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5 23:14:55
小儿腹泻(infantlediarrhea)是婴幼儿时期发病率较高的疾病之一，是由多种病原引起的以腹泻和电解质紊乱为主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常见于3岁以下婴幼儿，夏秋季多发。临床以大便增多，粪便稀或完谷不化为主证。我们对腹泻患儿进行了中西医结合护理，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介绍如下。
1临床资料
200506～200612本院共收住急性腹泻患儿382例，其中，男207例，女175例，年龄4个月～2岁。患儿腹泻呈水样或蛋花样便，每日腹泻6～20次，多伴有发热、呕吐及上感症状。重度脱水5例，中度脱水92例，轻度脱水65例。病程1～3d。入院后粪便常规检查未见异常,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粪便RV-Ag(IgM)均阳性,临床诊断为病毒性肠炎。按《儿科诊疗精粹》中腹泻病情分类法［1］：轻型为84例，中型240例，重型为58例。经过补液、抗病毒治疗，同时采取中西医结合护理，患儿均在24～48h后腹泻减至每日3次或3次以下,大便外观正常或成形,临床症状完全消失。
2护理措施
2.1严密观察病情患儿入院后及时细致、全面准确地观察病情变化，注意一般状况、神志、精神、面色、肢体温度以及脉搏、呼吸等生命体征的变化，“知常而达变”，精心护理患儿。①详细观察患儿大便次数、颜色、性质和气味，以区别泄泻的寒、热、虚、实，分别护理；②密切注意神态、唇色、呼吸、皮肤、四肢、苔脉及体温的变化，作好各项记录；③便前腹痛，尿布浸湿，卧位不适，饥饿惊吓等均可引起患儿哭闹，要及时找出引起小儿啼哭的原因，并给予正确处理。
2.2加强基础护理①腹泻患儿往往易脱水，加之饮食控制，易畏寒，要注意防寒保暖,适时增减衣服,若出现四肢冰冷，体温不升，可用热水袋保暖，但应注意防止烫伤。②及时更换尿布,每次大便后清洗臀部，防止发生尿布皮炎。便后用温水洗净臀部,涂5%鞣酸软膏,以保护周围皮肤。③对伴有呕吐的患儿,要注意防止窒息及吸入性肺炎,及时作好口腔护理及卫生处置。腹泻患儿有时由于使用较长时间的抗生素，可使口腔霉菌生长而发生鹅口疮，因此要多喂开水清洁口腔，有呕吐时，可用棉花醮温开水轻擦口腔，已发生鹅口疮可在患处涂以1%龙胆紫药水［2］。
2.3严格隔离措施对患儿严格进行床旁隔离,其尿布最好使用一次性的,换下的尿布在现场直接丢入袋中,并封好拿出室外。被大便污染的非一次性尿布、被服、便盆、地面等,均应作相应的消毒处理。接触污染的尿布和衣物后要清洗双手。病儿用的奶瓶、,每次用后煮沸消毒,喂奶前洗手。护理患儿前后均要认真洗手，防止交叉感染。
2.4做好饮食护理因泄泻患儿脾胃运化失司，又因小儿饮食不知自洁，故应注意加强饮食调护，做到定时、定量、定质。母乳喂养患儿，母亲应尽量少吃油腻食物，多饮水，以稀释奶液，缩短每次哺乳时间，以减轻胃肠负担。人工喂养患儿，暂停喂牛奶，可改喂脱脂奶、酸奶或米汤。吐泻严重者禁食6～8h，禁食期间要静脉补液，饮食应逐渐恢复，并详细记录出入量。
2.5改善给药护理①小儿服药常不合作，汤药以浓煎为宜，丸膏散剂型，药量宜少，先将药用温开水化开或调在乳汁内、口服补液盐水内喂服。一般宜空腹喂药，分少量、多次喂入。注意喂药宜慢，慎防引起呛喉，药宜温暖。有恶心呕吐者，可在喂药前，在汤药内滴几滴姜汁，以缓解呕吐；②配合捏脊疗法以巩固疗效，注意手法轻柔，用力均匀，应在每日晨起或饭前进行；③若久泻不愈，可针灸三里、气海、阳陵泉等穴［3］。
2.6注重情志护理中西医都十分重视精神护理，但因小儿具有易睡，易醒，易哭，易惊，易饿，易兴奋等生理特点，与成人不同，所以护理工作更要细致入微。①避免一切不良刺激，护士要做到走路轻，说话轻，操作轻，勿惊吓患儿，保证患儿充足的睡眠，对熟睡的患儿勿轻易唤醒；②对1．5～3岁的患儿，应多予以哄导、诱导、鼓励，态度要和蔼可亲，通过关心与爱护与她(他)们建立感情，消除其对医护人员的恐惧心理。
2.7预防并发症①防口疮：进食或呕吐后，可用清热解毒草药，如金银花、甘草液洗口腔；②防臀红：保持局部干燥，如已发生臀红，局部涂以油膏或鸡内金外敷；③防肺炎：患儿呕吐时，头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吸入气管内造成吸入性肺炎。
3体会
婴幼儿腹泻是由于轮状病毒破坏肠绒毛导致上皮细胞刷状缘的双糖酶及其钠/钾ATP酶缺乏,造成肠道内水、电解质转运失调,葡萄糖吸收功能障碍,引起渗透性的腹泻。通过对小儿泄泻的临床护理，我们体会到：首先只有了解到小儿的生理、病理、心理特点，才能对患儿实施有计划、有系统的整体护理，护士在对小儿泄泻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有所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病情观察，根据病情变化，随时修订辨证施护计划，使护理密切配合治疗，促使患儿减轻症状，缩短病程，加快康复。
【参考文献】
［1］余孝良.儿科诊疗精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35.
