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2 21:22: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治社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行政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特别是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纳入宪法，要求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能囿于1989年颁布的、并不十分成熟的《行政诉讼法》的樊篱之中裹足不前。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依法行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无疑起重要作用。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现行法律规定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称行政诉讼主管范围或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拥有司法审查权，或者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界限。
（一）直接列举的可诉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八类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即（1）不服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产等行政处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2）对限制人身自由或对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3）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而提起的行政诉讼；（4）对申请领发许可证、执照要求予以拒绝或不予答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5）对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而提起的行政诉讼；（6）对不依法发给抚恤金而提起的行政诉讼；（7）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而提起的行政诉讼；（8）对其它侵犯人身权、财产权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二）直接列举的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1）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2）抽象行为。（3）内部行为。（4）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一）采用列举式立法体例使可诉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不明确
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采用的是列举式体例。《行政诉讼法》第11条采用肯定的方式列举了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第12条又采用了否定的方式列举了不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由此造成的问题是那些处于肯定和否定范围之外的行为，如行政裁决行为，技术鉴定行为等能否进入行政诉讼就成了盲区。这是列举式立法体例最为突出的弊端。
（二）可诉行政行为范围过窄以致无法全面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1、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行政诉讼法》在设定行政受案范围时，首先考虑引起争议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即该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进而将可诉行政行为从总体上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其次，从实践上来看，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客观存在。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进行：一是人大和上级的监督；二是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监督；三是行政复议中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但是从实际情况上看，目前这些监督机制很难有效发挥作用，难以保障对其监督的质量和实际效果，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问题日趋严重。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必然导致大量的行政侵权行为处于司法审查的真空地带，从而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后果。
2、内部行为不可诉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诉行政行为必须是外部行为。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内部行为不可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进一步将可诉行政行为限定为行政法律行为和单方行为，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和双方行为不可诉。从理论上看，这些限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从实践中看，内部行为、事实行为或双方行为都可能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的损害。如将其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显然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甚至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三）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仅局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行为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限于行政主体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除法律法规特别规定外，对涉及政治权利或其他权利的行政行为则排除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自由等。其他权利有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等。上述这些权利都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由国家宪法赋予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真正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犯，却不能得到保护，不能得到救济，那么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的失误。因此，将涉及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
（四）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仅局限于合法性审查而排除了合理性审查
《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这一条规定，理论界和司法界均称之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它的立法意图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应由行政复议机关处理，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基于此，从目前看，合法性审查原则基本排除了合理性审查，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合法性审查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受案范围。然而，由于行政行为的复杂性和立法的局限性，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毫无遗漏地详尽地规定下来，由此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大量存在。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任意作出，它仍应遵循一定的规则，主要是合理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要公平、客观、公正、适当、符合公理。如果将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就等于撤除了界于自由和随意之间一道必要的防线，默许了主观随意产生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合法，其结果与我国行政司法审查制度的根本宗旨相悖。
三、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想
（一）完善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体例
针对现行的列举式立法体例所存在的弊端，我国有关行政受案范围的规定宜采用下述立法体例：对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作出概括性规定，对不可诉行政行为作出列举式规定。
1、对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作出概括性规定
某一特定的行政行为究竟是否可诉，往往只能求助于司法解释。由于立法缺乏明确的可诉标准，司法解释有时容易产生相互矛盾。如果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司法机关习惯于“从严”掌握受案范围，把一些本来应属于受案范围的行为拒之门外。如果对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采用概括性规定就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如：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这样可以避免因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窄而使公民合法权益受损。
2、对不可诉行政行为作出列举式规定
采用列举方式规定不可诉行政行为的种类，自然也会有所遗漏。遇到这种情况，应作出有利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推定，按照“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来判断某一特定行为是否可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基本上采用了上述“立法体例”。它一方面从总体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另一方面又明确增加了几种不可诉行政行为。严格来说，《解释》作为一种司法解释，无权突破现行立法的规定。因此，在将来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应该把《解释》中的合法规定上升为立法。
（二）取消针对可诉行政行为所做的不适当的限定
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在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明显力度不够，狭小的受案范围把大量的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严重影响了行政审判作用的发挥。因此，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只要超越法定权限，法院都可行使审查权，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在司法审查范围内。我国《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在总结行政审判工作得失的基础上，已经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赔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范围。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行政诉讼法》应尽快作出修改，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实现前后法真正的统一和协调。
内容摘要：方法论的自觉与合理运用是宪法学发展的基础与标志。随着宪法实践的发展，学者们以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努力建立具有专业性、综合性与多样性的方法论。本文分析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学术反思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宪法学方法的走向。毕业论文
关键词宪法学方法论宪法问题
一．2007年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毕业论文
（一）全国性学术会议毕业论文
