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3 17:48:56
关键词：教育外部性；外部性教育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各行各业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促进个人全方位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教育正外部性的众多影响之一，然而教育外部性也会导致教育资源的使用无法达到帕雷托最优，影响到国家对教育补贴的政策，以及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因此理清教育外部性的界定及性质，分析其影响，找出适用于教育外部性内部化的措施，对于更好地发挥教育的功能，更好地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具有巨大的价值。
一、教育外部性的界定
外部性是任何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初由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概念，经过庇古、科斯等人的批判补充，外部性理论在1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外延也不断得到扩充，为解释和解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纵观众多经济学家对外部性概念的界定，无非从两个角度：一是从外部性产生主体的角度来定义；二是从外部性接受主体的角度来定义。前者代表性的定义首当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第二类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在对外部性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第一种定义。
教育外部性是外部性外延发展的产物，与医学外部性、思想政治外部性、政府行为外部性等一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理念。弗里德曼对教育的外部性作了经典性的阐述：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而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做出贡献。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者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因此，存在相当大的“邻近影响”。卢卡斯则从经济学角度论述到：当某一劳动者接受教育后，本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会提高，同时通过“潜移默化”，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会提高，但他并不因此获得额外报酬。同样中国学者对于教育外部性也作了类似的论述：王善迈把教育的产品属性定为教育具有巨大外部效益。一个人接受了教育，不仅受教育者可以获得经济的、非经济的效益，同时社会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与非经济效益。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是不可“排除”的。因此，从整体上说，教育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范先佐认为：教育几乎是完全的“免费午餐”，致使教育部门缺乏自身．的发展动力，收益几乎全部外在化了。袁志刚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就是“其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袁连生认为：“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是教育的外部产出或外部效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则具有如下性质：教育的举办和产出除了达到国家和个人的教育目的外，还会给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带来经济、非经济的影响，但教育却不能向受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给予直接补偿或不必要补偿。
二、教育外部性的分类
第一，根据教育外部性的影响效果划分为教育正外部性和教育负外部性。关于教育的正外部性显而易见，如一所高校校址的选择会给学校所在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促进学校周围学习体育用品、饮食、娱乐、服装等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不仅仅解决当地居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可提高所在社区的文化底蕴，提高其居民的素质和精神生活质量。近年来，教育的负外部性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如以文凭热引起的假文凭泛滥和社会风气败坏；以大学生就业困难所造成的社会负担，城乡教育差距拉大造成的教育不公平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不公平，特别是近年来高校学生的暴力事件，如2002年的马加爵事件，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并引发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忧虑。
第二，根据教育外部性的时空划分为教育代内外部性和教育代际外部性。通常的外部性是一种时间概念，主要是静态层面上考虑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即指代内外部性问题；而代际外部性问题从动态层面上解决人类代际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这种分类源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教育的代内外部性主要关注教育外部性影响的范围，指对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而教育代际外部性则主要指教育的长远影响，即指教育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长远影响。在空间纬度上，教育的外部性可分为：农村教育外部性、城市(镇)教育外部性；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外部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外部性；中国东部的教育外部性、中国西部的教育外部性等等。
第三，根据教育外部性的主客体划分为作为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教育外部性。从教育整体上讲，作为教育成果的合格毕业生是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教育产品，作为生产领域的教育，它就是作为生产者的教育外部性。从消费者角度也可划分不同类型、层次、属性教育的外部性，即包括基础教育外部性、职业教育外部性、成人教育外部性；义务教育外部性和非义务教育外部性；初等教育外部性、中等教育外部性、高等教育外部性；个人外部性和政府外部性。个人消费教育所带来的外部性影响范围涉及到个人发展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对社会其他人生活的影响。另外教育外部性影响的客体既可以是生产者，如毕业生所在工厂、公司等，也可以是消费者，如受教育者所引发的消费潮流，对其他消费者的影响。
第四，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前提和根源可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下的教育外部性、制度教育外部性和技术教育外部性。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前提，可以划分为竞争条件下的外部性和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在教育领域，这种划分首先要考虑教育在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大环境下的产品属性问题。教育产品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或者属于准公共产品，需要根据教育产品提供的方式来判断。如果教育产品由政府提供且个人消费不需要购买，如基础教育中的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国防教育等，这时的教育产品就是公共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教育产品是在垄断的条件下产生的，其教育的外部性产生的条件也是垄断。作为补充的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以及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如果不是被免费提供，个人像购买私人物品一样负担教育费用，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是私人产品，而不管其提供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这时的教育产品具有竞争性，其产生的外部性的前提条件是竞争。但这种划分不是完全的，教育产品的属性整体来说为准公共产品，其外部性产生的条件也是复杂多样的。
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根源，可以分为制度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教育举办的本身要依靠教育制度来维持，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一种制度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制度的运行；另外制度的改革，即教育制度的改革，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动，这种影响显而易见，不需赘述。而技术性的教育外部性，更多体现在教育产品上，也就是毕业生个人素质提高带来的外部效应，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高校产学研的结合，其研究成果的外部性就是技术外部性。第五，根据教育外部性的状态划分为教育单向外部性和教育交互外部性。教育外部性根据影响传递的方向可分为，教育单向的外部性和教育交互的外部性。单向的教育外部性指教育对其他团体及个人的外部影响，如一所大学对所在社区的外部性影响，而交互的教育外部性正如一所以城市名命名的大学和所在的城市之间的交互影响，两者有共同的利益关系那样，影响力是交互的。如一个城市经济发达则成为学生选择这所城市大学的潜在影响因素(从就业前景上看)，同时如城市大学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和知名度，也将会成为城市的象征。另外，根据教育外部性的影响状态，分为稳定的教育外部性和不稳定的教育外部性。稳定的教育外部性是人们通常关注的焦点，也是教育外部性最主要的方面。而不稳定的教育外部性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教育过程中的偶然事件，二是教育研究成果中所带来的技术性教育外部性，这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尤为明显。
三、教育外部性的特性
教育外部性除了具备外部性的一般特性，如传递不通过价格机制、引起他人成本的减少或效用的降低、外部效应与个人收益的不可分割性外，它还具有本身特有的性质。
第一，教育外部性具有正向性。教育同时具备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但是总体来说其正外部性的作用和影响大于其负外部性，这与教育本身的性质和功能相关。教育(学校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才的活动。国家举办教育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促进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教育事业对于受教育者个人以及整个国家来说是一项积极的、意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事业。教育外部性的实质是教育功能的体现，从教育的性质和功能上讲，教育的正外部性是人们和国家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主流。从另一方面讲，教育负外部性的体现大多与教育发展本身的不足相关，解决教育本身发展中的不足，就能较好地减少其负外部性的影响，如教育从文凭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假文凭就会失去市场；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发展结构和提高其教育质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会得到缓解；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提高教育公平，会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随着教育的完善发展，教育的负外部性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其负外部性的影响也就会被统筹在正外部性之下。
第二，教育外部性具有多样性。教育的外部性因教育在级别、类型、性质、区域等方面上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差别，体现其内部多样性。如在教育级别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外部性依次减弱。在教育类型上，教育产业涵盖不同层次，它们有着不同的外部性特征。一般来说，教育产业的外部性小，如教育核心产业中的职业教育外部性相对较小。在教育区域上，一个地区投资教育，因为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其他地区也能受益，这就是教育投资的外部性。一般而言，在同一地区，城市级别越低，教育投资的外部性就越大，也即乡镇教育投资的正外部性一般要大于县城的，县城的要大于省辖市的，省辖市的要大于省会城市的，这是因为，贫困农村和乡镇的教育投资越多，教育质量越高，受教育的人向城市级别高的地方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而城市级别高的人员向城市级别低，特别是乡镇或农村流动的可能性很小。同样道理，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教育的外部性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
【摘要】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推行的是素质教育，倡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育作为五育之首，她蕴含于各科的教学之中，书法的教学亦不例外，应在对学生进行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同时，成为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德育教育手段之一。因此，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以及情操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做到书可载艺更要载道，强调笔正需心正，达到书法与德育、书艺与人品高度和谐统一，努力实现教育的德育功效是摆在书法教育者面前的一大课题和光荣使命。
【关键词】德育；教育；重视；书法；教学
Shouldtakethemoraleducationinthecalligraphyteaching
【Abstract】Itiswellknown,whatourcountry’seducationcarryingoutistheeducationforall-arounddevelopment,initiatesthestudentmorality,intelligenceandphysique,US,thefatiguefullscaledevelopment.Themoraleducationtakesfivenurturesthehead,shecontainsinvariousbranchesteaching,thecalligraphyteachingisnotalsoexceptional,shouldwhilecarriesontheknowledgeandskillinstructiontothestudent,becomescarriesononeofeffectivemoraleducationmethodstothestudent.Therefore,paysgreatattentionstudent’sthoughtmoraleducationaswellassentimentinfluencingwiththepersonalcharacterraise,achievesthebooktobepossibletocarrytheskilltoeverywherealongtheroad,stressedthatthepenisneedingthehearttobepositive,achievesthecalligraphyandthemoraleducation,thebookskillandthemoralbehaviorishighlyharmoniousunifies,realizestheeducationmoraleducationeffectisdiligentlysuspendsinfrontofacalligraphypedagogue'sbigtopicandthehonorablemission.
【Keywords】Moraleducation;Education;Value;Calligraphy;Teaching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推行的是素质教育，倡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育作为五育之首，她蕴含于各科的教学之中，书法的教学亦不例外，应对学生进行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同时，成为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德育教育手段之一。因此，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以及情操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做到书可载艺更要载道，强调笔正需心正，达到书法与德育、书艺与人品的高度和谐统一，努力实现教育的德育功效是摆在书法教育者面前的一大课题和光荣使命。
1书法教学蕴涵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书法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高雅艺术，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她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聪明才智，书法作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以其耀眼的光芒向世人展示着她的风采：线条曲直适宜、纵横有度，间架结构疏密自如、黑白照应，章法气脉贯通、浑然一体，把汉字的形体美、线条美、结构美、空间美、意境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书法艺术这难以抗拒的魅力，使得书法艺术不仅在国内拥有众多痴迷的爱好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远在唐朝就吸引了许多的日本人、朝鲜人到中国学习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家的作品也在许多国家广为流传，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文化的发展。近现代不少西方绘画大师还从中国的书法艺术中汲取艺术素养，创造和发展现代绘画，他们称中国的书法是“伟大的抽象”。难怪世界画坛巨匠毕加索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么我一定不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个书法家，我要用笔来书写我的情感”。可见书法艺术既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品种，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如今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一被称为"中华文化圈"的地区，专门研究书法的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数不胜数。因此在书法教学中使学生深刻认识到正是由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和民族的文化精神孕育和创造出了书法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无数人的艰辛努力才使这一艺术傲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继承和弘扬书法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是每个炎皇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进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的自豪感，增强振兴中华民族的紧迫感，提高学生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和信心。
