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3 19:14:13
一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标准化问题
为适应文献情报工作现代化的需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各国标准化组织都对论文标题的技术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词语和符号的使用，标题字数的限量等）。我国颁布的科技论文标题字数的国家标准是，标题字数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外语不超过10个实词。国际标准化组织则规定每条标题不超过8个词，并规定除各国通用的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外，标题内不得使用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国际学刊一般早已执行国际标准，也有些西方国家明确规定以国际标准代替本国的国家标准，而我国学刊一般要求作者按国家标准拟写中文标题，对英文标题既不强调执行国家标准也不要求执行国际标准。因此，目前只有极少数学刊基本按国家标准编译英文目次表（如《中国翻译》、《浙江大学学报》、《应用写作》等），大多数中文学刊的英文目次表的制作既不执行国际标准，也不执行国家标准。有些学刊的英文标题用词大多在10个词以上，多至20余个（如《历史档案》等），与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相差甚远。据调查，许多学刊的英文标题中的其他技术细节也不规范，有的竟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区分主标题和副标题，如social sciences in china（我国唯一的英文社会科学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外语学刊》、《法学研究》、《人文杂志》、《美术研究》等等。因此，英文标题制作的标准化问题应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
二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制作要求
科技论文的标题是其基本思想的浓缩与概括。一则好的标题应该确切、鲜明、扼要地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使读者在未看论文的摘要和正文之前即能迅速准确地判明论文的基本内容，从而做出是否阅读摘要和正文的判断。那么，如何制作一则既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概括论文基本思想的标题呢？
1.标题中尽量不用赘词冗语
据调查，标题过长的主要原因是标题中多有不含学术信息的赘词冗语。例如，国外一家学刊上有一则中国学者所撰的标题，即discussion on several academic problems in the book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aper money （《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几个学术问题的探讨）。[1] 此标题共用15个词，几乎是国际标准用词数量的2倍。可以说，其中的discussion on, the book, academic 是无用词语。学术刊物刊发的学术论文不可能讨论非学术问题，故academic 无用；书名已按英文规范（斜体字母以及标题和实词的首字母的大写）标出，the book 无用；新的或未定论的学术问题必然要通过讨论、证明从而扩大已知领域，故discussion on也无用。把赘词冗语删去，再把“纸币”的短语术语换为单词术语banknote，即可写出一则符合用词数量国际标准的标题：several questions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banknotes 。若不改换paper money, 则可将several删去。改后的标题之语义与原标题完全相同，因为question 通常用于表述社会科学中需要讨论或需要解决的问题。
应该指出，许多论文作者在中文标题中喜用“试论”、“初探”、“浅论”、“浅谈”、“考略”、“管窥”等表谦词语，在译写英文标题时也常将之加入英文, 如此便要在英文标题中增加一两个词。因此，表谦词语应一概删去。至于许多学者在标题中惯用的a study of, the exploration of等一类无用词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外英语科技论文中尚较常见，但是七十年代以来，它们由于受标题字数国际标准的制约已经在国际学刊中绝迹。
在了解标题的国际标准之前，许多学者都写过一些词语数量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标题。例如，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relat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解决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2] 因为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无非是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方面（如知识表示、自然语言理解等）和技术方面（如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语言prolog等）的问题，所以此标题可改为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of ai (解决人工智能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标题中的缩写ai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因为它是国际科学界通用的缩写词。又如，some results of handling metalogical problem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by computer (用计算机处理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若干结果)一题也不符合标准。[2] 据原论文的内容，可将之改为machine-proving of metalogical problems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机器证明)，改后的标题用8个词概括了原论文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只要了解标题技术标准并遵照执行，即可制作出符合规范的标题。
2.标题中尽量多用关键词语
尽量在标题中使用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一方面有助于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并减少标题中的词语数量，另一方面可增加论文的被检次数，从而可能增加被引次数，因为用机器检索时，机器只显示标题中的关键词语而不是整个标题。就此而言，标题中关键词语的使用问题应该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在上述修改后的机器证明一则标题中的machine-proving, entailment system cm, metalogical problem 是原论文中的关键词语；在改后的人工智能一则标题中，除solving 和功能词之外，其他词语均为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下例是一位外国学者所撰的一则包括论文全部关键词语的标题：action minimizing solutions of the newtonian n-body problem: from homology to symmetry (牛顿n-体问题之作用极小化解——从同调至对称)。[3] 此标题中的n-body problem，action，symmetry是原论文中的全部关键词语，而minimizing solution 和homology则是数学专业术语。此标题包括主标题（8个词）和副标题（4个词），用词总量超过8个，但是，它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
3.根据需要制作主、副标题
由于某些论文中的内容复杂或科学术语结构复杂，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概括全文的标题，所以国际标准化组织建议采用主标题加副标题的办法解决标题过长问题。有学者写过如下一则标题：why is chinese modal logic different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中国模态逻辑为何不同于它的西方对应物)。[2] 由于论文的基本论题是根据中西语言特点论证中西模态逻辑差异形成的原因，所以此标题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它可改为主、副标题样式：chinese and western modal logic: the difference and its cause (中西模态逻辑的差异及其成因)。二者同样用了10个词，但后者符合国际标准化规范。因此，在制作科技论文英文标题时应注意这一国际标准和英文规范，并用冒号将主、副标题分开，不要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将之分开。
参考文献:
[1] journal of asia numismatics，no.2, 2002，
ans press, singapore.
[2] abstracts of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ⅰ，ⅲ,
uppsala university press, sweden, 1991.
1.CG艺术与设计
在维度上，包括我们以前熟知的二维影视和具有立体感的三维作品。从动静方面考量，既有一动不动的静态图画又有活跃不止的动态帧图。从行业的跨度来说，有为个人爱好而画、点缀衣服的花样、工厂里的图纸、无孔不入的广告，甚至互联网上的网页也与其密切相关。
2.游戏软件
在日本游戏软件带动下的人借助于电子设备进行娱乐的游戏红遍全人类，它肇始于美国。日本相关的公司利用它们多年来对动漫的了解和钻研，踩着新科技———CG的翅膀，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让整个世界侧目的壮举。短短十几年，爆炸式的增长达到了数以兆计的游戏产业局面，并把许多公司的名称引入游戏中，让它们自动为游戏代言。
3.动画
一部《铁臂阿童木》开启了日本动画的大门，在数字化时代到来之前，徒手绘画被认为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工业。当然，CG技术的加盟，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动画的飞速进程。
4.漫画
日本漫画业素来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媒介，有老少皆宜的美称。在CG技术到来之前即是如此。老一辈的作者喜欢通过扫描自己手工画来做到数字化，然而新一代的却不这样。他们偏爱于使用计算机软件直接进行艺术创作，还有的把相机中现有的材料进行处理变成漫画。
二、影视业中CG的发展
CG出现的时间还不长。最早是在1976年的《未来世界》中。并且，内容仅是一台电脑，有制作CG的剪影在其显示屏上而已，短短几秒，转瞬即逝。真正算得上CG技术应用的当属1989年的《TheAbyss》。在这部影片中，技术人员采用特殊的剪辑技术巧妙地将CG和现实中的东西整合起来了。这项伟大的技术创新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我们可以在《侏罗纪公园》、《怪物哥拉斯》、《星球大战》等影片中找到它的踪影。在20世纪末，贯穿CG技术的《玩具总动员》推上市场，但是它并非为完全的“CG电影”，充其量为广义上的。因为它更偏属于3D动画。CG技术若要大展手脚必须挣脱动画的束缚。直到21世纪初，狭义上的CG电影《FinalFantasy》走上荧屏。在这部电影中，CG的重要技术“动作捕捉”体现得淋漓尽致，片中的每个动作都有很强的可感性。
三、CG技术的原理和成功示范
1.CG技术的实现原理
CG电影大致可以划分为场景和角色。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技术可以很好地诠释CG技术的贯穿。此外，VR技术的水平自然不止于此，它还可以在不同的层面突破影视业的界限。总而言之，VR技术为CG技术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虚拟角色即不存在的演员（VirtualActor），大而化之，利用计算机技术重现在荧屏上的仙逝的老牌演员和纯粹由计算机虚构的人物形象，如金刚、精灵小鼠等都可在列。后者的姓名、容貌、性格、作风等全部都是设计者自行设计的。“SQUARE”的“动作捕捉工作室”是CG技术不断创新的场所，有大量的受过特训的演员耗时耗力变换着不同的姿势。通过他们身上的感应器，不断机械化重复的姿态，将数据传入计算机。计算机将这些得到的数据经过整合后抵达到工作室，再将其进行三维加工。加工出来的东西便成为影视作品中角色的框架，只要再稍加润饰，立马就能变得神采奕奕、吸人眼球了。在生产动画中的压轴大戏被称为“关键动画”。
2.CG技术在影视中的成功示范
在2010年耗时十余年的《阿凡达》中，詹姆斯•卡梅隆采用了五种技术创新，达到了利用计算机充分模拟人类的效果。
（1）“表演捕捉”技术
该技术与时下流行的“动作捕捉”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是它的优势在于能够更为充分地抓住演员的全部动作和细微的面部变化，通过电脑将真人与动画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使动画中人物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与真人很是雷同，从而让整个作品更加具有三维的感官和展现丰富的色调条理。另外，演员也可以和不同的角色叠加。
（2）协同工作摄像机
该特殊的摄像机担负着伴随亦或是监督“表演捕捉”技术虚拟出来的角色并立即把它整合到一个当下的环境中去的作用。它还可以让制片人一眼看到现场在虚拟背景中的投射。卡梅隆可以在演员拍摄的过程中即时看到其在虚拟中的角色高大的蓝色纳威人在其他星球上漫步的效果图，以便他能很好地做出修正和指点。在该片中，角色和虚拟环境近乎完美结合，让观众直呼无懈可击。在这项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十分微小的动作，而正是这些可圈可点的细节使潘多拉星球上的一切如此真实地在观众面前铺开。
（3）面部捕捉头戴设备
“表演捕捉”技术要求演员头戴一个能拍摄其面部表情的数字镜头，这个摄像装置采用微缩高清摄像头将其绝大部分的面部变化传达给他所对应的角色。在清晰精确程度上，它是普通技术的6倍，精确到连眼神的变化都一览无余。纵观整部影片，纳威人的面部表情都可以因角色情绪变化做出适当改变，无论哪一种拍摄角度都是如此。CG技术已经可以做到游走于快乐、难过、疑惑、愤怒而不露一点痕迹。
