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3 09:20: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律师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于北京***公司的尽职调查报告
致:***先生
北京市康德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先生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资信调查事宜出具关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信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本调查报告)。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现行有效之法律、行政法规及本调查报告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基于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调查报告。
(二)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已对****公司的主体资格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并已对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调查报告所需的文件进行了审慎审阅。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主体资格、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公司的财务和税务、公司的诉讼与仲裁。本所律师保证在本调查报告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已提供本所律师为出具本调查报告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复印材料;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其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四)本所律师仅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对其资信情况相关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内部控制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
(五)本调查报告仅供***先生在本次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本所律师书面同意，***先生及其他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个人不得将本调查报告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以***先生特聘专项法律顾问身份，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节释义、引言
一、释义
在本调查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章程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本所指北京市康德律师事务所;
本调查报告指关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信调查报告。
二、引言
本所接受***先生的委托，作为其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对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核查与验证，具体内容如下:
1、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
2、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章程;
3、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
4、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本结构;
5、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务、税务;
6、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诉讼、仲裁情况。
第二节正文
一、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
(一)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注册，领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公司住所:北京市***工业开发区水源路***号;
3、法定代表人:***;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实收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除外);家居装饰设计;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
(二)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7日经过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年度检验。
本所律师提示:****公司仅向本所提供了上述(四)中对核定的房地产开发资质为待定资质的批复文件，并未提供暂定资质证书或其他资质等级证书等有效证明其房地产开发资质的相关文件。
二、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章程
公司章程，是就公司组织及运行规范，对公司性质、宗旨、经营范围、组织机构、议事规则、权利义务分配等内容进行记载的基本文件。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
根据****公司向本所提供的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显示: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制定了公司章程，章程内容对公司的名称和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出资立式、出资额、股东的权利义务、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机构设置以及议事规则等作了详细的约定，全体股东均在公司章程上签名。
本所律师经审核认为: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成立时的公司章程对注册资本、股东人数、出资方式、出资额、公司的机构设置及产生办法、议事规则等内容均符合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合法有效。全体发起人股东均在公司章程上签名之时，公司章程正式成立，且对全体股东产生具有法律拘束力之效力。
本所律师提示: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提供的****公司成立之时公司章程的内容、形式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并不对****公司成立之后公司章程内容是否发生过修改或变动作出任何评价或判断。
三、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
四、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本结构
(一)****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根据****公司向本所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内容显示: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
(二)****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
经核查，****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出资额(万元)出资比例(%)
崔晓玲150、0015%
王卫军200、0020%
许随义250、0025%
宜敬东150、0015%
崔白玉250、0025%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符合公司法等相关规定。
股权设置和股本结构由全体股东在****公司章程中作出了明确约定并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了备案登记，体现了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产权界定清晰，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提示:****公司未向本所提供设立时对股东出资相应的验资报告等相关文件，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提供的现有的相关资料作出上述相关问题的判断，对****公司设立之后股本及股本结构是否发生变动不作任何评价或判断。
五、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务、税务
(一)****公司未向本所提供银行开户许可证
(二)****公司未向本所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以及其他财务报表
(三)****公司未向本所提供贷款卡
(四)****公司未向本所提供税务登记证以及相关的税务发票。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作为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编制财务报告或相关纳税登记，应建立建全财务和税务制度。由于****公司未向本所提供上述相关证件、资料，本所律师对****公司的财务、税务状况不作任何法律评价或判断。
六、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诉讼、仲裁情况
本所律师提示:本调查报告仅对****公司向本所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验核查后所作出的相应法律评价或判断，对在本调查报告中列明而缺乏独立证据支持的相关事项不作任何法律评价或判断。
(一)****公司未向本所提供相关债权债务凭证，本所律师对****公司是否对外发生债权债务情况以及是否设定相关担保(抵押、质押、保证等)不作任何法律评价或判断。
(二)****公司未向本所提供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等相关文件，本所律师对****公司目前是否存在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等不作任何法律评价或判断。
第三节结语
一、本调查报告基于相关法律、法规及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通过核查、验证，提出上述意见，供***先生参考。
二、本调查报告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9)
(3)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5)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6)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北京市康德律师事务所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可以根据情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2012年第二次修订否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86条就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社会调查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对于检察机关进行社会调查的范围、调查内容、调查主体等予以规定。由此，社会调查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正式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予以明确。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调查主体不统一
通过两高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调查的主体主要有四类：控诉方（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辩护方、社会团体组织、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各地法院采取了不同的尝试和探索，如江苏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山东法院聘请团委、妇联干部和学校老师等等。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各地的做法显得过于混乱，容易造成地区间社会调查司法协作无法进行。调查主体的多元化和混乱，很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走向两个极端，一是重复调查，二是相互推诿。各个调查主体基于其角色本能，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诉讼各方相互质疑、争辩，则可能延误审限，同时也是对未成年被告人身心的摧残。
（二）调查内容不明晰
