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4 15:14: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合同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效果
根据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的规定,当合同成立生效后,发生了情势变更,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来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这就指出了情势变更原则的两大法律效果:变更合同和解除合同。当发生情势变更,当事人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变更合同,这是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对于合同的客观情况变化后所带来的显失公平的现象,变更合同可以较好地解决;当变更合同已经无法消除因显失公平而带来的后果,合同已经没有继续履行的必要,这就要解除合同。笔者认为,并非要有按顺序先变更合同然后再解除合同。当情势变更影响合同的效力带来显失公平或履行没有意义时,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情势变更原则给合同的效力带来的这两个影响,其理论依据是源于合同的有效要件,情势变更原则会对合同的法律效力产生了变更或解除的影响,这就说明了合同的有效要件出现了瑕疵,要消除瑕疵,恢复合同的有效性或者否定合同的有效性,这直接影响了合同的履行、变更以及解除。关于合同的有效要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要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这就是说合同的主体能够独立地订立合同并承担订立合同所带来的权利义务。在我国,由于合同不同,订立合同的民事主体不同,法律就对合同订立主体的意思表示能力以及对外承担法律后果的能力会有不同的要求。根据我国民法,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自然人、依法取得资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才有订立合同的能力,这是对一般合同而言。对于某些特殊合同,例如订立烟酒合同的合同主体,还应取得由国家批准的烟酒经营资格。
(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客观上的含义与当事人的内心期待是相符的,它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内心意志相符;二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自愿做出的,不存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合同生效就要求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这是一种价值评断,是对合同当事人合意的一种评价。
(三)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必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从合同的生效要件来看,是意思表示真实的要件及不得违反法律要件,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就发生了瑕疵。
二、情更与不可抗力的区分
对于情势变更原则和其他相关的理论,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之间的区分在学术界是讨论很多的,不可抗力,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不能预见,并且不能避免,无法克服的客观环境。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都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都可能导致合同的履行不能,变更或解除。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客观表现方面,情势变更是影响合同履行的经济形势中的重大异常变动,包括政策的调整、市场的异常变动等,不可抗力是指影响合同履行的自然灾害和有关的重大社会事件,例如水灾、旱灾、战争等,这些都是容易感知的;适用范围上,情势变更原则只适用于合同法,而不可抗力不只适用于合同法,也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法律后果上,情势变更的发生,合同仍可以履行,不过是出现了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现象,导致对当事人产生重大的损失,而不可抗力则会造成合同的履行困难,也可能造成合同的全部义务无法履行。
工商,交易频繁发生,格式合同比比可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借消费者保护运动兴起的“东风”,格式合同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两年点评“霸王”条款活动,使国内对格式合同的和立法日渐增多,为将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和提供了素材。但不可否认，我们对格式合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和了解格式合同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有关格式合同的概念及特征，通过对国外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就格式合同的立法、司法规制的比较，对我国格式合同的和现状进行了阐述。随后，通过逻辑论证方式，对格式合同的利弊表现及其规制的法理基础进行了分析。最后，文章提出了对格式合同可进行的一些改进措施，以期能为将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价值。
关键词：合同格式合同法理基础
1．格式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1.1格式合同的概念
格式合同这一概念在现今的法律领域已经被广泛使用与关注，但它并非中华法系里的概念，而是从西律文化中引进的。对于它的理解，西方各国也不甚一致，归纳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美、日和法国等国家将其称为“附和合同”、“附意合同”，法国法中的“附合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事先已经确定的合同条款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合同，亦即一方当事人要么从整体上接受合同条件，要么不订立合同，而所谓的‘不订立合同的选择’，客观上又根本不存在。”另一种对格式合同的称谓是“一般交易条款”，持有此种概念的有德国，意大利，奥
地利等国。我国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将格式合同称为定型化契约，是指：“经营者为与不特定多数人订立契约之用而单方预先拟订之契约条款。”其他还有一些有关格式合同的称谓，如以色列称之为“标准合同”，葡萄牙称之为“加入合同”。以上各国所定义的格式合同，总体上看只是格式合同的调整和使用范围有所不同，在概念所诠释的本质特征方面并无根本差异。
我国法学领域对格式合同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的表述是：“由一方当事人、有关团体或国家机关制定的，或由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包括全部交易条款的一种合同。”有的学者的表述是：“由一方当事人预先制定的、并由不特定的第三人所接受的、具有完整的和定型化特点的格式条款。”还有许多学者对格式合同下了形形的定义，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1.2格式合同的特征
格式合同的特征概括下来一般以下几个方面：
1、合同条款的不可协商性。格式合同的使用人通常从自己的目的、利益角度出发，制定和使用格式合同，而作为合同的相对人，对格式合同的和具体条款并无协商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即要么接受，要么走开，从而排除了一般双务合同的平等协商（要约与承诺）过程，这是格式合同的最主要特征。
2、同条款由一方预先拟定。一般而言，普通合同的条款都是由双方在平等协商过程中确定的，每个条款都体现了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和缔约目的。而在格式合同中，条款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由使用人预先确定和设置好的，并未与相对人能进行平等的协商。
3、合同双方地位的明显不平等性。在格式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明显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有双方缔结合同背景中实力与地位的差异（通常表现为一方为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益企业），也有在定合同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条款由一方预先拟定，另一方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应该说，这种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是格式合同产生的直接根源。
4、格式合同的要约具有广泛性、持续性和细节性。广泛性是指格式合同的使用人是针对不特定多数的相对人发出邀约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相对人。持续性是指格式合同是为就同种或同类情况的反复使用而制定的，并非一次使用便告终结。细节性是指格式合同的要约中一般都包括了合同的全部条款，内容详尽具体，直接可结合实际。
2．国外相关状况分析
2.1国外对格式合同的规制
针对使用格式合同一方当事人处于各方面的优势这一实情，各国的法律制度均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反映。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在一方居于经济强力地位的情况下，交易关系难以实现平等与自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对格式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的法律制度，大多数国家以不同方式实施了有关的法律。纵观各国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制，主要有以下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制定专门法律规范格式合同。长期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规定，只有法院有权对付不适当交易条件并提供保护，对此法院最初一般只引用《德国民法典》有关条文处理，而没有制定专门法律。1977年4月1日德国施行了《规范通用交易条件权利法》。该法不仅规定了格式合同的性质，并对哪些条款应该归于无效作了范围极为广泛的明确规定，只要有争议的条款属于其中之一，就可被宣告无效。除德国外，英国也先后制定、颁行了一系列专门规范格式合同的单行法。如1977年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法》、1974年的《消费者信用法》、1973年的《公平交易法》。这些法律主要赋予法官及有关机构依据“合理性”标准对合同的内容，尤其是免责和限责条款进行审查的权利。
第二种做法是以德国、瑞典、英国、荷兰、奥地利、法国为代表的建立对格式合同的预防性审查制度。所谓预防性审查制，在有的国家是法律赋予一定的机构对企业主(即经济优势方)的市场行为进行审查的权限，而有的国家则是建立“集团诉讼制度”。在英国，担负这一责任的是一个特别行政机构即“公平交易局”;在瑞典是由“消费者——护民官”领导的特别行政机构。在通用交易条件被使用之前，上述机构依法有权对这些条件的公平性、合理性进行审查，一旦这些机构认为这些条件系企业主滥用合同自由的结果，其使用后会损害合同相对人利益的，他们有权直接代表消费者与企业主谈判，要求企业主更正其行为，取消这些条件。如果谈判未能发生期待的结果，则这些机构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讼。“集团诉讼制度”的核心是：一些团体，尤其是消费者协会，有直接代表消费者向法院提讼的权利。通过法院的判决，企业主们在未来使用被法院认定为不许可的合同条款的行为将被禁止。如果被投诉的企业主有违背这一判决的行为，法院有权判处其向国家缴纳罚金或向投诉人缴纳违约金。
除上述两种规制外，也有的国家直接在民法典或商法典中规范格式合同，援引民法典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如“善良风俗”、“公共秩序”、“自由不得滥用”原则禁止企业主和消费者间使用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纵观各国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均根据本国的实情制定，各有特色。
2.2对国外相关情况的分析
对比以上国家的实际情况，采用制定专门法律规范格式合同的做法，其好处在于法律对格式合同有明确、详尽的规定，内容完善，立法体系，逻辑严谨，使司法机关处理相关纠纷有明确的依据。故合同中利益受损害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不自愿的合同条款的无效性规则，对其合同相对人提讼，或者施行与这些诉讼相应的自我保护。但这种措施仅能阻止受诉个案不自愿的合同条件的应用，却不能杜绝企业主在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继续使用这些条件。况且，利益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限于个人理智、知识、财力和精力的欠缺，有时会放弃诉讼，选择接受那些对其不利的合同。这就给企业主们明目张胆地使用这些不许可的合同条款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而适用预防性审查制，由于并不限于个案处理，能够彻底地防止不许可合同条款的应用，因此可以起到标本兼治，广泛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
3．对我国格式合同的法理分析
3.1我国对格式合同的相关规制
为防止合同关系当事人滥用合同自由权利，体现民法的公平、正义精神，我国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首次在1999年颁行的统一合同法中对格式合同进行了规制。所不同的是，在立法体例上，我国没有采用单行法的形式，而是将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制纳入合同法总则部分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
第一，规定格式合同条款使用人的特殊义务。
首先，在原则上，提供格式合同条款的一方在拟定条款时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规定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时要合理公正，不得将免责条款强加给对方，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其次，在格式条款内容已经确定使用过程中，使用人要履行两项义务，一是提示义务。即以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合同当中限制责任和免除责任的条款，且提示的方式应达到足以引起一般相对人注意的程度；二是说明义务。即如果对方有要求，提供、使用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向对方说明免责和限责条款的含义。如果当事人违反了这两项义务，没有提示或拒绝说明，这个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直接规定某些条款无效。依合同法的规定，格式合同中的三种条款无效。一是免除故意和重大责任的条款无效，如规定“在承运过程中货物损坏不予赔偿”。二是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无效，如规定“工伤概不负责”。三是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
第三，对格式合同的条款理解不一致时，适用特殊解释规则。合同法规定，当使用格式合同方和相对人对某一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如果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受诉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采用不利于使用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的那个含义，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此外，合同法还规定，在一个合同中既有格式条款又有非格式条款，在两者内容发生不一致时，应当以非格式条款为主。
3.2我国格式合同在制定上的优点
应当肯定，合同法的上述内容是根据我国国情，在广泛参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认真地斟酌审查后加以归纳制定出来的，这项制度从无到有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它体现了民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权的切实重视和保障。
首先，制订了规范的有关格式合同的法律，能够大量节约交易成本和时间。在经济交往频繁、日新月异的今天，合同已经成为人们经济往来和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手段。可是争论不休的讨价还价、繁琐的交易手续、纷繁复杂的文本资料已经让广大的当事人不厌其烦。格式合同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其次，格式合同的规范化使用，有利于事先明确责任和风险分担，引导经营和消费。格式合同的详尽完备，对责任的明确规定，是双方当事人能够预先估计缔约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慎重合理的选择自己经营、消费的方向，增进了交易安全，避免了不必要的诉讼之争。
第三，制订了明确的格式合同相关法律，有利于国家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格式合同的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国家对市场进行管理和控制的需要。明确完备的合同文本，有利于相关部门的监督与指导，也为合同落空或违约时的司法救济提供了明确的书面依据，便于进行责任的划分与法律的运用和评价。
3.3我国格式合同在制定上的不足
