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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贸易；贸易定律；经济距离；经济总量
一引言
自亚当•斯密提出绝对利益说，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有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俄林－赫克歇尔的资源禀赋说等经典理论，还有技术差距说、人力资本说、偏好相似说、产业生命周期说、产业内贸易论、国家竞争优势说等一些国际贸易新理论(佟家栋，2000；薛荣久，2006；陈宪，2004；陶涛，2005)，杨小凯等学者则试图从内生交易费用和市场组织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陈铭，2001)。这些理论都各自从一些重要方面对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解释。
但是，现有的贸易理论均不能定量应用。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强调经济的差异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比如绝对优势论和相对比较优势论假设两个经济的生产成本不同，资源禀赋论假设两个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同，竞争优势论认为两个经济的竞争力不同。这些差异当然是两个经济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一个国家内部各种要素的差异要小得多，而国内贸易却要频繁得多。显然，国际贸易理论不仅应该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同时还应该能够说明国内贸易。否则，不仅会经常遇到“里昂惕夫之谜”之类的矛盾，而且也无法解决定量应用的问题。
本文认为，贸易的实质就是商品交换，它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贸易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或者说是劳动分工。贸易额与产量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从这个观点出发，本文提出“通用”贸易定律，给出了产量与贸易额之间的数量关系。该定律既适用于国内贸易，又适用于国际贸易。其具体含义是，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他们的产出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以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进行验证，表明该定律是有效的。
二、通用贸易定律
什么是贸易？贸易就是商品在不同经济之间的交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贸易首先是发生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逐渐由小到大，直至扩大到国外，形成国际贸易。
有效的生产要求恰当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决定了生产者之间要进行贸易。距离越近，生产者之间的合作越密切，也就是贸易越频繁，这是国内贸易或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不难理解，哪里有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哪里就有贸易。产量越大，需要进行的贸易量就越大。据此可以预期，生产和交换（贸易）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即一定数量的生产，应该与一定数量的交换相对应。
根据上述认识，这里提出一个设想：任何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额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一假说的数学表达形式为：
X=G(Y1Y2)/C2(1)
这里，X是在一定时期内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Y1和Y2分别代表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C是两个地区之间商品的经济距离，G是一个常数，可以称为贸易常数。
经济距离可以定义为商品在两个经济之间移动的成本。因为两个经济之间要实现商品交换，就必须把商品从一方移动到另一方。根据经验，决定商品的移动成本的主要因素是运输费用，包括陆运、海运、空运甚至装卸费用。当然，诸如促销、公关、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素也会影响商品的移动成本。但相对于运费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小。在精确度要求不高时，完全可以运费作为经济距离。
如果式（1）得到证实，就可以称为贸易定律。称其为“定律”的依据：一是它与事实一致，二是它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具有相同的形式（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这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万有引力公式考察的是宏观物理规律，它不能用于计算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贸易定律也是宏观定律，它考察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不能用于计算企业之间或老板与工人之间的交易。
三、贸易定律的验证
式（1）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考虑到一般国家对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量缺乏统计，我们只能采用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来验证贸易定律。
这里以中国对外贸易为例，选择了20个与中国的贸易额较大的国家进行考察。选择较大的国家的意义在于大国的经济运行较为稳定，数据较为可靠。
考虑到目前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集装箱运输，并且集装箱运费与散货运费相比较为稳定，也便于计算，这里以某公司从广州到世界各地的集装箱海运报价为基础来计算运费。由于竞争的关系，其他公司和其他港口的海运价格相差不是很大，因此预计不会对分析结论产生太大影响。
假设一个20″集装箱的海运费为F1，在出口国的陆运费为F2，在进口国的陆运费为F3，一个集装箱货物的平均运量单位为V，总运费为F，则商品的移动成本可以写为：
C=（F1+F2+F3）/V(2)
由式（1）和式（2）可以得到：
GV2=X•［F1+F2+F3］2/(Y1•Y2)(3)
货物的运量V可以体积计算，也可以重量计算。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暂时避免选择具体的计量单位，将G和V整体考察，并将G′=GV2′称为准贸易常数由于本文使用集装箱体积作为计量运费的运量单位，为了方便，把贸易常数与体积平方的乘积称为“准贸易常数”，因为集装箱体积也是一个常数。“准”的基本含义是指变化后的参数与原参数的意义相同。
表1是相关数据及计算结果。其中：F1是依据海运公司的报价；Y2是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2003年GDP的数据；Y1是中国2004年的GDP，为1.65×1012美元；X是依据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额；F2＝$500，是估计值；F3是经验估计值，一般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内陆运费较高。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准贸易常数大约在3×10-12与10×10-12美元•年•集装箱2之间用其它年份的数据检验贸易定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准确地刻画相关变量的量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意义。物理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量纲的准确使用。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学家常常忽视了量纲的准确使用。这也是许多经济学理论难以在实践中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进一步讨论
不难理解，贸易定律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事实(薛荣久，2003；陈宪，2004)，也可以解释相邻国家之间贸易额较高的事实（McPherson，etal.，2001）。最重要的是，贸易定律能够计算出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
由表1可以看到，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计算所得到的准贸易常数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数值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考虑到各国经济活动的波动性、影响贸易额的因素极多以及统计工作本身的误差等因素，可以认为贸易定律是有效的。
比如，式（1）中的运费不可能精确。一国国内不同地区通过不同的港口进出货物，对外贸易的平均运费难以准确计算。
就式（1）中的贸易额而言，一般统计数字只考虑直接贸易，均没有考虑间接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
由于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货币，经过换算的GDP值也不可能很精确。汇率的影响以及实际购买力因素使得GDP只具有参考意义。
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得到的贸易常数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这个结果应该是相当理想了。
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准贸易常数的加权平均值G′约为5.494×10-10美元•年•集装箱2。
考虑到一个集装箱的体积是20立方米，如果以体积计算贸易量，则可以得到G=G′/V2=1.373×10-12美元•年•米-6。
如果以重量计算贸易量，每个集装箱的运量大约15公吨，则可以得到贸易常数G=G′/V2为2.442×10-12美元•年•公吨-2。
从式（1）不难看出，贸易定律支持贸易自由化思想，因为经济总量与贸易额成正比，任何不利于贸易的壁垒必然也会阻碍经济总量的增长。
贸易的实质是交换，这是经济活动本身的需要，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只要有生产，就必然要与其他经济发生贸易。
贸易定律认为，任意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二者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二者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定律同时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看，贸易定律是成立的。
参考文献：
陈铭.2001.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1）.
陈宪.2004.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45-90.
佟家栋.2000.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其时间划分［J］.世界经济文汇（6）.
陶涛.2005.国际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70-109.
