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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论文3700字(一)：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与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论文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文化和旅游部下属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一直致力于中国艺术的发展，并不断地有新的开拓、新的想法、新的追求，现在创办《艺术学研究》这份杂志，我觉得这对于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发展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艺术学的学科设置及相关研究是近十几年来逐渐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最早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之初，教育部在国务院指导要求下重新调整高校的学科目录，要缩减50%的学科名称，需要将400多个缩减成200多个。我当时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和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靳尚谊先生都参加了这次学科目录调整的讨论，当时就讨论过艺术学科。从教育部和高校的管理角度考虑，有艺术学这样的一级学科是有好处的，因为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类学科比较多，统一起来利于管理。但是，从学科建制和学理层面上，能不能设立艺术学这样一个一级学科，囊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曲艺、相声、杂技等各门类艺术？这件事情我们当时心里有点没把握。
之后，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想在艺术学的学科建构上有所作为。一次，在评教育部的重大理论项目时，这两所高校都申报了艺术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课题。不过，两所高校所展开的角度不同。北大是希望建立一个完整的艺术学理论体系。北师大想先从调研着手，计划把国内100多所设有艺术学科的综合类高校和艺术院校都调研一遍，在此基础上探索建构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可行性。我当时是总评委，觉得这两个角度都有可取之处，考虑到两所高校都想做这件事情，都在努力做，跟教育部的思路也比较一致，所以就给教育部科技司建议，不如都予以通过，批准他们去做。但最后据说只能有一个指标，至于花落谁家，进展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就这两所高校当时所提交的课题申请书，其中北大的类似于王朝闻先生做的艺术概论，一块一块并置，美术还是美术、音乐还是音乐、戏剧还是戏剧、电影还是电影，各种艺术形式对应各个章节，比如说八种艺术形式就八个章节。作为艺术概论，作为教材使用可以，但是从学理上来看，这样是不够的。我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但做起来恐怕不是太容易。不过，这么一来，倒是把艺术学的学科建制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以前大家可能没有去深入思考这件事，只是觉得教育部归口管理，比如说工科、理科，各自也都囊括很多专业门类，却没有人去建立一个工科，或者理科的学科理论体系。而当时北大和北师大之所以提交艺术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课题申请，跟学科的发展建设也有关系。比如，学校想要成立艺术学院，希望囊括电影、戏剧、舞蹈、音乐、美术、書法等一切艺术门类，但生源有限，老师也有限，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些都统起来一块教，让学生什么都会，他们大概有这层考虑。
以上所讲是我经历中两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点。
当时的情况跟国内高校学科结构和建制的历史背景有关，我们现在的思考也都是基于这个背景，即中国高校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院系调整参照借鉴了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其实源于欧洲高校的学科设置模式，一门一门的并列方式。比如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诗、书、画”，在5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的学科结构里是没有的，因为这是中国本土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科结构，包括要解决的问题都有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历史背景。西方的学科体系在世界上为大家所公认，无论中东、南美等，世界各国大学里面的学科基本都是这样的分类方式。而至于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我国传统中诗、书、画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把这个传统弄丢了，当前语境下能否重续这个传统，以及如何重续，等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对此，我虽然没有系统探究过，但觉得围绕中国传统这样一个角度和立场去展开确实是一条可以试探的路，这跟教育部的学科结构不太有直接的关联性，可以回避因学科结构所造成的那些困惑。但是，我们反过来也要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诗、书、画之间，那种紧密的相关性是在什么层面上相关，这是我们首先要在思路、逻辑上理清楚、想明白的问题。
从广义的文艺理论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把文艺作品分为形式和内容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常用的、或者最普泛化的一种研究切入方式。比如，在评论中国画或者油画的时候，谈论较多的是画作的内容或形式，表现的内容可以相同，形式却不同，油画用的是油画颜料这种形式，国画用的是毛笔和墨。这种分辨在当下西方理论中恐怕都觉得过于粗糙，但在我们现在的语境中还是比较有效的，可以把两个基本部分区分清楚。以今天的议题为例，如果讨论其中的相互关联性，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内容方面，比如说诗所描写的内容，同时也是画所描写的内容，和书法稍有不同，但是书法又和字、词、句这样的文字表达联系在一起。所以，诗、书、画三者之间至少在内容上有比较密切的关联，但关联程度不一样，还可以细分，比如诗和画关联性就很密切，相比之下，诗和书关联性稍微弱一点，但是书和画关联性又很密切。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广义文艺理论的形式问题。形式到底有没有关联？相对而言，形式上的关联也要细化。比如，诗的形式和画的形式显然是两个领域，诗是由词、句、章节组成，语言当然是其最典型的形式；画是由笔墨构成的，属于可视的形象性的语言形式，或者叫视觉形式语言，而且是视觉形式语言中以中国的笔墨工具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在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的形式语言；书法也是一种形式语言，书法具有实用功能，写出来的字马就是马、牛就是牛，除了实用功能以外，书写过程中笔画抑扬顿挫所留下的痕迹又具有语言性，书写的字本身就是语言，但是这个语言不是书法的本体语言，书法的本体语言是抑扬顿挫、枯湿浓淡所形成的语言特征。所以，书的语言特征跟画的语言特征有密切的关联性，叫作“以书入画”，现在也有艺术家说是“以画入书”。但是，“以诗入画”是语言上的关联性还是内容上的关联性呢？我认为“以诗入画”主要是内容上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我国文艺理论中的审美境界层面，即意境和境界上的关联性，这其中有很多话题可深入展开。诗和画在表达人欢喜、爱慕、悲哀、寂寞的感情，以及在感情中所达到的意境和思想境界上，有密切的关联性。相比而言，书法只与其中的一部分有关系，比如评论王羲之的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就是对书法意境和境界的形容，但这个形容跟诗和画的境界、意境又很不一样，其中也有关联，只是比较抽象，王羲之没有画出龙跳天门，也没有画出虎卧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认为我们要仔细分辨不同艺术门类、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相关性及它们的区分和界限，这也是学界目前应该做的事。实际上，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联经常是三维的、立体的网络状，把这其中的相互关系理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非常丰富，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以来，对我们的文艺影响巨大。我认为这影响绝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否则我们不知道其他的文化脉搏、其他地域的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什么贡献。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性大范围的发展和历史，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处于什么位置。在引入、翻译、诠释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回过头来多看看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再拿出来重新加以研究的，不能像20世纪初期那样用比较激进的、简单的方式把传统一棍子打死。在这点上，我觉得现在的时机较好，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和弘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大环境。但这件事情要做好，不能关起门来自说白话，要响应中央的号召，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同时要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放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国际化的背景中展开，这样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有白种人、黑种人，就会偏执一隅，以为全世界都是黄种人，而只有了解到世界上的其他人种，才会知道原来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种。这样的自我了解和自我設定既不是否定自己的优越性，也不是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而是助于我们更全面、整体、客观地看待、分析、解决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在也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以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为两端的中国艺术的一个整体格局的构想，当时我所着眼的是中国艺术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走向。在这样一个可以预测的历史时段中，我认为我们文艺界的一个基本格局应该是枣核形的一个形态，一个尖端是对中国传统的深入研究，另一个尖端是对现代西方的深入研究，中间是一个交融互动的混融区域，这个区域很大，但是两端比较小。所以，我提议要加强两端的深入研究，只有这样，中间的混融区域才能够蓬勃发展，才会混融出各种各样有意义的成果，如果两端研究做不好，中间的混融成果一定是浅薄的。如今距当时的那场学术研讨会，已四十年过去了，回头再看，我依然认为这两端研究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国文艺界最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环境，信息的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便利的程度是我们在几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环境是新的，任务是新的，但是我们要做好，终归要从脚下做起。
艺术理论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播音主持艺术理论与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分析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的基本要素及其发展现状、播音主持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策略，对目前播音主持艺术理论与教学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播音主持；艺术论；教学研究；创新
一、传媒视角下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的基本要素
电视是现代传递信息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电视传媒在开展的过程中，如果想要获得更高的认可程度和观众的喜爱程度，就应该对播音主持人艺术形象和主持风格进行管理。为了获得更多的观众，播音主持需要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和气质。当然，播音主持人的艺术形象应该和主持的节目风格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只有注重整体风格的协调统一，才能让播音主持栏目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机遇。
同时，播音主持人自身的素质和人格魅力也是非常必要的。播音主持与其他传播媒介相比是一种有声的艺术，所以播音主持的语言技巧对艺术内涵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艺术形象和适当的语言技巧有利于播音主持模式整体的突出和统一。
二、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的发展现状及创新
任何一个时代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独特的艺术传播方式。如今人们对信息的渴求程度逐渐加深，播音主持行业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发展着，人们对播音主持工作行业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媒体的类型更加丰富，人们接收新闻和信息的方式也在不断扩展，这种现象对于播音主持行业也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在新时代的发展现状之下，广播媒体行业受到其他媒体方式的强烈冲击，在传承传统播音主持艺术中精华的部分之外，--也需要对传统播音主持艺术的方式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在发展过程中谋求有利的条件。
首先应该对传统的播音主持观念进行革新。很多人在业余生活中想要获取更多的媒体消息和新闻，大多数的观众更愿意选择一些视觉冲击力更强的媒体方式。这就需要播音主持专业的学习人员不断地增强自身的素质，学习新媒体下播音的理念。以一个更加全新的形式给观众带来享受。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对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人才进行着重培养，让其认识到创新对这一行业来说的重要性。
播音主持的专业技巧和素质对+播音主持人來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训练和学习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积累，单纯地对语言进行培养是无法达到当今社会需求的，需要对播音主持的播放风格和节奏进行更加全面的把控，只有这样才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加全新的体验。
三、播音主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播音主持在广播电台行业和电视台中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播音主持在如今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各大高校也在着重培养播音主持方面的人才，这个学科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和成果。然而面临其他媒体种类对播音主持专业的冲击，传统的播音主持教学方法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不足之处。首先播音主持专业与其他教学专业相比存在着一定的独特性，由于这个专业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于专业的技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在传统的教学方案中，应该针对教学的计划和教师的创造性思想进行更加全面的开发。对实际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方案，可以看出如果是单纯的参考普通院校的教学模式是无法达到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要求的。应该根据目前市场现状的分析和我国经济社会对播音主持专业发展的需求及就业现状等几个方面更加明确地确定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学目的和主要内容。
播音主持专业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有声的语言进行训练。每一个学生对语言的个体理解和感悟都是不同的，所以就需要课程在开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同时高校的教师应该对学生整体学习情况和学习的进度进行全面的把控。
国画艺术论文
摘 要：国画大师齐白石是艺术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他立足于东方传统的艺术理念，汲取了劳动人民智慧的滋养，开创了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天衣无缝的融汇。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通过对大师成就的追寻和总结，重点分析了其艺术创作的特点和艺术创新的发展理念，探究齐白石大师的创作方法和经验，在理论上为中国未来的艺术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齐白石；艺术成就；创作特色；艺术解读
1 论国画大师齐白石的艺术成就
国画大师齐白石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两方面。齐白石一生砚耕不辍作品达三万多幅，诗词三千余首，是中国画家中的“常青树”。
1.1 齐白石早期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艺术史上，齐白石是一位从传统走上革新的大艺术家！齐白石早年的画风极不成熟，以其画风发展来看，早年笔墨较清新整饬，也无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特点，早年的齐白石生活在清末民国初年，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民国社会，都是等级社会，压迫社会，不平等社会，反映到艺术上，就是艺术只反应上层人物的审美需求，所以与普通民众，老百姓的审美趣味相差甚远，因为艺术家没有必要满足老百姓的艺术需求。
1.2 齐白石艺术的风格转折期
齐白石重要的转折期就是，让普通民众也成为了艺术的观众，齐白石就是顺应了这一艺术潮流的伟大的人民艺术家.首先：他扩大了绘画的题材，这是他最大的艺术贡献，他的写意花鸟取材广泛，可以说瓜，果，菜，蔬，花，鸟，虫，鱼，只要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老百姓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他都拿来入画，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艺术创举，对于古代那些只以松梅兰竹取材的画家而言，齐白石显然更具生活气息，画风热烈，积极，向上，可以说完全是属于人民的艺术.其次：在绘画颜色当中，齐白石添加了红色！红色运用到中国绘画当中那是石破天惊的创举！文人画可以说就是水墨画！ 齐白石巧妙地将黑色与红色结合起来.运用红色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审美要求，使用红色，代表了对于传统的认识与传承。
1.3 齐白石中期的艺术成就
白石老人40岁之后，能画能印，他的名声传遍湘潭。此时，白石老人的绘画技艺大增，已经逐渐摆脱了古法的束缚，虚心学习今人的绘画技法。所展出的《赐桃图》便是白石老人于光绪丙午年（1906年）为晋卿老伯祝寿所作。喜欢把桃的比例加以夸张，这种夸张手法是从民间艺术借鉴而来，这也是成就其艺术的一大根源，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天衣无缝的融汇。
1.4 齐白石晚期艺术成就
