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0 03:20: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非正式金融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非正式学习；理念；知识观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6）22-0113-03
Key to Understanding Informal Learning//Gao Yuan
Abstract Compared with formal learning， the external differences of informal learning reflect its internal changes， which is the change of learning idea in informal learning. The difference of learning idea is the key to distinguish informal learning and formal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key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inner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l learning.
Key words informal learning； idea； knowledge concept
1 非正式学习的研究现状
所谓非正式学习，是相对正规学校教育或继续教育而言的，指在工作、生活、社交等非正式学习时间和地点接受新知识的学习形式，主要指做中学、玩中学、游中学，如沙龙、读书、聚会、打球等[1]。非正式学习英文称为Informal Learning，是一个外来词汇，国内对非正式学习的关注和研究时间不长，始于20世纪末。
2005年，国内学者余胜泉、毛芳在《电化教育研究》第10期上发表了题为“非正式学习：e-learning研究与实践的新领域”的学术论文，论文不仅介绍了非正式学习的概念，还对非正式学习的时代意义、内涵和特点、理论基础、典型形式、促进与实施策略进行了介绍。论文对非正式学习阐述全面、系统，在国内非正式学习研究领域堪称转折点，随后有关非正式学习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多，并且不少研究都引用了这篇论文。
笔者通过CNKI（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发现，截至2015年12月，和非正式学习有直接关联的论文有318篇，其中2014年、2015年共有论文90篇，占文献总数量的28.3%，说明国内有关非正式学习的研究成果尚不算丰厚，但近两年又有上升趋势。笔者根据学者王妍莉等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国内非正式学习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国内对于非正式学习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相关技术、资源建设、实践成果等应用方面，综合来看，应用方面的研究超过研究内容的80%[2]。杨欣、于勇的研究也证实，有关非正式学习的应用研究在国内备受学者青睐，成为研究的重点[3]。
任何理论的创立最终都是为了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应用，否则，再完美的理论也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人们把非正式学习理论应用到很多具体领域，说明非正式学习在实践中有很强的应用和研究价值，得到实践的欢迎。笔者以为，非正式学习越是在实践中受欢迎，就越需要加强对其理论方面的研究，以促进其不断发展完善，更好指导实践。
当前人们对非正式学习理论层面的探讨倾向于对其特征的关注，非正式学习的特征是其区别于正式学习的关键，也是人们认识和研究非正式学习的主要抓手，更是其吸引众人目光的焦点。但从研究的历程来看，对事物的认识还不能止步于此，还需μ卣鞅澈笏隐含的东西开展深入研究。事实上，对非正式学习的认识容易为其特征的表面所吸引，也容易因其表面的特征而疏忽对其内在的认识。
笔者认为，与正式学习相比，非正式学习外在的不同反映了其内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蕴含在非正式学习中的学习理念实现了转变。学习理念的不同是非正式学习区别于正式学习的关键，也是人们需要透过非正式学习特征的表面认识其内在的关键。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试图对非正式学习所蕴含的学习理念进行探讨，并求教于大家。
2 非正式学习体现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性、实用性与功利性的特征。现代知识观对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性和实用性及功利性的追求虽然消除了知识的主观性、个体性和不确定性等缺陷，但也带来一些问题，使知识缺少人性的温度，变得生硬、冷漠，这样的知识缺乏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知识因人的参与而生成，所以知识应体现人类的价值取向，现代知识观下的知识缺失价值取向，它异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和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只重视以符号系统形式保存、积累下来的社会知识，注重社会知识向学生个体的传授，而忽视了社会知识的个人化，把个人知识与社会知识简单地对立起来。忽视了从个人经验中获取自下而上的知识，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被动地接受知识，从而抑制了个体对知识的批判意识和能力。对非正式学习的理性认识反映了人们的知识观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通过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集中体现。
1）不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而是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知识不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直观的“镜式反映”的结果，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沟通和对话的结果，沟通和对话的过程基于主体的经验和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是学习者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4]。这样的知识成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这种主体性的存在导致知识不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
2）具有开放性，与封闭性相对立。知识系统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各种突发事件、外部干扰、错误都有可能转化为学习契机，最终形成有价值的知识。
3）具有复杂性，与单一性相对立。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各种联系的网状世界，由多种交互作用的要素组成，个体处于这一网络之中而非网络之外，于是形成一种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互交融的、复杂的知识状态。
4）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以往知识的传播主要依靠教师课堂传授和书本两种方式，当下知识的传播却可以依托各种技术，实现传播方式的大跨越。
3 非正式学习使人们平等地享有学习的权利
以往，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学习行为只能发生在教室中、课堂内，是那些走进学校坐在教室里的人的特殊权利，走出学校大门或无法进入学校大门的人不能享受学习的权利。这样的观念显然建立在传统的机构化和结构化了的教育体制之上，认为知识传播的活动和学习的行为只能以正式学习的形式发生在正规的教育机构中。这种观念反映了人们对获得知识的热切渴望，也折射出人们对正式学习的非理性认识，更是那些被排斥在教育体制之外的人们失落心理的真实体现。很明显，这种狭隘的认识自然地把大部分人排除在可以产生学习行为的主体之外，使人们无法平等地享有学习的权利。
相对于人的一生，人们在学校中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何况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如果按照上述逻辑进行认识，能够进行学习的主体只能是人类社会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是不能学习或不能继续学习的。现实给出的回答并非如此，常说不学习就会为社会所淘汰，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没有继续进行学校中的学习行为而并没有被社会淘汰？答案只能是人们在以学校为代表的正规教育机构之外仍然进行着学习活动，即非正式学习的活动。非正式学习没有正规教育中过多的限制，是每个人天然的权利，尤其是那些已经结束学校教育或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们，他们依靠非正式学习很好地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不仅未被社会所淘汰，甚至成为紧跟时代步伐的不断创新的群体。非正式学习使人人都可以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学习活动的真正主人。
4 知识来源的渠道不再局限
建立在传统的机构化和结构化了的教育体制之上的学习观念很自然地会认为知识来源的渠道主要是书本和教师。书本和教师固然是知识来源的重要渠道，尤其是那些已被高度程序化和理论化的知识。如果是在过去，人类知识总量不多和更新速度较慢的情况下，人们依靠书本和教师获得的知识完全可以应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但当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所述：“即将来临的后工业社会（即当下的社会）与以往工业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从总体的广泛特征上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5]丹尼尔・贝尔还用中轴原理来形容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变革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知识社会初见端倪的当今世界印证了丹尼尔・贝尔40多年前的预见，在当下，知识具有绝对的核心地位。学者Blair通过长时间对数千家非金融企业的资产组成研究发现，以知识为主的无形资产在1978年的企业资产组成中平均占据20%，到1998年这个数字变成80%[6]，可以肯定，目前这一比重会更高。同时，知识还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更新。有研究表明，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5年翻一番。知识如此重要，并且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那种试图通过书本和教师等有限渠道来满足人们学习需要的做法与当前的实际是格格不入的。
非正式学习的知识是通过非教学性质的社会交往来获取的[1]，因而非正式学习中知识的来源渠道是多元化的。从人的角度看，非正式学习中的知识可以来源于家人、朋友、同学、同事等工作和生活中可以直接接触到的所有人，也包括那些无法直接接触但可以借助媒介发生联系的人，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从来源的媒介看，可以是书本、报刊等传统媒介，也可以是电视、电脑、移动媒体等新媒介；从来源的场所看，可以是办公室、生产车间、会议室、图书馆、博物馆、地铁站等多种场所。
5 学习可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论语》开篇即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虽然不能对这句话进行简单解读，却可以明确地看出孔子认为学习是可以带来快乐的。学习不仅是智力活动的过程，也是人的内在心理活动过程，学习与人的内在心理、情绪等联系紧密。学习应该既是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也是人们因内心得到满足而愉快的过程。因为人类不仅有学习知识的现实需求，同时在知识面前也充满好奇心，学习使人们的现实需求和好奇心可以同时得到满足。而现实中发生在教室中课堂里的正式学习往往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带给学习者快乐，反而使他们面对学习充满畏惧。
正式学习的过程经常是学习者被牵着鼻子被迫学习的过程，教师主导整个过程，从学习的发起到知识的传递，再到学习的结束，学习者都处在被动地位。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曾说：“我随时准备投入学习，但是我不喜欢被教。”教师主导权的过度发挥限制了学习者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正式学习中传递的知识往往是脱离真实情境而高度抽象化的知识，如果教师再不注重教学的方法艺术，而是一味填鸭式地灌输，坐在教室里的学习者产生厌烦的痛苦心理是不难理解的。
更令学习者担忧的是正式学习往往伴随着考试，学习的结果都要通过考试成绩进行鉴定。考试应该是检验学习者学习状况的一种手段，目的应该是更好地促进学习。现实中，考试却成为学习的指挥棒，学习者沦为考试的奴隶。有的学习者因为考试成绩不佳，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怀疑，使本来就不积极的学习心理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在正式学习中产生的失败学习心理其破坏性影响极大，不仅是学习成绩不佳的学习者在学校期间的困扰，也会使其在走出学校后面对以后的正式学习而唤起学习失败的记忆，从而失去继续学习的信心。
非正式学习中，学习者完全主导学习的过程，学习由学习者自我发起、自我控制、自我负责。知识不仅是学习者当下的现实需要，而且传递发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学习的过程甚至不易察觉，学习的结果也不被别人量化考核，学习者对结果自主负责，失败了也不会对学习者产生挫败心理，甚至会启示学习者寻找新的学习方法。非正式学习这种学习者内心对知识的真实需求，学习过程的自我主导和情境化，使得学习者在学习中处于一种自然放松状态，感受不到学习的压力。尤其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高度发达，更使非正式学习的过程充满愉快的体验。
参考文献
[1]余胜泉，毛芳.非正式学习：e-learning研究与实践的新领域[J].电化教育研究，2005（10）：18-23.
[2]王妍莉，杨改学，等.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非正式学习国内研究综述[J].远程教育杂志，2011（4）：71-76.
[3]杨欣，于勇.非正式学习研究现状综述[J].现代教育技术，2010（11）：14-18.
[4]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术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8.
[5]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156.
