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6 11:55: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哲学观点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但由于辩证思维相对理性较强，需要一定的思辩力，这一点使很多学生无法把握，在写作议论文时常犯以下的思维毛病，如：随心所欲、偏离话题；以偏概全、片面主观；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概念混乱，偷换论题；泛泛而谈、缺乏深度；无中生有、过于绝对等等。要使学生全面克服思维上的毛病，发散辩证思维，就要从以下两大方面着手：
一、指导学生认真学习和运用哲学观点，具备善于分析问题的哲学素养，总揽全局，做到思路严密。
学生在写议论文时要注意合理运用正确的哲学观点（主要包括发展、联系、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内因和外因及量度与质变的观点等），使思维由单一变为双向，由感性变为理性。在议论文的写作中，用浅显的哲学观点来谋篇分析主要表现在：
（一）遵循发展的观点，思考事物的可变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和“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讲的就是这个观点。
引导学生把论述的问题或准备使用的材料放到运动、发展、变化之中去考察，得出正确的结论。如结论1：“今天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推到明天”，结论2：“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放到明天去做，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结果”。同样的问题，用发展的观点就往往会得出不同的正确结论。
（二）运用联系的观点，寻找维系点。如“鸟鸣山更幽，蝉噪林愈静”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
引导学生寻找要论述的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联系点，并根据论述中心的需要加以阐发，可以防止孤立地看问题造成的后果。如一则材料中提到作为农村改革初期实施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在农村“奔小康”的路上远远落后，全村适龄儿童竟然尚未完全入学。由此可分析出小岗村的教育状况始终没有明显改进。用联系的观点推出中心，切实抓好农村基础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村建设中的长远之计。
（三）理解对立统一的观点，消除对立点，实现统一。如“祸兮福之所有倚，福兮，祸之所伏”就存在这个观点。
引导学生在论述问题时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使矛盾对立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相反方向转化，如付出和吸收、奉献和索取，助人和利己之间就存在着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又如命题《失败乃成功之母》，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失败与成功并非永恒，而是有暂时性的，失败后努力不一定能成功，这要受环境和主观能力的制约，所以要慎重分析两者关系，同时指出对待失败也不必沮丧，因为转化成功的可能。
以上所列的是常用的哲学的观点，并不是要求学生当作政治观点去机械记忆，而是要联系作文话题去领悟和运用。可单独运用于某篇作文的写作，也可综合运用于辩证思维的训练。学生积累多了，用得多了，可以尽快地打开作文思路，能准确地把握材料实质，使立意更深刻，克服“思路紊乱”的毛病。
二、指导学生深入领会和运用正确的思辩方法，发散集中思维，做到言之有序。
学生在写议论文时，要清楚地理解题目或材料中诸多因素间的诸多关系，如条件、因果、转化和包含关系等，以哲学的观点综合观察，运用思辩方法，仔细辩析和解决问题，确立立意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思辩方法主要表现在：
（一）分析部分，综合联系，加以考察，得出正确的看法和思路。
引导学生首先在分析事理的基础上综合出材料本质的意义，经综合形成的观点就成为文章的中心，再回过来分析各个侧面，严格安排材料。这样，用中心论点统率各层次，各层次的内容又能有力地证明中心论点，层次井然，从而达到观点和材料的高度统一。
如一则材料提到唐代画师阎立本观看张僧繇之画，第一次认为张不过是徒有虚名，第二次觉得张画确实是一幅佳作，第三次仔细观赏才领悟出其中妙处。学生分析这则材料时，就要抓住阎立本三次观画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正确的事实，来说明人们的正确认识不能一次完成，必须经过反复的观察和研究，又从阎第一次观画得出的错误结论来说明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结论。以此分析为立意的基础，又可推进一层，综合出中心论点，即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但经过主观努力则可以缩短这个过程。
（二）因果对照，抓住内在联系，判明性质，显示事物的意义。
引导学生首先分析事物的内在因果联系，理解因与果密不可分，把握存在的种种复杂性，或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或一果多因，并且揭示出事物发生的原因，或内因和外因，或主观和客观原因，或直接和间接原因，或主要和次要原因等，周密论证，得出正确的、全面的结论。
我国著名文豪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中国名学史》，后经修订、改名在国内出版后，很快在学术界同行和学生中引起轰动，成为在学术领域的代表作之一。的成功可以视为将学术研究和个人兴趣、人生志向紧密结合的一大典范。
学位论文选题还必须与本人的学术兴趣结合起来，在一个熟悉的、有兴趣的领域内开展研究，所遇到的障碍要比一个陌生的领域少得多，创新也要容易得多。之所以将先秦哲学作为他的专攻领域，源于他不满足仅仅成为一个专家、学者的信念，他将自己的学术期待提升并定位于“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之上。
背景知识的积累和个人的学术兴趣是学位论文选题最主要的来源，也是确定选题时必须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文献的保障、支持和导师的指导、启发在学位论文的选题中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所选的三篇分析的样本论文在以上几个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尽管论文完成者的学科不同，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资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十分详尽、全面和准确，同时从这三篇论文的后记，也可以看出，论文和选题与三位研究者的学术兴趣结合得十分紧密。具体分析见表5。
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倾向，其一，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与其所在的学科，以及其学术身份是高度一致的，这表明研究者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和写作，是紧紧围绕自己的学术兴趣展开的，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研究特长。其二，三篇优秀论文所引用的中外文参考文献数量很大，而且文献的质量很高，几乎都是各个学科的名著。
学位论文的选题确定以后，应当怎样将研究设想执行下去，将选题展开，完成研究任务呢，这就要在着手写作之前进行论文结构的总体研究设计。研究设计是论文顺利完成写作、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一步。如果说确定选题是为学位论文打基础的话，那么研究设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房子，为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步常在论文开题报告的环节中完成。
论文的选题是一个命题，任何命题都可以分解成假设、论证和结论三个部分，好的学位论文一定是遵循这一通行的学术规范的。假设是命题成立的基本条件，也是学术观点得以延展的基本前提，不管作者是否在论文中明示，假设作为论文的重要部分一定是存在的。论证是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也是基于假设到达自己学术观点的必要途径，学位论文的研究设计将主要在这一部分中展开。结论是学位论文的点睛之笔，常常简洁而清晰，研究者的创新观点最终须通过结论部分表达出来，因此，结论虽短却是全文的重心所在。下面，我将分析三篇例文的假设、论证和结论。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二、中国哲学教学现状的原因剖析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学专业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本科教学存在诸多不理想情况，其建设与发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哲学史目前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1.教学理念的世俗化。在传统的眼里，哲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时代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从而受到“礼遇”。然而在这种崇尚的“礼遇”之后却迎来了人们对哲学的“敬而远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冲击下，哲学已经被人们在心灵上束之高阁了，此缘于这个大而无用的东西确实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的冷暖与饥饿。这在近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学校专业设置上看，绝大部分高校的新增专业及旧有专业的改革都朝着实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发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来的是专业越分越细、领域越分越小，越来越接近与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专业培训，造成传统的哲学无人问津，而有了诸如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边缘学科的热门。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上和用人单位看，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学习目前的“热门”专业，他们给自己预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集中培训与学习，毕业就能“学以致用”，派上大用场，而用人单位也倾向于专业人才，看重专业对口，学法学的就到公、检、法等部门就业，学管理的就到企业单位、管理部门就业，这使得哲学专业就无对口的就业单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2.课程设置的程式化。教学理念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当前中国高校哲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及其三级学科开设的。在哲学专业，设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但这些课程，不论是概论、原理，还是通史、选读，大多只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大概的知识，不能让学生真正明白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哲学课程的设置最多就让同学们记住了一些观点、原理、流派，而没有达到哲学成智成人之终极关怀功能。在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课程设置更为突出，往往把哲学课程简单地等同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西方哲学，且大多缺乏如原著选读相关课程设置和哲学素质训练。
