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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论文

时间:2022-10-05 20:51:5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地理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文化地理学论文

第1篇

20世纪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3]42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带有明确的方法意识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只有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从书”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该从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形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4]2与以往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地域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影响力,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强调文学发展的动态性及其文化生态、文化景观、文化扩散等对作家创作的渗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将“地域文化”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上,并将之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与突破。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达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著作。

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写作形态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创作素材;第二,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第三,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地域民风、民俗、语言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风格;第四,作为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性情等)与审美情趣,尤其是对作家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如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素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作家各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对作家而言,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其个性气质与审美心理进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审美风格方面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长于苏北的下河流域,此地归属吴文化圈,虞友谦先生在《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一文中认为:吴地自古的政治弱势,形成了吴文化心态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向,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11]。置于吴文化圈内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吴文化特质,形成与吴文化内核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文学作品中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动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大吃一惊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地区文学所独有的内核。从文化地理的视角下对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所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并构成了作家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核心,由此决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学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条件下产生,体现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体现着西部文化结构: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虔诚的,独特的边疆意识,高度的英雄意识、积淀深厚的孤独意识。这种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西部独有的文化精神,如对民族自信心的张扬、对人性的发掘、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呼唤[13]。

第2篇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论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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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建设思路;体系结构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巨大转变,课程网络化成为教育方式多样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网络化是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一种重要的学习资源,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学习质量的提高。

一、“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意义与目的

“人文地理学”是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主干专业课。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以人地关系为研究主体,侧重于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及其地域分布的规律性。由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性,课程资源极其丰富,因此,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优势,进行人文地理学课程资源网络化建设,对于深化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以及研究性教学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人文地理学有着复杂的学科体系,具有众多的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有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乡村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旅游地理、社会地理等,各学科互相交叉,构地理综合体。复杂的体系结构,困扰了很多刚入门的学生,需要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将这种体系结构展示出来。

其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广泛,信息资源非常丰富。第一手资源虽然有着亲身体验,印象深刻,但是人的直接行为空间毕竟有限,通过间接行为空间,获取间接资源,同样很重要。

再次,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不停地运动中,并且运动速度相对于自然地理的研究对象要迅速很多,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面貌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学习与研究人文地理学,不能仅仅是停留在某一时期特定的环境下,而要有时间跨度,这样的学习和研究才更有深度。而传统的媒体资源更新较慢,不能响应更新频繁而迅速的人文地理研究对象,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媒体资源来支持人文地理的学习与研究。

最后,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文字,还有各种地图、动态和静态的图像以及大量的统计数据等。因此,人文地理研究不能单纯地依赖某一种媒体,要多种媒体结合,使用各种媒体资料。

综上所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结合人文地理学科特点,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由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逐步转变为课堂讲授与学生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模式,扩展学习主体自主学习的途径,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学习平台,强化学生能力培养,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二、“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思路

1 运用多元化理论指导。根据《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网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应在现代课程理论、现代教学设计理论和现代远程教育理论等多元理论的共同指导下进行。例如,根据现代课程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而更是体验课程。每一位老师和学生对课程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中,总要融入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形成不同意义的生长域。因此教学设计不再是简单的设计之后加以实施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学与教的具体情况下和在学与教的互动中发展演化的过程。结合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在“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时坚持教学设计和系统设计并举。其中,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的指导下,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教学对象、课程特点,合理地选择和加工教学信息,设计和组织教学环节。同时特别注意网络的教学环境和课程特点,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实时互动的优势,追求创设支持自主学习的良好环境,使课程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教学过程个性化、自主化。

2 体现人文地理学科特色。人地相关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始终贯彻在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一条主线。在选取课程资源、构建网络课程体系、进行授课辅导时要始终贯穿人地和谐的思想,并突出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性、地域性和综合性特点。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较强的学科,不仅研究内容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而且人文地理的社会性还突出表现在其历史性上,比如人口的分布、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传播、聚落的形成与分布等,在教学资源建设时既要突出现状,也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地域性是地理学的基本特性,也是人文地理学的特性之一。人文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差异,根本点之一就在于人文地理学包含了区域研究的特性,重视区域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因此在课程网络化建设时要突出区域性特点。人文地理学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综合性,而且体现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如政治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的发展,都大大促进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因此在课程网络化建设时,不仅仅着眼于人文地理学本身,还要与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核心内容紧密结合,并且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将地理信息技术引入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

3 发挥网络平台教学优势。网络平台具有以下教学优势:一是直观性。网络课程资源具有图文并茂、音画俱全的特点,针对人文地理教学中难懂难教的问题,以地图、图片、图表、视频、动画和逻辑示意图等多种形式展现,直观、形象、生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并扩展学生的创新思维。二是互动性。网络平台具备网上论坛、电子邮件、聊天室等工具,改变了以往课堂教学学生被动接受模式,能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能够随时与教师沟通,答疑释惑。三是友好性。网络平台界面美观,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符合学生的视觉心理;提示信息详细、准确、恰当,使师生都能够容易操作。四是创新性。在设计上可以采取多种教学策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如学生利用网络平台,根据自身特点,自行浏览课程知识,及时查漏补缺;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互动工具就教师提出的主题进行讨论与思考等。

4 展示自身学科建设成果。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一方面网络课程需要较为稳定和规范的结构,涵盖教学必须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根据课程特点及自身学科建设及教学与科研成果,设计个性化的内容,体现课程特色。

