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1 11:05: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文地理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文章主要探讨了人文地理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并对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人文地理学的含义[1]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发展的一门学科。人地关系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它与自然地理学被并列为地理学的两大支柱。人文地理学包括的分支学科有经济、城市、人口、部落、旅游、社会、文化、政治、军事、民族、行为、感应地理学等等。
2．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人文地理学发端于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和拉采尔，当时称为人类地理学。由于他们过分强调"地对人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环境决定论的泥坑。20世纪2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韦达 白兰士及其学生白吕纳提出"人地相关论"称其学说为人文地理学。他们的观点成为人文地理中"或然论"的理论基础。本世纪20年代始，地理学注意的重点逐步转向社会科学，离开了单纯的地球科学，探讨地理学新起点的各种学说竞相争鸣。各种学说的共同点都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都抛弃了以往那种"自然为因，人生为果"的命题，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人地关系。
3．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
3.1 研究的主要内容[2]
人文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虽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但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空间"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两个核心论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空间、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移、文化、景观、发展和地缘政治等，其内容主要包括：（1）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征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2）人类与其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3）不同空间尺度，包括世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政治、经济演化特征与趋势；（4）与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因素相连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类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日趋明显，使得地理学人文化的趋势加强。人文地理学地位的提高，将可能使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2 研究的主要方法[3]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意识形态观念学。寻求知识的社会或政治的支持理由或目的。（2）认识论。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有关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假设（我们认识了些什么？我们是如何认识的？）（3）本体论。支持理论或观念体系的一系列特定的假设（什么可以被认识）。（4）方法论。一套可以应用于进行调查研究某种现象的计划和程序。人文地理学是研究社会、空间、地方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论。
4.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4.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4.2 加强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中旅游地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在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与游客行为、游客空间结构、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地形象设计与营销、生态旅游与持续发展、旅游影响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少数研究成果同国际水平相比已无明显差异，如旅游地综合个案研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旅游环境容量、国内旅游者行为规律、主题公园的研究等。
4.3 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4]
如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中国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以及对农业发展的带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相关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影响因素及环境，农村工业化差异，产业联系与农村工业发展，外向型农村工业的省际差异分析等。其它新兴领域还包括企业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农村乡、村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等。
4.4 理论研究逐渐加强
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建树不多，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比，理论研究又较为薄弱。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具有滋生新理论的土壤，但我们的理论建设却滞后了，这与重实践轻理论的大气候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国土规划相结合的特点有关。可喜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4.5 服务于决策和管理的应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支柱
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属应用性较强的学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学的决策支持系统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工业资源的开发、重大项目的选址等领域，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应研究的热点。
4.6 研究技术的多样化
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都经历了从个别地理知识的记载到地理现象归纳解释，从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从最初的多元统计与线性规划的应用，到后来系统科学、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关系，社会发展因子相关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到今天GIS技术在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资源开发方面的大量应用，人文地理学研究技术手段的丰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当代人文地理学也正在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从宏观进人微观。
5. 结束语
中国现代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是在后通过传教士、外国学者和归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前苏联自然科学体系的影响，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间最广阔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经济也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制度、历史遗存文化、社会结构形态等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国家的发展。中国需要发展人文地理学，而且中国也具备了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肥沃土壤。
参考文献
[1] 王兴中，刘永刚．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2] 林珍铭．二十一世纪人文地理学的教学优化和创新[J]．内江科技，2006，(8)．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教学模式开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周秀慧（1963-），女，汉族，山东安丘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地理科学与区域规划学，南京邮电大学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1引言
信息化的时展是21世纪的标签，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发生巨大的变革，大力发展网络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地将老师和学生融合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分享学习成果，能够真正的将“互动式”教学方式充分地展现出来，利用当前网络信息化的优势，是未来教育产业的必然趋势，网络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丰富我们的学习环境。
2研究现状
最早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模式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后期，初步阶段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的仿真功能、运算快速以及图形动画帮助老师解决一些教学方面的难题。第二个发展阶段是90年代中后期时，逐步由辅助教学模式转变为辅助学习，在该过程中主要强调“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这一阶段实现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教育的同步发展。第三个发展阶段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计算机教育逐渐被替代，主要强调营造全新的教学模式，已成为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时期。当前，国内的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网络教育现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旋律。教育部为了加快学校的网络化课程建设，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已在全国各地、各地区建立了师生交流、网上作业、辅导解疑以及网上测试等网络学习系统，教育部承诺将花费五年到十年的时间成功实现信息技术网络化课程的全面普及，彻底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成功构建网络化教学模式。
3人文地理课程网络教学模式的开展
人文地理学科学习内容广泛，涵盖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文地理之间的构成，知识需求量较大，课程介绍时需要的内容资料必须充分，因此，仅靠老师课堂上教授的知识，不能够满足教学的真正目的。人文地理学课程开展网络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满足课堂本身需要的知识内容，还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自主思考、自我学习、交流协作的学习能力。
3.1明确课程学习目标，提高学生学习技能
学校的教学不会拘泥于形式，而是通过教学实践明确教学目标，让学生知道所要学习课程的真正意义。学习目标主要包括技能、情感以及知识三个组成部分。人文地理学课程的教学促使学习者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明确人文地理学的学习内容，通过网络化的教学模式能够培养自己的地理学习兴趣以及学习能力，学生必须学会适应网络化的教学模式，方便自己形成地理审美情趣，增强对地理环境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
3.2将人文地理学课程和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素养
在人文地理的教学过程中，课程本身和信息技术的紧密结合能够打破书本的限制，丰富课堂知识，不会使得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能够极大地拓宽信息获取的范围，使得每一个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自我学习素养。开展网络化教学模式，在课堂中能够提升学生对于学科的资料收集、信息分析以及学习使用的能力。网络教学模式能够打破空间、时间的限制，使得学生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地理知识。
3.3培养学生协作学习的能力，增强网络教学的实践性
老师通过分析学习内容，明确人文地理课程所需的学习内容。依据该课程的相关内容做成课件，将问题利用课件展示出来，老师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共同学习，不仅能够激发学生们对于地理知识学习的兴趣，还可以提高网络教学模式的教学质量。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促进学生形成自己的地理知识体系。网络化的教学模式是一个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的过程，在课程中学生们可以互相通过聊天室、电子邮件、留言簿以及视频会议等进行学习上的交流。此外，网络化的教学模式能够给同学们营造一个专业化的学术氛围，让学生们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尽情地开展人文地理知识的探索。
3.4网络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成果的展示
网络化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成果不再像以往只能通过作业表现出来，现在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例如：报告或者论文的形式等。网络化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和老师而言，都是一个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因此，老师只需要在课堂中指导学生，让学生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对自己所学习的知识设置不同的研究课题，让学生们分组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们学习地理知识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们对于知识概念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与他人协作的精神。
4结束语
采取网络化的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们对于人文地理知识的学习热情，同时培养了学生们自主学习的能力，有效地改善了当前枯燥乏味的教学环境。在具体的课程开展过程中，仍然需要老师的引导，这样学生们才能够尽快地适应网络化的教学模式，为了增强网络化教学模式的开展进度，必须要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共同努力，共建新时代的新教育模式，从而促进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袁军.影响网络教学发展的若干问题分析[J].科技信息,2010,(24).