3.教学内容的古老化。现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国哲学教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这些教材的编写大多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痕迹，难免和现在的时代内容和新的考古发现不符。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老师在谈到中国哲学史课程内容改革目标时就指出，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影响甚深，许多研究著作与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学四大块（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解析中国哲学，以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哲学科学化，其结果是不仅没有能够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原出来，而且使中国哲学更支离破碎，更不成体系了[2]。这种古老化的教材编写模式，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过去教材内容改良，以为删减了马克思的观点就还中国哲学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编写是“集体智慧”，即把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写，结果大多知识材料的集合和观点的汇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感和个性化。
4.教学形式的单一化。课堂讲授是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环节。哲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它不可能像上计算机或法律课程那样具体，也不可能像上外语课那样浅显，哲学的形而上性质决定了教学课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对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头讲解和书面教材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给学生留出恰当的独立思考空间，带学生走进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当前的哲学教学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师很难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授课方式也大多还是填鸭式教学，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学相长，这恰恰磨灭了哲学教学师生间讨论、思辨的本质。
5.教学考核的死板化。教学考核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二是对学生的考核。对教师的考核而言，评价一个哲学教师教学的优秀与否主要就看学校发放的调查问卷和督学的一次听课打分，姑且不去评论这种评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与规范性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其调查问卷过于表面和简单，所有学科的问卷内容整齐划一，不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更不能体现教师之间的不同风格。进而言之，学生在评价的时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学过程，特别是本科学生，很难以理性的思维去评价一门课程教学的好坏。至于督学的一次甚至两次评课打分带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学性就毋庸置疑了。对学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学校的对学生的中国哲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闭卷或开卷形式进行，或以论文形式通过，相比较而言，闭卷考试是其间最无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导致学生间高分低能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哲学学习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国哲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学专业中的中国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笔者认为其教学改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扭转教学理念。从思想上加强对中国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是有效进行课程改革及建设的前提与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世俗的哲学教学理念，是解决好哲学教学问题及寻找其出路的关键。我们只有突破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市场经济价值原则，才能自觉把中国哲学教学真正纳入素质教育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哲学在增强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锻造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和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功能，这种成智成人的哲学素养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学校应该在其大学专业中学习的范围，提高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要在教育中让不论是学生、学校还是社会都感到，在哲学学习中学到的为人之道，所训练出来的研读原著的能力、批判分析的能力、揭示观点中公认的预设能力、建构关于自己观点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能力以及论证中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普遍实用于其他学科和其他职业领域的[3]。
2.合理课程设置。作为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不宜设置太多必修课，但作为对哲学的一般理解的哲学概论或导论，应该规定学生必须修够足够学分，让学生能够了解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主要针对哲学史上产生的不同观点、重要问题的历史发展线索等，从而使学生对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及哲学的致思方式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哲学概论或导论是哲学思维的入门课程，之后学校应该以二级学科为范围，开设一系列选修课菜单。作为选修的哲学课，可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优势设不同的专题，可以定时聘请知名专家以讲座形式进行教学和交流。这样既把基础的哲学素养训练和学生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有利于入门后的学生及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哲学问题。
3.更新教学内容。目前惯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主要有丁祯彦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等，虽然这些教材的编写水平均较高，但都是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主线，阐述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这种体例的优点是内容详尽，便于讲授，其缺点是详略不分，支离破碎[4]。在内容的设置上，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不宜对每个思想家具体观点的学习和研究，要抛开以往的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基本线索的板式化、程式化的内容设置，而应该更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思维（认知）方式，分析哲学家们对某一重要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以此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这样学生就不是僵硬地去接受某种哲学体系框架，而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创新。
4.多样教学形式。哲学课程教学应该也必须采取多样的教学形式，哲学教学是真正能够体现“教学相长”的舞台，师生双方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模式，把教学过程从“满堂灌”、“填鸭式”的单向教学转变为双向互动。相对于其他课程，中国哲学史在教学内容上略显庞杂，我们只有找出一条贯通始终的线索，才能将之条分缕析。所有这些，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基础，学生只有拥有一定哲学基础和相关知识背景，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与节奏；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教师必须切实对中国哲学史体系有整体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所以教师要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
关键词：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自然价值；过程哲学；生态纪
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针对全球生态危机，寻求后现代的思想去解决，运用具有更彻底生态性的过程哲学去分析也是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发表的《过程哲学与生态危机》一文明确指出，过程哲学被誉为当代新思想的来源，并用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过程哲学的空间不受限制，它涉及现实中的所有层次。不同层次的相互依赖，不同个体的相互依赖，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5《过程析学与时代的急难》一文中作者指出，过程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6。这是过程哲学有关现实的研究。过程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过程。7过程哲学由于对相互联系的推崇，怀特海称其为“有机体哲学”，以表明他对世界组成的理解。它是生态的，以生态学为基础。《生态学：过程哲学的科学基础》一文这样阐述：生态学揭示了每一个体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流动，支持了过程哲学所倡导的创造性、个体以生物多样性、生态位创造构成了生态系统的有序结构，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由此支持了过程哲学的多元价值观。1这是关于过程哲学本体论的研究。
关键词： 文论 气 文气说 范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范畴多至难以计数，梳理起来障碍重重。然而这些范畴并非无章可循，它们之所以数量众多，是因为它们往往是由为数不多的元范畴衍生出若干子范畴，子范畴又进一步交融衍生出更多的范畴。例如：“气”、“味”、“韵”、“象”等元范畴经过交融形成“气味”、“气韵”、“气象”、“韵味”等子范畴，在“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意境”。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气说”，标志着“气”正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第一个范畴，因此“气”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具有西方哲学中“始基”的意义。然而后世学者对于曹丕的“文气说”却人言人殊，为此我们将追根溯源探讨“气”是如何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论范畴的，并深入曹丕《典论・论文》的文本，探究“文气说”的真实内涵。
一、“气”作为文论范畴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气”一直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处于不停的演进之中。
（一）“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如：
《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①