四、结语
1传统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
首先，传统影视作品基本上采用的是磁带拍摄方式，为使作品可以充分表达创作意图，在完成拍摄之后需要进行人工剪辑，而人工剪辑主要是通过电子方法，按照作品要求将素材剪接成连续的画面，该方法属于线性编辑，通常是按照作品的顺序展开相应的编辑，应用组合编辑的方式，使其成为连续的画面，再利用插入编辑的方式，针对某一段内容展开相同长度的替换，但是不能缩短、删除或者加长某一段内容，只能选择重新录制。该方式不能改变作品长度，而且在多次修改后，还会出现一定的衰减，进而降低了声音与画面的质量。其次，在传统影视制作中，基本依靠的是剪辑人员的个人水平，然而剪辑人员的工作能力有限，如果过分依赖剪辑人员，可能会造成影片画面出现问题，如剪拼不合理、镜头不连贯等。最后，传统影视制作条件下，对影片进行的是单一的剪辑工作，在后期制作过多媒体技术对影视制作产生的影响分析徐冰沈阳职业技术学院沈阳110045程中若发现影片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只能是把有关演员召集回来，重新拍摄存在问题的部分，这样既浪费了大量时间，也增加了人力、物力个财力的投入。
2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对影视制作的影响
2.1在影视节目制作方面的影响在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多媒体技术快速进步，影视节目受到广大观众喜爱与支持的现代社会当中，如何实现多媒体技术与影视制作的结合已经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在电子编辑条件下，通过计算机制作的动画和场景可以和实拍镜头结合制作出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节目，再利用明暗、透明、加阴影和纹理匹配等处理方法则可以进一步对制作效果进行完善，让人的表情更加丰富和逼真，制作出十分生动的三维动画。有些影视制作者利用2D/3D技术创设出多种虚拟化的数字影像，这不仅将人类的想象变成了现实，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制作成本，为影视制作的修改与剪贴都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尤其是十分有利于小成本的视觉短片制作。目前，已经有不少的电视台在使用自己开发的系统，通过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制作动画片，几乎上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影视制作人员的想象变为现实，同时也在提升工作效率与图像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影视制作者的工作现状，特别在影视制作的绘制图像和视频制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2.2在影视节目的出版、发行、传输方面的影响近些时间以来，多媒体技术已经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在大众接触最为密切的影视节目的出版、发行与传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表现在多媒体技术在影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中的重要作用，很多影视作品的加工处理都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其次是电视节目存储设备的变化，数字设备逐渐增加，传统的存储设备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最后是节目的传输过程，可以通过卫星接收电视信号，其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几十亿，用户可以快速的接收并观看大量优秀的电视节目。实际上，这些节目的制作都需要先将现有节目数字化，随着数字化电视的开通，现在正逐步向制作数字化节目发展。总之，通过运用多媒体进行影视制作，既可以提高制作效率，也可以实现其简单易操作的目的，大大增加了节目的交互性。
3多媒体技术在影视制作中应用的发展趋势
3.1硬件方面的发展趋势在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条件下，影视制作的相关硬件也得到了完善。但是，由于影视制作中有大量的图像信息需要进行处理，这还不无法满足创作人员的工作需求，其计算量相当。影视后期制作人员需要的是运算速度更快，具有更强图像处理能力的计算机，为了满足相关工作需要，相关硬件设施就会朝着更加便捷、科技含量更高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求储存设备的相关硬件也会高速发展，以满足影视作品的存储需要，因此，未来的多媒体技术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要求硬件具备更好的处理效果，更加强大的储存能力。
3.2软件方面的发展趋势在多媒体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其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结合当前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与影视制作的发展需要，笔者认为其在软件方面额发展趋势主要变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软件的开放性与协作性将继续扩展，尤其是在网络一体化的背景下，针对于软件兼容性研究也逐渐深入，并突出表现在协作性与开放性两方面的研究，因此，这将是未来多媒体技术在影视制作中应用的趋势之一；二是向集成化发展，以实现更佳的处理效果，为观众提供更加可靠的视觉盛宴，同时为影视制作人员进行相应的操作提供了便利，因此，在未来影视制作中，可以将原来彼此独立的相关软件重新整合为一个比较完整的软件制作包。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多媒体技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已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也改变了传统影视制作的诸多弊端，提高了影视制作的工作效率，同时也提升了影视制作的视觉效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多媒体技术在给影视制作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给影视制作人员的创作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的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盲目追求数字技术的使用，人文精神的丧失等。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面对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对影视制作的影响，积极推进多媒体在影视制作中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要尽量避免这一过程中的消极影响，加速影视与多媒体技术的整合。
作者:徐冰单位: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本雅明 影像 摄影 电影
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本雅明认为艺术的创作技巧，即艺术生产技术是整个艺术生产的核心，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艺术创作的质量，同时，他还将商品生产的理论运用到艺术生产领域，将艺术家视为生产者、艺术品视为商品、艺术接受者视为消费者。他提出的作为商品的艺术、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及艺术生产力等观点，今日仍具有解释商品化社会中艺术现象的价值。在对本雅明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如果从艺术史的角度考察艺术风格流变的主因我们可以发现，本雅明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研究技术因素导致的艺术本质的变化，进而探讨了新的艺术类型可能发生的社会作用。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前言中，分析了机械复制艺术兴起的社会基础，由于技术发展，“万物平等意识”的增强，复制品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急速融入当代社会。明确指出，生产技术的变革会对艺术生产和接受产生重大影响。本雅明将机械复制技术看成是现代生产条件对艺术生产的最大冲击，“氛围”在这一冲击中消失殆尽。尽管本雅明对“氛围”的消失有一种怀念，但他并不是以线性的“进步”或“倒退”为衡量标准，而是基于他的革命辩证法，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电影）也抱有积极态度。
下面，笔者具体分析本雅明在其艺术理论中展开对现代艺术中技术问题的讨论，他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技术。
1.艺术品本身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诸如创作手段、创作媒介、呈现形式的物质支持等。从将艺术看作普通商品生产的视角来讨论，本雅明通过拉西斯和布莱希特开始关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由此，本雅明开始把艺术创作的物质条件作为研究重点，技术成为研究中的核心关注点。
2.技术因素在本雅明的艺术体系中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本雅明将艺术为阶级服务的目的与物质技术条件紧密联系，以约翰・哈特菲德的摄影作品为例，认为他的摄影技术使书的封面也成了革命的工具。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利用文艺加强对人的思想控制，本雅明将艺术创作、生产技术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将技术进步看成是政治事件。本雅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现状，希望艺术工作者能用自己的理论去与其斗争。
3.在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机械复制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得到了极大关注与解读。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序言中谈到了他的写作目的，一是为了研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艺术新变化，二是寻找艺术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他将与艺术品生产相关的技术问题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追溯了复制技术的进步与艺术同步发展的历史，随着复制技术由传统迈入现代，相应的艺术形式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纵观全文，他对技术持有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他对复制技术的出现做了客观理性的评价：机械复制艺术充分发挥了艺术品的社会组织、动员作用，同时也觉察到了新技术带来的弊端，诸如电影对观众思维的控制，演员在摄影机前的表演整体被肢解等。
在本雅明所勾勒的艺术体系中，技术因素继续向前发展。在我们今天看来，影像领域已经历了四次革新：第一次是照相机的发明，第二次是电影的发明，第三次是电视的发明，第四次是数码摄录制品的出现。将技术的出现还原到历史文化语境中，纵观整个艺术发展的长河，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几个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兴起前的模仿视觉艺术阶段、工业化催生的机械复制的艺术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微电子技术为支撑的虚拟的视觉艺术阶段。
本雅明早在上个世纪就预言：“人们估计到，伟大的革新会改变艺术的全部技巧，由此必将影响到艺术创作本身，最终或许还会导致以最迷人的方式改变艺术概念本身。”①随着电子计算机及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艺术发展到今天，进一步印证了本雅明对艺术中技术因素支持赞赏的正确性。他描述了其生活时代所能感知的艺术发展史，即从石版画到木刻版画，再到摄影，到电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技术因素在艺术作品构成中的份额越来越大。艺术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到新媒体艺术阶段，艺术家开始和技术人员密切合作，但艺术并没有完全为技术所奴役，在新媒体艺术的背后，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作为艺术家的人的存在，即是其技术背后的观念。
新媒体艺术实际上体现了在技术的基础上人性化的艺术追求。西方新媒体艺术主要由影像艺术和网络艺术构成，在中国新媒体艺术主要由观念摄影、录像艺术、多媒体艺术、网络艺术等主要艺术种类构成。从其艺术构成上来看，影像是新媒体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杰姆逊在北大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文中，谈到传统艺术与机械复制时用了大量笔墨，但对数码影像复制的论述却不到一页，也没有具体对新媒体艺术作品的分析。笔者认为，这可理解为杰姆逊认为新媒体复制技术是机械复制技术的合理发展，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因此不必花太多笔墨论述这个问题，相反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传统艺术和机械复制艺术。总之，我们可以说，新媒体艺术是本雅明影像理论在当下的新发展。本雅明所关注的艺术与技术的关系问题给予我们最大的启迪是从技术的角度切入艺术史的研究。
注释：
①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78.
