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0 20:36: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玉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商代 玉器 鬼神文化
1.商代玉器的简述
1.1商代的时间维度
商代的存续时间，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界至今仍存在争议。当前普遍流行的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国大陆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商代的起止年限定为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二是港澳台及海外汉学家，根据北宋邵雍所著《皇极经世》，将商代起止年限定为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前1122年。本篇报告暂以中国大陆流行说法为准。
1.2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分期
关于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看法，本报告仅列出两种观点进行参考。在较早的时候，曲石认为，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①。早期以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文化遗存为代表；中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存为代表；晚期以河南安阳殷墟遗存为代表。以上三期的年代范围，据碳14测定年代数据表明，分别约有200年的历史跨度。据此，此种观点将商代玉器分为三期。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中国大陆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有了较明晰的偏向。尤仁德认为，“过去那种认为二里头文化含商代早期文化的看法应予以订正”②。此种观点认为，商代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前后二期，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为代表，对应的历史年代为成汤建国至盘庚迁殷之前（即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后期以河南安阳殷墟为代表，对应盘庚迁殷之后至帝辛时代（即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本报告认可此种观点，并以此作为论述的分期依据。
1.3商代玉器的出土情况
1.3.1出土地代表。以前述分期依据，商代前期有玉器出土的考古遗址主要有郑州二里岗、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铭功路、辉县琉璃阁、新郑望京楼、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商代后期有玉器出土的考古遗址主要有郑州人民公园、柘城孟庄，孟县涧溪、安阳小屯、武官村、北京平谷刘家河、济南大辛庄、湖北孝感、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清江新干大洋洲等。
1.3.2种类划分。中国大陆的研究学者习惯将玉器根据其不同用途，“大致分为礼器类、武器工具或仪仗类、装饰品类和其他等四类”③。商代出土玉器中的礼器类有簋、盘、豆、琮、圭、戈、璧、环、璜、柄形饰、牙璋、矛、钺、戚、等；工具类有铲、斧、凿、锯、锤、刀、槌、镰等；装饰品类有镯、坠饰、串饰、箍、扳指、璇玑、笄、玉人、阴阳人、人首形饰等。
1.4商代玉器的概述
商代玉器较之前代，有空前的大发展。《逸周书・世俘解》里记载，“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这个数字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制玉的繁荣。商代的玉料来源大增，河南是中国古代生产玉石的地区，商代的玉器很多就地取材于河南。另外，东北的岫岩玉，陕西的蓝田玉，新疆的和田玉也在商代玉器中被使用。原料供应的充足是玉器制作繁荣的物质基础。
此外，商代继承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制作的成就。商代勾云形玉和商代玉器上的勾云纹，有红山文化的遗影，反映二者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从商代玉器中的兽面纹，亦可推知其与良渚文化有间接的继承关系；而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圭则可认为其源于龙山文化玉圭，安阳小屯所出土的脊齿玉钺，也应该源于龙山文化的同类型器。
2.鬼神观念在玉器中的反映
2.1商代的鬼神文化
商代崇尚鬼神。《礼记・祭义》记载，“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礼记・表记》中也有反映，“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尊神事鬼、崇信鬼神、迷信巫祝占卜之术，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殷墟的甲骨卜辞是这一情况的绝好说明。迄今为止，殷墟所发现的十多万片带字的甲骨中，除了极少数为商王室记事之用外，其余都是商人占卜鬼神的结果。商人的神权系统包含三个大类：以列祖列宗诸先人为主的祖先神；以土、河、岳为主的自然神；以帝为代表的天神。三者互不统辖，却共同干预着同一个人世间的风雨晴旱和祸福吉凶，其影响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对鬼神的崇拜同时也是维持商代方国联盟政体存在的重要纽带和条件，对鬼神的信仰在商代政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商王室借助“率民以事神”来为整个商王室祈福免灾，巩固王权，来取得对商民和其他方国部族的有效统治。当然，到了殷商晚期，殷商王室打击神权势力，民众也受到影响，鬼神崇拜的势头减弱，而王权随之衰落。
2.2鬼神文化在玉器中的具体体现
2.2.1总体表现
夏代对鬼神的观念与商人不同。《礼记・表记》中记载，“夏道尊名，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个从夏代玉器的考古发现中可以体现。以二里头为例，其出土的玉器主要为斧、钺、铲、戈、矛、刀等工具和兵器，另有部分玉器装饰品，而祭祀礼仪用器鲜有出现。与之相反，商人认为，玉是人和神之间沟通的媒介。商朝的最后一位王帝辛（纣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当他被周武王打败后，穿着“宝玉衣”自焚而死。对此，《史记・周本纪》中描述，“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张守节《正义》引《逸周书》中的记载说，“甲子夕，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并注说，“天智，玉之善者，缝环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则销，天智玉不销，纣身不尽也”。这说明，在纣王的心中，玉是可以显神的物件，环玉而焚可以保护他的肉身不会完全湮灭，这样才可以灵魂升天。
因为崇尚鬼神，所以商人的祭祀十分频繁，玉器被广泛运用于祭祀中，这在考古工作中得到证实。上文提及商人的神权系统中的三大组成部分，其中关于祖先神的祭祀又是最频繁、最宏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在殷墟小屯丙组建筑基址的台阶下即埋有苍璧和白璧各一件，这两件物品的摆放方向分别朝向东西，与《周礼》中记载的“以青圭礼东方，以白琥礼西方”较为符合，很明显是祭祀的用玉。此外，商人还使用玉来制作占卜用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代青玉质龟腹板，其正面有龟腹纹，背面有四个凿痕，与占卜所用之龟甲基本相同。用美玉琢制龟腹板，表示商人对甲骨占卜的高度重视。在商人心目中，玉即灵物，玉龟堪比灵龟，用玉琢成龟板的目的，即是希望神玉能使龟卜更灵验。
2.2.2晚商的转变
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在不断发展中，其文化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晚商以后，玉逐渐从石器中完全脱离出来，不再是简单的“石之美着即为玉”，它已经成为一种财富的象征，也代表拥有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在出土的晚商时期墓葬中，不同等级墓葬中，所包含的随葬品数量开始出现较大的分化，高等级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的制品，包括各种玉器在内，而低等级墓葬，有些只有小件物品，有的甚至不见任何随葬品，可知墓主比较贫穷，社会地位低下。从这可以推知，到了晚商时期，玉器除了有鬼神文化色彩之外，更多的成为了权力的标志和等级制度的象征。奴隶主贵族无论男女都有佩带玉饰，这也推动了晚商装饰类玉器空前发达。虽然，奴隶主贵族仍然享用圭、璋、璧、琮等玉礼器，也用以祭祀祖先，但是，这些更多地用来显示其贵族的身份。因此，到了晚商之后，玉器所表达的鬼神文化观念开始逐渐单薄，玉器作为身份象征的意义更重大。进入周代之后，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这也同时体现在玉器的使用上。
3.结语
敬事鬼神是商代国家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王室的首要任务，鬼神巫术与王权十分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此而论，祭祀和占卜成为殷商时期国家的最重要的活动。由于继承了前代玉文化发展的成果，殷商时期的玉礼器开始大量出现，并在祭祀中广泛使用，大量的考古出土发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工艺的进步，到了晚商时期，鬼神文化观念出现了新变化，玉器所代表的鬼神观念逐渐被等级取代，越来越多的玉装饰品出现。与此相对应的是，进入周代以后，鬼神文化的观念逐渐被现实世界所取代。
注释：
①曲石.商代玉器[J].华夏考古，1991（2）.
