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8 02:10: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行政刑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自然犯与行政犯分类之探求
要解决环境刑法的行政犯化问题本质上归结于对环境犯罪性质的认定。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从自然犯与行政犯的划分理论开始。在罗马法中就有“自体恶”和“禁止恶”的划分法。以后，加洛法洛等人就依次把犯罪划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认为自然犯是具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的特征，而法定犯却不具有这些特征。科技论文。法定犯只是由于违反了行政规章，被法律认为是犯罪的，所以，又称为是行政犯。有些著述也认为行政犯具有较弱的反伦理性。
一般认为刑事犯在法规范制定以前，其行为自身就具有反道德反社会性。但是在理论上看，行为本身不具有反道德性和反社会性。如杀人行为在战争中或在正当防卫时即为合法行为。科技论文。同一行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或在某种场合有时合法有时不合法。同样的，在某种场合合乎道德，而在另一场合却极可能与道德不符。因此，我们不是对行为自身进行评价而是将行为的社会意义作为评价的对象。所以，对某一种行为的评价应该有历史、社会来决定。从对犯罪社会学的考察来看，那种认为自然犯就是反道德反社会的行为在法规制定之前就已被视为犯罪的观点，不能得到法理思维的支持。不管是行政犯，还是自然犯，都只是基于法规违反的犯罪。所以我们也不能以是否违反社会伦理道德作为行政犯性质的认定标准。
笔者认为，对于行政犯与自然犯的区分还应该着眼于立法目的上法益的机能的考察。立法者把国家基本生活秩序的维护与保持作为目的来制定法规范，称为自然犯。为了特定的行政目的而制定法规范，称为行政犯。行政犯多数是基于行政目的之必需，因而随意性较大，所以时间也可能是短期的。为了达到财政、经济、文化等等特定目的，必须制定出符合这些特殊性目的的临时措施。
二、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表现
在环境刑法中，行政犯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2005年3月的《绿化与生活》杂志的议案说法栏目中就有一个环境刑法中行政犯的典型案例：大兴区某村年近八旬的刘老汉一辈子勤恳吃苦，老实忠厚。可前不久，人民法院认定老汉滥伐林木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原因是刘老汉法制观念不强，在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了自己种的树林。科技论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由于砍伐数量巨大（被砍伐林木的蓄积达86立方米之多），老汉的行为已经涉嫌滥伐林木罪，因此森林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向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此后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刘老汉未取得采伐许可证就决定砍伐自己所有的林木，而且数量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45条第2款之规定，构成滥伐林木罪，依法应当予以惩处。在这个典型的案例中，刘老汉的行为之所以被认定为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砍了自己所有的树有如何的罪大恶极，更主要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在现今的社会中违反了社会秩序和行政规定。当然，正如前文所述，环境伦理发展至今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刘老汉的犯罪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很难说不是反伦理化的表现。故，笔者认为从是否违反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其文化价值为基准着手划分自然犯与行政犯，这样的划分方法在适用环境刑法的行政犯问题中是缺乏科学性的。
对于自然犯与行政犯的分类，日本学者福田平的观点具有借鉴意义，他认为国家的社会生活秩序，可以分为规制市民社会的基本生活构造的基本性生活秩序以及虽然与这种基本生活秩序直接结合而与市民社会相隔离的外围性派生性生活秩序两种。基于国家基本生活构造的维持而形成的基本生活秩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侵害、破坏这一秩序会使国家的存亡陷入危险之中。违反基本性生活秩序的行为就是自然犯。与此相对的，个别派生的生活秩序作为个别派生的关系，同基本的生活秩序相结合，对国家的存亡关系不大。违反这种派生性生活秩序的行为就是行政犯。
三、对环境刑法的重新定位
故而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行政犯理论基础上，在现代刑法中，自然犯和行政犯的区分没有伦理学上的依据。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不法的非伦理化，使得行政犯与自然犯更难以区分。环境犯罪在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环境犯罪行为的反道义性反社会性正逐步的渗透到国民的意识之中。环境伦理学的兴起，环境的独立法益的提出，无不在告诉我们：环境这一人类赖以生存的要素，与国家社会生活秩序、国家安全、市民社会的基本性生活秩序息息相关。环境犯罪不仅仅是触犯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更是侵害了环境的独立法益，其所侵害的对象的派生性生活秩序正在向基本性生活秩序过渡。
然而，环境犯罪能否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犯？能否真正摆脱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环境犯罪的罪状构成、可罚性都依赖于环境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这种依赖是环境犯罪成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让环境犯罪真正摆脱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影响是不现实的。正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分类都有其模糊地带一样，如果随着环境刑法与行政刑法领域的发展，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看见一种介于自然犯与行政犯之间的犯罪形态的产生，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环境犯罪的罪状构成、可罚性都依赖于环境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而环境行政法的执行效能直接影响刑罚的适用，也常常阻碍环境刑法的刑罚功能。这一矛盾关系体现了环境刑法本身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由此体现的不甚完美性，决定了对于环境刑法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完善、发展，而不能期望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如传统犯罪那样游刃有余。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忽视环境刑法在处理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中的功效和地位，尤其在环境独立法益的刑法保护的提出之后，要求环境刑法更有效的发挥其刑罚权威的作用。如上所述，环境刑法在保护环境中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及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严厉性和威慑性。正如我们虽然不能期望一个人长生不老，但却可以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法使其延年益寿。尽管环境刑法本身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但其自身仍有一定可以加以完善的空间和诸多可以解决的不足。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这些可能的范围内，对环境刑法进行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以发挥其最大功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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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灿发．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论文关键词 著作权 刑法保护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针对著作权的网络犯罪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新的信息传播特点决定了在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刑事犯罪的后果更为深远，侵害程度更严重。
一、现行刑法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
（一）立法保护
对于侵犯著作权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国起步较晚。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中，并为对网络侵权进行规定。仅有其他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其有保护。
2000年12月28日，《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了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001年12月20日，《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明确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侵犯软件著作权的刑事责任。2006年5月18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作了详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利用互联网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对著作权的保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特别是2011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从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管辖、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刑法中“发行”的认定、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间接侵权等方面对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问题进行了解释。
（二）司法实践保护
近年来，面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新形势，我国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司法系统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力度也在逐步增大。以检察机关为例，近几年检察机关每年批准逮捕和起诉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在2000至3000人左右，2008年至2010年11月，检察机关共对75件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案件进行了监督。
二、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与限制性
对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虽要加强刑法保护，要清楚的界定侵犯著作权网络犯罪与民事侵权的界限，不能以刑事过度干预市场经济。
（一）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
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设计，知识产权法本身旨在激励知识创造和对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的平衡，这决定了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部分，在法律保护时受到了限制。且著作权是一种私权，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需要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只有某些对社会危害严重的侵权行为才会触发刑事程序，现代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对著作权的保护是需要有适度性的，只有当民事、行政手段不足以承担该权利的保护责任的时候，刑法才能介入。
（二）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限制性
对于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立法的限制和司法的限制上。民事法律中关于著作权犯罪的规定属于附属刑法，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没有相应的条款，相互脱节，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附属刑法规范会被束之高阁，无法适用。
网络发展日新月异，迅速更新的网络技术对公安机关技术侦察的技术知识和技术手段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公安机关的人员结构以及设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力度。而大部分检察院与法院刑事审判庭没有对知识产权案件形成专门的办案组，使得司法中的刑法保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三、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发展趋势
（一）基本理念的发展趋势
1．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
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是指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方面，要逐步增加其保护力度。知识产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著作权的保护也是逐步增强的。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主要突出地表现在从“弱保护”向“强保护”的发展趋势。长期实行“弱保护”是经济落后的结果，但是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影响和发展程度的提高，“弱保护”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更大。在现在的经济社会中，知识产权已经成为财富的重要标志和重要来源，知识产权可能创造的社会财富，将会超过传统工业。因此，强力保护知识产权，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
2．多种保护结合的理念
多种保护结合的理念意味着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方面，要多种机制和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首先在法律体系中，要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民事保护相结合，才能对知识产权实行更为有效的法律保护。其次还必须重视刑法典保护与附属刑法保护的结合。要想更有效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必须促进刑法典保护与附属刑法保护的结合，编织更加严密、合理的刑事法体系，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二）立法保护的发展趋势
1．完善刑法立法模式
网络下的著作权的保护在刑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要通过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改，加强保护。
首先要扩大对著作权的保护范围。著作权刑法保护的作品形式应是逐渐扩大的，把传统形式的作品进行转化后的数字化作品应列入保护的对象之内。
其次，要调整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对接。如“复制发行”与“复制、发行”的调整、“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规定等，要与《著作权法》保持一致。
再次，要逐步取消著作权犯罪营利目的性的限制性规定，将具有营利目的行为规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从重处罚情节。要调整刑罚结构，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将司法解释中倍比制罚金的立法模式纳入刑法规范；设置资格刑，使之可以适用于网络著作权侵权犯罪。
