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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论文

时间:2022-08-03 22:56: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历史与社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历史与社会论文

第1篇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第2篇

关键词:高中历史 专题讨论 课堂

我以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历史专题论文讨论课,不失为一项可行之举。就此,我作了一些尝试,感觉颇有收益。

一、实施过程

在高一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中,我先后进行了两次有组织的历史专题论文讨论课:一是评价历史人物----拿破仑;二是“我看二战”主题论文讨论会。实行的步骤如下:

(一)两次讨论课之前,先要求学生课下预习法国大革命中拿破仓一目内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课内容,了解课本中的基本知识和观点。

(二)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观看相关录像资料,如关于拿破仑的个人经历的相关录像----拿破仑的对俄战争;二战系列片《回首二战》等等。以后人模拟的历史画面和真实的纪录片将学生带入历史往事的特有情境中,激发学生了解历史、分析历史的热切情绪。

( 三)利用课堂时间讲述此段历史,介绍课本中观点、熟悉、简略过程,着重于介绍史学界的一些有关问题的不同观点与熟悉,触动学生思维的兴奋点,引起其探求的欲望、参与的热情。如对拿破仑上台的不同评价,对拿破仑内政与对外战争的争论意见,关于“东方战线”,二战性质,绥靖政策的本质,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等等。

(四)根据学生上交的论文开展班级交流讨论会。讨论拿破仑一课,由于时间关系只选择了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让部分同学在班上作了交流发言。二战一课,则全班同学共同交流发言。发言交流过程中,答应其他同学积极参与,提出问题,反驳争论,各抒己见。

(五)老师总结性发言,给学生交流作概括评定,并提出一些历史评价的科学性方法与原则作为对学生评价准则的引导。如评价拿破仑一课,针对学生各种观点、不同侧面、结论各异的评价,我最后总结时给学生提供出五种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即历史条件分析法、全面分析评价法、阶级分析评价法、一分为二评价法和发展观点评价法。并结合学生论文评述中或多或少已运用到的一些此类评价方法,深入浅出地给予讲解、引导。

二、作用

(一)从历史学习知识性来看,这种课老师的讲授虽然较少,但学生通过课外阅读、查找资料、接触影视作品等渠道,多方面、多层次拓展了其知识面,比老师的单纯讲解更丰富地熟悉了此段历史,开阔了眼界;再通过专题选项、撰写论文,对某方面、某段历史又有了更深刻、透彻的了解与熟悉;最后经过课堂上的相互交流,传递更多的知识与信息,观点与熟悉,知识在交流与融汇,学生的视野被更广阔地打开。

(二)由于此类教学注重了学生的参与,尊重了学生的主体熟悉与见解,就很自然地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激发起学生思维的活跃性,较大程度上挖掘出学生的内在潜力,提高了教学的实效性,尤其对常规型的课堂教学的学习效果也起了带动与促进作用。

(三)直接锻炼与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独立思考历史与社会问题能力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单从历史学科上看,当学生学会查阅资料、运用资料,独立地思考其面临的社会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时,他就从被动的学习状态中解脱出来,运用历史评价的法则来自主地阐释现实,从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合理性。由此,学生感知历史、鉴知今天和展望未来的历史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也孕育其中了吗?而这也是一种拓宽了的学习能力,可运用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学生会终身收益。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四)按论文质量进行一定的成绩评定,并计入历史总成绩中,是对学生成绩评定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它减轻了学生的期末考试压力,去除了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的模式,也避免了固定模式的试题对学生学习成绩考察的不合理性,使学习较能真正地回到其本身的含义,也使学生有一种较宽松的心境,真心投入学习,领略自主学习的乐趣。

三、注重事项

(一)讨论与论文评定中奉行尊重学生个性思维,发展个性,同时不放弃科学理论引导的原则。不要求学生绝对依照公论,只要其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即可,考点不是看学生是否罗列大量史实及现成结论,而要看学生表现出来的分析能力与独特思维视角,不提供惟一正确的答案,鼓励学生发表不同见解,答应多种结论存在,但并非没有方向性,学生究竟处于思考与熟悉的发展阶段,科学的指导绝不能放弃,要给予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与评判依据。

(二)实施此类课要戒多、戒滥、戒随意性。究竟学生还有大量其他课业负担,多、滥则加重其负担,引起学生抵触,也不易保证质量。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对基础知识把握的忽视,再者教学时间也不答应,影响其他内容的教学。

(三)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增加了教师教学的广度和难度,要求教师要大量把握相关知识,了解不同观点,灵活、迅速地汲取最新信息并加以正确分析等,还要及时更新教育理念,紧抓时代脉搏,作一位新时期的高素质历史教育工作者。

四、实施的可行性

(一)高中学生由于知识面的拓宽及在思维的广泛性、独立性、深刻性、灵敏性、灵活性方面的提高,已不满足于把握简单、零碎的历史事件、概念,而要求更多地了解一些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了解历史的内在本质与发展的趋向,其对事物已初步具有自己独立且理性的见解,一般能言之有理、论之成文。

第3篇

关键词 研究型教学 历史学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evelopment Path of History Graduate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in Research Teaching Perspective

SHAO K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Abstract Under continuous deepening reform of university teaching background, many universities research teach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and goal-oriented reform, professional history is no excep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is innovative model, practice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istory teach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it is often a mere formality rather difficult to produce utility. Only the same time force from univers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ree levels, the formation of active benign interaction, can only reflec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research teaching will become possible.

Key words research teaching; history; practice teaching

1 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在研究型教学中的地位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①

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

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③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核心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 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④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

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后续的收尾工作。所以作为指导教师而言,既然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就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其三,学生层面。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即使是方案和计划制定得非常完美,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进来,一切都只能是零。作为学生来说,应该珍惜每一次实践教学活动,积极走向田野与社会,确保教学“情境化”的生成。⑤在经费相对有限、实习环境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学生要“吃得苦、耐得烦”,配合实习方案组织实施,积极参与互动,更要在这其中树立主体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培养才干,增长见识,提升综合素质。

基金项目:湖南吉首大学教改项目(重点)“《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研究”(2011JSUJGA08)的成果

注释

① 董宇艳.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海导航(2001-2005督学撰写材料选编)[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6:310.

