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6 02:21: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唐代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本次文献调查的目的主要是调查七夕节在唐文学中的反映情况，因此研究对象主要是唐朝的诗歌，曲子词和文学作品。我在图书馆查询相关的书籍资料主要有《全唐诗》、《开元天宝遗事》、《云谣集杂曲子》和一些学术论文《从白居易的长恨歌谈七夕节的文献价值》、《七夕节的文化透视》等等，以及一些报刊资料。
本次文献调查，在《全唐诗》、《开元天宝遗事》、《云谣集杂曲子》这些书籍中获得了关于七夕节的诗歌，曲子词和史诗记载等书面资料，大概明白了七夕在唐代文学中的一些反映情况;搜集了一些关于七夕和唐文学的学术论文资料，这些学术论文研究多集中在七夕节的形成发展，唐朝七夕诗的内容，古代七夕节风俗活动以及气息的文化意义和功能方面。大部分学者皆认为唐代时七夕节已成为固定繁荣的节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七夕民俗活动，这些在唐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唐诗中表现尤为明显。
通过文献调查，完成了本次论文。论文首先介绍了七夕节的来源及其发展过程，重点论述了唐七夕诗的内容分类和唐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七夕习俗，最后简要总结了七夕节的文献价值。
众所周知，我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不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差异。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两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⑴可见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代表北方的孔子与代表南方的老子的地域性分岔了。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就已发展成形，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流派，如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另外，如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在美学上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和研究。因为南北的差异性，这时的美学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地存在着南北地域上的差异。如孔子等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就是这时美学南北地域的差异性的体现。这种情况虽然有许多的变化，但是南北派别的划分依然是其主脉，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进一步指出：“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⑵。所以也就可以从地域上把中国的美学划分为南方美学和北方美学，统称为南北地缘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地域划分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两种美学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美学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北方美学植根于北方经济（以牧业经济和小麦经济为主）之上，南方美学植根于南方水稻经济之中。
二、两种美学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蕴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较正统，南方的文化则是一种水稻文化，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两种美学的精神内核不同。北方以“尚武”为主，并兼有其它多种精神，南方则是以“糜情”为内核。
四、两种美学所具有的风格的差异。北方美学的风格是豪迈雄壮，质朴淳厚，南方美学则秀丽婉美，浪漫热烈。
五、两种美学见之于文艺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方文艺重于“气质”，南方文艺重于“清绮”。共4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合。要达到这种完美的结合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开明的环境，唐朝恰好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朝代，这种开明不仅仅只表现在政治上，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个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种思想杂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诗歌，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宗教信仰方面，既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从国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因为唐代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开明与多元化，使得唐代诗歌在诸多方面，如思想上，风格上，艺术表现手法上等方面百花争艳，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很久，但是为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础。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⑹
二
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唐代诗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
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祐，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祐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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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
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 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出现了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
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
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
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
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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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
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
从这四个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其实就是由“风骨”之说到意境之说，于长乎“志”到感于“情”的变迁，这正是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的变通。
唐代诗歌所受到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里就不一 一例举。总而言之，从南北地缘美学的冲突与互融之中，可以发现，唐代的诗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两种美学的互融的涡旋之中，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诗人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把南北两种美学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注释：
⑴⑵《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商务印刷馆1940年版 第31页 ⑷宗白华 《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208页 ⑻傅璇琮 《唐代诗人丛考》 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232页
⑼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38－170页
⑽李浩 《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999年9月 第113页
⑾⒁张弓 《汉唐佛寺文化史（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799页 另参考书目：
⑴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⑵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⑶王向峰主编《文艺美学辞典》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关键词：吴堪 地域 时代 特色
家喻户晓的螺女故事，在丁乃通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编为AT400C，命名为田螺姑娘，其故事基本形态早在魏晋时期已成熟定型。这便是《搜神后记》中所载的《白水素女》故事，或又名《谢端》。由魏晋至唐末，历时三四百年后，田螺姑娘故事又化名为《吴堪》出现在唐末皇甫氏的《原化记》中。以上便是田螺姑娘型故事的两个亚型。在中国民间文学界，较早注意到这两个亚型的是刘魁立先生，他认为田螺姑娘型故事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个系统，一个是“谢端系统”，一个是“吴堪系统”。立足《吴堪》这一唐代异文，笔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魏晋异文《谢端》和其他异文，透析出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表现环保意识，凸显阶级斗争以及崇尚女性地位的时代色彩。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田螺姑娘的唐代异文，探究此异文的社会历史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一.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