真正让齐白石名垂青史的是他衰年变法之后的画风，也就是他晚年的画风，齐白石是在各方面造诣都很高的现代绘画大师，他跨越了两个世纪，活到将近百岁，继清末民初海派画家之后，他把传统中国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人品、绘画、诗句、书法、篆刻，无不出类拔萃。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衰年变法，绘画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一派，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工绝，兼及人物、山水，名重一时，与吴昌硕共享“南吴北齐”之誉。他的绘画，以其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最高峰。齐白石80岁之后，画虾技术颇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2 齐白石艺术创作特色
齐白石的画，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经常注意花、鸟、虫、鱼的特点，揣摩它们的精神。他曾说：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要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齐白石绘画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生不搞妄作，没见过的东西，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东西，他不画。第二大特色就是崇尚自然，入他画的大都是自然界中极普通，但对平民百姓‘贡献’最大的东西。齐白石画虾，画萝卜，虽然受到当时所谓正统画家的嘲笑，但深得平民百姓的欢迎和喜爱。
3 齐白石的艺术解读
齐白石的绘画，浓厚的乡土气息，纯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烂漫的童心，富有余味的诗意，是齐白石艺术的内在生命，而那热烈明快的色彩，墨与色的强烈对比，浑朴稚拙的造型和笔法，工与写的极端合成，平正见奇的构成，作为齐白石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觉形状，相对而言则是齐白石艺术的外在生命。现实的情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形式，而这形式又强化了情感的表现，两者相互需求、相互生发、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齐白石的艺术生命，即齐白石艺术的总体L格
4 齐白石的人格魅力解读
齐白石的绘画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作品1937年，“七七”事变后，齐白石闭门谢客，拒绝日伪大小头目索画，也不卖画，表现了宁可挨饿也不丧失气节的精神。他画了《群鼠图》以讽刺日本侵略者，还写了不少抒发国破之愤的诗。他为了讽刺旧官们的，画了《不倒翁》和题有“看你横行到几时”的螃蟹。新中国成立时，齐白石又画了《祖国万岁》，抗美援朝时他画了和平鸽，参加义卖画展。他的绘画艺术表达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这与消极避世，超脱孤寂的古代文人画创作是截然不同的。在他的作品中，洋溢着健康、欢乐、诙谐、倔强、自足和蓬勃的生命力。
5 结语
齐白石，一位离我们渐行渐远的艺术大师，他已经逝世五十周年了；齐白石，一位矗立在古典与现代交汇点上的艺术高峰，当我们与他拉开了一段时间距离之后，却愈发体味到了他的巍峨与博大；齐白石，一位出身于民间艺术，继承了传统艺术，同时也开启了现代艺术的世界文化名人，他的艺术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带给后来者无限的创造空间和精神启迪，几代艺术家都在有意无意中领受着他的艺术恩泽，并将继续承受他的艺术影响与文化辐射。
今天，我们是站在新世纪的历史方位，回望那个五十年前辉煌谢幕的老人。拨开历史的轻纱，透过时光的烟尘，我们看到了什么？或许，笼罩在白石老人身上的五彩光环，如今已然褪去，但是，那位从湖南乡间小路上踽踽独行而来的艺术虔徒的身形面影，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
参考文献：
[1] 周迅.齐白石全传[M].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刘人岛.走进大师齐白石[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艺术教育论文5300字(一)：新中国70年来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论文
摘要：新中国70年来，贵州艺术教育研究成果显著，为了更客观地了解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与发展态势，文章以中国知网（CNKI）1949-2019年间收录的“贵州艺术教育研究”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借助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从年度发文量、关键词、作者和机构等方面绘制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得出贵州艺术教育研究趋势的知识图谱，进一步分析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热点及其发展态势。
关键词：艺术教育；CNKI；CiteSpace；知识图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贵州的艺术教育研究也随着课程、学科、专业的建立而迅速发展。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贵州艺术教育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众多丰硕的成果，包括专著、教材、期刊论文、会议论文集等众多类型，涌现了一大批出色的艺术教育者，不仅促进了贵州艺术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在民间艺术方面，也为整个中国的艺术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贵州艺术教育研究七十年来积累的大量论著文献，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知识图谱研究。因此，正确系统分析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现状、梳理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探索贵州艺术教育研究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对新中国70年来贵州艺术教育的研究动态和发展前沿进行分析，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集了建国70年来有关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数据。文中的艺术教育数据是从“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书法、艺术”教育八个方面进行收集的，采集的地域范围包括了贵州省所有的县市，运用基于布尔（Boolean）字段组合的专业检索方法进行检索，其中的一段正则表达式如下：
SU=美术教学AND（SU=贵州ORSU=贵阳ORSU=遵义ORSU=安顺ORSU=六盘水ORSU=毕节ORSU=铜仁ORSU=清镇ORSU=盘州ORSU=凯里ORSU=都匀ORSU=福泉ORSU=兴义ORSU=兴仁ORSU=黔东南ORSU=黔南ORSU=黔西南）ORSU=美术教育AND（SU=贵州ORSU=贵阳ORSU=遵义ORSU=安顺ORSU=六盘水ORSU=毕节ORSU=铜仁ORSU=清镇ORSU=盘州ORSU=凯里ORSU=都匀ORSU=福泉ORSU=兴义ORSU=兴仁ORSU=黔东南ORSU=黔南ORSU=黔西南）ORSU=音樂教学AND（SU=贵州ORSU=贵阳ORSU=遵义ORSU=安顺ORSU=六盘水ORSU=毕节ORSU=铜仁ORSU=清镇ORSU=盘州ORSU=凯里ORSU=都匀ORSU=福泉ORSU=兴义ORSU=兴仁ORSU=黔东南ORSU=黔南ORSU=黔西南）ORSU=音乐术教育AND（SU=贵州ORSU=贵阳ORSU=遵义ORSU=安顺ORSU=六盘水ORSU=毕节ORSU=铜仁ORSU=清镇ORSU=盘州ORSU=凯里ORSU=都匀ORSU=福泉ORSU=兴义ORSU=兴仁ORSU=黔东南ORSU=黔南ORSU=黔西南）
在收集到的初始数据中通过人工删除人物访谈、会议通知、新闻报告等无效数据和一些重复数据后，最后得到新中国70年来贵州艺术教育研究有效文章共有316篇。
（二）数据处理方法
此次研究采用的是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陈超美）开发的CiteSpace。将选定的文献数据按照Refworks格式导出，为了方便下一步数据处理和信息分析，每条数据包含标题、作者、摘要、出版日期、期刊等信息。在CNKI中导出的信息需要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格式转换，才能使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二、结果与讨论
（一）发文数量分析
发文量是指学术研究论文的发表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某一学科的研究水平、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1]。通过统计1949年至2019年贵州艺术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期刊和硕博论文，得到图1所示的年度发文分布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49年至1993年发文量为0，这期间贵州艺术教育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1994年至2009年，年发文量总体在10篇以内，这期间贵州的艺术教育开始有了比较缓慢平稳的发展；2010年至2019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18年达到最大值50篇。需要说明的是：统计的截至时间是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发表的文章应该还有部分数据没有上网，所以2019年的发文量只有22篇。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发[1999]9号）中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尽快改善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
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中指出：中小学要按照国家规定开设艺术课程，提高艺术教育教学质量。充分挖掘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展经常性的、丰富多彩的校内外艺术活动。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重视艺术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场地建设和器材配备工作，保证学校艺术教育的必要条件。在2010年以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极为不平衡，尤其是艺术教育，对于贵州这类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更是不够，每年的发文量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但是在国家政策的促进作用下，相关研究也在缓慢进行着，在2006年发文量达到了9篇。
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教基二[2010]3号）指出：坚持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宗旨，把指导和规范学校全面落实课程方案，突破课程实施的薄弱环节作为重要任务。严格落实综合实践活动、技术、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随着相关政策的推动作用，贵州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发文量增长极快，在2018年达到了最高峰。
（二）研究热点分析
表1是“1949—2019年贵州艺术教育研究排名前20名关键词统计表”，其中包含关键词、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和中心性，关键词的中心性代表了关键词的共词程度[2]。图2是“1949—2019年贵州艺术教育研究核心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中以关键词字体的大小表示出现频率的高低。关键词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者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的浓缩，一般来讲高频关键词可以用来确定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对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列出了出现频次较高的前二十个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音乐教育”，出现了18次；其次是“美术教育”出现了14次；排名第三的是关键词“现状”，出现了13次。排名前两名的关键词正是本文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的关键词中的两个，排在前列是正常合理的。其余的排名前20关键词包含传承、创新、教育、少数民族、高校、民族文化、民间艺术、民间美术、民间音乐、贵州大学、实践、本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培养、课程改革、侗族大歌、红色经典艺术等。通过对关键词进行整理可以看出，近些年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重点在民间艺术的传承方面，研究的机构主要在高校，包括贵州大学、遵义师范学院等，在艺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和人才培养方面也逐渐得到重视。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千百年来，贵州省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创造了形式多样、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艺术类型。贵州的民间音乐、民间美术等都非常值得人们研究，这也是贵州艺术教育的独特之处。
在关键词中还有一个非常具有特点的是“红色经典艺术”。贵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遵义地区的红色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更具有优越性，将“红色经典艺术”引入课堂，能够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
（三）作者分析
图3是排名前15位的作者可视化分布图，每个点代表一位作者，点越大代表该作者发文量越多，点与点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与作者之间合作关系。排名前15的作者发文量都是两篇及以上，其中4人有合作关系，发文量最多的张应华和谢嘉幸合作发表了2篇文章，排名第6的张亚曼和排名第7的潘仙尧合作发表了2篇文章，其余的作者均是单独发文。这说明进行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作者合作关系大多呈离散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作者合作网络。贵州艺术教育研究是一个区域性研究，进行相关研究的作者不算太多，研究者之间如果能够加强合作程度，形成一个较大的研究共同体，这将促进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更为科学地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本文依据普赖斯定律计算公式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即“M=0.749×（其中M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篇数，Nmax为发文最多作者的发文篇数）”[3]。在该公式中，Nmax代表所有研究者中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N则代表核心作者发文量，当作者发文大于N时，则可判断其为核心作者[4]。通过CiteSpace分析软件输出的分析结果可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张应华教授在贵州艺术教育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共发5篇文章，则nmax=5，得出N=1.675，即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不低于2篇。根据作者发文量统计结果，有15位作者符合核心作者的条件，分别是张应华5篇，谭娇艳3篇，谢嘉幸3篇，牟孝梅3篇，其余11位作者发文量都是2篇。
为了进一步确定核心作者的发文质量，对上述15位作者的文章被引用频次进行了统计，如表2所示。
在国内对贵州艺术教育进行研究的作者中，文章被引频次超过5次的有5位作者。其中，谢嘉幸，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教授，发文量是3篇，平均被引频次是26.67；张应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是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发文量5篇，平均被引频次是16.20；杨殿斛，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扬州大学音乐研究所所长，发文量2篇，平均被引频次是6.50；聂建平，贵州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发文量2篇，平均被引频次是6.50；牟孝梅，贵州遵义师范学院教师，发文量2篇，平均被引频次是5.33。上述5位作者是发文量较多，被引频次也较高，说明他们关于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四）机构分析
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主要机构如图4所示，图中圆点表示发文机构，不同圆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机构间有合作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进行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机构主要是贵州的各高校。从机构之间的连线来看，在图中只看到贵州大学和中国音乐学院之间有合作关系，各研究机构基本处于零散分布，这表明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程度较低，合作意识不强，这对于贵州艺术教育研究非常不利[5]。因此，建议各研究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协商探讨，增强结构之间的合作机会创建协同创新的科研共同体[6]。
把图4中相同的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对CiteSpace分析软件输出的分析结果进行统计得出，发文量最多的是遵义师范学院，有29篇。遵义师范学院是一所具有红色革命传统的学校，2011年4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文批准遵义师范学院为全国10所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遵义师范学院艺术教育研究主要方向是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其次是贵州大学发表的22篇，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历史悠久，在西南地区的艺术教育中，在民族民间艺术教育方面有自己独具的特色。凯里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及贵州师范大学等在贵州艺术教育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结语
本文从年度发文量、关键词、作者和机构等方面绘制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一是通过发文量统计，贵州的艺术教育还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相关研究者可以投入大量精力到贵州艺术教育研究中；二是通过“关键词”分析，可以看出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热点主要是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现状、传承、创新、民间艺术、红色经典艺术等方面，民间艺术和红色经典艺术也是贵州艺术教育的突出特点；三是通过“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得出进行相关研究的作者不算太多，研究者之间如果能够加强合作程度，形成一个较大的研究共同體，这将能够促进贵州艺术教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四是通过“研究结构合作图谱”分析，得出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程度较低，合作意识不强，这对于贵州艺术教育研究非常不利。因此，建议各研究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协商探讨，增强结构之间的合作机会创建协同创新的科研共同体。
作者简介：令狐红英，硕士，贵州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设计文献学、设计信息学、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设计研究中的运用。
艺术教育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艺术教育在技工院校中的作用论文