但是，纵观其全部，我国的格式合同发展无论从体系内容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均存在缺憾。究其原因，既有立法技术上不应有的疏忽，也有思想上的保守性
一、从法律体系和立法内容上看。
首先，格式合同与传统民法理念相抵触。格式合同中，条款的一方预先拟定，相对人的无协商权利，都和“平等互利”、“契约自由”等传统理念相抵触。双方当事人缔约权力与地位的明显不平等，使得许多学者一度怀疑合同的生命力，甚至认为契约制度已经死亡。应明确的是，格式合同确已给市场经济的自由与平等制造了严重的障碍，其所破坏的不仅仅是民法领域的系列理论，更深层的是人们心中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对未来活跃和谐的经济秩序的美好憧憬。
其次，体系不合理，内容过于简单。我国合同法第39条至第41条三个条文是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制的，这三个条文被置于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部分，然而其中的内容并非仅涉及格式合同的订立。三个条文中，与合同的订立有关的内容只有第39条，即订立格式合同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第40条和第41条则是关于格式合同条款无效和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其内容涉及这类合同的效力及发生纠纷时有关机关对格式条款的裁判问题。而关于合同的效力合同法有专章(第三章)规定，有关合同的解释也在第八章“其他规定中”。
如前文所述，格式合同的使用有其积极性，只要其内容公平、风险分担合理，对于双方均无不利。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市场交易中有大量格式合同在使用，另一方面，合同法的规制内容只有三个条文，过于笼统、原则，难以涵盖格式合同的方方面面。由于条文过于原则，不够具体，出现立法与现实不相协调的矛盾，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实际操作，结果损害的仍然是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规制单一，不能保护所有消费者的利益。就合同法的规制而言，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对格式合同是否有效、因格式合同引发争议时有认定处理权的机关限于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其中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人民法院。除这两个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和团体无权审查格式合同，更无权解决格式合同纠纷。而且，即使人民法院的处理也仅限于个案处理，结果是维护了个案公平，保护了特定的消费者。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其一，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审查、处理都局限于发生争议后的事后审查，而没有确立事先审查制度。由于没有事先审查制度，仅靠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进行事后救济，这种做法一是力量薄弱，二是事后审查根本无法杜绝格式合同制定时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不能防患于未燃。其二，个案处理后，不能阻止使用方继续使用不公平的条款和其他消费者签订合同，一个案件解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劳动者的权益并未因此得到同样保护。
二、从实际操作上来看。
首先，格式合同严重侵害了弱势相对人的利益。相对人面对一方预先拟定的合同条款，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在这种处境中，真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尤其是广大消费者在接受公益事业服务的过程中，更为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铁道部门的春运提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其次，格式合同的长期、过度滥用会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侵害。格式合同的不规范使用，浅层来看，侵犯了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活动权益与自由，但从长远看，将导致公益部门与普通行业利益获取的严重不均衡，使大众因缺乏安全感而对贸易往来丧失信心，进而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与不稳定并最终使国家丧失对行业部门协调以及社会各层面利益兼顾的有力控制，造成国家利益不可挽回的损失。
4．对不足之处的几点完善意见
一、在完善立法方面：
1．合理安排体系，调整
为解决上述矛盾，笔者认为鉴于本国实情，虽然不一定非要效仿国外制定单行法规范格式合同，但即使将其置于合同法中，也应在体系上安排妥当，内容上做出尽可能详尽的规定。针对格式合同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以在合同法中单列一章加以规范为宜。这样既可避免体系上的杂乱，又具有可操作性。
2．转变部门立法现状，建立学者专家起草的机制。
在我国格式合同基本上都是由行业部门自己制定的，或者由行业部门提出草案，人大通过，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成为格式合同的内容。这种行业部门立法容易导致不公平已经成为共识，因此建立专家起草法律机制是克服这种弊端的有效方法。这样才能取消行业部门规范本行业格式合同的权利，以达到维护法律的公正目的。
3．建立预防审查机制
为了制止和减少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出现使用，在目前条件下，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借鉴英国、瑞典的预防性审查制，即设立特定的行政机构，并赋予这些机构对格式合同进行预先审查之权限，使消费者居于主动地位。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前救济能起到预防作用，切实有效地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一旦发生纠纷，再运用司法和仲裁力量进行事后救济，以达到标本兼治之目的。
二、在实际操作方面
1．在垄断性行业中引进竞争机制。
使用格式合同有很多优点，用格式合同订立合同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是出在提供格式合同的当事人利用了格式合同的特点，制定了一些不平等条款，并强加给交易方，使自己在得到利益的同时不承担任何风险。制定格式条款者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将私利塞入格式合同中，不是格式合同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格式合同的制定者在经济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地位或者从事垄断性行业。因此要克服格式合同的弊端，国家除用法律规范格式合同外，还应该引进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使他们失去利用格式合同特点谋利的“优势”或“资本”。展开必要的竞争，使那些想利用格式合同特点谋不法之利者，失去市场，失去客户，失去利润，促使他们摆正自己与交易方的位子，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2．加强对格式合同监管和制裁。
设制格式合同的当事人均是在经济上具有绝对优势或具有垄断性的经营者，他们地位独特，财大气粗，背景复杂，而交易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其经济条件、专业知识、组织状态等方面无法与格式合同的提供者相提并论。因此对格式合同中的不公平之处难以抗衡，特别是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艰难条款”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方也难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往往只能是被迫接受，结果或造成交易方利益的损害或造成双方当事人纠纷不断，甚至社会稳定。因此，国家有关的管理部门应该主动对设制的格式合同，尤其是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性行业的格式合同的样本建立备案制，并进行核查、督促他们纠正不公平的条款，对于坚持不公平条款的制定者依法给予必要的制裁，规范市场交易行为。消费者协会也应积极收集各行业的格式合同进行，一方面向立法部门和政府管理部门提出规范格式合同的立法建议和监管意见，另一方面提醒消费者注意现有各行业格式合同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供广大消费者在签订格式合同时。
注释：
①尹田：《法国合同法》，120页，法律出版社，1995。
②冯振宇、姜志俊、谢颖青、姜炳俊：《消费者保护法解读》，355页，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
③杨济华、汪涌：《标准合同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载于《法学》，34页，1993年第2期。
④王利明：《标准合同的若干问题》，载于《法商研究》，33页，1334年第三期。
⑤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121页。
参考：
1、《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著；孙宪忠，译；法律出版社，1998。
2、《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王泽鉴，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浅议合同法中格式条款与免责条款规定的矛盾及其修补》张利平、魏晓俊，人民法院报，1.18
4、《合同法新论总则》王利明、崔建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论标准合同——民商法与实践》王利明，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6、《二十世纪契约法》付静坤，法律出版社，1997。
7、《民商法原则（三）》房绍坤、郭明瑞、唐广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课堂即兴讨论。
在目前开放式教学难以完全取代传统教学的情况下，课堂即兴讨论既不需要挤占理论教学过多的时间，也不受学生人数的限制，可以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始终，是参与式教学的一种很好的常规实施方式。
2.专题讨论。
专题讨论与课堂即兴讨论不同，需要有相对完整的一段时间加以保证，一般一个专题的讨论至少需要1节课或者更长的时间。专题讨论一般以小组为单位，教师在课堂上提出《合同法》相关的热点问题或者典型案例，要求学生围绕该问题在课后完成资料收集，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在课堂上，小组代表阐述己方观点并接受其他组同学的提问，由小组成员进行回答。相比于短时间的课堂即兴讨论，专题讨论有利于学生更深入地参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不仅授予学生理论知识，更教会其学习的方法。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就是专题讨论的重要意义。
3.课堂辩论。
课堂辩论可以以多种方式展开，模拟法庭、角色扮演都是可供选择的方法。辩论是法学学科的特色所在，法学的魅力可以在辩论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在《合同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设置几次课堂辩论，允许学生自由表达意志。教师同样可以通过分小组的形式，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各小组成员根据老师给定的案例，课后查阅资料、查找论据。课堂上可以分饰各个角色，进行辩论。与专题讨论不同，在课堂辩论中，学生主要通过对抗式的交流方式力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通过辩论，使模糊的问题清晰化，活跃了课堂气氛，加强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培养了小组成员间的合作精神，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参与式教学在实施过程中的瓶颈问题
长期以来，虽然教育界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教师一直在致力于研究教学方式的改革，但是，传统教学方式的主导地位还是未曾改变。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教学计划、教学资料、教学场地、课堂规模以及师资力量都限制了参与式教学的真正全面开展。清华大学过增元教授曾将参与式教学的特点总结为以下四点：（1）开放式的教学内容；（2）提问式的授课方法；（3）无标准答案的习题；（4）论文形式的考试。以此为标准，反观我们现行的教学，教学内容受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限制，内容与过程基本固定化。授课方式受课时安排、课堂规模的限制，传授式的教学还是占有主导地位。在评价标准方面，基本还是采取传统的卷面考试为主，期末成绩在整个评分体系中还是占了过半的比例。笔者在《合同法》的教学过程中，虽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标准等各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受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离参与式教学的全面实现还有一定的距离。其次，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部分学生已经习惯了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缺乏学习的参与热情。笔者在《合同法》的讲课过程中，经常穿插相关案例与学生进行课堂讨论，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真正能热情参与讨论的学生并不多。部分学生只是静等老师公布答案。另外，笔者也发现在参与式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学生“搭便车”的现象比较常见。参与式教学对学生的课后自主学习要求比较高，针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往往由学生分组自主学习，查找整理相关资料，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最后的成果，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这种方式就给部分自主学习热情不高的学生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付出努力，最后却分享了其他小组成员努力的成果。不仅自己学不到相关知识，也造成了评价结果的不公。最后，开展参与式教学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参与式教学中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而是扮演了学习管理者、课堂组织者和知识创新者的角色。通过参与式教学方式在《合同法》课程中的运用实施，笔者认为，要组织一个成功的课堂，教师应具有以下能力：较强的管理能力和娴熟的管理技巧，这是组织一个成功的参与式教学课堂的基础；良好的沟通技能和应变能力。教师作为课堂的管理者和组织者，需要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包括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以及对问题的应变分析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设计能力。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设计者，如何设计一个高效、知情意和谐统一的课堂是对教师能力的一个很大挑战。
三、提高参与式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1.学校应该赋予教师更广泛的自，营造开放式的教学氛围。
每一门课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性，教师在开放式课堂的建设过程中往往受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计划等限制，无法真正根据其意志来实现课堂的建设。以《合同法》为例，合同的案例往往来源于实际生活，随着生活的不断发展，案例也在不断更新，因此教学内容的设定及各部分内容需要的时间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由于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的限制，教师的调整权限很小。在评价机制上，虽然学校也在逐步调整平时和期末的评分比例，重视学生的平时表现，但多数课程还是以期末成绩为主。笔者认为，学校应该在教学与评价方面赋予教师更广泛的自，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营造一个开放式的教学氛围。当然，笔者所主张的自的放开并非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放开，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限、逐步的放开。
2.教师应提升自身教学能力，明晰教学中的角色定位。
