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8 08:54: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直接投资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计算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企业，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经济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萨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影响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货物出口能力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的国力在不断的增强。然而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大幅上升必然会造成流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减少，而且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已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变得举步艰难，它们会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论文关键词：一体化，不完全合约，组织模式，选择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化，很多国家都加入了一体化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覆盖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只有12个岛国和公国没有参与任何区域贸易协议（RTA）。174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参加了一个（最多达29个）区域贸易协议，平均每个国家或地区参加了5个。全世界近15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成员资格”[1]。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一国企业在进行国际化模式选择时必然受到东道国与他国（非投资国）签订的一体化协议的影响，故在投资时也要考虑成员国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如关税减免、投资、经济合作等）及东道国所在的一体化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与限制。所以，在一体化下研究企业组织模式及区位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区域一体化的框架下引入合约不完全性这一制度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出口、FDI与外包这三种模式对企业产生的盈利，研究一国企业进入一体化下各成员国应采取的国际化组织模式，以期为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参与一体化组织下的模式选择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二、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Antras[2]（2003）等将跨国公司的区位和组织选择纳入一般均衡模型，运用企业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探讨贸易、投资和外包等企业组织方式选择。其中以Coase[3](1937)和Williamson[4](1975)为代表的交易成本论和以Hart和 Moore[5](1990)为代表的产权理论是目前分析企业边界的两大基础理论。
Either[6](1982)最早将合约纳入国际贸易一般均衡框架中分析企业内部化决策的内生性问题。该文分析指出当两国存在较大的要素禀赋差异时，合约能通过外部市场实现效率配置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因此不需要跨国投资；当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小时，则合约需要通过内部化实现。Either 和Markusen[7](1996)则主要结合跨国公司的知识资本泄露风险来研究内部化问题，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企业在出口、FDI和许可之间的战略选择中国。模型进一步扩展到两国一般均衡模型，结果显示当两国要素禀赋相似时，一体化选择优于许可，这一结果与Either(1982)结果相吻合。Mclaren[8](2000) 研究指出，最终产品企业即可以通过竞标市场或通过与供应商后向一体化而获得专业性中间产品。若实施后向一体化，企业需承担一体化固定成本，而通过竟标市场则供应商存在被敲竹杠问题。对独立中间商而言，最终产品生产者数量越多，他们越容易找到买主，越不容易被敲竹杠。一国越开放或运输成本下降都能增加可获得的卖方或买方数量。Grossman和Helpman[9] (2002)构建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企业在垂直一体化和外包两种模式下的选择；Antras 和 Helpman[10] (2003)则将Grossman- Hart –Moore不完全契约模型引入贸易理论，分析跨国公司在获取中间投入品时的所有权安排问题；进一步地，Antras[11]（2005）结合不完全契约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得出新的观点：在企业边界内生产将首先被转移到国外，而只有在以后阶段才会形成独立的国外公司。Helpman[12](2006)强调了企业组织特性（如外包战略）对组织模式选择的重要性，更深入地揭示了在产业内贸易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模式的关系。
国内学者分别在契约理论与直接投资领域有大量研究，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企业“走出去”模式还不是很充分。王勇[13]（2002）、杨其静[14]（2002）分别对契约方面的研究做出比较与总结。而胡国恒[15]（2004）则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各生产阶段的所有权和区位结构，认为会形成出口型国内企业、横向型和纵向型国际生产三种均衡形态。
三、建立模型
考虑一个由三个国家W国、E国和S国组成的经济体，其中E和S国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使两国的贸易壁垒被削弱，其可变贸易成本为，假定一体化下的两国（E国和S国）经济是对称的，可设W国与E国或S国的可变贸易成本均为。故在E国和S国签订区域一体化协议下可变贸易成本有减小而保持不变则>。
设三国经济体存在一个由n个差别产品的企业构成的行业Y，消费者对行业内差别产品的Dixit—Stiglitz型偏好为：
U=，0
由效用最大化得出Y行业第i种差别产品y（i）的需求函数为：
y（i）= ， 其中=(W，E，S)（1）
其中，为第种差别产品的市场价格，行业内差别产品的替代弹性为，代表不同国家的需求水平。
设行业Y的代表性企业y生产最终产品分为上游总部活动H和下游一般活动M两个阶段， H和M对y的产出弹性分别为和，最终产品C—D型生产函数为：
y=，0
设人力资本专用于上游活动H的投入，且在三国间自由流动，单位成本为1，一般劳动（如组装活动）用于M活动的投入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其边际成本为单位劳动。假定只有W国的企业才拥有生产差别产品的全部技术，除了满足自身市场需求外，还能够生产n种差别产品去满足E国和S国的市场需求，行业进入成本为F，进入一体化下各国的固定成本为，其中。此外，设H和y都是可贸易的，H的贸易运输成本为。
假设W国的国内市场需求完全由本国厂商提供，在两阶段生产条件下，国外市场的需求，上游活动在W国进行，下游活动即一般生产活动可在W国或E国或S国进行，在E国或S国进行第二阶段生产即为国际生产。故只需比较分析W国在海外进行生产所获得的总收益。
1、一体化的E国和S国在完全契约条件下W国进行国内生产
当两阶段活动均在W国国内进行时，假定上下游活动完全可以被第三方识别，双方关系受制于完全契约关系。由公式（1）和（2）得出Y行业在出清时，W国出口E国和S国的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为：
（3）
那么W国出口获得总的净利润为：
（4）
2、一体化的E国和S国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跨国生产
当W国把下游一般生产活动转移到E国或S国时即发生国际生产，由于生产活动的两阶段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第三方很难辨别H和M的质量好坏，故双方关系为不完全契约关系。
不完全契约条件下，H和M双方通过事后谈判机制对销售收入进行分成，然后各方据其预期收入确定各自最佳投入量。用表示上游生产H对东道国的谈判水平，若W国只在国进行国际生产，那么另一方M的谈判水平为（），纳什均衡实现时契约生产条件下的H和M的生产属于两个企业，外部期权为0，关系准租金为市场销售收入；FDI下H和M的生产在同一个企业内进行。仿Antras（2003），若H在解除与M的合约后仍能获得的最终产品（），其外部期权为乘以销售收入R，M的外部期权仍为0，关系准租金为（1-）乘以销售收入R。令表示在FDI和契约条件下H所获得收入的分成份额，且有。
(ⅰ)W国仅在一体化中的一国进行跨国生产（以在E国生产为例）
W国和E国面临的总销售收入为：
（5）
假设
W国在E国进行跨国生产，S国基于一体化协议选择从E国进口的成本为，低于S国从W国进口本产品的贸易成本，那么分别对[]和[]求一阶导数，得各方最佳投入水平为：
（6）
那么进行跨国生产时的均衡价格和产品在三个国家销售后的净利润为：
（7）
其中，．
（ⅱ）W国在一体化下的两国均进行跨国生产
三个国家面临的总的销售收入为：
（8）
上游活动方H对东道国E国和S国的谈判水平分别为、，假定W国首先选择与E国或W国签订跨国生产协议的可能性均为1/2，那么H方对最终产品的预期销售收入为，两个下游生产方（E国和S国）预期收入分别为、（推导详见附录），分别对、、求一阶导数，得最佳投入水平为：
（9）
那么市场均衡价格和总的净利润为：
（10）
同完全契约相比，不完全契约降低了各方的投入水平，提高了产品价格，但整体的收入和利润下降了。若H方可以通过事前转移条款获得更多利润，而M方只能得到较少利润，那么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H方仍能够通过选择合适的所有权结构使总的价值达到最大化，即存在一个使所有权结构最优。
四、经营利润最大化原则下东道国的供应模式选择
企业供应东道国市场的模式主要有出口、直接投资和契约生产，后两者称为寻求型国际生产。本文将后两者划分为一体化下的单国直接投资（单国以E国为例）、两国直接投资和单国契约生产、两国契约生产。
1、出口与国际生产——生产区位的选择，这里分为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出口与两国国际生产的比较，设其经营利润比值分别为、
（1）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
由公式（1）、（4）和（7）得
（11）
表示E国与S国市场规模的比值即。显然，时企业选择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所获得经营利润等值。当时W国的企业选择出口到一体化的两国；时选择在E国进行跨国生产，并出口到S国。
表示生产该产品的技术密集度，对公式（11）求的偏导有，求其反函数可以得到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经营利润相等时技术密集度的临界值: 。当W国工资和贸易成本及H的运输成本既定时，如果产品y的技术密集度，企业在W国生产出口到E和S国;如果，企业将在E国进行国际生产。
除了受到技术密集度的影响，企业对出口和国际生产选择时还考虑要素禀赋差异、贸易成本、交易成本、一体化的两国市场间的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由公式(11) 可知: 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即W国工资水平上升、最终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上升、中间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下降、一体化的两国间的贸易壁垒增加，均会导致经营利润比值降低、技术密集度临界值提高 ，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生产。同完全契约相比 ，契约不完全带来的交易成本导致技术密集度临界值下降 ，限制了国际生产的发展。当其他条件相同时 ，国际生产倾向于契约环境较完善的区位。