摘要技工院校是培养技能人才的专业院校，是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命与责任重大。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艺术教育作为技工院校美育的重要途径，其对学生综合素质以及个人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技工院校需要正视艺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在教育教学中积极发展与渗透艺术教育，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水平技能人才。本文首先对艺术教育在技工院校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技工院校发展艺术教育的策略。
关键词艺术教育技工院校作用
0引言
绝大多数技工院校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将专业理论课与技能实训课放在首位，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主，但对学生的美育与德育却不够关注，艺术教育严重缺位。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技工院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人才培养目标是技术工人，因此不需要开展艺术教育。但当前各行各业对于技能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更看重技能人才的全面性与创造性特质，在这一情况下，必须重新审视艺术教育在技工院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1艺术教育在技工院校中的作用
艺术教育对于技工院校而言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虽然与专业理论与技术课程相比，其作用并非十分突出，但对学生发展以及提升学校人才培养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艺术教育是技工院校落实素质教育、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随着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变，当前职业教育在淡化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关注学生人格、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审美能力的培养，更看重将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知识信息的泛化，人们对于美育有着更高的要求。在技工院校教育教学中渗透与发展艺术教育成为学生了解艺术基本常识、掌握鉴赏艺术作品基本方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想象力、表现力与创造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情绪与审美能力，这与素质教育的目标一致。
另一方面，实施艺术教育有利于增强技工院校学生自信心，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技工院校由于入学门槛低，学生基础薄弱，且部分学生来自于教育以及经济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这就使部分学生在学习以及人际交往中不够自信，语言表达能力不强，综合素质不高。艺术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艺术的基本常识、学会鉴赏艺术作品，其更强调对人整体生存态度与生活观念的培养。技工院校学生在接受艺术教育过程中能够领略艺术世界的魅力，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给予学生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2技工院校发展艺术教育的策略
2.1提高对艺术教育的关注度
职业技能教育与艺术教育之间有着相融互通之处，二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艺术训练旨在让学生通过教学掌握某种艺术鉴赏方法与创作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触及职业技能方法的训练。其实早在古代，我国就十分重视专业能力教育与艺术教育并重，例如古代的“六艺”。因此，技工院校的领导与教师以及教学管理人员必须重新审视艺术教育的作用与地位，提高对艺术教育的关注度，在日常教学中积极思考如何将艺术教育渗透到专业教学中，在专业课程中增设音乐、美术等相关内容课，更好地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与能力。
2.2增设艺术类课程
课堂教学是技工院校发展艺术教育最基本的途径，学校可以根据专业设置情况以及学生的需求开设公共艺术选修课与必修课，使学生对于艺术流派、基础美术、音乐知识等有初步的了解，例《审美入門》、《音乐欣赏》等必修课，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学习艺术的机会。此外还可以根据学生兴趣爱好以及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开设选修课，例如《中外美术史》、《舞蹈及鉴赏》、《戏剧鉴赏》等艺术课程，使不同专业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都可以受到艺术的熏陶。无论是公共必修艺术课程还是选修艺术课程，都应该将课程纳入学分考核体系内。
2.3侧重艺术实践教学
技工院校所开设的课程都偏重于实用性，而且大多数学生对于偏理论性的课程缺乏兴趣。因此技工院校艺术课程教学也应该淡化艺术理论知识，侧重艺术实践教学，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中有实际的使用性。例如在《音乐欣赏》这门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学习一些经典歌曲的演唱以及合唱指挥，在课前教师可以把器乐曲与诗词上传至网络中，让学生课前聆听乐曲，还可让学生将听后感写下来，不限字数，最后在课堂上根据学生课前自学情况指导学生演唱与欣赏乐曲，还可组织小组演唱竞赛、班级文艺演出等方式让学生可以将课堂中学习的音乐基础知识用于实际，这种偏重艺术实践的教学方法可以使《音乐欣赏》课程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4开展多样的艺术社团活动
社团活动是技工院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技工院校艺术教育隐性课程之一。因此技工院校应该积极帮助学生创建社团，在学生社团建设与社团活动中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鼓励学生成立摄影社、手工社、合唱团等社团，并为社团活动提供足够的场所，鼓励各个社团联合举办文化艺术沙龙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提高生活文化品位与审美情趣，进一步挖掘学生学习潜能及创新能力，为更多的技工院校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增强自信心。
关于社会改革深化的时代大潮与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自身深化的关系问题。
这两者深化的对应关系，即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美学的深化应当取决于并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一条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生命在于它或迟或早能指导实践。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电视艺术领域，每当创作的实践顺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前进，冲破了现成理论框架的束缚，即现成的理论已经阐释和概括不了新鲜的创作经验，甚至已经证明现成的某种理论指导是有悖于创作的发展时，我们往往不是科学地考虑理论自身应当如何调整、充实和发展，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创作“越了轨”。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仅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而且也自然损害了理论自身的声誉和尊严。
物极必板。于是创作界有了一种责难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呼声，理论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种索性主张建设“与创作实践根本不搭界”的“纯理论”的主张。而日新月异的创作现实，又总是对应着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的，因此这“纯理论”也就自然与社会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认，文学、电视艺术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学建设确实都应有专门人才侧重于对艺术本体进行高层次抽象思维的“纯理论”建设。而我们民族传统的文艺理论之所以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演绎能力都还不够发达，恐怕也多少与我们缺乏这种“纯理论”建设有关。这一点，只消把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作个比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尔曾指出中国哲学思辨不发达，连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也可以发现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中国，代数学很早就很发达，而几何学则不然。这大概是因为代数重在“求算”，而几何则重在“求证”。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来了，如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就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著有《缀术》、《九章术义注》等书。但凡“求证”的则很晚才证出来，如古希腊就已发现的几何学上的欧几里德定理，我们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启在《几何原本》中译介过来。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实际存在的这一弱点。说它是弱点，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整个电影理论建设中应有专门人才去从事这种“纯理论”建设，以促进理论思维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这种“纯理论”建设，我以为也必须对应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须从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觉汲取动力。从发生论的观点看，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电影界，新的理论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评方法的崛起，从根本上讲，都是既起因于对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的观照，又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在审美领域里抽象思维成果的直接体现。试想，没有社会改革、开放的总背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如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进到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来吗？文学、影视艺术理论批评的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是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理论批评自身也随之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一个国家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无论是实践性强的理论建设还是所谓的抽象性强的“纯理论”建设，都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它的经济实力及文化传统。因此，在我国，理论批评要深化，要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严和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无论如何，文艺理论批评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觉地对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觉地从中汲取动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势。
二
关于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直接科学抽象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深化。无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积累和横向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现实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直接抽象并上升为理论的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过程。这两者虽有区别，但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直接从创作实践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并建构理论体系的任务极其艰巨，而任何个人的才智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包括刘勰那样的大师，也很难说全靠这种直接抽象建构他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借鉴和吸收古代和外国的间接思维成果。新时期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被介绍进来。这是大好事。因为从宏观上讲，开放带来的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是以承认事物本身（包括影视艺术）的复杂性、整体性为理论前提的，它打破了那种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评模式。从微观上讲，开放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有助于电视艺术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以利于对电影活力（从创作到发行放映乃至批评研究）的各个环节和局部进行深入的、精细的研究剖析，推动我们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日益全面和科学。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倘陶醉于此，我很怀疑在理论上能真有建树。因为建设新理论的难点，恐不仅只在如何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的时代水平上把间接的思维成果消化，并同直接的对我国创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我国著名的电影美学家钟惦fěi＠①先生生前就反复强调过：“电影美学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既要从银幕上去寻求，更要从银幕下受其感染的观众中去寻求。”（注：《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34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此言极是。
我这样说，是基于确实感到这种结合有加以强调的必要。当然，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从宏观的战略意义上看，我们仍须保持一种科学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例如，有一位青年学者著文介绍说，西方的文艺理论表现为越来越远离创作实践，它们仅仅对文艺现象作形而上的阐释，并以脱离形而下的创作经验而自豪。这种鄙视创作实践并不以指导创作实践为己任的理论，虽然很难说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要以各种形式作用于文艺思维和文艺实践的），但它的弊端和不足也是明显的。有时连一个一说就明、一道就破的文艺现象，也要用一连串的繁琐概念加以玄虚的描述。至于西方美学中各派分庭抗礼，各执一端，相互否定而在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上较少渗透互补的情况，更是多有存在。因此，有鉴于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我仍然主张既注重纯粹思辨的理论演绎能力的培养，也更注重用对直接经验的归纳来弥补其不足，并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间的信息交流；主张既注重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也更注重直接从现实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主张既注重防止以整体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去制约电影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程，也更注重提醒潜心从事于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某一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的同志，能正确估量本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在提高全民族电影文化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者相辅相成，结合互补，才能较少片面性。
三
关于我国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乃至整个电视文化的建设，需要具备一种“着意于久远”的战略眼光的问题。
应当承认，无论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的需要看，还是从电影创作日趋繁荣呼唤理论引导的需要看，我们的电视艺术理论批评都是有愧的。造成这种滞后现状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恐怕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即我们缺乏一种“着意于久远”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眼光。
目前，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还很难说得上已经深化。现状是：就电视艺术批评与美学研究队伍而言，似乎还未能在宏观的战略眼光下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人才。北京虽然有专门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电视艺术家协会，三家的理论队伍却各自为战，缺少分工协作；此外的理论批评队伍则大都从属于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将理论建设的使命附属于播出单位，理论批评联系实践的优势明显，但其独立品格和尊严恐难以保证。但令人欣喜的是，自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先后建立或开始筹建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这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不少高等院校文科也纷纷开设影视艺术理论与电影美学选修课，一支由高校从事影视艺术教学的师资组成的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就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而言，由于缺少战略考虑和统筹安排，影视艺术理论研究、影视艺术作品批评和影视创作规律探索，在目前还基本上是混为一体的。这也不利于理论批评的深化和科学化。这三方面应当有区别也有联系。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侧重于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化。这样，理论思维和批评水平才可能改变平庸浅薄和就事论事的局面而强化理论深度，才可望顺应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升腾到更加科学化、细密化的新水准。至于影视艺术美学，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真正进行哲学领域里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言：“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这样，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才可望作为“着意于久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