例如,教材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地理学具有众多的分支学科,除人文地理总论以外,各分支学科也需要配套的教材与论著作为课程教学的支撑。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专业自创立之初,老一辈著名地理学家李旭旦、金其铭等先生陆续出版了多部极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教材及著作。在课程网络化建设中,将教材建设成果作为一个特色模块,拓展学生视野,帮助学生了解学科研究方向和动态,方便学生查阅、比较和学习。

5 着眼于学生能力培养与提高。课程网络化建设不仅是以网页形式呈现课程的内容,而且是教学的一种重要资源,是网络教学的支撑环境。它可作为课堂环境和课外环境下学习者自主学习的内容和材料,学生的许多学习活动都是在网络的支持下完成的。因此,课程网络化建设除了内容的展示,还必须增加强大的学习功能,保证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体,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钻研精神和科研能力,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的建设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三、“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体系结构

课程网络化建设的体系结构设计十分重要,它是网络课程整体设计理念和指导思想的体现。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看,整体结构设计包括两个方面:整体页面层次和各层页面中内容的组织。学生是通过访问各层次进行学习的,整体层次及各个层次页面中的具体内容及其结构必然对学生的学习直接产生影响。

人文地理网络课程结构分为四大模块,即课程模块、教学模块、互动模块和特色模块(见下表)。

特色模块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的一大亮点。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系列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导航、实践拓展训练和中外文献选读四大特色栏目。

1 教学资源导航。没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也就无法建构起理想的教学环境。网络教学资源是为学生提供大量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为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培养营造理想环境的基础。根据人文地理学课程特点,教学资源导航栏目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英汉对照人文地理词汇和国外人文地理学者两个子栏目,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国外人文地理发展和人文地理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研究经历。目前已有国外著名高校34位人文地理学者的简历及其相关网址,涉及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专业领域。第二部分为主体教学资源,包括专题地图、实景图、规划图和统计年鉴等子栏目。地图是地理学的重要语言,用地图说明问题往往比文字更有效。教学资源包括经济、聚落、文化、人口等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景观图片、专题地图等,所有图片均使用高分辨率图像;同时,为帮助学生学习掌握规划工作的方法与技能,分类搜集整理了国内外众多具有代表意义的规划图件。另一方面,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人文地理研究越来越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教学资源的统计数据库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城市、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权威统计年鉴,便于教师、学生及其他研究人员的查阅。第三部分为考研指导,主要是提供国内绝大多数人文地理学招生院校及网址信息,并提供部分院校历年人文地理考研资料。

2 实践拓展训练。实践教学与训练在人文地理课程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已经建立了南京市城市地理、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黄山与宝华山风景旅游区、庐山区域地理等实习基地。同时,开设科技文献检索、规划制图、论文写作等实践性选修课程,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此外,依托地理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设了“虚拟实习”的特色栏目,利用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地理环境模拟实验室,增设了城市景观三维表现、数字小区三维表现、主要商业区三维表现、城市交通流三维表现与模拟等极具特色的实验项目。

3 中外文献选读。人文地理学科历史悠久,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人文地理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众多的教材和专著。为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对人文地理的理解,设立中外文献选读栏目,精选各种经典文献,包括国内外代表性教材、中外著作和词典以及国内外人文地理相关资源网站等。

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结合对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利用也是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形势下,高校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知识的组织者,也应成为教学资源的建设者,共同促进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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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关键词】行为空间;聚落空间;木拱廊桥;区域文化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总是社会的空间,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1]

行为空间是行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行为地理学是在考虑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地理环境) 条件下强调人的行为的研究方法。行为地理学关心影响个人与集体行为的动机及社会过程,行为空间研究是行为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人类行为空间就是人类活动的地区限界范围,从广义上理解行为空间,既包括人类行为直接活动空间,也包括通过交流的间接认识空间。活动空间是个人与个人的,或者个人与社会的直接的接触范围。[2] [3]行为空间关心人与环境的关系。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环境关系是一种“能动性的交替关系”。人可以改变环境,环境也影响人的行为。环境是行为的潜在因素,只有在适当的行为配合下,环境才能产生影响,而不是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影响行为。[4]

人的行为空间很大一部分是在建筑空间中得以体现,人的行为空间是建筑环境设计的出发点与归宿,归结起来,建筑环境空间的设计是为了人,为了使人和环境构成一个共生的、完美的生态体系,而行为则是人与环境联系的纽带。海德格尔认为“建筑通过分割空间,再将各部分有机结合成新的空间来达到这个目标。” [5]建筑是通过划分界限来创造空间的艺术,空间不是几何学或物理学上的概念,而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概念。[6]建筑空间特别是建筑中的公共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交往的场所,成为人类行为的直接空间,使建筑不再是冰冷的抽象物,建筑业因此带上了感彩。木拱廊桥建筑是我国木结构体系桥梁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在闽东北浙西南一带集中遗存,形成独一无二的木拱廊桥建筑景观带,也构成乡村聚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沿海非常具有特色的传统聚落景观。。

1.关于木拱廊桥建筑空间的研究及问题意识

木拱廊桥是汴水虹桥的千年遗存,集中存在于福建省东北部一带的村落入水、出水口和河流溪涧上,是区域文化的重要代表。木拱廊桥在建筑结构上是编木拱形结构的木架桥,由圆木杆构件纵横相贯,别压穿插,互相承托,逐节申长而形成的木撑架势拱状木桥。同时充分发挥了木材轴向抗压的力学特性,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自身形成独特的廊庑空间。这种桥不但能通行, 还可遮荫避雨, 驻足观景。桥与廊从构图上成为上下一体, 形象完美。