《老子》提到的“一”即是“元气”，“阴”、“阳”即是“阴气”、“阳气”。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中一般认为宇宙诞生于混沌的“元气”，然后分化成“阴气”与“阳气”，“阳气”上升为天，“阴气”下降为地，天地交泰化育万物，于是万物就遗传了阴阳二气的基因，只有万物之中的阴阳二气相互和谐才能存在、发展，否则就走向毁灭②。
（二）“气”作为人的生命之源泉，如：
《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③
《管子・枢言篇》：“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④
“气”既然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作为万物灵长的人自然也离不开“气”。上面的几段话虽出处不同，表述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古人普遍认为“气”为生命之本，人为精气凝聚而生，精气一旦散失，生命就随即逝去。
（三）“气”作为道德意义的“正气”，如：
《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⑤
古人认为人秉“气”而生，“气”自然也会影响到人的精神，于是孟子“浩然之气”的提出自然不是意外。虽然郭沫若在《宋尹文遗著考》中认为孟子的“养气说”源于《管子・内热篇》的“灵气说”⑥，但孟子的“养气说”毕竟是改造了春秋以来关于“气”的学说并赋予了儒家道德含义，成了具有道德人格含义的浩然正气。这不仅影响了后世以人物品藻为代表的对人格精神的审美，而且催生了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并对古代文论探索作家创作的心理机制也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四）“气”作为人进行精神活动的原因，如：
《淮南子・原道训》：“今人之所以……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⑦
班固《汉书・礼乐志》：“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⑧
通过上面的两段话可以看到，到了汉代人们认为人之所以能产生情绪、情感，乃至更高的审美活动、认知活动，都在于“气”的作用。这可以说是“气”由孟子的可以外溢于天地的道德人格之“气”向人类精神的进一步深入。
（五）“气”作为人的个性、气质，如：
王充《论衡・命义》：“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⑨
刘邵《人物志》：“静燥之决在于气。”⑩
汉末魏晋时期的战乱及儒学的势微，造成人们感慨于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促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个体气质、才情、风度的体察和追求成为社会风尚，于是人物品藻盛行，以“气”论人的现象在社会上弥漫开来。人物品藻对于人的禀性、气质、才能、情性的辨识逐渐影响了文论家对作家气质、个性及才情的认识，因而“气”、“神”、“韵”、“风”、“骨”等用于人物品藻的品鉴标准，在随后的文论著作中都一一转化成了文论范畴。
二、曹丕《典论・论文》中“气”的含义
“气”经历了从自然有形的云雾水气到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气”，再从生命存在的本源到具有道德意义的“浩然之气”，最后才由支配人精神活动的“气”及作为个性、气质的“气”转化为作为文论范畴的“气”，于是就有了《典论・论文》的“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1}。
然而对于曹丕“文气说”的“气”的解释，后人却众说纷纭：
黄侃认为：“文帝所称气，皆气性之气。”{12}
罗根泽认为，“文以气为主”、“徐质庇衅肫”、“公钟幸萜”的“气”，指文章的声调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及“孔融体气高妙”的“气”，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13}。
陆侃如、牟世金认为：“《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气’，是指作者的气质在作品中形成的特色。”{14}
叶朗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气”，就是指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5}。
罗宗强认为：“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是指作者的气质情性而言的”{16}。
袁济喜认为：“曹丕‘文气说’的‘气’的确切含义是指作家独特的气质个性，包括作家的才能在内，它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作品的风格特点。”{17}
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涵义。总起来说，它是文学家的气质、个性、才能和文学家所要表现的情感的统一，这四者在文学家的创作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当它形成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表现于文学家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所得的作品中时，它就是中国古代美学常说的‘气势’。” {18}
可见“文气说”的“气”在后世阐释者那里显示出多义性与含混性，这些解释涵盖了作者的先天禀赋及主体精神、作品的风格、作品的语言等诸多方面。为了正本清源，深入理解《典论・论文》中“气”的含义，我们不妨返回文本逐句探究“气”的理论来源及确切含义。
（一）“气”为“文”之本
如前文所述，“文以气为主”的提法是由在先秦两汉时期作为宇宙万物本源的哲学范畴――“气”纳入文论中的产物，因此有理由说曹丕的文气说是中国最早是文学本体论。
（二）“气”分“清浊”
先秦时期气分阴阳，阴阳化为天地的观念是普遍流行的，有时候“阴阳”又会表述为“清浊”，例如《淮南子・天文训》：“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19}后来“清浊”又用来指称道德品行的好坏，如王充《论衡・骨相》：“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20}这些观点促成了曹丕“气之清浊有体”的提法，在这里“清浊”究竟所指为何？在曹丕稍后的袁准在《才性论》中作了解答：“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美？浊气之所生也。”{21}
（三）“气”由心生
曹丕以音乐比文章，这明显受到音乐理论的影响。《礼记・乐记》就有这样的论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22}这段话主要阐述了乐由心生、不可以伪的观点，特别是提到了要将情、气、神调节到和顺的地步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音乐不只是曲调、节奏等技术问题，这与“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是同一个意思――气由心生。
（四）“气”作为作家的先天禀赋
曹丕所说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也就是说人的才气、个性是有差别的，这种才气、个性是由自然禀赋而得，不是后天努力可以达到的，并且接着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即是说这种先天之“气”是不能传授给他人。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曹丕通过对人先天禀赋中清浊的划分，深入到对作家的才气、个性的认识，而这一观点正是在吸收《论衡・率性》中“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的基础上提出的“天才论”。叶朗先生所说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实就是作家的天赋或天才。
（五）“气”作为风格
正因为每个作家的才气、个性是有差别的，所以文章中就会自然流露出作家本人的才气和个性，从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所以曹丕举例说：“徐质庇衅肫……应炀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之妙，有过人者……”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才有了“文如其人”的说法。
（六）“气”作为风俗
值得注意的是《典论・论文》中提到“徐质庇衅肫”，李善在《文选》注释中解释道：“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忠嘤兴估邸！币簿褪撬敌稚长于齐地，他的文风受到齐地风俗的影响，体现出一股齐地特有的习气――舒缓之气。可见，曹丕不仅认识到作家的才气、个性对形成文风有关系，而且认识到作家的生活环境会影响到文风的形成。
（七）“气”并非语气
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论述了佛经翻译对汉语声调的影响，并考证了真正将汉语声调自觉应用到文学创作已是南朝的事了{23}，因此罗根泽先生将“齐气”、“逸气”解释为文章声调是有失偏颇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具有广泛的理论来源，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含义。由于中国古人向来注重感悟而不重概念分析，因此使用概念、范畴时不做清晰界定，致使后人对于进行曹丕“文气说”阐释时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而且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气说”的阐述只有区区几十字，是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理论系统，这又为后人进行过度发挥留下了巨大余地。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是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论范畴的，具有广泛的理论来源，因此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必须在其“文气说”系统的意义上把握，否则就会以点带面从而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地步。要把握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的确切含义就应该以文本为依据并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进行解读，否则便会陷入过度阐释的泥淖。
注释：
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4.
②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135-136.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559.
④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241.
⑤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62.
⑥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研究（外二种）・青铜时代・宋尹文遗著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42.
⑦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40.
⑧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435.
⑨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75.
⑩刘邵.人物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24.
{11}蔡印明，邓承奇.古文论选粹[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18.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3.
{1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68.
{14}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379.
{1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19.
{1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30.
{17}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2.
{18}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5.
{19}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79.
{20}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72.
{2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5.
