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1 03:55: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消费者权利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1978至2004的26年中，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断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于是，我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问题进行了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个“时代”做出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具体而言，我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最终我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这四种理论模式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据此，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那种“现代化范式”具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支配了中国法学的研究，甚至使中国法学的研究意识不到这种支配？或者说，“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在中国法学研究中究竟是如何不加反思和批判地被误置为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在本文中，我将以 “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为个案，对此做出比较具体的考察和说明。
我之所以认为“消费者权利”与针对中国法学研究的讨论具有相关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法学研究与中国现实生活中切实面对的“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典型地说明中国法学所陷入的困境。我们将看到，一方面，中国法学对于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个日益突显的现实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有限的围绕“消费者权利”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也都带有严重的“都市化趋向”和“部门法学科趋向”，以西方法律中的概念或法条来“裁量”或“量度”中国“消费者权利”问题上的具体现实。也就是说，在中国法学关于“消费者权利”的研究中，作为研究出发点和依凭所在、并赋予它以根本意义的“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的要素，不知不觉中被消解掉了，中国法学研究中的“中国”因此而严重缺位。
为什么“打假法律越‘完善’，造假案件越泛滥”
就“消费者权利”在中国体制方面所受关注的程度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指出：
第一，自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把每年的3月15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始，广州于1984年9月便成立了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同年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正式成立。1987年9月，中国消费者协会被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接纳为正式会员。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仅包括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甚至还包括分散在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法规中相关的规定或条款。再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法律对消费者所享有的下述九项权利进行保护，即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每年3月15日展开的“消费者权益日”运动，国务院领导的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联合行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并由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共同制定《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以及展开的各种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行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颁布的一批有关打假的司法解释，各省市持续开展的“百城万店无假货”和“清柜台”等活动，以及创建“购物放心店”、“放心街”、“放心市场”等活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国各阶层应有的关注。
但是与此同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不见收敛，反而呈现出了日益猖獗之势。一如我们所知，卫生部于2002年底公布了当年的十大食品制假售假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又于2003年公布了当年的造假案例。近来，关于假冒伪劣食品的新闻，更是越来越直逼人类生存的安全底线：藏着吊白块的米粉、饱含生长素的豆芽、劣质婴儿奶粉、氨水泡制的粉丝、敌敌畏浸泡的火腿、死猪肉制作的肉松、添加工业冰醋酸的老陈醋、“福尔马林”浸泡的水发食品、工业盐腌制的泡菜、用色素养出来的红心鸡蛋，乃至韭菜、香肠、肉丸、饺子、竹笋、酱油、瓜子、果丹皮、黄花菜、饮料、烟酒等日常食品都可能含有不同程度的毒物质。
面对这种逆向发展的情势，亦即我所谓的“打假法律越‘完善’，造假案件越泛滥”的情势，我们必须做出直接且严肃的追问：为什么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之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之运动越来越“彻底”的情况下，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却反而呈现出日益猖獗之势？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中国法律问题和中国法学问题，或者说，这既是一个极具中国性的“问题束”，也是“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法学因受“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不关注中国现实生活的典型性之所在，因为从理论上讲，其间还隐含有至少这样几个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第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屡禁不止并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情势，在我看来，乃是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冲击下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困境紧密相关的。这是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特有问题，因为在西方现代社会影响下的中国，一方面，那些以西方现代化社会之景象为基础的各种新的预期和希望；而另一方面，由这些景象而形成的对贫困和低水平生活的强烈意识，都经由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渲染和强调而变得更加突显了。这些新的预期和希望以及这种强烈的贫困意识，在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不可能急速扩大财富以满足大众需求的情形下，除了导致广大民众竭力想摧毁或改革那些造成匮乏的现行经济结构以外，在无法以合法的方式迅速致富的情势下，还会转换成另外一种趋势，即以“低成本”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方式达致迅速致富的目的。
第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的日益猖獗，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两大趋势：一是迎合中国“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主要制售“假冒伪”的中高档时髦产品，二是抓住中国依旧是一个以农民和贫困人员为主要人口的社会而主要制售廉价的“劣”质产品，而其间则以食品和药品为重。必须承认，上述第二种趋势更是“中国”的，而且也是对消费者生命权利侵害更大的，因为我认为：
首先，中国迄今为止的消费者组织或机构都有明显的“都市化”趋向。法律法规或相关的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运动也都有着明显的“都市化”趋向。因此，无论是在数据的统计上，还是在法律法规的针对性上，它们也主要是与中国的“都市化”相应和的。显而易见，这种“都市化”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归根结底中国即是由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新兴的“贫富差距结构”构成的真实社会。
其次，与上述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劣”质食品和药品正在大规模地流向贫困的地区和农村。一如我们所知，“劣”质食品和药品的特征不仅是廉价，而且这些“劣”质食品和药品往往不会马上表现出它们所具有的毒害，而等到人们发现这些毒害结果时，已经对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这里的要害之处在于：这些“劣”质食品和药品不仅会极容易侵害到每个正在食用食品和服用药品的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更会因其价格低廉而流向低收入阶层，尤其是流向贫困的中国农民阶层。
第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屡禁不止并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情势，在我看来，还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监管和地方司法机构执法缺位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大规模的恶性食品或药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往往是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在某个环节的监管出了问题。在众所周知的山西白酒中毒事件中，无疑表明了地方政府部门对工业酒精销售监管的缺位：不法商贩勾结地方政府个别官员，致使工业酒精随便售卖，然后一兑水就变成了侵害人命的散装“白酒”。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一、大规模的、专业化的、灾难性的假冒伪劣商品生产活动往往是在相关地方政府部门保护下形成的；二、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的活动也往往能够得到当地工商等市场监管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保护（比如王海发现的大连销售伪劣电缆电线的公司正是被相关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予的“质量信得过单位”称号者）；三、地方政府部门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以罚代刑（比如2003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16.14万件，案值18.86亿元，但是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仅有191件），而这实际上是在与制假售假者进行“共谋”，纵容制假售假者在罚款的“制裁”下继续制假售假，甚至为地方部门或政府官员个人谋利益。
所有上述现象都表明，在中国保护“消费者权利”方面，一个核心的维度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执法质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针对性：这里不仅涉及到地方政府部门监管力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的权力本身进行制约，以及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做法进行追究和制裁的问题。
法学家们的“空中楼阁”
显而易见，“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或者说，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乃是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一种 “活的”、日常的、每时每刻都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问题，更是关涉到中国在当下的特定时空中所不得不直面的一个具有中国性的“问题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对中国法学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状况做一番分析和检讨。根据本文的论旨及结构安排，我选择分析和检讨的，乃是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中所发表的有关消费者权利的论文。
就CSSCI历年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而言，1994年至1998年共收录17种法学期刊：《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1999年又增加4种法学期刊，2000年再增加1种。至此，CSSCI共收录了22种中国法学期刊。
在对这22种中国法学期刊进行检索以后，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这些法学期刊（其中的18种）在这个期间共发表文章3245篇，而在篇名中直接表明讨论和研究“消费者权利”问题的论文仅有25篇。即使在这仅有的25篇文章中，在笔者看来，还有6篇论文与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无甚关联，即《关于启动消费需求的税法思考》、《试论消费信用合同的“冷却期”制度》、《大力培育我国的教育消费市场》、《欧盟消费者销售法指令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比较》、《欧盟统一大市场中的消费者保护一体化研究》和《论西方消费者保护法的历史演进》等论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法学论者对中国人时刻面临着的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个现实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第二，再就CSSCI所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发表的那些讨论“消费者权利”问题的论文来看，我认为，它们主要是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其论述的，即如何理解“消费者”、如何界定“生活消费”、单位是否为“消费者”、“知假买假”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等问题。因此，从这些论文讨论的重点来看，我们大体上也可以认为：
首先，这些法学论文表现出了一种与消费者组织、有关消费法律法规或打假运动相同的明显的“都市化”趋向，亦即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把原本复杂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与“贫富差距结构”重合的社会做了一种盲目比照西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同质处理；从本文所选择的这一具体个案来看，那些信奉“现代化范式”的中国法学研究者实际上是把“消费者权利”当成了一个“同质”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把“消费者”视作一个“同质”的现代主体。因为无论是在案例的选择上（比如“王海打假案”、“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等），还是在论题题域的限定上（比如“定式合同”、“房地产”、“电子商务”、“知假打假”等），他们都在很程度上遗忘了“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在中国的农村或贫困地区与在中国的发达都市或地区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根本上忽略了“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实际是在中国的农村或贫困地区――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困境。
其次，这些法学论文大都出自部门法论者（尤其是民商法论者）之手，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不仅在较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了中国法学在对待具体论题（比如说“消费者权利”）时往往具有的狭隘的“部门法学科趋向”（在这一方面，中国法学中的“法条主义”论者之所以研究“消费者权利”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其部门法所处理的问题；而类似于“权利本位论”的论者之所以不研究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属于部门法），而且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突显出了中国法学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淡漠。
再次，这些法学论文所关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消费者”概念的明确性、有关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在逻辑上的自恰性、在调整范围上的确定性、以及消费者权利在种类上的完善，而不是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更奢谈去研究和追问“消费者权利”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安排或地方政府制度中，为什么总是不能得到很好保护这样的“问题束”了。