2007年5月21日至22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和郑州大学在郑州大学共同主办了“社会转型时期建设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议就“转型期国家的人权保障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及“社会转型与建设”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2007年6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和《法学》杂志社在南京市共同主办了第三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关注了具体的宪法学范畴、概念与方法问题。2007年7月6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韩国比较公法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主办“东亚公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就“宪法基本权利”、行政法相关问题、“违宪审查制度”、宪法学研究方法等问题深入进行了学术探讨和交流。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及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0日至21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会议围绕“宪法文本的变迁”、“宪法与民生问题”、“宪法与部门法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探索。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山东大学法学院、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在日本福冈共同主办了“第三届（2007）中日公法学学术研讨会”。两国公法学学者就宪法学（人权论）、行政法学、宪法—行政法（公法学）的前沿问题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毕业论文
（二）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毕业论文
据作者对20种法学类专业期刊、17种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0种综合性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所发表的宪法学论文的统计[①]看，截止至2007年12月初，全年共368篇左右[②]，比2006年同期同类期刊发表的202篇论文多166篇。为了分析本年度宪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作者对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与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通过分析，作者认为，2007年的宪法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基本特色。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 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 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 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 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 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 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 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 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谈法德互补构筑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有法无德，易使人之大部心智游离；有德无法，放纵至恶之徒为非作歹，唯德法兼备，正社会之风，助国之昌荣。
[-找文章到网]古往今来，法与德相容相生，相较相长。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文明熠熠生辉、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绵长的车辙印证了这样一个定论——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特别是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彰显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法律制度还有诸多不完备之处，单纯依靠这样的法律来调整十三亿泱泱大国显然力不从心，而借助传颂千年的中华美德正是我们治国兴邦的又一法宝。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论述中概括法德关系的最精妙之语。它既从正面肯定了法的强制性，又从反面强调了德的规制力。正反比对，法德互补，“一荣一耻”充分地诠释了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和谐统一。
以遵纪守法为本文来自荣，既强调了法律作为调控社会的主要手段不容践踏，又教育了全社会牢固树立遵纪守法的道德标尺。将法治寓于德治，以德治推动法治。
以见利忘义为耻，既蕴含着“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警戒线，又隐藏着惩治危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法律制裁鞭。德治与法治并重，教育与惩罚结合。
当今的中国是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确实是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硬件条件。但相对薄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不容忽视。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今的社会，“见利忘义”之为比比皆是，且有愈演愈烈之风。如果说集贸市场的缺斤短两可以用“见利忘义”草草代过，那么英语四六级泄题、制卖假文凭、抄袭研究论文等行为就是对科学知识的践踏，假化肥、假农药就是对衣服父母的毒杀，假烟酒、假奶粉就是对人类生命的漠视，贩卖假钞、假证件就是对国家利益的侵蚀。所有这些“见利忘义”都起源于道德的缺失，归结为对国法的蔑视。因此我们说，“见利忘义”既是违反道德伦理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也是违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正如马克思说过，“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我们提倡“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就是要用道德的力量牢牢掌控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的“见利忘义”，就是要将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遇到的“见利忘义”这一不和谐音符置于道德的五线谱约束之下。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在符合道德规范的同时践行了党纪国法，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论文关键词 宪法 大学生 人文精神
一、人文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灵魂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大学”，不仅指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更指心灵自由的无限性，即那种“至大无边”的生命自由状态。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特的社会结构，关键在于她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其中人文精神构成大学的特质。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有四项任务：第一是研究、教学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这四项任务构成了大学理想的生命整体，充满着对人的精神的关怀，对技术人才的训练只是培养的一个过程而已。大学的教育理念、办学理念的核心就是育人，即以人为本，将培养“真善美”的人作为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一所大学若缺乏人文精神的追求，将无法肩负起引领社会进步，支撑起人类文明天空的重大责任，因此，人文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灵魂。
人文精神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需求，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思潮，“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以人为价值内核和价值本源，充分尊重与保障人的人格、价值与尊严，不断满足人多方面的需求，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精神在法律上体现为对人的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障。
人文精神是人类长期积淀的观念、思想的总体，它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坐标，是社会发展成熟程度的基本标志，是构成一个民族、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一个国家和社会人文精神的存在，影响着人们人生观、道德观、法律观和价值观，造就了形形的社会体制和制度实体。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对个人而言，就丧失了个体存在的根本意义；对社会而言，则意味着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的丢失，同时意味着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的深层纽带的断裂。因此，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社会都注重人文精神的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特别是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
二、宪法学有丰富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
宪法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洋溢着更为浓厚的人文主义的色彩，具有更深厚的人文底蕴。
宪法体现了对人类的普世性关怀。产生于近代的宪法，是针对传统社会中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而提出的，是人们在追求人权斗争中，讨伐和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从而确立起个人的尊严与价值而出现的，因此它要求在法律上对人的基本权利的给予充分承认、尊重和保障。正是对人类长期所经受的种种不幸的正视，才催生了闪烁着人类理性的光芒和浸润着人类政治和法律智慧的宪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宪法是人类对充满了痛苦和苦难的生活总结。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1条亦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宪法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悲天悯人式的关怀，可以说宪法是迄今为止人文精神在法律方面的最集中体现，因而成为近代历史以来人类政治和法律发展的最高境界和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
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权。宪法首先是、主要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社会主体（人民）对国家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宪法的最高理念和原则就是基本人权和公民权至上，它从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安排，宪法以保障人权为核心而以规制政府和国家权力为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遏制和杜绝不平等不公正和其他不合理的现象，尤其是防范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肆意践踏。人权价值发展至今已经获得了最为普遍的认同，正如路易斯·亨金所宣称的“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宪法是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法治是人文精神蓄积、升华最后外化于社会的客观形式，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做了最经典的表述：“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法律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生活及行为规律的理性表现，这种行为规律要求法律以人为本，并以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主旨。因此“以人为本”理念乃是法律的应有之意，而且应当是法律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这样“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所以强调正义、自由、权利等人文精神的宪法必然是法治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也正因为宪法本身具有人性基础，才能为宪法的执行和遵守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法治之下，人的自由、尊严才能得到保障，因为在法治状态下，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处于既定的制度保护之下，尤其是国家的强制性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是为了执行某一已知的规则，否则就绝不能对一个个人实行强制。”法治的根本关键在于，国家和政府必须正确地运用权力，并以现实的人的幸福生活为其核心归依。