（2）出口与两国国际生产
由公式（1）、（4）和（10）得
（12）
=1表示企业在出口与两国国际生产时获得的经营利润等值，当时W国的企业选择出口到一体化的两国；时选择在E国和S国同时进行跨国生产。相对于单国国际生产，两国国际生产不会受到两国间的贸易壁垒影响，主要受技术密集度、要素禀赋差异、贸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影响，W国工资水平上升、最终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上升、中间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下降均会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生产。同理，存在，在最终产品贸易成本、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及工资保持不变时，若该产品的技术密集度，W国将选择在本国生产然后出口到E和S国；若，W国的企业将会选择在一体化下的E和S国进行国际生产。
因此，综合分析企业选择生产区位，可得出如下结果：当且时，W国企业会选择出口的方式，获取最大化的经营利润；时企业会选择一体化的两国国际生产，而在时企业更倾向于在一体化中的一国进行国际生产。
2、直接投资与契约生产——所有权结构的选择。在国际生产的条件下，一体化的单国直接投资与单国契约生产、两国直接投资与两国契约生产的经营利润比值为：
（13）
（14）
公式（14）中的，对公式（13）和（14）求的偏导有，，故存在临界值，当，时，上游活动方H对最终品的生产更为重要，技术含量更高 ，这样由H方去控制剩余索取权更为有利，可获得较高的事前效率，企业会直接投资于东道国；当， 时，使得下游活动方M在最终品生产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其讨价还价能力增强，H方会放弃对剩余权的控制， 选择契约生产。显然，同契约生产相比，FDI 要求企业具备较高的技术密集度。这也证明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推断:基于事前效率 ，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应赋予作出相对重要投资的一方。
3、综合比较分析
由公式 (11)可以分别得到出口与单国契约生产及出口与单国直接投资的临界技术密集度和，公式（12）可得出口与两国国契约生产及出口与两国直接投资的临界技术密集度及，通过和及的比较分析，可发现：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较低的行业， 且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不会产生直接投资。当时企业选择出口；当时企业选择契约生产。而在时必存在一个使得出口与两国契约生产获得的总经营利润相等，那么时企业选择出口，时企业选择在两国进行契约生产；同时，在时也会存在一个使得出口与在一国进行契约生产的总经营利润相等，故时企业会选择出口，时企业选择在一体化下的一国进行国际契约生产。
而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较高的行业，且，当且时企业会选择出口模式；在不考虑的前提下当时企业会选择在一体化中的一国进行直接投资；忽略的条件下当时企业选择在E和S国均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当存在及时企业会选择国际契约生产方式中国。
五、投资成本下企业组织模式及区位选择
在净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由于，不同供应模式的临界条件将因固定成本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发生变化。
1、一体化市场规模及固定成本下出口与国际生产模式比较，由公式（4）、（7）、(10) 、(11)和（12）可以得到临界条件下的市场规模分别为:
上述公式中，分别表示出口与单国契约生产、出口与单国直接投资在W国获得总的净利润相等时的一体化临界市场规模，，分别表示出口与两国契约生产、出口与两国直接投资在净利润相等时的一体化临界市场规模。显而易见，这两种不同市场供应模式的一体化临界市场规模与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当或时，W国企业选择出口；在且时企业会选择生产组织模式要视一体化市场规模而定：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只有在一体化下的总市场规模并且时企业才会选择国际契约生产，反之选择出口；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当时 ，企业在时选择单国契约生产， 时选择出口，在时企业时选择两国契约生产，下选择出口。
2、一体化市场规模及固定成本下契约生产与直接投资模式比较，由公式（4）、（7）、(10) 、（13）和（14）得出：
和分别表示单国直接投资与单国契约生产、两国直接投资与两国契约生产在净的总利润相等时的临界市场规模。显然，两种不同供应模式的临界市场规模也与其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当且时企业会选择在一体化下的一国或两国进行直接投资，而在，时企业选择跨国生产模式需要根据一体化市场规模的大小来确定：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时企业才会选择契约生产；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当时若企业会选择单国契约生产，若企业会选择两国契约生产；当时，若时企业在下选择在一体化下的一国进行直接投资，时选择两国国际契约生产，而时企业在下选择两国直接投资，在下选择一国契约生产或两国直接投资。
总之，在上游活动重要性的减弱、技术密集度降低的情况下，企业选择组织模式逐渐由出口、直接投资向契约生产过渡。同时，由于存在固定成本的差异，企业对较小的一体化市场更多地以出口方式为主，伴随一体化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契约生产和直接投资会逐渐替代出口方式。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国际生产特别是直接投资大多发生在投资成本较低、一体化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
六、总结
本文为研究在一体化下企业进行跨国生产或投资及区位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研究发现：（1）贸易障碍逐渐消除，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契约实施环境不断完善，都对推动企业进行国际生产有重要作用；（2）契约的不完全性会限制企业的国际化生产，但完善的契约环境有利于国际生产的进行；（3）一体化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契约生产和直接投资；（4）企业在一国或两国进行契约生产或直接投资主要取决于技术密集度，贸易成本，市场规模，一体化协议等因素。
因此，企业在一体化下进行投资不但需要政府相关政策扶持，也应采取积极的向上策略，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熟悉东道国参与的一体化经济体，从而选择最佳的组织模式“走出去”。
附录：由于存在“占先”优势，当W国与E国先签订合作协议（可能性为1/2）时，E国可获得的收入，剩下的销售收入再由W国和S国以谈判水平来分配，那么W国获得的收入最终为，S国所得销售收入为。同理，当W国与S国先签订合作协议（可能性为1/2）时，可以得到W国、E国和S国的收入分别为、、。这样可以得出三个国家的预期收入分别为：
，
，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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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技术进步,逆向技术溢出,国内研发,吸引外资,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金融危机下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额剧增，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一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仅依靠国内研发，还依靠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通过吸引外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口、技术引进等渠道溢出国外研发资本。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导向型对外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了母国技术水平，比如Chang和Kogut（1991年）通过研究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得出日本对美国投资是技术导向型的，发现日本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一般采取合资的形式，证实了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Braconeer（2002）研究证明瑞典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对瑞典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是瑞典本国的研发支出。Motta和Fosfuri运用古诺竞争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无特定优势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拉近与技术先进国家企业的距离，可以在技术外溢中获益。Branstetter(2006)利用专利数证明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外溢效应。
以上文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逆向技术溢出，但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尚不可知。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案例和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较少；变量选取片面，集中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国内研发投入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数据处理方法不正确，相同的数据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OFDI总数不能代表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因为OFDI包含资源导向型、市场寻求型等。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我国企业正积极尝试着“走出去”战略，收购国外知名企业以深入国外技术密集地吸取先进技术，我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能否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及我国的技术水平？促进作用有多大？是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还是鼓励跨国并购？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回答以上问题。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1、模型构建
假设技术进步是中性的，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得：Y=AKLS