[6]Blair M M. Unseen wealth： report of the Brooking Task Force
在他们之中到处存在的替换储蓄和信用协会——非正式的金融机构(IFIs)，是远古的起源。被贫穷的和非贫穷的当地人拥有自我管理的自助组织，通过动员他们的自己资源,在他们的利润扣除成本后，他们获得了成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已经进入新的领域且数量增多，规模和多样性，但最终，大多数仍然受制于规模、推广和存续时间。他们最好是单独下，还是应该得到帮助，以提高他们的业务，并融入更广泛的金融市场？在有利的政策条件下，其中一些会自发地利用机会，演变成半正式的或正规小额信贷机构（小额信贷机构）。这通常会产生巨大的效益：金融深化，可持续性和推广。捐助者可以利用这些土著基金会和支持各种体制方案的发展，其中包括：激励主导的互动;鼓励在缺乏金融服务的地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连接国际金融、小额信贷机构与银行;加强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发起人的良好做法，以及在非抑制的政策环境中，促进恰当的法律形式，授予审慎监管和监督。
关键词：小额信贷，微储金，非正规金融，自助团体
1.非正规金融，自助组织
在1967年3月，在我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在利比里亚，我有机会观察一组12个属于马诺的在田地中砍树的农民。在他们开始工作，他们带上锄头形面具，变成动物，唱歌。一个变成了狮子，另一个为布什猪等。他们在整个一天中继续模仿这些动物，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我知道我遇到严肃的事情；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当他们脱掉面具和变回人类，我开始提问。我了解到：我获悉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工作，依次处理每一个的地，实行被人实施的所有任务。对由于性别的原因，女性组织他们的自己团体(Seibel，1967)。在接踵而来的二年的时间里，对利比里亚的每个17个族群的后续访问期间，我继续提出问题。研究开始于团体工作；以非正式金融结束。
在利比里亚，我发现人们组成的自助团体，其中每个人定期等量的贡献宝贵的东西：劳动力，大米，金钱或其他物品。在东北的戈班迪，洛马和基西，你仍然可以发现大量被扭的铁棍棒，有着平和圆的外形，所谓的Kissi便士。在阿梅利比里亚介绍了美元之前，它曾是当地货币。在所有这些团体，在一定时期内，一位参与者可以获得数倍于他个人的好处：砍树木种水稻等均能获得相应团体的帮助。当每个会员收到了总额超过一次时，这个周期已经完成。一个新的周期可以从相同或不同的成员中开始。
劳动积累和分配，大米和金钱似乎是三个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然而，在我于1985年在象牙海岸会见的一个农民看来，它们都是关于金融中介：“Letravail,c''''estnotreargent!”。在加纳，1979年，我看到了妇女群体的共同生产棕榈油。在一定的时间里，他们在市场上出售棕榈油，所得收益分配给小组的成员。大多数这些团体还提供了社会保险的分配稀缺资源，而且向紧急情况下的各成员提供援助，早期这主要是食品，而现在它通常是金钱。
随着经济的钱，这些非正式的金融机构（IFIs）并没有失去其活力。恰恰相反，他们已经成倍增加，无论在数量和多样性。银行，其不恰当的产品和做法，都没有阻止IFIs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商业和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如印度尼西亚银行）已经被发现参与。一些银行甚至通过了金融技术的使用，如每日存款收集是通过在印度尼西亚巴厘的商业银行和在菲律宾的北棉兰老岛开发银行。
2.从传统的小额贷款组织到微观金融
我的第一个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用于传统组织（赛贝尔与安培，1974年），一项条款那，充其量，唤起人类学家的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技术援助机构发现这些组织是（根据弗森100年前所使用的一个古老的名字）：自助团体（赛贝尔＆Damachi，1982年）。在1980年代中期，他们变成了非正规金融机构（赛贝尔与马克思，1987年）。最后，在1990年，在1989年关于微型企业的世界银行会议上，我向在科罗拉多的博耳德经济学院建议，它提供的计划一部分，其在世界银行业和金融项下的小额信贷，既包括微储金和小额信贷（赛贝尔，1996年）。这种新的条款反映它愈加地难以清楚地识别正式和非正式的起源和实践的事实。
3.Dhikuti，小的企业家的自我帮助财政公司
Dhikuti的小商人自助金融公司，在全世界能找到许多其他形式的体制。在尼泊尔，体制改革已采取了不同的路线。直到20世纪50年代，dikur或dhikuti是一个简单的微储金之间的塔卡里贸易商协会。自那时以来，在尼泊尔，它已经扩展到所有城镇和大多数民族，并成为小商人的自助银行（赛贝尔＆什雷斯塔，1988年）。当商业机会成长和钱成为不足，秘密的招标（也在中国和越南广泛分布）按彩票取代分配。例如，在第一个轮回，最低的投标人可能接受600美元的1000美元的一个罐，减少个人捐款的40％或将余额400美元到一个新出现的贷款基金。
在回应允许财政公司的机构一条新的法律，第一，dhikuti现已开始登记为金融公司，这大大改变了传统模式的微储蓄和信贷。最突出的是喜马拉雅财政节余公司，把各种储蓄和信贷产品提供给整个尼泊尔的穷人和近穷的人。一度，在新的中央银行规则导致储存中收藏家的数目和增长缩减以前，多达600个日常的储金收藏家搜集每日0.15美元的押金总计。（赛贝尔和施拉德，1999年）4.金融服务协会（FSAs）：被农发基金开拓的一项选择
金融服务协会(FSAs)的概念和发展是是农发基金创新的原则基础上的土著式储蓄和信贷协会：，由穷人所有和自我管理，自力更生和可持续性的，接近地方的金融中介。为了在没有银行设施的在村一级的地区，促进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金融服务，1994年，农发基金第一次在南非共和国引入这个模型，随后在1996年是在刚果共和国，1997年则是在几内亚和贝宁湾共和国。在加纳的模型介绍，尤其在带银行设施稀少的北方乡村区域，被在计划。FSA模型通过以公平的形式动员本地储金，避免使用外部基金，而且以快速的周转机制把它们转化成股东所需的小额贷款。FSA模型的显著特征如下：
(a)接近.FSA是一家有可变资本且被股东（当地居民）拥有与运营的合资公司。
(b)储蓄.动员地方性的储蓄作为股份，而非存款.购买股份的主要激励措施是地方性资源的积聚和储蓄的安全。
(c)会计.记录，包括年度账户的结束，是由当地的FSA自己完成。会计和行政程序的简化和透明基于当地的做法和经验。
(d)管理的自。所有的股东作出决定并实行，包括他们自身的信用检查。一个会员的股份数目没有上限，但没有股东可以有10个以上的票，所有主要的管理一般在大会作出决定。
(e)控制.机制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利于快速实现高度自治和自我调节。
(f)收益性.盈利的能力。股东为自己利润的生成而确定FSA的战略;关注盈利能力是所有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g)贷款项目业务.FSA以公正的形式动员金融资源,在其职权业务范围内，为投资到该地区。协会的主要金融产品代表是非常短期小额贷款，能服务其80％的成员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提供的金融服务，可能是扩大参与，但只有在两种分析信贷的成本和方式，以实现一个可以接受的之间的权衡的财政状况和金融厅对借款人的盈利能力。
(h)可持续性。成员确定自己的战略，对储备的构成，为了管理风险、资本报酬和决策拨备营运成本，坏帐准备和对抗通货膨胀以实现资本的保值。
(i)网络.FSAs的创新能够刺激当地的机构和网络提供核心服务给FSAs。同样地，FSAs能够提供便利给正规的金融机构到农村市场。因此，FSA的概念是一种村民自己发起、拥有和经营的，灵活的小额信贷模式，它向农村地区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建立村一级的财务结构。它又解决正式和非正式的金融实体之间缺乏互动的问题。（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Tounessi，2000年）
5.连接银行业
在他们的自己倡议（有时借助顾问的建议），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开始了很多的连接，大部分在合作社和银行储存话。但是非正式的，这些机构很难从这些银行或合作社获得信贷。这是在亚洲和太平洋的亚太农村和农业信贷协会（APRACA），曼谷协会中央和农村，农业银行，进行干预。越来越多的会员机构，如印度尼西亚银行，菲律宾的土地储备银行，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印度国家银行（NABARD），和支持农业和农业合作社（BAAC）的泰国的银行，鼓励银行和非政府组织，在商业的条款上，与现有的金融自助团体合作（Ghate，1992;Kropp等。1989;赛贝尔＆Parhusip，1992;赛贝尔，1996），从而降低了贷款人和借款人以及存款者和储户的交易成本。
这是亚洲国家的政策框架下，有利于金融创新，行之有效的方法，成本包括利率和体制的可行性。在非洲，那里的政策环境是不利的，或不太稳定，如在尼日利亚，APRACA的姐妹组织，非洲农村和农业信贷协会（AFRACA）发现它更难以促进银行的连锁。然而，在布基纳法索，它的一些成员机构，如国家银行农业信贷杜（国家推行的）；津巴布韦农业金融公司（AFC）和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进行了有希望的倡议。在加纳，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非洲开发银行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行动，以联接土著储蓄和信贷协会，即所谓的苏苏俱乐部，并每天向银行存款收藏家。
6.作为好的实践促进者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促进健全微观金融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它们可以传播信息和组织培训计划，如孟加拉国的Grameen银行。通过培训（视需要而定），他们可以协助小机构改善其生存和提高他们的法律地位。它们还可以开展金融业务的，在许多国家，妨碍存款收集。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对金融业务感兴趣，他们应该登记为农村或商业银行，金融公司或储蓄和信贷合作社。有些已经成功地走上了这条道路，仅举几例：玻利维亚的BancoSol银行，在印度尼西亚银行的Danarta银行和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和菲律宾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心支柱——农村银行（赛贝尔和托雷斯1999年）。
非政府组织可能会传播小额贷款的良好的做法（但并非最佳做法，引起普遍有效的概念的最佳解决方案）。好的实践对于小额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可能包括：
*调动内部资源的体制，通过吸收储蓄、更高利益、贷款利率、股本、利润和保险保费，以自力更生。
*动员微储金作为微型企业或农户的自有资金，包括自愿可撤回的储蓄，定期存款，强制性定期储蓄，奖励储蓄和日常储蓄的收集。
*适当的小额信贷产品，越来越根据偿还的表现和吸收能力，短期信贷主要是根据客户分期付款的能力，坚持及时还款，市场利率覆盖每个产品的成本。
*小额保险产品有助于贷款的安全，如生命保险、健康保险和牛保险。
*产品互惠，搭售储蓄和信贷保险，以强化金融纪律和银行努力。
*互惠储蓄是预防拖欠的一种手段，储蓄和贷款相结合的创新，或分期付款金融产品和商品的结合。
*向客户提供小额贷款服务的是金融机构而不是政府，包括健全的财务管理，方便收集和存款设施，获得适当的贷款处理，充分的风险管理，及时还款收集，监测和会聚有效的信息。
*获益于正式与非正式机构经验的条款及条件，服务这两个机构及其客户的和利益。
7.促进谨慎的调整和监察
7.1本土的自我规则
从替换对非替换信用团体的储蓄团体，从口头的规则和规则到书面的议事程序的一个改变。在他们的最简单的形式中，他们可能象在1967年在利比里亚内地的一个单一的村庄里，找到的一家所谓的钱公司的那样阅读规则：
所有的成员须达成每一星期日支付钱的总数，且迟于星期日将有五分钱的利息增加到他本应支付的总数.成员须从收入中支付;无论生意如何难做；你将会必须要求收入.在钱被借出之前,五个官员须一致同意借给某人.他们有责任支付从银行会计收不回来的任何钱.收入催收时间:每一星期日.(Seibel,1974)。
7.2谨慎的调整和监察
在一种压抑的政策环境，IFIs和其他小额信贷机构不受管制，与被管制的机构相比，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自由地确定自己的利率和其他合同条款。许多IFIs保持非正式的，只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法律形式提供，或至少没有充分的法律形式与最低股本要求，或与资本充足比率代替。但是，一旦放松管制的政策环境和删除准入的障碍，但可能会获得的谨慎管理和监督。三年的改革措施至关重要，用于改善IFIs纳入规范小额信贷机构：
1.撤销存款和贷款的利率管制：允许每个机构调整利率，以有效成本，包括服务边缘地区和收集微储金和在门口的微职薪金。
2.修改银行法：允许当地居民建立自己的小金融机构，要求合理的最低资本，或资本充足比率（高于商业银行）。此外，法律制度应应该提供为可让与的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以抵押和有效地处理索赔所产生的坏账。
3.提供有效的银行监管：同时对小额信贷机构和他们的客户提供指导和监督机构微观金融服务的利益。对于众多的当地的小额信贷机构，这种监督可能是单独提供的，即下放管理和监督给二级管理机构，也就是说，组织自我网络的微型金融机构又是监督的金融当局。
8.MFIs的状况
小额信贷机构受益于银行业的地位？或者，他们应该隐藏在一个非正式的金融部门？答案明显是，他们应该留在非正式，如果是压抑的政策环境，加强利率调控，不恰当的监督，或干脆禁止机构健全的做法。在许多国家，有自有资本的要求，例如，银行的地位未达到地方小额信贷机构;IFIs的唯一途径，进行登记，从而变成根据社团法半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作为非股票，非营利性公司，私人或公共信托基金，或者合作社。升级到一些法律地位可能使该机构大幅增加其资产并继续建设，而不是定期在各成员之间进行利润分配，这是大多数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做法。
一个例子是在西方苏门答腊岛，印尼的Minangkabau中间的LumbungPitihNagari(LPN)。他们来源于两次非正式体制的发展：社区米店——lumbungpitih和替换储蓄集团替换——julo-julo。作为货币代替大米，大约500大约500LPN被转换为其成员所拥有的和被省政府注册的半正式金融机构。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的省级法的建立，它不属于国家银行法，法律体制不断升级、演变。省政府给LPN注入股份，其中约一半的财政是用在不断增长和推广其实力上。1988年，通过一个村庄银行法，LPN进入另一个阶段的法律发展，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注册为正式的乡村银行，如银行Perkreditan人民（赛贝尔，1989年）。越来越多的LPN已利用这种办法，近年来，大量提升了其业务的影响。
9.目标：非正式的金融机构(IFIs)被升级和主流
1.IFIs之间的联网提供便利
1.1形成草根金融体制的格局
组织进行了分析（例如，替换与非替换储蓄和信贷协会，自助金融服务团体，如水用户协会或妇女团体，存款收藏家，放债）。
1.2现有的穷人的IFIs的确定
1.3协助穷人加入为穷人所拥有和管理的地方性IFIs
1.4在IFIs中提供便利
1.5促进中央的网络服务来激励IFIs叁加网络(例如:训练，顾问,簿记工具，法律援助,交流经验,感兴趣表现,与地方和国家当局对话，审计和监督,流动换,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联系)
1.6帮助主动登记的IFIs
1.7支持非政府组织，协助IFIs的网络和培训IFIs
1.8达成谨慎的监管
2.倡导、鼓励IFIs应成为主流
2.1提供基本的会计培训，以鼓励IFIs注册一个网络
2.2提供财务管理培训，来激励IFIs注册网络
2.3奖励提供良好咨询服务的实践者，获得法律地位
2.4提供流动流和再融资服务，作为遵循审慎准则的奖励
2.5提供一个质量认证的证书，作为遵循外部监督的奖励
3.IFIs的改善提供便利
3.1升级法律,以为实现一个合适的法律地位提供便利
3.2通过工作人员和财务管理培训，实现人力升级
3.3组织升级，转换贷款基金替换团体（循环储蓄和信贷协会，养老储金会），丧葬社会，存款收藏家和其他IFIs借助股票、存款和费用或保险费建造，进入常设机构的贷款基金
3.4业务升级，提供包括适当簿记，有效的金融产品，网络
3.5财务方面的升级，自力更生（动员内部资源），活力（收入扣除营业费用）和可持续性和推广（增加、扩大收入）
4.给银行（连锁银行）商业化运作提供便利条件
4.1提供再融资服务
4.2提供存款服务
4.3付款服务
4.4财务顾问服务
附录2
图及其解析
图（补充2）解析：
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第一产业的长远发展.因此,把它置于图中的核心。
第一产业的存在是农民存在的前提条件，也农村企业(特别是农村资源型小企业,它一般以农产品的加工为主营业务）的基础。
现在,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催生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农民的载体。支持、引导和规范合作社能有效地实现规模的扩大与品牌的升级，实现产供销与农工贸于一体的产业化，以适应超市连锁、量贩、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商战，进而提升农民、农民合作社的利润空间。预期利润甚至超额利润的出现，将会激励农村经济主体与金融机构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并促进它们的良性互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问题。
有关农村金融机构如何参与农村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我在论文（P33-34）的：
（2）“信用证”农户信贷创新模式
（3）“龙头企业+信用社+农户”的“三方协议”信贷创新机制有较详细的解析。
“资金融通（红色箭头）”主要是指农村金融机构根据国家政策以及自身的发展需要,决定资金在城乡及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流动。
黄色箭头主要是指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如何分工协作,以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
我在论文P28的做了相应的解析:
5.坚持合作、适度竞争、有进有退以及竞争与产权改革相结合的原则
图（补充1）解析：
广西北通镇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镇，主产亚热水果,地处亚热带,蚊虫较厉害.因此,发展以频振杀虫灯和沼气池为主的生态循环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沼气池提供的有机肥是发展绿色农业的前提。因此,把它置于图中的核心。