三、宪法对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作用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受市场逻辑的支配——以最小的投入争取最大的回报，为了现实利益，高校培育工具性人才的功能正越来越凸显，人文精神的培养越来越被忽视，可代价是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下滑。而中国的法治建设却呼唤着一大批有深厚人文精神素养的人才作为法治建设的人力支持。大学生素质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重视对他们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是提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文底蕴的关键。挖掘宪法学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和人文精神的价值意蕴，对大学生发展人性，完善人格，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加强宪法学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形成
公民意识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公民的主体意识，强调一个人在社会、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及个人对自己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识。公民权是宪法最核心的内容，公民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权利，是“参与国家”的“公权利”，这种政治权利分为：一为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政府的权利；二为政治表达的自由。公民权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使权利人对于国家意志的形成得发生影响的权利。公民权利主要基于宪法的首要原则“人民主权”原则而产生，它表明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全体人民具有平等的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利，政府的权力基于人民的同意。这一原则是民主的精髓，它是在调整国家与人民这一政治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是要使公民正确地认识到，公民作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需要具有积极参与国家公权力运行的主人意识，以发展国家和社会为己任，以践行宪法权利。只有在参与中，公民才能形成理性的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以体现公民对于自身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同时公民意识的发育有利于公民监督意识的强化，公民监督意识的强化有助于形成一种自觉将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全体民众监督的氛围，这种监督意识正是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这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目前的事实状况是，大学生国家公民意识比较淡薄。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对其存在的地位、价值和主观能动性还缺乏自觉意识，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的热情不高，只关心自己的学业和就业前景，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淡漠。然而一个没有强烈公民意识的社会，是不可能实践“人民主权”的宣誓的。对大学生加强宪法学的教育，将能使大学生对自己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有更清醒的认识，使自己具备一个公民社会所具有的高度重视对自身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珍视的素质，主动、自觉和负责任地投身于社会和国家的公共事务中。
（二）加强宪法学教育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人权至上观念
宪法不仅确认了人权是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更是国家必须承担对它“尊重和保障”的义务。然而，光有权利的宣誓是不够的，法定的权利要转化为实际的权利，不仅有赖于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保障，还需要公民人权意识的培养。公民的人权观念是否正确，人权意识是否增强，直接关系到人权是否被享有和行使，关系到人权是否能够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关系到人权建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伴随着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公民的人权意识被逐渐激发出来，从“孙志刚案”、到“乙肝诉讼案”、“受教育权案”、“重庆最牛钉子户案”等等，都使公民受到了人权理念的教育，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的人权观念将会有更大的提高。对大学生加强宪法学教育，尤其是进行人权观的教育，使之逐步养成遵守宪法和尊重人权的观念和习惯，对于带动整个社会形成普遍的遵守宪法、尊重人权的思想文化环境，从而为保障人权提供广泛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持将大有裨益。
（三）加强宪法学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法治精神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要实现由“法制”国过渡到“法治”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需要具备良好的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崇尚法律而不是崇尚权力，遵守法律而不仅仅是服从权力；维护法律而不是追求权力。其基本内容包括：（1）良法之治，即国家应该运用应体现公平正义等价值、体现客观规律的法律来治国理政。（2）法律至上，即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最高权威，不允许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3）权利本位，即法律是用来保障公民自由和合法权利的。（4）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全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必须依法办事。法律至上是法治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体现。
至今，我们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在观念上也片面地从“管”的角度理解法，突出社会民众守法，忽视了法首先是作为权利的保障及对权力的约束而存在的，这就难怪我们这个社会“权大于法”的错误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导致法之权威不足，约束权力乏力。通过宪法学教育，我们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法治精神，通过他们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文化，提高全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使公民树立法律至上、法保障权利、法代表公平正义和法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观念。
[论文摘要]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我国古代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我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是从法家开始的。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都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法家的“法治”与我国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法家的“明法论”思想。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认为法令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微妙”,连聪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让民众实行呢?因此他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韩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3]P70法家还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须学习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法律,由司法官员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这种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2、法家的“因时立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变革,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则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P165;“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3]P165;“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P148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法治虽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遵循客观规律、社会现实,不断地修订现有的法律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首先,法家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P17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独一无二的权力。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P131、“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P135、“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还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法律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导的“法治”是“君主专制”。而我们现代法治却是民主的,把法当作权力控制的手段、途径。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这方面,商鞅第一个系统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强调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他说:“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赏善”。他认为法的任务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对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罚重,民众就不敢犯法,这样便都不敢做坏事,就使全国的民众就变“善”了,这叫做“不赏善而民善”。其三,轻罪重罚。他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认为加重对于轻罪的刑罚,便不致产生轻罪,重罪更无从出现。这种公然否定罪刑相适应、向人民炫耀暴力、滥施的观点,表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法治”与人民在本质上的对立关系。韩非也发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张,认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爱民”不是伤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严刑峻罚面前心惊胆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残酷镇压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与现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积极又消极的因素