论文关键词：劝说，语用学，言语行为，综述
引言《现代汉语词典》对“劝”的解释是“拿道理说服、使人听从。”“劝说”是“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对某种事情表达同意”的意思。劝说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就有“劝说难”的感慨，西方国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以传授劝说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人们已经从修辞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和广告学等多维度、多层次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近年来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和观点被广泛引入到劝说的研究，在界定劝说言语行为的基础上，对劝说言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劝说言语来说，Austin、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礼貌原则与Grice的合作原则和JefVerschueren的顺应论等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
⒈ 社会交往的角度
（1）劝说的言语行为研究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指说话者说出的这一个句子；言外行为是指说话者通过这一句话所表达的隐含的真实意思；言后行为则是指这一句话在听话人方面产生的效果，它与特定的语言环境相联系。Searle发展了Austin的理论,提出了实施言外行为的条件：基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预备条件、真诚条件。Searle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 Act),即用一个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完成另一个言语行为。
劝说通过某种交际形式(通常是语言),根据语境、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策略来实施一种行为,并以此来影响或改变他人的信念或行为方式。所以,劝说就是一种言语行为。（申智奇，2004）劝说者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作为传播媒,且指向说话本身,是言内行为;博取劝说对象的好感与同情是常用的有效策略;传递某种信息指通过说话实现告知,是言外行为;影响、干预他人或一定群体态度和(或)行为指通过说话做事实现感化,是言后行为。（唐霞，2009）
劝说现象极其复杂，间接言语行为在劝说过程中使用频繁言语行为，主要可能是因为该行为所体现的劝说力往往受到礼貌原则的制约，表现得较为礼貌、温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因而易于激起人们的积极响应。同时也受到不同文化因素和适宜条件的制约。徐昌华（2002）认为劝说语可以通过疑问、推量、陈述、命令等间接言语行为达到劝说的交际功能。孙淑芳（2001）也认为间接言语行为（指愿望式、疑问句式、及带模词的陈述式）是劝告类言语行为的表达手段之一论文的格式。曹希绅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劝说可以采用间接言语，但是一定不要使对象对劝说内容产生歧义，否则将达不到劝说的目的。张明芳（2002）认为广告主更倾向以间接言语的形式传递信息，因为直接言语比间接言语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而间接言语行为能使消费者对广告产生积极地评价。王桂琴，刘长庆（2004）运用言语行为有关理论以书面语（印刷）商业英语广告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探讨了广告语言中的劝说力的问题。他们总结出英语广告劝说力的实现，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都是普遍使用的，但是直接言语行为（占56℅）多于间接言语行为（占44℅）。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日常语言的一些现象，对劝说言语的特点做了分析，总结归纳了劝说的策略和技巧，但是忽视了对情景与语境的研究。其次劝说过程中不仅需要劝说者实施劝说行为本身，还需要在听话人中产生一定的效果，当需要对人们的态度、观点的改变进行解释时，言语行为理论就显出了局限性。
（2）劝说的语用预设研究
预设（presupposition）也叫前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Frege）的著作《意义和指称》（On Sense andReference ）。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语义学的发展和语用学的兴起言语行为，预设就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何自然，陈新仁，2004）有关劝说的语用预设的研究也在这两年刚刚开始。预设在劝说过程中发挥着委婉功能、隐藏功能、自我保护功能，从而可以增强语言的劝服力。厉燕（2007）通过实例论证了进行劝说时可以采用潜隐说劝法将重点信息以潜隐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利于达到预期的劝说效果。唐霞（2010）对劝说语篇中的语用预设进行分类，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论证了劝说者利用人品预设、过程预设、内容预设和文化预设建立特定的话语假设，实现预设的劝说功能。语用预设所具有的特点和广告的语言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预设由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广告实现其劝说目的，语用预设在广告语言中出现频率很高。张军益，高晓琪（2009）将广告语用预设分类，并且论证了预设在广告成功实现劝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闫毓芳，杨惠丽（2007），赵宏（2001）运用语言学知识，从语用预设在广告语中表现出的特征、分类以及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不同类型的预设能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广告，为广告语发挥最大功效提供了可能性，增强广告的说服力。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用预设对于劝说言语的产出过程做出很好的解释，可是说话人所预设的内容与听话人所理解的内容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语用预设并未解释劝说言语的理解机制。
（3）劝说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研究
美国的哲学家格莱斯(Grice)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又包括四项准则,每项准则又包括一些次准则：①量的准则,即给听话人提供充足的信息；②质的准则,即提供准确的信息；③关系准则,即提供的话语要彼此相关；④方式准则,即讲话要有条理,要简洁。唐霞（2009)认为合作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重要意义，劝说的价值在于促使对方选择合作并持续合作，赢得合作原则至关重要。张明芳（2002）、高契（2010）等从语用学角度运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理论分析广告语言的说服性。劝说的实质在于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威胁面子行为。劝说情况也并不像看起来言语行为，说起来那样简单。人们不仅选择使他们能够成功进行劝说的技巧，而且这些技巧必须帮助他们达到其他目标，即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要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之中。Leech的礼貌原则能更好的解释劝说言语行为及策略。唐霞（2009）认为劝说者遵循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做到尽量少让别人吃亏让自己多吃亏,尽量多使别人受益少使自己受益,从他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隐藏或弱化自我利益和对劝说对象的不利因素,凸显和强化对其有利因素;遵循“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多用赞美少用贬低,减少双方的分歧和反感,增加双方的一致和同情,最终实现劝说目的。黄绅（200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多数人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利用报答的方法来进行劝说，几乎没有人使用惩罚这种劝说方法。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劝说的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劝说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劝说的方式要被劝说对象接受，在心理上产生好感。因此劝说者要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但是,合作原则在解释劝说言语行为时有自身局限性。Grice的交际理论基于交际双方必须合作的观点之上,而实际上劝说对象对劝说者经常持有敌对态度或没意识到劝说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劝说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会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被劝者的性格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4）顺应论关于劝说的研究
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说认为把语用学看作是从功能方面对语言的综观比把语用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来研究更加科学和完善。顺应论是语用综观说的核心内容，它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根据语用综观说和顺应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的意识程度。在劝说言语产生的过程中劝说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协商、选择合适的语言，以便达到最佳的劝说效果论文的格式。
目前运用顺应论对劝说言语进行解释的文章并不多见。安美丽（2004、2010）通过对服装销售人员的语料分析，运用语言顺应论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服装销售语言进行了解释。她把商品销售中的劝说语言分为：顺应物理环境、顺应社会规约和顺应心理动机。邵广（2008）以顺应论为依据，结合劝说的三要素，研究分析了商品销售语言如何实现劝说的三要素，形成了商品销售劝说语言的框架。
顺应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和语言使用观，把语言当作整个人类和个体拥有的一种交际顺应手段。（谢朝群言语行为，陈新仁，2007）顺应论对劝说言语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解释，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关于劝说研究的补充，加深了我们对于劝说的了解。但是顺应论本身具有先天不足，即：“将‘顺应’看成一把万能钥匙，以解释所有的言语使用，有运用过度之嫌”（刘正光、吴志高2000）劝说的顺应论解释过于笼统和片面，因此也未能触及其本质。