黄烨菁(1973-)，女．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对外经济。
摘要：贸易引力模型作为研究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一个理论方法，近年来相应的理论模型随着贸易的实践演变有了相应的扩展。我国目前贸易自由化进程取得非常大的成果，而且未来还有更加积极的开放措施。到2005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对于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的探讨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借助近年来在贸易流量分析方面运用十分广泛的引力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对中国与15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贸易结构已经从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指导的产业间贸易转化为产品差异化为动因的产业内贸易，而且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安排(FTA)对贸易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关键词：贸易引力模型：TCI指数；产业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2-0.023-06
收稿日期：2007-10-16
贸易引力模型是近年来分析贸易动因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如何应用这个模型对中国近年的贸易流量变化作一个分析是本文的研究动机。本文将关注伴随着中国贸易规模扩大进程的贸易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影响因素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产业内贸易在贸易中的地位以及贸易自由化协定的制度安排，借鉴扩展型的贸易引力模型，将产业内贸易程度和中国与其他国家FTA的制度安排作为新的影响因素纳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分析影响中国贸易流量的相关因素。
一、文献回顾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是将牛顿的万有引力思想(即两物体之间的引力大小与他们的质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引入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理论模型。引力模型的基本表达形式为Tij=KYiYj/Dij。其中Tij为j国和i国两国的贸易量，K为常数，Yj和Yj分别为i国和j同的经济总量，一般用GDP来表示，Dij为两国间的距离，一般指两国经济中心或最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这个表达式是基于贸易引力理论的贸易引力模型之一般模型，并逐步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流量的一个定量分析工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应用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发展。基本引力模型通过被加入一些新的参数变量而有了扩展性的应用，除了对多个国家的贸易流量进行综合分析之外，还通过参数的扩展，来验证由新的贸易动因理论所预测的贸易结构。Feenstra(2001)在他的研究中，区别同质商品和非同质商品进行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从而解释对不同贸易动因下的贸易特征，通过加入一些特定的参数，如反映产业内贸易的GL指数，可以看到在两类贸易引力模型的部分参数变量之间显著的差异，这些结果都可以用不同的贸易动因理论来解释。
除了模型的扩展之外，另有一些学者应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现实世界的部分国家的贸易格局进行了检验。Evenett和Keller(2002)运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对58个主要贸易国家在1985年的对外贸易流量进行了具体分析。他们通过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了同家属性和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两位学者的论文对58个国家各自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额进行同归分析，其结果表明，其中经济规模大且贸易总量大的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其贸易类型符合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而经济规模小而且贸易总量小的国家(一般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则明显地符合传统的H-O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Chan-Hyun.sohn(2005)的论文运用扩展型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韩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特征。作者在基本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贸易结构相似度变量TCI指数(Trade Conformity Index)，以及表示APEC成员身份的虚拟变量，运用1999年韩国的贸易流量的数据，论文的实证结果表明，韩国的贸易流量主要符合产业间贸易的特征，即符合经典的H-O理论的解释。同时，结果中虚拟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成员国如果是APEC成员，对它与韩国的双边贸易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证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在相关的研究中，贸易引力模型和扩展型的贸易引力模型已经得到了应用。单文婷、杨捷(2006)的引力模型扩展到了WTO成员方、APEC成员方、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华人人口比重、文化因素、FDI及外交关系对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流量的影响，指出语言和华人人口因素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有积极作用。潘沁、杨剑(2006)在一般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产业内贸易引力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促进区域内贸易及产业内贸易有积极作用的结论。张昱、唐志芳(2006)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潜力，从而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基于数量的参考。
在综合和借鉴上述文献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关注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趋势，并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以及贸易自由化制度安排发生的影响引入贸易引力模型作一个定量分析，通过应用一般引力模型和加入这两个因素的扩展模型，对影响中国贸易流量的因素加以研究。
二、问题的提出――产业内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流量中的地位和发展趋势
由于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实际上是多方面的，本文将重点关注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中国产业内贸易长足发展的重要背景是中国参与全球生产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
(一)从进出口产品结构看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 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异常迅猛。在对外贸易总量急剧上升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从进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从2000年到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从245亿美元升至490亿美元，而同期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有更大程度的增加，从467亿美元激增到1477亿美元，增长了近两倍。与此同时，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与进口都增长了两倍左右。从出口结构上来看，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有所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有所上升。在进口结构方面，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开始上升，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有所下降。
具体到产业层面的进出口结构，近年来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大量来自于跨国公司内部垂直一体化分工格局的贸易活动。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通过外包为主的形式向中国转移，中国越来越多地集聚了全球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加工外包与出口导向型的FDI。在这种贸易的产业分布格局上，中国除了继续保持低成本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纺织品产业和鞋帽、玩具等产品的出口以外，在中等技术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竞争优势开始逐步扩大，这成为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条件。除此以外，电子计算机及其组件也是我国产业内贸易规模很大的一个商品门类。
(二)双边FTA制度安排与中国对外贸易
近年来中国与他国签定的FTA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中国现有的贸易格局受FTA制度性安排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国在APEC框架下与APEC成员伙伴之间的双边FTA进程明显加快，在多边体制下积极开展双边FTA的谈判。中国与中国香港和澳门签署了CEPA协定。同时，中国又与东盟在“10+1”框架下完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谈判，正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最近，中国与新西兰、中国与韩国也开始就自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表2列出了中国与1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业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
中国与东盟2002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在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始后迅速发展，到2005年更是突破了亿美元大关。
三、模型的建立
本文实证研究的日的是应用引力模型探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从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态入手，结合前面提及的贸易格局特点对基本模型加以扩展。
(一)基本贸易引力模型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JY079)；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资助项目(200783)：广东省自科基金项目(06300385)；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基金项目(K06193)
作者简介：
潘苏(1984-)，女，台中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谭砚文(1967-)，山东淄博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文章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广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广东省GDP增长对进、出口增加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出口增加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12-0024-04 收稿日期：2007-09-19
一、引言
从1981年至2005年，广东省GDP由305．22亿元，增加到5006．19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62％；广东省进出口总额也由51．80亿元，增加到7846．76亿元，年均进出口增长率达到602％，其中，年均出口增长率达428％，年均进口增长率达到1224％。而同期，全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32％；全国进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50％，其中，年均出口增长率达161％，年均进口增长率达139％。广东省进出口增长、经济增长都如此之快，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强度有多大?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被广泛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的学者多是通过实证的方法来研究。Kaldor指出，经济增长使生产成本降低，有利于对外贸易；Ghartey也指出，经济增长就能带来出口的增加。Helpman and Krugman,Bhagwati、Kunst andMarineS3等则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作用。其中，Bhagwati指出，对外贸易带来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又促进了对外贸易，两者间存在一个“良性循环”。
关键词：中国对外贸易贸易顺差
一、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基本情况
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贸易规模达到21738.3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增长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据海关统计2008年1月～9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967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1月～9月累计贸易顺差为180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
1.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
1981年以来我国贸易平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见下图）
(1)以贸易逆差为主阶段（1981年～1989年）
这一阶段虽然在1982年和1983年分别出现了30.36亿和8.36亿美元的顺差，但总体上是以逆差为主，累计逆差达到424.04亿美元。平均每年逆差为47.12亿美元。
(2)较小贸易顺差阶段（1990～1996年）
这一阶段虽然在1993年出现了122.15亿美元的逆差，但总体上是以顺差为主，累计顺差达到433.08亿美元。
(3)较大贸易顺差阶段（1997年～2007年）
这一阶段各年均为贸易顺差，且平均每年顺差均在500亿美元以上，1997年～2007年累计顺差达到5415．5亿美元，2007年我国出口额12180.2亿美元，增长25.7%；进口额9558.2亿美元，增长20.8%，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为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
2.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
(1)加工贸易顺差远高于一般贸易
一般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加工贸易仍是顺差的主体。2007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617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进口总额为368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6%;顺差为2492.5亿美元。而同期一般贸易顺差仅为1099.3亿美元，约为加工贸易顺差的二分之一。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已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向以机电产品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2)顺差主要集中在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顺差主要来自民营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仍为逆差。2004年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后，大大激发了民营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2007年，民营企业出口实现贸易顺差1709.9亿美元，占全国顺差总增量的65%。外资企业“高出低进”也十分突出，实现顺差1361亿美元，国有企业仍有449.1亿美元逆差。
(3)中美、中欧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我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国家和香港地区，但增量主要来自欧美，而且表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2007年，我国对美、欧、港的顺差分别达1633.3亿、1342.3亿和1716.2亿美元。三地顺差合计4691.8亿美元，占我全球贸易中顺差来源地顺差总额的90%以上。
(4)货物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服务贸易连年逆差
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逐步扩大，成为推动贸易顺差增加的最主要因素，1997年～2006年，贸易顺差累计5655.5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累计顺差额6244.5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额677.3亿美元。在国际上，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顺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缓慢。
二、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以低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这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资金、技术方面相对稀缺，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则相对充裕，成本也相应较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现阶段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价格竞争力的也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在由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优势以及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规模优势。凭借这种“比较优势”，中国的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制造”的产品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三、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原因
