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3 14:56: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汉语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他；你；我；他者意识
孤独是你我的裂变/裂变是黑色的沦陷/捉不住你的眼波/眼波从肩头滑过/
你我似飘忽的星体/星体在悄然地红移/生命已散成碎片/碎片零落在荒原/
愿你像黑洞般神秘/释放出无声的引力/再不要抽身远去/来吧让你我遭遇/
Oh,forgetHeandforgetShe/Itaketoyou,youtaketome/
这是我曾经写下的一首诗《我和你的商籁--读马丁·布伯哲学有感》[1]，它是有感于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2]的思想而发的：在他看来，"他"或"她"是一种与"我"对立的、疏远的、陌生的、异己的在者；只有化"他"为"你"，在"你-我"对话的情景里，我们才能返回到本真存在的"我"。这与另一位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的体悟一致，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深刻的揭示。但不幸的是，自从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来，这种"我-他"异在的生存处境就一直是人自身的一种基本的存在论事实。这个事实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意识中一再反映出来，西方世界最近的一个著名例证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而其实在中国，近代以来直至今日，我们津津乐道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就其以"中-西"文化二元对峙作为其全部立论的基本预设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我-他"异在的态度模式？西方人固然视我们为"他者"，而我们未尝不视他们为"他者"？所以，西方人固然需要反省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我们中国人又何尝不需要反省自己的某种"华夏中心主义"？然而很无奈，我这里仍然在区分"我们"和"他们"。可见我们自己的这种以异族为"他者"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并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古代汉语人称代词"你"、"我"、"他"的语义分析，反省我们自己的这种"他者"意识。
1．他：缺席的他者
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最明显地反映在第三人称"他"的用法上：我们用"他"来指称那个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在者"。谈到"他"时，我们心中常常是充满着疑惑、猜忌、甚至敌意的。跟对话中出场的"我"和"你"不同，"他"总是不在场的，我称之为"缺席的他者"。
在汉字中，"他"是一个后起的俗体字，最初写作"它"。最古的字书《说文解字》尚且没有"他"字，只有"它"字，段玉裁注："它，其字或叚（假）''''佗''''为之，又俗作''''他''''；经典多作''''它''''，犹言''''彼''''也。"徐灏笺注："古无''''他''''字，假''''它''''为之；后增''''人''''旁作''''佗''''，而隶变为''''他''''。"这里应注意的是：（1）"他"是"佗"的隶变俗体字，当出现于秦汉之际；（2）"佗"是"它"（作为代词）的假借字，也是后起的用法。[3]（3）"它"是"蛇"的古体字，这是众所周知的。《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弯曲）垂尾形。"《玉篇》："它，蛇也。"宋代罗泌《路史·疏仡纪·高阳》"四它卫之"，罗萍注作"四蛇卫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三·湖州府》说："杼山上有避它城，……盖古昏垫时民避蛇于此。"以上都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段玉裁和徐灏及许多人都把作为人称代词的"它"视为假借字，这就值得商榷了。在我看来，"它"字的意义从指称蛇虫到指代人物的演变，这并不是假借，而是词义的引申。
这要从上古的成语"无它"和"有它"谈起。《说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当时蛇多，所以人们见面时常相问：没有蛇吧？这相当于后世见面问候的套语：别来无恙？段玉裁注："相问''''无它''''，犹后人之''''不恙''''''''无恙''''也。"既然成为了一般见面问安的套语，则"它"的含义也就泛化了：不仅指蛇患，而且指一般的忧患，或如高亨先生所说的"意外之患"（详下）。进一步联系到当时部族之间战争频繁的事实，"它"在问候中更多地是指称的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例如《国语·周语下》谈到单子"能类"，并引《诗经·大雅·既醉》"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认为"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不出于它矣。"韦昭注："类，族也"；"它，它族也。""不出于它"即不出自外族。所以，"无它乎"的通常意思是问：没有外族来犯吧？相反，如遇外族侵犯，便是"有它"。对此，我们可以《周易》古经的"有它"为证。《周易》共有三处谈到"有它"，大抵均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转一是《比卦》初六爻辞："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指出："（《说文》"它"）''''重文作"蛇"''''。是古人称意外之患曰''''它''''。此爻云''''终来有它吉''''，大过九四''''有它吝''''，中孚初九''''有它不燕''''，义并同。殷墟卜辞亦有''''有它''''''''亡它''''[4]之文，义亦同。筮遇此爻，终有意外之患，而不足为患，故曰''''终来有它吉''''。"这里指出"意外之患"是对的，但还不够，未能说明何以"不足为患"而"吉"，这是因为高亨先生讲错了"来"字，以为虚词而无实义，于是"终来有它"就成了终于有它，可是这就应该导致"凶"，怎么能说明"吉"呢？实际上：其一，此"意外之患"乃指异族外患；其二，此"来"意思是"徕"，是使动用法"使之来"；"终来有它"是说终于招徕了异族，亦即通过诚信（孚）亲辅（比）的手段安抚了异族，故"吉"。
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爻的"终来有它"也就是卦辞的"不宁方来"，即亲徕了不安分的异邦（应提起注意的是，当时的一"邦"一"国"其实就是一个部族）。高先生自己解释"不宁方来"就谈得很好：
"不宁方来后夫凶"殆古代故事也。王夫之曰："''''不宁方''''谓不宁之方，犹《诗》言''''榦不庭方''''。"其说甚韪。宁，安也。方，犹邦也。《诗·荡》"覃及鬼方"，《抑》"用逷蛮方"，《常武》"徐方绎骚"，诸"方"字皆犹"邦"也。古金文亦或用"方"为"邦"义。"不宁方"谓不安静之邦，即好乱之邦也。……"不宁方来"谓不宁之邦来朝也。
显然，这里的"不宁方"即是"它"，"不宁方来"就是"终来有它"。"有它"（存在异己的外族）则凶，"终来有它"（亲徕了异族）则吉。所以《象传》解释《比卦》说："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这就是卦名"比"的意思，也是"终来有它"的意思。
二是《大过》九四爻辞："栋隆，吉；有它，吝。"高亨先生解释："栋高者室巨，室巨者家大，自是吉象；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有意外之患，则不易克服，如寇盗不来则已，来必徒众力伟，而难抵御也。"如上所说，所谓"寇盗"当指来犯的外族。当时部族之间经常互相侵袭，这在《周易》古经多有记载。这句爻辞的原意应该是说：筮得此爻，得吉；但是如遇外族来犯，则吝。此卦与《比卦》都是讲的通过"亲比"的手段安抚招徕异族的道理，不过具体途径不同：《比卦》似乎是用当时流行的盟会的方式，高亨先生解释《比卦》时便谈到了盟会的事实：
诸侯朝王，后至者诛，故曰"不宁方来后夫凶"。《国语·鲁语》："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竹书纪年》："帝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不宁方来后夫凶"疑即记禹杀防风氏之故事也。
而《大过》则是用的婚姻的方式，故爻辞说："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
三是《中孚》初九爻辞："有它，不燕。"字面的意思就是：有蛇，不安。高亨先生解释："燕，亦安也。……然则''''有它不燕''''者，有意外之患则不安也。"这一卦实际所记载的，就是一次外族来犯，所以，下面九二爻是一首饮酒誓师的歌谣："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接下来的六三爻，便是一首抗击外族侵犯的战斗歌谣："得敌，或鼓，或罢（同"鼙"），或泣，或歌。"笔者曾经指出："''''中孚''''，发自内心的诚信"；"从诗意看，''''鸣鹤在阴''''一节乃是战前誓师，取信于众，以求同仇敌忾，当为''''中孚''''之意的来源。"[5]值得一提的是，"有它不燕"帛书《周易》作"有它不宁"。宁即是安，联系到上文讨论的"不宁方"，这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此处的"有它不宁"显然就是"不宁方"的意思。这就是说，作"不燕"是指"我"不安，作"不宁"则指"它"不宁。但无论作何种解释，此卦都是记载的一次外族来犯的事实。
以上《周易》"有它"诸例表明，"它"总是指的异己的外族，亦即危险的他者。与"有它"相对的即"无它"，自然是指的没有意外之患，具体来说，就是没有外族的侵犯。
与此相关的，还有"非他"这种说法，指的是很亲近、对自己无二心的人。例如《仪礼·觐礼》，天子招见司空时说："非他。伯父实来，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将受之。"郑弦注："言''''非他''''者，亲之辞。"既称为"伯父"，即未视之为异己外族，故言"非他"，表示亲信。又《士昏礼》谈到婚礼过程当中约定见面的一个礼节，女方之父与其女婿的对话："主人对曰：''''某以得为外昏姻之数，请吾子之就宫，某将走见。''''对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对曰：''''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不敢固辞，敢不从？''''"郑弦注："非他故，弥亲之辞。""非他故"即"得以为外昏姻之故"，因为婚姻使得外姓变为同族，故言"非他"。这两例都涉及部族之间的关系。既然"非他"表示亲近关系，"他"或"它"当然就表示与此相反的疏离关系。这就表明，中国古代的他者意识是与族类意识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左传·成公四年》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意识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所谓"华夷之辨"，即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严格分别关于他者意识在"他"或"它"上的表现，我们还可讨论以下几点：
其一，一般来说，"他"或"它"当初并不是特定的人称代词，而是一般的远指代词，意思是"彼"（今所谓"那"），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段玉裁注《说文》："它……犹言''''彼''''也。"《正字通》："他，彼之称也。"《集韵·戈韵》："佗，彼之称。"这种"远指"的意味，蕴涵着一种疏远的态度，正是以他者为一种"异己"（alienated：异化、疏远）的在者的意思。"他"之为"彼"，含有两种意义：一是"物我"对待的"物"，一是"人我"对待的"人"（他人）。而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异己的在者。所以《玉篇》说："它，异也。"《吕览·贵生》注说："他犹异也。"因此，"他"总是被排斥在外的，这正如《国语·周语中》所说："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它；征于它，利乃外矣。"兄弟之间即使有怨，也是"非他"的关系，这里，"他"总是被"下罚场"了的，即是说，"他"决不在那种能够体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你我"对话的语境之中。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即便是出场为"你"，仍然不在这种语境之中，而至多是一种"在场的他者"。
其二，这种既指人、也指物的"它"或"他"，更多地是指的非人的物。所以，"他"或"它"常常被冠于物前，例如《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左传·隐公元年》"制，巌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史记·高祖本纪》"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等等，"他"或"它"都用以指物。因此，"他"或"它"之为"彼"，作为一种异己的在者，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非人"的含义。可见"他"或"它"兼指人与物，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人作为"他者"，与"物"无异。体现在部族关系上，在古代意识里，中原以外的都不是人，所以，那些氏族部落的名称往往都带一个"犭"旁或者"虫"旁，例如"狄"、"蛮"之类。四川的古称"蜀"是一种蠕虫，重庆的古称"巴"也是一条虫，可能是大蟒蛇。[6]当时有一个经常侵犯中原的部族，被称为"猃狁"，意思是长嘴狗。只有"我"亦即中国人才是人，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谈到"我"时再作讨论。
其三，以上两层观念都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的，他者乃是异己的在者；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则"他"或"它"乃是邪恶不正的东西。故《玉篇》讲："它，非也。"《礼记·檀弓下》："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郑弦注："他志，谓私心。"《大学》引《尚书·秦誓》语："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郑弦注："他技，异端之技也。"是说此臣专心善道而无异端邪术。《汉书·卫绾传》说："（因为卫绾）忠实无它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颜师古注："心肠之内无它恶。"所以扬雄《法言·问道》才说："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上文所说的古代成语"有它"和"无它"，也都有这种意味：无它则善则吉，有它则恶则凶。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突出的汉语现象：古人凡是谈到不在场、但自己尊敬的或者亲近的人时，是决不会用"它"或"他"相称的；反之，凡是谈到"他"或"它"或"彼"时，都是充满疑忌、警惕、甚至敌意的。
2．你：在场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古代汉语全套人称代词的语言游戏规则，以至第二人称"你"也蜕变成了一种"他"，区别仅仅在于："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同为他者，无论"他"还是"你"都是异己的在者："他"不是"你"的不在场，"你"反倒是"他"的在场。这就正如古诗所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7]这就是说，面对着"我"的"你"，心里却并没有"我"，因为"你"并不是本真的你，而只是"他"的出场而已，即便你我是在对话，你也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此刻的"你-我"仍如"他-我"一样，"尔为尔，我为我"[8]，仍然不能达到真诚的沟通，更谈不上"相视而笑，莫逆于心"[9]。"我"和"你"的关系本质上仍然不过是"我"和"他"的异在关系，这种疑忌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左传·成公元年》的那句著名的祈愿中："尔无我诈，我无尔虞！"这个祈愿正好反证了现实的"你我"关系只是"尔虞我诈"的关系。第二人称"你"字的出现较晚，是从"尔"、"汝"（古或作"女"，假借，读亦如"汝"）演变而来的。[10]《广韵·止韵》："你，汝也"；《语韵》："汝，尔也。"《集韵·语韵》："女，尔也。通作''''汝''''。""汝"本是水名，"女"本指女人，即它们作为人称代词都是假借字。汉语的用字，除第一人称外（讨论详下），第二、第三人称都是用的假借字，即都没有本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设想，"我"的观念的产生早于"你"和"他"的观念？[11]如其然，则根据下文对"我"的分析，似乎自我意识从其产生之际，就由于跟族类意识密不可分而已经异己化了？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个人是否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自我？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已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允许讨论的了。