开展社会调查，应针对哪些方面进行，新刑诉法仅仅是泛泛规定，有待实践中的细化和补充。以各地实践看，江苏省规定“自我认识”“帮教条件”是调查内容；湖北省规定“受害人意见”也是调查内容。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的总结，调查内容的不统一，就造成了社会调查报告在客观内容方面也不统一。除此之外，实践中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应该存在主观内容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不需要制作专门的调查报告，只要把各种调查材料汇集提交给法庭就可以，而对材料的加工容易加入制作者的主观成分。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社会调查报告多以表格的形式存在，内容主要由选择题构成。这种表格通常由法院制作，然后下发给有关被调查人填写；二是认为调查报告要专门制作，根据调查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与分析，形成一定的结论，并可以给出一定的建议。”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宜在确定双向保护原则、客观、中立原则、全面调查原则的指导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是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实践中，有的地区是由办案人员调查，有的由律师进行调查，也有的是由第三方调查。具体而言，在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不足的现实条件制约下，办案人员自行调查并不可取；律师由于职业自身的利益倾向性，通常更加注重收集那些对未成年人有利的材料，而忽视那些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不利的材料，有时难以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有鉴于此，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调查主体应当是办案机关，但由办案机关委托中立第三方进行调查，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也使得由他们所作的社会调查报告更容易被办案机关所采纳，有助于妥善处理未成年人案件，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公安机关在侦查环节应当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对缺少社会调查报告的，应当让公安机关予以补充，也可以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在提起公诉时，检察机关应将社会调查报告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论文摘要 社会调查制度通过调查未成年人的个性特征、一贯表现、成长经历等现实情况，分析其走向犯罪道路的各种因素，考察其人身危险性，并进而寻求对未成年罪犯的最有利于其回归社会的处理方式。在我国健全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未成人的负面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在违法犯罪后获得有效矫正，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荣辱，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更易被不良环境和社会习气所影响，从而引发违法犯罪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其心智也更具有可塑性，便于通过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改造、教育、保护更应该细致、完善，在法治发展历程中，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由于在维护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对其进行科学改造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渐获得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社会调查已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在法治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应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一）含义
社会调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通过走访，深入了解未成年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诱使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心理矫治对未成年罪犯进行心理引导和心理测试，以期对未成年罪犯的品格和成长、改造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使公、检、法机关能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犯罪未成年人选择恰当的处理方式。
（二）社会调查的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并非越完备越好，限于社会调查员的精力和调查的必要性，社会调查并非要对未成年人的一切成长环节都做非常详细调查，社会调查的重点，应当是：对未成年罪犯犯罪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未成年罪犯的个性特点及矫治现实可能性；未成年再社会化的条件，包括：（1）身心状况。如健康状态、心理发育、智力程度等。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是否为学生，有无辍学、流浪等情况。（2）性格及不良习性。包括个人性格、兴趣爱好、社会交往等情况。特别要考察有无小偷小摸、迷恋网络游戏、酗酒、打架、欺压他人等不良嗜好，阅读不良读物、浏览不健康网站等。（3）学校表现或工作表现。包括在校学习、表现情况，学校教育管理是否得体，学校周边环境。如已参加工作，则重点考察其工作期间工作表现、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工厂附近环境秩序等。（4）家庭成员构成，父母是否健在，家庭关系和睦与否，家庭是否完整。（5）居住地社会环境及邻里关系，如邻里关系正常与否、邻里评价等。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试行多年，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工作，新刑事诉讼法 中也第一次对这一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在随后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给予了进一步细化。但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制度制定如何，直接影响其司法实践的效果，制度的缺失之处必然影响其规范社会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探讨，明细问题所在，提出完善建议。
二、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单，社会调查制度并不完备，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社会调查制度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可选择程序规定，这极有可能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不愿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社会调查，有多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会进行社会调查是一大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各地进行的试点中，调查模式各不相同，调查员的选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调查报告的质量难以实现调查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异地调查缺失
进行社会调查的试点地区，针对的对象都是具有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在户籍不在犯罪地的未成年被告人，鲜有开展相关调查。例如北京市法院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已经占到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75%左右，但对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的调查工作除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外，基本未开展。 公平正义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可能成为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重要辅助资料，因而这一现状将会间接产生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在逮捕、量刑方面的不平衡。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益引起民众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异地调查制度的缺失难免引起民众对未成年司法公正的正确认识。
（三）调查员业余化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和团体，调查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各地的社会调查试点中，各地进行试点的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不同的摸索，调查主体比较混乱，如律师、学生志愿者、教师、公益机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专职的社会调查员在各地的社会调查中都发挥着作用。除专设社会调查员外，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自身法律素养如何难以保证，调查能力也因人而异，且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法全身心投入到社会调查中。社会调查工作内容多、条件辛苦，这要求调查员应具有较高的自身修养，除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经验、掌握统计调查所需的基本能力。现阶段，我国社会调查主体还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亟需建立高素质的调查员队伍，实现调查主体的职业化、专业化。
三、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社会调查为必经程序
现阶段，将社会调查规定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但与顺利改造犯罪未成年人相比，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现有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承受这样的“额外负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启动社会调查由案件承办人或承办机关决定，这不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平等保护。而许多国家将社会调查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必经性前置程序，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考察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帮教条件。因此，建议将社会调查制度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程序，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社会调查主体专业化
在我国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样规定虽有利于社会调查的开展，但是缺陷亦很明显：一方面，控辩双方基于各自诉讼职能，各自进行的调查难免有失偏颇，难以保证客观和全面；另一方面，委托其他社会团体调查，虽可避免上述立场问题，但社会团体成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职责，社会调查只能是在不影响其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难以全身心投入调查工作，势必影响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且调查人员的法律素养、调查能力、调查积极性都无法得到可靠保证。调查工作难以做到专业、精准，调查报告难以保证客观性。基于此，可借鉴国外社会调查员专职化的经验，在法院内部，独立于审判法官，设立专职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员实行和法官一样的选拨、任免制度，并且定期进行专业技能提升培训，不断提高调查员的社会调查能力。
（三）规范社会调查程序
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参考，让不必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处理，如撤销案件、不起诉、暂缓起诉。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这一功能，应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同时，应通知法院指派调查员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和侦查同步进行，各有侧重。调查员将调查报告及时提交侦查机关，以便及时准确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决定是否提请逮捕、是否起诉、是否暂缓起诉、量刑时参考等。
社会调查员接到调查任务后，应当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如果通过实地调查难以判断犯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或人格特性的，可以采用心理测试、精神鉴定等方法进行测试，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制作出严谨的社会调查报告。此外，在建立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可采用委托犯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法院来进行异地调查工作的方式，既节约调查成本又可提高调查质量。
日本《少年法》规定，在调查、审判的全过程，法官要与调查官保持充分的联络，借此监督调查活动的不当之处，保障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 为了保证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节约调查力量，调查员的调查活动应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调查员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时，检察机关应及时给予指导、纠正，构成违法犯罪的应及时给予相应的纪律或刑事处分。对调查员，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实行回避制度，以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四）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使用
2016尽职调查报告范文一：
按照律师工作方案，我们对目标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先后到南明工商局和金阳开发区管委会，南明区房屋管理局等部门查阅了目标公司(贵阳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房屋产权登记材料;到目标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并与目标公司股东、高管人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律师审查了以下法律文件：
1、目标公司章程、历次章程修正案;工商档案材料
2、历次股东会决议;
3、历次股东出资、增资验资报告;
4、目标公司20**年5月财务报表;
5、20**年5月17日中和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6、房屋产权证、机动车产权证;
7、员工劳动合同;
8、20**年6月12日目标公司股东会决议;
9、20**年6月12日，目标公司《股东放弃股份优先购买权声明》;
10、20**年6月12日，目标公司《股权出让方的承诺与保证》;
11、目标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12、20**年6月13日南明区工商局出具的《私营公司基本情况(户卡)》。
一、关于目标公司名称的变更