唐末皇甫氏所载《吴堪》，不但具有较为鲜明的民间叙事风格，而且显示出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这不仅体现在白螺所代表的地理区位上，还表现在它突出了受江南稻作文化影响的江南民众的审美情趣。
1、白螺所彰显的地理区位特色
唐末皇甫氏所载《吴堪》故事，发生在常州义兴，即现在的江苏宜兴县，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因此，故事中的吴堪因爱护门前的溪水而得一白螺。而《谢端》故事以福州为背景，故谢端于海滨钓得一大海螺。同时，在笔者搜集的更多异文中，出现田螺、螺蛳意象的较多。如《田螺妖》、《田螺女》、《田螺仙子》、《田螺娘》、《螺妻》、《田螺精与水兰花》等故事文本中出现的都是田螺意象。白螺与海螺的区别，或者说田螺与海螺的区别，显示出即使是在南方地区内部也有内陆与沿海的地理区位差异。因此，白螺所代表的地理区位是南方地区的内陆。
2、中国南方民众的审美情趣
“民间作者组织一个情节和背景，总是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的。情节出于虚构，决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广泛的生活基础的。”笔者自小生活在南方，深知中国南方民众具有源远流长的食螺、蓄螺的生活传统。在他们看来，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螺肉是难得的人间荤菜美味。螺为江南民众常见又喜爱的事物，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下，人们易在它们身上寄托美好的生活幻想，他们希望螺能幻化成美丽、温柔、勤劳的典型江南女性形象。一方面表现出“农民对美的追求”，因为“它玲珑巧小的体态，流畅优美发热回旋状曲线和女性纤细身姿某种内在美德契合”有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贫苦孤独者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企盼。这不仅表现出江南民众对螺的喜爱之情，希望它能满足人们对美好家庭生活的憧憬；还表现出人们对贫苦孤独者的同情之念。更进一层，站在文学的角度上看，它继承了中国文学的悲悯传统，即对贫苦孤独者的同情。从审美方面讲，这展现出在江南稻作文化影响下的江南民众的审美情趣，他们有一种对美的追求，对仙妻，更确切地说是对贤妻的渴望。这也从侧面折射出在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的向往。
二.鲜明的时代色彩
唐代的《吴堪》故事，相比魏晋的《谢端》故事，因时空和背景的变化，又显示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变异。在《吴堪》中，不仅将“敬护泉源”的环保意识表现得鲜明突出，故事后半截还采用形象塑造“二元对立”的美学原则，凸显阶级斗争，在表现阶级斗争的同时，还交融着对异类女性智慧的赞美。
1、表现环保意识
在《吴堪》故事中，鳏夫吴堪因“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而偶然于“水滨得一白螺”，白螺化成一年轻美貌的女子。白螺女告诉他，“自己奉天帝之命下凡，不仅是出于‘哀鳏独’，还是因为他‘敬护泉源’。”在天帝看来，吴堪“敬护泉源”才是他令螺女下凡的最主要原因。而在《谢端》故事中，螺女本为天汉中的白水素女，是因为天帝哀其“少孤”才派螺女下凡为他“守舍炊烹”。不仅如此，在程趾祥的笔记小说《此中人语》所载的《田螺妖》一文中，未有只言片语提及螺女为何而来。同样，在《近五十年见闻录》中《螺妻》一文更指出是螺化为女子，主动要求与男子结成夫妻，并非是像吴堪一样，天帝因为他爱护水源才派螺女下凡。而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的《田螺仙子》中，对于田螺姑娘的到来缘由也无任何文字叙述。由此可见，同样作为田螺姑娘型故事，《吴堪》中所表现出的鲜明环保意识耐人深思，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2、凸显阶级斗争
在众多的田螺姑娘型故事中，《吴堪》故事的后半截显得与众不同。它增加了县宰夺妻，吴堪和螺女巧妙抗争以及螺女以神奇本领和聪明才智取胜，县宰受到惩罚的情节。它不仅采用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元对立”美学原则，还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凸显唐末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样不但故事情节由简趋繁，适应了人们审美情趣的发展，也反映了民众愤怒反抗阶级压迫的新现实。”
众所周知，唐末举国动乱，潘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这三大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民生多艰，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为了突出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社会现实，《吴堪》特意设置了县宰这一凶恶的人物形象，与吴堪和螺女这两个人物形成“二元对立”的审美效果。在故事后半截，县宰强人所难设计出三道难题欲强夺螺女。首先，提出要蛤蟆毛和鬼臂二物，螺女机智应对过关。其次，县宰又提出要“祸斗”一枚。据《山海经》中记载：“祸斗，似犬而食犬粪，喷火作殃，不祥甚矣。”不料，螺女用神奇本领竟牵来一头能食火，其粪也是火的喷火怪兽，正好埋葬了那位作威作福，欲夺他人之妻的县官。这位挖空心思刁难他人的县宰，最后死于非命的结局，同时也凸显了惩恶扬善的主题。
而出现在魏晋时期的《谢端》故事，“打上了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神仙道教信仰的烙印”。道德教化意义更重，阶级斗争并未言及。与此类似，在《田螺妖》和《螺妻》中，阶级斗争的烙印早已消失褪去，螺女与男子婚后的生活才是故事叙述的侧重点。
3、推崇女性地位
螺女在《吴堪》故事中，不但美貌勤劳，而且兼具勇敢和智慧。丈夫受到县官的无端迫害而一筹莫展，她却有胆有识，和县官斗智斗勇，不仅一下子找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的“蛤蟆毛”和“鬼臂”二物敷衍了事，还敢于反抗，最后竟牵来一头喷火的怪兽，“使作恶者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自食恶果”。在这样精巧设计的故事构思里，既表达出对压迫者憎恨，又体现出对异类女性才能和智慧的赞美。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唐末的皇甫氏胡诌。它是作者联系唐代社会实际，对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一种现实折射。
在中国历史中，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是封建社会最为繁盛和开放的朝代。在具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统治下，女性的社会地位较前朝和后代都具有明显的不同。“纵观历史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妇女社会地位经历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抛物线的变迁。通过分析，对比抛物线上的各阶段，不难看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唐代妇女服饰自由、潇洒、飘逸，中国传统的“褒衣博袖”成为唐朝女性服饰的主流款式。在精神风貌方面，唐代妇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唐代诗歌也有很多描写妇女的，如杜甫的《丽人行》等。另外，唐代女性受教育也较为普遍，涌现出一批批富有才华的女诗人，薛涛、鱼玄机等便为其中的代表。并且“唐代女性参政之多、影响之大在我国封建时代也是十分少见的”。由此可见，在《吴堪》中，对螺女的赞美，同时也是对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一种推崇，反映出唐代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社会现实。
《吴堪》故事在地域上表现出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在时代上又与唐末尖锐的社会矛盾、激烈的阶级斗争相吻合，同时，还表现出推崇环保意识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新现实。
参考文献：
[1]刘魁立：《论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编：《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郑土有：《中国螺女型故事与仙妻情结研究》，《民俗研究》2004年第4期。
[4]陈勤建：《试论螺女故事发生的文化机制》，《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1998年。
[5]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6]杜芳：《中国田螺姑娘型故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7]王丽：《从唐代的婚姻状况看妇女的社会地位》，《新华教育导刊》2011年第10期。
[8]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结构形态论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0][美]丁乃通编著，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08年版。
[11]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刘守华：《中国螺女故事的形态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13]刘守华：《从到――一个著名故事类型的解析》，《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3期。
[14]李道和：《晋唐小说螺女故事考论》，《文化遗产》2007年第3期。
一、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诗言志”贯穿了我国古代整个诗文理论，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一向主张诗以言情。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篇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我国古代长期以来诗歌创作以抒情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因此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主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毛诗序》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诗歌的“吟咏性情”，无论是“志”还是“情”都不属叙事。西晋陆机有“诗缘情而绮靡”，唐代有“诗者，苗言，根情，华声，实义”之说，晚唐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宋代诗歌总体来说是重理尚法，以议论为诗，也没有把现实生活当作诗歌内容来咏唱，严羽又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来的“四灵派”、“江湖诗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一直到清代的“格调派”、“肌理派”等等。总而言之，上述诸多诗学理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是投向心灵，把“情”和“志”以及人生体验作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视诗歌内容。