摘要：以评议的方式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中 西医结合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出中西医要实现交流与结合，不能单 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相互解释，必须找到能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 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产生于中西两种医学同时存在的客观现实，这既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 努力方向，也是创新医学理论与手段的尝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学科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西医结合仍只处于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1］，面临着诸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且一直面对着各种批评与质疑 。本文拟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坚定学科发展的信 心，探索学科发展的方向，以期推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1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过程性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多元的文化起源，孕育出多元的自然科学技术。中西医学正是源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方医学同时并存、不同发展的结果。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一元 性决定了多元科技趋于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在同一领域，不同的理论终将融合为统一的科学 理论，统一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之中。
从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中西医的差异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人类 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孕育出了多元的医学，也孕育过多元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 理学、化学等，这些学科都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向了世界范围的融合统一，形成了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医学，东方科技基本都已 成为历史，西方科技早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超越并融合了东方科技。而在医学领域，西方医 学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超越了中医学，并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但却一直没 有完全取代中医学，成为唯一的、统一的医学。对此，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 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融合时间表，而中西医学的融合时间尚不知在何时(见表1)［ 2］。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 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 2］。中西医结合，正是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在中西医汇通之后，试图将两种医学统 一起来的又一次尝试。而在两种医学理论的融合点没有出现之前，还只能是寻求医学进步、 提高医疗效果、促进医学统一的一种探索和实验。表1 东西方不同学科的融合时间表（略）
近50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与存在的争议也表明，中西医结合尚处于方向和道路探索的起步阶 段，处在寻找结合点或结合途径的阶段，距离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既定科学目标还有着目前无 法开列其时间表的探索过程。对这一点，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学者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
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认识存在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今天还远没有找到融 通这两种医学理论的方法与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正视否定性意见，研究和回答否定性意 见，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与方法来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总结、回顾中西医结合 中的各种争论，在现阶段有着特殊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复杂性
就某一学科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而言，任何一门新的科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现有学科 存在着不足、其理论和技术难以解释或改造客观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基础上萌芽和 出现、发展和成熟，从而取代原有的学科或者从原有学科中分划出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有时是反复的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医学也是如此。
同一领域两个不同医学理论的同时存在并被实践证明各有其效，各有不足，为中西医结合的 尝试提供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而要在理论内核上将两种医学理论融合而发展成为毛泽东 所预言的“一个医”，就目前而言，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与挑战。
其一，就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而言，毛泽东的认识，确实存在着“以西统中”的思维偏差 。这从通过培养“西学中”的高明理论家而促进中西医统一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融汇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其道路与发展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名 家、名人的某一论断或某种尝试可能揭示了某种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但若将其作为学科发展 的唯一依据，则可能限制了其他可能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多元探索与实践。围绕中西医结合 学科发展道路以及毛泽东有关论断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真理是否“唯上”、“唯权”的问 题 。只有将不同的声音在中西医结合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借鉴、认同，才能形成中西医 结合发展的合力。
其二，从实践层面上看，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基本上遵循着“以西统中”的指导思想 ；以西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或曰自然科学的方法发掘、改造、融合中医学。而当代自然科学 面临的困境表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和政治学中，线性思维显然已经过时” ［3］。而在中西医结合中我们却在千方百计地沿着线性思维的方法与模式批判、改 造着中医学。当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破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时 ，其理论上的结合也就变得无从下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多学科的中医研究，中医自身 要 先行现代化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了中西医结合还处在选择道路与寻找 方向即所谓“突破口”、“结合点”的阶段，而解决这一方向性问题在今天的研究条件下， 尚无人能够预期。
其三，中西医结合医学能在我国成为独立的医学学科，既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特别是中西医 结 合工作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政府政策扶持与保障的结果。政策的支撑，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提供了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但一门科学学科的成熟，最终必须依靠学科队伍的科学研究成 果。今天，从临床技术应用的角度，我们已经取得了许许多多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成果， 但这些成果同时也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共同成果。在中西医结合医学还没有形成自身特有的 、不同于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体系之前，只是拿来、应用了相关学科的现有技术。这一现 实，使中西医结合的学科评价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中西医结合只有突破对中西医理论、技 术简单组合的这一阶段，才能迎来属于自身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发展。在此之前，争议与批评 将一直存在。直面争议，研究争议，回答争议，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从起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3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艰巨性
20世纪50年代，当毛泽东预言通过“西学中”的实践，造就出中西医结合的“高明的理论家 ” ，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时，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似乎不太遥远。20世纪60～70年代，当“新医 学 ”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口号并成为改造中医的指南时，人们以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今天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产生了技术层面上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的临床成果(如针刺麻醉、急腹症治疗、骨折治疗等)，但却没有揭示出属于中西医结合医 学自身独立的医学概念，更没有形成不同于中医或西医学的理论体系。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中西医结合技术，在理论上依然脚踩着中医和西医的两条“旧船”。其不断宣称和发表的学 术成果，没有一项能构筑起中西医结合的专门理论。这一局面让许多医学工作者为中西医结 合的前途担忧。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理论的学科，其发展的道路将是怎样呢?于是一些 学 者将其总结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属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两种医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 ，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指导中医学形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西医，或按照西医学形 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医，都无法进行。因此，在目前阶段，取中西医学之长，建立统 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还只是理想中的事情”［4］。 其实，从中西医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同一目的来看，只能说中西医学是医学研究领域两个不 同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差别如何之大，基于都在研究人的生命现象这一共同点，二者有着不 可否认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才能对二者进行比较和认识。从科学发展的长远看，完全意义 上的医学科学也只能有一种理论存在。科学发展的“优化律”揭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除了一方战胜淘汰另一方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形，那便是两种理论 范式各自独立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被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理论范式所取代”［5］。 这种取代不是对前两者的全盘否定与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是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 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重组、融合、互补。科学史上对于光的认识便是这种情形。两千年来中西 医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事实预示着这一历史趋势。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正是我国医学工 作者为了实现医学发展的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可贵尝试，但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1）现阶段，中西医学不同表述的理论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各自的理论体系都不能证明对 方。因此，我们习惯了的用西医学理论来验证中医学理论的中西医结合方式是不能革新中医 理论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同一领域的两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理论范式是无法互 相证明的。