作为人的存在的异己化的结果之一，"你"也染上了浓厚的他者意识的色彩。例如《广韵·止韵》："你，秦人呼傍人之称。"这里所谓的"傍人"（旁人），显然就是视"你"为异己者的意思："你"虽然在场，但只是本不在场的"他"的出场而已。"你"的这种他者意味，在用法上的表现，就是它往往不用于尊称、爱称，而只用于上对下、尊对卑之类的称呼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详见下文，这里我们仅以《晋书·国传六·后秦姚氏》里的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弋仲性狷直，人无贵贱皆''''汝''''之。"是说弋仲这个人性格很直率，不论贵贱之人，他都直呼以"你"。这种用法被注明"无贵贱"，即被视为一种不合礼仪的、即不符合语言游戏规则的用法，因为对尊贵的人是不能直呼"你"的。反过来说，"你"是对卑贱者的称谓，而卑贱者是"我"不应亲近、而应疏远的在者。
这种游戏规则与"它"一样，也跟族类意识有关，上文说到高亨先生解释《比卦》"不宁方"，作为上古成语又作"不宁侯"，对于这种异己的外族，他所引证的许多例子都称之为"汝"、"女"、"尔"、"若"：
《礼记·考工记》："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大戴礼·投壶篇》："鲁命弟子，辞曰：''''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白虎通·乡射篇》："礼，射祝曰：''''嗟尔不宁侯，尔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业，亢而射尔。''''"《说文》："侯，乡飨所射侯也。其祝曰：''''毋若不宁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仪礼·大射仪》"董侯道"郑注："尊者射之以威不宁侯，卑者射之以求为侯。"是"不宁侯"为古代成语。不宁之侯谓之"不宁侯"，不宁之邦谓之"不宁方"，其意一也。
但第二人称"尔"或"汝"的用法似乎经过一番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似乎正是人们丧失本真状态、亦即他者意识渗入第二人称的过程：它本来是可以通用的，那是一种本真的用法；后来才转变为专门用于上对下、尊对卑的称呼。《正字通》说：本来"我称人曰''''尔''''"；"古人臣称君皆曰''''尔''''。《诗·小雅·天保》称''''尔''''者九，《大雅·卷阿》称''''尔''''者十三；《书·伊训》、《太甲》称尔、汝亦肰（然）。"例如《诗经·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郑风·萚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由此可见，"你"与"我"本来是互为主体际对话者的，正如《诗经·皇矣》郑弦笺注："尔我，对谈之辞。"但是，后来却成了上对下、尊对卑的称谓，例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魏书·陈奇传》："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尔汝之"意为以"尔"或"汝"相称，以表示轻侮的意思。例如《孟子·尽心下》："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朱熹集注："盖''''尔汝''''，人所轻贱之称"；焦循正义："''''尔汝''''为尊于卑、上于下之通称。"其实，在人际关系的本真状态中，以"尔汝"相称本来是表示亲昵的，但在"你"的观念异己化之后，这种称呼反倒成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例如杜甫《赠郑虔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只是作为醉中"忘形"的结果，"你"才流露出本真性。又如韩愈《听颍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这是在"儿女"（男女）热恋中的"忘形"，此时才有"你"的本真性。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在"忘形"（忘却世俗）的情景下才能回复到本真的"你"。与此相应，作为指示代词的"尔"也从本来的近指之"此"（这）转变为远指之"彼"（那），即逐渐疏远化了。"尔"本近指，如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所说："尔犹此也。"近指之"尔"与"迩"（即近）相通，如《周礼·地官·肆长》所说："实相近者，相尔也。"此种近指之"尔"也作"汝"或者"女"，吴易莹《经词衍释》说："''''尔''''犹''''此''''也，《书》''''尔不啻不有尔土''''、《诗》''''既作尔歌''''是也。通作''''女''''''''汝''''。《诗》''''今尔下民''''，《孟子》引作''''今此下民''''，《左传》昭十二年''''子产过汝''''，十八年''''子产过女''''，皆言''''过此''''也。""尔"作近指，又常作"如此"讲，段玉裁注《说文》"尔"字："''''尔''''之言''''如此''''也。"《六书故·数》："''''如此''''之合为''''尔''''。"其中的"此"亦近指代词。但随着"你"的疏远化，"尔"后来就变为远指了，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七说："尔，犹彼也。""彼"即远指代词。例如《诗经·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此"此疆尔界"即"此疆彼界"。《世说新语·赏誉》："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这里的"尔夜"意为"那晚"。《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尔时居士种种说法，教化王孙，令往菴园。"这里的"尔时"意为"那时"。从近指向远指的演化，正反映出"你"的观念的疏远化（alienation）："你我"之间产生了"此疆尔界"的隔膜，"你"也变成了他者。
3．我：内在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不仅决定了"你"的、而且同样决定了"我"的语言游戏规则。如果说，尽管"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但对于"我"来说，它们同样都是外在的他者；那么，"我"就不过是一种内在的他者而已。换句话说，"我"不过是已经丧失了本我的存在状态，即是本我的异化形式。这里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但是实质内容不同：我所谓"本我"是指的本真的我，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本能。但在我看来，在中国古代的自我意识结构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结构之间，是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的："我"作为内在的他者，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是由两个方面相互渗透而成的：一方面是"本我"即本真的我；另一方面则是"超我"，它是作为外在的他者的"他"和"你"渗透于潜意识结构中的结果。《论语·学而》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亦即我反省我自身，就是用超我来监督自我。至于中国潜意识结构中的本我，则是需要我们加以发掘的--或许，这需要我们返回到"前轴心时代"去？
当然，汉语"我"这个概念的产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它代表着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自我意识，正如对"它"的意识一样，一开始就是与自身所属族类的存在相关的，亦即是与其他族类即"它"相区别对待而成立的。如前所述，古代的"它"跟部族之间的战争有关；而"我"亦然，《说文解字》解释"我"字："我，施身自谓也。……从戈、从千"[12]；"一曰：古''''杀''''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认为："契文''''我''''象兵器之形，以其柲似戈，故与''''戈''''同，非''''从戈''''也。卜辞均假为施身自谓之词。"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我"与作为武器的"戈"有密切关系。郑樵《通志·六书略二·会意》说："我也，戍、戚也，戊也，皆从''''戈''''，有杀伐之义。"例如《尚书·泰誓中》"我伐用张"，《孟子·滕文公下》即作"杀伐用张"，证明了"我"蕴涵着对于异族的杀气。
但我认为，把"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来用，这并不是文字的假借，而是意义的引申：持戈杀敌，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我"作为族类成员的首要职责，因而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部族敌人的意识相互关联的。我们在前文曾提到的《周易·中孚》那个例子就是一个明证：外族来犯之际的"有它，不燕"和本族投入战斗之前饮酒誓师的"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把"我""尔"和"有它"联系起来的。唯其如此，"我"经常被作为一个战争术语，表示敌我双方的一方。例如《左传·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汉书·李广传》："虏亦不得犯我。"这种充满着杀伐气、硝烟味的用法，至今依然，例如"我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关于这一点，段玉裁对《说文》"我"字的解释"施身自谓"的说明值得注意：
不但云"自谓"、而云"施身自谓"者，取施与（之义）……施读"施舍"之施，谓用己厕身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施者，旗貌也；引申为施舍者，取义于旗流下垂也。《释诂》……又曰："台、朕、赍、畀、卜、阳，予也。"……愚谓有我则必及人，故赍、畀、卜亦在"施身自谓"之内也。
这里有三点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一是"有我则必及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说过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他者的意识不可分割的。二是取"施与""施舍"之义，这就是说，这时一个人就必须舍弃那个纯粹本真的自我，亦即"施身"[13]。三是"用己厕身于众中"，这是"施身"的实际结果，就是使"我"同于在场的本族的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讲，这就是本真的自我的"沉沦"。
古代汉语"我"也作"吾"。"吾"为第一人称的本字而非假借，这在第一人称诸字中是唯一没有异议的。《说文》："吾，我自称也。"这个字从"口"，表示称呼。有意思的是，唐代刘威《遣怀寄欧阳秀才》诗："平生闲过日将日，欲老始知吾负吾。"这犹如著名的《明日歌》所说，日复一日地虚度年华，老来忽然悟出这是辜负了自己。这句诗实在可以做本文的标题：主格之"吾"辜负了宾格之"吾"，成为了后者的内在的他者，亦即本真之我的异化存在。可见主格作为主体意识的自我，并非本真的自我。[14]这与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的用法正好相反：主格之"吾"似乎是本真的自我，宾格之"我"似乎是内在的他者。[15]"丧我"便是克服异化的我，回复本真的我。如此说来，《论语·子罕》主张"毋我"，这与庄子的"丧我"可谓异曲同工。
但在我看来，对"吾"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法，其本义是防御之"御"，即与"我"字一样，都是武装防御的意思。许多古训均如此说，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广韵·模韵》都说："吾，御也。"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本字与经传通用字》里指出："《毛公鼎》云：''''以乃族干吾王身。''''徐同柏读''''吾''''为''''御''''，此以经传常用字读之也。"古典文献确有这种用法，例如《墨子·公输》："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孙诒让《墨子闲诂》解释说："''''吾''''当为''''圄''''之省。"其实无所谓"省"，《说文》明确指出："圄，守之也。从口。"此"圄"即守御、防御之"御"，也就是"吾"。汉代有官名"执金吾"，字面意思就是拿起武器防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说法："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续汉书·百官志四》对"执金吾"的解释也是："吾犹御也。"可见"吾"与"我"一样，都是抵御异族的意思。
这里的关键，从文字学上看，是如何理解"吾"字的从"口"。其实，此"口"应读为"围"，意思是"域"，意指部族据守的疆域，也就是"国"。"国"古字作"或"或"域"，也都从"口"，《说文》："国，邦也。从口、从或"；"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段玉裁注"国"字："古''''或''''、''''国''''同用"；又注"或"字："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他紧接着解释道：
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各守其守，不能不相疑，故孔子曰："''''或''''之者，疑之也。"[16]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口"而为"国"，又加"心"为"惑"。
这就是说，"或"既是"国""域"的古字，也是"惑"的古字。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各有其守"则"不能不相疑"，这正是以他族为异己的疑忌心态。所以，"吾"字的意义正体现在"口"上，它与"或""域""国""惑"诸字的意味完全一致。执戈为"我"，守国为"吾"，再次表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与族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先民这种自我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原之国的人，而我们知道，中原人自称为"夏"。从汉语古音学考察，"夏"与"我"是大有关系的：它们韵母的韵腹相同，都是/a/，声母的发音部位也是非常接近的，[17]按汉语词源学的规则，它们近乎所谓"一声之转"，因而很可能本是同源词，"夏"即"我"，"我"即"夏"。这个被用来作中国第一个朝代名的"夏"，其实是"人"的正面特写照，而"人"则是人的侧面照，"大"字是人的正面远景照。所以《说文》指出："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大，象人形。"作为自我意识的高度张扬，正如《说文》引用老子的话说，中国人亦即"我"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出人意表的是，今日方言"俺"字的出现也很早，其意义也是"大"，《说文》："俺，大也。从人，奄声。"而这个自大的"人"就是"中国之人"，也就是"夏"，也就是"我"。这也再次表明，自我首先是作为部族成员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似乎一开始就是一个内在的他者。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问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是否可以找到某种未曾受到这种他者意识的染污的、本真的"你-我"关系意识？孟子所讲的"放失"了的"本心"，是否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8]如果"诚"就是"真"，那么返回到那种"诚"的"我"，是否就是复归于真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应忘记了：即便我们确曾拥有本真的我，这种本真的我毕竟是失落得太久了。在我们的传统中，积淀了太多的他者意识，这种源远流长的他者意识，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的观念。我们知道，类似的情形在西方也一样存在。这实在是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困窘当中的一个最深层次的困境，问题在于：我们的孔之"仁"、孟之"诚"，老之"朴"、庄之"真"，是否足以对治这种他者意识？当然，这是应该另文讨论的问题了。
注释：
1、此诗作于1997年。“商籁”取其双关：既是“商籁体”（Sonnet）亦即十四行诗之意，也是对马丁·布伯的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我”和“你”本来是可以“商量”、对话、沟通的（“商”），这是人的本真的、如“天籁”一般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存在状态（“籁”）。
2、马丁·布伯（MartinBuber,1878—1965），犹太教哈西德派神学家，代表作《我和你》（1923）开创“对话”哲学，主张“人神对话”。本文对他的“对话”理论的理解有所不同，主张非神学化的人际对话，这就是胡塞尔以及存在主义倡导的“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对话主张。