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重要的单体元素, 特别是在建筑的整体布局、空间组织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廊的基本单元是“间”,由“间”的重复连续而组成长短不一的廊古汉语中“廊”的语义复杂, 经历了从“围墙”到“围合庭院的辅助用房”,再到“联系型建筑物”的演变过程。而现代汉语中廊的定义相对统一, 均为“屋檐下的过道或独立有顶的通道”。“屋檐下的过道”一般指附属于单体建筑下的能形成通道的空间, 称之为“附属性廊”;“独立有顶的通道”一般指建在人工园林和天然名胜中的廊, 这类型廊都是自成一体,不与其他单体建筑发生从属关系, 成为独立的廊, 称之为“独立廊”。 [7] 闽东北一带民间称木拱廊桥为“廊桥”“厝桥”,就是形象的描述出这种桥梁外在形式上有“廊”的特征,更有“厝”的功能,

福建东北部木拱廊桥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近十年,福建东北部木拱廊桥的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一定的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本地学着研究外,木拱廊桥也引起国内高校一些学者的注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任华侨大学的教授方拥先生(1995)对虹桥(廊桥)的传播过程、木拱结构的特征以及在建筑史上的意义进行了研究,[8] 开启了从建筑学角度研究木拱廊桥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唐寰澄(2000)对闽东北浙西南木拱廊桥和《清明上河图》中汴水虹桥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定木拱廊桥为汴水虹桥在东南沿海的遗存,并说“中国桥梁, 有一类十分别致, 即在世界桥梁史中绝无仅有的木拱桥。”;[9]在随后的研究中,缪小龙(2005)[10]唐留雄(2005)[11]戴志坚(2005)[12]林校生(2006)[13]钟剑宾(2006)[14]张成、关瑞明(2007)[15]李华珍(2007)[16]张可永(2008)[17]张光英(2008)[18]对福建木拱廊桥的建筑结构艺术、建筑特色、人文史料等方面作出研究,特别对福建木拱廊桥申遗提出建议,还探讨了廊桥的功能、廊桥的结构和廊桥的形式,以及汴河虹桥和闽浙木拱廊桥的渊源关系和结构上的不同之处,在国内学术界形成一股研究热潮。同时,在地方政府的积极倡导下,一些地方性的研究也卓有成果,由寿宁县政府、寿宁政协编撰《寿宁文物》,[19]福建宁德市市政协编撰的《闽东虹桥实录》,[20]寿宁县委宣传部牵头、刘杰等编著的《乡土寿宁》,[21]刘美森主编的《廊桥流韵》,[22]等一批地方性研究成果的出现,从地方特色文物、文化资源的角度对福建东北部木拱廊桥的文物价值、文物地位和地方特色文化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由政府层面提出木拱廊桥申报世界遗产的思路。

近两年,有关福建东北部木拱廊桥的研究仍然在继续,只不过研究视角更加独特,成果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蒋烨(2010)从廊桥建筑与文化的视角,[23]张光英(2010)木拱廊桥的地域文脉传承,地理空间响应的视角进行研究;[24][25]张光英(2011)[26]对从木拱廊桥构成闽东北村落环境意象的视角进行研究;刘妍(2011)从木拱桥类型学视角,[27]张光英(2012)对世界文化遗产语境下的闽东北浙西南木拱廊桥景观价值进行研究。[28]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代表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就。

从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对福建东北部区域木拱廊桥的研究内容逐渐深入, 研究范围不断拓宽, 研究成果不断增多, 但国内学者从文化地理学和木拱廊桥廊空间之于乡民行为空间的意义角度对木拱廊桥文化特征的研究还是空白。本文以闽东北木拱廊桥聚落空间为解读对象,在人文地理学行为空间视角下的对福建东北部农村聚落空间进行解读。在人文地理视域,研究木拱廊桥在福建东北部地区所形成空间对于当地乡民的意义,对于独特地域文化的意义所在,在目前是一种创新研究。

2.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样本的选取

福建东北部区域木拱廊桥现存共计52座(指建筑年代均在40周年以上的木拱廊桥.不包括当下为景区开发、城市造景需要而建造的廊桥),分别分布在寿宁、屏南、周宁、古田、福安、柘荣、福鼎和霞浦等8县市(图1),其中寿宁19座,屏南12座,周宁7座,古田5座,福安5座,柘荣2座,福鼎1座,霞浦1座.其中寿宁被誉为世界木拱廊桥之乡。[28]

本研究选取具有廊桥之村美誉的寿宁县芹洋乡尤溪村为例。

图 1 闽东北木拱廊桥分布示意图[25]

2.2 样本描述的范围

尤溪村位于闽东寿宁县芹洋乡以东7公里,距寿宁城关33公里,到滨海城市宁德市为1.5小时车程,是一个具有800多年历史的滨海山区小村落,全村共有435户,人口2019人。尤溪村村里现存3条木拱廊桥,分别是:里仁桥(尤溪下桥),建于清道光12年(1832),文明桥(尤溪上桥),建于清道光12年(1832),张坑桥建于清道光8年(1828),2006年牛头山水库蓄水,张坑桥原构件整体拆迁到尤溪村下游重建。小小的尤溪村拥有三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廊桥,其密度居世界之最,因而尤溪村被誉为廊桥之村。[26](图2,表1)

尤溪村系由山地和高丘围绕而成一个小盆地,属鹫峰山系洞宫山脉东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500~800米之间,相对高200~500米,坡度一般在30~50度之间。尤溪溪自西向东贯穿全村流向村口,在村口呈V形深切,注入牛头山水库。尤溪村沿溪分布在溪流两岸。全村面积大约20000M2 。沿着小溪而走的乡村小路和溪流一起将三个村庄串成一个大大的“丰”字。