另有学者提出要进行知识产权犯罪进行专门性立法模式，制定专门规范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别刑法，以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刑法体系，虽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并不致周延，但是是可以通过在现有刑法框架内，通过修改刑法典、法律规范文件、附属刑法等方式，进行完善，在法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出现的新领域和新问题，并不是仅通过专门立法来解决。
2．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发挥附属刑法作用的前提，是在刑法典中规定惩罚著作权犯罪的基本原则，使附属刑法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更好的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也不致使得附属刑法归为摆设。在著作权领域内，附属刑法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等设计知识产权犯罪的行政法律和民事法律、法规中，其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具体犯罪的相应刑罚。要做好刑法典与附属刑法构成要件的对接，使得惩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更为严密。以德国、法国等国家为例，就采用了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相结合的模式，我国可以在研究其立法模式上进行借鉴。
四、检察工作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上的发展趋势
（一）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目前著作权的公权力保护主要体现在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的行政保护上，但是行政机关在日益猖獗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面前，常常仅从维护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进行查处，很少将构成犯罪的行为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也很难帮助被害人获得相应的赔偿，相对于侵权人通过侵权行为而获得的不法利益来讲，行政部门的没收和罚款对侵权人根本无法达到遏制其违法行为的目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侵权。2011年初，国务院法制办等单位印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行政执法部门及时将构成犯罪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移送刑事司法机关。作为检察机关，要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的协调对接，加强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1．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对于著作权犯罪的监管和处罚，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首先要立足本职、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发现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做好案件的调查和证据收集工作，抓住证据收集的最佳时机。公安机关对于移送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侦查。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对涉嫌犯罪的案件，依法审查批捕、起诉，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法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司法建议，移送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处理，不断健全完善经济犯罪案件的移送机制，规范衔接程序。
2．完善协调工作机制
检察机关要结合“打击经济犯罪协调会商机制”，与各部门及时做好沟通、联络、协调工作，及时对重大案件进行会商，研究部署案件调查和嫌疑人查控等工作，对大要案件和涉及敏感人物、敏感问题的案件，主动协调有关部门进行研判和剖析，以达到及时、有效解决相关问题的效果。
3．逐步实现信息共享
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机关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加强联系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和健全信息共享机制。要搭建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共享网络，加强对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案件信息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衔接工作效率。
4．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要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过程中全面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对于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要及时进行有效的立案监督，对于重大、有影响的著作权网络犯罪，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请求或根据需要主动派员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加案件讨论、审查相关案件材料、提出取证建议，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还要履行职责，查办发生在执法严重不公背后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有关制度落到实处，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制度的有效运行。
论文摘要：本文对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现实基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对外国成功立法的借鉴以及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进行论述。
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将作为犯罪处理的伪证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刑事诉讼中。但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举证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暴露，大量伪证行为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此，笔者认为应将刑法中的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以便更好地打击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
一、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含义观点不一，但是概括起来，代表性的对立意见主要有社会关系侵犯说和合法权益侵犯说两种。前者认为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实际危害和现实威胁；后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既包括已经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包括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两种观点虽然在表达上不尽一致，但是，在内容阐述上，并没有太大区别。
因此，认定某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应当看该行为是否对我国的社会关系或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实际的危害和现实的威胁。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用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依据，也是作出正确裁判的基础。如果证据虚假，则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后果：
1．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影响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在审判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举出伪证，对方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肯定会提出异议并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抗辩；有时，即使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是真实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为了某些利益可能故意提出伪证以达到非法目的。当一方针对对方的伪证申请延期举证时，法院为了查清事实，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予以准许；有时也会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再次开庭审理。如果法官未发现伪证，还会导致错误判决；即使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了伪证而未导致错误判决，作伪者最终受到了制裁，但法院毕竟付出了沉重的诉讼代价。
2．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名誉和身心健康。伪证在诉讼中尤其是庭审中出现，往往出乎对方当时人的预料，为了抗辩出现的伪证，对方当事人就要重新收集一些证据，有时由于证据的灭失或其他原因，对方当时人面对伪证无可奈何，心理往往处于气愤、受冤的状态。而伪证一旦被法院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疑就会使对方当时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如果伪证或案件内容牵涉个人隐私，也必然会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名誉。 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作为诉讼一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利用伪证胜诉，会使政府威信丧失，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行政机关是伪证受害者，会使国家利益受损。
3．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助长了违法诉讼行为。民事、行政诉讼的任务是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行政违法行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可能导致伪证行为的不利方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民事、行政诉讼途径得到救济或救济不足，而伪证行为的有利方则免除或减轻了本来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伪证行为的不利方承担了本来依法无须承担或超出了本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伪证方则得到了非法的利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会使矛盾激化、程度加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严重性
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俩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俩者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的区别导致了在质上的区别。当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发生了变化而达到严重的程度时，我们就应当将其规定为犯罪，由刑法进行调整。
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最突出表现是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行为是国家行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司法公正体现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之中。如果伪证被采信而造成了错误裁判，对于法院、法官来说，可能是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的遗憾，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同时，伪证的被采用会使对方当事人难以接受法院裁决，从而影响到裁判的执行，进而使执行中的司法权威也遭到破坏。这样，必然造成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对法律正义性和司法权威性产生怀疑，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这也是伪证行为人向司法权威挑战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
三、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确定为犯罪，这就是，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结果却以触犯刑律、构成犯罪受到刑罚处罚为结果，行为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过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触犯刑律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民事、行政纠纷的情况出现。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犯罪处罚，是否会造成犯罪扩大化?对此，不论从法律规定看，还是从司法实践看，这种顾虑都没有必要。
首先，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进入诉讼，最终却触犯刑律，是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刑法》第307条、第308条、第313条、第314条的规定都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保护公民正当、合法的权益，制裁公民违法行使权利义务。行为人的伪证行为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并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制裁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在此，制裁违法行为和维护合法权益是对立统一的。
第二，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受到刑罚处罚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的情况。相反，会加强对伪证行为的打击和对当事人合法行使诉讼权利的保护，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对依法作证行为的鼓励，因此，不但不会影响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纷争，反而会对公民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不会造成犯罪扩大化。有人认为，将伪证罪的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不得已才可以动刑，即确有规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某行为在客观上达到了处以刑罚的必要性的时候，该动刑的还是要动刑，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已经愈演愈烈，而且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刑法就应及时作出反应，来规制这种行为。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与将某些行为的犯罪化的必要性是不矛盾的。
参考文献：
[1]黎宏.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概念及特征[J].刑事法学2002(2).