说到我学的这个“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可算得上国内本科专业中名称最长的了，为了方便，我们一般叫它“资管”。
不过，从2013年开始，填报高考志愿时就看不见它的身影了。因为在2012年，教育部将这个专业拆分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和“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两个专业，从2013年开始招生。
拆分前的“资管”属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研究的是资源环境以及城镇规划、土地管理、环境检测等。拆分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仍旧属于人文地理学，侧重对城乡规划与管理的研究；“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则属于自然地理学的范畴，侧重对自然资源管理及环境保护的研究。
作为“资管”专业倒数第二届的毕业生，看见自己所学的专业“消失”了，不免有些伤感，但对今后报考的同学来说，拆分后的专业方向划分更细，专业学习自然也会更有针对性。
如果大家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和“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这两个专业感兴趣，不妨听我描述一下它们的前身：“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两个“不是”： 不是“城市规划”，不是文科专业
经常会有同学把“资管”专业同“城市规划”专业弄混，我自己填志愿时也是，一直纠结填哪个，不清楚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首先，两者的学科属性不一样。“资管”属于理科，是地理科学类专业，4年制，主干课程为地理学、环境学和管理学。而城市规划专业则属于工科，是土建类专业，5年制（个别院校是4年制），主干课程是城市规划设计学和建筑学，对美术基础有要求。
说到这儿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地理在高中时明明是文科生学的，怎么到了大学会变成理科专业？在我们的课堂上你甚至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喊”：“我们在高中学的是理科啊，地理基础约等于0啊，老师你讲得再详细点吧，跪求啊，老师！”
实际上，高中阶段的学习只是让我们对地理学有基本的认识，可以说，那时候学的很多内容是“常识”，是每个人都应该知晓的，而大学的学习则会更深入。据我所知，勘探、石油工程、岩石力学等自然地理学的专业，招收的都是理科生；只有少部分人文地理学的专业，比如地理教育、旅游地理、区域地理等，是文理兼招的。所以，如果你将来想从事地理相关行业，一定要慎重考虑自己在地理及其他文理科目上的成绩水平。
其次，两者学习研究的侧重不同。虽然“资管”和城市规划都有规划方面的培养目标，有一些课是相通的，比如区域规划、城市地理学，但相对而言，“资管”更侧重于学术研究，城市规划则更偏向实践。
可以说，“资管”研究的是如何对一整片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展开合理规划――是留作农用还是建设城镇、怎样最大化合理利用该区域的资源；而城市规划更为实际，研究的是怎样合理建设一座城镇，比如市政设施和道路交通如何排布、住宅与工商业功能区如何划分等。
“三驾马车”： 地理、规划和建筑
地理、规划和建筑三方面的课程，可以说是“资管”专业的“三驾马车”。
其中，地理方面的课程，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应用”，可以算是整个专业的基础。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用来输入、存储、查询、分析和显示地理数据的计算机系统。比如江西某县脐橙种植区划，就是通过GIS分析该区域土壤性质特点、农林业分布情况及土地利用情况后，生成的种植区划图。
遥感技术就是从空中乃至宇宙空间对大范围地区进行观测，形成的图像能够体现地质、地貌、土壤、植被、水文、人工建筑物等地物的特征。遥感应用课上，除了了解遥感技术的原理，我们还会学习如何处理遥感图像、分析遥感数据。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课，因为坐在电脑前看着那些图像，就好像自己悬在空中观察神州大地，感觉十分奇妙。
规划方面的课程，如“城市规划原理”“区域规划”，结合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知识。因为在对一片区域进行规划时，一定是立足当地的资源条件，并充分结合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的。
建筑方面的课程主要安排在大学前期，学得不深。所以看到课表中有“建筑制图”“建筑工程制图”时，“手残”的同学千万别害怕，课上学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徒手作图，没有美术基础也能“Hold住”。
除了这些主干课程，学校还开设了大量选修课，将来想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可以选修“不动产估价”，想研究环境科学的可以选修“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总之从兴趣出发，学自己想学的。
一大特色： 大量实践机会
除了课堂学习，“资管”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外出实践的机会，比如环境规划实习、土地规划实习、城市规划实习、居住区域规划实习等，这可以说是这个专业的一大特色。
大二那年暑假，由老师和研究生学长带队，我们进行了江苏九市农村生态文明和城镇化建设情况调研，我去了扬州、泰州和苏州三个地方。
问卷调查是调研的主要手段。我们挨家挨户造访农户，记录每户人家的人口数量、收入情况、土地数量和土地性质，以期了解在土地整理前后当地生活环境、水质、土壤环境的变化。
为了做好调研，我们一队六人真是拼了。大家对农村都不熟，有些地方比较偏僻，根本见不到什么人，想问路都问不着，常常一天就在各种找路中过去了。而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村子里的老人们，一听说我们是来调研的农业大学的学生，特别热情，非要拉我们去家里坐坐，说我们是为老百姓做事的，还让我们给当地政府提意见，少规划不合理的建筑用地。
除了进村开展问卷调研，我们还走访了区政府和乡政府，搜集能够反映这个地区城镇化建设情况的数据，比如镇上人口的迁移变化情况以及土地使用情况――是用作耕地还是建造房屋。之后我们还查阅了2000年到2013年江苏省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政府文件、会议记录等，结合调研成果汇编成册，并在省级会议上作了汇报。
有时候我会想，理论知识学得再多，也得在这样的实地调研中去深入体会和应用，才有踏实的收获。我也听到过同学抱怨我们专业学得太杂，有些课程只是略微涉猎，不利于将来找工作，可是有个学长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他在四年里跟着导师做了很多项目，村镇规划、旅游规划、水源地保护等，还以本科生的名义发表了两篇论文，这对他后来找工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学的课程都一样，关键还是看个人能力，抓住每一个学习、实践的机会才是王道。
关于未来： 想要专业对口的工作，考研吧
现在，我即将毕业了，不过我不打算工作，准备继续读研，班上大部分同学也是一样的想法，这与我们专业的就业情况有关。
与“资管”专业对口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各省、市、县的规划、环保、国土、建设等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在招考时大多需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所以想从事这方面工作，就得继续深造。
那么，考研可以考什么方向呢？
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主要有三大方向，分别是：研究水文、地貌、气候、土壤等的自然地理学，研究城市规划、区域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等的人文地理学，研究遥感技术与应用、摄影测量与遥感等的地理信息系统方向。相对来说，选择地理信息系统方向将来就业会更好些，当然这个方向的考研难度也大些。
你也可以选择跨专业考研，比如城市规划专业。虽然某些课程与我们专业相通，但城市规划专业考研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绘图考试，徒手作图能力较弱的话，考起来会比较辛苦。
【院校链接】
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院校有：
南京大学 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云南大学 济南大学 西南林业大学 南通大学
开设“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的院校有：
潘玉君教授于2000年接受云南师范大学的邀请来此任教，至今，潘教授已在高等院校辛勤耕耘了20余年。在这片沃野千里的大花园中，潘教授不仅精于教学工作，而且在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领域也做出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教学研究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良性互动。
20年来，潘玉君教授始终从事“地理科学导论”、“可持续发展原理”和“区域研究方法”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提出并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教学研究，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将研究性教学的理念科学地运用在其主持的云南省精品课程和拟申报的国家级精品课程“地理科学导论”中以及正在主编的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地理科学导论》中。
在科学研究方面，潘玉君教授致力于地理学综合研究和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和哲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共生”科学概念和初步创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共生应用理论”。由潘教授主持和承担的科研课题多达30余项，其中，近5年来独立主持和联合主持“中国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现代化进程研究”、“区域差异与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以中国云南省为例”、“中国云南省和谐社会建设与高等教育区域均衡的系统研究”、“云南省义务教育的区域均衡的系统研究”、“云南省义务教育的区域均衡的系统研究”、“中国云南语言地理的系统研究”、“云南省区域经济系统研究”、“云南省典型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机制与途径研究”、“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生态安全基础的系统研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规范研究”等20余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教育科学基金课题、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省软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潘教授在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地理学基础》、《可持续发展原理》、《区域经济学导论》、《新人文地理学》和《地理学与区域发展》等学术著作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理论版）》、《自然辨证法研究》、《科学学研究》、《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重要的CCSCI期刊独立或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他学术刊物60余篇。由其完成的科研成果获多项省部级奖励，其中，近5年来主持完成的科研成果获省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省优秀教学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1项、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4项。由潘玉君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现代化进程研究”不仅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科学决策云南省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被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过《社科通讯》上报给云南省委和省政府等机构和有关领导。
作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云南省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师范大学特聘岗位教授、云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潘玉君教授，正带领着他的团队继续从事跨学科综合研究和教学研究，积极探索，不断创新。
作者：陈宁宁 朱竑 单位：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
王衍用和曹诗图则从宗教起源、宗教源地、宗教习俗和教义以及宗教分布四方面论述了与其地理背景的密切关系[11]；赵荣、王恩涌等也从宗教景观的区域性发展特点以及宗教体系的空间变化过程出发，认为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宗教起源、宗教分类、宗教传播和分布、宗教与国家政治和民族关系、宗教仪礼和习俗与地理环境、宗教景观等[12]；薛熙明等也在2010年对国外宗教地理学作了较系统和完善的回顾，将国外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概括为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宗教的分布与扩散、宗教文化景观以及宗教文化区[13]。总体来看，相较于国外宗教地理学综述性研究而言，中国现有对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的述评都普遍存在共同问题，即基本上都从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入手，虽然国内有些学者亦认识到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逐渐在当前国外宗教地理研究中占据主流[13]，但都并不深入。本文主要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对当代国外宗教地理学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作了系统回顾与梳理，以期丰富和补充完善中国宗教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野和方法。
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新议题