四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是老一辈文艺家、电影家的夙愿。我的恩师钟惦fěi＠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不甘寂寞，想写一本电影美学”（注：《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见《钟惦fěi＠①文集·下》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令他蒙冤罹难。二十余载，只能在写检讨中过日子。直至年逾花甲，才在新时期抱病组织班底，受命主编《电影美学》。只可惜，仅仅出完《电影美学·1982》和《电影美学·1984》，病魔便夺走了这位“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的电影美学家宝贵的生命。但他留给我们的千古文章，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也为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美学体系，指明了方向和要领。我们应当认真继承，反复领会，付诸实践，受用无穷。
在周扬为《电影美学·1982》所作的序中，钟惦fěi＠①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来对电影美学研究的思考成果（据笔者亲身经历，知周扬这篇序的起草者即是钟惦fěi＠①）。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哲学美学研究之风大甚，而艺术诸门类则多忙于自身的实践，无暇顾及这方面的事情，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这篇序精辟地阐明了建设中国电影美学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电影美学的根本问题还是由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建成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观念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既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也是我们的审美理想。”“没有这样的审美理想，电影美学就将失去它崇高的目的和本身应当具有的魅力。”二是“我们的电影，正如其它艺术一样，是为人民的，首先是为劳动人民的。”“近五十年和更长时期的中国电影，应该成为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精通业务，就是要懂得业务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轻视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是不对的。”三是“电影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决不可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要善于吸取西方电影美学中适合中国国情的营养，“为我们所用，而不是‘随风飘去’”。四是要“建立良好的学风”。“美学上有些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几千年，至今没有结论。我们的学术和艺术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不同艺术风格的竞赛中逐渐有所进步和有所突破的。”（注：见《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1～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
上述四条，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思路、再到学风建设上，为电影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了极为重要、精辟的意见，是我们后学者创建电影美学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新时期以来，钟惦fěi＠①还就电影美学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光芒的论文，如《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问题·序》（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196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回声——电影美学札记之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30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拟〈电影美学〉序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5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的追求》（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9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电影美》（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1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5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1984编后记》、《平安里美学——又说〈乡音〉》、《致〈电影美学〉写作组诸同志》、《电影学的思考方向》等。他深刻指出：“美学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电影美学尤其如此。它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诸方面，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显得更突出，而且在艺术诸门类中也具有边缘性，使它既从诸联系中认识它之所以成为综合艺术；又从区别中把握电影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的美学不等于政治，却比政治更深；不等于世界观，却比世界观更具有实在的内容的粗略叙述。不比诸姐妹艺术源远流长，造诣高而且深，却使诸姐妹艺术在银幕上发出难以磨灭的异彩。电影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艺术家可以不承认它，但更严峻的还在于它是否承认艺术家。”
这段话，字字珠玑，不仅对电影美学建设，而且对电视艺术美学建设，都具有明鉴作用，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
五
论及电影美学，钟惦fěi＠①先生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电影美学一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广大观念。这是我们的电影美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意识。”这话，同样适用于受众面更广的电视艺术美学。
电影观众学即电影接受美学，是电影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玄妙的电影，倘无观众，是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创作，提倡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出现了那种以“玩艺术”为宗旨的令大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发行拷贝数几乎为零的如《雾界》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劝导电影艺术家们，万勿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脱离大众的审美需求，搞贵族艺术，这是决无出息的。但这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必须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下功夫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须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
勿庸讳言，无论在电影领域，还是在电视艺术领域，时下对“观赏性”的认识，都存在着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片面性。
一种是远离大众审美需求，无视观赏性。如前所述，这较易识别，其谬误显而易见。
另一种是盲目追求观赏性，片面抬高观赏性的地位和价值。这往往是在“尊重观众”的唯物史观旗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因此，较难识别，常常以假乱真。其实，所谓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原本不是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同一范畴里的概念。前者是以观赏者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接受美学范畴：后两者均为以艺术品自身的品格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作品美学范畴。按照语言学、逻辑学的规范，要求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概念，才能在一定范畴里进行推理，从而保证判断的科学性。显然，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拉到同一范畴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推理、作出判断，是欠科学的。更何况，观赏性虽然与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决定它的主要因素不是艺术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而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譬如，电视连续剧《孔子》，在山东大学从事儒学研究的教授们那里，看得津津有味，观赏性甚高；而在文化素养较差的城市“盲流”那里，却知音寥寥，观赏性甚差。由此可见，观赏性与作品本身关系并不直接；决定它的，倒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再，观赏性还是个变量，而非恒量。昔日的“毒草”，今成“重放的鲜花”。如老舍的《茶馆》，五十年代演出，因其舞台上烧了纸钱，适逢“一化三改造”刚过，于是被斥为“替资本家招魂”，观赏的结论是“毒草”；而新时期以来，只消于是之先生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一站，便被观赏者赞为“一身都是文化”，《茶馆》成了传世之作。且，即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审美接受空间不同，观赏效应亦迥异。评委们评奖，在审看间里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看，与回到家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其观赏效果能一样吗？惟其如此，以接受美学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计，倘给观赏性下一定义，则至少应表述为：它虽然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这是极为复杂的。
我这样分析观赏性，绝非咬文嚼字，更不是玩概念游戏，而是事关电影美学和电视艺术美学建设的大计。理论思维与美学思维的失之毫厘，势必造成创作实践里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历历可鉴。
强调科学地认识与清醒地追求观赏性，不仅因为这攸关电影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还因为这关系到全民族的美育。美学与美育，关系密切。美学是美育的理论指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大众的美育水准，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明的水平。本世纪之初，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石破天惊地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兼容并包，广纳人才，造就了一个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组织准备的新北大。而新中国诞生之后，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误把美育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教育方针里剔除了美育。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只消看一看“”种种毁灭人性、践踏人的尊严的丑行劣迹，便令人痛心疾首。事实雄辩地证明：就人的综合素质而言，德育、智育、体育当然重要，但美育却万万缺少不得；德育不能代替美育，而德、智、体三育之中，却都须贯穿美育。美育对于开发人的智力、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激活人的创造能力、提升人的综合素质，都极为重要。据说，当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仅源于智商，更源于情商，且情商的作用远甚于智商；不仅源于左脑，更源于右脑，且右脑的能量大约为左脑的十万倍。电影和电视艺术是两门受众面极广的艺术，它们作用于大众的审美神经，正、负面效应都极明显。如果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始终把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纳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范畴，那么，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艺术创作就能面对着市场经济大潮下强大的媚俗思潮而保持清醒、明智的头脑，处理好适应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片面地认识和追求观赏性，盲目地媚俗从俗，那就势必弱化、消解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败坏大众的审美情趣，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中华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便是靠极具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所以，电影接受美学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应是科学地认识和清醒地追求观赏性。
摘要:作为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一种独特的歌唱流派，美声唱法拥有完整的科学发声体系，而我国的声乐艺术在发展中则强调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有机结合，通过对声音、形式的合理选择，增强声乐艺术的表现力，可见美声唱法对我国声乐艺术的影响。本次研究将着重对美声唱法在中国的起源于发展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了美声唱法与中国声乐艺术的异同，并对美声唱法对中国声乐艺术的影响作出了思考，为我国声乐艺术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美声唱法；中国声乐艺术；异同；影响
作为声乐艺术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声唱法最初起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美声唱法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声乐艺术，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声乐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声乐艺术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发展，美声唱法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声乐艺术的认识，而且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艺术界对民族音乐的反思，因此，对美声唱法对中国声乐艺术影响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实践意义与社会价值。
1美声唱法在中国的起源、发展
美声唱法最早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过公派国外留学生及国外声乐教师引进传入我国。在美声唱法传入初期，国人对该艺术相对陌生，在声乐教师及各类文化交流教育工作的支持下，美声唱法艺术模式在我国初步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声唱法在我国的发展。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著名美声歌唱家到我国进行了示范性教学，主要对美声发声方法、发声练习方法以及发声技巧等进行讲解，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强调关闭唱法，引发了国人学习美声的热潮，推动了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国外著名歌剧大师、男中音歌唱家到我国进行讲学，传授了美声的歌唱技能、技巧，涉及到声乐教学的各个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声乐训练的整体水平。90年代后，世界著名歌唱家阿米玲到我国讲学授课，除了对歌曲演唱技巧的讲述外，还对部分作品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阐释与指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社会所能接受的美声强调的是声情并茂，要求在确保美声声音优美的同时，能够传达情感，这也是美声唱法在我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
2美声唱法与中国声乐艺术的异同
2.1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共性
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共性首先表现为呼吸位置的共同性。我国民族声乐及美声唱法都强调呼吸的顺畅性，其不仅是发声的原动力，更是歌唱的重要基础，在歌唱中要确保声音连贯、流畅，做到吐字清晰，并能够实现对音量强弱的有效控制，呈现出完美的演绎效果。其次，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在高位置声音安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我国民族声乐主要借鉴的是京剧唱腔，美声唱法则更多借鉴了西洋歌剧唱法，这一技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声音的内在感染力。另外，我国民族声乐强调歌唱声音要上下贯通、流畅自如，而不是挤塞喉咙；美声唱法也明确强调歌唱要打开喉咙，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2.2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差异
首先，表现为共鸣器官运用的差异。美声唱法强调的是头腔、喉咽腔、口腔、鼻腔等所有共鸣腔体的整体共鸣，尽可能确保同时并用，体现各腔体的共鸣优势，增强艺术感染力。在发音技巧方面，多采用的是上下垂直柱状共鸣通道发声。而中国声乐艺术的共鸣则相对单一、清淡，主要包括口腔共鸣、鼻腔共鸣与头腔共鸣，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燕子、润腔的不同造成的。另外表现为演唱艺术追求的差异。美声唱法关注声音的美感，强调技巧性突破，在确保歌唱技巧的基础上，尽可能达到音质的清纯、饱满，实现对气息的持久控制，呈现出宽阔、柔韧的演唱风格。而我国民族唱法则更多保留了传统的美德，呈现出清灵、委婉、飘逸的嗓音特色。
3美声唱法对中国声乐艺术的影响
艺术的发展与进步往往依托于不断的交流与相互借鉴。近年来，随着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及中外音乐艺术的交流融合，美声唱法在中国声乐艺术中不断渗透，对我国声乐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对中国声乐学派发展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声乐艺术主要为戏曲，其在具体的演唱中多采用本音，且音域较窄，注重自行腔圆、悠扬绵长，以描述故事与情感为主，具有浓厚的东方特色，与世界声乐文化融合相对困难。而作为中西方声乐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美声唱法在中国的传入也将西方文化融入到我国声乐艺术中，对我国声乐艺术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前我国的戏曲艺术中不乏美声唱法，美声唱法以戏曲的结合成为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框架，民族声乐艺术不断完善，歌唱形式得到了丰富与发展，并诞生了一批著名的民族艺术歌唱家，使我国的声乐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2对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影响