外贸顺差反映了国情，是发挥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结果。立足于人多、收入低等基本国情，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我国产生外贸顺差的根本原因。我国人力资源“质优价廉”，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韩国的8%、巴西的18%。同时我国还有市场大、配套强、海外华人多等优势，有利于吸纳国际产业转移，致使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并成为顺差的主要来源。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恰好已形成了基本的开放态势,因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这场世界性的产业转移；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之国内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趋完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跃升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2005年1月1日，WTO成员国取消了对服装和纺织品的所有进口配额限制。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成为贸易顺差的最大驱动力量。
2.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的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我国进出口国别（地区）统计，1994年～2007年间，在双边贸易中我国顺差增加较大的市场主要有美国、香港地区和欧盟。其中美国由74.9亿美元激增到1633.3亿美元，是我国最大的顺差对象国；香港由229.1亿美元增加到1716.2亿美元；欧盟由逆差38.4亿美元751.1亿变为顺差1342.3亿美元。同一时期我国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却由顺差转变为出现美元的逆差。其中，对日本的逆差由47.5亿美元增加到318.8亿美元；对韩国的逆差由29.2亿美元增加到476.2亿美元;对台湾地区的逆差由118.5亿美元增加到775.6亿美元;对东盟的逆差由4.5亿美元增加到141.9亿美元。如果考察一下同期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方向统计，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同时，亚洲几个主要经济体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出现了相应的缩减。也就是说，由于国际间比较优势的变化，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其末端加工程序，已经大量转移到中国，这样也就把它们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而我国则从这些经济体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并因此形成我国对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亚洲国家或地区对我国的持续产业转移间接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贸易顺差加速。
根据进出口商品结构统计，我国贸易顺差集中在工业制成品上。1994年～2007年间，我国工业制成品顺差由原来的21.1亿美元增加到4436.3亿美元，与此同时，初级产品贸易则由32.4亿美元顺差转变为出现1814.3亿美元的逆差。应当注意的是，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出口和进口均大幅增长，这反映了我国加工贸易占有较大比重，中国处于加工贸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邻国的出口要经过中国的组装得以实现，即“大出”同时伴随着“大进”，出口增长大量地依赖工业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等的进口，其中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甚至存在着较大的逆差。我国商品进出口十几年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急剧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部分加工出口产业由其他亚洲经济体向我国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
com3.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扩大了贸易顺差
按照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主要对海外原材料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较大。但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后,某些国家对华出口的管制政策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这自然会加大双边贸易不平衡。以美国为例，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已是导致中美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进一步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出口许可审批的时间更长，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也更多。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美国的出口许可证从递交申请到批准的平均时间一般为3个～12个月，而日本、德国对向中国高科技出口发放许可证的时间最多为1个月。所以，如果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要等半年才能获得许可证，出口机会就会转向德国或日本公司。正由于此，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比例持续下降。由于美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近几年美国每年都要丧失对中国出口几十亿美元的贸易机会。
4.FDI推动贸易顺差的扩大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形成的生产能力正在释放出来，导致某些产品出口激增，远远超出国内市场需要，因而出口大量增加，贸易顺差而扩大。据海关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居重要地位，无论是进出口额还是贸易差额，外商投资企业都占绝对比重，目前，加工贸易是外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方式，2007年外企加工贸易出口6955.2亿元,同比增长23.4%,进口5594.1亿美元，同比增长18.4%，实现贸易顺差1361.1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顺差的55%，因此可以看出，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顺差的加速扩大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跨国公司把我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依靠自身技术的先进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大力开展加工贸易，推动了出口额和进口额的逐年高涨。因此，跨国公司以加工贸易等方式，大量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并不能反映出我国在全球市场真实的竞争力，只在数字上制作了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其实，我国的很多出口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5.产业结构的提升导致大量的进口替代
在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中，大量外资企业来华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客观上将周边地区对美欧的顺差转移到我国。特别是近几年外商对华投资由加工组装环节向上下游延伸，呈现整个产业链对华转移的趋势，使我国家用电器、信息技术、运输工具等产业的国内配套能力大大增强，从而大量替代进口。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也由“大进大出”向“小进大出”转变，使用国产料件的比重大幅提高，顺差逐年增加。除集成电路以及电容器、复印机、电容器、汽轮机等产品的零件进口增长较快外，大部分产业的零件进口都呈低速增长或下降趋势。不少产业零部件生产能力激增后，转而大量出口。例如，汽车零件进口额下降8.2%，出口额却增长了49.2%。中国自己的公司提升产业结构，相互激烈竞争，这无疑受助于在华外国公司的技能和技术转让。
外贸顺差反映了原产地统计规则，顺差多并不等于利益多。顺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标志，也不是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我国顺差虽大，但仍不是贸易强国，在国际分工中还处在较低端，获得的比较利益并不高。比如，我国的顺差集中于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如果根据企业的“国籍”或增值的多少来统计顺差，我国的顺差就会大大减少。因此，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的我国顺差，统计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不完全是反映贸易利益分配的恰当指标。
综上所述，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推动的结果。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外贸顺差增大的一面，也要看到国际分工地位低、亟需提高的一面。因此深入分析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对我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吴宏:转轨的贸易流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2]黄先海: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测度与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5
关键词：垂直专业化；中美贸易；“黑锅”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促使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急剧上升。加工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中很大一部分是由进口产品中的中间投入品产生的。
Feenstra等（1998）认为，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由东亚转移到中国。Hammer（2006）认为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东亚地区垂直专业分工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增长。北大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统计了自1992年到2003年中美出口贸易中的VS指数，并得出中美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而是东亚各个国家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在结合上述文献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阐述了美国、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在造成巨额中美贸易顺差中背负的“黑锅”。
一、中美贸易现状
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从1979年到2012年的34年里，中美贸易额从24.5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4846.8亿美元，增长了197倍之多。早在2000年，中国就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到2012年美对华贸易逆差飙升到2189.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但是，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加深，中美贸易的顺差持续扩大，呈现出“剪刀口式”增长。由于逆差不断增长，两国贸易纠纷不断，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已日益引起两国的重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认为人民币低估，并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和金融系统进一步开放。
从现实数据来看，2000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是1美元=8.2784人民币，而2013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6.0182人民币，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不断升值，但中美贸易顺差却不断扩大。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中美贸易失衡的状况。因此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与实际不符，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汇率的问题。
二、中美贸易不平衡特征与原因
通过对中、美和东亚地区的外贸数据整理，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在对美贸易顺差与中国对日韩及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逆差是同比关系，即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中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也在扩大。中美贸易顺差从1993年的62.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311亿美元，相应地，对亚洲各国的贸易逆差总额也从1993年的77.5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359亿美元，由此可见，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特征是：中国对东亚各国贸易体逆差扩大以及东亚各国贸易体对美国贸易顺差减小的同时，中美贸易顺差日益扩大，这有力地阐明了中国、美国和东亚三者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一个特征是贸易结构不平衡，中国在初级产品上保持贸易逆差，而在工业制成品上是贸易顺差，美国与此相反。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6-2006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初级产品贸易上处于顺差地位，由1996年的12.8亿美元上涨到2006年的92.4亿美元；而在工业制成品贸易方面，美国是贸易逆差，由1996年的405.2亿美元剧增到2388亿美元，传统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解释两国之间的这种贸易不平衡。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显示，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当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7）的比重逐步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比重略有下降，中美这种贸易结构特点主要是因为东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机械设备、电子等中高技术产品的国际分工多，中国从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等国家进口零部件和半成品等中间产品（这一比例高达60%多），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事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简而言之，垂直专业化就是这种进口中间产品，出口最终产品的分工模式。例如位于无锡的索尼电视机工厂生产的电视机，其液晶电视在出口美国时贴着“MADE IN CHINA”，但是经过仔细的分析发现，液晶面板是由韩国制造，彩色滤光片、光学胶片等由日本制造，包装盒由泰国生产。中国的工厂只是进口、简单地加工组装，因此无锡工厂出口的电视机应该贴上“MADE IN ASIA”。
所以，垂直专业化解释了中美贸易顺差其实是一种结构性顺差，东亚主要经济体通过将部分产业向中国转移，再由中国向美国出口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一部分是东亚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而来的，这解释了中国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中替东亚整体所背负的“黑锅”。
三、中美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2001年，Hummels等提出了衡量垂直专业化程度的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指标，即一国总出口中由进口的中间品所创造的贸易额，计算公式为：VSi=（MiYi）·Xi（1）
式中，Xi是i产业的出口额，Mi代表产业i的进口中间品额，Yi表示i产业的总产出。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一国各产业的发展水平可以用vss指数衡量，计算公式为：
VSS=VS/X=∑VSi/X=∑（VS/Xi）·XiX=∑[（VSiXi）（XiX）]（2）
考虑到间接的进口投入品，借助投入产出表，可以将（2）式表达为矩阵形式：
总体垂直专业化程度=（1/X）uAM（I-AD）-1Xv（3）
行业垂直专业化程度=uAM（I-AD）-1（4）
其中Mi是i部门进口的中间产品，Yi是i部门的总产出，Xi为i部门的总出口，x是总出口，u=（1，1，……1），AM是（n×n）维进口中间品系数矩阵，AD是（n×n）维国内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M+AD=A，A是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I-AD）-1为完全需要系数矩阵，Xv表示出口向量。
1992-2003年，中国出口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提高了约8.2%，中国垂直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进口中间产品在中国出口产品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准确的说，中国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一个“世界加工工厂”。对于中国出口部门的垂直专业化，东亚国家贡献了71.2%，这还并不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因此，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出口贸易上升的趋势。（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课题组.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与中美贸易[J].世界经济，2006（5）：3-11.