（2）真理一元观告诉我们，中西医理论体系都包含了对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是生命认识 的局部与整体的两个方面，理应有一个能包涵这两个方面规律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理论；未来 的新医学体系将能实现其真理的统一。也就是说，中西医学未来的结合，将宣告中西医两种 理论并存的局面的终结。但是今天，无论从西医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学的角度，人们还无 法窥见未来的终极真理。
总之，在科学发展从局部走向整体综合总趋势的今天，中西医学交流与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创新医学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但要实现其结合，不能单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 相互解释，必须有使其可能整合的、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生 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换句话说，当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发展到可 以 相互认识时，其难以沟通的问题、“结而不合”的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
我们正处于科学革命和大转变的年代，“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 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结合，一个新的归纳， 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 统结合起来。”［6］也许，普里高津的认识能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带来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吴咸中.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 示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J］．中西医结合实用临床急救，1998，5(11)：487.
［2］潘吉兴.李约瑟论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1，2 15.
［3］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 01.序言.
［4］陈利国.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1999，20(12) ：32.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由于受时代变迁、环境变化、人们观念及思维方式的改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医学作为“祖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的祖国医学，如今在大多数人心中的地位，已经逐渐被西方医学所代替。学生在学习中医理论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误解、怀疑，甚至排斥中医理论的现象。下面，笔者根据学生存在的这些问题，结合多年中医理论的教学经验，谈谈几点看法。
一、让学生坚定对中医理论的信心
面对中医和西医两套不同的医学理论，学生往往更容易接受西医的理论，因为它更贴近他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而面对于中医理论时，学生多是感到困惑，很难理解，无所适从，认为中医“太玄”了，从而在学习中很容易对其产生误解、怀疑甚至排斥态度。
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让学生坚定对中医理论的信心。中医理论是在大量的“以人为本”的临床实践中形成、发展、成熟起来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还没有西医理论出现的情况下，为人类的健康、种族的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在20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医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除中医”的谬论，但是，中医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大量独特、有效的临床治疗效果，向人类证明了它存在的道理，展现出极大的魅力。因此，要学中医，首先就必须相信中医的理论。因为只有相信，才有可能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动力，才会有所作为。
二、重视对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
学生之所以容易对中医产生误解、怀疑，甚至排斥的现象，是由于他们从小培养出来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与中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学生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是以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为主的教育，而这些知识，恰恰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对于在东方文化环境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医理论，则很难被当今的学生完全理解和接受。加之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往往西医与中医课程是同时开设，这又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学习中医的思维。因此，在中医理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不急于传授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更重要的是重视对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
中医与西医理论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医理论是在长期对“活人”所表现出来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进行观察，以及中药直接作用于人体后所反映出来的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西医则是应用现代的生物、化学等理论，对实验室里所观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到的微观现象以及动物模型的药理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而形成的。因而在思维上，中医是宏观的、整体的，而西医则是微观的、还原的。比如在中医理论中，心有藏神的功能，主宰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如果按照西医的认知思维，就会提出：“为什么心会有藏神的功能？”其研究的方法就是对人体进行解剖，利用现有的设备对心脏分解、测验……最终得出结论“心脏没有藏神的功能”，而认为真正“藏神”的是人的大脑。但在中医思维的指导下，对“心藏神”的功能却很好理解，因为人的神志变化，可以通过心的活动表现出来；而心的问题，又可以通过神志来反映：当人受到惊吓或感到紧张时，就会不自主的感到心跳加速；当“心气”不足时，人也会出现失眠、多梦、健忘等神志的改变。这些病症如果运用中医的镇惊、养心安神等方法进行治疗，往往就能收到满意的效果。
可以看出，同样是研究“心”，中医是把“心”放在“活人”这个整体上，从“活人”的外在表现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研究；而西医则是把“心”从人体标本或动物中分离出来，再将“心”分解成细胞、分子甚至更细微的成分，从微观的角度去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在人体的器官组织结构及功能的认识上，中医跟西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没有中医的这种思维，或者用西医的思维来理解中医，是学不好中医的。
三、让学生学会“理论”联系“生活”
中医理论，源远流长，其中的很多术语，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过数（下转第81页）（上接第77页） 千年的传承，如今还有很多在我们的口语中流行，只是人们往往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但如果懂得用中医理论来解释，却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比如，当我们在讲自己的想法时，总是会说“心想” “我心里想……”等等。如果依照西医的研究结果来认识这个问题，就会感到很难理解。但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则是无可非议，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心有“藏神”的功能。
又如，在形容很生气的时候，人们总会讲“被气得吐血”，因为生气则怒，中医认为“肝在志为怒”，肝“主疏泄”，有主升、主散、主动的特性。过度生气，则会使肝气升发太过，血随气涌，上逆而致吐血。再如，我们在形容惊恐过度的情形时会说“被吓得屁滚尿流”，因为吓则是恐，中医认为“恐伤肾、恐则气下、肾开窍于前后二阴”，因此，受恐吓过度，会使人的“肾气”下陷而致大小便失禁。像这些例子，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对这方面的内容加以留意、收集，以加深他们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增强他们对中医理论的兴趣。
四、让学生重视传统文化的学习
1 中医古籍的学术地位、临床价值及文化内涵
1.1 学术地位
流传至今的中医古籍历史悠久、灿若星河。随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完善、成熟和革新,中医古籍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大经典诞生,标志着中医学理、法、方、药学术体系建立,涉及中医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法则、药物理论、辨证原则等,从此建立了中医学一以贯之的学术范式。晋唐时期,中医进入了实用经验的发展阶段,临证方书增多,临证专科着作涌现,《脉经》、《千金方》等中医诊断、炮制、本草、方剂、临证等专科着作的出现,均显示了晋唐时期中医学重视临证实用的特点。宋元时期,随着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更大规模地校正出版了中医书籍,此时,以官方形式编写的大型医书以及个人专科着作等,均在晋唐时期实用经验发展的基础上显示出了更多的理论探索和总结的特点。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各学派逐步形成,金元时期出现了着名的金元四大家,在医学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的传统延续和创新时期。一方面,传统仍在延续,专科理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原有传统学术范式的框架内,出现新理论及新方法。随着西方医学的不断传入,中西汇通学派形成,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和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中西汇通着作相继出现,标志着中西医交汇融合时期的形成。
1.2 临床价值
中医古籍,像一颗颗镶嵌在中医发展历程中的珍珠,蕴藏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大凡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中医古籍着作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内经》、《伤寒》等中医经典着作的研习。后世医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创见,各成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无不发韧于《内经》。而仲景之《伤寒》、《金医》等为临床医学之源泉,仲景书大师掌握了辨证论治之大法,治疗之常变。可见,中医典籍的临床价值,它们是中医学的根基,是临证必备之书。
1.3 文化内涵
中医学是古代多学科知识得以综合运用的体现,其中,除全面总结了养生、防病、治病等医学知识外,还蕴含着哲学、天文、气象、生态等内容,文化信息十分丰富,且主要是通过中医古籍来负载和体现。所以,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医古籍既是以理解生命为特点的高深医学着作,又是荟萃我国古代百科知识的灿烂文化精品,是中国文化得以体现的重要载体之一。
2 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研究的现代意义
2.1 对世界医学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
中医古籍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其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的主要特点。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其方法论,如脏腑组织官窍之间按照五行规律相生相克,既协同作用,又相互制约,彼此联系成一个整体诊断时,可以根据局部的病变,确定整体的治疗方法,进行动态的、个体的、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这种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对于当今的西方医学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和启迪。当西医对抗性疗法日见弊端,药源性疾病日渐增多时,西医的还原论思想却进入瓶颈阶段,中医的自然、和谐、平衡的理念,切实的疗效自然必然吸引着世界各国人士的目光。