最后，这些法学论文基本上都以一种笼而统之的方式对待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这些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违法活动，而根本意识不到制售“劣”质食品和药品要比制售“假冒伪”商品更是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大恶”，对于广大只能消费廉价食品和药品的贫困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更可能是中国“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国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生成的各种新型权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结构”下的广大中国农民或贫困者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实权利；更可能是“大写”的人权，而不太可能是 “活的”、日常的、每时每刻都关乎到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体权利；更可能是西方式的“陌生人社会”预设下对法律的配置和普遍运用，而不太可能是中国“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同时共存的情形下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更可能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和注释，而不太可能是赋予这种逻辑或注释以生命力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生活。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
一、金融消费者的涵义
我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部门对于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没有统一规定。日本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可以这样理解，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健全使消费者保护缺乏依据
现行的金融立法多侧重金融机构的安全与效益，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少于规定。我国没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目前仅有的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然而这两部法律中并没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概念，更没有如信息披露、权利救济等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具体规定。
(二)“混业商品”的保护缺位
随着金融业产品不断创新，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推出了兼具多重特质的“混业商品”，混业商品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金融消费者热衷购买的商品。①然而我国的机构监管模式下，各机构往往按照各自所属监管部门的要求来销售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从而“混业商品”与相对于单一功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就出现了保护缺位，以至于真正出现纠纷时，如何解决成为难题。
(三)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损害消费者权益
相较于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在产品性质、价格以及质量等方面存在信息劣势。一些金融机构避重就轻，少披露或不披露对金融商品销售不利的信息。如在一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时，不披露或介绍时对产品风险一笔带过，一味鼓吹其收益，误导消费者做出不当的购买决定。②
(四)金融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缺乏
随着金融商品和服务逐步由储蓄、保险、股票向投资、理财、信托转移，金融消费者面临着更高的专业壁垒，对金融知能的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具备金融常识，了解金融法律法规，还需要学习使用金融工具，熟悉金融市场运作。然而，目前我国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金融消费者普遍缺乏金融专业知识，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低收入消费者人群。这些消费者仅凭有限的了解做出购买金融产品的决定，往往出现利益受损的后果。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在现行金融立法中，明确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增加金融消费者的民事权利，金融机构诚信、保密义务以及金融机构民事责任承担的内容。在基本法律中规定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原则、含义、范围等内容，在一般法律中，对程序性问题和基本制度问题作出详细规定。未来制定专门性法律法规，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更深入、更广泛地统一保护金融消费者。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另外，建议针对近期在金融领域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中出现金融创新业务，尽快修订现有法规或制定专门法规，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创新要求。
(二)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间协调机制
分业监管体制下，“一行三会”设立了各自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机构间职责分工不清楚，联系较为薄弱，亟待建立各保护机构之间协调机制。③建议通过国务院立法形式规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施细则，确立该机制的国务院领导地位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牵头”作用，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目标之一。
(三)完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
应学习西方国家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说明义务、金融风险的揭示义务、和对涉及消费者重要权利事项的告知义务。制定各领域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标准，包括真实、准确、完整性标准、易于理解性标准、时间性标准等。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力度，确立民事赔偿责任，并加强执法力度，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四)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及各派出机构总体协调、协会全程协助、服务机构直接负责”的三位一体机制，为消费者提供公正的，系统的，实用的金融知识教育和咨询服务。④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多媒体渠道，引导消费者识别金融产品设计、销售各环节的金融风险。针对规模庞大的网民，可以通过开设并维护金融教育网站，为网民提供开放式的图文并茂的免费金融教育活动。
作者:马越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林玲．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5．
②赵煊．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论文摘要：商标法是在商标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选择和整合以实现一种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为实现这种平衡，在商标法的制度设计上，商标权的保护不仅是为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同时也要注重对消费者权利、在先权利的保护，对商标权进行适当的限制，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最终达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在商标法中，法律调整的利益关系可以分为商标权人的垄断利益和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其中后者被泛称为社会公共利益。商标权的保护不仅是为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同时也注重对消费者权利、在先权利的保护，对商标权进行适当的限制，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最终达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虽然商标法的内容并不全部限于这种商标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仍然是最核心和最具有实质性的内容，是商标法在社会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商标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大体维持了在商标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一、商标权与消费者权利之间的平衡
商标所有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具有利益的趋同性。对于商标所有人而言，商标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为引导消费者区分其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与其他生产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区别，并购买以使其获利；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利益则来自于运用商标来识别不同的商品，从而降低了购买成本。消费者在商品的使用过程中对商品品质的认可逐渐转化为对商标品质的认可。而这一转化正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使用商标所追求的效果。因此，商标成为二者相互依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桥梁，购销双方都希望维护商标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商标所有人与消费者之间又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性。消费者对商标的认同源于对商品品质的认可，但商标品质不完全与商品品质相符。为了降低成本，生产经营者有可能利用优质商标来销售品质较差的商品。此时，商标对消费者的引导价值就会降低，甚至产生误导，消费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商标法的重要公共利益目标。如果商标保护脱离了消费者利益，那么商标的作用将无法发挥，商标制度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商标法在保护商标权的同时，法律要求商标权人必须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中国商标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
1.保障消费者免于被混淆或者欺骗。商标法在确保商标所代表的商品来源一致和质量一致的基础之上保护消费者利益。商标管理机关有权对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如果使用注册商标，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进行处罚。
2.就商标许可而言，强调许可人对商品质量和性质的控制。从商标权本身来看，商标权人在享有商标专用权的同时，也承担了担保所有合法带有统一商标的商品应具有相同质量的义务。防止商标在使用许可时发生质量问题，是商标法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商标法》第40条规定要求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表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
3.从商标侵权制度来看，商标法同样关注对消费者的保护。商标法是根据商标对消费者的影响而定义商标侵权的，判断商标侵权时普遍适用的“混淆标准”就是看被控人侵权对相同或类似商标的使用是否有可能会给公众带来混淆，最终即是以消费者利益为评判标准的。
二、商标权与在先权利之间的平衡
在先权利是指在商标注册申请日前已经依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注册商标专用权与著作权等其他在先知识产权和其他民事权利易于发生权利冲突。商标权注册人为了增加商标的显著性、可识别性和美誉度，会善意或恶意地使用已经具有一定价值的载体，如他人的姓名、肖像、著作权、商号、外观设计等作为自己商标的构成元素，这些在先权利暗含着原权利人的创造性劳动，已经有了特殊价值，将其用于商业领域，使消费者容易认可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特有的品质和特性，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先天地就可以获得很高的商誉，使得较少的市场投入，能获得较大的产出，这样就会涉及与他人已经存在的在先权利的冲突。合法在先权利的保护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此消彼长。
在发生权利冲突时，产生在先的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保护在先权利是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也是解决商标法上的在先权利问题应遵循的一项原则。因此，在解决商标领域的权利冲突时，必须遵守公平和诚实信用等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对民事主体的合法在先权利给予法律保护。在商标权人和社会利益中，既要考虑商标权人的利益,还要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商标权人不得以自己的行为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中国商标法对在先权利保护主要体现在：
1.把是否损害他人现有在先权利作为商标注册时的审查内容。中国《商标法》第9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第31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2.侵犯他人现有在先权利的商标得被撤销。《商标法》第41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
但中国商标法及实施条例均未对在先权利进行详细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商标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又层出不穷，商标法应修改在先权利的条款，明确在先权利的范围，并确定损害在先权利的标准。
三、商标权的保护与促进有效竞争之间的平衡
对于特定的商标所有人而言，不特定的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也是社会利益的体现，但二者之间的利益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一方面，一旦某个生产经营者作为商标所有人对某一商标取得商标权后，其他生产经营者对于类似标记的使用必将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其利益受损，这是商标专用性、排他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其他生产经营者可能会假冒或模仿他人具有良好声誉的商标促销自己的商品，侵犯该特定商标权人的利益。因此，在生产经营者之间，商标法既要保证商标权人不受违法竞争者的侵害，同时也要禁止商标权人滥用权利侵害相关生产经营者的利益。
1.在商标申请注册时，防止商标混淆，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在商标申请注册时，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申请注册的商标，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对于是否造成混淆或误导，其标准也是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加以判断。
2.明确商标侵权行为，禁止利用商标进行不正当竞争，以维护有效竞争秩序。《商标法》所列举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商标权人的权益，也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商标权的扩张与商标权的限制之间的平衡
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观念的快速更新，商标本身的形式和功能也在发生根本性的演变。商标从权利的地域范围、客体和保护力度三个方面不断扩张。商标法的发展史几乎是商标所有人权利的扩张史。当然商标权的扩张是对时代变迁的正确回应，强化商标权的效力是商标法发展的合理趋势。
然而，无论怎样变化，商标的基本功能是保护商标对产品或服务来源的正确区别，商标权人对商标受保护的权利范围也不能超越商标的区别功能。知识产权法律并行不悖地承担着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职能，体现在制度构成上即形成了“权利人的权利”和“权利限制”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完整体系。权利限制是法律为达到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设计的一种制度。商标权利的扩张只是商标法律制度发展的一面，而另一面就是对商标权利限制的强化，以防止一旦异化的商标权对公众利益的不当侵蚀。商标法应当始终在对商标权的强化与限制中追求私权和公益中的平衡。
商标权的权利限制在中国现行商标法中没有规定，这一现象与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形成鲜明对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中国商标权限制制度的缺失和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商标权人滥用其权利，造成商标权人与其他人的权利冲突日益尖锐。从各国立法和国际公约来看，商标权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商标合理使用、商标权的用尽、商标先用权等。建议在中国的商标立法中增加商标限制条款，商标权人无权制止第三方在下列情形中对商标的使用：
1.以善意的合理使用的方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或其商品的名称、形状、品质、功能、产地或其他有关商品或服务本身（特别是零部件用途）的说明，附记于商品或服务之上，非作为商标使用者。
2.他人在商标注册申请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在同一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者。在先使用人应以原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为限。商标专用权人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标志以示区别。
3.带有注册商标的商品，经商标权人或其许可人同意进入流通领域后，商标权人不得就该商品主张商标权。但为了防止商品变质、受损或有其他正当理由的除外。
4.非商业性的使用，如新闻报道、评论、字典等参考书中的使用以及滑稽模仿等。
参考文献：
[1]王莲峰.中国商标权限制制度的构建[J].法学，2006，（11）.
[2]谢婉婷.商标法中的公共利益[J].电子知识产权，2007，（3）.