3、“佗”本义是“负荷”的意思，即“驮”的古字。《说文》：“佗，负何（荷）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佗，俗作驼、作驮。”
4、此“亡”即“无”之意，“亡它”即是“无它”。
5、详见拙著《易经古歌考释》，第274-275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6、《说文解字》：“蜀，葵中虫也”；“巴，虫也，或曰食象蛇。”
7、《诗经·郑风·褰裳》。
8、《孟子·梁惠王下》、《公孙丑上》。
9、《庄子·大宗师》。
10、段玉裁注《说文》“尔”字：“‘尔’……后世多以‘爾’字为之”；“古书‘尔’字，浅人多改为‘爾’。”本文不作“尔”“爾”的区分，以便用简化字排版。
11、因为上文讨论的“它”作为代词，最初只是指的异族，而非人称。
12、《说文》认为：“千，或说古‘垂’字。”但我怀疑这个“千”乃是“禾”的省写，“我”的本义可能是持戈守禾，就是武装守土，防止外族争夺、抢劫粮食。
13、“身”表自身、自我，这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常例。
14、在西方语言里，主格、主语和主体是同一个词subject，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本真的我。
15、可见这些不同的用法似乎并不具有语法形态的意义，因为，根据古典文献的语料，在同一个时代，它们往往都可以充当主格、宾格和领格。
16、见《易·乾文言》。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发展,研究,综述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
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2 ― 0160 ― 02
古代汉语课程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阅读古籍能力，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然而，由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理论性较强，距离今天时间久远，内容比较枯燥，教师教学困难，学习不愿意学，教学课堂死板成为目前古代汉语教学的普遍状况。尤其是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古代汉语教学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一、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1.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普遍使用的是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采用繁体字，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文选中所选文章都是有代表性的历史名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全书注音、释义准确，成为大多数高校首选的古代汉语教材，但是由于教材是1962年出版的，使用年代较长，教材修订相对比较滞后，文选部分与中学教材重复部分较多，如《左传》的《段于鄢》《烛之武退秦师》等篇，学生在中学阶段已学过。文选中有些字词注释较模糊，通论部分有些难理解的概念如古今字、异体字的讲解也较少，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近年来教材对新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知识相对陈旧。
2.课堂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枯燥，从目前教学情况来看，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的讲解多是逐字逐句讲解，字词解释都是根据各种参考书的解释，古汉语通论部分纯理论的讲解更为枯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兴趣不大，觉得教学内容枯燥，古汉语的术语难以理解，对繁体字书写的课本产生畏难情绪，感到沉闷、乏味，久而久之就产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厌倦感，加上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学生认为古代汉语实用性不强，远离现实生活，对今后就业关系不大，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古代汉语存在的价值充满怀疑。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古代汉语目前的教学方法主要采取“满堂灌”的填鸭式授课方式，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忽视课外学习的作用。虽然教学手段上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也不过是课堂内容是从板书到PPT的转变，与传统的授课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学生只是在把PPT拍下来，考试前再突击学习，课堂教学中缺乏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和探讨。学生的上课积极性不高。
4.学校不够重视。在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一些高校单纯重视学科的应用，将传统的语言类课程逐渐削减，甚至取消了《语言学史》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古代汉语的课时量也逐渐减少，这与古代汉语课程的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极不相称。
二、提升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的策略
针对古代汉语课程尴尬的处境和学生学习的现状，面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的需求，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需要进行重新调整，教学工作要改变当前的传统的填鸭式授课方式，应转移为注重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应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以及语言的理解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针对目前的教学现状，提出以下改革的策略。
1.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教学计划，要突显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的地位，同时教学计划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文应用能力。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要针对教学大纲进行合理的拓展和补充，教学过程中可将文选、通论相结合，分章节教学，课程讲解中要注重与现代语言生活相贴近，教材所选文选篇目较多，教师可重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中小学教材学过的篇目可不再讲解，教师未讲的篇目可作为课堂作业布置给学生。
在讲文选部分时，可以将古代文史知识融入文选部分的教学中，从字词的讲解扩展到对古代的思想文化的讲解上，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讲好字词，又要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结合起，利于学生理解，将生涩难懂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引入相关历史背景知识和文化地理知识，提高学生的兴趣。如《论语？公冶长》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就可以讲解古代的车马的称谓，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两匹马拉的车称为骈，三匹马拉的车称为骖，四匹马拉的车称为驷，古人乘车以左为尊。《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这不在于说他有四千匹马，而在于说他有一千乘车。
通论部分的教学内容包括词汇、语法、诗词格律以及常用的字词典等内容，内容较广，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整理，在语法教学如“判断句”、“否定句”、“疑问句”的讲解时可注重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规律。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提高古今贯通的能力，密切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培养学生运用古汉语的知识解决现代汉语中遇到的问题，现代汉语也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
2.在古汉语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利用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建议配合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使教学内容更形象丰富，在教学方法上，要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等，在课堂中提高学生主动参与性，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在课堂中，教师可以提出某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者布置一些小论文让学生在课堂外完成。如在讲解古今感彩的不同的几种情况时，教师可以先举例让学生说明一些字词各自古今的含义，然后再让学生来归纳古今感彩的变化有哪几种情况。
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缓解古代汉语课的枯燥、乏味，增强古代汉语课程的趣味性，可以将相关的背景资料和知识点通过PPT展示给学习，扩充教学内容，节约大量板书的时间，通过一些有趣的背景图片和视频，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如在讲解《战国策》的有关篇目时，就可向学生展示出自《战国策》的一些成语的图片，如“亡羊补牢”，“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如在讲汉字形体的演变时，举例讲解“行”字时，依次展示出“行”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等古文字形的图片，使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出“行”字的演变，加深学生对古文字的印象，避免了教师讲解的含混不清及板书的不准确，节约了课堂时间，也使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教会如何利用网络查询资料，如可通过《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查询字词义，可通过“汉字字源”网查询6552个常用汉字的的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各种形体，教师也可在课堂中进行在线演示。
3.加强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古代汉语课程理论性较强，现有的教学内容没有体现出文化应用的内容，因此应充分考虑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重新思考古代汉语的课程结构，根据各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及时引进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新颖性，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来，突出课程的实践。
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为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关注古代汉语的现实价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可突出古代汉语的应用功能，将古代汉语的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合，如对于毕业后有意考公务员和从事文秘工作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读名家名篇，提高写作技巧；对于想考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同学，可鼓励学生对古代汉语进行深入透彻的学习，并多阅读古汉语其它的教材和相关的参考书籍，如《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中国语言学史》等；对于有志于做中小学教师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阅读并熟悉文献，掌握中小学古汉语中常用的文论知识，熟练使用《古汉语词典》《辞源》等工具书，并可选择一些中小学课本的古文文章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并备课，形成教案，并让学生在课堂上讲解，这个环节对学生的能力提升作用很大。
4.加强高等学校教师古代汉语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古汉语教学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很多高等学校古代汉语专业的教师毕业后很少再进行古代汉语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很多教师自身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相关知识理解得不透彻，在讲解时难以向学生阐述清楚，学生自然就感到晦涩、枯燥，难学。因此，应加强对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师队伍的培养，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注意平时的积累学习，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对古代汉语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学习，以及古代汉语教学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能够掌握古汉语的新动态、新现象，并能将现代化教学元素和传统相结合并运用到教学中，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应注重自身的科研能力的培养，通过科研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5.在考核中，传统的“古代汉语”课程的考察是单一的期末考试制度，无法体现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新的形势下，需要探索新的考核模式，考核命题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考试内容要反映大纲规定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并要反映课程的主要内容，要体现学生对课程掌握和古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考试的类型可包括多种形式，如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平时作业等多种方式，考试内容应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可建立包括课堂回答问题和课堂讨论情况，平时作业、考勤制度和考试相结合的考核制度，把期末考试的一次考核变为多次考核，记分方式为百分制，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其中平时作业和课堂提问讨论情况占平时成绩的20%，考勤占平时成绩的10%，平时的各单元部分的考核成绩总共占总成绩的70%，这样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课堂内容，也能促进学生对平时上课的重视，最终有效地促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
〔参 考 文 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赵红.应用型专业古汉语课程的教学思考〔J〕.文教资料，2013，（24）.