美声唱法的引入是我国对西方声乐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对中西方声乐文化做出了对比分析。老一辈声乐艺术家针对美声唱法传入的现象，提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国声乐艺术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20世纪30年代，我国声乐艺术家将美声唱法特点融入到艺术歌曲创作中，出现了大批以美声唱法为核心的优秀抗战歌曲。20世纪50年代，美声唱法技巧与中国声乐艺术实现了更进一步融合，使我国的艺术歌曲内容得到了丰富与发展，逐渐与世界接轨，著名的有《草原之歌》、《我站在铁索桥上》等。
4结束语
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美声唱法对中国声乐艺术的影响更加凸显。尽管美声唱法与中国声乐艺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然而在文化艺术交流、碰撞过程中，两者呈现出融合发展趋势。基于当前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必须注重对美声唱法的合理引入，在借鉴的同时扬长避短，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审美需求，促进我国声乐艺术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颜雄心.美声唱法在我国传统民歌声乐唱法中带来的影响[J].北方文学旬刊,2016,14(08):186-186.
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艺术作品必须可以和接受者进行对话或交流，尽管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对话或交流可以是非正向的甚至对抗式的。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艺术的真实性或客观性。这种真实强调的是一种逻辑上的真实，而不是简单的写实主义式的真实。可以说，真实是一种原则，它来自于创作者的诚意和真诚表达的能力，同时也成为接受者理解和沟通的基础。所谓文化艺术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即是说文化艺术作品的形象要符合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实际，符合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实际。这是一般再现型或再现性艺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所谓“再现”是指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对他所认识的客观对象或社会生活的具体描绘，在创作手法上偏重于写实，追求感性形式的完美和现实的真实;在创作倾向上偏重于认识客体，模仿现实。再现性的文化艺术创作是中外文化艺术史上的主要倾向，其作品平易近人，如实摹写，生动细腻，具有独特的审美魅力，一般容易为受众所欣赏和接受，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其特点是感性的现实和冷静的理智在创作中起主导作用，观察缜密，技法严格，细节真实。文化艺术的真实性还体现在表现艺术家主观世界的真实，即真实地表现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包括他的思想、情感、个性、人生态度和理想追求等等。这是一般表现性文化艺术所特别强调的。所谓“表现”是指艺术家运用艺术表现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在创作手法上偏重于理想地、情感地表现对象，或抛弃具体的物象，追求超感觉的内容和观念，常常采取象征、寓意、夸张、变形以至抽象等艺术语言，以突破感受的经验习惯;在创作倾向上，则偏重于表现主体意识，直抒胸臆。文化艺术中表现的真实，即文化艺术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的真诚与真挚。表现性艺术具有震撼人心、高度概括、不求形似等特点，是中外文化艺术史上的另一主要倾向。不论是再现性艺术，还是表现性艺术，只要达到精品的程度，一般都会具有较高的作品接受难度，但其程度并不妨碍接受者的感受和认知。事实上，思想或形式上的高度或难度并不是阻碍读者或观众接受的根本。创作者充满诚意的言说以及有效的表达，是文化艺术精品产生群体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在这种交流沟通机制中，文化艺术精品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很多时候，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才可以真正地改变接受者，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在这种有价值的交流与沟通中，接受者自身的理解力、创造力和感受力都会得到提高，从而产生对作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完善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机制
制定精品战略，提倡精品，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平台和机制才可以最终落到实处。而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首先要从艺术家创造力的涵育入手。我们知道，任何一件文化艺术精品都是由某个或某群艺术家倾力创造出来的，除了生活阅历、个人信仰和创作诚意外，艺术家一般还需要系统的专业训练。艺术家的艺术技能、个人才情，再加上必要的作品物化条件，构成了一件文化艺术精品的“胚芽”。为这些有价值的“胚芽”提供成长所需要的土壤、水、阳光等环境条件，并为这些胚芽破土而出、成长为一棵枝叶葳蕤的大树保驾护航，最后设计渠道将果子输送给有需求的人，这就是贯穿于文化艺术精品生产与消费全过程的涵育与推动机制。可以说，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机制是一个需要各方协力的系统工程。
(一)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环境条件
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具备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条件。首先，国家和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为文化艺术精品的生产与推广铺设有效的绿色通道，并借助法律、法规的制定来使之常态化。比如，我国近年来连续推出的文化产业政策、艺术教育政策等新的相关文化政策，都为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除了匹配支持政策之外，某些约束性政策和法规的出台则为文化艺术精品生产的专业化、规范化提供了环境条件。其次，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还需具备必要的经济条件。据有关文化产业研究的论证，某些文化产业类型的兴起与人均GDP有直接的对位关系，而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可以带动经济的整体增长。这种文化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也可以用到文化艺术精品育成机制的分析中。事实上，文化艺术精品的规模化生产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系统推进文化艺术精品生产的程度，而且国民购买力也已经可以基本支撑起文化艺术精品的消费。最后，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匹配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其一，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文化资源的依托。因此在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过程中，应深入挖掘所在环境中的文化资源，整合、利用并借助各种新的文化理念、艺术手段和技术条件，在数量和质量直接推动文化艺术精品的生产。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民族和广袤的地域，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将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创意，一直是文化艺术生产者探讨的重点。其二，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培养创造性的思维环境和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艺术家个体创造性的激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比个体作品创造还复杂的创意激荡环境。从纵向的角度看，艺术家既有长期积累的惯性优势，也有一定的群体依赖性和个体惰性。真正独立、自主的创作者必须在时代背景下，借助有效的手段激发和培育出来。此外，从横向的角度看，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虽然在文化发展史上，不乏“悲愤出诗人”的个案，但一个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才是保障人才和作品井喷式出现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群星璀璨、盛唐时期文化精品频出充分说明了多元的文化、宽容的环境才是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根本条件。
(二)建立文化艺术精品的创作支持机制
良好的环境条件为文化精品的育成提供了必备的土壤，但“胚芽”破土而出还需要更有效、更直接的支持机制。就目前而言，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应该在国家顶层设计之下，建立相应的引导、激励和扶持资助机制，以提供系统的、长线的、高效的文化艺术精品育成支持。我们知道，艺术家完成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创作往往受诸多因素影响与制约。其中，就主观层面而言，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心理诉求、生活阅历、创作灵感、形象及抽象思维能力都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此，对艺术家的“同情的理解”和“适当的管理”就构成了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引导机制。如果这个原则和分寸把握好了，并且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那么，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国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样一来，长期困扰基层管理者的“一管就傻、不管就疯”的窘境才可以改变，而艺术家的精神独立性和个体创造性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在此基础上，科学的文化艺术精品激励机制才可以建立起来。要实现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仅仅靠政府财政补贴和奖励等直接物质激励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在科学评估体系和绩效评估体系尚未确立之际，一味的补贴和奖励或许会走到精品育成的反面。久而久之，趋利的寻租心理将束缚而不是激励艺术家的心灵。艺术家创造的初衷如果掺杂了过多杂质，那么他的创造活力和深度势必会受影响。因此，分类分层管理才有可能实现正向的激励作用。简而言之，设计高效的文化艺术精品激励机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妥善处理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找到一个富有成效的平衡点。而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通过政策、舆论甚至物质刺激等手段，梳理艺术家乃至全社会的精品意识。在文化艺术作品生产过程中，精品艺术也是精品生产的先导。可以说，没有精品意识就不可能有文化艺术精品的产生。精品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不是某个人靠一时的灵感侥幸创造出来的。它需要艺术家不断丰富自己，并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创作完成。在这期间，精品意识始终占据着创作者的头脑，它是创作者精品创作的先决。当创作者怀着一种生产精品的意识去从事创作时，他才会用十分的心思到生活中去选取素材，用十分的心思去结构布局他的作品，用最为真挚的深切的语汇去表现他的作品，而只有这样，那种高品位的、人民群众最为喜爱的精品之作才能够产生。
(三)构建良性的文化艺术传播与接受机制
文化艺术传播古已有之，方式多种多样。从远古就出现了口头传播，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又陆续出现了文字、纸质出版、电子和网络等传播方式。当今时代，传播方式中比较集中、为人们普遍接受和经常使用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展览式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文化艺术作品因其自身的特点，有其独特的接受机制。文化艺术作品通过受众的鉴赏来体现自身的价值。文化艺术鉴赏指作为文化艺术传播的接受者，读者、观众、听众凭借艺术作品而开展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文化艺术作品为了满足更多受众的期望同时又承载了传承优秀文化艺术的重任，不仅仅只停留在外在形式的推陈出新。受众的需求、要求不断提高，促使文化艺术作品不断涌现出精品。精品本身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审美功能也深深影响着受众群格调的提升。
三、建立文化艺术精品的判定标准
(一)文化艺术精品的分层与分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文化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者精益求精，力求打造文化艺术精品。然而，划分文化艺术精品和非文化艺术精品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此，我们着重将文化艺术精品与非文化艺术精品在内涵层次进行区分。真正让受众感同身受、产生较好审美感受的是传统文化艺术精品;次之，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精品也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艺术社会化的典范;再次之，审美功能一般、旨在填充精神生活的，便只能称作文化产品。其中，传统文化艺术精品在内容上更加具有经典性、先锋性和开创性，形式紧紧围绕内容并为内容服务，同时，传统文化艺术精品更加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大众流行文化时尚产品在内容上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时尚性的特点，形式多样，形态也更加开放，传播手段丰富新颖，注重受众的拓展，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在两大类文化艺术精品中，根据其基本形态又可以划分为视觉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表演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影视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建筑及城市时尚类文化艺术精品、城市民间及公共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等五种。一般而言，文化艺术精品是文化工作者思想水平和艺术造诣的体现，是对时代生活的思考和再现，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是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审美需求不断提高的产物。因此，对文化艺术精品的判定标准绝不是单一的、绝对的，而应该是复杂的、辩证的。任何一件艺术作品的好坏与观众的主观意识和审美水平有很大关系。观众通过用视觉、听觉等感官意识对艺术作品进行观察和欣赏，经过复杂的审美过程得出结果。迄今为止，并没有专家学者得出绝对准确的审美判定标准，更多的是通过各门类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对作品进行理性和感性分析，从而得出相对合理的判定。例如:对建筑艺术作品的判定，首先应遵循“实用、坚固、美观”的标准，其次看其是否具备形象美、文化性和时代感的艺术形式，综合各方面数据判定是否是建筑艺术精品;对影视艺术作品的判定，看其是否有效运用影视艺术的艺术语言，将各门类艺术和谐统一，其作品是否具有情节性、文学性、表演性等艺术特征，是否具有时代感，是否具有创新性。简而言之，判定一件文化艺术精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仔细探究每一门类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统一性和特殊性，并制定相应的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
(二)文化艺术精品的判定标准
首先，我们要对文化艺术精品的主要类型进行判定标准的设置，就要对其有所判断。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是文化艺术精品的民族性、时代性，同时还要兼顾到各门类艺术作品的本体特性。各种因素下更需找到综合考量的一般判定标准，即文化艺术精品大体一致的评价体系。据此，在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中国文化艺术与西方文化艺术等艺术精品之间，我们势必应当找到一种可能的桥梁———沟通路径。在沟通路径的选择上，通常情况下，我们有艺术创作维度与接受维度的沟通，创作、接受艺术与社会文化判断基础标准的沟通。而倘使我们将其两个方向上的沟通剥离开来，将内核部分抽取出来，弃置差异性，回归共通性，就找到了文化艺术精品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文化艺术精品判定标准。好的文化艺术精品需要具备怎样的“最大公约数”呢?就艺术系统角度而言，文化艺术精品需要同时具备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也只有这三性合一，好的文化艺术精品创作才能真正成为精品。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文化艺术精品判定标准的“最大公约数”。据此，我们可以对文化艺术精品进行一个初始界定，并进而找到文化艺术精品判定的具体方法和标准。首先，文化艺术精品必须具备思想性。所谓思想性标准一般会根据作品的层次和类型而有所区别。比如，对传统文化艺术精品而言，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就是必备的思想性要求。这类文化艺术精品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与追求。当这样的精神信息传递给读者或者观众时，往往会起到启迪心智、涵育情怀，甚或提升意志的作用。而对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精品而言，作品的娱乐性、消遣性和舒缓性作用就会凸显出来。这类作品所传递出的思想、意识、情感大多已经类型化、正典化，接受难度不高。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精品往往会起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生活品质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一些有难度的传统文化艺术精品也会向时尚类精品转换，而其富含的思想精神则会在这种转换过程中随着受众的拓展而“稀释”，从而成为某种时尚的元素。例如，早年颇具先锋意识的孟京辉话剧如今已经成为都市白领们的时尚消费品。同样，某些流行时尚精品随着流行性的降低，或许会因其承载的文化含量的上升而为传统文化艺术精品。例如，早年的流行剧场艺术京剧，在今天则成为居庙堂之高的传统文化精品了。其次，文化艺术精品必须具备艺术性。我们固然强调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但事实上，文化艺术精品的艺术性标准主要用来衡量其艺术本体的价值，包括作品的独特性、原创性和有效驾驭同类艺术的技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丰富的审美价值等。具体而言，评估一个文化艺术作品是否在艺术性方面已经达到精品的高度，可以有如下两个评估维度入手:第一，其艺术语言是否鲜明、独特、准确，能够有效传递其精神内涵，并且创造了典型的艺术形象或意蕴;第二，其创作手法是否老道、精准或创新，能够创造节奏适当的艺术结构，并在艺术处理和表现方面达到巧夺天工的高度。
现代陶艺的艺术语境
现代陶艺作为现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艺术变革和创造的责任。现代生活需要的是更为有生命力的艺术，生活艺术化亦或艺术生活化，是时下艺术正在进行的变革。现代陶艺能影响人类的生活，使生活拥有一种艺术的态度。讨论现代陶艺的语境，我们可以从现代陶艺作品的存在形式这个等角度来分析。陶艺的存在形式有很多，从艺术形态学的角度分析，不同形式给人的情感效应是不一样。陶艺创作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如：排列、堆积、层叠、网孔、旋转、编制、流动等。本文以层叠和旋转为例进行分析。
1.层叠
层叠通过片面再体块上的起伏、高低错落而形成独特的形式美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桌上堆起的书、墙脚累积的收纳盒、停车场密密麻麻的自行车，处处可见到层叠的存在。层叠可以是三维的也可以是二维的，可以是其自身主要构成元素的层叠，可以是几何的或有机的层叠。例如：日本现代陶艺家会田雄亮的系列壁画陶艺作品，由体块和几何面片作为形式元素，厚重的壁画整体体块和堆积在上面的薄薄泥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薄泥片上又有二维的简单几何形图案重复，使整体壁画内容丰富多彩，给人以大气又不失细节的感觉。