② 刘凡丰.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透视[J].高等教育研究,2003(1):100-104.

③ 王文举,王传生,赵慧军.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509.

第4篇

关键词:历史专业;导师制;实施方案

本科生导师制是由英国威廉·威克姆创立,最早应用于牛津大学“新学院”的一种人才培养制度。其卓有成效的培养效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被各著名高校采用。其主要特点是:教师和学生密切接触,师生关系亲密;导师可以根据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导师在做好自身科研工作以外,还要对学生进行生活、学习上的指导。在现实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存在及历史专业本身的特点,使得本科生导师制的推行更为迫切,方式更为灵活。

一、本科生导师制实行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大学教育的普及,辅导员师资力量的相对薄弱以及学分制的实行使得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的实行显得尤为必要。

(一)大学扩招,辅导员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需要更多教师参与学生管理

在我国,2009年大学计划招收学生人数突破600万,2010年为657万,2011年为675万,大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就河南大学来讲,2010年高招计划招生10635人,2011年高招计划招生10860人,现有在校生35000人左右,教师4000多人。其中,辅导员有120人左右,平均每位辅导员管理近300名学生,单纯地依靠辅导员管理学生显然是不够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都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发挥更多教师的积极主动性,才能完成此项要求。本科生导师制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实行本科生导师制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推行学分制,需要教师参与指导

由于网络的普及,现在我国许多高校一改以往固定培养学制(一般为4年),开始实行弹性学制(3~7年),学生所修课程的总学分达到毕业规定要求就可以毕业。它要求学生在学校固定的网络教学系统中选择课程。除修完必修课程外,还必须修一些选修课,以达到毕业学分要求。学生如何选择这些选修课,并达到扩展视野、丰富知识、有利于进一步深造或就业的目的,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予以指导。因此,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就成为最佳选择。

(三)现有教学方式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由于历史专业实践性较弱,现有历史专业教学方式以灌输为主,重视教师的单向作用,重视教师的主动作用,忽略、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现有高校历史专业培养方式,仅仅重视课堂教学,忽视课外教学,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联系不大。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可以把课外教学和课堂教学对接起来,将课堂教学延伸至课外,形成全天候培养学生的制度。

(四)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有利于教学相长

科研创新需要自身知识的积累,但不可忽视思想的碰撞、交流的展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多元的社会中闭门造车,必然事倍功半。虽然导师在人生阅历、专业研究等诸多方面优于学生,但在一对一的指导中,学生的多样性、时代的发展性会使导师感受到压力,从而强迫自己通过不同途径提高自身水平,熟悉本专业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成果,提高自身科研能力,关注社会发展,洞察热点问题内核,以利于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种课外的师生交流,对师生来讲,就是另外一种的教学相长。

二、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方案

基于现实中相关问题的存在,高校历史专业本科阶段导师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一)三年级以前实行导师制

某些院校由于将导师制的内容局限于科研的指导,所以在学生三年级时才实行导师制。这种做法不能很好地发挥导师的作用,缩小了导师制的内涵。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现实生活中,在某些对科研不感兴趣的同学身上导师制流于形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实行导师制的2007级、2008级学生进行调查,330人中仅有13人主张三年级开始实行导师制,绝大多数的学生主张三年级以前实行导师制。历史文化学院的2007级是在三年级、2008级是在二年级实行导师制的,这些学生中也有一部分希望入校之时就实行导师制。可见,入校后学生想早些实行导师制仍是一种趋势。学生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三年级以后,学生的基本想法已趋于定向,已经决定了考研或者就业。而三年级以前,学生存在适应环境、完成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转变、如何选课、如何在平时培养科研能力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导师的介入。

(二)导师制的实施内容在不同阶段要有所侧重

由于导师需要对学生进行较为全面的导学,不同年级学生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导师应根据不同年级不同时段的任务安排自己的导学内容。

一年级的学生,需要导师帮助他们认识学校、转变自我、增强专业思想。学生从四面八方来到一个新环境,经历着从高中生成为大学生、从依赖到独立的转变。为此,一年级时导学内容的重点是谈心,做思想教育工作。

二年级的学生继续学习专业基础课,开始接触选修课。这时,导师不仅需要告知学生学科的体系结构,还应照顾到课程的学习顺序,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达到学习的目标。导师还要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思想志趣,帮其规划未来,使学生在二年级时就为未来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三年级时大量选修课开始加入。导师要了解学生的专业兴趣,指导学生阅读相关书籍。通过举办读书报告会等活动,增强学生的表达能力,督促其学习,并适当地加强其实践能力的锻炼。针对师范类学生,导师应加强其授课能力的培养,可以让学生课下练习讲课,每个月集中指导一次模拟上课。锻炼次数越多,学生就越熟练,找工作时其就业能力就会大大提高。针对有考研兴趣的学生,导师可以结合其考研方向,有的放矢地对其进行指导。

四年级上学期是学生找工作或者考研的时间。因此,导师要根据这一阶段的特点安排导学内容。不仅要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实际操练或考研专业课的复习,还要向其传授找工作或考研的经验,帮助其收集就业或考研信息,减轻学生心理压力,鼓励他们迎接挑战。四年级下学期主要是写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对学生本科阶段专业学习成果的综合考查,也是导师导学成果的表现之一。对于不考研的学生来讲,毕业论文可能只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对于考研的学生来讲,则意味着他们能否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历史文化学院要求辅导员从四年级上学期开始,就将学生是否考研、论文题目等信息提交院里。院里根据学生论文方向派到教研室,并告知教研室主任将考研学生的论文尽量交予学术水平较高的老师指导。在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指导下,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没有因毕业论文出问题而被高校研究生复试刷掉的。学生对学院的做法比较满意。