[2]柳剑平，孙云华.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兼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7）：16-23.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增强，传统的关税壁垒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它非关税壁垒措施不断花样翻新。同时世界各国不断在WTO框架下寻找新的贸易保护工具。而绿色壁垒由于其隐蔽性较强、透明度较低、实施效果较好成为新型贸易壁垒。
2 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现状
2.1 “中国西部”的界定
1985年，中央在制定“七五规划”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其中西部包括宁夏、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四川、贵州和云南9个省区（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1999年，中央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将内蒙古和广西纳入西部范围，至此，西部地区就包括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2 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在全国的地位
自2000年至2006年，从纵向的角度看，虽然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了，但从动态横向比较的角度分析，西部地区在全国三大地区中对外贸易所占份额最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贸易规模在相对萎缩，这说明西部与其他地区在外贸规模方面的差距正在加大。2000—2006年间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绝对值与相对值在全国三大地区中处于最低、最落后的地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6）数据计算所得。
从上表可以看出，如横向比较，西部地区对外贸易额自2002年起增速较快，且绝对数额有较大增长。但通过纵向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对外贸易额在全国外贸额中所占比重却并没有增加，相反，与1998年相比，2005年反而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05年的全国外贸额是1998年的4.4倍，而2005年西部地区的外贸额仅是1998年的2.8倍。从这一系列的数据我们看到一个现状：近几年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不容忽视的是，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更是差距甚大。而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686.7万平方公里和3.69亿人口，各占全国的71.5%和28.8%，与多个国家接壤，矿产、能源、旅游和土地等资源也十分丰富，2005年其外贸总额却只占到全国的3.2%，连上海市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况且在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这个比例却不升反降。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因此，通过对外贸易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缩小地区差距，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目前的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遭受的绿色贸易壁垒也越来越多。中国对外贸易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主要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挑战，绿色贸易壁垒使中国外贸出口市场缩小，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下降，这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2004年及2005年外贸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外贸出口市场主要为日本、美国、欧盟、中亚五国等国家。日本、美国、欧盟都是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委员会成员，其环保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目前正从环保立法进入环保执法阶段。由于这些国家依据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通常会实施某种强制性的、不合理的或者是限制进口的双重标准。
3 西部地区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
3.1 政府应对措施
绿色贸易壁垒大多来源于国际环境公约、WTO协议中的环境条款、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ISO14000）、绿色标志制度、进口国国内环境与贸易法规、进口国环境与技术标准等环境保护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绿色贸易壁垒的渊源。一个国家或地区欲突破绿色贸易壁垒，不仅要满足进口国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而且要满足进口国政府有关机构、协会、官员等对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及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的需求。这不仅仅要依靠社会和企业来实现，还要依靠政府凭借其权力优势和公共关系优势为出口企业提供创造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有利于贸易发展的宏观环境。
3.2 企业应对措施
西部地区要打破国际贸易绿色壁垒，除了宏观政策的支持外，还要立足于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企业作为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基础，只有企业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西部地区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满足国际目标市场的环保要求，提高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西部企业必须从长远考虑增强环保意识，及早采取措施走绿色发展道路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1.实施绿色营销策略
随着世界绿色消费运动迅速兴起，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迫使企业不得不改变传统的营销观念，开展绿色营销，以适应绿色消费需求。绿色营销又称环境营销或生态营销，是指企业把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企业的营销哲学，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第一责任，在营销过程中实现消费者、企业、社会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协调统一，各项营销组合的运行，贯穿于消费者当前与未来的利益中。因此建立绿色营销体系，是西部企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工具。目前，我国西部绿色营销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不断努力，实现绿色管理，积极推行绿色包装。
2.建立绿色核算制度
传统的企业成本核算并没有加入环境成本因素，这样，产品的环境成本大多数被转嫁到消费者或政府身上，从而高估了企业净收益。绿色产品使企业在生产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环保方面，这些支出应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污染者付费”和“环境有偿使用”原则也要求企业在制定价格时要考虑将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企业要想成为绿色企业，就要建立绿色会计制度，把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的成本一效益分析，实行环境成本内在化。绿色核算制度能够真实反映产品的价值，能够对企业生产中的每个环节、每道工序可能产生的污染做出定量分析，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以便达到突破绿色壁垒限制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卜朝晖.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及其对策[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2.
[2] 叶文娱.绿色贸易壁垒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D].安徽大学，2003.5.（28）.
[3] 赵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出口转型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4日
一、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和历程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衰退，欧美市场的需求不断萎缩，这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加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力成本提高等不利因素，我国的外贸企业受到强烈冲击，大量企业停产、倒闭，充分暴露出我国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人才、品牌和技术等核心竞争力上的匮乏，同时也凸显出我国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亮点，并正在逐渐重塑中国对外贸易的大格局。跨境电商为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的历史性机遇。
（一）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现状。跨境电商是随着互联网应用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的一种新型国际贸易模式，是未来贸易发展的潮流。我国跨境电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成为我国外贸的重要增长点。2013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3.1万亿元，增长率达31.3%，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1.9%。2014年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速超过30%，发展态势异常迅猛，并与传统贸易的增长态势形成了鲜明对比，见图1。（图1，注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含跨境电商零售和跨境电商B2B两部分；数据来源：艾瑞咨询）随着国家跨境电商利好政策先后出台，行业参与者积极推动行业产业链的逐渐完善，预计未来几年跨境电商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
（二）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跨境电商迅猛发展是在近五年，但以阿里巴巴为首的跨境电商网站，自1999年实现利用互联网连接中国供应商与海外买家后，中国对外出口贸易就实现了互联网化。随后十几年里，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包括从信息服务到在线交易再过渡到全产业链服务的跨境电商产业转型。（表1）
第一阶段是以早期的阿里巴巴国际站、环球资源网等B2B网站为代表，主要面向国外批发商，将外贸出口缩短为“中国工厂-外国批发商-外国零售商-外国消费者”四个环节。其核心业务是线上、线下交易的信息服务模式，即电商作为第三方平台，主要角色是为企业提供信息及产品线上平台，而交易环节则全部在线下完成。
第二阶段是以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敦煌网等为代表的，以小额外贸批发为主的B2B网站，使中国工厂直接面向外国的零售商，将外贸出口缩短为“中国工厂-外国零售商-外国消费者”3个环节。在该阶段，跨境电商平台逐渐将线下交易、支付、物流服务等交易环节与流程实现电子化，结合电子金融打造在线交易平台。跨境贸易借助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整合供需双方的资源，打通上下游供应链，形成了包括B2B（平台对企业小额交易）平台模式，以及B2C（平台对用户）平台模式两种模式。
第三阶段是以兰亭集势为代表的B2C外贸电商，绕过了所有的中间环节，一端连着中国的制造工厂，另一端连着外国消费者。在该阶段，跨境电商基于互联网运营模式，通过重塑中小企业链条，使企业直接面对个体批发商、零售商与消费者，减少了贸易中间流转的成本和损失，提高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销售模式与物流方式。实现精细营销和深度营销，极大地拓宽了生产和销售渠道，有利于自主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
二、中小型外贸企业转型跨境电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中小型外贸企业发展跨境电商所面临的机遇。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将对中国整体国民经济以及进出口贸易产生深远的意义。一方面与传统外贸相比，跨境电商能有效压缩中间环节、化解产能过剩、重塑国际产业链、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网站集合海量商品信息库、个性化广告推送、智能化商品检索、口碑聚集消费需求、支付方式便捷等多重优势，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之道。此外，跨境电商面对的是全球商家和消费者，市场潜力无限，加上国家对跨境电商的大力扶持，先后审批了十几个城市作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已经围绕整个跨境贸易形成了一条从营销到支付、物流和金融服务的完整产业链，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小型外贸企业发展跨境电商所面临的挑战。中小型外贸企业发展跨境电商在拥有国家政策扶持和外部环境改善的同时，也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跨境电商主要面临物流、支付和诚信三大挑战。跨境物流存在高运费、高关税和安全性等难题，支付环节则涉及外汇兑换风险和资金安全风险，在经济纠纷时如何公平仲裁、保障买卖双方利益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中小企业开展跨境电商还存在缺少知名品牌，产品附加值低；供应链的快速反应能力差，不能实现柔性供货；以及税收及“山寨”的难题；同时跨境电商人才的缺乏也给中小企业发展跨境电商带来了一定的掣肘。
三、中小型外贸企业开展跨境电商的对策
（一）选择好市场的突破口。在国内卖家通过跨境B2C平台将“中国制造”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的过程中，小语种市场的订单势如井喷，一些卖家锁定某个市场发力，集中力量耕耘，这不仅让他们避开了热门的欧美市场激烈竞争，也让他们率先获得了市场先机。来自平台的推波助澜则是小语种市场兴起的主要原因，如速卖通就将俄罗斯、巴西市场带到了国内卖家面前。目前小语种市场上，平台顾客直接下单的比例较高，语言阻碍也不大，很多小卖家在小语种市场运作良好。所以，中小企业一方面要注意市场成长方向，另一方面要对人才团队适时进行调配，关注小语种市场，以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重视信息发展，选择合适的第三方平台。在电商时代，快速反应是基本的市场竞争规则。信息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新的竞争点，以电子、通讯和信息为支撑的跨境电商正改变着各国的国际贸易竞争方式。外贸企业可以通过信息系统数据快速挖掘客户资料，对市场变化快速做出决策，抓住机会，在采购、生产、仓储和配送等环节进行优化配置，占据市场优势。