1、法家的单纯“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针对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轻视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家针锋相对,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现代法治却认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和根本,它从正面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会受到人们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约束和保障,它从反面制恶制暴,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应该说道德规范是指导人民行为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基本准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单独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要顾此失彼的。当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确立时期的时代要求,与儒家的“礼治”相比更为积极进取。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观点。还提出“刑无等级”这一在执法和适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韩非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规范权力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两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权力的懈怠与权力的滥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对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中的权力控制。两者的主体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体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终极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与权力拥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法家“法治”的理论基础。法家认为,法不是天造地设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韩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商鞅说:“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来,人性理论和强调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这种民本思想考虑的是人民的需要与愿望。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很有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绝对比单纯的专制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要将法律变成操纵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为统治者所用,不同于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毕竟是“君权思想”之下的产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如果将民本理解为民主,那么民本就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从而影响法治。因此,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民本思想。现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须运用法律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人民的民力与民利,实现社会普遍的民主。法律保护人民民力与民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总之,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家的“法治”是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体是皇帝,客体是民众和官吏;“法治”的内涵在于以严刑峻法来威慑百姓,实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争”,使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屈从于专制统治。而现代法治主体是全体人民,客体是各项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生活。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权威;国家的权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护等等。对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学说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的启动;另一方面要批评它消极的一面,警惕它给我们现代法治建设带来障碍。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注.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秦)商鞅.商君书[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论文关键词 法治环境 行政 司法 社会
一、法治环境的内涵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其基本的内涵是依良法而善治，其核心在于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据此，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认同和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法治环境是全社会主张依良法而善治所形成的特定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它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法治建设、法治过程和法治效果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法治环境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环境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公民权利的维护与公民权利环境的不断改善。法治环境的优劣，体现了维护社会文明进步的制度化管理程度和水平。
二、法治环境的特征
（一）系统性
从内涵上讲，法治环境是一个由多因素、多子系统组成的大环境系统。从纵向看，法治环境包含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护法等各环节的全过程环境。从要素上看，法治环境包含各项法律法规、相关法治机构及其硬件设施构成的客观要素系统，还有由法律思想、法律理论、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等构成的主观要素系统。从横向看，法治环境包括行政法治环境、司法法治环境、社会法治环境等。
（二）历史性
法治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历史烙印，是在时展过程中随着时间、空间、制度等的变化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因素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上层建筑的变迁，政治环境、人文环境、人的素养等因素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法治环境的变化。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将是法治环境建设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三）现实性
法治环境具有客观现实性，法治环境的优劣，影响和制约着当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或个人投资的成败，因此法治环境是一个地区投资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区软实力的体现。同时法治环境也会反作用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四）关联性
法治环境的各组成要素或各子系统之间都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如社会法治环境中公民个人的法律素养需要良好的行政法治环境和司法法治环境来保障。法治环境的评价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个因素，而是应该全面把握各要素各子系统的关联性。
三、法治环境的评价标准
依据法治环境的内涵，评价法治环境的核心标准有两个方面，标准之一方面是权力受到良法制约。只有一切权力受到制定良好的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一切依法而行才是法治追求的目标。标准之另一方面是确认与维护公民权利。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均受到良法的保护，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是法治的最终目的，也是法治环境优劣的重要体现。
目前，理论界和部分城市或地区政府都对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了诸多探索，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评价指标有较大差异。如《2014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文明城市的测评标准包括廉洁高效的政府环境、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等，其中，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包括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援助、公民权益维护、基层民主政治三个方面。《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全国法治城市的意见》中对法治环境最佳的目标定位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显著提高，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公共安全体系有效运转，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参与，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和有效维护。深圳市福田区在《关于打造高品质综合环境 加快建设一流国际化中心城区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着力打造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全民用法的法治环境。综合各方观点，本文认为法治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环境系统，其内涵丰富，从行政法治环境、司法法治环境、社会法治环境三个维度来优化法治环境具体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四、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深刻认识优化法治环境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涉入“深水区”，社会发展跻入“转型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断优化法治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提升地区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是提振改革信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的重要抓手。必须通过法治形成长远性、科学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化、功利化倾向，避免一系列面子工程，帽子工程；必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有序地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避免改革政策方针的不稳定性；必须通过法治化解各类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避免问题和矛盾激化。
（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行政法治环境