参与式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和学习策略，主要贡献在于把教学的中心从教师向学生转变。参与式教学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要在明确自身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自身的知识修养与教学能力。在参与式教学中，教师是课程的设计者、是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是教学的引导者，同时也是学生最亲密的伙伴与朋友。教师应该将课堂设置成为一个开放、宽容的讨论场所，以引导的方式代替布道式的教学，以平等友好的交流代替说教式的教学方式。教师一定要以一个研究者、学习者的身份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教师应当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其慢慢探索，慢慢发现。同时，老师在课堂上要不惜赞美之词，当学生提出自己想法的时候，不论结论是否正确，均要发掘其观点的合理部分加以肯定与赞扬，这种肯定和赞美会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3.课堂主题的设计要具有科学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设置一个开放、宽容的讨论环境是参与式教学成功开展的基础。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主题则是其开展的关键。教师设计的主题既要紧扣课程内容，又要结合于实践，同时具有一定的可探讨性。如笔者在《合同法》的教学课堂上设计了这样一个主题，大意为某家电商店售货员由于粗心大意漏看数字，将价值2897元的商品错标成了897元，购买者见价格便宜，购买两台，导致商场损失4000元。由于买方是信用卡付款的，商店找到买方后要求其补交4000元或者退货。但买方认为买卖关系已经成立，而且错标价格是商店的行为，自己没有过错，所以坚持合同成立并生效，商店不能反悔。对于这个案例，既紧扣了合同效力部分的理论内容，又来源于实际，一开始就引起了学生的兴趣。笔者把学生分成两方，一方代表卖家利益，一方代表买家利益，双方展开了争论。当时，多数学生倾向于买方的观点，认为是商店营业员标错价格，与买方无关，因此卖方不能反悔。但是随着辩论的展开，加上老师适时的引导，最后学生明白了这是一个由于卖方营业员对自己的行为发生重大误解而产生的合同，重大误解在我国合同法中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因此，商场主张买方补交4000元或者退货是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案例最后的结论改变了学生对该类事项惯常的认识，学生普遍反映这次的课堂讨论非常有意思，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这个案例的讲解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多数学生接受了笔者对该案例的分析结果时，有一位学生却始终坚持“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单方面的过错承担责任”的观点。认为既然损失是由于卖方营业员错标价格所致，那么损失理应由卖方（最终由卖方营业员）承担，与买方无关。对此，笔者没有以教师的身份，以“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论来压制学生。而是首先赞赏了学生的质疑精神，承认了他观点中的合理部分，但同时也分析了我国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的理由：假设我们把案例的金额放大，这次错标价格的损失不是4000元，而是4万元甚至更多，那么营业员是否就应该为自己的一个疏忽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呢？这样的结果是否公平呢？这位学生在认真思考了笔者的提问后，意识到了是自己考虑不周，接受了笔者的解释。
4.评价机制要合理性，强调多维度评价。
一、从合同法基本原则对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解读
特许经营合同乃特许经营的基石，其涉及到特许经营的各个方面。尽管特许经营令受到《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规制，但始终无法脱离特许经营合同本身的约定。而在特许经营合同中，限制竞争条款往往是双方沟通的重点，也将涉及《合同法》基本原则和格式条款等内容。《合同法》第5、6条分别规定了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商业特许经营条例》第4条“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可见，两规定的精神一脉相承。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不同于一般的限制条款，对其理解必须置于特许经营大背景下，只有将其置入特许经营体系中，才能真正从合同法角度理解诚实信用和公平含义。
就诚实信用原则，在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的适用而言，首先，应满足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规则，即应优先适用与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相关的法律规范;在类推适用等法律漏洞填补方法时优先。其次，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时，须考虑特许经营制度本身所包涵或指向的基本要素，可从特许经营本身的限度和要求入手，只要不违反特许经营相关法律规范，只要符合特许经营合同目的，只要设定的限制竞争条款超过特许经营目的所包含的合理范围，则可认为特许人的限制竞争条款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但当出现不合法的限制竞争条款，或限制了被特许人独立经营等主要权利或重要权利时，当被特许人引用合同法其他救济方式时，如欺诈、显失公平等制度予以救济不足时，或引入市场竞争规制法不足以救济被特许人的权利时，可考虑从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入手，给予被特许人救济。
二、从合同法格式条款对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解读
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一般属于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第39、40、41条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6、9、10条，均对格式条款含义、效力等作了具体规定。上述条款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规制:格式条款的设立遵循公平原则;格式条款的拟制人应尽到合理注意说明和提示义务，并负举证责任;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和效力。就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而言，其一般属于特许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被特许人主动性将无法施展，往往陷入“选择签与不签”自由当中，而无选择条款或内容的自由。尽管特许经营合同纳入合同法的管辖范围，甚至某些限制竞争条款似乎符合“无效”情形，却依然有效。这与特许经营本身法律特征是密不可分的。笔者认为，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在运用格式条款予以规制时，应充分考虑特许经营本身的特征以及约定的具体情形来对待。
1.一般而言，只要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符合格式条款的含义，即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合同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即可认定为格式条款。在特许经营中，特许人授权被特许人运用自身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及已有的资源开展活动，特许人为维持自身利益和特许经营的规模，必然提供大量的格式条款。
2.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特许人处于“优势”地位。特许人掌握着特许的商业模式、资源等信息，被特许人对此均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尽管特许人作出了一定的信息披露，但对于被特许人而言，这些信息不足以使其充分认识风险;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本身包含着许多涉及被特许人重大利益元素，如产品销售、价格等，被特许人可根据合同法规定要求特许人予以说明，提供合理提示，对未尽到合理提示及说明，一旦发生纠纷，应由特许人举证。
3.对特许经营限制条款的解释，除了根据《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定外，笔者认为这一格式条款的解释，应围绕特许经营的法律特征以及当事人约定的特许经营范围、内容等具体情势，须结合特许经营的特定环境进行综合判断。按照通常解释，应充分考虑特许经营的共性特征，应将当事人约定的特许事项纳入“通常”考虑范围内。按照不利解释方法，应充分考虑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内容和当事人利益、风险分担等作出合理解释。第四，根据《合同法》规定，被特许人有两种救济途径，其一，未尽提示说明义务，导致双方未注意的，被特许人可申请撤销;或当该格式条款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免除自己责任或加重对方责任，可认定条款无效。就特许经营限制竞争条款而言，双方权利义务配置，须充分结合限制竞争条款和特许经营本身的特点来认定。
作者：庞育娟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主要表现借调关系涉及借出单位、用人单位、劳动者三方当事人，通常三方签订借调合同。借调关系其主要表现为劳动关系与用工分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建立劳动关系而与借出单位继续存在劳动关系。借出单位、用人单位、劳动者三方通过借调合同明确责任、义务。借调关系属于民事行为，受民法、合同法的调整。特别是在2013年7月1日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进一步修改完善后，部分用人单位在实际操作中，钻我国目前对借调的法律规范还没有明确规定的空子，利用借调行为，控制劳动合同法造成的用工成本增加，规避劳动法形成的法律责任，更有甚者要求劳动者自行寻找借出单位，通过与形式上的借出单位签订借调合同，达到免除与劳动者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定义务，规避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调整，规避了劳动用工风险。用人单位利用借调关系，致使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强制性义务很难落实，如为劳动者交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义务、同工同酬的义务。同时，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如《工伤保险条例》43条第3款规定:“职工被借调期间受到工伤事故伤害的，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原用人单位与借调单位可以约定补偿办法。”
二、用人单位的借调行为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行为，法律分析
(一)调在形式上看不违反法律的直接规定
但其实质不合法部分用人单位为规避劳动合同法法定义务而终止与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或者不与本单位的临时用工确立劳动关系，而要求该部分劳动者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者确立形式上的劳动关系后，再行签订借调合同将劳动者借用，笔者认为该借调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依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7款、《合同法》第52条第3款规定，该借调合同无效。
(二)用人单位主观过错明显
用人单位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利用借调行为规避劳动合同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减轻、避免、推卸因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规避劳动用工主体责任，其过错明显，笔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同时用人单位也违背了《合同法》、《劳动合同法》规定中的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
(三)借出单位借出员工
在劳动关系上表现为变更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法律效力，非经协商不得变更。单方变更劳动合同系违约。而在实际操作中，劳动者与借出单位之间劳动合同流于形式，劳动合同关系有其名无其实。而用人单位往往要求与借出单位、劳动者签订三方的借调合同，从而达到证明劳动者已与借出单位协商一致变更原劳动合同的目的。
(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劳动者处于弱势的一方，用人单位利用借调行为达到用人目的，而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所有用工主体责任全部推至借出单位，而借出单位因与劳动者多为形式上劳动合同关系。借出单位名存实虚，且借出单位企业实力往往远低于用工单位。用人单位提供给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待遇与单位自有员工差距较大，也往往形成明显的同工不同酬。劳动者的薪资福利、社会保险、安全卫生等权力均得不到保障。
三、应对用人单位借调
行为进行立法规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最根本的是建立健全劳动法律体系，从法律上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
四、结语
主题词：合同法统一化通则公约比较
作者简介：张照东、叶勇，大道之行律师所律师。通信地址：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邮编：361012，电子邮箱：falv@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法律冲突，造成国际交往的法律障碍。因此，制定有关国际交往的统一法,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就显得很有必要。
早在1930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就着手拟定一项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以便协调和统一各国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实体法。1964年海牙会议正式通过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由于这两项公约都未能达到统一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预期目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OTRAL)在上述两项公约基础上，于1978年完成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Contract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简称CISG)草案，并于1980年3月10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该公约。1988年1月1日，该公约正式生效。
鉴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际商事惯例的需要，UNIDROIT于1980年成立一个由来自不同法律文化和背景、具有实践经验的众多合同法和国际贸易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律师、法官组成的工作组，探求阐述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原则。1994年5月，UNIDROIT理事会在罗马召开的第73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of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ntracts,简称PICC)。
本文将对这两个法律文件进行比较，展示PICC在合同法统一化进程中取得的新成就。
一、总体比较
作为合同法统一化在晚近发展的两大成果，CISG与PICC都是在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背景之下，通过国际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法律统一化的结果，二者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减少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推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上述共性，为CISG与PICC的比较提供了可比性的基础。
1、文件的性质
就法律文件的性质而言，CISG是一项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条约，它是国家间的书面协议，其效力来源于各缔约国间的协议，对各缔约国都有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都有义务保证条约在本国的贯彻和实行。对于非缔约国，条约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对于PICC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项国际惯例，笔者较早也持这种观点。但是，经过近两年的思考，笔者认为这种定性是不恰当的。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做法,它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效力来源于国家认可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国际惯例“是由于各个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的类似国际行为形成的。它的特点是长期使用和令人确信具有法律约束力。”1一般认为，“构成国际惯例，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时物质因素，即有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因素，即人们认为有法律拘束力。因此，国际惯例一般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逐步形成。”2对比国际惯例的上述特点与构成要件，PICC的性质显然不能界定为国际惯例，因为：（1）PICC在1994年才出台，至今不足十年，称不上“长期使用”；（2）各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国际商事合同一般对法律适用做出了约定，即使未作约定，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在审理案件时一般也会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法院地法原则等私法冲突规则对使用法律做出选择，很少直接适用PICC作为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而且直接在合同中约定以PICC作为适用法律的也不常见，因此在物质因素上PICC缺乏经常“重复的类似行为”；（3）各国关于合同问题都有历史悠久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且以两大法系为代表的合同法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各国对合同法有着自己固有的不同见解，要在短期内消除所有分歧对合同法形成一致的认识确认PICC当然的法律效力是不可能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自己就明确承认“它们还未被普遍接受”3，因此在心理因素上PICC缺乏“法律确信”。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PICC不是一个国际惯例，它只是国际组织制定的具有统一法性质的文件，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示范法”。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在合同立法上不断趋同，PICC在实践中也得到经常的适用，并且得到内心法律确认，那时PICC将成为一个国际惯例，但至少目前还不是。