1.一本《古代汉语词典》。方便查询古代汉语实词。
2.古代文化常识检索。方便查询古代地名、官名、天气名称等。
3.古代官职变迁常用词表。
4.古代人称代词表。
4.高职类语文高考必须掌握的15个虚词表。
5.在笔记本上摘抄掌握得不够好的实词和典型文言句式。
二、培养文言文人物传记阅读意识阶段
以《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自然段为例进行讲解。
1.指导学生初步阅读《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自然段,用小横线划出里面不需要翻译的固定名词(人名、地名、官名等)。
2.再次阅读《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自然段,用小双线划出里面的虚词。
3.第三次阅读《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自然段,用小斜线划出单音节词。
及/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居/麾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4.小结
人物传记类文言文阅读题的文段一般都能按照以上三个顺序进行解读,划小横线的固定名词和划小双线的虚词在阅读的时候可以不译。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除固定名词和虚词以外的实词上,尤其要注意古代汉语中实词多是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这一阶段可以按照上述方法多划几个文段,不必翻译。方法熟悉了以后,不必严格按照初步阅读、再次阅读和第三次阅读的顺序训练,学生可以通过一次阅读同时完成三次阅读的内容。
三、文言文人物传记阅读知识积累阶段
1.按照上面的三个步骤指导学生阅读其它文言文人物传记8到10篇,用笔记本摘录经常出现的虚词、固定词组并查字典解释其意义。
2.完成以上阅读训练之后,可以开始对学生进行文言文翻译训练。强调尽量把单音节实词翻译成两个字的现代汉语词语。每个句子翻译完词语以后再进行词语组合,调整语序,添加连词,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在翻译训练中,必须让学生达成共识,即不必过于追求每个词语的准确性,而应当建立整体观,大致了解文段意思即可。用笔记本摘录文段中经常出现的实词并查字典解释其意义,摘录经常出现的文言句式归类并进行总结。
四、文言文阅读解题实战
在完成了以上准备之后,学生可以开始做文言文阅读题进行实战训练。
高职类高考语文文言文阅读题一般设四个客观题和一个文言文翻译题,其中客观题的第一个小题一般考查文言文实词,第二个小题一般考查文言文虚词,第三个小题一般考查文言句式或对文段内容的理解,第四个小题考查理解和把握文段的中心思想。
在这个阶段的实战训练中,要求学生在阅读文段之前首先阅读该题目的第四个小题。如果第三个小题是理解文段内容,学生还必须在阅读完第三个小题的选项之后才开始阅读文段。文段阅读完成以后再次阅读第四个小题并完成它。第四个小题的选项通常是对全文每个段落的主要内容的概括,对学生掌握文段意思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可以完成其它三个小题,尽量在文段里找出选项的出处,联系前后文寻找答案。做好四个选择题,翻译文段也就水到渠成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一般能在选择题中拿到6到9分,翻译题中拿到3到7分。
如果时间允许,在做题的过程中能辅以学生对文言文文段的朗读,培养出充分的文言文语感,做题效果会更好。
一、“字”在中文表达理解中的核心作用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句法的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对“字”和“句”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字”和“句”中间,完全没有“词”的位置。即无须“词”的转换,汉字天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语言单位。而“词”这个观念,在汉语中原来是一种文学样式,是将诗文配上曲调加以演唱的形式。“词”的word含义,是由翻译外来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中文的概念。在现代汉语的分析范畴中,“单音词”和“字”对应,两者并无冲突。“双音词”把两个字的较为稳定的组合视为一个基本单位,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单个汉字字义丰富,却不够明确。虽然中文高度依赖语境,但当我们仅仅指称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称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个基本条件。中文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称,其方法就是将有限的汉字灵活组合,产生新的组合义,从而创新了语汇。由此,新的组合义(1+1>2或1+1≠2的组合义),是双字组结构“合法性”即“词化”的必要条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两者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组合义)。其次,中文的表达喜好单双音节交错的节律,因此新的概念的产生,即字的组合和“意会”,大都发生在一个稳定的双字组范围内。甚至即使在意义上是1+1=2的字组,也会因双音化而“凝固”起来,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前者如“然则”,王力分析说:“‘然’是‘如此’,‘则’是‘那么’,‘然则’本来是两个词,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来由于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就凝固起来,成为一个连词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所以’这个仂语,在古代汉语里是最常见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组,其组合不惜以意义的冗余去凑足一个双音节。例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偏义复词”,诸如用“吉凶”指“凶”,用“国家”指“国”。“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实指“入”;“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出入”实指“出”。又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涕泪”同义,“诛杀”同义,“忧虞”同义,“愿望”同义,“爱怜”同义。“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输》)的“既已”、“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组合。在汉语史的发展中,基本表达单位的双音节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即使受双音化的影响,汉语的“双音词”仍然与欧洲语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关键在于汉语的双音组合是“字”组,汉字在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这就造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世纪纠结:当两个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哪些组合是“word”,哪些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断为“词”的字组,只要提供合适的语境,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独立表意,由此形成汉语表达中十分独特的“组义分合二重性”。经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则为“很”,分则为“不寻常”;又如“半天”,合则为“好久”,分则为“白天的一半”。汉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个成熟的组合中都潜藏着很大的游离性,这种游离性甚至能转换结构的性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动宾强势转换”。例如,联合结构“唱歌”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唱了一个歌”),联合结构“睡觉”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睡好觉”),偏正结构“小便”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小便小不出来”),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连绵词、音译词也难挡汉字的游离,连绵词“慷慨”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慷他人之慨”),音译词“幽默”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幽他一默”)。这一因汉字特点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扩展就成为汉语表达中习以为常的“结构重新分析”。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音韵节律的基点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櫆《论文偶记》)汉语的表达,天然讲究对称与和谐。这种讲究,在口语中粗放地表现为单双音节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规律,必须推敲书面语中每一个字的音韵表现,所谓“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字正”才能“腔圆”,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意义的基点也是“字”。汉语是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语言。汉语的说话人奉行“听话人负责”的言说策略,对听话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汉语句子的建构讲究“人详我略”。句子的意义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会,这样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个一个的意义支点,在多方意会中灵活地组合起来,字义成为句义乃至篇章之义的基础。汉语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间”展开,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的意义格局。这样一个特点,造成了中文简洁凝练、灵活自由的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唐诗和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正如张新所说:“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汉字的凝练是中国文学充满诗意、中国人的思维充满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重要原因。中国语文研究传统高度评价“字”在汉语结构的组织和理解中作为基本要素的功用。刘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刘勰)强调‘因字而生句’,这是同西方形态语言的因‘框架’(形态配合关系)而生句完全异质的一种组织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统小,以虚摄实,是先有句法关系模式,然后在这个图式内的各条‘透视线’上刻意经营。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体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组大,散点经营,以流程见局势。这是一种动态的时间流造句。刘勰所谓‘正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
当然,就汉语句子的格局而言,仅仅有字的立足点还是不够的,字的运用必须和“气”联系起来,并且浑然一体,形成句读段,才能产生强大的铺排延宕能力,使汉语的思维和表达流动起来,在语境的观照下形成生发语义的整体(这一点,正是后来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语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气”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节律的组合。汪曾祺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作为汉字书面语的诗歌和小说,用口语朗诵,甚至配乐朗诵,听上去就像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因为离开了汉字视觉,会损伤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为例,指出:“这写得很美。但是听朗诵的都是识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诗的素养的,他们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如果叫一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学素养的普通农民来听,大概不会感受到那样的意境,那样浓厚的诗意。‘老妪都解’不难,叫老妪都能欣赏就不那么容易。‘离离原上草’,老妪未必都能击节。”因此,汉字书面语的阅读效果比耳听更好。与其听书,“不若直接看书痛快。”
关键词：《现代汉语》 课程改革 网络
《现代汉语》是目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接触的第一门语言学课程。廖序东先生把它定位为高等学校中文系的“三基”课，即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于一体的课程。[2]它既不像《古代汉语》那样有很强的工具性，又不像《语言学概论》那样有很强的理论性，但它兼有工具性和理论性的特点，同时还强调一定的实践性。因此，它是一门兼有工具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特点的课程。《现代汉语》学好与否直接关联到后续的语言学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有直接影响。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把《现代汉语》上好，凸显《现代汉语》的特点，是每个《现代汉语》一线教师一直关注和探讨的问题。随着新媒体时代的逐渐深入，在网络文化和网络语言盛行的背景下，如何让学生的语言能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对《现代汉语》课程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汉语》课程改革势在必行，也刻不容缓。