②尤仁德.中国考古文物通论――古代玉器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③宋爱平.郑州商城出土商代玉器试析[J].中原文物，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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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拜读了《收藏》2007年6期颜祥富先生《阴阳和谐的红山玉》一文，敬佩颜先生的刻苦钻研精神，但对其鉴赏红山玉的方法却不敢苟同。现提出不同意见，还请各位方家和颜先生指正。
1.主观设立已知条件。以已知条件去证明自己的论点，这是议论文的主要论证方法，但是这些条件必须是经过考古界公认的。颜先生所主张的高、大、正方、单数属阳，矮、小、长方、双数属阴，没有得到红山文化考古界的公认，而且颜先生所依据的阴阳理论也晚干红山文化几千年，因此不能作为鉴赏红山玉的已知条件。
2.为证明阴阳雄雌说而随意更改论据。为了迁就正方为阳的观点，把近似圆形璧和梯形的钺璧说成是正方形。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一对玉猪龙，块形口没开透的比开透的更粗陋，可是为了迁就口没开透的为雌一说，竞说此猪龙线条圆滑柔和。如果要将这对玉猪龙人为分雄雌的话，绝大多数人会认为块形口没开透的较粗陋，更具雄性特征。
3.逻辑推理混乱。仅以外方内圆璧与钺形璧为例，外方内圆璧左侧璧中心孔大为阳，右侧璧中心孔小为阴，而钺形璧左侧璧中心孔小则为阳，右侧璧中心孔大则为阴，钺形璧右侧璧穿绳孔为双数为阴，而外方内圆璧左侧穿绳孔也为双数则为阳，相互矛盾，逻辑混乱。
4.论据与论点没有关联性。玉镯的大小与被加工的玉材有关系，与佩戴人的手大小有关系，而与阴阳没有关系。玉龟一只消瘦一只臃肿，只能说明这对玉龟一瘦一胖，与雄雌没有关联性，因为雄龟有瘦的也有胖的，雌龟有胖的也有瘦的。
5.人首三孔器、猪首三孔器、双龙玉璜、双勾云大佩笔者认为应是对称器形。众所周知，红山文化玉器的加工工具和技术非常原始，仅限于手工的琢磨切磋，在磨制对称玉器时，左右会有所误差，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存在误差的对称器形才具有原始美的意蕴，切不可视左边高一点就说阳，右边低一点就说阴。
红山玉的器形比较奇异，这与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原始宗教有很大的关系。红山的肖生玉造型一般都融合了抽象与具象两种艺术手法，而且这两种手法在玉匠的个性化中也有差异，所以肖生玉抽象变形的情况也往往并非一致，这种差异是正常的，切不可望形生义、乱套雄雌。在原始中，红山人往往将两种自然界真实存在的物种结合成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想像物种，作为神灵图腾进行崇拜。玉猪龙就是以蛇的尾巴与猪的头部结合而成的一种想象物种，作为图腾被崇拜。同时，由于氏族部落之间的兼并、融合、联姻等，这种关系体现在玉器造型中就出现了合雕像生玉器。商代出土的玉器中就有龙凤佩、鹰与人首佩，其渊源可推溯到红山文化时期。颜先生以阴阳说来否定合雕像生玉器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颜先生所主张的“至阳至阴说”“媾和说”是几千年后的学说，绝不可简单拿来乱套。
笔者认为，鉴别红山玉器主要是以玉材、玉工、沁色、皮壳为主要依据，器形鉴别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而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责编 一 粟
故鉴定收藏古玉，看正规、科学的书籍已到了正本清源的地步，迫在眉睫。读者对此一定要火眼金睛，不要轻信所谓名家所著、主编，甚或专家做序。否则，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玉器市场不仅要被那些多如牛毛的伪古玉拖垮，也会被这些铺天盖地的伪劣书籍打垮。
在此列举一些就笔者所见在古玉研究、鉴赏、收藏方面较为正规的书籍，以飧读者。
图录类书籍
首先是全集类：
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6卷，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此书是较早的一套全集类大型图录，包括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考古发掘及博物馆收藏的较为重要的玉器。以时代为序，学术价值较高。现市场上已难觅踪迹，不过2005年出版社又将图版缩小，编为三册，再版印刷，可做参考。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它是目前较为全面介绍各省考古出土历代玉器的一套大型图录，约4000余幅玉器照片，其中不乏近年新出土而首次发表的图版，收罗较全，可作为古玉研究、收藏最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其次是分类图集，主要包括各地区、博物馆的考古出土品和玉器收藏。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中、下三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年。为目前收录北京故宫藏玉最多的一套书。
《海外遗珍――玉器一、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86年。收集了欧美各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玉400余件，但因发行较早，许多为黑白图片。
安徽省文物局主编《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香港众志美术出版社，2004年。此书有不少器物的微痕照片和拓片，对古代治玉技术研究有一定帮助。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南京博物院联合主编《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收录了江、浙、沪三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图片精美，是良渚文化玉器研究不可缺少的一本经典之著。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编《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较为系统地发表了安徽史前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
殷志强、丁邦钧主编《东周吴楚玉器》，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发行出版，1993年。主要收集发表江苏吴县严山出土的吴国玉器窖藏，河南淮阳平粮台、淅川徐家岭、安徽长丰县等地出土的楚国玉器，图片质量精美，细部纹饰较多，但可能市场上已难以见到。
扬州博物馆、天长市博物馆编《汉广陵国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将扬州地区出土的汉代广陵国玉器进行了整理发表。
刘云辉著《周原玉器》，中华文物学会出版，1996年。汇集了陕西西部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玉器以及作者对此的一些研究成果。
刘云辉主编《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社，2000年。囊括了近五十年西安地区出土的北周隋唐玉器精品。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收集了上海地区出土的唐宋元明清玉器150余件，对研究鉴定唐以后的玉器有一定参考价值。
另外还有《中国玉器鉴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吴国王室玉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北京文物大系――玉器卷》（北京出版社2002），《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玉器》（香港众志美术出版社2002），《杭州古玉》（文物出版社2003），《洛阳古玉图谱》（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滇国玉器》（科学出版社2003），《新见古玉真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西安文物精华――玉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5），《殷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6），《金沙玉器》（科学出版社2006），《贞石之语――先秦玉器精品展图录》（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等等，书籍较多，无法一一列举。