20世纪20年代，马科斯•韦伯对宗教地理的开拓性研究奠定了现代宗教地理学的基础，他考察了宗教在社会、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将宗教看成是一种影响因素、现象背后的动因[14]。这一思想对二战以后的宗教地理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使索尔和伯克利学派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宗教对人文环境及景观变化的作用上，他们将宗教视作影响文化景观的超级机制建构(superorganiccon-struct)。受此影响，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宗教人口的空间模式，如宗教人口分布、空间扩散和扩展，以及宗教群体的地方终结；宗教文化区；宗教对景观外在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关注于宗教对环境影响的宗教生态学(或为环境神学)[15]。80年代，以杰克森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主张采用解释学的方法，推崇景观作为面纱(veil)、文本(text)和凝视的物体(objectofgaze)等隐喻，重视“地方性”(locality)和知识的建构本质，以及融入象征(symbolism)、认同(identity)、霸权(hegemo-ny)和抵抗(resistance)等概念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使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议题在延续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的同时发生了多元变化，形成了“新”宗教地理学研究议题。本研究基于当代人文地理学重要的概念和术语：空间、地方、景观、现代性和尺度，对国外“新”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议题进行探讨和回顾。宗教与地方：场所、地方依恋、身份和地方认同地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现代人文地理学中主要有3种含义：作地方讲，是地球表面的一个点；作地方意识讲，是人们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团体中的作用；作场所讲，是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16]。宗教在不同地方或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持续存在，这需要地理学者追溯宗教在特定的空间和地方的变化意义[17]。研究通过回顾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与地方”这一大主题的诠释，主要从宗教场所、对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等议题探究宗教地理学者是如何理解地方的后两种定义及其如何在宗教的研究中进行应用的。宗教场所地方对宗教个体和群体而言是他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场所。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主要分为“正式神圣”场所(officiallysacredsite)和“非正式神圣”场所(unofficiallysacredsite)。教堂、寺庙、清真寺、犹太人教堂和具有崇拜功能的神圣地都被称为“正式神圣”场所[18]。有关“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对非穆斯林国家所建的清真寺的研究[6]。如Naylor和Ryan对伦敦南部郊区清真寺景观的象征性意义进行分析[19]。Dunn则揭示了悉尼清真寺规划建设中的政治问题[20]，Cesari还剖析了欧洲城市中穆斯林与欧洲文化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清真寺建设中的冲突等等[21]。这一系列研究均表明“正式神圣”场所的政治和象征性意义话题在过去10年内如火如荼地得到开展。此外，也有学者开展了对其他神圣地的研究，如佛教寺庙[22]和东正教教堂[23]等。而对于“非正式神圣”场所，Kong特别提出现代性背景下的“新”宗教地理学要开拓正式神圣地以外的宗教地研究[5]，即“非正式神圣”场所。“非正式神圣”场所这一术语在学术界不断被采纳和获得认可，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并挖掘日常生活空间内暗含的宗教意义，这丰富了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如学校[18]、家[24]、圣林[25]和路边神龛[26]等“非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扩展了宗教认同和社区、政府和宗教的关系，以及神圣和世俗的互动等议题的探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元素也融入到宗教空间，并产生了“科技—宗教”空间(techno-reli-giousspace)。这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非正式神圣”空间。科技对宗教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宗教也影响到科技在神圣空间内的传播和使用，如宗教以何种形式抵抗电视或计算机等技术对其的世俗化[27]。Kong探索了国家政策、广播技术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分析了国家、跨国界和地方是如何在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并揭示新加坡广播政策的政治意图以及穆斯林接受和挑战广播政策所暗含的意识形态[28]。而值得一提的是，宗教个体和群体的身体同样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展演的微观尺度空间。尽管他们属于小尺度的“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地理学者也开始将情感(affect)、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等概念融入宗教微尺度的研究中。由上可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点由正式向非正式，由具象的、物质的、较大尺度的研究向虚化的、意象的、微观尺度的研究转变。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在人本主义的词典里，地方的目的是恢复人们对地方的各不相同的感觉。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个人和群体，都会对他们所生活的特定地方给出自己的理解并产生某种感情，并产生依恋感[29]。宗教地理学者应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现有的概念，开展了人们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Mazumdar-Shampa和MazumdarSanjoy探讨了宗教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指出宗教在人们对地方依恋中产生重要作用。同时，地方性对宗教地依恋的形成也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并指出除了宗教经验，积极的社交活动，诸如举办仪式、使用工艺品和访问地方之类等也有助于产生地方依恋[30]。Kong则分析新加坡宗教信徒如何对教堂和印度庙宇产生依赖和地方感[31]。然而，宗教地理学者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并没有对地方依恋的理解再概念化，正如James所言，这些研究没能揭示出神圣地依恋与世俗地依恋的差异[5]。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地方是与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32]。随着跨国主义研究的兴起，移民在迁入地是如何塑造其新的宗教身份、移民社区如何形成其独特认同的过程，以及移民对他们的新目的地和宗教传统间的谈判方式是怎样的等等逐渐成为地理学者关注的焦点。如Jenkins从微观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爱尔兰新教徒移民，发现日常生活经历和空间过程使新教徒塑造了忠诚的英国人认同形象[33]。离散的犹太人(diaspora)的身份建构尤受到地理学家的注目。他们具有混合的身份，包括宗教的、国家的和文化联系等[6]。Dwyer以在英国的年轻穆斯林南亚妇女为研究对象，探索流亡人身份谈判中的日常困难，发现流亡在外者的身份总是通过性别进行配置的[34]。Chivallon通过对在英国的加勒比海流亡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宗教认同，无种族边界、保护世界多样性等理念在他们的话语和实践活动中得到再现[35]。宗教与景观：象征性与政治索尔给文化景观所概括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景观是某一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2]。索尔以及他的伯克利学派学生们都将可见形式作为景观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凭借经验。传统宗教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深受伯克利学派的影响，多探讨宗教对景观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景观解释的一些新方向。经由、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视角，景观的“面纱”、“文本”、“梭子”和“凝视”等一系列隐喻着重探讨景观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与结构问题[36]。Cosgrove和Daniels把起源于艺术历史的图解法(iconography)应用于景观解释中，解读景观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性[37]。尽管，这种新的研究与较早的景观传统保持着重要的联系，但它明确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应用于景观解释中，对形成景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景观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带动下，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不仅将其作为一种“事物”，而且把宗教景观看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过程。宗教景观的象征性意义研究在国外地理期刊上纷纷出现，如《SocialandCulturalGeography》杂志于2002年设立“宗教与精神”专题，探讨日常生活实践中宗教景观的生产、再现、转化和作用。Rai-vo以芬兰东正教教堂(orthodoxchurch)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战争重建后的教堂的精神价值转变，认为景观遗迹是区域认同的再现，并陈述了景观是如何反映社会的转型以及强化象征秩序感，也回应了“景观作为文本”的观点[23]。Naylor和Ryan通过对伦敦南部郊区的清真寺进行的深层剖析，揭示了身份的政治复杂性和宗教朝拜地的差异，发掘出清真寺对不同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强调宗教景观和信仰对社会文化认同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也表明宗教景观和空间中蕴含着性别、种族和年龄等话语[19]。此外，MacDonald介绍了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景观的形成，研究发现神学信仰可以在空间实践中扮演、在空间的再现中体现和在再现的空间中得到预示。与此同时，神学可以在崇拜的空间中得到维持或转变[38]。当前，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充满了权力和话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社会与文化的冲突与关系，尤其是政府和宗教社区、宗教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等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些都包含在宗教景观的创建、描述与解释之中。Philp等分析了缅甸的佛教景观与军政府统治之间的张力关系[39]。Collins-Kreiner通过介绍建立宗教新中心的3个案例来反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冲突[40]。而Sidorov则通过对莫斯科重要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进行尺度分析，揭示了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地图上定位的变迁。从中可窥见宗教文化空间成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政治求索的缩影[41-42]。宗教与现代性：神圣、世俗和后世俗宗教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一直就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43]，同样也是当代宗教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的宗教与现代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的还是神圣的问题[44]。有学者认为现代性这一世俗力量削弱了或实践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45]。也有学者指出，世俗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失，而是需要进行再定义和重组织[46]。那么，宗教在现代性秩序中是衰落、还是得到延续抑或新生？本研究不能对宗教与现代性间复杂的关系作一全面的论述，但试图从世俗化和后世俗的争论、神圣与世俗的互动以及冲突等方面阐明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探索。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学术界对宗教问题争论的核心[47]。20世纪60年代初，受全球范围内世俗化过程的影响，学术界掀起了对世俗化理论的研究。Buttner呼吁将世俗化过程引入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中[48]，之后对世俗化理论的争论源源不断。世俗化理论的拥护者Bruce指出世俗化的动力来源于现代性的多方面，如理性主义、多元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等[49]，在2002年其出版的《上帝灭亡：西方世俗化》中认为世俗化理论与3个过程相联系：①宗教机构在非宗教领域(政府和经济)的影响力衰落；②宗教机构本身的社会立足之地越来越站不住脚；③在个人信仰和实践的背景下，宗教的重要性越来越弱。而Norris和Inglehart基于全球尺度的实证研究表明，世俗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传统和实践在相对落后的社会中得以保留[50]。Howe研究了世俗化过程中的反偶像主义(seculariconoclasm)，并将美国的反偶像主义分为3种模式：净化、私有化和亵渎[51]。世俗化理论同时也受到诸多批判，Smith认为世俗化作为分化的观点仅停留在宏观层次，而事实上这些确实在历史上都曾发生过[52]，而Asad则对世俗化理论的核心分理论(分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53]。在“新”宗教地理学研究中，“世俗”的研究地位下降，而“后世俗”(post-secular)的话语则不断突显。世俗化、世俗主义和世俗性等术语在解释和阐述当代宗教时不断地被边缘化[54]。近来学术界关于反世俗研究的动力之一源于世俗化理论、世俗伦理和社会政治世俗性。这些都与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而后世俗伦理可以为政治抵抗提供巨大的支持(而这些是世俗的自由主义无法做到的)[55-56]。此外，一些学者采用后世俗话语的研究集中于城市研究，他们关注道德、精神以及“再出现”的神圣，将这些作为城市空间和社区发展的影响因素[6]。同时，Kong也指出，当前出现的将“后世俗化”作为全球变化一方面的观点可能有些误导，在没有对世俗化的含义进行仔细地审视以及世俗化理论被解释清楚之前，“后世俗”话语不能普遍甚至毫无疑问地被采纳[6]。Eliade在1959年将神圣空间看作是围绕某个固定点或某一中心的空间，而世俗空间则是均质中性的空间[57]。实际上，神圣和世俗间的界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Kong对“家”[24]和学校[18]等“非正式神圣空间”的研究都印证了上述观点。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宗教仪式和实践等不断地被修改和变化去适应现代生活。Sinha通过对新加坡寺庙的研究，发现寺庙的功能和宗教活动等为了适应现代化不断地进行创新，阐明了神圣空间所蕴含的传统意义是如何在城市更新、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等世俗力量下发生变化的[43]。Kiong和Kong以新加坡的中国宗教为例，研究了传统中国仪式是如何通过再解释和创造去适应现代生活[58]。面对现代性这一强大的世俗力量，宗教会不断地进行调适，一方面表现为神圣为了适应世俗环境而不断地变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非常推崇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霸权和抵抗等一些概念，将其与神圣与世俗的冲突研究相结合。Kong使用霸权和抵抗的概念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索霸权政府与宗教群体和个人对宗教建筑所赋予的对立意义和价值观，分析了宗教群体和个人对政府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进行谈判的方式和系列抵抗活动[59]。此外，她对“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学校的实证研究亦是揭示神圣与世俗冲突的典型案例，通过剖析现代性的政府是如何塑造宗教学校的教育方式，并分析新加坡穆斯林社区是如何在多元文化和多宗教背景下进行谈判的，从而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以及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18]。宗教与尺度：多尺度分析人文地理学中对尺度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①把尺度看成是一种贯穿于政治和经济过程中的真实事物；②认为尺度是表达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一种方式[29]。尺度具有人文特征，突出表现为尺度政治。考虑尺度运用的人文机制，以及如何运用尺度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即尺度政治[60]。随着Talor两篇论文[61-62]的发表和Smith的题为《不平衡的发展》的著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末，人文地理学界内部围绕着开始被看作“尺度政治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9]。Brenner将当代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政治学的理解可分为两类：①空间性的尺度政治学，通常用地方的、城市的、区域的、国家的、全球的尺度等级划分来选取和建构；②是尺度重组的政治学或尺度结构化的政治学，关注于尺度的重组过程，将地理尺度理解为物质上和话语上建构社会空间差别的层级化和再层级化的一种形态[63]。