一.《现代汉语》课程的两难境地
《现代汉语》是大学第一学期开设的语言学课程，它既是中学语文的延伸和拓展，又是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所有与文字相关的工作都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但就是这样一门处于节点的课程，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准确地课程定位，所以导致它缺乏自身特色，好像跟什么课程都有关系，但又说不上有什么具体关系。它既不能与中学语文很好地过渡衔接，又很难为其他语言学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现代汉语》的教学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教学的实际效果与人们所期望的目标有着相当的距离”。[3]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课程定位不明确。《现代汉语》是基础课程，但长期以来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学生，都认为凡是跟语文有关的知识、理论和技能都可以在这门课中获得，以至于《现代汉语》课程有太多太杂的任务。而要在有限的学时内完成这些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技能的培养。因此《现代汉语》一线教师就选择了“先打基础后实践”的教学方针，但《现代汉语》的教学内容又过于庞杂，教师在讲解理论知识时还要兼顾实践教学，为了能有时间从事实践教学，教师只能快速讲解理论知识，结果在讲完理论知识时，学时也基本用完，几乎没有时间完成实践教学任务，从而导致学生学的时候一知半解，用的时候手足无措，这就造成了《现代汉语》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的局面。而学生则将《现代汉语》等同于《语文》，他们认为自己从小就学习《语文》，学习《现代汉语》是在浪费时间，从而轻视这门课程的学习，但在学过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这门课程的学习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理论性过强，加上实践环节太少，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又不知如何解决。而语言能力的最终实现是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可学生的表现差强人意，这就导致部分教育管理者和学习者存在学《现代汉语》用处不大的思想，从而出现《现代汉语》课时量缩减的现象，这势必会引起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现代汉语》的基础性决定了它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重要地位，但它的的教学效果又使人们对它的重要性产生质疑，这就使得《现代汉语》课程在高校中的两难境地：删减它，但它较为重要；不删减它，但它又没能凸显出其重要性。怎样走出困境，让《现代汉语》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成为实用性较强的工具，是每个《现代汉语》一线教师研究的课题。
二.《现代汉语》课程改革构想
《现代汉语》课程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它必须要同其他语言学课程相互配合，从根本上实现改革。
1.明确课程定位
任何一门课程都有相对明确的课程定位，如《古代汉语》旨在“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并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4]《古代汉语》在课程定位上突出了工具性的特点。叶蜚声、徐通锵先生认为《语言学概论》的任务在于“阐明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为学习各门语言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也为以后学习语言理论课程打下基础。”[5]这一教学任务突出了其理论性特点。而《现代汉语》的课程定位较为模糊，不但要了解和掌握《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还要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要实现这个教学目标有很大难度，更何况是在一年的有限课时内完成，可谓难上加难！
《现代汉语》要走出困境，必须要明确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跟其他语言学课程相互配合，实现培养应用型语言人才的目标。
语言学课程在教学上存在共性，其目标都是培养语言人才，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古代汉语课程培养的是能阅读古代书籍的语言人才，即对语言的过去有所了解；语言学概论课程培养的是具备研究语言能力的人才，即对语言的未来有所了解；而《现代汉语》课程应该培养的是能熟练运用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即了解语言的现在，它在课程定位上应更突出实践性和实用性，能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语言学相关课程各司其职，既能够摆脱语言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纠缠不清的局面，又能够凸显本课程特色，为培养综合型应用型语言人才各尽其责。
2.转变教学理念
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直接执行者，在教学活动中起关键作用。课程改革关键在教师，教师的课程观念决定课改走向，所以教师建立科学的课程观念是推动《现代汉语》课程改革的前提。[6]《现代汉语》有一定的理论性，教师总是担心讲得不全、不深、不透，从而把控着整个课堂，让学生很难参与进来，从而造成教师唱独角戏的局面。在信息爆炸的当下，还把学生放在被动学习地位的理念是不可取的。《现代汉语》教师只有转变教学理念，才能对《现代汉语》课程改革起积极推动作用。
3.优化课程内容
《现代汉语》课程内容的优化必须要与其他语言学课程配合才能实现。语言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互有交叉，这一直是困扰教授语言类课程教师的问题。交叉部分讲得太多，害怕学生在上其他语言学课程时因为学过而产生厌倦心理，并且还占用大量学时；讲得太少，又怕其他语言学课程教师也存在这种心理而忽略，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把握。
面对这种现象，相关语言学课程教师应该整合力量，对语言学课程的交叉部分进行梳理，然后根据本课程教学目标进行选择。这样既可以避免教学资源的浪费，又可以避免学生因学过而产生的的厌倦心理。此外，《现代汉语》课程内容还应反映时代特点，这不仅是指在教学内容中应有能反映时下语言现象的研究成果，《现代汉语》的理论要能解决当下的语言问题，还指其语言用例也能反映出当前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习惯。课程内容只有不断更新，才能适应课程定位的需要，才能符合培养实用型语言人才的需要。
4.改进教学方法
《现代汉语》的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该将课堂与课外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语言的魅力，让语言为生活服务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现代汉语》课程应打破“老师讲，学生听”的局面，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的各环节。课前启发引导，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课堂研讨参与，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实现师生互动。对理论性较强的部分，采用研讨式教学方法，对内容浅显的部分，采用参与式教学方法。课后概括总结，每堂课都让学生用小短文的形式概括教学内容及自己的疑惑。这样既让老师了解了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又培养了学生的语言概括和写作能力。
5.丰富考核方式
《现代汉语》课程的考核方式应该体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考试能较为公正地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使课程评价机制更为合理、有效。在考核方式上应该分层次推进，第一学期学生理论水平不高，加上所学内容以基础知识为主，因此以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为主；第二学期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可以以当前的一些语言现象作为命题，通过论文的方式进行考核。
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为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语言的发展也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语言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它的运用和研究，《现代汉语》承载着培养语言人才的使命，在网络背景下进行《现代汉语》课程改革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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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莫红霞.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指导的《现代汉语》课程改革与实践[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2，（1）：78-80.
关键词： 詈语 内容分类 综述
詈语，俗称骂人话。长期以来，囿于传统观念，詈语一直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垃圾”。不过詈语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存在，且因它是非理性的心理冲动的产物，更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性情和心理。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论对语言学，还是对社会学和文化学都有着比较积极的意义。
对詈语的研究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关于詈语的分类，很多研究者从内容、目的和性质三个方面划分，以内容分类为主。对于詈语的内容，张廷兴、尹群、刘福根、胡士云、周荣、江结宝、孙顺霖、郭沈青、刘雅茹、姜明秀等研究者都尝试进行了分类。从数量上看，有分成四类的，如郭沈青的灾祸诅咒、异类贬损、伦理道德和性詈语，姜明秀的不敬类、不吉类、不雅类和不洁类；有五类的，如胡士云的与性有关，与死亡、疾病等灾祸有关，与种族集团有关，与辈分孝悌有关，与性格、品质、能力有关；有六类的，如孙顺霖的与人相关的、动物类、植物类、灾异和神怪类、工具器物类、时间地域类；有八类的，如周荣的与禽兽及其行为有关、与鬼神妖精有关、与什物有关、与种族有关、性语、排泄物、死亡、职业身份歧视；有十一类的，如刘福根的与相貌、生理缺陷有关，斥人低能，斥人品德恶劣、行为，与年龄、性别有关，与地位身份、职业有关，咒死类，与鬼神等有关，与种、族意识有关，以“东西、货色”等骂人，以动物之名骂人，与人体器官、排泄物、性有关。
从以上所列举的各种分类的具体内容来看，它们之间显然既有较多的交叉的地方，又有较小的相异之处。这种交叉不但体现在不同研究者之间，在同一研究者身上也存在。如刘福根分类最详尽，其第四类中对年幼者的骂詈如“狗崽子”与第十类以动物之名骂人有所交叉。这种交叉既与研究对象本身有关，又与研究者大致相似的研究方法、认知传统相连。至于相异之处，较明显的是孙顺霖《中国人的骂》明确列出植物类、工具器物类和时间地域类，这无疑是对詈语内容分类研究很好的补充和完善。
尽管汉语詈语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但细究起来，突出表现为动物类詈语、死亡类詈言、尊卑类詈语、性詈语四类詈语。本文对这四类典型詈语研究情况作简要综述。
一、动物类詈语
骂人为禽兽是汉语詈语分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该类詈语进行研究时，大都是在分析詈语全部类型时囊括动物类詈语，也有一些专题研究，如关英伟《詈语中动物词语的文化含义》、段佳音《析动物类詈语的文化心理成因》、张艳艳《汉语动物詈语研究》。其中关英伟对动物类詈语的划分较全面，包括动物本身；动物体貌，如“猪头”；动物后代，如“龟儿子”；与这些动物搭档的其他动物，如“猪狗”；与动物行为、习性相关的，如“狗吃屎”。后来姜明秀既将关氏第四类的“搭档”一词改为“某些特征相似”，又补充了动物动作类，如“滚”。
对动物类詈语的研究特别全面，既有社会语言学上的探讨，又有专门的语法研究。前者如李群认为蕴藏在动物类詈语中的是贬物观念；李朵透过动物类詈语看到了人优物劣的传统价值观；关英伟认为动物类詈语来自社会对禽兽行为的禁忌，是传统的天地万物等级格局带来的人贵畜贱观念的一种反映；周荣认为这些动物类詈语无不体现出“人为动物之尤”的优越感；郭沈青认为强调人性和蔑视异类是动物类詈语产生的深层社会心理根源。后者如张艳艳的《汉语动物詈语的语法研究》专门从语法层面对动物类詈语进行初步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刘福根和段佳音从历时角度对动物类詈语进行了研究。刘福根《古代汉语詈语小史》提出：“以禽兽骂人，最初只是个别的比喻性用法。”“这种比喻着眼于被骂者的行为或品格与某种动物劣性的相似之处。”他认为动物类詈语主要在于之辨，体现了人性论思想。段佳音《析动物类詈语的文化心理成因》认为动物类詈语自先秦开始出现以后一直是詈语的主体，并总结了各种类型的动物类詈语，归纳了该类詈语的几种主要构成方式和产生的内在文化根源。
二、死亡类詈语
死亡是人类感到恐惧的事情，死亡类詈语成了汉语詈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死亡类詈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死亡的时间，主要诅咒对方早一点死去，如“短命鬼”；其次是死亡的方式，主要诅咒对方死于非命，如“吃枪子”、“挺了尸”；最后是死后的命运，主要诅咒对方死后不得安宁，如“五鬼分尸”。尹群《汉语詈语的文化蕴含》、周荣《汉语骂詈语研究》即采用这种分法。姜明秀《汉语詈骂语研究》又补充了两类：死亡本身，如“挺了尸”、“上西天”；和死亡有关的葬礼，如“停尸”、“报丧”。死亡本身这一类较复杂，与上述三类略有重合，如“挺了尸”可以归为死亡方式，“上西天”可以归为死后的命运。以上皆是在研究各种詈语时涉及死亡类詈语，而米敏《“死亡”类詈语》则以单篇形式专门探讨此类詈语，详细阐述“鬼”类詈语的起源和发展演变。