研究类图书
从1996年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古玉学术研讨会开始，十年期间国内外召开了多次关于玉器、玉文化、玉学的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一次次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将中国玉学、玉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中国市场目前的玉器热是和这一次次会议，一次次古玉研究者、爱好者、收藏者的参与分不开的。而每次会议的论文集则记录着中国玉器、玉文化、玉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杨伯达主编《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1998），《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于明主编《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文献类工具书
古玉文献类材料最主要的一本汇编是桑行之等编的《说玉》，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年。收录书籍、论文约44篇。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元代至民国研究古玉的各类文献。虽然从图谱上看有许多玉器可能也为当时的仿古玉和伪古玉，但其中记录的关于明清时期一些收藏鉴赏古玉者的心得体会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之处。例如对古玉的盘玩，沁色变化的感受恐怕只有亲自戴过，摸过，养过古玉的人才写得出来，读出前人这种真正赏玉、爱玉的心情对当今社会急功近利的收藏热应是一种启示。
在中国玉器研究史回顾与展望方面做的较为全面的一本书是张明华所著的《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它是一百年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客观记述、总结和评价，图文并茂，较为严谨，对玉器研究者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朝洪主编《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科学出版社，2004年。此书资料截止到2000年，是目前关于玉器最全面的资料文献与研究文献的索引汇编。对玉器研究者而言十分有用。
通俗类读物
这类书籍目前出版最多，但精品实在不多，目前见到较为严谨的读物主要有：
杨伯达著《古玉史论》（紫禁城出版社1998），《传世古玉辨伪研究》（香港三余堂2004），《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杨伯达谈玉》（紫禁城出版社2006）。
那志良著《中国古玉图释》，台北南天书局发行，1990年。此书以器为纲，将中国历代玉器分为十三大类，详细介绍每种器型的源流、纹饰、造型特征，是一本研究古玉器物学的专著，对收藏爱好者与研究者而言十分裨益。
张广文著《中国玉器鉴定与欣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中国玉器真伪识别》（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张广文谈玉器》（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
卢兆荫著《古玉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殷志强编著《中国古代玉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张尉编著《古玉真赝对比鉴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尤仁德著《古代玉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此书作为“通论”兼“史论”的形式和内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近8000年玉器发展的全过程。
古方编《冰清玉洁――中国古代玉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中国古玉器图典》（文物出版社2007）。
以上只是选取一些目前市场上还基本能看到、买到的专门玉器图书介绍给大家，一些分散在各种文物图录、考古报告、期刊杂志等文物类书刊中的玉器介绍及研究性文章也不少，如《中国文物精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文物天地》、《国宝大观》、《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等。
参考文献的写作是为了方便读者在研究同一学术论点的时候指引正确的方向，同时也是论文作者对文献作者尊敬的表现，关注学术参考网，可以随时查看更多优秀的参考文献。下面是小编收集的会展论文参考文献，给大家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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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古代文化人和贵族往往既有名又有字，而名和字在意义上一般又都有联系，这种联系给我们提供了多种极有价值的文化信息，是文化研究的一种不可多得的重要矿藏。概括说来，名与字的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以下几种:1.同义互训;;2.反义相对;;3.相关联想;4.同类相及;;5.离合名字;6.古语活用;;7.追慕古人。
名字，本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区别符号，自古及今，人皆有之，但古之于今，却有区别。在我们今天的人名系统中，虽然仍有“名字”这一概念，但实际上是有名而无字。所以今天仍把姓名之名称为名字，是因为古人(严格说一直到建国以前)中凡有文化者，几乎都是既有“名”又有“字”。
名，据说是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的，这就是《仪礼·丧服传》上所说的“子生三月，则父名之”。而字，则是成年后举行冠礼时由加冠嘉宾根据他名儿的含义给起的，这就是《礼记·曲礼上》所说的“男子二十，冠而字”。
名和字，都是一个人的区别代码，一名足矣，何以还要“冠而字”呢?《礼记·冠义》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什么是“成人之道”?何谓“敬其名”?唐人孔颖达在给《礼记·檀弓上》中“幼名，冠字”作注时说:“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就是说，当一个人年满二十结发加冠之后，他就告别了童年时代而跨入了成年时代，社会也相应地承认和接纳他进人成人的行列，他就在社会上开始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比如说具有了娶妻生子、出仕做官的权利，同时也要尽保家卫国、光宗耀祖的义务。这时，由长辈原来所命和多年来被长辈所称的“名”，就不便再在社交场合呼来唤去，就得另取一个供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即“字”，以示他已不再是少不更事的孩童，而是一个可以托付重任的大丈夫了。这样，名和字的用途就有了分工:名是供长辈呼唤的，字是供平辈和晚辈称呼的。由此也形成了古代的一种称谓礼制，“即敬称、尊称、下对上称字，自称、谦称、上对下称名。平辈之间一般都称字，只有在很熟悉的朋友之间才称名，否则，‘指名道姓’、‘直呼其名’，则是不尊重对方的无礼行为。
名和字的产生虽有先后，但在意义上是相关联的。《说文解字·子部》:“字，乳也”。段玉裁注曰:“人及鸟生子日乳……《叙》云:‘字者，滋乳而浸多者也。”，原来“字”是生育、滋生的意思，所以古人将汉语书写符号中独体象形的，如“人”、“目”、‘旧”、“月”等，叫做“文”，而由“文”组合、滋生出来的符号，如“武”、“信”、“江”、“河”等，叫做“字”。人的字是由名滋生出来的，当然也就叫“字”了。字由名而滋生，它对名有表述、阐明的作用，所以又叫“表字”，所解释的是名的性质和含义，所以也叫“表德”，北齐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风操》篇中就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正因为字和名在意义上有这样密切的联系，所以《白虎通·姓名》中才说:“或傍其名而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