将宗教置于不同尺度上去看，可以开阔研究视野和丰富研究内容。Kong提出宗教地理学的研究需进行多尺度的分析：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地方的和身体的[5]。全球尺度是一系列空间性尺度的一个端点，Warf和Vincent即基于全球的视野分析了世界宗教多样性的分布，探讨宗教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包括国家历史、人口趋势、政府政策以及宗教多样性和信仰者的关系[64]。电脑和广播等现代传媒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种种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方式重新调整宗教个人和群体的生活[27]，由此也带来了宗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化”。Nagata认为虽然宗教具有全球化的趋势，但不同宗教传统在寻求特定的宗教理想之下越来越趋同和显现一致性，如定期举行仪式，每星期中有神圣的一天，典籍和书本的神圣地位等等[65]。而空间性尺度的另一端点就是地方。本土性的研究可探索宗教地、身份和社区的诗化和政治[5]。Jones通过对威尔士西部的伊斯兰教社区的研究，发现农村景观不仅作为崇拜建筑，而且可以作为会议场所、小学、语言学习地和妇女商议讨论的地方[66]；Maddrell等通过研究苏格兰惠索恩岛上的纪念碑，探索办丧事行为和信仰表达间的关系，洞察英国社会内信仰—非信仰的持续以及信徒—非信徒间的模糊界限[67]。身体和身体化的研究正在欧美地理学界蓬勃兴起。宗教个人和群体的身体不仅是神圣时间—空间的生产者，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神圣场所[68]。Bailey分析了了英国康沃尔郡的卫理公会派青年教徒的身体是如何成为其节制价值观的代表物，揭示了身体是作为神圣和道德展演的场所[69]。伴随不断涌现的对身体研究的兴趣，引发了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的研究。Gokariksel研究虔诚的穆斯林妇女戴面纱行为，通过宗教和世俗的重要性来分析身体、主观性以及城市[46]。因此，身体不仅是宗教和社会价值体现的重要场所，特殊的身体表现形式反映了道德神圣性的建构。目前，地理学者更倾注于日常生活的微观地理学和微观政治的研究。然而，随着宗教在宏观—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Murphy认为，地理学者需着眼于更宏观的视野进行大尺度地分析，至少人们可以在公共辩论中将会有更多的话语[70]。对于Murphy提倡对宗教的研究进行大尺度分析的观点，Kong对其进行了回应，认为宗教地理学家在分析大问题时不应该抛弃微观尺度的分析。因为，理解宗教的微观政治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中存在的一些更广泛的冲突[6]。事实上，每个地理事物都可理解为处于一个等级化的尺度序列而非一个单一尺度，小尺度的政治能反映大尺度的政治，地理学者应该超越宗教空间的微观政治分析来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大事件，包括宗教冲突和宗教变化。
对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新反思
关于宗教的定义宗教概念的界定一直受学者们的关注，正如Proctor所指出的西方学者关于宗教问题最关心的是其定义、本质、起源和表达[47]。宗教被认为是对神的崇拜，被视为是超人类实体或权力，是一种道德系统，以及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习惯和活动等。但有学者指出，无论将宗教定义为什么，宗教是服务于不同学者或机构的目的而被建构的[71]，而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本质的事物[72]，更有甚者，有研究指出地理学者更倾向将宗教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作为神学和哲学信仰的支撑[73]。总之，宗教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在地理学术界内更受欢迎，得到Proctor[47]、Buttimer[74]等人的支持。近来，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新的探索。Ivakhiv重新审视了什么是宗教和神圣，并提出地理空间的分布意义可作为考虑的出发点[75]；Holloway采纳了19世纪精神主义的解释学分析，主张朝着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情感(affect)方向，重新定位当代宗教的含义[76]；Proctor将宗教视为对权威的信任和信仰，并认为宗教属于认识和道德层面上的权威系统[47]。实际上，尽管地理学家们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但仍需做更大的努力去分清宗教是什么和宗教不是什么[18]。关于宗教地理学和宗教性地理学的辩证关系宗教地理学(geographyofreligion)的研究主要是以地理学的视角对宗教进行研究，比起关注宗教本身，它更关注社会、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而宗教性地理学(religiousgeography)的出发点是宗教，注重对宗教本身的研究，探讨宗教在塑造人类感知和人性中的作用。当代宗教地理学者借助新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宗教进行研究，探讨宗教景观和空间的象征性和政治、神圣的世俗化、神圣和世俗的冲突、对认同的建构和人们生活实践的作用以及宗教的历史过程等等。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大量使用地理学的概念和观点对宗教进行研究，例如，神学家(theologians)重申地方和宗教传统、崇拜以及精神的自然景观的重要性，他们比宗教地理学者更关注于神圣空间的研究，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对诸如朝圣之类的宗教仪式和实践的空间身体化而感兴趣[77]。宗教研究者不断寻求研究方法和范式来探索宗教地理和宗教性地理间的辩证逻辑关系。目前学术界对已提出的采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研究方法来区分两者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激烈地争论[78]。Ferber指出局内人和局外人方法并不是区分这一辩证关系的最有效方法，并提出批判现实主义对客观性的理解可以为这一大辩证逻辑间的分化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这可能是一种解决认识论缺失的有效研究范式，也为宗教地理学对哲学传统的讨论开辟了一扇新大门[79]。关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趋势尽管西方地理学者对宗教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过去几年仍没有在学术界获得重要的话语权。宗教在当今世界是否重要，以及宗教地理学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如何等都是值得地理学者去反思的[47]。全球转变的大背景下，宗教地理学仍有许多新的研究议题有待发掘和探索。Kong基于全球转变的背景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如宗教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尤其是加强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中的作用、宗教在解除环境危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在老年人安度晚年中的作用、宗教在各生命阶段(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和老年等)中的不同影响和不同经历、第二代移民与其父母在宗教认同方面的差异(包括宗教活动和当地社区的联系)等等[6]。由此可见，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日趋与全球性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其研究意义重大。今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倘若在解决全球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和移民活动频繁等问题上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并在实践中发挥其有效的作用，那么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将得到提升。
结论与启示
在如今多元化的世界里，部分地区的宗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中影响力不断缩小。与此同时，在宗教复古主义影响下，一些极端的宗教地区如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势力范围，宗教的影响仍然相当之大[14]。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宗教地理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伴随着新文化地理学思潮的掀起，宗教地理的研究产生许多新的议题和方向。基于人文地理学中地方、景观、现代性和尺度这4个重要概念，本文对国外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中关注的话题和方向作了回顾，得出结论如下：①宗教和地方这一大研究主题下，国外宗教地理学者除持续关注“正式神圣”场所外，日益重视对“非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特别的，受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的启发而对神圣地的依恋进行研究，随着跨国主义的兴起宗教移民的身份和认同研究更受广泛重视。②宗教地理学者注重解读宗教文化景观所暗含的象征性意义，并开展权力和话语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析。③西方地理学家主张对宗教进行身体、区域、国家和全球多尺度分析。④宗教与现代性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实质上是神圣与世俗间的互动，既表现为冲突又体现为适应和再创造。在最近的“新”宗教地理学研究中，“世俗”研究地位下降而“后世俗”的话语凸现。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宗教研究风靡，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已走过了一个从传统文化地理学视角到新文化地理学的过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中国宗教地理学仍处于初级阶段，只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14]，深入分析不多，研究方法亦未得到体系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类别多样，并在历史上流行过多种宗教，因此，中国宗教地理研究素材丰富。国外“新”宗教地理学的发展为中国宗教地理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视野，许多研究新206议题可以在中国国情下加以探索，如随着国内宗教旅游的快速发展，女性宗教信徒的社会、政治地位和角色是如何转变的，以及宗教世俗化与边缘化对当地宗教个人、群体认同的影响等。此外，国外现盛行的话题如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和空间建构、宗教景观的象征性意义解读、宗教群体的地方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认同政治、宗教社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谈判和冲突、宗教实践的世俗化和神圣性、宗教信徒的身体和主观性研究等等在国内宗教地理研究中都可以找到丰富和有价值的素材。总而言之，国内相关研究要尽量建立在能够与西方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同时也需要遵循中国宗教地理的“地方性”与“身份性”，对国际研究话题的本土化作出应有的努力。
1 引言
我国旅游地理学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研究的团队增加、成果增加学科声望提升，发展迅速。相对研究理论的知识，实际理论指导??践不多，虽说多年晚上研究学科规范问题，可是依旧没改变研究成果知识的贡献的问题。众所周知，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研究问题，缺少研究问题，就不能产生优秀的研究成果，也就造成现在很多成果缺少“研究问题”。本文旨在研究这类问题，纠正对学术研究概念和价值的认识、重新认识学术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地位、重申基础理论系统对学界意义、深入联系社会实践等问题，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缺失的现状与反思。
2 研究问题概念
通常，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研究问题就是一项研究所要回答的具体的问题，通过研究进行回答。学科研究里面的问题，一般会比社会世界里面的社会现象或问题更加的集中和具体。定性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对课题考察的问题的基本形式的表达；定量研究的问题就是研究人员表达怀疑，而且努力寻找回答的问题[1]。所以，研究问题，就是研究人员在特定的科学角度、理论体系与科学方式下考虑和解答的问题。
3 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缺失的现象
这些年，我国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增加，各个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的学术论文增加，发展迅速。就当前数量来说，旅游地理学研究成为地理学研究提出学术成绩很集中的分支学科，可是对于每位旅游地理学工作者应该更加注重研究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地理学更好持续的发展。
众所周知，研究问题的提出不仅仅是衡量学术研究质量的核心标准，更是研究进行的开始和基础[2]。可是，当前就我国的发表旅游地理学研究成果分析，很多的研究人员不注重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的质量不佳，在蓬勃的旅游地理学成果中，研究问题的缺失很普遍。本文对这些年相关的论文和期刊进行研究，发现“研究问题的缺失”是普遍的问题。
4 研究问题缺失的原因
4.1 对研究问题认识不足
研究问题对常规科学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中，研究问题也是范式形成的基础。“学术成就”是以学科基础的“公认的理论”，这些“公认的理论”也能提出很多的成功的应用，比较应用和示范性的观察和试验，长久作为常规科学被学术共同体所接纳。所以这些工人的理论是研究人员通过各类社会现象和自然状况里面提出的研究的问题的解答作为根本，多以研究问题在科学研究里面是重要的核心的地位[3]。然而，目前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界还没认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很多的学术论文缺少研究问题。现在学术论文很少考虑：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和旅游地理学理论的联系等问题。所以，没有充分的认识研究问题，就造成研究问题的缺失，也造成学术论文缺少知识的贡献，失却了研究的目的。
4.2 缺少系统理论梳理
好的研究问题，是在工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可是，我国目前旅游地理学缺少公认理论的系统梳理，更有甚找不到系统梳理的起点。可是，目前我国旅游地理学界还没有认识到这点，如果没有这种系统的梳理，就会造成整个学科不能更好的发展。而且，从现在看来，目前已发表的文献综述，很多都没有根基，零散不齐，不能很好把自己定位在学科体系应有的位置里面[4]，很多的文献论文更是参差不齐的把相同的研究问题随意的堆积在一起。因此，造成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的缺失，也使研究的人员不能提出很好的研究问题，所以这种概念体系的缺失，也会是研究人员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能找到更好的变量，不清楚的理论框架也使研究人员不能很好的把控变量之间的相关联系。
4.3 实践深度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旅游地理学的的到了巨大的发展。所以，积极的应用到规划时间，在规划里面得到研究的可进入性、并且从时间里面发现解决问题，这样才是我国旅游地理学发展的关键的路径，规划和研究的良性互动更好的推进学科的进
步[5]。可是目前血多的规划实践知识停滞在调研的的浅薄的局面。众所周知，实践和理论本来就是循环往复，相扶相助的关系。我国旅游地理学由于缺乏深度的实践的，就使“理论――时间循环”不能够更加的深入、相关的研究也找不到更好的研究问题。如果不能打破这类局面，旅游地理学就不能结合整个人文地理学与旅游研究来提升研究质量的知识的贡献，也会造成地理学学科地位的质疑。所以，在整理系统理论知识，搞清相关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的同时，就有必要深入实践，探究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三江并流；傈僳族；传统体育
1、前言