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由原来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法治服务型政府转变，不断营造出良好的政务环境。第一，应大力推进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调整财政的公共支出结构，减少并逐步取消财政资金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将公共财政用于政府具有比较优势事关民生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扩大就业、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第二，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建立分工合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切实解决当前政府存在的“服务缺位”、“角色错位”、“职权越位”等问题，减少因定位不清、职责不明造成的不必要的行政资源的浪费。第三，加大机构整合的力度，强调顶层设计，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依据依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改革政府组织机构。对管理范围、行政职能重叠的部门单位进行整合、裁汰，对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和有限行政资源的无谓消耗。2. 切实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当前，企业和公民个人对行政审批的诟病最多，要针对行政审批手续繁杂，服务质量差的问题，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大力简政放权，实现审批制度的法制化。制定实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着眼于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逐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不必要的前置审批手续。推动各项行政审批减少环节、压缩时间、简化程序，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审批的自由裁量权，严禁变相审批，逐步建立公开透明、便利高效、程序严密、权责一致的行政审批制度。对已经取消、转移、下放的审批事项，建立后续监管制度，做好各职能部门间的衔接工作，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耦合性。3. 完善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依法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一是依法制定和公开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推进行政权力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序和过程监管。二是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和收费、征地拆迁、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事件、环境保护等领域政务信息公开。三是将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四是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依法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五是加强政务公开信息化建设，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充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4.完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政府的最主要功能之一是行使行政决策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决策权领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所以导致经常出现“三拍式”决策（即决策拍脑袋、执行拍胸脯、执行完拍屁股走人），决策过程中违法、随意或滥用决策权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同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和责任倒查机制。建立对重大决策的社情民意调查反馈制度，广泛开辟社情民意的反馈渠道，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政府热线、部门以及调查机构等多种形式，了解群众对南宁市政府行政决策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监督制度，政府重大决策要主动接受人大的依法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自觉接受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三）打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优化司法法治环境
1.着力推进科学民主立法。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尊重和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真正反映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和各项权利，继续大力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一方面要积极完善和出台“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另一个方面要主动清理过时的，与上位法明显不一的或成效不明显的法规规章。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2.强化程序公开管理，增强司法透明度。司法涉及的环节和程序较多，从立案受理、调查取证，到开庭审理、依法裁判、执行等过程，都必须公开、规范、合法。通过系统化的管理，规范办案流程，使案件从立案时起就进入有序运作的轨道，提高司法质量和司法效率。一是强化立案公开。公开各类案件的立案条件、立案流程等重要内容，建立诉讼引导、风险告知、程序指导机制。二是强化庭审公开。积极组织庭审观摩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增加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的比例，真正推行“阳光庭审”。三是强化裁判文书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案件外，逐步推进其他裁判文书都公开。四是强化执行公开。公开执行案件的立案标准、执行风险、执行程序等相关信息以及执行人员的情况及联络方式等。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措施以及执行中的重大进展，及时告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五是强化司法鉴定公开。随机抽选的方式选定的鉴定、评估机构和拍卖机构，及时向社会公告选定的名单。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和拍卖的情况向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公开。真正做到权益保障更加有力，便民措施更加丰富，司法公开更加深入，民主参与更加有效，司法环境更加优化。
3.完善司法协调联动机制，努力形成高效司法合力。建立健全司法协调联动制度，加强政法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多措并举，切实形成解决纠纷矛盾的高效合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解决纠纷渠道多样性、畅通性的满意度。建立审判与人民调解工作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司法促使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建立健全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婚姻家庭、农民工追讨工资等涉及民生案件的联动联调机制建设，联合工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公安、妇联等部门共同化解，切实做到涉民生案件化解在基层。建立法院与公安机关执行工作协调机制，确保清理积案和执行工作有效运行。
（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大力优化社会法治环境
1.深入推进平安建设。紧紧围绕政治安全、治安安全、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主题，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把深化平安建设长效化、制度化。一是多渠道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政法部门联系面广、工作网络健全、基层组织接近群众的优势，坚持调处优先的原则，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当前，应高度重视工作，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给弱势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和贴心帮助。二是积极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继续扎实有效开展平安创建及打防控一体化建设活动，优化社会治安巡逻防控体系建设。重点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加强对主要路段、商业繁华区和治安复杂场所的监控系统和技防设施建设。
2.全面提升公民法律素养。只有提高公民法律素养，才能真正使公民积极主动参与立法、司法、执法等全过程监督，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一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加和丰富公民的现代法律知识。二是培养和巩固公民对法律的信任、信赖和理性守法的精神，为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三是引导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行为习惯，为提高公民法律素养营造广泛的社会基础。四是创新普法理念，丰富普法形式，重视不同对象人群的个性特征，使普法成为公众的内在需求，而不再是“走过场”和“走形式”。五是培养文明、诚信，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遇到矛盾和问题，要顾全大局，依法解决，避免“想闹就闹，想堵就堵”的现象出现，真正把营造好的法治环境变成全市人民的自觉行动。
3.加强法律援助服务。完善的法律援助服务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石。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困难群众。逐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努力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权益保护事项纳入援助事项范围，及时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是积极探索创新，寻求多种援助方式，努力提高法律援助质量。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和手段，进一步拓宽、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坚持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更多地采用诉前调解或和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三是建立和完善告知制度，强化监督，更好地增强法律援助服务民生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信息化建设和队伍职业化建设，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强化服务能力，扩大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高校法治文化建设 高校法治教育 改革方式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2-0064-02
一、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项目内容的构建应该在满足高校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需求，将高校稳定发展作为基础，从而实现和谐、稳定校园环境的构建。同时在教育体系优化创新的同时，也应该对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进行系统性的分析，通过对校园文化的建设，充分彰显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法治精神，从而为其价值能力的提升提供稳定支持[1]。
同时，通过高校法治文化教育体系的优化创新，可以实现高校自身运行状态与实际需求的充分结合，并在分析高校法治文化的基础上，保证文化教育体系核心价值。在我国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活动构建的过程中，高校应该制定系统化的法律制度管理规章制度。
二、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法治教育工作管理模式缺乏创新性
通过对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校法治环境下的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及高校发展的基本需求，主要是由于相关制度的建立缺乏创新性的模式，导致师资队伍的建设机制有待加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管模式缺乏创新性的理念。同时，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工作构建的过程中，其基本的教育模式仍然采用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一些管理制度的设计缺乏针对性。而且，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代社会中独生子女占据较大部分，而且，贫困学生的比例也相对增加，很多学生在高校环境中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会形成不良风气，更为严重的还会造成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因此，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环境下，应该构建创新性的运行模式，并通过对学生实际需求的分析，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规范性的法律内容，从而实现动态化教育体系的创新及优化，并在真正意义上为教育体系的优化提供依据。
（二）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对于现阶段的高校法律教育基础而言，在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中，其教学模式只是局限于灌输思维的环境中，虽然在很多院校法治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提倡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但是，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其教学效果相对较差，而且，学生在学习中，只是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应付考试，教师也是在该种环境下，照本宣科，从而为法治教育环境的构建造成了制约。同时，在很多高校教育体系优化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大班式的教学体系，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相对较少，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教学目的的提升造成了严重制约[2]。
（三）教育考评价值的单一性