很少把现世生活和现实事件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对象，这显然影响叙事诗的发展。另一方面，诗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韵等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诗歌的叙事。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齐，以便歌、舞、乐的配合协调。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七言诗，最终发展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对仗和押韵有严格的要求，这种诗体是极其不便叙事的，因而影响叙事诗的发展。除了叙事诗不发达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文学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们的审美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们主要从政治美刺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辞章之美、个性情感之美，开始有所认识，如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唐以后人们开始把文章之用从政治美刺转向道义，提出“文以载道”。在骈体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骈体文学崇尚的骗偶、辞藻、声韵、用典等语言文辞之美，作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艺术特征来看待。唐代诗文创作涌现出一部分文人主张写散体文，诗歌领域一部分人提倡写古体诗，推崇建安风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骈体文学占据优势地位，并反映到理论批评方面。《旧唐书•文苑传序》鲜明地表现了编者拥护骈体文学的立场和态度。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诸如比兴、意境、星期、韵味、神韵等，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讨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戏曲、小说到元明清才进入繁荣时期，在此之前诗文一直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作品(志怪、传奇、变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轻视和排斥。
二、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影响
从先秦到唐代，中国古代叙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学中的神话、寓言故事、志怪小说外，主要是依附着历史写作发展起来的历史叙事方式。《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典型。近年有学者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诗性叙事和叙事诗论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并认为:“中国的叙事诗论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论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艰难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③古代文论的叙事传统从《尚书》和《左传》开始，《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则是被誉为“叙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二者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就是从《尚书》和《左传》开始谈起的。刘知己指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④“以文叙事”，即中国文化“文史不分”的传统。“史”之叙事必须借助于“文”，而“文”之批评和理论又常常寄生于“史”。就后者而言，《史记》有文学家列传及其“太史公曰”，《汉书》有《艺文志》，《后汉书》有《文苑传》，《隋书》有《经籍志》和《文学传》……历史叙事与文学(理论)叙事缠杂交错，难解难分。在古代中国，“史”的叙事者，同时也是“文”(文学和文论)的叙事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刘知己、欧阳修、司马光、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等。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史书中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屈原传》等;或者在史书之外另有文学理论的专门著述，如班固之《离骚序》、《两都赋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性质，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使“史传文学”更好地承担了人物形象塑造这一重任。“我们考察、衡量古代诗文的艺术价值，应当实事求是地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结合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而不是套用国外的理论(如形象性、典型性)，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⑤我国古代文论注重语言和修辞具有较强的诗性特征，从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和我国的传统哲学观、文学馆、史学观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内在矛盾。我们评价判断一种文学理论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种文论对文学现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对后世文学的指导性，而中国传统诗文理论“以诗论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对象(文学)的界线。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如何成功“转型”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作者：肖艳
1981年，李尤白完成了《梨园考论》一文的撰写工作，他认为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梨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完备的国立皇家音乐、舞蹈、戏曲学院。此说不仅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反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热烈反响。
作为一名职业戏曲理论工作者，我一直在研究梨园。我认为，梨园研究不仅在于学术本身，而且也将为世界各国研究我国戏剧文化的学者、旅游部门另辟蹊径，开拓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任其上下探索，纵横翱翔。
1985年12月23日，李尤白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
东明：
望你将岸边、田边、戴维、胡继熙夫妇情况一并按页码补入“总库”。
李先生信中所提到的“总库”，即李尤白先生在梨园研究过程中，偶有收获进展，或私人信件来往，一有所得，即和我联系，并抄录或者复印给我，所以很多史实和珍贵资料只有我知道，比如关于日本音乐史的研究通信。
唐代传日的两面琵琶
中日两国在音乐方面的交流，早在隋唐时就开始了，唐代日本从五位上行扫部头朝臣、美作椽兼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来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的故事，就是唐代中日音乐家交流的梨园佳话。
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贵族藤原贞敏来长安弹琵琶，拜梨园乐师刘二郎为师，堪称尊师爱徒，藤原最后做了刘二郎的乘龙陕婿。藤原学成回国时，刘二郎以青山、玄象凉面琵琶相赠。
清末诗人黄宗宪（1848-1905）曾作诗记其事道：“檀腹琵琶出锦囊，冰弦风拨杂官商。王公子弟争猿乐，傅粉调朱各上场。”后来，他在修订《日本杂事诗》时，改为：
檀腹琵琶出锦囊，曾偕羯鼓谱霓裳。
大唐法曲今谁读，空记当年刘二郎。
琵琶不仅使藤原贞敏与刘二郎结下师生之隋，与刘二郎之女结下夫妻姻缘，也使中日晒人民在音乐界结下千年友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留学日本，并在中国左联东京分联任干事，曾出版散文集《扶桑杂技》、译诗集《日本古典俳句选》的林林，在1963年明随中国艺术团访日时，曾到日本名流田边尚雄家做客。田边尚雄先生为艺术团举行了一次琵琶交流会。他请来东京的几位琵琶演奏能手进行演奏，中方刘德海也演奏了《十面埋伏》等曲子，轻部岳瑞先生还用日语演唱了《浔阳曲》。有感于此，林林写了一首《琵琶会》的诗：
宾主琵琶出锦囊，心声合奏韵悠长。
至今犹唱《浔阳曲》，又忆当年刘二郎。
关于这段史实，1935年出版的张鹏一《唐代日人来往长安考》有记载：
日本有唐乐乐器，据《日本国志-礼俗篇》曰：“日本由唐时传授乐曲有《万岁乐》《回波乐》《鸟歌》《承和乐》《河水乐》《菩萨破》《武德乐》《兰陵王》《安盐乐》《三台盐》《甘州胡》《渭州庆云乐》《想夫怜》《夜半乐》《扶南小娘子》《越大乐》《林歌》《孔子琴操》《王昭君》《折杨柳》《春庭乐》《柳花池》《赤白桃花李》《喜春莺》《平蛮乐》等。然传其谱，不能传其辞。乐器则唐时藤原贞敏，学琵琶于唐人刘二郎，二郎妻以女，赠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归为朝廷重器，今犹存。”
但藤原贞敏由中国唐代带回日本的两面琵琶“归为朝廷重器，今犹存”不知“今犹存”在何处？构造如何？千余年来在日本的影响和历朝嬗递传授情况怎样？唐代梨园研究专家李尤白先生为探究竟，曾于1985年3月6日致函日本国立艺术大学校长，该校音乐学部日本音乐史研究者田边史郎于同年11月8日给李尤白先生回信：
李尤白先生，
拜读了您三月六日的来信，以下就自己至今调查到的事项作以答复。
日本平安时代有一位名叫藤原贞敏的贵族，远渡中国（唐）学琵琶回国的时候，带着师傅赠送的两面琵琶回来这件事，在日本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即日本正史《日本三代实录》贞观九年（公元867年）十月四日条中说：“从五位上行扫部头，藤原贞敏卒。贞敏者……少耽音乐，好学鼓琴，尤善弹琵琶。承和二年（公元845年）为美作椽遣唐使准-判官。五年到大唐，达上都，逢能弹琵琶者刘二郎，……明年聘礼即毕，解缆皈乡，临别，二郎设祖宴，赠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是岁大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六年也。……卒时年六十一。贞敏无他才艺，以能弹琵琶，历仕三代。虽无殊宠，声价稍商焉。”
上述的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确为您信中所提及的琵琶，“为朝庭重器”，虽然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从当时的习惯来看，确是事实。