区分两者性质的意义在于其效力的不同。根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当一国法律与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时，优先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声明保留条款除外)。国际惯例的适用则受到诸多限制，由于它不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所以只能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或者在本应以一国法律为准据法，但该国法律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相关规定时才适用国际惯例。但是，作为示范法，只能由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或者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时由仲裁庭或者法庭依据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适用。
2、适用范围
首先，从适用客体看。传统理论上国际贸易只包括有形贸易，即货物进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内涵已突破传统理论范畴，将无形贸易包括在内。CISG与PICC分别代表了国际贸易领域在新旧形式下的发展状况：CISG仅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反映了作为有形贸易的国际贸易的内容，服务贸易被明显排除于适用范围之外，对于知识产权则更无涉及,甚至一些易于引起争议的货物也被排除于公约适用范围之外。PICC反映的国际贸易的内容则包括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它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即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和国际知识产权转让合同。
其次，从对人效力看。原则上讲，国际条约仅对该条约的成员具有约束力，CISG在对人效力的规定上此又不尽相同：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或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所在国不是缔约国，而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4PICC作为一项国际惯例在对人效力上并无特殊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本通则管辖，PICC均对其适用，而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位于不同国家,即使纯粹的国内合同也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PICC，不过，5任何此类协议都必须遵守管辖合同的国内法的强制性规则。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在国内和国际立法中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主要是营业地说与国籍说。CISG采用的是营业地说，6PICC并未明确规定这些标准，只是设想要对“国际”合同这一概念给予尽可能广义的解释，7实际上是兼采营业地说与国籍说。
此外，在下列三种情况下，PICC也可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当事人：(1)当事人未选择任何法律管辖其合同，当事人同意其合同受“法律的一般原则”、“商事规则”或类似的措辞所指定的规则管辖时，可适用PICC；(2)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无法确定时，PICC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3)当现有国际法律文件的某一条款的含义或对某一问题的解释存在争议时，PICC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的文件。8
二、继承与改进
PICC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CISG的基础之上,吸收其精华部分，在继承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而来的,下列几点就体现了这种继承与改进：
1、书面形式
PICC与CISG一样，都不要求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或由书面文件证明，合同可通过包括证人在内的任何形式证明。但是“书面”含义是什么？二者有不同解释：CISG对“书面”的含义并未界定，只指出书面形式包括电报和电传在内。9PICC则明确地给“书面”下了定义：“书面”系指能记载所传递的信息并可以有形的方式复制出的任何通讯方式。10
毫无疑问，PICC界定的“书面”范围比CISG来得大，其意义在于对新科技发展成果的确认。尽管国际上对合同并没有书面形式的要求，但不少国家在国内立法上都以书面为合同成立的要件。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出现了电子数据交换(EDI)这种新的贸易手段，给传统法律带来巨大挑战──原有法律的“书面”并未包括EDI这种形式在内。在法律上完全取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不可能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扩大法律对“书面”一词所下的定义。PICC在这方面作了大胆改进,将EDI纳入书面范畴，适应了高科技条件下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
2、合同的订立
合同订立的第一个阶段是要约，其最终成立就是对要约的承诺，因此对要约的内容进行具体界定就很有必要。向特定人提出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表明要约人在得到承诺时受其约束的意旨，即构成要约。CISG与PICC在这个定义上并无太大分歧，但在要约的内容，即对“十分确定”如何理解，则有不同解释。CISG对要约下定义后进一步规定“一个建议如果写明货物并且明示或默示地规定数量和价格或规定如何确定数量和价格，即为十分确定。”11由此可见，在CISG中要约的内容共三项：标的、数量、价格。PICC并没有象CISG一样明确规定何为“十分确定”，12但根据其解释，判断一项建议是否“十分确定”而构成要约的标准是：(1)要约人是否发出要约；(2)受要约人是否承诺；(3)当事人是否有意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4)空缺条款能否通过依据PICC第4.1条的规定解释协议的语言来确定,或能否根据第4.8条或第5.2条的规定进行补充。13此外，对要约的不确定性可根据当事人之间业已建立的习惯做法或惯例加以解决，也可以依据其他具体规定来解决，如第5.6条“履行质量的确定”，第5.7条“价格的确定”，第6.1.6条“履约地”，第6.1.10条“未规定的货币”等。
合同订立的第二阶段是承诺。在交易中，受要约人往往向要约人表示有意承诺要约，但在其声明中包含了添加条款或是与要约不同的内容。根据合同法理论，变更的承诺一般构成反要约而非承诺，因此CISG、PICC都规定，对要约意在表示承诺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他变更的答复，即为对要约的拒绝并构成反要约。14这一规定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即变更的内容必须实质性地改变了要约的条件，或要约人毫不迟延地表示拒绝这些不符或差异,否则仍将构成承诺。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情况下才是实质性变更？CISG的解释是“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要约的条件。”15PICC则认为对此无法抽象确定，必须视每一交易的具体情况而定。16如果添加条款或差异条款的内容涉及价格或支付方式、非金钱债务的履行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其他人承担责任的限度或争议的解决等问题，则通常，但不是必然，构成对要约的实质性变更。对此问题应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变更条款或差异条款在有关的贸易领域中必须是常用的，而不能出乎要约人的意料之外。两相比较,后者比前者的要求来得宽松、合理。
3、通知义务
在合同的订立与履行过程中，比不可免会出现当事人之间声明、要求、请求或者其他任何意图的传达，即通知问题。对于通知何时生效，各国有投邮主义、送达主义和了解主义三种做法。
CISG第27条规定：“除非本公约本部份另有明文规定，17当事人按照本部分的规定，以适合情况的方法发出任何通知、要求或其他通知后，这种通知如在传递上发生耽搁或者错误或者未能到达，并不使该当事人丧失依靠该项通知的权利。”这条规定采取的是投邮主义。PICC第1.9条规定：“(1)凡需要发出通知时，通知可以按照适合于具体情况的任何方式发出。（2）通知于送达被通知人时生效。（3）在第（2）款的范围内，通知于口头传达给被通知人或递送到被通知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为‘送达’被通知人。”这条规定采取的是送达主义。二者在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存在分歧的。
4、提前履行
对于提前履行问题，CISG第52条第1款规定：“如果买方在规定的日期前交付货物，买方可以收取货物，也可以拒绝收取货物。”至于什么情况下可以接受？什么情况下可以拒绝？相应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语焉不详。PICC则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PICC，债权人可以接受提前履行，也可以拒绝提前履行，除非债权人这样做无合法利益；如果一方当事人履行自己义务的时间已经确定，则他接受提前履行并不影响其履行自己义务的时间；因提前履行给债权人带来的额外费用应由债务人承担，并不得损害任何其他救济方法。18
一般情况下，确定履行时间是为了适应债权人业务活动的需要，而提前履行可能给债权人带来不便。但是，有些时候按时履行时对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不明显，并且提前履行不会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提前履行反而更不合理。所以，PICC对于提前履行的拒绝限定了条件，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更好地履行合作义务，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一个体现。同时，PICC详细地规定了提前履行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比起CISG不能不说是个进步。
5、合同履行的艰难情形
艰难现象已被不同法系用其他称谓的概念所承认，如“合同目的落空”、“合同基础消失”,我国则是“情势变迁”、“情更”。CISG在免责方面以“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对此有所涉及，19PICC则吸收各国立法精华，以专节的形式确认了“艰难情形”这一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20
PICC首先界定了艰难情形的定义和构成要件：(1)合同双方均衡发生根本改变，即履约费用增加或得到履约的价值减少；(2)事件发生或当事人知道该事件发生是在订立合同之后；(3)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不能合理预见该事件；(4)事件不能被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所控制;(5)事件的风险不由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21艰难的效果，就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权毫不迟延地要求重新谈判并说明理由,但这不能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权停止履约,只有在合理时间内未能达成协议时才可诉诸法庭，由法庭在确定的日期并按确定的条件终止合同或为恢复合同的均衡而修改合同。22
需要指出的是,艰难情形既不同于重大失衡，也不同于不可抗力。重大失衡产生于合同订立之时，是一方当事人有意利用不公平的谈判地位或基于合同的性质和目的而使其获得过分利益；艰难情形产生于合同订立之后，是由于双方当事人意志之外的事件发生而使双方均衡发生根本改变。不可抗力条款的目的在于使其不履行获得免责；艰难情形则首先以重新谈判合同条款为目的，以使允许合同经修改某些条款后继续存在。
6、合同的不履行
在合同的不履行方面，PICC区分了两种情况的不履行──不可免责的不履行和可免责的不履行。对于另一方面当事人可免责的不履行，一方当事人无权要求损害赔偿或实际履行，但是没有得到履行的一方当事人通常有权终止合同而不管该不履行是否可以免责。
PICC第7.3.1条继承了CISG第25条“根本违反合同”的规定，并将其发展为“根本不履行”，进而规定了确定是否为根本性不履行的重要情况：(1)不履行实质性地剥夺了受损害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除非另一方面当事人并未预见也不可能合理地预见到此结果；(2)对未履行义务的严格遵守是否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3)不履行是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4)不履行是否使受损害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他不能信赖另一方当事人的未来履行；(5)若合同终止，不履行方当事人是否将因已准备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23这些考虑因素的规定，是PICC在CISG基础上的完善和发展，有利于在实践中判断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而根据PICC，如果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了对合同的根本不履行,则另一方当事人有权终止合同。
7、损害赔偿
在损害赔偿方面，PICC的第7.4.4条“损害的可预见性”，第7.4.5条“存在替代交易时损害的证明”，第7.4.6条“依时价确定损害的证明”，第7.4.8条“损害的减轻”沿用了CISG第74～77条的规定。除此之外，PICC更详细地解决了CISG在损害赔偿方面未曾涉及的问题：(1)规定了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单独行使或者与其他救济手段一并行使；24(2)确定了完全赔偿原则；25(3)区分了损害的不同程度肯定性，对机会损失的赔偿根据机会发生的可能性程度来确定，凡不能以充分的肯定程度来确定损害赔偿的金额，则赔偿金额的确定取决于法庭的自由裁量权；26(4)部分归咎于受损害方当事人的损害得以从赔偿金额中扣除；27(5)明确规定了未付金钱债务的利息给付义务，及利率的确定方法；28(6)规定了金钱赔偿的方式——一次付清或分期付清；29(7)规定了估算损害赔偿的货币——以表示金钱债务的货币或表示遭受损害的货币两者中最为适当的货币表示为准；30(8)明确对不履行所约定的付款的有效性而不管其实际损害如何，以及请求减少约定金额的条件——约定金额大大超过因不履行以及其他情况造成的损害。31
8、实际履行
金钱债务一般不存在履行不能问题，因此对于金钱债务的实际履行各国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非金钱债务的实际履行，两大法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大陆法系比较强调合同的实际履行，英美法系则不注重合同的实际履行，允许以损害赔偿替代实际履行。在这个问题上，CISG第46条第1款规定：在卖方违反合同时“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PICC第7.2.2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不属支付金钱的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要求履行”。二者规定大体相同。但是，为了协调两大法系的矛盾，CISG第28条规定：“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这就是说，CISG将实际履行在救济手段上的地位留给法院地法判断，当事人在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案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相比之下，PICC则明确了实际履行是可取的，而且取决于当事人的要求而非法院的自由裁量。
9、合同的内容
CISG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所以它对国际货物中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和买卖双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以及风险转移等事项作了细致详尽的规定。32PICC适用于各类国际商事合同，所以它仅对各类国际商事合同中相同的内容做出共同适用的规定：明确规定明示和默示两种义务；33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合作、34尽最大努力和获取特定结果的义务，35以及确定所涉义务种类的考虑因素；36对合同既未规定也无法根据合同确定质量、价格时如何确定履行的质量和价格也作了规定；37对未定期限的合同则赋予当事人通过在事先一段合理时间内发出通知终止该合同的权利。38