经济作物(我当时,认为是能给农民提供收入的作物）：荔枝龙眼香蕉
非经济作物(我当时,认为是农民自给自足的作物）：水稻薯类作物
个体户是指从事化肥饲料等生产资料和日用品的农户。
农民是指主要从事上述经济作物和非经济作物的。
企事业单位包括政府机构、教育等事业单位、农村企业（以工艺品编织厂为主）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制度的移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这些金融制度移植过来后多数水土不服，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根据国情，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进行金融制度移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是我国金融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
金融制度的移植与创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作为一个必须随货币资金流动客观需要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金融制度健全与否又取决于其能否针对金融发展而及时、准确地作出适应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大致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其成为接受国或地区的金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创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认为，金融制度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只有从无到有地形成某项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称之为金融制度创新，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从广义上讲，只要是对原有的或从国外移植来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调整或某些更新，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就可以认定为金融制度创新。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
之所以要进行制度的移植，是因为制度的移植对于移植国家来说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成本，W·拉坦说，制度创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一些被市场经济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内。
但是，单纯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无异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发展永远受制于别人。只有在自我创新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金融制度移植的约束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种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种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还存在着两种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问题。对于“移植”的部分，必须经过一些相应的变更，以使外来制度本土化才能实施，也就是说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无条件的，在移植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约束条件，若对这些约束条件视而不见，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败。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约束，而我们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属于正式约束，它与一国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精神等有着广泛的联系。萨维尼认为，一国的民族精神决定一国的法律制度。显而易见，民族精神这一文化因素对一国的法律制度的影响是不应被低估的，正式规则中包含了大量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别国的某项金融制度若与本国的文化存在重大冲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会失去效果或产生移植不适应症。这就要求我们在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时，既要对来源国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又要对准备移植的金融制度与本国文化的适应性作科学的、真实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金融制度体系的结构。二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而我国的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当前我国在融入WTO的过程中，金融制度层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许多方面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这与WTO的许多规则存在一定的冲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并非是WTO规则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国入世在事实上就成为强制性变迁的金融正式制度的执行者，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因此，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金融制度就有一个在我国改造的过程。这也是我国当前许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国体、政体和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源于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由于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主体都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在我国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政府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国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国很活跃，这与我国融入WTO后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但是，由于我们在金融制度的移植过程中，缺乏成熟的经验支持，存在不少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金融制度移植实效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
对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把握不是很准。表现在对移植的理解就是“拿来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否相容，没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来的金融制度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实效不大或出现负效应。如在我国设立大区行制度就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当时我们只考虑到为了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对央行各分支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这一因素，而没有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大区行并不具备美国地方联储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执行能力。因而这一制度移植进来之后，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省会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响力较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来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将大区行的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央行分支机构工作的开展是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的，大区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进了一张皮而已，对于深层次的内容却没有深入领会。如银行服务业收费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华厦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长说得非常好：收费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过硬的特色服务，一旦某银行收费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户让给了别人。一些银行在引入这项制度时，只看到了服务收费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却忽视了在收费的同时是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前提的，结果导致这项制度在国内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众及某些行业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实质上是一个外来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对待金融制度移植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对要进行移植的金融制度进行筛选扬弃，择优汰劣，寻求最适合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现实状况的金融制度作为移植的对象，并结合内外环境约束加以改造和具体化；另一方面，要辩证地否定本国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础上走向融合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体系。
参考资料：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籍庆利、田永丰，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精神探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
一、课程分析
“网络金融”这门课程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在教学上需要师生之间的频繁互动，在技术上又离不开丰富的虚拟学习环境支持。因为要提供学生针对案例进行分析判断的机会，而数据是直接来自于日新月异的证券市场、保险市场、银行、外汇市场，所以把这门课程设计为可以远程传输、在线讨论和各种同步、异步通讯联系方式，而不光是传统的面对面研讨，才有可能与现实数据保持同步；而且只有通过即时讨论，学生才能得到模拟现实决策的感受和锻炼。
二、使用的信息技术介绍
1.博客
“博客”是一种十分简易的个人信息方式，它让任何人都可以像免费电子邮件的注册、写作和发送一样，完成个人网页的创建、和更新。在教育方面，博客有着独到的方便之处：①群博客。围绕一定的主题建立相关的博客社区，社区成员可粘贴文章、开展有关讨论，学习目标相近的学生可以建立这样的群博客。也可以成为教师指导学生的一个公用资源平台。②学术博客。许多专家教授已开始拥有自己的博客，这些博客具有鲜明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于群博客）。③学生博客。学生博客可能是教育方面在教和学的环节中最有趣和最重要的部分，有很多种博客可以用来辅助教学。学生可以把它们作为日记或文件夹来阐述某个主题的想法、反映和讨论。博客最普遍的用法是综合以上各种方式的特点，这就是课堂博客，这种社区式的博客既可以被教学者用来传递消息、资源和组织讨论，也可以被学生用来进行合作和讨论。教学伊始，教师首先自建了一个“网络金融”的群博客，作为指导学生、信息、传递课堂知识点的公用资源平台。这个群博客有课堂讨论专区、案例分析区、实时点评、学生平时成绩和共享资源五个部分。他们各自起着重要的作用。
（1）课堂讨论专区。
博客可以克服课堂教学时间的限制，每个学生可以自由发言，而且能充分了解其他同学的观点。在管理上教师则要求学生必须都参与博客的讨论，每次要发表评论2条以上。
（2）案例分析区。
案例分析是学生喜欢、但教师在传统教学中难以开展的互动环节。在博客中，教师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把案例的详细介绍放在博客上，提出问题，指导学生的分析思路，学生们则可以根据相关思路，去查询所需的背景资料，总结在一起成为自己的分析，这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与性。有教师的思路指导，还有其他同学的分析，使学生可以实现案例分析的拾遗补缺，清晰地了解到分析重点。
（3）实时点评。
重要的财经新闻和本课程有极高的相关性，教师在博客上引领学生进行相关财经时事点评，学生兴趣很浓，而且有把课堂上学到的枯燥理论知识在现实中有效地运用的体会。
（4）平时成绩。
学生是需要激励的，成绩是最直接的激励方式。博客很容易地实现了成绩即时公开，学生可以对自己的学习作评估，激发学习自觉性。
（5）共享资源。
博客上的内容丰富得多，不仅有参考书及其简评、相关学术论文和杂志目录，还有学习经验交流和相关资料链接，大家在这里可以轻易地得到学习资源，极大地降低了搜寻学习资源的时间和成本。
2.音频会议。
在“网络金融”课程里，就像讨论其它技术的教学用途一样，教师需要仔细地考虑音频会议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用途。引入音频会议，不仅将其用于正式的分段辩论活动，还用于个人对个人，或小组围绕辩论展开的准备活动，以及非正式的讨论中。学生在之后的其它一些文字在线讨论中表现得更为积极和主动。不同的角色使各自的学习计划不同，最新信息技术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准备的学习资料也不一致。但它的特点是必须人人发挥作用，所有人的作用都是清楚明白的。而且在辩论过程中没有时间限制，可能同步也可能异步。学生们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和应对，达到了通过比赛而实现学习真实网络路演的目的。
3.即时通讯。
在一个小组中使用即时通讯，学生们觉得对该小组有归属感和联系便捷的感受。在“网络金融”课程中，技术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一开始就接受和学习即时通讯的使用。然后再组织讨论在“网络金融”这门课程中它对于学生们的小组学习分工与协作的帮助。最后，根据课程的设计，学生们由于他们担任的不同角色，在参与案例分析和网络路演中，需要不时地与本组同学互通消息，使用即时通讯为工具，能帮助他们更为便捷地实现沟通和观点交换。
三、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必须进行好的课程设计
首先，它允许了对风险的控制。由于在每个独立的学习目标中每项技术都是可分离的，技术的学习不影响课程的学习，两者之间的独立有利于学生进行自我调整，消除了由于应用新的信息技术给学生带来的陌生感，进而影响课程学习的风险。其次，它给了学生一定的选择度。虽然以文件夹形式的评价方式需要学生以技术的利用作为例子，但在课程中选什么样的特殊技术是根据他们的喜好而定的。再次就是要求课程设计者谨慎地对待他们所选择的技术。例如：一些学生可能对用即时通讯或对所选的消息服务提供商不习惯，她们可能喜欢用QQ联系，课程中所选的可能是MSN，课程设计者可以建议学生不参加这项技术活动而选另一项技术。为了使课程内容与时俱进，课程技术的设计具有开放性是很重要的。
【关键词】 集群 高技术产业集群 集群创新网络模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创新更加依靠企业间的合作和网络化以及企业和知识生产机构、各级支撑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学习。集群这种组织形式改变了创新主体的线性创新模式，以紧密的集群创新网络形式进行，即网络式创新。其主要特点体现为通过组织间的互动实现知识的产生、传递和积累，而集群创新网络的存在为网络式创新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随着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创新网络视角研究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问题。
一、产业集群及集群创新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关联机构，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集群包括一系列相关联的产业和其他一些与竞争有关的实体，集群也往往向下游拓展到销售渠道和服务客户，横向扩展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和在技术、技能上相关或有着共同投入品的企业。另外，许多集群也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如大学、标准化机构、职业培训机构及商会等，这些机构提供专门化的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