关于名与字之间的联系，清代学者曾把它归纳为“五体”(同训、对文、连贯、指实、辨物)、“六例”(通作、辩讹、合声、转语、发声、并称)，近人有的则细分为十几种联系方法。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同义互训
名与字为同义词，二者相为辅佐，互作解释，如:
(春秋)宰予，字子我。《尔雅·释话》:“予，我也”。“子”为古代男子的尊称或美称，《春秋谷梁传集解》:“子者，人之贵称”。在这里用以饰字。古人表字往往加“子”以为饰。
(春秋)施之常，字子恒。《尔雅·释话》:“恒，常也”。《玉篇·巾部》:“常，恒也”。
(东汉)班固，字孟坚。《玉篇·口部》:“固，坚也”。《尔雅·释话》:“坚，固也”。孟表行第，古人常在字之前加“伯(孟)、仲、叔、季”以表排行。
(宋)欧阳修，字永叔。《广雅·释话》:“修，长也”。《说文·永部》:“永，水长也。
2.反义相对
名与字为反义词，二者对立相应，各从反面作解，如:
(春秋)曾点，字哲。《说文·黑部》:“点，小黑也”。《说文·白部》:“哲，人色白也”。点、哲义相反对。
(唐)韩愈，字退之。《论语·先进》:“然则师愈与”。何晏集解:“愈，犹胜也”。又:“由也兼人，故退之”，朱熹集注:“兼人，犹胜人也”。愈为胜过，退之则是约束使勿胜过。二者对立。
(宋)晏殊，字同叔。《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殊与同义相反对。
(宋)朱熹，字元晦。熹，同“嬉”，光明。《尔雅·释言》:“晦，冥也”。《汉书·高帝纪》:“是时雷电晦冥”。颜师古注:“晦冥，皆谓暗也”。熹，晦义相反对。
3相关联想
名与字义相关联，可由此而联想到彼，如:
(春秋)公子启，字子间。启，本义为开门，表动作;间，表名物，《论文·门部》:“阎，里门也”。里门与开门，义相关联，名、字取启门之义。
(三国)张飞，字翼德。翼为鸟翅，其作用是飞翔，由翼可联想到飞。
(唐)白居易，字乐天。《中庸》:“君子居易以侯命”。《易·系辞传》:“乐大知命故不忧”。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故能居易。乐天，居易义相关联。
(五代)李爆，字重光。煌，照耀。《说文·火部》:“煌，耀也”，“耀，照也”。《太玄·元告》:‘旧以煌乎昼，月以煌乎夜”。重光，谓日和月。《文选·左思·吴都赋》:“常重光”，李善注:“谓日月画于旗上也。’旧月能够照耀大地，故煌和重光义相关联，可由此联想到彼。
4.同类相及
名和字所表示之物品为同一类事物，故可由此及彼，辨物统类，如:
(春秋)孔鲤，字伯鱼。鲤乃鱼之一种，伯表行第居第一。(三国)刘璋，字季玉。《说文·玉部》:“璋，半圭为璋”。璋为半圭形状的玉制礼器，故以“玉”相应，季表行第居第四。
(明)张宗琏，字重器。《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曰:‘何器也?’曰:‘瑚琏也。”何晏集解引包咸曰:“瑚琏，黍翟之器。夏曰瑚，殷曰琏，周曰黄篡，宗庙之器贵者”。琏为宗庙中贵重礼器的一种。
(清)周篆，字摘书。篆为汉书体之一，摘则是篆体的一种，指大篆。
5.离合名字
利用汉字可以离析组合的特点，将名拆开以为字。这样，合则为名，分则成字，如:
(宋)欧阳哗，字日华。
(元)许恕，字如心。
(明)章溢，字三溢。
(清)舒位，字立人。
这种名字组合方式，从形体上看，二者关系一目了然，至于在意义上，也多利用汉字传写汉语词有定字的特点，让它与经典文句某些特征字相合，收到使典用事的效果。如“恕”拆为“如”、“心”后，就利用了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说“忠恕”时的一段话。《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集注:“推已之谓恕一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溢”拆为“三”、“益”后，就和《论语·季氏》:“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之典相合，表明要以正直、诚实、见多识广之人为友之志。“位”拆为“立”、“人”后，也用了《论语·雍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典，表达了仁者之志。
6.古语活用
名和字都取自经、史、子、集，或概括经义，或使典用事，或采撷名篇，如:
(唐)李商隐，字义山。《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武王伐封，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商隐，即谓殷商之隐者，义山，即谓“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 (北宋)王安石，字介甫。本《易·豫卦·六二艾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甫，男子美称。
(南宋)李兼，字孟达。本《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清)王练，字澄江。本谢《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7追慕古人
因为倾慕前代的圣哲、贤者，并向他们看齐，于是就用他们的名字。有的在名或字中加上“师”、“景”、“希”、“若”、“次”、“齐”等字眼，有的则不加任何字眼，因为袭用古人名字的本身就体现了敬仰。如:
(汉)司马相如，字长卿。《史记》本传说他“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因为蔺相如是赵国的上卿，所以用“长卿”为字，这既表明蔺相如的身份，也体现了司马相如建功立业的愿望。
(北齐)颜之推，字介。此拆春秋晋国介之推之姓名以为名字。据《左传·嘻公二十四年》载，晋文公封赏随从逃亡的群臣，群臣争功，介之推厌恶他们“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不去申述自己的功劳，与母隐居于绵山。后来文公寻访、封赏他，介之推不出，遂死于绵山。
(元)张留孙，字师汉。汉代张良佐刘邦，因功封留侯。因是同姓，遂自认为古贤哲之后嗣而名“留孙”，字师汉，言师法汉代张良。
(明)方孝孺，字希直。西汉汲黯字长孺，以憨直著称。《汉书·汲黯传》:“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又“黯好直谏，守节死义”。故以汲黯之字为名，而以其品质特征为字。以“希”为饰，言慕汲黯之直。
王建华先生说:“人名是文化的载体和镜像。人名以语言文字为物质材料，而‘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人名和其他语言现象一样，在文化的发展中，充当了运载、传播的工具和角色，由于年代的久远，岁月的陶洗，上古许许多多的文化内容已湮不可考，但正是在人名中，还保留着不少上古文化的痕迹。此言不虚，古人的名字中确实蕴藏着许多极有价值的文化信息，对其加以开掘和利用，对我们的文化研究工作极有裨益。比如古人名、字相应的现象，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同义词和反义词资料，而这些资料给我们解字释词提供了重要依据，前人研究训话，常常据此来考订训释字词，发明古义。东汉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就曾引用古人名字实例，从名字相应关系上说解字词、推求其本义。女口:
施，旗貌，从从也声。齐奕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说文解字·从部》)
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说文解字·乙部》)
以上例子，引用春秋齐臣栗施字子旗，以证“施，旗貌”。引用古人“名嘉字子孔”，以证“孔”有嘉美之义。这类例子在《说文》中比比皆是。这种注意开发、利用人名信息资源来证训话，对于我们今天从事语义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再则，古人名字相应现象，提供了判别异文得失的重要参考。古代人名历经辗转抄写刻印，时有字形之讹或异文出现，认识和掌握名与字比附相应的规律现象，有助于判别异文之得失，匡正古书文字讹谬。如东汉名士范史云，在不同记载中或名冉，或名丹，如果按名字相应的关系去考察，只有“云”可“冉冉而升”，故可知应名范冉。又如元代张择，字鸣善，一作“明善”。韩愈文中有“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的话，可知应为鸣善。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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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饮料，也与各种仪式、礼节紧密相连。而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字学著作之一的《说文解字》对酒和酒文化有着内容丰富的反映。这篇论文就是对《说文》“酉”部字中所反映的与酒有关的文化现象作一简要分析，以粗略地勾勒东汉时期酒文化的轮廓。