10、合同的解释
在合同某些条款含义不清、当事人对其有不同理解，或合同条款存在空缺、遗漏时，就涉及对合同的解释问题了。
CISG仅有一个条款对合同的解释进行规定，39PICC则以专章解决了这一问题。40在CISG的基础上,PICC取得了如下进步：(1)当事人的共同意图优先及依据通情达理的人理解的原则；41(2)依据整个合同或全部陈述整体考虑原则；42(3)对合同各项条款的解释应以使它们全部有效为宗旨，而不是排除其中一些条款的效力；43(4)做出的解释对含义不清的合同条款提议人不利的规则；44(5)存在语言差异时优先根据合同最初起早的文字予以解释；45(6)补充空缺条款的规则及标准——各方当事人意图、合同性质与目的、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合理性。46
三、创新与发展
PICC并不停留在对CISG原有范围内的继承与改进,而是大胆突破，对CISG未曾涉足的许多问题进行有益的尝试，建立了下列几项新的制度，体现了PICC在CISG基础上的创新。
1、合同的效力
各国法律对合同有效条件的要求不同，所以对合同效力的规定也不相同，在某些问题上的法律观点分歧比较大，其中最突出的是意思表示的真实性问题。基于各国法律的重大分歧，CISG第4条规定：“……本公约除非另有明文规定，与下列事项无关：(a)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这使CISG在合同效力问题上绕道而过。基于合同效力对合同的重大影响,PICC并未回避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设立专章试图消除各国法律在合同效力上的分歧，树立一个模范样本供当事人选择适用和各国立法参考。
根据PICC，合同的效力在于：(1)合同的订立、修改或终止只须双方同意，无需对价与约因；47(2)自始不能不影响合同效力；48(3)本章的各项规定具有强制性，但关于协议的约束力、自始不能、错误的规定除外；49(4)本章各项规定在适当修改后适用于单方声明。50合同无效的原因是：(1)错误；51(2)欺诈；52(3)胁迫；53(4)重大失衡；54(5)第三人行为。55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1)具有追溯力；(2)返还依据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得到的一切，不能返还实物的必须进行补偿；(3)损害赔偿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处于如同其未订立合同的地位。56
在下列情形下，原本有权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1)对不履行可以或本来可以提供救济却未提供救济；57(2)在重大失衡场合下，一方当事人向法庭提出请求，修改该合同或其条款，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业标准；58(3)在第三人行为情形中，如果该第三人行为不由一方当事人负责，而该当事人不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或在合同宣告无效时已经依照对该合同的信赖而行事；59(5)在错误的场合下，当事人按错误方对合同的理解履行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愿意或已按有权因错误宣告合同无效的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履行合同，则该合同视为按照该方的理解已经订立；60(6)不在合理期限内发出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61(7)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除非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不合理。62
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在不同国家法律制度下出现的合同无效的原因都属于PICC调整的范畴,它不涉及以下原因而导致的合同无效：(1)无行为能力；(2)无授权；(3)不道德或非法。63这些问题仍应继续由适用法管辖。
2、公共许可
在合同的一般履行上，PICC与CISG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来得具体详尽，其中“公共许可”则是CISG所没有的。公共许可包括依据公共性质的考虑而设立的所有许可要求，它与所要求的特许或许可是由政府机构批准还是由政府因特定目的而委托授权的非政府机构批准无关,合同的效力或其履行必须遵守公共许可的要求,这就产生一系列问题：由谁承担提出申请的义务，提出申请的时间，不能按期获得政府部门的许可和申请遭至拒绝的法律后果。
根据PICC的规定，如果只有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国，则该方当事人应毫不延迟地申请公共许可，政府对该申请既未批准又未拒绝，那么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终止该合同；当许可仅影响某些条款而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是合理的，即使许可申请遭拒绝，该合同仍得以维持。64这就是说,当政府拒绝公共许可的申请，将导致合同的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3、恶意谈判
缔约自由原则对于保证国际贸易经营者之间健康的竞争至关重要，因此PICC赋予当事人缔约自由的权利，允许当事人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但是，PICC同时也禁止当事人滥用此项权利，它不得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相冲突。于是，在PICC中首次出现了关于恶意谈判及其责任的规定。65
如果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即为恶意。一方当事人有意或由于疏忽使对方当事人对所谈合同的性质或条款产生误解，或通过歪曲事实，或通过隐瞒反映当事人或合同本意的应予披露的事实，亦构成恶意。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以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即责任方应负担谈判中发生的费用，还要对对方因此失去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机会进行赔偿，但是一般不赔偿若订立原合同可能产生的利益。行使中断谈判的权利应以遵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为前提，即使在进行谈判前或在谈判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要约和承诺，一方当事人也不得随意突然无正当理由中断谈判。要确定从何时起要约或承诺不得撤销，当然得视具体情况而定，特别是一方当事人信赖谈判的积极结果，及双方当事人已达成一致的与所要订立的合同的有关问题的数量。
4、特意待定
在国际贸易中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有意留下一个或多个条款待定，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在合同订立时做出决定，而将这一决定留待他们日后进一步谈判商定或由第三人确定，这就产生了关于合同成立与条款内容的确定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根据PICC第2.14条，只要当事人有意订立合同，特意待定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合同的成立。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有待定条款，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图仍可从其他情况来了解，如待定条款的非重要性、整个协议的确定程度，待定条款根据其性质只能在以后决定的事实、协议已经部分生效的事实等。如果当事人未能就待定条款达成一致，或第三人未予确定，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图，如果在具体情况下存在一种可选择的合理方法来确定此条款，则合同的存在将不受影响。66
与合同条款特意待定不同的一种情况是，在谈判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坚持合同的订立以对特定事项或以特定形式达成的协议为条件，则在对这些特定事项或特定形式达成协议之前,合同不能成立。在这里，“坚持”一词明确了当事人若只是简单地表达其意图仍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意图有这种效力，这种表达必须是非常明确的。
5、格式之争
国际贸易中格式文本的使用是极其广泛的，而当双方当事人通过交换彼此的标准格式文本进行交易，并且都坚持最后的合同是在自己的格式文本基础上达成协议之时，就会引起关于合同是否成立及如何确定合同条款的争议。格式合同之争是国际经济交往中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法律问题，基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在国际社会对该问题尚不能达成共识。PICC参照各国法律的不同做法，对此规定了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较为完美的回答。
PICC将标准条款界定为一方为通常和重复使用的目的预先准备，并在实际使用时未与对方谈判的条款。67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使用标准条款订立合同，适用订立合同的一般规则，但应受到如下限制：(1)标准条款中由于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而使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意外条款无效，除非对方明确表示接受；68(2)标准条款与非标准条款发生冲突，以非标准条款为准；69(3)在双方当事人均使用各自的标准条款的情况下，如果双方对除标准条款以外的条款达成一致，则合同应根据已达成一致的条款以及在实质内容上相同的标准条款订立，除非一方当事人已事先明确表示或事后毫不延迟地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其不受此种合同的约束。70
四、正确看待PICC
PICC是继CISG之后的一项重大成果，它继承和发展了CISG在合同法统一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拓展了适用统一法规范的空间，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但是，对于PICC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正确认识，不能盲目夸大其作用。
1、PICC与CISG的关系
应当明确的是二者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可能。国际条约是各国意志与利益协调的结果，要在各缔约国之间获得普遍认可，就必须考虑各国实际采纳与适用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只能在各国的不同规定之间谋求一个能得到大部分接受的平衡点，同时确认各国无差异的规定，对于分歧较大的问题则无法做出统一规定，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在做出原则性规定后具体的处理办法留给各国自主决定，这就是CISG的缺点。但是，PICC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个理论研究成果，与各国的意志与利益并无直接联系，而是试图从理论上消除各国法律的分歧，达到国际商事合同法统一化的目的，因此在学理上获得了较高的赞誉。但是，它较少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要在短期内获得各国的普遍认可和适用并上升为国际条约是不可能的，无法取代CISG的地位。
然而，PICC与CISG并非没有丝毫关系。一方面，CISG第7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作为国际贸易发展和合同法统一化进展的成果，PICC无疑可以用于解释CISG。另一方面，CISG第7条第2款规定：“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由于PICC包含的内容比CISG来的广，在CISG未涉及的领域内（如欠款计息的利率、期限和确定方法）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
2、PICC的作用
如前所述，PICC不是国际条约，也不是国际惯例，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采用，基本上没有强制适用的余地。在国际商务活动的实践中，直接引用PICC作为法律适用的并不多见，因为商人们本身对此也不是很熟悉，而且各国法律的现行规定与此也有不同的出入。由仲裁庭或者法庭直接援引PICC作为断案的依据也是不可指望的，有谁会撇开自己熟悉的法律而去援引一个需要从头学起的陌生的规范性文件呢？上述原因，决定了PICC适用的机会是很有限的，用UNIDROIT自己的话讲：“理事会清醒地意识到《通则》并不是一项立即产生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因此，对《通则》的接受和认可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则》本身具有说服力的权威。”71
不能否认，随着PICC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并在国际商事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采用，PICC的作用将日益重要。但是，目前它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为各国合同立法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范本，而不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得到直接的适用。
1[苏联]克里缅科等编：《国际法词典》，刘莎、陈森、马金文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5月第1版，第124页。
2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23页。
3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引言第2页。
4CISG第1条第1款a项、b项。
5PICC前言。
6CISG第1条第1款a项：“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7PICC前言。
8PICC前言。
9CISG第13条。
10PICC第1.10条定义。
11CISG第14条。
12PICC第2.2条要约的定义。
13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8—19页。
14CISG第19条第1款，PICC第2.11条变更的承诺第1款。
15CISG第19条第2款。
16PICC第2.11条变更的承诺第2款。
17关于承诺的生效虽不属于公约的第三部分，但它采取送达主义就属于“另有明文规定”的情形。CISG第18条第2款规定：“要约的承诺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要约人时生效。”
18PICC第6.1.5条提前履行。
19CISG第79条。
20PICC第二章合同的履行：第二节艰难情形。
21PICC第6.2.2条艰难的定义。
22PICC第6.2.3条艰难的效果。
23PICC第7.3.1条终止合同的权利第2款。
24PICC的第7.4.1条损害赔偿的权利。
25PICC的第7.4.2条完全赔偿。
26PICC的第7.4.3条损害的肯定性。
27PICC的第7.4.7条部分归咎于受损害方当事人的赔偿。
28PICC的第7.4.9条未付金钱债务的利息。
29PICC的第7.4.11条金钱赔偿的方式。
30PICC的第7.4.12条估算损害赔偿金的货币。
31PICC的第7.4.13条对不履行所约定的付款。
32CISG第三部分货物销售：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卖方的义务，第三章买方的义务，第四章风险转移，第五章卖方和买方义务的一般规定。
33PICC第5.1条明示和默示的义务，第5.2条默示的义务。
34PICC第5.3条当事人之间的合作。
35PICC第5.4条获取特定结果的义务和尽最大努力的义务。
36PICC第5.5条确定所涉义务种类。
37PICC第5.6条确定履行的质量，第5.7条价格的确定。
38PICC第5.8条未定期限的合同。
39CISG第8条。
40PICC第四章合同的解释。
41PICC第4.1条当事人的意图，第4.2条对陈述和其他行为的解释，第4.3条相关情况。
42PICC第4.4条依合同或陈述的整体考虑。
43PICC第4.5条给予所有条款以效力。
44PICC第4.6条对条款提议人不利规则。
45PICC第4.7条语言差异。
46PICC第4.8条补充空缺条款。
47PICC第3.2条协议的效力。
48PICC第3.3条自始不能。
49PICC第3.19条本章规定的强制性。
50PICC第3.29条单方声明。
51PICC第3.4条“错误”的定义，第3.5条相关错误，第3.6条表述或传达中的错误。
52PICC第3.8条欺诈。
53PICC第3.9条胁迫。
54PICC第3.10条重大失衡第1款。
55PICC第3.11条第三人。
56PICC第3.17条宣告合同无效的溯及力，第3.18条损害赔偿。
57PICC第3.7条对不履行的救济。
58PICC第3.10条重大失衡第2款、第3款。
59PICC第3.11条第三人第2款。
60PICC第3.13条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61PICC第3.15条时间期限第1款。
62PICC第3.16条部分无效。
63PICC第3.1条未涉及的事项。
64PICC第6.1.14条申请公共许可，第6.1.15条申请许可的程序，第6.1.16条既未批准又未拒绝许可。
65PICC第2.15条恶意谈判。
66PICC第2.14条特意待定的合同条款。
67PICC第2.19条按标准条款订立合同第2款。
68PICC第2.20条意外条款。
69PICC第2.21条标准条款与非标准条款的冲突。
劳动合同法凸显出来的侧重点，是化解掉了短期化这一合同疑难。短期化态势下的劳动合同，让劳动者没能拥有稳固的职业，缺失应有的认同。与此同时，企业及聘用过来的职员，也缺失互通情形下的信任，破坏了建构起来的劳动关系。短期化倾向之下的合同，会让职员惯常去混沌度日，损伤了长时段的企业进展。对于如上的疑难，法律明晰了多层的规制。首先，法律框架以内的劳动合同，多被表征为书面特性的合同。若累积着的用工时段会超出一个月，但没能累积一年，那么企业没能订立如上的书面合同，就要每月去偿付应有的双倍工资。若累积起来的用工时段超出一年，则视为经由长时段的劳动，签订了没能固定期限的、独特情形下的合同。其次，若经由两次签订，再去签订接续的这种合同，则应当依循无固定期限特有的规制规则，予以订立。终止合同这一时点，用人单位惯常依循拟定好的标准，偿付预定情形下的经济补偿。再次，在法规给出来的情形之下，必须预设无固定期限这一范畴的合同。例如：劳动者累积着的年限会超出十年，同时预设了接续的合同。如上的规制规则，会促动关系的稳固。劳动合同法预设的这些规制，会限缩流动偏快态势下的成本耗费，且搭建起了互通及互信依托着的平台。这种必备规制，也让职员体悟出归属感，凸显了应有的责任认知，激发潜藏着的创造热情。
