达慕》（画册），《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瀚海友情》《青海土尔扈特蒙古人》《青海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汉文版）等民间文化书籍。其中，2009年出版的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的汉文书籍，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以上资料来源于2014年7月2日去海西州民族文化中心访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教授时获取资料。）
自2008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至以来，按照“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种类”的工作要求，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56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完善档册管理，编制保护名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和档案的建立健全工作。目前，海西州申报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代表作名录的有3项，代表性传承人1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项，代表性传承人10名；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7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走入学校――汗青格勒传承方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跃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最为核心和带有根本性的举措。
《汗青格勒》作为海西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以说唱的方式所表现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对英雄史诗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其生活观念和欣赏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传统英雄史诗多少表现出了冷漠和无知的态度。因此，英雄史诗说唱和演唱的民间艺人普遍年龄偏高，出现年龄断层现象，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此，海西州政府于2007年建立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中，州教育局负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校园、进课堂。《汗青格勒》的传承就在海西州各民族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由老艺人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利用学生假期，走进学校授课，培B了一批又一批说唱小艺人，并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表现了孩子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时代文明的追求。
（三）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行为――访老艺人曲日青
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为此，海西州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先后申请并成功审批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文化传承人就有10个，其中1名为国家级，9名为省级（见表1）。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海西州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在对海西州民间艺人的简历及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德都蒙古民间艺人》（蒙文版）一书，书中收录了已去世和年长的老艺人的资料，成为研究民间艺人及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为了使现有的文化得以传承，海西州十分重视由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途径。
“孟赫嘎啦”文化节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孟赫嘎拉”是蒙古语，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一节日是海西州群艺馆和柴达木报社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创办的一项创新活动，是以诗歌朗诵为主的文化节，并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自2002年在都兰巴隆地区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全州各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日益激发了海西蒙古族群众诗歌创作的热情，涌现出―批牧民民间艺人和优秀诗歌作品。文化节也从当初单―的诗歌朗诵，逐年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内容，拓展到如今的长调、说唱以及采词、拉利等不同风格的表演项目。孟赫嘎拉文化节是富裕起来的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草原牧民进行文化交流、继承传统、展示才能的最佳平台，尤其在挽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强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届节孟赫嘎拉文化节与第六届蒙古族那达慕有机融合，更加凸显出节日的传承功能。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经适度的规划与开发，打造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同时，旅游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通过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欣赏、体验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此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贡献之一。
海西州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化率高，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前景也较好。在采访专家跃进时也了解到海西将一些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如祭敖包、祭火等文化遗产，成为海西乃至青海省极具有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海西州政府以建设“高原旅游名州”为奋斗目标，正在投资建设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园。它是以德都蒙古族文化为主题，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演艺、民族竞技体育、休闲、体训、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大型产业园，主要由德都蒙古族文化博物馆、柴达木岩画公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和汗青格勒文化墙、蒙古族哈萨克族民俗村、德都蒙古饮食文化产业基地、非物|文化演艺厅、柏树山旅游景区等组成。用充满德都蒙古文化特色的设计，将柏树山德都蒙古族旅游文化产业园打造成集历史文化观礼、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由此，体现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能明确在其保护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活态性遗产保护，推广文化生态的理念，彰显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
第一，确立生态文化保护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区域、产业目标、重点项目、传承人培养。以此科学有序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和增强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的自觉性，这是保护和弘扬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第三，根据“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确立遗产各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管理、检测及评价体系，做到保护与发展协调进行，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四，创新“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发展，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保护珍贵的“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将“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极纳入到国家积极推进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中，争取国家层面的投入与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16EH194）
参考文献：
[1]贾儒.《德都蒙古文化简论》[M]，民族出版社，2014.
[2]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2010年.
[3]刘春玲.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当代意义[J].阴山学刊，2013.12.
[4]张玉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J].西部蒙古论坛，2015.1.
[5]群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和途径[J]，群文天地，2012.9.