书法教学饱含品德情操的哲理精髓在浩瀚的书法艺术发展长河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书体不同、风格迥异、高风亮节、品学兼优的书法大家，在书法教学中必然会涉及到这些书法家以及对他们作品的介绍，这些书家的生评和作品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情操教育的活教材。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一身正气、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不惧权贵，最终以身殉职。而颜字的豁达大度、气宇轩昂、浑厚有力正是其高尚品德和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书写的《出师表》，整幅作品中无不充盈着民族的浩然正气，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以神为精魄、以心为筋骨”，抗敌御侮、保家为国的赤子之情，以及受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国家存亡之间决心独撑危局、力挽狂澜的坚定信念。伟大领袖主席以天下为已任，敢于“主天下沉浮”，其书作才会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奔放。通过对书家及书家作品的介绍，使学生经常沉浸在书法作品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意境中，从而陶冶他们的性情，净化他们的心灵。在书法教学中坚持不懈地向学生渗透品德情操教育，进行德育熏陶，对学生的影响将是潜移默化的。
3书法教学是促进学生形成良好习惯的上佳手段书法是一门要下苦功而又较为枯燥的功课。就拿写字的姿式来讲，不论是立式还是坐式都有严格的“身法”要求，学习要经历从执笔、运笔、点画、结构、章法这一过程，学习的字体涉及楷、隶、篆、行、草等书体，学习的步骤要经历反复地临摹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书艺的提高必须依赖长期刻苦地钻研与练习，学生很容易产生厌倦和畏难情绪，有的因此望而却步、半途而废。为此在书法教学中要结合历代书家勤奋习书的故事阐明“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如晋王献之用十八缸水练字，汉张芝临池池水尽黑，三国钟繇晚寝被上临书棉被画穿，隋僧智永学书退笔如冢，唐怀素习书无钱购纸以蕉叶代之--这些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故事，将会使学生受到强烈的振撼，给他们以启迪和激励，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在书法的学习上无捷径可走，只有从一点一滴学起，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多临摹多总结多积累多创作，博彩众长，为我所用，才能促成书法水平的提高，好高骛远，一曝十寒最终一事无成。反复进行这样的教育，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使学生的意志品质得到最大程度的磨练，培养他们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和谦虚好学的优秀品质，促使学生良好习惯的形成。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人人都成为书家，总要把字写得人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而长期学习书法可以逐渐改变这些毛病已是不争的现实。
4书法教学是获得“真、善、美”形象体验的有效途径在书法教学中，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会处处发现“真、善、美”的存在。首先在进行书法练习时，可把字义和结构练习、书法创作和书写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步进行，如写“刃”字时，先提出问题：为什么要在刀上加一点念“刃”呢，在留下足够的时间启发学生思考和回答之后，再进行总结：“刀最锋利的地方在刀刃上，刃字的写法寓意为刀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才能使刀锋利无比，作为学生最紧迫和重要的是学好本领，才会使自己成为这刀上的一点，成为好钢，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布置作业和指导学生进行书法创作时，可有意识地多书写名言警句和积极有益、健康向上的内容，因为这些文字内容对人的心理影响和教化是直接而深刻的。例如，临写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培养学生的正义感；书写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助于启发学生以天下为已任的崇高责任感；抄荀子的《劝学篇》，激励学生要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抄唐诗宋词，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汲取民族文化的精华，升华精神境界，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情操。其次应积级进行书法艺术方面的辅导，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修养，使学生在书写时受到艺术的熏陶和感染，让学生在心态、认知、性情、兴趣等方面得到美的享受。再次让学生多读贴、多欣赏书法名家名作，不仅要学生学会欣赏书法作品的外观形态，更重要的是通过外观形态能品味出作品的神采韵致和书法家的精神情感，使学生真正领悟到这些书法作品的绝妙所在，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能力。
一、德育应在“践行”上下功夫
实践是思想品德形成的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思想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想、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恩全集》第3卷，第29、30页）然而，对“知”与“行”的关系及其教育的问题，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有过争议，可概括为“知先于行、知先后行”、“知源于行、行先知后”和“知行合一、知行统一”三种观点；对于知行难易问题有“知难行易”、“知易行难”和“知行亦难亦易”看法。二千多年前，古希腊人就提出了“美德可以被教会吗？”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即道德，对道德的认知即会导向对道德的实践（德行）。那么，教给学生“美德”，究竟是指将“有关道德的知识”教给学生呢，还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德行”呢？前者是一种知识（事实）可通过课堂教学完成，后者是一种行为，德行是一种技艺，技艺的进步需要实践。时值今日，20世纪西方德育理论流派中，有柯尔伯格认知——发展理论、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行为主义道德理论、威尔逊理性功利主义理论、贝克的反省道德教育理论等。可见，有倾向于认知模式，有倾向于行为模式。
事实上，许多教育家思想家把道德本质看作实践。我国古人要求儿童养成“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内外整洁”的习惯，青少年时期养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品行，长大以后才能做出“治国、平天下”的大绩。这种把远大的道德教育目标与儿童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的方法对于今天很有参考价值。清代教育家颜之终身以“实学”、“习行”为教，认为人“修德立业”的过程应是一个“身习学知、身实习之、终身不懈”的过程，因此，无论道德教育还是道德修养都必须着眼于“实学”、“实行”，不能脱离实事实物。陶行知在批判“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中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并且说明这“并不是否认闻知与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的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要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陶行知论师范教育》第42、43页）。卢梭认为知善不等于行善，他反对把道德教育理解为向儿童灌输道德成规戒律，反对让儿童记忆空洞抽象的道德概念，以免把儿童训练成伪善的口头谈道德而行为则不道德的人，建议从小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为主，可模仿别人善良的行为。康德、黑格尔也认为道德具有实践性，不能付诸实践的观念，是不能称为道德的观念。杜威在批判传统道德教育时提出：“在道德方面，学校教育中最令人遗憾的缺点是：试图在极端缺乏社会精神的环境中，培养学生成为未来社会制度的成员。”（《学校与社会》）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我们可以形象地说，由道德概念到道德信念的道路是从行为和习惯开始的，而行为和习惯中又渗透着儿童对于所见所为事物的深刻情感和个人态度。”（《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概述》）
与认识结合
行为习惯─────道德信念
渗透情感
由此看出，道德教育不仅要考虑学生真正的道德思维能力与道德判断水平的发展，更要通过积极的道德活动。
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认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进入高一级程度。从实际意义上说，“行”比知、情、意更为重要，因为“行”本身是实实在在的道德，而只知不行，只有意愿和体验无行动，则是口头的、肤浅的道德，甚至会变为虚伪的道德。现在有些学生如果从文字上或口头上去检验他所受的德育效果，他会讲得动听，写得精彩，可是观之行动，却是另一套。可见，道德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而要寓学于行、躬行践履。只有不断地将社会要求、标准、理想转化为个人的需要、准则、信念，并用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才算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这正如学游泳，必要的理论知识或理性认识是前提和基础，但是学游泳（教学）的目的是学会游泳，能游泳并且游得又快又好，这主要通过亲身的学习游泳实践活动才能实现。
因此，实践性道德教育，实质就是主体参与道德教育活动，它以指导行动为目的，以形成人们特定的行为方式为内容的，以评价、预测、调控手段来把握现实中的为人处事，当然它也是由一种动机所激励和指引的。
总之，道德行为养成先于对道德知识的掌握与理解，这在古今中外都有成功经验证明。忽略中小学生行为的养成，而只注重讲知识，讲道理，练习书面判断，容易塑造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二、实践性德育课程的设置
如果说认知性道德教育是主体通过观念协调、思想斗争、内省、慎独等进行的认识、情感和意志的活动，是致力于自我完善的“无形道德”，那么，实践性道德教育则是按照这种修养所达到的信念、境界、理想来发展完善自身、他人和社会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有形道德”。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提出：“根据大、中、小学的不同特点，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品德课程、政治理论课程，把传授知识同陶冶情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过去，思想品德教材变动频繁，德育内容无定性。在德育中，有一种“头重脚轻”的现象，即抽象大道理大观念内容较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公德和基本行为规范教育不够，德育未能对学生尤其年龄较小学生直接进行行为指导。导致学生对道德观念可信度降低。
实践性道德教育课程以品德经验为主，联系社会生活实际，通过学生的亲自实践，主动参与，并从中发现和获取有关品德知识，并使能力、情感、意志得到训练，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任务，按照各种实践活动项目和特定方式组成的一种课程形态。任何活动，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只要对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发展有积极作用，都可视为实践性德育课程。该课程的主要目的并非追求某种统一的道德认知，而在于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的行为习惯和积极参与社会，勇于实践的态度和能力。如爱劳动，通过实践体验，明确劳动的辛苦及其收获，形成一定的劳动态度，继而向行为习惯的转化。
这种活动课程可追溯到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儿童游戏场”，强调给儿童讲故事、做游戏，通过音乐、歌唱等方式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儿童积极主动地参与意识。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教育家卢梭非常注重“直接经验”，强调“世界以外无书籍，事实以外无教材”。1896年，杜威在美国创办了芝加哥实验学校，是学生家长、教师、教育工作者合作的一个团体，以儿童活动为中心，为改造儿童的经验而设计的，称为实验课程。陶行知也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实践性德育课程的目标。体现我国现阶段对人品德素质的要求，即依据社会要求与个体需要相统一的法则，学生原有的品德基础与其新发展水平相统一的原则，研究社会现实生活，培养自律精神，发挥主体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1）日常学习生活中品德践行。如待人接物，遵守作息制度，卫生值日，完成集体委托的任务，参加公益活动等；（2）行为训练，形成习惯。苏霍姆林斯基曾拟定“道德习惯纲要”：①把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做到底；②做工作只能认真，不能马虎；③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的工作推给别人，也不坐享他人的劳动成果；④帮助老、弱、孤、寡；⑤绝对不容许为了满足自我的愿望而使父母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或增加许多困难；⑥既要考虑自己的快乐、满足和欢娱，同时也必须顾及别人的需要；⑦不隐瞒自己不体面的行为，要有勇气把这些行为直言不讳地告诉你认为需要告诉的人。
实践性德育课程的类型。（1）社交活动。为学生接触社会提供机会，如夏令营、冬令营、访问参观等，在活动中与不同角色地位的成员交往，形成社交意识，掌握人际关系准则，培养社交能力。（2）社会实践。这里主要指道德实践，即人类有目的进行的，用是非善恶等道德观念和准则评价的一切实际的行为活动，它涵盖了人类几乎所有的行为领域，是个人施之他人和社会，社会施之于个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且具有价值意义的活动总和。（3）军训。目的在于增强国防意识，军民感情，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遵守纪律、服从指挥、维护大局等观念。（4）志愿者行动。参加一些公益性的劳动，维护交通秩序，文化市场监督，维护消费者权利，社会治安、扶贫帮困、医疗保健、环境保护、助残送暖、抢险救灾。（5）校传统活动。班队活动、晨会（夕会）、演讲辩论、专题讨论、校园文化节。此外，还有勤工俭学、宣传纪念活动、角色扮演、岗位见习、咨询服务等。
实践性德育课程的运作。（1）设立道德问题情境，即由一定物质因素和文化因素构成的外部环境，这是进行实践性德育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联系社会生活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学生急待关心的问题，联系学生思想品德存在的问题，选择合适的内容和方法。（2）操作体验。学生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参与各种校内外活动，从中进行教育（自我教育），学会社会生活，获得道德健康成长，其行为练习过程为：懂得道理——明确要求——模仿学习——自我检查——反复练习——形成习惯。（3）分析评价。德育活动指标的拟定应便于测评，直观明了，易于掌握，分为他评和自评。（4）结果验证。①道德活动以服从为特征，处于他律水平，②以“仿效”为特征上升为一种有追求的活动，“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③以自主为特征，把道德化为内心律令，同义务结合，做到知行统一。
总之，学校德育要实现两个转化，即把社会规范要求内化为学生的品德，又将学生品德观念外化为品德行为，那么，实践性德育课程为品德外化提供实际锻炼机会，同时，学生对一定道德知识的掌握、运用、深化也都依赖于德育实践活动。
三、品德践行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
人的品德形成和完善，虽离不开个体主观学习，但更多离不开实践，社会活动和交往给品德提供一个验证和深化的机会，客观物质生活与主观个人认知有机结合，这种结合的一致性历史地、辩证地理解为品德践行。
个体价值。实践的道德可使个体不断改变自身的品德知识结构，丰富道德情感体验，坚定道德意志，表现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一）认知作用。只有在行中，通过行，人才能形成和发展知的能力，获得真理性的标准，使自己原有思想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便是这一道理。为此，德育必须用现实社会来教育学生，让学生在参与真实的社会生活过程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到社会上亲眼去看看，亲耳去听听，再用心去思考，不应与复杂而沸腾的社会绝缘。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学会怎样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革与创新活动，最终成为“社会化的人”。
（二）调控作用。是对自己的品德结构、意识观念、行为方式、人际交往等的主动干预和影响，它是以良心、义务、舆论等为手段，自觉地调控各种道德关系的主体自身活动。它包括认知、情感、意志、行为方面的调控。如孟子所说：“见孺子入井而知恻隐”这便是情感调控作用。
（三）评价作用。道德活动主体的自觉、自主、自控，是评价作用产生的前提条件。它分为正确地评价自我和评价他人。其表现：（1）建议——劝告；（2）命令——规定，如助人为乐是你的责任，要求你去助人，遣责那些不愿帮助别人的人等；（3）指导行动。美国道德教育重视学生在社会实践生活中锻炼和提高，学校制定校外教育大纲，指导活动，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握社会生存的基本能力，自主自立精神和尊重他人，平衡人际关系的品德修养。
（四）修身作用，也指自律精神。它是以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需要与规律为基础的，也是现代社会对于培养现代人素质的教育方法。它是让每个学生都有权利义务（责任）和能力参与家庭、学校与社会各种事务及其决策与管理工作，直接参与教育活动的过程。在实践中发挥主动性，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加速人的现代化。
社会价值。学生实践性品德教育与社会服务需要相结合，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为社会提供多方位的服务，推动“两个文明”建设。
（一）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性品德教育过程是一个使学生在道德方面的社会化过程，即个体道德社会化。人只有将自身具有的理想、信念外化到客观的活动过程、环境因素中，才具有道德意义，它是处理自我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如“手拉手”互助活动，“少年志愿者行动”，在活动中少年儿童懂得了作为一个还不富裕国家的孩子，从小就应学会为社会为国家承担一份责任，感受到祖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在助人中体验到服务的快乐，在奉献中培养友爱情趣。实践增强了他们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能力，彼此交往增强了团结协作的能力。实践是学生学习社会、了解社会、学会做人的课堂。“青年志愿者服务”、“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都以实践活动为基本途径，以培养青少年生存与发展意识和技能训练为内容。其宗旨是引导学生学会生存、自理自律、学会服务、乐于助人、学会创造、追求真知、全面提高素质。这些活动是学生加强品德修养和立志成才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整个社会道德风尚好转的途径。
[关键词]教育实践；社会交往；教育家类本性