[论文摘 要]本文旨在对旅游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进行探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一些新构想，以期对规范旅游市场和实现旅游市场的制度化、法治化、和谐化有所裨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呈快速增长趋势，已成为21世纪的一项“朝阳产业”。诚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旅游消费维权意识已基本深入人心，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旅游消费者是旅游业发展的生命线，如果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最终会使旅游业得不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文以创建和谐旅游为基点，对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若干问题展开探讨，以促进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
1 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国内对旅游者的界定，通常认为“旅游者是指离开常驻地到异地，时间不超过一年，进行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探亲、访友或其他形式旅游活动的人”。众所周知，旅游活动由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组成，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消费活动。因此作为旅游消费活动的主体，旅游者除了具有旅游者的特性外，还具有消费者的特性。旅游消费者从法律本质上讲就是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由此，本文认为旅游消费者是指从旅游市场购买、使用旅游商品或接受服务，满足旅游需求的人。
旅游消费者权益是指受国家旅游法律、法规或有关制度所保护的不受非法侵犯的旅游者的权利或利益。具体而言，旅游消费者的权益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安全保障权，即旅游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享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二是知情权，即旅游消费者在购买旅游商品时对旅游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内容享有了解真实情况的权利。三是自主选择权，即旅游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旅游服务的经营者。四是公平交易权，即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享有获得公平交易条件和公平交易结果的权利。五是获得赔偿权，即旅游消费者因接受旅游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时，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六是受尊重权，即旅游消费者在接受旅游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和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2 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理论分析
2.1 “和谐社会”理念，要求构建和谐旅游
和谐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它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旅游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构建和谐社会呼唤和谐旅游，和谐旅游又是推动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不可否认，侵犯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便是旅游不和谐的声音之一。它不仅阻碍我国旅游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不利于和谐旅游的构建。因此，构建和谐旅游与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和谐旅游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旅游消费者参加旅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良好的旅游经历来满足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如果在旅游活动中，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将会影响旅游消费者获得精神愉悦的程度，甚至会激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矛盾，这将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对和谐旅游的构建更是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和谐旅游建设的基本要求。旅游业只有向旅游消费者提供高质、优效的服务，把保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其工作的首要目标，理顺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保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有效地推动旅游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2 “以人为本”理念，要求以旅游消费者为本
所谓和谐旅游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旅游价值全面发挥和旅游各要素协调发展的新的旅游发展模式。科学的旅游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重要主体，因此“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到旅游消费法律关系中，就是要以旅游消费者为本，把旅游消费者放在旅游各项工作的主体地位上来，通过有效途径切实保护好旅游消费者的权益。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如果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必将打击其出游的积极性，对旅游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只有以旅游消费者为本，才能有效地保护好旅游消费者的权益，才能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科学发展。
3 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导致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旅游立法的原因
为了适应旅游业的发展，相关部门先后进行了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目前我国调整旅游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一种是通用性的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这些通用的法律法规，原则性规定较多，内容较为抽象，没有具体规定旅游业的相关权利义务，难以解决旅游纠纷中的矛盾，进而体现对旅游消费者的特殊保护。另一种是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包括《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旅游投诉暂行规定》等。但由于这些专门性的法律规范是由国家旅游局或地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其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在司法实践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与快速发展的旅游业相比较，我国旅游立法表现得相对滞后，至今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综合性的旅游法，这不仅不利于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3.2 旅游执法的原因
我国旅游行政执法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即旅游局或旅委会);二是国家、省、地市三级旅游质监所，个别旅游业发达的县级旅游局也成立了质监所，经过授权取得了行政执法权;三是旅游综合执法大队、执法大队或旅游监察大队，从公安、工商、旅游、物价、交通、文化等部门抽调人员，采取委托授权、集中办公、统一行动的方式执法。 转贴于
目前，我国旅游行政执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方面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行政执法水平不高。有些执法人员对行政法和旅游相关法规不熟悉，没有做到依法行政;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程序违法、结果不公正等现象。二是旅游执法经费欠缺。目前旅游执法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旅行社缴纳的质量保证金存款利息的一部分，经费的不足影响着维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的执法工作。
3.3 旅游消费者的原因
旅游消费者自身法律意识的薄弱，也是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之一。尽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旅游消费维权意识已逐渐深入人心，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旅游消费者在出游前，没有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旅游活动中享有哪些权利;当权利受到侵害可以选择哪些救济途径来维权;等等。由于旅游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差，导致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不能积极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4 完善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体系的建议
4.1 完善旅游立法
最完善的法律制度，应该是最有利于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与强大的旅游经营者相比较，旅游消费者处于弱势的地位，法律的天平应当向弱者倾斜。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加强对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规范旅游经营者的行为，纷纷制定了旅游基本法。而我国至今尚未出台旅游基本法，在立法上只是效力较低的旅游法规、规章和一些通用的法律法规，这不符合迅速发展的旅游业的要求。因此建议尽快出台旅游基本法，对旅游活动主体的权利、义务作出具体规定;完善旅游专项立法，如《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增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如《合同法》中实现旅游合同的有名化。通过建立完善旅游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为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对此立法部门应有足够认识。
4.2 加强旅游行政执法
加强旅游行政执法，是治理旅游市场秩序、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的又一重要环节。首先，应健全和完善多形式的执法渠道。如加强对旅游投诉的受理，提高处理投诉的效率;引导旅游消费者利用消费者协会的渠道来解决纠纷;积极争取参与综合执法、集中处罚权试点等。其次，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加强对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和执法要领的培训，进一步增强其法制观念，增强诉讼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最后，解决旅游行政执法经费问题。例如设立旅游行政执法专项经费，从物质上保障旅游行政执法的落实。
4.3 提高旅游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在旅游活动中，当遇到旅行社缩短行程，减少景点，住宿、车辆、用餐标准与合同不符，导游讲解差等问题时，怎样维护自身权益显得尤为重要。而实践中不少旅游消费者对上述问题采取了能忍则忍的态度，不清楚如何维权。对此，首先要开展旅游消费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教育。通过教育，让旅游消费者明白在旅游活动中享有哪些权利;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如何避免旅游消费陷阱;了解相关旅游消费维权的时效期限规定，以免延误最佳的维权期限等。其次，旅游消费者也应当重视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旅游消费者在参与旅游活动时，要选择有资质的合法旅行社，并同其签订旅游合同;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应注意保留旅游消费凭据;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
参考文献
[1]韩玉灵.旅游法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关键词：消费者协会 公益诉讼 消费者权益 制度
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
我国消费者受到侵害的案件往往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受害者范围广泛，如尼康相机事件，受害者遍布全国；其次是侵权者的多样性，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服务或规定；再者，侵权者和受害者地位的不平等造成消费者进行维权的成本较高。
大企业在金钱和专业知识上比消费者具有优势，因此按照原有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消费者即使多人因同一诉讼标的而可以采用代表人诉讼制度，但单个消费者的索赔数额较小，而侵权案件需要付出大量时间了解专业知识和取证并要承担案件由于举证不力而导致的败诉风险。正因为如此，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放弃维权，而很多企业也在这样的“放纵”下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变得有恃无恐，无疑扰乱了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
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扭转消费者的不利地位，我国于2012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在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55条中明确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以及有关组织，对于涉及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从而突破了我国传统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联系的规定，而在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7条中更明确赋予了消费者协会可以为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讼的权利。
我国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制度的缺陷
消费者协会属于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明确由消费者协会直接提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使得消费者协会突出了直接进行社会监督的职责，同时由于消费者协会对商品和服务有着更为专业的认识，有着专项的运营经费，在与侵权大企业对弈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更完善。但目前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仍然存在缺陷，体现在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只是确认了权利，但没有具体的实施制度。在维权行动中，即使消费者协会以自己名义帮助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如果缺乏具体实施制度，也势必会影响该公益诉讼的实践性，使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确定消费者协会的受案范围和类型、明晰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和权限、诉讼费用的来源以及对于判决效力的认定都是完善该法律制度的必要环节。
我国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受理案件的范围及类型
1.受理案件的范围。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了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由消费者协会以自己的名义帮助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但对于受理条件范围等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综合判断：
一是由侵权内容判断。界定消费者社会公益性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三章经营者的义务来进行判断，当经营者被投诉的内容涉及违反经营者的义务，投诉者又符合消费者的法定条件，则可以认定侵犯了消费者权益，然后从受保护法益判断。