对于刚涉足跨境电商的中小企业来说，优先选择第三方平台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经过几年的发展，出口电商逐步进入平台化发展时期，其中以阿里巴巴速卖通（AliExpress）、兰亭集势（LightInTheBox）、敦煌、eBay易趣等为外贸出口品牌电商平台，在海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阿里以中小企业面向全球终端批发零售商，小批量、多批次、快速销售，目标是建立全球最大、最活跃的网上交易市场。兰亭主要针对三类服务对象，包括中国传统品牌、中国线上品牌和中国外贸工厂，企业入驻兰亭集势开放平台的品类主要集中在服装、电子产品等领域。敦煌网开拓全球跨境电商模式，聚集中国众多中小供应商产品，为国外众多中小采购商提供全天候网上批发交易平台。eBay易趣致力于开辟海外网络直销渠道，为卖家提供便捷、实惠和安全的消费平台，其交易商品主要为生活用品。外贸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优质电商平台，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三）重视向小单、多种交易模式转型。在传统国际贸易中，1万美元以下的小订单议价成本高、利润低廉；在物流方面，也只能通过集装箱拼柜，手续繁琐复杂，因此被外贸公司视为鸡肋。随着小订单在传统外贸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传统外贸电商化趋势将会不断加快。传统外贸日渐由“集装箱”式的大额交易被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的外贸订单需求所取代，现有的主要服务于大宗交易的外贸进出口服务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小订单的运作需求，而跨境电商恰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跨境电商的订单成小批量、碎片化，甚至是单件，专注于小订单的外贸出口服务链条，全程提供小订单的报关、出口物流打包、收汇等服务，这样就轻松实现了单个企业之间或单个企业与单个消费者之间交易。许多涉足小批量跨境电商的外贸企业发现，与传统贸易相比较，多批次的小订单不仅可以实现产品预付订金的高周转、减少库存的压力，而且省去了许多传统进出口贸易流程中繁琐的环节和支出，赢取更为丰富的利润空间。
中小企业在向小单以及多种交易模式转型的同时，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物流公司，同时注意仓储风险。选择物流公司时首先看公司的历史和口碑：经营信誉良好的物流公司，往往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好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其次看公司的服务渠道是否全面：不同的货物需要选择不同的物流方式。物流公司渠道广泛，商家就不需要再去寻找其他物流公司并作出判断。另外，在一个物流公司发货越多，能够享受的服务也越多。其次看价格：物流费用会侵蚀卖家的利润，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所以价格是卖家最为关心的。但一味地压低价格，必然会损害客户体验；最后看公司的整体实力：网点分布是否够广，是否有一套无缝对接上下游的系统等。在仓储方面，要尤其注意海外仓的风险。海外仓适合价格高、体积大、易碎，不能走传统物流渠道的货物。还需要考虑商家本身的资金实力以及抗风险能力。
四、结语
跨境电子商务的兴起和繁盛在国际贸易的应用为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带来新的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机遇、巨大的商机和发展空间，必将稳步推动促进外贸交易的增长，促进“中国制造”产品向“中国营销”和“中国创造”加速转变，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主要参考文献：
[1]2012-2013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研究报告[EB/OL].艾瑞咨询官方网站.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贸易顺差 悖论
一、引言
一般贸易理论认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促进出口、抑制进口；若人民币升值，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从而能够改善贸易顺差，对国际收支盈余所造成的经济失衡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然而，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截至2014年12月，人民币汇率已由2005年的8.27：1上升至6.15：1，累计升值约34%。与此同时，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持续保持顺差，甚至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出口受到严重削弱的条件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依然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几年中，中国经常项目年均顺差为2833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年均顺差为1170亿美元， 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并已超过3.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在人民币持续升值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非但没能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针对这一现象不同的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大多数学者着重研究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民币升值与贸易顺差存在悖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贸易长期顺差的政策建议。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变动情况
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状态，我国对外贸易也一直呈现顺差变动趋势。这个结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减少贸易顺差相悖，即：人民币升值不但没有使贸易顺差减少，反而使得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基于这一基本变动趋势，可以初步确定人民币升值与贸易顺差存在悖论。
三、人民币升值与我国贸易顺差悖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一）马歇尔――勒纳条件
马歇尔・勒纳条件是指只有当一国的出口需求弹性与进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成立时，以本币贬值来谋求国际收支逆差的改善才是确实可行的。而且，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越大，以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的效果越好。用公式表示为：
Ex+Em>1
其中，Ex为出口商品需求弹性，Em为进口商品需求弹性。从弹性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减少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则主要取决于我国的出口需求弹性和进口需求弹性，即要能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厉以宁（1991）等认为我国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0.6365；殷德生（2004）运用协整方法计算出我国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0.5577；范金（2004）等指出我国中长期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9353，我国大部分行业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小于1。由以上学者的研究表示，中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基本小于1，因此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善贸易收支顺差。
（二）J曲线效应
J曲线效应的基本理论为：一国货币对外升值后，国际收支状况在初期将进一步恶化，经过一段时间，贸易收入才会减少，使国际收支状况得到改善。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存在以下时滞：认识时滞、决策时滞、生产时滞、取代时滞等。根据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一般来说，本币升值会使本国出口商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上涨，不利于出口的扩大，在超过一定范围后，会导致出口的下降；另一方面，本币升值会使进口商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下降，有利于进口的扩大，同理，在超过一定范围后，会导致进口的增加。从长期来看，上述的情况是成立的，但是在短时期来看也许不能得到满足，可能会出现J曲线效应。[2]因此，在J曲线效应的影响下，货币升值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善贸易收支顺差。
四、人民币升值与我国贸易顺差存在悖论的原因
（一）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和引资优惠政策导致中国贸易持续双顺差
1.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实施出口鼓励政策，1979年，中央在广东和福建分别设立经济特区，其基本方针是：建设资金以吸收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其后的长时间又相继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基本政策均是鼓励出口、抑制进口。长期的出口导向政策主要表现为：给出口企业提供出口政策优惠，如：减免出口关税、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出口保险等为，目的在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国外市场，增强出口竞争能力。长期的出口导向政策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产生了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由于国家出口政策的大力支持，企业主门都竞相出口，使得中国对外贸易的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顺差。自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的经常项目持续处于巨额顺差状态，均保持在1324亿美元以上，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经常项目依然突破4000达到4206亿美元。
2.引资优惠政策导致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中国相继在多个地区设立经济技术特区，实行超国民优惠的外资政策。其中，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外商间接投资以及其他金融项目的投资。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开放的经济特区仅为4个，利用外资较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特区的范围不断扩张到沿海的多个地区，在此期间引进外资的政策也越来越优惠，外资的利用也得到急剧的发展，由1992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400亿美元。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得中国的长期资本及金融项目处于顺差状态，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由2005年的953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3262亿美元，在这几年间，除了2012年为-318亿美元外，其他年限均保持在高额顺差状态。
（二）中美两国GDP增长率差异带动中国贸易顺差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重要指标的GDP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与经济大国美国相比较虽然GDP基数落后于美国，但GDP的增长率却远高于美国。中国的GDP同比增长率2005年为10.4%，2014年约为7.7%，在这几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9.2%，美国2005年的GDP同比增长率为3.05%，2014年约为3.2%，在这几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6%。由上述数据对比可知中美两国GDP增长率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带动下，中国为了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继续扩大出口，外汇储备逐年增多。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中国的出口采取抵制措施，强推人民币升值，以期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但由于两国经济增长差异较大，因此采用人民币升值以减少贸易顺差的反向调节作用不明显，甚至会带动贸易顺差。
（三）我国储蓄与消费长期处于失衡状态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40%，发达国家约为80%，世界平均水平约为60%，由这个数据对比可知中国长期处于低消费、高储蓄的状态。由于国内储蓄率的长期居高一方面使得生产企业不得不把销售市场转向国外，以扩大出口规模来赚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在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政府和国企主导的用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势必会造成生产过剩，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对于居民来说由于对预期的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保的不全面，他们仅会将收入的较少部分用来消费国内产品，对于国外产品的需求有限，一部分抑制了进口。长此以往对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即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我国的贸易方式决定了我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
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以及技术的相对不成熟，决定了我国的贸易方式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的产品均为初级产品。加工贸易的主要特点是中国扮演中间者的角色，即将进口来的原材料通过加工后，再将成品出口到国外，这一过程均以美元结算，抵消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贸易模式很容易产生贸易顺差。近几年也有很多国家直接将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更加加重了对外贸易的顺差。
（五）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不大
2005年实行新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不再实行盯住单一货币（美元），而是盯住一篮子货币。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整理可知，从2005年到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8.27上升至6.14，累计升值34%，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欧元）由2005年的10.1上升为2014年的8.34，累计上升19%。对比可知人民币虽然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很大，但是对于其他货币来说升值幅度较小，即人民币的实际升值不大。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对贸易顺差的影响较小。
五、政策建议
（一）将“出口导向”战略转为“进出平衡”的外贸政策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推行出口鼓励的优惠政策确实为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的出口额得到大幅的增加，外汇储备也迅速增加，有效的弥补了中国的外汇缺口，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但是随着贸易双顺差的持续增加，出口导向政策出现其弊端的地方，因此，需要将以前的出口导向政策转变为进出平衡的外贸政策。在出口方面，对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增加出口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进口方面，鼓励进口，适当降低进口配额，取消一些进口壁垒，尤其是对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等的进口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总之，一国的贸易无论持续顺差还是持续逆差对本国的经济都不利，只有进出口保持基本平衡，才能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将外资引进模式由“多引资”转为“高质引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很大一部分受限于当时的资金供给，因此需要大量的外资引进。但当前中国的资金较为充裕，应该将外资的引进由注重数量转变为注重质量，首先，要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外资引进政策，对外资和内资实行统一的政策措施。其次，要正确引导资金的流向，将引进资金投入到高技术产业、朝阳产业以及发展前景较好的优秀企业。对于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不再投入资金，逐步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最后，要规范引资的政策环境，避免各地利用引进资金进行不正当竞争。