死亡类詈语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反映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尹群认为“中国人讲究体面地去死，‘寿终正寝’乃人生最好结局。那么，与此相反的任何死亡便都可转化为詈语”。米敏认为死亡类詈语是人类詈骂词中最为恶毒的，“它直接指向人类心灵的最薄弱处，既发泄了咒骂人愤怒的情绪，又给了被咒骂人以沉重的打击”。姜明秀认为正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对死亡高度禁忌，詈骂者才以此为内容大作文章。
三、尊卑类詈语
曾长期处于封建集权统治下的中国，其等级观念非常严格，主要包括长尊幼卑、男尊女卑、官尊民卑、富尊贫卑。这种等级观念也体现在詈语中。尹群《汉语詈语的文化蕴含》把上述四尊分为两类，一类为官本位和等级制度，包括长尊、官尊、富尊；一类为性别差异，所言即是男尊。周荣《汉语骂詈语研究》将此类詈语分归入职业身份歧视类，清晰明了地归纳了尊卑类詈语的种类，即长尊幼卑类，如“小子”、“小崽子”；官尊民卑类，如“苍头”、“叫花子”；富尊穷卑类，如“穷鬼”、“穷光蛋”；男尊女卑类，如“”、“臭娘们儿”。在官尊民卑类下又按照身份分了八小类，包括以奴隶之称骂人，骂人为乞丐，骂人为匹夫、村夫，商人之称骂人，读书人的贬称，士兵的贬称，以妓之称骂人，戏子等。刘福根《古代汉语詈语小史》注意到汉语中有关女性卑贱的詈语集中体现为三类：一是将女性“物化”，包括“动物化”和“货物化”；二是对强干的女性十分反感，动辄以“妒”“悍”称之；三是丈夫背称妻子时虽美其名曰“谦称”，但有不少实际上是詈语。
从尊卑类詈语的研究情况来看，研究者对其范围界定差异较小，均认为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如尹群认为尊卑类詈语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等级观念，是维护官本位和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周荣认为尊卑类詈语的语义深受等级观念的影响，又反过来把这一观念予以显示。
四、性詈语
性詈语，指与性有关的詈语。性在日常生活中较为隐秘，对其忌讳也很多。骂人者不顾避讳，对被骂者进行言语上的攻击，从而发泄自己的情绪。大部分性詈语指向女性。刘澍声《说骂――“骂”语言文化现象研究综述》提到中国的骂，绝大部分以“性”为主题，为立论基础为归结点。郭沈青《汉语詈语及其文化底蕴》认为性詈语是最龌龊的詈语。江志全、范蕊《汉语性詈语的心理及文化分析》认为人们破口而出的詈语常与性有关，性詈语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宣泄方式，指出性詈语主要包括五类：与性器官有关的，如“”、“”；与有关的，如“日”、“操”；与性心理有关的，如“”、“破鞋”；与性职业有关的，如“妓”、“”；涉性的词，尤其是与身体有关的，如“放屁”、“屁话”。应该说除第五类涉性的词归入性詈语稍显牵强外，其他四类基本上囊括了目前性詈语研究中提及的所有类别。
可以说性詈语的广泛使用与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积淀有关，性詈语的研究者们就此展开了深入的阐释。刘澍声提出性詈语既与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生殖崇拜有关，又与其对在理论上源远流长并且愈后愈烈的贞节观念的变本加历的强调有关；周荣认为涉性骂语是性心理压抑之后的一种变相发泄；郭沈青认为个体本能发泄是性詈语产生的源动力，性詈语是本能发泄冲破语言规范的一种表现；江志全、范蕊把性词汇突破了社会禁忌作为其成为詈语的首要原因。
五、小结
除了上述四大类外，詈语内容分类需提及的主要还有八小类：（一）生理缺陷类，如“独眼龙”、“瘸巴熊”；（二）能力类，如“蠢才”、“笨蛋”、“窝囊废”；（三）排泄类，如“屁话”、“狗屎”；（四）品质类，如“流氓”、“痞子”；（五）性格类，如“火药桶”、“磨子压不出个屁”；（六）鬼神类，如“丧门神”、“扫帚星”；（七）种族类，如“杂种”、“”；（八）什物类，如“蠢物”、“人渣”。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詈语内容分类研究方面收获颇丰，不过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比如说詈语内容的分类有些混乱，对所分各类詈语的研究十分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类上。其实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詈语内容本身的争议有关，比如胡剑波认为有些詈语易与民族侮辱语、贬称、蔑称、赌咒等混淆；仇伟、张法科认为诅咒语与咒骂语是需要区分的；还有的学者提出要区分言语上的詈语和语言上的詈语，但是在区分时界限不明。客观来说，詈语研究本身不过才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自然会得到较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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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的应用性不是很强,但是现代社会竞争残酷,学生要想适应就业的大趋势,就要加强本专业的实用性。本文所提出的方式就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要突破专业的局限性,在教学上进行创新,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来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让学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像工程建筑和医学一样,它的职业定位没有那么清晰,不是应用型的专业。它是传统的人文科学,能够体现人文的精神,传承并且发扬汉语与中国文化的作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学文化的遗产,是对人类的一种认识,承担者某种社会的责任。所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就是毕业后的学生所从事的工作是和人相关的,教学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要能够体现对社会观念的适应,不是能够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而是创造社会效益的。社会的不断进步,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教学的实用性被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来说,也要进行一定的改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让学生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创新不仅包括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创新,还有教学思维方面的创新。要突破专业方面的限制,创新教学内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面很广,这也导致了学生学习期间做不到专和精,在毕业后找工作的竞争力方面比不上其它的专业。这种专业的特殊性让我们在教学当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以及文学本身的教学,要结合目前的就业状况对学生进行能力方面的培养。新闻、文秘以及公共管理等等专业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慢慢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保证学生的专业基础很扎实,要打破汉语言文学专业所设定的界限,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独特优势,比如新闻传播、文秘、广告策划、公关以及文化管理等等的课程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学生可以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来增强自己的从业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
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想法决定行动,只要学生内心想进行创新的活动和学习,就一定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 修订教学计划
要拓宽对民族的文化进行了解,在教学计划当中增强民族文化的理论以及其它有关民族知识的课程,开展民族地区的考察等等活动,让学生多多了解我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论联系实际。要重视写作类课程的教学,要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写作都列入到教学计划当中。要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而且要做到介绍的准确,介绍的完整。要注重基础课程和应用课程结合起来,增强实践教学的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注重专业的延伸,发展研究能力,发展实际工作的能力。
3 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实用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要从现实的意义来看。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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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地位
一、引 言
我国最初是在二零零七年的时候，进行汉语国际教育讲师的扩招招收，随后规模就逐渐扩大，就出现了汉语国际推广师的职业，并对他们进行了专业的培训，但是对培训对象也是进行严格挑选的，主要针对一些研究生高阶段，高学历的一些人才，他了有系统的理论知识，所以要对他们的教学实践能力上也进行进行了严格的培训，同时也会穿插一些实际的教学工作，从而发现问题。对他们也进行了质的要求，第一，要有良好的应变的个能力。第二，要可以熟练地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第三，有良好的交际能力，第四，要彻底的了解多方的文化内涵等多项技能。从而成为一名优秀的跨国际汉语传播讲师，经培训后可以胜任多种教学工作，成为一种在各方面都优秀的综合性人才。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多元属性
1.教学
国际汉语教学自然是很对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人，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在国内，传统意义上的教学便是老师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再教于学生，这个过程包括，整理教材，收集资料，课程设计，再进行实施。最后在进行考试进行考核，这是一整套的教学过程。而在汉语的国际教学中，他的教学方式也是在基础上进行了改变，并没有严重的脱离本体，与在国内的教学方式也有相同之处，汉语国际教学是对教学目标进行明确，教学内容进行整理，教学形式进行研究等，在经过专家们的一番选用与编写之后，同时对课堂的教学方式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思考，便决定采取了两套教学方案即“讲授法”、“活动法”来进行国际汉语的教学，在实施的过程中观察学生的反应，与他们所吸收的效果，并且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层次的学生给予不同教育方式，同国内教育相同的是，在汉语的国际教学中，也有定期考核的情况，在进行定期考核之后，根据其情况，再决定课程设计是否进行改变，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不仅相同，所以对于不同的国家的留学生教育方案也不尽相同，根据他们的学历情况，来制定培训目标，选择用不同层次，不同组织形式的的汉语国际标准来进行课程设计与整体教学，不同程度的学生，对于那些来留学的高材生，学院可根据他们不同的水平来制定修业年限。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中，汉语国际已经小有成就，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世界。汉语国际培训，也根据多年来的经验也制作出了多样的教学方案与资料。也逐渐开设多种学科，难易程度不同，从低到高可划分为，即简单地识字，认字课堂。简单地汉语应用。汉语教学等。也有高难度的高等汉语教学，甚至古文，中国文化的研究等。
2.学科
学科的本义便是对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 学科是与知识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知识系统。在学术界的规则中，一门学科成立的标志是，在高校中，有专业的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自二零零八年，国务院的学术委员会将其定义为学科来，汉语国际教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间并不长，并且是仅次于语言学的，而作为一个刚具成型的学科，所以除了教学工作以外，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系统研究上都有很多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的地方，在教学中，不仅要对对教学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还要对教学方式方法等进行研究，并掌握其中的规律，从而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汉语国际教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表现，所以汉语教学可以说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基础，而汉语国际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汉语教学有相似之处。所以学术界对汉语教学也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有“语言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三门基本专业，其扩展的专业还有很多，例如传播学、古文文化学、神经生理学等。在三门基础专业上，学术界也根据此进行了基本理论的的定义，所以汉语教学也开始进行实施，并出具规模。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向世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中国文明，汉语教育是是一种传输途径，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但同时汉语教育也是一种语言教育，就教育而言，它也涉及了多个领域，包括，心理学，传播学等诸多方面。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现状与反思