通过对高校法治教育考核基数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校评估体系的体系往往会采用简单的笔试模式，虽然这种评价标准的效果较为重要，但是，在法治教育环境下，如果只是采用笔试的评估方法，教育工作者会过分的强调应试教育的功能性，从而严重限制了学生发散思维的形式，使学生失去主动思考的意识，并在最终程度上为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造成制约。因此，在现阶段教育体系优化及发展的环境下，应该通过考评方式的综合性分析，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模式，从而为高校评估方式的确立及优化设计提供稳定支持[3]。
三、高校法治教育改革方式的优化设计
（一）构建创新性高校法治教育运行的创新机制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运行机制构建的环境下，教育体系的优化应该遵守系统性、科学性及实效性的操作原则。其中的系统性原则主要是在高校法治运行中，应该将系统性作为基础，充分考虑到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以及自我及环境的综合性分析，全面强调高校运行环境中，法治原则构建的目的及阶段性原则，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效性主要是指法治运行机制的可操作性，并在实践项目可行性确立的同时，构建可靠性、系统性的创新结果。对于高校法治教育运行工作的实效性而言，其实质工作体系的构建应该充分保证项目设计的功能性及吻合性，提高依法治校内容设计的核心性。因此，在高校运行及时构建的过程中，其基本框架的设计可以如图一所示。
图一 高校法治教育机制运行模式框架设计
通过对高校组织运行教师教育环节而言，其项目内容的设计包含了科学化的运行前提，其项目管理内容的设计包含了领导管理机制、教师队伍建设以及项目协调机制，同时，在组织机制优化及工作明确的基础上，也应该进行任务分解组成部分的分析，明确各个部门的法律关系，从而为高校法治环境的营造提供稳定依据。与此同时，在领导管理体系运行模式构建的基础上，也应该制定科学化的法治教育目标，通过方法及途径的优化分析，进行科学化教育体系的创新，实现资金保障及资源的稳定运用。
（二）构建丰富性的课堂教学机制
对于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内容而言，其项目课程的设计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作为基础，将课堂教学作为法治教学中重点，从而为课堂学习方式的设计及学生法律知识的培养提供良好依据，因此可以发现，在现阶段教学环境发展的程中，课堂教学的效果对提高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在教育优化及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构建“诊所式”的教育方式，对于“法律诊所教育”而言，又被称之为临床法学教育，是美国借鉴医学院临床实践的方法，通过案例教学方式的演绎而形成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现场模拟案件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整个环境中得到亲身的体验，并通过角色的扮演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使学生在实践的同时掌握很多专业性的法律知识。同时，在这种教学环境下，也可以逐渐改变传统教育内容的限制，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主动交流，改变传统灌输性的思维模式，从而为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提升提供稳定支持。第二，构建媒体教学方式。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化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在高校法治教育环境构建的过程中，应该结合网络中的热点进行法律事件的分析，并通过多媒体教学方式的运用，进行视频、图像以及声音的运用，从而呈现出动态化的教育模式，激发学生的法律知识学习兴趣。
（三）构建完善性的教育评价考核机制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针对学生的学习现状，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教育评价方式，并在整个考核环境下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采用笔试、口试以及论文等多种方式融合的考试方式，将笔试作为基础，对学生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状况进行分析，将口试考试作为对学生知识掌握状况的分析，并通过论文设计的方式的确立，让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的能力，通过这种综合性考评方式的确立及分析，可以构建系统性的评估策略，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创新发展提供稳定支持。第二，考核题目设计的灵活性。在法治教育体系优化的过程中，相关考评题目的设计应该充分展现其灵活性的特点，并在丰富题目的基础上，使考评方式呈现出灵活化的发展状态。同时，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使学生对法律知识进行系统性的理解，并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减少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出现。第三，在考核计分中，应该包括笔试、口试以及模拟法庭等，有效减少笔试占有的比例，全面提升法治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创新性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在高校法治教育体系优化及改革创新的过程中，高校领导者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设计系统性的法治教育体系，将高校的文化建设作为基础，实现法治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由于法治教学是高校和谐校园构建的基础，同时也是院校法治文化设计的重点内容，因此，院校管理者应该掌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结合当代教育的实际状况，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稳定性，从而依法治校提供稳定支持，同时也全面促进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甚至在某些时候完全抛弃了法治的追求，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讨论，现代法治的目标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策略确定下来，从而为我们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从西方国家借用来，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理论，现实中常常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从而给法治建设带来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降低到最小程度，现代法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使现代法治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法治工作，促使法治建设在法治国的过程中可行而稳健。
论文关键词:法人类学现代法治法学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从近代以来开始，但由于历史原因，现代法治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这给我们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果。所幸的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讨论，在现代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1997年终于将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策略确定下来，从而为我们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但现代法治是从西方国家借用来的，现代法治理论在我国的传统里不是没有，但的确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因此，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无视这些问题是不明智的，也会给法治建设带来恶果。我们事先注意这些问题，会将这种恶果产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现代法人类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能让我们将现代法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现代法治理论能够更好的指导我们的法治工作，使我们在法治国的途中走得更为平稳。
一法人类学
法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历史并不长久，它是人类学与法学的结合。法人类学，就是法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各自的学科的边缘上“互渗”、培植而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法律—一如宗教仪式、政治、婚姻——构成了一个可能发现人们根据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和习惯而行为的领域。而对于一个法学家来说，许多法律上的制定、修改和程序上的主要渊源及其普遍适用，都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概念和关系中找到的。正是由于法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推动了人类学家对法律的关注，同样也推动了法学家对人类学材料与方法的重视，进而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人类学。有人认为法人类学也可以称为由历史学派衍生而来的，它强调比较研究，一般认为由梅因开创，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出了法律进化论，指出所有法律制度的成长模式具有一致性，所有类型的社会都倾向于经历同样的阶段，他认为一些社会达到法典化阶段之后，就不再向前发展，梅因称这样的社会为静态社会，而动态社会却有能力使他们的法律适应新的环境，梅因称这种能力机制是三种机制的结合，即:拟制、衡平和立法。此后，随着对原始民族调查研究的数量和广度的提高，以及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法人类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英国法律家戴蒙德总结出了法律人类学的双重任务:“对法律起源的研究必然在法律的开端中寻找证据，这证据既是我们在历史中了解到的，也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①从此，法人类学就从历史与现实两者中寻找到了合法性。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也即通常的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法人类学并不研究体质人类学的问题。法律人类学在英文中一般为legalanthropology与theanthropologyoflaw，也有称anthropologicalJurisprudence(人类学的法学)与theanthropologicalstudyoflaw(法律的人类学研究)，theethnographyoflaw(法律民族志学)等的。人们对法人类学有各种认识，有的认为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法律，有的认为是研究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的法律，②日本学者千叶正士(Chiba)将法人类学简单地定义为:“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学等立场对法的研究”③。这些认识都是较为原始的看法，也是法人类学最初作为学科得到承认时的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在法人类学作为一门自觉的学科出现以前的法人类学研究的现象，而且也发现人们已将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推向了一个广泛的领域。④可以说，这门学科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将我们引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区域，从而使法律多元主义的普遍事实成为理解法律行为社会中法律运作的主要因素或视角。现代法人类学可以说是一个与法实证主义法学对立的法社会学的一个别称，它的研究对象除了传统的领域之外，还涉及各种部门法的来源与变迁和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等。
从法律人类学角度来看，法律的背景是社会整体文化，必须通过对社会文化脉络的掌握来解释法律现象。社会组织、宗教巫术、习俗等与法律存在着密切的功能依赖，研究这些社会结构因素与法律的功能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律的本质。而就部门法来说，财产占有、继承、、通奸、谋杀、渎神及审判方式是法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法律人类学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揭示其文化形态和特征。这些问题许多也是现代民法、婚姻法、刑法与程序法的起源。而原始社会的纠纷解决的人员组成结构和社会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现代组织法与行政法的初步结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法人类学正在大踏步地发展，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向传统法学的各个分支延伸。但我们在此不得不作些说明。法人类学是奠基于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现代人类学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从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追求整体性与普适性为目的的，它以克罗伯等为代表，这一派曾经研究过160多个有关“文化”的定义，他们认为文化是一整套的行为体系，其核心是一套价值系统，他们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另一派则以浪漫运动为代表，他们认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文化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世上绝没有普遍的抽象的文化，这一派的代表是维柯、福柯等。在法学方面，这两种观点分别为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派所主张，可以形象地称他们为主张几何学与数学这样两个派别，也就是主张理性主义建构论与进化论的两派。