傈僳族，这个在云南省特有，以能歌善舞著称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本论文对云南省三江并流地区的傈僳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试图从地域环境对传统体育发展、宗教祭祀、婚俗娶嫁与体育文化关系的角度展开论述，阐述了傈僳族传统体育的深层文化内涵，揭示出傈僳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质形成的自然环境根源和社会人文环境根源。
1.1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知识资源数据库和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掌握前人研究动态。
2． 实地考察法
深入实地进行调研，对相关节日进行记录和分析。
3． 逻辑推理法
把不同排列顺序的意识进行相关性的推导和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1.2人文地理视野角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生机制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其实质就是对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诠释。而诠释这种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任何一种现象，都形成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人文景观，这种现象却总是因地域差异而存在明显个性。正所谓“在什么地方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活动”［1］。
因此，我们若要研究文化事项首先要从衍生该事物的整体文化和发生机制出发，从整体文化生态环境的高度出发，如同人文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所言：“研究一个地区的文化事象必须由文化特征入手”［2］。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传统体育，它以其生动的身体语言、浓郁的生产气息、鲜明的生活风格，反映出一个民族对世界观、对价值观、审美观的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源于人类基本生存需要，是一定地域内环境和自然环境作用与人的之中文化载体的产
物［3］。
2、三江并流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傈僳族传统体育的形成
2．1三江并流地区傈僳族地理环境
“三江并流”是指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在云南省境内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多公里，穿越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怒山和云岭等崇山峻岭之间，形成世界上罕见的“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其间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为66公里， 澜沧江与怒江的最短直线距离不到19公里。2003年7月，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表决通过将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傈僳族人口约60万，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碧江、福贡、贡山、兰坪等县，另有少量散居于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地州。傈僳族主要分布于被誉为“东方大峡谷”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流域的峡谷山坡地带，怒江峡谷是傈僳族聚居区，这里地势险要。
滇西北地理复杂，从河谷到山顶形成立体气候带。“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山谷或坝子是亚热带气候，往山上去，依次出现暖温带、温带、寒带；或者说，在河谷一带和坝子里已是夏日炎炎，在中山区还是温暖的春天和凉爽的秋天，而在高山区，则是冰雪不化的冬天。
在这样极其恶劣和复杂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傈僳族与自然环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应对高寒的气候，频繁的自然灾害，险恶的山川峡谷，激荡的江河简单的生存欲望和本能使得傈僳族先人经受住了大自然的历练，在与天斗、与地斗、与自我斗争的过程中培育和发展了具有竞技性、对抗性的体育项目，如傈僳刀术、顶杆、摔跤、射弩等。
2.2傈僳族传统体育的形成
2.2.1傈僳族传统体育形成于生产斗争
明《景泰云南图书志》卷四有“有名傈僳者…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傈僳族在历史上还有“尤善弩，每令其妇负小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的称颂［4］。反映了早在15世纪傈僳族先民就已经使用弓弩，猎取食物，可见弓弩对与傈僳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作用和地位。
傈僳族对弓弩独有情钟，弓和箭是傈僳男子随身携带之物，“拉不开弓的就不算男子”，这样会被族人耻笑，男孩五、六岁就练习射弩，外出时，都肩扛弩弓，腰挂箭包，人死行土葬，也将其生前所用的砍刀、弩弓、箭袋等悬挂墓旁作为随葬品，足见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
1990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自治条例》颁布实施后，把每年的12月20日定为傈僳族“阔时节”的法定节日。此后政府每年都为傈僳族同胞举办庆祝活动。也是傈僳族的竞射节，要举行竞射比赛，有的射箭叉，把两支竹箭交叉插在地上，用弩射三角形的箭叉。有的把没煎粑或肉片当箭靶，谁射中就归谁。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傈僳族，相沿狞猎习俗。他们用野桑树枝制成弯，用草乌加工成有毒的药箭，用黄麻织成猎网。对于一个成年男子来说，百步之内箭不虚发是一项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艺。常年的狩猎实践使人们掌握了丰富的经验，深知各种野兽的生活规律，并根据其习性去猎捕［5］。
傈僳族主要分布于被誉为“东方大峡谷”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流域的峡谷山坡地带，怒江峡谷是傈僳族聚居区。解放前，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造成道路交通运输极为不便，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具备涉水、爬山、过溜索、花、划独木舟的技能，最早人们用竹篾、藤篾编成索道，高悬并固定于江河的两岸，只拉一条索道，过江时，将木溜板的凹槽扣到溜索上，用牛皮绳穿过溜板上的孔，系于双腿和腰，顺索滑向峡谷对面，有时不但人能飞速过溜，而且还能身带活牛一起溜过。过“溜索”是一项需要勇气、胆量以及耐力的技巧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练着傈僳人的胆量和勇气，体现出不惧艰难，敢于挑战的魄力。
解放后，傈僳族聚居地交通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篾溜也改为钢索，古老的“过溜” 已经成为历史，但傈僳族人民体现出的这种精神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又窥探出傈僳族人民同大自然搏斗、顽强生存的历史过程。傈僳族先民在为生存而顽强抗争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2.2傈僳族传统体育与生产娱乐
娱乐是人追求快乐、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天性，是调节自我内心与环境的剂，艰难险恶的环境并没有是傈僳族人民对热爱生活和对爱情的渴求，山川峡谷带给了他们勇气和力量，给了他们灵感和智慧。封闭和艰苦的条件并没有磨灭他们的意志，反而造就了他们的顽强。人们在劳作之余，猎获猛兽、采集归来之后要为自己的收获庆祝，在谈情说爱中都要进行娱乐活动。《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唯有手舞足蹈才能真正抒发出人内心的情感。
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就如傈僳族婚姻仪式的“爬油杆”；茶余饭后，劳作之余，以角力为目的的“顶杆”、“摔跤”； 深受人们喜爱，随处可见的“荡秋”、“磨秋”、“车秋”等秋千活动。“歌舞王国”，是傈僳族的另一美誉，各种娱乐活动集舞蹈、体育、音乐于一体，相互渗透、交融，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
傈僳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如带有宗教仪式在阔时节间举行的刀杆节、下火海，有以茶余饭后休闲娱乐为主的顶杠陀螺、扭扁担、拿石头、跳芦笙等，还有为提高狩猎技能进行比赛较量、提高军事斗争能力为目的的如游泳、砍竹竿、投掷、武术等。
对傈僳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为今天体育服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2.3傈僳族传统体育与
1857年，马克思在《导言》中首次明确提出并肯定了宗教同理论的、艺术的、实践――精神的方式一样，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掌握世界的过程中具有能动特质和重要意义。
同样，傈僳族宗教也是傈僳人掌握和了解自然的一种特殊方式，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种形式是傈僳族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
人们为了生存，在征服自然，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创造了原始的体育活动，同时对自然的认识不理解和恐惧导致对自然的崇拜，对图腾和祖先的崇拜。出于宗教的需要，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都要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其中“刀杆节”就是一种原始宗教的产物，每年二月初八就是傈僳族的“阔时节”，要进行上刀山活动，上刀山、下火海之前，有一套繁琐的仪式，每个参与的勇士身上都要挂上几十条巫师画的咒符，刀杆场上，竖起二十多米的两根树杆，在树杆之间按顺序捆绑三十六或七十二把刀刃向上且非常锋利的钢刀做梯子，一名勇敢者赤足裸掌，手脚并用，缘刀刃徐徐而上，直到桩顶。而后吹响牛角，响起鞭炮，庆贺成功。过火海有几种形式：一是将若干个铁犁头烧得通红，赤足一步一步踏在上面疾行而过；一是走过燃烧木炭的“火海”；再有就是“走足灯”，即用竹筒做成的灯排成行，一步踏一灯地走过，灯火依然熊熊，“上刀山”、“下火海”是演练者经过长期的武术和气功训练才能完成的。表现出傈僳族人们勇敢、机智不畏艰难的品质。
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活动都带有一定宗教色彩，如彝族的摔跤、纳西族的“东巴跳”、 基诺族的“大鼓舞”、“攀云梯”、傣族的“划龙舟”等。随着人类的进步、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些项目逐渐从宗教的仪式中走了出来，融入传统体育的殿堂。
2.2.4傈僳族传统体育文化与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相互交融
“盐不能不吃，歌不能不唱”，这是对傈僳族人的又一真实写照，几乎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其中乐器主要有葫芦笙、二胡、口弦、竹笛、琵琶等；其中很多都来源于生产劳作实践，日常生活，表现于风俗礼仪之中。人们表唱边舞，动作惟妙惟肖，有表现生产劳作的、有模仿动物的、有利用刀、棍等器械表现婚丧祭祀的，如“婚礼舞”、“丧仪舞”、“祭祀舞”、“生产舞”、“狩猎舞”、“嗄切舞”、“切吾切”、“斯匹罗吾”等等。
如“跳芦笙”，舞者边吹边跳，运用了许多武术和技巧运动中的翻、腾、穿和旋转、矮步、倒立、托举等。自古就有舞武不分家的说法，舞蹈也是传统体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3、傈僳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特征与文化关系
民族文化有物质、制度和心理文化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心理文化最为牢固。成为维系民族存在与发展的纽带，也成为保持民族体育文化特质的核心因子［6］。
通过傈僳族对世界的思维认识进一步认为，人的心灵和世界万物同处一源，合二为一，从宗教和心理看出，傈僳族人认为人的行为可以与某种神秘的力量相互感应，并从这种感应中获得能量而实现对自然的征服，这是傈僳族先人进过生存环境的顽强斗争和自然淘汰的积淀。
不同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心理结构和思维观念，而民族传统体育就是附于其上的，研究傈僳族人的活化石，傈僳人用自己的理念的方式表达着自然环境的认识和热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部傈僳族的传统体育史，就是一部傈僳族文化，通过传统体育就能了解傈僳人的精神文化风貌。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傈僳族传统体育显示了傈僳族人具有吃苦耐劳、勤劳勇敢、顽强等文化特质，是傈僳族独特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人文环境因素积淀，看待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要以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为指导，采用科学的方法，从地区特征的实质出发，从而探寻出其文化发展的规律。
4.2建议
民族节日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的古风遗俗，是民族文化的凝聚与升华。傈僳族是一个有着众多传统节日的民族，诸如“新米节”、“阔时节”、“刀杆节”、 “春浴节”、“射弩会”、“澡堂赛歌节”、“情人节”等。每个节日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是傈僳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保存下来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活化石”的作用，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需要社会各界包括的支持，同时它也体现着民族学、体育学等方面的因素，傈僳族的体育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突出娱乐性，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在群众中广泛的推广，以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
学校体育课为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提供平台，“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少数民族体育传承的主要平台，是原始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普及化的主要路径”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一些体育项目都是通过学校体育发展、 壮大逐渐走向社会化的。如果少数民族体育想要发展，那么学校体育课是一个良好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王恩涌，等．人文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
［2］理查德・哈特向，叶光庭，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47.
［3］李延超，等．人文地理视野中的彝族体育成因探析［J］ ．四川体育科学，2007年12月第4期
［4］方征，浅谈傈僳族传统体育文化［J］ ．体育文化导刊，2002，3
［5］省略/news.asp?NewsId=3093
［6］李延超，等．人文地理视野中的彝族体育成因探析［J］ ．四川体育科学，2007年12月第4期
一、工商管理科研必须忠实地为教学服务
工商管理科研应与工商管理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变“死科研”为“活科研”。牢固树立工商管理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基本思想，不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更重要的是科研真正围绕教学而展开。克服以往科研的盲目性，注重科研选题，明确科研方向，使工商管理科研回归教学，忠实地为教学服务。科研是教学的原动力，教学是否有后劲，关键在于科研。这便要求工商管理科研必须针对性强、方向性强、实用性强。工商管理科研成果应是能回归教学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工商管理学科是一门范围十分广泛的应用性学科，它是介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因此其研究主题具有广泛性特征。注重的是实践与成就，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言：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1](P2)在科研选题与科研过程中，应强化的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应用性。在应用于教学时，应紧扣教学主题，科研成果与教学主题相辅相承、协调一致，这样便可明确工商管理科研的方向一为教学服务。