目标公司名称曾先后做过三次变更：
20**年5月10日，公司成立时，其名称为贵阳市某某安全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20**年10月15日变更为贵阳市某某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0xx年11月名称变更为贵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即现在使用的名称。
由于目标公司名称的变更导致其房屋产权证、机动车辆产权证等证件上产权人的名称与目标公司的名称不一致，但这并不会对目标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构成法律障碍。
二、关于目标公司股东变更的沿革：
股权转让的主体是股东，而目标公司的股东从设立之初到现在曾做过以下5次变更：
(一)、目标公司成立于20**年5月10日，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当时公司有2名股东：
贵州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8.4万元人民币，占84%股份;宋某，投资1.6万元人民币，占16%股份。
(二)、20**年5月8日，进行股权转让和增加注册资本。
贵州某某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股份分别转让给王某(占40%)、何某(占40%)、宋某某(4%)
宋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宋某某(16%)
原股东不再持有公司股权，3名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为：
王某40%、何某40%、宋某某20%。
注册资本由10万元增加至30万元，增资部分由3名股东按持股比例缴付出资。
(三)、20**年10月15日，股东宋某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股东王某、何某，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王某持股比例50%;何某持股比例50%。
(四)、20**年1月3日，王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孙某(50%)，注册资本增至300万元人民币。增资270万元，由何某、孙某分别出自135万元，持股比例各占50%。
(五)、20**年6月12日，孙某将其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王某某(占35%)、何某(15%)，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为：何某占65%、王某占35%。
(六)、20**年10月14日，王某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35%)转让给何某。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增至500万元，增资200万元由何某、田某分别投资，持股比例分别为：何某占85%;田某占15%。
至20**年6月11日，目标公司的股东仍为何某(占85%股份)、田某(占15%股份)。
也就是说，目标公司现在的股东是：何某、田某，只有他们才有权与贵研究所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
三、关于股权转让方所转让的股权
从工商登记材料看，上述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没有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也没有进行质押，其对外转让不存在权利瑕疵。
经与转让方沟通，其称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不存在质押等股权转让限制，并承诺和保证一旦所转让的股权存在上述强制措施或限制，则应无条件赔偿股权受让方的全部经济损失。
四、关于目标公司股东出资是否全部到位，是否存在瑕疵
经查，目标公司股东的各次出资、增资，均采取现金出资方式，验资报告显示现金出资已全部到账，不存在瑕疵。
五、关于目标公司的章程、合同对股权转让的限制
章程、合同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不存在特别限制约定。20**年6月12日，目标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股东何某、田某均同意向某工程科学研究所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
六、关于目标公司的资产
目标公司的资产主要包括：房屋、机动车和其他办公设施、对外投资、其他应收款和货币资金。
(一)、房屋
1、目标公司对房屋享有所有权。
房屋共有五套，均已取得房屋产权证，其中有2套房屋被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贵阳市支行，抵押情况如下：
信诚大厦1-20**室：
房屋产权证记载：他项权利范围130.17平米，权利价值48万元，抵押期限：2007-9-27至2012-9-26。
信诚大厦1-2011室：
房屋产权证记载：他项权利范围202.54平米，权利价值73万元，抵押期限：2007-9-27至2012-9-26。
2、上述房屋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
经向南明区房管局进一步调查取证，上述房屋产权清晰，均为目标公司所有;除上述两套房屋存在抵押情形外，其他房屋不存在任何限制。
(二)、机动车辆
目标公司名下有3辆机动车，分别是捷达、丰田锐志和福特蒙迪欧。上述车辆未被抵押，也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的情形。现由公司管理人员正常使用。
(三)、对外投资
对外股权投资人民币50万元，系目标公司投资设立贵阳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正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预计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以前，办理完毕注销登记手续。
七、关于诉讼、仲裁案件及或有负债
目标公司不存在未结诉讼、仲裁案件，也不存在其他赔偿未了事宜及或有负债。
八、目标公司经营期限与年检情况
经查，目标公司的经营期限为10年，经营期限截止日期为2011年5月9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私营公司基本情况(户卡)》分别记载目标公司已通过20**年度和20**年度年检。20**年度通过年检时间为20**年6月11日。
八、结论：
目标公司依法存在持续经营。公司的两名股东依法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该股权没有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也不存在质押的情形，股东何某、田某可分别依法将其对外转让。
建议股权转让方和受让方依法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全面履行。
2016尽职调查报告范文二：
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现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战略指引下，不断加快海外并购的步伐。根据德勤的《崛起的曙光：中国海外并购新篇章》的报告。报告中称，20**年下半年至20**年上半年，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中国境外并购交易总共有143宗，总金额达342亿美元。20**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投资者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虽然，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增速极快。但中国企业还普遍缺乏海外并购的实践经验，根据历史数据统计显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财务尽职调查流于形式、财务尽职调查不到位。财务尽职调查审计主要对尽职调查的调查方式的规范性、调查内容的完整性、调查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审计，是完善尽职调查，防范企业并购风险的重要手段。
二、财务调查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调查报告只是对于目标企业所有的资料进行简单的罗列
目前相当一部分财务尽职报告并未深入地对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作出分析。这主要是由于目标企业财务及相关人员对尽职调查普遍存在抵触心理，而且目标企业大多数财务核算较为薄弱，资料管理较为混乱，财务部门迫于某种压力，存在很多隐瞒事项。因此，这种方法会削弱尽职调查业务的作用，拿不到并购方想要的真实、完整的信息资料，使得尽职报告对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不甚明显[2]。
(二)对于并购方的投入产出价值调查不准确，容易落入并购陷阱
我国企业的许多海外并购案被媒体进行大肆宣传，但其结果并没有如预期的提高股东的价值。这主要是由于对并购的投入产出调查分析不准，未能判断有没有控制并购风险的能力，对并购所要付出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估计不足，未能准确评价并购投资的回报率，未能有效地回避并购陷阱，导致并购失败。
(三)财务尽职报告过于高估目标企业的发展潜力
在并购亏损企业时，许多企业对于目标企业的发展情况盲目乐观。缺乏对企业财务承担能力的分析和考察，对企业的财务调查与分析只停留在账目表面，没有结合企业的市场份额、人力资源和销售渠道等情况来综合考虑，导致过高估计目标企业的发展潜能，分散并购方的资源，甚至使并购方背上沉重的包袱。
(四)对目标企业的现金获得能力调查分析不足，导致现金流危机
目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现金流的方向，在不同项目间进行现金流调整。经营性现金流通常被外界信息使用者关注最多，它最容易被调整，人为提高其报告值，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同时目标企业往往是出现财务困境的企业，企业不仅需要大量的现金支持市场收购活动，而且要负担起目标企业的债务、员工下岗补贴等等。这些需要支付的现金对企业的现金获得能力提出了要求，如果处理不当，会带来现金流危机，使目标企业反而成为企业的现金黑洞。
三、审计在财务调查尽职报告中的作用
(一)审计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的程序
财务尽职调查的目标是识别并量化对交易及交易定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因此，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收益质量和资产质量进行分析。在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的实施阶段应根据详细的调查计划和企业实际情况，实施规范性的调查程序，促进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为企业的并购决策提供合理的判断依据。
首先，对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的方案进行审计。审计的主要内容有整体操作思路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以及审计尽职调查设立的调查方案中有关目标企业财务状况的评估、验资等是否履行了必要调查程序，从而促进尽职调查方案的全面性[3]。
其次，对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的方法进行审计。对于财务调查报告的整体框架进行审计，是否采用多种调查方法，以便得出尽可能全部的调查报告，避免做出不正确的决策。
再次，对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的步骤进行审计。合理的调查步骤是避免并购陷阱的必要条件，审计人员应对每一阶段的调查进行审计，根据不同的并购类型、目的、内容来审查并购中财务尽职调查的处理步骤是否符合目标企业财务状况、资产价值调查业务规范、企业盈利能力分析规范等要求，确保企业并购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审计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的内容
财务尽职调查报告并不是审计目标公司的财务报表，而是了解并分析目标公司的历史财务数据。对目标公司的资产状况、销售收入、利润、现金流等财务指标进行全面调查，充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更好地为企业的并购决策提供依据。
首先，对财务尽职调查的主体和目标进行审计。进行财务尽职调查要全面的理解企业的实施并购的目的和战略，从而把握调查的方向，确定调查的内容。为防止财务尽职调查对于调查目标和主体的不确定，审计过程中应加强对于尽职调查活动中的目标和主体的审核，以避免尽职调查的盲目性。
其次，对财务尽职调查的范围和内容的审计。合理的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做出正确的并购决策，需要全部的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作支持。因此，尽职调查如果仅对财务报告及其附注实施调查程序，可能无法全面分析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对于财务尽职调查范围和内容的审计主要包括：
对目标企业资产价值评估调查的审计，对于不同的评估项目是否确定合理的价值评估类型和评估范围，以及反映目标企业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评估相关的内容进行有效的审计，促进企业资产价值评估调查的正确性。
对目标企业财务指标的审计，对于尽职调查是否全面了解目标企业的财务组织构建情况，以及目标企业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价值等进行审计。同时，审计尽职调查是否对目标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调查，促进财务指标调查的全面性。
对目标企业关联公司交易的审计，关联交易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使投资者对于目标企业的价值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审计的主要目的是对尽职调查中目标企业关联方的识别以及对目标企业关联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合规性和实质性的测试。从而促进对目标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能力的正确评价，促进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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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写作心得体会
读完高云律师的律师专业思维与写作技能上下两册，体会颇多。本书将法律知识融会贯通，为青年律师在法律文书写作方面指明了方向。
一、法律文书
委托合同、工作预案、备忘录、谈话纪要、工作底稿、服务陈述、法律服务建议书、法律服务方案、尽职调查报告、常年法律顾问工作报告、法律分析报告、法律意见书、律师函、起诉状、答辩状、反诉状、管辖权异议书、词等。
二、文书写作思维
1、律师需要帮助客户实现的是“以法律手段防范风险”而不仅仅是“防范法律风险”。只有同时具备“法律思维”与“商业意识”才能写出优秀的法律文书。
2、律师的服务态度当然要让客户满意，但相比之下，让客户的目标实现更重要。
律师应该牢记：对于方向和目标，一锤定音的，应该是客户而非律师。
3、律师应该是提出解决方案、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专家而非否定客户意见的质疑者。