二法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
(一)初民社会之法。虽然法人类学最初的滥觞是为了欧洲殖民的需要，当欧洲殖民者在接触到欧洲之外的诸多文化的时候，为了保证对殖民地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欧洲殖民者认识到必须了解、掌握当地的社会控制系统，才能保证该地区的稳定，也才能达到殖民者掠夺和占有的目的。但这种活动却带来了殖民者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促进了法人类学的形成，对这些初民社会或者原始社会的法律制度与法律现象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些社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对其法律的研究来印证或弥补我们法律制度的不足。梅因在《古代法》中以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为基本线索，追述了法律的早期发展史，认为由“地美土第”(Themistes)时展到“习惯法”时代，最终达到“法典”时代是具有典型性的法的一般演变和进化模式。梅因的研究视野虽然囿于历史和地域的局限而未能展开和深入，然而对后来人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以比较的、经验的和历史的手段审视不同民族的法律制度，最后得出法律发展的一般原理。可以说，对初民社会的法律的研究是法人类学一个永恒的主题。
【论文摘要】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文章从政务公开制度实施的民主法治环境分析了有效实施政务公开的条件，并从思想观念和法制建设层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途径，为我国政务公开的有效施行提供外部环境的保证。
政务公开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以及政府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开、透明政府的具体手段和目的，它的有效施行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管理学家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本身，而应该跳出行政系统，从社会这个大系统来考察行政行为，亦即考察一国的行政与该国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政务公开作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开、透明政府的具体手段和目的，它的有效施行除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本身外，还与实施政务公开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一、政务公开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政务公开是我国在行政改革过程中，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而实施的一项制度。其基本内容是：将政府行政管理的重大决策运行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公诸于众，并采取一定的方式让公众参与。
（一）政务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实现形式
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民主化是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特征和内容。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政务公开是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政务公开制度是政府推行依法行政的必备条件，也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提出并通过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都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法治理国家权力，而法治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必然要求权力公开、规范、明确的行使。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说就是以法控制和约束行政权。没有对行政权的规范和制约，就不可能实现“依法治国”。
（三）政务公开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正如前文所述，政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法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影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作用，二是制约作用。法制的健全可以有效地保证政府依法行政等等，这些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务公开制度的有效施行。
二、我国政务公开实施的民主法治环境
（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为政务公开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要想获得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一是政府主动公开，二是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通过申请获得。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已基本解决。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我国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也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来保障宪法及各项法律赋予自己的各项权利。
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我国公务员采用“凡进必考”的方法，工作中通过培训、实践，公务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改革的目标有了深入的了解，服务性意识不断提高，增强了政府公开其政务信息的主动性。我国民主环境的建设还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二）我国政务公开的民主法治环境的不足
我国在实施政务公开的过程中，虽然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受历史，传统文化，地理条件的制约，政务公开的民主法治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1．政府工作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政务公开要求政府能主动公开其政务信息，而政府公开其信息的行政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还是老子的“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的思想根深蒂固，成为几千年来社会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现代的政务公开实质上是对政府公共信息这一无形资产进行重新安排，而这种资源的变更必将剥夺一部分官僚特权，失去信息特权的官僚必将失去巨大利益，这种利益的驱动无疑会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完善，近而会阻碍政务公开的有效施行。
2．我国公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不足。公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是根本。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各地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有很多的地区，由于多民族聚居，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导致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公民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实现真正民主的重要指标，而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不足可以说是培育我国政务公开民主法治环境的又一大障碍因素。
3．有关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深入实施政务公开制度，无论是从中央层面还是从地方层面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保障。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政务公开的法治环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表现在制度执行的表面性。即在执行过程（下转第10页）（上接第6页）中不够深入，还处于极其表面的层次，不少地方的措施只不过是简单的便民措施，离真正的政务公开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三、完善我国政务公开民主法治环境的对策思考
（一）从思想观念层面，努力营造有利于政务公开的民主环境
1．转变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理念，实现由“父母官”向公务员的转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公共理论的演变，整个社会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统治”经“管理”走向“治理”。政府改革的需要，要求政府应切实实现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理念的转变，政府官员应切实实现从“父母官”向公务员的转变，尽快走出管理认识的误区，真正将政务公开看成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于法律规定应该公开的内容要主动公开，对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申请公开的内容，根据法定程序予以告知。
2．提高公民素质，培育公民参与意识。一个具有完全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的人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权利，并且充满自信地维护这些权利。为此，要完善民主政治，就必须唤醒广大公民的公民意识，让公民积极参与到政府和社会的各项活动中去。在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方面，首先，政府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我国公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只有公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会对政治问题产生一定的理解，才会地政治信息产生一定的需求，政务公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
（二）健全我国政务公开的法制化建设
西方国家行政公开的进程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政务公开在实施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相冲突，因此除了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其公仆意识外，还要依靠法律来保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地根据自身情况，深入落实政务公开的具体制度，包括政府公示机制、政府回应机制，公众表意机制与公众监督机制，使制度的执行落到实处。
四、结论
一个民主法治的大环境是政务公开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根基。在我国，政务公开的有效施行，除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本身外，还要大力培育我国的民主法治环境，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将政务公开制度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通过对行政法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也就如何从哪些角度对行政法进行了详细的认识作了探讨。
