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0 10:54: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世界文化遗产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城镇；协调发展
0引言
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截止2003年底，全世界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共754处，分布在129个国家。中国已经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共29处，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文化和自然复合遗产4处；自然遗产4处；文化遗产21处。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各国都在寻找适合本国国情、当地文化教育、历史传统、经济条件的发展与保护模式。
我国是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大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镇化高速发展，不断探讨和完善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黟县文化遗产分布特征
黟县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处皖南山区的腹地，县域面积858km2，至2005年底总人口9．85万人，城镇化水平28．8％，县城人口lI98万人。早在公元前600多年(西周时期)皖南山区就已有人类居住，公元前222年(秦代)统一一中国(距今2200年前)，就已设置黟县，是中国最早的建制县之一，留下了乍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堪称“文物之乡”，1992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1．1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中国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保持了完整的古村落原型，有精良的建筑艺术遗存，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构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有着显著的地域文化特征。为人类研究乡土建筑、乡村建设史、地域历史、文化、艺术、经济提供r宝贵的资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西递、宏村古村落于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人世界遗产名录，并于2001年5月被中国政府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2月4日又被国家建设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科学技术部等六部公布为中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黟县正从安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2众多文化遗产同绕黟县县城分布，形成组群古村落空间结构
除了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地之外，伞县还有省级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在距县城10km范围内的4个古村落——南屏村、关麓村、屏山村和碧山村。这些古村落有优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并有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
1．3名村古镇紧密相依，空间结构既独立义联系
在地域空间分布上，名村、古镇和县城，既独立义紧密联系，相距在1Okm左右。从面、点卜看，名村古镇之问协调发展，相互补充。西递、宏村古村落叉与西递镇、宏村镇紧密相依，功能上瓦相融合，既有相对独立的占村落部分，又有镇的管理服务功能。镇的发展对古村落的保护形成一定的压力，然而古村落的保护对城镇的礼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1．4名城名村依山傍水，显现桃源意境
皖南古村落的选址建设，枕高山面流水，特别注重对水的利用，这既符合村落建设中的基本生活条件，也是保护自然生态和景观环境的需求。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姓同族家庭聚居地，尊儒重教．注重文化设施建设，有祠堂、书院、牌坊、水口园林等，文化氛嗣浓郁。建筑风格和型制规整统一，建筑组合丰富多彩，粉墙黛瓦，错落有致，木结构为主，以砖墙围合的木构架建筑。名镇名村座落在234kmz的盆地里，镇村四面环山，漳河等水系自西向东贯穿，与自然环境和谐统-，显现了桃源意境。
2黟县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2．1面临拆建和破坏的压力，细化落实保护政策
古村落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仍居住着一定量的居民，保持着一定的社会生活。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传统建筑的使用功能有许多不满意，古民居面临着被拆毁和改造的压力，对遗产原貌的真实性造成了影响。少数居民缺乏保护意识，新、改、扩建建筑或采用新材料、或采取现代风格、或改变原有结构；少数古民居改变用途，破墙开窗用作旅游商业用房。与传统风貌很不协调，破坏了古村落原有的风貌。保护好古村落文化遗产资源，必须进一步落实好古民居的新建和改扩建的保护规定，疏解和控制古村落新的建设。
2．2面临环境压力。内部环境整合与外部生态环境融合有待进一步强化
环境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外来人口的环境压力和内部人口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古村落的文化价值不仅在其奉身，更重要的是它与自然环境的相结合，这就要求既要对占村落内部环境进行整治，保持原有风貌，又要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如古村落内部要注重对供电线路老化等各种管线的综合，注重防灾。
同时要注重对古村落大的环境背景进行保护，不断拓展旅游环境容量，注重外部随着气候的变化和树木的砍伐造成的山体植被逐渐减少和水土流失。由于赖以生存的水溪游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逐年提高。古代村落的水系原形逐渐萎缩，对村落产生一定的影响。
2．3城镇、名村及一般古村落互相协调发展尚未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
城镇、名村和一般古村落协调发展框架尚未形成系统，在快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下，在有限的地域单元内。要维系原有的城、村人工环境与山水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必须要注重环境容量的控制，明确保护与发展的对策。从宏观着眼，探索出一条适合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
2．4在经济发展方面，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尚待进一步加快
2005年，黟县生产总值7．46亿元，人均内生产总值7200元。财政总收入6043万元，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7：35：38。2005年全县共接待中外游客212.3万人次，直接收入7008万元，旅游总收入1．6亿元，经济发展呈现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态势。如何将范围小、人口少的黟县发展成为经济强县，必须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结合黟县文化遗产资源大县的特点，进行理念创新，构架新的产业优化升级模式，实现经济总量的腾飞。
3黟县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利用对策
3．1坚持区域协同发展，融入大区域旅游网络系统，建成国内，至国际知名的文化及生态旅游胜地
安徽省委、省政府2001年提出了将“两山一湖”地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两山一湖”地区是以黄山、九华山、太平湖为中心的皖南旅游区，面积约1万km，黟县是皖南旅游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山一湖”旅游区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旅游区之一，旅游资源集中、密度高、品位优。在这样的区域背景下，黟县应该紧紧围绕融人大区域旅游网络系统，构架以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的皖南旅游区域二级旅游地系统，成为黄金旅游线上的主要亮点之一。
3．2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地为核心，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坚持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就是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地为核心，合理划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并划分不同等级、类型保护区，明确相应的保护管制措施和发展政策的要求。
为了有效保护文化遗产，首先确定总体保护地区，并根据保护的对象相应确定分级保护范围。提出不同的管制措施，达到满足管理刚性的要求。根据黟县历史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和县城总体规划划定的规划区范同，将黟县古村落等历史文化遗产相对集中的地区划定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并与县城总体规划一致，进行整体保护。这样管理法定主体明确。实现规划建设管理的统一，又能从全县范围完整地保护好古村落和大量的名胜古迹，保护好黟县古城的历史文化圈。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范嗣包括碧阳、西递、宏村、西武、碧山、龙江、泗溪7个乡，面积为374km2。其中古村落分布的盆地面积占234km(以山脊线为界划定)。在空间布局上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的用地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县城建设区、村镇建设区、生态敏感区。针对各功能区特征．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3．3一持统筹城乡发展，妥善处理好古村落、历史街区保护与新区开发建设的关系
城镇建设在坚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不断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使文化遗产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网络。处理好古村落、历史街保护和新区开发的关系。
黟县县城建设要注重加强县城历史街区的保护。体现生态环境观，坚持“精巧、雅致、生态、徽韵”的原则，突出黟县特色。
坚持集聚发展策略，将下一级城镇的旅游服务功能，成规模地集中在县城布置，以减少镇的开发强度和对古村落环境的破坏。同时，不断提升县城的服务功能和核心带动作用，提升县城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品质。对东南人口开阔的田园风光，严格控制建设，以维系桃花源所描述的豁然开朗的意境。占村落新增配套完善补充的生活功能区应在古村落建设控制区以外结合地形选择适当的地点建设。
那一双让世人惊叹的手
【人物独白】太极拳不是武术，不是体操，太极拳是一种文化。张三丰祖师在《太极拳论》中云：“愿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艺之末也。”道家内丹修炼术，太极图说，八卦五行说乃太极拳修炼的精髓所在，也是太极拳正本清源、返璞归真的惟一方向。我和很多习炼太极拳者最大的区别，一在于我注重修炼内丹，修炼人自身的精、气、神，即以人体为炉鼎；以精、气、神为药；同时，我更注重研究太极文化。
2002年，快到春节时，一个星期日的中午，父亲对我说，梅老师回成都了，要来我家看一看，你打电话把你哥叫回来，我们找个餐厅聚一下。下午，梅叔叔果然来了，他和我父亲在客厅中交谈到快吃晚饭的时间。我们下楼在去餐厅的路上，他张开双手，半开玩笑半带考我的问：你看见了有什么不同吗？我凑上前去，摸了一下，那双手除了奇怪地柔软细腻得如婴儿之体外，也没看出其它异常。他用手指着掌中的每个手指：这里，每个手指正中都有一条竖线，我再仔细看了看，果然，他两双手，每个手指正中都端端正正有一条竖线，从手指尖一直拉到手掌。
“其实，那个‘冲天线纹’是1987年我在北京开全国武术大会时，86岁的马礼堂先生最早发现的。当时，他和我一握手，就马上面露惊色，忙问我从那里来的，师傅是谁？我说我从四川来，平生亲见并受过杨澄甫八位亲传弟子的教诲，是傅钟文先生的弟子。他拿起我的手，仔细看了看，说这像‘丰’字的纹线你知道吗。其实我当时修炼太极拳也没太注重手部这种细小的变化。”2003年4月，当我又一次去拜望梅叔叔，谈起他那双奇怪的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与缘由。
在拳书中，从古就有“老来炼就童子手，冲天线纹过三关”一说。“老来炼就童子手”是指手掌细软如婴孩之肤，而“冲天线纹过三关”，梅叔叔指着自己的手说道：“手指关节为二关，手指与手掌相汇外为一关，每个手指的竖线都应端端正正与这三线条垂直而过。”
一生勤炼太极拳，在乐山教了数万名学生而没收一分一文却练出“冲天线纹”，是梅叔叔内心深处最引为自豪的两件事情；而世人对太极拳的误解以及现在太极拳界出现的种种不良苗头、歧识误行，又让他自感振兴太极拳文化，舍我其谁；友人们从国外回来，告诉他当地发现了不少盗录他拳术表演的录相带、DVD，叫他也注意下商业经营，他反而宽容地一笑，左耳进了右耳立马就出去了。
“2003年11月，有报刊登载了武当山玉虚宫的凰玄道姑，也有一双‘冲天线纹’的手，我不久即亲自前去拜访了她，她的手纹和我一模一样。在武当山上，我还和她合了掌哦。”梅叔叔如孩童般天真地说道。
据凰玄道姑讲，她活了123岁，除了她自己，一生也只见了梅叔叔这一双生出“冲天线纹”的手；而梅叔叔走遍大江南北，此手至今也只能孤单单地与凰玄道姑“惺惺相惜”的合一下。“‘冲天线纹’的出现，对于炼内丹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我现在还在探索。”梅叔叔有点迷惑不解地说道。
为太极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申报书摘录】太极拳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土壤中，以深厚的道家文化内涵、奥秘精深的拳理拳法、理想的医疗健身效果著称于世。时至今日，太极拳流传于世界，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由于诸多原因，具有道家文化基因的太极拳，颇有沦为一般体育运动的倾向，大有惨遭湮没之危险。为返璞归真、正本清源，抢救我民族瑰宝，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太极拳为世界文化遗产。
2004年4月，当我再一次登门拜访梅叔叔时，他已产生了将太极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念头，“祖先传下来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中断了根。”他手拿着一本1927年杨澄甫所著的《太极拳选编》说道，“我目前的理论与拳架都没有超出这本书，问题是现在练太极拳的人还有多少人去研究这本书中的理论呢？”
对于梅叔叔而言，太极拳修炼者，应以炼就纯净的心灵、健康之身躯，享受美好欢乐的人生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太极拳文化，其最终的目的也在于研究人类生命的奥秘，找出人类健康与长寿的新方法，造福于全人类。早在80年代，他在《浅识防止膝关节扭伤》一文，就有意识将太极拳与体育运动拉开了距离：“体育运动有益健康，而方法不当，也同时会对机体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损害；就“有益健康”、“伤害机体”二者相比之得失而言，柔和舒缓的太极拳，涵盖培养心理素质，提升躯体健康水平、增强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性，较一般竞技体育运动项目与之相较，尚不能同日而语。”而近年随着他研究的深入，他通过对历代名道生平的梳理与归纳，发现其中确有生卒年代可考的29位内丹修炼者中，平均寿命竟高达104岁。炼内丹和人的长寿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想通过自身的实践一直研究下去。