二、明辨现有的挑战
法律架构的建构，让企业注重平日之内的人力管理，凸显出了人力管理独有的战略位置。劳动合同法这一法规创设以前，企业细分出来的管理部门，常常带有附属的倾向，或被划归至后勤关涉的部门。新法出台的态势下，这样的状态被更替。这是因为，法律依循宽进严出这样的总指引，来规制既有的劳动关系。若企业没能注重惯常的管理，会引发偏多纠纷，阻碍到了平日生产。这样的态势下，企业变更了旧有的成本模式，朝向创造特性的新颖模式去变动。企业建构起来的管控框架，应当建构在合规的根基之上。具体而言，劳动合同法特有的管理挑战，表征在如下层级：
（一）偿付更多的金额劳动合同法促动之下，人力管理耗费掉的成本，会凸显递增的倾向。例如：合同到期这一情形之下，企业应偿付足量的补偿。违规解雇应偿付的金额，比对原初的规定，也凸显了递增的状态。若违法去解聘，则应被付出的金额，是经济补偿固有数值的二倍。除此以外，企业偿付着的税收成本递增。法规被创设之前，很多企业没能预设合同，在报税这一范畴，也隐瞒了应有的真实状态。如上的黑户，会渐渐被法律查验出来，这也添加了原有的纳税成本。此前没能预设合同的企业，经由劳动诉讼，被迫偿付了补充进来的社保。这样一来，就限缩了社保范畴内的违规空间。
（二）注重稳固的关系无固定期限架构之下的新合同，限缩了用工潜藏着的灵活度。企业惯常在繁忙时段内，招聘偏多的职员；在业务偏少的时段，又去解雇既有的职员。这种潜藏着的灵活变更，将被法律限缩。建构稳固的关系，就要依凭无固定期限这一合同。这种合同被划归成合同签订特有的常态规制，而固定期限范畴之内的合同，应被看成特例。这种从严框架之下的规制，会强迫企业依循设定好的规制去雇佣，而不是惯常见到的灵活聘用。
（三）缩减了管控力原初的劳动法，并没能明晰违约金关涉的条文。劳动合同法预设了这种条文，修补了原初的漏洞。为回避掉人才流失这一状态，企业惯常在初始时段，就约定特有的违约金；若劳动者接续的工作中，会自动辞职，那么就要偿付拟定好的违约金。劳动合同法预设的规制中，慎重缩减了这一金额原有的范围：只有存在特有的竞业禁止，或单位耗费掉了足量的培训金额，才能预设这一违约金。若要挽留某人才，就应依托更优的待遇，建构起业绩考量的合规机制。
三、疑难化解的路径
新时段的市场经济，被划归成法治架构下的新经济。只有预设了合法管理，依凭拟定出来的机制架构，去规范多层级的劳动关系，才能创设最佳情形下的收益。若没能做到如上的要点，则会带来潜藏着的漏洞，甚至招致特有的法律惩戒。劳动合同法特有的规制之下，企业应当接纳法规理念，注重明辨雇佣管理应有的合法特性，注重各个时段的查验。建构机制的框架，严格依托设定好的机制去管控，回避掉随意特性的管控。经由人性化态势下的规制管理，规避偏多的纠纷冲撞。
（一）防范特有的事实关系正规框架之内的劳动合同，是雇佣关系预设的本源前提。企业若要规避接续的罚款，以及数额偏大的补偿金，就应有序限缩事实劳动关系，及时去预定这样的合同。不要企图逃避掉规制层级内的制裁，而不去预定合同。在合同更替、续订及接续的解除中，都要注重细节特性的事宜。
（二）初始时段的入职查验新法拟定以前，期满情形之下的终止，不用偿付特有数额的补偿。但依凭既有的法律规制，遇到类似特性的情形，企业就应去偿付补偿了。为此，企业应审慎把握初始时段的聘用关口，在前序时段的选取流程之内，就谨慎去选出最优人才。不要草率拟定某合同，然后才发觉解除中的疑难，或者偿付了偏多的成本。企业拥有入职这一时段的审验权利。法规规制中明晰：企业有权明辨真实情形下的职员状态，劳动者供应过来的信息，都要带有真实性。从现状看，企业惯常为了省事，对完整架构下的聘用流程，予以缩略及简化。对将被接纳的职员，没能审慎核验关涉的资料。例如：劳动者存留着原初的劳动关系，或者带有特有的保密职责，或带有竞业禁止范畴之内的职责，或供应了虚假特性的应聘材料。与此同时，为获取期待中的某职位，劳动者也惯常隐瞒如上的情形。由此可见，若忽视掉了前期的规制，就会遗留偏多的麻烦。
（三）明辨培训事宜试用期这样的时段中，若解除了建构的关系，则企业没能要求这一劳动者，去返还偿付了的培训金额。这就表征着，试用期偿付着的培训费，无法被返回。为此，企业要明晰特有的培训细节，不要对这一时段的职员，付出偏多的培训耗费。培训协议涵盖着的内涵，应当明辨多样的细节，并配有详尽的架构。例如：培训协议应明辨特有的服务时限、服务期依托的违约职责。这样做，能防止接续的流程中，由于辞职招致偏大损失。
（四）绩效考量依托的新体系法规更改以前，企业惯常拟定短期特性的合同，如一两年这样的合同，以便束缚聘用过来的劳动者。这样的态势下，即便原初的合同到期，也不必接续签订。企业也不用预设完整架构下的绩效考量，只要添加续签这样的压力，就能促动劳动者去尽力，并形成偏大的压力。新法创设之后，无固定期限范畴以内的合同，被设定成常态，短时段的合同签订，失掉了原有的震慑力。在这时，企业就要更替旧有的绩效管控，提出高层级的绩效查验了。例如：关涉岗位考量的、关涉机制这样的层面，都应经由重设及梳理。公开态势下的科学考量，才能评判真正的绩效。若劳动者没能达到预设的规则，则合法去解聘。若仍沿用惯用的、粗放特性的考量机制，就很难辨别出绩效水准特有的漏洞，把企业安设于被动位置。
四、应注重的事宜
科学论文、技术说明、设计图、示意图等科技作品既受著作权法所保护，又为专利法、合同法等法律所保护，但这些法对其调整的侧面有所不同。著作权法保护的是科技作品的形式，将论文、技术说明、设计图、示意图印刷出版，应为著作权保护。而专利法、合同法等法律保护的则是科技作品的内容，科学论文、技术说明、设计图、示意图等科技作品所反映的科技成果，受科技成果权保护。
与著作权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思想内容相反，科技成果权所保护的恰是科技作品的内容。将受著作权保护的科技作品开发为实用技术，按照科学论文、技术说明、设计图、示意图制造产品，进行生产，这由科技成果权保护。科技作品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阻碍该作品涉及的科技成果权的行使。例如，一个科学家有权禁止他人翻印自己的专著，但无权阻止别人运用他在科学专著中阐述的原理开发实用技术。一个工程师可以对他绘制的设计图享有著作权，但不能妨碍他人根据该设计图制作机器。
著作权人行使科技作品的著作权，有时会与该作品涉及的科技成果权的行使相交叉。例如对设计图的改编，按照著作权法需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设计图作为科技成果又为合同法等法律所调整，在生产领域任由使用人改编，均不属剽窃、抄袭。在这种情况下，科技作品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能对抗该作品涉及的科技成果权的行使。
论文摘要：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严格责任
论文摘要摘要：违约责任是合同法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则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目前，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到底是采用严格责任还是过错责任，无论是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都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文章从违约责任及其归责原则的概述、两大法系中有关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比较探究出发，结合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论述。
一、违约责任及其归责原则的概述
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当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凭由何种依据来使其负责。这种依据实际上就反映了法律的价值判定标准。从各国的民事立法来看，有关合同责任的归责方面，主要采纳了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两种归责原则。
确定不同的归责原则，对违约责任的承担起着至关重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摘要：
1归责原则直接决定着违约责任之构成要件。采纳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意味着过错乃是构成违约责任的一般要件。而采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则表明其责任的构成不以过错为要件，违约方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其对违约责任的承担。
2归责原则决定了举证责任由谁承担。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下，非违约方仅就违约方不履行义务或履行史务的不符合约定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同时采纳过错推定的方式，要求违约方承担反证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而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下，则一般不要求违约方负上述之举证责任，也即一般不考虑其违约方的主观过错。
3归责原则决定了免责事由。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中，不可抗力是主要的免责事由。但债务人因遭受意外事件且不存在个人过错时也可以免责。而在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中。法定的免责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
4归责原则对违约责任的大小也有一定之影响。由于过错责任原则要以过错为违约责任的一般要件。因而对于违约后损失的承担上也必然要参照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大小。而采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则一般不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
因此，从以上来看，弄清楚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新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两大法系中有关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比较
1大陆法系国家有关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罗马法是在《阿奎利亚法》的基础上，通过后来的判例和学术解释加以补充、诠释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成熟的以过错为基准的民事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又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随着社会发展。仅有过错责任原则还不足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又有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在罗马法当然是作为例外。大陆法系各国，秉承罗马法的传统，均以过错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摘要：“凡债务人不能证实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有不能归究于其本人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本人方面并无任何恶意，如有必要，均因其债务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而受判支付损害赔偿。”这个条文在规定违约责任的条件时，并未提到当事人的“过错”。对此，可以理解为该条文所规定的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已当然地包含了当事人的过错。因为债务人尽管不能期待每一个合同都能够得到完好的履行。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能期待合同能够得到履行，但有权期待债务人将竭力做到使之能履行。假如因债务人的过错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适当履行，则债务人应当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国现代合同理论对合同责任进行了限制，即对债务人责任的追究。须根据其过错的严重程度。为此，过错被分为欺诈性过错、不可原谅的过错、重过错以及一般过错。《德国民法典》第276条规定摘要：“(1)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债务人应对其故意或者过失负责。在交易中未尽必要注重的，为过失行为。(2)债务人因故意行为而应负责任，不得事先免除。”德国学者认为，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违反履行义务必须是由债务人的行为造成的。而其行为必须具有过失性。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对第276条未作大修订，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大陆法系各国，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例如。金钱债务的迟延责任、不能交付种类物的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债权人受领迟延责任、迟延履行后的责任等，均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债务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2英美法系国家有关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和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在英国法上，许多合同义务是严格的。确定当事人是否绝对地受有拘束去做约定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受有拘束尽可能地保障合同的履行，也就是合同当事人是否对非因自己的过错发生的违约负责，在英国合同法上，被认为是一个合同解释新问题，即解释当事人合同义务的范围。在一般意义上，此新问题的答案是，合同债务是绝对的，而过错的欠缺不成其为抗辩。因违约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考虑过错。一般来说，未能履行其注重义务是无关紧要的，被告亦不能以其尽到注重义务作为其抗辩理由。在美国法上，强调违约损害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合同法在总体的设计上是严格责任法，相应的救济体系是不过问过错的。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条规定摘要：“假如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当然，英美法系国家在坚持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
3两大法系国家对过错归责原则不同规定的法理分析。两大法系国家将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但并不否认其他归责原则的适用。也就是说，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体系上，两大法系国家均采用了二元制的归责体系。这是由交易关系的多样性、违约发生的原因和所致的后果的复杂性所致。一元制的归责体系有其无法避免的缺点，即法官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难以根据具体需要而灵活运用法律来处理归责新问题，从而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采用摘要：元制归责体系，可以弥补一元制归责体系的不足，从而实现违约责任的基本目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摘要：“合同法归根到底是要规范市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国家的上层建筑，固然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构成要件。经由法上的因果关系，达到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彼此类似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条件既为不同的法律规则、原则提供了相似的调整基础，又为之提出了相同的调整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众多殊逢同归的结局。
三、我国合同法中的归责原则
我国违约责任到底来何种归责原则。学者
间存在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亦是主流观点)主张为严格责任原则。《合同法》第107条中并没有出现“当事人能够证实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字样，被认为是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第二种观点主张为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合同法》所有规则制度和条款，乃至合同法之全文都自始至终地贯穿着过错责任的原则。因此，只能而且必须得出“我国《合同法》体系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的唯一结论。第三种观，最主张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这有利于促使合同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义务，有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法。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和可取。