产业集群是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塑造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创新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地理上的临近使集群内部企业能够更方便地交流，难以编码化和以经验技能形式存在的隐含知识能被更方便地学习（嵇登科，2006）。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发生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集群组织形式改变了创新主体的线性创新模式，以紧密的集群创新网络形式进行，即网络式创新。产业集群中的创新主体通过组织间的合作和相互作用，通过集群内部形成的正式和非正式网络联系，促进知识在集群网络中的产生、传递、扩散与积累，进而产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过程。
二、集群创新网络概念的界定及功能
Freeman（1991）最早提出创新网络概念，认为创新网络是应付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构架的主要联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Olaf Arndt和Rolf Stermberg （2000）把创新网络看作不同的创新参与者的协同群体。它们共同参加新产品的形成、开发、生产和销售过程，共同参与创新的开发与扩散，通过交互作用建立科学、技术、市场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互惠和灵活的关系，参与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可以通过正式合约或非正式安排形成，而且网络形成的整体创新能力大于个体创新能力之和，即网络具有协同创新特征。
我们认为集群创新网络是集群创新的一种组织形式，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中介机构）在协同创新和交互作用过程中，彼此建立的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资源流动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总和。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对于集群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创新网络加强了产业集群的资源共享和能力互补优势
创新网络的建立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各种知识、信息能在集群企业间更快速便捷的传播，从而节约了企业的学习费用；企业与区域内大学、科研机构等行为主体之间通过网络联系发生强大的交互作用，推动知识创新的增值与创新的扩散；从整个产业集群来看，各个企业通过创新网络形成专业化的分工，相互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知识和资源的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产业集群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2、创新网络为群内企业提供了集体学习机制
创新网络为群内创新主体提供了一种互动、开放式的学习过程，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渠道，企业不仅可以利用知识溢出效应获得个体难以获得的知识，而且可以通过交互式地沟通增加彼此的信任度和默契感。而隐性知识对于集群的重要程度往往高于显性知识，对隐性知识的学习更能反应创新的成效。
3、创新网络降低了企业参与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技术创新过程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研发周期长，产品的生命周期短，单个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而创新网络通过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减少了创新的不确定性，而且企业可以利用内部网络广泛的技术基础迅速开展创新活动，从而降低企业参与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三、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模型
高技术产业集群是指由高技术领域内相互关联（互补、竞争）的企业与相关机构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聚集，从而形成的产业体系健全且具灵活性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集群通常围绕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周围形成，是充满创新活动的有机体。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该集群内部的成员企业一般是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特征的高技术企业。除此之外，网络中的行为主体一般还包括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服务供应商、政府部门等。
高技术产业集群具有产业集群的一般特征，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1、空间集聚性
产业集群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产生广泛的集聚经济效应和规模效应。高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对技术和知识的要求较高，其产品技术复杂、生命周期短、具有高附加值、研究开发费高等特点决定了高技术产业集群具有明确的区位指向性，一般趋向聚集于基础设施发达、智力资源密集、信息灵通、良好的生活环境、交通通讯便利的地区。
2、经济外部性
经济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最根本特征，任何产业集群都存在这一现象，它来自非正式创新网络内部的知识溢出、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共享、社会文化约束等。产业集群的经济外部性特征使处于集群内部的企业比处于集群外部的企业享受更多的利益，更容易形成竞争优势。
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外部效应还包括人才的外部效应，知识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最重要的资源，而知识的载体就是人才，聚集便于高技术企业获得人才和信息。大学、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了人才，同时人员之间的流动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增加了不同企业人员之间信息、技术、经验交流的机会。另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风险资本和资本运营环境，由此造成金融服务业的聚集，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系，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3、内部成员关联性
高技术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构成了具有稳定技术经济联系的网络体系，包括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联系。这两种联系都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可以使企业在创新中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缩短创新的技术实现周期和市场实现周期，减少创新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
4、根植性
根植性亦称为社会文化特征。集群内企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经济主体之间通过合作与交流所产生的相互信任、理解和合作的创新氛围，可以促进知识的流通和扩散，进行协同创新。
按照Hakansson（1987）的观点，任何一个网络都包含三个基本变量：行为主体、资源以及活动的发生。在集群创新网络中，行为主体构成了网络的节点，包括集群中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集群中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资金资产、人力资源、知识资源、信息资源等，而知识资源是各种资源的基础。集群的活动主要是集群内部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各节点之间的联结，既包括正式的网络联结，如企业在垂直产业链上与供应商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交换，与客户的产品、服务等的交易活动，在水平层面上与研究机构、大学共同开发项目，与政府、金融机构的合作等，也包括非正式的活动，如基于私人关系的一些聚会活动、交流等。
高技术产业集群是典型的、开放的创新网络系统，在构建创新网络结构时要强调各要素集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发展，将集群建成一个开放式系统，能够不断接受外界信息，加强与其他集群的横向联系，并且考虑政府及市场环境对其运行的影响，使集群具有信息反馈能力，能根据影响因素的变化自动调整自身的运行结构或参数，保持集群创新功能，维持高效率运转。
根据以上分析构建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模型，如图1所示。
四、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分析
1、核心企业群
企业是直接参与创新活动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它处于集群创新体系的中心位置。企业群是由相互关联的企业在协同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群落。其内部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平链上的关系，即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产业集群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组合，企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种特征――协同竞争性和资源共享性。二是垂直链上的关系，即供应商与客户企业之间的关系。三是企业自身表现出的企业衍生现象。
2、辅助网络层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重要子网络为创新源与企业群之间形成的互惠共生系统。大学、科研院所、公共研究机构等创新源为企业提供科研成果、创新信息、中试设备以及人才培养，企业主要进行产品开发、工艺开发和市场开发，在以技术创新为主的高技术产业集群中，企业与创新源之间形成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的互惠共生关系。
高技术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必须拥有足够的资金，才能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创新网络中金融机构的聚集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提供资金支持。
各种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是指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在技术供方和技术用方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机构，并不直接参与集群创新活动，在集群创新网络中主要有三大功能。第一，中介机构是促进各行为主体间网络联系、产学研结合的纽带，为各类创新资源或各行为主体间牵线搭桥，使他们以低交易成本和低风险实现协同创新。第二，中介机构集聚了信息、技术、投资、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帮助企业获得市场机会和投资，有效地降低企业成长初期的竞争风险，使科技发明迅速进入相关经济领域，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第三，中介机构可以有效地协调和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知识的流动，使企业能有效地利用创新资源，更快更好的创新，优化企业的管理。还可以帮助政府和市场激活创新资源，进而增强网络创新活力。
3、创新环境层
创新环境包括硬环境（集群基础设施）和软环境（创新文化和制度）。创新文化可以产生一种非正式的沟通和交流，与创新网络层面非正式的交流有机结合可以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创新。制度能够对网络行为主体的行为起到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保持一个公平、公正和激励创新的稳定氛围，对行为主体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基础设施是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促进各产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4、支撑网络层
支撑网络由集群所在地的政府和市场构成。另外，产业集群的发展应该以市场为导向，推动集群的市场化运作，但政府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政府是影响集群创新活动的主要机制，政府参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通过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来营造创新的硬环境；致力营造一种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软环境。包括营造有利于培育本地企业家和创新的文化氛围；营造创新网络所需要的信任环境；确立促进集群创新网络建设的政策体系；培育非正式社团。
五、美国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模型分析
为了对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模型作实证分析，特别选择美国硅谷作为案例。硅谷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密集、最具创造性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其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成为世界各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相模仿的对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1、核心企业群
硅谷的核心企业群是产业链条上的供应商和客户合作网络以及同行业企业之间竞争合作网络的集合体。在硅谷地区，有些小企业定向于芯片的设计、生产或者销售，而有些公司则致力于前沿生产技术和设计程序整合，另一些公司则把精力放在快速设计和向外界厂商转包加工产品上，还有一些公司则以灵活快捷的方式为一大批芯片和系统软件制造公司服务。
2、辅助网络层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5所加利福尼亚的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等一流学府成为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源，不仅提供重要的知识和技术，而且提供高素质的技术人才。这些大学不仅对创新活动感兴趣，更热衷于新技术企业的诞生和参与本地产业合作，尤其重视与区域内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群形成了互动合作关系，不断进行交流、合作互补，从而使创新能力大大增强。
硅谷拥有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包括科技咨询服务机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咨询机构、各类评估机构、信息服务机构以及法律顾问等服务中介机构。硅谷有3000多家中介企业为2700家电子信息企业提供中介服务。
风险投资是硅谷创业者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区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这是硅谷内企业衍生能力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风险投资家在集群内积极与企业进行交流，参与企业运作，并向企业提供帮助，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3、创新环境层
硅谷难以模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硅谷内各行为主体的合作文化和创业精神难以模仿。硅谷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正是由于硅谷内特殊的文化氛围以及这种文化所具有的强烈融入性和在区域内的迅速扩散，确保了知识和信息在各种水平的公司之间和产业之间，从最低水平的技术人员到高级工程师之间流动。硅谷独特的创新文化提高了硅谷持久的创新力。
4、支撑网络层
硅谷的发展主要由市场主导，通过市场规律配置各类要素资源，但政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加州政府有一套完整的《加州投资政策与指南》，包括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近几年，硅谷快速膨胀带来了诸多的公共问题，政府开始介入基础设施、区域环境等的规划问题。
【参考文献】
[1] Michael.E.Porte：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J].新华文摘，2000（7）.
[2] 嵇登科：企业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3] Amdt Olaf，Sternberg Rolf. Do Manufacturing Firms Profit from Intraregional Innovation Linkages？An Empirical Based Answer[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00（4）.
[4] 朱秀梅、蔡莉：基于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对知识溢出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4）.