从50年代学医开始，职业医生的博爱情结一直影响着梅叔叔的理想与抱负，我们在闲谈时，不时有找他的电话响起，大多是某地又有一个太极拳班，叫他去辅导提高一下，电话中，他都爽快的答应了。“我现在是学校、机关跑不停。”他面带无奈地笑笑。
在他卧室外的小书房中，墙上挂着3枚金牌，那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美国人泰德在历届全美太极拳比赛中所得，“他非要把这些奖牌留给我，我好不容易逼着他拿回去了一枚。”而他的另一位英国弟子托马斯在1994年“世界中华武术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当天产生的5枚金牌中他一人就独得了2枚，引起了大会的轰动。海外友人对太极拳的热爱，使梅叔叔感到了欣慰，也更坚定了他将太极拳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决心。
一、时间和地点
2007年10月18―21日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源头丹江口、世界文化遗产、道教圣地武当山举行。
二、主要内容
(一)主要议题
研究探讨武当内家拳法、民间传统武术继承发展对策方略。
展示武当武术新近挖整的功法套路，交流武当内家拳法、功理及传统武术文化研究成果。
(二)主要形式
中华武术论文报告会，学术交流座谈会。
资深专家、教授专题讲座，授课解疑。
武当内家拳传人、名家功夫表演交流。
评奖。设挖整传统项目奖、名家表演奖、优秀论文奖、特别推广贡献奖四个奖项。
考察武当武术文化、道教文化，汉水文化。
三、 参加人员
特邀国家武管中心、武术研究院、各大体院、有关部门领导和资深武术专家、教授。
海内外各武术团体、馆校、武术名家、名人、传人。
民间太极、形意、八卦、大成、通臂、南拳、八极拳等拳派传人。
武术爱好者和一切关心热爱中华武术发展的仁人志士。
四、日程安排
五、奖励办法
挖掘传统项目奖：新近挖整的武当内家拳功法套路，特点突出，具有推广价值，演练水平较高，有传承的史料，经大会组委会评定为一、二、三等奖，分别发给奖金1000-2000元，并推荐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武当杂志上刊登宣传。
名人名家功法表演优秀奖：参加武当内家拳功法展示表演的名人、名家，经大会组委会评审录取一、二、三等奖，分别发给奖金100―300元，颁发证书。
优秀论文奖：参加研讨交流的论文，经大会组委会评审录取为一、二、三等奖，发给奖金200―500元，颁发证书，论文先在武当杂志上发表，并可结出版发行。
特别推广贡献奖：为弘扬武当武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员，经大会组委评审，发给特别贡献奖，授予“武当百杰”光荣称号。
大会向参加会议的每位代表赠送精美纪念品一份。
六、参加办法
凡愿意参加大会人员，请与大会办公室联系，索取报名登记表或从武当杂志网站下载(省略)。
大会收到报名表，登记审查批准后，发给会议通知及正式代表证，正式代表需交会务费600元(包含三星级宾馆食宿费、考察费)，不足部分由大会补助，有论文参加评审者，需交评审费100元，论文必须在2007年7月30日前寄大会办公室。
参加功法套路展示、交流表演者需交排演费100元，在报名时寄交大会办公室(报名时间截止8月30日前)。
参会观摩的列席代表需交大会会务费1000元，享受正式代表同等待遇。
大会报名时间截止8月30日，参会者可提前报名，同时把论文、习武简介、登记照片(二寸半身照二张)以及相关材料和费用寄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七、组委会办公室地址
邮编：442700湖北省丹江口武当杂志社
联系咨询电话：0719-5223531(马老师)
一、本次会议的特点
1. 团体性。本次会议呈现出团体参会的特点。据统计，除举办方之外，本次会议提交论文和参会人数在7人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中南民族大学、三峡大学、吉首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提交论文和参会人数在3―6人以上的高校和和科研院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重庆三峡学院等高校，这反映出我国的土司制度研究走向团体性的特征。
2. 广泛性。随着湖南永顺土司城、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及贵州遵义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土司文化的深入研究、积极保护、有效利用正在进一步升温。广西忻城县政府、贵州遵义市政协文史委、湖北省恩施州文管所、云南保山市博物馆、黔西南州文物局、河南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等地24名专家学者广泛参与土司文化研究，积极参会，这呈现出社会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尤其是明年广西忻城县将举办第四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更好地佐证。
3. 后续性。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土司学”构建，必须有后续力量，要后继有人。从本次参会人员情况看，计有在校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21人，这表明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本次会议的成绩
1. 土司学理论构建与方法研究有共识。构建“土司学”不仅能够使土司研究走向深入和系统，使其综合化和理论化，加深、提高和丰富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通过探讨土司制度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历史经验。本次大会达成的基本共识有三：第一，土司制度相关概念应统一、研究视野需扩大、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要综合运用；第二，土司研究要避免土司设置的时间和空间的泛化，不能把实施土司制度的时间无限拉长、把土司分布的空间无限延伸；第三，土司制度研究应引入国家认同、国家意识、王朝治理等新的学术视野。上述共识还观点主要体现在李世愉、商传、方铁、成臻铭、邹建达、李良品、张莉、杨林军、谢国先、温春来、顾霞、葛政委等专家学者的论文中。
2. 中国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有深入。在土司制度研究方面，李治亭、吴燕山、秦和平、何先龙、莫秀珠等从宏观层面，李平凡、温春来、赵心宪、蓝武、马国君、康春华、黄金东、李思睿、线世海等微观层面，侧重于土司制度史、土司管控、王朝经略、土司职官、土司土兵、土官宗法制度、流官对土司地区的治理等土司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改土归流研究方面，除彭武麟、马廷中、于爱华等从宏观层面研究改土归流的必然性、原因之外，瞿州莲、朱圣钟、贾霄锋、敖以深、马亚辉、唐建生、郗玉松等则从改土归流的影响、社会重构、政治重建、社会治理等深入研究。其中，杨庭硕先生在《“改土为流”这一提法有待商榷》中以明、清有关事实为依据，认为，史籍中多用“设流官”、“改流”、“改土为流”或“改土设流”，绝少用“改土归流”，并建议学界今后取用“改土为流”这一术语，该文富有新意。
3. 中国土司文化研究有拓展。随着贵州播州、湖南永顺、湖北唐崖三处土司衙署古建筑被有关部门列入2015年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之后，土司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本次会议论文除彭寿清教授对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探讨外，其余代表如龙先琼、谭志满、田敏、裴淑姬、姚勇、刘清华、刘绍明、莫代山、王国祥、张海珍、王剑等就土司时期的文化建构、文化策略、文化生成、文化融合、习俗文化、地名文化以及土司文化研究、保护与利用等方面作了拓展性的研究。
4. 秦良玉研究有突破。本次会议对她进行立体全方位研究还是第一次，并有不少新突破。龚荫先生从秦良玉平播、援辽、讨奢、勤王和保境安民等方面的战绩出发，认为秦良玉戎马一生，战功累累，是一位杰出女土司。滕新才、段庸生、彭福荣、聂树平等均是研究秦良玉的专家，他们或从文艺学、或从文献学、或从历史学的角度，多维度探讨巾帼英雄秦良玉的形象。蔡玉葵、谭清宣、秦成德、刘建平、崔利军、马帅率等作为石柱人，自觉肩负起深入研究家乡古代名人的责任。蔡玉葵认为，秦良玉是明朝末期战功显著的民族英雄、女军事家、女将军、抗清名将，是特定时代的一面旗帜，赋有见地。谭清宣认真爬梳明末时人记载到清人编纂后认为，秦氏形象因时代变迁和视角变化而经历真实原型向理想英雄的嬗变定型，这是学术理论的创新。崔利军对《石柱厅志》的“秦良玉”部分作笺注，这是开先河之举。赵翔宇、罗权、谭晓静、李虎等分别从军事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深入分析，视角较新。葛镇亚、陈季君、王晓宁则从石柱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着墨，不乏新观点与新材料。
5. 土司个案研究有特点。个案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的重点，分别以土家族、壮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土司为个案，深入探讨酉阳、播州、水西、唐崖、永顺、明正、木氏等土司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教等方面的内容，篇篇论文各领、胜似珍珠，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对未来土司文化研究的几点希望
1. 加强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基础建设。在今后的土司研究中，希望由原来的散兵游勇向兵团作战转化，这就加强基础建设。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学术团体建设。目前，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已经批准土司专业委员会，已上报文化部，以建立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二是建立全国的土司研究学术网站，主要将全国省市级以上土司研究课题、发表的主要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土司研究成果获奖、召开学术会议、土司文化考察、土司文化申遗等内容加进网站之中。三是建立中国土司制度史料数据库，可采取分省区、或者按照中国土司制度史、中国土司制度、职官、食货、武备、学校、风俗、人物、艺文等类别予以编纂整理。
2. 积极推动“土司学”成为我国未来的一门显学。土司研究虽然方兴未艾，但“土司学”构建任重道远。目前土司制度研究仍十分薄弱，如果从“土司学”研究对象的思想、事实、制度和行政四个方面看，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盲点；就以土司授职、承袭、分袭、印信、号纸、安插、朝贡、赋税等制度及制度的历代演变，这里存在巨大研究空间，应深入持续地进行研究，加强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制度比较研究，加强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建议学界朋友们改变原来的散兵游勇状况，逐渐形成兵团作战局面，快速整理、编纂、出版《中国土司制度大词典》、《中国土司制度通史》等相关的大型工具书，推动“土司学”像“科举学”一样，成为我国未来的一门显学。
卡贝丝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的爷爷曾在山东生活过一段时间，受爷爷影响，她对中文与中国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她在剑桥大学获得中国研究的学士学位，然后到慕尼黑继续从事中国艺术史和人类学深造，她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中国食物。
1995年，卡贝丝到联合国工作，2004年来到联合国教科文驻华办事处作文化项目官员，负责朝鲜、南韩、蒙古、中国、日本五个国家文化项目及文化交流活动。七年来，她对大东亚地区的世界文化遗产、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移动遗产的保护，付出大量心血。
中国保护昆曲的经验值得推广
卡贝丝表示自己很喜欢昆曲。“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的一次活动上看过昆曲表演，还到过苏州看折子戏。感觉昆曲很美，男女主人公感情细腻，展现了一种中国特色文化；另外舞台上的一些布景和道具，演员所穿的服装，都富有东方美。我还专门到皇家粮仓看过《牡丹亭》，在现场感觉很好，尽管很多台词不一定能理解，但对故事中的爱情元素和主题还是十分印象深刻。”
她注意到昆曲与西方戏剧艺术的巨大差异性，“东方西方戏剧不能简单地说谁更好，它们各有各的特点。昆曲不是面向广泛的受众群的艺术，主要面向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群。其唱腔，整体艺术形式，对于大多数受众，还是有挑战性。昆曲需要对高雅艺术有爱好的人，闯开心灵去体验这种艺术。”
笔者问：“您对中国在昆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满意吗?”卡贝丝莞尔一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先认为中国这几年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2001年昆曲入选了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直到2007年才有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通过，而中国已经提前有所行动，明确了昆曲等‘非遗’项目保护的重要性。今年中国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在大学推广‘非遗’的方案，该方案将在印尼巴厘岛会议上通过决议，希望对世界各国非遗保护工作有借鉴意义。”
她强调：“昆曲需要加强传承性，如果没有传承，就会消亡。年轻一代可以选修相关课程，以决定自已是否为昆曲的传承做出贡献。中国政府也开展了一些昆曲的艺术节，成立了七个昆曲艺术团，录制了一些昆曲唱片，发行了一些文本资料，政府每年还年还会投入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专项用于资助昆曲艺术的保护。应该说，中国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卡贝丝说：“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教科文组织一直认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正面典范，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和材料。中国有关部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有着通畅的交流渠道，对此我们办事处也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话方面，中国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她注意到：中国目前有28项重点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还有六项濒危项目，昆曲属于前28项里面的重要文化遗产。前不久，中国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部法律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中国时非遗”事业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在辨识它所拥有的一些文化遗产及非物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比较好，关键在于具体措施，需要把纸上的计划条例，落到实处。”
昆曲等艺术是民族身份的象征
在后工业时代和商品经济繁荣的今天，艺术门类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昆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人类有什么现实意义?