其中Y表示某国在t时间的产出，A表示某国在t时间的技术水平，K、L、S分别代表某国在t时间的资本、劳动投入和知识资本，a、b、γ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知识资本的产出弹性。Y/KL为FTP（全要素生产率），FTP代表一国的技术水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a+b=1。
推导得出：L（Y/L）=LA+aL(K/L)+c
通过最小二乘法计算a、b值，带入全要素生产率即可得到FTP。
知识资本一方面由本国研发投入决定，另一方面由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决定，溢出国外研发资本的渠道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外资、技术引进，据此我们假设S=（S）（S）
把知识资本和TFP带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然后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TFP=p+jLR+jLFDI+jLOFDI+jLT+c
其中TFP表示技术进步水平，R代表t时期国内研发投入存量，FDI、OFDI、T分别代表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引进而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j、j、jj分别代表国内研发投入、引进外资、对外投资、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大小，p为截距项，c为尾数项。
建立模型来测算我国通过引进外资而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R=∑(R/GDP)*FDI其中R代表i国研发投入，GDP代表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FDI代表外商对我国的投资额。
通过对外投资而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为：R=∑(R/GDP)*OFDI其中R代表i国研发投入，GDP代表i国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OFDI代表我国对i国的直接投资额。
2、数据说明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Y由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基期折算而来，劳动力数量来自统计年鉴，资本存量使用以下公式推导得出：K=G/I+（1-v）*K其中G表示某一年内固定资本流量，I表示价格指数，V代表资本折旧率，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折旧率值为5%，K代表t-1期固定资本存量，K表示固定资本总额。选取1987~2009年的数据，用eviews6.0对此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
L（Y/L）=-1.28457+0.501021L(K/L)
（-26.2564）（9.3564）
R=0.987425SE=0.01932F=2010.541DW=1.58712
此模型拟合优度接近1说明构建的模型合理，T和F值都通过了检验，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结果有效。所以a=0.501，b=0.499，从而算出我国历年TFP，具体数据见下表：
全要素生产率和各解释变量数值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
国内研发投入（亿美元）
FDI溢出的研发资本（亿美元）
技术引进（亿美元）
OFDI溢出的研发研发（亿美元）
1987
0.27914
17.30
6.24617
7.14
0.86941
1988
0.29842
17.48
8.64834
7.06
1.13241
1989
0.30248
22.16
8.79416
7.59
1.03416
1990
0.29476
15.92
7.89106
8.64
1.06421
1991
0.30684
17.01
10.38162
10.18
1.36825
1992
0.34512
19.28
27.18621
12.95
1.64592
1993
0.36415
20.13
67.84625
15.84
1.82483
1994
0.39548
13.53
84.23116
28.62
1.84571
1995
0.42581
13.52
94.85743
34.18
2.07613
1996
0.42876
14.54
105.46213
32.64
2.41682
1997
0.45127
17.61
110.51034
26.43
2.62834
1998
0.46318
19.32
108.4525
25.95
2.69472
1999
0.47815
24.35
102.6428
25.16
3.18726
2000
0.49156
31.58
100.6258
30.25
3.41867
2001
0.51073
36.59
115.6204
30.43
18.5694
2002
0.51754
45.61
124.8576
48.92
21.76154
2003
0.54107
53.94
121.7684
50.41
24.31675
2004
0.56042
66.29
128.4041
46.82
28.41308
2005
0.57105
81.86
117.5106
34.28
32.34160
2006
0.58420
101.8
110.3415
38.54
34.45812
2007
0.60134
120.4
120.8431
42.85
40.28764
2008
0.75126
139.2
128.7541
50.61
71.98562
2009
0.83401
154.1
131.5783
关键词：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地方政府；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产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区位选择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C・P・金德贝格在70年代对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它是一种阐明当代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具有垄断优势的理论。此理论认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应从“垄断优势”着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论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他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又进行进一步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其指导作用，它促使企业领导层形成更全面的决策思想，用整体观念去考察与所有权、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上的失误。
2.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市场学派理论。据克拉维斯（Kravis，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其空间分布。凯夫斯（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成本的影响作用下降，产品的销售才是关键的问题。
3.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安哥多（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但如果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直接投资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4.以集聚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关键词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模型)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此时H-O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熔众说于一炉,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a.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b.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MRj＝βIjn﹢bj；
s.t.m﹤0,n﹤0,TR＝Ri﹢Rj,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bi≠bj,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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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
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环境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也密切关注环境质量变化。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Envie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说，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先增大后缩小的关系，即呈倒U型曲线关系，[1]。
环境竟次理论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对待环境政策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共地悲剧”的发生过程，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采取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国的工业失去竞争优势。因而，国家之间会竟相采取比他国更低的环境标准和次优的环境政策项目管理论文，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比没有国际经济竞争时更低的环境标准，从而加剧全球环境恶化。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在一国单方提高环境标准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和环境标准低的外国企业相比失去其竞争优势，从而使高环境标准国家的企业将生产转向低环境标准国家。若在实行不同环境政策强度和环境标准的国家间存在自由贸易，实行低环境政策强度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因外部性内部化的差异而使该国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相对要低。在该国进行生产时，其产品价格就会比在母国生产出同样产品的价格相应要低。因此，该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种由成本差异所产生的“拉力”会吸引国外的企业到该国安家落户。