1在现行的合同法律中，《涉外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都已经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前者第18条规定摘要：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即违反合同的，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办法。采取其他补救办法后，尚不能完全弥补另一方受到的损失的，另一方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后者第17条有基本上相同的规定。看来，将违约责任定义为无过错责任在我国的合同法上是有先例的，并非新合同法的首创。对《合同法》的制定极具价值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均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新近制定的《欧洲合同法原则》亦肯定了该原则，这“应该被认为是两大法系的权威学者在经过充分的斟酌权衡之后所速成的共识，反映了合同法发展的共同趋向”。在国际商业交往规则中，大多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2在诉讼中原告只需向法庭证实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不需证实被告对于不履行有过错，也不要求被告证实自己无过错。这里的逻辑是有违约及有责任，违约责任的构成仅以不履行为要件，被告对于不履行有无过错和责任无关。免责的唯一可能性在于证实存在免责事由。不履行和免责事由属于客观事实，其存在和否的证实和熟悉判定相对轻易，而过错属于主观心理状态，其存在和否的证实和判定相对困难。因此。实现严格责任原则可以方便裁判，有利于诉讼经济，有利于合同的严厉性，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责任心和法律意识。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中的风险转移问题直接关系到买卖双方合同利益的实现对买卖双方都十分重要。在研究风险转移制度时必须关注三个核心问题:其一，风险转移的前提条件;其二，风险转移的时间;其三，风险转移的后果。
现代国际贸易的货物交付过程比较复杂，往往涉及跨国的运输，货物在途时间一般较长，因此发生风险事故的可能性更大，比如盗窃、火灾、沉船以及不属于正常损耗的腐烂变质等，而这些致使货物遭受毁损、灭失的风险应如何划分，应由谁来承担，切实关系到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是买卖双方当事人极为关注的问题。
一、风险转移概述
国际货物买卖中的风险仅指“货物可能遭受的各种意外损失，如盗窃、火灾、沉船、破碎、渗漏、扣押以及不属于正常损耗的腐烂变质等”，而不包括违约风险。风险应当具有以下特征:其一，风险的不确定性。是否发生，发生的时间以及后果都是不确定的，风险仅是一种可能性。其二，风险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风险是由意外事件导致的，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如果可归责于某一方当事人，则应受其他制度调整。其三，风险问题仅仅涉及双方当事人间对货物损失的分配。风险转移问题直接关系到买卖双方合同利益的实现，对买卖双方都十分重要。
二、我国合同法中的风险转移制度
我国《合同法》对风险转移的规定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相关规定，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交付主义。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卖方承担，交付之后由买方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可以看出，我国立法采取的是“交付主义”;其二，·路货买卖。合同法第144条规定:“卖方出售运输途中的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生效起由买方承担。”这与公约的规定是一致的。
三、完善我国风险转移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明确相关法律概念。
《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是合同法中初次使用“风险”这一法律术语，但并未对“风险”作出准确定义。笔者认为应将风险的内涵和外延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这一概念。
(二)明确风险转移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
根据传统理论，标的物分为种类物和特定物两类。所谓种类物特定化就是把处于可交货状态的货物无条件地划归于合同项下的行为。划归于合同项下的方式为:或在货物上加标记、或另行排放、或装船、或以其它方式列明，且卖方得向买方发出货物已划归于合同项下的通知。标的物特定化具有稳定买卖关系和保障买方所有权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避免卖方一物数卖的多重买卖现象，《公约》第67条(2)款就强调了货物特定化对风险转移的影响。笔者建议，《合同法》对于风险转移的前提条件应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立法，以货物的特定化作为风险转移的前提条件，即非特定物在清楚地划归于合同项下以前，风险不转移至买方承担。
(三)明确风险转移规则的调整范围。
风险转移规则具体调整着哪些方面，特别是买卖合同在有效、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是否均发生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承担问题?这是适用风险转移规则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合同法》对此问题却并未做出详细的规定。《公约》也并未对该问题作出规定，而有的学者认为，标的物的风险承担是在买卖合同订立后债权债务清结前发生，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标的物的风险承担在合同生效后才能发生。笔者个人倾向于后一观点，买卖合同只有在有效的前提下，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造成毁损、灭失时，才能适用风险承担的原则。
(四)完善违约对风险转移影响的规定。
[关键词]：无权处分行为 处分
合同无效
物权行为
债权行为
善意取得
[正 文]：
浅析无权处分行为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有效。” 这个条款是关于因无权处分行为而订立的合同效力问题的规定。自合同法颁布实行以来，对该条款含义的解释及与相关法律的关系问题，在整个法学界一直都颇具争议。
笔者从自己的理解角度来了该条款中的若干概念。
一、无权处分行为的概念
1、无权处分行为 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没有处分权的人擅自以自己的名义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财产权利不是人人都有权使其发生变动，只有财产所有人或有处分权的人才有放弃、转让等权利。不具备处分权的人擅自处分他人财产就构成了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害。对财产权利的保护是所有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体系的共识。
2、合同 民法上的合同有债权合同、物权合同和身份合同之分。我国的立法模式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所以排除了本法对物权合同的使用，同时合同法也排除了本法对身份合同的使用。所以从合同法的主要来看该条所称的“合同”应为而且仅为债权合同。
3、处分 该词在合同法中虽然多次出现，但我国没有对处分的含义作过立法解释也无任何的司法解释，所以存在的争议也较大。首先，处分有广狭义之分，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狭义的处分仅指法律上的处分。在法学界多数学者都同意处分指法律上的处分一说，这包括财产的转让、出让、赠与，在财产上设定抵押、质押、买卖、互易等行为。总之，以转移、变更财产权为目的的行为均属于处分行为。但是在对处分成立要件和效力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处分”是单纯的债权含意，不以财产交付行为为构成要件，也不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效力。如有关机构在解释合同法第51条时认为：权利人对于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的追认，使“此种效力待定的合同得以补正，合同溯及既往地发生效力，权利人及其相对人有权互相请求对方履行债务。”[*1]由此可以概括出：(1)“处分”指的是一种债权即合同权利的合意，与承担转移财产义务的合同为同义。(2)处分行为成立时，债务尚未履行所以在权利人追认之后还有一个双方互相请求履行的问题。
另一种观点认为“处分”是合意加交付的完整的交易行为。将物权的变动作为其中心内容和直接效力。如有学者认为“交付”是转移财产合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债权合意与履行转移所有权的行为作为处分行为的构成要件。理由是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所以单纯地移转所有权占有不能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但仅有移转合意而无交付行为一般也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所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处分行为，合意加交付是必备条件。
两种观点虽有差异，但分析便不难看出此两种观点都认为合同法上的处分行为是法律行为，其次此两种观点都肯定其中某些处分行为都具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效力。因此，处分行为成立之后行为人负有履行给付的义务。至于当事人为履行债务而实施的交付行为是否属于处分行为的组成部分，并不影响处分行为的债权效力。
二、无权处分行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
分析完了无权处分制度的相关概念后来看一下无权处分行为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以上对合同法第51条的理解，我们可以知道，该条款中的“处分”指的是“无处分权的人”订立的合同。
第一，“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有效。”可以看出，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在于权利人，也就是说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在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
如有学者认为，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如果未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在合同成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合同应被宣告无效。”[*2]另如学者在解释合同法第51条时指出：“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在权利人拒绝追认和处分人事后未取得权利的情况下是无效的。”[*3]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不区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而是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一体把握的，所以第51条不能称之为“行为有效”而应该是“合同有效”。我们所说的无效就是指无处分权的人订立的合同无效，而不能说订立的合同有效而仅仅处分的这个行为无效。我国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主义，也不采取独立的债权行为主义而是采取一种折衷的主义，将物权行为即处分行为和债权行为即负担行为同时考虑，所以具有处分权是债权行为的生效要件，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债权合同不发生效力。承认合同无效并非必然导致行为无效。无处分权的人订立的合同没有得到权利人的追认也没有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但是如果已发生标的物移转的交付行为，动产已交付，不动产已变更登记，而且买受人在与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及之后的交付行为发生时是善意的，则这个交付行为可能有效，善意买受人可以以善意取得来对抗权利人的追回权，交付移转的行为实际上有效。
因为买卖合同是无权处分的典型行为之一，我们以买卖合同为例。合同法第130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135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依据这两个条款，买卖合同的效力包括了标的物出卖人交付和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由此可见：1)买卖合同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合意，即是折衷主义的体现。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直接依据买卖合同而无须在买卖合同之外。2)买卖合同中要求出卖人对出卖之物有处分权。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出卖人有权处分。”不属于出卖人所有或出卖人无处分权的物，不构成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也就是合同法不承认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效力，即合同无效。
第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有效。权利人未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没有取得处分权，合同无效。所以无处分权的人订立的合同在权利人未追认之前是处于一种效力努力待定的状态。
无权处分行为在得到补正之前当然无效，这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也是与民法保护合法权利相一致的，是保护权利人权利的必然要求。但是，法律上也有例外规定，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可以经过权利人的追认而成为有效合同。这是因为如果承认无权处分的效力则会对权利人造成损害，与我国民法原则也是相违背的，但是权利人在无权处分行为订立合同后作出追认，这说明权利人同意了这一合同内容，且该行为对权利人无害，所以可以承认其效力。
我国合同法不允许处分他人财产，这首先在静态上维护了财产的安全，一旦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了他人财产，损害了权利人的权利，损害了财产安全和交易安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促进交易，规定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待定，没有得到权利人追认的合同为无效的合同，这在动态上维护了财产的安全.由此可见，无权处分合同为无效或效力待定。
三、无权处分行为与善意取得制度
无权处分行为涉及到无处分权人与相对人，无处分权人与财产权利人，财产权利人与相对人三层民事法律关系，所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问题。如果无处分权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完全取决于权利人的追认。那么只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权利人的财产权而损害了相对人的权利，它只能解决权利人与相对人的关系，而且这对我国合同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原则也没有给以同等的重视，与我国民法维护利益均衡的宗旨相矛盾。所以在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待定的前提下，也要结合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善意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这就要分析一下合同法第51条与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关系。
无权处分制度在合同法中解决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善意取得制度在物权法中解决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问题。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在未经权利人追认时，原不生效力，这使交易相对人非常被动。而善意取得制度旨在创设例外，从而可能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这也是符合立法的利益均等原则的。将合同效力系于相对人的善意取得或恶意取得，在我国合同法第49条表见和第50条越权的规定中也有所体现。据此，在无权处分制度中不妨也引用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显然不存在该问题，当权利人不追认而使合同无效时，如果受让人为善意取得，则可以取得该财产。如果受让人为恶意，包括与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时明知其不具有处分权而与其订立合同或者订立合同时为善意但在之后的实际占有标的物所有权时已明知其不具有处分权而仍移转占有该标的物的，受让人均要负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如果对权利人造成损害的，无处分权人和恶意受让人都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判断无权处分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1条，在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判断权利人可否从买受人处取回标的物，应当依据善意取得制度。但是，上并无明文规定，所以，在案例审判中会在适用法律上出现两种做法。让我们试看这样一个示例：