2.旋转
旋转是一种具有动感的运动方式，运动的轨迹呈螺旋形。可以是自身打转，亦可以是围绕一根轴或一个中心作曲线运动，尤其指做圆形运动。表达旋转的基本形式可采用点、线、面、体这几种关系，同时可以是几何体、单体、复合体、有机体等，在构造形式上可采用弯曲、框架、垒积、排列、穿插、切割、或者其它有形体等。例如：拉坯作品。拉坯是陶艺制作中最传统的形式，泥巴手掌中随意的旋转变化，可在坯体上留下自然而又生动的旋转纹理，使一个简单的陶艺容器似乎有了生命，有了舞蹈的旋律。陶艺家弗莱茨•罗斯曼的陶艺作品就充分地运用了旋转来表达作品的灵气，在他创作的陶艺作品中，将容器表面的机理效果特意带上泥条旋动的痕迹，使作品充满活力、节奏、比例的美。
现代陶艺的艺术语境个性化发展
现代陶艺强烈的艺术魅力来源于自身艺术语境的个性化，例如：不加约束的创作手法等。现代陶艺的创作在充分把握陶瓷工艺的同时，结合时代特征在土与火之间用个性化的手法来构造出现代陶艺一种个性化的艺术语境。现代陶艺的个性化艺术语境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夸张的、抽象的、唯美的、幽默的、写实的等。只要反应独特的艺术思想就必定拥有独特的艺术语境，作品的气质可以用个性且独特的角度和方式去掌控。也正因为如此，在现代陶艺的创作中，表达情感，传递思想，个性化的艺术语境就显得非常重要，它可营造一种氛围，建立作者与观者的情感传递桥梁，这也正是现代陶艺的一种特性——即利用自身个性化语言就能很好地创造个性化艺术语境，通过对艺术语境的理解，最终达到作者与观者情感在艺术上的共鸣。可见，现代陶艺的艺术语境需要个性化，那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发展个性化，我们根据现代陶艺的存在形式和自身特性，试图将其艺术语境的个性化发展总结为三点突破。
1.材质与技法的突破
现代陶艺是将多姿多彩的现代艺术融入陶瓷艺术语言，形成独特的艺术形式。在这一大的概念之下，与时代结合，创造符合时代的现代陶艺形式，才能最终表达鲜明的时代情感特性。自20世纪初，现代陶艺兴盛之初，就在创作中倡导新的陶艺理念和新的陶瓷语言，把现代陶艺的实用功能忽略，在艺术表达上强调作者与观者在艺术精神层面上的共鸣，在创作手法和艺术语言上不断追求突破才能带来艺术语境的个性化发展。因此在创作过程中要从形式、技法、材质的各个方面进行突破和创新。要求现代陶艺利用自身独特的文化特点，从长期的封闭传统思想中探寻出来，同时摆脱各种机械化、工业化带来的审美疲劳，积极寻找和运用新的个性化方式，对各种艺术观念和思维形态进行解读和重构，创造新的个性化艺术语境。可见20世纪以来，艺术家已经为现代陶艺指明了很好的方向，在当代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突破和求索下去。现代陶艺材质和技法的不同，创作的现代陶艺也会给观者带来不同的触觉和视觉感受，例如：触觉上，有粗糙的、光滑的、颗粒的等；釉色上，有温暖的、凉爽的、光明的等。因此，现代陶艺通过材质和技法不断突破而成就的不同个性化特点所带来的不同个性化艺术语境，给艺术家和观者带来的不仅仅是艺术形式上的突破，更加是艺术氛围和思想的突破。
2.视觉感受与装饰的突破
视觉效果是一个艺术品艺术语境的另一个表达方式，现代陶艺作品因其独特的材料特性，拥有着独立的艺术视觉效果。现代陶艺的视觉效果与平面艺术的视觉效果相比较，更加具有空间感和意境感，而这种空间和意境的造就者便是其独特的个性化艺术语境，这种个性化艺术语境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更是其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键。可见，在现代陶艺的视觉感受中个性化艺术语境显得非常重要。同时要寻求这种艺术语境的个性化，需要视觉感受上的不断突破。要达到视觉感受上的突破还需寻找陶艺创作中装饰效果上的突破，例如：现代陶艺创作中不同的装饰效果运用在同一个作品上会产生十分迥异的艺术视觉感受，表达的艺术语境也十分的不同。现代陶艺的装饰可以是色彩上的、机理的、绘画的，也可以是不同材质拼接的、镂空的等，要达到装饰上的突破就要综合运用这些装饰手法并不断突破寻找新的装饰手法，才能找到艺术语境的个性化突破。现代陶艺艺术语境的个性化发展，要求现代陶艺创作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装饰视觉效果，而是走向更高的层面，通过空间、环境、功能、结构、文化等多方面的要素进行综合装饰，以达到不同的视觉效果。现代陶艺艺术语境的个性化发展在视觉和装饰突破的同时，要求艺术家不断地融入自身的独特气质，从人性的关怀角度出发，不断地内心自省，挖掘个性的灵感，才能带来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语境的个性化突破。
一、回归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国视角”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马森（MaryMason）在《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WesternConceptsofChinaandtheChinese，1938年）一书中曾对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艺术作过总结：“从整体上说，西方人并不欣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西方的评论家们用欧洲人的艺术原则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把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作品称之为好作品。”①时时处处以西方艺术为衡量标准，“中国艺术”未能得到客观理性的认识与评价。即便是西方大学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克服此种偏见与误读，这一问题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柯律格分析到：“更确切地说，是强调中国与‘西方艺术传统’的差异，而在中国实践领域里跨时空的差异性显得不是那么重要。”②中西美术差异性的过多强调，代表着一种拒绝的姿态。此时的西方学者不愿意或者无法站在中国美术史独立自足的立场上展开研究。在中西美术初次邂逅之时，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术传统，尚未建立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中国视角”的探索正是西方汉学中国美术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图像（Image）、材质（Material）、功能（Function）、类型（Type）、风格（Style）等方面的差异，使西方美术史的现成理论与研究模式难以贴切地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之中。从中西美术的共性出发，或许能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西方美术史以雕塑与绘画为中心的“艺术”（Fineart）观念是行不通的，势必要扩大视域，采用一个中西美术兼容的艺术定义。柯律格将“自觉的审美意识”认定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作为中国美术筛选、品鉴的标准。然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柯律格充分认识到了“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复杂性，并没有依此僵化地确定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对象与发展脉络。一方面，对于任何民族的美术史而言，审美意识均有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美术史写作应该清晰地还原这一演变过程。要不然，以青铜礼器与墓葬为主的先秦两汉艺术就有可能被美术史研究拒之门外。因此，柯律格所讲述的中国美术史的起点是萨满观念所驱动的原始艺术，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另一方面，“自觉的审美意识”并非仅对专业艺术家而言。新一代的美术史学者抛弃了高雅艺术优越至上的傲慢，对日常生活中的美术进行了更多系统化的研究。柯律格对宗教艺术、礼制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艺术市场等诸多艺术领域均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就是要弥合精英与大众、职业与业余的艺术鸿沟。在重新定义“中国艺术”的基础上，柯律格超越了以艺术类型为标准的划分原则，而是根据艺术功能与使用环境的差异，将中国美术分为五大系列，分别是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它们进而构成了《中国艺术》叙事框架的五大部分。全新的分类原则，实际上是全新研究视角的建立，学者们开始对功能相似的若干艺术门类进行综合研究，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例如，在讨论文人艺术的过程中，柯律格是将书法与文人画结合起来的，二者不仅在主题与风格上呈现出共同的美学特征，而且同为文人士大夫自我表达的工具。美国华裔美术史研究者方闻在《心印》一书中更加印证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对于文人艺术家来说，书法是比绘画更为天然的媒体。早在公元3世纪初，从汉代末年开始，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就已经完成了自身发展的全部历程，远在山水画之前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式。以后几个时期里，山水画艺术的兴起得益于艺术家的书法经验和书法知识。”③先行发展起来的书法对文人画的美学风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方闻甚至提出了“书法性山水画风格”的说法，并以此来描述“元四家”的画法与风格。其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暂且不论，但至少看到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学术潜力。然而，“自觉的审美意识”也存在着致命的学理缺陷。首先，美术的视觉特征有被忽视或湮没的倾向。审美意识是所有艺术门类的共同特征，因此“自觉的审美意识”对美术而言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概括。同时，柯律格的中国美术研究也频繁地使用了“图像”（Picture）这一术语，其著作《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andVisuali－tyinEarlyModernChina，1997年)就是以图像研究为中心的。但是，“图像”也比美术更加宽泛。对此问题，巫鸿论到：“新一代学者们并没有退入被重新定义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缩小范围，而是把更大量‘非美术’的视觉材料纳入以往美术史的神圣场所，其结果是任何与形象（Image）有关的现象———甚至是日常服饰和商业广告———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对象。”④美术价值的描述与评判，是美术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当大量非美术的作品涌入进来，美术史的基本特色、发展轨迹与总体规律就会变得混乱不清。巫鸿、柯律格等学者虽然有学科反思，但在具体学术研究中却无法轻而易举地转向。其次，古今美术观念并未有效协调。审美意识是时移世易的，因此中国美术史写作存在着古代与现代两种视角。古代视角强调的是对中国美术史本来面貌的还原，而现代视角则表达了对中国美术史的重新评价，两者都是美术史研究的学术诉求。柯律格的《中国艺术》确实同时建构了古代与现代两个评价角度，但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没有将两者有条不紊地呈现出了，留给读者的是混乱不清的印象。另外，《中国艺术》并未涉及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这也是一大缺憾。在古代文人的观念里，建筑仅是工艺而已。正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所论的：“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他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⑤西方美术观念传入之后，国人已把建筑当作重要的艺术类型之一，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美术史给建筑艺术留一席之地。
二、“原境”重构与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转型
“中国艺术”在内涵上的重新调整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学术理念的启发，从而全方位改变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以滕固、李朴园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者，接受了温克尔曼（JohanWinkelmann）、海因里希·沃夫林（HeinrichWolfflin）等西方学者所创建之风格理论（StyleTheories）的影响，形成了以“风格”为核心的分析架构。在《艺术史的基本原理》（PrinciplesofArtHistory,1915年）一书中，沃夫林认为以视觉图形为基础的“风格”是艺术史研究的核心任务，而“风格”的发展变化主要受到民族、时代与个人三大要素的制约。其中，随着文化时期而不断演变的时代风格是艺术史理应关注的焦点。⑥风格理论超越了以具体艺术家、艺术品为中心的微观的印象式艺术批评，提供了更为宏观而理性的研究模式。这正是滕固等美术史家引入风格理论的初衷。在《唐宋绘画史》中，滕固首先批评了中国古典绘画史的研究方法，它未能“广泛地从各时代的作品抽引结论”，未能出现“较可人意的绘画史”，只“屑屑于随笔品藻”，然后倡导由“风格”统领的艺术史研究模式，“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⑦在图像分析与文化史的辅助下，滕固对“风格”的起源、发展、繁荣、衰落与转向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描绘与阐释，并以此确立了中国美术史的分析视角与叙事线索。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风格理论成为了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科的通行研究模式之一，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步伐，大量高品质的著作与论文已经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传统美术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轨迹。尽管如此，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语境之中，以“经典”（Classics）为重心的风格理论及其研究模式，受到了新一代美术史家越来越多的质疑。实际上，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引领了这一次学科反思。巫鸿概括到：“新一代的艺术史家试图摆脱以艺术家和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方式，而把艺术品放在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或在理论层次上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及文学批评中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用以分析和解释艺术的形象和表述。”⑧美术史不仅是按照自身逻辑发展演变的独立自足体，而且是不断与政治、宗教、哲学等外部要素交流互动的开放体。跨学科的审美维度因此对美术史研究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巫鸿认为，美术史要注重艺术品“原境”（Context）的重构，要发掘“历史物质性”（HistoricalMateriality）与艺术品视觉属性的互动关系。⑨柯律格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和巫鸿有同样的研究思路。柯律格所主张的“借脉络来定位之术”（ArtofContextual－ization)⑩，实际上和巫鸿的“原境”重构是如出一辙的。对“原境”的关注与研究，使中国美术史研究顿时视野大开。首先，艺术活动的整个链条与诸种要素得到了全方位的观照。美国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TheMirrorandLamp，1953年）中认为艺术具有四大要素，分别是作品、艺术家、世界与欣赏者，并以此确立了艺术批评的坐标体系。輯輥訛若依照同样的思路，我们就会看到，完整的美术批评应该综合四大要素对艺术进行全面的考察。但传统的美术史研究偏重于艺术品与艺术家，而忽略了世界与欣赏者这两大要素。此种缺漏在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得到了弥补。比如，高居翰所著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ThePainter’sPractice:HowArtistslivedandWorkedinTraditionalChina，1994年）通过四大要素的交叉分析，具体而微地还原了中国传统画家的真实生活状态。高居翰解释到：“晚期世纪的中国收藏家和绘画爱好者常常以颇脱离作品原始情境的方式去欣赏绘画作品，以及写文章评述它们。这一中国绘画传统的审美化和非情境化，使得我们现在许多时候，均难以还原作品的本意和功能。”輥輰訛高居翰对中国传统收藏家与鉴赏家的艺术批评是不满意的，它们侧重于艺术品的感性分析，对艺术品的创造与流传有所忽略，因而显得过于主观随意。画家生涯的学术目标就是要还原传统书画的创作环境与传播状态。古典绘画的存在状态与传统画论所宣扬的“美学理想”是不尽符合的，事实真相要远为复杂多样。柯律格也有类似的文人画研究思路。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Debts:TheSocialArtofWenZhengming,1997年）一书中，他发掘出了文人画作为“社交性艺术”（SocialArt)的面向。文人画既是士大夫抒情言志的独立审美空间，又是世俗社会中应酬交际的礼物或者养家糊口的商品。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以及文人画可能具有的商品性，在传统画论与鉴赏之中是被隐没的。这些先期的理论与观念最终汇聚到了《中国艺术》之中，柯律格专门辟出“文人生活中的艺术”与“艺术市场”两章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生产与消费进行了详细解说。其次，“原境”的还原呈现出了艺术功能的多样性，拓宽了美术史的研究范围。柯律格在《中国艺术》一书的导言中对其艺术史研究理念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它站在自己的出发点利用背景材料，即创造和使用这些艺术品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关于这点的争议之一是，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中这一方面此前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的知识传统中，‘艺术’和功能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相互独立的范畴。”輱訛輥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是以“艺术性”为中心的。然而，除了审美价值，艺术品同时也具有宗教、哲学、日常生活等多层维度的实用价值。艺术与其诞生、传播的时代自始至终处于互动关系之中。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着力于这一互动关系的研究。但是，它展现的仅是呆板、肤浅而模糊的互动表象。在跨学科的视野中，英美汉学家们将视觉形式的分析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将时代与艺术的深层联系揭示出来了。葛兆光曾高度肯定文物、书画对于思想史研究的价值：“视觉上的问题常常也是观念性的问题，图像的布局、设色、主题中不仅有审美的趣味也有生活的趣味，甚至思想史的内容。”輲輥訛严密而审慎的图形分析，既解释了艺术品美感的生成方式，又再现了一种被历史尘埃所湮没无闻的“历史”或“思想”。
三、中国美术史撰述模式的探索