二是由受保护法益判断。由于个人的诉讼请求往往针对个人利益，且请求的方式多样，消费者协会从单个消费者进行考察，很难判断公益性，将受保护法益作为判断基础，将不属于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个人利益诉讼予以排除，剩下的案件都属于侵犯消费者利益从而侵犯社会公益性的案件，最后消费者协会再对受侵害主体进行综合考虑。
三是由受侵害主体进行判断。建议全国县以上消费者协会之间联网式服务，当消费者受到侵害而向消费者协会进行反映时，消费者协会将投诉的内容录网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在资源贡献的前提下，各地的消费者协会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消费者受到侵害的理由是基于同一的侵权事实或者是基于同一类的侵权事实，如餐饮不得自带酒水之类的霸王条款时，则各地消费者协会可以将投诉合并，从而进行受侵害消费者的统计。考虑到消费者协会在受侵害的消费者人数较少时就提起公益诉讼无疑会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增加了消费者协会的负担，削弱了消费者协会对重大案件的关注；同时《民事诉讼法》中存在代表人诉讼，因此笔者建议，以50人作为分界线。当基于同一或同类侵权事实的受侵害消费者低于50人时，如需要进行诉讼，可以采用支持消费者提起代表人诉讼方式解决；当受侵害的消费者高于50人时，各地消费者协会汇总侵害事实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及中国消费者协会进行层级上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根据具体的事实自行决定，如果中国消费者协会发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存在相同或类似的受侵害者可以通知各地的消费者协会由中国消费者协会直接进行诉讼。
2.受理案件类型。根据消费者诉讼请求，笔者认为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行为禁止型诉讼。所谓行为禁止型诉讼在笔者看来是指对经营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但诉讼请求往往限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如要求店家停止“禁止自带酒水”的霸王条款或停止收取“包间费”的经营行为而进行的诉讼。对于此类案件，笔者认为可以由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因为此类案件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秩序的破坏，具有损害社会公益的普遍性，由消费者协会提讼具有预警性，目的是阻止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发生，更能体现对社会秩序的监管。
损害赔偿型诉讼。就我国而言，赔偿型诉讼是消费者侵权案件中的主要诉讼形式，由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正好可以弥补个人诉讼成本高、赔偿金额低的弊端，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赔偿型诉讼已经成为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新方向，例如日本在2013年2月11日，由日本消费者厅向国会提交了赋予消费者协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特例法案”，并对提请损害赔偿的种类进行了规定。
考虑到我国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尚属于初级阶段，可以借鉴日本法律制度来对损害赔偿型诉讼进行构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国现有的损害赔偿型诉讼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造成的财产损害赔偿；第二类属于经营者由于欺诈、主观上明知故犯而引发的高于实际损失的惩罚性赔偿；第三类是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造成的人身性损害赔偿；第四类是由侵犯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第一类和第二类损害赔偿都是基于违反了合同的基本义务，属于典型的侵权赔偿，因此属于可以由消费者协会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对于第三类、第四类损害赔偿诉讼由于涉及人身性质的赔偿，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诉讼不应由消费者协会提出，而应由消费者个人提讼。
（二）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构建
1.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和行政保护手段之间的关系。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其启动成本低，解决方案有行政强制力保证实施，比讼更为高效，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消费者协会提起的公益诉讼属于行政部门主管的事项，消费者协会应先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投诉，如果该部门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未在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则消费者协会可以自行决定向法院；如果公益诉讼的内容本身不涉及行政事项，则由消费者协会自行向法院。
2.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和消费者代表人诉讼之间的关系。消费者协会的公益诉讼和消费者代表人诉讼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诉讼：首先在的主体上存在区别，一个是消费者协会本身，一个是受侵害的消费者主体；其次两者的诉讼目的不同，消费者协会进行诉讼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而消费者代表人诉讼归根到底是为了个人的权利。虽说属于不同的诉讼，但引发两者诉讼的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因此如果同时提起两种诉讼，不符合司法经济性，存在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一个案子既符合消费者协会的公益诉讼又符合代表人诉讼时，则以立案时间为准，如果代表人诉讼立案在前，则消费者协会不再单独提起公益诉讼，而是协助消费者进行代表人诉讼；如果消费者协会的公益诉讼立案在前，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暂停受理代表人诉讼。
3.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时处分权应受到限制。一是关于撤诉。消费者协会提起的公益诉讼并不是为了个体的利益，而是事关社会交易秩序的公平，笔者认为应规定一旦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原则上不得撤诉，如果因为证据不足等原因撤诉的需要得到法院的审查和批准。二是关于和解和调解。笔者认为为维护社会公益性，经营者对其犯下的过错应该承担完全责任，在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中尤其是涉及损害赔偿型诉讼中原则上不允许消费者协会和经营者进行和解和调解，除非经营者已经对受侵害的广大消费者做出充分并且合理的补偿方案后，由消费者协会或者经营者向法院提出申请，在法院审查批准后进行调解和和解。
（三）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费用保障
1.现有的诉讼制度不利于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在我国诉讼费用通常由原告先行缴纳，如果原告胜诉则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这就意味着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中，如果消费者协会败诉，则要自己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
根据消费者协会章程，消费者协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的活动或服务的合法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因此资金数额是有限的。相比其他的诉讼，公益诉讼往往取证量大，跨度时间长，再加上专业性强，需要聘请律师，这些无疑要花费消费者协会大量的费用，再加上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长此以往，资金问题必然凸显，不仅影响消费者协会开展其他的本职工作，也会打击其开展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2.借鉴美国法律构建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奖励制度。为了鼓励通过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美国在《反欺骗政府法》中规定，胜诉的原告可以从被告支付的罚款中获得部分奖励，比例大约是罚金的15%-20%。结合我国的实际，可以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6条构建我国的公益诉讼奖励制度。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6条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部对经营者的违规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及进行罚款的权利，对于此笔金额，笔者认为，如果是由于消费者协会提请公益诉讼胜诉，从而帮助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更快的履行了行政监管职责，消费者协会可以从没收的违法所得及罚款中获得15%-20%作为政府的奖励性资助，这样既解决了消费者协会资金短缺的问题又会促使其更积极投入到公益诉讼中。
（四）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判决适用的扩张
笔者认为适用应分为两种情况进行：一是在消费者协会获得胜诉的情况下，按照前文所述，在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前就已经向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予以登记的消费者，判决、裁定可以当然适用，对于那些没有在消费者协会予以登记的消费者，可以借鉴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规定，只要这些消费者是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讼的，该公益诉讼的判决、裁定可以当然适用。二是在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败诉的情况下，基于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此时，公益诉讼的判决对于已经登记还是未登记的消费者都不具备任何的适用性，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否自行提起个人诉讼。
参考文献：
1.李凌碧.冲突与选择：民事公益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陶建国.日本拟建立损害赔偿型公益诉讼[J].法制日报，2013-9-24
论文关键词：反向假冒；商标侵权；法律规制；完善建议
商标反向假冒的概念源自美国1946年兰哈姆法(即美国商标法)，在界定这一行为时用的一组词是“Reverse Passing—off，字面的意思是“相反的骗卖”或“颠倒的骗卖”。商标反向假冒可以理解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而撤、换他人合法贴附的商标后，再将商品投入市场的行为…。在反向假冒中，行为人是在他人的商品上使用自己的商标。这是反向假冒与假冒商标最明显的区别。
反向假冒分为两种，一为显性反向假冒(expressrevere passing—of)，指侵权人擅自将他人商品上的商标除去，换上自己的商标，并将该商品作为自己的产品再次投入市场流通的行为。二为隐性反向假冒(impliedreversepassing—off)，指将他人合法贴附于商品上的商标去除后并不换上自己的商标，在无任何标识的情况下出售的行为。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前者是利用自己的商标窃取他人的商誉，后者是剥夺他人商誉但侵权人自己并不以获取商誉为目的，手段更隐蔽。
一、商标反向假冒的性质分析
(一)商标反向假冒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诚实守信、公平竞争是基本的商业道德准则。这一准则要求竞争者不得故意编造虚假信息，使消费者在错误信息的诱导下进行交易，也不得通过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利益换取竞争优势。由于立法的局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尚不完善，但该法还是表达了立法者反对弄虚作假，损人利己行为的旨意。反向假冒可能导致混淆，也可能使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产生不切实际的信赖，这些都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不容。此外，反向假冒还掠夺了他人的产品声誉，阻碍了他人商标信誉的建立，因而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商标反向假冒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
在商品的众多识别因素中、商标的识别功能最为突出．而反向假冒使消费者元法通过商标的指示区别商品的来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秩了解包括商品产地、生产者在内的有关自己所购买商品的一切真实信息，经营者有义务将有关商品的信息，如实告知消费者。反向假冒人更换或除去别人的商品上的商标，提供给消费者虚假的信息，错误地引导消费者做出购买行为，实际上妨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三)商标反向假冒构成商标侵权
反向假冒不仅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从商标专用权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侵权行为。注册商标专有权包含了“行”与“禁”两个方面，一是“行”的权利，即商标所有人或经其授权的其他人将特定的商标使用在特定的商品上；二是“禁”的权利，即所有人或经其授权的其他人有权禁止他人将与权利人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用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行”的权利保障在商品的市场流通过程中商标权人的商标与商标权人的商品相联的权利，除了终极消费者，任何人都无权割断这种联系。“禁”的权利保障商标权人的商标与商品的联系在市场流通过程中不被混淆的权利。任何混淆行为，都可能导致商标的声誉被玷污，商标上的利益被掠夺。将他人标识在商品上的商标除去或更换，从形式上消灭了商标权人在其商品上标识商标的行为结果，直接侵害的是商标权人对注册商标的专有使用权，也是对商标禁用权的非法否定。
二、对商标反向假冒的法律规制
商标反向假冒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既侵犯商标校人的商标专用权．同时也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会给市场秩序造成混乱，对其他经营者而言也构成不正当竞争。反向假冒行为侵害客体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适用不同的法律，以完成对这一违法行为的规制。比较相关立法，笔者认为．我国应主要适用《商标法》，以规制反向假冒行为。
(一)外国的通常做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各国对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认识不一，因此在适用法律上也表现出差别性．但“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反向假冒都是要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的。”如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直接将反向假冒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而加以禁止。而在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反向假冒是按不正当竞争行为来定性的。也有的国家将反向假冒行为分别规定在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实行双重的规制，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a款(即美国商标法第1125条a)是最明确的禁止商标反向假冒的商标法条款。另外，该条同时还属于反不正当竞争的总款。此外，美国还在《反不正当竞争重述》(第3版)第5条也将反向假冒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范。
(二)我国现行法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制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该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而且，该法还规定了相关的行政责任。
2、《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了什么是不正当竞争，把反向假冒商标行为涵盖在内。虽然我们可以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找到制裁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若干依据，但不无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明确规范这砷行为的条款。这种情况无疑对制止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权益颇为不利。
3、《商标法》的规制。我国在2001年10月27日新出台的《商标法》第52条作了这样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本条文明确了反向假冒行为属于商标侵权，商标权人可直接依据此条款保护其在先权利。
(三)规制反向假冒行为，应着重适用商标法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两方面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予以规制，但消费者相对于商标权人来讲，其鉴别能力明显偏低，取证成本要高得多。而商标权人去打击反向假冒行为胜诉后所取得的收益远远高于其所花费的成本。理性的反向假冒者在面对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受到打击的负收益结果时．就会选择“不反向假冒决策”。这样消费者和原商标权人的利益都会得到保障，同时市场的竞争环境也得到了保护。