论文关键词:近代工商,同业组织变迁,经济绩效
一、引言
行业组织是一种业缘性的商人团体,旨在维护同业商人的经营权益。行会、同业公会都是一种行业经济组织,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组织与制度是不可分的,组织是制度的一部分,是按一定规则、有秩序地运作的单位。行业组织具有四大功能,即组织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其中经济功能是核心,主要职责就是制定并执行行规或业规,行规或业规是其成员或会员在商业或生产行为中必须遵守的规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行会与同业公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并不相同,行会制度下的行规体现了限制市场竞争的垄断原则,与传统小农经济体制相适应,同业公会制度下的业规则更多地表达了自由竞争的精神,能够满足现代经济运行的行业需求。那么,中国近代工商同业组织的变迁会产生怎样的经济绩效呢?本文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分析: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中国近代工商同业组织变迁,第二部分从总体上剖析工商同业组织变迁的经济绩效。
二、中国近代工商同业组织变迁
从中国工商同业组织的近代史来看,行业组织经历了从传统会馆、公所、行帮到同业公会的形态变迁,笔者曾从文献资料中了解过其变迁的历程及其方式,得知,从后,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行会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与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对行业组织提出了新的制度要求,传统行会开始了内在性变迁,组织缓慢趋新,功能取向逐渐转变,形成一种较有利于行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内在性的变迁在行业上与地区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同时,要使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权威性,还必须得到国家的法律支持,使其成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晚清至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及其配套措施,提供了行会变迁的制度供给系统,加之商会的推波助澜、西方同业公会的示范效应,从外部促成行会的最终转型。近代中国行会的制度变迁是内力与外力相结合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内在性变迁两种方式交织的结果。
从制度系统的角度来看,将行业组织看作是行业制度系统内的一个部分,是按一定规则、有秩序地运作的单位。任何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行业组织也不例外,从行会向同业公会的变迁关键是制度功能的转型,否则仅仅只是名称上的流变。行业组织具有四大功能,除组织功能外,行业组织的制度功能还可以区分为三个大的系统,即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其中经济功能是核心,是最本质的制度功能,各个功能系统下又包含若干子功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制度功能系统。在制度功能上,行会、同业公会有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行动取向,分别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导向。同业公会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取代会馆、公所、行帮等行会组织,在制度功能上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转型的基本取向如下图:
三、工商同业组织变迁的经济绩效
“同业公会本身任务,对于会员的投资、事业的监督、计划的核准,都负有责任,它是会员联合经营的总机构,并且在制定的同业公会法里已有关于会员营业之统制之规定,一切经营均照此办法办理”。因此,组织系统和组织规程的相对规范使近代工商同业公会成为一种具有很强自律性的民间经济团体。在促进组织自律和行业自律的基础上,工商同业公会能有效地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经济绩效。
(一)平抑物价,稳定金融。
物价起伏是市场机制调节的必然结果,合理的价格波动能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剧烈的价格波动对生产消费都构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障行业经济的合理发展空间,工商同业公会或制定价格规则约束行业成员的价格行为,或协同商会、政府厉行价格统制,其中尤以战时和战后对粮价的调节控制为典型。粮食作为特殊商品,粮价是其他物价之基础,战争动乱时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关注。粮价动百价动,各种物价随之上涨,影响国计民生,冲击社会稳定,于大局关系匪浅。
(二)统一度量衡器,规范交易规则。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在行业中的巨大权威性使之能承担起规范行业成员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之职能。统一度量衡器和规范行业交易规则是工商同业公会履行这一职能的重要举措。
(三)打击走私行为,严禁伪劣产品。
走私货物逃避税费,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对合法商品和守法商民形成巨大生存压力。非但如此,走私货物游离于有效监管之外,产品质量难有保证。贩卖假冒伪劣,既坑害消费者,又损害行业信誉。由此看来,非法走私行为与贩卖假冒伪劣有异曲同工之处,本质上同属不正当竞争行为,均系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毒瘤,素为官方与主流商民所不齿。
实习是一个过程，于我而言更是一种经历。过程意味着收获，收获知识、经验和友谊。经历意味着开始，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征途！因此，有必要对其做一总结，温故知新，承前启后，为在建设银行三月有余之实习划上句号，也为新的起点夯实基础。
整个实习分为三个阶段：首月，在市分行会计部综合科和结算科，从阅读会计制度汇编和分析财务报表着手，重点了解建设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会计核算相关流程和运行模式，以及对公支付结算业务的基本制度和相关流程；次月，在渝中支行公司部和个银部，从了解各种主要资产和负债业务的流程出发，重点领会建行各项内控制度在具体业务流程设计中的体现和运用，尤其关注信贷业务流程和各个环节风险的控制措施；最后月余时间，分别在观音岩分理处和渝中支行营业部，通过对记帐、复核、交换、信贷、出纳、个人理财、银保、银证等柜台相关岗位业务的学习，更为直接的观察到各种业务的工作流程尤其会计核算，以及建行基层分支机构日常运营情况，更在成功转型的观音岩分理处体会到了有效的制度带来的秩序与效率。期间，还先后参加了局机关年中工作会议及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新会计准则、三大模块等方面的培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对银行监管工作有了初步的轮廓。
实习期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从“两房”托管到巨人雷曼轰然倒下，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正迅速席卷全球。虽然得益于银监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所倡导和指引的逆周期建设，使得我国银行金融体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和对次贷危机的“免疫”。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无国界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亦难完全独善其身：四大行投资次贷亏损，更值得担忧的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运营环境骤然变差；当前，房地产业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实体经济下滑和宏观政策压缩利润空间都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业经营风险不可小觑。张瑞敏的成功秘籍是“向失败学习、向成功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检查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镜子。因此，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监管如何失灵，以及如何提高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思考就一直贯穿在实习过程中。
虽然关于此次金融动荡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例如超前消费的长期积累、金融领域激励制度的扭曲、金融创新领域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欺诈、表外业务信息披露的不充分等等，但是各国监管当局没有阻止这些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在我看来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而监管体制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在过度相信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的思维下，没有处理好安全和效率的平衡。监管机构不但没有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风险防范，使得金融衍生品不但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而且也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督；而且缺乏对创新产品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的重视不够，没有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另一方面，监管机构缺乏全面严格监管的激励，因为实施严格的风险管理程序会提高服从成本，从而降低本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同时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可能将部分业务向某些监管宽松的地区转移（本人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规制、管制或者监管竞争，只不过研究是环境保护领域）。
在我国，银行业的资产约占全部金融资产的九成以上，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业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通过实习期间对国际上银行监管理论的新发展，次贷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国外银行监管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历史现状的学习，结合对建行内控制度，尤其是相关高风险业务的工作流程以及主要风险环节措施的了解；我意识到，当前银行监管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予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新的银行监管理念和技术的运用，虽然监管理念经历了从重市场准入管理到重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到以风险监管为中心，重外部监管到强调银行内部控制，但是这些理念要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尚需完善非现场监管技术、风险识别技术以及信用衍生品监管技术上。其次，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当前人行和银监在监管主体职责上存在不明确的地方。而随着金融控股公司，银保、银证以及外资银行进入，混业经营已经出现并必将成为金融业发展趋势，传统金融子市场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因此，跨部门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日趋重要，不同监管部门之间更好和更紧密地监管协调和合作势在必行。其三，提高信息供给质量。信息是决定监管有效性的关键，信息供给不足会产生监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目前存在信息缺乏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披露不统一（如会计制度的差异，是否上市），信息披露失真等现象。信息质量不高将直接影响直接监管，以及通过市场、中介组织和大众传媒等非正式渠道监管的有效性。第四，矫枉不能过正，也不能因噎废食。当前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下人们更关注的是金融安全，但不能因此弱化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的盈利目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效率与稳定并重，在二者的平衡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强大自己和增强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机会。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加强金融体系核心竞争力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稳定的长远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在自身特色的企业愿景和企业文化，这是一家银行的成败和是否能够长生不衰的根本。
【1】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监管人员不仅要熟悉被监管机构的内控机制、信息科技系统，还要具备良好的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从而能对风险管理系统的合理性、可靠性、有效性及商业银行的风险程度进行检查和评判。实习结束以后，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基础理论学习，首先是商业银行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以及银行监管理论等金融理论的学习，尽快弥补自身在某些专门领域理论知识方面的先天不足；其次是会计理论和会计业务，要在实习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分析和评判财务报表并从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最后是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加强对我国银行监管法律和政策的学习和研究，提高政策理解和把握能力。另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大量新知识、新的管理技术和新产品，监管人员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银行业的发展、实施有效监管，因此学习应当成为我以后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要积极参加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另一方面，希望能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不断提升作为监管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各种专业素质和能力，争取早日成为合格的银行监管人员。
总之，从最初的商业银行业务和银行监管的准门外汉，到如今对银行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和内控制度全面了解，对银行监管必要性和有效性初步认识，可以说，三个月的实习达到了预期目标，并必将成为未来工作的坚实基础。
〖2〗
一、金融系统的英文对应是financialsystem，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常译为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系统的提法则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书的引进，人民大学的学者周业安、王晋斌认为书中“financialsystem”所讲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内涵，而将译书定名为比较金融系统，不过其并没有对于金融系统的内涵给予详细的界定，但由于此书产生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统，就专指比较金融系统中所分析的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关于两种金融系统模式的划分，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对于企业外部融资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顿和爱德华（carington，edwards，1979）则第一次提出了银行为主（bank-based）或资本市场（capitalmarket-based）为主的金融系统机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则正式提出了银行主导（bank-oriented）与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这两种不同的金融系统；迈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区分；波林（pollin，1995）则继承了赫泽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脚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划分，而用脚投票即证券持有者退出权的行使，是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用嘴投票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从不完全契约角度看待金融系统，先将金融系统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关系紧密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并指出银行融资属于关系紧密型，证券市场融资属于保持距离型。上述划分方式，尽管提法各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分法”：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pistor,et.al（2000）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对融资的影响更大。r.rajanandl.zingales（2000）从政治学角度研究20世纪的金融发展，认为并不是所有国家在赞同金融发展问题上能够取得政治上的一致性，危机往往是政治上采取反市场力量的根源，从而使金融系统倒退，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系统的差异。在该领域的实证方面，levine（2000）就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跨国实证的结果证实了金融结构的法律观点；beck，demirguc-kuntandlevine（2003）通过对70个前殖民地的分析，也验证了金融结构的法律论，初始禀赋的不同很好地解释了各国在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上发展的差异。林毅夫（2004）则把发展战略作为金融系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作了实证分析。这一尝试对于东亚金融系统可能具有某种解释力。总之，该理论模式目前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趋向。