参考文献：
[1]W・J・T・米歇尔.图像转向[J].文化研究，2002：第3辑.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本雅明，曾被苏珊·桑塔格赞美为“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和坎坷，虽然屡受磨难但依旧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虔诚。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启发下他发现了在机械复制时代技术、艺术与大众之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并提出“艺术政治化”的设想。而技术这个话题也成为了本雅明理论体系中极富争议的存在。
关键词 ：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98-03
本雅明虽然不是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却十分紧密。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有许多主张与法兰克福学派不谋而合，但同时他对现代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的看法与态度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完全相对的立场。本文将通过对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研究，分析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与艺术双重性关系。
一、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深化发展
本雅明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主要文论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继承，又是对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一）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吸收与继承。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便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常常从经济角度出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艺术生产”的基本概念，指出：“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一种劳动……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会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1]马克思认为艺术活动也不例外，他极具创造性的将艺术和经济放到一个框架里来研究，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将艺术从产生到传播到接受这一系列的过程看作物质生产过程：生产——产品——消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谈艺术，他是在分析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似之处之后，看到了艺术生产同样是受生产──消费规律支配的生产活动这一点，将艺术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放到一起考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破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关于艺术问题的唯心论观点，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考察艺术活动。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启发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机械复制技术的大力发展对艺术的生产、传播、价值等方面的双重影响。同时在这部著作中，本雅明以电影为例详细地论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复制技术对传统艺术如绘画话剧等的冲击甚至是破坏。而这种复制技术的巨大威力主要就是它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商品一样大量的“复制”生产艺术，从而改变了整个传统艺术的生产消费格局。
（二）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本雅明在继承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他还根据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研究特点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将艺术看成一种社会生产，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艺术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者获取剩余价值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主要还是从宏观上概述了艺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到当下新的艺术形式、技巧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相比于马克思主要从经济政治的宏观角度谈艺术生产的均衡状况，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则深化突出了艺术生产与技术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演变。“技术”一词在本雅明的理论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曾说道：“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直接以作品在一个时代的作家生产关系中具有的作用为目标。换句话说，它直接以作品的写作技术为目的。技术这个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使文学作品接受一种直接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出发点，从它出发，内容和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是可以克服的。此外，技术这个概念还包括了指导正确地确定倾向性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2]由此可见，“技术”对于艺术并不只是形式技巧等辅助性工具，技术的不断发展除了扩展改变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本雅明将技术放入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中考虑，他认为：“作品的政治倾向并不仅仅在于其教化内容和阶级、道德立场，还应包括艺术技术(或技巧)的运用情况。”[3]本雅明很重视在艺术接受中“大众”的地位，因此他在艺术生产理论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举例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艺术作品大量复制并涌入市场。艺术由以前的精英独享走向了大众狂欢，并由此形成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大众文化。这是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
二、机械复制时代:“技术”推动艺术发展
本雅明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工业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改变这一现象是承认乃至赞赏的，而正是这一点也让本雅明屡屡受到“技术决定论”、“工艺主义”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技术”成为艺术生产中无法越过的一个话题。本雅明在书中说道：“由此，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4]由此可见，以技术性视角考察现代艺术的转变，强调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改变艺术性质、艺术生产方式以及艺术与大众关系中的作用，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讨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生产理论的重中之重。
（一）艺术生产：从“独一无二”到“机械复制”。古老的艺术例如绘画有一个重要的创作特性，那就是独一无二。是本雅明在这里提到的机械复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或临摹，例如机械复制品的代表如照片、复印品等，也不是“赝品”。发达工业时代的艺术生产已不再是艺术家神秘的闭门创作，而是将原本只供少数人欣赏的艺术以一种更为高效同时生产成本低的方式散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扩展了艺术，在质量上机械复制品虽然缺失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但在某些方面艺术品却达到了传统艺术所无法呈现的效果。以摄影为例，高精度的摄像机可以捕捉到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节，以及像电影中也常运用特殊技术（如慢镜头分镜头）使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变得陌生化，从而催生出与传统艺术完全不同的现代艺术。
（二）艺术作品：从重“灵韵”的有韵艺术到看“震惊”无韵艺术。灵韵是本雅明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很多译法，如韵味、光韵、光晕、灵氛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灵韵是一种不可接近、独一无二、神圣而又神秘的存在，是传统艺术的灵魂所在。灵韵强调文学艺术的受众和艺术本身必须保有一段距离，而这种距离并非阶级高低彰显而是欣赏本身的需要。灵韵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的永恒和本真，神秘与神圣则来自传统艺术的仪式所蕴含的的崇拜价值。而技术复制下的艺术作品则将艺术原本被距离化的崇拜价值转化为和大众越来越无距离感的展览价值。由此，复制技术下的艺术不再以“灵韵”为核心灵魂，取而代之的是传统艺术所没有的一种“震惊”效果。“震惊”是本雅明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切入生成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曾说：“意识抑制兴奋的能量使其成为生命组织的保护层……如果这种能量突破了意识的防护层就会进入无意识领域，而如果人对此毫无准备，就会陷入‘震惊’。”[5]在这里，本雅明主要是以电影为论述对象，讲述了在目前的工业社会传统艺术的“灵韵”已经无法再发挥艺术的崇拜价值来吸引大众了，而“震惊”则是通过改变观众的接受方式，使得被太多信息分散了注意力的受众可以在震惊中重新感受艺术作品的独特内涵。
（三）艺术消费：从少数独享到“大众”狂欢。机械复制技术使原本高高在上的传统艺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得大众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和欣赏艺术作品。这种接受群体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政治变革，虽然不能说艺术消费已经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却实实在在地使得一直为少数上层阶级所垄断的精英文化受到冲击，新兴的大众文化开始蓬勃发展。比如，古典时期的绘画和建筑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有距离的，而新技术催生的电影摄影等新兴的艺术形式使得艺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上都与大众紧密相连。在“技术”的推动下，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独享的奢侈品，而成为大众狂欢的基本品。这种转变固然是可喜的，但同时本雅明也提醒世人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狂欢时代要警惕艺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家利用作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武器。技术将艺术和大众紧紧的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也因为大众所代表的人民天然就与政治紧密相连，由此技术也就自然成为艺术与政治之间一剂强心针。
三、质疑之声：技术之于艺术究竟是“工具”还是“主人”
本雅明对技术介入艺术及推动大众文化的繁荣持赞赏支持的的观点，他在几部作品尤其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详细论述技术介入艺术不仅丰富了艺术的形式，还培养大众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他还提出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法西斯的“政治审美化”。而对他的这套理论尤其是关于技术的积极作用方面的观点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学者也因此与本雅明进行几次激烈的对抗，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阿多诺严厉指责因机械复制技术而造成的艺术的堕落，他强烈反对本雅明所推崇的技术推动的大众文化艺术生产，并称其为功利性质的“文化产业”。两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资本的控制权、消遣的接受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一）资本利用技术对“艺术”进行操控。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烈反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观点，他们认为本雅明在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上呈现过分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在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后，阿多诺明确指出本雅明犯有第二种浪漫主义的错误。他认为电影复制技术毁弃了艺术的自主性，使它成“内在非理性的最终避难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致认为:“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决不是什么好的和革命的，相反，却充满着最坏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6]阿多诺认为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工业所带来的人民共享艺术成果的现象完全是统治者利用技术所虚构的民主假象。因为“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是统治阶级，接受者是人民大众，其核心强调的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整合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地向大众灌输文化”[7]。阿多诺质疑的便是资本掌握着技术，并由此操控艺术为统治者服务，这种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艺术表面上给了大众参与权和话语权，而实际上去确是用另一种不让人察觉的方式控制了大众的思想。为此阿多诺强烈的反对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技术论。
（二）由定心凝神的关照走向心不在焉的消遣。本雅明认为充满灵韵的传统艺术的接受方式是“定心凝神”地欣赏，而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艺术的接受模式则走向了心不在焉的“消遣”，但他对于这种“消遣”的模式的态度也极具暧昧性，一方面他在感叹受众对艺术的快餐型接受，另一方面他也赞同这种“消遣”的其实是“大众强烈希望在空间和人性上更为“贴近”这一要求的结果”[8]。阿多诺等人对此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种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文化工业抹杀了艺术创作原有的自律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导致了文化产品日益粗俗化、商业化。而艺术的消遣型接受方式也破坏了艺术本身的纯粹和内涵。新闻研究学者李良荣就曾指出：“人们对听声音、看影像的兴趣往往胜过读报纸。听声音、看影像的特点就是受众的注意力必须始终追随节目，而且也往往全神贯注于节目之中，而不能像阅读那样边读，边思考、消化、分辨。”[9]电影电视这样的新技术催生的现代艺术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观众常常沉浸在图像不断转换的“消遣”娱乐中，却逐渐丧失了对艺术的思考能力，甚至完全没有时间没有意识要去思考，这种现象对于艺术的欣赏来说应该是非常可怕的。
（三）大众文化的繁荣是“真实需求”还是技术提供的“虚假需要”。大众文化在当下可以用“集体狂欢”来形容，比如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在看电视上，电视中五花八门的节目各种方式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阿多诺提出这看似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文化工业利用新技术为大众炮制的文化“虚假需要”，而大众在文化工业制品中得到的快乐就是这种虚假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阿多诺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正是凭借这种娱乐性、消遣性在提供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使艺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传送武器。比如现在的许多电视剧营造浪漫、舒适的生活模式，不知不觉使身受压迫窘境的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慢慢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因而也忘记了反思和质疑，只是一味认同直至被完全同化。
从这三个方面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变革，阿多诺与本雅明持几乎对立的看法。其实两个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犯了片面化或过于理想化的错误。阿多诺更多时候只看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一味提倡艺术的自律性，强烈反对技术介入艺术，对大众文化更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本雅明的观点并不像批判他的人说的那样是一种“工艺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本雅明并没把“技术”抬到了一个可完全左右时代的地步，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明确了技术所具有的二重性。他也意识到了技术给传统艺术带来的破坏性一面，但他选择的应对策略不像阿多诺那样一味地反对和排斥。本雅明看到破坏性的同时也发现了技术的进步性，他提出的策略是要求艺术家正视并正确地掌握技术，使之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以一种“艺术政治学”的模式去发挥艺术社会政治革命的功能。但本雅明的这种乐观积极的艺术企盼是否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可见对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影响艺术进而发挥革命功能的观点进行质反思也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4.