“教育家”以类、群体、个体三种形态存在。教育家之“类”即教育家整体、全体，亦即最大的教育家群体，是所有教育家个体的集合。作为“类”的教育家，具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事业、教育改革、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把握“教育家”的维度有二：以“教育”为着眼点，教育家是与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相并列的专门家；以“家”为着眼点，教育家则是区别于一般以教育为业的教育工作者的杰出分子，即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型群体中的一类小型群体、特殊群体和榜样群体。
一、教育家“类本性”概述
人是合群的动物，总会在实践中结成各种群体，相关群体又会进一步结成“类”关系。“类”是人重要的生存方式，是对个体独立性的扬弃。人不仅自身存在于类的联系中，而且具有清醒的类意识，能自觉地将类的内在规定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之中。“本性”通常指规定性，也就是规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一事物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那种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即教育家的“规定性”，是对教育家的存在状态、行为方式和变异限度的内在规定，是教育家之所以为教育家的特殊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根本特性，主要指教育家这个整体所共有的社会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人的类本性的特殊，表现为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各种特殊的本性，例如特殊的需要（以育人为第一需要），特殊的情感（爱之，诲之），特殊的社会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特殊的奉献与特殊的社会影响（通过育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教育家满足自己特殊需要的特殊方式）等等。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又是教育家群体性（民族性，时代性，流派性等）和个体性之一般。尽管每位教育家都具有由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人生经历和教育活动等因素造成的独特性，但同时也会拥有因为相同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共有的典型特征。教育家的类本性包含了教育家的群体性和个体性中的共同的本质的因素，是教育家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正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教育家们“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最高归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又逐步转换为一种潜意识存在于每位具体教育家的活动方式之中，成为一种与教育家个体生命融为一体、近似本能般的存在，一种使教育家一旦失却便会感到乏味、遗憾、内疚、痛苦乃至负罪感的精神支柱——这是教育家文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核心成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率性而为——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逐步获得的“类本性”行事，不带丝毫勉强，更无需时时鞭策。在与“类本性”相符的日常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将会忘却各种辛劳和苦恼，沉浸于一种对生命本性的自由享受与深切体悟之中。
二、教育家“类本性”的生成与演进
从根本看，教育家的类本性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角色特征。社会分工规定了教育工作者的“类存在”与“类生活”，造就了教育家的“类本性”。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过：“世界只不过是由面孔组成的，每种职业都规定出一副面孔，以表示它想成为人们认为它应当是的那副样子。”[2]社会分工的逐步确定，使社会对各种职业形成并逐步强化着某种期待，进而转换成各种职业的角色规范。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虽然以教育家个体的存在与活动为前提，且由个体的活动组成和完成，但教育家个人只有处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中，伴随着一定的社会交往，才能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因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会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交往中，通过释放与吸纳，交换与补充，在目的与理想、理智与想象、情感与意志等方面获得大同小异的发展。换言之，教育家们在社会特定的角色期待中从事教育实践，就会逐步经由角色认同达到角色适应，养成社会期待的特定性质和特定本性。
与此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来自历代教育家品质的积淀与遗传。人同自身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实践不只是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也包括有目的地认识自己，改造自身，在同自身的关系中表现出自我的本质力量。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既需要正人、育人，更需要正己、律己；既培育着受教育者，也塑造着自身；既把自己的需要、目的、观念、智慧、力量和情感凝聚和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也凝聚和体现于自身，逐步积淀为稳定的品质，并经过“社会遗传”（或曰“获得性遗传”“积累起来的遗传”）“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3]，成为所有教育家的类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自身进步与社会发展双向作用的结晶，是一个同化和顺应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所谓同化，是教育家以自身要素结构为基础，去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环境因素，把包括其他教育家的积极影响在内的外在环境因素纳入自身结构，促进自身的丰富、提高和发展。所谓顺应，是指教育家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调整自身素质的要素与结构，使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不断生成与演进的。可见，教育家的类本性既不是来自于教育家活动之外某种神秘因素的赋予，也不是自身某种固有本能因素的自然外化，而是直接在其历史活动中逐步生成与演进的，是历代教育家在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得以建构的。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家们在释放和发挥潜能的同时，又以开放性态势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活动因素，从而获得和生成新的素质养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素质结构，提升素质水平。
三、教育家类本性的基本内涵
教育家的类本性涉及教育家的全部文化构成，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包含着若干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成份。
（一）与教育休戚与共，融为一体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无一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教育，休戚与共。他们对教育有一种外人看来不无偏执的坚定信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育”等，是他们坚定的主张，更是他们的终极关切。他们的喜怒哀乐系于教育的兴衰成败。遥想当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夜不能寐。胡适则曾向外国友人表示：“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4]晏阳初说：“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统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吾辈愧为民主制度共和下的人民，不能自立自新而影响及于全世界的祸乱；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20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5]。他们从艰苦的教育活动中获得了无穷的、至上的乐趣，将教育的成功视为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父”的容闳，得知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历经18年周折终获清政府采纳的消息时，“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6]，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与教育荣辱与共，爱教育爱到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痴迷程度，乃教育家本性之最灿烂的光辉。（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十分注重经由学习走向自我完善，实现教育立国、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抱负。教育家们的学习不仅指读书，也包括向自然和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晏阳初当年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结果却从华工那儿受到教育，发现了民众的巨大潜能。这种发现使晏阳初在立场、观点和感情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获得了一生为平民教育奋斗不息的无穷动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吸收和继承民间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他的教育论著中充满着乌克兰民族的教育智慧。教育家们的学习贵在“不厌”。“不厌”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境界，是“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样一种境界。学而不厌是教育家最重要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获得其他教育品性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不间断地学习，他们能够领略和享受知识和人生的乐趣，开阔视野和心胸，养成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诲人不倦”的动力既来自对学生的爱，也来自对教育的信念。只有对教育力量深信不疑，才能形成“不倦”的情感与意志。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自学得来的渊博知识、丰富阅历和深邃思考广为施教，经常在公共场所对一切乐于听取教诲的人演讲，劝人为善，盼望人们努力成为有德性的人。他不仅不索取报酬，甚至还愿意倒付钱。我国明末清初大教育家王夫之因不肯向清政府屈服，自33岁起便隐姓埋名，在“良禽过而不栖”的荒山野岭中授徒讲学。居无常所，讲无课堂，只得“借僧寺授徒”。“严寒一敝麻衣，一褴袄而已，厨无隔夕之粟”，常与弟子们一起“昼共食厥，夜共燃藜”，以山中野果果腹，燃野草取暖。“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王夫之坚持著述和讲学，“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纂著”。67岁时，从游诸子求为解说《周易》，他因久病体弱，形枯气索，无力为诸生口授讲解，“乃于病中勉为作传”，授予诸生。王夫之这种不屈不挠、鞠躬尽瘁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学生，甚至还感动了前来行窃的盗贼，使他们在惊叹之余“相戒无犯焉”。[7]
“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是教育家教育本性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自觉，旨在自我解放；后者是觉人，旨在解放他人。以自觉觉人，在觉人中深化自觉，亦即教学相长。
（三）做人与教人合而为一
综观教育家们的生平，可以发现其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常常重合一致，教育活动与日常言行几无差异。古代孔子的弟子是在与孔子朝夕相处中随时随地向孔子学习的，孔子教导儿子与教导学生并无不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隐私。现代的梁启超把9个儿女培养成包括3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在内的俊杰，被誉为著名的家庭教育家。梁启超给儿女的普通家书，几乎篇篇都是情真意切的家庭教育教材。在儿女眼中，梁启超的父亲角色与导师角色完全重合；而梁启超视弟子则如同己出，呵护有加。教育家们的教育活动是其类本性的自然挥发，发乎本心，布乎四体，他们不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为人师表”，不需要为教育学生而以身“作”则。他们已进入从心所欲的境界。还有一些教育家在严酷环境下不屈不挠，坚守自我，更是世世代代的楷模。像古代的苏格拉底，现代的鲁迅、马寅初、梁漱溟、傅斯年等，都用实际言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出了最具教育效力的诠释。
当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因素，一些具体的教育家也很难完全彻底地避免人格中的某些矛盾现象。可贵的是，许多教育家对自己身上的双重人格能保持一种自觉、警惕，并努力加以暴露与克服。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经历了不幸岁月后的晚年写过一部反思性自传体著作《忏悔录》，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崇高与卑劣同在，坚强与怯懦共存，真诚与虚伪并行。卢梭的忏悔行为表现出了人格的伟大，也表明了真善美最终能够战胜假恶丑，这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四、教育家“类本性”的认识意义
教育家的类本性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伟大对平凡的超越。教育家是从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家，就在于他们以“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涌动，在人格、业绩和社会影响上逐步脱颖而出，逐步超越了普通教育工作者，成为出类拔萃者。从数量与从属关系上看，教育家是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而从作用上看，这个小类却是能为大类提供思想、理论、精神和实践榜样的精粹力量。数千年来，教育家这个小类的类本性在形成过程中总是与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的类本性不断地进行交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探索和认识教育家的类本性，正在于自觉有效地促进这种互动。
教育家的类本性在世世代代漫长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显露。当它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后，就如一面旗帜，召唤并吸引着当代与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自觉地认同与占有，使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家整体达成一种全面联系，这无疑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文化心态，一种超我的力量，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其自觉地向教育家的本性“类化”，进而延续与扩大教育家队伍。
教育家的类本性把一个个教育家联结到一起，并且作为每一位教育家发挥独立个性的前提。作为类的规定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底线标准，对于每一位具体的教育家而言，他既是教育家的类本性的承担者、体现者，又是发挥自己教育个性的独立主体，他将在自觉体现教育家类本性的前提下自主地走向个性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2]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M].何怀宏，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43-4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4-565.
[4]胡适.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9-40.
[5]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G]//晏阳初.晏阳初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19.
【论文摘要】大力发展我州的中等职业教育,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在于创新,在于推进素质教育。要更新教育观念,突出专业特色,强化技能训练,转变办学机制,强化实践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拓展就业市场,实现充分就业。
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基层第一线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其根本在于改革,在于创新,在于推进素质教育。
一、更新教育观念,树立素质教育观念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科学技术、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已迅速到来。作为担负国家职业教育任务的中等职业学校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围绕培养目标承担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任。
因此,我们必须更新教育观念,打破常规,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人才观,确立新世纪、新时代“以能力为本位,素质教育为基础”的职业教育观念。这是新世纪新时代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思想观念,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劳动者的素质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更关系到职业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二、突出专业特色,优化专业结构
中等职业学校要按照“订单培养”的方式推动学校办学模式的改革,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瞄准就业岗位需求,主动做好市场调研,按照就业需求设置专业和配置教学资源,在就业市场上打造有影响力的骨干专业品牌,形成专业特色。要紧扣培养目标,坚持“以能力为本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贯彻州委州政府提出的“三十二字”发展总体思路,即生态立州、科教兴州、农牧稳州、工业强州、旅游富州、文化扬州、依法治州、稳定安州,以旅游、会计、机电、藏羌艺术、农畜产品加工、农业种植、畜牧兽医等专业为主体,着力于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专业设置、课程结构调整,重点落实“重政治、厚基础、强专业、精技能”,适应市场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变单一性专业为复合型专业;变窄专业为宽专业;变单一功能专业为多功能专业,拓展专业容量和办学路子,扩展学生知识面,以更有利于学生一专多能,全面发展。