⒉ 认知的角度
关联理论被看作是Grice合作原则的深化。关联理论把交流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为了达到交流的成功,对话双方必须要遵循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运用关联理论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目前国内有申智奇运用了关联理论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分析了商业广告如何实现劝说的目的。（申智奇，2004）劝说过程中，说话人期望通过劝说性言语在劝说对象的大脑里产生某种效果，比如控制思想，改变态度，诱发或抑制行动；说话人期望自己的意图能够被劝说对象识别；最后，说话人期望自己想要的某种效果能够通过劝说对象的识别而出现。关联理论认为只要有办法识别交际者的意图，交际就是有可能的。斯波伯和威尔逊把意图看作是一种心理状态，认为意图的内容肯定会在心理层面上得到表征，而交际者的意图直接改变的不是受众的思想而是认知环境，交际者之间相互认知环境的改变则会影响后续言语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因此，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劝说者期望通过所传递的信息意图强化或者改变劝说对象的认知环境言语行为，使双方的认知环境互明，实现劝说对象对劝说言语的认同，产生劝说效果，最终实现其交际意图。劝说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对劝说的全面研究需要结合人类社会各个学科的知识，正如肯尼斯.伯克认为的那样：那些由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心理学家等所作的论断都能对语言学的劝说功能产生影响。关联理论集合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观点，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得到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
小结：从以上劝说言语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语用学界对于劝说言语的研究多采用某一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劝说言语的特点以及语用策略。但是从认知模式、心理机制角度着手的少，因为没有从其认知本质出发解读，所以对劝说言语的生成和理解机制的解释不够全面。劝说是一极其复杂的人类交际活动，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心理认知机制，因此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给予界定将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劝说言语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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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士研究生，，原著，阅读，策略
阅读原著，对于博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研究观和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当前博士研究生原著阅读的现状，寻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原著阅读的有效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提高运用科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一、当前博士研究生原著阅读的现状
博士研究生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以武汉地区某高校2014级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与原著阅读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典型研究样本展开研究。该级博士研究生第一学期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总学时为80学时，在该学期的课程教学总时数中占有比例最大。课程的教学分为三个模块，其中“原著选读”是该级15名博士研究生首次接触此类内容。博士研究生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从原著阅读量、基本理论和原理理解的准确性、原著原文的引用率论文三个角度，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1、博士研究生原著阅读量较少
原著阅读量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原著选读》中所列重要原始文献曾经阅读过的数量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在《政治理论》课程开始前，已经读过《原著选读》所列19篇的数量人、人数及占比见下表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见，80%的学生仅曾经阅读过不超过4篇的《原著选读》中所列文章，且基本都是《实践论》、《矛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国内政治家的文章。
2、博士研究生原理理解的准确性不足
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通过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卷设计了四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如：全部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什么、哲学的七大观点是什么等，对博士研究生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题内容及统计结果如下。
3、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中的原著原文引用率低
学术研究中的原著原文引用率情况，通过该级学生在近五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对原著原文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近五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2篇，对其在论文中引用过原著原文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二、原著阅读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现状的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存在原著阅读量少、理论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足、学术研究中的原著原文引用率低等现象，需要从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现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1、部分学生对原原本本学习原著有畏难情绪。从小学到目前的教学过程中，原著基本上没有进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是从图书馆、书店、电视宣传中才能见到厚厚的一本本《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在这种印象条件下，大部分学生在主观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学习和阅读原著产生畏难情绪。
2、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对阅读原著有一定影响。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能够保证的一定的学时数，但出于教学对象的特点，还无法在课程较短的教学时间里既要安排基本原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又要安排原著的阅读和导读。因此，原著的阅读，受到本、硕阶段政治理论课程时间的限制。
3、某些社会思潮和国外价值观的输送对学生的影响。当今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国内外各类思潮涌动，在其中不乏有意或无地混杂着一些偏左或偏右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些不良思潮和价值观，对于学术视野高、思想活跃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往往在辩证分析的过程中易被其中披着“合情、合理”外衣的言论所迷惑，进而忽视原著的学习甚至于产生一些不利于学习的情绪。
三、加强博士研究生原著阅读的策略措施
基于前述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博士研究生原著的阅读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提升博士研究生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和实践观进行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正确运用正确和合适的学术研究方法和逻辑推理方法。
关键词：博士论文，自我意识，原子偏斜运动，自我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全名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即哲学上的“自我意识”立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哲学借这种自我意识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马克思在评论伊壁鸠鲁原子论的意义时指出：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虽然在表面上体现的是感性的原则，但这只是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就其“形式”而言，自我意识并没有沉沦于外在性中，而是返回到精神本身，从而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自由精神。依据这种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和对象化复归的思维，马克思强调，哲学不能自我封闭于自身，要把内在的意识之光转变为向外吞噬一切的火焰，这即是哲学的世界化的过程。而哲学的世界化同时就意味着世界的哲学化，哲学向外丧失自身的过程就是实现自身的过程，哲学正是在克服对立的外存性的过程中，使世界更加合理，从而彰显自我意识作为自由精神的实践力量。正是这种哲学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达成了双向的改变，“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正文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分析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差别：“两位哲学家教导的是同一门科学，并且采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方式，但是……在一切方面，无论涉及这门科学的真理性、可靠性及其应用，或是涉及思想和现实的一般关系，他们都是截然相反的。”第二部分便试图通过分析二者的物理学在细节上的差异，来说明上述的对立、矛盾和颠倒，并引出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思想。