[6]南文渊.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
[关键词]历史地段；市场吸引力；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3－0063－05
1 引言
城市历史地段是保护区和城市地段两个概念的融合体。最早正式提出保护区概念的是1967年英国的《城市休闲法》。在这个法案中保护区被定义为“具有特殊建筑或历史价值并值得人们去保存或强化其历史特征的地区”。而城市地段这个概念出现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海思等人(Heath et al，1996)将之归纳为“具有相对较小尺度、混合功能、良好的步行环境(满足但不鼓励使用汽车)、不同类型与尺度的建筑以及使用权的多样化”。我国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类似于国外的历史地段概念(赵中枢，2001)。我国首次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是在1986年的《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报告》中。
城市历史地段在旅游开发方面有许多自身的特点，开发方式也因地制宜，主要有复合式开发、渐近式开发、人性化开发等等。郭湘闽(2005)研究了以旅游、商业为动力的历史地段更新机制。作者认为政府部门要制定新型的发展规划模式，即成立综合型的领导机构、采用复合型的发展规划。科尔伯(Kolb，1990)提出“累进重读过程”开发理念，通过采取一种渐进和插建的开发政策(而不是全面的综合性开发)，保护现有历史地段的旅游环境。胡葺(1999)在强调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提出“有控再开发”策略。阮仪三(2000)认为做好历史地段旅游开发的关键，必须坚持整治的方式，严禁采用大拆大建的改造方式。乔晓红(2001)认为尊重人的行为环境是历史地段旅游开发的主题。福斯彻(Fotsch，2004)认为对历史地段的旅游开发不能仅仅考虑游客的需求而忽视当地居民。杜塔等人(Dutta et al，2007)从旅游经济学角度研究了在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历史地段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常青、王云峰(2002)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历史地段旅游开发进行了思考。王均(2002)从行为地理学和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思路出发，提出利用城市意象来对历史地段进行旅游开发。
2 案例介绍
2.1 资源现状
2.1.1 旅游环境
内秦淮河历史地段由明城墙、外秦淮河、白下路、建邺路围合而成，横跨建邺、白下、秦淮3区，包括安品街、健康路、双塘、夫子庙、钓鱼台和饮虹园6条街道。内秦淮河历史地段人口密集。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该地段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2万人，比整个老城人口密度高出1.2万人。由于该地段地处老城和新城交接地带，潮汐式交通状况日益加剧。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该地段交通状况满意的仅占24％。该地段城市建设矛盾突出。2003年统计的南京危旧房集中的3个区中该地段占了两个。但由于涉及传统民居保护问题和居民恋土情结，该地段改造进程缓慢。尽管如此，由于能够提供完善高效的服务体系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上市民择居的心理惯性，该地段仍然是南京目前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周岚等，2004)。
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资源异质性强，但保护体系不够完善。该地段以“南唐轴线”中华路为纵轴、“十里秦淮”内秦淮河为横轴，明城墙为环线，体现了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风情。本次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认为该地段最能代表南京传统民居特色的占78.7％。但该地段整体环境受现代化建设影响较大，传统街区保护较为薄弱，历史文化资源大多处于点状开发利用阶段，且多局限于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未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系统性的整理。许多近代优秀建筑、名人居址也未列为法制化的保护对象。
2.1.2 相关规划
2002年6月，由南京市规划局牵头，相关部门和区政府参加，开始进行南京老城保护和更新规划工作。2003年2月完成《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2003年11月，5个老城区(本文讨论的内秦淮河历史地段涵盖在内)完成控制性详规。
2.2 研究现状
就目前研究内秦淮河历史地段的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在该地段上，夫子庙(赵仁平等，1999；伍乐朗，2001；许友根，2004；侯利民等，2007；杨兴柱等，2007；张维亚，2007)和秦淮河(李全根，1999；姚亦峰，2000；郑忠等，2003；官卫华等，2006)由于开发价值较高，明显成为研究的热点。此外，也有人对明城墙(姚亦峰，2000；陈绪冬，2001；姜武堂，2001)和南捕厅(杨俊宴等，2004)进行了研究。二是主题形象的定位。许多研究者从城市整体高度对该地段旅游形象进行了探讨(喻学才等，2000；黄震方等，2002；徐菲菲等，2005；刘滨谊等，2006)。更多的研究者具体针对该地段进行形象定位，并以六朝文化(邱敏，2002；宋平等，2004)和民俗文化(韩凯等，2003；陈燕等，2006；杨艳等，2006；徐智明，2006)最为看好。