〔2〕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A].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十卷)[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3〕王雄.论瓦尔特·本明的“艺术生产”理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5.4.
〔4〕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5.
〔5〕［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131.
〔6〕[德]阿多尔诺.现代艺术与现代美学[A].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4-115.
〔7〕蔡曦.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研究[D].湖北大学，2013.
〔8〕杨玉珍.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评析[D].河北大学，2006.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代理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外围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
【关键词】场域理论;教育技术文化场;文化“流”模型;教育文化;技术文化;教育技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2―0011―06
一 引言
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Pieree Bourrdieu,1930～2002)明确提出了“场域”这一重要范畴,并把它作为分析工具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中,充分展示了场域理论的新颖视角和独特价值。套用刘全生教授的话说,场域范畴对观察、理解和深入分析教育技术活动与教育技术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1]教育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文化这个大系统之中的一个因素。作为文化的一个要素的教育,也只有把它放在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以充分认识它的涵义。[2]另外,“作为教育各分支学科思想汇总的教育学(也包括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论等)也要把技术作为教育自身的一个有机构成要素,对教育与技术的关系进行概览性研究”。[3]可见,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文化之间关系甚密,运用场域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助于厘清它们的内在联系,这也是教育技术学科实践和专业反思的内在诉求。
二 场域理论
场域、资本和惯习是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也是社会学分析的基本概念工具。
1 场域
场域(field)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4]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5]这些不同的客观关系(初级客观性)空间便构成了社会不同的“场域”。现实的就是关系的。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角度进行思考。[6]
目前,教育技术系统已经成为一种多领域、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系统。[7]它与场域系统在形式与实质上的契合成为本文研究的原初动因。
2 资本
资本(captial)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当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在私有的――也就是独占排外的前提下占有利用它时,便可以因此占有利用物化形式,或者体现为活生生的劳动的社会能量。[8]
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经济资本是可以转换成金钱的资本。文化资本(也叫信息资本),本身又能以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制度化的三种形式存在。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9]这三类资本可以制度化并彼此相互转换:经济资本是以财产权的形势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组成的,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10]他将前三种资本的认可形式称之为符号资本:“符号资本是任何种类资本的这样一种形式:当它通过感知范畴被感知的时候。这些感知范畴是对于若干区分或对立的具体化的结果,这些区分或对立铭刻在资本的各种各类的分配结构中(强/弱、大/小、富/贫)。”[11]可见,符号资本主要发挥“一般等价物”的功用。
3 惯习
从布迪厄使用“惯习”(habitus)一词的意图、境脉、上下文和逻辑关系中,可推断其基本内涵[12]:就性质而言,它是一整套性情系统,也就是感知、评判和行动区分图式系统;就存在形式而言,既具有稳定性――植根于心智以至于身体内部支配个人行为,又是可以置换的――在某个领域所获得的惯习在另一个经验领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效果;就惯习的发生发展而言,它一方面通过社会条件或者调节作用,建构认知、感知和行动图式,另一方面,又赋予个人活动以一种形式和连续性,获得行动的意义和理由;最后,惯习往往是在无意识层面上引导着实践。
4 场域理论基本要义
(1)场域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聚焦点。“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13]场域的关键特征:它是由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冲突和竞争的空间。改变了不同资本形式的分布及其相对分量,也就改变了这一场域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场域又象一种“角斗场”,是一种权力、地位、力量的较量。
(2)关系主义是方法论基础。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一个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初级客观性),而惯习则是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次级客观性)。
(3)场域运行的动力机制。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14]正是场域中积极的活动力量造成了场域中至关重要的差异――确定了特定的资本。
场域运行的整个动力过程如图1:
当社会行动者一旦进入场域,即获得这个场域所特有的行为和表达的特殊代码,这是他进入场域必须交纳的入场费。换言之,由于每个获准进入场域的行动者必然受到场域逻辑的压力,以达到对该场域规范、规则、约束条件的认同,从而在场域中获取合法的角色身份。因此,入场费构成一个场域主要的边界问题(其他还有学历、禀赋、协调会话、资历、能力、自我认知等)。它的作用是“确定了谁适合于参加这一场域,从而对行动者进行优胜劣汰”。[15]
每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幻象”(illusio)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思想中预设和生产出来)利益形式。所谓幻象,是一种心神投入,投入游戏,又被游戏牵着鼻子走。[16]它通常作为某场域中所有成员集体性的执着的信念。“幻象”通过惯习来召唤行动者进行实践活动的。[17]可见,幻象有点诸如活动意图、意念和想法之类的东西,它潜藏于身体之中有意识地影响行动者的具体行为。“真正行动只是与某些‘利益’相吻合,并具有被这些利益激发的潜在可能。”[18]不过,布迪厄多次强调实践逻辑的模糊性。“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尽管这种逻辑多少有些含混不清,但它却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19]。所以在图1中用“断裂”箭头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幻象”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无意识性。
惯习是一种历史生成的、持久的、社会“潜在行为倾向系统”,一种先于个人存在并赋予个人以某种社会身份的文化系统和心理习惯。[20]惯习即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社会的。[21]社会行动者与世界之间,是社会建构的知觉与评判原则(即惯习)与决定惯习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ontological complicity)。[22]由于惯习的结构是作用于它的行动的各种力量所组成的那个场域的产物,所以,只有当惯习完完全全地融入这个场域之后,它才能切切实实地把握它的行动场域。随着在场域中实践参与的不断进行和展开,惯习“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23]
除惯习之外,行动者的实践行动,将会受到所持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重要影响。“他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不论是不惜冒点风险多少有些小心谨慎,是颠覆还是守成……取决于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结构。” [24]
再者,由于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当受到不同实践经验(如权力体验、地位差异、资本价值、利益分割等)的反向作用与影响时,惯习也得以不断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
最后,场域边界是经验的,不同场域间的关联是复杂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每个现实的具体的经验世界进行研究,“你才会估量出它们具体是如何构成的,效用限度在哪里,哪些人卷入这些世界,哪些人没有,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形成了一个场域。”[25]
至此,场域结构、资本、权力等通过实践活动相互纠结,赋予场域以动力,使场域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运演之中。
三 教育技术文化场辨析
为什么要从文化场的角度审视教育(技术)呢?因为“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26]教育技术学是隶属于教育科学的二级学科,使得教育技术必将表现出强烈的“教育”归属感,在教育技术实践过程中也必将孕育出教育文化之“流”。如果不研究教育技术中的文化现象,难以对教育技术的本质、规律和发展有个清醒认识。“教育犹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只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而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27]然而,教育技术是教育中的技术(technology in education),在遵循教育的规律前提下,采用的是技术的手段和方法,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28]这就是说教育技术还带有明显的技术属性。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互联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大量涌入,教育技术学的技术特点更加鲜明。这从AECT2005教育技术定义[29]特别增加的“技术性”观点得以佐证。显然,教育技术因其“教育”归属和“技术”特点注定要与文化和技术发生盘根错节的联系。
1 文化与教育文化
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1832~1917)认为:“文化是一种包括全部知识、信仰、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30]布如伯与克勒库恩(Broeber & Kluckhohn, 1952)认为:文化由显式和隐式的行为模式所组成;文化的本质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派生的或选择的)观念及其附随的价值;文化系统即被作为人们活动的产品,又被作为进一步活动的决定条件。[31]文化还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文化泛指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狭义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主要包括: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32]
如此种种,取向不同,然究其共性,仍可窥一斑。按文化内容的性质不同,文化可分为三层结构[33]:物质层(外层)、心物结合层(中间层)和心理层(内层)。物质层是人类作用过的、打上人类意志和活动的印记的“第二自然”;心物结合层是指人类精神产品,是人类的精神产品的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它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载体,如组织、制度、理论等,也叫制度文化;心理层包括价值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精神等,也叫深层文化。
什么是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是“指在教育领域这一特定范围内,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在其教育活动中,所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及其形成和创造的过程”。[34]即教育文化即包括了文化传统对于教育的渗透和积淀,也包括了教育主体(如教师、学生、管理者等)拓展提升和创造生成的新型文化。显然,教育文化在继承文化的固有特性(如象征性、复合性、多样性和共享性等)基础之上,还将呈现出鲜明的“育人”的特性(教育性)。
2 技术与技术文化
广义的技术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全部活动中所应用的一切手段、方法、知识等活动方式的总和。具体包括:生产技术、社会组织技术、精神技术。[35]“技术”的全面概念应包括有形的东西(硬件)和无形的东西(软件)这两个方面。[36]从本体论视角看,一种广义的技术存在,泛指包括技术知识体系和技术构想之“有”;一种狭义的技术存在,专指客观的、实在的、可被感知的技术实体和技术活动过程。[37]技术是“由物质的器物和表现为劳动手段的行为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心理、意识、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共同构成的统一的文化整体”。[38]显然,“技术也具有文化那样的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三个结构层”。[39]
什么是技术文化?技术文化是“以技术为本体或‘源’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联系。”[40]技术文化是通过技术对人类的进化过程和生存环境的描述,并设法以此来解释人类的各种活动和社会文化现象。亦即,技术文化必须依附于技术的使用,包孕于技术设计、技术过程和技术产品之中。与教育文化类似,技术文化也将继承文化的固有特性,不过,它将呈现出鲜明的“技术”特性(及物性)。
初步结论是:文化(这里指教育文化、技术文化)与技术在层次结构上存在相互“呼应”关系。文化视野中的技术具有与文化相同的层次结构,技术视野中的文化层次结构不仅在形式上与技术相对应,而且在内容上更是相融的。[41]
那么,技术文化与教育文化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3 教育技术文化
教育技术是教育中的技术。教育技术所研究的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技术的整个领域,而是教育与技术交叉部分的理论与实践。[42](笔者注: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唯物辩证法)(图2)
类似地,教育技术文化是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的交叉部分,亦即教育技术文化是用于教育的那部分技术文化或者说技术支撑下的可利用和生成的那部分教育文化。(图3)
4 教育技术文化场架构
从文化的生成机制看,教育文化与技术文化属于两种亚文化,它们具备国家的、民族的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在各自的发展规律和逻辑运演中“氤氲化生、沉淀凝结”出新的文化特质。它们相对独立,遵循各自逻辑和规律必然性,而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分别构成各自场域的主要资本,成为本场域参与者主要争夺的对象。同时也应看到,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同属于同一主文化下的亚文化,二者联系紧密,左右呼应,作用频繁。表现为:一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双向转化,即“涵化(acculturate)”[43];二是通过二者的“联姻”,催生和孕育出一种独领的新型文化形态――教育技术文化。自“脱胎”之时起,教育技术文化便从“双亲”文化中获得“遗传”基因(教育文化特质和技术文化特质),随着自身不断发展、成熟和壮大,教育技术文化按自身逻辑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展开,也逐渐形成教育技术文化场域(即场域的自主化)。如图4所示。
5 教育技术文化的进化机理
(1)三层文化要素的涵化
由于文化(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和技术在层次结构的“呼应”关系为两种文化的互动、渗透、转化和交融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结合图4,可以清晰地看到,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在深层观念文化、中层制度文化和表层物质文化上直接接触而使各自文化发生渗透、传播、融合和进化,即通过“涵化”过程而使用得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得以共同丰富和发展,并催生出新型的教育技术文化(图5)。
(2)技术文化与教育文化进化的“流”模型
在技术文化场中,就文化分层的“权重”来看,“心理文化层”
首先,必须承认技术文化中存在知识经验、技艺技巧、思维方式,甚至价值观、审美情趣等无形的观念文化。正是因为“有精神形态的技术存在,由此形成一个从‘技术抽象’到‘技术具体’的转变过程,亦即观念变器物的过程”。[44]
其次,作为技术文化中的行为规范、准则和制度,是技术器物成功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制度文化,对工作作风、行为方式、生产效率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代的文化制度与价值理念则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技术手段或技术关系、规范和技术理性为基础衍生及升华的结果。
再者,技术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操作活动。“技术是一种客观现象……一定要在造物及其结果中体现出来,一定要外化为某种感性活动或者物质性的凝结。”[45]技术称其为是一个从主体性内部状态走向外部实在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为:一是造物的活动;二是人工制品。[46]
因此,由于技术本身的实在性、及物性和功用性,技术文化的重心将沿着:“技术心理制度文化物质制品”的方向移进。另外可导出一条重要推论:技术文化是以“硬”为主、“软”为辅的动力型文化。(由于技术文化分层导致权力不均衡而产生动力特征)