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3)认为污染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运用的生产和污染消除技术通常比东道国本地的企业更先进和更有利于改善环境。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替代部分东道国同行业低效生产的企业， 则东道国的整个污染状况将有可能好转[2]。郭红燕和韩立岩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FDI存量与环境管制变量呈正相关，表明中国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现出 “污染避难所”效应 [3]。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东部和中部的FDI区域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长迅速。1979-1984年总计41.04亿美元，而后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8年923.95亿美元，1979-2008年累计达8526.13亿美元。2007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利用FDI所占比重分别为78.27%、15.30%。[4] 2008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为923.95亿美元， FDI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项目管理论文，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福建和辽宁，2008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的FDI的总额为543.7104亿美元。东部地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江苏为251.2亿美元、广东为191.27亿美元、辽宁为120.2亿美元，上海、浙江、福建分别为100.84亿美元、100.729亿美元、100.256亿美元（见图1-图3），江苏和广东占200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47.93%。中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和湖北。但2007年以来，安徽和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08年中部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河南为40.327亿美元、湖南为40.052亿美元、江西为36.037亿美元、安徽为34.9亿美元、湖北为32.45亿美元，中部五省占中国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的19.89%。
图1中国东部和中部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2中国东部十一省（市）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3中国中部八省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二）变量选取
考虑统计口径一致和数据的连续性，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万吨）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为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作为经济增长指标，此外，考虑国际贸易因素中污染的可输出性，用FDI作为污染的输出指标（万美元）。SO2、FS、FQ、GYYC、GYFC、GTCS、GTPF分别表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Y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项目管理论文，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省（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LNSO2、LNFS、LNFQ、LNGYYC、LNGYFC、LNGTCS、LNGTPF分别表示污染指标的自然对数，LNY、LNFDI分别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本文中东部十一个省（市）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辽宁、海南、山东、福建、河北、天津；中部八省为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龙江、吉林、河南。通过东部和中部的数据研究中国东部和中部省（市）FDI的对环境影响的差异。
（三）模型设定形式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具有截面、时序的两维特性，模型中参数在不同截面、时序样本点上是否相同，直接决定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根据截距向量和系数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形式。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样本数据适合上述哪种形式，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设有因变量与1×k维解释变量向量，满足线性关系：
，=1，2，…，N，=1项目管理论文，2，…，T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察时期总数，参数表示模型的常数项，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的k×1维系数向量，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设。采用F-test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H1:个体变量系数相等；H2:截距项和个体变量系数都相等。
如果H2被接受，则属于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混合估计；如果H2被拒绝，则检验假设H1，如果H1被接受，则属于变截距，否则属于变系数。变系数、变截距和混合估计的残差平方和分别为S1、S2、S3，面板个体数量为N，面板时间跨度为T，根据Wald定理在H2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2项目管理论文，在H1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1，其中：
～F[(N-1)(K+1)，N(T-K-1)]
～ F[(N-1)K，N(T-K-1)]
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2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假设H1。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1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1，用变系数模型拟合，反之，则用变截距模型拟合。
三、东部和中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相关数据，借助Eviews6.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七个环境污染指标分别进行回归。采用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 消除异方差，采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回归后的残差是平稳序列。回归结果见表1-表8
（一）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影响差异分析
表1 东部地区 LNFS、LNFQ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FS
LnFQ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α
24.7998(1.8722***)
49.3840(4.0923*)
-3.6806(-1.4613***)
-13.1905(-3.2263*)
0.4188(1.4567***)
1.3574 (2.9634*)
-0.0158(-1.4541***)
-0.0440 (-2.5825*)
AR(1)
0.9958(42.3684*)
0.8089 (24.7612*)
海南--LNFDI
0.1027(1.2365)
-8.0449
0.1302 (0.9513)
-3.7321
河北--LNFDI
-0.0088(-0.1280)
3.8736
0.0835 (1.1098)
0.0014
上海--LNFDI
0.0259(1.0531)
-15.5458
-0.1318(-0.9580)
1.1533
浙江--LNFDI
-0.0384(-0.5847)
10.5687
0.0745 (1.3692)
-0.4913
辽宁--LNFDI
-0.0835(-1.6476***)
-5.4319
0.0426(0.3272)
0.1718
广东--LNFDI
-0.0392(-0.3555)
6.3472
-0.0459 (-0.3756)
0.9825
北京--LNFDI
0.0135(0.3381)
-21.1233
-0.0295(-0.4951)
-0.8745
天津--LNFDI
-0.0078(-0.1072)
-5.6961
-0.0204(-0.1636)
-1.0105
江苏--LNFDI
-0.0415(-0.7790)
7.6127
-0.1504(-2.2292**)
2.7120
福建--LNFDI
-0.0955(-0.7093)
12.4942
-0.0186 (-0.2712)
-0.2444
山东--LNFDI
-0.0727(-2.1787*)
11.0165
0.0366 (0.7316)
0.3737
R2
0.9996
0.9985
F
21721.19
5607.094
D-W
2.2587
1.8888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1%的显著水平项目管理论文，**表示5%的显著水平，***表示10%显著水平，表7-表8同。
东部工业废水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倒N型关系。海南、上海、北京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产生正影响，但t统计量不显著。河北、浙江、辽宁、广东、天津、江苏、福建、山东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产生负影响，辽宁在10%的水平下显著，其他省（市）的t统计量不显著。辽宁的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废水排放量将减少0.0835个百分点。
东部工业废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倒N型关系。海南、河北、浙江、辽宁、山东的FDI对工业废气排放量产生正影响，但t统计量不显著。上海、广东、北京、天津、江苏、福建、山东的FDI对工业废气排放量产生负影响，江苏在5%的水平下显著。其他省（市）的t统计量不显著。江苏的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排放量将减少0.1504个百分点。
表2 中部地区LNFS、LNFQ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FS
LNFQ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α
16.6018(7.9671*)
11.6524(3.9031*)
-1.1320(-2.3466*)
-1.2244(-1.8624**)
0.0587(2.1385**)
0.0967(2.6877*)
AR(1)
0.7772(15.2270*)
0.8699(24.1079*)
湖南--LNFDI
-0.0333(-1.0065)
0.8689
0.0030(0.0929)
0.0309
山西--LNFDI
5.29E-05(0.0022)
-0.5998
-0.0116(-0.5248)
0.9869
吉林--LNFDI
0.0224(1.3361)
-0.8116
-0.0138(-0.8731)
-0.1019
安徽--LNFDI
0.0068(0.3212)
-0.1071
0.0848(2.0050**)
-0.5360
黑龙江--LNFDI
-0.0691(-1.3522)
0.4276
0.0047(0.1391)
-0.1447
河南--LNFDI
0.0396(1.6098***)
-0.0902
0.0587(1.1488)
-0.1023
江西--LNFDI
0.0148(0.4637)
-0.3718
0.0410(0.9293)
-0.7326
湖北--LNFDI