众所周知，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战国策魏策二》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①这表明，酒在中国产生的时间非常早，并且自其诞生之时就与国家的政治产生了关联。的确，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无处没有酒的历史，它不仅与各种仪式、礼节紧紧相连，而且也是古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上至王公贵胄，下至黎民大众，没有人不和酒产生联系，它是将军手中的利剑，也是墨客笔下的佳句。可以说，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字学著作之一，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东汉及其以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所以也可以说《说文解字》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在《说文解字》中，对酒以及与酒有关的文化现象作了很详尽的介绍。而在《说文》中对酒文化最集中的反映在“酉”部字中。我在这篇文章中对《说文解字》“酉”部字中所反映的与酒有关的文化现象作了一点简要的分析，以求对中国古代的酒文化作一管窥蠡测。
《说文解字》中“酉”部一共包含七十五个字，分别可以按照酒之本身，造酒材料与造酒方法、酒的种类、酒的味道、酒的颜色、饮酒礼节、有关酒的仪式、饮酒的神态以及酒的作用来分类。
一、酒之本身：
酉：《说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谓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丣，古文酉，从卯。卯为春门，万物已出。酉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此字篆形与古文尚无大别，乃壶尊之象也。”“其从‘卯’作‘丣’之古文则迄今未有见、古金及卜辞每多假以为‘酒’字。许之释就，盖用转注以牵就其八月之义。酉纵为就，自当后起。”
酒：《说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逐疏儀狄。杜康作秫酒。”罗振玉《殷墟文字类编》：“酒，象酒由樽中挹出之状、《说文解字》酉与酒训略同，本为一字，故古金文酒字皆作酉。”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酉，古文酒字，象酒器形。自假为丣戼字，乃加水以别之。”②酒是用粮食或水果等发酵制成的含乙醇的饮料。
二、造酒材料与造酒方法：
： 生衣也。③从酉冡声。 酴：酒母也。从酉余声。读若庐。
造酒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材料就是酒曲。酒曲是用发霉的谷物制成的，其中富含微生物和微生物所分泌出来的酶。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用酒曲酿造的，酒曲酿酒是中国酿酒的精华所在。
酿：醖也。作酒曰酿。从酉襄声。醖：酿也。从酉 声。釃：下酒也。从酉麗声。一曰醇也。 ： 酒也。从酉肙声。 ：也。从酉鬲声。
三、酒的种类：
：酒疾孰也。从酉弁声。醴：酒一宿孰也。从酉豊声。醪：汁滓酒也。从酉翏声。醹：厚酒也。从酉需声。《诗》曰：“酒醴维醹。” 酎：三重醇酒也。从酉，肘省声。《明堂月令》曰：“孟秋，天子饮酎。” 醠：浊酒也。从酉盎声。醲：厚酒也。从酉农声。 ：酒也。从酉茸声。酤：一宿酒也。一曰买酒也。从酉古声。 ：酒也。从酉， 省声。 ：泛齐，行酒也。从酉监声。醨：薄酒也。从酉离声。读若离。酏：黍酒也。从酉也声。
我国古代的酒文化丰富多彩，而酒本身的种类也是丰富多彩的，从酒的味道看有酒味醇厚的烈酒，也有清淡的薄酒，有酿造快速，立等可得的酒，也有需要精工细作，慢慢成熟的酒。并且不同的酒在国家的仪礼上的用处也不同。
四、酒的味道：
：酒味也。从酉，竷省声。读若《春秋传》曰“美而艳”。酷：酒厚味也。从酉告声。酓：酒味苦也。从酉今声。醰：酒味长也。从酉覃声。
五、酒的颜色：
：酒色也。从酉巿声。配：酒色也。从酉己声。 ：酒色也。从酉弋声。
酒为什么具有让人痴迷的能力呢，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多彩的颜色和醇美的味道。不同的酒色显示了不同的酒类，而酒类不同，其味道也是各有千秋的。 转贴于 六、饮酒的礼节：
酌：盛酒行觞也。从酉勺声。 ：歃酒也。从酉朁声。 ：少少 也。从酉匀声。醻：獻醻主人进客也。从酉 声。醋：客酌主人也。从酉昔声。 ： 酒俱尽也。从酉 声。釂： 酒尽也。从酉，爵声。
我国古代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重礼，所以在古人在饮酒时同样是很讲究礼节的。饮酒时主人应先敬客人，客人亦应回敬主人。这其中有时该一饮而尽，有时又只能浅酌一口。
七、有关酒的仪式：
醮：冠娶礼祭也。从酉焦声。酺：王德布，大 酒也。从酉甫声。莤：礼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为莤。象神饮之也。从酉艸。《春秋传》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莤酒。” 一曰莤，榼上塞也。醧：私宴 也。从酉区声。醵：会?酒也。从酉豦声。酹：餟祭也。从酉寽声。
酒是粮食的精华，是上天所赐的礼物，是珍贵之物，故在各种重要的场合都必须用酒来感谢上苍。
八、饮酒的神态：
酣：酒乐也。从酉，甘声。酖：乐酒也。从酉冘声。醅：醉饱也。从酉咅声。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从酉卒。一曰酒溃也。醺：醉也。从酉熏声。《诗》曰：“公尸来燕醺醺。” 醟： 酒也。从酉，熒省声。 ：醉醟也。从酉句声。酲：病酒也。一曰醉而觉也。从酉呈声。
古人对酒的喜爱与沉迷，从这一组字中可见一斑。酒能麻醉神经，所以饮酒之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烦恼啊，苦闷啊似乎都消失了，人们飘飘欲仙，对杯中物乐此不疲。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古时人们生活中的艰难是很多，所以他们要在更多时候借酒精来麻醉自己。然而，《说文》中列出一些有关醉酒后的丑态的字也是在告诫世人，酗酒毕竟不是好事，对人对己都没有益处。而这一点对现代社会的人们仍然是有启发作用的。
严格地说，这一组字与酒本身并无关系，但是无论是醋还是酱，它们的制造方法都是来源于造酒的方法——酿造法。从这些字中可以看出聪颖的古人早就把酿酒的方法推广到制作别的饮食上去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物质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
九、结语：
通过对《说文解字》酉部字的简单分析我们对古代的酒和酒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知道了我国古代酒的酿造技术已经很发达，而酒的种类也非常繁多，我们也知道了酒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种酒文化历经数千年不但没有衰微消失，而且历久弥新，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注释
① 转引自《汉语大字典》
② 转引自《汉语大字典》
③即酒曲， 生衣即酒曲上滋生的霉菌。
参考文献：
［1］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7年10月
提起歌剧人，我们便会想到那些杰出的歌剧文学家、音乐家以及一些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这些名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推动了中国民族歌剧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人民感谢他们，他们的作品和名字，将永载史册，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歌剧人。
然而，我今天想说的却是一大批兢兢业业而又默默无闻的歌剧人中的一位，他就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剧老演员兼编剧邱玉璞。如果没有许许多多个他，也就没有中国民族歌剧的今天了。