[2]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
论文关键词 治安管理处罚法 公安机关 公共安全
《中国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在2005年5月通过审议，并予次年实施，该法的出台确保了公安机关执法时有法可依，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弊端，需加以完善，以便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在行政拘留、治安罚款、维护秩序稳定方面依法办案。
一、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足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
1.二法律之间存在着表述重复现象
详细探究《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可知，《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第40条第三项以及《刑法》中第245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第1款与《刑法》第279条内容大同小异。又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第40条第3项明确指出：“强制性的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未经本人同意，随意进入他人住宅的，或者未经本人同意，强制性搜身的，将处以不超过15日不低于10日的刑事拘留，并给予500-1000元不等的罚款；情节较轻者给予5-10日不等的拘留，并给予200-500元不等的罚款。”而《刑法》中的第245条又指出：“未经本人同意而强制性的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的，未经本人同意，随意进入他人住宅的，或者未经本人同意，强制性搜身的，将给予3年以下有期徒刑。
2.行为模式相同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二者在部分制度上面行为模式大致相同，其主要从“情节“”后果”两方面进行评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29条第4项指出：“对于蓄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来破坏运行程序，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情节严重的，将依照法律规定判处5日以上10日以下刑事拘留”。《刑法》中第286条第3款中指出：“对于蓄意制造计算机病毒，以致于计算机程序被破坏而无法正常运行的，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二）听证制度适用问题
听证制度适用方面还存在以下弊端：第一，当事人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听证行为和重要性认识不足，不愿听证；第二，听证时，证人不愿作证，听证效果较差；第三，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不包括行政拘留的听证与我国宪法中的维护与保障公民权利二者相矛盾。
（三）治安调解适用方面
1.重调解、轻取证
现今警察在执法时存在着严重的“重调解、轻取证”现象。部分警察认为，倘若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根本无必要做信息取证。但在调解过程中，双方说法各不相同，最终调解失败，到时在来取证，已是时过境迁，让案件一拖再拖，无法解决，这不仅无法化解矛盾，解决纠纷，还可能会降低公安机关的威信，让工作人员的办事能力受到质疑。
2.调解程序任意性较大
通常情况下，民警调解处理的案件，存在着严重的不立案、不组卷等现象，倘若调解不成功需转入治安处罚程序，才会办理相应的受案手续，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其方式步骤都不具备完整统一的程序，其调解过程具有较强的任意性。
（四）行政拘留暂缓执行方面
（1）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的适用范围为被拘留人依照法律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出行政诉讼。在执行期间，倘若被拘留人遇到妻子生育、亲属病危、家中无其它亲人，有后代需抚养等特殊情况均满足暂缓执行的条件。但行政拘留暂缓执行适用的前提条件较为单一。
（2）当被拘留人因某种特殊原因而向相关部门提交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相关部门就以此作为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的申请主体与时间条件存在着明显弊端。
（3）行政拘留暂缓执行适用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标准不明确。
二、如何完善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一）增进《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二者的衔接性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第二条指出：“对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不利于社会管理的行为，均视其情况严重程度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而《刑法》中的第37条也指出：“针对部分轻微犯罪但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可免除其刑事处分，并可根据案件情况，要求当事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因《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
《刑法》具有较强的保障性、权威性与补充性，当用其他法律能解决的问题就用其他法律解决，而不用刑法，刑法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倘若案件情节较严重，其他法律无法生效，或不在其他法律管辖的范围内，在决定使用刑法。
（二）改进和完善治安调解工作机制
1.组建和完善治安调解工作新机制
公安机关需整合多种力量，组建一支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于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将单一的民事调解转变为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民事调解确保所有主体都能够发挥作用，双管齐下，在调解的过程中，有人收集证据，有人了解案件情况，有人从事调解工作，这能够更好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步健康发展，团结一致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2.加大对治安调解的监督
虽然公安部在《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中明确给出了治安调解的时限性，但是部分民警依旧存在能调解就调解，不能调解就拖着的思想，他们希望当事者双方在长时间的磨合后，能够自行调解。但是长时间下去，案件却出现了久调不结、不断堆积的负面效果。针对这种现象还应不断强化对治安调解的监督，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调解，并在公安机关内部建立起奖惩制度，在规定时间内未调解成功的，又未立案的给予处罚，并追究其责任。
（三）科学、妥善解决行政拘留暂缓执行问题
1.明确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的批准机关
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的批准机关需是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等，县级以上的内审机构均无暂缓执行的批准权，不过县级以上的铁路、交通、海关缉私部门均具有批准权。
2.明确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的开始时间
倘若被拘留者因为特殊事需向相关部门申请行政拘留暂缓执行，得到批准后，相关部门就应该详细的记录下和了解该犯人开始暂缓执行的日期和暂缓执行结束的时间，以更好的管理。
3.确保调解的规范性，减少调解的随意性
1、法律事务专业就业方向主要面向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服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法律事务部门，从事案件登记、文书送达、协助调查取证、法律文书起草、办案记录、案卷整理、登记与保管、司法保卫、基层法律服务、企事业法制化管理等工作。
2、本专业的就业前景不错，学习法律原理与技术、宪法、刑法原理与实务、民法原理与实务、经济法概论、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诉讼原理、诉讼实务、证据原理与实务、法律论辩、法律文书、调解原理与实务、案例解析、调解业务训练、法律文书制作、模拟法庭、法律服务综合实训、毕业论文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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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司法刑法学相对应的是立法刑法学，不应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性。基础刑法学是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基础科学，但基础刑法学并非刑法哲学，也不是学科大杂烩。在核心刑法学之外，还有边缘刑法学。刑法哲学是关于刑法的哲学，也是关于刑法学的哲学，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相分离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
第二，要从诉讼构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动中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形关系，而不是像行政关系那样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两极性关系。因此，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要从它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上把握。笔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是控方主体，或者说控诉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
这就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总根据。若由此展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坚持以下准则：
其一，司法刑法学应关注司法过程，而不应只关注司法结论。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正因如此，传统刑法学津津乐道于“司法三段论”方法。其实，司法过程具有两种机制，即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由于忽视了司法过程，传统刑法学就只注目于定案机制，而忽略了成案机制，“司法三段论”只关注定案。
其二，司法刑法学应是辩护之学而非控诉之学，应是权利之学而非权力之学。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在于人权保障，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其司法逻辑重心在行为为何“不为罪”、为何“不处罚”，而不在为何定罪、为何处罚。强大国家机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诉犯罪易而为被告辩护难。
其三，司法刑法学应致力于交谈客观性而非科学客观性，应致力于公平正义而非仅逻辑正确。司法刑法学是规范科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刑法规范是形式与内容（实质）的有机统一，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发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的合体，所以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规范是中国的刑法规范。
在理论内容上，司法刑法学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基本板块。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释刑法学由总论与分论组成，其中总论是按照“罪——刑”结构编排。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当时刑法总论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传统的“罪——刑”结构开始演变为“罪——责——刑”结构，即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加入一个“刑事责任论”。⑸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注释）刑法学体系（总论）应按照“责—罪—刑”结构建立，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学体系应按照“罪——责”结构建立。
二、关于立法刑法学与基础刑法学
在历史上，边沁为了在英国实现法典化并进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应建立一门“说明性”的法律科学。奥斯丁和边沁都认为，这门法律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一般实在法。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科学的立法学始于边沁。[7]但直到法学开始超越法律实证主义时，刑法学的立法面向才渐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国通行刑法学体系是将刑法学分为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者合称刑法总论。[8]在这种被称为注释刑法学的体系中并没有立法理论。[9]
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声音，认为法学不要动辄论及立法建议或立法完善。这一主张的动机是好的，因为其所反对的是当前严重存在的那种在根本不理解现行法律或在没有对现行法律进行充分解释情况下轻率评论立法的不良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就“谬以千里”了。
如果说，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都是刑法学的技术科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基础科学。有的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基础刑法学，是指成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础的学问领域，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9]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
三、关于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