-0.0348(-0.7651)
0.8336
-0.0194(-0.4111)
0.6340
R2
0.9992
0.9985
F
11085.59
6243.136
D-W
1.6877
1.6591
中部地区工业废水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正U型关系。山西、吉林、安徽、河南、江西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产生正影响，山西、安徽在5%的水平下显著，河南和江西在1%的水平下显著，吉林的t统计量不显著，影响最大的河南为0.1444项目管理论文，其次是江西。湖南、黑龙江、湖北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产生负影响，黑龙江在1%的水平下显著，湖南和湖北的t统计量不显著。黑龙江的FDI每增加1%，工业废水排放量将减少0.1025%。
中部地区工业废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正U型关系。湖南、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的FDI对工业废气排放量产生正影响，湖南的t统计量不显著，湖北在5%的水平下显著，其他省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最大的河南为0.0819，其次是安徽。吉林、黑龙江的FDI对工业废气排放量产生负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最大的黑龙江为-0.1521，即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排放量将减少0.1521个百分点，其次是吉林。
（二）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影响差异分析
表3 东部地区LNGYYC、LNGYFC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GYYC
LNGYFC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α
32.7262(2.8164*)
52.9893(3.8847*)
-10.5024(-2.6944*)
-18.5026(-4.0342*)
1.2657(2.9653*)
2.2848(4.5435*)
-0.0505(-3.2386*)
-0.0927(-5.0305*)
AR(1)
0.4000(6.1657*)
0.3097(4.5813*)
海南--LNFDI
0.0477(0.3532)
-4.19200
-0.2814(-1.2742)
-0.4495
河北--LNFDI
-0.0335(-0.3842)
0.5242
0.0267(0.2515)
-0.0456
上海--LNFDI
-0.1521(-2.7826*)
0.5767
-0.2069(-2.4847*)
0.3125
浙江--LNFDI
-0.0627(-0.8102)
-0.0833
-0.0941(-0.9720)
0.6786
辽宁--LNFDI
-0.0934(-1.0676)
1.3496
-0.0855(-0.9936)
0.9432
广东--LNFDI
0.0402(0.4283)
-1.1402
-0.0525(-0.4761)
0.6557
北京--LNFDI
-0.2631(-2.2266**)
1.3044
0.1188(0.2863)
-2.7899
天津--LNFDI
0.0139(0.1345)
-1.7711
-0.2062(-3.3778*)
-0.2964
江苏--LNFDI
-0.1082(-2.3398**)
1.4371
-0.0810(-1.0884)
0.7549
福建--LNFDI
-0.0546(-0.6975)
-0.9522
-0.0017(-0.0179)
-0.8758
山东--LNFDI
-0.1649(-2.4789*)
2.2796
-0.0876(-1.2915)
1.1267
R2
0.9829
0.9773
F
487.359
326.259
D-W
2.0287
2.1269
东部地区工业烟尘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倒N型关系。海南、广东、天津的FDI对工业烟尘排放量产生正影响，但t统计量不显著。河北、上海、浙江、辽宁、北京、江苏、福建、山东的FDI对工业烟尘排放量产生负影响，上海、山东在1%的水平下显著项目管理论文，北京和江苏在5%的水平下显著，其他省（市）的t统计量不显著。影响最大的北京为-0.2631，即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量将减少0.2631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工业粉尘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倒N型关系。河北、北京的FDI对工业粉尘排放量产生正影响，但不显著。海南、上海、浙江、辽宁、广东、天津、江苏、福建、山东的FDI对工业废气排放量产生负影响，上海、天津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他省（市）t统计量不显著。影响最大的上海为-0.2069，即FDI每增加1%，工业粉尘排放量将减少0.2069%。
表4 中部地区LNGYYC、LNGYFC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GYYC
LNGYFC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α
42.0185(1.8447**)
89.1652(3.1244*)
-13.5462(-1.6467***)
-32.1750(-3.1544*)
1.6143(1.6440***)
3.9980(3.3162*)
-0.0636(-1.6339***)
-0.1632(-3.4480*)
AR(1)
0.3172(4.1467*)
0.4488(6.0984*)
湖南--LNFDI
-0.0019(-0.0419)
-0.8825
0.0495(0.6818)
-0.8836
山西--LNFDI
-0.0189(-0.3482)
-0.0711
0.0357(0.7816)
-0.8062
吉林--LNFDI
-0.1284(-3.0416*)
0.3904
-0.1267(-3.4817*)
-0.4546
安徽--LNFDI
-0.0772(-1.4121)
-0.3836
-0.0923(-1.5097)
0.1776
黑龙江--LNFDI
-0.2387(-3.8292*)
2.0898
-0.2454(-3.2349*)
1.0407
河南--LNFDI
0.0198(0.3755)
-0.5630
-0.0493(-0.7333)
0.2108
江西--LNFDI
-0.0365(-0.7702)
-1.0183
-0.0689(-1.2353)
-0.1311
湖北--LNFDI
-0.1321(-2.4864*)
0.3379
-0.1383(-2.3095*)
0.7561
R2
0.9486
0.8592
F
155.442
46.2631
D-W
1.9311
2.1184
中部地区工业烟尘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倒N型关系。中部8省FDI对工业烟尘排放量产生负影响，湖南、山西和河南的t统计量不显著，吉林、安徽、黑龙江、江西、湖北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最大的黑龙江为-0.2609，即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量将减少0.2609个百分点，其次是吉林项目管理论文，再其次是湖北。
中部工业粉尘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倒N型关系。中部8省的FDI对工业粉尘排放量都产生负影响，湖南、山西、河南、江西的t统计量不显著，吉林、安徽、黑龙江、湖北的t统计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最大的黑龙江为-0.3797，即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量将减少0.3797个百分点，其次是吉林，再其次是湖北。
（三）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影响差异分析
表5 东部地区LNGTCS、LNGTPF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GTCS
LNGTPF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α
63.4898(5.0320*)
8.7117(5.0309*)
-17.5778(-4.2654*)
-0.8248(-3.5953*)
1.7727(3.9784*)
-0.0581(-3.6181*)
AR(1)
0.8177(27.0287*)
0.5104(8.6360)
海南--LNFDI
0.2352(1.4884)
-4.4831
4.9656(3.7795*)
-49.2073
河北--LNFDI
0.2510(2.1371**)
-0.2996
0.2615(1.1668)
-0.3946
上海--LNFDI
-0.0111(-0.2948)
0.5235
2.3659(2.0572**)
-26.9802
浙江--LNFDI
0.1614(2.5550**)
-1.0426
-0.0413(-0.2534)
0.9621
辽宁--LNFDI
0.0401(0.6324)
1.9015
-0.6868(-1.5997***)
11.0885
广东--LNFDI
-0.0459(-0.3341)
1.7425
0.2184(0.6742)
-0.9511
北京--LNFDI
0.05877(1.4172***)
-0.7293
-0.7027(-2.0111**)
10.3680
天津--LNFDI
0.1134(1.4843***)
-1.7596
0.2503(0.4228)
-2.4523
江苏--LNFDI
0.0285(0.5063)
1.2896
0.3357(0.4981)
-2.2678
福建--LNFDI
0.0139(0.1094)
0.9179
-0.1359(-0.5610)
2.9014
山东--LNFDI
0.0754(0.5823)
1.2289
-0.7350(-3.1354*)
8.6788
R2
0.9988
0.8743
F
7269.704
53.5716
D-W
2.0843
1.8612
东部地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倒N型关系。海南、河北、浙江、辽宁、北京、天津、江苏、福建、山东的FDI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产生正影响，河北和浙江在5%的水平下显著，北京和天津在10%的水平下显著，其他省（市）的t统计量不显著。影响最大的河北为0.2510，其次是浙江，再其次天津。上海、广东的FDI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产生负影响，但都不显著。
东部地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递减型关系。海南、上海、广东、天津、江苏的FDI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产生正影响，海南在1%的水平下显著项目管理论文，上海在5%的水平下显著，与其他省（市）相比回归结果反差很大，其他省（市）t统计量不显著。浙江、辽宁、北京、福建、山东的FDI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产生负影响。辽宁在10%的水平下显著，北京在5%的水平下显著，山东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他省（市）t统计量不显著。影响最大的山东为-0.7350，即FDI每增加1%，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将减少-0.7650%。
表6 中部地区LNGTCS、LNGTPF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GTCS
LNGTPF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α
41.3077(3.8757*)
1991.625(1.8463*)
-11.3227(-2.9668*)
-941.7224(-1.8373**)
1.2302(2.7211*)
166.8861(1.8333**)
-0.0421(-2.3692*)
-13.0867(-1.8269**)
0.3829(1.8173**)
AR(1)
0.4372(6.4688*)
0.5462(7.7679*)
湖南--LNFDI
-0.0192(-0.6301)
-0.1254
0.1453(0.7240)
-3.5711
山西--LNFDI