现有解释不同金融系统的理论其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点。首先，提出这些理论的学者大多置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背景之下，因此所作出的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的区分，是局限于对市场制度背景下的不同金融系统的区分，这样区分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进一步地探究决定金融系统存在与演化的决定性力量；其次，即使是代表目前主导研究方向的llsv等人的理论，也存在重大缺陷，该理论过多地夸大了法律起源的重要性，而没有考虑到法律本身是变化的，法律根据各国的国情和习俗不断进行适应和演进的“移植效应”（transplanteffect）可能是更加重要的（berkowitz,pistorandrichard,2001）。第三，缺乏从投资者的角度去理解金融系统存在和演化的理论。而如果从这一角度分析问题，那么就可能就不存在发达的金融系统与落后的金融系统的区分，而最为重要的应该是特定的金融系统模式要与特定国家投资者的需求相对应。那么从现有的理论分析和国别研究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真得更加有效，更具生命力吗？一种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趋同的全球金融体制变革正在推进吗？
论文摘要: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除了依赖于系统组织内部各经济主体的互动作用和协同创新效应外，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促进其发展的外部动力要素，这些动力要素构成了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生态环境。政府应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构建促进创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融资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措施，为创意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
一、创意产业集群的理论认知
创意产业是一种将人类的创意作为产业发展资源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设计、媒体服务、流行时尚、动漫艺术、古董收藏、新闻出版、软件开发与音乐表演等多个行业。创意产业将创意等智力因素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创意产业是以人为本、环保型、低消耗、高产出的新兴产业，是智能化、知识化的高附加值产业。它的出现，是知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增强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它对促进产业创新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创意产业依赖于网络组织生态系统而存在。创意产业集聚区组织生态系统是指由大量中小型创意企业集聚在一起所形成的旨在优化创意产品的制度结构，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便于集聚区内部的信息、人员交流和创意的产业化和商品化，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有利于促使产业区内部形成完整的业态并构成产业链，集聚区内的产业形成关联性后，可以产生共享效应和互生效应，可以获得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双重效果，而且集聚区的企业可以在竞争和合作中形成一种关联和互动效应，有利于集聚体内企业协同创新和保持不断持续发展的活力，也有利于区域竞争力的提高。
系统论认为，系统的功能是系统诸要素在一定的结构下形成的效应。功能表示了系统的行为特征，主要由系统的诸要素和内部结构所决定，系统功能是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与作用的能力，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出、输入关系，因此系统的功能是由要素结构、生态环境共同决定的。创意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是一种开放的组织系统，其创新发展是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系统组织结构
创意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生态系统内部各个行为主体(创意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金融机构、政府及公共部门、中介组织等)在交互作用和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其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形成多维发散的网络结构。(信息、知识传递扩散的关键渠道)结成网络互动关系。创意产业的网络结构系统是多层次的，包括企业间正式的合作网络和非正式的虚拟的社会生产网络。企业间的正式合作网络不仅包括区内企业在设计、生产、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等创造价值的活动中，选择性与其他企业或行为主体所结成的稳定关系，如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合资、分包、战略同盟等结成的市场交易网络、供应商网络、分包商网络等，还包括企业与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间结成的研发合作网络、服务支撑网络。在这种形式的网络中，传递的知识以编码化的知识为主要形式。非正式的虚拟的社会生产网络包括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包括企业内部各阶层的管理者、技术专家和生产工人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与大学人员和政府官员等非市场交易活动中建立的公共关系网络或者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是在非正式的交流与接触中、频繁交易或合作的过程中基于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相对比较稳定。这种网络形式能够更有效地传递和扩散隐含经验类知识，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人力资本和知识产生的社会化过程，加速知识创新。创意产业集群的多层次的、形式高度发展的网络结构为创意产业提供公共设施和知识，并为其提供认同感和灵感来源。创意产业集群组织网络中创新活动的发生和完成是一个群体活动、分散决策的过程。当某一新观念、新技术或需求的信息在网络某一结点产生之后，就会沿关系链条在整个网络中传递、反馈、交互循环、反复流动。网络中创新的参与者特别是企业会依据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信息和技术进行分析、处理，作出创新决策，进行有效整合与配置，并通过网络扩散与外溢。在此过程中创新主体会根据此创新决策及时反应和协调，在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完成创新活动。
三、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
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除了依赖于系统组织体内部各经济主体的互动作用和协同创新效应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促进其发展的外部动力要素，这些动力要素构成了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生态环境。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个不断与外界交流和不断地自适应的过程。系统开放的创意产业集群与生态环境之间正是通过频繁地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流来获得创新刺激和竞争优势，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创意产业集群通过信息、技术、知识、产品、资金等要素的流出流入始终保持和外界的密切联系。促成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柔性的劳动力市场、地方文化资源、创意氛围、信息和技术资源、制度激励。
人的创造力是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柔性的劳动力市场为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人才，其中包括在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创意人才，也包括普通的劳动力。柔性劳动力市场中各类人才的高度流动确保了创意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创意血流”的不断更新和替换，组织上的柔性化体现为允许各类人才兼职或“跳槽”，便于创意人才的自我选择和自由流动，益于新的创意、知识和技术在区域内传播和扩散。
由历史积淀而来的地方文化资源是创意发明的核心，也是创意产业集群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因为传统的、丰富的地方文化遗产作为经济因素进入创意产品的设计可以赋予创意产品独特的地方特性。这些地方文化遗产不仅包括有形的文化资本，如古建筑，也包括无形的文化资本，如象征性活动和地方手工艺产品和服务。创意产业集群正是利用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生产出具有地方特殊性的创意产品。
创意氛围是创意产业集群创造力产生的源泉，创意氛围的形成依赖于城市基础设施(硬件环境)和城市中的创新文化氛围(软件环境)。首先，城市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充满意趣的公共空间的营造会吸引创意产业人才的聚集，如建立酒吧、咖啡屋、特色餐馆、小剧场、音乐厅、书店等方便生活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举办各种文化艺术展会等活动。创意人才的聚集会吸引创意企业纷至沓来。创意人才在这种公共空间中集聚交流易于产生创新思想的火花，激发创意思想的不断涌现。其次，众多创意人才和企业的集聚会形成无形的社会生产网络，产生网络效应和网络价值。
信息和技术资源是助推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动力源，高速发展的技术和发达的信息为创意产业集群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创新思想的实现手段。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得以快速传播，将创意思想快速地转化为生产，扩大了创意产业生产网络的范围和产品的市场规模。
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来看，政府在营造创意氛围的制度激励和政策制定上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常常会失灵，会影响市场中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因而需要政府营造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软环境，即通过建立公平严肃的法制环境和制定法律规范纠正市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缺陷，增强创新网络中的信任机制，确保竞合效应能够正常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创新物的外部性内部化，使创新者更好地享有创新效益，建立引导正确社会走向的投资机制和颁布一系列旨在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税收、金融等政策措施，构造一个有效的持久的创新激励软环境。另外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为城市提供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环境质量、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等措施来营造企业发展和创新的硬环境。
四、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策略建议
创意产业的创新行为既依托于又改变着生态环境，创新能力是创意产业成长、发育的核心动力，创意产业持续不断创新和持久竞争力的培育依托于适宜的生态环境。而政府在积极营造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环境、有效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为创意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
1.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创意产品是复杂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难以衡量的特点。而且对消费者文化心理需求的把握是存在现实困难的，再加之交易的长期性及产品升级换代的风险，因此具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创意知识产品由于在使用上没有自然排他性因而很容易被复制，倘若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原创人员在创作过程中的人、财、物的大量投入便难以回收，长此以往，会严重打击创意产品制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妨碍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需要政府制定出能够使得创意产业市场交易走向规范化、程序化、分类化、效益化的法律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相关的市场体系，加强执法力度，保护正当的产权利益不受侵害。
[关键词] 嵌入性 银行交易 建构性
〔中图分类号〕C91；F8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84-06
银行交易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共同关注。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都把对银行交易的研究集中在了银行与企业客户的关系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关系对银行交易有影响。但是，与经济学立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假设相比，社会学则从方法论整体主义出发，立足于结构的视角，从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结构对银行交易的影响。
一、社会学研究银行交易的理论基础
社会学关于银行交易现象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即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建构理论。嵌入性理论认为，银行交易受嵌入性关系的影响。结构建构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和行业结构也是在银行交易的过程中被社会建构的。
波兰尼在1957年提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他是用“嵌入”一词来说明：市场并不是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仅是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关的历史现象。波兰尼认为，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社会因素几乎不起作用。[1] （P3-4） 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提出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是具体的社会关系，经济活动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批评了经济学的“低度社会化”和社会学的“过度社会化”两种倾向，提出从人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角度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即人们的行为因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而异。格兰诺维特认为，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前工业社会，嵌入性的现象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各个社会中嵌入的水平和程度是不同的。[2] （P481-510） 格兰诺维特还提出，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具体的经济活动。网络关系的强弱、重复性会影响人不同的行为，网络的位置、结构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内化过程，从而使人们在不同的情景下产生不同的行为。[3] （P120-121） 倪志伟支持格兰诺维特批评新制度经济学忽视社会关系，但是，他认为如果不从具体的制度入手，网络嵌入观点的解释力就会受到局限。他试图从社会规范入手来解释制度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将制度约束之内的选择方法与网络嵌入性的方法结合起来。[4] （P19-45）
齐美尔(G.Simmel)认为当一个人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受到群体的约束，建立起了个人与群体的基本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网络关系。因此，研究个人时不能从单个孤立的人出发，而应该从他所处的社会网络角度入手。当一个人进入网络时，他不仅仅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点，而是将其他网络关系带入现在的网络。因此，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建立的关系不是点与点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网络之间的关系。所以，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性。[3]（P154-155）
丘海雄、于永慧认为社会学有关嵌入性的观点更加强调包括正式、非正式制度在内的社会因素对经济行动结构性的潜移默化的、内在性的影响，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主要依从的是认受性的逻辑，即该做什么，如何做，更多考虑的是他人的认可和接受，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将社会期望内在化，甚至神化，成为自觉行动的结构。[5] （P175-181） 王宁认为，所谓“嵌入性”就是受到所嵌入环境的约束。因此，网络嵌入性指人的选择行为受到所嵌入其中的关系网络的约束，而制度嵌入则是人的选择行为受到所嵌入其中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简单说，嵌入性指的就是选择行为的约束。[6] （P140-145）
乌兹在1996年提出“嵌入性”是一种交换逻辑。他将组织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企业所处的网络中的位置、网络结构和嵌入换关系的分布形塑着企业的经济绩效。组织所嵌入的网络类型限定着潜在机会的可利用性；结构中的位置和企业间维持关系的类型限定着企业对机会的接近。他提出组织网络区别于市场逻辑，按照交换的逻辑运作。[7] （P674-698） 1997年他又提出“嵌入性悖论”，指出如果一个企业有太多嵌入性关系，当网络关系转化到网络以外某个具体的商业伙伴时就很难适应，网络内部的同质性降低了差异性，企业仅仅与一些网络伙伴进行集中交换，会减少从网络以外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新的机会。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同样的过程，嵌入性提高了组织适应于当前环境的能力，但却减弱了组织对网络以外环境的适应能力。[8] （P35-67）