汉语国际开展以来，也有几年的时间了，这几年取得成果举世瞩目，但是不得不承认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课程设置的问题，相关部门也拟定了一些方案，其中指出要针对学生的分布等情况，来进行课程详细的课程设计。该作者主张的而整齐规划的课程设计，却致使了一些现象的发生，即似乎所有的学生都需要有相同的文化程度和和相同的学术背景才可以，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据相关人士的细心总结得出，很多学生的知识背景都与汉语相差较多，甚至有些学生根本不具备此方面的知识，而较为也进行了社会调查与专业统计，在二零零七年的几所高校中，对同学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中最多的是外语专业的人，人数达到近一半，中文专业的占五分之一，而最重要的对外汉语专业只有区区的三十人，还有一大部分与语言并无关系的专业，有理工的，建筑的，历史的，经济管理的等，这一部分所占的比率也相当高，而专业背景与此相关的只有一小部分。
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在于在招生时，对专业没有进行细致的要求，几乎各个高校都给出了相同的条件，首先是 大学应届毕业生，具有学士学位，海外的汉语教师，但是也必须与学士学位具有等同的资格等，满足这些条件的学生很多，所以必然造成了他们来源广泛，专业背景复杂，这种复杂的情况致使了整齐规划的课程设置不能实行，从本科的招生来看，他的来源也只有高中生这唯一途径，但是高中的学生学习的知识都是系统的，基本上都是语文、数学、英语。理科生与文科生只是存在其他三项可得差异，所以说有很多地方还是相同的，在一现象，很多的高校都采取了一些手段来进行解决，比如鼓励学生不要居于自己的专业中，也可以跨专业进行选课。是学生不至于在其他的专业上那个都是零内容，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是不同的，本科教育对于任何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同样的，不用考虑到他们文化程度，专业背景。但是与本科教育不同的，研究生教育都促使学生向专业化努力，如果学生的专业程度达不到，那么就会影响学生在本专业上的发展，也影响着教学目标的完成情况。所以在招生的时候，学生的专业背景就成为必须要考虑的内容，所以在招生简章上，也对专业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在二零一三年，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学生必须在国家级的报刊上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论文，同时还要参加考试，有初始和复试，也有一些实践项目。而在其他的大学中，也有相关的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曾声明，本校不招收跨专业的学生，允许部分导师招收本专业的学生。着一条条的规定都无不再显示着，主页背景的重要性。但是改变汉语教学专业的生源并不是容易的，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完成，所以对课程设置进行改变，来适应这一情况。
关键词：网络新词;“赞”;修辞;解构性;陌生化
一、“赞”字在修辞表达上的古今对比
在古代汉语中，“赞”作动词时，有八种含义：进财货以求谒见，导引，辅佐，赞美，介绍，明白，参与，选拔;作名词时，有三种含义：对某人或某事的赞颂，司仪，佛经中佛教徒歌颂教主释迦摩尼及其他佛陀的文辞。从古代汉语角度，“赞”字的修辞表达含义重在说明、引导、赞美等含义，尤其是侧重赞美、称颂等含义，语言色彩表现为褒义或中性色彩。
在现代汉语中，在规范化的语言中，“赞”存在三种解释：（1）作动词“帮助”讲，（2）作动词“称赞”讲，（3）作名词，旧时的一种文体，内容是称赞人或物的。这是可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找到的三项含义。整体来看，在现代汉语中，“赞”字的语言色彩是褒义的。
从上述的“赞”字修辞表达上的古今对比中，可见“赞”的现代汉语修辞表达是对古代汉语修辞表达的解构，这体现在：形式上，从独立结构即“赞”的一字结构到非独立结构即“赞”的非一字结构;意义上，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的词义用法有保留，有添加，也有删减。而这其中的修辞演变是词汇的一种复杂的耗散过程，但无论“赞”的发展多么曲折，它都是在随着言语语境在变化，它始终脱离不开言语语境。
二、从网络化到生活化的“赞”的修辞现象
1.网络平台上的“赞”的修辞现象
“赞”的修辞现象托生于网络语境的发展，起初它只是一种社交网络中的符号，通常以一个翘起的大拇指出现，有时也以心形或笑脸的形式出现，一般以按钮形式出现，省去了评论的时间，体现了快节奏的网络生活。国外的Facebook，国内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都存在“赞”的符号点击功能。
在符号学视角下，网络平台上的“心形和大拇指等”的符号化功能，具有两种含义，一是这种符号的能指即符号的形式，也就是“心形和大拇指等”的点击功能;二是这种符号的所指即符号的意义，也就是“心形和大拇指等”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的概念映射，也就是中国人对这种符号的解读。不论是“大拇指”还是“心形”或“笑脸”，在中国人的认知中都是一种积极、乐观、支持、赞成的态度。因此，“心形和大拇指等”的所指在汉语中的解读便是积极的、支持的。点击这种符号按钮的行为就是一种支持或赞成。长此以往，这种符号有了更具体的概念含义，便是“赞成”“支持”“顶”。根据网络环境的简洁化趋向，网络平台将其简化为“赞”字，某些网络平台也出现了以“赞”字代替“心形和大拇指等”符号的现象。网络语境下包罗万象，“赞”修饰的事物增多，其自身的修辞意义也从“赞成”“支持”扩大到“很棒”“很不错”。“赞”不仅仅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汉字，还是一种符号的代名词，更是一种态度和行为，体现着人与人之间历经冲突、却保持着相互信任和扶持的关系，而“赞”字也包含着一种正能量。
2.日常生活中的“赞”的修辞现象
网络平台上的一种符号性按钮“赞”涌入生活中的言语中，是从人的行为或心理的“变异”开始的。网络技术高度精密化后，生活在网络中的人更趋向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被技术奴役。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一刻都离不开网络移动设备，都带着“求关注”“求点赞”的心理，可是人们又若离不开现实社会，因而将这种心理只有向现实朋友表达。 “给我个赞吧”“快来赞我”“赞一个”等各种网络化“赞”的言语变体形式应运而生。这体现着被关注者的修辞心理诉求，他们首先希望被关注，其次希望被赞同，最终达到一种互动效果。
三、网络词语“赞”中的解构性表达
1.修辞话语的解构性
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为了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人们在运用语言时要在符合语言规则或语言规律的基础上运用一些修辞方法来使语言耳目一新，有时还会做出反常的创新。[1]这种反常的创新就是一种解构。所谓解构就是在打破结构，在结构性的基础上寻求突破与创新。“解构就是打破一种固定的关系或结构，也可以说，解构就是越轨，语言使用者有意识地脱离语言结构常规的轨道，作超常运用，使语言‘陌生化’，以创造理想的表达效果。”[2]
修辞话语的解构性表现在形式上的不确定性和意义上的变异性。修辞话语形式上的解构性表现在话语形式外在结构和格式的变化与创新，而修辞话语意义上的解构性体现在话语内容内在的语义变化和意象联想。
2.网络词语“赞”形式上的解构性
在现代汉语中，“赞”是一个语素，需要与其他语素组合成词来表达完整的结构。针对“赞助”“赞扬”“红梅赞”三个词语进行分析：从形式上，“赞”所表现的语素组合形式如上，不存在独立用“赞”描述的情况，人们说“赞助同学”不说“赞同学”，人们说“赞扬梅花”不说“赞梅花”，“红梅赞”中的“赞”是一种文体格式，但它也不单独运用，“赞”前需要有修饰词。可见“赞”在现代汉语中是非独立结构，不可独立运用。
从网络词语“赞”的言语变体中观察，这种形式上对现代汉语的解构更加明显。如：口语表达中会出现“真赞！”“赞一个”“赞我（一下）”“给我赞”的形式。所有口语的表达形式中“赞”都是独立音节出现，可以独立运用，它已由一个语素升级到一个词，成为一个独立结构。“赞”的这种独立性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古代汉语中，“赞”是独立作动词和名词来表达不同意义。在这种表现形式中，网络词语“赞”与古汉语形式上是相近的。
网络词语“赞”的独立性与在古汉语中“赞”独立运用的这种相似性，是与网络时代的快速、高效、经济的时代特点分不开的。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双音节词语，不符合网络平台的简洁、快速和经济原则，所以人们选择一个字（“赞”）或者一个符号（翘起的大拇指、心形、笑脸）表达一种态度和一种思想倾向。从形式上对传统表达的常规进行结构，但这又不是一种复古，仅仅是与古汉语存在某种相似，因为它的意义也发生了结构。“赞”表面上是对古汉语某种形式上的“复古”，但实际上它的发展是一种循环向上的更新。
3.网络词语“赞”意义上的解构性
修辞话语意义上的解构性指的是语义上的变异性，即语义发生变化。网络词语“赞”的意义已经与传统意义发生偏离，表示“很棒”“很不错”的意思。由前文，可知不论古今，“赞”都没有此意，这是在常规的汉语意义基础上所做的派生，是意义上的解构性。从义素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赞”作名词时，是[+支持][+符号][+现象];作动词时，是[+支持][+赞成][+行为][+动作];作形容词时，是[+极好][+称赞][+态度]。
从修辞心理角度看，“赞”是中国人含蓄表达的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不必长篇大论便表达出“关怀”。 “赞”对待不同性质事件时的意义是有变化的，即对于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 “赞”表达，人们的修辞心理是不同的。对待积极事件，“赞”是支持、赞赏，表示“这件事很棒！”，人们的修辞心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怀，是支持、赞赏;对待消极事件，“赞”应该是一种落井下石，人们的修辞心理是窃喜、嘲笑，而此时“赞”虽然仍是“这件事很棒！”的意思，但实际的修辞效果却是“这件事就该发生在你身上”的这种含义。此时，“赞”的正面意义“很棒”也转向了负面意义“（活）该”。
“赞”的解构现象不仅表现在意义有所扩展，同时产生了以下功能：网络词语“赞”的陌生化使语言新鲜活泼，使语言简洁明了，并且使语言幽默诙谐。这种“陌生化”效果更能使受众保持对话语现象本省的新鲜度。
网络环境是一个不断爆发新词的地方，而网络词语是一个新兴的特别词汇类别，网络词汇基本都带有解构性或陌生化的特点，但网络词语的生命期一般都不长久，这是由网络本身信息更新快所决定的。但从网络词汇“赞”的网络化用法波及至生活口语表达中的这种修辞现象，可以看到网络词汇的传播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同时，我们发现这种修辞话语是一种解构性表达，并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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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比重很大，因此古代文学教学也一向是高校中文系教学中的重头戏。在当下，大多数高校为慎重起见，都选择了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作为教材，并且教师们就根据这部教材进行讲授，对学生进行的课程考试，也是不脱离这部教材的内容的。这看上去师生两便，似乎是十分保险的作法。但是，课程教学与教材虽关系极大，却不能完全以教材讲授代替课程教学，因为没有任何一套教材是完美无缺的，教学方法也是可以多样化的。所以，当下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具体内容与方法上，还是有许多探讨余地的。
宏观地说，任何一门课程教学，对其内容与方法的选择，都离不开教学的目的。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从较低的要求看，自然是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脉络，对经典性的古代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从较高的要求看，当然也要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的实用功能，“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这样，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内容既要以文学作品阅读消化为主，也要尽可能多地吸纳古今学者研究的成果，只靠讲授一套教材是不足的。
首先，古代文学课程是一种传统的课程，相关教材种类繁多。但任何一套教材的内容，都与编者的学术视野有关，不同的编者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看法也有不同。所以，选择一种教材作为教学的主要依据，还必须参考其他教材。另外，任何教材的编写，在时间上通常都比较靠前，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可能收入教材之中。所以，在组织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当主动搜集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其灌注到教学之中。
实际上，要真正将古代文学课程教得有自己的特色，在内容上还少不了教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教材上或其他成果的内容的讲授，离不开教师的辨析，尤其是教材上有表达错误的地方，教师还必须进行内容纠偏，并提供相关论据材料。
比如当下多数高校选作教材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述及元杂剧《东堂老》时有这样的文字：
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重农抑商，……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总把商人作为讥讽和鞭挞的对象。……而秦简夫的《东堂老》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李实这样一个见财不昧、有情义、重言诺、诚恳可信的商人形象。