在教育文化场中就文化分层的“权重”来看,“物质文化层”
首先,教育文化的物质工具、载体在文化传承、教化育人、资源保存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学校教育受到时间、空间、能力、条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真正进入教育视界中的文化媒体、教育资料相对较少。
第二,同技术文化一样,教育文化传承也企盼必要的高效化、人性化、科学化管理的方法、策略、规范和制度。
第三,教育文化的旨趣在于对人性的尊重、生命的关怀和幸福的理解,因此它将重点关注学习者的精神需求、情感体验和自我实现。在教育文化视野中,“教育是人类本质、生命活动中的一部分,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同样渗透着弥漫于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其他领域的人类的文化精神。”[47]“教育的重任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并重新建立民族精神的家园,塑造民族的灵魂,给所有人的生命安下根基,让人们的理想和精神有所依托。”[48]
于是,源于教育本身的生命性、及人性和价值性,教育文化的重心将朝着:“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精神文化层”的方向移进。另外可导出一条重要推论:教育文化是以“软”为主、“硬”为辅的动力型文化。(由于教育文化分层导致权力不均衡而产生动力特征)
至此可见,教育文化与技术文化在各层所占有权重不同,除了决定着各自内部纵向移进方向不同,同时还会导致两种文化间在横向涵化趋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文化进化的“流”。 (红色虚线箭头)
(3)“流”模型的场动力机制
从场域论的关系思维出发,教育文化场的行动主体主要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等背景的专家、教师和管理人员,他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争夺教育文化资本(当然,这是最主要的部分)以获得在该场域中的地位和权力,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影响、展现自我价值。因此,教育文化资本、身份地位与权力、场域的客观关系结构相互影响、渗透、转换,在这种意义上讲,三者可以划上“等号”。在一般情况下,场域的关系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于是,场域主体容易将它内化为感觉、评判和行为的图式――即惯习。反之,惯习一经形成,便作为一套行为倾向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根据自己潜在或显在的评判指标和行为模式,去努力争夺教育文化资本,调整和优化自身在该场域中的位置。
技术文化场的动力机制与教育文化场大体类似。主要区别在于行动主体和文化资本。技术文化场的行动主体主要由具有工程师、设计师、程序员、美工、设备维护人员等各类技能操作型人员组成。他们在技术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争夺技术文化资本(最主要部分)以获得在该场域中的地位和权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实现技术垄断,展示自我价值。在此,技术文化资本、技术身份地位、场域的权力结构三者划上了“等号”。
教育技术文化的行动主体则更加交错复杂。“大批专家、教师从不同研究领域,带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加入到教育技术研究工作中来,使研究队伍不断壮大。”[49]早期的教育技术专业人员主要是从物理学、电子学专业转过来的,而现代教育技术的实践主体则倾向于多元化:“包括教育、心理、教学设计、计算机技术、媒体理论等不同背景的专家和学者”。[50]随着教育技术学逐渐走向成熟、自主和完善,教育技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以空前拓展,如果将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喻”为轴的“两极”,在它们所形成的连续统上,每位实践主体则在“轴”的某个点(及其邻域)展开研究和实践,建构和争夺教育技术文化资本,调整和优化在场域中的位置。在教育技术场域的视野中,持有丰硕教育文化的主体一端,应更多地关心教育中的技术应用,并将教育理论、思想、信念通过运用多种技术来表达和实现――即教育技术化;而富积技术文化的主体一端,则应更多地关心技术用于负载的教育思想、价值和意义,促进人的发展,最终实现教育目标――即技术教育化。(图6)
四 教育技术文化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笔者将从“教育技术文化系统的场域分析教育技术文化系统的功能定位教育技术文化共同体建设”这条脉络进行梳理。
首先,场域理论对从文化视角展开教育技术实践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
教育技术场域众揽了多种背景参与主体,他们在以往学习背景和经历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并认同各自的身份和责任,形成持续存在的性情倾向、品味和偏好。当“遁隐”于身体的惯习由内而外驱动个体时,行动主体和自己所在场域的分工、职责、义务(即场域关系中的位置)自动“对接”起来――即所谓的“本体论契合”,配合完成各自分担的责任,最终实现整个教育技术场的协同运作。也正是因为参与主体学习背景和资本需求的差异(如教育类别的人员倾向于争夺教育文化资本,而技术类别人员则倾向于技术文化资本,而综合类别的人员在争夺教育文化资本和技术文化资本的量和质也不同,于是形成连续统),他们积极参与各种专业实践、进修学习、职务竞选,争取各种技术性和文化性资本,场域主体彼此探讨与协商、协同与竞争、实践与监督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创造着、生成着、评判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技术的文化观念、制度规范和人工制品,形成教育技术场域中颇有特色的文化现象,如教师博客文化、Web Quest主题学习文化。因此说,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在教育技术场域中得以辩证统一,它们是教育技术文化系统所折射出的“两个面”。从哲学本体论角度看,教育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存在论),是教育技术化和技术教育化构成的连续统双向交织、相互包含、彼此界定、互为一体的教育技术文化场域的复杂生态系统(本质论)。
其次,有利于明晰教育技术文化系统的功能定位。
根据前面的文化“流”模型可知,在教育文化系统和技术文化系统的“耦合”过程中形成了文化“流”,这种文化“流”不是机械循环,而是“代谢循环”,即在循环中不断有新旧文化的交替、纵向移进和横向涵化的交织,从而生成并推动教育技术文化系统沿着螺旋上升趋势发展进化。一方面,技术文化向下移进,实现将包孕于技术之中的深层观念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外在的人工器物和制品,使技术教育化;另一方面,将承载于各种媒体、工具、环境之中的教育文化向上移进,潜入学习者内心深处、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凸现教育的“教化”和“育人”功能,使教育技术化。这种进化机制从微观(中观)角度提示了教育技术文化系统的功能定位:一是要备加关注学习者情感意识、价值观念和个性人格的塑造和建构。“教育不仅是文化之一部分,而且是文化中的一种生命机制,是文化的活力之所在,也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与保障。”[51]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活动本身就是精神文化的创造”。[52]二是要重视学习资源、媒体和工具的研究、开发与利用。既重视根据实际需要重新设计制作新型媒体、工具和资料,也强调对其他领域新技术的借鉴、移植和改进,如目前研究热点之一的移动学习(m-learning)即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DA、Pocket PC等新型技术和设备的教育应用 [53];还要特别重视现有技术的有效利用,避免重复开发而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如何尽可能挖掘和发挥现在物质条件的潜在价值,使现有的物质文化更加富有教育意义是教育内部物质文化创造的基本课题。”[54]三是要加强教育技术文化制度的建设,充分发挥制度规范的激励、保障、评价和反馈作用。
最后,有利于消除教育与技术之间的“隔阂”,促进互动、共生与和谐,促进教育技术文化共同体建设。
从上述功能定位分析可见,理论研究取向的主体(以理论研究为主、技术实践为辅)和技术运用取向的主体(以技术实践为主、理论研究为辅)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播者,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但不同教育背景的实践主体都能找到发挥才干的最佳“处所”,将自身置于整个场域关系之中来审视自我,定位身份,认同角色,形成学习文化共同体。共同体实际“意味着在一个活动系统中的参与,参考者共享他们对于该活动的理解,这种理解一他们所进行的行动、该行动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对所在共同体的意义有关”。[54]美国学者巴拉布(Sasha A. Barab)和达菲(Thomas M. Duffy)总结出共同体的基本特点: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相互依赖的系统;再生产循环。促进学习和改进绩效这一共同愿景将广大的教育技术参与主体“凝聚”一起,从进入教育技术文化场域起,他们就分享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传统部分地获得了社会协商的意义。这有助于为个体和共同体提供一种有共享目标的感觉,也有助于提供身份。当新手与同伴或成熟实践示范者一起实践时,新手也会体现出反映共同体的“惯习”,共同体就会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教育技术文化,场域结构也不断得以调整和优化,共同体也得以维持、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1][10]刘全生.论教育场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78-91.
[2][32]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24-125.
[3] 李美凤,李艺.从教育与技术的关系看教育学与教育技术学的对话[J].中国电化教育,2008,(1):6-10.
[4][5][6][8][9][13][14][15][16][19][22][23][24][25]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会,1998.133,134, 303-304, 161-162, 146, 139,157-159,24,22,19,136,139.
[7][美]Barbara B.Seels,Rita C Richey.教育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M].乌美娜等译.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110-127.
[11][12]朱国华.习性与资本:略论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工具(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34-37,74.
[15][17]朱国华.场域与实践:略论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工具(下).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41-45.
[18]陈向明. 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104-112.
[20]石中英.论教育实践的逻辑[J].教育研究,2006,(1):1～3.
[21]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学术探索,2004,(1):
32-35.
[26]郑金洲.文化与教育:两者关系的探讨[J].上饶师专学报,
1996,(1):1-6.
[27]高益民.顾明远教授文化观的若干辨析[J].比较教育研究,
2008,(9):10-15.
[28][42]冯秀琪.教育技术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04,(7):24-26.
[29]祝智庭,顾小清,闫寒冰.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1-85.
[30][33]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现代社会学(第三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2,94-96.
[31]祝智庭.关于教育信息化的技术哲学观透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2):11-20.
[34]刘尧.论作为教育评论客体的教育文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 99-104.
[35][36]许良.技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7,51.
[37][44][45][46]肖锋.哲学视域中的技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9,11,15.
[38]韩小谦.技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系统[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6):17-21.
[39][41]张明国.“技术-文化”论―一种对技术和文化关系的新阐释[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6):15-19,29.
[40]王海山,盛世豪.技术论研究的文化视角―一种新的技术观和方法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5):25-32.
[43]祝智庭.“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诠释[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08,(1):5-6.
[47][48][52][54]刁培萼.教育文化学[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19-20,22,228.
[49]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术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0.
[50]黄荣怀,曾兰芳,余冠仕.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趋势简析[J].中国电化教育,2002,(2):09-11.
[51]桑新民.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人类自身生产探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295.
[53]顾小清,顾凤佳.微型学习策略:设计移动学习[J].中国电化教育,2008,(3):17-23.
[54][美]J.莱夫, [美]E.温格.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M].王文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5.
[55][美]戴维•H•乔纳森,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郑太年,任有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4-46.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ulture Field
HE Bin
(Mathematics & Nature department of Nantong branch of Jiangsu educational institute,Nantong,Jiangsu,226100 )
[关键词]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演化
[中图分类号] F09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12-0001-03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强的历史背景下,技术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和强化,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所在,世界各国纷纷将技术促进和科技创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或国家战略,理论界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也日渐丰富｡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才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究竟如何等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本文拟在回顾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应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演化经济学范式分析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以期对此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能更好地指导技术创新实践｡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最早出现的是一元动力论｡即历史上曾经争论多年的科技推动论和需求拉动论,这两种论调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片面之嫌｡随后出现了折衷的双重推动模式,即二元动力论,强调科技推动和需求拉动的交互作用｡二元动力论之后又出现了多元动力论｡比如加入政府作用的三元动力论,再加上企业家精神的四元动力论等｡国内研究者一般强调从内因外因两个方面探讨创新动力问题,外在动力包括需要拉动､科技推动､市场竞争､政府政策､文化社会环境等要素,内在动力则包括利润激励､企业文化､内部环境､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刘锋,2003;欧阳新年,2004;柴丽俊,2005;刘明霞,2007等)｡
这些研究虽然不断挖掘出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动力来源,也更加重视各动力间的相互关系,但一般都隐含着企业是技术创新惟一主体的假设｡随着越来越多的非企业创新主体(比如政府组织､科研机构､个人等)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应运而生｡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创新主体应该是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教育部门､中介服务机构､供应商和客户等在内的复杂系统,主张将企业自身､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各类资源､企业家等各种要素结合起来系统分析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将技术创新的动因综合归纳为某一方面或某种通用概念｡比如马克思的理论中,将资本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惟一动力｡希普尔在实证调查确认用户､制造商､供应商乃至其他主体都能成为创新主体的基础上,认为能通过潜在创新者的短期期望利润即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s)来准确地预测创新职能源,亦即认为(期望)利润是创新的主要动力[1]｡日本学者斋藤优提出所谓的需求―资源关系运力模式(N―R模式),强调社会进程中产生的需求与资源之间不相适应的“瓶颈”现象极大地刺激和促使技术创新活动的发生和进行,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2]｡这些研究虽然自成体系,但同样可以将之归纳到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并没有跳出技术创新动力的传统理论框架｡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理论从一元论到二元论,再到多元论和系统论的发展脉络｡一元论中,科技推动说仅从科学技术本身去寻找技术创新的动因,把技术创新看作一个纯粹的工程问题,忽视了市场需求和社会经济环境;需求拉动说把技术创新看作一种对市场的消极反应,无法解释很多新产品(如计算机)的出现,也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市场需求并未引起相应的技术创新｡二元论虽然克服了一元论的一些缺点,但仍然不够全面,忽视了政府､企业家等因素的作用｡多元论者逐渐将各种内外部因素都纳入进来,但缺乏对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效分析,而且也拘泥于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系统动力论试图将纳入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诸多要素有机联系起来､以整体论和系统观来探究各动力要素间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理论机械简化论和决定论思维,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分析系统成员间相互作用的机制,系统动力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什么都强调等于什么都没有强调”的尴尬境地,技术创新动力要素间的复杂关系和互动机制仍有待于深入研究｡