4、千万记住，任何怂恿客户勇敢前进法律建议都是危险和不可取的。
5、诚实和正直永远是律师最重要的职业道德。
—、财务审慎调查的概念及其与审计的区别
（一）什么是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博调查，是委托方委托独立的中介机构或者由其自身的专业部门，对某一拟进行并购或其它交易事项的对象的财务、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调查、分析。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常见的财务审慎调查有以下几种：
1、为融资目的而进行的财务审慎调查，企业举债往往采取担保、抵押或信用等方式，在信用方式下，金融机构一般要对企业的财务现状、财务前景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论证，以确保款项的收回。在担保方式下，担保方则要求被担保方提供诸多背景资料，以对其投资前景作出理性的判断。
2、收购、兼并中的财务审慎调查。在并购正式实施之前，往往要求对被并购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这种调查往往分为三个方面进行：（1）商业调查。即对收购对象的市场现状、市场前景的调查。商业谍查经常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方式，一般由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做。（2）法律事务调查。法津事务调查涉及到被并购对象一切可能涉及到法律纠纷的方面，如并购对象的组织结构、正在进行的诉讼事项、潜在的法律隐患等，该项工作一般由律师事务所来进行，（3）财务方面的调查即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慎调查往往不会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但是，只要是并购方委托的事项，如了解被并购方的内部控制、或有负债、或有损失、关联交易、财务前景等，都可以成为财务审慎调查的范围。这些调查结果会对并购的进行与否有直接的影响。
3、由于出售目的而对自身进行的财务审慎调查。对于一家拟出售的企业，若买主尚不得而知，则为了让潜在的买方感兴趣，卖方一般会请专业机构进行财务审慎调查，以便在对方需要时提供调查结果。
（二）财务审慎调查与审计的区别。对受托进行财务审慎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虽然可能担负着并购对象的常年会计报表审计任务，或者可能在并购交易完成后对并购对象实施审计，但是这种审计很难满足委托人在进行并购交易时对财务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需要，审计与财务审慎调查的主要区别在于：
1、目标不同。审计是一种鉴证服务，是注册会计师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对被审计对象会计报表的编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国家其他有关财务、会计的规定，会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资金变动情况，以及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是否符合一贯性原则发表意见。而财务审慎调查则属非鉴证服务，是对委托人所指定的对象的财务及经营活动进行调查、分析。其工作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委托人的要求，调查的结果是出具一个财务审慎调查报告（在特殊情况下，财务审慎调查进行当中，如果委托人认为已经达到了目的，也可能不要求出具正式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注册会计师需要从专业角度对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但是不需要也不宜对交易的应否进行提出建议。
2、委托人的出发点不同，企业之所以进行审计，主要由于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一种强制。而之所以进行财务审慎调查，是自愿的，是出于了解交易中可能涉及到的事项，以减少变易风险、最大限度地从交易中获得利益的需要。
3、工作结果导致的后果不同。审计因其具有鉴证作用，故审计报告一发出，注册会计师便要对审计报告的真实件、合法性负责，对所有可能的报告使用者负责。而财务审慎调查报告只对委托人负责，并且，只对委托人指定的事项的调查、分析结果负责，如果由于调查结果严重失实，则要对由此导致的后果负责。但是，由于财务审慎调查并不对委托人所拟进行的交易应否进行提出明确的建议，故只是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做好所委托的事项，一般情况下很少会引起法律纠纷。
4、报告结果运用的范围不同，审计报告呈送给委托者后，后者要提供给投资者、债权入、税务机关等，公开上市的公司的审计报告还要公之与社会公众，而财务审慎调查报告则严格按照委托人指定的对象范围、只提供那些委托人认为应该了解调查结果的人士阅读。
二、委托方如何做好财务审慎调查
目前，在我国大陆的并购实践中，收购方很少在实施并购前对收购对象进行财务审慎调查。失败的并购案例中很多是因为收购方对收购对象的财务情况知之甚少，对其复杂性预计不足。本文以为，拟实施并购的企业（即委托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财务审慎调查：
（一）选择有实力的中介结构，并购方往往并无专门的部门或人员去调有所需了解的财务事项。即使有，也很难保证独立、客观而带有某种倾向性。而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其他中介机构）属第三方，独立于交易双方，可最大限度地保证客观、公正，提供不带有倾向性的调查、分析结果。
在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时，应注意其专业胜任能力，财务审慎调查必竟不同于审计，它需要有专业经验的、高素质的人员，若受托人不能及时地完成，则有可能使交易贻误有利时机，而如果调查、分析结果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则由此而作出的决策可能会给委托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二）明确进行调查的范围、完成时间。在签订委托协议书时，必须明确调查的范围、完成时间，所委托的调查、分析事项，应是委托人尚不明确、但有可能对并购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有时，并购方可向其财务顾问或进行财务审慎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咨询拟调查的范围。不明确调查范围，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开展工作；调查范围过小，则可能不足以达到预定的目的，而调查范围过大，则必然意味着调查的工作量和成本的上升，并且可能会导致交易决策不能及时进行。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在调查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发现委托人事先未考虑到的事项，根据其反馈意见随时调整财务审慎调查的重点，可能会对正确作出交易决策起到更有效的作用。
（三）正确运用财务审慎调查的结果，并购方必须将对并购对象财务审慎调查的结果与商业调查、法律审慎调查的结果综合起来考虑，以决定是否进行该项交易，不做调查或仅仅从其中某项调查的结果就作出决定难免有轻率之嫌，难以对股东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三、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好财务审馆调查
就接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委托的条款。在开始工作前，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与委托方就双方的职责范围达成一致，签订委托协议书。协议书应包括调查范围及委托目的、委托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受托方的工作时间和人员安排、收费、财务审慎调查报告的使用责任，协议书的有效期间、约定事项的变更、违约责任等。
应该说明的是，受托方如一开始就确知己方并无足够的人力或专业能力、或者无法在委托方限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委托事项，则不应冒然签署委托协议书。
（二）选派有专业胜任能力的工作人员。与审计相比，财务审慎调查是一项高收入的业务，这是因为其报告与委托人所拟进行的交易有关。该交易可能导致收购或兼并的对象的所有权或资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给收购或兼并的一方或双方带来巨大的收益。按照西方惯例，从事财务审慎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除正常收费外，还可收取一定比例的“成功费”。没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决不能胜任调查、分析任务的，所以应注意选择熟悉交易对象的行业特征、专业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工作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并应确定至少有一位事务所的高层领导负责该项业务，以保证工作的质量。
（三）及时、高效地完成委托事项。财务审慎调查一般分为计划、调查与分析，报告阶段。
1、计划阶段。在计划阶段，财务审慎调查的项目负责人应根据与调查对象的有关负责人的交谈、查阅有关介绍性的资料来制订书面的工作计划，并获得事务所相关负责人的批准。在此阶段，应特别注意要进行项目风险评估。对项目风险的评估一般会影响到工作人员的选派。项目风险越高，则越应派经验丰富的人员。通过项目风险的评估，还可能会建议委托人扩大或修订财务审慎调查的内容，从而涉及到委托协议书的有关条款的变更。
2、调查、分析阶段。此阶段实际上可细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事实调查。是指运用观察、查询等取证方法，来搜集充分、适当的资料。应尽量避免搜集的资料过多或者不完整、不准确，避免遗漏重要的资料。
第二、分析。会计师事务所在搜集了足够、相关的资料后，应运用专业手段、方法，将其整理成为委托人易于理解的形式。因为财务审慎调查报告的使用者往往并无足够的时间、精力去看会计师所搜集的所有资料。分析的重点应是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以突出数据之间的关系。如财务数据的分析，应让委托人了解到近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金变动情况。
第三、解释。如果说分析的目的是将所搜集的大量资料以分析的方法整理成委托人易于理解的形式，解释则更多的带有会计师的专业意见，以给委托人提供有意义的指引。其目的在于，使委托人对并购对象的业务性质、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思路、金融和市场背景、并购中可能会遇到的重大问题等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为此，需对拟并购的对象的总体情况发表意见，对拟进行的交易从正、反两方面发表意见（但不应比较正、反两方面说明交易应否进行，这应该由委托人管理层来决定），对交易双方在谈判期间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发表意见；对拟进行的交易完成后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发表意见。解释工作一般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来承担。
[关键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法理考察；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 D917.3[文献标识码] A
一、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考察
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因其有利于达成量刑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准确化，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而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被赋予特殊的关注，目前已成为各国少年刑事法中的通行制度。
社会调查制度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该理论由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提出。现代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义在于：刑罚轻重不仅取决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大小，而且应充分考虑其人身危险性。但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像犯罪罪行那样易于把握，为避免量刑的偏颇，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手段准确地加以测定，而通过审判前社会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社会调查制度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刑罚个别化观念的深入人心，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各国重视。美国、德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均已实行这一制度，尤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往往以对犯罪人进行社会调查作为审判的基础。未成年人身体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与此对应的是心理发展往往相对滞后，不能与生理发展完全同步。这种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未成年人抵抗外部世界的干扰能力相当脆弱，一旦在家庭破裂，教育不当，受到不良朋友或黄赌毒等外界因素影响下，容易做出游离于社会规范的出格行为，甚至违法犯罪。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人格因素，而机械地依据犯罪事实施以刑罚，将可能使某些因偶发因素而犯罪的青少年被司法的草率断送一生。因此，司法机关对待未成年犯罪人应尽可能通过社会调查方式，以广泛的视角审视区别不同的犯罪人格，在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指引下，准确定罪量刑，从而实现刑罚的个别预防功能。
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但这一做法却与现行刑事法所蕴含的某些法律精神相契合。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有法学家认为，该条文虽被称为罪行相适应原则，但已与刑事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着重大区别，其中已涵盖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容。根据这一规定，刑罚的轻重不仅应当与所犯罪行，即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相适应；而且应当与承担的刑事责任，即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1]因此，作为人身危险性表征的犯罪人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当然的包含于“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之中。只是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将相关调查程序作为刑罚适用的前置程序，造成法院量刑时往往囿于考察犯罪人罪行的轻重，而忽视对其个人情况及人格特征的了解与考量。1985年通过（我国于1991年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北京规则》）则为我国构建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北京规则》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案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而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该规定为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设立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直接的司法依据。