由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组成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核心学科，而由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等组成的实证刑法学（非规范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包括广义的刑法学和狭义的刑法学。前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类学、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国际刑法学；后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17]
有的学者指出，学术上分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使用规范科学、经验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理工科技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其中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犯罪侦查学等。
由于刑法学的基本使命是为现实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服务，故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作为文化科学的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而作为实证科学的各种刑法科学学科只能处于刑法学的边缘地带。在刑法学范围内，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的分类框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学的学术品位，促进刑法理论的学术分工，提高刑法理论的学术效率。
刑法学的国土法学化流弊十分顽固，刑法学对立法亦步亦趋的流弊也十分明显。这两种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础刑法学的理论成长以及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分立。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某些理论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指为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迟早要导致理论的社会分工的细化，毋宁说，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是理论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论只有进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学人“术业有专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会学术资源和个人学术精力，才能尽量避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重复投入和低效产出，也才能促发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合作。
第二，扩展刑法课程的学习视野，提高刑法学人的学习动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备力量。
笔者在几所大学里从事多年刑法教学，一个真切感触是，各层次的法科学生常将自己的刑法理论视野局限于刑法教科书（注释刑法学、刑法解释学、规范刑法学或刑法教义学）所确立的知识范围，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几乎无出于刑法教科书目录或标题，论域和论证方式也十分单一化。
四、刑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而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受到夹击的无人之域，即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无人之域”，是因为哲学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远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问题，它没有科学那种能够给生活带来实际效果或者神学那种能够满足心灵对永恒追求的实用价值。[21]
科学、哲学和神学是人类精神诉求的三个向度，但作为理论形态，它们对于研究具体问题又具有方法意义。人们面对一切具体对象，都可能用哲学、科学或神学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学的方法思考一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上认识对象的智慧诉求；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内与从对象之外认识对象的知识诉求；用神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与神祗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宗教诉求。对刑法问题，同样可能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思考。
刑法哲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价值论。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对于社会进行专门的本体论研究，是现时代的要求。[24]刑法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一定是社会本体论，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5]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刑法认识论问题。刑事立法与司法，首先是认识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如何保证一种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论是一个定罪推理模型，建立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成立理论都需要得到刑法认识论的支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的关系、刑法演绎与刑法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是刑法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同时，刑法认识论也具有刑法学哲学的意义。
论文摘要：课程设置作为教育教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对整个教学过程意义重大。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新兴专业，课程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本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必须对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一、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发展概况
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初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为适应卫生事业现代科学管理的需要，在全国建立了7个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和5个卫生管理干部学院。此后，全国各地职工医学院和普通医学院相继建立了卫生管理院系，到20世纪80年代末，卫生管理教育机构已有33个。目前，基本上各医学院校都设置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总体上讲，我国的卫生事业管理教育是从卫生管理干部培训起步，发展到逐步开展成人学历教育的卫生管理干部专修科，而后发展为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学位多个层次的学历教育。
开展卫生事业管理学位教育，对于培养新型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也不断修正，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基本治国方略；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第一次确立了“依法治国”原则；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随着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设置法律课程有助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提高学生的能力。作为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者，必须对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全面的了解，增强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保证依法行政，保证卫生组织的经营方针、经营措施等合法、合规，因此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通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使学生由自发的、零散的法律心理上升为自觉的法律意识，为将来的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如何在课程设置中将所开设的法律课程与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有机结合，也成为本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设置及分析
课程设置是指一定学校选定的各类课程的设立和安排，主要规定课程类型和课程门类的设立及其在各年级的安排顺序和学时分配，并简要规定各类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合理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课程设置是一定学校的培养目标在一定学校课程计划中的集中表现，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作为培养从事卫生事业管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在设置课程时，应有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当前，很多学科的知识是互相交叉的，在课程设置时应删除重复赘述的内容，不贪求容量多而要求内容实。唯有课程设置适当，才能为学生后天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对全国十几所高校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所开设的法律课程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目前该专业在法律课程设置上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法律课程所占课时较少，一般占总课时的7%～15%，只有极少数学校能达到20%，这就造成整体课程体系单薄、结构失衡。
2.法律课程内容单一，对法律基础课重视不足。由于受总学时的限制，法律专业课程只开设了应用性的课程，相关基础学科开设较少。此外，还存在基础课缺位或大量基础课被合并讲授等现象。
3.课程结构设置包括课时安排、上课次序等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科学性，容易给学生的学习造成人为的障碍，不利于学生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学习、理解课程内容。比如，某高校将《公务员法》作为一门课程安排了36个学时，课时安排畸重，可以调整为18学时或者将《公务员法》调整为《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又如，有的学校将《经济法》安排在《民法学》之前，显然违背了法律学科的发展规律，无助于学生理解课程之间的渊源关系，容易使他们混淆各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主次地位。一些高校将大量的法律课程同时安排在第三学年，但由于第三学年其他专业课的课程量也非常大，学生学习压力大，而且同时开设几门分量很重的法律课程，学生的接纳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三、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的重置
1．完善课程内容，加大法律基础课程设置。除《宪法》外，加设《法理学》《行政法》《刑法》等基础课程，共学习《法理学》《宪法》《民法学》《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等8门课程。由于《经济法》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部门法，建议在讲授《经济法》时重点讲授《保险法》，以达到突出重点的目的。此外，可在第四学年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选修课纳入学习范围，这对此前所学的《民法学》《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是一个融合复习的过程。
2．增加必修课科目。目前很多高校选择将法律课程作为限选课。限选课给了学生选课的自由，但也容易造成学生因主观判断能力较弱而在课程选择上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知识结构的构建。本专业应将《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列为必修课，以达到强制本专业学生学习构造法律基础课程的目的。
3．调整课程结构设置。可将课程整体作出如下设定。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宪法》（限选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法理学》（限选课，36学时），《民法学》（上）（必修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民法学》（下）（必修课，36学时），《民事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刑法》（上）（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刑法》（下）（必修课，36学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二学期：《经济法》（限选课，36学时），《卫生法》（必修课，36学时）；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选修课，18学时）。
这样设置主要有以下优点：（1）适当安排各课程课时。在所选定的课程中，《民法学》《刑法》作为最重要的两大部门法，所占课时均为72学时，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的持续时间和课时数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学生学习压力不会很大。《宪法》《法理学》《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分别占36学时，由于《宪法》《法理学》理论性较强，且开课时间靠前，学生初次接触法律课程，所以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向学生灌输法律思维和理念，为使教学达到“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效果，安排36学时。而《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虽然内容较多，但由于此前已有《宪法》《法理学》《民法学》等课程作基础，加上这几门课程程序法较多，记忆内容多于理解内容，所以教学速度可以稍快，安排36学时。（2）调整开课时间及次序。本着“先基础、后专门、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遵守“循序渐进、逐层推进、构造金字塔形”法律框架的标准，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依次学习《宪法》《法理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卫生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清晰的法律思维，构造科学的法理框架体系。而主要课程被均匀分配在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不会影响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以及消化吸收法律课程的能力。