从这段文字内容看，编者实际上认为在《东堂老》之前的中国文学中，是没有商人正面形象的。这种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不要说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就有“富好行其德”的商人范蠡形象，就在元代之前的南宋．洪迈小说集《夷坚志》中就有不少品格高尚的商人形象，如《荆山邸客》中的韩洙、《画眉山土地》中的杨文昌等。
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尽管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被多数高校选为教材，像以上所举的纰缪之处也在所难免。针对所选教材内容的不足，教师必须借鉴其他多种教材，搜罗相关知识的论文论著成果，包括自己的研究心得，一并提供给学生。
其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虽然以古代文学史教学为主．，但不能局限于此，还应当与古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汉语的部分内容整合起来。没有大量作品作支撑的文学史教学，往往容易陷入空洞的理论教学，使学生不明所以，容易感觉枯燥而失去主动学习的兴趣。有时还必须结合古代汉语知识具体分析文学作品的构成，否则难以使学生学以致用，往往闹出笑话。
实际上，只有作品决定了作家本身的价值，而非后世某人或某群人的评判；也只有作品所具有的感人力量，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古代文学史完全可以看成是古代文学作品形态流变史，抓住古代文学作品，才能统合古代汉语、文学评论等知识。所以，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选，是极为重要的。
笔者曾经加入过网络诗歌群，看到一些自称是中文系毕业的群友，写作出的“律诗”竟然不讲平仄，不讲押韵，也不讲对仗，不过是七言八句而已；同样，写作出的“词”也只是按某一词牌的句数和字数填写，根本不考虑平仄、押韵与对仗等要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可笑现象，与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失误是有极大关系的。
在当下的中文系课程教学中，关于律诗与词的格律知识，属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但显然诗词是文学，硬是将律诗与词的格律知识，从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内容中剔出，容易导致学生顾此失彼，将本应综合一体的知识断为两截。这样的安排，也就难怪中文系培养出的学生在写作古诗词时闹出笑话了。
鉴于当下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内容上的偏颇，笔者认为，将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与古代汉语部分内容重新整合，教师授课时也时常加入自己的研究心得，打破教条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大胆主动地学习乃至研究古代文学，对于提高中文系学生的古代文学修养，应是必需而切实有效的作法。
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便是教学方法了。古代文学课程内容十分丰富，但目前许多学校为节省开支或过多开设选修课，压缩了古代文学课程的学时，这样，教师们按教材逐章讲授都讲不完，更不要说再根据不同线索进行串讲来组织复习了。所以传统的教学方法因课时减少的缘故，显得无法适应。但是，多数教师仍不放弃传统的按部就班的讲授方式，往往是讲到哪儿就算到哪儿，没讲完的就让学生自习。这种态度相当消极，学生多数都表示不满。为适应学校缩减课时的变革，承担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教师，应当配合当前市场要求，将古代文学的教学往实用化方向引导，主动改变教学方法，使得校方、学生与市场都能满意。
在更少的学时内教完课程，最方便可行的莫过于直接采用串讲的方法。然而，学生对基本内容都不够了解，采用这种办法授课，没有基础的学生一定会如坠五里云中，晕头转向。或许有人说，让学生提前预习，用串讲法就没有问题，可现实是学校开设了更多的课程，学生课下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预习每门功课的。所以，用串讲法的同时，还必须对代表性作品作深入剖析，即与精讲作品法结合起来。
比如说，以文体为线索来串讲，当讲到宋词时，可选柳永、欧阳修、晏几道、苏轼、秦观、黄庭坚、周帮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张炎等“本色”的代表作品进行比照式串讲，从而厘清宋代“本色”词发展的脉络；还可选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晁补之、贺铸、王安中、朱敦儒、张孝祥、陆游、辛弃疾、刘克庄、蒋捷、陈子龙等“诗文化”的代表作品进行比照式串讲，从而厘清宋代“非本色”词发展的脉络。
教师在分析具体作品之前，对篇幅较短便于诵读的诗词，可以让学生当堂集体诵读一遍，以凝聚学生的注意力；对篇幅较长的小说、戏曲，则可提前指定有代表性的篇目让学生课后阅读，待上课时让一名学生简述故事情节，这同样能凝聚学生的注意力，并对教师分析具体的作品产生兴趣。在教师分析若干类型的作品之后，也可尝试让学生当堂分析作品，以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与感悟或分析的能力。
当然，若要使学生通过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获得更大的收获，还可以鼓励学生与古代文学作品内容“对话”，让学生在一个学期内交上几篇模拟古人作品的作业，以增强他们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不过，在初学阶段要求每位同学都去模拟古人写作，或许有一定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可以作为加平时分的条件，鼓励有兴趣的同学提交古体习作。
另外，在抒情性较强的文体教学过程中，可尝试让学生进行作品朗诵；在故事性较强的文体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让学生课下将故事进行改编，或者以小组方式分角色表演。哒样，既可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多方面地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同时增强他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总之，通过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动口动手，在有实感的前提下认识古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才能真正使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适应市场化的要求，这样培养出来的中文系学生才不至于只会空谈文学发展的规律，拿古代作家的辉煌成就来吹牛，而是以自己实际提高了的思想情操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为市场服务。而上文提到的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写作律诗与词不顾平仄、押韵、对仗之类的笑话，也可声销迹灭。
总之，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离不开教学内容的整合。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搞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不仅涉及到学校领导与教师的教学理念与职业精神，也涉及到教师各人的专长，还涉及到学校领导对教学力量的分配与组合。比如说，如果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师们分别在某一文体研究方面有所专长，则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不一定要按时代分段来进行，中文系领导可以重新安排每位教师专门从事一种文体教学，而学校教务部门也应给予认可，不可以将实际效果更好的教学模式视为异端而加以干涉或惩罚。
参考文献
[1]谢谦，论高校古典文学教学的误区[J].四川大学生学报．2001(2):38．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73．
[3]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8:2038-2039．
[4]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596、1250．
【论文关键词】文言实词；字形；结构；语法；联想；语境；推断
文言实词是理解文言文的关键。大多数文言实词具有多义性，是高考文言文考查的热点。面对文言文阅读考查，教师既要引导学生平时多阅读多积累，又要通过有效训练，引导学生探寻文言文阅读的解题规律，并掌握一些行之有效的推断词义的技巧，从容应对高考对文言实词的考查。
在多年的高三教学实践中，根据日常的教学反思和心得，并结合近几年各地高考试卷，整理归纳了五种有效的推断文言实词含义的方法：
1．字形推断法
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字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作出正确的分析，那么对于我们了解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尤其是对于我们阅读古代文化典籍将有着极大的帮助。
如“疾”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非常形象的画一个张开双手的人，一支利箭正向他的胸部射去，如图 所以它的本义是“伤”“病”，又由此引申为“厌恶”、“憎恨”；又因为箭运行的速度很快，所以又引申有“迅速”的意思。这样 “疾”的本义和引申义便很容易就能掌握下来了。
又如： “既”和“即”这两个字都是典型的会意字，“即”字的左边是一个盛食物的器皿，右边是一个跪坐着的人，面向食物，如图 本义为“就食”，引申为“接近、靠近”，如《氓》¬――来即我谋。 “既”与“即”相反，跪坐在食物器皿旁边的人把脸部向后转过去，表示吃饱，如图 引申为“完”“已经”等义，如《氓》“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这样一分析学生的印象就十分深刻了。
在考试时，这种依形推义的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对实词含义的推断。
例如： 06年天津的“有牧人御众之才”的”牧” 乃一只手执一鞭子“攵”正赶一头“牛”，于是就得出它的引申义为“统治”、“管理”。借助字形分析，还必须掌握各偏旁的字根义。汉字中的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义符为我们领悟词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比如作偏旁的“月”，本义为肉，以“月”为偏旁的大都与躯体有关。左偏旁“阝”本义为“阜”，《说文》解为“无石之山”，与山峦高土有关。右偏旁“阝”，本义为“邑”，即城邑，与国名、邑名或行政区域有关。
2．结构推断法
古人行文多讲究对仗，文言文中对举的语言现象很多，在对举句中，位置对称的词语一般词性相同、词义相近或相反相对，这样通过对已知词语的词义、词性分析，就可以推知未知词语的词性、词义。
如“文过饰非”可以依据这个短语的对举结构分析：“过”与“非”同义，那么“文”跟“饰”也应该同义，同为“掩饰”的意思。像“追亡逐北、党同伐异”等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推断理解。
利用文言句子的这种对举的结构特点推断词义，应考时就能够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08广东卷）“周穷振乏”“振”与“周”相应，故可推断为“赈济”意，而不应该是“振作”意。
学生能找到这些规律，掌握解题技巧，那么在应考时不但能提高得分率，还可以为自己赢得十分宝贵的时间，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语法推断法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比，虽然在词义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语法基本不变，特殊句式除外。那么，这就为我们依据语法推断词义提供了方便。
例如（06福建卷）“天下宗周”宗：祭祀我们知道“宗”后带宾语“周”，而“祭祀”显然是个不及物动词，它的后面是不跟宾语的。所以此处就不能解为不及物动词“祭祀”而应该为“归顺”。 转贴于 语法推断法同结构推断法一样，只要我们有一双慧眼，能够找到解题的规律和技巧，就会大大提高解题的速度和准确度，在攻占文言高地时打响漂亮的一枪，为下面的文言翻译树立信心。。
4．联想推断法
高考文言文阅读所考查的实词，其意义和用法在课本中或者我们熟悉的成语中一般都能找到落脚点。对于某些词义不明，就要回忆它在哪些已学过的课文中出现过，是什么意思，哪种含义与这个语言环境切近，相互比照，辨其异同由此推求它在此处的含义。因此，我们要求学生平时要加强文言的诵读，增强语感，丰富积累，这样才能厚积薄发，根据课内学过的知识举一反三以解决试题中的实词词义问题。
例如：（06福建卷）
C．我安适归矣 适：到，往
我们可以回顾所学过的教材里有没有类似的语境，然后再进行比照确认。我们想起《逍遥游》中的：“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这里的“适”与考题中的“适”语境基本相同，也是“往、到”的意思，这样我们就能很有把握地做出判断。
有时，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所熟悉的成语进行比照验证。汉语成语大多保留了文献原有的语法规则和词汇意义，我们可以利用它来理解和掌握相关的古代汉语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
如“始速祸焉” “芳不得薄兮”“速”和“薄’我们可以分别联系“不速之客”“日薄西山”“义薄云天”这几个成语进行验证， “速”是“招致”的意思。。“薄“应该是“接近、靠近”的意思。
当然，联想推断法特别需要学生平时的积累，所以平时要严格要求学生记诵文言名篇名段，这样才能在考试时厚积薄发，触类旁通。
5．语境推断法
不论使用上面的哪一种推断法，有一个原则必须得遵守，那就是“词不离句，句不离篇”，任何一个字词都不能离开语言环境而独存。文言实词绝大部分是一词多义的，而上下文这个语境是相对稳定的，语境可以帮助我们最后确定词义。
07年福建卷的《书博鸡者事》第一道选择题的D项“今姑贷汝”贷：借给。如果我们从语法上分析，“贷”处于谓语的位置，做动词，解释为“借给”似乎也说得通，况且“贷”有“借出”意。可是我们把这句话还原到语境中，就会发现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博鸡者在列数土豪的罪状说了这句话，他说“汝罪宜死（你的罪行当死），今姑贷汝（现在暂且饶恕你）”。根据上下文，可推知这里的“贷”应解释为“宽恕、饶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