对专业课程结构加大调整力度,体现素质教育。首先开好开足培养学生政治思想素质的课程,如毛思邓论、“三个代表”、职业道德、法律等课程,同时进一步强化等级考试、职业技能鉴定课程,如普通话、旅游英语、计算机网络技术、会计电算化、电工、农业种植、畜牧兽医、导游等课程,增加实训课时数,如会计操作模拟实习、市场营销模拟实习、计算机上机操作、电工实验实习、导游实务实习、公关礼仪训练等,保证素质教育在教学过程中的实施。
三、改革课堂教学,突出技能培训
在课堂教学中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动手型、应用型人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基础理论课还是专业课在课堂教学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每一门课程至少培训一项技能,如语文课训练学生普通话水平和口头、书面表达能力。计算机课则训练学生的上机操作能力,规定课堂教学和操作的比例不少于1∶3。会计、市场营销、导游、酒店管理、电工、动物解剖、舞蹈、声乐课等都有实习、操作或练习的设施和基地,使学生在“会”而不仅是在“懂”字上下功夫,真正成为有实际动手能力的人。
推行技能等级考试制度和职业技能鉴定制度,促使学生实现“一专多能”的目标。学校应规定在校学生在校期间必须通过计算机一级、英语二级、普通话二级甲等等考核合格方能毕业。此外各个专业还要对学生作出特殊要求,使每个毕业生都获得多种上岗证书。如烹饪专业学生除获得毕业证书外,还必须拿到烹饪师证书;市场营销专业必须拿到商品营销员证书;会计专业必须拿到会计员证书;旅游专业必须拿到导游证书等。
培养尖子人才,树立职业学校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了保证等级考试和职业技能鉴定落到实处,并使一部分学生脱颖而出成为技能尖子,职业学校要组织学生进行技能比赛,如书法比赛、作文比赛、演讲比赛、公关礼仪比赛、营销洽谈比赛、会计计帐比赛、烹饪操作比赛、汉字速录比赛、电工操作比赛、才艺比赛、模拟导游比赛等。职业学校每学年上期可进行系列技能比赛,下学期可举办技能竞赛周活动,并形成制度,使比赛和竞赛活动项目覆盖学校各专业,为学生成才创造条件。
四、挖掘智能潜力,发展学生个性
实施素质教育关键要为学生创造一个宽松愉悦的学习环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多学一些他们喜欢的知识,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可为学生开辟第二课堂,成立各种兴趣小组,努力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其毕业后的创业奠定基础。在开展活动时应制定《课外活动开展及考核管理办法》,加大对活动的管理、指导力度。一方面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开展、参与课外活动,另一方面规定硬指标,将教师开展课外活动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并将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情况纳入学籍管理。要积极利用学校现有设施,如教室、实验室、多媒体教室、阅览室、音乐室、画室、舞蹈练功房、操场、橱窗等,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努力为各兴趣小组提供条件。要注重管理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加强课外活动的过程管理和成果考核。从上报方案、制定计划、学生报名、人数统计、考核考勤、成果展示、成绩评定等各个环节实行全方位的指导和管理。
在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同时实行选修课制度,让学生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选修课一般是教学计划中没有开设的,或教学计划中只在某个专业开设但比较实用的课程。如汽车驾驶、证券金融知识、音乐欣赏、烹饪操作、公文写作等。学校开课前可事先公布担任选修课教师名单,实质上是让老师挂牌上课,提高教师知名度。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喜欢的老师,其学习积极性会大大提高,个性会得到充分发展。五、转变办学机制,强化教育实习
职业技术学校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促进职业教的开放性和多样化。重点是要实行产教结合、校企合作,进一步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继续大力推进双证书(学历证、国家职业资格证)制度,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加大实践教学力度,一要重视实践基地建设,在农区牧区开辟见习、实习基地,让学生在我州拟建成全国最大的国际精品旅游区、最大的牦牛产品加工区、最优的水电工业经济区和最优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区的实践中经受检验,积累经验。二是要保证第三年到基层实习。三是可采取灵活多样的学制,如1+2、2+1、1+1+1等。要大力提倡“工学结合”、“半工半读”,逐步推行学分制,建立学分银行,以便于学生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也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提高办学效益。
六、抓现代化设施,师资队伍建设
现代化教学手段和设施是推行素质教育的技术支撑和条件保障,而职业学校素质教育要以现代化教学手段和设施为前提条件。职业学校要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增加现代化教学投入。如增加计算机的使用量,完善音频、调频现代化语音设备,建立会计模拟实验室、市场营销模拟实验室、电子电器实验室、多媒体教室、电子阅览室、舞蹈练功房等,为各专业现代化教学、素质教育、实训操作打下坚实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基础。
职业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关键在教师。新世纪新时代的职业教育要求高学历、有技能,一专多能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要从师德入手,要经常组织教师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制定教师工作规范条例、教学质量管理规定、教学质量考核办法,教师工作考核手册等,从规章制度、常规检查来规范教师教书育人言行,把素质教育落实到教学的每个环节。
生命是地球上最珍贵的财富，尊重生命，肯定生命，弘扬生命的价值，是美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品中充溢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抓住人文性质的生命价值是美育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美术作品思想内涵的基础。这种隐含于美术作品深层的美育意义体现在许多方面，它在作品中，既是现实生命意义的反映，也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学生理解并掌握了它们，不仅对自然、社会、人生、他人、自我等有积极的伦理态度，而且更利于他们探求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价值，这正是美育的根本目的。
美术是真善美的统一，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呈现。人类的理想、愿望、情感、意志、个性、尊严、教养、道德、价值、生存状态、智慧、美、爱、自由等等人文特征，蕴藏于不同的时代、历史、民族、国度的艺术家们所创造的美术作品中。强烈的生命意识，给作品赋予了生命的价值。任何美术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不仅注入了作者的情感，而且表达出生命的意识。不必说反映人类现实的作品是生命现象的瞬间定格，就是风景写生描绘，也有作者生命情绪的内涵和律动。詹健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中，富有动感的五个人物形象在日寇的包围中即将跳崖的画面，正是无数先烈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中华民族亿万民众生命壮举的缩影。欣赏这幅画的过程就是让学生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性和悲壮性的过程。这种欣赏与学习，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感受鲜明直观，能让学生对英雄们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充满敬仰。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也如此，学生在鉴赏中激发了内心的感情，充满了对人类美好事业的热爱，产生了追求真理的热情；蒋兆和先生的中国画巨作《流民图》，让学生看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生活，启发学生对罪恶战争的愤慨与谴责；古希腊的《米洛斯的阿芙罗蒂德》、意大利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等作品，无不饱含着对生命美的礼赞。英国画家康斯坦布尔的《干草车》、中国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齐白石的花鸟画、徐悲鸿的奔马等等，虽为风景、山水、花鸟作品，却都有充盈的生命表达，使学生受到珍视生命、保护环境、珍惜生活等方面的教育。
有的美术作品更是以美术特有的艺术语言蕴涵着意味深长的苦心孤诣，鉴赏中给予学生带来极大的教育与震动。如欣赏潘鹤的《艰苦岁月》后，学生与画面中的小战士比照，感到了各方面的悬殊差距，引起了深深的思索；罗中立的《父亲》所产生的强烈视觉冲击力和深沉的内涵引起学生对父辈的回望与关注，内心的感激与愧疚之情怦然而起，有的学生更在赏析时潸然泪下，受到极大的震撼。这些事例有力地说明了美术的独特力量，美术作品的直观效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美育作用，是其它学科无法比拟的。
美术鉴赏中的形象观照具有超功利性，但绝不应只作“道德教化”的狭义理解，因为这种审美理解，是人的理性积淀在感性之中，是人的理解溶化在情感之中使然。“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2]4，正所谓“理之于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3]58。学生是因此“于无声处听惊雷”，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高品位的艺术享受中受到真善美的感化，从而热爱生命，尊重生命，自觉提升生命的价值。
美术课要着眼于社会运动变化中的和谐美
在高中美术课中，如果教师仅以画面的“故事”讲述，即使加上一些美术技能技巧的分析作为欣赏的模式，其结果同样是忽略了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即忽略了美育，依然是属于认识教育的“智育”，并没有成为针对高中学生的“美育”。美育不仅提高学生的智力，更需要提升学生的情商，后者具有其它学科没有的特殊功效。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有渊博的科学知识，高超的技能水平，还要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能够自觉地遵循美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智力产生能力，情商产生动力，创新才是结果。而其基础，当然是懂得美，热爱美，有一颗向美之心。美育正是通过现实美和艺术美打动人的情感，使人在心灵深处受到感染和感化，产生执着热忱的事业心，从而具备正确的审美观点，生成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丰富自身的人生情趣，为到达理想境界目标不懈努力。追求“人生的情趣和理想境界”，正是美育的重要目标，是美的生命真谛。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不仅是人的外表，还包括人的内心、情感、情绪、理想、追求，它们是和谐人生的主要“构件”。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谈到追求人的本性的完善时曾说道：美育是“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的教育[4]102。
和谐是美的基础，美是和谐的结果。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和谐美也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万物在运动中产生的统一体。人类的伟大，正是在于能够保护自然，实现“天人合一”。和谐，是艺术作品中重要的形式美原理。比如说，美术作品中有均衡美，但打破均衡的变化后，能理解其美的涵义，则是美术鉴赏的更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美学从和谐的客观基础出发，认为和谐是美好事物的重大特征之一，就在于它含有运动变化的生命现象，产生赏心悦目的情感因素。现实本身合乎规律的过程就是和谐过程，也是艺术中和谐的本源，这在优秀的美术作品中随处可见。例如名画《蒙娜丽莎》，达•芬奇就是以生命的活体为模特，创造了一件构图和谐、比例和谐、色彩和谐、透视和谐、人与背景和谐的珍品。审美中存在形式美，然而这一法则也在不断变化。正因为如此，平面的美不如动态的美有吸引力、感染力，舞台艺术的美也逐渐被影视艺术的美替代。和谐美的对象不断发展变化，人们才不会审美疲劳。
十六七岁的高中学生，正处于人生的花季，他们在知识、年龄增长的同时，社会文化也突飞猛进，以其不可阻挡的强大冲击力进入他们的生活。青少年思想活跃，观念新颖，是建造祖国明天和谐社会的栋梁，应该是人格和谐的人。培养他们成材，需要智育，更需要美育。如果说智商是基础的话，那么情商则是生命的活力和动力，创新是人走向成功的关键，情商往往能够激励指导人的创新意识。无论是人的成长，还是人的事业发展，抑或与人交往、在团队内从事的社会角色，都离不开情商。情商就是生命意识的涌动，其水平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有时甚至会超过智力。高中美术鉴赏课，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与私利的审美活动，其目的之一是消解学生在现实世界生存中被扭曲或异化的思想、观念，促使学生发展变化，激发他们自制、热忱、坚持、以及自我驱动、自我鞭策的能力，成为自由、和谐、完整的生命体。美术鉴赏课的性质与深刻内涵，是定位在“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理解美术文化，形素养”[1]层面上的。以美术作品中的先进文化内涵，协调学生在生活中的情感、情绪、认识、心理，化解被物质化生活积聚的焦躁、抑郁、消沉和迷惘，使他们能在学习生活中处于一种审美的、和谐发展的状态，激励自己向真、向善、向上，催动追求完美的向美之心，促进实现生命在社会运动变化中的和谐美，使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达成和谐。
美术课要为学生成长打造学科美育基础
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54的光辉思想。“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就是说实践主体———人，总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去衡量对象，在意识中使对象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改变，形成“美的规律”———即形式美规律。这一过程体现出的美，陶冶了人的性情，净化了人的感情，将人引向胜利之路。这种形式美，体现在各个学科中。例如语文，以美的语言描绘美的风景和场面，塑造美的形象，表达了各种丰富、美好而细腻的情感。即使古老的中国格律诗，其中也有丰富的形式美成分，像声韵，对仗等等；英语学习中，学生无论在听说训练还是朗诵诗歌，首先应把握的是英语语句的节奏、节拍和升降，使词语的音美和义美密切结合，以反映英语语调的和谐美，形成完整的语句形象。在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也正是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将探索引向光明，取得成功的。杨振宁先生是著名物理学家，曾把物理学之美分为三种类型：即现象之美，理论描述之美，理论结构之美。尽管大千世界万紫千红，各种物理现象与过程千差万别，但本质上可以逻辑地归纳，成为不多的若干基本概念和原理，使物理学的理论体系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简洁美。
对称是形式美的重要表现方式，在一般人认为“纯逻辑”而“枯燥”的数学中，对称处处留下了美的踪迹。在几何上，平面的情形下有轴对称和中心对称，空间除了直线对称和点对称外，还有平面对称。著名德国数学家魏尔更是赞叹数学的“美和对称紧密相连”。对称在艺术、自然、科学上的例子屡见不鲜，在自然界人们可以从亚原子微粒子的结构到整个宇宙结构，乃至每一尺度上都能找到对称的美。另外，从建筑艺术设计的建筑物外形到工业设计的日常生活用品，从动植物外貌到生物有机体的构造，从化合物的组成到分子晶体的排布，都有对称美的存在。美在化学中也处处展露，如化学实验中的形式美、过程中的变化美及实验结果的创新美等。伟大的居里夫妇就曾为镭的颜色所倾倒，惊呼镭不仅自动发光，还有“美丽的颜色”！由此揭去了镭的神秘面纱，开始了科研与治疗人类顽疾的美的旅程。音乐中的美更是令人陶醉，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唱红了东西南北，给静态的中国瓷器赋予鲜活的生命，词作者方文山的词风美，周杰伦的曲调美、旋律美、唱腔美，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美和博大精深的生命内涵，它是唱出来的工艺美，更易被青少年群体所接受。美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变化的规律。在艺术领域里，无论是美术、书法、摄影，还是音乐、舞蹈、戏剧，观众总是希望在欣赏中看到新的变化。的确，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聪明”，但要创造变化，还是要靠人的智慧、激情。激情能够点亮智慧，而变化是激情的结晶，是生命的象征，也是美的基础。
以书法的欣赏来说，不仅因为它们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汉字，也不仅是书写工具的特殊性，更因为书法的点线组合富于造型变化，形成了书法艺术“无声之音，无形之象”的抽象美，渗透着书法家的思想感情，“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另外，像摄影作品虽为静态的艺术，但在瞬间的画面中，展现出生活充满变化的纪实与艺术；音乐通过音响、节奏、旋律、音色、速度、力度、曲式的变化与组合，在一定的时间内或强烈，或舒缓地表达着人们的情感。宇宙间最有魅力的美来自生命，而运动变化着的人体，则充满了生机勃勃的生命力，舞蹈，作为“生命运动的形式”，正是变化与美的艺术。
至于综合艺术中的戏剧，综合了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姊妹艺术的元素，集中了编剧、导演、演员、美术设计、音响效果等各类专门人才的智慧才能，所创造的形象是时间与空间、视觉与听觉、直观与想象等紧密结合的复合影像，是运动的、充满美的变化的直观形象。欣赏戏剧艺术，等于同时集中而又广泛地接触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各种艺术，其美育的功用是全方位、深层次、综合性的，可以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促进审美素质的全面提高。美术鉴赏教学，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和感受美、鉴赏美的能力为目标，是形式美的教育，应该成为促使学生用“美的规律”来创造对象，来衡量事物，来促进对各门学科的学习与理解的桥梁与媒介，并以此来美化自己，更优化自己。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有的学校因种种缘故没有开设美术课，造成学生美术知识的匮乏，忽视了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使部分学生误以为，只要达到自我视觉上的满足，就是具备了欣赏能力，他们抑或只能欣赏，不会鉴赏，抑或幼稚地认为“容貌+时髦=美貌”，盲目追求新潮，追求与众不同的“个性化”，凡是“洋”的“奇”的“怪”的都当作美的，因而出现了一些美的误区。这些审美现象中的错位，是由于长期忽视了美育，忽视了对美与丑的正确认识与辨别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审美知识和审美能力方面出现断层，造成思维空白，追求庸俗，影响了他们对人生目标的思考与进取。
可以说，对高中学生的美术鉴赏教育、形式美教育的确是非常必要，它不仅是美术课的内容之一，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各门学科学习的助推力，其直接功能更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间接功能还有辅德、促智、健体等等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美育对于青少年来说，最为重要的内涵，应是它的超越功能———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所形成的对人生目标的积极进取态度，对人生审美意趣和理想境界的追求。这与会欣赏歌曲、会写美文或者掌握一套形式美规律不是一回事。而理想境界，更不是物质生活的高度奢华。现代美育的理念，应着力于强调对人生美好理想的追求，对诗意人生的促进，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生命价值认识的提升。