二､演化范式的兴起及其技术研究应用
经济学中的演化思想其实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但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或分析范式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出现的,标志是1982年纳尔逊及温特(Nelson, R. & Winter, S.)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和1981年博尔丁(Boulding, K.)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博尔丁以商品类比生物基因构建经济演化模型,试图以此替代新古典分析框架｡纳尔逊和温特则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企业惯例作为生物基因的隐喻物,通过搜寻､选择､适应等生物概念和理论的隐喻研究方法建立演化模型,用以分析产业竞争和经济变迁,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分析范式[3]｡此后,经济学的演化范式获得了蓬勃发展,相关文献呈指数化增长之势,影响日益扩大,大有掀起一场经济学的演化革命之势｡正如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所讲,演化经济学兴起是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的最主要事件之一[4]｡演化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模仿经典物理学,借用均衡､弹性等概念对经济现象进行简单化､还原化和决定论的处理方法,强调经济现象中的有限理性､个体异质性､系统演化的整体性､非线性､复杂性､偶然性和历史重要性等特征,倡导从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广泛使用隐喻方法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
演化范式于20世纪80年代重获生机后,演化学者们对技术相关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时由于凯恩斯光环的逐渐消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经济事实和主流经济学对技术进步作用的承认等因素,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演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总体来看,演化范式关于技术创新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的一般演化过程研究､技术创新与生物进化的类似性及演化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技术创新仿真模拟研究和技术创新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演化范式的兴起和发展为重新审视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三､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
应用演化范式倡导的生物学隐喻研究方法,技术创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变异[5]｡因此,技术创新动力一方面可以来源基因型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基因型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环境变化“激活”某些原本存在的“隐性基因”而获得｡由此,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总体上就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技术知识的变化即新技术知识的生产,二是来自技术环境的激发作用｡没有光学原理当然不可能产生照相技术,不懂得制冷知识当然不可能发明冰箱,不知晓电磁波原理当然不可能出现雷达……,现代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新知识生产(特别是科学发现)已经是人们的一种共识,技术创新来源于新技术知识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和不容易引起异议的｡但是,技术创新也可以在技术知识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环境的改变而获得｡比如,没有水流的地方不会出现水车或其他水力装置,即使人们完全能够懂得这些技术;水上部落的人们当然也不会发明轮子这种无用的东西,即使他们懂得如何使用轮子｡一旦环境改变提出了对这些技术的需求,即使在技术知识集合没有任何改变的条件下这些技术也会应运而生｡环境的“激活”作用其实显而易见,虽然它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文化氛围等各种环境要素的改变都可能使得原先处于“隐性”状态的技术知识被“激活”而“表达”为某种新的技术,即技术创新｡因此,“对观念(知识)本身的进化的关注完全偏离了有关技术的标志｡技术不完全是观念(知识)领域的一个子集｡它的真实世界互动和其组织需要产生了非常不同的特征”[6]｡
事实上,任何技术都是技术知识与环境耦合的产物,技术创新动力必然来源于这两方面｡因此,希普尔关于创新职能源的预测其实可以更简单｡在环境变量一定的条件下,新技术知识的生产将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亦即技术创新最可能出现在创新所需要的技术知识最容易被生产出来的地方｡科学仪器创新主要来源于用户――科学家,因为在用户即科学家这里最容易形成科学仪器创新所需要的新技术知识;工程热塑料和塑料添加剂创新更主要来源于制造商,工业气体技术创新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供应商等现象都是同一道理｡技术知识不变的条件下,环境变化对原有技术知识的“激活”作用则成为技术创新主要动力来源｡这就是为何社会急剧变革时容易出现“技术涌现”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是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德国或法国的主要原因,也是很多转轨经济得以快速摆脱“短缺”市场的主要原因｡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技术知识变化与环境激活这两种技术创新来源并非界线分明,很多时候是难以截然区分的｡比如一种新材料的发明和使用使得原本不经济的停留在理想中的产品得以大规模产业化生产,这种新产品当然是一种技术创新,但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由于环境改变(即把新材料作为一种环境要素)而激活的产物,也可以被看作是技术知识变化(新材料生产和使用知识的加入)而导致的结果｡知识的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知识的条件性等特征实际上使得我们很难确定这种变化应该归于技术知识变化还是环境变化[7]｡但是,这种区分理论上还是有必要的,而且这种现实中的模糊性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思路和结论｡
更进一步的研究会发现,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因为环境不仅在激活原有技术知识的表达上起作用,也在刺激新技术知识生产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理论将利润刺激､市场竞争､政府政策､社会制度､企业文化､等各种内外因素都纳入分析视野的做法显然比前人前进了一步,但还应该更进一步从环境对新技术知识产生的“刺激”作用以及环境对技术知识表达的“激活”作用这两方面来理解各动力要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这样能够有效缓解系统理论“什么都强调等于什么都没有强调”的缺陷｡
四､结 语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重新审视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应用其倡导的生物学隐喻研究方法,技术可以被理解为以技术知识作为基因型的表型,任何技术都是知识和外部环境耦合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技术知识的变化即新技术知识的生产,另一方面来自环境的激发作用｡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技术创新动力系统内部各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构建一种演化性质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理论,能够有效地效缓解系统理论的缺陷和尴尬,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本文仅仅提出一种基本思路和观点,关于这个主题仍需要日后进一步的细致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埃里克•冯•希普尔.创新的源泉――追寻创新公司的足迹[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2]斋藤优.亚洲的发展和日本的技术政策[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6):19-20.
[3]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G.M.霍奇逊.演化经济学的诸多含义[A].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二辑)[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9.
[5]Devezas, T. C.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ate-of-the-art and New Approache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ume 72, Issue 9, November 2005:1137-1152.
[6]詹姆斯•弗莱克.人工制品 活动:人工制品､知识与组织在技术创新中的协同进化[A].约翰•齐曼.技术创新进化论[C].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279.
[7]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J].经济研究,1997,(6):70-78.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ynamics Mechanism Based on Evolutionary Paradigm
Yang Yonghua1,Wu Yougen2
(1. Business School,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2. Economic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关 键 词】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制度/偏向性
【 正 文 】
技术的价值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不休的话题，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人们都认为技术是有价值含量的，但在怎样看待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时则出现了技术中立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相反的意见。技术中立论指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1 ］而反对技术中立论的价值论者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把技术视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并进而认为技术与伦理、政治无涉的技术中性论虽然符合直观，并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却并不全面”［2］。 在技术决定论者看来，技术是在制度条件下存在的，一定制度下的技术将无条件地为该制度服务，因而技术也将不可避免地带上政治和伦理的色彩。换言之，技术天生就是为制度而存在的。笔者既不同意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同时也不简单地认同技术中立说的观点，而是认为技术中立论与技术决定论都是值得讨论和反省的两种理论，技术既有中立的一面，同时在一定的制度下又有价值偏向的一面；技术的中立和技术的决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共同的失误在于都把技术本身存在的方式放在两个不同的视域中考察，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迥然相异。因此，笔者认为，对技术本身的中立在怎样的条件下获得价值的偏向问题有必要进行一番正本清源式的考察，以正视听。
一 问题的缘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
技术的意义通过它自身的价值表现出来。作为理性成果的体现，技术是人类自身价值的对象性表述，因此，无庸讳言，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把理性加以物化，并最终使之变成技术的客观物质形态，其中的每一步无一不是人类理性的价值体现。人类理性的发展过程总是贯穿着它的目的，在人类理性向技术形态的转换过程中，都必须以这个目的为导向；理性的认识每向前前进一步，都是向这个目的的实际迈进，同时也为人类所希望的技术客观形态的最终出现奠定了基础。可见，技术是理性发展的成果，而理性是人类价值和愿望的标志，由于技术中自始自终贯穿着人类理性，它所导致的技术的物质形态一旦形成，实际上标志着技术的价值性获得了最终的表达。
技术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和不值得讨论的话题，然而正是技术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又是最混乱和最复杂的，也是最容易出现误解的。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技术的价值的考虑经历了一个由古代的盲目崇拜到近代的迷惘反思直到现代社会对技术产生莫名恐惧的艰难认识过程，由此而出现了所谓技术的乐观主义和技术的悲观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价值论。依笔者之见，这两种观点都对技术的价值问题作了曲解，都没有正确理解技术的自然属性与技术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技术本身（自然属性）来说，一旦外在的制度和组织因素介入了技术，其本身的价值偏向性就早已确定，再在此基础上讨论技术的价值问题就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技术的“有价值”是特指它作为本体意义上的价值（一般价值），是技术自身（自然属性）所能带来的对人类的意义，至于技术在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及其表现出来的价值，则不是技术自身所能回答的问题，而只能是在制度的层面（社会属性）上才能解决的课题。从技术本身来理解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即首先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方面理解技术，立足于技术的自然属性，从而对技术价值性的理解始终不脱离技术的本体层面去规范，由此来说明技术的存在状态对人类的意义，这应该而且必须是我们理解技术自身价值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看待技术的价值，即仅仅就本体的意义（“元技术”的或自然属性的）而言，技术自身的价值显然应该是“中立”（neutrality）的。
技术本身价值的中立性表明，技术一开始并不具有统治的力量，只存在着在组织（制度）条件下使技术为某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服务的问题。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技术中立说 ”之所以屡屡受到批判，就方法论而言，批评者只是人为地在自己面前树立起一个本身并不存在的靶子，然后再加以猛烈开火的结果，应该说，技术中立说至今为止并没有被真正驳倒［3］，与批评者这种批评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实际上， 对技术中立说的批评，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即对技术的理解只是在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的层面上作出规定和解释，只看到了技术的社会属性，而并没有真正在技术本身的本体层面（自然属性）上去揭示技术的真正价值。技术的自然属性不能取代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本身的有用性不等于技术在制度环境下的价值偏向性。技术的社会后果必须在技术成为制度或组织调控的对象时才具备价值的倾向性。如果说技术会产生什么特殊的政治与伦理问题的话，那么，其责任并不在于自然属性的技术自身，而恰恰在于技术运行的社会环境——制度和组织过程之中。这就是说，制度是“技术理性”产生的真正根源。
问题是，所谓技术的意义，不仅体现为技术的自然属性的意义，而且也体现为技术社会属性的意义，两者是不能截然分离的。诚然，人的动机和利益可以体现在技术之中，但它们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人的利益与动机必须符合物质技术手段的客观物质性和规律性，这说明，无论人类的动机与利益需要如何，也无论它是怎样或在多大程度上对技术起着作用，技术的客观性告诉我们的只是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并且具有怎样的价值，而丝毫不会涉及技术自身被如何运用的问题。至于技术在它的被使用过程中具有了某种价值的偏向性，这时的技术已经不再是“技术”自身，它已经成为人类的“手段”，很显然，这个责任当然不应该由技术自身来承担。笔者认为，从这样一种对技术“寻根式”的追问中我们就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哲学家（如法兰克福学派）在对技术的研究中所认定的技术价值偏向性（尤其是负面偏向）的特征，其实是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没有从技术的根本（技术的自然属性）上去认识技术的意义，而仅仅是在现有组织和制度的形式（技术的社会属性）下讨论它的意义的必然结果，他们所讨论的实际上不是“技术”的意义，而只是制度对技术的意义，或者说是技术在制度中的意义而已。