和其他历史类学科一样，美术史最终呈现为一种叙事文体。美术史的撰述方式，鲜明生动地表现了研究者的美术史观。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拆穿了“历史叙事”客观公正的假面具。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撰史者若不依照特定标准对原本庞杂纷乱的历史事实进行筛选、梳理与重构，一部清晰完整的“历史”是绝对完不成的。恰如菲利普·史密斯（PhilipsSmith)所论及的：“为了理解世界，人们和机构会创造出关于世界的故事。这一类分析的目的，是详细描述这些故事的特点，用理论对其进行归纳，并考察它们的言外之意。”輥輳訛美术史便是一个拥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故事，对其叙事结构的深入考察，修史者的美术史观就会浮出水面。单从目录上看，就立马可见柯律格的《中国艺术》在叙事方式上的别出心裁。“组合”（Com－position)和“聚合”（Aggregation）是叙事框架的两大构成方法。前者是叙事单元内部诸多要素的历时性排列，而后者是若干独立叙事单元的共时性排列。美术史的通常写法是先“组合”、后“聚合”，即首先以时代为序将中国美术史划分为若干阶段，然后在某个阶段内则并列地对诸种艺术类型进行逐一解释说明。而《中国艺术》则独辟蹊径地采用了先“聚合”、后“组合”的叙事策略。本书五大部分的相互关系是“聚合”式的，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商业艺术是依照艺术功能而区分形成的类型。而在某种功能类型内部，它遵循了“组合”的叙事原则，按照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对其发展演变史展开论述。美术史的传统写法着重考察时代与风格两大要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美术，因此社会历史的变迁往往带来美术史的跃进或转型。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Taine）文艺发展“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理论的影响。随着丹纳的艺术哲学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诟病，传统的美术史写法也变得问题多多了。陈平在《西方美术史学史》中论到：“丹纳单纯用种族、环境和时代来解释历史与艺术，易于导致循环论证和错误的结论，因为他所谓的‘三要素’，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并不是终极原因。”輴輥訛换言之，时代的文化特征如何影响、表现于美术作品的视觉形式，始终是“三要素”理论没有完满解答的问题。相比之下，功能类型（TypeofFunction）是柯律格美术史研究思路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对功能类型的分析，详尽地再现了艺术品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因此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与社会历史这四大要素全部囊括在这一分析架构中了。由此可见，柯律格以功能类型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要比丹纳“三要素”理论更为严密周全。在具体描述特定艺术功能类型之发展史的同时，柯律格间接地表达了颇有见地的中国美术史观。每一个叙事单元时间点的划定，都潜含着对中国美术史“延续”与“断裂”的独特判断。首先，为什么墓室艺术的历史只讲述到650年，唐、宋、明、清诸代的墓葬艺术却根本没有提及？柯律格并未着力于中国古代墓葬的研究，其相关论述大量地借鉴了巫鸿等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但是二者的关注点与结论是略有不同的。巫鸿在《黄泉下的美术》（TheArtoftheYellowSpring,2007年）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墓葬展开了共时性研究，其聚焦点位于墓葬艺术的观念性。他论到：“墓葬艺术千年不衰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吸纳不同信仰和实践以丰富自身的能力。受到绵绵不绝的祖先崇拜和孝道的支持，它在中国古人的社会活动和艺术创造中保持了一个核心位置，在黄泉世界造就了变化无穷的建筑结构、图像程序和器物陈设。”輵訛輥基于墓葬艺术物质性、视觉性、叙事性三大层面的综合分析，巫鸿在思想史的视角上展现了中国文化“彼岸世界”的构建方式与思想支撑。而柯律格则历时性地重点考察了墓葬艺术的美学特质。在陈述完“昭陵六骏”的美学价值之后，他论到：“墓室是居住空间的观念现在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被视为个人的居住空间，个人的趣味在此之后将持续发展。”輶訛輥在先秦两汉，墓葬艺术风格的主导因素是，而到唐代，这已经转变为个人趣味了。其次，宋代在《中国艺术》的叙事框架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点，柯律格将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繁荣发展的起点确立为宋代。稍显遗憾的是，柯律格并没有把这一趋势明确地概括出来。由唐入宋，中国历史发生了质的变化。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巨擘内藤湖南指出，宋代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个自由而多元的格局，君主独裁政治更加巩固了中央皇权，科举制和文人政治赋予了文人阶层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平民的力量随着农业与商业的巨大发展而日益增长。輷訛輥力量逐步壮大的三大社会阶层，成为艺术品的潜在消费者。社会地位与理想价值的差别，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审美趣味，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便是其具体表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美术史意识也表现在微观层面的叙事方式之中。柯律格既然采纳了更为宽泛的“中国美术”定义与以功能类型为核心的分类原则，就必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使用与传统美术史有所不同的撰述方式。不论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在阅读完《中国艺术》之后都会有一个疑惑：到底哪些艺术家与艺术品在中国美术史中是一流的？这种状况一点也不难解释。因为柯律格完全舍弃了由“经典”排列而成的论述模式，将关注点投放在最能说明功能类型相关信息与特征的艺术家与艺术品之上。他更加重视的是对中国美术史艺术现象与规律的分析总结，而不是“经典”的展示，事实上后一方面的工作已经被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完成了。功能类型是受制于艺术赞助模式的，柯律格对具体艺术品的鉴赏便充分地考虑了这一点。在西方美术史中，艺术赞助（SponsorshipoftheArts）是推动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尽管面对着赞助人对题材与风格的设定，艺术家不得不牺牲一些创作个性。那么，中国美术史有没有类似的艺术赞助制度呢？越是忠实地还原艺术品的生成环境，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式的艺术赞助方式，它才是刺激诸种功能类型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艺术》虽然观念性很强，但依然是一部饶有兴味的著作，因为它善于“讲故事”。英美汉学界的美术史研究擅长于原境分析（ContextualAnaly－sis），柯律格亦不例外。他尽其所能地以讲故事的方式去描绘艺术品的视觉图形与存在环境。栩栩如生的原境再现，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国古典美术创作与流传的原始语境。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学术理念是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思路大开的关键，而对新理论的敏感与探索，恰恰是英美汉学界的优势所在。对英美汉学界学术成果的译介与分析，势必会极大地推动国内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然而，跨学科挪用而来的新理论与艺术理论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能否客观而理性地对中国美术史的现象与规律作出解释，依然存在着诸多疑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李勇单位：陕西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当下人们的紧迫任务是阐释清楚传统文化艺术作为艺术教育资源得以有效传承的主要渠道及其可能性和实效性，其次是在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社会教育等在人力、智力以及创造力等方面的优势的基础上，构建起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同现代学校主流文化教育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使传承项目的保护与主流学校教育进行有效对接。人们可以通过在现有大学、中学、小学各个层次的艺术教育中增设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提高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了解和热爱，提升其对优秀艺术资源的认知和评价能力，形成应有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以及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发挥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和文化创新功能。为此，首先需要在收集整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遗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特色鲜明适于各层次艺术教育的“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系列教材和丛书”；其次要探索适合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教学方法，依靠学校艺术教育规范化的传承结构的运行，实现传统文化艺术在传承过程中的规范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还应加强与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文化馆、少年宫、烈士陵园以及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项目传承人的合作，进一步大面积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资源。
二、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数据库及网站建设相结合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尤其是大力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而数据库是永久性保存珍贵人文资源中各类信息的最好手段，也是保护文化遗产工作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因此，需要突破与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数字化保护相关的关键技术与问题，使东北地区在传统艺术资源的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处理、数字化服务以及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示范推广与传承共享等方面，探索有益经验，充分利用数据列表这种简洁的方式说明不同地域传统文化与它自身的人文背景之间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从而大力推动传统文化艺术数字化的发展进程。目前，“黑龙江流域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已经建立，未来还应继续完善并补充辽宁与吉林两省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数据库资料，尽快从地理空间上针对三省三部分数据库依次铺开介绍，并尽快健全传统文化艺术代表项目的普查和建档制度，并认真做好文化艺术典籍的整理工作，继续实施和加强文化艺术典籍的编撰、保护与出版重大工程，推进文化艺术典籍资源数字化，从而促进现代技术和手段在传统文化艺术发展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致力于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的分类与分布的数据库和门户网站建设的理论与数字工程操作技术研究，尝试建成优质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艺术资源数字化采集与处理、文化艺术资源示范推广以及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等一整套数字化服务系统，包括设计民间艺人主页、民间艺术绝活浏览库，实现传统文化艺术遗产网上授课、网上讨论、网上答疑以及濒危及失传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电子公告栏等等，从而能够快捷、方便、灵活地满足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艺术知识、技能、情感等方面的需求。
三、传统文化艺术与博物馆建设相结合
博物馆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具有为社会普通公众提供知识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多样性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但北方地区博物馆事业、尤其是高校中博物馆的建设工作相对滞后，已经不能够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以及建设新型现代文明城市的发展需要。因此，通过博物馆建设这一有效手段，收集、整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艺术已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利用高等院校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教学的便利条件，与已有的科研师资队伍和采风、考察等教学任务相结合，定期深入文化原生态地区，进行民族学、民俗学调研，针对东北地区尚存的手工艺、诗歌、舞蹈、音乐文化艺术等进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与保存，构绘北方地区地域文化的详尽图谱。大力增建博物馆与陈列馆，扩充已有展馆的展示规模，提升藏品的数量和等级，建构覆盖面广的大、中、小院校文博收藏网络。目前，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已建“黑龙江流域民俗艺术陈列馆”，面积约80平方米，藏品300余件。在此基础上，未来计划联合东北地区各合作单位，在各高校内建成3至5座博物馆，并在各地区中、小学倡导地方文化艺术陈列室的创建，以实现北方地区各级院校地域文化博物馆的网络化建设。此外，人才的培养关乎博物馆事业软实力的建设。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专业人员的素质不但影响展览的水准、数量，还直接关乎文物遗存价值的利用、开发与学术探索。目前北方博物馆学的研究和管理人员质量和数量上均有空缺，未来还需利用高校的教育优势，为东北地区输送优秀的博物馆学方面的专门人才。未来东北地区各高校应本着文化共享的原则，积极与相关文化和教育部门、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关系，大力增设和扩建博物馆和艺术陈列馆等，并在现有展馆的基础上扩充展示规模，提升藏品的数量、等级，建构覆盖面广阔的大、中、小院校文博收藏网络，力争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艺术工作室覆盖到东北地区各地，并构建起人文艺术类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和采集指标体系，从而搭建起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资源博物馆展示平台。
四、传统文化艺术的产业化推广与传播
产业化发展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更好地引领社会对传统文化艺术价值的认识，还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传统文化艺术项目的“活态”保护和传承，同时可以成为各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为配合国家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举措，应通过与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合作等方式，即由政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学术和研究机构负责提供具体题材、市场预测、发展前景等信息支持，同时借助高科技手段谋求文化产业发展，形成计算机设计、建筑、美术、音乐、动漫、传媒、网络软件、会展、新闻出版、旅游、影视制作、知识产权交易等比较突出的以传统文化艺术遗产为内核的文化创意产品产业板块。①具体做法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与旅游产业、休闲产业紧密结合，将剪纸、陶艺以及手工艺品制作等转化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旅游纪念品和地标式的文化艺术产品，并结合各地旅游景点，组织“活性”表演活动，在民众中强化传统文化艺术保护意识；同时以民间信仰习俗和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为切入点，形成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活动，提升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文化旅游集聚区的附加值，增进游客的体验值，培育旅游商品市场。二是将适合的传统文化艺术项目作为现代文化和生活产品创作的主题，运用在具体的形象设计中，以文化符号、文化元素的身份进入文化产品设计领域等。如利用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旧建筑、旧街区，规划建设艺术集聚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吸引国内外艺术家、收藏家和文化设计机构介入，积极支持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出口。三是通过形式创新和主题演绎，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品种进行适合市场需求的再生，通过组织巡演和驻地演出、培育标志性传统文化品牌展会、研发具有地域性和原创性的动漫游戏产品以及建设民族服装、特色餐饮、民俗风情村等方式，探索出一条传统歌舞、曲艺和工艺现代化、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四是充分利用博物馆、文化产业园区等社会公共场所，成立文物、民间工艺等的“文化超市”或更大空间的“文化区”，从而把分散在各地的文化艺术产品集中起来，以满足人们艺术欣赏、购物及休闲等多种现代生活的需求。
五、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专门人才培养
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通过建立“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着力进行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人及表演人员、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科研专门人才、文博专业人才和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管理等专门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出色的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研究和管理队伍。首先是传承人及表演人才的培养。为了组建一支传承人队伍，应经常性组织开展具有传统艺术特色的校本教学活动，即让艺术传承人走进校园，开设传统文化欣赏课，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作为校本课程。同时，定期开设传承课程培训班、文化沙龙和学术讲座，将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列入大学课程，聘请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人走进大学传授技艺，解决传承队伍老化、后继乏人的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培养一批能够组织民间艺人、民间艺术的表演队伍的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传统艺术的合理开发利用，开发生产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服饰、饮食、工艺品、纪念品等，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基地，使之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其次是艺术管理人才的培养。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日益升温，传统文化艺术的演出团体也日益增多，而这个产业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艺术管理人才却处于亏缺的状态，尤其是从事传统文化艺术的管理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传统文化艺术管理人才是确保传统文化艺术在商业社会中能够持续发展、不断完善的关键。因此，要尽快实施对艺术传承人“请进来，走出去”战略服务，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及创新意识的传统文化艺术的管理人员，使其不仅能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对项目本身提供管理方法，同时能够针对项目传承的特殊性和流动性随机、能动地调整管理模式。再次是科研人才的培养。制定科研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具有普查积累传统文化艺术资料和文档工作能力的科研专门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要加强理论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尽快培养一支研究管理团队，同时要大力鼓励年轻人加入到传统艺术的文化传承工作中，从而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传统文化艺术资源保护的科学化，把所有文化资源信息（包括文字、图像、音响、影像）进行科学、系统的数字化处理和动态管理。
六、结语
关键词：相似性 相异性 关联性
一、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的相似性
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有诸多方面的相似性，例如：作品中对节奏感和韵律感的把握、对表现内容进行意境的塑造以及想象空间的展开、作品中通常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精神内涵等等。
（一）节奏感和韵律感