艺术具有丰富的美育内涵和教育功能，这一观念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高中开设艺术课的根本目的不是培养艺术家，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提出的五个模块的设置目的，也不是要培养学生成为美术家。其根本使命是“以学生为本，面向全体学生，着眼于学生的终身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重视学生的成长过程，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6]从而引导、培养学生具备发现和创造美好生活的趣味与能力，激励学生以今天的现实为起点，努力追求高品位的生活、高境界的人生。这不仅是高中学生追求个体生活幸福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向美育提出的时代要求。在新课改的平台上，高中美术课程，应该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打下学科基础———通过美育，使学生具有轻松愉悦的情绪情感，具有精湛入微的专业技能分析，此外，更要给学生以生命激情的触发，启迪他们对生命进行哲理思考，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者。
论文摘要：随着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提升，我国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从提出到现在大致经历了萌芽和雏形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演变，但研究还存在理性化程度不高、综合化有待加强、规范化明显不足、科学化急需提高等问题，成为今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努力方向。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论；教学论研究
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而产生的职业教育，在当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现代化教育的重视和关注，进入了其自身发展的春天。职业教育特有的职业属性，是其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这要求人们在开展教育教学时要采用与之匹配的特殊教学目标、方法、内容、媒介等，即要求出现一门与之匹配的、特殊的职业教育教学论。可见，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迫切呼唤理论的指导，但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职业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从提出到现在不到20年。其理论研究不够充足，学科建设也仍未完成，还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且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现就近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予以反思，并展望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历程
为追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历程与发展近况，用“职业教育教学论”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1979年至2011年内所有文献进行模糊匹配的跨库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23篇文献，全部为期刊论文，没有硕士或博士论文。剔除其中重复刊登的论文，最终只有18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分析得到结果表明，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马庆发教授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先后发表三篇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研究之门，而从那时至今的近20年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以教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引入与介绍和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提出等准备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为5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引入当时德国职业教育致力推广的引导探究教学法，提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是职业教育关键所在的新理念，倡导“行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价值取向，并萌发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性质的初步研究和对现代教学论教学方式在职业教育中的迁移应用讨论等。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是概述式的、零散化的、片面性的，缺乏具体化的实践工作和全面化的系统介绍；二是介绍与引入的过程中，缺乏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造性和针对性研究，如研究中关注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一种对方法的简单移植和直接运用，缺乏对方法本身及其应用的批判性反思和本土化思考；三是对职业教学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基本概念、学科结构、理论依据、目标与建构等内容没有涉及。
第二个阶段为雏形阶段（21世纪初以来），以不同角度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的初步试探性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逐步增加，但核心论文共5篇。研究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包括对专业教学论的学科特点、学科定位和学科前景的初探；其次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多角度探索，这类研究占本阶段论文数量的五分之三，是开展得最多的研究，如隐性知识管理视野的职业教育教学论探索和整体性学习的职业教学论探索，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析了职业教学论的概念特征、方法手段和发展前景等；最后是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整体性引入和介绍，包括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介绍，和对德国职业教育技术教学论六大理论模式的探析。
由于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因时间的短暂和研究力度的不够，使研究还称不上全面与深入。研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但还不够深入完备，如我国学者提出职业教育的生活教学论、技术教学论、经济教学论等，都还停留在理论表层，没有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应用及实践研究；二是进行了对职业教学论体系建设的初探，但是这些建设自成体系，还未达成统一共识，这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处于一个混沌阶段；三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系统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引入与介绍时不仅介绍学习职业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教学法等，还介绍学习了其实现形式、反思启示、新视野等；四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关系区分不够，且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研究。
二、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已发表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期刊文章从数量上看是繁荣的。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发表的篇名含“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有904篇，这个数量是可观的。但其中占绝对比例的是实践感悟、操作指导一类的文章以及讨论理论应用的文章。如含“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文章占39.8%，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占31.3%，含“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文章占24.2%，含“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文章占13.9%。这些文章几乎超过了整体的90%，可想而知，含有“职业教育教学论”“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等的文章是屈指可数。再回顾我国目前已经历的两个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阶段的研究特征，可以看到，这些现状都表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充实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研究的理性化程度不高
在各类科学研究中，理性研究的程度一直是各类理论是否科学化的标准。然而，我国当前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理性化程度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一是基本概念、结构等的界定不够明确。以我“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界定为例。虽然我国研究者在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论流派的影响下，确认了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发展演变为“基于‘职业科学’或‘职业领域科学’学说衍生的‘职业教学论’或‘职业领域教学论’的概念思想”，但是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公认“职业教育教学论”概念业论述。二是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理论成果都是将德国等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普通教学论的思想移植到职业教育得来的，使研究存在理论创新性和移植适应性的问题。三是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还没有从根本上与普通教育教学论分别开来。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在教学理论的实践和摸索中，也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论证和分析，但总的来说，作为理论基础，其坚实性尚不够。
（二）研究的综合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研究力量与普通教学论相比是绝对薄弱的。这种力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综合化进程。一是研究方法上，多是对普通教学论理论知识的归纳上进行简单运用性研究，很少进行教育理论的思辨性研究与生发性研究。如根据普通教育的各种教学论理论在实践中的实践情况，将几种有效理论提取出来，直接运用到职业教育教学。二是研究内容上，过于片面而忽视了对学科体系建设的综合研究。如我国研究者已明确表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并不等同于职业教育教学论，它只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远远超过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内容综合性不够的最好证明。三是研究范围上，就当前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的实践研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问题，如本质属性、理念定位、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因素等的元认识研究还不足够。
（三）研究的规范化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普通教育教学理论与介绍各种国际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探索和讨论。研究多为方法移植和思想借鉴的风格，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问题、性质、范式甚至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深入的解决。而开展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基础进行自定义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组织或研究机构，彼此间的研究合作度低下。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即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规范性不高，规范化程度明显不足。学术研究规范的核心是思维形态上的规范，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实现规范化程度提升首先要解决问题。
（四）研究的科学化急需提高
各种教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向我们告示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关键因素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课堂事实感知不够真实客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多是研究者在学习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移植建构的，缺乏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真实情境和真实材料的客观感知，这种理论具有主观性和假设性。二是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科话语体系。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表述方式，是所有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三是还没有一个科学化的评价体制来评价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
三、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的研究越来越活跃，欧洲很多综合大学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或教席，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支持相关研究。目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研究的重点是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开发设计。”，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表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研究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新鲜活力的处女地！”“有志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科研人员应该及时跟进，有可能也必然会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仔细分析把握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保证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有效研究发展。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趋于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工作，除继续开展具体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外，其更大的关注点应置于满足学科发展研究，进行学科本体的建设。即要通过对教学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学科知识结构、认知实践理论等的学科理论知识的元认知进行充分研究，实现教育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完善，最终获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成长。且在学科成长的同时逐步趋于学科成熟，实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即在学习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用中国式的研究方式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问题，从而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与本土化，彰显创新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研究实现知识的经验积累到理论创新
职教教育教学论的学科化及其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取决它的科学化程度，因此，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工作的核心。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国内、国际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学思想进行经验性的积累和总结。这种积累和总结是简单、表象、粗糙的，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普通存在着对概念的表述和对知识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简单而直接，常常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解决这种问题，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中，加强科学指导下的经验积累，实现理论知识的沉淀，并在科学化的经验积累过程中去探索新的天地，以实现理论创新。
（三）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专业化
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关注的增加，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春天，而与之匹配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将吸引更多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者参与到教学论的研究中，从而使得教学论的研究队伍得到空前壮大，其专业化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关 键 词】教育知识/实在化/教育哲学
【作者简介】雷云，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9）02—0171—05
“教育知识”从兴起至今不过十数年时间。在这短暂的历史中，学界积累了颇丰富的研究文献，聚集起较固定的研究群体，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至此研究热潮，教育学者更应对已有研究及其问题保持冷静的理性思维，对未来的研究取向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鉴于此，本文拟从厘清“教育知识”的兴起入手，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反思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而设定适切的研究取向。
一、“教育知识”术语的兴起