卡贝丝说：虽然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但昆曲属于传统艺术，它能给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带来归属感，帮助中国树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帮助国民更好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艺术还是富有创造力的活动，今天的我们除了需要经济生活和商品文化，还需要通过艺术更好地理解文化和我们自身。这些文化艺术活动可能还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只有加强不同文化的沟通，不同的种族和国家才能消除误解和分歧，和谐相处。所以昆曲等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现代社会也是十分必要的。
十年前，昆曲申遗成功，给这个古老戏剧带来很多机遇。卡贝丝说：“现在昆曲可能不仅是中国人在关注的文化事业，更是全球、全人类在分析、观察的文化艺术。”中国对昆曲等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经验，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
那么，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又有哪些不足?
卡贝丝认为，旅游业与商业对于昆曲这类舞台艺术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昆曲需要面向民众推广需要商业的推动，但现在社会正以工业化形式，将昆曲艺术作为一种产业、产品，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纽带，来进行交流销售。这其中的界限与尺度就非常微妙：推广昆曲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旅游业?还是为了保持昆曲的生命力?如何应对昆曲艺术的商业化，是昆曲当前面临的挑战，中国在平衡好相互关系中，需要作出很大努力。
她进而指出：目前各国文化遗产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加强民众对于其重要性的认识。在全球化的单一化潮流里，如果人们只知道使用手机、逛大型商场、喝可口可乐、吃必胜客，而丢掉了自己的文化遗产这将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种危险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等各国范围内都存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着眼长远
她特别提醒：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许多重要机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注意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巨大潜力。过去，文化在许多国家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内容也仅限于演出、博物馆等，被人们看成是只能“花钱”的领域；而现在人们则意识到，换个角度来看，文化也是可以“赚钱”的。比如世界上80％的旅游景点，依靠的都是文化或自然遗产提供的附加值。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往往存在矛盾，卡贝丝说：“不止中国，很多国家都曾经或仍然存在极端做法，在热切追求经济发展时，忽视文化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好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多欧洲城市的经验值得借鉴，当然，这些城市可能很小，与上海、北京完全不能相比，但它们的态度和方法，值得借鉴。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良方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各国都需要吸引社会各方面参与，探索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关键词：国家风景名胜区 门票 公共资源 公共物品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案例）
2004年以来，在国内旅游市场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门票涨价”风，大到世界级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小到一般的旅游景点甚至公园，都纷纷祭起了门票涨价的大旗。首先是2004年岁末北京确定了故宫等世界遗产景点门票涨价方案，到今年全国各大景点便“涨”声一片，张家界景区门票从158元涨到245元，九寨沟、黄龙风景区门票从145元调至200元，黄山旺季票价从130元上调至200元(6月1日后执行)，嵩山少林寺风景区票价由40元涨至100元(5月10日后执行)，西安城墙的门票价格也从10元升至40元……。
实际上，自2000年9月国家发改委将20个著名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权限下放地方政府以来，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游览点涨价之风便风起云涌，不断攀升。这股强劲的的门票涨价风，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公众从各个层面进行的讨论都深入而热烈，《人民日报》以“五一黄金周，门票涨不涨”为题，在经济版连续刊发4篇报道评论此事。概括起来，景点门票涨价的理由有以下几种：一是现行门票价格过低，不能体现景点包涵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二是增加景区收入，弥补景区日常修缮维护的资金缺口；三是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目前超负荷的参观流量，保护文物古迹。反对涨价的声音则更加强烈，除了普通公众的抱怨与反对外，有关专家学者则对这些涨价理由进行了理性的质疑：涨价能否有效地解决对风景名胜区的保护问题？景区尤其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维护修缮等费用是否应该由游客来承担？是否存在比这种单纯的门票涨价更好的解决方式？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涉及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以及公共政策问题，本文试图用笔者掌握的公共管理学知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对象的界定
本文所要探讨问题的指向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按照1985年6月7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凡具有观赏、文化或科学价值，自然景物、人文景物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范围，可供人们游览、休息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区，应当划为风景名胜区。为了讨论的方便，避免概念理解上的分歧，笔者在本文中所讲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实际上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风景名胜资源调查评价报告，报国务院审定公布的风景名胜区。目前，全国共有这类风景名胜区177个，陕西有华山、临潼骊山、宝鸡天台山、黄帝陵共4个。
2.世界文化遗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的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项。文物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是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工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目前全国共有21个，包括这次身陷涨价风波中的长城、故宫、清帝陵、天坛等。陕西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3.世界自然遗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的规定，“自然遗产”包括以下三项：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目前全国共有4个，九寨沟、黄龙洞、武陵源、三江并流，前三者都在这股涨价风之列。
4.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其中黄山在涨价。
三、公共物品理论
关于公共物品的经典分析来自保罗·萨缪尔森，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首次将公共物品纳入古典理论体系之中，从而有了古典的“私人物品”和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的划分。他指出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非排他性是指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享用，或者说不能阻止任何人享用。非竞争性是指当使用某种物品的消费者不断增加时不会影响原来的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也不必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
但是，将物品简单地划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两大类显然难于让经济学家们望而止步。1965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指出纯粹的私人物品与纯粹的公共物品(如国防和水坝)都不存在拥挤现象，拥挤是在有限的消费容量和无限的消费规模之间的冲突。布坎南指出：“有趣的是这样的物品和服务，它们的消费包含着某些‘公共性’，在这里，适度地分享团体多于一个人或一家人，但小于一个无限的数目，公共的范围是有限的。”这种介于纯粹私人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事实上就是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和服务就是“俱乐部物品”。俱乐部物品与纯粹公共物品存在一致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在俱乐部成员中，俱乐部物品具有纯粹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而在俱乐部成员之外，俱乐部物品具有排他性。
1968年，哈丁(hardin g.)发表了题为《公用地的悲剧》的著名论文，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的概念和“公地悲剧”的问题。公共池塘资源是共同拥有、共同使用的自然资源，个体对资源的利用不具有排他性，而自利的个体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会倾向于过多地使用公有的资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囚徒困境”式的悖论：有理性的放牧者在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牧场都想放养尽可能多的牲畜以增加其直接收益，而这种过度放牧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则由全体放牧者共同承担，如果每个放牧者都这样做，牧场就会因过度放牧而造成草地的退化，这就是“公地悲剧”。
四、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物品属性”
正确认识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的基本属性，是分析包括门票价格问题在内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公共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应该说，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的《建议》的说法，这些景观、遗址、古迹、建筑群、文物、历史园林、自然风貌、地文结构等“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中“任何一项的消失都构成绝对的损失，并造成其不可逆转的枯竭”；它们“对人类生活必不可少。对人类而言，它们代表了一种有力的物质、道德和精神的再生影响，同时正如无数众所周知的事例证明的那样，也有利于人类文化和艺术生活。”国家风景名胜区所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性、不可再生性，其在人类生活中作用的不可替代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由它们的这些特征而派生出来的经济价值，决定了它的公共性质。
其次，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公共池塘资源”。根据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判断一项物品属性的指标主要是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判断一项公共资源并不难，只要看它是否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就可以了。如果符合非排他性，同时也符合非竞争性的公共资源就是纯粹的公益物品。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公共资源并不一定同时具备上述两项特点，成为纯粹的公益物品。有些公共资源只符合非排他性的条件，但不符合非竞争性的条件，最典型的就是公安部门提供的110报警服务，它是一种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谁在遇到险情或困难的时候都可以根据需要报警，但同时这种报警服务的“消费”却是有竞争性的，因为在警员、电话线路资源有限等客观条件下，一些人在报警的同时也必然排除另外一些人对报警服务的需求。这样一种公共资源叫做“公共池塘资源”，它们就像公共池塘中的水一样，因为是公共的，所以谁都可以自由地去打水喝或者用于灌溉，具有非排他性；但是对水的这种消费却是有竞争性的。美国著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在这种资源环境中，理性的个人的问题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资源退化的问题。
另外，国家风景名胜区还是一种“俱乐部资源”。对于旅游者来说，世界遗产具有非竞争性，每个消费者（游客）对它的消费（游览）不会影响或减少其他消费者（游客）的消费（游览）。同时，在某一具体时刻，这种消费（游览）又具有排他性，由于人数的限制，具体的消费行为（游览）只能由已经进入风景名胜区的消费者（游客）来进行，对于不能进入到景区的消费者而言，是被排除在外的。
五、门票的性质
对于国家风景名胜区而言，其门票具有不同于其他一般场所门票的特殊性质。
特殊性。首先，在理论上，从其所具有的经济属性来看，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门票作为其价格，本身并不代表和直接反映其价值。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国家风景名胜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审美/艺术、科学研究、历史社会、生态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其主要效能是人文价值和教育价值。所以在使用上，门票收入只能作为资源保护费用的必要补充。
公益性。既然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具有公益物品属性的公共物品，那么其门票也理所当然地应具有公益性，特别是对于当地社区居民、残障者、学生以及现役军人等群体而言，更应以优惠的方式来体现其公益性质。
调节性。既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门票当然还具有一定的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参观流量的功能，产生排他性，对这种不可再生、独一无二的资源加以保护。
非成本性。既然是一种公共资源，门票定价的基础就不应该是依据开发、保护、管理资源的需要，而只能根据国民普遍的收入水平，不能让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门票价格“贵族化”，远远高出普通民众的平均消费水平。
我们再来分析支持门票涨价的理由。