（三）合理调整储蓄与消费的关系
储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对中国长期贸易顺差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一直处于高储蓄、低消费的不合理状态。针对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有效内需不足对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贫富差距较大，以及社保的不完善，人们更愿意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要扩大内需，需要从根本解决问题，如：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于较高的储蓄率，可以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等措施。
（四）调整贸易方式，减少贸易顺差
由于以前的贸易结构以加工贸易为主，呈现两头在外，我在中间的特点，这种贸易方式使贸易顺差持续增加。针对这个问题，改变贸易顺差的措施为，将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利用人民币升值这一契机进口高科技设备，不断优化国内产业，使其向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升级。
（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可以着手于保持人民币实际利率的稳定，当一国在通货膨胀率基本稳定时，如果本国的实际利率较高可以吸引外资，有利于资本流入，进而使得本国的货币升值，汇率上升。但本国利率上升需是相对的上升状态，即其他主要国家的利率需要保持基本稳定，若其他主要国家利率和本币利率同幅度上升甚至高于本币利率上升，则不利于国际资本的流入。因此，保持本币利率的基本稳定是保持汇率稳定的重要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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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论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形势严峻的问题。首先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人手，客观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然后以综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数据来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无需惊恐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应对，积极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线和摩擦曲线组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Real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2/(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从现状到理论再用数据说明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摩擦的增加，特别是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线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减少或是消失，必定将会有新的贸易摩擦国的出现，进人下一个摩擦曲线。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外包和外部资本企业；贸易结构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1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吸引全球投资，来发展并壮大国内产业，当产业的竞争力获得提高后，对外贸易也会跟着兴起；因此我国关心国际产业转移，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本研究论文研究当国际产业转移成形后，连带造成的贸易的商品转移趋势。虽然有关国际产业转移的文献探讨相当多，发表的文章相当丰富，但进一步探讨对贸易影响的文献则较有限。
另外，由于近20年来，许多国家纷纷前往我国投资，由于各国企业前往我国投资所考虑的因素大同小异，因此可能产生产业转移效果，同时，也会给投资国带来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效果，但因各国投资行为可能有共同性，使得贸易创造及贸易转移效果可能会有相似性，因此本研究论文也将针对我国、南韩及日本的贸易结构变化差异性加以比较分析。
一、国际产业转移发展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际产业转移改变了产业的国际分布，对产业转出国和转入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二次大战后的195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已历经数个阶段，各阶段如下：
（一）战后的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
战后国际产业的转移，于 20世纪50年代，美国凭借其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全球领先地位，成为第一次国际性产业调整和转移浪潮中的主角。
（二）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美国一起成为这一时期产业转移的主导国家。这一时期，把劳动密集型工业和部分耗能多、污染大的重化工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
（三）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
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70年代中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西方工业化国家高耗能的重化工业，迫使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开始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的较少消耗能源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粗放型重化工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
在这一阶段，美、日等先进国家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进一步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80年代中期以来，“四小龙”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和我国，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信息科技的发展和各国对外开放的日益加深，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知识经济蓬勃兴起，有效地推动了先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些新变化形成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
二、国际产业转移对全球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
国际产业转移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进入和技术转移改变产业转入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并通过外包和外部资本企业的建立对一国产品的进出口和贸易方向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通过产业升级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一国国民从事生产活动的分布。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外部推动力量，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行业选择及代工，改变了全球生产能力布局，影响了一国的产业结构，进而影响进出口能力；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上下游的关联效应及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通过资本累积的效应
资本累积一般是指与国内储蓄相对应的新增投资和外国资本的净流入。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转入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可以将低质量的资本存量变成高质量的资本存量，从而达到加速企业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效应。
（三）通过技术转移的效应
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要素投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比例，加快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提高了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促进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
三、东亚的贸易商品转移比较分析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特征来看，在东亚中，中国的发展程度较落后、技术层次较低、劳动力较丰富、薪资水平较低，因此得以吸引外资的流入，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转入国；至于南韩及日本则是同样有大量的资金流出而进入中国，因此都是属于产业移转的转出国。
1.就中国来看：中国总出口占全球出口合计的比重，由1999年的6.8%提高至2011年的21.7%，符合国际产业转入国的特征。而全球出口商品中，中国所占比重提高比重都超过30个百分点，而且几乎都是传统产业或劳力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纺织类商品占有6项，可见符合国际产业转移的特性。
2.就南韩来看：南韩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与中国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较，也有6项重迭，包括比重下降最多的前4大商品，可见南韩也是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转出国。
3.就日本来看：日本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与中国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较，仅有杂项制品（HS96）1项相同，可见日本产业转移至中国的现象并不明显。。
综合来看，在东亚的出口表现上，中国与南韩有较明显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而且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并不明显，而南韩有较明显的转移现象，而且是属于高科技产品。这也反映日本、南韩、中国的三个等级技术水平。
五、结论
由本研究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会反映在贸易商品转移上，个别国家不论国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出或净流入，所带动的三角贸易变化，也不论是贸易创造或贸易转移效果，最后从全球的观点来看时，都将反映在贸易商品的转移上。
就东亚的出口，在1999年至2011年间，确实存在贸易商品转移的现象，其中中国与台湾及南韩有较明显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而且是劳力密集型产品；但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并不明显，而与南韩有较明显的转移现象，而且是属于高科技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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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生丝贸易/缫丝厂/公和永/继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着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计划以中国对外贸易中三个重要商品——丝、茶、棉纺织品贸易状况和条件的变迁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分三篇作一点初步研究。着眼点放在作用和影响上面。其中有两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发表(注:请参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动手较晚,未及定稿就因当时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项集体研究项目而停顿,由此一放竟达十年之久。现在本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了重新检定这篇旧稿的闲暇。而在此期间,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个人所见,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间,台湾和大陆就相继有两部专着问世(注:即1989年8月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着的《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编的《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单篇论文则为数更多。形势大大改观,本文似已无发表之必要。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论,而是着眼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环境,视点稍异,则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对十余年来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识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
中国生丝的流传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沟通中国陆路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丝路”,在唐代便已闻名于当是的西域。生丝的海上贸易,包括东南亚、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欧,在以前,见诸文献记载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如今在瑞典乌普萨拉大教堂内,还保留有14世纪的中国丝绸。遥远的北欧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概见。在亚洲地区,中日之间的生丝贸易,无论是合法的勘合贸易或非法的海盗贸易,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便已相当频繁。17世纪以后,每年的贸易量,一般都达到两千担的水平,最高时到达3000担(注:藤本实也:《日本蚕丝业史》,1933年版。转见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4,1981年版。这只是有记录的勘合贸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盗贸易,至少要翻一番。)。从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每船经常装载白丝五百至六百担(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页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据菲律宾以后,开辟了一条生丝海上贸易的新途径。通过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国生丝开始远销美洲。每年运销的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有的估计为3000至5000担,有的估计为8000至10000担。(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5。)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工人,达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页75。有的记载为1400多人,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生丝开始大量进入西欧市场。1637年,得到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东印度公司未曾到过的东方各地贸易权”的科腾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广州。他们在打毁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之后,把他们在广州购买的24箱丝料,当作“战利品”运回英国(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页16,页20,页27。)。中国生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形势之下,开始发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丝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八担上升到9920担(注:h.b.morse,上引书,卷1,页46;卷4,页343。历年出口数字请参阅本文附表1。)以后,中国生丝在海外的市场,有进一步的扩大。