从上述文献来看，定性研究的多，定量研究的少；从旅游开发角度研究的多，从遗产保护角度研究的少；理论研究的多，实证研究的少。目前为止，还未有人用统计分析模型对国内城市历史地段旅游开发做出实证研究。近年来，揭示旅游潜在进入途径和目的地遗产管理的分析模型研究拓宽了遗产旅游的视界。本文即以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模型对城市历史地段旅游开发进行实证研究，希望对这一类型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开发有所助益。
3 研究工具
3.1 理论基础
邓等人(Deng et a1，2002)通过分析等级程序对旅游目的地进行价值评估，为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复杂问题的方法。福罗切特(Frochot，2000)针对地段内历史建筑旅游服务特点提出HISTOQUAL模型来衡量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皮尔森等人(Pearson et al，1995)指出，作为遗产管理者，既要重视评价遗产的文化价值，又要重视遗产在旅游开发中的价值评估。法尔康(Falcon，2000)提出了一种以资源为基础的评价目的地内某一旅游类型的竞争潜力的理论。他们的研究显示，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旅游产品的稀缺、价值和不易于被模仿和替代上。海思等人(Heath et al，1996)认为城市历史街区包括7大价值：美学价值、建筑价值、环境价值、功能价值、资源价值、商业价值和连续性价值。瑞克 玛(Rypkema，1992)把城市历史街区中建筑的价值归纳为8个方面：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城市文脉价值、建筑价值、历史价值和场所感价值。在所有价值中经济价值是支撑其他所有价值的基础。王世福、薛颖(2004)认为美学价值是历史地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麦克切(Mckercher，2002)认为遗产价值的评价离不开两个部分：遗产的市场潜力评估、遗产的承载力评估。李等人(Li et al，2004)使用市场吸引力一承载力模型分析了香港新区几个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
3.2 城市历史地段旅游资源分级评价表
城市历史地段旅游资源市场吸引力一承载力分级评价表(表1)分为旅游开发和文化遗产管理两部分。前者以市场吸引力为核心，后者以旅游承载力为核心。目前学术界对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计算旅游地最大游客数、景区承载力分级评价(张继辉等，2007)。本文的旅游承载力研究属于后一类。旅游环境承载力包括环境生态承纳力、游客感知承载力、当地居民心理承载力和经济承载力4个方面(崔凤军等，1997)。本文根据城市历史地段的特点，建立一套以兼顾上述4个方面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评价指标转换成具体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再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将调查结果转化成表1中指标的评价结果。
3.3 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
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图1)用来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级评价的结果进行分析。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指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时要注意两个方面：市场吸引力和承载力。二者缺一都会导致文化遗产丧失旅游吸引力。图1中A1、A2表示该资源有“高市场吸引力，高中级承载力”，很有利于旅游开发。B1、B2表示该资源有“高中市场吸引力，低承载力”，开发时确保遗产的文化价值不被损害。C1、C2表示该资源有“高中承载力，中级市场吸引力”，市场潜力比较乐观，前提是遗产保护和游客管理工作到位。D1、D2、D3表示该资源有“低市场吸引力”，遗产不具备旅游开发价值。
4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共有3种：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文献包括政府规划文本、旅游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2007年上半年课题组对内秦淮河历史地段进行了资源考察，重点调查了文化遗产保存状况。2007年5－6月在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收回300份，有效数291份，有效率97％。本次调查对象为游客和市民，问题皆为封闭式。
5 调查分析
本次调查将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分为6个部分(安品街、健康路、双塘、夫子庙、钓鱼台和饮虹园)分别分析评价，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分析2个代表性地段：夫子庙、饮虹园。
5.1 夫子庙地段