如前所述，认为国家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应该上涨的人认为：第一，现行门票价格过低，不能体现景点包涵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第二，增加景区收入，弥补景区日常修缮维护的资金缺口；第三，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目前超负荷的参观流量，保护文物古迹。
这些理由都与对门票性质的理解有关。应该说，国家风景名胜区的价值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经济价值和非经济的存在价值，甚至其经济价值也可以进而分为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当下的经济价值。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经济价值可以直接转换为商业价值，从而使国家风景名胜区转变为用来经营甚至赢利的商品。这是由它们的公共属性决定的。
对于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公众来说，到国家风景区旅游参观，支付适当的门票价格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保护困难、维护费用高的遗产地或风景区。但是，正如国内诸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国家风景名胜区所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世界遗产的公益属性，决定了门票不应成为其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收入，决定了它不应该以购买力为标准而构筑进入的“门槛”，也不应成为控制拥挤问题、阻挡部分人群进入的所谓“调控工具”。门票收费标准的核定决不能是其内在文化价值的“变现”，事实上即使是调整后的门票价格也远远不能体现风景名胜区的无形资产价值。目前，我国许多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取的高额化、市场化、贵族化倾向，改变了遗产资源和风景资源的性质，改变了门票的性质，使得本该由国家财政和主管部门承担的维护修缮费用直接转嫁到公众身上，而主管部门在收取了巨额的门票收入分成后却没有承担起本该由自己承担的维修责任。
六、景区管理的制度分析
从表面上看，这股“门票涨价风”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门票价格调整问题，其直接后果将是：涨价抬高了公众进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门槛，影响了公共资源的整体利用。但从根本上来看，这一事件的实质并不在于门票该不该涨价，而在于某些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侵犯了公众利益，在于这种易于出现利益驱动的制度安排和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缺失：一是管理权限的混乱；二是认识上的错位；三是收入缺乏监管；四是财政投入不足；五是价格调整机制不健全。
七、制度性思考
以上分析清楚表明，近期出现的这轮门票“涨价风”，绝不仅仅是一个门票价格问题，现象背后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系统管理问题，需要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和公共政策的积极引导。综合国家风景名胜区的公共资源属性、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公众的收入水平等几个因素，笔者认为，当前需要思考和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困惑：
1.管理体制问题。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国家公园体系，从理论上来讲实行的是分级管理、属地化为主的管理模式，实践中管理系统则更为混乱。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管理模式，可以进行充分讨论，但关键是必须在两个方面做出选择。第一，选择政府还是选择市场。政府，还是市场，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对于这个核心的制度安排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的澄清和实践的突破。对此，仅靠行政的力量是不够的，而讳疾忌医、避而不答更是不可取的。第二，是集中还是分散。要将原来散置于若干不同部门手中的行政职责统一起来，并非易事。这不仅会对地方政府造成极大的冲击，也难以实现权力从各分管部门的平稳转移。
正如有学者如史鹤凌所指出的，在世界遗产的管理方式上，没有一种模式是十全十美和到处通用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历史遗留和现实状况，寻找出一个适合的道路。
2.资金供给问题。 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其日常管理和维护修缮费用理所当然地应该由财政承担。问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力尚不足以像部分西方国家那样完全将景区资源的管理公共福利化，因此，营利性经营与公共福利的关系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解决资金紧缺？还是离不开“开源节流”四个字。一方面，要积极拓宽资金渠道，可以考虑是不是设立一个专门基金，其来源可有三：其一，发行彩票；其二，接受捐赠；其三，经营收入超过管理成本部分。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相关收支的监管，在管理体制及门票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前，建议政府加强对门票收入使用的监管，确保门票主要作为资源保护费用的补充。要重新核准管理组织的人员编制，严格控制人员支出，解决存在的人员过多问题，降低管理成本。
3.社会监督问题。一个全面、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制度规范的欠缺和管理的不足。因此，在有效的管理体制短期内无法形成的情况下，必须采用多种方式，将景区资源的管理和利用置于社会的广泛监督之下。当大部分利益相关者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大部分社会公众关注景区状况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少一些。
加强内部会计核算和外部审计。在此次涨价风波中，公众普遍反应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未能公开世界遗产单位的财务决算情况，而且，出示在听证会上的财务决算表也未经过审计部门的严格审计。因此，加强内部会计核算和外部审计是加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4.立法管理问题。法律规范的欠缺和不统一，是产生景区管理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对此很多学者呼吁，应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法律，以便协调目前交叉、重叠甚至矛盾的相关法律规范。
总之，随着景区经营成本的上升、服务质量的提高、景区投入的增加，对门票价格进行适当调整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这种调整事关各方利益，影响巨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政府要依法履行职责，坚决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以各种借口侵害公共利益、破坏公共资源的短期行为，充分体现政府公共政策调节社会公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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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历史建筑的理论研究开始关注到历史建筑保护如何适应城市发展的层面。1999年,澳大利亚编制了《巴拉》,依据本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提出“改造性再利用”的概念,强调对于历史建筑的改造应该注入“相容”的功能。这一概念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可。2003年国际颁发的《有关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对产业遗产的概念、价值、保护措施等作了明确规定,为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更新提供了评价依据和标准。
一、产业类建筑改造的实践发展
随着历史保护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产业遗存得到了更好更多的保护,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与更新也达到了全新的阶段。设计师们利用创新的设计手罚,赋予了历史建筑新的生命。产业类历史建筑不再是文明衰落的象征,而成为了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城市形象的多样化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魅力。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和北美产业类历史建筑遗产与地段保护工作比较成熟,有十多处工业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综合体改造模式。1965年,美国的设计师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Halprin)在旧金山的吉拉德里广场(GhirardelliSquare)将一个巧克力工厂改造成为一个集娱乐、居住、餐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购物广场。这是第一个产业建筑商业性再利用的成功案例,运用了建筑再循环理论。该项目在改造之初就本着对原有产业建筑充分尊重的原则,并镶嵌一些现代设计元素,使得人们在享受娱乐服务的同时感受到建筑带来的历史底蕴。很快,吉拉德里广场作为商业性改造的成功典范,在美国开始被大规模地效仿,比如波士顿昆西市场(QuincyMarket)改造,将码头仓库区改建为商业综合体,又如着名的旧金山渔人码头,将军工厂改建为展览中心。这种改建模式甚至影响到世界的其它区域,比如澳洲的岩石区也是直接套用这种改造模式。
“阁楼”(LOFT)模式。这种模式最早是美国自发式地探讨产业类历史建筑改造与更新,苏荷(SOHO)区的改造是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作为世界的艺术中心,许多艺术家租用了租金低廉的苏荷(SOHO)区的旧产业建筑,他们运用全新的设计思想和技术将它们改造成适合自己工作和居住的多功能空间。阁楼(LOFT)公寓充分利用旧产业建筑的大柱网大开间进行灵活多样的围合式分割布局,充分发挥产业建筑的高荷载承受能力。新肯考迪亚码头的改造是历史建筑改造为公寓楼的成功范例。综合区域模式改造。鲁尔工业区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是将旧产业园改建为景观园区非常成功的例子。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历时4年将一个废弃颓败的旧工厂改造成一个综合休闲公园。鲁尔工业区中还有许多将单体建筑、厂区群体建筑及设施以及区域等不同尺度层面的改造模式,例如将历史建筑改建为博物馆、展览馆的模式,还有将产业建筑中的大空间改造成多功能综合活动中心的模式、将很多建筑设施上设置餐饮空间模式等等。
二、产业类建筑改造的现实意义
1.生态价值的体现
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物质原料约一半以上都用于建造各类建筑及辅助物,建筑业对环境污染比例达到三分之一,全球每年排出的温室气体中,有三分之一源于建筑整个生命周期所排放的。可见,要减少建筑从建造到使用、再到最终解体的整个生命周期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最核心的是延长建筑的使用期限。城市废弃的产业类建筑物质价值大于其功能寿命,对其进行改造再利用不仅比新建建筑成本节省许多,还免除了大量的拆除成本,节约了资源和能源。
2.自身的适宜性
产业类历史建筑代表着某一时期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结构,是城市产业历史文化的见证者。虽然他们自身功能寿命大多完结,但是其空间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其物质寿命和精神寿命仍在,这为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再利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一方面,空间结构适宜。产业厂区规模大,占地多,建筑单元之间又留有弹性空间,为整体规划提供很大的发挥空间。厂房、仓库等产业建筑多为大跨度、大开间,非常适宜进行空间和功能区域的重新划分,创造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强的空间。而且产业建筑结构荷载要求严格,其房屋安全质量较高,其结构都可以满足多种民用建筑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类历史建筑体量庞大,在城市中成片存在,在城市空间形成历史街区形态,其特征明显具有很大的识别性,易成为该城市区域的中心。若将这种历史地段成片开发,能产生良好的集聚效应,带动整个区域发展,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3.商业利益的吸引
大多废弃的产业建筑虽然功能寿命结束,但其物质寿命依然存活。将产业类历史建筑进行改造再利用,赋予其新的功能,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拆除费用,而且节约了建设成本,缩短了建设时间。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建筑再利用的成功实施还能带动该区域经济发展,其背后蕴藏的巨大商业利益吸引了很多开发商和设计师对其投入。
延伸知识:毕业论文的论证方法
选题确定,材料提炼之后,应研究论证方法。即用材料说明题目,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正确。为此,应遵循下述论证方法和逻辑规则。
1.论据必须真实可靠
论据是论证的基石,必须真实可靠论据来源于客观实际,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客观事实,是反复推敲无懈可击的真货。任何浮光掠影、金玉其外的材料是绝对不可取的。
2.不得采用循环论证法
循环论证就是用某个命题的自身来证明这个命题,自己证明自己,只是换个说法,这是不合逻辑规则的。例如,用“人吃饭为了不饿’’这条道理来证明“人饿了就要吃饭”这种现象,就是循环论证。
3.论证要合乎逻辑
论据和论点存在着内在联系,文章应当揭示这种联系,得出合乎规律性的结论。这种规律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真理。揭示真理就是论文的使命。如文章只凭观察和经验,将偶然的表面现象推断出某种论点或观点,则这种论点或观点
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主体 文化信托法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文化
从1972年签订《世界遗产公约》起，起初我们只重视我们所能看的到和摸的着的文化，例如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以及人类文化遗址等等，即有形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我们人类的快速发展，周围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谓看不见的文化就是指无形文化。
现今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例如我们穿的衣服——西服、牛仔裤、鞋、饮食的西方化，以及我们使用的日常用语当中也有很多直接音译过来使用的外来语词汇。这些变化都在说明我们正在受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影响，慢慢的被其侵蚀。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样的趋势下，应该如何去保护自有的文化，及如何展现自己独有的文化魅力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首次下的定义，其定义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此之前，其名称曾使用过“民间文化（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墨西哥会议文件）”，“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的建议》”，“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杰作宣言》”等不同描述。