反向假冒既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又构成商标侵权，但相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更易操作：
1、《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对象的侧重点不同。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服务于三重目的．即保护合法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侧重于保护整个市场秩序的整体利益。商标侵权行为仅是其中被禁止的一个方面，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商标法》所保护的是特定的商标权人，侧重于对个体利益的保护，相关的规定更为具体和详尽，更符合商标权是私权利之存在。
2、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与商标侵权构成的要件不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有三：行为主体是从事商品、服务和其他商业活动的经营者；行为人在主观上须有排挤其他竞争者之故意；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或者违背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的行为。其别强调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对于一些不具有排挤竞争对手故意的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都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例外的规定。因此适用反不正当竞争，则还需考查行为人是否具有排挤竞争对手之故意或损害竞争秩序之过错，无疑增加了权利人举证的责任和困难，造成对权利人的不公正。而商标权则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只要行为人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擅自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或者干涉、妨碍商标所有人使用注册商标、损害商标权人合法权益，或者实施了与注册商标可能产生混淆的行为，即构成商标侵权。
三、完善我国商标法规制反向假冒的建议
《商标法》第52条第4款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定，是吸收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理念，以保护商标权人的在先权利。比较各国法律，并衡量各学说，可以发现我国新《商标法》对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制存在一定缺陷。
(一)应对“投入市场”进行扩张解释
多数学者认为“投入市场”应解释为在市场中销售的行为，但在商标反向假冒中“投入市场”主要是指但绝不应仅限于在市场中销信的行为，还应包括任何在公众场合进行广泛使用，如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如澳大利亚商标法规定，在明知或应知注册商标己被篡改或注册商标己被去除或注册商标被欺骗性的使用的情祝下，销售该商品，为销售而陈列该商品，为生产或交易而占有或者进口该商品，同样构成刑事犯罪。这一立法我国应予借鉴。相应地对《商标法》第52条第4款“……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也应做扩大解释，即不仅销售反向假冒商品属于商标侵权，将反向假冒商品用于其他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行为都应属于商标侵权行为。
(二)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从我国民事法律规范所确认的举证原则来看，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行为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以外，对于般侵权行为，均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反向假冒行为并未被我国民事法律列为特殊侵权行为，即被假冒者在诉讼中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在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中，反向假冒者的假冒行为通常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对于被假冒者的影响也是在长期的经济行为中逐渐表现出来的。通常有了假冒行为，而损害结果却尚未发生，被假冒者无法举证或举证困难，因此．由被假冒者举证难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于反向假冒者的行为也难以起到限制作用。
笔者以为，我国应借鉴“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商标权人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人负有举证责任。”将商标反向假冒侵权行为列为特殊侵权行为，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提供可以合理取得并足以支持其权利主张的证据，同时指出能够支持其权利主张的证据处于相对方的控制之下，法院应有权责令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为了帮助权利人取得证据，只要并非与侵权的严重程度不协调，法院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将卷入制造和销售侵权商品或提供侵权服务的第三方的身份及其销售渠度和效率。这样就可以大大加强查处的力度和效率。
(三)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商标法》仅规定了补偿性赔偿金而并未提及惩罚性赔偿金，列于难以确定的损失赔偿50万元以下等规定也是模糊的，而实际的损失是有可能超过这一数额的。
对于反向假冒行为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金．使被侵权人在诉讼中获得超过其实际损失的赔偿金，这样就加大了侵权人侵权的成本．缩小了其行为的边界。我们可以借鉴“TRIPS协议”第45条“不仅商标权人因商标侵权所致的利润损失应列入赔偿额，而且也有权获得一定的法定赔偿”的规定，在我国《商标法》中，对于反向假冒所导致的损害赔偿．增加适用惩罚性赔偿金。这样，不仅使被假冒者的利益得到保护，而且还能对假冒者起到惩戒作用。
(四)补充隐性反向假冒立法的必要性
论文关键词 红罐之争 包装装潢权 商标权
一、“红罐之争”一审判决及相关评论概述
“红罐之争”被称为“中国装潢第一案”，是指广药集团在收回“王老吉”商标并推出红罐王老吉后，市场上出现了广药集团生产的红罐凉茶和加多宝红罐凉茶两种包装十分相似的产品同时销售的局面，由此引发了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关于包装装潢权的法律争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对加多宝与广药的“红罐之争”进行一审判决，判决加多宝败诉。
“红罐之争”的争议焦点是涉案知名商品包装装潢权属问题，使用该包装装潢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其核心在于对涉案知名商品和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的定义，以及“红罐”包装是否能与王老吉商标相分离的问题。对于“红罐之争”，许多专家提出可以通过委托市场调查机构的方式来判断包装装潢是否对消费者造成了混淆，在消费者群体中调查有利于获得较为客观的评价。对此，我个人认为民众的意见具有多元性，民众的意见并不能反映一种客观且真实的事实，调查的方法、方式与手段都会对调查结果产生一定的倾向性影响。“民众的声音即上帝的声音”是一句错误的格言。所以我认为解决本案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法理角度对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二者的概念辨析。
二、从法理角度辨析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概念
（一）从法理角度辨析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概念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并未规定一项叫做“包装装潢权”的独立权利，我国对商业外观的保护主要依据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各类知识产权客体的交叉部分给予“兜底保护”，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包装装潢权一般理解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权，从中可以得出包装装潢权的主体是知名商品，但该定义仍然没有明确什么是包装装潢权并没有确定包装装潢权所包含的要素。
我国的商标法中并没有“商标权”这个概念，而是用“商标专用权”这个概念。结合“红罐之争”案，红罐作为一种可视性标记，究竟红罐包装能否与王老吉商标分离，根据部门法的相关定义以及法律条文很难判断，所以我们对于部门法中的法律概念应该谨慎且小心地予以参考，“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的概念应该突破部门法的限制，上升到更深层次的法理层面去理解和判断，用逻辑推理客观理性地分析。
（二）从法理角度辨别和分析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的概念
当我们从法理角度辨析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的概念时，需要正确认识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的客观对象，并对此加以主观认识与理解。一个好的概念需要三个要素，一是主观要素，包括语言与意义；二是客观要素，一个好的概念是依据客观标准而非主观标准所得到的；三是语言的问题，包括语言符号、客观指称及意义等。
包装装潢是一种对商品外观和造型的设计、装饰，是通过图案、绘画、文字或者色彩等方式来对商品进行装饰与美化，目的是为了宣传与美化商品，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包装装潢权作为一种权利，是指商品具有独特的外观设计与装饰的权利，在其背后不仅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还涉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都是客观独立的存在，都是人性的表达与体现，体现的是不同类型的人性。包装装潢权的保护范围应该扩大，其不仅仅要保护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权，而且应对具有显著识别性的商业外观同等保护。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商品包装装潢的目的是为了美化商品，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希望消费者进行购买，只要有对消费者或者对相关公众造成混淆的可能就构成侵权，所以要保护具备显著识别性的商业外观；其次，在实践中，何为“知名”是个难以判断的问题，具有主观性和模糊性，需要结合事实与证据加以证明与判断，这种主观性和模糊性并不利于对商业外观的保护；第三，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避免竞争者对权利人的侵权行为，对显著识别性的商业外观进行保护能够预防竞争者对权利人的不当竞争行为；第四，经过一定的时间，如果该商品的包装装潢保持不变，消费者可以通过商品的包装装潢识别商品，即使这种包装装潢未成为注册商标，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商标首先是一个标志，即是能够让消费者将商品区别开来的标志，然后是一种财产。在我国的现行法中商标并不包括作为整体形象的“设计”，由于商标的本质是来源识别性，具有显著识别性的商业外观能够作为一种标志区分商品之间的不同与差异，所以我认为商标的保护应该包括具有显著识别性的商业外观。此外，单一颜色或者两三种颜色的简单组合并不具备来源识别性，所以并不能作为商标来保护。其次，商标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它会随着生产经营以及市场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有关商标许可使用的案例，当商标不断增值时，即所带来的利益不断增加时，商标权人与被许可人的利益很难平衡。我在此基于人性的角度以及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视角认为在商标许可使用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当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有违人性时，应当有相应的法律作为引导性的规定来制约或者解决人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红罐之争”中，对于判决书中所认定的“知名商品”的概念，值得我们深思。本案判决书认为知名商品是指不为相关商品所通用，具有显著区别性特征，并通过在商品上的使用，使消费者能够将该商品与其他经营者的同类商品相区别的商品名称。 由此可得知名商品是商品名称，商品不能是名称，虽然商品有自己的名称，但名称只起到标识作用。知名商品是商品，而非名称。在本案中，“王老吉凉茶”仅仅是一个商品名称，而非商品。
“红罐之争”实质上是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对商业外观权的争夺，是对产品外包装整体使用颜色之争，其背后都是企业之间市场份额之争及巨大的利益之争。红罐的红色并不能被任何企业作为外包装整体颜色独占性使用，“红罐之争”一审判决并不利于企业之间的正当竞争。
三、结合“红罐之争”从法理角度论述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的关系
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在特定的方面是不可分离的，比如二者同时适用于商品的包装外观上，它们同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商业标识。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包装装潢权是商品自身独有的外观包装的权利，包装装潢具有可变性，其目的是为了通过美化商品外观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在我国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专利法》来调整；而商标权是一种商品能够区分任何其他商品标志的权利，商标一旦注册便具有不可变性，其目的是为了区别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经营者，在我国是由《商标法》所保护。
从法理上看，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所反映的人性与关系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背后反映的是商品之间的关系，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包装装潢权侧重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美化商品，鼓励与刺激消费者购买的欲望；商标权侧重于生产经营者之间、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其目的是使消费者识别不同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其次，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的客观对象不同，包装装潢权的客观对象是商品的自身包装，商标权的客观对象是商品的标志。包装与标志的含义与特征有根本上的不同，包装在于美化、渲染商品，设计者可以让包装浓墨重彩，绚丽多姿，而一个标志需要简洁大方，最重要是突出显著的特征；第三，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所体现的主观要素不同，包装装潢权主要达到吸引消费者的目的，而商标权主要达到识别生产经营者的目的。
一种商品的外观包装是该商品的表面特征，应当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这里的“法”并不是单纯指部门法领域中的法，而是要深入根本，寻找最本质的法来保护商品的外观包装以及标志，这种法必须要突破部门法的限制，不能局限于书本上的法律法条之中，而要用逻辑思维推理得出。世界上存在一种永恒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自然法，自然法依照每个人所处的不同环境和人际关系而赋予了人类明确的职责，对于每个具体的概念也有明确的定义。包装装潢权与商标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视不同的情况具体予以分析。
结合“红罐之争”，红罐作为一种凉茶上的外包装，能否与王老吉商标而分离呢？笔者认为王老吉凉茶的包装上不仅仅有红色的外观包装，还有“王老吉”三个字以及其他的图案等，而这三个字就足以区分“王老吉凉茶”与其他凉茶的包装装潢，所以我认为红罐包装可以与王老吉商标分离。红色的包装不能仅仅被王老吉凉茶使用，它属于公共资源，民事主体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公共资源，而不能够强制某民事主体必须使用或者不应当使用某种公共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一）商家附加“最终解释权”条款的用意
目前，消费领域中存在着大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平等的格式条款，一些商家频繁利用这类格式条款，逃避法定义务、减免法律责任，引起消费者的强烈不满。其中越来越引人关注的，当属“最终解释权”条款，即商品促销广告中最流行的用语？？“本店（商场）对促销活动内容拥有最终解释权”。[1]
在商品促销广告中用格式条款的形式声明最后的解释权归其所有，这一作法不仅为许多商家所乐于采用，而且使“最终解释权”发展成为了许多行业业内约定俗成的一个用语。商家们认为，举办促销活动，如果不声明保留“最终解释权”，遭遇纠纷时，就会陷入无法摆脱的被动境地。甚至还有人称，“最终解释权”条款是专门为对付那些投机取巧、专钻空子的消费者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2]