夫子庙地段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主要有夫子庙、贡院、李香君故居、乌衣巷、文德桥、桃叶渡、瞻园、白鹭洲公园等知名景点。200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区。在外国游客选择的南京最值得去的景点中排第三位(黄震方等，2002)。本次调查资料显示，64.7％的人认为内秦淮河历史地段最知名的景点是夫子庙，51％的人认为夫子庙小吃代表着南京小吃。夫子庙民俗旅游商业文化特色街区现为南京市5大旅游特色街区之一(侯利民等，2007)。该地段也是南京3大商业圈之一。该地段由于开发较早，旅游行业管理启动较早，已制定《中国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综合服务质量通用要求》等一系列规范。该地段不仅商业文化源远流长，文学遗产价值也极为丰富(张维亚，2007)。但由于商业气息过于浓厚，影响了夫子庙地区旅游文化层次的提升。与之相邻的建康路地段由于高层建筑较多，对该地段文脉环境有一定程度的破坏。
5.2 饮虹园地段
饮虹园地段位于夫子庙地段以南、中华路以东，东边和南边为明城墙和外秦淮河，是6个地段中与夫子庙地段联系最为密切的地段。其地段中的中华门城堡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4A级旅游区夫子庙一秦淮风光带南终点站。饮虹园地段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街巷格局(赵辰，2006)。地段内有历史感和故事传说的地名众多，有省文物保护单位蒋百万故居。饮虹园地段一直是商业开发和保护规划争论比较激烈的地段，也是目前政府着力开发的历史地段。
5.3 综合评价
从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市场吸引力(表2)来看，夫子庙地段市场吸引力最高。主要原因是该地段旅游开发基础条件好，开发时间长，已形成一定市场知名度，并且旅游产品互为补充，呈系列化。建康路地段吸引力最低是因为旅游资源最缺乏，可以考虑今后定位为内秦淮河历史地段综合服务区。其他4个历史地段都具有一定的开发潜质，只是目前开发程度不一。饮虹园地段开发条件相对成熟，有潜力与夫子庙地段共同成为内秦淮河历史地段的核心地段。其他3个地段可以定位为二级地段，为核心地段提供辅助旅游产品。
从内秦淮河历史地段承载力(表3)来看，得分最高和最低的仍然是夫子庙地段和建康路地段，但分差缩小(吸引力最高最低分差38，承载力最高最低分差29)。这说明遗产承载力比市场吸引力更难控制和管理，问题也更具有共性。由于老城始终位于城市化浪潮的最前沿，再加上旅游业的错位开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双重压力，直接导致除去夫子庙地段承载力较高之外，其余地段得分均不高。
从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市场吸引力一承载力综合评价(表4)来看，夫子庙地段成为市场吸引力和遗产承载力均为高级的唯一地段。饮虹园地段虽然市场吸引力较高，但遗产承载力需待进一步提高。安品街、双塘、钓鱼巷3个地段市场吸引力和遗产承载力均为中等。要想提高内秦淮河历史地段整体品质，这3个地段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至为重要。本次问卷调查中，当问到城市老城区进行旅游开发时哪个方面最重要时，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悠久度(26％)、丰富度(22％)和独特度(18％)。安品街、双塘、钓鱼巷3个地段历史悠久度毋庸置疑，但旅游资源，尤其是代表地段独特度的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控制管理不力直接导致了丰富度下降。今后政府应该从这些地段遗产的丰富度和独特度方面考虑旅游开发。
6 结论
6.1 模型评价
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可以用来寻找适合发展旅游业的历史地段类型。如果该地段处于A1、A2位置上，则该地段适合发展旅游业。当遗产保护和游客管理工作执行到位，旅游业就可以持续发展。内秦海河历史地段中夫子庙地段和饮虹园地段即属于该种类型(图2)。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可以帮助政府制定适宜遗产特性的旅游发展政策。如果历史地段处于C类位置上，则说明该地段市场吸引力不强，就需要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多下工夫。安品街、双塘、钓鱼巷属于这种类型(图2)。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还通过遗产项目的列示帮助确定旅游开发的主题。最后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不仅适用于历史地段的旅游开发，还可以用于单类遗产的景点开发或城市遗产的旅游规划。
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模型在使用时不能完全排除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因素。研究者的专业领域、个人经历、文化背景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为了使偏见影响最小化，在对项目评分前，研究者要通过实地考察、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收集充足的证据。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另一个缺陷是缺少社区参与设计。在对历史地段进行规划开发时，社区公众的意见和看法是重要参考因素，旅游项目开发的成功与否与当地公众支持参与度有密切联系。因此，在对历史地段市场吸引力和遗产承载力评价时，应当把公众意愿考虑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