（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下的概念，国内大多数学者持认同的态度，但是毕竟每个国家都有他特定的文化，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定义已经大部分涵盖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对于我国来说完全的适用其概念来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做不到保护全面，于是我国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做出一些补充和修改，最终于我国2011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实物和场所。该法主要规定了政府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应该做的事情，例如通过确认，立档，研究，保存，宣传等行政手段加强保护。
（四）如何更好的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初国内的学者主张用公权力来保护（即保护工作应由政府来承担），也有学者指出要给结合公法和私法来保护，大家都各有各的主张和见解。但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历程来看，从最早开始关注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本开始，我们发现起初各个国家都是采用公法来保护，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呈现另外一种趋势，那就是公私相结合的方式，因为大家发现如果仅利用公法来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太过庞杂，其每个不同的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同的性质，单一性质的法律是很难达到全面的保护的目的，尤其是像我国这样地域广，多民族的国家，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用浩如烟海来作比较也不为过。
对采取多样的方法去保护，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种类也很多，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采取以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保护措施，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一点上笔者很赞同黄玉烨教授的观点，黄玉烨教授解释说在保护方法上之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传统的礼仪，节庆，民俗活动和传统的体育，游艺活动等。它们具有一种公共属性，其具有这个民族或整个国家共同拥有的特征，所以这些就适宜用公法来保护。但是例如：传统医药，传统手工艺则更适合用私法来保护。公法为主，主要是因为对于确认，立档以及筛选传承人这些重要工作，由政府来做比起由民间团体来做这些庞杂的工作更容易建立完好的体系，如果这件事情交由民间团体来做则可能会导致易分散的情况发生。
笔者认为目前想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套有体系的法律，因为其所包含的种类太多且数量和涉及的领域太广，其不仅体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还体现民族群体的物质权益，因其有些部分是涉及公有的，又有一些是涉及到私有的，很难建立一套法律来全面的概括和保护，既然不能，那我们可以换个方法，根据其多样性的特点，采用多样性的保护方法。
二、目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遇到的问题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目前有诸多问题存在，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界定，保护主体，其保护期限，其客体的分类，是专门立法还是修改知识产权法来保护等等。
我国虽然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是其不能涵盖和保护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在其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利用这条法律对一些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个衔接性的规定。
为了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用知识产权来保护，但是知识产权法没有具体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于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当非物质文化受到侵犯时，如何去适用和操作，一直都不是很理想，并且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在这些众多问题中，如何才能做到更好的保护，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其保护主体。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随着21世纪世界化，情报化的急速发展，人们的意识和价值观发生多样的变化，在此始点上，如何扩大和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产生的积极良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国内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政府通过经济援助来保护的，随着我们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政府的压力会变的越来越大，毕竟政府提供的资金和物质都是有限的，而且仅仅依靠政府提供的资金也不能完全的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我们大部分人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其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体国民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公众参与这项保护活动中。公众的参与将会起到积极作用以及制约和监督的良好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世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两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息息相关的主体：它们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即传承人），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在某种意义上传承人也可以看做是保护主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大致可分为：（1）政府职能部门；（2）学界；（3）商界；（4）新闻媒体。而笔者发现国外有些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护主体则更多样一些，有些国家靠国民自己，或者依靠非盈利组织来保护，这大大激起了国民的保护意识，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和保护效果。
（二）《国民信托》——第三方管理团体作为保护主体
笔者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早在1962年韩国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当中，制定了对所有者不明，所有者或管理者管理困难亦或认定为其主体管理不适当的时候，可以指定由第三方管理团体来保护的法律制度。像这样的公众参与方式当中有一个方式叫做“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
国民信托是指国民信托法人利用从国民，企业，团体等寄赠或授予得来的财产及会费来保护那些拥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资产并保全和管理，提高当前及未来生活质量的依靠民间自发性活动的力量来保护管理的行为。
这一概念来源于英国，自1895年创立，成立之初的目标是永久保护全国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美的土地与建筑。
与英国的国民信托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国民信托活动，英国是根据特别法制定的向全国推进且以中央为其国民信托的中心，连接其他地域信托活动的全国型活动。而日本则是以地域为主，地域和地域之间信托运动形成一种网的形状互相连接的方式进行的地域型活动。如今这一活动不仅仅在英国，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还发展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展开。
（三）韩国的《文化信托法人》
然而这一概念到了韩国之后，则很好的用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上。
在2007年3月25日韩国文化厅和环境部共同制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资产的信托法》开始正式实行。其法律条文里规定了文化遗产国民信托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该法第三条第一项指出，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可以设立《文化遗产信托法人》。
而且韩国在实行这一法条之后，这些信托法人们积极的开展活动，展开许多宣传活动，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及保护作用。
（四）可适用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笔者觉得韩国的《文化遗产信托法人》这一概念可以借鉴，首先韩国和中国的文化都是亚洲文化，比起中国跟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比起来差异性不大。而且这样一来，公民也可以参与到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主动的作用，政府对此的财政负担也会减少许多。
如果引入《文化遗产信托法人》这一概念，我们也无需专门立法，直接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增加有关信托保护的法条即可。在法律上规定这些法人的权力义务，例如有权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规定一段时间公布其财政支出的账目等。
在监督方面，可以让国民自己去监督这些《文化遗产信托法人》，此外我国的文化部也可以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对其进行监督。
如果引入了这一概念，关于在保护模式的选择上，因为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经做好了确认，立档，研究，保存等建立体系等的工作基础，且我国中央政府具有较大的行政能力，这种权利结构的分配，可能不太适用于日本的国民信托概念，而英国式的以中央为信托中心连接其他地域的模式会更有利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的文化部在这里可作为这个中央信托中心，连接其他各个文化信托的法人，而这些法人和文化部可以互相监督。
三、结语
目前各个国家开始关注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保护方法上，每个国家都有其保护上的优点和缺点，对于那些适用于我国的优点，我们可以拿来使用并完善我们的保护制度。
并不仅仅是在我国，其他国家也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主要靠公法来保护，但是仅仅靠公法是不够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我们身边很多东西都会有权益的纠纷，有些需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需要私法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是其对私权保护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衔接性规定，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长大的，所以我们每个国民都具有责任去保护他，所以这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30-03
民俗文化是与民族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是民族特征和个性内涵的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体现。中华民族是由56个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多民族色彩斑烂的民俗文化，汇集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谱写的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华美篇章。
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历史。56个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刚刚通过决议，赫哲族“伊玛堪”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第29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黑龙江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一、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少数民族，多数地处祖国边疆，为保卫祖国边疆和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在历史上曾为祖国的统一和建立巩固边疆建功立业。并为中华民族的融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包括确立了直到今天中国的版图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少数民族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在民族大融合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共同发展。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在学习先进文化中，逐渐融合到汉族和其它民族当中去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们演出过生动的历史剧。也创造过中国历史上的“升平盛世”。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是从八百五十多年前的金代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海陵王从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迁都燕京，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开始的。从金、元、明、清以来，北京的发展和故宫的建设，并不是由单一的民族来完成，是依靠民族融合来完成的。
北方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经是游牧民族。马背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有着开放的思维。很少保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族民俗文化，不能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并从中发现“根”和“源流”的蛛丝马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还保留着祖先的遗迹，还带着大自然的和谐信息的记忆。在发展中、进步中，还存留着人类社会从远古走来的印记。有史书中漏记的历史和往事。
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应该重笔重墨研究和发掘。
二、边疆少数民族民俗保护状况