库夫在2006年提出嵌入性不是唯一的选择。他认为强关系会产生过度嵌入关系，带有过多的信息、严格的责任，可导致带有偏见的决策。他们通过研究投资决策的情景，发现不仅是强关系，而且弱关系也同样会导致组织或个人产生负面的结果。[9]
二 、嵌入性理论对银行交易的研究
爱克勒斯和克瑞安发现如果企业与投资银行之间建立嵌入性社会关系和网络，要比他们只是通过正式的制度约束更有可能传递私人信息。[10] （P595-618） 波东尼在1993年提出每一个企业在市场网络中的位置限制着企业的行动。[11] （P829-872） 1994年他又提出生产者的地位是他所生产的产品质量的形象标志，因此提出了“基于地位的市场竞争模型”。他指出处在较高地位的银行在拓展其市场份额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他们不再需要形成专有的交换关系。[12] （P458-483） 盖贝提出社会资本在产生金融资本中的作用。[13] （P446-479）
乌兹在1999年运用社会嵌入的方法研究银行――借贷者关系，关注网络如何影响企业获得贷款以及获得贷款的成本。他采用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小企业贷款的数据，在面对面的关系水平和网络水平上进行了分析。在面对面的关系水平上，如果企业把他们与银行的商业交易嵌入于更多的社会联系，那么企业就更容易得到较低利率的贷款；在网络水平上，如果企业与银行的网络能够把嵌入性联系与保持距离型关系相结合，企业就更有可能获得贷款，并且获得较低的利率。这些网络影响的作用是由于嵌入性关系激发了网络参与者共同分享私人资源，同时，保持距离型关系有利于促使企业接近关于市场价格和贷款机会的公共信息，以便使不同类型的关系优化组合在一个网络中。因此得出结论，当市场公共信息与私人的关系资源结合起来，由网络产生的价值就很值得重视。[14] （P481-505）
与社会学研究银行交易比较接近的是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布特把“关系银行”界定为通过金融调节中介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投资于获得客户具体的信息，通过与同一客户多次长期或通过多项产品的互动来评估投资的收益。而“交易银行”是指与一个客户一次易，或与不同的客户进行多项交易的银行。他引用了伯格所描述的关系银行的三个特征：一是收集那些超出了公共信息所提供的专有信息；二是信息的收集是通过与借贷者多项金融服务或多次互动获得；三是信息具有一定的机密性。[15] （P7-25）
青木昌彦在2001年提出，关系型融资是一种初始融资者被预期在一系列法庭无法证实的事件状态下提供额外融资，而初始融资者预期到未来租金也愿意提供额外资金的融资方式。关系融资制度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改变其性质，调整其租金的组合要素。[16] （P308-328） 他还指出，以关系为基础的制度（relation-based system）通过赋予融资者对于借贷企业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来确保投资收益，但这种制度抑制价格机制，导致资本的配置失灵。这种制度只能在合同实施不力和资本缺乏的地方才能运转良好。普遍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对关系金融的一种否定，关系性融资在日益全球化和竞争性的金融市场条件下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受到了严重质疑。当融资者和借贷者的预期使得关系型融资在金融领域成为自我实施的，我们就说关系融资在该领域是制度化的。关系银行制度被认为是不透明、低效率和不公正的“裙带资本主义”的主要黏合剂，一些人甚至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英美式地保持距离型银行制度的优越性。当附带承诺救助的贷款形式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关系银行制度，当相反的情形发生――即银行不信守承诺的静态纳什均衡占主导地位时，我们称之为保持距离型银行借贷制度。然而，即使参数值满足关系型融资的可行性条件，保持距离型融资和关系型融资作为不同的均衡状态也可能并存。[16] （P308-328）
与乌兹研究的结果相似，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也得出了强关系能够增加贷款获得可能性的结论。皮特森和热坚通过研究小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发现企业建构与银行的密切关系，初步益处是获得金融贷款的增加，但在信贷价格方面并没有获得优惠。[17] （P3-37）
三、结构建构性理论对银行交易的研究
贝克尔（Wayne E.Baker）在1990年提出，投资银行之间以及投资银行与企业客户之间的长期关系会促进他们彼此信守合同保证。如果银行与客户能够发展商业伙伴关系，即使暂时的或者长期的营利并不明显，或者不能保证的时候，投资银行都会倾向于寻求帕雷托最优的原则。[18] （P589-625） 他通过调查众多企业与投资银行之间市场关系的数据，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在组织的中间水平，调查组织―市场界面（Organization-market interface），即地方企业与其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类型。以往的研究认为，市场结构经常被看作是组织行为的一个决定因素，但是，贝克尔的研究结果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市场关系与大多数组织间关系一样也是被社会建构的，企业行为作为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他提出三种类型的企业市场交界面：关系型、交易型和混合型。他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建构与投资银行的市场关系可以减少资源依赖，利用权力优势。贝克尔的研究推进了市场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观点，并且认为通过阐明市场关系是被社会建构的，把关于市场关系的主题纳入了组织间关系的研究视野。[18] （P589-625）
李和伯尔塔在2002年运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调查了美国投资银行，发现行业网络结构影响着企业嵌入其中的策略行动，同时，行业结构中的地位等级组成（结构）又被行业中银行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所建构。[19]（P339-368） 该研究提出，企业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交换过程，这些交换过程又影响着嵌入性、治理结构和网络资本。该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之间的互动如何与行业结构的网络关联。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企业间的网络既可以限制，也可以使企业之间二元水平的交换成为可能，同时，这些企业之间的互动还形塑和再生产着他们所处的关系网络。具体到银行业中，网络结构被典型化为银行的地位等级。因此，该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这种等级排序限制着银行的交往类型，反过来，银行之间的交往类型又影响银行等级地位的排序。该研究说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不仅对研究个体水平的互动有用，而且还可以用于建立企业水平互动和网络水平行业结构之间的联系。该研究证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经得起经验检验的，驳斥了一些认为结构化理论只在一个水平上的批评，并且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可以进行量化统计分析。[19] （P339-368）
四、社会学研究银行交易的范式特征
侯龙龙在2004年认为，社会学把金融行动看成是受资源稀缺、社会结构和意义结构约束的，而经济学认为金融行为主要受个人偏好、资源稀缺性和技术的约束；社会学家把金融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是基本的参照，而经济学家则把市场和经济看作是基本的参照，社会是外生“给定”的。[20] 这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关于银行交易的研究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也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并且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在某些研究领域是可以互相交融、进行对话，并且互相参照的。由此，形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在银行交易领域研究的互补性。
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对于银行交易的研究范式立足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从信息不对称、监督和市场竞争的视角来研究银行与客户的关系。该理论借鉴了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关系对银行交易有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
与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研究范式相比，社会学理论对银行交易的研究范式主要有四个突出特征。
第一，方法论整体主义。与经济学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比，社会学则立足于方法论整体主义,从结构的视角出发，把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看成是结构性的，注重研究网络结构通过对交易双方机会结构的形塑而对银行交易产生影响。
第二，嵌入性分析逻辑。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属于经济学的效率逻辑分析范式，它是从市场理性选择的角度解释银行与企业建立关系。乌兹在1997年认为经济学分析银行交易所依据的是以价格为指向的市场逻辑，主要关注交易成本，偏向描述机会而不是合作关系，在其基本假设里，不考虑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社会关系。[8] （35-67） 他在1996年提出了组织网络区别于市场逻辑，按照交换的逻辑运作。他提出企业所处的网络中的位置、网络结构和嵌入换关系的分布形塑着行动者的期望和机会，形塑着企业的经济绩效，因此，“嵌入性”作为交换的逻辑进行运作，它不同于市场行为的经济逻辑。[7] （P674-698）
根据周雪光在2003年提出的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三个不同的理论解释逻辑，本文认为，关于银行交易研究的嵌入性逻辑实际上与周雪光提出社会网络机制的分析框架是一致的，它在社会结构与经济行动之间建立了联结。
第三，强调关系约束机制。经济学对银行交易的研究强调正式制度的约束，大多数关于金融市场行为的研究都集中在接近公共信息和正式的治理机制，如签合同等。乌兹认为理论运用正式的控制来解释交换，而不是考虑嵌入性。而社会学则强调网络结构的约束。嵌入性研究表明，嵌入性能够通过私人关系接触到一些专有信息和一般市场联系不能接近的私人资源，因此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关系约束治理机制。乌兹提出的嵌入性悖论就是说明网络结构内在的约束制约了对网络以外的适应性。[8] （P35-67）
第四，强调对结构的建构性。经济学也研究结构对银行交易的影响，但是，他们侧重于市场结构。经济学主要研究把外部市场环境看成是影响企业的决定因素，看到了环境的影响作用。但是，经济学没有看到行动主体对于结构的建构。如布特的研究表明，银行之间竞争的加剧和来自资本市场竞争的加剧是有重要区别的。银行之间的竞争越加剧，银行越会出现更多的关系贷款，但是，每一个借贷者的增加值减少，而资本市场的竞争会减少关系贷款，每一笔关系贷款的增加值会提高。银行间的竞争，既通过关系贷款，也通过交易贷款影响银行的收益，但是，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使银行从交易型借贷转向关系型借贷。而资本市场的竞争减少了银行之间的竞争，结果导致关系贷款的减少。[21] （P679-713）
而社会学不仅看到了环境影响的一面，而且看到了行动主体对结构进行建构的另一面。如贝克尔提出市场关系与大多数组织间关系一样也是被社会建构的，企业行为是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因此得出了与经济学相反的结论。
如果说，嵌入性和制度分析都是在阐述结构对行动的约束的一面，那么，市场结构的建构理论和结构化理论则提出了行动对结构建构的另一面。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个人行动的结果影响着他人的行动，这是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个人行动的结合产生宏观水平的结果，这是微观到宏观的转变。[22] （P24）丘海雄、张应祥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建构的是一种关于制度结构如何产生系统行为的理论的策略，力图建立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连接。[23]
格兰诺维特在1992年对新经济社会学提出的三个命题：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和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24] （P6） 甄志宏认为秉承着嵌入性视角和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性理念，新经济社会学逐渐将关注的焦点由社会网络转向了对经济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展开分析，而且逐步将分析领域扩大到了诸如金融、货币、市场以及国家等宏观制度层面，实现了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从“网络嵌入性”到“制度嵌入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研究领域的拓展。[25]
五、对社会学银行交易研究的进一步建议
根据社会学对银行交易的研究范式，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银行交易现象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社会学研究银行交易的立足点既然是结构的视角，那么，与银行交易有关的结构除了包括社会关系以外，还应包括制度、文化等方面，所以，研究不能只局限在关系嵌入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第二，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结构不仅仅是作为银行交易的约束环境，而且是银行用来投入再建构其结构环境的资源，所以，对银行交易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嵌入性，而且要研究建构性，这样才能反映社会结构与经济行动的互动关系；第三，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银行交易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因为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已经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制度变迁的特征非常明显；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对银行交易依然有重要影响，所以，研究中国的银行交易一定要注意与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银行交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一是将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结合起来。任何一项银行交易的过程与结果都是在制度约束的范围内进行的，这是银行交易的合法性所在。但同时每一项交易都离不开与客户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所以，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对银行交易的影响都很重要，不可或缺。如果能够从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两方面入手，将会对进一步解释银行交易现象提供更加有力的分析框架。二是将正式制度的嵌入与非正式制度的嵌入结合起来。在银行交易的过程中，除了正式制度的约束以外，非正式的规范约束也在实际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非正式规范与正式制度出现不一致，甚至偏差太大，那么，银行交易就面临着风险。三是将个人关系嵌入与关系网络结构嵌入结合起来。客户经理个人层面上的关系主要是一对一的关系，而客户关系网络则是以银行为单位的组织层面的关系网络。将个体层面的分析与组织层面的分析结合起来，有助于对银行交易的全面解释。四是将嵌入性与建构性结合起来。一方面，银行交易受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的影响，另一方面，银行通过交易过程，通过与客户的关系建构着自己的网络结构、市场结构，并对宏观的银行体制改革提供建构性的影响。
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来看，银行交易主要是成本、利率的问题，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还包括了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交易本身对结构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交易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与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不完全市场化条件下，由于体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仍然发挥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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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使投资；中小企业；融资难
一、引言
我国经济运行长久以来凸显的弊端是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失衡，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也从侧面显示出我国的金融体系缺乏层次。其一，间接融资方面，让大型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直接全面的服务于中小企业是不切实际的，长远看来不具有可持续性，会威胁商业银行的安全机制，也会损害中小企业的高灵活性、频周转性的特点；其二，直接融资方面，证券市场面对其发行主体的资格及监管有严格的要求，很多中小企业并没有能力应对发行股票与债券的经营风险。因此，寻找一个新的方法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势在必行，天使投资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二、天使投资的现状及分析：基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视角
天使投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风险投资，和正式的风险投资均属于权益资本投资的范畴，是创业企业最初形成阶段的主要融资方式，也被称作风险投资的一个子系统，风险投资基金的“垫脚石”。其主要特点有：第一，是一种直接投资的方式；第二，大多数以个人投资的形式出现，对被投资项目的考察和判断程序相对简单，时效性更强；第三，天使投资者不但向创业企业提供资金，还会利用其自身资源、背景及经验帮助企业获得成功；四，一般只对规模较小的项目进行投资，且多投资于创业企业与高科技企业等等。天使投资者的投资定律便是第一笔投资失败的可能性极高；第二定律是成功的收益往往超过其他任何投资。