邱玉璞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前身），1954年入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前身）任演员。他曾在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槐荫记》《之死》等20余部大型歌剧中担任重要角色。诸如1958年随剧院赴苏联演出，他在歌剧《槐荫记》中扮演土地神，塑造了一个生动诙谐、极富人性的舞台形象，受到中外观众一致好评。1981年在歌剧《之死》中扮演的，不但造型逼真，更达到了神情兼似的境地，竟使不少观众为这个角色的出场与演唱而喝彩，这些都是与他的刻苦钻研分不开的。邱玉璞除在学院的正规课程外，到剧院后仍一直坚持声乐课和形体训练，并学过京剧、评剧、湖南花鼓戏、河北梆子以及二人转等多个剧种，加之自身的努力与长年的舞台实践，以至获得丰富的艺术积累。联想歌剧《白毛女》中众多优秀的老演员，难怪被文艺界公认为“歌剧演员中最善表演的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老演员”，也正是这个艺术家群体形成了中国歌剧舞剧院特有的表演风格。
邱玉璞不仅热爱歌剧表演还兼爱文学创作，从1962年任剧院农村文化工作队副队长时便开始业余创作，编写过《五里桥头》等小歌剧而步入自创自演的途径，以至成为剧院下基层演出不可或缺的一员。每次下工矿、部队或农村演出，他总是先行一步，收集资料，编成歌词或其他形式的小节目，对当地的先进事迹和人物进行表彰，起到特别的宣传鼓舞效果。在剧院扶持下，他于1977年正式尝试歌剧创作，曾在闽南侨乡深入生活近一年，创作了反映南洋华工的大型歌剧《锡岛》（吕远作曲）。之后又到山东林区深入生活，创作了大型歌剧《灰喜鹊》（与兰兰合作，胡士平作曲）。此外还创作了大型歌剧《孔子去卫》（又名《子见南子》）《女人的一生》及喜歌剧《吝啬鬼》《酒啊！酒》《烟唷！烟》《茶呀！茶》（王赴戎作曲）。其中部分作品已由台湾大中华文化经济促进会汇集印制成《璞玉集》。
邱玉璞于1991年退休后，仍受剧院委托深入安徽抗洪灾区，创作了大型歌舞剧《脊梁》（罗小坚等作曲）并在民族文化宫公演。直到新世纪来临，他已步入古稀，但仍笔耕不止，为剧院创作了大型音乐剧《花木兰》（与喻江合作，郝维亚作曲），于2004年两度公演获得成功。文化部陈晓光副部长观后说：“你们以崭新的语言和各种艺术手法，讲述了一个古老故事，赋予它新的人文内涵……”《北京青年报》评论大标题是：“《花木兰》昨晚首演，国产音乐剧及格”。《信报》评论为：“7日晚，在场数百观众用掌声对这出已经闭门造车近两年的古装音乐剧《花木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几年来内地音乐人对于音乐剧这种特殊的音乐样式进行了多次尝试之后，终于得到了观众的认可。”《音乐周报》的大标题为：“国产《花木兰》要的就是新鲜劲儿。”《晨报》的标题是：“歌剧院十二年磨一剑”。《中国文化报》称：“《花木兰》《五姑娘》是猴年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双响炮。”近年他还创作了歌剧《牡丹》并为剧院重新整理歌剧《望夫云》剧本等等。
邱玉璞之所以能既活跃于歌剧舞台又获得剧本创作的丰收，正如作曲家陈紫为其《璞玉集》撰写的“序言”所写：“玉璞职虽演员，但在上山下乡、深入生活之际，无论是红尘十丈之嚣市仰或穷乡僻壤之山村；无论是达官贵人，社会贤达，教授博士，抑或车夫走卒，工人商贾，贫农地主，市井小人，豪杰义士，无不与之攀谈交友，从不间断；更兼玉璞勤恳好学，无论是正史野史，诸子百家，抑或传奇逸闻，医书拳经，星象堪舆，街头巷尾，闲聊扯淡，道听途说，来者不拒。涉猎吸取，旁遮博览，其积累极为丰富，遂成为创作之坚实基础。”陈紫对其喜歌剧《酒啊！酒》《烟啊！烟》《茶啊！茶》等作品评论为“集轶闻传说，正史野史于一炉，堪称‘假语村言’之佳作。《孔子去卫》《吝啬鬼》等则寓庄于谐，发菩萨之心肠，于国于民良有益也。至于其力作《锡岛》，则气势恢弘，结构紧凑，矛盾冲突扣人心弦，询为代表作……”由陈公“序言”之一斑，足可见其创作之全豹。
邱玉璞不仅在表演与歌剧文学创作中孜孜不倦，卓有成绩，在与歌剧有关的社会活动中，也始终热情不减。特别是从中国歌剧研究会成立，他就是《中国歌剧通讯》的主要编辑之一，他与歌研会前主席团成员杨光江合作默契，曾参加了文化部、歌研会组织的历次全国歌剧调演大会，全程进行观摩、座谈、采访并亲自撰稿、编辑，甚至亲自排版和联系出版以及往全国各地邮寄刊物，前后坚持十几年，均属义务劳动，为民族歌剧的发展做出可观的贡献。
1999年，邱玉璞应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之邀，执笔撰写《中国近代文学史》中的歌剧一章，同时为《中国文学通典――戏剧通典》中的全部有关歌剧的词条担任撰稿，以上两书均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了书稿内容的翔实与准确，邱玉璞曾与全国数十部歌剧代表性剧目的创作者一一联系，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前后为时两年方完稿。
在陈紫患病住院期间，剧院委托邱玉璞前往陈紫病榻前听取其对民族歌剧的见解，他坚持每天下午到位，边听边记录边录音，为时三个多月，最后又亲自整理成文，共计12万余言，定名《我谈歌剧》。该文稿由上海《歌剧艺术》月刊分期连载，前后跨三个年头方载完。陈紫在连载尚未截稿时逝世，邱玉璞辛勤劳动记录整理的这份文稿，为民族歌剧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献。
邱玉璞还曾与歌剧剧作家胡献廷联袂撰写了《不仅是余热，而且是能源》一文，认为年龄不应是事业的绝对障碍，年龄越大积累越多，其价值也越大，该文获1999年文化部老年问题论文一等奖。他们又合作撰写了《舞台是我的天堂――李光羲艺术生活五十年》，成为老一代歌剧人坎坷经历的典型写照，该书发行后，引起业内人士的很大的反响。此外，邱玉璞还撰写了大量歌剧剧评及歌剧艺坛人物传记上百篇，遂成为专业音乐报刊的经常撰稿人。
中国歌剧舞剧院是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国家剧院之一，由于历史原因，剧院的史料几乎散失殆尽，加之几代人事更迭，“元老”级领导与艺术家的去世，尚在世的老同志多病或记忆衰退，一时要想弄清剧院的来龙去脉绝非易事。2005年，剧院领导班子决定组织编辑组“抢救”《院史》，邱玉璞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的主要成员。其任务相当艰巨，首先是资料的汇集，一是搜寻原始文字资料（包括历届班子的档案记录以及所有创作及演出过的剧目说明书）；二是采访座谈；三是再三核实后才能撰稿成文。由于邱玉璞对民族歌剧的热爱和数十年的积累，其中“剧院歌剧事业发展轨迹”部分，在有限时日便撰写成初稿，并几次印发征求意见，以便尽早完成。邱玉璞在此过程中曾因病住院数月，出院后便立即投入工作。邱玉璞和院史编辑组的老同志全凭对歌剧舞剧事业的一片赤诚，常常不辞劳累，奔走于院部和各个居住点之间召开座谈会，为了落实一个事实，有时要走访许多对象。他们不计报酬和条件，误餐时大多只发一份盒饭，足以证明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一、走出议论文的写作误区
大部分人认为写议论文就是论点、论据、论证要素齐备。论点、论据、论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议论文的三要素。“三要素”观点雏形最早出现于1922年出版的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几十年以来，在议论文教学中一直被沿用，人们已经渐渐形成了思维定式。潘新和教授站在理论批判的高度上，批判了“议论文三要素”，并发表了《试论“议论文三要素”之弊害》，他认为“议论文不是有论点就成，它需要的不是任意的论点，而是具有较高逼真度的论点或新论点。作为要素，它要有明确的实质界点。其次，论据更不能称为要素，论点与论据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再次，论证是动词，应称为论证过程或方法，与其他两个名词要素并列不妥。”潘新和教授认为，议论文的“三要素”影响深远，弊大于利。他通过批判反思“三要素”后对议论文“三要素”进行重构。他认为，重构是走出以“形式（论证）逻辑”定位、以“证明书”（证实）来建构说理系统的迷津。“三要素”的认知取向，不应是文本做浅陋的结构、形式（推理方法）上的规范，而应做功能、本质上的规范。他提出了议论文的“价值性”，“发现性”、“说服性”。潘新和教授对于“三要素”重构的观点一提出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新三要素，不太符合高中学生议论文写作的实际能力，这样的要求，只能成为议论文写作的教学方向而不能成为目标。反对者还认为“高中议论文写作教学不能刻意拔高，高中生都在十八岁以下，现如今学生都在学校学习，没有太多社会经验，要他们发表人生的见解，分析事物的前因后果，内在和外在，确实是为难他们了，不能硬赶鸭子上架”。
不管是对于议论文写作改革持支持态度还是反对态度，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通过高考作文阅卷，我们可以发现普遍现象，学生为了“取悦”批改试卷的老师，大部分写的作文是模板作文，就是所谓的“三段论”作文，毫无新意。写关于励志的举例子都是张海迪、史铁生、海伦.凯勒等；写关于历史的举例子都是司马迁，屈原等。引用材料出现了“审美疲劳”“堵车”现象。正因为在高考这根严厉的“指挥棒”影响下，学生不敢写，老师不敢教，大家都被束缚在已有的思想下，教师鼓励学生写所谓的“保险作文”，就是那种可以得中间分数的作文，学生在平时的作文训练中，写的都是“三段论”的模板作文，开头一段排比，中间列三个观点，结尾呼应主题。这样的议论文写作对学生没有太多的锻炼，写一百次也是一样的效果。
二、写创新性的议论文