图2:尤溪村地理位置图[26]

表1:尤溪村木拱廊桥基本信息

桥名 建成年代 现桥建成 单孔跨度(m) 所供奉神灵 神灵的的功能

文明桥 清道光十二年 清道光十二年 16.7 观音菩萨,南向桥头祀土地 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送子;

土地:祭祀大地,现代多属于祈福、保平安、保收成之意;

平水王:治水,解决水患。

里仁桥 清道光十二年 清道光十二年 21 观音,桥头20米山上祀平水王

张坑桥 清道光八年 清道光八年。

公元2006年因建水库按原貌整体搬迁至尤溪村 33.4 无

3.木拱廊桥建筑的空间分析

3.1 木拱廊桥建筑空间是农村乡民行为空间中的物质空间。

农村的物质空间通常由聚落空间和人工物质空间构成。自然生态空间要素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土地、矿产及生物等自然资源,是人生存之源;人工物质空间要素由耕地、宅地、道路、广场等多种因素共同组成,构成聚落人口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多功能活动空间。[29]

其一,由图2可以看出文明桥雄踞进村的水源的源头,文明桥锁住村落的出水口,并且如一根绳子牵住两座在村口的两座山丘(图示中7、8),哪怕是最后从外面迁移这里的张坑桥的位置也是出于进一步锁住出水口的考量。闽东乡村村落选址讲究藏风纳气,特别是沿着水流的方向,如若任由水的进与出,那么村落将是被认为没有风水的场所,因此,三座木拱廊桥在这里与地形、地貌、水文组成村落聚落的自然生态空间;其二,木拱廊桥是人工物质空间。首先木拱廊桥行使的是道路的功能,尤溪村自古以来是处在闽东通往闽北的古官道上,冯梦龙在《寿宁待志》的《铺递》章中写道:“正道通政和者六,曰总铺,曰叶洋,曰芹洋,曰尤溪,曰平溪,曰南溪”。“余每铺立一牌坊,标名某铺。至南溪界首,复立坊题曰‘政寿交界’,使入吾境者可计程而达也”。[30]当年府县官员往来和公文递送主要奔走在这条西去芹洋、尤溪、平溪、南溪、政和、建宁府的官道上。其次木拱廊桥连接着两岸的农田村落的功能,它们处在两岸村民来往的必经之路上,是适应自然生态的物质生产空间。因此,木拱廊桥是闽东北农村乡民行为空间中的人工物质空间,是聚落空间的核心。

3.2 木拱廊桥建筑空间是农村乡民行为空间中的精神空间

传统聚落建筑在构建物质空间的同时,极为重视精神空间的塑造,多以自然山水景象、血缘情感、人文精神、乡土文化构建出充满自然生机和文化情感的精神空间。 [28]闽东农村乡民行为空间中的精神空间具有意象特征,以信仰的形式为表征,是一种大众共创共享的空间。表1所表示的木拱廊桥神灵的供奉上,这些神灵各司其职,是乡村聚落中种群共有的精神依托。当空间只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空间并不能被称为精神空间,正是因为在木拱廊桥这个廊空间中通过神灵的供奉,使聚落乡民之间拥有共同的精神寄托,从而营造出独特聚落空间中的紧密相连的情感关系,才是精神空间得以存在。

3.3 木拱廊桥建筑空间是农村乡民行为空间中的组合空间

闽东北特有的地理环境制约对于农村乡民日常活动以及行为空间产生直接的影响。闽东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区域,地处北纬26°18′~27°40′,东经118°32′~120°44′之间。闽东地处洞宫山脉南麓,鹫峰山脉东侧,东面濒临太平洋,中北和中南部又有呈北东—南西、西北—东南走向的太姥山和天湖山两条山脉,构成沿海多山地形。地势西、北部高,东、南部低,中部隆起,大致呈“冂”型的梯状地势。 区内山岭起伏,地表深切,高差悬殊,地势陡峻,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其间杂有山间盆地,沿海一带间夹滨海堆积平原,背山临海,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山岭耸峙,丘陵起伏,河谷纵横,岛屿众多,海岸线漫长曲折。[31]

首先,木拱廊桥是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交往空间,形成组合空间的一部分。寿宁自古以来山高路险,地势险要,明朝嘉靖五年知县钱亮在《科贡题名记》中赞叹:“寿宁之山,催巍嵂峻极于天;而其川也,奔腾澎湃趋于海,此固非常之山川也”, [32]交通极不方便,也阻碍了乡民之间的往来,因此廊桥成为交通要津上的不可替代之建筑。同时,闽东山区素称“九分山水一分田”,土地逼仄,廊桥中的廊是在地理环境制约下的一种休憩空间的有效拓展,为乡民提供劳动休憩所在,每逢重要的事情,乡民会集中到廊桥上集体商议解决,所以形成一个集会的场所。木拱廊桥建筑的廊空间自然成为农村乡民交际和休闲的场所。

其次,木拱廊桥建筑的廊空间是一种环境制约下的开放空间。在木拱廊桥的廊空间中,表现出空间的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不管是本村村民,还是外乡人经过,都可以在此休息;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愿意,均可在这里寻得神灵力量的慰藉与庇护,因为神灵保佑的是这个村落及周边的每一个人,不会因为你财富多一点神灵就对你多欧眷顾,所以,木拱廊桥廊空间提供给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与空间之间自由和谐的相处关系,是闽东农村乡民的“精神家园”,在农村社区中扮演着“精神诊所”的作用,是一种突破环境制约的开放空间。