因此,中医古籍承担着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载体,它的对外翻译,对于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中医,对于世界医学的完善和补充,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据统计,目前英译的中医古籍种类己多达50余种,足见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医古籍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高,人们了解中医的渴望也日益迫切,对中医古籍历史的研究,可为当今中医古籍英译提供鲜活的历史范本,更好地指导中医古籍英译工作,提高英译的质量,从而有力推动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对外传播以及世界医学的共同进步。
2.2 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医古籍文献文字深邃、古奥,所承载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许多人对其望而却步。就是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标准化成为翻译者的第一个难题。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医名词术语,很多都直接来源于中医古籍;在中文概念上,由于文字的衍变和发展,本身就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特点,如何辨析清楚,这是翻译的首要前提;从文化视角来说,很多名词都是中医基本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外化和体现,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在英语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如何恰当地翻译出医学思想,保留其文化特色,又是一道难题。
中医术语的规范,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对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特别是对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开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是,很多研究没有对深厚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地理解和参透,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医学的思想和理论精髓, 更不能真切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梳理,可为当今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2.3 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促进意义
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约4 330余种，其中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有573种， 内容 涵盖了医经、基础 理论 、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剂、临证各科、医案医话医论、史学工具书等方面。本文将江苏籍中医医家所撰著的480余种著作分为“医籍所涉及的种类”、“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中医规模化 教育 的教材类著作”、“方药类著作”、“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等七个方面、六个大类进行评述。介绍其在中医学术、中医教育、中医临床、中西医汇通以及中医 科学 化等方面的著作特点，肯定其对于 现代 中医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意义，试图唤起现代中医药 研究 者对这一时期中医药著作的研究兴趣，使这一时期的著作更好地为当今中医药事业服务。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江苏籍 中医医家 著作研究 概述
民国时期在 中国 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 发展 历史 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 社会 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 政治 、 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 时代 发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 医院 ，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 理学 》、《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 文献 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 方法 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 总结 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 影响 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 内容 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 研究 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 文献 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 方法 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 理论 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 中国 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 教育 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 总结 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 治疗 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 应用 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 学习 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 社会 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 科学 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 发展 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 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 时代 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 “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 参考 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 历史 ，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 焦振廉.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概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5，6(3)：5.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 教学 误区分析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4（b）-0090-02
中医历史悠久，讲究望闻问切。它以研究人体易产生疾病的病理，并进行预防、诊断和治疗为主。19世纪开始，西医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在医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中医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在现代医学教学中，中医与西医的结合课程成为教学重点。中医伤害小，西医见效快等特点也使其结合成为必然。但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以及一些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医学课程教学上，对中西医治疗效果认识不清的问题。过分强调中医或过分强调西医的作用，这使得医疗机构在治疗方法选择上存在误区。因此，对于现代医学教学来说，明确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合理的结合才是关键。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文章对面现代中西医教学中存在的误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1 中西医结合中的误区
1.1 主从之争严重
医学教学在确定医学起源上，过分强调主从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医发展时间较长，因此西医应作为其从属部分。而一些人则认为西医在治疗时效及发达程度上均高于中医，因此中医应从属于西医。这样忽视了中西医本身的特点和疗效。实际上，中西医属于不同的发展体系，其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不具备从属关系，在治疗不同疾病时也应正确选用和区别对待，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首先，中医强调宏观调养，而西医强调微观治疗；中医强调辩证，西医则强调辨病；因此，我们在进行医学教学的过程中，应将中西医看作同等地位的两部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中医与西医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医学教学的效果，从而在临床上合理运用中西医治疗，提高医疗效果。中医与西医的结合并不是讨论谁是主流的问题，中西医有各自的优势，医护人员在进行结合时应以对病患的治疗效果为主。
1.2 理论知识混淆
中医是与西医分别强调不同的理论体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中医讲究五行、阴阳，强调精、气、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论。通过观察人体的精、气、血判断病理，主张由表及里。一些学生甚至教师本身将中医学的指导思想看作是唯心的、不科学甚至是玄幻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希望套用西医标准理论来解释中西思想。实际上，中医与西医不同，如中西的五脏观察强调人的气色、饮食调理等方面。而西医则以解剖实验为主要手段，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造成学生中西医理论混淆，使中西医的特点均无法表现出来，也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无法正确选择中西医手段。中医与西医知识混淆还体现在医学研究上，对于一些医学研究者来说，在进行某项医学科研时，往往将中医思想和西医思想强加进去，或者将两种理论牵强的结合在一起，导致医学研究成果不具有实际意义。
1.3 理论与实践不符
在现代中医教学中，明显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上，理论教授的实践远远超过实践的时间，并且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医学实践基地不发达或设备较少，缺乏实践准备和实践经验。这是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差距，一些中医教学者为了提高中医教学实践水平，将中医教学理论与西医实践生搬硬套，不但没有达到理论结合实践的目的，反而是中医理论更加晦涩难懂，实践也无法验证中医理论。在教材方面，中医与西医的结合只停留在表面上，高校在教学时也往往是中西医教学分开，不能时学生同时感受中西医的差距和差别。而在课时安排上，为了追求西医的专业性和先进性，西医课程的安排明显过多。总之，在现代医学教学中，中西医并没有真正实现结合，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技能，更无法满足临床需要。
1.4 盲目进行结合
中医与西医从属于不同的体系，因此其具有自身的特点，具有相通之处但又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要求现代医学教学时不能盲目的将二者进行结合，而是应该尊重其个性和特色，使其优势充分表现出来，这也正是现代医学教学存在的最大矛盾和误区。将中西医理论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理论和思想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中西医之间的差异要求医生在不同疾病面前要区别对待，而不是将某一种理论强加给另一种。同时，并不是所有的中医理论都能找到相应的西医实践，我们将中西医相结合是为了提高教学效率，促进临床治疗，而不是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望闻问切是中医独有的特点，不能盲目的与西医的听诊等混淆。现代医学教学习惯性的将中西医之间进行一一对应，这使得医学教学的实际作用大大降低。如何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中西医教学的结合发挥实际作用，就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重点。首先，医学研究者和教学者应平衡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平等对待两者，善于发现中医与西医之间不同的优势，这样才能为其正确的结合提供前提；其次，从教材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实现中医理论与西医实践的真正结合，提高现代医学教学效率。