乍听这一说法，会觉得颇有几分道理，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为突出促销目的，商家往往把“打折”、“优惠”、“赠送”等内容在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上大肆宣传，为达到从视觉、听觉上刺激消费者感官的效果，其宣传内容总能理解成多种意思。而消费者往往是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后，才知道自己对广告的理解不能和商家对广告的解释达成一致。这时，商家用最小字体，写在商品促销广告最不起眼的地方的“最终解释权”条款将被推到前台，熟练地套用一句：“既然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了活动‘最终解释权’的归属，就应按照约定内容执行。”以排除消费者的理解，坚持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从而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商家这种做法， 等于从一开始就和消费者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合同， 将自己置于一个强势地位，一切自己说了算，钻法律空子的同时也愚弄了消费者。
可见，大多数商家在商品促销合同中用格式条款形式保留“最终解释权”，意图在于使“最终解释权”被赋予某种事先约定的契约效力，从而在与消费者发生合同争议时，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 “最终解释权”的界定
从文学角度看，“最终解释权”一词的字面意思很简单：“最终”是指最后、末了，再没有回旋余地。“解释”是指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最终解释权”就是，最后的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的权力。但从法律角度来讲，“‘最终解释权’是一个涵盖多领域的比较复杂的概念，包括司法最终解释权、学术最终解释权、行政最终解释权以及民间最终解释权等。” [3]目前，我国有关法律并没有对本文所提到的对商品促销广告中的“最终解释权”这一概念作出明确解释，而我国学术界对它也没有比较明确界定。笔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商品促销广告中的“最终解释权”，是指在商品促销广告的内容存在漏洞或者当事人对商品促销广告内容的理解产生分歧的场合，对漏洞或争议内容作出最后决断性说明的权力。
（三）商家“最终解释权”条款的性质
“所谓格式条款，是指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又称标准合同、标注条款、格式合同等。” [4]典型的格式条款主要存在于邮电、铁路等垄断性行业，在不存在垄断性的行业，如商品零售业，为了简化交易，节约时间，某些情况下也会使用格式条款。
商品促销广告的内容是商家预先拟定、由其单方提供、未经与消费者协商、不允许消费者予以修改或补充并且将反复适用于不特定公众的，具有格式条款的一些主要特点，一般被认定为格式条款。因此，商家在其商品促销广告中声明保留“最终解释权”的条款就属于格式条款。
（四）“最终解释权”条款侵犯了消费者的哪些合法权益
“最终解释权”条款给了商家一个无限大推卸责任的空间，深入究之，商家这一行为着实侵害了消费者的诸多合法权益。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到第15条，规定了消费者的九项权利，概括起来包括：人体健康和人身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权利；公平交易的权利；获得补偿、赔偿的权利；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接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知识的权利；人格尊严、民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正是基于这些权利，在法律的保护下，消费者有权作出一定的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以实现其权利。
商家在商品促销广告中提出种种诱人的、似是而非的优惠条件，待冲着优惠条件去购物的消费者跌入消费陷阱后，仗着隐匿其中的“最终解释权”条款免除其法律责任的行径，无疑侵犯了消费者知悉真情的权利、公平交易的权利、获得赔偿的权利和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
二、“最终解释权”条款的性质以及“最终解释权”的归属
（一）“最终解释权”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商家以格式条款形式设立“最终解释权”是否合法、有效，这涉及到《合同法》的相关内容。
格式条款在订立的时候如果未与对方进行必要的协商，从而使制定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制定条款时尽量使自己的权利较多、责任更少，很容易造成对相对方利益的侵害。为了防止格式条款的滥用及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使用进行了法律限制。
1、规定了格式条款的使用义务
按照《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这一规定要求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遵循公平原则，对使用格式条款的当事人应当尽到合理的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
公平原则是合同当事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公平原则，是指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要以公平观念来调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平观念表现为“于利益不自取过多而与人过少，于损害亦不自取过少而与人太多” [5]，是指以利益是否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追求公正与合理的目标。在合同法中，公平原则要求当事人之间公正合理地确立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从而排斥制定格式合同一方凭借其优势对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而要求格式条款提供方对其相对人尽到合理的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就是遵循公平原则的表现。
说明义务很容易理解，那怎样才算尽到了提请注意义务？首先，格式条款本身所使用的语言必须清楚、明白。其次，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注意，例如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提醒。再次，提请注意必须达到相当程度，即足以使相对人注意到有免除或减轻商家责任的条款存在。最后，提请注意义务的履行必须是在合同订立完成之前，因为只有在合同订立之前提示，消费者才能够对是否订立合同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
商品促销广告多言语含糊，商家事先于广告隐蔽位置声明自己享有“最终解释权”，欲在消费者消费之后做出“最终解释”的行为，明显
没有尽到提请注意的义务，违背了公平原则，违反了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
2、规定了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0、52、53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格式条款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6）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7）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8）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商家的“最终解释权”条款属于其中“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合同法》第40条对其加以明确规定并确认其无效。
3、规定了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的解释原则。
《合同法》第41条，在兼顾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规定了对争议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相对于“通常理解”，是格式条款的特殊解释原则，又称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或“不利解释规则”。此种解释规则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的解释原则，其后为各国法学界所接受，并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6]
根据以上规定，遇到格式条款争议时，应先按照《合同法》第125条规定的合同解释原则[7]进行通常理解，如果仍有两种以上解释，就应当采用特殊解释原则进行解释。其理由非常简单，格式条款是提供方单方面制定，发生分歧或者表意不清时，如果又采用有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当事人的解释，对于提供方在签订合同时就设下的合同陷阱则无法避免。因此解释含义不清的条款应首先考虑保护附合方当事人的利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格式条款特殊解释规则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8]，不允许当事人以约定排除其适用，只要格式条款按照通常理解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无需任何前提条件，就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而如果承认商家对其单方提供的合同条款享有有效“最终解释权”，则意味着一旦当事人双方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应以商家单方的解释为准，明显违反这一强制性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商家在商品促销广告中所附的“最终解释权”条款，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违反了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是为无效条款。因此，商家的“最终解释权”条款没有法律依据，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并不能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最终解释权”的归属
1、“解释”的必要性及其权利归属
商品促销广告作为商家推销自己商品的重要手段，在市场交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内容必须真实、健康，措辞也应注意严谨、准确。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和第24条的规定，对于商品促销广告中牵涉消费者利益的宣传条文，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商家有义务将其具体内容讲述清楚，尽量不让消费者产生误解。但是，一方面，我国语言文字本身存在着复杂性、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对同一词语、同一句话往往可以作多种解释；另一方面，现时商家举办的商品促销活动，涉及的商品品种多、操作流程细，媒体广告在有限的字数内不可能一一说明，要求商品促销广告的宣传内容在表述上只能有一种清楚明白、不会产生歧义的理解过于苛刻，从而使对其内容进行解释不可避免。
那么谁对商品促销广告内容拥有“解释权”呢？
普通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格式合同的订立也是一样。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接受要约的相对人一旦进行承诺，合同便成立。根据《合同法》第15条第2款的有关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商品促销广告的内容确定，其邀请对象无需与其提供者进一步协商就可以直接交易的，应认定为要约。消费者应此要约到商家消费即作出承诺，使买卖合同成立，商品促销广告内容即对双方都发生效力。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此时当事人双方因合同内容产生争议的，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拥有解释权，即商品买卖合同成立后，发现商品促销广告内容有漏洞或者有歧义，商家和消费者作为合同当事人都享有解释的权利。商家作为促销活动规则的制定者，商品促销广告的提供者，行使“解释权”不但是一种权利更是一项义务。
2、“最终解释权”的所属
由于“最终解释”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商品促销广告中不明确、不具体、存在漏洞或歧义的内容归于明确、具体、完善和清晰，使当事人间的纠纷得以合理解决。实践中，商家与消费者协商解决争议时，行使“解释权”所做的解释，实质上只是当事人对合同单方面的理解，对相对方均不具有约束力，根本无法实现 “最终解释”的目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或者说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因此，商家与消费者的解释都不是“最终解释”。
根据《合同法》第128条的规定，合同争议的解决，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方式。如果当事人无法和解，纠纷不能平息，就只有通过在工商部门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以仲裁、诉讼的方式来最终解决。因此真正能够达到“最终解释”目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断性解释，只能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的解释。因商品促销广告有歧义发生纠纷时，应当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仲裁机关或审判机关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就争议条款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解释以解决纠纷。
可见，商品促销广告的“最终解释权”应当归属于消费纠纷的解决机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仲裁机关或审判机关。
三、对“最终解释权”条款的规制
近年来，商家在商品促销广告中附“最终解释权”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的广泛关注，甚至是社会各界的普遍的敌视。
“最终解释权”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要对商家使用这一条款的行为进行规制就必须进一步对格式条款进行相应规制。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34条的规定，消费者与商家发生格式条款争议时，可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与经营者协商解决；请求消费者协会协商解决；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我们可以综合采用立法规制、司法规制、行政规制、社会规制和自我维权的手段来健全我国格式条款的规制机制，建立完善的规制体系，从而遏制商家利用“最终解释权”条款所进行的侵权行为。以下笔者将从这几个方面，有重点地进行论述。
（一）立法规制
所谓立法规制，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将某些格式条款，如“最终解释权”条款，作为不平等格式条款明确写进法律，当合同中出现此类条款时，宣告无效。
立法规制中，以实体法规制格式条款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行政规制和司法规制的基础。国内外格式条款立法体例，不外乎两种形式：“其一是规制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散见于各单行法中，并由一部位阶较高的法律如民法予以统摄。其二是在有位阶较高的法律对格式条款作出抽象规定之外，又制定出对格式条款予以专门规范的法规。” [9]我国应兼采这两种立法体例，一是在民事基本法中制定有关格式条款的一般性、原则性规定；二是在基本法之外制定格式条款单行法，对格式条款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
就目前而言，我国规制格式条款的主要法律依据是
《合同法》的第39条到41条以及散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海商法》中的一些条款。同时，在上海、甘肃等地已相继出台《上海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甘肃省合同格式条款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
可以说，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从立法形式上来看，我国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定散见于多项法律之中，过于简单化和概括化，没有共通性的指导原则，很难形成一个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制体系，一旦发生法律纠纷，很难做到有法可依。从立法内容来看，法律对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内容简单抽象、可操作性不强，不利于运用法律的杠杆来规制格式条款，维护公平正义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例如，存在对格式条款的订立程序未予规范；对提供格式条款方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当格式条款无效时的处理未予规定；对不平等格式条款的具体情形未涉及等情况。[10]正是由于存在上述不足，目前我国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范已不能适应日益纷杂的社会经济活动，也难以在行政、司法活动中体现公平与正义的法律价值。
针对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建议对《合同法》中关于格式合同规制的条文作出司法解释，其中应当包括对不平等格式条款如何确定，免除或限制责任条款的认定以及合理提请注意的方式等问题的解释。并在条件成熟时进行专门立法，通过专门的法律对格式条款进行全盘规制并为行政规制及司法规制奠定基础。该专门法律需以加大对处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的保护力度，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对等作为立法宗旨。该专门法律应对格式条款及不平等格式条款的定义、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和方法、格式条款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的内容和程序、不平等格式条款的认定和处理等方面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这一做法不但是近年来多数国家的通行作法，同时也为实践证明是较为完备的作法，已成为当前各国共同的趋势。