4. 结论与讨论

其一,在福建东北部乡村,由木拱廊桥建筑所界定出的聚落空间的非常容易识别。木拱廊桥建筑成为聚落空间的有效边界点,构成村落聚落的自然生态空间和人工物质空间;

其二,木拱廊桥做为建筑空间的一种,通过木拱廊桥建筑中廊的功能得以发挥,拓展了聚落空间,构成聚落文化的一部分,融合成生活其中乡民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形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这样的空间丰富了闽东北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涵。

其三,借鉴人文地理行为空间的视角探讨福建东北部木拱廊桥建筑所构建出来的聚落空间,发现木拱廊桥建筑空间在福建闽东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空间意义。木拱廊桥建筑的廊空间兼有生活、生产和精神信仰层面的作用,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社会空间。

当然本文在写作的初衷,还希望通过对木拱廊桥建筑所构成的聚落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的研究,明确在福建东北部区域原住居民对作为聚落标识的木拱廊桥建筑空间感知的有效途径,并了解乡民是通过木拱廊桥建筑廊空间中的艺术设计与情感寄托来激发人类的情感,进一步明确人和空间是如何进行交流,产生共鸣,最终明确乡村生活空间环境设计的目的,所有这些都将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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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JA11300S);2011年“闽东文化研究”专项课题(2011HW05);2010年宁德师范学院重点课题(2010J002)

第5篇

关键词:广西彩调剧;研究现状;研究趋势;跨学科;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J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076-04

广西彩调,又称为“调子”、“唱灯”、“采茶”、“花灯”、“花鼓”、“哪嗬嗨”、“大采茶”、“嗬嗨戏”、“咿嗬嗨”、“山花灯”、“彩灯”、“耍牡丹”等,流传于广西各地及邻省的湖南、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是广西传统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独特八桂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戏曲艺术,集中体现了广西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生存境遇、情感状态及其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审美价值取向。

20世纪50年代,彩调开始受到关注,一些业内人士初步对其剧目、音乐唱腔和曲牌进行收集整理。改革开放以后,彩调研究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出现了《彩调音乐》、《彩调艺术研究》等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彩调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领域不断地拓展和丰富,相关论题的研讨也不断地深化和细化。为陈述方便,现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概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彩调源流发展研究

关于彩调剧的形成及其源流,学界至今未达成共识,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彩调“约在明永乐年间产生于桂北永福,永福县罗锦镇林村是彩调剧的发源地”。这种观点认为,彩调是由巫傩祭祀仪式及傩戏表演嬗变而来的。自明永乐十一年以来,任桂北永福知县的福建莆田人郑曦及其林姓侍从在永福罗锦林村定居,因水土不服而经常进行祭祀仪式,后来在祭祀之中又融入了其它文化元素而形成彩调。彩调的最初形态是融合了桂北跳神调、山歌调、福建采茶调以及湖南花鼓戏的表演结合体。

其二,彩调是“清代初年在广西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湖南花鼓、江西采茶的曲调而形成”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广西自古以来歌舞艺术非常发达,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各种民俗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都举行大量的歌舞活动,这种文化氛围是彩调得以孕育生成的重要基础。特别是自明、清以来,在重要的神灵祀日(如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祭祀蛙神的蛙婆节,正月末到二月初的土地节,二月十九日的花王节、四月初八的牛魂节,八月初二的“众神节”,八月十五祭拜月神的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如壮民族的三月三、仫佬族的依饭节、苗民族的苗年等)以及围绕稻作农耕而举行的节日(如禾魂节、尝新节、糍粑节等)中,各民族经常举行“唱采茶”、“扮采茶”的歌舞活动,而这就是彩调的雏形。

其三,彩调是由江西采茶演变而来的。“清代中期,广西一些赴京赶考的落选秀才,返回广西途中,路经江西,闷中寻乐,学唱江西采茶,并把学到的剧目和曲调带回广西传播,这才有了彩调戏”。

其四,彩调“源于湘南的花鼓戏”,而且,“从彩调最初在广西的流布情况,及其早期剧目、音乐唱腔及行当表演中,都可以看出其与湘南花鼓戏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 。

其五,彩调与广西歌圩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种观点认为,彩调的最初形式“对子调”与广西歌圩在主题和形式上极为相似。首先是“爱情主题相似”,歌圩是岭南壮、侗、苗、瑶等民族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里举行的以青年男女以歌传情、“倚歌择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习俗文化活动,歌圩上的对歌以表达青年男女爱慕之情的情歌为主,而“早期传统彩调剧本中有7 部‘对子调’”,都是以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主择偶、对歌传情为主要内容,这与广西各民族歌圩活动的主题相符合。其次是“表达形式相似”。歌圩围绕着青年男女从相逢、相识、相爱到定情而形成不同类别的对歌,这些对歌往往是以一问一答、对唱应和的形式来传达,这种表达形式“与‘对子调’的一问一答,一逗一挑,一唱一合,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彩调的最初形态“对子调”“完全是改造后戏拟化了的歌圩,或者说是歌圩的缩影” 。歌圩是广西彩调从民间歌舞演变为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过渡。

其它对彩调源流及发展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有杨爱民的《彩调剧》、顾乐真的《广西采茶、彩调、唱灯的源流和演变》等。