2 如何解决中西医结合中存在的误区
中西医结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在二者结合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但是在当今社会，中西医结合只是从表面上得到重视，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使中西医之间的结合更加密切，提高现代医学的治疗效率。其具体措施如下所示。
2.1 适当提高西医的主动权
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由于受传统中医思想的影响，西医往往作为跟从，即使是在某种疾病治疗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仅仅被作为辅助手段。结合面不够广，结合存在漏洞。因此应改善这一点，加大对西医的正确宣传，控制传统医学对西医的排挤，通过培训使其能够了解和接受西医中的先进思想和治疗手段。在医学科研上，应将西医和中医区别对待，而不是一味的将中医理论强加给西医，中西医之间的结合并不是理论上的一对一，也不是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应以提高医学治疗效率为前提，才能够更好的实现中西医结合。
2.2 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
随着中西医结合的提倡，一些医院引进了西医技术。在技术方面实现了结合，但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教育往往将中西医分开，导致能够具有中西医两个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偏少。实际上，医学人才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体现，也是二者结合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应结合中西医各自的特点，在高校教学课程的设置上，增加中西医结合的内容，并在临床实践上提倡两者之间互相交换实习场地，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中西医结合人才。
2.3 建立中西医结合医院
这一点得到了广大医院和医学工作者的认可，目前，很多医学已经实现了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相结合的治疗方式。但是在具体病症治疗上，选择西医还是中医问题上，往往并没有根据病情。而是根据医生个人的思想。这样不但没有将中西医完美结合，还使得医院的办院宗旨不明确，缺乏特色。因此在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建立上，还应充分考虑各个疾病的病理，加强医护人员的培训，使其正确理解中西和西医的治疗手段以及结合要点。
2.4 加强中西医结合的实践
目前，中西医的结合大部分停留在理论层面，导致在临床治疗上效率低下。要实现中西医的真正结合，首先应加大培训力度，要求医生掌握中医治疗技巧和西医治疗手段，并且能够灵活运用。医学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缺乏实践的结合毫无意义。医院应建立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基地，逐步缩小中西医之间的差距，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2.5 加大政策干预能力
虽然中西医结合属于医学层面，与政治无关。但实际上，中西医结合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就是由于政策不明确和干预能力不强导致相关人员对中西医结合重要性的认识不深刻。因此应加大相关管理部门的干预力度，要求卫生管理部门将中西医的结合看成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中西医的结合，并且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医疗事故的惩治措施，并建立合理的医护人员考核制度，要求其严格执行，这样有助于医护人员提升自身意识，做好中西医结合工作。
3 结语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结合就成为必然。中医属于中国传统医学，其在预防某些疾病方面存在着优势，并且能够降低对患者的伤害，从根本上清除疾病。而西医的出现则提高了医学技术和治疗水平，是进步的体现。因此我们在坚持中医理论的同时，必须将其与西医技术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当然中西医教学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需要及时发现和解决。
参考文献
1.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现状
专业建设起步晚。中西医结合护理是护理学专业的一个重要分支。目前我国已经有十几家中医院校开设了护理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普遍脱胎于中医学专业，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偏重于医学、人文类课程较少等诸多问题。
课程设置缺乏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特色。课程设置缺乏论证，脱离培养目标。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的开设绝大多数在中医院校，受到传统中医药学的影响，课程设置仍沿用“三段式”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由中医基础医学、西医基础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三部分组成。不同院校课程设置基本一致，缺乏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特色，与现代护理学科发展的思想和观念不相适应。
2.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发展趋势
目前公认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内涵标准为“系统掌握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知识与技能的中西医结合人才”。人才培养目标应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顺应社会的需求，并反映时代先进水平。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应具备中西医结合临床与社区护理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初步的科研能力，沟通能力，跨文化护理能力。将中医整体观、辨证施护与西医整体护理、护理程序有机结合。辨病护理、辨症护理、辨证护理有机结合。能用中西医结合护理理念进行健康教育及咨询、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康复护理、老年护理、预防保健及家庭护理。
课程设置理念以人为本，以需求为导向，夯实西医，融合中医，注重整体，辨证施护。课程设置改革原则课程改革在注重“三基”的同时，突出中医护理特色与优势，以整体护理为理念，重视现代护理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加强人文护理知识的学习。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适应综合性医院的需求，不断拓宽学生的就业途径，加大西医临床护理与社区护理课程比重，注重中西医结合。以实用、够用为原则，开设中医护理特色课程。
中西医结合临床护理以中西医结合内科护理学引领和整合临床护理；选取中医护理特色明显的病种，以整体护理和辨证施护理念，根据护理程序重组中西医结合护理课程内容，使中西医护理措施有效融合。加快中西医结合社区护理课程内容改革步伐，以顺应社区卫生事业的发展进程。社区中西医结合护理课程内容改革可采用系统论的观点，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应遵循整体优化原则、合理组合原则、环境m应原则、动态平衡原则。
构建中西医结合护理实践教学体系。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创新型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应研究并构建中西医结合护理实践教学体系。逐步增加实践课比重，以护理程序为导向，采用情境教学、角色扮演、案例讨论、示教、模拟实训等多种先进的实践教学形式，实验与理论并进，开发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护理和社区护理综合性实验项目，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加强中西医结合护理实践基地建设，建立实验、实习、网络资源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中西医结合护理能力，从而改变毕业生就业面窄，大多面向中医院的现象。
3.在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引入辩证施护
辩证施护是中医护理的特点，辩证施护从整体出发，通过“望”、“闻”、“问”、“切”，对患者的资料进行收集，并应用中医理论实施护理评估，辨病辨证，进而进行针对性的护理[1]。将中西医护理优势进行有效的结合，是目前临床疾病护理的发展趋势。经历了数千年发展的中医，具有丰富的疾病诊治以及病人养护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医护理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护理工作。辩证施护是中医护理的特点，除此之外中医还十分注重进行养生护理，强调对健康人进行预防护理。中医护理观念是现代护理理论的补充，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护理质量，因此在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融人辩证施护具有深远意义。
在护理专业中开设中医课程是医院教育中的一个亮点，是培养中西医结合型人才的重要方法，但是由于课程时间相对较短，且教师大部分只注重讲解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知识，对怎样将基本知识在临床中进行运用讲解较少阎。本次研究结果表明，75%的学生对中医四诊知识的掌握情况明显提升，这表明将辩证施护融人到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能够有效的增强学生对中医基础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相关研究表明，很多护理人员由于对中医基础知识掌握情况较差，在中医四诊能力方面极度欠缺，因此不能正确的进行辩证施护，对护理效果影响较大，因此在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引人辩证施护的相关内容很有必要。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想要有效的提升护理人员对辩证施护知识的掌握程度，在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引人辩证施护的内容是不够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护理人员需要独自完成对病人危及情况的处理，因此护理人员必须具备独立思考、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辩证施护教学内容能够对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进行培育，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增加案例分析训练，提高学生辩证施护的能力。
传统的临床理论教学中，课程内容包含西医相关知识，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症状，辅助检查方法、诊断以及治疗与护理方法等，在进行上诉内容的讲解过程中适当的融人中医辩证施护的内容，主要有：异病同护、同病异护等。异病同护主要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相同的病机，因此可以选择相同的护理措施进行护理。同病异护则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发病时间、患者机体反应以及地区的不同，所变现的症状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护理方法也应该有所区别[3]。其次还应进行辩证施膳，主要是根据药食同源的原则，食物的温热寒凉均可以对机体的阴阳平衡进行一定的调节，合理的饮食具有强身、防病、增强免疫力的效果。
参考文献
中医应该归在国学中，它以精深的科学内容、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医疗实践、鲜明的民族风格屹立于世界医学与科学之林，是世界上迄今唯一保持不衰的传统医学，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
1 中华瑰丽的珍宝——中医药的魅力
“所谓国学，包括文、史、哲三大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逻辑等方面。《诗经》、《书经》《易经》又是国学之首”。[1]《诗经》是文学艺术的代表，《书经》是史学的代表，《易经》是哲学的代表。中医恰恰源于《易经》，哲学家通过综合观察，类比研究，加以演译、抽象，从无限变易的现象中邻悟到各个领域的规律和原理。经过实践研究再实践进步，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博采了中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技术，人文诸学科的优秀成果，集中体现为古代唯物辨证法与中医理论实践的结晶，逐步形成中医学特色，独具一格的中医学辨证法，中医学辨证法正是中医科学体系中瑰丽的珍宝。是我们祖先研究人类生、老、病、死，反复实践验证的宝贵财富，它也将成为哲学家和医学科学家研究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科学。
中医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基础上，注重人与天地自然的大整体和人体各部组织器官的小整体，人与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统一性，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的动态性，并以维物辨证法为特点的方法体系，就是中医深深地扎在国学之中的无法切断，也不能切断的根。
中医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存在的生命科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辨证施治，从四诊八纲到药物方剂，认为“人的生病是某种致病因素导致阴阳气血失衡和谐所致，人的心理活动不顺应社会客观规律也会生病。治疗原则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辨证论治，调节人体机能，使阴阳气血恢复平衡协调，使七情六欲顺应社会客观规律而愈病”。[2]