（一）通过天使投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可行性
分析可行性的核心便是充裕的民间资本。一方面，充裕的民间资本有能力转化为天使投资：在经过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民营企业家几个人这一相对富有且有一定承受能力的社会阶层已经初步形成，形成了大量符合条件的潜在的天使投资人。发展天使投资，为过剩的个人资本提供一个良好融通渠道，也为利用民间资本发展我国天使投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充裕的民间资本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民间借贷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填补因正规金融不愿涉足或供给不足而形成的资金缺口，优化资金资源配置。
（二）天使投资的现状及分析
（1）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投资者的投资意识和风险意识较差。目前在我国，民间资本过剩，大量民营企业家和个人拥有丰富的资金，但由于缺乏投资理财的意识，或者过度厌恶风险，很多投资者没有充分了解到天使投资的内涵与运用，因而无法介入到天使投资中去，经过调查发现，创业者对于天使投资的需求规模远超过天使投资人对天使投资的供给量。
（2）不健全的投资环境，阻碍了许多天使投资人进入该领域。由于天使投资引入中国时间不长，天使投资的氛围还未建立，国家的很多法律法规都还未出台，政策倾斜力度、支持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天使投资激励政策，尚未形成规范的投资环境，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资本退出机制尚未完善，投资回报率与长远发展战略难以为继，这些都制约着天使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3）天使投资的信息渠道狭窄，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充分。虽然我国在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的中介信息网络上有所探索，但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仍不够充分，并且数量相对较少，这就使天使投资人处于被动地位，没有足够的可供选择的风险投资项目群。
三、通过天使投资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途径
（1）加强宣传力度。首先，媒体应该加大对天使投资的宣传力度，着重宣传国外成功经验、因天使投资而发展壮大的著名企业、天使投资家；其次，专业投资机构可以举办培训班对天使投资的知识进行培训以及举办交流会、研讨会，从而加强人们对天使投资的认识；再次，还应在理论上提供更多支持，天使投资是一种新的投资方式，甚至有许多非专业投资者对这个名词都不甚了解，同时天使投资也是一种新的金融运作模式，国外对天使投资的研究历史较短，国内更短，因此应加大对天使投资进行研究，以达到理论上能够对天使投资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制定出合适的发展天使投资的策略。经过媒体的宣传、专业投资机构对天使投资知识的培训以及研讨会的进行，以及普及天使投资知识，从而形成了正确的投资理念，从而提高天使投资的供给，促进我国天使投资的发展。
（2）完善投资环境。为充分发挥天使投资对中小企业的孵化器和催化剂作用，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天使投资政策倾斜力度，特别是制度投资环境的改善，要大胆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从我国国情出发，逐步完善我国的天使投资机制、为中小企业与天使投资的联姻扫清道路、开渠放水；另一方面作为中小企业自身也必须苦练内功，积极采取措施以吸引天使投资加入，政府对天使投资要进行更多的关注，给予天使投资者税收方面、行政方面的优惠政策，并成立相关的部门或机构以更好地引导我国天使投资的发展。
（3）由政府和专业信息网络公司共同建立信息网络，为天使投资提供信息中介服务，打造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的信息平台。其一，天使投资者多具有丰富的商业和创业经验，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将不同行业、资本金、偏好、投资要求进行分类，使符合天使投资者要求的企业能够快速地筛选出来，进而提高了运作效率；其二，将不同的投资项目按照行业、专业、规模、资本金、运营风险等项目进行分类，让天使投资人能够更快的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企业。
参考文献：
[1]徐昊，“《论中国天使投资发展的限制因素与策略》”，《商业文化》，2011年11月.
研究性教学的核心思想是构建以研究为基础的本科教学体系。从教学目标上看，研究性教学应当以培养科学思维、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为目的。通过研究性学习，学生要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能；增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强化协作观念，提高交流合作能力。从教学过程上看，研究性教学强调有效地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教学方式。研究性教学强调教师创造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激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动机，达到培养学生科研与创新能力的目的。要指出的是，研究性教学不是压缩课时，也不是重科研轻教学。研究性教学强调以探索和研究为基础的教学，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教学中体现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两者实现有机结合。
二、研究性教学的意义
金融工程专业学科采用研究性教学对于学生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对于促进教师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1.有利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从学科性质上讲，金融工程专业课程具有几个主要特点：与经济学相关的课程知识含量丰富；理论性与业务性都很强，在理论指导下注重实际体验；研究范围较广、交叉学科多；与国家政策措施联系紧密等。课程的应用性特点决定了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2.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科研能力。金融学课程的学习主要是围绕解决问题而展开的，要求学生从社会实际生活中发现和提出各类现实问题，并通过主动探究去解决问题。这种学习方式注重让学生在收集资料、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对其所学的知识有所启发，进而思考如何运用所学知识，甚至由此发现新的知识，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对真实问题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研究性教学主张全体学生的积极参与，学生根据自身的能力基础和个人特点，制订恰当的研究计划，进行具体分工，共同实现研究目标。通过协作学习与研究，学生可以取长补短，学会分享与交流研究成果，并使自己的合作意识与能力得到提高。4.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融资、投资是金融学关注的基本问题，而金融问题更多地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开展研究性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了解和体验金融学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且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与关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5.有利于教师同时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实现科研与教学有机结合。研究性教学需要教师研究学科发展和课程体系、研究教学方法和授课艺术、研究授课对象，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改革，构建新的教学模式、进行科学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方案和方法的设计。同时，实施研究性教学教师自己必须有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才能引导学生去思考问题，这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三、研究性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
金融工程专业研究性教学应当根据专业课程特点，结合各种现实因素，整合出有效的研究性教学模式，设计教学过程和具体教学环节。
（一）划分知识单元，明确教学主题
根据专业课程的性质、特点和内容结构，划分知识单元，并根据教学进度，明确各阶段的研究性教学主题。教学主题的选择应当符合科学合理的原则，具体体现在：（1）在满足教学要求、与教材理论保持联系的基础上，选题应当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金融学中涉及一些枯燥的理论知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容易受到压抑。生活化的教学主题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讲投资组合理论时，可确定研究主题为投资收益与风险的讨论；讨论金融市场时，可以将教学主题明确为金融业务的仿真交易实验。（2）选题要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富于探究空间，同时还要与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相一致。（3）选题应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比如，在讲述金融市场监管时可以引导学生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展开讨论；在学习货币政策时，可以与现实中的通货膨胀等问题紧密结合起来。（4）在把握选题原则的前提下可以由学生自主设计研究目标与课题，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使学生有发现和体验、创造的自由空间。
（二）教学形式与学习方式的选择
研究性教学有专题讨论、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不同的教学形式，在实践中应当结合教学内容分析各种形式的优缺点与适用性，选择合理的教学形式。对于一些在知识框架中相对独立的重点内容，比如金融市场结构、投资组合分析等内容可以采取专题讨论的形式，鼓励学生进行合作性探讨，培养他们的科研素养和集体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与应变能力。对于一些现实性较强，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主题，比如金融市场的作用、运作机制、融资方法、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异化、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问题，可采用案例分析的形式。案例分析的教学形式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搜集与整理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应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有利于学生建立科学思维，增加社会忧患意识，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对于一些操作性与实验性强的主题可以采用实践教学的形式。比如仿真交易实验可以让学生利用模拟交易系统了解股票、外汇等市场的运作，或结合虚拟资金交易竞赛的方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与掌握交易实务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与常用词汇，把握交易的基本特点与交易常识，使学生对市场有初步的认识。研究性教学的学习方式可以采用学习小组的形式，比如固定合作学习小组或非正式合作学习小组。固定合作学习小组是教师在开始专业学习之前根据学生的特点决定学生的分组，保证每组由不同学习水平的成员组成；非正式合作学习小组是在教学过程中随机组合，给学生创造一个研究性学习的机会。两种合作型学习方式各有适用性，教师要根据教学主题所确定的教学形式，在分析两种学习小组安排方式优缺点与适用性的基础上，选择既能满足学生需求，又能实现教学目标并能充分评价学生学习过程与成果的安排方式。
（三）教学环节与教学实践
1.布置任务，明确要求，适当引导。教师应当对研究主题的背景知识作必要介绍，并要求学生必须认真阅读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有关评论文章或搜集相关资料，不能简单地拼凑他人材料，不要轻易否定别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要持偏激观点，而应当调查或深入研究，通过补充、深化形成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教师在这一阶段适当引导和帮助他们广泛查阅和收集资料，培养学生信息搜集处理以及文献研究的能力。
2.展开教学活动。教学形式和学习方式有多种，无论采取哪一种，教师角色的定位与转换都非常重要。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是知识的探索者，而教师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组织者。无论是实践教学还是专题讨论、案例教学都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勤于动手，相对而言，对于专题讨论或案例教学的教学方式，教师更应当从保证教学质量、控制讨论主题、正确引导学生、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角度重点把握好以下方面的问题：（1）要善于组织学生开展合作学习，强调学生的高度参与。学生是研究性教学的主体，教师要多为学生创造学习机会，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教师要营造良好的课堂讨论气氛，和学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结合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形式调动学生参与和探究的积极性。（2）应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允许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要轻易就某一问题下结论。开放式的讨论可以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大胆质疑的思维品质，激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动机，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比如，在讲述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时，在讨论中，学生有时会有一些片面的认识，提出“中国的紧缩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通货膨胀达不到预期效果”、“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明确”、“货币政策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等观点。对于学生的这些观点，教师不应一味地否定，而是应当对学生的资料搜集和学习过程予以肯定，同时引导要求学生联系货币政策的作用与目标来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与调整过程。在课堂上，教师应当肯定学生好的思路和独到的见解，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和潜能的发挥，而对于学生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应当考虑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规律与差异，给予鼓励和正确引导。（3）应当充分发挥好主导和主控作用。首先，教师应当从创设问题情境出发，通过各种巧妙的提问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究激情。所提问题要围绕教学内容，做到少而精。问题过于宽泛则讨论散乱，不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控制，也不利于学生对教学重点和难点知识的掌握。考虑到不同学生理解和接受能力不同，提问还要有层次性，由易到难，逐渐深入。例如，在讨论中国人民币是应该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上，教师在讨论的不同阶段可以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提问来引导学生：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对企业的经营有什么影响？升值与贬值对总需求的影响究竟是扩张性的还是紧缩性的？与物价水平具有怎样的关系？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国际收支有何影响？这样逐渐深入的提问有助于学生接受和理解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其次，教师应当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鼓励学生对前人观点有所质疑或补充，也可以引导学生从新的视角看待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引导学生围绕中心问题进行讨论，力保讨论沿预期的方向进行。鼓励学生要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同时耐心地听取他人的意见。教师要及时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点评，解答学生提出的疑点问题，并对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修正。对于学生争论较大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社会敏感问题，教师也应认真分析，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不回答。第四，教师要把学生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引导到对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并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学结。教学过程的最后环节，教师应当总结学习要点，阐明学习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知识，总结学习重点、难点和疑点。为了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要求学生完成一份书面的分析报告或论文，通过重新审视讨论过程和解决方案，学生对于学习内容能够加深理解。教师也应当总结教学过程的成功与不足之处，以便于在以后的教学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4.建立研究性教学的评价体系。研究性教学重在学生学习的过程，重视知识技能的应用和思维水平的提高，着眼于学生能力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与传统的普通教学不同，研究性教学的成果可能并不是可量化的评价结果，如何从教学效果评价和学生学习评价两方面构建研究性教学的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设计。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