根据本文对“最终解释权”条款的分析，建议在格式条款单行法中将其明确规定为不平等格式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并由其提供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做法，一方面能让商家从法律上直接认识到“最终解释权”条款的制定将最终被否定，从而减少这类条款的使用；另一方面能使消费者更清楚的了解“最终解释权”条款是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也能预知自己进行诉讼的结果，从而提高消费者寻求司法救济的积极性。
（二）社会规制
所谓社会规制，是指由行业协会或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与相关企业协商确定格式条款的使用、受理投诉、调解纠纷，向有关机关提出管理乃至取缔特定格式条款合理化建议，对特定格式条款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
1、行业协会规制
由各行业协会对格式条款进行审查和监督的做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比较盛行，并且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各行业对诚信这一市场活动最高道德准则的理解和执行还很不到位，致使我国建立的一些行业协会尚不健全，不可能超然于本行业的经济利益而为消费者主持公道。因此，用此种方法规制格式条款在我国目前尚有困难。具体来讲，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顾虑：“第一，行业协会是否有能力承担对格式条款的审查和监督责任颇成问题；第二，行业协会是否能站在消费者立场与企业对立存在疑问；第三，行业协会是否会为了企业利益使利用格式条款避法的行为更加恶化。”[11]
我国各行业对诚信原则的理解和执行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制定格式条款的单方意志性较强。这一点从商家坚持于商品促销广告中使用“最终解释权”条款就可以看出。而要改变这一局面，首先要使商家认识到：通过“最终解释权”条款，确实有可能获得短期利益，在与消费者的关系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但付出的是信誉的流失，从长远来看其实并不合算。更进一步，要使商家意识到：保护消费者权益，实际上也是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诚信才是根本的经营之道。相信在诚信基础上，建立起健全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然于本行业经济利益之上、能够主持公道的行业协会，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2、消费者协会规制
消费者协会是一个代表消费者群体利益的中介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给它的定位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该法第32条赋予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的投诉”等七大职能，却没有对其职能的履行方式作出规定。这使得消费者协会一直处于没有行政职权，也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尴尬境地，在为消费者维权过程中，常常有心无力。
消费者协会在面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既不能采取行政措施，也不能直接状告商家，而只能采取调查、调解、为消费者提供法律援助、对侵权行为进行曝光等方式协助解决，而这些方式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弱点。以调解和“曝光”为例：由于商家的优势地位，及消费者往往耗不起调解的麻烦，往往只能接受商家并不合理的解决条件；各地方消协并非都具备足够的法律素质与专业技术知识，其不正当的“曝光”行为，可能引发侵犯商家权利纠纷，而一旦消协因此而承担了败诉责任，将产生巨大的不利的社会效果。
除了以上消费者协会本身的问题，我国对格式条款的规制还存在以下现状：首先，当前许多不平等格式条款涉及的消费者众多，对于单个消费者来说受损利益微小，许多消费者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诉讼。其次，许多格式条款的不公平性不明显，普通消费者经常自身合法权益受损而不自知，更谈不上有针对性地提起诉讼。再次，相对处于劣势的消费者在证据采集与运用上明显不能与势力强大的商家对抗。[12]
因此，为在我国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规制格式条款的作用，建议对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格式条款，消费者协会有权要求格式条款提供方予以纠正，可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建议变更该条款或认定该条款无效。同时，建议赋予消费者协会以诉权，对相关企业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理结果不服的，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宣告某个行业、企业所使用的某个格式条款无效。
相信，专为维护消费者权益而设的较普通消费者掌握了更多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协会，进行了这样的改革将更有利于格式条款的规制，更能够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久前，上海消费者协会率先公开消费提示，对 “最终解释权”条款作出明文规定：“商家的一切解释，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一切有损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解释都是无效的”，国内其它省市的消费者协会也将紧随其后就“最终解释权”条款作出规定。消费者协会的这一举动将对“最终解释权”条款的规制起到促进作用。
（三）其他
1、司法规制
所谓司法规制，是指人民法院依据法律的规定对格式条款进行裁判，肯定或否定其效力的规制方法。
司法规制是各国的通例，不但可以保障立法规制的实效，也是对不平等格式条款最原始和最终极的规制手段。各国对格式条款的司法规制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直接适用相关法律，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格式条款裁判为无效；二是通过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根据法律规定的弹性条款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来限制格式合同中不公平的条款。”[13]其中，第二种方式是对第一种方式的补充，适用范围更宽，可以根据个案的不同，作出灵活的调整，是控制不公平格式条款的主要方法。
目前，“最终解释权”条款在我国大量存在，侵犯了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真正因“最终解释权”条款提起诉讼的消费者却很少，即便有个别消费者因“最终解释权”条款提起诉讼并在诉讼占据了上风，最终也往往以此选择调解，获取赔
偿。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就司法规制来讲，主要是由于 “最终解释权”条款性质特殊，法院审判人员适用相关法律的能力较弱以及处理此类案件的经验较少。为此，建议司法机关对其审理的格式条款纠纷做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在适用法律时注意体现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并注意吸取国内外处理此类案件的成功经验。
2、行政规制
所谓行政规制，是指由行政监管机关对格式条款进行管理，不同行业的格式条款均要接受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监督、修改或撤销。
行政规制是对格式条款最早的规制方法，也是各国现行的普遍做法。在我国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可见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是行政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格式条款的行政规制可分为事先审查和事后监督。事先审查是由有关行政监管机关对格式条款的内容在其公开使用前进行审核，将不公平条款遏制于初始。事后监督是由有关行政机关对正在使用的格式条款进行审查，对认为不公平的条款禁止使用的禁令。无论事前审查还是事后监督都存在缺陷，要使得国家对格式条款的行政规制更合理、有效，应当兼采事前审查和事后监督。
目前，我国的格式条款基本上是由其主管部门负责批准或制定即我国对格式条款的行政规制以事先审查为主。而行业或部门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得行政机关对格式条款进行事先审查的效果不佳。因此，建议在整顿行政机关事前审查的同时加强其事后监督。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格式条款的主要监督管理机关，建议使其有权对使用中的格式条款的公平性随时进行监督检查，对不平等的格式条款，使其有权责令合同的提供者予以纠正，并视其情节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
作为不平等格式条款之一的“最终解释权”条款，不仅损害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和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建议行政监督机关主动对这一商家广泛使用、消费者不断反映、消费者协会多次点评的“最终解释权”条款采取针对性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规制手段虽然各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特点，但相互之间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当前格式条款的使用现状非常混乱，又以“最终解释权”条款这类不平等格式条款的影响最为严重，任何一种单一的规制手段都无法担当起对其予以规制的重任，只有协调发挥多种手段的功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规制体系，才能使其规制问题真正得到解决。
「注释：
[1] “最终解释权”条款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2004年度十大不平等格式条款”之一。
[2]《商家“最终解释权”将叫停》，载于《杭州日报》
[3]《最终解释权 消费者能否对它说不？》。
[4] 刘定华、屈茂辉主编：《民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5]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6] 参见刘宗荣：《定型化契约论文专集》，台湾三民书局1987版，第125页。
[7] 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确立了对合同争议条款的解释规则，即：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8] 参见肖峋、魏耀荣、郑淑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402页、434页、417页。
[9] 阮兢青 阮军青：《论格式条款的法律调控》，
[10] 曹国君：《格式合同研究》，
[11] 黄越钦：《论附合契约》，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集》（上），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288-289页。
【论文关键词】产品责任法 立法模式 产品质量法
【论文摘要】立法模式的选择根源于 社会 实际生活。欧盟与我国产品责任法立法模式存在不同特点，其中既有 历史 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我国产品责任立法模式应随着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最大可能地实现 法律 的价值目标。
立法模式通常是指对于某一特定法律问题，一国选择在哪些法律中、以怎样的结构来对相关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对于同一法律问题，可以采取单独立法，制定专门的法律，也可以在其他部门法中用相关条文加以体现；在层次上，法律规范的形式既可以以法律为主，也可以主要体现为法规或规章。如果采取专门立法，专门法内部的结构分布更是多样，依照各类别法律的体例和实际需要，立法者有较大的空间加以规划和设计，其构架对于该立法是否能有效达成立法目的至关重要，成为衡量立法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
一、欧盟及主要成员国与
2、这与我国的立法背景和特殊国情是分不开的
产品责任立法与 社会 的生产、交换方式和 经济 发展水平及人们的思想意识有直接关系。我国 市场 经济发展迅速，自身经历的时间很短，产品责任 法律 制度的形成没有经历西方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随新问题的涌现在判例中确立的过程；同时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使得立法不能仅靠损害赔偿去解决产品质量问题。
从法律的实施效果来看，《产品质量法》的颁布对我国产品质量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产品质量的总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地方对本 地质 量监督 管理 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打击不力；二是由于我国现行体制下缺乏对 行政 权力的监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时有发生，导致通过政府的监督职能实现产品质量提高的立法设想大打折扣；三是由于我国产品质量法偏重于行政执法而忽视赋予消费者更方便、更具操作性的补偿权，消费者未能被允许主动参与产品安全激励机制。现实表明，这种着重依靠有限的国家机关的管理、监督和行业自律的立法模式并未有效遏止重大的产品责任事故的发生。
立法模式的选择根源于社会实际生活，选择什么样的立法模式取决于对一国国情的考量，而这一选择实际上就是把渊源于社会结构的客观要求实现于法律体系和法律秩序之中的过程。我国《产品质量法》的立法模式是当时的
论文关键词 商品房 预售合同 权益保护
一、商品房预售制度的源起与特征
商品房预售源起香港，是香港立信置业公司针对尚未完全建成的楼房而首创“分层售卖，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业界俗称“卖楼花”。相对现售，它是一种特殊的销售形式，即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将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购买人，由购买人根据预售合同支付房款并在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房屋买卖方式。
从本质上说，商品房预售属于不动产销售，但相对现售，它又具有以下特殊性：（1）预售标的物具有非现实性。交易时由于预售房屋并不现实存在，房屋的具体情况如位置、结构、面积、朝向等都只能通过施工图纸来进行抽象标明，所以房屋预购人就房屋所享有的并非物权，而只是一种对房屋的期待权。（2）预售合同履行具有高风险性。商品房预售是远期交易法律行为，从合同生效到交付房屋，要历经取得预售许可、房屋建设、竣工验收等诸多环节，合同履行期限耗时较长，加之交易双方期间还可能遭遇如政策或市场变化、自然灾害等情境，故相较于一般的交易行为具有更大的履行风险，甚至预购方较之预售方承担的交易风险更大。（3）预售中的法律关系具有复杂性。作为商品房预售中的绝对必要主体，预售双方所达成的预售合同是商品房预售行为之基础合同。而当预售人并不是以自有资金自行完成商品房项目建设时，就可能会涉及到开发商与工程承包商间的工程承包建设法律关系；若银行提供“按揭”，则预购人与银行间又形成了抵押借贷关系；此外，也有可能产生预售人与银行间的担保关系等，这些关系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甚是复杂。（4）预售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性。由于商品房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性，与国民基本生活息息相关，而预售交易又具有长周期、高风险等特性，双方当事人在预售中的权利义务极不平衡，预购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商品房预售不能纯粹依当事人意思自治来自行约束，而应当有国家层面的严格规定。我国政府对房屋预售交易市场一直持谨慎态度，有关调控预售交易的法律，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干预性。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对房屋预售的条件、程序、预售方的主体资格等进行了具体规定，同时制定了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制度、商品房预售权属登记制度等，体现了国家对商品房预售行为的必要监管、干预以及法律规制。
二、预购人权益的内容及其特性
预购人是指与预售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支付定金或房屋价款，享有在合同约定日期请求预售人交付约定商品房的权利人。预购人权益实际上就是预购人在商品房预售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而享有的权益。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房屋预售合同取得针对合同相对人预售人的权利，二是对合同标的物即商品房的权利。
针对预售人的权利是指预购人基于预售合同而享有的请求预售人为特定给付的权利，依民法权利划属债权，是种请求权，主要内容包括要求预售人依合同按期施工、按期竣工并按约定交付房屋以及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证明等，此外还包括另一重要内容，即真实、全面地获得预售房的详细信息。这一权利学界现定义为预购人知情权，但其法律性质却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预购人知情权是种经济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该权利对应的是预售人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从法律性质看则属于民法上的先合同义务，是一种附随义务。梁慧星老师则另持观点，认为，预购人知情权属于消费者知情权，体现了一种非平等关系，强调给位处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以特殊保护，体现的是追求实质平等的现代法精神，是现代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笔者赞同梁老师的观点，商品房预购人也是消费者，享有消费者知情权，但该权利与传统民法上的权利性质并不完全等同，是种具有社会权利特征的特殊性质民事权利。