0.0619(3.2135*)
-0.0267
0.1310(0.7933)
-1.5068
吉林--LNFDI
-0.0386(-2.2811**)
-0.3432
-0.1869(-1.3899)
-2.2181
安徽--LNFDI
0.0208(1.1657)
-0.2012
-1.0940(-3.7083*)
5.2815
黑龙江--LNFDI
-0.1889(-6.3619*)
1.8097
-0.9583(-1.7057***)
4.9852
河南--LNFDI
0.0880(4.0322*)
-0.9111
-0.3186(-1.6994***)
-0.2906
江西--LNFDI
0.0263(1.0920)
0.0630
-0.1247(-0.6319)
-1.8346
湖北--LNFDI
-0.0037(-0.2067)
-0.2943
-0.2196(-0.9938)
-0.5911
R2
0.9988
0.9100
F
7004.577
75.3401
D-W
1.8913
2.1274
中部地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倒N型关系。山西、安徽、河南、江西的FDI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产生正影响，安徽和江西的t统计量不显著，山西和河南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最大的山西为0.0698，其次是河南。 湖南、吉林、黑龙江、湖北的FDI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产生负影响，湖北的t统计量不显著，湖南、吉林、黑龙江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最大的黑龙江为-0.2256项目管理论文，即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将减少0.2256个百分点，其次是吉林。
中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四次曲线关系。湖南、山西的FDI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产生正影响，湖南的t统计量不显著，山西在10%的水平下显著。吉林、安徽、黑龙江、河南、江西、湖北的FDI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产生负影响，河南、江西在5%的水平下显著，湖北在10%的水平下显著，吉林、安徽、黑龙江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最大的黑龙江为-1.4849，即FDI每增加1%，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将减少1.4849%，其次是安徽，就FDI对工业固体排放量的影响来说，两省与其他省形成很大反差。
（四）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影响差异分析
表7 东部地区LNSO2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SO2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α
1.7784(10.4264*)
0.2475(7.8184*)
AR(1)
0.3621(5.9372*)
海南--LNFDI
0.3036(4.0824*)
-6.565940
河北--LNFDI
-0.0529(-2.2161**)
1.448053
上海--LNFDI
-0.1001(-3.0210*)
0.746609
浙江--LNFDI
-0.0234(-0.8374)
0.436150
辽宁--LNFDI
-0.0544(-0.9538)
1.100451
广东--LNFDI
0.1235(2.4580*)
-1.469815
北京--LNFDI
-0.2192(-3.0616*)
1.380896
天津--LNFDI
-0.0549(-0.8785)
-0.400097
江苏--LNFDI
-0.0603(-2.5470*)
1.401587
福建--LNFDI
0.0628(1.1849)
-1.772079
山东--LNFDI
-0.1212(-3.8939*)
2.635766
R2
0.9960
F
2306.281
D-W
2.1367
东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递增型关系。海南、广东、福建的FDI对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产生正影响，海南和广东在1%的水平下显著项目管理论文，福建的t统计量不显著。影响最大的海南为0.3036，其次是广东。河北、上海、浙江、辽宁、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的FDI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负影响，河北在5%的水平下显著，上海、北京、江苏和山东在1%的水平下显著，浙江、辽宁、天津和福建的t统计量不显著。影响最大的北京为-0.2192，即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将减少0.2192个百分点，其次是山东，再其次是上海。
表8 中部地区LNSO2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SO2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α
49.7283(2.7411*)
-16.4410(-2.5267*)
1.9236(2.4931*)
-0.0729(-2.3995*)
AR(1)
0.4471(6.3202*)
湖南--LNFDI
-0.0502(-1.6367***)
0.5336
山西--LNFDI
-0.0027(-0.0862)
0.3643
吉林--LNFDI
-0.0347(-1.1924)
-0.6959
安徽--LNFDI
-0.0331(-1.0058)
-0.1321
黑龙江--LNFDI
-0.0817(-1.8392**)
-0.0178
河南--LNFDI
0.0577(1.3970)
-0.4663
江西--LNFDI
-0.0021(-0.0525)
-0.5978
湖北--LNFDI
-0.1256(-3.4697*)
1.1308
R2
0.9859
F
591.498
D-W
2.0540
中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倒N型关系。山西、河南的FDI对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产生正影响，但t统计量不显著。湖南、吉林、安徽、黑龙江、江西、湖北的FDI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负影响，湖南、安徽、江西在5%的水平下显著，吉林、黑龙江、湖北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最大的湖北为-0.1255，即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将减少0.1255个百分点项目管理论文，其次是黑龙江，再其次是吉林。
从以上回归结果分析显示，东部十一省（市）的污染指标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大多呈现倒N型关系。相对来说，上海、北京、山东、江苏、天津和辽宁的FDI是“清洁”的。东部多数省（市）的FDI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粉尘、工业烟尘、工业二氧化硫产生负向影响，而多数省（市）的FDI对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产生正向影响。中部八省的污染指标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现正U型和倒N型关系，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出现四次曲线关系。中部地区FDI相对较“清洁”的是黑龙江、吉林和湖北。中部八省只有部分省的FDI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产生负向影响，即有利于环境改善，大部分省的FDI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产生正影响。
四、结论
东部地区的辽宁、山东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中部地区只有河南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东部地区江苏的FDI对工业废气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中部地区安徽的FDI对工业废气排放量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东部地区的上海、北京、江苏、山东的FDI对工业烟尘的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中部地区的吉林、黑龙江、湖北的FDI对工业烟尘的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上海、天津的FDI对工业粉尘的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中部地区的吉林、黑龙江、湖北的FDI对工业粉尘的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东部地区的河北、浙江、北京天津的FDI对工业固体产生量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中部的地区的吉林、黑龙江的FDI对工业固体产生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山西的FDI对工业固体产生量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东部地区的辽宁、北京、山东的FDI对工业固体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海南和上海的FDI对工业固体排放量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中部地区的安徽、黑龙江、河南的FDI对工业固体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东部地区的河北、上海、北京、江苏、山东的FDI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海南、广东的FDI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中部地区的湖南、黑龙江、湖北的FDI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东部地区FDI最“清洁”的是北京，其次是上海；中部地区FDI最“清洁”是黑龙江，其次是吉林。需进一步研究北京的FDI产业分布，借鉴经验调整中国FDI的区位和产业分布。东部和中部省（市）的FDI对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说，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的更清洁，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FDI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因而存在有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一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特征，但中国并未成为一个世界的“污染避难所”。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Krueger A.Environment Impacts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BER， [R] Working Paper，No3914，1991
[2]Eskeland，G.S.and Harrison，A.E.“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 Multinationals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ournal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70 (1)：1- 23.