中医不像形态学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从尸体解剖学上看到有形的，能够服人的科学性。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中医是把人体与天地自然联系起来的动态医学，他以功能及生命运动的形式存在着，它是运动的、变化的，是无法从尸体解剖学和形态学上找到科学概念的。因为人死了，生命运动就停止了、消失了。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愈来愈证明中医理论的可贵。国外科学家对人体生物钟的研究，针麻的研究，气象对人体的影响的研究，节气与人体的关系的研究等，都证明它有很高的科学性。这些现象在我们中医学来讲，数千年前老祖宗早已初步掌握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运用于人民的保健事业。中医是我们祖先近三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经实践检验的真理，它将发挥重大的科学原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也将很快发展为人类的生命科学。
笔者经二十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证明，很多西医药解决不了的绝症、危症、难症、奇病、怪病都被一个一个解决了、痊愈了，难道这不是中医药的魅力吗？这不是中医的科学性吗？掌握了这一套科学原理，就可随心所欲、遇病不慌，从容处置，辨证施治，就能施展中医药魅力无穷的优势。
2 古人的风采与不幸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能透过墙壁看到人，并能看到人体内部的一切，当然并不仅是扁鹊一人有这种本领，人这种超微观的思维信息，能够透过任何东西，不受阻挡，这是科学不好解释的。对人体内经络的运行，内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生相克），内脏与体表之间的联系，一天十二时辰与人体内外各部分的关系，日、月、星辰的运动，四时节气的变化与人体的联系，疾病的发生与转归等，都是通过人体经络系统进行的。这些有关人体整体联系，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人体自在运动，自动调节等现象，说明中医理论的总结也与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锻炼有密切关系，同时更是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两千多年前的扁鹊就可透视人体，华佗就可以刮骨疗毒，开颅手术。这说明我们祖先的才智不比今人差。例如：《史记·扁鹊仓公传》记载：“扁鹊能视垣见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脏腑正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列子·仲尼篇》曰：“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亢仓子曰，我能视听不用耳目，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可觉，心腹六脏之可知，其自知而已矣。”
古人有特殊功能的文献举不胜举，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坏了我国古代大部分文化，这类绝代资料没有了，掌握这些学问的人又屡遭迫害，到秦汉以后这些学问逐渐变为极少数人所掌握，并为宗教神秘色彩掩盖着。到了近代此类人才更是极少见到，即使有极个别者，也是带着迷信色彩出现，造成鱼目混珠，致使真有特异功能者也受到牵连打击。而相当一部分是真正的巫医、行骗者也给诬陷攻击中医者有机可乘。
3 中医药发展之艰难
长期以来，不仅是知识界而且是中医界本身相当大部分的同志对中医药学这些基本理论怎么总结形成，衍化发展是不甚清楚的。现在不少黄皮肤的炎子孙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药学视为糟粕，总以为中医理论是古人虚构的，臆造的，不可靠的，但是为什么运用这些理论能治病保健，祛病延年呢？他们又无精确的理论对答。而中医界的部分同志则轻中医、重西医、中改西，甚者不能精通中医药理论而听信慌言诬陷中医。
由于古代医著《内经》“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特别是《素问》七篇更是“辞理秘密”，十分难懂，致使不少学习《内经》的同志，特别是初学者在读到难懂之时，学不下去了，往往中道辄止，放弃了学习。更有少数同志自己学不懂，反而大肆宣扬“运气学说是伪科学，迷信”，甚至攻击中医，更是个别挂着“中国科学家”头衔，没深入研究中医药就大肆放风凉话，说中医是滞后的封建医，应当消灭废止。近代有名的余云岫现象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医的悲剧。更使现代科学界不可思议的是，中医药科学发展到今天，连外国专家都赞同的中医药，竟有个中国教授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之文，攻击中医药是装腔作势，是巫医。公元前就有医和“非鬼非食”的论述。后有扁鹊的“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再到黄帝内经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等论述，[3]可以说中医与巫医一直斗争了几千年。张功耀是现代科学家，竟然于史实而不顾，一再诬陷中医，是没有研究过中医的诽谤还是研究不懂中医的真装腔作势？或是别有用心呢？被外国人称之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却要被本国、本民族的黄皮肤人自己否定，甚至废止，真是莫大的耻辱，不可思议。然而中医药的自身发展和中医药政策的弊病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上许多名医都是民间出来的，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朱震亨、李时珍等。而当今民间的名医也不在少数。如：广东省电白县有个谢卓邦医生，他治肝病独树一帜，在全国医药刊物上发表过治肝论文25篇，并参加过全国多次肝病学术研讨会，花钱少，治病彻底，可这样的名医现今还是个黑医，有职称而无执业资格，处处受难，非法行医，名符其实的名医而名不符实，这能说明中医不发展吗？还有广东省揭阳市的郑国枢医生，杭州市的邱志济医生等举不胜举。他们全身是宝，却有部分医生不能名正言顺的献给国家，献给中医，献给百姓。这是中医的损失，国家的损失，而像张功耀教授这样名正言顺的“专家“却在真装腔作势，真损害国宝。
近几十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办了许多中医院校，中医研究院，培养了大批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却在临床上少有突破性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也少有拿出临床上有突破性疗效获重大科技成果奖的中医论文，即使有论文也是在实验室老鼠身上作文章，人是有思维的，怎么能与老鼠相提并论呢？中医是最科学的人类医学，并不是动物医学。中医的理论不是出自实验室，而是源于临床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其次中医管理两极分化，部分中医执业者处在国家大医院里业绩平平，纸上谈兵，甚者中改西，中医西化。而民间中医用兵如神，却在非法行医。再者中医历史以来都是医管药，而当今中医药分家，中医药技术水平很平常的药管人员可随便指挥医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医药能发展吗？以上种种现象说明中医药发展之艰难啊！
4 彻底告别文化自卑感是认识中医的根本
包括全世界很有名望的许多科学家都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从清朝末年至建国初二百年才有些落后，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实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彻底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扬和发展中医药事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药“正名”。“中医药是成熟的科学。”[4]是人类的生命科学，中医包括经验医学，这种经验是从古至今几千年的积累和验证而来的。医圣张仲景经反复的临床实践验证，才写出了《伤寒论》，一证一方，方随证变，方证对应。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中医的经验医学不是伪科学，是实践检验过的人类生命医学。
外国科学家都能认识中医并深入研究中医。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曼·波克特教授既是西医学家，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专题演讲，题目是《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4]他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时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经过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说：“中国人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群，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4]多么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啊，张功耀教授连个外国教授研究中医和西医的功底都不如，还真装腔作势写文章出丑呢！
波克特教授还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4]外国专家不仔细认真的研究中医能对中国的中医事业有这样透彻的论证和看法吗？现今的中医政刺不是略带有这样的现象吗？中国的医生和个别专家教授不就是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吗？竟还有张功耀这样的专家教授不研究中医，给中国人丢脸。连外国都当宝贝的中医，中国的教授却要告别中医中药，真是不可理喻，别有用心。
波克特教授也是第一位严历批评中国人背离阴阳五行学说的外国人，他说：“本质和内在的不平衡是两种医学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对中医的歧视……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他还说：“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都是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5]这是对中国某些医学家和所谓的科学家极其准确的批评。实质是不研究中医，崇洋迷外的模糊和麻痹思想作怪，用西医学改造中医，或干脆攻击和诬蔑中医，这就是张功耀教授的荒谬面。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说：“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研究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6]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著名科学家李致重教师的《中医形上之思》文中分析了中医的发展和揭示了中外科学家对中医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科学论述。把中医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国学”之中，“我是谁”——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土”中的瑰宝，“我从何处来”——我从中国“国学”中来。你是谁，你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你不是国学，保护和发扬国学中的瑰宝是不是你这个中国人的责任和荣誉。
“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全面概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大脑思维一般规律的哲学方法和包括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思想在内的系统方法，及以模糊数学，模糊识别等最新科学研究方法同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创始者；中国的中医学是世界上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最早，最成功的唯一学科。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解，实在太浅薄了。这是一个世纪以来，造成中医方法论断裂的征结所在。所以，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中医界，虚心、认真、严肃深入地重新认识阴阳五行势在必行。否则，将因为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彻底地毁掉中医。这一危机其实已经临头了。只要我们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实事求是地审视现实，相信不会将“危机临头”视为危言耸听的。[7]
河北中医药研究院教授曹东义老师为了揭露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导恶行径，用外国科学家教授波克特对中医的研究与论述及对中国医学家的批评实例，来指出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是其反中医情绪的根源。正确认识中医药和弘扬中医药事业，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虽然攻击中医，误论中医药的人还会有，因为受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大部分中国人心灵上造成模糊和麻痹，崇洋迷外，不研究中医科学，不懂中医理论，妄加指责。实际只要有爱护和保护国家之心，虚心、认真、严肃、深入地研究中医药理论，您的观点一定会转变的，一定会有波克特教授的感受。但反中医的魔咒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扎根在许多人心里，总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立论根据继续攻击中医，废止中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路途的艰难，彻底告别文化自卑感，负担起保护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深入研究中医古典文籍，吸取精华，充实到临床实践中去，使中医成为人类生命医学的典范。文化自卑感存在于某些人，但永远不存在于自信于中华国学、深入研究国学的中国人。
5 中医的未来战略