二、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意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指引下，针对未成年犯罪人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小，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特征，积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有效模式，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背景下，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至少在以下方面显现出其积极意义：
（一）宣示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性特征的关注以及教育、保护的刑事政策导向
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既表明司法部门在处置未成年人犯罪时，从以犯罪行为为本位转化为以犯罪行为与主体特征并重，进而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成长环境与条件、犯罪诱因等因素着手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矫正和治疗的积极态度，同时也进一步向社会阐明司法机关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置、以诚恳的态度教育、以务实的措施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力求维护和体现司法公正的决心。
（二）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目的
社会调查由熟悉社会工作和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社会组织成员担当，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其本身具有的工作经历和在刑事诉讼中独特的地位，造就其与众不同的亲合力，容易与未成年被告人沟通，获得他们的信任，进而在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对未成年人予以引导、教育、感化，达到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
（三）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理念，是法治文明进步的标志
不同的犯罪人，由于其主观恶性不同，成长经历不同，其人身危险性也不相同，这直接影响到对其适用何种量度的刑罚才足以实现个别预防的效能。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经验表明，将对犯罪人个体情况的调查作为法官裁量刑罚的参考，为有区别地采取灵活的刑罚措施，实现刑罚目的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制度不仅符合法治发展的非犯罪化、轻型化和非监禁化的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更大范围、更长远角度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
（四）体现了司法民主的精神，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
调查员以诉讼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体现，是司法民主的实现方式之一。这一制度不仅可以弥补人民法院因客观条件的制约所导致的审判视野的局限、社会监督不足等缺陷，更可在法院与未成年被告人及社会之间建立某种渠道，实现监督和反馈司法公正的效果，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五）体现了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兼顾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精神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渐增多，人民法院本已较为紧张的司法资源更显捉襟见肘。法官有限的精力不仅要投入日渐繁重的案件审判，还要介入繁冗的社会调查当中，往往导致顾此失彼，难以实现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目的。社会调查制度引入专业人员调查，使法官得以从社会调查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案件审判，实现了法官的中立公正，提高了司法效率。
三、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与江苏的实践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提供了司法依据，但其仅是原则规定，在诉讼法层面并没有配套以具体的程序制度来贯彻和保障。所以实践中在社会调查开展与否，社会调查承担的主体、调查的内容、运作程序等具体操作问题上均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加以规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已有成熟经验，结合部分基层法院的试点实践，会同有关部门于2006年10月1日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社会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经过一段时期的试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是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根据社会调查的性质，调查主体的确定应具备三项条件：一是必须中立。二是必须专业。三是必须敬业。
《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暗含了四类调查主体，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如团委、工会、妇联、机关工委、基层司法助理员、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等）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以往江苏各地做法不一，四类主体均有尝试，有的基层法院还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办公室，聘请固定的社会调查员专司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背景调查。公允地评价，上述调查主体确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客观分析，各自又均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调查的视角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精力有限，且自查自判又有违法官中立超脱的地位，给人以“先入为主”之嫌；委托社会团体组织调查，可能会因承担调查任务的人员主业工作繁忙，经常换人等客观因素而无法保证调查的质量和时效；聘请专职社会调查员效果虽好，但需一定经费和办公场所作保障，使得大多数基层法院力有不逮。因此，我们在积极实施社会调查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探索寻找更为合适的调查主体。
（二）调查主体的地位及职责范围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来看，调查人员是接受法院委托，从事特定任务的主体。其由于受法院委托从事专项调查而介入诉讼，故有别于证人；而其从事事项与审判相关联，关涉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置，故需要其参与庭审，接受质询。据此，我们将其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于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并在法庭调查结束后设置独立的听审程序，由调查员出庭宣读调查评价报告，并接受控辩审各方的询问。此外从效果出发，还安排调查员参与合议庭组织的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庭审教育。
关于调查主体的职责范围，即接受人民法院委托，通过开展独立的调查，就其获取的未成年被告人家庭背景、个性特点、以往表现等关涉量刑的事实提出书面意见，作为法院量刑时的参考，并协助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具体包括：社会调查、制作书面报告、出庭宣读报告并接受质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庭审教育、对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教育挽救等延伸工作。
（三）社会调查的内容、对象和方式
与审理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注重于对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即以未成年被告人为中心，对其身心状况及周围人员、环境等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调查评估，力求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全面、具体、客观反映其真实面貌。我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的精神，结合以往工作经验，在《实施办法》中将以下六项内容列为基本调查项目：“家庭背景”项目、“个性特点”项目、“案件情况”项目、“自我认识”项目、“帮教条件”项目、“综合评价意见”项目。
基于社会调查的内容有别于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的刑事侦查活动，其调查对象不能仅局限于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同伙、受害人及证人，而应将范围扩展到与其生活、学习、工作相关的人员，包括家长、老师、同学、同事、领导、邻居等。因此我们对调查对象尽可能广泛地加以罗列，具体包括未成年被告人及其监护人、就读学校（工作单位）、同学（同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被告人户籍地（经常居住地）派出所等。由于调查内容多，涉及人员广，社会调查通常由调查人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场所以及其他关系地，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采取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多种方式进行，必要时各种方法可以交叉配合使用。调查的内容应当形成书面笔录，并加以整理分析，以使内容完整、准确、详实。
（四）社会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内容的综合反映形式，是全部调查活动和调查结论的载体。它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揭示犯罪的原因和条件，发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感化点”，为人民法院准确适用刑罚提供依据。因此，对调查报告应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首先，调查报告应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调查报告应固定为统一规范的格式，这不仅因为报告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文件，应以规范的形式彰显其法律效力，而且规范的报告形式利于调查人准确制作，避免疏漏，同时便于法院正确参考适用。调查报告的规范化包括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形式上可采用表格式或分段叙述式，内容上应将调查项目编列为数个较为统一的栏目，并保证其详略得当，遣词准确，分析合理，避免空泛或不恰当的描述。实践中，我们设计了统一格式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表》，并针对六项基本调查内容设计了21个项目116个选项供调查人员选用，避免了制度施行初期因调查人员经验不足或能力的差异而可能造成的报告内容混乱与疏漏。其次，调查报告应客观、真实。调查报告将在法庭宣读出示，其客观真实性受到未成年被告人、监护人、公诉人、辩护人、法官等多方质询，如果其中存在不实之处，不仅影响到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刑罚裁量的公正性、准确性，而且会打击未成年被告人对司法制度和社会的信任，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要求调查人员以公允的态度，通过细致周到的工作，确保报告的客观真实。第三，调查报告的制作应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不同类型的案件，其犯罪诱因必然有所差异，与之相对应的法庭教育的切入点也就不同，所开展的社会调查及报告制作同样应具有针对性。以盗窃案件与案件为例，前者应侧重于未成年人消费、金钱观念的变化、交友情况等进行调查，后者则应侧重于未成年人行心理、家庭、学校性教育方面的调查。
（五）社会调查的工作程序及监督制约机制
1．启动程序。人民法院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应向承担社会调查的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并提供书副本，调查机构应及时指定所属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根据目前江苏省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情况，我们在《实施办法》中对受调查的未成年被告人范围作了限定：“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
2．调查程序。调查人员应于收到委托调查函后的一定期限内通过走访未成年被告人的关系人，收集调查资料并制作完成调查报告提交法庭。《实施办法》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案件，分别规定了五个和七个工作日的调查时限。为了强化社区矫正机构的内部把关机制，《实施办法》规定调查人员完成报告后，应先提交所属县（市、区）级社区矫正机构，由其初步审核并签署意见后再移交人民法院。此外，我们考虑到目前调查人员进入羁押场所对诉讼中的在押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调查尚无法律依据，所以规定当调查人员不便到看守所调查时，调查报告中与案件有关的情况由法官及时提供。