(三)师生间导学的主要方式

导师制的实现方式与学生课堂上课有诸多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学生与教师的私人交往增多,直接接触次数增多。根据对历史文化学院2007级、2008级学生所做的调查,有89.09%的学生期待导师指导学生的最佳人数为10以下。师生比的加大,必然为导师与学生间的交往提供了更多有效的方式。

1.聊天

聊天是人在自然状况下的对话,可以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意愿,增强师生之间的关系。导师和学生之间既可以一对一聊天,也可以集中起来进行对话。为保证导师制实行的有效性,建议一个导师带10名学生。这种人数的有效限定,给聊天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聊天的实现有两种方式,即现实聊天和虚拟聊天。现实聊天更直接,更便于导师了解学生情况,可以加强师生间的交流。虚拟聊天,即通常我们说的网络聊天。在任何一个网络终端,双方都可以及时进行交流,导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学生也可以及时向导师提出问题,接受指导。

2.读书报告会

一般是导师根据学生兴趣及要求开列书单,由学生自行读书,在指定的日期由导师召集,学生间相互交流读书心得并由导师点评的一种导学形式。此种方式对于督促学生学习、增长学生见识、促进学生间交流、互相启发学术敏感性、提高学生学术领悟力都能起到较大的作用。

3.论文写作研讨会

写论文是锻炼作者思维的最好方法,对于提高学生的逻辑能力、文字运用能力大有帮助。导师可以在论文写作研讨会上拿出学术水平高的杂志中的典型文章进行点评,包括结构解剖、语言表述、内在逻辑、史料运用、观点表达、学术史回顾、学术前沿等问题;在具体指导某一学生时,就要对其选题、资料查找、文章结构、学术前沿、学术史回顾等做具体指导。一两个月以后,要求学生将写成的论文拿到论文写作研讨会上进行宣读。学生陈述自己的论文,其他学生做点评,导师参与讨论。如此几次,学生的学术水平及写作能力必然提高。

4.实践考察

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所以,学生除了学习知识,还要通过社会实践走向广阔的社会舞台,检验自己的能力。导师可以指导学生做一些相关问题的调查,将课本中的历史知识转化为某些现实中的感受,并提交社会实践报告。作为历史学师范类学生,除了做好以上工作,还需到中学实习。导师要就学生的听课、备课、试讲、点评进行全程指导,并让学生互相观摩、互相提高。实习结束时,学生要回讲,全面总结实习经验,争取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三、本科生导师制实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为使本科生导师制更好地实行,在具体实施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导师的选拔。历史文化学院根据自身院(系)的特点,从严选拔导师。要求导师应当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作风正派,严于律己,为人师表,保证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指导学生;了解高等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热爱学生,具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和组织管理能力;一般要求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或有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能力。

第二,做好导师制的监督、检查和考评工作。导师制实行的效果,要从职业道德、履行职责情况、工作绩效等方面全面衡量,还要把考核结果与教师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岗位聘任和奖酬发放结合起来,对作出贡献、学生口碑好的导师要积极地进行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

总之,高校历史专业作为综合院校长线专业之一,面临着其他专业相似的问题,诸如招生人数增加,学分制的推行,教学方式、培养方式的明显不足,学生专业思想不牢固及就业困难等。推行导师制是解决以上问题的现实途径。同时,历史专业的特殊性也让导师制实施方案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读书报告会、论文写作研讨会等。

参考文献:

[1]孟宪军.关于实施本科生导师制之理论探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3).

[2]吕秋丰,靳艳巧,林起浪.高校本科生实行导师制的探讨[J].教育探索.2010,(1).

第5篇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第6篇

在国家、区域及社会中,文化资产不仅是认同感符码,而且比以往更全面地嵌入全球消费当中。观光客参观自身及他处历史的方法主要有二:造访各式各样的实体遗迹,或参与各种形式遗留下来的仪式和行为。然而,文化资产的保护、保存、展示及管理之动机和措施,常与参观的游客有所区别,也和选择性地将历史包装成遗产的观光部门有所不同。此类差异反映出依附于文化资产上的不同价值观及用来筛选文化资产的不同价值体系。

在此背景下,本研讨会主要是检视文化资产的评价及保护过程中的张力和机会,并在较宽广的社会领域中,检视以发展为目标的文化资产使用方式。希望探索文化资产如何在转变及在流动的价值观中“运作”,并探索观光与游客形塑、嵌入、改变社会遗产价值的各种方法,如:

·观光的运作和身为游客,如何影响我们对文化资产的理解?

·我们对过去历史的价值观如何转变?

·在这实时、多重实体的时代以及多重文化的社会中,(应该)如何使游客和社会大众了解文化资产?

这类问题都影响文化资产的政策和政治活动,及国际观光业的动态。

本研讨会目的为提供跨越不同学术领域的关键对话,也征求各学术领域论文,如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遗产研究、景观研究、休闲研究、博物馆研究、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观光研究、都市与空间计划等。

我们欢迎所有探讨关于观光及文化资产关系的观点。任何与遗产相关的论文都是我们征稿的对象——世界遗产、自然遗产、人造及都市遗产、殖民遗产、宗教遗产、遗产景观、无形遗产、博物馆遗产、食物遗产等等。主题包括:

·了解游客的遗址体验——叙事、记忆与情感

·阐述并传达遗产的价值——包含复杂的观众

·藉有形及无形资产建立认同感——挑战传统

·以遗产为基础的再生计划——怀旧经济

·将过往历史作为观光消费的商品化过程——(反)传统再造

·冲突的遗产——权力、荣耀与取代

第7篇

韩愈与柳宗元是唐宋家的代表人物,文章脍炙人口。即便不从管理思想史研究出发,他们的文章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当时与后来的社会管理。来自中唐文坛的管理论述,不但丰富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内容,而且也影响到管理思想史的发展走向。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的管理思想就在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在汉代已经以经学的方式定型。后代的发展演变,主要以解经方式展开。到了唐代,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中推进儒学在国家与社会上的运用。而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和外来佛教的广泛流传,对儒学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儒学除了继续解经外,还需要对其核心理念进行重新诠释,并赋予其更为细密的学理说明以及更为可行的实践方法。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和李翱提出的复性说,实际上就是要再塑儒学的价值理念,把“内圣外王”的儒学思想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理论化。道统为外王设计出新的治理结构,复性为内圣提供了新的修炼路径。《大学》和《中庸》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开始奠定。这对儒学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儒学的哲学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的实践化。所以,尽管道统不是为管理而提出,却成为管理原理中的原理。正如近代西方韦伯的理论本来不属于管理学,但后来的管理学却离不了韦伯思想那样,道统说为士大夫在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定位,复性说为养成士大夫人格提出了学术化路径。韩愈与李翱并不属意于管理,却影响了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

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所以,他们的文学实际上是应用文学,从此,纯文学在中国失去了意义。而纪实、议论、小品、杂说,都成了指点社会、参悟人生的工具。古代的管理思想,也随之而弥漫在各种文体之中。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思想对儒家管理思想而言,是从汉代经学到宋学的转折点。

柳宗元与韩愈不一样,他没有承担起儒家管理思想的转折定位重任,却发挥出以文论政的智慧光芒。他的各种议论,偏激而又深刻,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不是专门论证管理而又处处谈论管理。除了前面提到的篇目,柳宗元的各种论、议、辩、状、说、传、对、答、箴、戒,乃至墓志碑铭、来往书启,总会时不时地迸出一段振聋发聩的社会感悟,说上几句发人深省的管理格言。笔者在翻阅《柳河东集》的过程中,看到柳宗元的种种议论,不由会联想到当代的种种管理学说。尤其是他的纪实和寓言,似乎总能提出某些超越时空的卓越识见。柳宗元的灵光乍现,往往与现代管理的某种理论相吻合。限于篇幅,本文所提到的仅仅是柳宗元思想火花的吉光片羽,如果深入发掘,仅仅柳宗元的管理智慧一个主题,也足可以写出长篇大论。不过。柳宗元的管理思想,悟性极高却不成体系,需要进行梳理归类。他的管理思想,是古代文学与管理交织的成就典范。

当然,柳宗元的管理思想与当代的管理学说相比,灵动有余而缜密不足,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证检验,所以,我们不能看到柳宗元提出了某种想法,就断言某某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更不能用柳宗元的例证贬低当今管理学的学术成就。柳宗元毕竟是文人,是失意官员,而不是管理学家,构建管理学理论体系和提出管理学观点的任务并非他能承担。但是,通过对柳宗元管理思想的探究,我们可以思考另一个相关问题:当今的企业家和经理人,读管理学专著的不多,读管理学论文的更少,但翻阅史书的却大有人在,他们为何不读管理学论文而宁愿读历史?

笔者认为,认知社会的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历史的,而认知自然的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实验的(科学的)。历史方法与实验方法的本质是相通的。当今的管理学研究,在实证主义的支配下,大量管理学论文采用数据化、模型化方法建构理论,试图以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式提高论文的科学性。然而,这种量化游戏,极难取得类似实验室的可控条件,更难取得完全客观的可重复性,所以,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相当可疑。企业家放弃对这种论文的阅读而转身从史书中寻求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历史方法对实验方法的反弹。而德鲁克等人能够受到企业界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德鲁克等人的论著采用的是非实证历史方法。从柳宗元的管理思想探究中,我们无需过分拔高柳宗元的理论价值。况且他那种智慧言说,难免浮光掠影,加之缺乏验证,有些地方还会陷入谬误而不自知。但我们起码可以由此而思考一个问题:在管理思想的发展中,是不是历史方法比实验方法更切合认识社会的追求?

第8篇

关键词:高中历史;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4-120-01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家长对学校的殷切期望,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是我们每个教师的责任,更是压在每个教师肩上的一副重担,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本人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略谈几点体会。

第一,改变教师观念,不断努力学习,增强教师的专业素养

历史教学不是语言知识的教学而是言语技能的教学。过去,由于考试指挥棒的影响,历史教师过分强调历史知识的教学,不注重分析。要“以本为本”向“以用为本”转变。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教就是为了不教。相比于传统教育注重知识的传授,新的教育理念认为教师应更注重学法指导,其实学法比教法更重要,因为学生才是学习活动的真正主体,学法才是知识转变为能力的桥梁和纽带。

教师的功底决定了教学的深度和力度,教师的视野和知识面的广度也影响着学生视野和知识面开阔。因而,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在充实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应广泛涉猎其它学科的知识,拓展自己的视野。

要从实践出发,主动走出课堂,面向社会,了解社会实际,积极寻找和发现社会上可供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教学资源。只有自己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广博的知识面,才能在课堂上给学生以积极的引导,传授知识。

第二,创设情境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讲,学生听,老师动,学生静。是一种传授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学生总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旁观者的角度看问题,即使再感人的的历史事原上草 教学论文实也无法激起他们的内心波澜。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可以通过创设历史情境的方式,让学生最大限度地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使其如身临其境,体验人物的心灵, 思考历史的时限性和复杂性。如讲隋炀帝的功过时,我们可以采取模拟当时情景的原上草教学论文方式,先让学生阅读相关资料,然后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不同的人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辩论,这样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三,加强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有位哲人曾这样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的存在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热情,对关注、认同理解历史知识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因此,教师必须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历史课学习的兴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的导入语言需要简洁、有效、贴近学生生活,最好是学生已知而且感兴趣的问题,有效的历史课应该有个精彩的开端。