广西中医学院教授刘力红老师的《思考中医》在中医界掀起了一股“重视中医经典，学习中医经典”的热潮。刘老师赞同“没有一流的人文水平，就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科学从哪里来？从人文中来，所以每一位有建树的科学家人文精神、人文底蕴都是深厚的。为什么科学家的造诣到达一定深度以后，写出来的东西不但可以启迪本学科本领域，而且可以广泛惠及其他学科，这就是人文的因素。”[8]
中国的科学家们，尤其是中医药的科学家们要掌握一流的人文水平，展示一流的本学科学术水平，把国学中的瑰丽珍宝尽快请回到中医药学术中和临床实践中来，深刻地找出中医药衰落的根本原因，改变对国学的冷漠与背叛，从历史的才识中负起炎黄子孙的责任。
笔者作为基层临床医生，以高度的责任感作努力，但振兴中医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中医药的民展战略出发，尽快采取一切有利措施，以实际行动改革求实，首先从中医药管理入手，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①中医药不能分家，而且要有中医药独立行政机构，由优秀的中医药人员管理。制定《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医师法》、《中药药品管理法》、《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人才培养培训法》等法律法规。
②国有的中医院和中医附属医院应当尽快由优秀的中医药人才掌握，坚持以中医药为导向，以中医的整体观与辨证论治为导向管理门诊、住院及临床实践运用的研究。可以成立西医门诊，协助中医做一些现代化检验与会诊，并在临床治疗中协助中医解决一些局部问题和紧急问题，但绝对不是中医西化或完全依靠西医。应用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理、法、方、药写病案，一例病拟一堂课，随证加减直至痊愈，最后要讨论分析，有理有据，真正体现中医药在临床中的魅力，以实践充实中医药理论而再指导实践。
③中医院校要在全面系统地学好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和四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再学一点自然科学和西医知识。培养出能在临床中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主，用西医学知识作辅助中医临床解决局部疾病，以中医药调节整体平衡、治本而提高远期疗效的优秀中医药人才。办好中医院校的附属医院，成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和总结经验的场所。
④中医研究工作不可纸上谈兵，要以实践为导向，用科学手段研究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科学手段不是以动物或尸体作研究手段，而是要在大的中医院或中医附属医院的临床中开展中医药的实践研究。“经验的总结、传授和学习、继承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和探索，也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医的理论不是出自实验室，而是源自临床经验。”[9]理论源自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科研人员应该是名医大师或者是名医大师指导和科技人员合作的临床实践研究，以最优秀的疗效回应定科研结论，再充实科研理论。这种最优秀的疗效回应就是中医辨证论治中的临床实践经验，他可以充实中医药理论，使中医药理论得到完善和提升，再推广指导以后的临床实践，这就是中医药研究的目的。
⑤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在学术上是平等的，理论上是不同的，“想要把中国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观用现代科学的局部病理生理机制去解释，希望中医辨证像西医辨病一样，通过辨认异常的理化指标来实现，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想要合二为一的新概念、新理论，怎么能不事与愿违呢？”[10]绝不能用管理西医的方法来指导中医、管理中医，也绝不能用中西医结合来取代中医，中医药学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不受任何学术思想干扰的国学机构、自然生命医学科研机构。
国家要对民间中医进行全面的统计考核，彻底解固非法行医的枷锁，根据个体差异分别进行单纯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方式考核，中医就是中医，中西医结合就是中西医结合，西医就是西医，中医特色特效疗法的检验及考核，鼓励民间中医努力奋发，不断创新。对有特殊贡献的民间中医要特殊关爱，给他们评定职称，优秀者奖励，学术贡献较大者评定科技成果，中医人员要纳入中医药人员的管理中来，使民间名医摆脱历史困境，回到21世纪的管理层来，才能与巫医区别，对真正的巫医，一定要通报，打击取缔。
中医药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重视、研究，尤其中药可能达到被垄断程度。因此，中医药管理势在必行，中药绝不能被外国人垄断，如果有一天中药被外国人掠夺，中国的中医还怎么发展呢？向外国进口中国产的中药的现象，我们绝对不能出现。因此，中医药独立行政机构急待解决和成立，中医药管理势在必行，中医药的对外政策的法规急待制定，中医药不能藏在宝库中当文物保护，但也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等相应的保护政策。
6 中医药管理和科技部门改革是中医药发展的保证
中医药发展就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独立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途径，根据其特色从中医理论、中医学辨证法和中医临床实践这三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临床疗效。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中医药管理、中医药教育、中医药科研、中医药临床医疗这四项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中医药管理又是其他三项的重要保证。
中医药管理应从中央（中央级中医独立行政机构）到基层实现现代系统化管理，建立中医药管理系统工程，将政策管理、科学管理、信息管理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上下通气，及时传达科技信息和管理信息，及时发现中医名医，专家人才、成果转化。有临床科技成果还埋没有民间或基层，基层临床科技不知怎么申报申请，科技后，地方及中央级科技杂志上有名了，甚至各类学术会议上都有名了，但只是有名而已，尤其是临床科技论文，治疗疑难重症、危症、绝症的论文，得不到科技推广，得不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科技部门的重视也是一纸空文，知识无产权，更谈不到转化，永远在恶性循环之中，临床中医师的信心低了，中医药整体水平永远提不高。在实验室搞的实验论文倒是得到科技部门的重视了，也有了科技成果奖了，但永远也转化不到临床实践中去，也是空文一纸，空有其名，这些弊病都是阻碍中医药发展的。
科技于科技杂志上，科技杂志要对其发现评定，对极其优秀者要向中医科技部门及时推荐，尤其是临床绝症、难症、重症、危症、奇病、怪病的论文，要大力向科技部门推荐，作者要申报，但又找不着门路。科技部门要在各地方及中央级科技杂志上刊登各级科技部门的地址及联系方法，使之上下通气。科技部门要及时发现重大科技成果，重新评审，给予肯定和奖励，并及时推广到临床实践中再实践，反复实践后再定成果转化，全面推广，这就是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中医药的发展要重视临床实践经验，尤其是基层医院、农村卫生院、民间名医等高水平临床实践经验，不要看不起基层，看不起民间，从古至今许多名医都出自民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中医药的整体发展水平，使理论不断出新，出高科技。而中医药的独立管理，中医药科技部门的独立管理和有效改革是中医药发展的决定性保证。
7 团结一致促改革，齐心协力求发展
作为中医药工作者和科技人员，临床中医师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不可挣着国家工资得过且过混饭吃，要把中医药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时刻为国着想为中医药事业着想，中医药在我心中，我为中医药发展努力奉献，肩负居安思危的历史责任感，你就会首先充实自身力量，加强自身发展。每天想着今天的工作，有无收获和贡献，任务完成的如何？还需要怎么努力和改进，人人都这样想，人人都这样做，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凝聚力，团结一致促改革，齐心协力求发展，中医药才能自身壮大，自身发展。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医药爱好者、工作者、科技人员、中医药师都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分子，一鼓力量，我们的事业就能飞速发展。
2006年6月在中国厦门召开的首届全国特色医疗名医学术交流会上，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共谋发展大略。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数量大大减少，学术水平大大下降，名老中医有的走了，有的年老体弱，中青年中医水平很低，疗效很差。许多中青年中医身居国家大医院，由于长期以来，中医政策不力，严重受压，无行政地位，也无学术地位，致使中青年中医改行成西医，改不了的也无自信心努力学习。中医药学术水平停滞甚至倒退。除了卫生部门对中医不重视和政策路线倾斜西医外，中医自身的发展肯定缺乏自信和悲观情绪，文化自卑感也不可否认。中医药要发展除政策扶持外，实行独立管理，独立科研。中医药工作者和医生要勤奋学习，默默奉献，在平坦的大道上攀不上科学的高峰。
①首先要刻苦攻读经典，要有奋发进取和无私奉献精神，在总结继承的基础上、学术上和临床上要有新的突破，多治几个疑难绝症，反复验证，总结提高，提高临床疗效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硬道理，总结出有学术水平的病案论文来，真正体现中医药的无穷魅力。
②关于中医的数量问题，要多培养后代，每一个中医培养两个孩子，从小教育他们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继承中医，再经过中医学院的正式学习。有条件者要带培中医药爱好者为徒，加强对中医院校刚毕业的青年中医临床带培，提高他们的临床技能和学术水平，有一个中医就要让他成才，绝不能让他失去信心而改行成为西医。
③像前面提到过的中医院校加紧课程改革，培养出来的是纯中医而又懂一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中医后代，绝不是西医或中西结合者。
④中医药发展严禁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从临床实践中多出名医，多发现名医，多出名医大师，多出临床实践的高科技知识产权和产权转化，多出实实在在成就造福一方的中医大师，未来的中医药定能登上世界生命科学的顶峰。
参考文献
[1] 李致重．从国学看中医[N]．中医药通报，2006，1，2．
[2] 刘 云，薛 峰．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体会和概念思考[C]．中国特色医疗名医优秀论文集，2006，1．
[3] 曹东义．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N]．中医药通报，2006，4，34．
[4] 曹东义．反中医情绪根于文化自卑[N]．中医药通报，2006，5：34～36．
[5] M.波克特（德）．转引自中医通讯，1983，3．
[6]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1988．
[7] 李政重．中医形上之思[N]．中医药通报，2006，5，5．
[8] 刘力红．科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N]．中医药通报，2006，4，36．
【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 发展 、临床证候和防治 方法 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 研究 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 理论 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 教育 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 影响 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 中国 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 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淫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 治疗 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 英文 名。
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 文献 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 理学 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 科学 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 研究 ，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 内容 ，引进 自然 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 教育 ，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 方法 ，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 历史 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 发展 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 参考 文献】
1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 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淫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
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内容，引进自然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教育，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发展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参考文献】