这两面紫檀琵琶和紫藤琵琶，分别刻有“玄象”和“青山”字样。日本江户时代的乐人安倍季尚所著的《乐家录》第四十一卷，有以下记载：“青山，仁明天皇御物紫藤之槽也。旧记日，承和二年扫部头藤原贞敏蒙敕宣渡唐，竭于廉承武，习琵琶之秘曲，而得琵琶二，玄象，青山是也。廉承武传曲于贞敏之时，自青山绿梢天人降翻回雪之袖，自是名之青山也。”“玄象，仁明天皇御物也。紫檀槽一枚，泼面画黑象，是大唐琵琶也。祥述之青山下。”
此外，关于这个“玄象”“青山”现代的日本音乐史研究有以下的结论：“青山是日本有名的琵琶。……原来是仁明天皇的尊物。藤原贞敏根据承和二年（公元835）年，敕命远渡大唐。跟廉承武学习琵琶的秘曲，这个琵琶是和玄象的琵琶一起带回的……长期流传于宫中，后来传到仁和寺宫，虽然送给了平经正，但因经正担心在战场上丢失，所以退还给了仁和寺宫，可是到了源氏时代，似乎消失了……”，以上引至“平凡社”《音乐事典》。
这是关于“青山”的记载，总而言之，藤原贞敏带回的乐器没有现存。另外，在嘉历四年（公元1329年）七月八日，根据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青山”模仿制作了一把新的“青山”，现在虽然据说还在宫中，但我不能确认。详细情况，我劝您还是向日本国内厅书陵部询问。
即使关于“玄象”，如果根据同样的《音乐事典》的记述的话，则是，“虽然1376年（正和六年）被盗贼盗走了，但经过几个人之后，又回到了西园寺家之手，并再次回到了宫中。此后，因在内裹（注：天皇平时居住的场所）时被火烧了，故未能留传到现代。”
也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山”和“玄象”现在都不存在。对于先生的热情，我不能不遗憾地告诉您所不想期待的结果。
这两面不一样的琵琶，作为名器，好像被珍藏着。关于这些有很多说法。此外，文学（《源平盛衰记》等）、戏剧音乐（能《弦上》等）以此作为题材的也不少。
我作为日本音乐史的研究者之一，特别关心日中音乐文化的交流，并且确信您的来信也寄予着在这个领域内的两国友谊。
十一月八日 合掌礼拜
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乐理科
助手田边史郎
至此，中国最早传到日本的两面琵琶及其在日本历朝辗转传授、受人珍视之状，水落石出，中日音乐史上一个长期难以猜解的谜被解开了。
我觉得，田边史郎学风严谨，他以十分负责的态度帮助李尤白弄清了从唐朝传往日本方面琵琶千余年来的传授情况，这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事，而且是值得载人中日两国音乐领域史册的事。
曾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赵谭冰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两面琵琶》的诗：
青山玄象渡东洋，一曲琵琶颂大唐。
御前乐舞起欢声，宫内嫔妃笑态狂。
藤子负笈长安路，刘郎琴韵播邻邦。
《三代实录》纪盛事，睦邻友好万年长。
西安市九十二中高级教师刘占先也为此写了一首《琵琶情》：
一衣带水两邻邦，藤原学艺渡重洋。
琵琶声声师徒谊，琴瑟切切儿女肠。
玄象含情送艺果，青山着意化桥梁。
今日梨园传佳话，皆因不忘刘二郎。
另外，日本奈良市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奈良朝传写过去的许多唐代梨园中的乐谱。李尤白先生1985年春曾致函奈良市长，通过奈良市长转给正仓院长一封信，希望正仓院提供有助于他梨园研究工作的相关资料。不久就接到正仓院事务所长桥本义彦4月5日给他寄来的日本奈良朝天平十九年以前由长安传往日本去的黄钟调《番假崇》琵琶谱。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由唐代传去的琵琶谱。
岸边成雄与梨园研究
岸边成雄（1912年6月16日至2005年1月4日）是日本著名的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界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一生。据《九十大寿纪念岸边成雄博士业绩目录》的统计，岸边成雄的主要成果有：著书（含译著）二十三册，论文一百三十七篇，短论、报告、解说一百六十七篇，监修、编辑、参与撰写条目的辞典、讲座六十四部，监修、编辑、撰写解说的唱片七十六套，书评七十九篇，唱片评论十三篇，演奏会节目单解说一百二十七篇，随想等一百六十七篇，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一种，被翻译为中文的著作、论文四十一种……
其中《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书是岸边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繁盛N烂的唐代音乐举世瞩目，是中国和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它上承秦汉以来歌舞音乐的繁荣，使之发展至极盛阶段；下启宋元戏曲、说唱等市民阶层音乐生活的巨大变革，为歌舞音乐向戏曲音乐型态转化、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其影响所及在亚洲各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在岸边成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唐代音乐史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贯穿性主题。1936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的毕业论文《隋唐俗乐调的研究――龟兹琵琶七声五旦与俗乐二十八调》就是有关唐代音乐史研究的题目。1960、1961年出版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乐制编，上、下卷），奠定了他作为唐代音乐研究学科带头人的地位。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
1982年第5期《人文杂志》发表了李尤白的《梨园考论》简稿。这篇论文让远在日本的岸边成雄看到了，他1985年明21日致函西安音乐学院蒋咏荷教授谓：
李尤白先生《梨园考论》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先生将中日近代学者有关梨园著作部加以引用，唯我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未被提及。
蒋咏荷教授把岸边成雄给他的这封信让李尤白看了，李尤白立即给我来信：
东明：
蒋咏荷教授接到岸边成雄的信。岸边对拙作《梨园考论》奖饰过分，使我惶愧。滋将其原函及咏荷先生托我院译信寄你。岸边年逾古稀，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音乐家，著作甚富。从此信中也可看出，岸边似乎嫌我在《梨园考论》中没有引用他《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谈梨园的部分。这要在以后补入。
尤白
1985年12月23日
其实李尤白在写《梨园考论》的时候并不知道日本有个岸边成雄，岸边成雄有一本《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李尤白看到岸边成雄的信后，立即通过蒋咏荷给岸边成雄去信，说明非不引用，实未见其书。岸边成雄接李尤白信后就直接给李尤白来信：李尤白先生大鉴：
去年12月25日玉笔芳信、1986年1月5日详函及《地方戏艺术》中王东明先生的文章、《光明日报》特写均拜读。因事务繁忙，回信较迟，深感抱歉。
我从今日（18日）到3月4日要去欧洲旅行，所以只能匆匆先写这封短信。
（一）首先，就先生您对梨园研究的热情，我深表敬意；
（二）衷心祝贺“唐代梨园纪念馆”的筹建及“中华梨园学研究会”的成立；
（三）先生国际视野之开阔，使我铭感难忘，在先生所言及的外国学者中，还有一些人是我所不知道不认识的；
（四）佐野彦和、田边史郎二君在东京艺术大学读书时，我曾教过他们；
（五）拙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台湾中华书局汉文版），我也曾寄赠过中国音乐家协会陕西分会和西安音乐学院；
（六）在上书梨园章节中，与任半塘教授的《唐戏弄》意见有所歧异；
（七）唐代梨园，除梨园本院外，在东宫宜春院北还有别院。
想和您探讨的问题很多，但因欧洲旅行之发生在即，只能暂且住笔，希鉴谅。6月22日及27日有可能于西安重晤。祝您春安！
岸边成雄
1986年2月18日东京
及期，岸边成雄果然与日本创明音乐社社长小野卫等十余人到达西安，由中旅社石家庄分社韩连华翻译，岸边成雄和李尤白在西安人民大厦见了面。语及中华梨园学研究会筹组事，岸边提问：“不知贵会接纳外国会员否？”李尤白答：“学问无国籍，您以七十七岁高龄，对唐代音乐又有专著，理应欢迎。”岸边继问：“我在学会可干些什么？”李尤白答：“可聘为顾问。”岸边闻而喜曰：“我很荣幸，也很感谢。”
当晚共应西安音乐学院刘大冬、鲁日融及蒋咏荷之邀，一起在西安音乐学院观看了鼓乐演奏。看完鼓乐后，岸边成雄说，长安古乐和日本的雅乐一样，是“国宝”：“长安古乐与日本雅乐的流传时间都在一千年以上。据历史记载或民间传说，它们部是来源于唐代的俗乐。只不过长安古乐―直流传在长安，而日本雅乐却是通过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传入日本，在日本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日本对雅乐的保护很重视，雅乐多是政府出资养着，政府会挑出专业人才，国家养起来，乐手多为公务员待遇。日本雅乐的根在中国，在西安。”
岸边回国后，于1986年7月11日给李尤白来信，同时给李尤白寄来了梁在平、黄志炯译，台湾中华书局版《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两册，其中对梨园遗址的看法和李尤白基本相同。随后，李尤白立即把岸边成雄关于唐代梨园遗址的论点补充到他的《梨园考论》中作为他的论据：
梨园本院系梨园弟子重要集居之，而梨园则系禁苑内之著名果园。按《唐两京成坊考》卷一对此曾有另一见解，其“所谓梨园者在光化门北”所注“商宗纪，仪凤六年八月，停南北中尚梨园作坊，中宗纪、景龙四年二月，令五品以上并学士，自芳林门入集梨园，即此梨园也。至明皇置梨园弟子，乃在蓬莱宫侧，非此梨园。主张梨园弟子在大明宫之蓬莱宫，此说似系沿袭《通鉴》景云元年条续文“开元二年，玄宗置教坊于蓬莱宫，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至天宝中，即东宫置宜春北苑。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即是梨园者按乐之地，而预教者名为弟子耳。凡蓬莱宫、宜春院，皆不在梨园之内也”。按蓬莱宫之教坊（内教坊）与梨园弟子，原系无关。《通鉴》将两者混同使用，恐系错误；就现有史料研究，蓬莱官之近傍，似不可能有梨园也。
之后李尤白还专门写了一首《赠岸边成雄先生兼题
扶桑有学人，遐龄访中华。
溽暑来长安，相晤于大厦。
讨论梨园学，议论互激发。
音院同观乐，记问精神佳。
撰著唐乐史，征引何博雅。
涉及梨园址，与吾见无差。
台湾汉文版，译笔妙生花。
隔海遥相赠，隆谊溢芳札。
中日文化史，盛开一妍葩。
关键词:敦煌变文;讲唱艺术;道具;表演方式;艺术创作
中图分类号:J608文献标识码:A
敦煌变文讲唱时,其讲说的散文与吟咏的韵文交替进行,将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有效地传达给观众。作为讲唱艺术的一种类型,敦煌变文讲唱过程中,图言并用。因此,深入了解敦煌变文讲唱时所使用的基本道具及其表演方式,对于全面认识敦煌变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敦煌变文的讲唱仪轨
探讨敦煌变文讲唱的道具与表演方式时,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它的讲唱仪轨。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敦煌变文可以分为佛教变文与世俗变文两种类型,后者的讲唱仪轨可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简化而成。关于变文讲唱仪轨,文献中几乎没有直接记载。