3．审查程序。人民法院对调查报告进行质询的，调查人员应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出庭宣读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最终由人民法院在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参考调查报告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实施办法》中关于此节的具体流程、环节，前文中已作介绍，不再赘述。
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在充分肯定社会调查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屡屡表达出对确保调查公正性，防范虚假报告的关注。为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社会调查不公正，我们在《实施办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监督制约措施：（1）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调查工作实施全程法律监督；（2）两人调查制度，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必须指派二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3）两级把关制度，调查报告需经乡镇（街道）及县（市、区）两级社区矫正机构审核后方能提交人民法院；（4）回避制度，调查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自行回避；当其在庭审中被申请回避时，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决定是否采纳其调查报告；（5）法庭审查和复核制度，调查报告一般需经庭审质证后才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各方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时，法庭有权作出复核的决定；（6）保密制度，调查人员不得泄露在开展调查、参与诉讼中获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
四、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思考
社会调查制度作为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有益探索，已为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拓宽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视野，探索出一条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新途径，体现了现代司法的人性化理念。但由于该项制度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现行法律体系尚未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准备，诸多问题还需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一）明确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
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时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份参加庭审，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结合调查人员参与法庭教育的职能，还应为其在法庭上设立专门席位，以显现其特殊的地位，保障其更好地履行职责。
（二）确立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
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审判中的积极价值得到了司法实践的充分验证，并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同，我们没有理由再让其因性质归属的争论而备受争议。立法上应在明确调查主体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尽快将调查报告纳入证据范畴，以彻底化解认识上的分歧，同时保证所有调查报告都能经历庭审质证过程的检验而确保客观公正。
（三）提前启动社会调查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给予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必须通过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限难以保证调查质量。因此，有必要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样不仅能为调查的质量提供时间上的保障，而且能为侦查机关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
（四）扩大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
目前因客观条件所限，社会调查尚未普及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往往仅限于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这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对于那些不具备管制、缓刑条件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告人无疑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在条件成熟后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使这一制度的有益价值惠及所有未成年被告人，实现司法的公平。
（五）建立严格的制裁措施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实践中对于调查人员在调查工作中的失职、违规行为尚无相应的制裁措施。应当看到社会调查主要在社区环境进行，调查人员往往是基层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群众交往密切，而调查对象又或多或少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在没有严格约束的情况下，难以保证调查报告客观公正。应尽快在相关规定中设立严格的制裁措施，对于调查人员在调查中有不认真尽责、徇私枉法或者收受贿赂等情况，作出不实调查报告的，根据情形给予相应的惩罚。此外，对于故意向调查人员提供歪曲事实的人也应进行相应制裁。
《财经》驻香港记者 王端
2008年10月8日,过百名受雷曼“迷你债券事件”影响的香港市民,在香港立法会前请愿。
时值岁末年关,在香港金融中心――中环的银行门前,每天总有多名年过花甲的长者聚集在此。他们白衣素服,表情凄苦,在西装笔挺的金融骄子们健步如飞的身影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这些老人都是自称购买了雷曼“迷你债券”而损失惨重的中小投资者。
自从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至今,香港数千名在20家银行购买雷曼“迷你债券”及相关产品的投资者,多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银行误导他们购入有关金融产品,令其血本无归,涉及金额超过200亿港元。由于香港法律没有集体诉讼机制,部分雷曼“苦主”目前正透过美国律师的协助,准备在美国提起集体诉讼。
雷曼“迷你债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债券,而是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CLN(信贷挂钩票据)。该产品实际操作和结构极其复杂,资金最终投向了臭名昭著的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债务抵押证券)和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
这类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何在亚太地区卖给散户,在欧美地区却甚少出现同样的情况?香港两大监管机构――证监会及金管局由此被卷入舆论漩涡,有关监管漏洞、责任归属及银行销售行为等争议备受瞩目。
2009年1月8日,香港证监会及金管局对雷曼“迷你债券事件”历时逾三个月的调查结果终于揭盅。据两大机构对外公布的部分报告内容,香港证监会和金管局虽然在保障投资者利益方面取得一定共识,但对于现行银行业“一业两管”的架构,出现了很大分歧。
所谓“一业两管”,是指由于金融混业经营近年来迅猛发展,证监会和金管局在维持分业监管架构的同时,对于银行业的证券业务采取了共同监管的模式。然而雷曼“迷你债券事件”表明,这一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显然,这对同样实行金融业分业监管、银行理财业务同样膨胀迅速的中国内地来说,不无镜鉴之意。
“一业两管”真空
香港金管局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月8日,该局合共收到19893宗涉及雷曼“迷你债券”相关产品的投诉,其中19079宗已完成初步评估。香港证监会人士也向《财经》记者表示,截至1月9日,总共收到与雷曼“迷你债券”相关产品有关的494宗投诉。
2009年1月8日,两大监管机构的调查报告终于出炉。两份调查报告洋洋洒洒,分别长达85页和75页。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部分内容因涉及法律诉讼,因此,具体内容尚未全部公开。
就目前披露的内容来看,两大机构都建议加强投资产品销售及风险披露程度,仿效外国设立金融服务申诉机构,以处理金融机构与投资人的金融纠纷;但最大分歧则在于对香港银行现行监管架构――即“一业两管”的检讨。
“一业两管”的历史可追溯至2002年。当时各大银行积极开拓存贷业务以外的非传统业务,如证券业务。银行以“豁免交易商”的身份参与证券业务。即银行从事证券业务时,在条文上无须正式遵守证监会大部分的监管规定,但在实际运作上,金管局仍会非正式地要求这些银行遵守证监会的规定。
由于两大机构准入机制及监管尺度存有差别,接受证监会监管的传统证券业务中介人――证券经纪公司和新进入证券业务的银行,在展业规范方面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传统证券公司受到严格的证券条例规管,不准以电话方式向陌生人推销投资产品,但银行职员却可以不受条例的规管。此外,非证监会注册人士不可向任何人提供投资意见以获取报酬,但当时的银行销售人员却可以。
这立刻引发传统证券商的不满。为维持公平经营环境,2002年12月,香港证监会与金管局签订谅解备忘录,列明银行经营证券业务,由证监会及金管局共同承担对其规管和监察的责任。
根据当时备忘录的规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不得再获豁免,而是必须向证监会申请获得注册资格。银行也需遵守证监会就证券业务所制定的各项规管要求,其中包括附属法例及业务操守准则。
当时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即指出,银行从事证券业务,须遵守证监会的规定,但金管局仍是银行的前线监管机构。他承认,备忘录是为了“确保金管局对银行证券业务所采用的模式及标准,与证监会对经纪采用的相同,借此维持公平的经营环境”。
虽然,当年的备忘录列出关于两大机构的分管细节,但实际执行过程却仍暴露出双重监管的真空地带。
香港一名执业律师向《财经》记者表示,翻读2002年的备忘录,虽然其中对证监会及金管局的监管程式、处理投诉、调查及采取纪律行动等角色和职能有列明,但因为需要平衡各方利益,不少职能的表述实际相同或相似。而且,根据备忘录,在监管机构履行职能的时候,监管一方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知会及征询(consult)另一监管机构的意见。
此外,由于证监会对银行销售投资产品的监管范围,只局限于“证券”(security)产品,近年随着投资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结构日益精巧复杂,如何界定其是否属于“证券”产品,为监管增添了难度。
譬如,在雷曼“迷你债券”风波中,一般投资人很难判断该向哪个机构申诉以解决问题。雷曼“苦主”黄先生就向《财经》记者说:“金不管,证不监,真的很无奈。”
“白脸”和“黑脸”
香港一名资深监管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由于两大监管机构的监管重点、思维心态(mentality)各有差异,导致监管出现真空地带,成为引发雷曼‘迷你债券事件’的原因之一。”
“金管局的监管一直以温和著称,好似扮‘白脸’,其主要目的是唱好香港的银行体系,确保该体系稳定性;而证监会主要负责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公平和秩序、保障投资者利益及减少业内的犯罪和失当行为等。由于证监会经常动用执法权力,因此常以‘黑脸’著称。”一位接近香港证监会的人士向《财经》记者形象地比喻说,“但极少见到金管局采取惩罚个体行动。”
尽管在香港《银行业条例》中也列明,“金融管理专员须遏制或协助遏制与银行的业务常规有关的非法不名誉或不正当的行为。”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罗祥国指出,“金管局传统上认为不需要直接监管银行的经营手法。”
前述接近香港证监会的人士并指出,由于监管职员行为操守并非金管局所长,因此,在资源和人力分配以及监管经验上比较有限。
金管局的资料显示,在金管局辖下的银行体系监管部门(Banking Supervision Department),总共拥有140名监管人员,其中证券监管团队仅拥有11名成员。
一位香港银行内部从事风险控制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由于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过程中,扮演的只是中介人角色,赚取相对‘微薄’的佣金收入。佣金收入增减不会影响银行的资本金,更不会挑战银行的稳定及稳健性,因此银行对证券部门的关注有限。”他同时表示,由于银行所销售的大部分投资产品,需经证监会审批,“因此既然证监会都批准,银行只是负责销售而已,较少关注产品的细节。”
一名在香港银行内部从事风险控制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金管局对于前线职员的监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所呈交的内部报告,“很少现场检查”。
另一方面,香港证监会对于中介人的监管,也不包括日常和前线监察,因此,在银行前线销售人员的行为操守监管方面出现所谓的“灰色”地带。
但数据显示,香港银行的证券及理财业务近年蓬勃发展。2005年至2007年,香港银行证券业务总收入增长2倍有余。证券业务收入占银行总收入的比例亦由2005年的9%增长至2007年的18%。
业务迅猛增长的背后,是扭曲的激励机制设计。由于部分银行的薪酬制度与职员的销售业绩高度关联,甚至直接影响员工去留,在此背景下,职员往往竭尽所能地“兜售”投资产品。
模式之辩
在全球金融海啸来袭之前,香港一直秉承“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监管者只扮演裁判者的角色;但随着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港府亦在反思监管者的角色如何改善。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2009年1月8日接受媒体访问时称,港府首先会完善目前的规管及投资者的保障措施,包括引进新的或调整有关金融产品批核、销售、数据披露方面及金融中介机构营运操守规管的指引或守则;其次,将完善监管架构及在保障投资者方面作出检讨。
香港一位银行业高层向《财经》记者坦言,由于雷曼“迷你债券事件”发生,以及市况持续波动,“今年银行的理财业务简直一潭死水。”