新颖高效的导入教学,能够在课堂教学中先声夺人,能抓住学生求知的欲望,就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和谐愉快的教学氛围,使学生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就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历史教学需要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这些语言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产生感情的共鸣。易中天、纪连海的讲解为什么引起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他们的讲解生动,语言睿智,善于设问,充分调起了听众的胃口!同样的道理,老师的情绪会感染我们的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

第四,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在开发历史课程资源的过程中,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其“信息量大,简洁灵活,形象直观”等特原上草 教学论文点被广大教师所采用,其中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处理好历史教学中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有利于历史教学中的情景再现。由于历史是一个包罗原上 草教学论文万象的学科,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可以很轻松地聚集起尽可能多的资料和信息,并能快速,便捷的加以利用。如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课时,我利用《开国大典》的视频原 上草教学论文来导入。这样一下子就把学生带到了那让人热血沸腾的天安门广场,同学们被当时的情景所感染,他们兴高采烈,群情激昂。

第五,及时反思总结,师生共同进步

第9篇

关键词:新课程;历史学科;作业设计

所谓个性,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即一个人心理特点的总和,它大致包括兴趣、能力、气质与性格等方面。而一个人个性的好坏对其前途往往有着重要影响。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家庭背景、性格、兴趣爱好,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过于注重学生发展的共性,而对学生的差异性关注不够。因此,教师只强调学生的共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个性,这往往影响了学生的和谐发展。

新一轮课改的根本理念是关注人的发展,重视学生完整的人格培养、个性的充分发展,实现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整合。《历史课程标准》提出:“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作为学校德育主渠道的历史课,在培养学生全面、健康的个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业是教学的延伸和重要环节,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此,笔者在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根据自主、激趣和开放性原则,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对原有的历史作业重新设计,以达到张扬学生个性的目的。

一、自主选择作业,促进学生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如果学生没有科学的选择能力,那么能力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更不必谈创新和创造了。可见,学生在完成作业时能否做到“有选择”是学习能力的重要体现。作为教师,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的选择也是对学生主体性地位的最好诠释。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在作业设计过程中,应当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的不同,布置内容不同、数量灵活、时间机动的作业,由学生自由选择。笔者在上完一节课后,分别布置基础练习题、编写知识提纲、对有关历史观点发表评论等作业,让学生自由选择,可以全部都做,也可以选做其中的一题,时间根据学生自己的学习基础来确定。这样可以避免优秀的学生“吃不饱”、基础薄弱的学生学习吃力的现象。学生通过自主选择,会创造出丰富多彩、符合自身特点的个性化作业,把自己的作业完成得与众不同,独具匠心,促使每个学生乐于学习、学有所得,个性得以发展,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并最终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设置开放性的作业,促进学生合作学习习惯的养成

1.组织学生制作“历史模型”,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西方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生的自我创造能力来源于实践,而实践能力的形成关键在于感知知识,要用自己的参与行为提升理解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历史具有不可再现性,再加上距今年代久远,与现实联系不强,容易使学生产生距离感和隔膜感。为了让学生感知历史、体会历史、理解历史,在学习过程中,笔者专门布置学生制作一些与课本历史知识有关的模型和实物。

在学习“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时,涉及到“筒车”这一历史内容,由于书本介绍的知识较零碎,趣味性不强,又以说明性语言为主,比较枯燥。所以笔者课后就指导学生在查找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己动手制作筒车的模型。学生积极性很高,都按时上交了作业。通过对模型展览和评价,展现了学生的成就感。这样做不但增进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拉近了古代社会与现实的距离,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2.开展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独立、团结协作的个性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说过:“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研究性学习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研究专题,用类似科学的方式,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一种学习活动。它以探究学习为主要特征,强调学生自主地探究学习。通过研究研究性学习这一载体,引导学生贴近社会、走近科学、参与实践、服务现实,以增强对社会和未来的关爱,培养学生从多种渠道收集、处理、提取信息能力,强化独立探究和合作学习的养成,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进而陶冶学生的科学和道德素养。

我校所在地临海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充分利用这一乡土资源,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并要求写出调查报告。学生对此很感兴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去,自行组成研究性课题小组,查找资料,确立课题,开展研究。有九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对桃渚古城进行了考察研究,通过前后一个多月的调查,学生基本上了解了桃渚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体会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锻炼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成果先后获得台州市一等奖、浙江省三等奖等荣誉。

通过研究性学习的开展,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面对困难敢于抗争的精神,学生自我调控的意志品格和善待他人、团结协作的交往水平也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学生在亲自动手、动脑的实践中提高了自身综合素质,从而为个性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3.撰写历史小论文,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探究钻研精神

曾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教育是教育创新的核心,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掌握较为渊博的知识,学生才可能形成知识综合、知识迁移的能力,才能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思维能力。学习历史,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要求他们能对历史发表见解,运用历史知识正确认识、剖析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在历史教学中,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加深他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理解,提高他们运用历史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学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后,布置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鼓励学生自己设定论文题目。从作业的结果看,学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部分学生提出的观点很有实用价值,其中几位学生合作上交了的小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作者通过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的亲身经历,介绍了现行教育中贯彻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如平时开展的辅优补差活动、举办的兴趣小组等是“因材施教”的体现;单元复习、期中期末复习贯彻的是“温故而知新”的思想等。

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论文式作业的观点给学生主体意识的发挥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论文写作不仅培养了学生创新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探究钻研精神,知道了到哪里去查找资料,懂得了如何去解决问题;还培养了学生写作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锻炼了学生的思维,使他们的思维更缜密,更有深度和广度。

三、创设情境,拓展学生思维空间

1.鼓励质疑,强化学生独立思考意识

在探究性学习中,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使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为强化学生的独立思考意识,把发现问题作为日常历史作业之一,适时教学生掌握一些起码的置疑方式,引导、启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从而结合所学及个人能力,利用网络资源挖掘历史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展开联想,提出最具个性特色、最适合自己的设问,并整理出自己认为最满意的答案。