佛教变文的讲唱与俗讲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俗讲仪轨。在正统讲经中,除了主讲法师、都讲外,通常还设有维那、香火、梵呗三职。维那负责处理事务、维持秩序,香火、梵呗分别是行香、歌赞等人。俗讲时一般也具有上述五种职责之人,而且讲经仪轨与正统讲经没有太大区别。俗讲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环节:唱诵押座文、唱经题目、诠释经题、讲唱正文、回向发愿、散场。其间多次穿插念诵佛号之事。
P.3849中有关于俗讲仪式的记载:夫为俗讲:先作梵了。次念菩萨两声,说押座了。素旧(唱)《温室经》。法师唱释经题了。念佛一声了。便说开经了。便说庄严了。念佛一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字了。便说经本文了。便说十波罗蜜等了。便念念佛赞了。便发愿了。便又念佛一会了。便回(向)发愿取散云云。
已后便开《维摩经》。讲《维摩》:先作梵,次念观世音菩萨三两声。便说押座了。便素唱经文了。唱日(白)法师自说经题了。便说开赞了。便庄严了。便念佛一两声了。法师科三分经文了。念佛一两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名字了。便入经说缘喻了。便说念佛赞了,便施主各发愿了。便回向发愿取散。①
S.4417所记录的俗讲仪轨与此基本相同。
开讲正文前的作梵、说押座文,目的是安静听众,庄严道场。孙楷第在谈及“押座文”时,说道:
至押座之义,颇不易解。近世儒者,或以为其文录置佛座之下因而得名。然押座文乃开题前所吟,似不必取义于佛座。余今窃为之说:押者即是镇压之压,座即四座之座。……然则押座之义可释为静摄座下之听众。开讲之前,心宜专一,故以梵赞镇静之。②这种解释应该符合押座文的原意。其后都讲唱经题目,法师开释经题。P.3849文中的“庄严”疑为“发愿”二字,发愿大概是对于施主的祝愿。俗讲的主体部分是开讲正文,先由都讲唱经一节,法师接着讲说吟唱,如此循环下去。
最后是回向取散,法师将此讲经功德回向众生。P.3770即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回向文,该卷首题“俗讲庄严回向文”:第六回向发愿侧声弟子某甲等合道场人,愿持如上受戒忏悔所生功德,尽将回施法界众生:未离苦者,愿得离苦;未得乐者,愿令得乐;未发心者,愿早发心;已发心者,愿速修习;已修者,当座(坐)道场,证大菩提,永无退转。愿弟子等现在世中,无诸灾障;烦恼恶业,念念消除,智慧善牙,运运增长;行住坐卧,身心安乐;当来世中,同共往生,兜率天宫,遇弥勒佛,禳彝跏,随佛下生,三会龙花,闻佛说法,皆得度法界众生,与诸众生一时成佛。
回向后,取散时还常唱诵解座文,如P.3128《解座文》文中写道:“各自念佛归舍去,来迟莫遣阿婆嗔”,就是典型的俗讲解座文。
佛教变文的讲唱,继承了上述俗讲仪轨中的一部分。俗讲中散、韵结合的方式,在变文讲唱中同样得到充分运用。由于听众以俗众为主,讲唱正文前的押座文也被保留下来。S.2440《八相押坐(座)文》,标题原有,其中写道:此方日没西方照,莫道西沉日便无。此方入灭化余方,莫道世尊真灭度。譬如长天有月,被浮云障翳不出来。身中有佛性甚分明,被业障覆藏都不现。欲长空月现,先须要假狂风。欲得身中佛性明,事须勤听大乘经。u(残)云被狂风吹散去,月影长空便出来。在听甚深微妙法,身中佛性甚分明。一沾两沾三沾雨,灭却衢中多少尘。一句两句大乘经,灭却身中多少罪。
我拟请佛,恐人坐多时,便拟说经。愿不愿?愿者检心(合)掌待。
ご恕栋讼啾洹费鹤文与一般俗讲的押座文,基本没有区别,甚至可以说,套用到一般的俗讲前,也未尝不可③。P.2187《破魔变》的押座文末尾有“‘欲问若有如此事’,经题名目唱将来”之语,这正是变文演出套用俗讲押座文的重要标志。
变文讲唱的结束时,也有发愿取散仪式。譬如《八相变》的文末写道:况说如来八相,三秋未尽根原,略以标名,开题示目。今且日光西下,座(坐)久延时,盈场并是英奇仁(人),阖郡(群)皆怀云(文)雅操。众文俊哲,艺晓千端。忽(或)滞淹藏,后无一出。伏望府主允从,则是光扬佛日,恩矣恩矣!④
文中“府主”在敦煌文书中的愿文、讲经文中也比较常见,大概是指归义军政权的某一执政者。说唱者在此先夸赞恭维听众,然后恳切奉劝府主等奉行佛法,这与一般的俗讲结尾没有差别。
《破魔变》押座文后还有发愿回向之语:
已(以)此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谨奉庄严我当今皇帝贵位:伏愿长悬舜日,永保尧年,延凤邑于千秋,保龙图于万岁。伏惟我府主仆射,神资直气,岳降英灵,怀济物之深仁,蕴调元之盛业。门传阀阅,抚养黎民;总邦教之清规,均水土之重位。自临井邑,比屋如春;皆传善政之歌,共贺升平之化。⑤说唱者以“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进行回向,可见将此变文讲唱当作了讲经。佛教变文的说唱者可能也会由俗讲僧人充当,所以在讲唱变文时,自然会袭用一些俗讲仪轨与术语。这在变文文本的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出,譬如文本中常见书写一些小字“佛子”、“观世音菩萨”等等,它们表示讲唱到此处时,说唱者带来观众一起念佛名号。这种带有佛教共修法会性质的活动,昭示了佛教变文讲唱的特殊性,也是其与一般说唱文学的区别之一。
此外,变文也有提示散场的解座文。变文的解座文也应是套用了俗讲,一般附于正文之后。关于变文讲唱的解座文,孙楷第做过比较详尽的论述:解座文今无单行本。惟今所见变文,正说后尚多有附颂赞者。如国立北京图书馆藏潜字八十号失名变文演佛出生成道事者,正说后有赞二十七行,即解座文。其结末四句云:“高(适)来和尚说其真,修行弟莫因;,莫阿婆嗔。”以缺字甚多,不知其义。然今《三身押座文》后附书有类似之句,其辞云:“今朝法师说其真,坐下听众莫因循;念佛急手归舍去,迟归家中阿婆嗔。”此文末二句文义当同。言听讲迄当速归舍,若稽留日莫,则“阿婆”嗔也。“阿婆”者,六朝以来流俗人称年长妇人之词。⑥
这一论述比较贴切地解释了解座文。
尽管变文讲唱袭用了不少俗讲常用的仪轨,但两者之间也有显而易见的一些区别。变文讲唱为了进一步迎合俗众的趣味,它的讲唱仪轨在俗讲的基础上作了明显的简化。一般的俗讲中,都讲仍然担任必不可少的唱经角色,变文讲唱时,则已经不再需要都讲。其他的角色如维那、香火、梵呗等,有时可能也会被取消,与此同时,讲唱法师承担了全过程的讲唱任务,因此,其个人的讲唱技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配合敦煌变文讲唱的基本道具
图画是配合变文讲唱的基本道具。
唐代以后,敦煌变文讲唱风气逐渐盛行,为达到更好的讲唱效果,讲唱过程中经常采用图画相配合。《全唐诗》收录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⑦,不仅诗题中用了“看”字,而且诗中还有“画卷开时塞外云”之句,由此可见,讲唱此变文时配合使用了画卷。此外,敦煌变文卷子还有表示图画单位的“铺”、“立铺”等。譬如《汉将王陵变》中写道:“二将辞王,便往斫营处。从此一铺,便是变初。” ⑧又如,P.3627尾题:“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而P.2553中有“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这些世俗题材的画卷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变相。唐宋之际,“铺”是佛教变相的常用量词,在画史文献中,则很少见到它与世俗题材图画连用,而世俗变文中却使用了“铺”这样的佛教变相术语,从这个角度看,世俗变文的讲唱以及配合使用的图画,都可能受到了佛教变文、变相直接的影响。
由“立铺毕”取代“讲毕”,至少说明在变文讲唱时,图画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具。傅芸子还依据“立铺”推测了图画的使用方式,他说:
但是这种画卷既然说是“立铺”,大概是将画卷立起,便于给听众观看,好似“看剧”一般,这图幅是和讲唱纯佛教的变文辅助用的变相图是同一作用的。可见讲唱变文需要用图像来作说明,佛教的变文是如此,非佛教的变文也是如此的。B18
他的推论有一定的道理。
巫鸿则认为变文讲唱表演的形式有可能受到俗讲的影响,由此他设想了配图讲唱《降魔变文》的具体情形:
我们可对“降魔”变文的说唱做如下重构:两位故事讲述者互相配合,“说者”以散文的形式讲述一段故事,“唱者”随后吟唱韵文并展示该段画卷。每段韵文(抄在手卷背面)唱完后,“唱者”便卷起这段图,并展开下段场景,而“说者”又继续往下讲述画中描绘的段落。“B19巫鸿的这一推测可能有一定道理。
上述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推想变文讲唱时的表演情形,但是由于研究视角、资料有一定局限性,所以不利于对变文讲唱的道具及其表演方式进行全面观照。
本文认为,敦煌变文讲唱时,为了便于说唱者表演以及听众的观看,使用图画等方面的表演方式可能是多样的。探讨其配图讲唱的表演方式时,需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配图讲唱变文的表演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起初敦煌变文的讲唱或许会受到俗讲影响,存在“说者”、“唱者”两位互相配合的情形,其中一人手持画卷向观众展示相关故事情节。伴随着敦煌变文讲唱在民间的普及,尤其是一些民间讲唱艺人加入讲唱者行列后,讲唱的仪轨可能逐渐摆脱佛教俗讲的影响,呈现出日益简化的趋势,与此同时,配图讲唱的表演方式也可能产生变化。因此,在变文讲唱的后期阶段,尤其是在世俗变文的讲唱过程中,可能通常会是一位讲唱者边讲唱边展示图画。现代日本寺院的僧人,还在以类似的方式表演看图讲唱故事B20,除了使用挂轴画卷外,有时还使用类似P.4524这样的画卷,这种方式似乎可以溯源到唐代的变文讲唱。
其次,敦煌变文讲唱的表演方式可能会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唐代时,变文讲唱风气一度盛行,还出现了比较固定的讲唱变文的场所,即“变场”。《酉阳杂俎》卷五《怪术》记载一则僧人与李秀才的对话之事: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B21 大概因为李秀才初到后的“笑语颇剧”,夹杂着不少调侃之语,引起了此僧的轻视,乃至将他与“玩变场”者联系到一起。除了这种相对固定的变场外,街衢要路、戏场家宅等都可能临时充当讲唱的场所。固定场所与临时场所中的表演方式可能略有不同,前者可能会设立相对固定的听众座位,并根据他们的视线朝向等,设置相对固定的图画展示方式,因此通常可以将横卷或立铺的一端固定到某个位置。而在临时场所中,配合变文讲唱的图画使用方式可能更加灵活,手持展示或固定图画都有可能。
再次,配合敦煌变文讲唱的图画,由于集中表现了基本故事情节,因而,很可能成为讲唱者随身携带的基本道具。这种图画主要包括横卷与立铺两种形式,在材质上,横卷可能多为纸本,立铺或许常采用绢布。在配合敦煌变文讲唱时,横卷上的画面一般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横向打开,而立铺画面的内容适合竖向展示,因此,定点悬挂的可能性较大。横卷上将很多个故事情节进行连续绘制,每一个故事画幅相对较小,不利于远距离观看,换言之,不适合在听众很多的情况下进行表演。而一个主题的变文故事可以绘在多个立铺上,立铺上每一个故事的画幅可能较大,随着讲唱的进展,这些立铺可以先后悬挂出来,比较适合远距离观看,在听众较多时也可以展演。
由此看来,敦煌变文讲唱的配图表演方式,还与道具本身的特点有着比较紧密的关联。
① 此文主要依据向达的校录,同时参照了S.4417。参见向达《唐代俗讲考》,载于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② 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载于《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③ 此押座文无疑是配合变文讲唱的,对此孙楷第有论述,他在《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一文中,写道:“今以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单行本《八相押座文》,与北京图书馆藏潜字八十号卷子失名变文前所载押座文相雠,其梵赞三十八句全同。可知此‘三身’‘八相’二押座文,乃变文前所用之押座文。”参见《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④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14页。
⑤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31页。
⑥ 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载于《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第119-120页。