偏斜运动乃是伊壁鸠鲁原子论之最典型的特征，而且历来被看做是他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之最荒谬的篡改。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点恰恰是应当极其审慎地加以理解和把握的。伊壁鸠鲁设定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即直线下落、偏斜运动和排斥。马克思认为，真正重要之点就在于理解这三种运动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原子的概念包含两个环节，即物质性的存在和纯粹的形式。首先，由于直线下落表示原子的运动构成一条直线，所以原子就纯粹是用空间来规定的，这样原子便被赋予了一个相对的定在，而它的存在便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因此，直线下落就意味着原子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其次，由于原子概念的纯粹形式是对单纯物质性的否定，所以，对直线下落的否定就被设定为另外一种运动，如果这种运动亦被想象为空间性的话，便是偏离直线的运动。最后，伊壁鸠鲁在原子的“排斥”中，实现了原子的概念。在排斥中，直线下落和偏斜运动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排斥就像是一个合题，按照这个合题，原子既是抽象的物质，又是抽象的形式。由于伊壁鸠鲁通过偏斜运动设定了原子的纯粹形式，所以他实质地表述了这样一种哲学原则，即抽象的个体性之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下落运动是非独立性的运动，而原子是像天体那样具有绝对独立性的物体，所以它们就应该像希腊人所了解的天体那样，不是按直线而是按斜线运动的。
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马克思看到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中独特的一面。偏斜运动作为原子直线运动形式的否定形式恰恰证明了原子自身的存在，原子具有自我意识，因而得以避免在宿命式的直线运动中沉沦，转而摆脱束缚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以实现自己的个性；同时，在原子自身的运动过程中由于原子的偏斜运动，原子本身还必将走向其外在，通过排斥运动原子冲破了自然的本性得以外化而与他物发生关系，最终原子在自身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而实现了自我的概念。在这里，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得到了重要的发挥。因此，马克思指出，德谟克利特只注意到原子的“物质方面”，由于原子概念的形式方面还根本没有出现，所以他只是把原子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运动，一种盲目必然性的行为；而伊壁鸠鲁还注意到原子的“观念方面”，按照这一方面，运动被设定为自我规定；原子因而被理解为活的、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元素，被理解为单个自我意识之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象征。因此，尽管伊壁鸠鲁牵强粗陋地解释物理现象，但马克思仍给予他以极高的评价：由于他阐释了能动的原则并代表着一种自由的无神论，因而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哲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批判或否定的环节，提供了行动自由的可能性；它作为一种社会学说的基础，其实践意义便是论证了人的自由。
原子由于偶然的偏斜能够摆脱直线的必然性，在排斥运动中实现自身的概念，这体现了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作为个体的人也应如此，自我具有自由精神更可以反对强权摆脱控制，逃离生活世界中的各种纷繁杂扰而追求属于自我的内心宁静。伊壁鸠鲁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他面对马其顿的强权给社会带来的痛苦无能为力，因而选择了免于侵犯、摆脱痛苦、通往内心的宁静之路。伊壁鸠鲁虽然强调自我意识的个别性，但这种个别性还仅仅表现为抽象的可能性，当面对现实世界处于束缚之中的个体的定在形式时它依旧无能为力。因而涉及到人事时，伊壁鸠鲁只能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勉强维持自我内心的宁静。然而，年青的马克思不可能停留在消极的层面上，他也着力批判了伊壁鸠鲁主体性思维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他要开创的是一条要求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路径。作为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早期马克思强调个体如同原子一样应当具有自我意识，抵制强权以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充分发挥个体的主体性以寻求自由、实现自身的独立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个体的自我意识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自我意识，而是每一个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应当具有的自我意识。
在对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刻的论述了原子的自由的观点，并同时把这论述转移到了我们人的身上，“直接存在的个别性，只有当它同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它物就是它本身时，才按照它的概念得到实现，即使这个它物是以直接存在的形式同它对立的。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物质只有与自己发生关系，而不与其他东西发生概念，才使自我概念实现，人的解放就是真正人的概念的实现，人摆脱了物质的关系，人和物发生关系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解放就是使人不成其为自然物，人的实现是排斥与非排斥的统一，任何一种个别性要获得真正的自由性，要摆脱物质性的存在。
这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只有我们摆脱了与物质的关系，同时只同自己发生关系时才能实现最终的自由，即实现人类自己的解放。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深刻性，因为我们只有摆脱了对于它物的依赖，我们才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才能是我们自己。但这就要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人真的能摆脱对于它物的依赖吗？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是与自然界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才能维持我们自己的发展的，如果我们摆脱了与它物的关系，那也就是切断了这种共生关系，那我们人类还怎么发展？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对于与它物关系的摆脱并不是不与其发生关系，而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获取足够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再受到自然的制约。这个观点听起来很好，但它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资源与人类的需求之间真的不存在任何约束吗？我想这是否定的，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的需求却是无限的，只要人的需求和有限的资源发生冲突，那么人之间的自由就是不可实现的。因为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的，我们只有在相关规律的约束下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而要实现这种发展，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限制个人无限的自由，因为个人无限的自由是对群体自由的最大破坏。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最高自由是以服从群体的利益为标准的，任何人只有实现了群体的利益，他才能永恒持久地获得最高自由。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由于自然及其规律的制约，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实现绝对的自由，即使暂时实现了也不会长久。因为个人绝对自由的实现是对群体利益的践踏，会成为群体的公敌。对于我们人来说，只存在最高自由，而不存在绝对自由，最高自由即指人与人，人与物都能和谐共处时所能享受到的最多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明确声称自我意识的立场，但却仍然保持着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某种批判态度。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费希特主义倾向不同，毋宁说是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黑格尔的思有统一原则。他试图根据精神和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有机发展的概念，来引申出世界历史的辩证发展。因此，马克思批判说，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由于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不能作用于周围环境，因而这种精神自由具有抽象的性质。尽管抽象的个别性摧毁了一切超验的东西，但由于个别性在事物中不居统治地位，所以它也使“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成为不可能了。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必须积极地干预生活和现实，思想只有通过对周围环境的能动活动，才能使意志的力量走出阴影的王国，以反对不合理的现实世界。――这一点是马克思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最初、微妙的分歧，而这个分歧后来很快就发展为同“自由人”决裂的契机。
综上所述，《博士论文》的主旨乃是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并在这种原则中找到了政治激进主义和自由无神论的哲学渊源；然而，它又隐约地透露着一种脱离青年黑格尔运动之主观主义的意向，即强烈地实现思想的倾向，强调哲学和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因此，当时马克思一方面和鲍威尔一样，相信精神的绝对创造活动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不是把这种活动归诸精神的主观性是，而是试图通过精神和现实的有机联系去理解这种活动。就这两方面而言，部分地表明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最初根源和理论素材，表明这种理论取向如何为其他思想材料的进一步介入做好了准备。（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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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哲史；学习方法；自主学习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285-02