例如学完“新兴力量的崛起”一课后,学生提出了“为什么法德会和解”这样深刻的问题。笔者及时引导学生结合课堂所学知识和材料分析,得出结论:推进西欧联合的共同利益是促使法德和解合作的重要因素。通过鼓励学生质疑,不但强化了学生独立思考意识,也激发了学生的成功动机。

2.编排历史剧,培养学生多角度思维能力

历史学科具有时间、空间、人物的特定场景,教师可利用这些特点,根据材料组织同学编写历史剧,再现历史、回溯历史、感受历史。用语言、形体和道具等表现出特定的历史场景,在表演前后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由形象思维过渡到逻辑思维,达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思维积极性的目的。

如学习“科举制”前,可以让学生编排文学作品“范进中举”历史剧,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感知历史、在对人物角色的发挥中培养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通过精心的准备,学生把人物的性格、动作、造型等表演得惟妙惟肖,有的学生还适度创新,台词、动作都夸大渲染。通过演出,学生认识到,开始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员上有积极作用,在明朝之前曾推动了我国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走向腐朽,成为一项愚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残害了知识分子。编演历史剧不仅帮助学生巩固了知识,锻炼了学生的口语的表达能力、文学写作的能力、舞台表现能力、美术设计能力,还培养了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多角度思维能力。

3.布置辩论式的作业,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进行辩论就是不依赖已有的方法和答案,通过思考、判断,摆脱习惯、权威等定势,敢于打破传统、经验的束缚和影响,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产生一种新颖、独到、前所未有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生的理解与思维的发展,培养了学生批判地接受事物的创造个性。

讲完“金的建立”与“宋金的和战”有关内容后,结合所学内容,笔者提出这样的辩题:你是如何看待南宋以屈辱的条件换取和平这一选择的?学生自愿分成正反两方,然后根据各自的分析理解,并通过查阅资料、充实论据,写了一份辩论稿。正方观点:这种选择是理智的,利大于弊。反方观点:这种选择是耻辱的,弊大于利。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明白了怎样展开辩论,从而提高自己的历史思辨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个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给学生提供空余时间就是创造宝贵财富。”历史作业既是教学的目的,又是教学的手段。作业的设计只有积极引入新课程理念,才能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选择自己喜爱的作业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作业才能变成学生施展才华的舞台,学生的个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张扬,真正实现“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新理念。

参考文献:

[1]赵亚夫.性・创造性:新世纪中学历史教育的核心[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1,(03).

[2]赵亚夫.历史教育与教学改革[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03).

第10篇

【关键词】原子论;历史唯物主义;涡旋运动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223-02

一、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在原子论上的重大差异

一直以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都被认为是古希腊最简明,在现在看来也是最科学的一种关于世界构成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开始脱离幼年时期对于“神”的依赖,并逐渐开启了理性的大门。

德谟克利特的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充实而不可分的物质微粒,作为万物构成的基本原料;“虚空”是“原子”存在和运动的场所,其性质是“原子”“充实而不可分”性质的对立面—“空虚和疏松”,足以让“原子”的运动完全不受影响。最初“原子”在“虚空”中“不规则地分布”并作着不规则的运动,随着这种不规则运动导致的“原子”间碰撞而逐渐形成了“涡旋运动”。在“涡旋运动”中各种不同的原子按照不同的组合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复合为世间万物。

“原子”、“虚空”、“涡旋运动”都是客观、必然的,那么由“原子”在“虚空”中“涡旋运动”而形成的万物的产生必然都是有原因的。现在看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虽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天才思考“合理地”设定了世界构成的一种形式,但实际上使人类对万物构成有了一种新的思考,而不仅仅将其归结为“神”的主观创造。由于他的世界观是以“必然”为开端的,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在哲学上得出结论:一切事物都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并都受这种因果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制约。德谟克利特在自己的这种思想指导下,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正如他在家乡阿布德拉被以“挥霍财产罪”指控时的自我辩护说言:“在我同辈的人当中,我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我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在我同辈的人当中,我看见了最多的土地和国家,我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在我同辈的人当中,勾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没有人能超得过我,就是埃及所为丈量土地得人也未必能超得过我……”

但德谟克利特并没有就“涡旋运动”产生的前提——“原子”的不规则运动做出说明,为何这些性质一致的“原子”不是相安无事地依照着它们所有成员都遵守的规律运动而却有相互之间的碰撞和挤压呢?

很大程度上,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同意西塞罗的观点:“由于伊壁鸠鲁看见了,如果原子通过它们自己的重力被迫往下坠,我们没有力量可以转移它,因为原子的运动是被决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为了逃避必然性,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伊壁鸠鲁说,虽然原子由于它们的重量和重力被迫而从上往下坠,不过原子的运动仍然稍微有些偏斜。”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大框架下,以“原子”的不规则运动这一“涡旋运动”的成因为突破口,提出如果一切都是像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被必然规律所支配,那么所有“原子”的存在和运动都应该是无差别的,“原子”没有理由会在一个为规律所支配的宇宙中不规则地分布和运动。从而也没有理由存在“涡旋运动”,更谈不上万物由“原子”通过“涡旋运动”所引发的碰撞和挤压来实现组合。所以,伊壁鸠鲁认为如果原子论要能自圆其说,那么“原子”之间必然需要一些细微的差异,通过这些细微差异导致的运动上的差异,从而实现“原子”间的碰撞以及“涡旋运动”。而这些差异的存在又指向新的问题——这些差异是什么造成的、有差异的“原子”还是“原子”吗?于是,伊壁鸠鲁把“原子”的这些差异归结为其微弱的、自主的意识,从而通过对原子论的“细微”修改消除了在“原子”的“涡旋运动”上的疑点。