二、工商管理科研与教学要适应人文教育与素质教育需要
目前高等学校工商管理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完全实用主义课程比重偏大，而人文科学课程极其薄弱，所谓“左脑巨人，右脑矮子”，导致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与人文教育严重脱离。如果使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与人文教育实现有效对接，必然要求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加大人文教育课程的比重[2(P12)。然而传统的工商管理教学内容陈旧，急需重组、改造、更新，不论是企业管理学、领导科学，还是管理哲学、管理伦理学，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定位。尤其是管理伦理学，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己经认识到管理伦理学的重要性，并在工商管理学院普遍开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从素质教育上看，21世纪是素质教育的时代，我国将逐渐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素质教育要求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体现科学人文观与伦理观的工商管理教学内容将占主导地位。因此须加强管理伦理学的教学内容，加强的主要措施是建立一整套科学性、可行性俱强的系列教改训练方案，这些方案的研制均须工商管理科研来完成，并不断应用于教学之中，以适应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
人文教育与素质教育要求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专业的重组与改造。这便需要对工商管理教育专业进行大胆改革，强化工商管理科研，强化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标准是能否更新丰富教学内容，与素质教育接轨;能否提高工商管理学生的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以适应21世纪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
三、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原则
工商管理科学研究离不开方法论，更离不开哲学。正因为如此，才应该铭记大卫。哈维的话:“没有方法论我们将躺着不动，没有哲学我们会无目的乱转出处。[4(P5)因此，若使科研与教学合二而一，真正实现科研为教学服务，就必须建立哲学原则。若使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首要的问题是工商管理科研选题。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5(P3)通过工商管理科研实践，深感选题的重要性，选题的好坏或方向直接影响科研成果，进而影响科研成果的应用。科研初期往往带有一种盲目性，追新求奇，缺少辩证思维。随着科研的进一步深入，渐渐形成工商管理科研选题的基本思路，即工商管理科研为教学服务，且将科研成果全面准确地应用于教学。经过多年实践，逐渐形成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原则。即：服务性原则;需要性原则;应用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1.应用性原则。工商管理科研的应用性极其广泛，尤其管理伦理科研和深层管理科研，能够研制经济发展规划、工商管理策划、诚信经营模型、企业联盟、环境治理等等，这是为地方经济、企业发展服务。但突出工商管理科研的应用性要强化为人文素质教育服务，将大量工商管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这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科研的根本。因此遵循应用性原则，就是遵循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
2.服务性原则。工商管理科研紧紧围绕教学而进行。为教学服务是工商管理科研的终极关怀。工商管理教学从哪些方面加深改造，工商管理科研的触角就该伸向哪些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科类不同，如理工、农林、医师等，虽然科研的目的目标不同，但科研为教学服务却是一致的。不管哪类院校都在从事高等教育，因此都该遵循服务性原则。坚持服务性原则，就是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动力，科研回归教学，教学促进科研。
3.需要性原则。科研的目的在于社会的需要。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要适应新世纪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工商管理科研能够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但更重要的是为教学服务。因为只有明确科研服务于教学，才能明确科研方向。坚持需要性原则，必须确定社会需要什么，工商管理科研优势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使科研服务于教学以及如何满足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
4.创新性原则。只有工商管理科研选题具有创新性，才能使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工商管理教学具有创新性。所以创新性是工商管理科研与教学的灵魂。不同科类的科研均需遵循创新性原则，这种创新可以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发明，也可以是新发现、新理论、新思维。对工商管理科研而言，就是在工商管理科学的边缘地带领域开展研究，因为在边缘地带领域很多是空白地带，可以提炼很多新思想。如在管理科学边缘领域的“深层管理学”便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题有无为管理、不伤害原则、中庸管理、简单管理、整合管理、负熵管理、分形管理、周期管理等等，其研究价值巨大，应用性也强。将研究成果充实教学中，这样既坚持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创新性原则，又坚持了应用性原则。
四、工商管理科研的成果分类与服务渠道
科研成果分类可以有教师单体、院级群体、校级与省级等。在各级成果中教师单体成果分类十分重要，因为教师单体是最基本的单元，是组成群体成果的基础。在分类过程中，要坚持为教学服务，坚持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统一。作为教师单体笔者将己取得的能够应用于教学的科研成果分类，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管理伦理科研成果。如在《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发表转载的管理论文，“可持续发展的哲学阐释与计算方法”、“人地关系协调系统的建立一对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补充”、“'后结构主义’思维框架下的企业生命有机体理论研究”，涉及到人地关系、人伦关系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文。
第二类是深层管理科研成果。如完成的专著(〈深层管理学》、《周期地理学》，大量的规划文本!〈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规划》、《齐齐哈尔市克东县扶贫规划》、《哈尔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区规划》，还有在《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管理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优秀管理论文以及由科研地图转绘成的大量的商贸教学挂图、幻灯片等等。
第三类是工商教改科研成果。如在《黑龙江高教研究》等发表的教改论文，“让学生从'面具’后面走出来一'多元交流评价式’小论文教学的行动方案”、“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的有效方法研究”等等，主编的全国高校教改教材《新概念人文地理学》。
依照三类科研成果，建立起3条服务渠道，即深层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渠道，管理伦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渠道，工商教改科研服务于教学六、普通高等学校科研服务于教学的“12n”基本范式
普通高等学校科类众多，包括理科、工科、商科、农林、医药、师范、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等等。无论哪类院校，都有科研为教学服务的职能。一些高校忽视科研为教学服务，这是急需解决的大问题。普通高等学校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必须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的教育，以适应通才教育的需要。同时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个中心任务是职业教育，培养跨世纪专业人才，因此要面向21世纪，适应专才教育的需要。
普通高等学校科研各具特色，应对教学有利的科研成果进行筛选、分类，确定为科研1、科研2、科研3……科研建立n条为教学服务的渠道。
通过上述分析，便可拟建普通高等学校科研服务于教学的“12n”基本范式。即1个服务，2个需要，n条渠道的应用模式。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名城；GIS；保护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蚀着历史文化名城赖以生存的环境，使许多保护较好的名城遭受到冲击，甚至面临着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急需提高对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认识，并抓紧实施。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采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收集现状基础数据，缺乏对现状基础数据的快速准确分析，使得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无法在综合考虑相关数据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传统方法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术、新手段来解决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与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而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下笔者试图以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总结了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从而梳理了GIS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中的应运，并通过几个实例，说明经由GIS的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空间地理数据，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设计提供准确、动态的规划成果信息平台。
1 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 、鲜明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体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是某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科学 、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 的历史、科学、文化和 艺术价值。在当今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和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唯有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归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面临全球化竞争又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从实践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重局部，轻整体，重近期，轻长远，重物质环境，轻文化内涵，重技术手段，轻人文精神，重空间关系，轻社会网络，重经济利益，轻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许多名城“建设性破坏”和“城市灵魂的失落”。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时期城市建设面临 问题和矛盾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则 凸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 沦与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异、地域组合及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文化地理学强调从地域的观点探索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揭示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就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以作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
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中两个关系密切的分支学科。人文现象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也离不开其历史属性，两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诸如历史文化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随着当今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正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空间和时间分析方法凸显其欠缺，这对学科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历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将卫星图片、 地图、 文献资料、遗产及文化景观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历史文化地理数据库，进行信息的多元综合分析和应用，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成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其中，GIS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历史地图资料的数字化；( 2)空间历史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 3)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GIS 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 GIS 应用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 2) GIS应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另外，文化资源的管理也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物资源的管理、文化遗址的评价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采用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可增强系统对空间数据的处理与操作能力，系统功能更为完善，实用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关系到遗址保护与持续利用，采用GIS 技术，可对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岛和南京为例，介绍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3.1.1 概述：