由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硕士论文范文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时宜常常发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是要求行政法的调整以及行政法对这种改变的确认和维护。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如果说行政法能够被称为“动态宪法”,那也只是从行政法的应然状态来说的。但行政法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其实然状态,也就是法律与现实的切合程度。行政法是调整与规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但行政法首先得尊重政府在现实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政府自身的能力决定了政府现实的角色问题,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也自然就是公民以及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的现实角色问题。对于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巩固和维持,而对于不符合社会现实、阻碍社会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改变,这也是法律的实然向应然趋近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近代行政法的发展演变是伴随着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而演变的。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导致了行政法对行政权的确认、对行政权的控制、对公民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权利的集合也成为制约行政权的重要力量,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社会控制权力”。控制并不是目的,控制也只不过是使行政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使公民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应当促使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这里“平衡”的意思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一种“完美的分工”和随之而来的“专业化”,它们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平衡涉及行政权和公民权各自的“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的度既包括行政机关与公民在实体权利分配上的度,也包括行政程序关系上的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之达到平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彻于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现的基本准则。它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在法律规范空白和出现漏洞的时候,作为共同理念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任何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实施都不得与其相抵触[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行政法的应然状态,又要体现行政法的实然状态,而行政法的应然和实然不过是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的理想和现实的反映,同时行政法又要承担规范和改造现实以一步步向理想趋近的责任。当我们有了理想之后,重要的就在于认清现实和找到通向理想之路的最佳途径。因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包括行政法的实然状态的原则,又包括行政法的应然状态的原则。它应包括以下原则:
1.行政法治原则。首先它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中要贯彻法治的精神;其次它主要是从实体角度出发,强调行政主体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其现实性上则起到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改造其不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的行为习惯和办事作风的作用,它是法治原则和法治规律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法治的道路是艰难和漫长的,法治规律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全体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治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不断证明,行政机关的主体本来就是人,行政机关又是与公民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国家机关。行政法治原则或者说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原则对于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显然具有很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行政法治。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能够认清自身在国家法治的道路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体现出这个原则来。合法性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具体运用和贯彻。
2.适度性原则。为了能使社会健康平稳地发展,政府和公民都需要享有适当的权利和承担适当的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应该保持适度。这种对现实的尊重是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适度性原则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平衡论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上的一个必然反映。职称论文范文合理性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适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3.互动性原则。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或者说行政权和公民权总是相互敌对的。在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也能够协调起来。从宏观的角度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目的在于使双方都遵守法律所设定的权力界限,不越权;但同时又能发现行政法规的滞后,有利于行政法的不断完善。互动性原则以适度性原则为基础,但又是适度性原则的必要的补充。
4.程序正当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都非常重视程序正当原则,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国家,历来“重实体、轻程序”,因而更有必要借鉴先进的发达法治国家的程序原则,将程序正当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行政主体的裁量范围越来越大,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的自由领域,法律规范无法从实体上予以明确规定,因而程序的规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程序正当原则中,重要的是落实各项程序制度的建设。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程序正当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5.责任行政原则。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服从指令和服务”;而新公共管理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对结果的重视和对管理者个人责任的强调”[2]。但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不存在责任的概念。服务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问题在于在服从指令和服务之间存在着矛盾。服从指令是服从上级的指示和命令,服务指服务于公民和社会。上级的指令经常是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做出的,如果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可能与服务的宗旨相违背。但官僚制下的行政官员通常都会选择服从指令,因为这是他的“最优策略”。这样,服从指令就常常以服务为代价和牺牲。这当然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官僚制模式中的人员晋升制度和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制度等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恶果,但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更长久的影响则是责任意识的严重缺乏。责任主要是对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因而这种责任意识的缺乏就会造成政府形象的败坏和政府信用的降低,也就必然造成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损害。所以作为调整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行政法,必然会考虑到这种责任意识缺乏所带来的后
果,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逻辑的必然了;同时这种责任意识的培养对适当时候的政府管理范式的转换也必然具有推动作用。 摘 要:对行政法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从宪制的角度来看,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行政管理的角
回顾本学期的教学工作，我结合二年级学生的心理和年龄特点及实际学情，扎扎实实抓教学，认认真真做工作。现对本学期的道德与法治教学工作总结如下：
一、加强理论学习，为课前备课与课堂教学指明方向
抓好教学，理论学习是关键，我认真学习《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学习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教学理念，备教材、备教法，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学习经验出发，根据教材内容设计不同类型的课，认真预设教学，为上好每一堂课做好充分的准备。《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以学生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品德良好、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的活动型综合课程，所以我十分注重对教材情境创设的创造性改编，对课堂教学的创新使得课堂教学更富有趣味性、生活性和生命意义，力争课堂40分钟的教学质量。
二、读透教材，严抓教学
如何力争课堂的有序、有趣、有效。我在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注意把握同学们的实际情况，根据课程标准的各项规定制定教学计划和教案，帮助学生们开展活动。低年级同学的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形成、知识和能力的发展、经验的积累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教学活动中我注意活动之间的连续性，帮助他们获得彼此联系、不断深化的经验和体验，使他们在主动积极的参与中得到情感的熏陶，品德得到发展，价值判断得到初步的培养。努力确保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促使教学最终实现它帮助每一个学生进行有效学习、学有成效的目的，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
三、以鼓励性评价为主，讲究评价方式多样化
我初步拟写了小学低年级（一、二年级）道德与法治质量考核评价体系。低年级道德与法治课程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律和道德意识，需要通过课堂和课下实践的结合，统编版《道德与法治》将道德与生活知识重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开放性，教学质量需要通过实践教育得到提升。教学评价是以教学目标为依据、制定科学的评估标准，运用科学的技术和手段，对教学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测定、衡量、分析、比较，并给以价值判断的过程。
如何让评价求“全”，包括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生活动和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而有针对性和合理性的评价。其次是评价渠道多样化，采用教师评、学生小组互评、自评、家长评等多种评价方式，并且评价讲究及时、适度，这样所有学生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得到老师的鼓励和学习引导，充分地发挥评价的功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受到老师及时的表扬、激励。
四、今后努力的方向
进一步加强专业教学水平，教师的专业即是教师之本，要在教案、课堂教学、课后反思等方面加强钻研，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并通过听课加强互相学习，通过撰写反思、教学论文等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让道德与法治教学更有趣、有效，更富创新思想，更能促进学生的成长。同时要加强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研究，进一步理论联系教材及教学工作实践，积极探索如何创造性地开展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