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修改虽然看似细小,却指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正因为“原子”在运动时存在着偏向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无法用完全的必然来解释,只能或多或少地归于“原子”的偶然运动),而这种“自由”在其空间观中同样与德谟克利特对“原子”及其运动的“必然”假设一样,都是“终极必然”的——“自由”与“必然”同样是终极的。所以每一事物和认识无论其理性与否,都具有其存在的无上“自由”,因此争论一种观点是否真理是没有意义的,真理是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共鸣。伊壁鸠鲁在人生的选择上与德谟克利特截然相反,他将享受人生和追求内心快乐正如其名言所说:“作为目标死亡同神一样不足惧,因为死亡只是人的感觉的丧失,当人活着时,死亡还没有到来;当死亡到来时,人已经不存在。因此,死亡与人生不相干,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从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

看似细微的修改却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原本充斥着宿命必然性的原子论变得带有二元论色彩,“原子”得到了自由,由它们构成的万物也有了摆脱宿命的契机。以原子论为起点对比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不同,马克思找到了他们都信仰着原子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追求的原因。

二、“原子”坠落的偏向点拨了意识与规律的关系

相对于德谟克利特朴素唯物主义原子论的崇高地位,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成果则更多地受着批判和讥讽。在马克思创作博士论文的时代,哲学史上大部分人把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相等同,并将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修改认为是随意臆造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类似于西塞罗:“并非伊壁鸠鲁是没有学士的人,而是那些以为到了老年还得学习对少年人来说不知是可耻的东西的人,才是无知的人。”对伊壁鸠鲁及其学说客观评判的声音显得极为弱小。通过对伊壁鸠鲁的时空观的重新阐释,实现在哲学史上对伊壁鸠鲁及其自然哲学地位和作用予以正名。正如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闪耀着一元唯物主义的光芒,认为万物皆由虚空中不可分的“原子”在“漩涡运动”和相互排斥和吸引的过程中构成,万物的存在和运动皆由这一规律决定。从这一观点延伸,得出万物的的命运皆由这一形而上的规律所引申出的其他规律所决定。作为“万物”中一部分的人类只能接受规律的控制和安排,德谟克利特自己则以毕生的精力探求着世间无穷无尽的的规律,以期触碰那形而上的真理,“真正讲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潜藏在无底的深渊里”。

但是,这种对宇宙构成规律的规定使得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变得神秘化,其中暗示了人类在万物规律面前被完全掌控的宿命,人类只能不断地去认识各种表象后的因果联系而无法对事物和自身的命运有所作为,“他(德谟克利特)提出把原子的相互排斥和冲击而产生的漩涡作为必然性的实体。可见他在斥力中只注意到物质的方面,即分裂、变化,而没有注意到观念的方面;按照观念方面,在斥力里,一切与他物的关系都被否定了,而运动被设定为自我规定。”它表现了无神论倾向,但是却把类人的神变成了无情感的规律——神被进一步神化,人的价值依然虚无。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突破了前人普遍批判的藩篱,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继承具有扬弃意义,并超越了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抬高自然规律而忽视人类精神的问题,将人从被规律完全掌控的宿命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的价值和地位拥有了“神性”(或者说将形而上的规律世俗化了)——“所以卢克莱修很正确地断言,偏离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并且像他立即把这个思想应用到意识方面那样,同样,关于原子也可以说,偏离运动实在它的胸怀中的某种东西,这东西是可以对外力作斗争并和它对抗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萌芽显现

马克思并没有通过博士论文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空间观和自然哲学,而是以一种看似折中的方式提出了自然对于世界构成的思考——既沿着前人的道路继续尊重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又突破前人评论的藩篱,给予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修改以客观评价。

通过博士论文了解到马克思的世界观在博士论文的写作时就已具有雏形,并且正是这一雏形最终成长为羽翼丰满的历史唯物主义。但马克思的世界观来源当然不是简单的:认可在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宿命决定下存在伊壁鸠鲁所谓原子的偏向坠落而有着主观能动性,从而人类能在客观规律确定发展大致方向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做出有限的改变。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场所,场所依赖理论

 

场所 (place)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国外对地方依赖理论研究早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场所依赖理论研究的发展比较缓慢,尤其是应用研究方面。对于人文地理学者而言,场所不仅仅只是一个客体,当它具有一个客体感情的附着时,场所就出现了。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充满文化氛围和具有人文意义的地方,游客在历史文化街区中购物、旅游、休闲、娱乐等方面的体验都是一种场所感知。因此,从现实生活来看,专门从人的认知、感觉、心理、意义与价值等角度来认识人地关系的场所依赖理论,可以成为历史文化街区研究的重要理论。

1 场所依赖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历史文化街区涵义

1.1 场所

对于“场所(place) ”这个概念,现存的所有相关概念基本包3个部分:地理位置(location) , 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 ,以及它拥有的价值和意义(value and meaning)。场所具有明显的文化因素,是使社会模式在空间范围内运作具体化的一个概念。为方便概念的比较旅游论文,本文采取黄向等人规定的狭义的场所概念,即只包含场所应有的内涵(即3个基本部分),而将“场所与场所环境(place and placecontext) ”看作广义的场所,这个广义概念不仅包含了内涵,还包含了场所的外延。广义场所、狭义场所和空间有如图1.1的包含关系[1]:

 

图1. 1 广义场所、狭义场所和空间三个概念关系

Fig1.1 Broad areas, narrow spaces and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hree concepts

1.2 场所依赖理论

关于“人与场所之间特殊的依赖关系”,先后出现了“恋地情结”、“场所感知”和“场所依赖”3个概念。恋地情结是人与地方之间形成的感情联系,这种感情联系是人对地方的关系、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总和。场所感知是人与自然以某种美妙的体验为中心的结合,这种体验和意识集中于某些特别的设施。场所依赖是人与场所之间基于感情(情绪、感觉)、认知(思想、知识、信仰)和实践(行动、行为)的一种联系,其中,感情因素是第一位的[1]。

因此,本研究的场所依赖是指个人在经历一个场所后,会对这个场所所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产生依赖感,以及在情感层面对这个场所会产生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其它情感层面的表现。场所依靠程度的强弱及活动时间的频率会进一步影响场所认同的程度。