青岛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近代欧亚文化的交汇区，青岛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亟需保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珍宝，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特点，使青岛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脉，又有中外多国不同文化交汇而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构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总体风貌特色。规划将滨海旅游区以及展示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各类建、构筑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保护区历史文化渊源，给老城区增添活力。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使之作为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依据我们建立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成果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3.1.2 数据转换：
衡量一种CAD数据到GIS空间数据库转换方法的性能，首先应考虑数据转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护建筑物在GIS空间数据库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储的数据， 在转换前，主要对CAD图形文件做的处理工作为：
（1）对于CAD图形分层不标准的图形文件，要先进行图层分类标准化，按照点、线、面及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进行分类，从而达到显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图层分别进行转换。
（2）对CAD未封闭成面的保护建筑物，通过ARCATALOG的拓扑校验来查找未满足要求的图形，通过人工干预校正图形，最终实现数据转换。
（3）数据的组织：
由CAD转换的GIS数据并不能实现用户对数据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实现了数据的显示目的，转换后的这些资料和信息具有空间定位特征，为空间信息，其拥有图形数据。
数据的完整性不仅包括图形数据，还包括与其相关联的属性数据，从而实现图形属性一体化，按照不同图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属性数据 。 以 ” 保护建筑物” 面层为例，其属性表如表1所示。
属性字段是进行统计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条件。属性字段还可以连接如照片和法定保护图则等多煤体数据，照片可以是一张也可是多张，为保证图则数据的相对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实现
GIS 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和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多图层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迅速地获取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图形等数据形式表示出来。
对查询结果的空间数据的属性进行多方位连接，在这些数据中，包含各种形式的数据，多种文件格式，多个数据来源，把这些数据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显示保护建筑的相关数据，比如说：现状照片、法定图则 、 文字说明等。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保护建筑物、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的面积。此系统的查询模块包括：供圈选查询、组合查询、定位查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术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历史街区的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不是要保护城市的全部，而是保护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等，其中，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划定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群等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南京为例，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划定历史街区保护界限的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使评价体系做到对历史资源的合理分类、科学分级，并使之通过分类标准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体系能够与保护规划相衔接。
3.2.1 评价原理及方法
评价原理及方法包括：（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时，应遵守指标因子的客观性、可测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灵敏度等基本原则。同时建立面状资源评价体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块中寻找风貌最好，价值最高的单元作为历史街区的候选对象。因此，面状资源评价体系是以确定保护价值为目标层的单目标评价体系，选择资源自身价值、完整性价值作为面状历史资源的评价准则如表2所示。（2）评价指标因子分级和权重值的确定。
3.2.2 多因子综合评价方法在南京老城划定历史街区中的应用
（1）指标因子的评价与分析：包括历史价值计算，如先计算出城市空间沉淀深厚度分布图，再计算出权力空间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将得到的等级指数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进行累加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历史价值综合评价的总分。格局价值计算、历史资源点富集度、形态完整性。
（2）南京老城历史街区划定的多因子综合评价
例如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价值综合评价值、格局价值、和景观价值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表1），将这三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自身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资源点富集度综合评价值和形态完整性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将这两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完整性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再根据两个准则层的数据计算结果，按层次分析法算得的权重，计算出老城内地块单元保护重要性。需严格保护的地块单元主要集中在民国公馆集中的颐和路、明故宫周边、总统府周边、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对老城内面状空间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可将综合价值高的空间单元划定为历史街区。
4 结论
在专业设计人员和 GIS 专业人员的配合协作下，GIS 空间数据应用于规划设计将存在着具大的应用空间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析、统计、管理、制图和可视化表示，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及专业人员的设计提供支持，促使规划设计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同时也将平面设计引向三维空间设计，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日益完善，对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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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用型大学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8（c）-0240-02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高等教育逐渐形成了一股重视实践教学、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潮流，“应用型本科”也逐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办学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提出：“今年将印发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启动改革试点，有序引导部分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地方本科高校已进去转型发展时期，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业已成为我国众多地方本科院校所普遍追求的办学目标。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应逐步进行，而不是同一时间所有地方高校全部实现转型；具体到某一个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也应该是某些应用型较强，具备一定基础条件的专业率先转型。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是根据最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设置的新专业，培养具备自然地理基础理论并应用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专门人才，具有典型的“应用型”特征。本文以地方高校湖北民族学院为例，对近几年该校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和实践进行总结，探讨在转型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应用型人才”，实现 “应用型专业”的转变。
1 人才培养方案创新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构建起：“7+3+1”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达到“宽口径+应用型+方向分流+有专长”的知识与能力的结构目标。即，以校内基础理论教学夯实专业理论与知识结构，校外多模式实训锻造专业技能，高年级按专业方向分流，以专业技能培养（实验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重点，以专业特长培养为特色的专业教育模式。
即，第1～2学期重点完成大学通识课、科学基础素质教育和学科基础课程（主要包括高等数学、无机及分析化学、地理科学导论、可持续发展概论、环境科学、有机化学、工程数学）的教学；第3～4学期重点完成专业理论基础理论与技术学科课程群（主要包括自然地理学、环境化学、人文地理学、资源科学概论、测量与制图、3S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仪器分析、环境监测等课程）的教学，夯实专业理论基础；第5～7学期重点完成专业方向分流课程群，环境评价与管理方向主要包括生态学、环境微生物、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理法学、环境地理学、环境规划、环境工程、清洁生产、生态修复等，土地整理与规划方向主要包括，综合自然地理、资源环境经济学、土地资源学、土地经济学、水文与水资源、经济地理学、土地保护学、土地管理学、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3”指，第1、2、3学年暑期小学期教学单元，通过校企、校地合作等多种产业人才培养模式，重点开展专业技能、方法实习实训课程教学，第1学年暑期小学期教学单元以资源环境调查分析社会实践课为主，第2学年暑期小学期教学单元重点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包括自然地理学实习、3S技术实习、环境监测见习等课程，第3学年暑期小学期教学单元重点开展专业综合技能训练，按专业分流方向，环境评价与管理方向主要开展环境评价与管理实训课程，土地整理与规划方向主要开展土地管理与规划实训课程；0.5年指第8学期中的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实践环节，要求根据企事业合作单位指定的专业方向，在老师或者专业机构或者企业内部强化提高某一方面的专长。
2 专业教育模式创新
组建阶梯式专业基础与专业技能耦合型课程群，进行分阶段教学，搭建专业核心知识与能力架构，改革专业能力培养方式，专业课理论课程教学同时进行专业技术、能力实训，采取学校教学与企事业单位实践教学相结合、“双师”教学与导师制相结合等方式，确保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确保实践技能训练的系统性、强化性，确保基本学科方法、专业技能、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渐进提高，确保专业理论在实践实训教学中得到强化与升华，确保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
该模式中是采取的阶梯式耦合型培养模式，关键点在于， 专业理论与专业实践能力教育相结合，强化实践技能训练。
该模式在传统分层次教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改革，主要创新点在于一下几方面。
（1）通过耦合进阶式教学模式，将专业理论教育与专业方法技能训练结合，使得学生在掌握专业理论的同时，受到专业方法和技能的训练。（2）实行导师制，学生自由选择指导教师，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学业规划及其实施，学生参与到导师相关科研课题中，促推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3）将课堂教育与校企（地）合作教育相结合，推动专业实践技能教学，在生产实践中学习、提高，促使人才培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4）采取“双师”教学模式，专业老师主讲专业课，同时聘请企事业单位技术工程师、一线管理者进课堂讲授部分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5）压缩节约出半年时间，由学生自主选择方向，进相关企事业单位或部门，基于前期培养的基础上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培养特长，结合毕业论文（设计），开展专业综合能力训练。
3 实践教学模式创新
整合课程实验、专业技术方法、实习实训，将集中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校企（地）教学相结合，专业基础实践教学与专业方向分流实践教学相结合，确保能因材施教，充分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个人专长。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
（1）对自然地理学、3S技术、基础化学实验等专业基础实践课程，进行整合，实行校内集中教学；对环境监测、环境评价、土地管理、土地规划等生产实践性强的课程，实行校外实习实训。（2）学生早进课题，选择导师进入课题组，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3）实习过程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由实习课程负责老师统一安排，并由学生自主选择指导教师（由该专业专任教师或聘请的兼职教师组成）后，分配到本专业固定实习单位，指导教师负责指导学生实习。
4 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模式创新的基本举措
4.1 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专业应用型人才育人模式
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并完善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一是突出“宽口径+应用型+方向分流+有专长”的知识与能力目标，构建并完善专业有特色，形成基础扎实、专业技能训练有素、个人专长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二是以专业能力培养（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重点，构建并完善实践教学、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等相结合的能力培养体系。三是强化素质培养，构建并完善成人与成才教育有机结合的素质拓展培养体系。