边疆少数民族地处我国边远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欠发达，文化发展滞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复苏。民俗文化研究曾一度兴起，后来相继建立了一些民族、民俗博物馆。是一些可喜的收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民俗学的研究相对落伍，消逝的东西不会再来，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使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民族文化是悠久历史的积淀。我们纵观历史留给后人的也只有“文化”这两个宇，当然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文化的延续，只有传承才能延续，也就是有“根”有“蔓”，有“源”有“流”。
在世界的文明历上，中华文明的延续是她的基本品质，所以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唯一能够延续到今天的文明。
这项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今天应该比以往作得更好。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有更充足的理由和条件来做好这项工作。“三个代表”就包含了先进文化，能够传承下来的也都是先进的文化因素。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程度，受教育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乏民族大学、民族学院。也有一些研究民族文化的机构和学术组织。但是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在。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民俗的消亡加速比我们想象的速度要快得多。1999年我们建立了一座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征集民族民俗文物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简直是大海里面捞针。想找一副木制的弯钩犁都找不到。找一领炕也没有，买炕也没卖的，最后在粮库找到一领类似的炕。我们手里拿着拟定的征集文物清单成了一纸空文。
农村房舍改造。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满族、达斡尔族的房合。现在各民族服装都是仿制的，平时大家都穿一样的现代服装没有什么区别。
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是目前世界上满语保留最好的满族村屯。三家子村被学术界誉为“满语研究的活化石”。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调查研究满语、满族文化的重要基地。这个基地也很危急。据2000年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的调查情况显示：能流利说满语的只有3人，并且当时70多岁。能听懂会说大部分满语的只有5人，年龄已近70岁。剩下40岁以上的也只是一知半解。从总体情况看，三家子村现在满语的衰落趋势明显加速。
面对现在满语的现状和研究人员的稀少，还有北京历史档案馆尘封者的50多吨“满文老档”，给我们的启示大概不仅仅是一种担忧。
1998年北方的洪水之后。黑龙江兴建了一个达斡尔族新村和一个赫哲族新村。都是清一色的“洋房”，失去了民族特色，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标准民族村。继鄂伦春猎人下山之后，鄂温克也赶着鹿群内迁了，他们不再是“林中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民俗也势在必改。这些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曾是民俗学研究的“活化石”，加大研究力度还是当务之急。原来烧牛粪，现在用液化气罐了。不会用。不习惯。因为没有个性了，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生活。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状况，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要比我们预料的还多。
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民俗学研究的活化石
人类的生存发展是离不开大自然的，所以我们才是地球人。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保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所说的民族特色，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因为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在边远地区。大自然还没有被完全改造，或多或少的还保留着一点儿原生态的原汁原味，还存留着一些相对古老的民俗民风。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活化石”。
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数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他们是多神论者，山、树大自然中他们认为可崇敬的都是神，认为万物有灵，萨满是神的使者，或是人和神的中介。由于萨满教并没有被列入正式宗教的范畴，只是不公开的存在于民间，我们很难看到萨满教的宗教活动。但萨满教和这些少数民族一样同时并存。
有些民族传承着祖先崇拜的古老习俗，他们以天为大，民居开西窗，西炕、西墙是供奉祖宗的地方，他们还要年年祭祖。求得祖宗的保佑。民族的传统节日“那达慕”，祭“敖包”还在延续。
祭天地是必不可少的，就连日常生活中比较正式的场合，饮酒也要先祭天地才可以喝酒。
少数民族擅长歌舞。歌舞是民族习俗的一部分。折射着
来自远古的血脉。
民族学的研究已经为考古学所采用，在边疆考古中，结合得尤显重要。我国历史上有些民族已经消失了，但在考古发现中发现了遗迹。例如鲜卑、匈奴、契丹等。有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一时，现在无影无踪，就要靠考古学和民族学来探索。有些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民族却得以延续，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得以传承，这是靠人传承下来的。
考古学是以物为本，民族学是以人为本，物是由人创造的承载了人的信息。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明考古问题，民族学为考古学提供了“活化石”。
内蒙古发现了一座契丹墓，墓主人的身份难以确定。开始认为'墓主是位公主，但后来从服饰上的左肩太阳和右肩的月亮图案，用民族学来破译，墓主是位萨满教的巫师。
边疆考古基本上是民族考古，但还没有民族考古学的定义。有些民俗传承的历史轨迹相当久远。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毁器”的古老习俗，最早的距今七千多年。北方民族一直延续着“毁器”习俗，青铜时代有，现代葬俗还有所反映。我们还在新石器墓葬中发现了头骨变形的习俗，满族曾盛行“睡头”的头骨变形习俗，头骨变形来源已久。
契丹族有“青牛白马”说，现在北方葬俗男人亡扎纸马，亡女人扎纸牛焚化，这种习俗已经扩展到北方的汉族人。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习俗互相影响，超出了一个单一民族的范围。
民俗没有硬性条文规定。但却认真遵守着、执行着、由人一代一代的传承着。
民俗形成的历史是久远的。存在于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中互相学习，形成了共同的或不同的民俗文化，有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但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河南濮阳出土了仰韶文化的蚌龙。辽宁出土了查海文化的石龙和红山文化的玉龙。山西龙山文化出土了彩绘龙。黑龙江阿城出土了金代的铜坐龙，这些的形象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但有着共同的传承和中国的龙文化传统。
四、加大工作力度拯救边疆少数民族文化
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们能创造民族文明，也有能力传承和发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民俗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立竿见影”的实效和经济效益。无论从点上，还是面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缺少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规划去实施。民俗学的研究是一项软任务，没有硬性的规定。
上个世纪杰出的民俗学家们用了几十年的努力，甚至是毕生的精力，作了大量的民俗学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劈了研究道路。新世纪到来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使我们感到民俗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学研究更显得十分紧迫。
首先是缺少民俗学研究人员。边疆地区很少有人从事民族学研究工作。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员，只是集中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民俗学研究人员出现了断档和青黄不接的状况。民俗学研究的成果到了上个世纪末，也进入了尾声。年轻的致力于民族民俗学研究人员，不敢说寥若晨星，也是人员太少、缺乏一支专业队伍。
再就是应当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体制的培育。过去的文化体制“三级文化网”十分活跃。由于经济发展，这个网络已经不健全。不太发挥作用了。这不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也给民俗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缺失。
在乡镇改革和村屯合并中。加强民族乡和民族村的建设也很重要。尽可能的保留原生态的民族村屯和民族文化生态，吸取人为建新村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不一定非要农村城市化。要按民族化发展农村的经济和文化。我们觉得搞得挺好，改造后的房舍，民族风格不变，藏民仍然按着自己的民族传统生活着。只是新与旧的变化。“味儿”没有变。
民俗学的研究应当注重田野工作，多调查、多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现在很多人很少下乡，深入实际，就连面向农村的文化单位也不下乡。我提出下乡，他们反而觉得奇怪，我们都不下乡，你下什么乡。看来很少有人愿意搞田野工作了，但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你浮在上面研究什么昵。我们不否认信息时代网络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依靠网上的东西抄来抄去，编造一些自己都信不实的“论文”。
更有甚者，把网络看成是万能的，学问都在网上，网上什么都有。上网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田野工作。田野工作必须自己亲自去作，去研究、去调查、去感受、去发现，必须自己去变革“梨子的汁味”。
田野工作也存在机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调查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有了。我们八十年代调查的材料，现在也很难再找到了。所以要发现机遇，搞好调研，溯本逐源。
要重视民族考古工作，其实边疆考古就是民族考古。边疆的民族考古添补了许多历史空白，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民俗学宝贵资料。
拯救边疆民族民俗文化，光摘自发的工作是不行的，应列入国家和地方的长远规划。象自然科学一样，例如“登月规划”有近期的长远的工作规划，水到渠成。
民俗学的研究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靠“单兵作战”是很难有成效的。必须设立科研项目，建立课题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一个大的项目，取得硕果。
弘扬民族文化，是提高对民俗文化认识的基础。历史上曾出现偏差，把民俗看成是“四旧”扫地出门。现在仍有人把民俗看成是落后的东西，民俗调查中也有部分人误认为是找少数民族的“阴暗面”，不予配合，工作难做。
由于民族文化工作的缺失，出现了一些扭曲。传统的中华民族节日受到了“洋节”的冲击。莫名其妙的炒作洋节，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盲目崇洋，弄得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洋人一头雾水。也有为经济利益驱使，打着民族文化的招牌，变味的商业化开发民俗，给民俗文化造成了不应有的破坏和损失。保护和破坏同时并存，有时我们低估了破坏的力量和速度，使得我们的保护变得很“苍白”。新世纪的到来，推动了民俗保护的车轮，增加了民俗保护和研究的紧迫感。中国的传统重大节日“端午节”，被韩国抢注了成为了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刺激了国人，我们丢了“国宝”还能无动于衷吗!但是现实已成定局，无法挽回。我们该继承的没有继承，不知我们的“国宝”还会不会再遗失。什么是挑战，两千多年的品牌如此下场，还不是挑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和民族文化遗产，是民俗文化集中留存的一块阵地，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宝藏。这个阵地，还是在策略上应当坚守，宝藏还是应当开发利用。加强边疆地区的民族民俗工作，不是一己的利益，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工作，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工作，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能够延续下来的文明。没有保护就没有传承，不能传承也谈不上延续。中华文明是先进文化的融合，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56个民族的魅力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
缺一不可，社会的发展，势必带来文化的繁荣。加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抢救工作。势在必行。
五、以人为本的民族民俗文化传承
民族民俗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人是民族民俗文化的主体，民族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在自然界生存中，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遗存，是人类的印记。
民俗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包括衣、食、住、行、信仰和宗教意识等。“人”有生以来就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民俗的取向是由他们的生活空间、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理念来决定的。
民俗的形成、经历了人类生长的久远过程，民俗同民族并存，具有很强烈的个性，和潜意识的存在。所以无论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用民俗这把尺子，找出你是“中国人”。
民俗是丰富多彩的，通常说“百里不同俗”，在多民族聚居区，个性和共性并存，体现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
边疆的少数民族。多数没有文字，民族文化是依靠人来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千百年来，以人为本，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我们要注重保护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人。赫哲族现有四千余人，只有五个人会“伊玛堪”说唱，就靠这几个人传承这项世界文化遗产。满族村，只有几位长者会满语。民族民俗文化已经濒临抢救的边缘，保护传承人，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挖掘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中，要注意发现，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要把保护传承人放在首位。扩大传承人的范围，培养继承人，并以现代化的多种手段记录和传承传统文化。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保护和传承民族民俗文化。繁荣民族文化。