四、结语
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形势下，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需要有扎实的法学基础和广泛的法律知识，这就对法律课程设置的系统化、综合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本着“短时、高效”的原则，在有限的课时里、有重点地选取部门法作为法律课程的内容，尽可能在数量有限的法律课程中扩大覆盖面，达到基础法和单行法兼顾、搭配合理的效果。在教学内容上，应时刻把握知识的新动向、新发展，使学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此外，法律教师在选择教材时也要注意优先选择优秀教材，并可采用多媒体教学，使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相结合。总之，要统筹安排课程设置的各个环节，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商业秘密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企业获得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以此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本文以法律层次效力为基础来列举我国主要商业秘密的立法。从两个方面分析如何保护商业秘密:一是企业内部如何建立一套商业秘密保护的制度;二是当企业的商业秘密被侵害时，应采取的法律救济途径。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秘密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企业获得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以此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如何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就成为一个企业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从我国的立法规定可以看出，根据法律部门的理论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简称民法保护。第二类是劳动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简称劳动法保护。第三类是行政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简称行政法保护。第四类是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简称刑法保护。企业建立内部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是一种作为的行为，主要适用民法和劳动法保护的规定，对行政法和刑法保护则主要是不作为，即企业负有不得侵害他人的商业秘密的法定义务而为了(或者从事了)侵害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一般不能成为企业建立商业秘密保护制度适用的依据。
一、依据民法保护制度建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合同保护是民法保护的主要手段。现列举几种主要的合同制度保护方法。
(一)合作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各方就技术秘密共同开发所订立的合同。合同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除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归合作开发各方共有，因此，共有各方均有保守技术秘密的义务。
(二)委托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进行技术秘密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委托开发所完成的技术秘密，除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技术秘密归研究开发人，即受托人所有。因此，建议在合同中约定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归归委托方所有，受托人负保密义务。
(三)技术秘密转让合同，是指技术秘密成果的权利人或者其授权的人作为让与人将技术秘密提供给受让人，明确相互之间技术秘密成果使用权、转让权，受让人支付价款或者使用费所订立的合同。许可的方式包括独占许可、排他许可、变通许可、交叉许可、分许可和混合许可等。不论签订何种方式的许可方式，许可方与被许可方均要签订保密合同，或者是在许可合同中明确约定保密条款。
(四)商务咨询及服务合同，企业在经营中遇到专门问题，可能求助于专业的咨询服务机构，如产品设计、生产、经营策略、企业形象设计、财务制度的建立及法律事务、资产评估等。上述机构在从事咨询及服务的过程中可能知悉企业的商业秘密，也有可能同时为竞争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所以非常有必要签订保密合同，或者在咨询合同或者服务合同中约定明确的保密条款。但须特别注意的是，企业与上述机构大多签订书面的合同，也约定了保密条款。但这些合同均是事先由中介机构事先拟就的格式合同条款，对企业不利，特别是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条款大多比较笼统，对企业不利。如果不另行签订保密合同，也应对保密条款进行修改，使其更容易操作，公平地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
(五)正式合同订立前的商业秘密合同，企业在进行技术转让、联合投资、企业购并等情形下，存在将企业的商业秘密交给相对方进行论证和评价，这时主合同是否签订尚不能确定，企业可以与相对方签订对商业秘密的评价合同，约定保密和不使用义务。
二、依据劳动法保护商业秘密
劳动法上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建立保密规章制度和与劳动者签订保密协议，与劳动者签订保密协议还应当包括竞业禁止的内容和条款。
(一)建立保密规章制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企业制订的保密规章制度产生劳动法上的效力，在制订时应当通过民程序制定，即通过企业工会或者通过过征求员工的意见。同时，制定出规章制度后，还要向员工公示，即向职工传达，使员工知悉。公示的方法包括召开职工大公布，或者在企业的宣传栏中张贴公示等，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达到制定规章制度的目的。
(二)与劳动者签订保密合同
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是企业的一项义务。劳动法第22条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这是企业与劳动者签订保守商业秘密的法律依据。该规定是指在企业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秘密的条款，但不妨碍在劳动合同之外，另行签订保密合同，以约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方式更为直接有效。
另一个与保守商业秘密相关的问题是竞业禁止问题，竞业禁止作为一项禁止性规则，其主要的价值是保护商业秘密。参照原国家科委制定的《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第7条:“单位可以在劳动聘用合同、知识产权权利归属协议或者技术保密协议中，与对本单位技术权益和经济利益有重要影响的有关行政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协商，约定竞业限制条款，约定有关人员在离开单位后一定期限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其他单位内任职，或者自己生产、经营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业务。凡有这种约定的，单位应向有关人员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费。竞业限制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三、当企业的商业秘密被侵时，应采取的法律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法律保护商业秘密法律可以分为四个法律部门，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可分为四种方式，即民法上的救济、劳动法上的救济、行政法上的救济和刑法上的救济。
(一)民法上的救济
民法上的救济，即依据民法上的规定请求违反保密协议的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害商业秘密的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民法上的救济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或者侵权行为。
第一，违反保密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商业秘密保密合同(前面已论述)负有保守秘密的一方当事人违反保密合同约定，泄露或者擅自使用其知悉的商业秘密，即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企业在此情形下，可以根据保密合同中约定的解决争议的方式，商事仲裁或者诉讼方式，向约定的商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侵害企业的商业秘密应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属侵害他人的商业秘密:
(1)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2)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4)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当事人有上述行为之一，给企业造成损害后果的，企业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二)劳动法上的救济
劳动者违反企业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保密合同或者竞业禁止合同约定，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企业可以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违反上述约定的劳动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劳动者违反上述约定，擅自解除合同或者终止合同后违反保密约定将其知悉的商业秘密泄露给存在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的，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违反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6条的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此情形下，企业应将劳动者和新的用人单位共同作为被申诉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在法定期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劳动法第79条的规定。
三、行政法上的救济
主要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管机关对商业秘密侵权的处理。其依据是《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暂行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当企业(申请人)认为其商业秘密受到侵害，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行为，当侵权人侵权行为成立时，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企业因损害赔偿问题也可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调解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进行调解。企业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损害赔偿。
论文关键词 技术标准 技术法规 法律规范
一、技术标准的含义
在我国，关于技术标准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说法：
1.GB39351—83《标准化基本术语第一部分》，将标准定义为：“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
2.《标准化和有关领域的通用术语第1部分：基本术语》（GB/T3935.1—1996）：“标准是指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
3.GB—T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通用词汇》：
标准是指：“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注：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
另外该指南还指出定义了“可公开获得的标准”，即：“作为标准，它们可以公开获得，以及必要时可通过修正或修订以保持与最新技术水平同步，所以，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可视为公认的技术规则。
二、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强制性标准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分为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
（一）技术法规
技术法规是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包括可适用的管理规定在内的文件，如有关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
（二）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是经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可见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性质不同，其关键区别是前者具强制性，而后者是非强制性的。
ISO/IEC导则第2部分（1996年版）强制性标准一词首次出现是在该导则第11章“法规中的标准引用”的第11.4条，其含义是“借助于法律或在法规中专门引用而强制性地应用标准”。这表明，国际上的标准具有的强制作用来源于法律规定或法规引用，不是标准本身。
但是，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这就表明了强制性标准在强制性方面就等同于技术法规。只是在效力位阶上尚未达到法规的地位，而仅仅是一种规范性文件。但是这并不影响其法律规范的性质。