术语的兴起缘由往往隐含着深刻的研究趋向，考察“教育知识”的兴起可为本文奠定反思的基础。检索文献可知，“教育知识”最初是一个并不被学界所关注的俗语，常见于教育知识的“宣传”、“讲座”等新闻稿件的题名中。人们在常识理解上使用“教育知识”，意为“关于教育方面的知识”，简单易晓毋庸再费思量。然而正是“俗语”印象阻碍了人们对“教育知识”深入思考，并使其长期以来未能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国外情形与此相仿，“教育知识”也很少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难以寻获专论“教育知识”的外文文献。比较而言，“教师知识”算是与“教育知识”相近而又流行的术语。不过，“教师知识”的理论构成与“教育知识”相关程度并不很高[1]。
作为研究术语，“教育知识”最早见于《教育知识学科称谓的演变：从“教学论”到“教理学”》一文。此文对“教育知识”进行了初步界定，认为“教育知识”泛指教育领域的所有系统知识[2]。虽然该论者并未深入分析，更未意识到选择使用“教育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但由于此文首次规定“教育知识”的内涵和用法，初步赋予其术语身份，因此对于考察“教育知识”术语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细读此文，论者通过对“教育知识”形态的分析，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画面，“教育知识”是贯穿始终的“共同要素”。“教育知识”术语的首次使用与学科发展相联系，旨在解决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该论者对“教育知识”所作的学术选择，不久就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响应。随后有论者发表了“创新教育知识体系”的文章，提出要“努力创建以教育结构－功能实体的解析为基础、科学与人文融通的教育知识体系”[3]。至此，“教育知识”的术语身份逐渐确立，教育知识研究之兴也隐隐可现。
“教育知识”概念，从限于常识理解的俗语到教育理论研究的关键词，是教育研究主体集体选择的结果。什么原因使教育研究主体做出如此抉择？从“教育知识”兴起的学术背景看，大致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哲学界对“知识论”的研究为“教育知识”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持。当代哲学知识论研究方兴未艾，金岳霖《知识论》与罗素《人类的知识》是传统知识论研究的代表作；齐硕姆（R. M. Chisholm）《知识论》、希尔（T. E. Hill）《现代知识论》是现代知识论的代表作。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西方著作被译介，国内研究也成果斐然。知识论研究为“教育知识”的兴起做好了理论铺垫。其次，教育学科的发展为教育学者集体选择“教育知识”概念提供了现实契机。上世纪初，教育学沿两个方向“分化”：一是由于教育研究的深化导致教育学纵向分化，从内部衍生出“成人教育学”、“老年教育学”等学科；二是教育学与其他学科“联姻”，交叉性分化出诸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生物学”等学科[4]。“分化”之后，“整合”的要求随之而生。教育学“学科整合”是一个重大课题，近来有学者探讨了学科范式的整合[5]。然而“整合”的首要问题则应是选择什么术语将各分支学科凝聚起来。由于“教育学”曾作为一门学科名称出现，“教育科学”在汉语中并无单、复数之分，使用这两个概念都容易造成逻辑混乱；“教育理论”似偏于“血缘性”教育学科的指称[6]，也不适合统领众分支学科。于是，“教育知识”便浮现在教育研究者眼前，从此登上教育研究的学术舞台。
二、教育知识研究的主要论题
（一）教育知识的类型。“类型划分”是认识“教育知识”的重要方法。“教育知识类型”是多数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研究者大致从两种角度划分教育知识：一类根据教育知识的生产空间、存在形态与知识特性进行划分。根据生产空间的不同，教育知识可分为情境性很强的现场知识与脱离了具体情境的理论知识；根据存在形态的不同，教育知识可分为停留在个体头脑中的个人知识与离开个体头脑的公共知识；根据知识特性的不同，教育知识可分为可言传的显性知识与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以及表示“是什么”的陈述性知识和“怎么办”的程序性知识[7]88。另一类则主要根据其他学科对知识类型的划分类推教育知识类型。例如，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早期教育知识是前人积累下来的教与学的经验，是个别的、主观的知识，主观知识被同时代或未来时代的人所确信就成为客观知识；普遍知识与特殊知识，特殊知识是属于某个领域、场合和时代的知识，普遍知识是包含“所有”或“有些”这些字眼的知识；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教师与学生直接的教育交往产生的知识属于直接知识，借助其他学科知识研究教育现象，所得知识属于间接知识[8]19-32。
（二）教育知识的发展阶段与特征。借福柯知识进化观研究教育知识发展阶段，教育知识历经思辨型、浪漫型、实用型和科学型四个阶段[8]61-74。知识主体凭借主观思维，通过冥思苦想、繁琐思辨产生的教育知识处于思辨型阶段；否定或轻视现实，将知识标准寄托在“超验”或“超现实”的理想上，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教育知识处于浪漫型阶段；以实际运用为目的，关心教育如何发生和发展、如何进行等问题的教育知识处于实用型阶段；科学型阶段是教育知识的最终、必然的归宿，是前三个阶段的综合。教育知识的发展表现出体系不断成熟、类型不断丰富和反思不断自觉的特征[9]。根据体系的成熟状态，教育知识的发展历经无形的教育思想、有形的个人理论及有形的学科理论三种形态；教育知识的发展过程中新形态的出现并不能宣告旧形态彻底消亡，它们共同丰富了教育知识；自教育知识体系化以来，教育学者通过越来越自觉的反思，不断推动教育知识的前行。
（三）教育知识的实在化。“实在化”是当前教育知识研究用力最多的论题，研究大致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何谓教育知识的实在化？“实在化”指通过感性活动，将教育知识所包含的教育理想变为教育现实[10]10，其核心内容是将教育知识编译成“应该怎样做”的实际操作[11]53。为何要施行“实在化”？从教育知识自身发展看，人类早期的任务主要是“把实在的行动知识化”，教育知识发展到今天，已完全进入以理论为主体的阶段，理论的教育知识与教育实践的距离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把教育知识变为教育实在与求得教育的真知变得一样重要[11]59。从教育知识与实践的实然关系看，人们常有感于这样的现象：尽管是“教育理论要联系教育实践”、“教育研究人员要深入到教育实践中去”号召之声不断，但教育研究与实践“两张皮”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12]56。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既弱化了理论的解释力，又导致了实践的盲目性[13]。教育知识的“实在化”便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教育知识如何才能实在化？教育知识要实现“实在化”，内容上必须客观真实，范围上要有时间跨度，表述上要清晰、严谨和明确，生产态度上要认真严肃[10]13。教育者是教育知识实在化的主体，其崇高的职业精神是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内在动力；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客观条件[14]。在教育知识实在化过程中，教育者应具备“心”与“力”两方面素质。“心”的素质包括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师的职业理想、教师的信念和信心；“力”的素质包括学习能力、处理和转化教育知识的能力、实际教育教学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及一些特殊能力[15]。教育知识实在化需要环境方面的条件，包括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前者如国家教育政策、民族文化氛围、国际教育环境等；后者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间的关系、教师与学校领导的关系等[16]。因此，有必要对环境条件进行质化研究和实证研究[17,18]。
教育知识实在化是怎样的过程？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实质是教育知识的一系列运动：“基本运动”，教育者把教育观念转化为教育行为；“类机械运动”，教育知识以传播或认识的方式被教育者理解、掌握；“心理运动”，教育知识在教育者的头脑中转化为观念[7]96。实在化所经阶段主要包括，生产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知识；理论的教育知识与实际体验者具有同构性；实际体验者反复应用理论的教育知识，并表现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行为[10]。实在化过程中，一方面应从教育行政的角度鼓励并加强合作研究；另一方面应从学校内部管理的角度重视创建学习型学校[19]。因此，实在化要受到学校的资金、校长对知识管理的理念和做法、教育主管机构推行的教改做法等因素的共同影响[12]61。
（四）教育知识的生产性与管理。知识的生产是指一种知识产生另外一种知识的现象。教育知识的生产性相对孱弱，这是因为，教育知识是输入者而非输出者，其来源主要靠相关学科知识领域的供给；教育知识的精确性或确定性程度不仅不高，而且衡量标准必须依赖于其他知识；教育知识内含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在相当程度上受其他知识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支配[8]36。教育知识管理是提高教育知识的共享性、互操作性、可维护性和可重用性的有效途径[20]。教育知识管理包括学科知识管理、教育知识管理和两类知识相互转化的管理[21]。实施教育知识管理，有助于将教师的隐性知识显性化，从而实现教育知识的交流、共享和创新；教育知识管理应当强调社会、国家、学校领导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视与参与，转变教师封闭、固化的心智模式，建立有利于教师使用的知识库[22]。
三、教育知识研究存在的问题
“教育知识”涵义歧乱。言之“歧乱”，既指研究者从不同方向理解“教育知识”，又指同一方向对“教育知识”内涵外延的理解和表述众说纷纭。已有研究大致从两个方向理解“教育知识”：一是教师授予学生的知识，近于“课程内容”。课程社会学研究使用的“教育知识”大多倾向此义，如艾普（Apple, M.）、杨（Young, M.），国内如吴钢、洪成文等的研究都执此解。二是关于教育活动的知识，近于“教育理论”。教育学原理研究使用的“教育知识”多属此义，本研究即采用此解。取“第二义”的研究文献对“教育知识”的界定，根据外延由宽到窄又可分为三种不同理解。第一种将“教育知识”理解为教师获得的关于教育的认识、体验和行为能力[23]。论者将认识以外的“体验”和“能力”一齐划入“教育知识”范畴，是最宽泛的一种理解。第二种将“教育知识”理解为“人们在教育活动和教育研究活动中，运用科学思维和方法获得的对教育事物性质及运动原理的认识”[24]。这种研究将教育知识与“认识活动”联系起来，缩小了“教育知识”的外延。第三种将“教育知识”理解为“教育学知识”，指“在陈述系统或‘理论’中被总结的或多或少得到确认的陈述”[25]，“系统性”与“体系性”是其重要特点，是外延最小的“教育知识”概念。
研究成果缺少创新和启发。理论研究要给人带来启发，至少应获如下条件之一：其一，理论陈述的对象是读者未曾意识到的现象域，这种研究让人豁然开朗；其二，理论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种研究让人领悟透彻；其三，理论研究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让人耳目一新。质言之，理论研究只有实现了真正的创新，才能给人带来启发。对照上述条件，教育知识研究从课题选择、研究方法到研究成果，都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难以给人启发。研究的主要课题（“教育知识的实在化”）不过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翻版，而且不及后者的研究深入；“教育知识发展阶段”的研究也与以往“教育学发展阶段”理论相差无几。研究的具体题目，例如，“教育知识实在化对教育知识的要求”、“教育知识实在化的机制”、“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客观环境”、“教育知识实在化的条件”、“教育知识实在化的一般过程”、“教育知识从研究者向实践者转化”等，都让人觉得新瓶老酒、似曾相识。其他诸如教育知识的“类型划分”、“教育知识管理”等课题，研究方式大都擅于从其他研究成果类推，理论陈述呈现出较深的仿照痕迹。
陷入“现实”取向的偏误。上述问题的形成与教育知识研究的当前取向密切相关。当前教育知识研究持何取向？我们知道，教育知识研究盛于沟通教育知识与实践的隔阂，打破教育知识无用的偏见。因此，教育知识的“实在化”、“转化”等注重现实运用的研究占很大比例，成为研究重点。重点课题的“现实”取向主导了教育知识研究的当前取向，使学界多从教育实践、知识管理等现实角度分析教育知识，未能深入探讨教育知识的涵义、生产、性质等基础问题①，理解流于粗浅，难以实现理论创新。为纠正教育知识研究的“现实”取向，有论者提出“教育知识论”，并规定了其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即“教育知识指什么”、“教育知识从何来”、“教育知识有何用”、“教育知识如何用”以及“教育知识的学科化形式——教育学是怎样的”[26]9。遗憾的是，实际研究仅触及“教育知识有何用”、“教育知识如何用”两个现实问题，其余方面由于受“现实”取向的“屏蔽”而鲜少涉及。可见，研究取向使研究者形成了研究定势，具有较强的“惯性”，并非简单的“研究设想”所能克服。
四、重设教育知识的研究取向
“教育知识”的学术使命。据上文分析，只有克服了“研究定势”才能成功设定适当的研究取向。研究定势的克服应使研究者抽离研究现状，回到“教育知识”兴起之初，感悟学界选择此术语时赋予它的学术使命，通过“学术使命”打破已形成的研究定势。根据“教育知识”兴起之初内涵与用法的规定，再据“兴起缘由”的初步探索可知，“教育知识”并非由“知识”演绎所得，而是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内在生发出来的理论术语。它涵括了教育学科的共有因素，是一个具有很强普遍性的抽象概念。教育知识研究便是为了探索教育学科中的“普遍性”。“普遍性”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性，由此可得出一个新的研究结论，即教育知识研究是教育学科发展至新时代的教育哲学的研究形式，教育知识的学术使命在于建立新时代教育哲学。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我们重设教育知识的研究取向至关重要。
已有研究为何会错过这一重要结论？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忽略了对“教育知识”术语兴起的考察，片面地将哲学知识论作为兴起缘由，未能认识兴起的学科发展背景及其赋予的学术使命。这一疏忽使研究者认为，“教育知识论”是知识论的“实践”，其基本理论可从知识论类推，具体研究专注于“现实”问题即可[26]11。这种学术观点和研究取向是本文所不能认同的。它无视“教育知识”兴起的学科背景，直接将“教育知识”与哲学知识论关联，未能发现通过“教育知识”建构教育哲学的契机。本文认为，采取“现实”取向，“教育知识论”必然沦为哲学知识论的附庸，学界将错失以“教育知识”为研究对象建立新时代教育哲学的学术机遇；放弃教育知识基本理论问题，“教育知识论”将寄生于其他理论成果之中，变得无足轻重，终将淡出理论研究领域。可见，从“现实”取向中解放出来，重设新的研究取向势在必行。
教育知识研究的未来取向。根据上述分析，教育知识研究宜采取新的研究取向，新的取向与“现实”相对，且称之为“基础”取向。“基础”取向，顾名思义，强调教育知识研究应当注重基础理论。注重“现实”将使教育知识研究出现概念混乱，缺乏理论创新难以给人启发；注重“基础”则有利于解除当前教育知识研究面临的问题，使研究者担负起构建新时代教育哲学的学术使命。“基础”取向要求将研究聚焦于教育知识的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教育知识的基本理论问题？根据本文的理解，结合“教育知识论”对“基本任务”的界定，教育知识研究大致有两大基本问题：“教育知识是什么”和“教育知识从何而来”。如果对基本问题没有深入思考，教育知识研究就只能建立在“想当然”的假设之中，“教育知识论”就将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陷入深重的理论危机。如此，教育知识研究将成为一种无关紧要，根据常识就可做出判断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必然是人云亦云缺乏理论创新，难以给人带来启发。
“教育知识是什么”与“教育知识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问题？“教育知识是什么”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从根本上讲，一切关于教育知识的研究都是从不同程度上对这一问题的诠释和回答。研究此问题应借鉴其他学科对“知识”的研究成果，对教育知识进行多学科的“长程反思”（保罗·利科语）。以“知识”为核心的多学科的共同参与，例如，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哲学知识论等对“知识”的理论考察，对我们思考教育知识的基本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对“教育知识”的理解又绝不仅是其他学科研究结果的逻辑演绎，还必须结合教育哲学对教育知识的反思才能得出合理的研究结论。教育哲学对教育知识思考则主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就是“教育知识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并不宏大而异常深刻的教育哲学问题，它包含着对教育知识的如下基本提问：教育知识如何可能？当前教育知识研究只有从这一似乎众所明了的问题着手，深入思考教育知识的生产机制和条件、文本形式与内容等基础问题，才有望建立新时代的教育哲学理论，为教育学科在新时期实现知识“革命”奠定基础。
注释：
① 已有研究仅论及教育知识的“生产性”，而未及教育知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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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是一项文化建设理论和课程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任务,加强这一研究对于改变国内外对财经类高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现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和的转变,推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高校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 研究现状 研究方法
一、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研究现状
(一)十年来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总体情况
人文素质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界一个常说常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热情和实践兴趣仍然与日俱增,但就整体水平而言还需提高。
1995年9月原国家教委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之后又在全国32所大学建立了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并在52所高校开展了人文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十余年中,国内各大学努力构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为提高教育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概括地讲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华中科技大学牵头,对国内理工科大学生文化素质状况、百年来中国理工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设置、社会对高等工程人才文化素质的要求、国外高校艺术教育情况等进行了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定位、目标、规格、模式、特点、体系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方案,并讨论了人文素质教育的理论难题和实践经验,分析了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性地位、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功能、人文素质教育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基础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立足于我国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进行比较系统的调查、分析,对不同类型高校推进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方法、效果与问题进行研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了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并对素质、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内涵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通过多年人文素质教育,加深了我们对高等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的认识,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付诸实践,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观念、模式和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高等学校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与构建课程体系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唯知识、唯技术、唯功利的教育导向过度突出了人文类课程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削弱了其人文性和思想性。二是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重形式、重娱乐,轻教育、轻文化,很难纳入课程体系之中。三是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分道而行,专业课程中的人文内涵多半被忽略,二者相互促进的作用不被重视。四是对课程效果的评价缺乏研究与检验,大多停留在传统的唯分数评价方式上。人文素质教育中认识有待深化,课程体系急需规范,教师素养亟待提高,发展还相当不平衡等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成为下一步工作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的研究,各高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了较多方案。