为挽回市场信心,改善监管,香港证监会及金管局在雷曼“迷你债券事件”的调查报告中,分别提出26项及19项改善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现行监管架构“一业两管”的检讨。
在调查报告中,金管局提出维持目前“一业两管”的模式。该局认为雷曼“迷你债券事件”及有些银行违规销售,主因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非“一业两管”的问题。
但金管局也建议,维持现有监管架构的同时扩大权力,即将现有对银行证券业务的规管权力全部划拨给该局,包括注册认可、标准制定(standard-setting)、监察、调查及采取纪律行动等。金管局在调查报告中保证,未来对银行证券业务的监管将与证监会一样“黑面”,甚至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管局1月9日已致信银行,要求按照金管局所制定的时间表实施所提建议。其中,要求银行“立即执行”的两项建议包括:其一,银行销售的衍生产品及结构性产品须设有风险“健康警示”(Health-warnings);其二,要求银行检讨前线销售人员的薪酬激励机制,将职业操守纳入薪酬考核。
此外,包括客户风险评估须与销售分离进行,及强制销售过程录音、安排佯装顾客定期检查销售过程等措施,都要求银行不迟于2009年3月底之前推行。
金管局还要求银行于3月底前,订出如何实施另外两项建议的计划,其中一项是更清晰地划分传统存贷业务与零售证券业务,如要求前线销售人员不准从事传统银行业务。另一项为上述划分亦适用于保险业务。
不过,早前有市场人士提议,应将银行证券业务的监管完全交由证监会负责。银行可成立独立的子公司或理财中心,专门经营证券业务,而该公司完全交由证监会监管,与银行管制“隔离”。
对此,金管局人士反对,认为这涉及银行结构变化,将增加银行成本,并最终转嫁到客户身上。
一位资深监管人士也指出,“隔离”方案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衍生出其他问题。由于现行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不仅包括证券业务,亦包括非证券产品,分拆出来的子公司或理财中心的监管仍存监管真空。此外,由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大多为银行存款客户,子公司很难与母公司“完全切割”。
证监会在调查报告中提交的建议,则与金管局的南辕北辙,更多在于对现有监管架构的反思。
证监会建议,香港可考虑改为采取类似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模式”,更清晰地划分监管职能,亦可考虑成立单一的“超级监管机构”。
有市场人士认为,任何监管模式都存在漏洞,现在若给香港的监管机制“做大手术”,似乎不太现实也不合时宜。一位曾经在香港证监会工作多年的律师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短期且有效的方法还是借法律的威慑力,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惩罚力度。■
金融监管三模式
目前全球主要存在三种监管架构,机构监管(分业监管)、双峰模式(Twin-Peak Model)及超级监管。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实行的都是机构监管架构,中国则称之为“分业监管”,即根据不同机构的特性采取“一对一”的规管与监察。这种监管模式有利于金融行业早期发展,但随着跨行业经营日渐风行,若监管业务及职责分界不清晰,则或造成多头监管,或产生监管真空。
纵观全球,目前澳大利亚实行“双峰”的监管模式,即两家监管机构,一家主要监管金融机构的安全及稳健(如资本充足率),另一家负责监管商业行为及员工操守(如包括消费者权益及竞争行为)。
英国等国实行“超级监管架构”,以监管目标划分为三大监管部门,分别负责监管市场稳定、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以及商业行为。美国财政部最近提出的“现代化监管架构蓝图”亦是这一思路。这一架构有利提升效率,但会出现权力过大、欠缺制衡的问题,2007年英国北岩银行挤兑事件的发生就暴露出超级监管机构的部分监管漏洞。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章特殊规定，体现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不够详细，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疑难问题有待解决，本文拟从五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应对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分化的加剧，犯罪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严重性的日益凸显，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也成为刑事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研究最多，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本文拟从新刑诉法颁布实施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时应遵循的原则、案件处理模式加以探讨和完善。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主要特点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特殊规定。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和第二百六十六条进一步明确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原则，以及办案人员的专业化要求。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八条和第二百六十九条则分别从律师法律援助、社会调查制度及严格逮捕适用条件等方面进一步从具体制度方面加强对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及实体利益保护，从而实现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总体要求。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主要特点是：（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更加突出教育改造的方针，寓教育、感化、挽救于各个诉讼阶段之中。（二）从侦查、、审判到执行，均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诉讼制度和程序，诉讼程序的设计表现得更为灵活多样、缓和、宽松。（三）对证据的运用，要有较高的证明要求，不仅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还要证明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家庭、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原因。（四）国家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赋予未成年被告人更多的诉讼权利，而且还有更多的保证实施的措施。基于以上特点，新刑诉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第一章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诉讼程序用了11条的较大篇幅，构建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办案方针、原则、诉讼环节的特别程序作出规定。其中，设置了附条件不制度，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同时，为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的回归社会，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二、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案件可能会遇到的疑难问题
（一）如何保障讯问未成年人时其监护人在场权。新刑诉法规定，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讯问的时候要通知法定人或者其他具有临时监护责任的人员或机构代表到场。由于审查逮捕阶段办案期限只有 7 天，如果未成年人是外地人，其法定人、亲属均在外地，这就很难在这些人员到场的情况下进行讯问。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内容及责任机关不明确。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但是对于当前社会调查报告由哪个机关负责调操作、具体内容和制作程序都不明确和规范。首次作出规定的未成年犯罪案件的附条件不制度无疑是极大的立法进步，突出体现了司法的宽缓化趋势，积极回应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诉讼程序的要求。但就其内容来看，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与其他不制度特别是相对不制度的区分比较困难；适用的前提条件“有悔罪表现”如何把握，是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认罪道歉，还是向被害人积极赔偿损失，或者两者兼具，均没有明确，在适用上难免造成混乱。由于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要实行保密管理，因此检察机关如何有效开展监督工作，并且有效保护犯罪信息，这对检察机关来说是一个难题。
三、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建议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可陪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系外地人，其法定人、亲属无法到场，其在本地也没有学校、单位等基层组织关系的情况，为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享受平等保护，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由指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在讯问的时候到场陪同讯问，行使部分法定人的权利。
（二）明确“相对不――附条件不”的优先适用顺序。在附条件不的适用程序条件中增加“不适宜根据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作出不决定的”的条件，以此来明确“相对不―――附条件不”的优先适用顺序。不能直接作出相对不决定的，才考虑适用附条件不，符合相对不的适用条件，应当优先考虑适用相对不。相关条文内容修改后为：“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有悔罪表现的，不适宜根据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作出不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
（三）规定“有悔罪表现的”的具体情形。悔罪是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外化表现。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悔罪表现的”，必须借助较为明确、客观的判断标准。应当增加规定“有悔罪表现的”具体情形，比如，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决心悔改的；积极清退赃款、赃物；向被害人道歉并主动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等等。
（四）建议完善公安机关前期侦查工作，节约司法资源。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即应当核实未成年人是否有自首、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告知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征求其法定人、学校及相关单位的意见，调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精神状态、知识水平、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等方面，形成调查报告，为检察机关依法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提供参考。或者为确保社会调查的公正性，最好让社会中立机构、组织来提供社会调查报告，检察人员根据案件基本情况，制作制式的社会调查提纲，以方便社会调查机构、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调查。 对于调查报告， 检察人员应当对其作为证据的调查和采信要持慎重态度。
尽职调查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但有两种类型的尽职调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是证券公开发行上市中的尽职调查；另一种是公司并购中的尽职调查。前一种尽职调查行为比较容易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法律法规对证券公开发行上市过程中各中介机构应承担的勤勉尽责义务有着严格的规定，为了保证自己出具的文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各中介机构会自觉地去进行尽职调查。但在公司并购中，特别是在善意收购中，尽职调查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作为能够核实目标公司资产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有利机会，尽职调查应当为买方公司所重视并由各中介机构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加以落实，以便在并购开始前尽可能地了解更多的事实情况，同时避免对买方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
为什么要进行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的目的是使买方尽可能地发现有关他们要购买的股份或资产的全部情况，也就是那些能够帮他们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并购程序的重要事实。因为买方需要有一种安全感，他们需要知晓所得到的重要信息能否准确地反映目标公司的资产和债务情况。
从买方的角度来说，尽职调查也就是风险管理。对买方和他们的融资者来说，购并本身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诸如，目标公司所在国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目标公司过去财务帐册的准确性；购并以后目标公司的主要员工、供应商和顾客是否会继续留下来；相关资产是否具有目标公司赋予的相应价值；是否存在任何可能导致目标公司运营或财务运作分崩离析的任何义务。
卖方通常会对这些风险和义务有很清楚的了解，而买方则没有。因而，买方有必要通过实施尽职调查来补救买卖双方在信息获知上的不平衡。一旦通过尽职调查明确了存在哪些风险和法律问题，买卖双方便可以就相关风险和义务应由哪方承担进行谈判，同时买方可以决定在何种条件下继续进行收购活动。
如何进行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的范围很广，调查对象的规模亦千差万别，从仅有一间房屋的私营企业到办公地点遍及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每一个尽职调查项目均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对于一项大型的涉及多家潜在买方的并购活动来说，尽职调查通常需经历以下程序：