写具有创新性的议论文，需要学生思维的突破，使思维能开出最美的创作之花。现在高中生写作文，常常以使用华丽的辞藻为傲，错认为情感是唯一的价值，而不知道把它升华为理智。议论文离不开概念和逻辑的紧密联合、贯通，以及对矛盾的具体分析。议论文讲究概念严密，主题明确，不要转移，不要被相邻的概念牵走。夏D尊说过：“表达之道即为思想之道。”写议论文，一定要有深刻的思考判断，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要深入分析。深入分析材料，是深刻思考问题的前提。不少学生错误的认为，议论文要得高分，就要有排比句，有亮丽的例子，开头要文采华丽等等，其实这些只是花边的修饰，关键是要对材料做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例如，写“水”，一般都会写水的可使用性的价值，从而想到水的宝贵，要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发展水利工程等等，学生应该打破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要学会从相关的事物去引发思考，这样可以找到更宽阔的思维空间，可以扩展的写，联想的写，“水主沉浮”联想到“水与人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联想到“水与政权”，“溪水汇入到海”联想到“积少成多”，“滴水穿石”想到“持之以恒”等等，再如，“雪化之后是什么？”，“雪化之后变成水”、“雪化之后能滋润大地”、“雪化之后是水滴从屋檐滑落的瞬间”，“雪化之后是春天”等等。这样写不仅新颖而且产生美感，使人能产生审美的愉悦。
创新性不只是学生应具备的思维品质，也是应具备的性格品质。学生在写作文时应积极主动的创新，让思想自由的放飞。高考作文评分特别划出一个“创造”等级，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在作文中体现创新性的重要性。写具有创新性的议论文，需要学生发展思维，发展思维才能成为智慧健全的人，成为善于思考的人，才能有属于个人思想和意志，大方的成为真正的人，真正懂得思考的人。创新性作文通俗地讲，视角要独特、立意要新颖，情感要真挚、思想要深刻、语言要含蓄等。写创新性的议论文，要真实，新颖，灵活，有特色，主要体现在命题创新，可以巧用歌名，广告名，修辞，文言；语言要创新，语言是思维的外化，语言富有个性了，文章才有新意。
三、写贴近生活的议论文
高考竞争越来越激烈，学生们学业负担沉重，在学习中，渐渐远离了生活。学生没时间去关心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缺乏生活的基本体验，这就使得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没有什么感情可以抒发，导致写出的文章空洞且虚假。例如江苏高考作文题目《品味时尚》、《拒绝平庸》，从题目就让考生无法着笔，“时尚”似乎离高中生活很远。回归生活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根据当代语文教学改革需要和未来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着重强调了语文课程生活化的新理念。“生活”在新课标中出现了不少于二十多次，由此可见，作文写作也必将要回归生活。
议论文写作需要生活的再现。作文来自生活，同时又为生活服务，怎样才能写出贴近生活的议论文呢？首先，学生要认识生活，作文的内容其实十分广泛，包括科学、文化知识介绍，政治理论研究，生活及生活经验介绍，风俗人情，对山川河流自然风光的描绘等等。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获得有关的社会知识、自然知识，从而对历史与现实、时代与人生、社会与自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还可以从中了解、认识自身，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其次，学生需要在生活中愉悦，学生的生活应该丰富多彩，除了学习外，还需要休息娱乐。娱乐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了文体活动之外，在空闲的时间读些短小且精悍的、赏心悦目的文章，可以消除学习中的疲惫和烦闷，学会阅读，能使人增进智慧，获得生活的乐趣，增进身心健康。最后，学生要学会提升生活。在自然界和人类的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事物。高考的主题大多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性的思考，学生通过观察生活，通过文字使得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在作文中得到提升和深化。这样学生写出的议论文，就会摆脱空洞和虚构。
写贴近生活的议论文，需要学生的真诚，能够贴近自我。好多学生的议论文写起来像在“喊口号”，写关于人生励志的主题，论点大都是“拼搏需要坚持”、“拼搏需要理想”、“拼搏需要勇气”等等，这样的组词造句可以写出十几个，论点空洞，论据又能举出什么真诚的例子呢。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是深刻的本质的，深刻的、本质的反映必然要求学生要真正的走进生活，而不是走近生活。所以学生在写作中，要积极主动的体验生活，说真话，谈真实的想法，不要人云亦云。只有捕捉到生活场面、生活细节，全方位多角度地融入具体的题材氛围中，学生才能避免写虚假作文，写出的议论文才具有说服力。
总言之，对于大多数高中生来说，议论文的写作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学生们把自己的思想束缚了，缺乏创新性和感悟生活的能力，只有敢于创新，写贴近生活的议论文，才能真正的贴近自我。所以，教师在进行高中生议论文写作教学的时候，一定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启思导疑，教师也要对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改革教学方法，不能束缚在传统议论文的写作方式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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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小明，刘亭玉.写作教学模式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3]杨海棠.诊断式作文教学探索与教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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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自古以来的室内设计和器物设计，始终遵循着物为人用的设计原则和设计理念，以是否适宜人作为终最终目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造物观和环境观。本文透过对中国传统室内设计的论述，表现了“宜人”这一主流特色。
宜，是指强调对策或者方法的针对性。基本精神就是尊璧客观事实。它既是中国古代思维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也轰古代室内陈设设计活动的运行准则和价值及其标准。宜人彰是要把人的需求作为出发点。传统室内设计在宜人的总目摘和设计主张的设计活动中，既有因地、因人制宜的做法，也羊宜简不宜繁的、宜自然不宜雕琢的审美抉择。
就因地、因人制宜的做法而言，以实用为主，以满足人创功能需求为出发点，创建和谐宜人的人居环境。我国古代经雀者因地制宜，把宜人与否作为取舍的标准。如建于清光绪九拜的苏州大新桥巷庞宅，书房设置与中路西侧的南首，前后有隽美庭园，坏境十分优美安逸，适宜读书学习。江苏吴江黎里镂柳亚子故居，第五进厅堂东侧为书斋，面对院落及植被，窗下布置书桌椅子，十分科学合理;书房分割成前后两部分，后值几位休憩之处，学习工作与休息两相宜。
清初李渔认为为太师椅不宜冬日长时间久坐，于是发a}了一种暖椅，借助座位和脚下设置栅栏、木板和抽屉，里面可以用来生火，在寒冷的冬季人们坐于其间也会感觉比较暖私舒适。这种设计竭力突出了一个“宜”字。
李渔在谈到住宅装修与陈设设计时还有以下建议:“居宅无论精粗，总以能避风雨为贵。常有画栋雕梁，琼楼玉栏，而止可娱晴，不堪坐雨者，非失之太敞，则病于过峻。故柱不宜长;长为招雨之媒;窗不宜多，多为匿风之;务使虚实相半，长短得宜。
厅壁不宜太素，亦忌太华。名人尺幅，自不可少，但须浓淡得宜，错综有致。……”
这里体现了一种辩证的思维，既要有曲折变化，又要有内在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既端庄整体，又要有变化活泼之态，以至“构合时宜，式征清赏”。形势与内容要统一，过也不好，不及也不行，两者之间的“中”才是最好和恰当。