(1)对大学生文化素质课程设置原则的研究。张岂之认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专业课、专业选修课不同,具有人文性、相通性、可接受性、可感知性、引导性等特点,在大学的课程网络结构中,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起着连接和聚合其他课程的作用。(2)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内容与框架或途径的研究。杜方智等认为,整个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传统优秀道德课程;二是中外优秀文化课程;三是思想法律类课程;四是基础自然科学课程。梁祝平认为,哲学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应该突出哲学课的作用。郭春林等认为要充分利用活动课程对文化素质课堂教学的延伸作用;要充分重视隐性课程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这些提法基本上代表了目前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的基本方向。(3)个案研究。如李惠对西南农大、龙莉等对中山大学、刘晓明等对天津大学和石家庄铁道学院、王静对山西省本科院校等个别院校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情况进行了研究,但个案研究还是较少。(4)对不同类型的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研究较多,比较性研究很少,财经类院校的研究则没有。王琳琳针对东北师范大学理科学生人文素质问题的现状,从构建校园文化、课程设置等诸方面提出了强化东北师范大学理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对策。黄婷婷则对理工类院校学生进行了研究,认为理工科大学生入学前后的人文素质欠缺问题呈累积性的延续状况,提出要科学地配置学科课程体系(必选)与活动课程体系两大板块,再通过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其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质与科学精神。医学院校建立有针对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比较少,尚缺乏将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纳入教学计划和考核系统的研究与实践探索,缺乏可操作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评价体系。魏来敏等认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应分试点期、适应成长期和成熟期来进行。
二、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学者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研究现状,整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研究与现实需求之间尚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薄弱。虽然目前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内涵做了阐述,但缺乏对某一个基点以及相关课程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各种理论的论述也不够深入和充分,许多基础性的重大理论没有认真地去研究,重宏观而轻微观研究,虽然在大学中实施“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已成共识,但大多研究往往是只停留在实践总结上面,深入的理论研究少之又少,对构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过程中的不完备性、非同步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等特点研究不够。(2)研究手段、方法单一。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不仅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所以研究中既要有实证研究的方法,又要有理论分析的方法。然而目前的研究,却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和介绍评论方面,停留在宏观描述,少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思辨的方法。此外基于本校学科特色、学术水平、教师情况和学生特点的独到探索也不够。(3)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研究的各个领域在研究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异,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构建的途径、经验总结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在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不同类型高校构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不少研究结论基本上是素质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与实际结合方面的研究不多,导致研究缺乏创新性。(4)大多数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仍停留在知识传授的层面,举办的素质教育讲座、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还未完全提升到素质培养的高度,还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方式中,大学教师自身素质不高,这是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亟待突破的瓶颈。
关键词：教育游戏；研究生；教育技术学；元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4）22-0046-04
一、引言
2003年以来教育游戏作为教育技术学新的研究方向或领域，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层面的分析和研究。既有在宏观层面探讨教育游戏的概念、本质、功能、理论基础等，并尝试构建教育游戏设计的框架或模型，提出教育游戏设计策略及方案等；也有对游戏主题设计、学习环境设计、游戏任务设计、关卡设计、参与者角色设计和情感设计等微观细节的研究。作为重要的教育游戏研究群体，教育技术学研究生对教育游戏的研究日益增多，在我国教育科研领域占有一定的地位。对近十年教育技术专业中游戏主题的硕博论文进行元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调查方法
对教育技术学专业硕博论文中关于游戏的相关研究状况采用元分析的方法，从全国硕博论文库检索文献。将检索到的论文题录信息包括篇名、作者、学位授予年份、摘要等转换到Excel表中进行处理。在此过程中，笔者对以上数据做了筛选，去除一些与主题不符的文章，筛选出182篇硕博论文。
三、研究现状
1.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教育游戏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从数量上来看，2003年开始有对该主题的研究，十年来研究成果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在2006年后，研究数量急剧增加。这种现象表明，教育游戏由于巧妙地将教育的知识性和游戏的趣味性融为一体，正在成为教育信息化应用的热点。
2.服务对象针对性较强，多集中于中小学
通过对论文的梳理分析，我国以游戏为主题的教育技术学硕博学位论文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在服务对象的类目设计上着重区分不同层次类型的教育，具体数据统计如图 2 所示。
总体上看，一方面我国有27%的硕博学位论文在探讨教育游戏相关问题时，没有设定明确的服务对象，且这部分论文多集中于近十年早期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73%的论文有明确的针对性，而且这种针对性体现在实例开发的内容选取。我国硕博论文中教育游戏的服务对象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部阶段，且研究范围日渐从学校教育向其他领域扩展。但目前，研究者较多关注的是中小学教育游戏问题，研究小学、中学教育游戏的论文各有57篇和45篇，分别占总数的31%和25%。
3.研究类型逐渐多样，仍以方法、设计类为主
研究类型能集中反映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从研究类型上可以大致看出文章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的结果、形式，所以笔者将硕博论文划分了五种研究类型，如表1所示。
（1）理论探索类
我国研究者对此类论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一是理论基础研究。例如，方芳论述教育游戏的理论基础以及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教育游戏的技术支持。[1]二是应用模式研究。例如，余英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建构了教育游戏在课堂教学中应用的四种模式，并分别对其理论基础、特点、实践流程进行了阐述。[2]三是设计策略研究。例如，逄博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教育游戏的设计方法，分别从教育、游戏以及游戏整体开发流程三个角度分别对教育游戏设计提出了相应的设计策略。[3]
（2）调查分析类
此类论文针对当前教育游戏的应用现状展开调查，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者的综合调查与访谈，收集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通过整理分析所得到的数据，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关的策略和解决方案。例如，杜三全和王谊群分别对小学生的游戏素养和大学生游戏应用现状做了调查分析，并针对其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3）方法设计类
从技术的两种形态来看，论文可分为两类。一是物化形态的技术，指研究者通过软件开发等技术手段完成教育游戏设计的目的。这种开发既包括基于游戏开发平台设计的大型教育游戏软件，也包括基于flash等软件设计的游戏性课件。例如，罗丽基于J2ME开发技术，阐述了教育手机游戏的开发方法。刘政良设计了针对一线教师的、支持知识竞答式教育游戏创建的教育游戏开发平台。二是智能形态的技术，指对利用教育游戏进行教和学的方法和策略进行设计。例如，崔继振总结了网络教育游戏在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中的三种应用模式。
（4）应用实践类
应用实践研究者主要通过实验的方式，辅助以问卷、访谈等方法，对已开发教育游戏的各项功能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者多集中于教育游戏在促进学习者知识水平提高功能的研究。另外，也有研究验证教育游戏其他方面的功能，例如：在提高学习者兴趣方面，张志宏通过实验得出，[4]教育游戏能够提高小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改变原来的学习态度；在促进学习者创新发展方面，邓超采用行动研究法对教育游戏促进创造性思维进行了初步验证，并提出运用策略。[5]
（5）评价管理类
部分研究生对教育游戏整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其中部分内容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探讨。例如，卿小波在分析影响教学游戏软件中交互设计因素的前提下，尝试构建了教学游戏软件中交互设计评价指标体系。赵阳尝试建立一套完备的教育游戏评价指标体系。对教学、学习资源和过程的管理，早在AECT 94 定义中作为教育技术的五大范畴之一就被明确提出。教育游戏作为新的教学和学习资源，理应受到研究者和管理者的重视，但由于教育游戏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博硕论文的内容尚未涉及该领域。
四、研究反思
通过对近年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生教育游戏论文的分析，其研究特点还是清晰的，可以梳理作为借鉴。
1.研究服务对象集中于中小学，忽视其他教育
十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生关于教育游戏的研究与实践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中小学教育。由于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与游戏有着天然的联系，教育游戏被率先应用于中小学教育，并且相关研究也多着眼于此。教育技术学研究生对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教师教育如何应用教育游戏的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型都相对较少。与学校教育相对的社会教育，则成为教育游戏研究的盲区。
2.研究类型“重”设计开发，“轻”教学应用
学习资源和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五个范畴中，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生关于教育游戏研究涉及除管理以外的四个范畴。但四个范畴的研究数量分布极不均衡。在182篇论文中，有108篇论文着重研究教育游戏的设计、开发的策略、流程，占论文总数的69%。其中仅有22篇设计了与教育游戏相适应的教学应用方法和策略。这种重视开发等“硬”技术轻视方法等“软”技术现象，导致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的缺乏，造成了教育游戏软件、课件的重复开发，以及教育游戏硬件资源的浪费。
3.理论研究不够成熟，未找到教育与游戏的平衡点
目前，我国研究生关于教育游戏研究的理论基础，多是基于学习理论、教学理论、游戏理论以及一些技术理论。但是教育游戏不是教育与游戏的简单相加，仅靠单一视角的理论来指导教育游戏的开发是不合适的。它需要以相关的教育理论为基础，将游戏理论整合于教育理论，并结合心理学、美学、传播学等，最大限度地挖掘教育内容本身的娱乐属性。所以，研究者需要对教学理论、传播理论、文化理论进行综合研究，以建立和完善教育游戏的基础理论[6]。在教育与游戏的融合过程中，如何将二者兼顾，找到其中的平衡点，这是教育游戏的研究者一直探求的问题。但我国研究生针对理论探究的研究较少，大多关注基本理论的介绍和应用模式的设计。
4.数据来源于理论而不是调查实践，调查和分析缺乏科学、规范性方法
根据教育游戏的研发流程来看，前端的需求分析是基础，游戏的整体设计方案是前提，技术实现和教学方法设计是关键，教育游戏的应用是目的，教育游戏的修改与完善是保障。研发的每个环节都影响着教育游戏最后能否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从目前各个环节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来看，在前端分析和测评环节，虽然部分研究通过已有经验理论和逻辑推演进行分析，但是对学习者的特征分析，认知发展理论、需要层次理论等只能提供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学习者的认知特征和知识基础等智力因素的普遍共性信息，针对非智力因素，比如，兴趣、学习风格等需要进行调查分析才能获取准确数据。而对于教育游戏测评之后的修改，对游戏的完善、学习者满意度的提高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研究生在教育游戏研究中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实施修改的是少之又少，深化研究迫在眉睫。
五、研究建议
1.拓展服务对象的范围，关注弱势群体和非学校教育对象群体
教育游戏作为一种新的学习资源或者学习方式，能够为学习者带来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体会其教育的娱乐性。这种愉悦的学习体验，应该被所有的学习者感知，不应受到年龄、感官和是否在校的限制。这就要求研究生要扩大教育游戏研究服务对象的范围，将处于弱势的感官受损人群和社会上渴望获取知识的人群纳入到服务对象的范围中，使人人共享教育信息化中教育游戏为学习者带来的愉快学习体验，使学生、家长、学校和社会都能够体会到教育游戏所带来的益处。
2.以教学实践应用为导向，注重教育游戏的管理、评价研究
在教学中的推广和使用是教育游戏设计开发的目的。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教育游戏应用的研究，开展应用模式、应用策略的指导性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对教育游戏的资源的管理模式和方法的研究，积极构建教育游戏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教师、学生选择合适的教育游戏提供参考依据，从而使教育游戏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五个研究范畴能够协调发展。
3.树立基于设计的研究理念，增强教育游戏设计、开发的规范性
根据设计的研究理念，教育游戏的研发是通过设计、实施、分析和再设计的持续循环进行开发和研究。在这种研究理念的指导下，研究者要完成五个环节，将整个设计开发过程看作是持续完善、改进的过程。即：①以问卷、访谈为主的调查，分析学生学习需求；②对教育游戏进行教学设计和技术实现；③对游戏软件进行试用和测试，根据反馈信息对游戏进行修改和完善；④根据反复测试和修改，总结游戏设计开发和应用指南；⑤对游戏进行推广应用。在研究过程，要注重数据来源的科学性，而不仅仅通过理论和思辨获取信息。
4.适当设置教育游戏课程，培养专业人才
国内高校教育技术学的课程设置中，依然不见和教育游戏相关的课程。教育游戏是多学科理论与技术交叉的产物，仅靠学习其游戏理论、学习理论、教学理论和相关的开发技术，很难开发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游戏；其人才“应兼收并蓄，既能熟练地使用信息技术、又有相当的人文与艺术素养” 。[7] 以现有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均无法满足培养教育游戏专业人才的需求。所以，设置适当的教育游戏的课程，并且为教育游戏研究人员设计合理的培养方案，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必然选择。
5.合理管理科研成果，促进教育游戏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生已经设计、开发出67款教育游戏产品，由于知识产权和研究成本的限制，并不能在广大教学课堂中推广、使用，使教育游戏在学位论文完成后就被“束之高阁”，难以发挥其设计、开发的作用。如果能加强对教育游戏科研成果的管理，多方参与合作，学校和科研单位提供设计思想，企业提供技术和资金，从而形成一条设计、研发、应用的产业链。[8] 这样不仅能够加强我国研究生教育游戏研究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有利于教育游戏的推广，并且能够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教育游戏资源，真正实现教育游戏的产学研结合，促使教育游戏更好地服务教学。
参考文献：
[1]方芳.教育游戏的理论基础及应用模式[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7.