二、彩调剧目整理与研究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彩调剧目的收集整理逐渐受到重视,江波、杨爱民、唐继、吴源智等专家以及广西戏剧研究室的相关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自1952年举行的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彩调剧引起了文化行政部门的重视,一些戏剧工作者整理、编印了一批较优秀的传统剧目,如《王三打鸟》、《龙女与汉鹏》等,1956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编为《彩调丛刊》。同年成立的广西彩调剧团整理改编了传统剧目《地保贪财》、《阿三戏公爷》、《油漆匠嫁女》等,并创作了现代戏《放水》、《剪刀坳》以及古装戏《刘三妹》等。1958年广西省群众艺术馆编印的《广西彩调集》,收集了《三子学艺》、《蜂窝》、《园丁与桑女》等剧目。1960年在南宁举办了“刘三姐”文艺会演大会。其中柳州市的彩调剧《刘三姐》由会演大会改编为广西民间歌舞剧《刘三姐》,随后,广西人民出版社编印的《“刘三姐”资料汇编》摘录了历年文人笔记、地方史志及民间口头传说中有关“刘三姐”的各种资料。《刘三姐》的演出,再度引起了人们对彩凋的关心。1962年区文化局委托广西戏剧研究室召开了为期64天的全区彩调老艺人座谈会, 43人参加了会议,期间,共挖掘记录了传统剧目568个、传统剧本245出、各种唱腔、曲牌、锣鼓牌444个,全部录音并部分记谱。还为老艺人编写了小传,调查了彩调在各地流传分布情况,掌握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同时还组织青年演员向老艺人学艺,配合老艺人组织演出。会后,区文化局戏剧工作室编印了《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第63辑至66辑)、《彩调传统剧目故事集》,整理改编了《双打店》、《双摆渡》、《狗保闹学》等剧。桂林彩调剧团编印了《桂北彩调传统剧目故事集》(上集),收集了由唐发祥等老艺人口述的41个传统剧目。其中《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第63辑至66辑)包括了彩调传统剧目的绝大部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西戏剧研究室又编印了《彩调传统剧目选》(三集)、《地保贪财》等彩调传统剧目选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江波、杨爱民编著的《乡音集》是一本彩调剧论剧作选集,书中收有《换子记》等5个彩调剧剧本以及有关彩调历史及现状的6篇文章,1993年出版的王志梧的《山风集》收有《山风》等5个彩调剧本,吴源智的《吴源智戏曲剧本选》收有《苗山妹子》等7个彩调剧本。

在彩调剧创作方面,广西各民族剧作家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以王志梧、江波、杨爱民为代表的汉民族剧作家创作了剧本《山风》、《五子图》等;以常剑钧、任君、吴吉扬、邓昌林为代表的仫佬族剧作家创作了剧本《梦里听竹》、《大山小村官》、《哪嗬咿嗬嗨》等;以周民震、韦壮凡、韦洁晶、唐佩珠、黄勇刹为代表的壮民族剧作家创作了剧本《雅丽与勇蜡》《百鸟衣》、《抢亲》等;以吴源智、吴源信为代表的苗族剧作家创作了剧本《苗山妹子》、《追鱼》等。这些剧本或取材于民族生活,或由民族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改编而成,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除了创作新剧目之外,对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也是这一时期彩调工作者的重要贡献。其中由江波整理改编的彩调传统剧目有《阿三戏公爷》、《油漆匠嫁女》等40出之多;由杨爱民、韦洁晶、唐继整理改编的有《双黄蛋》、《书房会》等,由吴源智、曾昭文、莫景光等整理改编的有《茶山会》、《月娘》等,还有广西彩调剧团和河池市文化局、柳州市文化局编辑出版的《广西彩调剧优秀传统剧目・江波整理改编卷》、《广西彩调剧优秀传统剧目・杨爱民等改编卷》、《广西彩调剧优秀传统剧目・柳州卷》等。这些剧目的整理改编都在保持彩调剧种特色和审美风格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审美观念,从诸多方面对原剧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进行了新的开拓,将其精华部分予以提炼、强化和升华,同时去掉一些庸俗、不健康的情节,使原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得到提高。

另外,在彩调剧目研究方面,阙真《论广西彩调剧目的传承与创新》就建国后整理、新创的现代剧目对彩调传统剧目的传承和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何飞雁的《论广西彩调剧目的审美历史文化变迁》对彩调剧目发展所经历的对子调――江湖调――大调子――传统剧目的整理与改编――现代剧目的创编五个阶段及其不同的审美风貌和文化意蕴进行具体阐释。