关键词：中印相互投资 关联性
中印两国的相互投资的联系程度究竟如何，是否关系正常，是否有着宽广的合作。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中印两国相互投资的良好发展。
一、FDI集中度指标的引入
集中度指数用于表示双边FDI输出（入）的联系程度。以 i 国对j 国的输出集中度指数FDIij 为例，计算公式如下：
FDIij = （FDIOij / FDIOi） / [FDIIj /（FDIIW- FDIIi）] （O=Outflow， I=Inflow）
FDIij 是FDI 输出集中度指数，（FDIOij / FDIOi）是指i国总FDI 输出里向j国的投资所占比重，FDIIj /（FDIIW- FDIIi）是指除了i国的FDI输入额以外全世界FDI总输入中j国的输入所占的比重。该指数大于1时表示两国间的联系强度较高，相反，小于1时联系程度相对较弱。
二、中印FDI 输出集中度指标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2007年-2011年中国FDI输入量和输出量均大体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印度于2009年以后输入量和输出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数量又明显高于印度，同时呈稳定上升趋势。
表2和3的中印两国 FDI 输出集中度指标的数据显示，中印两国FDI输出集中度指数均远远低于1，说明两国相互间的直接投资联系程度和发展程度还很低，向对方国家的投资均不是本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部分，来自对方国家的FDI也均不是本国吸收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部分。
三、结论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总量和增幅大于印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总量和增幅，中印相互投资发展不平均。同时说明，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或障碍。而这些障碍除包括我国自身在对本国企业对外投资鼓励政策和企业对外投资实力不足、对国外市场环境不适应等主观原因外，主要还是来自于印度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和客观经济基础、条件及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阻碍。
参考文献：
[1]王春晓.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分析[J].投资分析，2008，（04）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历来是经济全球化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众多学者都对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在总结相关学者定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的理解，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以经营为目的，为了获得国外企业的控制权、国外的各种资源而进行的资本输出行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垄断优势理论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产生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如火如荼的年代，该理论认为对外投资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市场的不完全性主要是由规模经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以及国与国之间贸易壁垒等因素造成的。而通过垄断则可以带来市场垄断优势、生产垄断优势以及规模经济优势。该理论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跨国投资就是仅仅追求经营利润的固有看法，追求持续的垄断优势才是对外投资的最重要目的，该理论也因此成为了对外投资的基础理论之一。该理论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深入阐述了垄断优势在促进企业对外投资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该理论在解释产业转移方向，以及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投资方面还存在不足。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雷蒙德·弗农在其1966年所著《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该理论从侧面阐述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该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导入期、成长期、稳定期以及衰退期四个阶段，当产品处于导入期以及成长期时，产品呈现出典型的技术密集特征，拥有该产品生产技术的国家具有垄断优势，生产此种产品时基本不用考虑地理位置等影响产品成本的相关因素，生产商一般都采取用本国生产，出口国外的模式。当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稳定阶段时，产品的国内市场增长空间变得极为有限，拥有该产品生产技术的企业为了开拓新的市场就会选择技术转让或者国外建厂的方式来提升产品销量，这就会在客观上带来国际产业转移，但是这里所谈到的国际产业转移需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该国家或者该国家所在的区域范围内要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该地区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可以顺利的进行该产品的生产，三是在该地区进行生产要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当产品生命周期进入衰退阶段时，技术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产品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产品竞争优势的建立主要依赖于产品成本的降低，这就进一步的促进产业向具有更低生产成本的地区转移，在该地区生产的产品再被返销到技术输出国市场。该理论通过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到国际资本流动过程中，动态的分析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资本流动的促进作用，该理论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时机选择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却无法解释并不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同时也无法解释产品尚未进入稳定以及衰退期就进行产业转移的行为。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英国学者邓宁于1977年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产业转移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往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规模经济导致的优势，一是企业占有的无形资产带来的优势，这包括技术、品牌等方面。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凭借所有权优势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企业拥有内部化优势的原因在于外部市场的失效，主要原因是因为贸易壁垒、交易渠道不畅以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优势，投资国只能被动的加以接受或者利用区位优势而不能被改变区位优势。该理论认为产业转移要综合比较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这样才能带来充分发挥产业转移的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克服了传统对外投资理论只注重资本流动的不足，通过将区位选择、对外贸易、内部交易等几个方面结合起来，为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但是尽管该理论汲取了诸多有关产业转移理论的优点，但是却仅仅是从微观层面以及静态层面对产业转移进行研究，缺乏宏观以及动态的分析。
（四）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20世纪60年代，日本凭借强大的出口能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学者小岛清通过对日本的对外投资进行深入的研究，于1978年在其所著《对外直接投资》一书中系统的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产业转移应该从在国际在竞争中已经处于或者即将处于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通过这种模式进行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带来投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利于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形成双赢的局面。小岛清通过对比美国与日本对外投资的异同将产业转移的类型分为四种模式，即自然资源导向型、劳动力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型等四种类型，这种模型划分的依据还是基于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以及生产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当某一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上升时，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就会处于劣势，这时通过产业转移，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将是企业的明智选择。小岛清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日本已经成为丧失竞争优势的边际产业，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更易成为边际产业。小岛清的边际生产理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对产业转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产业转移的深层次原因。尽管该理论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产业转移的基本规律，但是该理论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该理论解释的时空范围并不具有普适应，仅仅是对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业转移的一个总结，不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逆贸易导向型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得外商投资的技术投入通过多种渠道溢出到我国经济中，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资本作为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方式，将对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产生长远影响。从中国经济的实现背景来看，经济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外商投资作用举足轻重，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广义而言，技术进步既可以依赖于自身研究、开发，也可以借助于对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外资在东道国的经济促进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金融业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跨国银行的进入和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仅违背了市场竞争规律，同时也必将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加剧国际摩擦。为实现既减少摩擦，充分发挥跨国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又保护本国银行业这一看似矛盾的目标，政策组合和互补已成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国银行进入我国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寻得良方。
二、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
国内外的理论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潜在经济发展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从哈罗德、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熊彼特与库兹涅兹的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到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进步，这些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FDI影响技术进步的渠道分析
我们知道，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渠道：作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外溢效应”影响技术效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在这里，对于分析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渠道，我们可以分为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影响技术进步以及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而间接影响技术进步这三个渠道。若FDI仅仅是“投资”或者仅仅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本质上说，它与国内资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们不再认为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外生的，在这个新的增长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投资”，其影响也不再局限于“资本积累”，它还通过该过程影响我国的技术效率。
三、FDI进入我国金融业的背景与现状分析
FDI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会直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根据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这种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国最终会向该经济体的长期稳态收敛，FDI对我国产出增长不会有持久影响。
（一）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对银行业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过程，其内容包括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流动、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金融市场的全球联动等，其主要表现有货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广泛扩展，不断改变着全球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从而对全球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产生强烈影响。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业大规模跨国并购浪潮，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夺市场，各国跨国银行都希望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单个银行的规模效益毕竟是有极限的，“超级寡头”之间的跨国并购成为了扩大银行规模的一条捷径。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创新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创新。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也为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所以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达到了空前规模。
2.经济开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依次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和先驱。
⑴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经济越开放，就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投资。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更能受到投资者得青睐，因为它能给投资者带去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个开放的经济往往也是一个更加有效率的经济，快速的生产，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费给外商带来极大利益，投资企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才更有利可图。这样，一个国家越开放的地区接受的外资以及由此产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经济开放的中东部地区，人民的思想和观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学习新鲜事物，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文化理念等等，并学以致用，用于自主创业以及创新之上，他们这无疑是一个新技术的良好孵化地。
⑷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人们的消费观念颇具全球化，更热衷于购买外商企业的产品。
⑸经济开放的地区政策比较明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商政关联比较紧密的国家，选择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能够让外资企业更好的经营，安心透明的经营。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现状分析
1.外资银行重点发展高技术产品
诸如开展高技术含量的网上银行、现金管理、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等产品，这样既可以规避物理网点较少的劣势，又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外资银行的长处不仅体现在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而且具有强大的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即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不同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最终产品，这是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2.从竞争到强调合作
在大举扩张的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经营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市场运作上，外资银行都强调同国内银行进行市场竞争。然而，入世至今，外资银行同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中资银行进行市场竞争时，在营业网点、客户资源和人文环境方面均存在劣势，因此现阶段外资银行的经营策略主要是强调同中资银行合作，以弥补其自身的劣势。
虽然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时间不短，但是他们对于本地客户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却拥有多年的客户交往关系和完备的客户信息。中国企业在与中资银行的长期合作中，已经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银企关系。同中资银行合作，外资银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资银行的客户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优势为客户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
3.充分发挥技术优势
外资银行的进入引入了新的技术和专业技能，从而增加了当地客户可获得的金融产品数量，因此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外资银行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优良的资产，还拥有发达的全球分支和客户网络，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内部风险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产品等。中间业务需要先进的网络硬件和软件系统作为技术保障，在技术支撑方面和全球覆盖面程度上，中资银行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在经营外汇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具备灵活的风险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务程序和较为宽松的担保条件。进入中国市场后，外资银行除了开展传统的优质服务外，还会大力推广和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服务。
（三）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分析