针对预售商品房屋的权利，学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预购人享有的是一种优先权，而以王泽鉴老师为代表的观点则主张，预购人取得的权利实质上是对商品房所有权的期待权。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预购人所取得的仅仅是以将来享有该商品房屋所有权为内容的一种期待权。它具有附从性，完全依附于商品房预售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因其成立而成立，因其无效而归于无效。而且预购人基于合同目的取得的债权也同时具有一定的物权特性。所以，预购人期待权不是单纯的债权，也不是完整的物权，而是介于债权和物权之间的一种权利，换言之是种物权化的债权，是从债权到物权实现过程中的权利。
三、我国预购人权益受侵害的现象分析
近年来，随着商品房预售市场的不断升温，我国房地产业得到快速增长，人民群众住房条件也迅速得到改善，然而与此同时，依然暴露出商品房消费市场中的不少问题，预购人权益受损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常见的：
1.虚假广告宣传商品房宣传广告对预购人是否决定购买房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房屋处于在建，很大程度上就给预售方留下了夸大和虚假宣传的空间。有预售方为吸引消费者购买，往往就商品房的质量、面积、配套设施等做出夸大或虚假的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宣传。
2.预售人信息披露遗漏信息披露义务是意思自治原则和合同意思真实的基本要求，信息披露义务可以防止逆向选择，保护信息弱者的利益。预售中，开发商就最常见的与交易至关紧要的信息应当予以披露，如开发商资质、预售许可、预售房质量、期房周边规划环境等，然而现实中，预售人常常利用预购人对所购商品房全面情况的不知悉，有意通过隐瞒重大事实、隐瞒交付条件等行为侵害预购人知情权。
3.预售人无资质预售我国实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制度，预售人进行预售交易必须取得预售资格。然而实践中，往往出现预售人隐瞒资质情况，以伪造文件资料等手段诱使预购人签订购房意向书等，一旦东窗事发，最终导致预购方利益的落空。
4.合同履行中的一些侵权行为签订预售合同时，商品房尚未竣工，预售人能否按期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实践中，预售人履行合同往往出现以下情形：（1）类似“烂尾楼”情形致预售人最终无法实际履行合同。（2）商品房因市场波动价格上扬，预售人为谋取最大利益，故意拒绝履行合同义务。（3）预售人不适当履行合同，交付房屋不符合同约定，往往表现在所交付房屋面积、质量、权利等方面存在瑕疵。（4）预售人逾期交付房屋。（5）预售人逾期办理产权证明。
四、预购人权益保护的法律解析
为有效保护预购人权益，我国结合内地实践并借鉴香港、澳门等地的商品房预售经验，逐步形成了现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或机制。简言之，我国民法对商品房预售提供一般原则性保护，《民法通则》则为商品房预售提供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合同交易中的利益、责任及权属保护，而《物权法》与《合同法》更具体地规定了欺诈、缔约过失、违约等规则要求与法律责任：
1.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按照《民法通则》第58条、《合同法》第42、54条第2款之规定，以欺诈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欺诈一方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商品房预售中，若预售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致使合同无法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等，由此而造成预购人损失的，预售人应当依照缔约过失责任承担赔偿责任。此外，由于信赖广告中的承诺而与预售人缔约并造成其信赖利益的损失，预购人也可追究预售人的缔约过失责任。通常，该损失具体包括：缔约费用、准备履行所支出的费用、前述费用的利息以及预购人丧失与第三人缔约机会所产生的间接损失。
2.违约责任制度违约责任的承担相对缔约过失责任而言具有更成熟的理论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为继续履行、承担违约金、赔偿损失三种。因此，商品房预售中，当预售人交付的房屋不符合约定，只要具备继续履行的构成要件，预购人就可以要求预售人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或选择要求违约金赔偿或者是损失赔偿。
3.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则格式合同俗称“霸王合同”，往往造成相对人间风险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合同法》第39、40条等规定就要求在合同的内容上做到权利义务的公平合理并且强化了条款提供者的说明、提示义务，为预购人争取到相对平等的合同地位。据此，若预售人通过合同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预购人的责任或排除预购人主要权利的，预购人可以主张该条款无效。此外，如果预售人未按照预购人的要求对免责条款作出说明，该免责条款无效。同时，《合同法》第41条还规定特别条款的效力优于格式条款。这一规则在很大程度扭转了预售双方不平等地位，为预购人权益提供了很好的保护。
4.物权法预告登记制度。《物权法》第20条设立了预告登记制度，实质上是物权法原理向债权法领域的扩张，其效力在于有效防止预售人擅自处分预售商品房，从法理上有效解决预购人的请求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预购人的权益也就有理由得到优先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 网上购物 消费者权益保护 存在问题 建议
以金华市为例，2012年金华市工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受理的关于网络购物的投诉为32件，是2011年受理安全的9.7倍，2013年1月至3月共受理22件。因此，随着网上购物消费纠纷数量不断攀升，如何加强对消费者在网上购物的过程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笔者立足于自身的专业知识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拙见。
一、我国网上购物的法律保护现状
目前，我国网上购物缺少法律的认定和保护，网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我国依然还是一个空白区。《消费者权益法》和《产品质量法》虽然对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定了大量条款，但是大多数条款仅仅适用于传统交易。针对网络交易，我国法律的限制和保障的力度是有限的，网络市场依然具有简易、散乱、缺点较多、可操作性不强等特性，因此我国的网络加交易市场还是处于无序、不规范的局面。一些不良商人利用国家对网络交易的法律法规不规范和市场监督机制的不完善，采用网络平台大量出售假冒伪劣的产品，极大地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些网络经营商业也见利忘义，有意无意地成为了不法商家的帮手，将自己经营的网络转变成为出售假冒伪劣产品地媒介。
二、网上购物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伴随着全民购物时代地到来，人们的生活消费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也给隐私全的保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隐私权的保障正承受着史无前例地严峻形式。由于网络中的信息复制和盗取十分便捷，并且将毫无迹象，这就给不法分子制造了机会，引起了各种侵害隐私全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经营者为了取得更多的利益使用甚至买卖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有的经营者在为取得消费者同意就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参与商业交易。这些行为都影响了消费者对网络购物安全的信耐度，制约了网络购物的迅速、健康发展。
（二）网上购物的格式条款问题
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给众多的消费者带来了方便和实惠，但是也引发的法律问题呈上升趋势，例如送货延迟、付款后未收到所购物品、夸大宣传、收到的产品与网上展示图片不一样、网站依据格式条款免除对网上售出产品的三包责任、未赠送约定物品等已成为了消费纠纷的关键点，其中对于网上格式条款的纠纷尤为突显。商家制定格式条款作为准入规定，消费者迫于无奈地接受其中不公正规定，造成了消费者在网上购物处于不利的一方，这也引发了消费者求偿权难以得到实现。
（三）知情权难以保障
因为网络虚拟地特性，网上经营者不必要开设实体的店面、储藏设施以及配备营销人员等。当前，很多网上经营者都未办理注册登记，消费者无法准确掌握网上经营者的经营状况、具体地址等基本商业资料。消费者在网上购物过程中，大多数对所购买的产品的品牌、性能、质量等信息无法准确掌握，仅仅只能凭借网上经营者上传的商品信息影响自己的购买意愿，消费者在网上了解到的商品资料可能与实际收到的产品本身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从某一方面分析，网上购物掠夺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前检查商品的权利，网上经营者常常也利用与现实交易的这种差异进行虚假宣传或隐瞒产品质量的真实情况，消费者常常发生收到的产品与网上信息不一致、性能差，甚至是此等品。例如2011年3月，笔者在网上“购买了福建安溪一家茶厂的铁观音的茶，每公斤价格为800元，货到付款，收到货品后发现茶的重量不够，货品外包装与网上信息不一致，喝起来味道就是没有在我县专卖店购的味道好，我认为这肯定不是正品。
（四）网络欺诈
1.消费者付款方式不当，交易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当前，网上购物的付款方法主要是网上银行支付和网下付款。网下付款包括了先付款后发货和货到付款，如果是先付款后发货，消费者极有可能收不到产品并且无依据追回货款。例如今年刚发生在王先生身上的网购被骗事故，王先生在网上“上海康视达公司”购买了5个卫星信号接收器材，付款后一直未收到货品，要求店家退款却被严厉拒绝。2011年12月湖南工商局受理了消费者谢先生投诉案件，根据谢先生反映自己在“金华联泰自行车买卖有限公司”的网店购买了一辆自行车，付款2500元，到现在还未收货，店家要求谢先生再给付9000元“风险保障金”才会将货物发送给谢先生。
2.经营者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钱财。根据消费者反映许多网上经营者提供虚假信息，骗取财物，网上经营者在网上低价出售产品的信息为诱饵，先让消费者将首笔货款汇到银行账号上，然后要求消费者交付保障金或办理相关折扣卡后才会发货，骗取消费者第二笔甚至更多的钱财。例如2012年5月，金华市陈小姐在“http：//861.com/”网站购买游戏卡，店家以VIP折扣为由，骗取陈小姐先后四次转账，多次联系店家，对方的手机都处于停机状态，陈小姐一共被骗取了4000元。
3.商家刻意夸大宣传，低价诱客。很多网上消费者都存在这中感觉，网上出售的物品价格跟现实生活中的价格相差甚远，价格低得超乎想象，图片也是十分精美，但收到的实物却不尽人意，这些精美价廉的产品常常会吸引许多贪图小便宜的消费者被骗。
（五）退换货困难，求偿权缺失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这一法规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现实消费形式，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受到了侵害，消费者可以直接要求经营者赔偿，这就是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后的一种物质追偿制度。然而，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要想取得赔偿确实相当的困难。
三、完善网上购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进行了大范围修改，但是依旧是在不断完善传统消费模式下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很少有条款涉及到网上消费模式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建议加大对网络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两大方面的法律规定，完善网上消费的消费权利（知情权、安全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规范网上经营者的义务（提供细致真实的商品信息、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消费者个人信息保密）。
（二）建立全国消费者协会联动机制
中国消费者协会设置全国统一的网上投诉中心，接受全国范围内的网上购物的消费者诉求，并依据消费者提供的被诉经营者的相关资料，将接收的消费者投诉案件转移到消费者当地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或者被诉经营者所在地的消费者保护协会，由其消费者想被诉经营者追究赔偿，最后将案件结果反馈给网上投诉中心，这样全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三）确立和完善网上购物市场准入制度、资格认证制度
建议在网上购物快速发展的情形下，按照立法的规定加强对网上交易行为的限制，明确规定网上购物的市场准入资格、市场经营行为等方式，从而赋予网站具有“经营主体资格”，合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被诉求对象的规定。
（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
在宾馆里丢失财物怎么办？顾客一般都会向宾馆提出承担赔偿责任的要求；宾馆方则会拿出自己惯用的挡箭牌：“现金贵重物品需要保存，否则责任自负。”双方僵持不下的结局往往是：旅客因无法举证，耗不起时间、钱财败下阵来。商家找到的这个挡箭牌当真合法、合理吗？
丢了电脑和博士论文资料，讨回了饭钱
最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丁红燕就遇到这样一起令她“欲哭无泪”的宾馆失窃案。7月3日早晨5点50分，丁女士从南京到河南大学进行学术活动。由于到达时间较早，她在河南大学的交流中心稍事休息。7点20分，丁女士醒来看到自己的小背包扔在卫生间的地上，在打电话通知服务台时，她又发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当下，丁女士花容失色：丢失了1200元现金事小，笔记电脑里保存着她一年来进行的四次试验数据和五篇论文。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河南大学交流中心客房部主任葛军承认“宾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面对丁女士，店方以有“贵重物品需要寄存、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的提示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经过三天反复交涉，河南大学交流中心给丁女士解决了100元的饭钱，200元的路费。7月5日，丁女士结束了这次伤心的学术活动启程返校。
丁红燕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失窃后，她才发现宾馆失窃案件较多，索赔也很困难。当天接案的民警告诉丁红女士，7月3日凌晨4：40至7：20，河南大学交流中心辖区的民警一共接警4次，其中两起是宾馆失窃案。民警表示，丁女士的失物找到的可能性很小。河南大学交流中心客房部的经理面对丁女士的索赔如此答复：没有人能证明丁女士带有电脑和现金；丁女士门没锁好是主要原因。
直到此时，丁女士才发现：一人住店，一旦发生问题，顾客与宾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造成顾客处于绝对的被动位置。
“住了1小时20分钟的宾馆，丢失了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博士论文资料。”此事令丁女士甚是伤心。她表示“不惜时间、金钱讨个公道。”结果，她咨询的三位律师一致都认为：丁女士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原因是：虽然宾馆应承担因未尽义务致使顾客造成的损失，但是损失多少难以举证。
索赔受阻“不是新闻，但是个社会问题”
到底宾馆失窃案情况如何？记者在一个大型网站上输入“宾馆盗窃”四个字，搜索出1000多条与之相关的新闻。有相当一部分新闻报道的是顾客在向宾馆索赔过程中受阻，理由都是宾馆有“提示”在先。
也有一起“例外”：江苏一位消费者在河南某地住宾馆丢失了5800元现金，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河南省消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其讨回了4000元的补偿。此案还被列为河南省今年上半年的典型维权案例。
丁女士告诉记者，“宾馆失窃索赔受阻不是新闻，但是一个社会问题。”她认为，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外出越来越频繁，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也越来越多：笔记本电脑、手机、商务通、相机、金银饰品和名贵手表等都较为常见。电脑、手机、商务通等有些物品很多已成为顾客随时可能起用的物品，不能在宾馆保存。如果宾馆仅凭一纸合同、提示就可以规避自己应承担安全保卫的责任，以后谁还敢入住宾馆？
河南消协：格式合同不能规避宾馆责任
河南省消协的有关人士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旅客投宿住店，一旦与宾馆履行了住宿手续，双方便达成买卖合同。旅客购买的是宾馆的服务，宾馆有责任保证客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河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煦燕认为：格式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制订时未与对方协商的一种条款。她称宾馆的住宿登记就是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在此合同中宾馆会提醒消费者要保存贵重物品，否则后果自负，宾馆常以此作为推卸责任的屏障。但此合同条款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部分条款明显抵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李煦燕称，霸王条款主要是指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公告或者行业惯例等。她认为，顾客入住宾馆，店方适当的提醒是应尽的义务，但并不能豁免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如果宾馆坚持用格式合同消减自己的责任，这实际上已构成了霸王条款。
法律界：双方应各尽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