⑦ 曹寅等编《全唐诗》(第774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771页。
⑧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6页。
⑨ 这种图画提示语一般处于散文结束,韵文即将开始之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也可以称为“入韵套语”等等。
⑩ 根据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八相变》(一)选录。其他提示语,则根据《敦煌变文校注》中相关变文统计而来。
B11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载于《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389页。
B12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148页。
B13根据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相关变文统计而来。
B14转引自向达《唐代俗讲考》的注释第24条,载于《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B15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5页。
B16谭婵雪《河西的宝卷》,载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
B17孙子书(即孙揩第)《近世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载于《辅仁学报》,第10卷,第12期。另参见《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B18傅芸子《俗讲新考》,载于《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156页。
B19N缀琛独褚侵械拿朗酢―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80-381页。
B202渭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B21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页。
Props and Performing Methods of Dunhuang Bianwen Talking & Singing
YU Xiang-dong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关键词：敦煌文学 《儿郎伟》 驱傩词 唐代驱傩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7-0090-03
作者简介：曹子轩（1989―），四川内江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儿郎伟》驱傩词的基本情况
“傩”，《说文解字》释为“行而有节”，又《正字通》：“馗，同傩，为‘奈何’之合音”。《说文通训定声》：“傩，假借为毽”。当“傩”与“馗”通假时，“傩”借“馗”驱逐疫鬼之意，《玉篇》：“怨，惊驱疫病之鬼也。”《论语・乡人傩》集解：“傩，驭逐疫鬼也”。驱傩文化早在先秦就有，当时的叫法是“时傩”，由夏官方相氏率百杂卒而傩，时间大致在冬季；汉唐时，这种驱傩文化达到兴盛，而内容及装束等则大抵沿用先秦时期的傩事活动。唐代的《儿郎伟》驱傩词正好处于这一阶段。
敦煌写本《儿郎伟》主要见于P.3552、P.2569等20余个卷子，均不题作者，大多冠以《儿郎伟》这个曲牌名，年代多不可考，数量不多，但内容翔实，生动再现了当时颇有趣味的傩事活动。
前人的研究认为，《儿郎伟》这个曲牌名包括的内容大致有三种：“驱傩词”“上梁文”“障车文”，是保存于敦煌写卷中的一组唐五代时期的韵文作品。迄今已经辑录的《儿郎伟》，共22卷59首（其中9首重复）[1]，其中“驱傩词”共17卷39首，属广泛意义上的傩文化作品。“驱傩词”每篇开头多有“驱傩岁暮，送故迎新”之类的套语，内容多为迎春辞岁、去凶纳吉的咒祝赞颂之词。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儿郎伟》不是反映驱傩的傩祭词，而是唐代民间彩词[2]；或曰不存在《儿郎伟》这种文体和曲调[3]。我们认为，《儿郎伟》中确实有一部分内容反映了唐宋时期州县地方驱摊活动，提供了一批生动实在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唐代民间的驱摊活动远比《唐六典》《通典》及《新唐书・礼乐志》所载生动丰富，内容不一，足以反映古代北方的驱傩文化。
二、《儿郎伟》驱傩词的内容再探
现存敦煌卷子中的驱傩词内容不一，主要为祝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侧重于对社会人事的美好愿景，仅仅描写驱鬼活动的，根据陈烁的观点[4]，只有十首有所涉及，如P.2569vg描写了宫宅遇见鬼之后捉鬼杀鬼的场面。
（一）对驱傩词的观照
从形制上看，大部分驱傩词都是押韵的，每一首少则十几句，多则几十句，句式三、四、五、六、七、杂言并备，而以六言韵语为主，一首之中，亦可四言六言参用，并不刻板划一，适合吟诵。从内容上看，敦煌驱傩词保留了驱傩的最初内涵，仍以驱除疫鬼为主要描写对象。
（二）值得注意的问题
敦煌驱傩词不仅仅限于对驱鬼这一活动的本体描写，通过这件事折射的其他内涵颇多，如：
1.讲述驱傩渊源的，如P.2569《驱傩词》七首其二的“驱傩圣法，自古有之”。
2.讲述岁末驱鬼，祝福来年新气象的。
3.对太保、长使（史）、大王、令公、尚书等高级官员及其家人与臣僚的称颂。主要称颂他们平定番乱， 致使四方贡服的功业；还有对长官敬信三宝的称颂，认为敦煌四境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全赖他们敬信佛法，才使佛法佑助。
4.为户主祈祷的，见于P.3468的“岁岁夜孤儿，今夜尤沾恤”和P.2058a的“诸人总莫悭惜”。除了《进夜户词》之外还有驱傩文描写这方面的情况。
按其字面意思，驱傩词明明主要是讲述敦煌人民驱鬼活动的，为什么到后面就演变成了讲述社会人事活动，歌颂功伟绩了呢？是否这个“鬼”除了一般意义之外还有其他内涵？
（三）文献中的证据
大概敦煌驱傩词的内容与当地时局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从传世历史文献中找到一些证据。
1.如P.3270所抄驱傩词，是说经过“数年闭塞东路”，首次重创进犯甘州的回鹘王子后，敦煌军民欢欣鼓舞，在除夕傩礼上颂扬主将张淮深。884年除夕大傩仪，则是歌颂张淮深二平回鹘，说他“如同铁石心肝”地联合龙家，一举打走了回鹘，再次使“河西一道清泰”。
2.P.4055所抄驱傩词则歌颂了曹氏归义军首领曹议金。其中凡有“夜胡”的傩歌，都是丐傩。不要钱的则是社区或宗族傩队：“百姓移风易俗，不乐跳（傩）求钱”。佛教傩队多演唱佛经故事，祆教傩队也有“今夜驱傩仪仗，部领安城火祆”这样特色鲜明的歌词。（“火祆”是祆教的别称。）
三、《儿郎伟》驱傩词所反映的唐代驱傩文化
（一）敦煌驱傩丰富了唐文化的内容
李正宇说：“敦煌傩一遵唐制，驱傩亦于岁晦举行。”[5]早在《周礼・夏官・方相氏》中就有记载，大致在季春、仲秋、季冬时节，方相氏“率百隶而时傩”，所以在唐代以前，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分三个时节举行驱傩仪式。唐代一改前制，《唐六典》卷十四“太卜署”条载：“凡岁，季冬之晦（冬季最后一月最末一天的夜晚），帅振子入于宫中，堂赠大帷。”从这里可以看出，唐代推陈出新，把驱傩变成了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化现象。甚者，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条载：“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经李先生考证，“打夜胡”早在唐代晚期就有，见于P.3468，然其带有娱乐和讨赏的性质，和之前驱傩的本质大相径庭。我们认为，这其实也反映了唐代驱傩活动民间化和世俗化的进程。
（二）驱傩词背后的唐代歌曲文化
敦煌发现的数十首驱傩词表明，唐代驱傩活动远比《唐六典》《通典》及《新唐书・礼乐志》所载生动丰富，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唐以前的驱傩歌词多为汉代民歌。如：“甲作食酗，月弗胃食虎（“虎”一作“疫”），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碟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鬼，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肌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一首，叙事性强，四、三、二言参差不齐，不便歌唱。而敦煌发现的驱傩词，以六言的韵文为主，讲求押韵，强调其声乐性。这是唐代驱傩词在汉以来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新现象。
2.新词新调。尽管《儿郎伟》怎么唱和，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儿郎伟》带有的关中方音是当时小伙子的斗乐之音。《司空表圣文集》卷十有《障车文》一首云：“儿郎伟，且仔细思量。”“儿郎伟！重重祝愿，一一夸张。”“儿郎伟！总担将归去，教你喜气扬扬。”[6]所以我们认为，新词新调之后也有内容的革新，不再仅限于驱傩，而是进一步扩大到许多喜乐场合。例如，祝愿新郎新妇、障车斗乐、上梁祝赞、岁末驱傩、庆功祝捷等。
3.敦煌驱傩词背后的傩仪折射出的唐代戏剧文化。
首先，唐代傩仪的主体已经从方相氏变成了钟馗。据张兵考证，在P.2444《太上洞渊神咒经》中就已经有钟馗形象的最早记载，其《斩鬼第七》：“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得，便付之辟邪。”但此时钟馗并不是捉鬼者，而是只充当行刑刽子手的角色。到了敦煌驱傩仪式中，钟馗已成为仪式主体，如：“钟馗、白泽，统领居仙。怪禽异兽，九尾通天。总向我皇境内，呈祥并在新年。”“唤中（锺）夔，兰（拦）着门。弃头上，放气薰。慑肋折，抽却筋。拔出舌，割却唇。”“中（锺）夔并白宅（泽），扫障（瘴）尽妖纷（氛）。”（P.2569）其次，活动地点从宫闱转移到军府衙门、要人府邸和民众住宅[4]。更为重要的是，其内容有“衣领铜头铁额，魂（浑）身总着豹皮”，化装的钟馗进行大傩的舞蹈和唱和，有一人的，也有多人的，如“大傩，则帅鼓角以助E子唱之”，在唱和的时候是有乐器伴奏的。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可以说，这时的祭礼已经蕴含着戏剧的因素，是后世祭祀仪式剧的起源。所以从本质上讲，敦煌傩似乎已经是准戏剧。换言之，傩仪即是戏剧产生的源头之一。
四、对于《儿郎伟》驱傩词的再思考
（一）驱傩与唐代佛、道教的关系
驱傩词是唐代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的综合产物。通过对驱傩词内容的研究，我们认为驱傩词的内容更倾向于道教，尽管在几十首驱傩词里有“地狱”“王道将军”“阎王”等来源于佛教的字眼，但是为数不多，而道教神仙却甚为多见，如：“五道大神执按，驱见太山府君”（P.2058v）。太山府君即泰山神，道教又称东岳大帝，显然是道教之神。而且在驱傩中常直接采用道教的符咒方法：“书符不点朱砂，韧（皆）须门悬赤索。”（P.3486d）捉鬼者“教使朱砂染赤”（S.2055v），朱砂为道教炼汞烧丹的材料，有辟邪之功，此为道教之物。除此之外，改驱鬼的方相氏为钟馗，上文已说明，敦煌写卷中保留着现存最早的文献来源。大抵，敦煌驱傩词是民间创作的产物，与土生土长的道教有着天然的契合。
（二）驱傩词的创作群体
驱傩词在唐代之前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央政府，到了唐代，驱傩的民间化和世俗化打破了这种格局。如P.3270所抄《儿郎伟》，据邓文宽先生的考证，作于公元883年，歌颂文中“太保”的应该是当时敦煌的民众，从文中“灾病永无侵选（扰），干门保愿安居，皆是太保位分，八方俱伏同知”“内使亲降西塞，天子慰曲（屈）名师”等字眼可以看出作者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见，创作群体的扩大是敦煌驱傩词的一大特点。