节奏感和韵律感，共同存在于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中。音乐被称为声音的艺术，也被称为时间的艺术和情感的艺术。声音，是音乐的特质。音乐艺术以时间为载体，以节奏为基础，音高的变化为律动，旋律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来塑造音乐形象。在音乐进行中，节奏与旋律成为音乐表现的核心，对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就是由两个节奏和旋律感不同的结构因素组成。第一主题是短暂、急促的节奏和音调，象征着不向命运低头的英雄性格。第二主题虽然由第一主题引申而来，但旋律悠长抒情，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对立的因素中展开和发展，使音乐具有更鲜明的特点。
文学作品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则是通过语言的手段来表达。尽管这种语言是通过文字记录而成，但它同时也是可以朗读的，可以运用有声的语言完成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欣赏，民间口头文学就是最好的例子。对文字的运用，字句的长短，造成不同的节奏感。叙述方式的运用，修辞方法的选择，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使作品具有独特的韵律感，也是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诗歌的风格尤为突出。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借由诗句的长短变化，朗诵时节奏、断句的处理，经由听觉抵达听者的内心，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韵律感油然而生，并由此产生的特定艺术氛围。
（二）意境塑造与想象空间
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文学艺术，对作品的意境塑造以及想象空间的展开，都有着相同的要求。音乐艺术作为时间的艺术，它以流动的旋律，架构于特定的曲式结构，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呈现。正如叔本华所说：音乐是活的时间，音乐所揭示的正是那个“由生命活动本身标示的时间。这个时间便是音乐的首要或基本的幻象；而这一切活动都是以一个有机体的生命结构所具有的逻辑式样进行的”。在特定的音乐结构里感知音乐的同时，在流动的音符中感知音乐所指向、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情感的体验，这种体验开启我们的想象空间，把瞬间的音乐体验转化为情感的体验和对情感的想象，从而与音乐产生共鸣。
文学艺术中，也存在着时间性。例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在作品结构上，以及他们的内容表现形式上存在的张力、矛盾的冲突、解决等等，决定了文学艺术的时间性。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由作品的客观表达方式唤起我们对作品意境的想象，进入一个由作者构建而成、由读者自己去体会的巨大的想象空间，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深刻的情感体验。
（三）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
情感与内涵，是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它们演绎的最终目的。正如康斯坦丁诺夫所说：“感情的方面进入所有艺术作品的内容，无一例外，它不仅是内容必备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们通过各自特有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的艺术载体，既表达感情，又传达感情。文学与音乐，它们的作品无一例外的渗透着感情内容。一部小说当中，无论是描写、叙述还是对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感情内容，诗歌中的每一句都是感情的抒发。音乐则与感情的联系更为密切，人们往往把音乐作为感情的艺术。
当感情在作品中展开、呈现、深入，才使作品具有灵魂，表现出丰厚的含义和深刻的内涵。尽管文学与音乐，它们的表现手段和方法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在这一点上，它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二、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的相异性
虽然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在节奏感和韵律感，对作品的意境的塑造以及想象空间的展开，以及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等诸多的方面有着相似性，但是这两种艺术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异之处。
（一）音乐和文学的艺术表达方式不一样
中国古代名著《乐记》中，就有关于诗与歌的论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由此可见音乐与文学的差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也曾指出，诗借“语言”来表达，“留给我们某些从事思想的东西”；而音乐“通过感觉来诉说”，它比诗“更丰富多彩地激动我们的心境”。当代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莫.卡冈则认为：文学是“思想的直接表现和感情的间接体现”，音乐则是“感情的直接体现和思想的间接体现”。凡此种种论述，使我们认识到音乐与文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音乐被称为“流动的建筑”。虽然音乐由乐谱记录，以一定的曲式结构创作完成，但所有的旋律都是稍纵即逝的音响，在非可视性的状态中进行。音乐中的每一个声音都没有被赋予具体的概念和明确的含义。它以声波的形态，在不间断的运动中营造出情绪的氛围和音响的声势，从而产生具有吸引力和渗透力的情感内涵，使听者不由自主的与它产生共鸣。而声波所体现出来的音调的高低与轻重；音频的急缓与疏密；音量的强弱与大小；音质的粗细与刚柔等等，所有这些付诸于我们的听觉，经由听觉进入我们的心灵，以此完成音乐对事物的表达。
文学与音乐不同，它有良好的可视性。文学作品以文字的形式存在。人们阅读文学作品，体会文字，词汇，语句中所包含的精确含义。通过例如小说情节的叙述，或是诗歌音调的抑扬顿挫，或戏剧中的矛盾、冲突、解决等等来使人追寻到隐藏于文字之后的情感所在，深刻的思想和充满想象的，把客观的文字化为主观的情感体会。
（二）思维方式不同
音乐艺术是感性思维，而文学艺术是理性思维。由于音乐的非语义性的特点，我们在欣赏音乐时更多依靠的是对声音的感觉和判断能力。在音乐里我们体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感情，它是模糊的、非具象的，并以情感经历作为想象的前提。这种想象所体现出的具象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例如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就曾经说过，欣赏《二泉映月》这首二胡曲，应该跪着欣赏。缘于这首乐曲，使他感受到中国民间音乐的纯粹、博大、精深，同时，也传达出他对中国民间音乐尊崇、喜爱的个人感叹！
文学艺术的语言，具有精确的语义性。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字语言提供给我们精确的含义，依靠文字构建的理性思维达到解读作品的目的。阅读的过程，其实是作者提供理性思维的叙述空间，由读者跟随文字语言的思维产生想象、联想和情感的体验过程。这个过程是具象的，是语言思维和文字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关联性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历来非常密切，研究音乐史假如不熟悉文学史是绝对不行的，文学史中也有不少与音乐有关的现象。文学思潮与音乐思潮相互渗透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对音乐的影响。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音乐与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两种艺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文学作品为题材进行音乐创作，就是最为常见的方式，尤其以艺术歌曲和歌剧最为突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例如门德尔松的艺术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是以著名诗人海涅的一首抒情诗为基础创作而成；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是根据小仲马的同名悲剧改编而成；比才的歌剧《卡门》，以梅里美的同名小说为蓝本进行创作；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被柴可夫斯基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同名交响幻想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管弦乐曲《天方夜谭》，取材于阿拉伯民间故事等等。音乐吸取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戏剧成分、矛盾冲突、情节发展，作为音乐构思的基本线索，并且从文学作品中凝练出特定的精神气质作为音乐构思的基础。
在音乐与文学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中，文学为我们展开了理性、客观的过程，音乐则向我们开启感性、主观的世界。当客观世界的人与社会和自然在我们面前展现，以音乐来展示人的内心情感和体验时，音乐的想象和联想能力激发了我们对于客观主体所表现的喜怒哀乐，并投影在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时，我们能解读非语义性的音乐里流动着故事性、叙述性的元素，也能够感受音乐里矛盾、戏剧性的冲突。当音乐与文学产生高契合度的联动，我们就可以在音乐里体会文学艺术的理性、客观的描述；也可以在文学里想象感性、主观的情感体验。例如，舒伯特根据歌德的同名叙事诗创作的艺术歌曲《魔王》，歌曲保持了诗歌中叙述者、父亲、儿子、魔王这四个角色，运用不同的旋律、音色、节奏、和声等分别代表各自不同的音乐形象。当我们欣赏这首歌曲时，对比歌德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歌曲和诗歌里对情感的展开是完全同步的，使抽象的音乐和形象的诗歌在内容的演绎上达到高度的契合。
四、结语
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它们见证和记录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以它们独特而鲜明的表现形式，凝结成人类智慧、文明和情感的结晶。它们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作用、渗透。正好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我们在学习任何一门艺术学科时，如果能够更多地借鉴其他艺术类型的艺术特点、表现力和表现手法的话，对于我们的学习，无疑会有巨大的帮助。通过各艺术学科的联动，能充分开启我们的想象空间，提高我们的艺术感受力，也可以丰富我们的创作素材，使我们的艺术创作空间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3.
[2][美]C・J・杜卡斯.艺术哲学新论[M].王柯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3][苏]康斯坦丁诺夫，[保]安盖诺夫.音乐美学原理[M].杨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一）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是保证群众基本文化艺术权益的重要体现
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艺术需求的不断增长，有规模、有影响、有特色、有组织的重大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恰好能够满足群众的需求，所以相关部门应该把握机会，根据群众的意愿开展相应的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活动，从而满足广大群众的强烈愿望，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②
（二）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是工作者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通过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活动，可以实现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目的，从而不断激发出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从整体水平上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素质，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这是从事公共文化艺术服务相关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三）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是树立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
在树立城市整体形象中，离不开一批文化艺术人才、文化艺术基础设施，更离不开代表独具当地特色的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活动。通过对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活动的组织和策划，可以进一步实现对城市资源的整理，提炼出其极富特色的文化艺术品牌。
二、如何通过品牌服务加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体系建设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从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涉及的范围上看，内容丰富、表现多样，所以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活动。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将自身引导和组织能力发挥出来，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大力鼓励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充分调动起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推动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在建设公共文化艺术体系中突出本土特色
要将群众文化艺术品牌活动作为重点建立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体系，应该突出当地文化艺术的特色。因为当地的特色文化艺术是地方经过不断发展、传承而来，并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喜爱。群众文化艺术品牌对于当地群众来说具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但对于外来群众来说，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吸引力。
（三）将群众品牌服务跟经济相结合
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群众品牌活动，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按照一般逻辑分析，经济是开展文化艺术的基础，只有实现了经济的发展，才能通过经济带动文化艺术的发展。反过来说，文化艺术发展了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例如江苏省兴化市每年举行的新春舞龙表演大赛、龙舟大赛，中国兴化千岛菜花旅游节相关文化艺术广场活动；两年一届的郑板桥艺术节；“七彩夏日”“少儿大舞台”才艺展演；“楚水大舞台”等一系列大型文艺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云集，这就是集经济、文化、娱乐为一体，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③
（四）不断创新群众文化艺术品牌
[关键词]书法艺术 书法欣赏 书法作品
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康有为在《广艺双楫•十六宗》中，提出了十条评论标准，即所谓“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辉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发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郭绍虞在《怎样欣赏书法》中提出了六条标准：“一、形体，看结构天成，横直相安；二、魄力，从笔力用墨看；三、意态，要飞动；四、流派，不拘泥碑帖，不以碑的标准看帖；五、才学，书法以外关系；六、气象，挥朴安详。wWW.133229.cOM”
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欣赏书法作品时的参考。如果进一步加以归纳，则不外乎“形”、“神”二字。所谓“形”，指的是由特殊的笔画线条所构成的外形，包括字的笔画、字的结构、一幅字的布局；所谓“神”，指的是上述外形中内在的精神，包括笔力、气势神态、情感等各个方面。因此，欣赏书法作品，不仅要看一点一画、一字字和整幅字的外形，更要看它的笔力、气势、神态。如果外形美观多姿，内在奕奕有神，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形神兼备”的好作品。分析、欣赏书法作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字的笔画长短、粗细、浓淡是否多变而适宜
汉字是由若干个线条式的笔画有机的组合而成的，这若各个笔画，尤其是一字之中的相同笔画，在字中不能长短、粗细、浓淡一模一样，应该而且必须有所变化。如“多”字的四个“撇”画，唐太宗认为，应该分别写作，一缩，二少缩，三亦缩，四须出锋。这里所说的“缩”，就是笔势收缩而不伸展，含有“短”的意思：“锋”就是笔势伸展而不收缩，含有“长”的意思。“多”字的“撇”画是这样，其它的笔画也是这样，否则，字形就显得死板，单调，也就无艺术可言。
二、字的“重心”能否给人以稳健的感觉
字姿可以而且应该多种多样、千姿百态，但不可忽略必须把字的重心“稳住”。欧阳询的字，初看起来，有摇摇欲坠之感，但仔细一看，它犹似千年古塔，虽欲倾却“重心”不离地，依然稳健如新。有些书法欠佳的字，平躺在纸上似乎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但如果一竖起来，则往往东倒西歪，中心不稳。因此，要判别字的重心如何，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纸竖起来，看看它有没有“倒塌”。
三、字势是否自然
宋代王安石有一句论书名言：“不必勉强方通神。”所谓“不必勉强”，就是历来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们都一致强调的要“自然得体”。王羲之在给他的儿子王献之传授书法经验时说：字要“自然宽狭得所”，“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独擅一家之美”，关键在于“天质自然”。
四、看整篇书法作品的章法、笔势是否一气呵成、融会贯通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犹如一幅好的山水画，它必然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气势连贯，笔虽短而意却连。汁白以当黑，疏密得当，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书法作品中的落款、印章也是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注意是否用得恰倒好处，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若是画蛇添足，也会有损于整幅作品的艺术性。
五、看书法作品中的笔法是否有法度有新意
书法艺术具有极强的继承性，书写者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度。但是，仅有继承，甚至与古人写的一模一样，还称不上真正书法艺术，充其量只能是他人的“奴书”，还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因此，在评论和欣赏书法作品时，要看作品中能否正确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六、在欣赏书法作品时，要适当地了解其创作的时代背景
书法作品和文学作品一样，与作者书写时的心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艺术风格常随作者的年龄和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书法家可以由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情而写出不尽相同的甚至截然不同的作品来，如颜真卿中期写的《多宝塔碑》，是在和平环境的得意之中写就的，字势端重浑厚，清晰悦目，成为楷书中的代表作；他晚期写的《祭侄文稿》则是在朝廷岌岌可危，侄儿不幸身亡之中写就的，悲愤之情夺腔而出，于是，出现了笔画浓淡、疏密、大小不一，甚至涂涂改改的粗犷、潇洒的风格，成为行书中的代表作。因此，一定要把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评论和欣赏，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七、欣赏书法要有一定的艺术想象力，要防止以实论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