1.对中资银行客户营销模式的影响
尽管中资银行不断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并不断改进客户营销及服务水平，但与外资银行仍存在较大差距。从目前来看，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对“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的贯彻程度不够。
外资银行成熟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客户定位机制与中资银行粗放的客户分类方式形成对比。无论是在进入中国市场前还是在中国市场的经营过程中，外资银行均十分重视通过市场调查来了解客户需求，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锁定相应的目标客户，对特点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户往往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对于不属于其目标客户的群体则设置相应的服务门槛。中资银行在长期经营过程中虽然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客户基础，也开始着手搜集客户数据，但还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户细分和定位机制，导致对客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没有到位。
目前中资银行客户经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户经理培育阶段，致力于提高客户经理素质、改善与客户的沟通及加强对产品的熟悉程度等问题，而外资银行已经形成了客户经理培育的有效机制和运作体系，转而强调为客户经理提供强有力支撑的内部支持系统。
2.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约束机制
对国内企业来说，的确有些事情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有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大家也许都习以为常了。但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们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够促使我们加强管理，加快改进不足之处。他举例讲，建行的许多机构和网点，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购置的，当时并不要求有完备的产权手续。但是，要股改，首先产权就必须明晰，就要求必须完全按法律制度办事，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并且经过中介机构的确认。特别是在外资战略投资者详尽严格的尽职调查面前，有任何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迫使你必须尽快完善手续，改进管理，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对我们工作的标准提高了很多，对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这正好促使我们朝国际水准的商业银行方向去努力。
3.国际性金融风险
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就意味着金融资本项目的开放，那么中国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应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就要被动摇，金融发展中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加。二十多年来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国没有融入全球经济，我们的脚基本上还是踩在地上，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促使中国的银行彻底要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中国的银行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更强烈的影响，如果中国商业银行不能及时地提高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在未来一定时间，很可能会触到金融危机的“地雷”。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南美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本国政府缺少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外国金融投资者也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四、提升外资银行对华技术溢出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溢出效应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外资也加快了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步伐。本章以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实证和政策分析为基础，提出新时期促进外资银行技术溢出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的渠道有多种，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人力资本的积累都能间接地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弱。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一般来讲，劳动力素质越高，其学习和模仿能力越强。一部分接受过跨国公司培训的员工后来为当地企业雇用或者自办企业时，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更有可能把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成为推动当地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的外溢性，非竞争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吸收贸易溢出的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分享发达国家的R＆D成果，间接地提升了本国的全要素生长率。忽略人力资本会高估进口贸易溢出的R＆D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鼓励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增加企业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这是我国R&D活动结构能否得到改善的关键。政府应增加对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注重提高和增强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能力，鼓励和促进科研机构及高等学校与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务
由于研发机构都是资金密集型的运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务也是吸引外资研发机构落户的条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关金融机构，以国有投资或股份制投资形式，直接对外资企业的经济运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尽快设立各科技园区科技研发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条理，以扶持各园区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对外资项目的核心技术创新，可以在贷款利息、期限和还款方式上做一些优惠。第三，鼓励外资企业带动与其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产业的外资利用水平，促进金融机构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为外资项目的增加了融资渠道。
3.改善招商投资软环境，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
在政府职能人员的任命上，要严格把好关，减少和杜绝人情关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识、市场观念和开拓进取思想的人员;另一方面，要特别强化监督机制，规范行为，尽快从制度建设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从源头上转变观念，从机制上保证服务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应尽快对外界树立投资环境有钱可赚、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专业化的招商网站，宣传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行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介绍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项目资源和招商重要活动，宣传成功的投资典型。
4.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
加强R&D投入，要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改善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现有的科技投入基础上拓宽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国财政科技拨款不仅支持既D活动，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科技服务等非R&D性质的科技活动。显然，财政科技拨款的数量，尤其是用于R&D活动的比例，是影响R&D/GDP比值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应保持稳定、持续增长。政府应加强对重点科技项目转化为生产技术所需资金的支持，并通过资金的引导，推动企业在联合攻关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自身研究开发的实力，从而使企业成长为加速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企业科技投入也是影响R&D/GDP比值大小的关键性因素，而这又是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
(二)金融业层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极强、商业风险极大的活动,创新型企业又普遍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缺乏信用积累和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中筹措到大量资金。在此,唯有资本市场才能与创新活动结成互动关系。资本市场在筹集生产资金、改善企业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提供税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发展资本市场应该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策略。
1.加强企业对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
人才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金融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尊重人才，要制定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养体制。要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引进，从金融业层面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创造吸引人才的各种条件，比如从薪资、福利方面，金融业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灵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奖金”的模式，“奖金”的设定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和人才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计量标准和评价方式；从职位方面，金融业可以在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竞争机制，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二是引进人才的方式可以在与科研部门或高校联系合作中，发现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积极的从大企业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强对科技人员的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只有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金融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人才是基础，吸引人才是重点，用好人才是关键。要坚持把能力建设作为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主题。加大对人才工作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和各类教育事业，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要合理引进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科技人才一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选人用人机制。
2.拓展各大银行在中西部地区的脚步
可以对资金实力雄厚的，重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信誉良好、具有发展潜力的跨国企业提供低息大额贷款，以满足资金流动的需要。银行还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及特点，创新产品，整合产品组合，增强产品的适用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适应市场需求。要积极开展各种表内外授信和融资业务，引导企业由单纯贷款需求向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转变，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矛盾，实现与中小企业共存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安排有潜力的跨国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进行筹集资金，扩大企业的资金来源。
3.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发展金融创新。大力推广和发展基础产业债券，可转债，产业投资基金等等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作为企业融资的有效手段，解决企业从成立到生产，重研发投入到运用到生产过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及面临巨大的风险的大难题。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升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对我国金融业来说，来自FDI的技术溢出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一性质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有限性。我国金融业要充分利用这些有限的技术溢出，必须有足够好的学习意识和技术能力，这通常来自自主研发和革新的经验积累。因此，增加自主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意识，是内资企业提高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根本。
4.拓展业务领域，挖掘潜在市场和客户。
中小企业信贷和农村金融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市场。由于信息披露、资产规模等因素达不到要求，中小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筹得资金，也不能发行债券，因此比大企业更需要银行信贷.而农村金融具有贷款额度较小，当地信用文化、社会关系等对贷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点。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业务区域集中，对本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业和当地农村的情况，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务，因而具有显著优势。
5.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机会改善银行经营。
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的技术经验，这点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等形式的长期资本流动，因此我们应鼓励、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等中长期资本的流动。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既是对WTO有关协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其它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较低，也有助于扩大资本输入国的就业机会和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首先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适当放松境外投资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渐进的扩大开放范围。而对投机，套利等短期资本流动则应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场而言，国际资本流动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使得各国银行间的资金往来、信息交往更为密切，对促进银行创新、完善自身经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引导下，银行金融资本的流动还将推进银行的重组，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我们在选择引入外资方式时，必须慎重。
在保证不丧失控股权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战略引资都是以现金购买普通的股票股权方式实现的。但在国际上，大部分投资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债券，甚至是可转债等等。中国应增加投资工具种类，完善投资市场。另外，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服务对象以及国际化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区别对待，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6.利用监控功能对国家重点产业的进行融资支持
对某些产业实施适当的融资限制，避免重复建设。运用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各类分析报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则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平交易和竞争，起到资源优化的作用，同时又极大的促进了企业的进步与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尽完善和规范。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和发展。扩大市场规模，增加供给，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增加信息透明度，构筑金融信用等级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和规范各类金融中介。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六、小结
对FDI技术转移动因的研究表明，技术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术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始动力，而且在技术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术转移会引发我国国内技术转移的连续进行。但技术转移的顺利进行要求主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必须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将会制约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发挥。从技术转移的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利用FDI实行技术转移主要是基于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我国利用FDI获取技术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揽子性质。
由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与我国人力资本在跨国公司质量优化的程度以及企业间人力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前者主要受跨国公司经营阶段和研发战略的影响，后者主要与跨国公司和我国企业在薪酬福利、培训、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人力资本偏好有关。
由竞争所引发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通过“战略跟随”行为以及优于当地竞争对手的有利因素影响我国市场结构而产生的，FDI通过竞争对我国技术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技术示范、技术竞争和技术锁定效应的综合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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