4.2 结合专业人才国家基准和产业人才培养规格需求，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1）参照教育部专业人才培养基准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规格要求，科学合理地安排既适用，又简练、精干的课程体系。（2）不断更新和调整各门课程教学内容，充分考虑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做到教学内容少而精、适度基础、重应用和能力。（3）强化实践环节的教学，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适当减少学科性教学内容，增加应用性、实践性教学内容。（4）围绕强化实践这一中心，积极探索各种有效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将理论教学融入问题解决的实践过程中。（5）教学方法上改变单纯的理论知识传授，采取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中的创造性。
4.3 以专业方法技能训练为核心，调动多种实践教学平台，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突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根据“7+1+3”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加大校内专业基础实验内容，加强校内实践性教学基地建设，引导学生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参加用人单位的实际项目，申报大学生创新课题，建设、发展校企（地）实习实训基地，多平台综合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学校育才企业用才的有效对接。
4.4 加强、拓展教师队伍建设，为支柱产业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撑
按产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校内补强、借力校外优秀专业人才，搭建有效的教师队伍。该专业将在现有教学队伍的基础上，借助学校加大专业骨干教师和优秀人才引进力度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的力度，提高专业教师队伍整体教学、科研水平。在未来5年内，争取通过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方法，使专业教师队伍的人数保持一定规模增长，教师队伍的科研教学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同时，通过引进和鼓励年轻教师（特别是无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短期实践锻炼，以提高教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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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04 03031药物分析 03026药理学（二） 03709基本原理概论
07781药事管理学（一）
[关键词]城市生态压力；城乡关系；土地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193
1背景介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热点，笔者以“城乡关系”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共20个结果，论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3年，进行仔细梳理和对比，真正与主题相关的结果为14个。
对于21世纪的荷兰，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组织、使用有限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也恰恰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同时对生活空间和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对空间的功能性提出的新的要求。早先的概念更多是从基于政府部门的授权的行政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的空间区域上进行城市区域和生态区域的划分。这类概念往往是建立在强势的农业部门保护下，从而避免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近期的政策评估报告表明，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应对和抵制由于社会多元化引发的人们对住房空间、基础设施及工厂选址等问题的关注及一系列问题。同时，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储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本身的关注程度。如同城市对于绿地的呼唤，农村地区也对休闲娱乐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机会及相对应的服务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实现了经济活动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而这一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实现了过程的互通以及实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之中。
在农村地区，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最初是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然而，农村地区的设施并没有因为使用绿色景观而得到更多的改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很多新增加的活动与地点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农村地区具备先天的绿色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农民更多的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这一点在偏远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基于社会经济学和先天自然条件的双重推动力，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并且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因子相互合作并融合的道路。目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规划的设计，都更加倾向于建立在基于同市民合作以及同社会组织合作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被提及并在国内广泛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就地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生活，避免形成“繁华的城市、凋敝的乡村”。2013年11月28日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6409htm。尽管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些需求会和绿色空间的保护产生冲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该过程中，创造出更多提供绿色服务的机会，而这一点使得环境保护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绿色服务，其实是一种产品，一种活动，与自然、农业、水、文化历史及其娱乐休闲等紧密相连，无形之中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质量，而其本身又超越了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责任的范畴。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绿色”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及绿色生态等来唤醒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具体可行的措施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
2关于空间问题的社会理论
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城乡问题的专业研究和理论，尤其是从经济、社会角度的理论发展还有些局限（Asbeek et al，2002）。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点往往停留在分配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空间问题被作为具有功能性的商品来对待。地理学界对待空间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土地或空间是可以被可观测的这一观点，将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重点关注在于城市。随后，又衍生出两种新的派别：新地理学派则认为空间是作为生产系统的衍生物而存在的。（Harvey，1989）人文地理学家则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构建的过程，（Cloke，1985）。社会学家将关注点则放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功能性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性减小。一些古典社会学家则认为，所谓城市，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进行较早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家往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逐渐增加，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社会进程中的点缀。受社会空间特点新变化的影响，一些新的主题，如全球范围和地方范围之间的互动、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地区间区域化划分及地方消费趋于设计等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理论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再是仅仅起到点缀作用的“装饰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群体，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存在于系统内部，并不断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断进行互动的一个概念。因此，空间问题应该在分析过程中作为一个内在的问题来对待。（Giddens，1984；Castells，1996；Urry，1990）。
Giddens 分析了社会实践中关于空间变量的问题：影响现代社会社会活力和社会分配的因素是一种和时间、空间相分离，非嵌入式的，而且具有更多自我反省特征的影响因子。（Giddens，1990）在传统社会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联系，正如同格林威治时间是统一的，但各个地区也存在时差一样。不同于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上的地理位置，和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者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在小的区域内，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缺失才是其必要条件。广义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成为了非嵌入式动力的发展条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关系逐渐脱离原来依托的本土环境，继而获得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自我反省性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诠释。由新科技和抽象系统带来的非嵌入式机会，导致自我反省性更加彻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
3土地政策及土地使用计划
土地政策，这个概念是在近些年才被提及并频繁使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文献综述及国际会议中，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分配政策与制度及土地的使用与发展，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 Lichfield & Darin-Drabkin（1980）将土地政策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子集。Dunkerley等作者（1978）用土地政策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土地成本、土地分配、土地价值及城市土地控制及使用等在内的概念。在英国，近期的学术研究趋势是将土地政策同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等概念分别进行讨论，试图寻求每个概念的意义。
Patsy Healey认为，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没有必要将研究领域进行过细的划分，在他看来，所有政策的环节、涉及部门及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举例，在土地政策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两个不同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土地政策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论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时需要将“政府活动”等概念进行再分割，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细致化的分析和操作。同时，有一点就是这种概念和界定与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人为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都要综合考虑研究领域框架内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因素及本研究领域同其他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
4生态保护对策
对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载体――土地，亦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保护和发展机制涉及多个综合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第一，对于传统生态文化区域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构建并引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构建对于自然资源体系中的资源及其他要素的评估体系，形成立体、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对于传统生态土地的保护需要借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及生态保护的“定心丸”，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环境―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构建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创新的权力中心、新的政治任务和新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于土地、社区经济落后和意识封闭等原因造成的“主体错位”，即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引入社会主体、企业主体等的发展创新模式，赋予土地利益相关区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最终决策权。同时，构建一种社区自主经营的生态土地管理模式，让参与者都成为利益分享者，构建更佳的生态利益分配模式，做大生态的蛋糕，分好生态的果实。生态框架中的土地问题是作为关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键因素，当地农民作为土地相关活动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一方面，需要传统习俗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对村民生态意识、生存技能、生态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生态意识，规范其生态伦理和道德规范，探索新的生态―土地―城市―乡村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走向深层次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