B将A委托其保管的某物卖给C，C并不知该物的所有权属A，C取得该物是善意取得。A发现此事后向C追讨未果，因此提起诉讼。本例事实很清楚，双方均无异议，但因适用法律不同则会出现两种做法：一是不考虑善意取得制度，依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B与C订立的合同因为权利人未追认B也未取得处分权，所以合同无效。依据第58条“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所以C应向B返还该物，A基于与B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可以要求B返还该物。二是采取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C获得该物所有权，A只能依据B的侵权行为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这两种做法本身并无优劣之别，但在实际的交易环境中则各有不足之处。上面的示例很简单也很清楚，仅涉及保管合同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但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交易链条可能很长，租赁、保管、买卖、赠与等各种合同关系都可能出现，我们按一的做法一一去追回去实现势必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而且标的物移转的范围越广交易安全也就越得不到保障，权利人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造成的损失更会是金钱所无法弥补的。而采取第二种做法，则要面临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两制度的冲突问题。民法的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合同
有效为前提，因为善意取得为了保证利益均等保护交易安全而设定的，所以只有在交易行为合法有效时法律才有保护的必要。而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合同或效力待定合同，所以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但是，善意取得制度在维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的安全方面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制度在其他各国的民法、物权法等相关法中均得到了重视，在解决合同法第51条时，我们可以扬长避短，将两种制度适度地结合起来，这样在调整法律关系，保护交易安全，提高诉讼效率和质量上可能会更有帮助。在对第51条无权处分制度理论理解上有意识地扩大导致合同有效的条件，除了权利人的追认和无权处分的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可以导致合同有效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区分买受人善意、恶意的基础上来确定合同实际效力。如果买受人符合善意取得制度，则合同实际有效，买受人可以以善意取得制度来对抗权利人的追回权。如果买受人为恶意，则买受人要返还不当得利，权利人享有追回权。这样，一方面保护了权利人，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善意买受人，保护了交易安全，纠正了过于对所有权的看重，从而不至于买受人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性。同时也协调了无权处分制度与善意取得的关系问题。
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实际案例的审判过程中，法官会有一个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法官审判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只要有法有据，公平合理，且兼顾各方利益则都无不妥。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典型案例的审判经验却有助于法律制度的进步、法律体系的完善。
另外，根据侵权行为法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当权利人的财产因无权处分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而在法律上灭失时，权利人有权请求无权处分人赔偿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例如，买受人为善意时，权利人不能请求买受人返还财产，而能请求无权处分人赔偿损失。这样就解决了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利益冲突。其次，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公平原则也向合同法第51条提出了缔约过失责任的问题。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诚信原则而造成的，它实质上保护的是无过错一方因合同不能成立而遭受到的一种损失，即一种信赖利益，为此过错方要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42条、第58条均有所体现。于此一来，也可以成为解决无处分权人与相对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依据。
四、结束语
以上表述，合同法第51条的表述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其涵盖的相关概念及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制度却非常丰富且争议颇大。同时，由于两大法系的存在及同一法系中不同国家的立法思想的差异，所以又出现了各国对无权处分行为的不同解释及效力问题的不同认定，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不能闭门造车，这就要求我们有选择地借鉴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观点，以我国立法思想为基础，通过、、国外的法律制度及法律体系，从而扬其长避其短很好地为我所用。
[注 释]：
(*1)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编著《合同法解释与适用》（上）第216页
(*2)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301页
(*3)江平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第42页
[]：
1、朱建农---无权处分与买卖他人之物的效力
2、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条 2000、1、8 〈人民日报〉
3、无权处分行为与无权处分合同
4、对合同法五十一条的释义
关键词：不可抗力；情更；合同解除；合同变更
中图分类号：P9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3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93-03
一、不可抗力与情更的比较法研究
不可抗力作为一项传统的民法制度，在世界各国都予以采用。其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不可抗力当初是作为债务人承担无过失责任场合的免责事由而存在的。[1]在《法国民法典》中，不可抗力规定于第1147条：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不应归其个人负责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个人方面并无恶意，债务人对于其不履行或迟延履行债务，如有必要，应支付损害的赔偿。且在《法国民法典》中，一般对不可抗力和偶发事故（一般认为是情更）并不做严格区分。[2]而德国的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则力图将情更与不可抗力区分开来。[3]虽然使各国制度有所不同，在对早期的罗马法严格的形式主义进行改进以后，不可抗力便广泛被各国立法所承认，此乃不争的事实。然而，情更原则与之不同，并非放之各国而皆有。从前述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在大陆法系中，法国也未明确界定情更之制度，而在英美法系中，则由合同落空制度来进行调整。
在我国合同法立法过程中，对于是否要将情更写入合同法，曾有过巨大的争议。统一合同法草案数易其稿，最终出于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没有写入情更制度。[4]然而，自合同法出台后，尽管中西方法学界对中国合同法评价甚高，但未引入情更制度始终为人所诟病。在司法实务中，往往只能适用公平原则以及诚信原则来进行调整。但诚信原则较为笼统，反而给了法官更大的裁量权以及带来更不确定的适用结果。从而违背了不设立情更的原意。鉴于此，在法释〔2009〕5号第26条明确将情更引入：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应当说，从情更没有在立法中予以规定，到最终通过司法解释确立制度，是对现行合同法的一个重大改进。证明了不可抗力制度及合同法相关制度确实在合同基础动摇，需要对合同予以变更之时力不从心。而情更原则正是对此的良好补充。问题在于，合同法中原来关于合同变更和解除已有相应制度，新增情更原则，必然对原有制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理顺其中的逻辑关系和适用顺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情更和不可抗力是否是完全排斥的两种制度呢？本文的观点是否定的。
二、对《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将不可抗力排除于情更的批判
在法释〔2009〕5号中第26条的表述中，不可抗力被明确排除在了情更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以至于很多论文、专著在讨论情更和不可抗力的时候都试图将其完全划清界限。而本文认为，在具体制度应用上属于情更还是不可抗力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伪命题。因为此二者虽然属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但无论从文义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立法目的的角度出发，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竞合的现象，将其截然对立，完全区分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有损于立法的统一和逻辑。
首先，比较两者的定义。不可抗力，在我国法律上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参见《民法通则》第153条、《合同法》第117条第2款）；而法释〔2009〕5号中第26条的表述中情更的定义为：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单从此两定义来看，情更的范围确实要大于不可抗力。但如果以情更和不可抗力作为相斥的情形为前提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不能预见的客观情况如果能够避免，能够克服才属于情更，因为如果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也属于情更的话，那么情更和不可抗力就无从区分了。而这显而易见是不合常理的。事实上，不能预见的往往和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是相伴而生的，将其断然割裂成为一种独立的情况不符合当前的司法实践，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种情况下，我国也有学者已经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合同法上的一个明显的漏洞。[5]而对情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的其他区别，因前人所著论文已多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对情更和不可抗力做对立的区分还会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应当注意，不可抗力在作为合同法上解除权产生的一种制度之前，首先是一个民法上的概念，规定在民法通则中，也就是说，不可抗力在通常的理解上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民法中的一种概念，可以看做是一种法律事实，渗透于民法中债权的方方面面。正如有学者语：不可抗力是跨越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的重要概念。[6]其次，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合同法中事关解除权的一种重要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适用则毫无疑问是以作为法律事实概念上的不可抗力的发生为基础的。而情更则仅仅是作为合同法的一种原则。在此语境上，不可抗力与情更两者本属不同性质的法律概念，因此，作为法释〔2009〕5号中第26条的表述中其两者截然对立的结论绝非是先验的，而只是人为的硬性规定。正如韩世远教授所言，最高人民法院的本意可能在于有意识地区分不可抗力制度和情更原则。但因尚未真正界分二者反倒弄巧成拙，不适当地缩小了情更适用的范围。[7]事实上，民法中多种概念交叉并存、互相覆盖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不当得利与善意占有、恶意占有、侵权、合同等多种制度有所交叉，但并无绝对排斥他们相容的必要性。因此，本文认为，法释〔2009〕5号对于将不可抗力排斥于情更之外在逻辑上存在引起歧义的可能，在实践中也无此必要。
三、不可抗力构成情更原因时的处理
当不可抗力可能构成情更的时候，对于合同双方以及人民法院来说，又该适用何种制度呢？是允许合同法94条的解除权的适用，还是适用法释〔2009〕5号中第26条的表述中情更原则呢？对此崔建远教授尽管对将不可抗力排斥与情更做出绝对区分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在此问题上仍然于从不可抗力的程度上试图去区分两者的适用。崔建远教授认为：关于情更原则和不可抗力之间的关系，正确的理解应为不可抗力的发生未影响到合同履行时，不适用情更原则；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时，在德国法上由风险负担规则解决，在我国法上发生合同解除，也不排斥风险负担，亦不适用情更原则；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十分困难，但尚未达到不能的程度，若按合同规定履行就显失公平，方适用情更原则。[8]韩世远教授对此也持大致相同观点。[9]对于此种观点，本文认为，其逻辑严密且在实务中具有较大可操作性，唯不足之处在于，何为困难，殊难界定。现代社会经济形势瞬息万变，若强求区分不可抗力与情更的适用情形，一则对合同双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二则由于两者并非完全相同的合同制度，在法律适用上难免会产生一定的混乱。如韩世远教授将情更与不可抗力都列入合同履行，而崔建远教授将情更列入合同履行，不可抗力列入合同解除制度。本文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并且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来看，此两种制度在法律效果上亦有重合之处，如情更亦可导致合同的解除。此外，两者的权利性质在学说上亦有不同：情更原则多认为属请求权，倘若其导致合同变更或解除也是由法官或仲裁机构予以裁决而致；而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则多认为是解除权，具有形成权的性质。因此如果对两者适用在区分上有如此之高的要求，则由于两者在权利性质上的差别，无疑会导致在风险负担、责任承担、抗辩权的存在方面产生众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不能真正起到两种制度各司其职的作用。
对两种制度的法律效果及行使模式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各国对于合同解除的模式规定不一。德国法系认为此种情形下，合同当然且自动消灭。此种方式固然整齐划一，但不免失之过简。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则由法官进行裁决。在我国立法上，该种解除权为形成权，通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即当事人尽到通知义务即可产生。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使合同尽可能有效，尽可能予以履行，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本文认为，从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出发及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在两者适用处于较为模糊的境地有可能产生竞合时，赋予情更原则以一定的优先地位，即：当一方因不可抗力之原因业已主张情更原则时，另一方不得以不可抗力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换而言之，此时，合同解除权消灭。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赋予的是当事人的形成权，然而当同一事由已进入司法裁判阶段，则该种权利的行使当然受到限制，若非如此，司法裁判结果则可能出现有悖于形成权行使的结果，有损法律尊严，破坏法律统一性。因此从法理上而言，亦当如此。
当然，这种所谓情更“优先于”不可抗力的情形，仍需要以情更先行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作为前提。在此种情形下，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解除权虽然消灭，但是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作为合同解除的理由或者说是抗辩并不消失。合同的当事人仍然可以援引不可抗力。
综上，本文认为法释〔2009〕5号中第26条表述将不可抗力排除于情更原则的适用，无论在文义解释还是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中更是造成了认知和适用上的困难。而在实际中如果产生了因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情更，本文认为，若合同当事人以情更原则为由向法院提请予以变更，则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行使之解除权当然消灭。此种情形也从侧面佐证了将不可抗力排除于情更原则完全是不适当的。
参考文献：
[1] （日）奥田昌道.债权总论（增补版）[M].悠悠社，1992，125.
[2] 史尚宽.债法总论[M].台北自版，1954 .
[3] 见《德国民法典》第157条、第242条及1924年的《第三次紧急租税令》、1925年的《增额评价法》、1952年的《法官契约协助法》.
[4] 此外在起草过程中亦有人认为不可抗力制度可以覆盖情更制度，故无设立情更之必要
[5] 崔建远.合同法（第5版）[M].法律出版社,2010，129.
[6] 叶林.论不可抗力制度[J].北方法学,2007，（05）.
[7]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3版）[M].法律出版社，2011，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