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对于强制性标准的效力，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并且该法第四章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的技术标准与国际上技术标准的定义不同，并不排除技术标准的强制性，及以国家公权力强制某些生产经营活动符合一定的技术要求。2002年的《关于加强强制性标准管理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将强制性标准或强制条文的内容限定在下列范围：（1）有关国家安全的技术要求；（2）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3）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4）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环境保护要求及国家需要控制的工程建设的其他要求；（5）污染物排放限值和环境质量要求；（6）保护动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要求；（7）防止欺骗、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要求；（8）维护国家经济秩序的重要产品的技术要求。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强制性标准的适用范围。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国际上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套用我国的技术标准，否认技术标准实际上发挥的规范作用，尤其是强制性标准具有的强制力。
三、技术标准的性质
在我国通说认为法律规范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一般行为规则。规范一般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大类。法律规范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在当前技术发展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没有技术规范就不可能进行生产，违反技术规范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导致生产者残废或死亡，引起爆炸、火灾和其他灾害等。因此，国家往往把遵守技术规范确定为法律义务，从而成为法律规范。对违反技术规范造成的严重危害，要求承担法律责任。技术规范与作为社会规范之一的法律规范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关系，法律规范可以规定有关人员负有遵守和执行技术规范的义务，并确定违反技术规范的法律责任，技术规范则成为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的具体内容。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强制性标准完全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是一种法律规范。但是有学者主要从法律规范的形式要件上质疑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法律规范属性。有学者指出：“法律规范所以区别于其他的社会规范，并不仅在于强制力的性质和程度、制定和实施方式、国家参与性方面，更在于其组成结构的独特性。法律规范总是通过一定的结构表现出来，符合结构的一切特点。当然法律规范的结构从不同的角度又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从法律的语言表现角度，存在法律规范文法结构；从法律体系角度，存在法律规范系统结构；从法律规范的组成要素的关系的角度，存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其中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关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中第一种是“三要素说”，该学说认为，法律规范结构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大要素组。第二种是“两要素说”，认为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大要素组成。虽然学说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强调了法律规范的整体性，即均应当包括一定的制裁因素或者法律后果在里面，也就是说没规定法律后果的某些规范或者要求并不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后果是能够在法律上成立，也就是能够由强制力保证相关要求的实施，对违反者施加不利的后果。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技术标准并不能构成法律规范，因为在相关的技术标准文本中并未规定法律后果。“从标准的外在名称、形式、结构和内容，以及制定和颁布程序来看，它都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外形。”
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强制性标准的法律后果已经被兜底性地规定在1988年《标准化法》之中，其第四章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例如第二十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又如第二十一条规定：“已经授予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认证部门撤销其认证证书。”另外，在《产品质量法》、《合同法》、以及《刑法》中在认定不合格产品时都援引了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由此可见，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守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判断强制性标准是不是法律规范不能局限于具体的标准行文本身，而应当将其放到整个技术标准法律体系之中进行判断。法律规范并不要求具体的规范表述中直接涵盖所有的要素，而是可以隐含某些要素，或者援引其它法律规范进行补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刑法中往往存在空白刑事规范，即相关的构成要件需要援引其它法律规范的刑法规范。“与完备刑法规范相比较而言，空白刑法规范最显著的特征即表现为存在较大规范弹性，其构成要件的完备需要援引具体的非刑事部门法律法规内容进行规范要素判断，才能在具体个案中实现构成要件明确性。”
对技术标准法律规范性质的另一种质疑来源于技术标准所规制的对象。例如，有学者指出“……从本质上讲，标准和法律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规范。标准只是一种规定事或物的技术特性或特征的技术规范，是调整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技术规则，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则；标准是针对‘事或物’的规则，而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关系的准则；标准具有技术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践性，而法律则具有人为性、规范性、正当性和强制性。”但是，应当注意的的是，规定的事或物的特征必定是认为的事或者物，而决不能是自然或其规律，而在规定这些事或者物的技术特征时必然会影响到与此事或者物有关的人的权利和义务。正如物权法的调整客体虽然是物，但是最终调整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从标准所规制的对象的角度并不能否定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法律规范属性。技术标准与一般行为规范的重要区别在于，他将人们的某种行为方式或者结果予以量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论文摘要]在当今社会，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频频出现。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制订了一系列相关规定。文章对劳动报酬作出了准确界定，并分析了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建议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的发生。
[论文关键词]拖欠工资；定义界定；现状分析；对策建议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更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虽然市场经济在快速发展，但是相关的法律条例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在一些私营企业、建筑行业经常出现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现象，这不仅仅是企业管理人员故意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还是我国法律存在不足的问题。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薪酬，企业故意拖欠薪酬不发放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成了热点社会问题，也引起了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政府为整顿劳动力市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全面展开。
在社会各界的响应下，政府各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来做出回应，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却不是很明显。在众多人大代表的多次提案、社会各界的呼声中，《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出台。在该修正案中，以立法的形式表明严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属于犯罪。这一法律规定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与肯定，体现出了法律的强制性和法律为人民服务的性质。
一、关于劳动报酬的定义界定
在很多人看来劳动报酬就是简单的工资，但其实不然。关于劳动报酬的准确定义，我国的学术界与实际岗位单位有着不同的看法。学术界认为劳动报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劳动报酬是指因为劳动者进入企业就业付出劳动，用人单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以现金为基本支付手段，向劳动者支付基本工资或最低工资，以及奖金、津贴、补贴、加班费等等工资；狭义的劳动薪酬仅仅指工资。在我国法律条例中，劳动报酬就是工资这一含义。但是在我国的一些法律中，劳动报酬又有具体的含义：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从这项法律条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法律所使用的关于劳动报酬的概念还是使用的狭义的劳动报酬。而用人单位所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薪酬的含义范围又比工资这一概念广泛很多。
因此，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对象就是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和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所约定的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这就意味着，用人单位在支付劳动者基本的工资薪酬后，如果存在拖欠劳动者相关的奖金、补贴、加班费等等方面的工资薪酬的现象，用人单位的这种行为也有可能属于犯罪，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广义的劳动报酬这一概念中，在持续合法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只要履行劳动合同向用人单位提供了相应的劳动服务，用人单位就应该按照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相关的物质报酬，包括基本货币工资、实物补贴、五险一金等等。与狭义的劳动报酬不同的是，广义的劳动报酬范围更加广阔，加入了实物补贴和五险一金等内容。
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相关现状分析
（一）现行的法律规定存在不足
我国在劳动报酬方面出台的法律条例已经有很多，例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等等。在这些法律条例中，对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个问题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例如在《劳动合同法》中，如果用人单位不按时支付劳动者工资薪酬或者不将劳动报酬全部支付到位、在劳动者加班后不支付加班费又或者发放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汇报情况，劳动行政部门可以向用人单位施压，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向劳动者支付应得的劳动报酬、加班费等等。如果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薪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应该及时将差额发放给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在劳动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内还没有将拖欠的工资发放到位，劳动行政部门有权责令用人单位以劳动薪酬的半倍以上一倍以下的金额补贴来支付给劳动者。在《劳动监察保障条例》中也作出了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如果存在拖欠劳动者劳动薪酬、扣押劳动薪酬的现象，劳动行政部门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及时支付劳动薪酬，补齐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差额。对于用人单位接到通知拒不履行的，用人单位要做出应发工资薪酬的半倍以上一倍以下的金额来对劳动者做出补偿。
从以上这两个法律条例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法律作出的惩罚措施仅仅是对用人单位进行经济处罚。这种处罚方法虽然能够对一些用人单位有警示作用，但是对于一些流动性大的行业来说，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建筑行业中的农民工，由于建筑行业的施工时间较长，发放工资的周期较长，不少农民工又没有很好的维权意识，这就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屡禁不止。因为有些用人单位发现与法律规定的经济处罚相比，自己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所得到的利益更高，这就使很多不法单位存在侥幸心理，钻法律的空子，一些私人企业的老板甚至形成了拒不支付劳动薪酬可以获利更多的错误心理。
（二）现行的解决途径存在盲点