六、关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边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北方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有“清”一代称之为“龙兴之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白山黑水蕴育了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演变，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蒙古族、朝鲜族、满族、克尔克孜族、锡伯族等，仍活跃在他们自远古生息的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腹地；仍保留着他们血脉传承的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和传统民族文化。
关键词：稻鱼共生系统；农业文化遗产；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44-03
一、稻田养鱼的传统模式
龙现村位于青田县城西南部方山乡境内，背依奇云山，与温州的瑞安市和瓯海区交界。全村由街路头、龙现两个自然村组成，辖9个村民小组。这里以吴姓和杨姓为大宗，吴姓占大多数。到2002年时，有267户，797人[1]，其中有600多人侨居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龙现村最大的特色是稻田养鱼，稻田养鱼是稻、鱼的共生系统。水稻为田鱼提供遮阴和食物，田鱼觅食的时候，搅动田水，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给水稻根部提供氧气，田鱼还能吃掉害虫和水中杂草，它们的粪便则给水稻提供了肥料，是传统生态农业的杰作。对稻田养鱼传统生产模式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吸收传统经验，在此基础上科学改进，并逐步地推广应用。稻田养鱼的传统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一）鱼种来源
育苗首先要获得鱼籽。获得鱼籽的办法是在母鱼的繁殖期，放些松树枝搭在水面上，这样母鱼生产后鱼籽就会粘在松树枝上，松树枝要很快捞起放入桶里，不能一直泡在水中，水分过多会造成鱼籽不能成活。鱼籽变成鱼苗一般要三天左右时间，粘有鱼籽的松树枝要先在箩筐中放上两天半，盖点稻草，每隔四、五个小时检查一次鱼籽是否湿润，如果没有水分了就像浇花一样浇点水即可。时间差不多后，拿几颗鱼籽放到有一点水的小碗，看差不多出苗的时候放到小鱼塘，过一天就可以了。
（二）放鱼前的准备工作
稻田养鱼要求田要每年水旱轮流，也就是去年的旱田今年养鱼，今年养鱼的田明年就不养鱼，而是种植其他农产品。这样做是因为，过于潮湿的土壤会降低“水花”①成活率。旱田用来养鱼要提前翻土，保证土壤的肥力，然后引入山泉，水深不超过30公分，过深的话秧苗不易成活，鱼接触阳光少，也会长得慢。此外，水流的进出口用竹篾、枝条编成拦鱼栅，防止逃鱼。
（三）鱼苗放养
清明至夏至是鱼苗放入水田的季节。鱼苗放养一般是在早晨，中午水温高，鱼苗会不适应。鱼苗放入后，三五天喂一次食即可。鱼食，一般是用谷子、小麦、剩饭菜等。有的村民还上山采些樟树枝、松树枝浸泡在田里，这样可以防止田鱼生寄生虫。
（四）种稻除虫
龙现村从前是种植双季稻，现在种植单季稻。单季稻是五月种，八月中旬前基本收割完。栽水稻时，水稻秧苗不是直接插入田里，而是先集中种在小的秧田里。因为秧苗面积小，容易放还能节省肥料。等秧苗长大一点将之取出插秧，然后大概二十天左右检查一下秧苗有没有出虫。如果有虫的话，当地人会使用油（菜籽油、茶油、桐油等）来除虫。这套农业技术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创造发展而来，并一直传承至今日。
二、稻田养鱼的传承现状
（一）稻田养鱼发展的原因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包括一套工具与风俗习惯——人体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为了直接或者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2]。稻田养鱼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潮到来之前，不仅给龙现村的村民增加了收入，还起到均衡膳食结构的重要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种传统模式一直传承至今日，并非偶然，而是当地自然、历史、人文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1.自然环境
龙现村四面环山，水源充足且水质优良，给稻田养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青田素来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龙现村地处丘陵地带，人多地少，人地矛盾使得人们迫切寻求资源最大利用的生产方式，稻田养鱼应运而生。
2.历史因素
喜欢“饭稻羹鱼”生活方式的古越人因为战乱，一部分人迁移到江、浙、皖一带的深山，称为“山越”。青田原为山越的分布地，这里的人们延续了“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稻田养鱼”正是基于环境对这一传统生活方式的应变和创新[3]。
3.经济因素
种稻养鱼可以实现资源全方位循环，水稻可以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田鱼可以补充蛋白质，增加收入。有农谚语：“稻田养鱼不为钱，放点鱼苗换油盐。”
4.人文社会因素
龙现村共700多人，其中有600多人侨居国外，村子里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剩下的多为老人和小孩。少数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居民还需要依靠稻田养鱼获得的收入来贴补家用，延续着稻田养鱼的传统生产功能。但是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外汇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稻田养鱼对劳动力要求不高，老人们将稻田养鱼当作感情寄托，将父辈的生活传统继承下来。
（二）稻田养鱼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受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冲击，部分农民已经渐渐脱离传统模式，与现代化接轨。传统的稻田养鱼模式虽然传承下来，但是仍面临许多问题，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技术传承人缺失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劳动力机会成本不断增加，龙现村掌握稻田养鱼核心技术的农民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培育鱼苗这一核心技术，可以说就只有几个人掌握，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农业技术正在渐渐脱离他们的生活。因农民出去打工比留在村子里种稻养鱼能挣更多的钱，这就使得一部分人放弃了这种传统生产方式。稻田养鱼面积逐渐减少，甚至出现只种稻不养鱼或者只养鱼不种稻的局面。另外，在当地自清末以来形成的出国风习的影响下，家里的年轻人都愿意选择出国。现在村子里，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目前就只有一些老年人还保留着种田养鱼的传统。青壮年出国造成劳动力缺失，使得稻田养鱼这种传统农业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2.市场化的冲击
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技术，使得传统技术受到一定的冲击。自被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龙现村出了名，田鱼和田鱼干对外销量增多，田鱼的市场需求扩大要求他们想办法提高产量。比如，栽培杂交稻，使用复合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物品，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虽然获得了水稻和田鱼产量的提高，适应了市场的需求，但是却明显违背了生态农业的原则。为了增加收益，而用现代农业手段，这会瓦解传统生产方式，进而威胁到稻田养鱼的整体文化。比如说，以前杀虫的工具现在都闲置不用了，这些农具也是稻田养鱼传统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过于强调农业的经济价值，忽视农业的文化价值，对传统稻田养鱼系统产生了冲击，可能会使之与地方文化渐渐脱离。
三、培养确立传承人，保护“稻田养鱼”的生存环境
稻鱼共生系统作为一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稻作文化的延伸，反映了南方农民的耕作文化，它符合现代生态农业的特征，是人类的财富。2005年，龙现村的稻鱼共生系统入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除了农业文化与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了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及农业生产系统[4]。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是稻田养鱼技术，我们应当在充分认识这一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基础上，对其加以保护。保护稻鱼共生系统不仅要确立传承人，还要保护其生存环境。
（一）培养确立传承人
稻田养鱼是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目前稻田养鱼传统技术传承面临困境，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传承人问题。“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但是当民俗文化开始衰落时，传承人便开始崛起。”[5]
稻田养鱼传统技术是群体创造和拥有、通过群体传承的方式世代相传到今天的。由于龙现村大多数青壮年出国，村里的居民靠外汇便可生活得很惬意，稻田养鱼的物质生产功能弱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从事传统农业。还有一部分人，从收益出发，开始使用现代农业技术。目前，从事传统稻田养鱼的只有少数中年人和老人。拿培育鱼苗来说，育苗是一项精细活，时间、温度等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大多数人并不会自己育苗，而是选择去别的村购买现成的鱼苗。长此以往，龙现村育苗的技术会逐步衰落，直至消亡。稻田养鱼作为一种物质生产民俗正走向衰落，此刻，需要通过确立传承人来将这一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从龙现村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村子里只有几个人会育苗这项技术。据村子里的人讲，要谈育苗的技术，“鱼家乐”的老板吴丽贞的哥哥今年60多岁，可以算是村里最好的。其他几名四五十岁会育苗的，技术都差不多。因为稻田养鱼的逐步衰落，传统的群体传承已不再可能，要保护稻田养鱼的核心技术，可以从这些人中挑选最合适的人作为传承人，或许传承人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社会传承方式将该遗产传承下去。
传承人是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只有解决好传承人和传承对象的问题，才能解决农业生产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才能将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宝贵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二）保护“稻鱼共生系统”的生存环境
“稻鱼共生系统”的生存环境不仅包括外部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应该包括人文社区环境等。龙现村已经形成了以稻田养鱼为核心的整体文化，这些文化是稻田养鱼赖以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保护“稻鱼共生系统”，不仅要注重保护农业生产技术经验，还应该注重与之相关的文化的保护。
1.对稻田养鱼技术经验的保护
稻田养鱼技术经验是广大农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活动中对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包括耕种、灌溉、除草防虫等生产经验以及在生产中创造出来的农具制作等农业生活经验。稻田养鱼技术是基础，只有将稻田养鱼技术传承下去，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农业遗产。龙现村传统稻田养鱼经验目前保存得还比较完整，但是传承人问题应当是首要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对农业生产经验进行保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农业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传统农具往往代表着时代或一个地域的农业发展最高水平。保护好农具，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6]。
2.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稻田养鱼对自然生态环境要求比较高，应该注重环境保护。传统的稻田养鱼技术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然而，现代化的冲击，一部分农民开始选择高产杂交水稻、使用现代饲料、用水泥加固田埂，更有部分人开始使用农药，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田鱼品质下降，并可能导致水资源的污染。
3.人文社区环境的保护
青田县是全国闻名的侨乡，三百年前青田人就有“排排秩走番邦”的传统，龙现村也不例外。龙现村的居民大多靠外汇为生，外汇占其生活来源的八成以上，只有少数人依靠农业和外出务工养活家庭。因为稻田养鱼对劳动力要求并不高，人们种田养鱼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日常所需，还可以借此打发闲暇时间。可以说，龙现村的稻田养鱼已经成为一种休闲方式，寄托了人们的怀旧情感。龙现村独特的侨乡文化背景使得这一农业文化奇迹般保存下来。
4.对相关民俗文化的保护
稻田养鱼生产方式及其基础上衍生的多样民俗文化，都是“稻鱼共生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了饮食文化、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等。稻田养鱼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地方特色文化。如果我们忽视稻田养鱼对村落生活方式的影响，就很难理解当地的文化。反过来说，对当地的民俗文化进行研究，找出与稻田养鱼相关的文化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种生产习俗的理解。
（1）饮食文化
田鱼可以现杀、现烧、现吃，烹饪田鱼的方法有红烧、糖醋、清炖等，烹后的田鱼味道鲜美、肉质细腻、鱼鳞柔软可食。人们在过年过节或重要场合都会备上田鱼做的菜肴，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当地田鱼饮食文化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缺少了这部分，稻田养鱼便完全失去了其物质生产功能。
（2）民间文学
有关稻田养鱼的民间传说和诗词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内容。龙现村有许多传说，如，龙现村村名的来历、鲤鱼滩的传说、耕牛不用绳的故事等等。这些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反映了当地人各方面的生活及与之有关的思想、感情等，是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对当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进行整理、发掘，有助于对当地文化的了解。
（3）民间文艺
鱼灯舞是首批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充分体现了地方特色文化。鱼灯舞一般是在正月里举办，逐村甚至出乡游舞演唱，欢度新春。鱼灯舞在一段时间内曾停止，近年来又重新恢复。因为缺少年轻男子，便组了一支女子舞灯队。现在的鱼灯也几乎没有人会制作了，村子里只有一名八十多岁的老人会做鱼灯，没有任何传人，也没有人想学，鱼灯制作技术也面临失传的危险。鱼灯舞作为一种当地的民间文艺，与稻田养鱼的生产习俗息息相关，应当对鱼灯舞及鱼灯制作工艺进行保护。