（三）敦煌驱傩在唐以后的发展
我们认为，唐代出现的敦煌驱傩活动及其记录是驱傩文化发展的一个中介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自南宋起，西北地区禁止汉人夜间集体活动，导致驱傩的规模大幅缩小，化整为零。到明代嘉靖年间的闭关大迁徙，驱傩之俗在敦煌当地已无处寻觅，但在酒泉农村仍可找到其踪迹，名为“打醋罐”，又名“清宅子”。
在敦煌一带历史上曾兴盛一时的驱摊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日趋消亡，但记录这些活动的驱傩词却通过敦煌写卷保存了下来。对于研究唐代西北地域的历史和民族关系，以及对从事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宗教、民俗等的研究者来说，这些记录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7]。
参考文献：
[1]黄征.敦煌文学《儿郎伟》辑录校注[J].杭州大学学报，1988，（增刊）.
[2]吴尔泰，吴炼.“儿郎伟”与“军傩”及其他[J].江西社会科学，1995，（5）.
[3]杨挺.不存在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J].敦煌研究，2003，（1）.
[4]陈烁.敦煌民间驱傩仪式与驱傩诗[A].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
[5]李正宇.敦煌傩散论[J].敦煌研究，1993，（2）.
一、以民俗文化视角进行古代文学教学的途径
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以民俗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恰当渗透和运用民俗文化因素，在增强课堂趣味性，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文化素养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改善也随之取得成效。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民俗视角的切入与运用贯穿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途径：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
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二、结语
总之，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生长点而存在，更应该成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对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应用也在实践上证。
作者：王卫波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英雄，是楚汉之争中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他勇猛善战，显赫一时，在灭秦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绩。项羽一生充满了传奇性色彩，从巨鹿之战中勇冠诸侯到建立西楚，再到分封诸侯，楚汉之争兵败最终自刎鸟江，无论是对其功绩的推崇，还是对其失败的惋惜，他所创造的辉煌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典素材。从史籍《史记》中项羽的原始形象，再到文学体裁唐宋诗歌、宋元戏曲和平话小说中的项羽形象，最后进入到现代传播视域中，项羽形象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羽的人物形象不断发生着变化，其形象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目前有关项羽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学研究多集中于《史记》、戏曲、诗歌中的单一体裁中的研究，在已有的有关项羽人物形象的硕博士论文中，缺少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与考察，对于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缺乏从古到今的纵向梳理及其在网络传播中相关情况的分析。因此本文试图系统性地对项羽这一人物的文学书写加以梳理，结合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的背景特点及作家的个体差异性，探究项羽人物形象文学书写的演进规律及其魅力。总之，进一步完善对项羽的人物形象的研究，对以往研究的遗漏和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对已有的浅析问题进行深化，对其中对比鲜明的矛盾进行剖析，对于认识和把握项羽人物形象经久不衰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现状与趋势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于项羽这一人物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当代研究中，以1953一2016年3月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检索的论文为参考依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粗略统计，以项羽为题名的论文共有500多篇，主题为项羽的论文共有2400多篇，学界关于项羽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呈现由点到面的趋势，纵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相关论文，对项羽的整体研究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方面的研究
第一类从特定事件研究项羽形象。这一类的研究主要将项羽放在特定的环境和事件中研究项羽形象，从而在矛盾冲突中彰显出项羽的性格优劣。李张召的《从该下之围谈项羽》。从四面楚歌再到霸王别姬，最后溃围、斩将、自刎鸟江，展示了项羽的勇猛英姿，呈现出一位真英雄形象。连波《论鸿门宴上的项羽一一说霸王并不沽名与其他》是将项羽置于鸿门宴的背景、过程和结局中，深刻分析了项羽在其中所暴露的性格缺陷和决策失误，虽然项羽最终结局失败了，但是他是实至名归的一位不“沽名”的失意英雄。此外还有张华真、郝富安的《试论<鸿门宴>中项羽的形象特征》、徐李平的《试论<鸿门宴>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论文。
第二类是人物对比研究。这一类研究把项羽和其他《史记》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将“楚汉之争”对峙两方项羽和刘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胡一华、毕英春的《刘邦和项羽》、邓翠萍的《<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李营的《<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谈》、王联斌的《刘邦项羽武德人格比较》。除此之外，还有项羽与其他《史记》人物的比较研究，如罗鉴晨的《悲剧英雄陈胜与项羽的比较分析》等论文。
第三类是《史记》中人物写作的艺术手法研究。这一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通过司马迁在塑造项羽形象时所用的艺术手法和表现艺术，彰显出项羽人物形象的鲜活性。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林军的《烘云托月法的完美运用一一试述<鸿门宴>中项羽形象的刻画》、黄岩的((<史记·项羽本纪>中人物语言的特点》“、魏佳的《<史记>中项羽结局的描写艺术》、张兴彦的《<项羽本纪>的写作特色》、杨丁友的《司马迁的叙述特色与项羽形象》等论文。
(二)各类文学体裁中的项羽形象研究
这一类的作品主要考察某一体裁中项羽形象的发展演变情况，从而丰富了《史记》之外项羽形象的研究。任荣的《霸王戏演变考述》一文中将有关项羽的“霸王戏”的发生和演变共经历五个阶段，对其产生、发展、成熟、达到顶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叙述，并且指出明代《千金记》对于霸王戏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学界梳理了霸王戏演变的基本脉络。马宝记的《历代项羽诗颂及其精神意蕴》。系统论述了两千多年来文人墨客通过诗歌这种形式对项羽自刎鸟江表达的情感，使我们从历代诗人的诗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项羽之死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复杂情感，以及这种情感所透露出来的不同价值观念。此外还有林怡的《论“霸王戏”的擅变》，将霸王戏发展的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的变化和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析。张雅洁、马帅的《项羽题材在诗歌中的擅变》深刻剖析了进入唐代以后项羽这一文学题材的完整发展道路，论证了这一时期出现的项羽题材诗歌主要以“借古言志，渴望中兴”为感情基调进行创作与发展，对后世诗人评述项羽得失争论项羽是否该东渡鸟江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启性的作用，并影响了后世的创作观点。
(三)多学科交叉研究
从传播学、音乐、美学、社会历史学等交叉学科角度研究项羽形象论文有很多。美学方面的文章有赵伯飞、闰岚、郝府元、闰强的《由项羽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浅析艺术美》、薛从军的《论项羽的悲壮与崇高一<项羽本纪>的美学价值》、传播学方面有岳慧的《影视作品中的项羽形象及其意蕴浅析》、社会历史学方面有杨宁宁的《项羽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内涵阐释》、王艳丽的《从<史记>中项羽形象的建立论“文史结合”的完美》，音乐方面的有徐文正的《歌剧<楚霸王>的音乐及戏剧呈现》。
(四)国外同类人物比较研究
这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将项羽和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相似人物进行比较，从而在性格和悲剧性上探究出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周文婷的《从项羽与阿喀琉斯的英雄性格比较看<史记>的悲剧艺术》。)将中外两部著作从人物的性格上进行了深刻分析，使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最终得出他们的性格是造成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李秀的《英雄末路的悲哀一一科里奥兰纳斯与项羽之比较》将《史记》中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两个悲剧结局的人物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项羽和科里奥兰纳斯他们的结局是无奈的，但是英雄的精神却光辉动人。此外类似的中外人物比较还有田凡玉的《中西方英雄人物的悲剧人生一一霸王项羽与力士参孙的比较研究》、罗燕玲的《项羽与阿喀琉斯的异同分析》。这些研究都从内容和形式上极大丰富了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突破了对于项羽形象的研究集中于国内作品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项羽形象的研究者不断增多，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项羽形象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关注的重点。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没有将项羽形象从古代传播演变和现代传播串联起来考察，对其形象演变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王亚听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中项羽形象寻绎》则是以古代文学中的书写为主分析项羽形象。纵观几十年来项羽形象的研究现状，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不断有所创新，但是在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项羽形象研究大多停留在史学研究，对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视野下的纵向研究不够充分。