目前解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拖欠劳动薪酬这类问题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四种：1.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解决；2.劳动者通过向工会反映情况，由工会与用人单位进行调节解决；3.劳动者向劳动委员会进行申请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4.劳动者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情况，由劳动监察部门作出解决方案。如果通过以上四种途径还没有解决好问题，劳动者就可以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作出行政行为强制用人单位执行。从理论的层面看，这四种解决途径设置合理，可以有效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法律明文规定的缺失，这些解决途径在实际中往往受到限制。有时候，由于劳动者在申请仲裁到判决决定的过程中发现耗费时间过多、程序手续繁杂、申诉花费过高，他们就会放弃这一解决途径。因此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被拖欠劳动薪酬的劳动者做出一些上访事件或者更加极端的维权事件，给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这些法律规定的不人性化、不完善，法律惩罚的金额低，就导致了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最为困难的是农民工，如果法律不制订相关的刑法惩罚措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加得不到有效保障，这就会更加地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解决这一方面的欠缺，刑法修正案对恶意欠薪、拒不支付劳动薪酬的行为作出了相关规定，界定这一行为属于刑事犯罪，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处罚措施。这一修正案处罚措施较为严厉，给用人单位敲响了警钟，用人单位须及时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这一规定对用人单位有着警示和预防的重要作用，能够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有效解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对策建议
虽然刑法修正案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用人单位做出了严厉的惩罚，但是还是不能够弥补遭受损失的劳动者的心理伤害，也不能够完全预防或减少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要想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这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防患于未然。上述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在经法院判决后可以弥补劳动者损失，对用人单位有一种警示作用，虽然具有可操作性，但是不能有效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为了有效地避免拒付劳动薪酬、拖欠工资这类事件的发生，笔者提出以下解决对策建议。
（一）简化程序
目前劳动者追讨劳动薪酬需要经办的程序繁多，例如劳动者必须先向劳动保障所提起仲裁，然后要经过人民法院的一审、二审才能做出判决决定，之后还需由执行庭向用人单位提出索要。这些程序至少要消耗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其中劳动者需要花费的资金也较多。在这么长的等待时间里，用人单位可能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这就导致执行庭执行工作受到阻扰。因此，对于这些确实存在劳动薪酬纠纷的案件，法院可以简化办理程序，由民事部门直接做成决定，由执行庭执行。这样可以减少执行程序的等待时间，让受害者减少损失。法院在受理案件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查封用人单位的资金，避免其钻空子推卸责任。这些方法都可以直接帮助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
（二）到正规公司就业
劳动者在选择工作的时候，要通过正规的中介机构选择那些手续齐全、信用良好的合法正规企业。在求职过程中，要向中介机构或者公司企业提出提供相关资质证明的书面文件。切忌盲目听信招聘人员的宣传信息，一定要索要相关的资质证明文件。劳动者在就业前一定要对企业用人单位进行一个全面的信息考察，要看其是否是依法设立的、是否有营业执照，要摸清具体的工作内容、工作性质，要了解具体的薪酬发放时间，还要能够对公司的信誉进行考察。在弄清楚这些相关信息后，劳动者可以选择是否去该用人单位就业。
（三）加强监管
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要能够对自己管理范围内的用人单位进行定期监督管理。对用人单位的财务情况、工作管理运营情况、发放劳动薪酬等等情况进行监管。工商部门、财务部门要能够对那些财务存在问题、员工流动性大的用人单位进行摸底调查，一旦发现拒不支付劳动薪酬的现象要做出相应的惩罚警告，给用人单位敲响警钟，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张某和秦某系夫妻。婚前，张某就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秦某已下岗多年，两人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在拮据的日子中苦挨的张某和秦某经常吵架。2001年“五一”前的一天，因家庭琐事二人又发生争吵，气急的秦某赌气跑到厨房，拿起用来杀虫子的敌敌畏一口气灌进了肚里，并很快呕吐。但张某竟未予理睬，并阻止邻居抢救，随后独自一人去喝酒。由于贻误的时间太长，秦某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但在不作为犯罪中应该如何理解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性质，理论界观点不一，司法实践中亦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予以梳理。
一、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检视
根据刑法有关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可知，犯罪的客观方面尤其是行为对于认定犯罪具有重要意义。而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不作为犯罪的重要纷争点就在于界定和把握不作为犯罪义务的来源和范围。一般认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业、业务上所要求的义务；契约、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针对道德义务和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等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是否属于不作为义务来源这一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两类义务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两类义务可以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但要考虑个案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综合把握案件的其他方面，由法官遵循公平正义等价值规范做出认定。
对此，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并认为在严格遵循基本理论和刑法规范规定的义务来源基础上，将某些对个人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或意义，一旦违反将会造成严重法益侵害的行为扩张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必要的，这并不会明显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也没有施加行为人过高程度的注意义务和过大强度的履行义务。从根本上讲，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和意旨。同时，通过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综合考虑个案情况认定，也不会造成恣意违反法治的现象。一旦相应义务的履行被逐渐认可直至固化，将促使立法做出回应，将其明确为法定应当履行的义务，如此则会产生立法和司法的良性互动，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例如，基于恋爱关系或者非法同居的男女双方，在任何一方生命遭受重大或者紧迫的人身危险时，必须施加其超出一般人的注意和保护义务，并在有救助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应当认可其必须承担相应的救助义务。再如，男女双方任何一方属于重婚，在存在违法的先行行为时，如果其中一方的人身处于重大险境，行为人漠然视之，也应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因为二者的紧密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一方对另一方应当承担超出一般人之间的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这既符合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也没有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因此，承认某些原则的例外，将道德义务和违法行为引起的先行行为纳入到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中是合理可行的，只是应在限缩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扩张，这需要考量和把握一些因素。
有学者提出应考虑以下几类因素，笔者认为值得参考和借鉴：“（1）社会的道德水准。（2）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3）救助方的救助能力。（4）救助人与被救助人的关系。（5）救助义务不仅仅是有无的问题，还涉及程度的问题。（6）作为义务紧迫性的问题。（7）考虑不作为人的主观方面。即通过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情况来判定不作为和作为是否等价。（8）被害人被救助成功的可能性。（9）以社会的一般观念来评价作为的可能性。（10）基于犯罪性质的不同，应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具体判断。基于犯罪性质的不同，对于不作为犯罪的认定也就不同。”[1]
二、“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问题研究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非常重要的一类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一义务的界限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中的“法律”是仅指刑法，还是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其他法，如民法、行政法、经济法？二者的关系何在？二是“明文规定”是仅指形式的成文刑法规定，还是包括其他符合“明文规定”意旨的法律条文？刑法没有关于夫妻之间存在相互救助义务的明文规定，如果把“婚姻法对夫妻之间扶养义务的规定”理解为包括夫妻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法律救助义务，那么，因为没有得到刑法规范的确认，仅根据婚姻法对夫妻之间扶养义务的规定而加诸被告人这一义务并在其违反时施以刑法制裁，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进而是否可以成为被告人不负刑法意义上救助义务的抗辩理由？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之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 对于这里的“法律”和“明文规定”的理解，笔者认为不能过于机械化，这里的“法律”既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的规定，也应该包括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的规定。此处“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一般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并且为刑法规范所认可或要求实施的作为义务。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不仅仅局限于刑法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除刑法明文规定外，民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也属作为义务。[2]但这是否意味着任何由上述规范性法律文件创设的义务都是刑法意义上的义务呢？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为了合理的划定犯罪圈和刑罚圈，必须对这些义务的大小、重要程度与刑法规制的必要性、有效性结合起来考虑。因此，这类义务必须经由刑法认可或符合刑法有关不作为犯罪义务认定标准的内在要求，从而使这种义务上升到刑法规定的层面，进而具有法律规定的双重性。例如，达到一定年龄、具有一定收入的公民都必须承担纳税的义务，这种义务是由税法规定的，如果仅停留在行政法这一层面，而没有被刑法所认可或要求，则只能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不涉及刑法问题。但是在经由刑法认可规制相关行为后，则上升为犯罪和刑罚，比如对于抗税、逃税、漏税等行为实施刑罚处罚。此时，这一纳税义务兼具行政法与刑法义务规定的双重性，从而成为刑法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之一。因此，针对前述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之一的“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中的“法律”不仅包括刑法，还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其他法律，如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但前提是这种义务必须基于一些因素的考量才能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
那么，我国《婚姻法》第20条的规定是否已为我国《刑法》所认可？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在于我国《刑法》第261条规定了遗弃罪：“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一种，遗弃罪中谁对谁应进行扶养，即谁有并应履行扶养义务，其依据只能是《婚姻法》第20条“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和第21条“父母子女间有相互抚养、赡养的义务”的规定。没有婚姻法的前置性规定，则刑法设立遗弃罪的适用依据、对象和范围将无从谈起。这也是包括婚姻法在内的民法等前置性法律规范之社会第一道保护线与刑法作为社会的第二道保护线之间存在的的保护先后和轻重之层次关系。因此，我国刑法对婚姻法中规定的扶养义务是认可的。
解决了“法律”的内在含义和范围，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明确“明文规定”。对此，有人认为必须是成文刑事法上明确规定的刑法条文，有人认为不限于刑事法的法条规定。虽然这个问题与定义“法律”范围问题具有某些方面的重合性，但是侧重点不同。“法律”问题重在解决义务规定的来源问题，“明文规定”重在解决其他法律规定与刑事法规定的关系，并厘定将非刑法义务上升为刑法义务的尺度与界限。笔者认为这里的“明文规定”既包括形式的成文刑法，也包括其他符合“明文规定”意旨的非刑法条文。例如，刑法没有关于夫妻之间存在相互救助义务的明文规定，把婚姻法“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之规定，理解为当然包括夫妻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法律救助义务，虽然在形式上没有直接的刑事法条依据，但是其符合刑法关于保护公民人身权益的内在意旨，尤其是符合其中的重罪――故意杀人罪中“不得以任何形式杀人”义务的内在要求。在夫妻关系中设立这一义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且这种义务的注意程度和防止程度要高于一般人。