三、彩调音乐整理与研究

在广西彩调音乐唱腔和曲牌的收集、记谱和整理方面,江波、杨爱民、张光雄、钟泽骐等专家以及广西戏剧研究室、中国戏剧家协会广西分会、广西彩调剧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桂林市群众艺术馆、资源县等县属文化馆的相关工作人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整理、编印的资料主要有《彩调常用唱腔》、《调子曲集》、《广西彩调常用唱腔》、《彩调音乐》、《彩调常用曲调集》、《彩调传统唱腔一百曲》、《广西彩调剧传统音乐集》、《彩调新编剧目唱腔选》等。这些著作对彩调常用唱腔、彩调流行各区域常用的曲调、曲牌、彩调不同角色行当的声腔以及新编剧目的唱腔等进行了梳理归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彩调音乐研究方面,沈桂芳的《彩调音乐》是一本重要的彩调音乐专著。该书论述了彩调音乐的一般特点,全面细致地介绍了调音乐设计的常用手法以及民间艺人的创腔手法,并且对彩调传统唱腔以及根据新编剧目改编的唱腔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为彩调音乐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钟泽骐的《彩调剧音乐源流考略》(《艺术探索》1990年第1期)就彩调音乐形成过程中对当地少数民族民歌及外来民歌曲调,以及邻省的采茶、花鼓、花灯剧音乐唱腔的吸纳进行了探讨。蔡立彤的《衬词的基本功能及其外延――从彩调剧的唱腔衬词说起》(《民族艺术》1999年第4期)就彩调剧唱腔衬词的艺术特色进行探讨,并且认为唱腔衬词对于营造某种特定的气氛,对于强化戏曲音乐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以及增强音乐作品的艺术特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何飞雁的《广西彩调音乐与歌圩文化的关联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就广西彩调音乐对歌圩民歌曲调与唱腔的吸纳、彩调演唱形式对歌圩民歌以二人对唱、合唱为主,辅以群唱、叠唱等演唱形式的借鉴进行了探讨,并且认为彩调唱词具有韵点密集、韵律多样的特色,这与其对歌圩民歌唱词韵律的吸纳密切相关。其它涉及彩调音乐的还有张雪芳的《广西彩调音乐刍议》(《大舞台》2011年第2期)等。

四、彩调审美风貌与艺术特色研究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广西文化馆长训练班1981年编印的《彩调剧导、表演特色探讨》、唐继编著、广西群众艺术馆1988年编印的《彩调舞蹈身段》、丘佩锵,唐继合编、香港好运贸易公司1988年出版的《广西彩调舞蹈》,它们对彩调的表演特色进行了探讨。周建明等编印的《彩调艺术浅说》是第一本彩调理论专集,该书对彩调的源流及其形成、彩调剧目、音乐唱腔以及表演艺术进行了一定的介绍。蔡定国的《彩调艺术研究》对彩调的生成与发展、彩调剧目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彩调独特的表演艺术、彩调唱腔的来源及其演唱特点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是一本难得的彩调艺术理论专著,为今后彩调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彩调剧词典》汇集了彩调音乐、剧目、表导演、舞台美术、人物、论著,选集、团体、演出场所、名词术语,班规习俗9个部类 ,该书篇目全面、细致,资料翔实,是一本难得的彩调百科全书。

另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彩调的审美风貌与艺术特色进行探讨,杨爱民的《广西三地彩调的异同》(载于《广西地方志》2003年第5期)把广西彩调划分为桂北、桂中、桂西南三个流派,并对各个流派艺术特色上的异同之处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顾乐真的《彩调剧乡土式的艺术特色》(见顾乐真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广西戏剧史论稿》)从彩调剧目内容、音乐声腔与小调、行当表演、舞台艺术、班规习俗等方面对其所蕴涵的乡土文化特色进行了探讨;阙真的《论广西彩调剧的平民化特征》(载于《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嬉笑怒骂皆成戏――论广西彩调剧的讽刺艺术》(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等论文对彩调剧的平民化特色及讽刺艺术等审美风格进行了阐释,张建国的《“采茶戏”和“彩调”中的女性文化特征》(载于《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2期)从“采茶戏”和“彩调”的历史发展、音乐形态、表演形式等方面所蕴涵的女性文化特质进行了探讨。

五、彩调与民族民间文化的关系研究

广西彩调是在多民族文化土壤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在其传承流变的过程中也必然会烙上多民族文化的因子。蔡定国的《彩调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就彩调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对少数民族艺术的吸纳进行了细致的探讨;石丽芳的《浅谈彩调剧与少数民族文化》就彩调的产生、发展、成熟、传播与湘桂少数民族文化的关联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但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展开;还有些学者就彩调剧《刘三姐》的民族特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覃忠盛的《〈刘三姐〉的民族艺术审美》等。

彩调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吸纳其他民间文化因子来丰富自身。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唐艳红的硕士论文《彩调的民俗文化研究》从民俗学视角就彩调戏俗、题材、唱词语言、演出等方面与八桂民俗的关联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阙真的《广西彩调音乐与民俗文化》就彩调对广西歌圩、民间歌舞、桂剧、文场等民间艺术的吸纳进行研究。何飞雁的《彩调艺术中的巫傩文化因子》、《广西彩调剧与湘南花鼓戏之间的文化渊源探析》分别就彩调与岭南巫傩文化及湘南花鼓戏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六、彩调生存现状与发展保护研究

随着2006年彩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彩调生存现状与保护传承的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李献凯、李婷婷、陈炜等的学术论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就以广西彩调为代表的民族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现状、生存困境及其活态传承与发展的具体路径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综上所述,目前广西彩调研究基本上以其流行地域的地方专家研究为主,多数研究停留在其源流发展、审美风貌与艺术特色、剧目及音乐的整理与研究、与民族民间文化的关系研究、生存现状与发展保护等方面。在今后的彩调研究中,综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审美文化学、戏曲学、民族学、文化地理学、口头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对彩调的保护传承与现代转型研究、彩调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多民族互动背景下的彩调文化研究、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彩调流派研究、彩调名家研究、彩调剧目流变考证研究等等,尚待进一步展开。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学科建构,对于戏曲美学理论及彩调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彩调未来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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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113-02当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整个世界处于一个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密切联系的状态,全球化和信息化早已成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特征并继续深化着。全球化历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使世界不再是各个孤立的部分,而是连接成一个巨大的整体。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促进了彼此的共同发展。但全球化也使世界的发展更加多元化,尤其在文化方面,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冲击。其中,以社会主义为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受到了多元文化的挑战。所以,如何积极应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它们的碰撞与融合中应注意什么显得尤为重要。