学习是人类个体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获取经验和知识、掌握客观规律、使身心获得发展的社会活动，学习的本质是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超越。学习是每个人所必需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学习很重要，但是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促进我们更好地学习的方法更为重要。笛卡尔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对学生的学习十分重要，在此笔者想与大家共同研讨笔者在任课教师课上学习到的一些学习方法，希望能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
一、《马哲史》课程学习方法简介
笔者认为，《马哲史》课程的学习方法主要有表格分析法和文献综述法两种。下面，针对这两种学习方法进行一下简要的分析：
1.表格分析法
根据笔者的了解，表格分析也就是表格梳理，是将一个历史事件或者理论观点的发展过程以表格的形式分析整理，使其历史脉络更加明了、各部分之间对比更明显。表格分析法是我们在《马哲史》的学习中经常使用的学习方法，比如在学习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时，在任课教师指导下，就列了一个纵轴为时间，横轴为主要作品、主要思想等的表格，清晰明了地看出马克思进行了怎样的思想转变，线索清晰明确。
笔者认为表格分析法有以下三点好处：第一，在做表格之前需要查阅相应的资料，可以让学习者对问题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做表格之前的准备工作有很多，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根据不同的主题查阅不同的资料，并根据对资料的阅读，判断资料是否有用。在阅读的过程中，学习者不仅会了解与主题有关的大量知识，而且还会了解其他的知识。搜集资料的过程有助于深入了解问题、拓宽知识面。第二，在做表格过程中的锻炼，有助于增强分析理解的能力。表格中要求语言是十分精炼的，所以需要将书中的、论文中的长篇大论浓缩为精炼的几句话，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促使学习者不断提高分析与理解能力，提高提炼要点的能力。第三，在课程后期任课教师的讲解中查漏补缺，增强学习能力。课程后期，在任课教师讲解表格的过程中可以与自己的表格进行对比，发现自己表格中的问题，发现问题、总结问题、解决问题，避免在以后的学习中犯类似的错误，有利于以后的学习。
总之，表格分析法有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所学的知识，提高学习自主能力。改变以往由任课教师单纯讲解的局面，让学生也参与进课堂，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化理解，有利于以后进一步深入的学习。
2.文献综述法
所谓文献综述是指针对某一主题，对大量原始研究论文中的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的论文。在《马哲史》的学习中，任课教师向我们介绍了如何做文献综述，让班级每个同学都进行文献综述的写作。开始我们分成小组统一讨论共同确定主题，合作完成综述；在我们了解文献综述的结构与写法后，就自己独立完成文献综述。
笔者认为文献综述法有三点好处。第一，在写作文献综述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如何搜集资料、确定论文主题等等知识，对我们以后论文的写作有很大帮助。通过这一学期的实践可以了解到，一开始进行文献综述的写作时总会有诸多困难，对各类资源总库的使用不熟练、关键词使用不准、搜集资料不符合主题等等。而经过指导教师的细心指导以及一段时间的努力，会让学生渐渐学会如何去写论文、搜集资料等等，这点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讲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从而促进了学生们的不断成长。第二，在《马哲史》课上，我们主要围绕一些名词以及《马哲史》学习中的重点做文献综述，这有助于对学科的进一步消化与理解。通过写作文献综述，可以了解相关大量知识及其他人的观点，有利于系统化学习。第三，在写文献综述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其他观点的整合，通过了解其他作者的论证方法，使写作的文章更具有逻辑性、更具有说理性。这对于本科生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哲学系的学生来讲，学生经常需要进行论文的撰写，做文献综述可以让我们了解论文的基本格式、说理方法，对以后的学习有很大帮助。同时，也让我们学习到了文献检索的方法、搜集资料的方法，为以后撰写论文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表格分析法、文献综述法两种学习方法的整合与改进
结合一学期的《马哲史》课程的学习，以及对表格分析法、文献综述法两种学习方法的实践应用，笔者将结合自主学习方法谈一谈对这两种学习方法的整合与改进。
1.整合——双管齐下
笔者认为表格分析与文献综述可以同时进行。针对同一主题，比如：“马克思哲学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进行表格分析和文献综述的写作。这样针对一个主题，搜集的资料更加广泛，同时也提高了理解分析和综合写作能力。单一表格或文献综述锻炼的能力都不十分全面，表格分析主要培养的是提炼能力，而文献综述主要培养的是搜集资料分类能力，单一做表格或文献综述查找的资料重点不一样，获得的知识不全面，要是将两者整合，所锻炼的方面将更加全面，所了解的知识将更加深入广泛。
“阅读简单的议论文，区别观点与材料（道理、事实、数据、图表等），发现观点与材料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 这是《语文课程标准》对议论文阅读的要求，也是中考议论文阅读考查的能力要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考语文试题中议论文的命题受到重视，笔者统计了近几年全国各地中考语文试卷，考查课外议论文阅读的占70%左右。考查的内容除议论文的文体阅读能力外，更注重学生综合阅读理解能力的考查。
【考点详解】
纵观近年各地中考语文试题，对于议论文阅读能力的考查，除了议论文文体所特有的知识点外，还考查非议论文文体的有关考点。议论文文体阅读能力的主要考点有：⒈论点的辨析、判断、提取、归纳；⒉论据类型的认识、分析、补写；⒊论证方法的辨识、理解；⒋论证结构的理解；⒌议论文语言风格的体会。非议论文文体阅读能力的主要考点有：⒈考查搜集、提取信息的能力；⒉理解、概括文章的内容；⒊考查把握句子、段落的过渡、衔接、呼应及其作用的能力；⒋考查评价能力、联想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
【考向预测】
在今后的中考语文议论文阅读试题的设计上，将会更加贯彻新课标理念和精神。“突出语文课程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要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几方面进行评价，以全面考查学生的语文素养”，“要综合考查学生阅读过程中的感受、体验、理解和价值取向，考查其阅读的兴趣、方法与习惯”，“重视对学生多角度、有创意阅读的评价”等理念将进一步在中考语文阅读试题中体现出来。今后，中考议论文阅读试题的命题将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1.文本材料注重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渗透。从近年的中考语文议论文阅读试题看，其文化内涵已融入到阅读材料中。选文力图反映时代特点，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题，注重对学生在思想教育、品德教育、人生观教育等方面的引导。
2.重视基本阅读能力，兼顾文体阅读能力。近年中考议论文阅读题的设计，都注重了对基本阅读能力的考查，有的地区议论文阅读设题几乎都是基本阅读能力。可以预见，今后的中考议论文阅读题对基本阅读能力的考查比重将会加大。考查文体阅读能力，主要是考查运用文体知识阅读议论文的能力，直接考查识记、判断文体知识的题目将会很少出现。
3.更加强化整体阅读能力的考查。对阅读材料的整体感悟是阅读的出发点和归宿。突出考查整体阅读能力，有助于改变阅读教学中片面肢解课文和机械训练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心论点，即作者对所议论的问题持的见解和主张，也包括对文中某个观点的理解。②对文章思路的理解。文章思路是作者运用材料布局谋篇，表达主题的思想轨迹。议论文的思路理解主要体现在论证方式、方法的考查，论述层次的划分等。
4.试题的开放性将会增加。近几年在中考中不断增加开放性试题。创新精神与探究能力的培养是时代的主题，是教育肩负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开放性试题承载着创新的火花，考查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开放性试题既有开放的一面，立足于“灵活”，留给考生广阔的思维空间，使考生能够充分张扬个性，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有限制的一面，即关于内容、形式等，提出显性或隐性的要求，成为评定答案的重要依据。总之，随着中考语文改革的不断深入，课外议论文阅读的考点将不断更新。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复习时，注重对文章的整体感悟，用议论文的相关知识点去解读议论文，用精读和略读的方法，扩大阅读范围，拓宽自己的视野。
【解题指导】
1.理解关键词语的含义。
在议论文阅读中，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词语：①体现作者观点的词语；②表现文章主题思想的词语；③反映深层次含义的词语；④反映具体语言环境的词语；⑤对文章结构起照应连接作用的词语。阅读议论文，就要抓住这些关键性句子中的关键词语，反复琢磨。好的议论文，不仅能以理服人，而且能以情动人，具有强烈的感性色彩。其中的语言饱含感情，掷地有声。仔细体味这样的语言，作者的见解、主张就会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同学们在品味词语含义时，容易停留在一般理解的浅层次上，导致词义理解的不完整或表面化。正确分析关键词语的含义，“在文中”是关键，词不离句是理解词语的基本原则。联系语境，从作者的思想倾向、词语的感彩、语体特点、风格特点等方面揣摩才能准确解释词语的含义。体会词语在文中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思考“作者为什么用这个词 ？这个词好在哪里？不用行不行？”对于使用了比喻、象征等手法的词语的理解，则需要弄清手法上的特点，进而借助前后文来界定该词语的含义。
2.理解关键句子的含义及作用。
关键性语句，就是文中对表述内容、点明（暗示）中心、表达情感起重要作用的语句，如中心句、过渡句、照应句、总结句、抒情句、议论句等。关键语句往往带有画龙点睛的功效，找关键语句目的在于找出“画外音”，挖掘深刻含蓄的思想内容。
阅读议论文时，孤立地理解语句特别是关键性语句，是不能正确把握句意的，只有将关键语句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其深刻含义才会浮出水面。一是抓住句中的关键词语理解整个句子的含义。运用分析词义的办法，联系整个句子甚至全文中心，分析词语的作用，说明句子所表达的含义或思想感情。二是根据修辞方法来理解。先弄清楚该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然后根据这种修辞的特征、功能，结合具体语境，琢磨、分析句子所表达的是什么含义，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3.摘取或归纳论点。