三、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与救助义务关系问题研究
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但是这里的“扶养义务”是否包涵“救助义务”呢？尤其是当夫妻一方面临重大或紧迫的人身危险时，另一方是否必须实施救助？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针对夫妻间扶养义务与救助义务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婚姻法明文规定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但并未规定有相互救助的义务。并进一步认为，应该对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作严格的解释，即构成不作为犯罪成立之前提的“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只能是现行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义务，不包括依所谓“法律精神”而推导出来的义务。[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扶养义务包涵救助义务。夫妻之间如果违反婚姻法上的相互扶养义务，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则有可能构成遗弃罪。但即使成立遗弃罪违反的仍然是扶养义务，而不是“救助义务”。
对此，笔者认为不作为的实行性同作为义务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正是特定的作为义务在价值上使得不作为这一存在具备了行为性和构成要件符合性。某一不作为行为之所以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实行行为，本质上在于其因果构造是“未能阻止――应当阻止――可以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所谓“应当阻止”这一规范的判定应从法的价值判断角度考察，只有那些负有作为义务并使其处于保证人的地位的不作为者，他们的不作为才能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可归责性。在这个意义上，不作为犯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身份犯”，因为作为义务是一种主体性的归属或负担。因此，赋予行为人承担一定的作为义务在符合法的价值判断时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笔者认为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内在地蕴含着并衍生出救助义务，赋予夫妻双方对另一方的高度注意义务――救助义务并没有违背基本的法理。
扶养义务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金钱给付义务，还包括精神层面的相互照料生活和一方在另一方处于重大或紧迫的人身危险时的救助义务，这二者是水融、不可分离的关系。救助义务是夫妻之间扶养义务的应有之义和本质内涵所在，如果没有对生命权、健康权的“救助”，又何来生活上的扶养？试想，一个连生命权都无法得到夫妻一方保障的婚姻，在自身生命遭受重大或紧迫危险时还能寄望谁实施法律救助？笔者认为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也在于经验；不仅在于崇敬和严格遵守，也在于对正义和良知的守护和坚持。完全抛弃对于法律价值的追求和坚守，仅仅从形式上理解和适用法律，甚至固步自封，容易陷入法律教条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夫妻关系产生的扶养义务不仅指双方给付或要求给付“扶养费”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或经济关系，在事实上和本质上还包含“救助义务”，如生活上的照料、重大疾病的及时医治等，尤其是一方在另一方的生命或身体处于重大或紧迫的人身危险时施予救助更是题中之义。
四、夫妻之间相互扶养的义务不属于基于密切关系形成的重大道德义务
通过前述对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分析可知，道德义务在某些情况可能成为司法实务中认定成立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之一，但是对此类义务应做适当限定，防止刑法圈的无端扩大。笔者认为将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性质定位，应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而非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形成的道德义务。对于“密切关系”的界定，应当排除夫妻这种合法的婚姻关系，而具体指称诸如恋爱关系的男女、非法同居的男女或者重婚的“夫妻”、或者在被害人处于重大险境而有能力施予救助的关系密切的人，如关系密切的好友等。
注释：
[1]陈兴良：《论不作为犯罪之作为义务》，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论文关键词 恶意欠薪 入罪说 刑法 思考
近些年，因恶意欠薪引发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如成都某公司拖欠50名农民工工资72.5万余元，杭州某女工讨薪被辱，宁夏的农民工王某因讨薪被殴打后而激愤杀人，这些由于恶意欠薪造成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非常突出，追究其原因，主要是因恶意欠薪的行为处罚力度不足造成的，司法实践当中，恶意欠薪处理主要采取行政、民事两种方法，但处理效果并不理想，恶意欠薪引发的恶性事件仍不断发生，严重危害了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在这种情况下，2011年刑法修正案把恶意欠薪的行为纳入到刑法范畴当中，并对恶意欠薪者实施刑事惩罚，以保护被欠薪者的合法权益。
一、恶意欠薪现状
恶意欠薪所指的是用工单位或个人在有能力支付被用人工资的状况下，以非法占有作为目的，故意拖欠或者不支付被用人工资，其数额较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的情节行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恶意欠薪现象越来越普遍，其恶意欠薪主要以企业的欠薪逃匿与外资企业的非法撤离这两类现象最突出，自2008年开始，企业出现欠薪逃匿的案件不断增多，例如深圳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出现企业欠薪逃匿的案件有48起，其工资拖欠达3千万，而欠薪企业大多集中于农民工的聚集领域，如建筑业。外资企业非法撤离的现象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以青岛为例，自2005年至2010年，约300家韩企从青岛进行非法撤离，而这些企业在撤离时，大多拖欠员工薪水，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并且在恶意欠薪中，频频出现极端行为，如暴力讨薪、自杀讨薪等，尤其是2010年的河南民工开胸讨薪事件，更曾是震惊全国。而劳动者的集体上访、工厂围堵及交通堵塞等群体欠薪的纠纷事件也是不断发生，其恶意欠薪从民事劳资纠纷关系已上升至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公共事件，不仅侵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还带来了社会稳定与民生诉求等隐患。在这种情况下，2011年2月份，人大常委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并将恶意欠薪列罪，用刑法惩罚拒不支付被用人报酬的恶意欠薪者。
二、恶意欠薪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恶意欠薪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和谐持续发展，恶意欠薪出现的原因较多，但究其原因，主要有下列方面造成的。
（一）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
我国实施市场经济较晚，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这使得大量农村劳力转移至城市，而大批优秀人才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进而使得市场供需严重不平衡，致使一些地区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用人单位占据主导位置，为用人企业的恶意欠薪问题埋下隐患。
（二）法律法规不完善，给恶意欠薪者带来可乘之机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我国的劳动纠纷主要依靠《劳动法》与相关条例等法律，对于欠薪行为规定模糊，无统一认定的标准，对恶意欠薪者难以有效处罚，并且劳动争议的处理制度也不完善，存在较多缺陷。劳动争议处理是，需要先仲裁，仲裁不服才能诉讼，其花费时间长，对于一些劳动者来说，诉讼之路得不偿失，不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无形助长了恶意欠薪行为的发生。
（三）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
在《劳动法》中规定，无故拖欠或克扣劳动者工资的用人企业，劳动行政部门应责令用人企业支付劳动者工资，实施经济补偿，支付赔偿金，但在实践当中，因劳动行政的执法者不负责任或其它原因，让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用人企业恶意的欠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三、恶意欠薪入罪的不同观点
（一）入罪说观点
入罪说观点是目前的主流观点，持该观点者认为，目前的民法、劳动法等部门的法规对恶意欠薪行为不能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应该由刑法介入保障。恶意欠薪行为可以入罪，是因该行为具有犯罪构成的基本特点。特点一，目前劳动法律中，已对恶意欠薪行为进行了明确禁止，规定用人企业存在恶意欠薪的行为时，要承担法律责任，该行为早已在我国界定成违法行为；特点二，恶意欠薪行为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扰乱，对劳动者正当利益造成了损害，易触发劳动者内心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已符合犯罪本质特点；特点三，恶意欠薪不仅损害劳动者合法的权益，还威胁了社会市场的经济秩序。恶意欠薪应受到刑罚惩罚，这是由于该行为抵触了社会良好的经济秩序，对社会所规定的劳动规则进行了违反与蔑视，要有效遏制此行为，需要借助刑法力量，使其法律化。
（二）非入罪的观点
在刑法当中，其谦抑性所指的是用其它法律可解决的纠纷，就无需动用刑法来解决，此观点者认为，恶意欠薪入罪有违刑法谦抑原则，其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一是从行政方面来看，劳动监察及冲裁委员会等部门，对劳动者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保护；二是从法律方面看，《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已对恶意欠薪的行为给予规制。并且非入罪观点者认为，恶意欠薪愈演愈烈的原因是由下列三方面造成的。其一，恶意欠薪者多是最底层农民工，其文化素质低，维权意识比较淡薄；其二，相关部门在恶意欠薪规制上，自身存在一定问题；其三，有关部门未能有效落实现有法规对恶意欠薪所设立的惩罚措施。所以，要有效控制恶意欠薪的行为，其关键在于现有法律法规的完善，并不是将其入罪，并且有关部门要强化建筑业、餐饮业等企业的欠薪事件，及时了解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与薪酬的发放情况，从源头上对恶意欠薪的行为进行遏制。
（三）个人观点
个人赞成恶意欠薪行为的入罪，这是因恶意欠薪的行为与犯罪特征相符，对恶意欠薪行为的遏制也有着积极作用。在国外，恶意欠薪行为的规定较为完善，例如德国与俄罗斯的《刑法典》，在德国的刑法典中，对扣留雇员应向联邦劳工或社会保险等机构所缴纳的保险金，则雇主可实施5年之下的自由刑或者罚金。在俄罗斯的刑法典中规定，任何机关、企业或组织领导，因自私贪婪或私人利益，不支付退休金、工资或补助金等款项在2个月以上的，可判处雇主8万卢布之下，或6个月之下的工资及罚金，或5年之下剥夺其一定职务的单人，或2年之下的自由剥夺，从国外某些地方来看，恶意欠薪能以犯罪论进行处罚。结合我国当前恶意欠薪状况，将其入罪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刑事附带着民事诉讼的制度之下，要求恶意欠薪者除了承担刑事责任之外，也要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无人愿意因钱而忍受牢狱灾害，这种巨大代价会引起每个恶意欠薪人员的考量，刑法主要以刑罚作为手段，对于社会生活能给予更有力调节与引导，并且法律的教育及指引功能，对恶意欠薪者来说，是一个巨大警示，可有效解决恶意欠薪所引发的问题。同时，恶意欠薪入罪，还会迫使全部企业经营者实施规范化的经营，增强企业生产的效率与发展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长久发展。
四、完善恶意欠薪入罪的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所针对的恶意欠薪行为规定具有其孕育与生长土壤，对于法律界的质疑及讨论应给予肯定，不论哪方面讲，对该法律的完善具有辅助推动作用，并且恶意欠薪入罪法要因地制宜，根据我国实际市场经济的环境进行制定，以真正发挥其规制调节作用。
（一）加强法律法规明确，增强法条适用性
刑法修正案八中所提出的恶意欠薪刑法还存在不足，需要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明确，不断修复本身的硬伤，从理论及实践中界定劳动报酬不支付罪的关键问题，并由最高法院及人大法工委对法条适用性进行深入了解，完善法条的不足之处，让恶意欠薪入罪成为可操作的法律，以发挥震慑作用，消除恶意欠薪合理性的争议。例如刑法中的第276条的生产经营破坏罪，把恶意欠薪规制到该罪中具有其合理性，这是由于恶意欠薪破坏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正常生产经营的活动。不过个人认为，从本质上看，恶意欠薪行为是恶意欠薪者对劳动者财产进行侵占的行为，将其归为破坏生产罪当中，并非最佳选择，可将恶意欠薪归入侵占财产罪的其他罪名当中给予规制更为恰当，如侵占罪、诈骗罪及资金挪用罪等。
（二）恶意欠薪未引发严重后果的，可将其归入自诉案件
对于劳资双方出现的薪酬纠纷，所侵犯的仅是劳动者获得报酬的权益，从《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来看，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将其调整为民事法律关系，在恶意欠薪入罪的状况下，将本罪犯罪行为定为亲告罪具有其必要性，不应过量投入刑法，特别是民事生活的领域，不然抑制了犯罪同时，也会让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社会失去活力，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相符。因此，在劳资纠纷处理时，对于未带来严重后果的欠薪行为，可归入自诉案件，进一步完善恶意欠薪的法律法规。
（三）加强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并简化有关的讨薪程序
在恶意欠薪案件处理时，若涉及民工工资拖欠的案件，在民事诉讼程序基础上，要根据民工工资案件纠纷的自身特点，对此类案件进行及时尽快审理，保证安全审理公正的状况下，实现审理的高效性。另外，法律根据民工工资拖欠安全的特点，可设置一些简便诉讼程序，运用一些有效诉讼方法，对劳资纠纷进行有效解决，以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劳资纠纷实践当中，主要以经济方法为主，并综合运用行政及法律手段，以形成恶意欠薪问题解决的完整机制，对经济问题中的司法环节进行简化，以提升恶意欠薪入罪的法律适用效率。
（四）加强恶意欠薪入罪的恰当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