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不过10年,即从50年代起,上升到五万担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末,一度到过19万担(1929),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据张仲礼的统计。参阅《学术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据海关统计。)。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这85年中,保持着3.5%的年增长率。
然而单凭这一项出口量的变动,对中国近代生丝对外贸易的本质,还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需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
在以前,中国生丝贸易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义者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征服他们“发现”的世界,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能为所欲为。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用武力统治过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但是,在这些殖民地上,他们的出口商品,却竞争不过中国。丝绸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就因“价格低廉、销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国丝绸几乎绝迹于美洲市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页112,页149,参阅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则最高达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书,卷12,页60,参阅严中平,上引文。)。中国的丝绸贸易,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亚加普尔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西班牙国王只看到中国丝绸贸易所引起白银流入中国,为限制中国丝绸向美洲的销售颁发了几十道命令(注:以上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这不是一纸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断重申,又接连遭到破坏。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生丝贸易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仍然维系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时候,中国生丝的海外贸易,先后集中于法、美两国。法国是一个以丝绸闻名的国家。长期以来,法国丝织业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给于本国自制的生丝。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法国政府仍以自缫自织作为对本国丝织业的保护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页402-404)。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法国丝织业所用的生丝,却主要依赖中国的输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国的桑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蚕丝的大减产。然而法国生丝一蹶不振,却不能单纯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释。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的生丝,不但在质量上超过法国生丝,而且法国输入中国生丝,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国蚕丝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83。)。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中国出口的生丝,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维系对法贸易于不坠的力量之所自。
美国的丝织业,肇兴于19世纪60年代。其后发展迅速,至世纪之末,已成为世界生丝的主要消费者之一。进入20世纪,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美国已与法国并驾;纽约与巴黎已并列为世界生丝两大贸易中心。1916年美国进口生丝已占国际生丝贸易额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页19。)。在美国的生丝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供应者。在1916年美国进口的23.3万担生丝中,中国生丝,单是直接运到美国的,就达到4.8万多担,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的传统优势地位,日前受到新生力量的冲击。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以外,日本和意大利也开始发展缫丝,加入了世界产丝国家的行列。它们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后起的日本,大大超过中国。在70至9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丝的年产量增长了54%,日本则激增335%(注:shichiro matsui: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
es,1930年版,页57-58。)。中国生丝缺乏当时的生产统计,根据后来的估算,在同一时期中(1875-1895),全国生丝产量增加了23%(注:参阅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654。)。中国生丝增长的速度,在19世纪末,就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大大落后于日本,看来是符合事实的。
在日意两大产丝国、特别是日本的实力迅速增长的形势下,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丝业开始起步时,生丝出口不过中国出口的1/7(189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过中国(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1917年版,页203。)。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已垄断美国进口生丝的90%(注:lilliam m.li:china silk trade,页85。)。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注:w.s.woytinsky and e.s.woytinsky: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1955年版,页156。)。优劣异势,已经十分明显。因此,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生丝出口虽然数量上在短期内仍能维持增长的趋势,但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处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出现种这局面的原因,毋庸讳言,中国丝业生产的本身存在的严重弱点,是应该看到的一面。中国丝业生产,长期停留在手工缫制的落后状态。机器生产的起步,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后起的日本。即使在新生的机器缫丝厂中,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因之,生产质量的低下,缺乏市场的竞争力,始终是中国生丝出口的一大困扰。它集中体现在生丝出口数量和价值的背离上,体现在出口生丝的价值始终落后于出口数量的增长上。下面我们根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所提供的资料(注:参阅该书页88,页99-101。),编制了1860-1894年生丝出口量值、全国出口总值和生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率四套数字,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丝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上述论点的直接证据;二是生丝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率的缩小,这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明,但是这个比率下降幅度之大(58个百分点),不失为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数据。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丝业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然而,深入一层观察,它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直接结果。
在以前,或者说,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前,包括生丝贸易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商人出海经营的。例如,16世纪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商人“驾船运货”。正是“到马尼剌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保证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内所需货物的供应”。(注:严中本:《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见《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些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管理条例,也就是中国的法度。例如,在以前的广州一口贸易中,所有外国商人的活动,都必须遵守中国地方当局制定的“交易章程”,不得违反。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贸易的主权,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
但是,在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苗头,至迟在前夕的广州一口贸易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在贸易资金的周转、商品价格的决定、中国行商贸易份额的分配以及行商与外商相互关系与地位的变化等方面,在在都表明贸易的支配权,已经逐渐落入外国商人的手中。到了前夕,中国贸易当局虽然名义上操有贸易的主权,但是代表中国当局和外国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实际上已经降到附庸于外国商人的地位(注:参阅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页34-43。)。
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以后。
从开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下,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不能完全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蒙上了一层半殖民地的色彩。拥有相对雄厚的资本、加上不平等条约的靠山、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优势出现的外国商人,在交易场中,可以毫不费力地置中国对手于掌上。一个中国贸易通在20世纪30年代初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创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国对外贸易被管制、培养和在七十年中扩展到梦想不到的数量。沿海贸易港口
的扩散、海关行政的统一、进出口商品在内地特权的享受、中国国内贸易商品由洋轮在内河及沿海运输对陆路运输或自有帆船运输的取代,外国商人及船只有条约规定下及领事保护下的特权享受等等,所有这些汇合成一种深刻确定的转变,创造了一个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维持着的贸易制度”。(注: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1931年版,页51。)这一段话中,许多事实是被歪曲的,但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深刻确定的转变”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里我们就拿生丝的出口贸易作为一个例证,略加阐述。
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基本上是按着这样的程序进行的:中国内地出口的生丝通过丝栈(口岸工厂生产的厂丝则通过丝号)卖给外国洋行。交易的具体执行人分别是丝栈、丝号的通事和洋行的买办。由于华商丝厂资本有限,洋行往往通过买办之手,以抵押贷款(即以缫丝的原料茧蚕为抵押的贷款)和预卖贷款的方式贷款给中国丝厂,以之收购生丝。这种形式的收购,在20世纪初,已经非常普遍。1914年,上海丝茧总公所总董就说:上海“几乎没有一家丝厂不向洋行借款的”。(注:《上海市缫丝工业同业公会档案》,卷号132,转引自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1。)1915年上海各丝向各洋行借款额高达850万两(注:张迪恳,上引文,页101,同见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页34。)。
由于洋行的活动是通过它的买办执行的,人们往往不适当地突出买办的地位。一本专门调查当时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的小册子这样写道:“买办为扩张其业务,招徕生意起见,对于华商常先垫付丝价,然后再向洋行收款”。“日积月累,买办遂握中外生丝贸易之全权”。(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1932年版,页4。)这只是一种皮相的观察。实际则完全相反,生丝的对外贸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国人手里”。(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页25。)洋行的买办、丝号、丝栈的通事等等,他们或者直接服务于洋行,是洋行收购生丝的工具,或者和洋行发生密切联系,是洋行收购生丝的中间环节。正如那本小册子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认的:洋行的外国“大班为一行之总经理,凡接洽生丝海外卖买事宜、及接收海外生丝市价之暗码电报与向华商收买生丝之数量多寡、市价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买办则不过“奉大班之命,向华商收买生丝。”(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上引书,页5。)