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一般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理解技术意义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价值与使用价值在经济学中并不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但并不表示在价值概念上就不存在一般和个别的对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还特别批判了瓦格纳把经济学中的“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一般的错误观点。笔者认为，对价值概念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它更不是实用主义的专利。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的概念、科学技术价值的概念等等，只不过是价值一般概念的特殊化和具体化而已。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一般概念及其对我们认识事物的意义，尤其是对于认识技术价值的意义，不但不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而且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论的研究这块阵地拱手让出，这样反而会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因为这样，我们经常把技术的价值问题放在价值一般的层面上去讨论，其原因正在于此。
转贴于 二 论技术中立论与技术决定论本质之无差别
那么，从技术的价值角度看，上述观点是不是表明本文同意的是技术的中立论，反对的是技术的决定论呢？笔者的本意显然不是如此。
从表面看来，技术中立论和技术决定论是相互对立的两种观念。技术中立论强调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说明的是技术在它的原生状态之下的构成或价值；技术的决定论则强调技术的社会属性，说明的是技术在一定的制度要求下所显现的价值。照例说，两者在本质上也是对立的。但实际情况却不然。在笔者看来，从总体上说，任何技术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因而，技术的中立论与技术的决定论都是有失偏颇的理论，两者的对立只是形式上的对立，而两者的错误却是在本质上一致的。
历史地考察技术发展的过程，我们便不难发现，技术与人类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它所表示的只是人对自然的技艺或能力，在它出现的时候尽管也有一定的制度根据，但制度本身对技术的作用没有使技术产生制度偏向性，换句话说，制度在当初没有形成对技术的控制力，它仅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媒介，突出的是技术自身的自然属性。技术的中立论者往往抓住技术的这一特征，宣称技术的本性是中立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技术仅仅是为自己（Be itself）而存在的， 技术有它自身独特发展的规律，制度的作用对技术而言不应该成为左右技术本性发展的根据。事实上，技术中立论者恰恰始终停留在这一状态，把制度对技术的无能性推向极端，未能科学地把握技术发展与制度演变的辩证关系，看不到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为一定的制度所制约而形成其价值的偏向性。④
技术决定论者则完全相反。无论是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哪一种形式，其共同的特点都是把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都认为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技术悲观主义者试图从技术本身如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未来的内在结构中找出技术本身的非人性特征，他们“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⑤因此，他们大都关注技术的过去，采取的是对科学技术的敌对立场，企图回避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强调回到纯自然的状态中去寻求人生的意义，摆脱技术对人类的威胁。”与此相反，乐观主义者则从技术的发展中发现了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们着眼于技术发展的未来，认为技术是对人类力量的肯定和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正是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人类才找到了自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就如同技术在控制直接物质时带来进步一样，技术对人的控制、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控制将带来闻所未闻的繁荣和富裕。”⑥因此，乐观主义者坚信：只有通过技术才能使人类的未来得到充分的保障。笔者认为，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对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意义的理解都缺乏充分的审视：乐观主义的观点高估了技术的文化意义，而悲观主义则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为人类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尽管两者对技术的社会作用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共同的错误是对技术本身的理解首先是不正确的。与技术中立论相反，他们没有把技术的自然属性与其关注的技术的社会属性联系起来考察，所谈论的实际上是技术的“使用价值”（社会属性）而不是技术本身的“价值”（自然属性），以技术的使用价值来替代对技术自身价值的主观认定，这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对技术价值观念的制度（组织）的特征。且不说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争论至今仍无结果，只就两者都关心人类社会的命运而言，笔者认为，技术决定论所表现的这两种观念应该是同质的：它们都是仅仅从技术在制度下的特征或表现来规范技术本身，强调技术对人类未来的决定，不管是厄运还是幸运。
笔者之所以指出技术决定论与技术中立论是相反的，并不在于刻意强调两者在形式上的对立，恰恰相反，作者意在说明由于在方法论方面共同的形而上学错误使两者在本质上趋于一致，因而，技术的中立论与技术决定论本质上是无差别的。
三 制度化技术的价值宗旨——效益最大化
凡是技术总有它所体现的目的，从技术一般的角度来看，技术在它的运用中所体现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的效益。技术与效益的关系问题是技术的价值问题的延伸，技术所产生出来的效益体现成为社会物质形态的存在，从而构成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技术最初是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的出现，一方面使人类从此具备了如何对待自然的自我意识的力量确证，另一方面也使人类意识到了只有通过技术的手段，才能最终实现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提供给人的是对技术所产生的效益目标的追求。在人类理性的强有力推动下，技术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壮阔前景，它最终使技术的盲目发展获得了可靠的理性基础。技术因此而获得了制度的职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它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结果是使“理性技术”在制度的推动下进而成为“技术理性”。于是，人们把通过对技术的运用而取得的最大的效益（技术的理性化）看作技术的手段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剩余价值的追求为唯一目的的理性价值支配下，技术的考虑与效益的目标空前地得到了一致，技术的价值也被人们认为只有在它取得最大效益的条件下才是唯一可能的，这样就使得技术与价值、技术与效益在人们的观念中以逻辑的完满形式顽强地统一起来，成为在技术的产生、运用和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考虑并使之实现的首要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制度被公认为是“技术理性”片面性发育的最佳土壤；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往往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技术条件下，力求把技术的效益发挥到极致，以充分满足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婪需求，（而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它将主要服务于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技术价值性的制度偏向性结果或体现。）因此，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富有制度的色彩，为制度的目的来服务。笔者认为，现代“技术理性”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的认同，被认为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唯一目的；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呈现势不可挡的飞速发展的势头，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人类自身的活动使技术理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张，技术本身获得了它充分体现自身价值的环境（即制度），从而为技术最大效益的实现创造了一切条件，换言之，技术之所以会取得最大的效益、“技术理性”之所以最终出现，恰恰是人类自身理性的、制度的力量极力推动的必然结果。这说明，这时的技术已经完全摆脱了自身自然属性与价值属性相互分离的局限性，从而体现为自然属性和价值属性、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物。
四 技术发展的真谛——走向真正理性化的社会生活
就制度和技术结合本身发展的特性而言，制度化的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奠定了人类社会强有力的精神和物质基础。在组织制度的环境下，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一般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二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三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模式。可以说，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和彻底的。
首先，通过人类的技术活动，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如果说人类目前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人工”自然或“第二自然”的话，那么，在这种打上人类理性和生活痕迹的自然界就早已是技术所创造世界。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力量得到了客观现实的确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单一关系，而是已经演变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所创造出来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之间的关系。这种由技术发展而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在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技术及其结果已经成为人类赖以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其次，人类通过这种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原本以自身力量的基础对付自然的生存方式已经为技术的方式所代替，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对社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等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深层结构。马克思认为，“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是“使一般生产关系发生革命的起点。”它表明，“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的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⑦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巨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科学技术具有特殊的社会生产力和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这表明技术与社会的上层建筑之间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作为社会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而出现的，它的发展既受上层建筑的影响，同时又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作用于上层建筑；科学技术作为特殊的社会生产力，可以通过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作为中介，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科学技术看作变革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物质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在制度下才获得了其价值的偏向性。
最后，技术也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变革。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广泛深入的、具有普遍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整个科学理论的创立还是新的技术体系的形成，总是凝结着该社会的深层文化，蕴含着特定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因而它对人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科学理论的发展将改变人们的价值思维、价值认识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技术物质体系的形成与转换也终将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从而形成新的操作规范。总之，由于科学技术具备了普遍的文化意义，它使科学技术精神内化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促使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社会生活的同时，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人们从此不再以直观的方式去被动地盲目地适应社会生活，而是依靠科学精神的理性标准来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以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活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这一切无一不是科学精神的力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它表征的是将人类从此导向更加合理的科学生活的时代。因此，技术文化模式的要旨在于使人类生活更加理性化和科学化，而不是在某种制度的导向下走向技术理性的片面化。
总之，技术的发展本身在制度环境下会出现与制度的性质相对应的价值偏向特征，所以，技术的中立论是站不住脚的。而技术的决定论则把技术在制度下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当作技术本身的性质，完全忽视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及其体现，因而同样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实际上，不仅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技术的自然属性被滥用的状况，这是技术本身的两重性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真实表达：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既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这就是技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有利现实与不利状况之间的“冤家情结”。针对技术对社会发展作用的这一双重效应，欲使技术的偏向符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性需要，那么，对技术的制度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一方面，我们必须从全球发展战略的整体考虑出发，应该使人类对技术发展的考虑首先以对它的科学价值考虑为出发点，在充分发展技术的同时，注重技术对社会发展负面效应的有效抑制；另一方面，既然技术发展的片面性与技术的制度环境有关，因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技术的片面性，就必须变革特定的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关键是要变革构成这一社会制度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则要通过完善我们的制度结构，使技术朝着符合人性的、有利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方向发展。这实际上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建设一种新的人类文化价值观，它既能体现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性，同时又能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则，从而使技术真正为人类服务。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Emmanul G·Mesthene，Technology Change: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New Y 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0)，p60.
［2］高亮华.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4.该书在第一章《技术，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意含》专门列出第2节来对技术中性论进行了批判.
［3］高亮华.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
［4］陆江兵.理性与技术：技术理性原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1998，（5）.
［5］〔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1.
【关键词】远程教育；教育信息技术；技术应用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7―0057―04
一 问题提出