[2]余英.教育游戏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3]逄博.教育游戏设计方法与策略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4]张志宏.教育游戏在小学英语词汇教学应用中的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5]邓超.教育游戏对培养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应用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1.
[6]杨晓宏，李鸿科.对我国教育游戏研究现状的思考――基于 “娱教” 理念的信息化教学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0，（10）：7.
论文摘要：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其兴起背景出发，介绍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内涵、方式和特点及其实施的过程，并就目前人们对其一些普遍性的误解进行一些澄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教育实验法、教育调查法、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量等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应该更注重人本主义的质的研究，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教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等几方面的研究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叙事研究是教师专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更注重教育故事所具有的意义，并通过对意义的重构与解读，来反思与提高实践，来丰富与优化理论；它关注教育主体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的形成与优化。叙事研究基于对个体经验与故事情境的关注，降低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的理论高度，但并不否定教育理论的价值。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1、理论基础
后现论
后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主体的消亡、元叙事、对差异的颂扬等对叙事研究影响很大。反过来，叙事、故事、语境等词汇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们高频率使用的语词。
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节、结构、语言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重心“转移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
这两派哲学的主张为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现象学的意向性、交互主体性和悬置等思想，有助于人们暂时悬置主观判断和先见，尽可能地揭示教育事件本身；解释学则从方法沦角度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张对经验性文本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
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以来不同类型知识的划分表明了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加涅(r.m.gagne)和安德森(j.r.anderson)的知识分类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内涵,并确立了如今日益被广泛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如，只有个体积极建构的知识对个体才有意义等。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升温，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模式的思考及其运用的田野作业法开始对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学使用的扎根理论方法、行动研究，以及语言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构成了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2、内涵
国内目前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另一种是狭义的，专指教师叙事研究，当前似乎基于狭义理解的叙事研究居多。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和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
教育叙事研究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时间性、情节性和主观性。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实际发生的、有情节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事件；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所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能反映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
叙事研究的过程是依照叙事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方法所实施的过程，有研究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1、现场工作。
主要是指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对所研究对象的体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通过全面深入的了解来获得资料。第二，研究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现场所产生的包括历史文化背景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2、从现场到现场文本。
现场文本不仅包括事件的客观记录还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经过选择、演绎解释的经验记录。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如口述史、故事、照片、回忆录、现场笔记、文献分析等。
3、从现场到研究文本。
研究文本要回答意义和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文学、诗歌、科学等不同风格撰写。
总之，叙事研究在内容与手段上与其它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的能力。
五、对叙事研究几种误解的澄清
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与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叙事研究是通过行为者对教育故事的叙述，来反思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重构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以优化教育实践规划质量。还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不需要理论基础的研究，其实，叙事研究既要求通过叙事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洞察力，也要求通过对叙事者个体价值与情感的认可及对故事情境的关注，来丰富理论的视野。更有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叙事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都具备做叙事研究的可能；但如果只是白描事实，而不反思与重构，不通过重构来丰富个人理论，就不是做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曹诗第：《中国教育研究重要吗？》，转载自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王楠：《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03（4）。
[4]刘良华：《改变教师日常生活的”叙事研究”》，《国际教育展望》2003。
[5]丁钢 《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
[6]周 彬 《教育叙事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通道》
[7]金健人.中国叙事学发展轨迹及重心转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8]唐伟胜 国外叙事学研究范式的转移--兼评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
近年来，由于教育科研政策的推动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要求，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兴趣和热情得到较好激发，中小学教育科研已从“精英化”“以骨干为主”逐渐向“群众性”“普及性”转变。教育科研也成为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小学教师通过“申报教育科研课题”“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组织或参与专题研讨”“提炼和发表成果”“转化和应用成果”等形式来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教育教学实践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教育科研成果。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主要指中小学教师应用教育科研的理论、方法和手段，选取某一特定的教育教学问题或研究主题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活动，并形成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成果。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产出、成熟和价值体现一般需要经过“研究与实践”“提炼与表述”和“转化与应用”等三个主要阶段。在实践工作中，我们发现许多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科研成果的“提炼与表述”阶段显得无从下手、力不从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科研成果自身的价值和影响力。因此，本文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方面的现象、特点以及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提高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水平提供一些建议，希望能对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研活动有所启发。
一、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主要特点
一是教育科研成果过程性资料丰富。教育科研成果过程性资料主要指在课题研究和教学实践活动中产生的过程性、阶段性的资料。教育科研成果的过程性资料是教育科研成果及结论获得的事实依据、重要源泉和有力支撑。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的过程性资料主要包括文献分析类、问卷调查类、观察类、访谈类、研究对象案例类、活动记录类等，也包括与研究和实践相关的教学设计、教学案例、教学反思、学生作业、学生成绩、学生成长档案等方面的资料。中小学教师在开展课题研究和教学实践探索过程中普遍比较注重保存和整理过程性的资料。
二是教育科研成果表达形式多样化。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可分为文本性成果、制度性成果、成长性（或实践性）成果和技术性成果四大类。文本性成果主要指论文、著作、课程资源、研究报告、教学案例、教学反思、教育叙事等方面的成果；制度性成果主要指学校教育管理、教学管理、学科组管理、班级管理、科研管理以及研究共同体等方面相关制度的建立和机制形成的成果；成长性（或实践性）成果主要指学校发展、教师专业成长、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等方面的成果；技术性成果主要指教育教学软件、电子资源库、音像产品以及专利技术等。由于教师科研水平评价的需要以及扩大研究成果影响力的需要，中小学教师逐步提高了成果公开发表的意识，在形成教育科研文本性成果尤其是科研论文、研究报告等方面的成果后，一般会积极争取在报刊、文集上公开发表。
三是教育科研成果个性化特征较为明显。中小学教师形成的教育科研成果大多是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反思和升华，并主要在更新教育教学理念、解决实践问题、探索教学策略、建构教学模式、设计教学方案等方面形成教育科研成果。这些成果既与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密切相关，也与教师个体的教育教学理念、实践能力密切相关，教育科研成果具有较为明显的个性化特征。
二、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小学教师在开展课题研究、教学实践探索、教育科研成果申报、成果公开发表等方面都需要对教育科研成果进行提炼与表述。教育科研成果“提炼”是指对教育科研过程中的零散的、个别的、复杂的研究素材进行整理、归纳、分析，以获取具有一般性或特殊性的规律和结论。教育科研成果“表述”是指对教育科研过程中获得的规律和结论用恰当的载体和方式进行有效呈现，以便交流和推广。教育科研成果的提炼与表述是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的重要环节，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教育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有不少在实践中被认为是好的教育理念、工作经验、教学策略、教学模式等成果却因为提炼与表述得不够科学、规范、准确、新颖，而在各级各类教育科研成果奖和教学成果奖的评选活动中落选，这是甚为遗憾的。目前，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方面的主要问题如下：
1.过程性研究资料归纳分析不到位
中小学教师在对教育科研课题研究和教学实践过程性资料的整理归纳分析中“不到位”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研究主线的引领，没有围绕“研究问题以及推动问题的解决”这一条主线来对研究过程性资料进行整理归纳，以致归纳分析不能紧扣主题，较为零散和杂乱。另一方面是在众多研究过程性素材中，教师缺乏对研究素材价值性和相关性的正确判断，也缺乏对研究素材的取舍能力。个别教师在整理研究素材时，容易把其他与研究问题价值性和相关性较低或离主题较远的素材也纳入分析范围，从而使得出的研究成果及结论与主题不对应。
2.成果及研究结论的内在逻辑性欠缺
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及研究结论的内在逻辑性欠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行为中依托的理论理念、方法技术在研究成果及结论的分析过程中找不到相关踪迹，其研究成果及结论的获得过程缺乏合理性的过渡分析和说明。二是部分研究成果及结论在用图形或表格呈现时，各组成要素及其诠释缺乏逻辑性。部分教师比较喜欢用程序图、框架图、关系图等形式来对教学策略、教学模式、指标体系等方面的成果进行简化，但这些图表往往经不起科学性和逻辑性的推敲和分析。三是研究报告类的成果中“问题———理论———概念———目标———内容———思路———方法——过程—结论—成果”之间的对应性和一致性不明显，个别教师容易在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偏离原有研究问题。
3.成果及结论缺乏关键性事实资料的支撑
教育科研成果及研究结论要有充足的事实及数据资料来支撑。这一要求也是各级各类教育科研成果奖评选和鉴定的主要指标之一。但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科研课题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得出的结论大多数是基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不重视提供事实性资料及相关数据予以支撑。有的教师在问卷调查中只提供简单的数量统计数据而没有深入分析；有的教师在验证学生得到认知发展时只提供学生成绩的变化表，这显然是不够的；有的教师为迎合研究成果和结论的获得及其正确性，擅自修改、杜撰相关研究数据，这也应引起重视。
4.成果表述形式的规范性不够
中小学教师都希望自己的教育科研成果能够得到权威专家的肯定和认可，也希望自己的科研论文、教育叙事、教学反思、研究报告等方面的成果能在期刊、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多教师未必都能如愿。其中，成果表达形式的不规范是主要原因之一。科研论文、教育叙事、教学反思、研究报告等都有自身的写作规范，但个别教师不重视，不遵守相关要求，随意改变文本结构以及表述的顺序和形式，追求个性，这也就难以获得报刊编辑部教师的关注。其他如参考文献各要素及信息不齐全，引用他人观点成果不注释、行文结构排版不合理等问题在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论文类成果中仍较为常见。
三、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能力的对策
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对推动学校创新发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重要的作用。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质量水平是评价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的提炼能力也影响着教育科研成果的质量及其影响力。目前，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能力已成为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发展中需要重点破解的瓶颈问题。因此，无论是作为教育科研主管部门、中小学校还是中小学教师个体，都应重视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提炼与表述能力。而要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的提炼与表述能力，也需要教育科研主管部门、中小学校以及中小学教师个体的共同努力。
1.教育科研主管部门方面
（1）开展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专题培训。近年来，教育科研主管部门已着手开展教育科研系列培训，较好地提高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理论和实践水平。其中，在培训课程中也安排了“教育科研学术规范”“教育科研成果表达”“教育科研论文写作”“课题研究报告撰写”等专题培训。但这些专题培训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一般性的、常规性的知识介绍偏多，实际操作能力指导类培训偏少；二是涉及教育科研领域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文本表达能力等专题较少，很少能深入具体案例进行细致的指导，以至于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的提炼与表述能力整体提高较为缓慢，效果不明显。因此，教育科研主管部门要重点设计和开发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的理论类和实践类专题培训课程，并以实践指导类为主，以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的实际能力。
（2）加强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方面的指导效果。教育科研主管部门在建立教育科研成果发掘、培育、指导、转化、推广和应用系列工作机制时，要把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的专题指导作为工作要求之一，并强化实际指导效果。由教育科研主管部门牵头的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指导活动主要以教学成果提炼与表述指导、课题研究成果提炼与表述指导以及科研论文和著作类成果提炼指导为主要形式，主要以跟踪辅导式实践指导为主。
（3）构建教育科研成果交流学习平台。教育科研主管部门要建立教育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和评审规范，并在教育科研专题网站中建立教育科研成果推介栏目，及时推广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也为教师之间在教育科研成果提炼方面相互学习、借鉴和参考搭建资源共享平台。
2.中小学校方面
（1）及时为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专题指导活动提供支持。中小学校要制定相应制度或办法，支持教师在教育科研课题研究和教学实践探索过程中与同行及教科研机构建立合作指导关系。同时，学校主管领导要及时发现教师产出教育科研成果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多渠道寻求专业力量的指导。
（2）建立学校教育科研成果分享研讨平台。学校主管部门要在学校层面、学科层面、年级组层面、课题组建立多种形式的教育科研成果交流研讨平台，让教师在相互交流、学习和研讨中推广应用教育科研成果，也有助于发现教育科研成果及结论中的不足，及时修改完善。
3.中小学教师方面
（1）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提炼与表述。中小学教师要加强对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与表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要把成果的“提炼与表述”作为对研究问题的二次研究，深化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在实践检验中反思不足，以进一步修改完善研究成果及结论。
（2）加强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其中包括学习和掌握教育科研成果各种文本表达形式如科研论文、著作、课程、教育叙事、教学反思、研究报告的主要结构和具体要求；并重点结合教育科研领域学习综合分析方法、逻辑思维分析方法、写作方法与技巧等。
（3）遵守教育科研规律和学术规范。在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教学实践探索和教育科研成果提炼中要尊重研究素材，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如借鉴或引用他人观点和成果的需要注明。
（4）围绕研究主线分析研究素材。要以研究主题及相关问题为核心，明确提炼与表述的目标和形式，围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采取策略———解决问题的效果”对研究素材进行归纳分析，甄别研究素材，舍去价值性和相关性较低的素材。
（5）为研究结论和成果提供充分的事实及数据支持。中小学教师在形成新的教育科研成果及研究结论时，要深入思考成果及结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价值性，争取提供多方面的事实性资料和数据予以支撑。
（6）规范表达科研成果和研究结论。中小学教师在提炼教育科研成果和研究结论的全过程，都要用心思考教育科研成果及结论的主要名称、各主要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的内在逻辑关系。教育科研成果及研究结论在规范表达的基础上，也要体现一定的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