当然,洋行通过买办放款于中国丝厂,买办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不仅买办如此,甚至作为经纪人的丝号、丝栈和他们的通事,也有和洋行买办同样的行经。他们上面仰仗洋行,下面控制丝厂,常常通过借款和多家丝厂发生借贷关系,以达到为洋行固定订货的目的。(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g in shanghai,1933年版,页115。)有些丝号老板,同时又是洋行买办,而丝号的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号,专门代客经售生丝,渐立于丝号之地位者”(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页4。)。他们都在谋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润一点洋行控制下的生丝贸易的余利。
获取巨额利润的洋行也好,分润洋行的些许余利的买办、通事也好,所有这些利润的来源,都是从出口生丝的生产者那里分取得来的超额商业利润。而洋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超额商业利润,则是由于他们的资本实力和垄断地位,使得他们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随心所欲的压价措施。中国丝厂因资本不足需要洋行周转资金而忍受洋行的压价勒索,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事实上,洋行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压级压价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通过生丝的检验以压低生丝等级、降低生丝价格,就是洋行最常用的手法。“以致在国外再检时,常出现低级丝的质量反优于高级丝的现象”。(注: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0。)出现在1917年上海丝厂和洋商之间的一段曾经引起轰动效应的纠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年四月,一家有影响的新闻媒体报导说:上海“今年春季丝少价昂,外人至各厂定货者不少,约期历四月取货。不料定丝时之市价高于交丝时之市价,洋商遂从事检查品定甲乙,就使丝质与定货时之条件丝毫无误,亦以此时市价低廉,必多方检查其种种不合之处,以为不附条件抑勒价格之举,两方几至涉讼
。”(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洋行为什么能够这样任意挑剔、随便压价呢?这家媒体非常惋惜地解释道:情况本来不会这样,“无如我国未设有证明丝质之信用机关,而洋行内反设有生丝检查器械,以检查各厂家所缫之丝质,自别优劣,以定价格。”(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另一份报导广东生丝贸易的文章提出同样的问题,文章写道:“从前吾粤向未有生丝检验机关之设立,洋行往往藉端渔利,将买入之生丝,任意贬低品质,变换等级及剥削公[分]量,务令吾粤生丝之生产者,耳目纷乱,无所适从,以遂其侵蚀之心愿”。(注:苏鼎新:《粤丝贸易经济及组织概况》,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两份报导得出同一结论:似乎只要中国自设生丝检查机构,问题便全部解决。中国是一个生丝出口大国,却连一个生丝检验机构都付之阙如,以至授人以柄,使中国丝厂吞声忍气,委曲求存,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问题却不仅是一个生丝的检验机构所能解决。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商人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权,拥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保有的经济实力(注: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独占生丝出口的13%以上。参阅缪钟秀:《二十年来之蚕丝业》,载《国际贸易导报》,1931年第2卷,第1期。)。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取消挟重资以君临中国的外国商人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包括中国出口生丝的检验权在内,要想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免于外国洋行的控制,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丝业中人也的确有过企图扭转局面的“奋起”。19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个别丝商企图摆脱洋行,自销生丝于国外,然而却找不到适当的买主(注:g.c.alleu: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页61。)。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还出现过商界闻人胡光墉的大量囤积生丝,企图主宰生丝市场(注:据说在胡光墉破产前夕,他囤积生丝达一万四千包。参阅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g's consuls in china,1883年上海,页230-231。)、以个人的力量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结果是周转失灵,不得不削价抛售,反而乞求于外商的收购。最后是囤积者的破产,祸及自身,牵连整个商界(注:同上。c.j.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wang-yung as on innovator,1961年版,页78。)。
个人的力量不济,团体的力量也未必奏效。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出现了以丝厂主为主体的中国实业家组成的生丝贸易公司,企图取代外国洋行在中国生丝出口中占有的这一地位。与此同时,广州也有类似的组织。有的丝厂老板还企图撇开外国洋行,直接推销生丝于国外。然而直接外销也不成功。有的仍离不开国外的公司,有的则根本落空,无由实现(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页26;《中国蚕丝》,第2卷,第12号。)。一直到1936年,“中国生丝运至外国,本国无直接之邮船,一切均赖外国洋行。”(注:张白衣:《中国蚕丝业论》,载《时事月报》,1936年2月。)多次组织外贸公司的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结。到1929年止,上海华商先后自办的生丝贸易公司,一共不过四、五家(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hai,页117;李述初:《今后华丝对外贸易应取之方法》,载《国际贸易导报》,1930年1卷7期。),而当时上海一地经营生丝出口的外国洋行,则有41家(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页25。)。广州的华行虽然多一些,但都无力维持久远。进入30年代以后,能够继续存在的,上海只有通运生丝贸易公司一家(注:ton ying silk trading company:chian raw silk,1931年版。),广州只有永泰隆一家(注:苏鼎新:《粤丝贸易经济及组织概况》,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358。)。后来也都无起色。由此可见,这种努力的所得,接近于零。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中美贸易差额 汇率升值 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近些年来，中美贸易发展迅速，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美国政府和企业普遍认为人民币低估现象严重，很多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认为人民币低估使得中国在向世界出口商品的同时也出口了大量的储蓄，导致了世界经济增速的下降1.5%，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美贸易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还是未知数。对于改善中美贸易关系，调整人民币汇率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这一问题到底如何解决？本文笔者就此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意见。
（二）文献综述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各国之间浮动汇率一直是困扰贸易发展的因素。Clark（1973）经过研究证明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的影响。之后还有很多中外学者就此话题得出不同的结论。Frankle 和Wei Shangjin（1993） 用截面数据得出汇率波动对亚洲国家出口有明显的负相关性。与之相反，如果生产厂家可优先于汇率进行调整，则汇率浮动又处于贸易进行，此种说法的代表为De Grauwe（1992）和 Eckwert（1999）等。
国内学者魏巍贤（1997）对1978-199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ADF检验得出出口与有效汇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李海菠（2003）采用协整分析，Grander因果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1973-2001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等关系，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欧元之父”蒙代尔（2003）提出了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无必然联系。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纽约汇丰首席货币分析师马克张德勒等业界人士也纷纷表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投机过热，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致命的打击。此做法不仅不能缓解其他经济体的紧缩压力，反而使东亚变得不稳定。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影响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而且从历史上看，之前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汇率浮动与中美贸易的关系，但是他们选取数据较早，收到很多政策性决策的外部影响，研究结果不能说明最新近的情况。因此，本文笔者选取了2005-2010月度数据为区间的样本：中美贸易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局（）将中美贸易额做差得出净进口数额（单位：亿美元）；以美元为单位的人民币汇率中间值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和BIS国际清算银行（）；以2000年1月为基期100的美国CPI来自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原始数据是以1982-84=100的，将其换算为2000年1月为基期的数据。中国的CPI来自国家统计局（），从而计算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4.1）
其中：REER 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ER为中美双边名义汇率。为美国物价指数，CPI为中国物价指数。
（二）模型说明
为了证实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均衡情况的关系，本文仅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进出口额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由于中美贸易额数据有明显的季节性先做了季节调整，得出数据LOG（NX）再进行计算，所用模型公式为：
（4.2）
其中NX代表中国对美国净出口月度数据，REER为之前所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
（三）实证分析
1、ADF单根检验
对中美净出口额进行季度调整后为LOG（NX_D11），实际有效汇率进行ADF单根检验结果如下：
表4.1
有上述结果可知，LOG（REER） 和LOG（NX_D11）对于一阶差分前在1%显著水平上非平稳。经过一阶差分之后，LOG（REER）和LOG（NX_D11）都是平稳的了。所以，人民币实际汇率，中国对美净出口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根据上述计算可知，模型中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因此，进一步检验他们是否有协整关系，即是否有长期且稳定的均衡关系。做LOG（REER）对LOG（NX）的协整回归方程并对u进行ADF单根检验表现平稳，因此得到方程为：
（4.3）
（-0.0918） （2.2699）
从上述数据中看出，残差平稳。因此，从2005-2010年数据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净出口额长期协整关系存在。方程4.3结果显示实际汇率和净出口为正相关关系，且从t统计量上来看关系较为密切。LOG（REER）的系数为1.1091表明当实际汇率增长1%时，净出口额增长1.1%。这与平常的认识相符合：当实际汇率上升的时候，即人民币贬值，出口增多，进口减少，导致净出口额增加。
3、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将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短期与长期的影响结合起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短期情况。经修正后的模型如下：
（0.8517） （1.9533） （-3.7606） （-1.2342） （-2.4210）
在此模型中，ECM为误差修正项，其前面的系数说明了短期均衡关系脱离长期的时候，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速度。其他的差分量的系数说明了其短期波动对中美净出口短期变化的影响。
方程4.4中，修正项的系数为-0.2165且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说明这种长期影响将持续发生作用。从t统计量上看，在10%水平上显著，能够较好的解释净出口变化量，其系数为1.6430，表明实际汇率变动与净出口有正相关系。
三、政策建议
（一）政策建议
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实际国情来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关键在于如何因势利导，采取正确的对策，利用正面影响，克服负面影响。即使汇率升值有可能影响净出口，但是一国的贸易并不完全取决于汇率，而取决于产品，技术和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生产成本的压缩。
基于事实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适当根据国情调整汇率水平
考虑到我国现阶段迅速发展状况，对比日本经验教训，我国应采取相对平稳的，分阶段的名义汇率升值方式，而非过于干预导致最后被迫大幅度升值。将直线升值方式转变为上下浮动的升值趋势，在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外贸政策上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我国应利用国际协调机制促使发达国家消除壁垒，开放技术市场，建立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通过外贸，投资等宏观政策手段调节实际汇率的变动。
2、加快出口企业转型
在内部需求没有形成而外部需求突然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正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出口大多是制造和加工业，靠着低廉的劳动力，我国出口额一直维持着大幅度增长。然而近些年来巴西，墨西哥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外加人民币升值的负面作用，劳动力优势降低，我国出口商受到严重威胁。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和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远远没有高新技术产品获益大。我国应借助人民币升值的契机，大力发展国内高新技术企业，逐步弱化生产环节，加快出口企业的转型。
3、不断完善浮动汇率制度
根据蒙代尔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使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资本项目开放三重目的同时实现。我国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大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因此只能通过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以适应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2010年6月，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逐渐增加，客观上要求其他两项政策进行调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保证货币自主性前提下，应逐步放松资本管理，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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