关于动作技能的习得的理论，目前主要有行为主义、认知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行为主义认为，动作技能是通过练习而形成的合乎一定法则的活动方式。它从S-R的联结出发，提出了动作技能的习惯论，认为动作技能学习就是形成稳定、连贯、准确的动作序列和行为习惯。费茨（T.M.Fitts）和波斯纳（M.I.Posner）概括了人类动作技能学习的三个阶段：认知阶段、联系形成阶段、自动化阶段。动作技能的认知理论主要以亚当斯（Adams）的闭环理论和Schimidt的图式理论为代表。闭环理论认为，知觉痕迹和记忆痕迹这两种认知和记忆形态是动作技能学习的基础。它强调动作技能的学习受一种内部反馈机制所控制。动作技能是在动作反应、知觉痕迹和记忆痕迹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图式理论认为，动作图式是在观察和联系的基础上在大脑中形成的概括化的动作结构。图式理论继承闭环理论对记忆和认知的作用认为，操作者可以从每次的运动经历中抽象出四个方面的信息，并将这些重要的信息组成一套法则：一是与反应有关的最初条件的信息，如机体所在的位置、作出反应的环境条件等；二是作出某一反应所需的信息，如方向、速度、力量等；三是运动前后通过各种感觉系统所得到的反馈信息；四是反应结果本身的信息。图式理论主张，每一运动仅在记忆中储存有限的时间，有关运动的某些信息被抽取并作为图式的一部分表征于记忆中；图式理论更强调运动程序的作用；此外，闭合回路理论主要适用于简单的肢体定位运动，而图式理论的适用范围较广。Singer等人提出的信息加工理论把动作技能的学习看作是信息的接受、转换、加工、存储和输出的过程，强调这一过程受预期和目的的控制。
这些理论对个体动作技能的习得和保持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群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但组织群体成员的技能习得和保持与此略有不同。本研究通过对教师应用技术的研究发现，群体中的个体的动作技能的习得和保持，既有与上述理论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本调查来说，教师群体对信息技术技能的习得与保持，既与个人的练习有关，也与组织的培训、制度或激励、文化有密切关系。后三者在组织群体中的个体技能的习得、保持及创新应用发挥重要作用。
二 调查方案及结果分析
1 调查实施与对象
2009年，本课题组对上海电大的22所分校和上海地区5所普通高校网络教育学院开展了问卷和访谈调查。电大分校回收教师问卷926份，领导问卷28份。5所网络教育学院回收教师问卷52份，学校领导问卷8份。此外，课题组还先后邀请25名上海电大总分校教师（含教师、技术人员、管理者）开展访谈调查4次。
2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内容围绕五个方面展开：一是教师技术应用的观念；二是教师应用技术的现状（种类、频率）；三是教师应用技术的外部条件；四是技术应用取得的效果；五是教师应用技术存在的问题，改进的建议等。这五个部分大致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主观方面，二是客观方面（详见表1）。但教师和学校领导问卷在表述略有不同。比如，对技术应用观念的调查，教师问卷的问题表述是“您是否认同远程教育中应用技术的一些基本观念”，学校问卷则表述为“您认为贵校教师对使用技术的态度是”。
3 主要结果与分析
（1）学校和教师认识到利用信息技术的重大意义
从调查数据来看，96.4%学校和72%的教师认为教师必须掌握相关信息技术。一位学校领导在调查问卷中写到：设施到位，激励机制到位，广大教师是愿意利用技术的。教师在访谈中也展示了教育技术应用的自觉性。有教师指出：“教学模式完全变化了。教学技术的应用是必须的”。不少教师对技术应用给予充分的肯定，有应用的热情和意愿。这表明，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加强信息技术应用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学校和教师的共识。
（2）学校为推进教师开展技术应用做出了努力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配备了技术应用的专职人员。部分网络教育学院设立了技术服务中心，最多的配设35名专职人员（计算机专业毕业的33人），最少的也有15人。二是学校为技术应用投入了不少经费。特别是网络教育学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调查中，70%的学校一学年内开展3次以上的技术应用培训。投入经费最高的达到25万元，37.5%的学校投入培训经费6-25万元。三是举办校内培训。调查显示，学校开展校内技术培训面临着不少困难，包括很多教师有教学任务，培训时间难以确定；教师们掌握的技术参差不齐，选择什么培训内容也难以确定。在这样背景下，89.3%学校开展了校内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课件的开发与制作、计算机基础知识、多媒体网络技术。
（3）规章制度、检查、评比等激励措施在推进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发挥关键作用
技术应用依赖于培训，但教师技术应用又不能仅止步于培训。访谈中，很多教师反映，培训结束后没有及时应用，所学技能就会忘记。因此，技术应用还与培训后的应用和巩固密切相关。实践显示，采取了下列措施的学校，该校在推进教师应用技术上显示出积极效果：一是建立了检查制度的学校，教师由于需要向教务处提交上课的PPT以备检查，教师应用技术的水平普遍较高；二是建立了分校版网上课堂的学校，也带动了教师应用技术水平的提高；三是为建设课程提供经费资助的学校；四是把培训与竞赛等结合起来推动技术应用的学校，他们在总结经验时就指出：“经常性地进行课件评比活动，激励在技术应用方面优秀的群体，以点带面”。与此相反，一些没有形成规章制度、检查等制度或激励措施的学校，其教师在接受技术培训后，或者因为没有及时的学以致用而遗忘，或者因为没有外部力量的推动，在应用技术应用的能力和自觉性表现得不高。
（4）教师应用技术的能力因学科、要求和习惯而不同，少数教师能创新性地应用技术。
调查显示，教师应用技术的能力水平表现出三个层次：一般；较好；自觉和创新性应用。一般的层次是指在教师在教学中只会应用一些比较普及的技术手段，比如应用PPT、QQ、MSN进行教学或与学生交互；较好的层次是指，教师在教学中会用更多种类技术进行教学，比如会用三分屏、Authorware等软件进行教学或制作课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极少数教师开发了设计思维脑图、自动阅卷系统、C/S系统等（见表2），开展创新性的技术应用。
教师应用技术的水平在不同学科上呈现出很大差异。这主要表现英语教师常用音频、视频技术；教授计算机、理工科课程的教师会用三分屏技术、Authorware等软件。这种技术能提供动态画面又提供文字，教学效果比较好，但由于相对复杂，在管理学等文科课程中就应用不多。技术应用在学科背景上表现出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教师的专业知识、技能素养、教学内容有关。
4 教师应用技术的水平总体不佳
与政府、学校对教育技术的重视和投入相比，教师应用教育技术的现状总体不容乐观，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教师应用技术的能力和质量不高。比如能利用三分屏、Authorware等技术制作课件软件的教师不多。二是不少课件的表现形式相对落后；三是很多课程资源重复建设，低水平重复多，创新元素不多。四是教师制作的教学演示PPT模板在形式上不如专业公司的美观、有吸引力。有教师抱怨：“目前很多社会办学机构使用在线实训，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学校中使用的软件还是有点滞后，改进不大”。五是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表现不强。总的来说，技术应用的水平和质量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 教师应用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机制探讨
对于上述调查结果，我们总结出了三大影响因素，即培训、制度或激励、文化等，并对这三大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作了探讨。
1 三大影响因素分析
（1）培训
培训是影响教师应用技术的第一个因素，是带动教师应用技术的基础。很多学校也以培训作为推进技术应用的起始。由于大家对培训的重要性都有深入的认识，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2）制度或激励因素。
根据激励理论，人都是社会的。激励就是组织通过设计适当的外部奖酬形式和工作环境，以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惩罚性措施，借助信息沟通来激发、引导、保持和归化组织成员的行为，以有效的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目标的系统活动。
从本研究来看，制度或激励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力地促进教师在培训后学以致用，促进教师对所学技能的巩固和熟练化。实践显示，在培训后通过采取比赛、检查、任务推进等跟进措施的学校，其教师应用技术水平和能力就相对较强。而没有采取这些跟进措施的学校，其教师应用技术的能力相对弱，培训工作的效果也没有发挥预期的成效。
（3）文化因素
根据文化理论阐述，文化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调整和控制所有经济规则与政治规则之规则。一些研究者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文化的定义基本为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所认可，有着广泛的影响。文化因素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建构环境。教师群体间形成的亚文化环境能无形中为教师间相互观摩、经验交流提供途径和精神支持，能有力地促进教师应用技术能力的提升。好的文化环境，促进教师将所学技能更好地加以应用，促进教师的技能应用内在化，逐步走向自觉和创新。
提出影响教师应用技术因素无疑还有其他很多因素。比如，当地的信息基础设施，学校特别是教室的技术设施和维护水平都对教师应用技术发挥很大影响。而且，由于培训因素得到普遍的认同，所以本人特别提出后两个因素，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教师应用技术方面发挥实际作用。
2 作用机制探讨
本文下面结合三个要素对教师从技术应用的生手到自觉应用和习惯养成的熟练化过程的机制作了探讨。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技能熟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心里建构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又相互依托。图1说明了教师从教育技术应用的生手到主动应用的过程（见图1）。
在图1中，教师新手在起步阶段先接受培训，掌握技术应用的基本技能，然后在学校规章制度、评比、检查等约束和激励下，初步应用所学的技能开展实践应用。这种应用反复多次后，教师的技术技能日臻熟练，逐步达到自动化阶段。与此同时，教师对技术应用的认识和内在观念也逐步发生转变，从适应外部要求的被动状态逐步变为内在的自觉，从技术的认识从陌生到理性，部分教师实现了技术应用的升华，实现技术的创新性应用。概括来说，教师的技术应用经历了“新技术培训―制度或激励的约束或引导―反复的练习―内在观念的转变―重视技术应用的学校文化引导―自觉和创新应用”。表3列出了教师应用技术的阶段和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技术的习得、应用和自觉化的过程中，教师要遭遇到一系列的心理压力和挑战，突出表现在：一是培训后如果没有及时的技能巩固，新习得的技术应用可能被忘却。这样，教师不仅需要重新学习，同时还可能会对技术应用滋生抵制心里。二是惰性心理。应用新技术就意味改变原有的教学习惯、付出新的努力和劳动等。特别是新技术的优势没有让教师体会到之前，教师常常会遇到惰性心理，嫌“麻烦、耗时、挫败”等，由此形成这样一种心态：与其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和摸索新技术，不如用省时省力的老办法，从而形成满足于现状，应付检查、应付学校的心态。教师的技术应用不高，课程资源建设低水平重复等现象，很多就是这者心理的外部产物。三是其他一些障碍，如克服掌握新技术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困难；教师群体存在的对新技术的抵制心理和不利舆论；克服原有教学的惯性心里和行为习惯。
四 总结与行动建议
1 抓好技术应用的三个环节
一是要抓好新技术的培训。从调查来看，当前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教师+校内技术人员型，即教师与信息技术人员合作开展技术应用；二是独立型，即教师独自在教学中完成信息技术的应用；三是外包型，即教师把应用技术的任务外包给校外公司完成。这三种技术应用模式中，教师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外包型来说，技术人员依据教师的要求进行资源的设计和制作。教师提出的要求越具体可行，技术人员越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相反，教师如因自身信息技术素养不够，提出的要求不够清晰，甚至脱离实际，将使得双方的合作流于肤浅，或质量不高，有的甚至难以持续。这也表明，在技术应用中，教师是核心。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在教师应用技术中又发挥重要作用。那种认为教师无需掌握信息技术、技术应用是技术人员的事情等观点，在实践上是不太可行的。
二是培训要配合以后续制度或激励措施。这是关键。实践已经表明，培训后的制度或激励措施在推进技术应用的发挥重要的作用。推进技术应用中，培训只是第一步，仅有培训是远远不够的。培训要发挥效用，培训后实施多种跟进措施是个关键。这些跟进措施一是能促进教师复习巩固新习得的技能，促进技术的内化和熟练化，同时也能塑造技术应用的积极文化，促进教师在观念上的认同和转变。
三是积极营造技术应用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体现在制度上，也体现学校的文化导向上。
2 培育教学设计人员
我国的课程开发人员主要有教师、技术人员组成。教师与技术人员进行合作，一方提供内容，一方操弄技术，两者合作实现课程的设计。这种课程设计模式在实践上的优势是操作简单，但不足也明显，特别是课程设计的水平难以提高。这是因为教师主要的是关注内容和专业，技术人员关注的是技术的更新和进步。而对课程如何设计，对整体的设计、统筹缺乏经验和认知。反观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设计。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设计包括教师、技术人员和课程设计人员等三方人员，比我国课程设计人员多了课程设计人员。
其实，课程设计人员在课程建设中扮演类似电影中“导演”的角色。导演将课程的要求与技术结合起来进行整合。我国课程建设水平多年来难以得到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有很大相关，直接会导致课程资源建设质量提不高，上不去，年年的课程设计都是“新瓶装旧酒”，有量的变化，难有质的提升。
3 优化信息技术应用的内外部环境
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仅是教师个人的努力，还与学校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包括：资源建设的标准；网络运行的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为资源建设、远程学习提供支持。内外部环境优化是教师应用技术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五 结束语
综合上述这些措施来看，它们是一个整体。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教师的激励。因为教师是主体。技术应用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困难克服等方面教师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外，本文对技术应用所作了一些探讨，主要是基于调查结果而提出的，因此在技术应用的政策背景、宏观条件讨论不多，对技术应用的理论也基本没有涉及。这些都是技术应用有关的，就留待以后探讨。
参考文献
[1] 徐辉富.上海地区远程教育教师应用技术的现状、障碍调查及对策研究课题报告[R].2009.
[2] 相凤华等.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3):57-59.
[3] 焦道利.西部民族高校教师教育技术应用现状调查与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07,(10):86-89.
[4] 林志文,庄廷高.玉环县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对策――从对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现状的调查谈起[J].浙江现代教育技术,2006,(4).
[5] 柴璐璐等.江苏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2009,(3):89-93.
[6] 郭腾,郝静.远程教育中主讲教师的能力结构层次探析[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3):6-8.
[7] 陈岩.试论教师应对现代远程教育教学冲突必备的能力[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115-117.
A Theory an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Teacher to Apply the Technologies in Teaching
XU Hui-fu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hanghai TV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n the survey result of teachers to apply the technology in their teaching activities, points out three influencing factor and three level of teachers 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ses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training，system and stimulating measures，and culture. These levels include basic operation, which was learned by training, skilled operation and spontaneously and innovative operation. In the end, based on the modes of teacher in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some suggestion.
Keywords: distance educ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关键词]艺术批评；媒介；媒介批评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在工业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技术化的艺术意味着美学上的失败，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不像当代这样发达和强大并取得了在审美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解功能，那么，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尚不能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科技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科技发展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科学尚未发展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阶段。
[关键词]艺术批评；媒介；媒介批评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wWW.133229.coM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在工业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技术化的艺术意味着美学上的失败，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不像当代这样发达和强大并取得了在审美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解功能，那么，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尚不能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科技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科技发展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科学尚未发展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