一、多元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其产生原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但会影响人的肤色和性格,还会影响各民族的文化特性。纵观古今中外的东西方学者都曾对此做过相关阐述[1]。第二,多元文化的产生是由各民族文化的长期积淀造成的。一个民族,其文化特性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得到社会认同的文化因素就会得到不断的传承,并最终积淀为表征这个民族之精神的东西。第三则是因为事物本身属性的多样性。人类文化当然也包括在内,不仅各民族、各地区或国家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而且一个民族、地区或国家内部也呈现出文化的差异性。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或差异性的存在,整个人类文化才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但这种文化多样性,即多元文化必然会带来诸多问题。从它产生的原因来看,多元文化必然会对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造成影响和冲击。对社会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当然也不例外。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挑战。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人们接触到的事物、文化以及观念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处的团体、社会甚至是国家,而是突破了民族、种族和国家的限制。而多元文化的渗透难免会使人们产生诸多困惑[2],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也会带来深刻影响。因此,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多元文化的冲击至关重要。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多元文化的并存与融合

(一)正确认识多元文化的出现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中,多元文化的出现是一个必然趋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并存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怎么去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多元文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有客观的认识。既然多元文化像全球化、信息化一样,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首先绝不能排斥它。因为担心它可能会对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冲击和影响就把它排斥在外是并不可取的。况且多元文化并不仅仅会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消极的影响,也能带来积极的一面。它能使不同的文化之间往来更密切,加深了解,从而进行更好的融合与交流。多元文化也能使人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所以,面对冲击,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静,要用理智的态度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其次,面对多元文化,人们不但不能排斥而且是要主动地去接受、去包容。多元文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即使人们排斥和反对,它依然会融入大家的生活。人们的自守行为只会使多元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过程更加漫长、更加艰难、更加痛苦。与其这样,还不如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面对。有了积极的态度,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的融合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积极应对多元文化的冲击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前提,而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促进两者间的融合则是问题的关键。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中,我们首先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思想,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和而不同即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附和。一般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中也可以借用和保持这种君子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能接受多元文化的出现,也要能包容多元文化带来的影响,更要能抵挡得住多元文化可能带来的冲击。既要能和睦的相处,同时处理好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任何新事物对人们来说都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就看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面对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人们总是会过分地担忧,产生焦虑,甚至产生厌恶和排斥。这对于相互融合的过程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其实,对于新事物的到来,我们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趋利避害,再结合自己的实际创新发展即可。

其次,就是要宣传和推广多元文化的政策。人们之所以会焦虑,除了担心多元文化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冲击外,还源于对多元文化缺乏了解以及政策上缺乏有力支持。所以,要想使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多元文化、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首先要做的就是充分了解它并给它以政策上的支持。多元文化政策主张各种移民团体应该保留自身的文化,并且同其他文化和平地交流。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手段和内容可以是多样化的。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元文化政策绝不能照搬照抄资本主义国家,而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和具体国情来制定相关政策。应把建立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作为首要目标,因为它是多元文化政策实行的基础,也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创造条件。

再次,应积极大力提倡多元文化教育观念。多元文化能够为人类提供多元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一个社会只有接受和允许多元的文化存在,这个社会才会拥有永不枯竭的创造力的源泉。提倡多元文化教育是为了提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不同性别人们的教育素质,帮助人们获得其自身文化以外的跨文化能力。多元化教育是给予各民族文化以相对价值认识的真正意义上的保持各文化多样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不同文化的人能够摆脱一体化的冲击,可深入地理解本族群固有文化的价值,从而更主动地弘扬地方和族群文化。对其他文化拥有者而言,从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及生活科学等方面,能更完整并深层次地理解“他者”的文化,从而放弃自我中心主义。[3]由此可见,多元文化教育在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接受多元文化的融合两个方面无疑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

最后,就社会主义国家自身来说,应该积极发展多元文化,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张力和国际认同度,以此来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社会主义文化若想被人们所接受和应用,就应确立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方向,给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包容性,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张力。历史上,一个强国的繁荣,无一不是提倡文化的多元化,提高文化张力。当前,国际上用落后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包容力和宣传力也有待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举办诸如奥运会等国际化的盛会来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提高自身的国际认同度。以此达到既发展了多元文化又坚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动摇的目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在融合中应注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复杂的、漫长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融合中还应注意一些问题。融合是一个同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极易产生激烈碰撞的过程。在融合中,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手段去接纳它,前提是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要始终坚持自己的共同理想,时刻铭记民族精神和把握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抵制多元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既顺应了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又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同时使社会主义文化在坚持自己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向着多元文化的方向丰富发展。

同时,在结合中,人们还应充分、正确地发挥传媒文化的巨大力量。传媒从传统的报纸、杂志、电台,到电视、电影,再到新兴的互联网络,等等,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不但具有多元性还具有传播手段现代化、形态多样化、速度快捷化和范围全球化的显著特点,对于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巨大,甚至对人们价值观的塑造也起到了引导作用。因此,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优势来引导人们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念,树立崇高的理想,以积极且谨慎的态度去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在针对多元文化的相关政策方面也要适度和适中。既不能抓得太紧,使多元文化成为一种形式上的附属品;也不能放任自流,任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巨大冲击,应把握好“度”。

四、结语

虽然多元文化的出现一定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影响和冲击,但只要我们能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就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的顺利融合。而在全球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除了多元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将遭受更多、更猛烈的冲击。人们唯有坚持自己的共同理想,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拥有抵御外来冲击的资本,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走向稳步发展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