论点，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也是文章阐述的中心问题，而中心论点是作者观点的核心。议论文的中心论点位置因文而异，多放在文章开头，但也不尽相同。放在开头的，较易把握，但也要慎重，必须通读全文审读才可确认是不是中心论点。放在结尾的，往往先提出分论点，层层论述，在结尾处归纳出中心论点。放在文中的，往往观点的提出有一个过程，经过一番论辩后，再提出中心论点，驳论文、读后感，多采取此法。还有的中心论点隐含在论证中，需要读者很好地研究文章和题目的各种关系，才能归纳出来。很多时候，题目往往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不管放在何处，只要留心题目、论点的位置、分析议论展开后的段落、层次结构，中心论点是可以找到的。另外，需要注意论点语句的特点，论点应该是明确的判断，是作者看法的完整陈述，在形式上应该是完整的句子，它不能以疑问句式、短语、比喻等形式出现。
4.论据类型的认识、分析，论据的补写。
论据是证明论点的材料，它是被论点统率，为论点服务的。常用的论据有两种类型：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事实论据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事实和史实；道理论据指经过人们实践检验的，为社会所公认的正确理论，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如哲学理论、自然科学原理、定理、公式及广为流传的谚语、格言、警句等。论点和论据是密不可分的，论据应当是典型的，符合科学或事实的，有力量的。论据的补写也是近年常见的议论文考查题型，答题的关键一是把握论点，二是要分析补写的论据与论点是否一致，论据是否能够证明论点，论据的可靠性、正确性如何。
5.论证方法的判定及作用分析。
论证就是运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是论点和论据之间逻辑联系的纽带。论证的方法较多，其作用都是为了证明文章的中心论点。判定和分析论证方法的前提是了解常见的论证方法及其主要特点。论证的方法常见的主要有：演绎论证，先提出中心论点，再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分析。归纳论证，即先摆事实讲道理，再归纳结论。举例论证，即列举事例作为论据来论证论点。引用论证，即引用理论（名言、格言、定理、法则）来论证论点，又叫理论论证。对比论证，就是把相对立的事实或相悖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以证明作者的观点。比喻论证，即以形象的比喻证明观点，从语言上，表现为比喻的修辞手法，把论述的对象作本体，再设出与这个对象本质上有相似点的喻体，进行阐述。归谬论证，也叫引申法，由反面论点，引申出错误的结论，以对方反面论点。这几种方法在文章中往往是综合运用的。
6.文章结构。
议论文的基本框架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即“三段论证程式”，但不同的文章，根据内容、问题的需要，又往往演化出多种结构方式，如并列式、递进式、总分式、对比式、综合式，等等。要注意分析议论文的论证过程，把握它的思路，理清它的结构。分析结构有两个重点：一是分析段落、层次；二是分析论证方法的使用。分析段落层次时，首先看文章到什么地方完成了提出问题的任务；从什么地方开始分析问题；到什么地方结束，归纳出结论。在分析问题时，还要注意论证方法的使用，如有的段集中使用事实举例的论证方法，有的段则侧重引用名人名言进行论证，有的段则集中阐述道理进行论证。段落的领起句往往是关键，要紧紧抓住它进行分析认知。
7.内容探究。
内容探究是议论文阅读的一个重点，概括文章内容（或全文内容，或部分语段内容），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文中寻找表现中心的句子；另一种则是用自己的话对文章内容进行概括。做这类题要从宏观上把握文章，在细微处寻觅答案。从宏观上把握，即从作者的思路出发，进行分析，挖掘其深层含义。在细微处寻觅，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扣住题目中的关键词语，留心文中提示性、暗示性、总结性的词句，要注意文中的议论句、格言、警句等；概括道理要由事及理、由物及理，归宿是“理”，“理”应有普遍性、哲理性、深刻性；答题时，要善于组织文中的词句或者格言、名言、警句等，概括内容一定要扣住文章的主旨进行生发。
【摘要】王弼作为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以其特有的解构和思辨功夫沟通并调和儒道，在儒家圣人中注入道家自然的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命题。诸如“以无为本”、“得意忘象”、“大音希声”的哲学命题后来被引申到美学领域，影响深远。本文尝试将王弼的玄学与美学思想做一番简要的剖析，借以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王弼；以无为本；得意忘象；道法自然；素朴之美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082-5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已有一部分思想家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过哲学的思考，他们的著述以及提出的一些论点启发着后人，并且不断为后人的观点提供着阐释的空间和可能。王弼正是在汲取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借助注书的办法，在理性思辨的哲学论证和阐释中，表达自己的思想。王弼明确指出人类具有追求美的天性，他在《老子》二章注中说：“美者，人心之所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诚然，从人们的生命体验来看，人心的确是乐进美而恶疾丑的，尽管人们对于美的看法总是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却又总能在心向往之这一点上都存在一个客观事实。
魏晋是一个自觉的时代，“中古”美学具有全然不同于前代的特质，宗白华先生将魏晋美学的这种特质称作“哲学的美”。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辅嗣，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哲学思想注重义理的分析和抽象的思辨，从而对两汉以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阴阳五行之说和谶纬之学进行了否定。王弼在著作中提出的一些玄学命题又对后来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弼的美学思想中透露着玄学的智慧，“哲学的美”，其此之谓也。
一、以无为本
“有无之争”是魏晋玄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玄学家们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贵无”、“崇有”两派，“贵无”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弼、何晏、秘康、阮籍、张湛等，“崇有”派的代表人物为郭象、向秀等。
“以无为本”是王弼在《老子》第四十章注中提出的。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的注释说道：“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王弼的注里，“有”与“无”已不是平行的关系，“无”是在“有”之上的。区别于老子，王弼不再把万物的“始源”假设为“道”。《老子》第一章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王弼注曰：“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王弼认为能被命名的都是有限的东西，“万物之始”实不可以称为“道”或“无”，“道”只是“强字之”。因此，王弼将“道”的“无形无名”凸显出来，将“无形无名”作为一种创生的方式，“道”通过“无”的方式创造万物，万物只能在“无”中生成、发展，从而淡化了“道”这一指称。这显然影响到中国美学，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对“道”的呈现，具体来讲就是“体无”，即对“无”的体悟。刘勰著《文心雕龙》，首篇为《原道》。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所谈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和“文”的产生，就受了上述老子和王弼的观点的影响。他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作为“道”的表现的文，渊源是深远的。这里的“文”，原指文采或文饰，也指包括文章在内的人文范畴。自有天地以来就有文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以及鸟兽的文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为万物之灵，有了语言，就有文章，因而自然也就有了文采。自然与宇宙是文章的生命之根。无论是天地山川之文、日月星辰之文还是草木鸟兽之文，都是“道”的运转方式的呈现，都是“道之文”。刘勰在《原道》篇里的阐释实际上与王弼“无中生有”的观点一致：无名无形的“道”通过“无”的方式创生了万物，这就是“道之文”。在刘勰看来，道和文的关系其实是本体与形式的关系。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指出：“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里。”这与王弼在《老子指略》里说的“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意思相近。刘勰认为“文”是对“道”的一种呈现，王弼也认为通过形下世界的“有”可以对“无”有所体悟。那么对人文范畴的“文”的研究自然是领悟空灵的“道”的一种路径。因此刘勰钻研文学机理，开辟了从“文”这一“有”向上去探求“道”这一“无”的论文之路。《文心雕龙》以“道”为论文之本体从而使文学独立了出来。文学与其他万物一样，都是对“道”的一种呈现，人们将文学作为通向“道”的一条路径，探寻文学自身的形式特点和规律，使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论系统。王弼将“道”作为宇宙本体，并且将“道”抽象为“无”。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日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又说：“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故曰道常无名也。”王弼的“道”不再是老子所言的“恍兮惚兮”的那种隐约的有形有象的物，而是纯粹的“无”。王弼“以无为本”的玄学命题对人们的审美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无”最重要的特点即是无名无形，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存在。因此，“以无为本”强调的是一种我即为物，物即为我，物我不分浑然一体的天人合一境界，从而为审美自由提供了可能。虽然形下世界是可分的，老庄、王弼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可以不分的，在精神世界中，人们可以忘掉自我的存在，与物合一，诸如“坐忘”、“心斋”，只有忘记了受外物所累的“形”，才能体悟到“道”的“无”境。虽然“无”境有一定的虚幻性，但它所具有的哲理思辨的理性光辉，以及它所提供的不受形名约束的自由之境，作为一种人文关怀，成为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亦成为审美的极致。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艺术家几乎都追求这种“无”的艺术境界，力图在创作中呈现出“道”的“无”性。然而，“道可道，非常道。”，于是艺术在“以无为本”的审美要求下自然走向了含蓄与空灵的意境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正是此意。他还用“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来形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玄远的诗境，其核心便是指向“无”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