稻鱼共生系统实际上是稻作文化与鱼文化的复合体，它体现的是稻与鱼的和谐相处，体现了多文化的融合。所谓稻作文化是稻作民族在长期生产水稻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不仅包括有关水稻主体的产生、发展及生产，稻作生产技术的传播等问题，还包括了由稻作生产而影响所及的民间生活方式、宗教民俗与仪轨，以及稻作民族特有的文化心态、社会道德等诸多文化因素之总和[7]。与水稻密切相关的水、稻米和稻草是稻作文化最直接和最恰当的体现者[8]。鱼文化是指人类对鱼的认知、阐释、幻想、沟通等精神与心理活动为主的精神文化。它不仅以无形的精神形态存在，如鱼的神话、传说、巫术、禁忌等，而且也以静态的物质形态和动态的民俗活动表现出来，例如各种鱼的文化造物与社会习俗等。“鱼文化”不只是对食物的追求，鱼往往还象征着某种理念或信仰的符号。龙现村不仅有食田鱼的风俗、田鱼的传说还有民间艺术鱼灯舞，这些都是“稻鱼共生系统”的重要内容，也是稻田养鱼生存的民俗文化环境，它们是联系紧密的整体文化。认识到“稻鱼共生系统”是一个整体的文化，这是我们对其保护的首要基础，这就要求我们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对某一要素的保护或者某些要素的保护，而是要将稻田养鱼这一生产方式与其赖以生存的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保护。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要考虑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实行动态保护。动态保护就是利用新思路保护传统文化，比如，发展旅游、实施生态补偿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等。龙现村在发展旅游上有极大的优势，在当地政府和居民协作下，旅游给当地人带来了发展。但是，问题也是随之而来。人们开始重视稻田养鱼的经济价值忽视生态价值等，我们应当充分认识稻田养鱼的多重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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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倾斜摄影测量；航线设计方案；实景三维模型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构建文物的实景三维模型已经用于具体的文物修复、考古等方面实践项目中，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和无人机搭载传感器可以便捷、高效、快速地提供古遗址高分辨率影像数据，内业制作立面正射影像、实景三维模型等数字化产品，以此来保存 文物古遗址的各项形式数据和空间位置关系等重要资源，数字化存档可以实现濒危文物资源的科学、高精度和永久的保存。大佛保护工程实施整个过程以及修复工作完成都需要利用测绘高科技技术，构建大佛实景三维模型将大佛的容貌永久保存。构建乐山大佛的三维模 型可以直接展示乐山大佛遗产面貌与现状，也可以提供基础数据。
1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
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和多传感器集成技术快速发展为基础，倾斜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应运而生，它克服了传统竖直航空摄影系统受空间摄影姿态的限制，能获取地形、地物的顶部与侧面纹理信息，影像信息量大，利用多视角倾斜数码相机或者单镜头旋转相机，在不同 角度上对目标物获取不同角度的影像，具有丰富的纹理信息数据，生成密集三维点云和TIN格网模型，在实际应用中能快速自动化实景建模模型[1]。倾斜摄影测量作为航空遥感领域的一种新数据源，使得数字化三维建模成本降低。
2 古文物数字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世界各国的文化遗址体现了各国历史、文化与信仰，文化遗址是不可再生资源，古文化遗址的研究与考古学、美术史以及宗教研究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对弘扬与发展文化遗传有重大意义[2]。早在1984年9月宋德闻等人对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地进行了近景摄影测量工作[3]。近景摄影测量技术主要采集体积小的文物影像数据进行三维建模，大场景下的局部影像信息辅助研究文物各方面检测[4]。三维激光扫描技术采用主动成像方式获取单体文物或小场景遗址的精非接触几何数据完成单体文物高 精度三维重建[5]。国外最早知名项目是2003年美国的米开朗基罗数字化项目，扫描大卫雕像模型结合高分辨率照片进行三维建模[6]。对于纹理特征丰富的不可移动石窟文物和大场景古遗址的三维模型的构建，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具有很强 的优势，能快速、高效、低成本建立实景三维模型，实际应用价值非常大。因此，基于倾斜摄影测量的石窟文物的三维建模应用研究有非常大意义。
3 乐山大佛保护修复工程
3.1 乐山大佛概况
四川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壮观、雄伟的摩崖雕凿的佛，至今有1300年历史，大佛为弥勒佛坐像，特有71m通高的“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景观。乐山大佛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缩影，具有历史价值，体现古代人民宗教文化信仰以及高深的艺术价值[7]。乐山大佛属于摩崖石刻，作为露天保存大型不可移动文物，红色砂岩多孔结构矿物集合体抗风化能力弱，大佛历经千年沧桑，正遭受着风化、石化、酸化的威胁，乐山大佛本体开裂垮塌破坏等，需要得到长期全面的有效保护。
3.2 大佛影像数据的采集
航测数据采集过程可以为考察拍摄测区地形地物形态而确定无人机拍摄模式、计算设定航摄参数、操作无人机飞行作业。石窟所在的地形、大佛自身的形态，乐山大佛属于半立体石窟，大佛周边设置了观景台，景区树木比较茂盛，航拍时要拍摄大佛所有可视面的影 像与大佛左侧与右侧的山体。选择人工遥控操作无人机，按照大佛及左右山体结构设计为S型横向与N型纵向相结合的多层航线设计方案。航拍时从外层到内层飞行，在外层底部多加一条横向航线，以N竖向为主的航线。相机镜头角度由驾驶员控制，如图1摄影机镜头垂直 于大佛整体区域，摄影机镜头向下倾斜，摄影机镜头接近竖直向下，摄影机镜头面向大佛右侧山体，驾驶员需要随时调整拍摄间隔以及镜头的角度进行拍摄。phantom4pro无人机搭载具有2000万像素的高清非量测数码相机，第一次航拍共拍摄了乐山大佛及周边山体256张 影像。
3.3 实景三维模型的构建
手动控制无人机飞行获取的影像数据包含各个角度的倾斜影像和竖直影像，影像自带POS数据，乐山大佛本体上的特征点作为像控制点，用全站仪测量像控点的坐标。使用ContextCapture三维建模软件进行建模，导入影像数据、控制点影像关联与控制点的刺设、提交空中三角测量任务，空中三角测量任务完成生成空三质量报告，乐山大佛空三报告中的信息，地面覆盖范围为28820.05m2，平均地面分辨率为12.41456mm/pixel。选择空间框架选项卡进行切块设计，设置规则立体切块，设置瓦片大小，设置需要建模的兴趣区域，产品类 型包括三维网格（3Dmesh）、三维点云（3DPointCloud）、正射影像（Orthophoto）等，如图2修复工程中乐山大佛三维模型。
3.4 实景三维模型的意义
乐山大佛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大佛保护工程实施整个过程以及修复工作完成都需要利用测绘高科技技术，构建大佛实景三维模型将大佛的容貌永久保存。乐山大佛遗产核心区航空影像数据获取与乐山大佛的监测预警系统构建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乐山大佛的修复前实景三维模型可以给文物修复专家提供文物参考数据，间接帮助专家分析大佛修复前的现状。乐山大佛整体受到风化作用等自然因素侵蚀，大佛局部岩石表层剥离处，颈部与右手下部都有岩石破损处，破损严重的右脚已用块石、 人工杂土等附加层充填覆盖。乐山气候湿润，大佛身上长着比较茂密的草本植物，从模型上能看到草本植物清晰的纹理信息，草本植物根部会释放出来酸，酸对砂岩会产生分解作用，修复工作要清理大佛身上的草本植物；有草本植物便有寄生草本植物的各种小动物，因 此大佛亦受各种病虫的危害等。
4 结论
应用无人机近景倾斜摄影测量的方案，探索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文物保护工程中。构建乐山大佛的三维模型以及遗产周边正射影像，实景三维模型最直接展示乐山大佛遗产面貌与现状，为分析岩体的变性保护工程主体实施提供基础数据。乐山大佛保 护工程及乐山大佛周边景区旅游安全，需要获得大佛及周边环境景观的基础地理数据，对乐山大佛保护工程进行监测预警，为保护工程提供最直接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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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创意产业、文化旅游、工业景观、创意产业
中图分类号：P901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保护工业遗产的活动最早起源于英国。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就出现了“工业考古学”，其它发达国家如西班牙等也在该领域有了成熟的发展。我国开埠之后，国外资本工业兴建的近代工厂、民族实业家兴办的民族工业和建国后的现代工厂都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产，但是对它们的保护政策在2008年的《无锡建议》中才被提上日程，尽管在十几年的探索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但是此相比国外的实践经验，我国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2.保护策略
2.1 工业遗产保护背景的差异
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工业遗产保护问题的提出是在1960 年代～ 1970年代，这个时候欧洲的的大部分城市城市化进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传统产业已经开始衰败，资源开始枯竭，环境的污染也十分严重，因此他们对待这个问题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循序渐进；工业遗产再利用从生态环境的恢复入手，从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出发，综合部署，因此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细水长流的理性。
而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出现的。由于城市的扩张，导致很多繁华的市区也出现了工业区，而我国工业区传统的“大院文化”使得内部形成一个较独立的“小社会体系”，造成一定区域内资源浪费，城市交通等问题，使的城市工业用地更新的概念深入人心。
2.2 工业遗产保护研究的差异
从研究的主要内容看，国外工业遗产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注重工业遗产管理的研究；2）对工业遗产保护的研究；3）工业遗产与博物馆的研究；4）工业遗产再利用实践，这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发展的轨迹。
中国工业遗产研究包括：1）以企业、行业、城市为单位进行的工业遗产调查与工业发展历史研究 ；2）针对调查研究、价值评价标准和方法的基础理论研究 ；3）对工业旅游和工业遗产旅游的研究 ；4）通过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实践，探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方法。
2.3工业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差异
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遗产保护机构是英格兰保护工业遗产的部门，他们专门负责将历史文物登记造册，并按照其重要性分为三个等级，同时还负责对属于国家所有的历史文物建筑进行维修和日常维护；德国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最早认识到工业遗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同时首批运用国家立法保护工业遗产的国家之一。
相对于国外工业遗产的保护进程,中国的工业遗产保护是近几年才逐渐被人们关注,目前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主要依靠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文物保护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配套及地方政府规章为补充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
2.4工业遗产保护主体的差异
作为老工业国家的英国工业遗产保护始于一批自愿者组织进行保护，随后，英国考古理事会于1959年设立了工业考古委员会。由于英国等发达国家城市化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城市面貌不会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所以身边的一草一木的变化都会受到市民和学者们的关注。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工业遗产保护多是始于市民，进而引起政府和学者们的注意，促使了相关研究的启动和法律体系的形成。
我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的大潮中，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关于工业遗产的教育、宣传等都严重不足，导致市民对其价值的忽视。于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始于专家学者们的关注，进而政府开始从宏观政策以及旅游开发等角度开始明确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2.5教育与宣传
在英国的大学课程中，有工业遗产保护的内容，本科生作为社会实践内容，研究生阶段有工业遗产保护的学习课程和研究课题。
而在中国参与研究的有组织的学术团体目前仅有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委员会。所以说目前全国各地进行工业遗产保护研究的，无论是高校老师还是研究机构，还是势单力薄的。
3.工业遗产保护内容再利用模式的差异
3.1保护内容
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工业遗产，重点保护工业革命早期的工业遗存，既注重工业遗产中物质的整体保护，同时还注重工业遗产中非物质内容，特别是精神和价值观的保护，包括工艺流程、管理制度、工业景观等。
在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实践中，多以保护物质遗产为主，少有顾及到其中的非物质价值。
3.2保护范围
欧洲工业遗产保护中注重整体性，并非单独保存其中历史价值较高的建筑或者机器，而是将其之与其周围的片区进行整体保护，形成了“工业遗址地”和“工业遗产廊道”，注重整体性。
在我国由于城市用地紧张，整体保护的阻力较大，所以在多数的工业遗产保护案例中，只保留了最具历史意义或者现状条件比较好的个别建筑。
3.3再利用方式
德国和英国的保护项目中，利用工业建筑建立了大量工业主题博物馆。如英国的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等。
另一个主流是工业文化公园。将群式建筑改造成景观公园。把工业遗产建筑群进行环境的修复和重新改建，同时对工业建筑的布局和结构进行合理的整合，重新构建原有的工业景观，梳理便捷的交通设施，将工业遗产建筑群改造成为工业景观公园，供游人休憩游览。巴黎的雪铁龙公园始于20世纪开始的“巴黎城市美化运动”。1970年，雪铁龙迁出巴黎市区，政府回收土地后组织了国际设计竞赛，最后的实施方案中保留了一条原工业区中的老路作为主要的步行道，让市民能够看到雪铁龙工厂的历史痕迹。
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多个工业遗产改造案例中，创意产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其中以北京的798、751，成都音乐广场，上海八号桥等最为著名，为艺术家和先锋建筑师提供了实践实践基地。
一、结语
城市工业文化遗产与其他城市文化遗产一样是生活在这个城市中每个人的珍宝，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线索，并且承载了父辈们的记忆，对它们的改造和再利用是一条单行道，一旦行差踏错就没有回头路，因此要慎之又慎。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为我们走出目前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困境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希望通过借鉴能够保护好还没有消失的工业建筑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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