1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 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等教育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幕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如何使高等中医教育传承优秀的中医药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是中医教育学界长期以来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时现行中医药教育进行思考，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高等中医药教育50余年来进行了很多适应社会变革的改革，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学科群体和课程体系。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国中医药院校在校生人数为80,637人，至2005年达到303,075人(《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办学规模翻了两番;多数中医药院校的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由原来的6一7个增加到20个左右。但是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高等中医药教育仅仅依赖单一的院校教育模式，并且根据临床实际要求，中医院校学生中西医两套理论都要学。基于中医和西医各自独立的理论和临床教学内容，培养的中医院校毕业生中医思维和中医实践能力不尽如人意，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术上也显得不足，部分学生甚至面临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尴尬局面。
1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
院校教育往往只注重单科的专业知识传授。课程设置不完整、没有依据完整的中医学知识结构来完成教学任务，相关经典医学文献学习不够，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等中医药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了解和学习，使得学生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高等中医教育一直沿用基础课程、临床课程、毕业实习三段式培养模式。中医学人才成长缓慢，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使得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中医技能不足，更缺乏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从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弱化，纯正中医后继乏人。作为中医院校，临床实践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扩招、培养目标不明，带教老师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临床实习基地西医化等因素，临床实践中中医比例过少，缺乏纯正的中医治疗，教师和学生都偏于西医知识的深化学习，或者西医诊疗操作的锻炼，忽视中医知识的讲解和运用，忽视锻炼学生的中医诊疗思维，长此以往，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渐渐弱化，中医临床基本功逐渐减弱，中医思维慢慢被西医的思维模式所取代，不能处理好中西医的关系，使中医实习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临床中医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中医科研创新能力的不足。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从目前高校的学生培养过程来看，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比较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度却显得不足。
中医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科研。目前的中医教育既要有中医的创新性，又要凸现出中医的理论与思维，从科研中领会中医理论的奥妙。然而，部分高等中医院校不注重锻炼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科研技能，许多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实验室技能十分差，中医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科研思维和方法，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不具备科研优势。
2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思考
如何使身处21世纪的高等中医教育和中医人才培养与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相得益彰，既传承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又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中医院校必须进行办学目标、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的思考，还必须在培养模式，尤其是在临床教学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克服套用西医办学模式的负面影响，从中西医学发展规律的差异进行反思。
2.1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定位
高等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照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去办学。中医药不同于西医学的学科体系和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医院校应该努力探索办学道路，开展试点，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道路。当务之急是要深刻思索中医教育的主要任务，继承中医药传统思维和方式，以培养具有中医传统文化基础和具有在中医领域进一步深造和有发展潜力的学生为目标，跳出固有的中医教育体制，顺应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拓展思路，敢于开展并确立新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
2.2对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几点思考
(1)系统学习中医课程，早期建立中医知识架构
多年来，各界对于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争论一直未有定论，普遍认同的是要遵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准确地体现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医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学习中国传统文史哲和自然知识以形成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学习中医药的经典医著以确立中医药学的概念和体系;学习中医药治疗方法，包括中药、针灸、推拿、按摩、导引、食疗等疗法。
对于西医知识的学习，各界也持有不同观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教授的《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中提出:“能否不要让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西医和外语课程，将来工作需要西医知识和外语时，可以再脱产学习。起码应允许一半中医药院校以纯中医药院校方式存在，同时，应允许师徒传承方式的存在，并给师带徒出身的人以一定的学术地位。培养兼具中西医知识的人才应该由西医院校承担此项工作”。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医院校普遍学习西医基础课程的现状下，培养中医药学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中医药知识结构，加强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考核，加大中医经典的学习深化，扩大中医传统文化必修课程的比例。当学生在学习初期接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熏陶，牢固地掌握了中医药理论基础的辨证论治体系后，再学习必要的西医知识。中西思维的碰撞建立在基本理解中医内涵和确立中医整体观的基础上，那么，中医药学生也会更加客观深人地看待中西医诊断思维和治疗方法的区别。
(2)重视中医临床技能的早期培养
中医经典是中医药学独特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基石，但其内容比较抽象，主要依赖于人的理性思维去学习和体会。因此中医专业思想的根植，是一个临床实践与理论学习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医的院校教育应以中医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内容为重点，使学生能透彻地理解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医的临床技能的学习运用能力。
因此，应该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的同时，进行临床跟诊、见习，也就是在贯彻“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见习的同步性。可采取多种形式，如通过临床典型病例中医讨论、临床见习、中医门诊跟诊，或者经典与临床的讲座等多种形式，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课程的同时，接触实际病例，在临床上培养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学习经典并及时深化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在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中，以医学知识基础为根基，加强医学生医学基础知识训练。为了巩固中医学生的基础知识，从学生人学的第二个学期起，每学期组织学生参加《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诊断学基础》五门课为主的“中医基础知识竞赛”，历年的考试成绩将作为进人临床实习的先决条件，极大地强化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并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提高实践课的比例，规定实践教学应占整门课程的30 %。实践学习时间的增加能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抽象深奥的基础理论知识。70%的理论学习时间基本保证了理论教学的学时数，也为提炼实践知识留下了足够时间。
(3)继承师承教育，发展院校教育
现今的中医药教育主要采用院校教育的形式，具有传播知识的信息量大，传授的知识标准、统一、规范，受教育的普及率高等特点。相对于院校教育，师承教育注重传统文化学习，中医基础知识较扎实，有利于继承教师独特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因此将中医药教育的师承教育和现代的中医药院校教育更加有效地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在现有的中医教育体制中适当的方式是在学生的临床课和临床实习中实行导师制。这样，可以使医有专长的教师培养学有专长的学生。同时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师承教育，如普及性的师带徒和高层次的师承教育，既有利于继承老一辈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又有利于从业个体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医学丰富的理论内涵，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临床经验，增强人才队伍对中医的信心。
针对近年来中医院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师承教育的模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一代带二代”、“跨学院、跨医院、跨地区”的模式进行师承，甚至可以试行优秀的中医药博、硕士研究生辅导本、专科中医药学生的方式，在实践中检验成果，不断的修正培养方法。
根据邓铁涛等巧位全国名老中医的倡议，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为试点，创新传统“师带徒”模式，发挥“集体带集体”的优势，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中青年骨干，由中青年骨干带徒学生，师生定时见面，进行生动的授业解惑，并且实行定期的不同的名老中医跟诊制度。该举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毕业后均受到了就业单位的一致好评，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中医药知识，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而且拥有开阔的思维，在掌握自己导师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其他老中医的医学思想。
(4)中医院校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中医药的基础是继承，但是创新才能促进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中医院校也应担负起培养中医药科研人才的重任。中医药学生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了解统计学、系统论等理论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学，以便于能够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中医，同时要避免一律以西医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方法进行中医药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