2 场所依赖理论应用历史文化街区研究的思维视角分析

2.1 场所感知结构与历史文化街区情感空间

近10年来,世界各国专家及机构对历史古街区的发展和保护规划的研究已有显著的进步。然而,这些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仍然较多的侧重经济和物质环境方面的需要,而忽略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尤其人和环境之间较深层而微妙的关系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环境背后人的情感价值和影响,实际上是导致街区发展、尤其是街区旅游成功的深层因素,更是该历史文化街区创造某种独特品牌形象的关键所在。而对街区的情感空间研究,场所感知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2.2 历史街区空间与场所精神

诺伯格.舒尔茨在其”The Sense of Place” 一书中介绍了,可以通过打造更好环境的方法来营造场所感知[3]。这可以为历史街区环境的改善提供参考。历史街区的本质意义就是以本真的方式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揭示出人存在的真理。人们在场所中旅游不仅意味着身寄于场所之中,而且还包括了更为重要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尺度即心属于场所,场所精神就是人们居住在空间中的一种总体气氛。

3 实例分析

本文将选取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街区为例,前门大栅栏商业街区是北京最古老、最著名且又别具一格的古老街市和繁华的商业闹市区,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是一处集观光、购物、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古街区。2003年开始对其进行旧城改造,并于2008年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对于改造后的前门大栅栏商业街区,人们众说纷纭,它过于强调形似的外观旅游论文,而忽视了人们对大栅栏的情感依赖——场所依赖,因此,改造后的古街,人们感觉新街缺少了历史的场所精神。

4 场所依赖理论应用研究的展望

场所依赖理论,尤其是在人文主义 ( humanism)与现象学 ( phenomenology)的哲学基础下,强调人对于所处地方的主观感受。因此,在空间的社会分析里,借取场所依赖理论,具有弥补传统社会学对于人的主观感受考虑不足的作用,也就是可以将人的意义与价值重新放在中心。所以,如果我们要使用场所依赖理论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乃至区域空间社会分析的工具与对象,就要对于场所感知提出新的看法,以及从新的角度发问。这正是场所依赖理论应用研究的创新。

5 结论

人类社会的目标无非就是在人与环境之间创造人心归依的感觉,而场所依赖理论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场所的特殊意义让世界充满了“人情味”,空间、地方或者场所已具有了某种情感涵义的象征。因此地方感是一个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场所依赖理论应用研究的范围也将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黄向,保继刚,Wall Geoffrey. 场所依赖(placeattachment): 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 旅游学刊, 2006, 21(9): 19-24.

[2]李冬.北京旧城保护矛盾分析及对策的若干认识[J].城市规划, 1999 (2): 32- 34.

[3]诺伯格.舒尔茨著,王淳隆译.实存.空间.建筑[M ].台北:台隆书店出版, 1994.

[4]程丽辉,王兴中.西安社会收入空间研究[J ]. 地理科学,2004, 24 (2):115- 121.

第12篇

这是一套以大学本科生为作者的学科专业毕业论文集。全书是由各名校提供、出版社精选而成的。作为《经济学》分册的主编,我非常感谢出版社同志对我的信任,尤其是感谢给了我一次感受当代大学生思想的机会。

我原来不十分主张大学生,甚至包括硕士生阶段的学生,花太多的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我觉得这一阶段的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也不是为证明某一学术观点或取得某种学术成果,而是借此训练自己的研究能力。所以,我曾主张,学生的学术研究,哪怕证明的问题毫无意义,比如证明"吃饱不饿"这样无需证明的命题,但只要在方法上严谨、在资料上充实,也就可以了。因为目的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及能力上的训练而已。真正的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恐怕还在真正深入社会生活之后。

通读了这部出自新世纪大学毕业生之手的毕业论文集之后,我觉得我以往的观念可能要有所改变。大学生们的学术研究有其特殊的魅力,而并不仅在于学术研究能力上的训练。这或许是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特殊历史性质赋予当代大学生特有的灵感和激情,使得我们对他们的著述不能不给以特别的尊重。

因为,他们人虽单纯,但作为群体,他们碰撞并感受着时代的全部生活,同时又是以年轻人极为敏感的心灵在认真体会着历史的变迁,所以,他们所研究的命题极为广泛,又极其贴近生活现实。

因为,他们研究能力或许有限,但作为研究者他们极其真诚,他们不是出自某种利己的特别目的,而是出自内心的感受,他们不是为了屈服什么人的要求,而是直抒己见,所以人们可以说其著述不成熟,但是不能不尊重他们的坦诚。

因为,经济学本是沉闷而又古老的,但他们的毕业论文充满着激情,这种激情透现出他们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透现出他们对我们社会的强烈关注。所以,人们可以说他们缺少某些经验,但却不能不欣赏并呵护这种难能的激情。

依此可见,这本论文集未尝不能说是当今莘莘学子专业水平与学术思想的综合性展示。受其启发的应该不仅仅是他们的师弟师妹。

我们时代的确给予我们极大的恩赐,为我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又为我们提供着解决问题的历史根据。我们在感谢历史的恩赐的同时,还要感谢社会为我们提供的时代的宽容,历史进步对理论要求的急切,使得社会对探索中的一切不成熟都给以了极大的原谅和理解,这更是难得的。我们感谢历史的这份宽容,但不能滥用。我们应对得起历史的这份恩赐,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说实话,经济学用作经世济民之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事业,其中所含的种种问题,绝不是学者,包括学生,坐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便可找到答案的,而是要依靠实践的探索。也正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科学的实践,才需要今天的大学生们系统地接受训练。我们的目标极为宏大、神圣;我们脚下的路相当漫长、艰难。

一届届的大学生离校之际,呈给学校的是一份份的论文作品,以此作为汇报。我们在圈点他们的作品的同时,自然会生成一种希冀,那就是:但愿他们学术水平在学校的发育都能在社会上成熟。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