《论语·雍也》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孔子主张不偏不倚，扬弃“文胜质”、“质胜文”两种片面倾向，辩证地趋向”文质彬彬，文与质的协调与统一”。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宋玉答楚王问，形容邻居一位漂亮女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讲的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和适宜。先秦墨家主张“强本节用”，从功利的角度审视和考察造物的存在价值，极力反对奢侈倾向，以实用为主。这些设计思想对于我国古代室内陈设和环境设计产生重要影响。
明代文士文震亨在《长物志》卷一“海论”中总结了室内陈设和装修的技法、思路和手段后，提出了“随方制象，各有所宜”的设计原则。不同的设计对象具有不同的设计方案。例如山斋的设计，则应“宜明净不可太敞。明净可爽心神，太敞则费 目力。”厅堂方面，则“堂之制，宜宏敞精丽……高广相称”。山斋与厅堂在功能、使用包括环境等方面是有区别的。山斋的因地制宜与厅堂的功能之别，都应该具备各自的形式与内蕴。
李渔还提出设计应“宜简不宜繁”有两方面的意思和主张。一方面从实用经济的层面出发，例如在谈到住宅窗根的制作时主张:“窗权以明透为先，栏杆以玲珑为主，然此皆属第二义;其首重者，止在一字之坚，坚而后论工拙。”坚固是最大的经济，除此则是非实用的。只有在实用、坚固的基础上再求如“明透”、“玲珑”之类。另一方面，追求高雅清超之境，更多体现着审美的角度的选择、精神层面的需求。在中国传统人居环境文化及室内陈设的发展历程中，由简约、简朴等发展至高雅脱俗的审美风格，汇聚独特而清新的审美感受和精神追求。
李渔在《闲情偶寄》卷四“居室部”中提出的两项设计原则，除了上述“宜简不宜繁”之外，还有一项“宜自然不宜雕琢”，其中蕴含着顺法自然、尊崇自然的一种追求。反应了文人士大夫在室内设计中的一种审美倾向。也就是说“宜”的深层内涵，是以自然之美为主，具有素朴、本性的意蕴。更多的凸现了设计者的一种审美追求和理想信念。
环境的宜人和宜人的环境，是我国古代设计者追求的重要目标。汉代案桌体轻足低，以适应当时汉民族席地而坐的生活和起居方式。这种以人为本、根据当时生活方式和生活特点为出发点进行的设计和实践活动，蕴含着传统室内陈设的文化特征。
自古以来，我国祖先对大自然的认识，经历了漫长又曲折的过程。认识的主流就是主张与大自然和谐统一。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摘 要 通过对2002-2012年间中国体育核心期刊网上及中文期刊数据库上发表的有关体育舞蹈的科研论文总数3326篇，主要选中16种核心期刊上的97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的论文数量很多，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只有97篇，只占3%说明我国的科研论文质量很低。研究内容上集中在体育舞蹈教学而体育舞蹈的训练、交叉学科方面涉及很少内容。本文从我国体育舞蹈的年刊载数量、内容涵盖、研究方法、作者情况、论文呈现特点等方面进行科学分析。旨在为我国体育舞蹈科研水平提供科学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 体育舞蹈 科学研究 体育研究
一、前言
体育舞蹈最初是在西方国家开展的，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交际舞的形式传入上海，然后迅速在我国的各大城市广泛流行起来。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体育舞蹈在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30多年的发展中，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2011年第86届英国黑池舞蹈节上我国选手崔翔、杨志婷获21岁以下摩登舞亚军；业余新星组：吴柳福、杜玉君获亚军，崔翔、杨志婷获第三名，但是和高水平国家来比的话还存在差距。经过这十年的研究科学分析，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需要以后继续努力地方向。旨在为我国体育舞蹈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理论支撑，使我国的体育舞蹈朝着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前进。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2002-2012年间发表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收集的这10年间，发表在《体育与科学》、《体育科学》、《体育文化导刊》、《体育学刊》、《中国体育科技》、《北体学报》、《首体学报》、《武体学报》、《西体学报》、《上体学报》、《广体学报》、《南体学报》、《山体学报》、《成体学报》、《沈体学报》、《天体学报》16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以“体育舞蹈”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科研论文有97篇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
通过学校图书馆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数据库，查阅这10年间发表的论文数量97篇。
2.数理统计法
对收集到的科研论文进行整理分析，运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统计分析制作表格。
3.逻辑分析法
将搜集到的科研论文按照发表的时间、研究的基本内容、研究的方法、科研作者的情况、科研项目等内容，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基本情况
1.论文的发表数量
据统计，2002-2012年间16种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体育舞蹈的论文97篇。但是每年的发表量不均衡，就2003、2005、2010年发表的数量上了10篇，可以看出我国的体育舞蹈研究存在严重的不足。这是因为体育舞蹈传入我国的时间较短，专业舞蹈者和研究人员数量比较少。
2.论文内容分析
对97篇论文进行科学分析，发现我国的论文研究比较广泛，研究内容却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研究集中在体育舞蹈与理论、体育舞蹈与教学、体育舞蹈与高校课程方面。体育舞蹈与理论方面，有刘若男的《汉画像石（砖）中的舞蹈动作研究》中，研究我国汉代的舞蹈动作，有助于我国体育舞蹈的创编。体育舞蹈与教学，在教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很多主要集中在内容、方法等，教学评价的文章较少，以后的研究在这方面需要重视。体育舞蹈与高校课程方面，主要都是研究在高校开设体育舞蹈课程的研究。而在心理学、生物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很少。生物力学的文章应该多研究，对于运动员选材、运动损伤都有很大的帮助，这需要以后的科研方面进行大力度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二）作者情况分析
统计分析97篇论文，主要以第一作者为主，标明年龄的有84篇，没有标注的有13篇。统计可知，35岁以下的有14人，占16.7%；35-45岁有32人，占38.1%；46-55岁有31人，占36.9%；55岁以上的有7人，占8.3%。年龄较大的科研工作者慢慢退出研究队伍，这是我们缺失的资源。因为他们年龄较大资历较深对科研工作具有较多的经验，他们的淡出势必影响科研工作的质量。要求我们年轻老师加大和年纪大的科研工作者进行合作，一是学习他们的经验，二是提高年轻教师的科研能力。为我国的体育舞蹈科研继续努力，为我国的体育舞蹈做出贡献，让我们的体育舞蹈有更大的进步。
（三）论文所呈现出的特点
前沿性的文章是有的，但不是很多，这也是我国体育舞蹈并不是强国的原因之一。体育舞蹈科研水映着我国体育舞蹈的竞技水平的高低，竞技水平也影响着我国的体育舞蹈的科研状况，这两者是相互影响。
四、建议
（一）在我国体育舞蹈理论、体育舞蹈教学、体育舞蹈与高校课程等大量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加大对训练、技术分析、生理学、生物力学、运动员选材、运动损伤等内容的研究。
（二）目前论文的研究方法很多，主要运用的是文献法、逻辑分析法、调查统计法，大多都是运用一种研究方法。要求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加大研究方法的多样，尝试运用各种方法进行研究。
（三）在科研项目上，应该加大对其的资助力度，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参考文献：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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