1.由卖方指定一家投资银行负责整个并购过程的协调和谈判工作。
2.由潜在买方指定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尽职调查小组（通常包括律师、会计师和财务分析师）。
3.由潜在买方和其聘请的专家顾问与卖方签署“保密协议”。
4.由卖方或由目标公司在卖方的指导下把所有相关资料收集在一起并准备资料索引。
5.由潜在买方准备一份尽职调查清单。
6.指定一间用来放置相关资料的房间。
7.建立一套程序，让潜在买方能够有机会提出有关目标公司的其他问题并能获得数据室中可以披露之文件的复印件。
8.由潜在买方聘请的顾问（包括律师、会计师、财务分析师）作出报告，简要介绍对决定目标公司价值有重要意义的事项。尽职调查报告应反映尽职调查中发现的实质性的法律事项，通常包括根据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对交易框架提出建议及对影响购买价格的诸项因素进行的分析。
9.由买方提供并购合同的草稿以供谈判和修改。
对于规模较小的交易而言，上述程序可以简化。通常，卖方（或者目标公司自身）会自行协助买方获得和审查相关文件资料，而不用聘请投资银行来进行协调工作。卖方可能不会将所有资料放在数据室中，而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买方的要求提供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可准备一份详细的清单索要有关资料，直到尽职调查完成以后并且各方已就交易的基本条件达成一致，方可进行并购合同的草拟阶段。
尽职调查过程中遵循的原则
在尽职调查开始之前，买方的顾问应考虑以下几点：
1.尽职调查的着重点。当开始一项尽职调查时，买方必须明确其尽职调查的目标是什么，并向其专家顾问清楚地解释尽职调查中的关键点。
2.重要性。买方和卖方的律师要明确在进行尽职调查的过程中什么层次的资料和消息是重要的，并确定尽职调查的过程着重于买方所要达到的目标及从中发现有关法律事项。这一过程将明确可能影响交易价格的各种因素。
创业投资的获得，并不完全取决于创业企业的素质，还需要一定的融资技巧。
在准备和创业投资人洽谈融资事宜之前，应该准备四份主要文件，提前递交《业务计划书》，并争取得到创业投资人外延网络的推荐，这通常是使本企业的《业务计划书》得到认真考虑的重要一步。能够承担推荐任务的可以是律师、会计师或其它网络成员，因为创业投资人比较容易相信这些人对业务的判断能力。
这四份文件是：(1) 《投资建议书》对风险企业的管理状况、利润情况、战略地位等作出概要描述；(2) 《业务计划书》对风险企业的业务发展战略、市场推广计划、财务状况和竞争地位等作出详细描述；(3) 《尽职调查报告》对风险企业的背景情况和财务稳健程度、管理队伍和对行业作出深入细致调研后形成的书面文件；(4) 《营销材料》是任何直接或间接与风险企业产品或服务销售有关的文件材料。正式和创业投资人接洽之前，一般需要提前向创业投资人递交《业务计划书》，及其《行动纲要》。
其次，在和投资人正式讨论投资计划之前，创业企业家还需做好四个方面的心理准备。(1) 准备应对一大堆问题，以考查投资项目潜在的收益和风险；(2) 准备应对投资人对管理的查验；(3) 准备放弃部分业务；(4) 准备作妥协。从一开始，企业家就应该明白，你自己的目标和投资人的目标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正式谈判前，企业家要做的第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为了满足投资人的要求，企业家自身能作出多大的妥协。一般来说，投资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
第三，企业家还应该掌握必要的应对技巧。引资谈判通常需要通过若干次会议才能完成。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要尽可能让投资人认识和了解本企业的产品及服务。二是要始终把注意力放在《业务计划书》上。
“六要”准则：
(1)要对本企业和本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持肯定态度并充满热情；(2)要明了自己的交易底限，如果认为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甚至可以放弃会谈；(3)要记住和投资人建立一种长期合作关系；(4)要对尚能接受的交易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5)要提前作一些了解如何应对投资人的功课；(6)要了解投资人以前投资过的项目及其目前投资组合的构成。
“六不要”准则：
(1)不要逃避投资人的提问；(2)回答投资人的问题不要模棱两可；(3)不要对投资人隐瞒重要问题；(4)不要希望或要求投资人立刻决定是否投资；(5)在交易定价问题上不要过于僵化；(6)不要带律师去参加会议。
最后就投资人的典型提问问题列示如下，包括产品、竞争、市场、销售、生产、供应、人员、财务等方面。
关键词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证据；适用依据；取证方式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我国虽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依据。
一、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
英美证据法中，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其证明内容，包括前科劣迹、名声和评价三类。
在我国，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品格证据，是指能够反映涉案未成年人品性、能力、性格等方面情况的证据。就其形式分，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种类；就其内容分，包括证明前科劣迹的材料、有关名声等情况的知情人评价(社会调查结论)、行为倾向评估(心理测试结论)；就取证对象而言，可分为被告人品格证据和被害人品格证据等。
各国证据法均未将品格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种类，而是规定了关于品格证据特殊的适用规则。与此相同，我们认为，目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探索适用的品格证据也不是新的证据种类，并未突破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构架，之所以称为品格证据，是因其证明内容或证明作用而言的，品格证据的证据形式都可以涵盖在我国七种法定证据种类中。如未成年人品格证据中的前科劣迹材料，一般表现为判决书、处罚决定书等书证，或知情人的证人证言等形式。
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内容是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它是由知情证人对于其知晓的或调查者对于其调查的涉案未成年人品格方面的情况所作的证人证言或书证，因此，具备了证据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其通过对未成年人一贯表现的证明，可能使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因而与案件事实有了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的规定，赋予了检察官、法官、社会团体组织人员的社会调查主体资格，因此主体合法；而其程序只要没有违反证据采集规则就具有合法性。
由于我国未明确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作为鉴定人的资格，且心理评估结果准确性等有待进一步考察，其所作的心理评估结论不宜认定为鉴定结论，根据其量刑的辅参考作用，将其作为书证更妥。
二、品格证据适用依据
一些国际公约及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都规定，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品格状况，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从国际公约来看，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都对未成年人的做了特殊保护规定。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正确把握“相适应”必然要求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即“刑法应切中人的意志。此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条和第44条也对调查品格状况方面做出规定。从司法解释来看，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解释》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此外，《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也对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做出相应规定，为办案提供参考。
品格证据也有深厚的学理依据，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责任论。对刑法学理论和各国制定法产生深刻影响的人格责任论代表人物团藤重光教授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者人格的现实化以及主体的现实化，而不仅仅是社会危险性的表征，最重要的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背后之潜在的人格体系，并且不能将行为与人格分离，仅论述行为，更应考察行为责任的背后形成人格的责任。”二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事责任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通常情况下，人身危险性与人格有紧密联系，其“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不仅应对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危害结果等因素加以评价，还应将作为预示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基础的特定人格纳入刑法评价体系之中。三是全面调查原则。全面调查原则是很多国家少年刑事司法的共有程序，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个特有原则。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除对案件事实证据收集、审查外，还要对导致未成年人被指控罪行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书籍等情况进行调查，注意调查收集家庭、学校、单位等各方面的反映，了解少年身心状况、一贯表现、个性特点和道德品行，查清他们成长的过程，犯罪的原因及作案的动机目的。
对未成年人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国外相关法律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如美国《青少年教养法》的补充规定明确调查内容包括：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过去的违法经历的程度和性质、少年现在的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等。
三、品格证据价值取向
为侦查机关提供侦查线索。侦查人员根据案发现场情况或嫌疑人作案手段等排查出怀疑对象，通过进一步向有关人员了解怀疑对象的一贯表现、品行，查明其是否受到过治安处罚、是否有犯罪前科等，可更为顺利地确定犯罪嫌疑人，及早破案。
为准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严重、人身危险性越大，采取羁押性的强制措施越有必要，品格证据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了参考。
有利于准确定罪。品格情况可能对判定罪与非罪、此罪于与彼罪产生影响。前者如盗窃罪，对于累计盗窃数额虽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多次实施盗窃行为的，也构成犯罪。因此作为犯罪嫌疑人劣迹的先前盗窃行为在达到一定次数时，会成为定罪依据。后者如诽谤罪，如果公开宣扬的是他人已有的劣迹，不能构成诽谤罪，视情况可能构成侮辱罪，因此，为了准确定罪，是否有前科劣迹就成为法官必须调查的问题之一。
有助于公正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量刑应当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二是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其中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就与“品格证据”密切相关。
有利于更好地改造未成年罪犯。行刑过程中，人民法院可根据罪犯的相关品格证据，调整刑罚的执行情况，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采取假释等执行方式，以达到更好的行刑效果。
可作为证据锁链的一个环节对证据起补充和加固作用。单独一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排除多种可能性才能使结论具有唯一性。品格证据往往与其他间接证据相印证，共同证明案件的事实。虽然品格证据可能会使司法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可能会让刑事诉讼判偏离主线、浪费司法资源，但这些影响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等措施予以减少或避免。品格证据不仅填补了我国法律的一项空白，而且体现了法律对人文的关怀精神，推动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深入贯彻，从而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品格证据的取证方式
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辩护律师，该类人员作为取证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做出明确规定，在此无需赘述。另一类是社会团体组织，包括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或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人员、青少年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对这类人员特别是社会工作者能否作为品格证据取证主体，目前存在一定争议，我们认为，社会团体组织成员作为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意义。理由是：
1、相关法律规定赋予了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参与品格证据收集的权利。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社会团体组织有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利。
2、社会团体组织人员担任取证主体具有多重优势。目前，上海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较为普遍地委托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对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该中心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民办非营利组织。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
相反，法院或控辨双方担任品格证据取证主体存在一定弊端。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