第二，缺乏系统梳理项羽形象的论文，研究成果系统性有待加强。
第三，对电影电视剧和网络等现代传播方式下的项羽形象演变缺乏关注，缺少专门性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论文力图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探索项羽形象的演变规律，在研究思路上，试图分三个章节展开:
(一)历史叙事中的项羽形象生成与传播一以《史记》到《资治通鉴》项羽的原始形象为线索这一章节主要立足于史籍中的项羽形象，重点关注《史记》、《汉书》以及《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项羽的历史形象和特点，同时也梳理出不同朝代的史书对于项羽形象书写存在的差异性。
(二)项羽形象在古代文学视野下的纵向传播
本章的研究重点是探究项羽形象在文学视野下的传播和演变过程，分为“唐宋诗歌中的项羽形象”、“宋元戏曲舞台上的项羽形象”和“元明小说中项羽形象的精心描绘”三个小节。在第一节中重点探讨唐宋诗歌中项羽形象所蕴含的的文化意蕴，把握由历史叙事进入到文学叙事领域中项羽形象变化的特征。宋元戏曲舞台上的项羽形象则主要关注这一形象的负面化及其原因。最后一节中主要研究在平话及历史演义小说中项羽形象的塑造。
(三)现代传播方式下项羽形象的传播
探析在现代传播方式中项羽形象传播的新特点，包括以楚汉争雄为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网络游戏中的项羽形象，通过与历史演义小说《西汉演义》中项羽形象的对比，归纳出在新的传播媒介下项羽形象传播的新的内涵和趋势，理解当下对项羽形象的改编和传播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的积极意义。
纵观以上的研究思路，本文拟采用以下方法来展开研究:
(1)文本细读法。精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诗》《全元戏曲》《西汉演义》等文本，着重关注其中对项羽形象的描写并探究分析每部著作中对项羽形象的塑造特点。
(2)文献梳理法。项羽形象在《史记》产生后各个时代都有对项羽形象进行书写的文学作品，因此探究项羽形象的演变，搜集、梳理相关的文献资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在此基础上，掌握学界相关的研究动态及进展。
关键词：文学艺术现象 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2-0264-01
有关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渗透到古今中外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它的理解一直众说纷纭，近年来更是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议话题。
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1891―1982） 在20 世纪20 年代提出的术语，意指文学的本质特征。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参见Lemon and Reis ，107）
要搞清此问题，首先要讨论到底何谓文学？
1 浅谈文学的含义及历代文学观
传说大禹为治水，费尽脑筋不辞辛劳。他与涂山氏女新婚不久，就离开妻子踏上治水之路，多年在外忙碌，“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在家空守，思夫心切，常翘首以待盼早日团圆，等待中呼唤道：“候人兮猗！”即著名的《涂山女歌》。这四字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等你（回来）啊！”它所体现的正是抒情诗的特质：因为等人总是有其对象的，这几个有限的文字间所表达的正是其文学个性。在此意义上，《涂山女歌》便被称为文学作品或诗歌。并且后来的《诗经》、《楚辞》中运用的“兮”字，都明显受到此歌影响。《左传》所谓“诗以言志”强调的正是诗作所表现的个性。
文学最初泛指文章和博学，体现了其广义的文化含义。古代先贤很早就讨论过“文学”。《论语》把文学归结为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或“文”在魏晋以前相当于学问或文献，文学的文化含义是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在18世纪前也是如此。
文学理论给予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或作品，包括今天的文学以及政治、哲学、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
随着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和人生体验的表达，文学渐渐从历史、哲学、演讲术等一般文化现象中分离出来而独自发展，使得文学的审美属性不断突显。于是文学有了其特殊的审美含义：指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包括诗、散文、小说、剧本等，文学成为与一般文化形态不同的特殊审美形态。
2 文学艺术现象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语言表达方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反映人类社会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有其强烈的能动性和目的性。
《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反映劳动者的生活和感受，体现了文学艺术的反映对象以及经验来源。
南朝宋时期（420-581年）的《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今传本皆作三卷，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该书所记个别事实体现门阀世族思想风貌，真实反映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时代人文风貌小说。
由此可见，人类生活、生产、社会交往为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产生了使用这些素材的人――文学作品的作者。文学作品的作者从事文学创作的具体过程是相当复杂微妙的，具有个别性和特殊性，是不可重复、难以复制的，要经历艺术积累、艺术构思、艺术表现这样三个阶段。可见，文学是人们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人类对于日常生活、社会生产、家庭婚姻、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等思想情感的高低起伏以及自然、人文发展等方方面面的体验和认识，始终会反映在文学作品当中，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着改变，而这些改变反过来也影响着当时代人们对生活、事业、家庭、婚姻等的理解，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思想倾向，指导人们的某些行为。
唐代江南才子、著名诗人张继科举考试落榜返乡途中，愁绪绵绵，写下著名的脍炙人口的客愁诗《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由此引发古今许多人对这一特殊景致的向往，以至寒山寺和枫桥成了人们纷纷前往的旅游胜地，人们在此亲身感受到了当年诗人张继的失意情绪，岁月悠悠，却隔不断今人与古人借着这首千古绝唱产生的情感交流！
3 讨论文学的文学性的重要性
曾有人感叹说，也许我们今天所读的某些所谓的文学作品，过不了百年就会销声匿迹！
究其原因，或以为是因在当今快餐文化影响下，愿意安静坐下来潜心研究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常坐在电脑前“观天下”的人，实际缺乏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次，因缺少生活体验、缺乏与大自然的接触和深入生活而无法产生率性的激情。在这种沉闷空虚的情绪下写出的作品，只能是闭门造车的泛泛之作。
况在缺乏信仰的当今时代，许多人没有明确的生活和奋斗目标，更无值得推崇的精神榜样，整个社会弥漫着颓废和消极的气氛，很难让人说出何为当今精神风貌！
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重要观点，在传统哲学观念中，“气”是指人的主观精神，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气势！曹丕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赋予文学以“立德、立功、立言”三重价值意义。怀着这样的胸襟去创作，何愁无佳作问世呢？
关键词： 今本《文子》 文学审美性 思想
《文子》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典籍,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较高，但鉴于其诸多版本的界定性、真伪性、边缘性的复杂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流传和发展。将今本《文子》作为整体进行阐释和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虽兼承新道家思想的重要价值，却因伪书说而长期不能得到世人重视的尴尬。其书蕴含的丰富黄老道家思想对后世乃至当今文艺、文学、政治等各领域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从文本自身的文学性、思想性、启悟性方面进行如下探究和阐释。
一、今本《文子》文本的诗化性及情辨性特征
今本《文子》作为语录体散文，含有大量的议论文字。其在论旨上“宗传统道家思想”而有所发展，在行文上更是“法黄老理论”而振扬其风。其语言风格既有南方楚地文学浪漫飘逸的痕迹遗存，又有早期秦汉文学说辨论理的演进特征。
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一文中强调：“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所谓“泽”即光泽、润泽，或可理解为恩泽后世。的确，在诸子的著作中，文子之作的最大优点就是“论道辨理”饱含情感，《文子》不讳言“情”，且更特别强调“情”的作用，在其看来，治理天下不是靠政令制人，不是靠权威压人，而是强调真情感人，诚信服人。虽讲治国之道，但“语因情发，言为心声”的意识确有其进步意义，发言吐语、著书立说，也才更重表达真情实感：
夫水浊者鱼，政苛者民乱……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精诚》）
这段文字前面抒发了对“政苛令繁、欲多求甚”的统治者的憎恶之感，对“争斗伪诈、民不聊生”的现实社会的痛觉之情。阐述“无为而治”思想的文字，由激愤之情渐变为激昂之情，表达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由于感情充沛而强烈，故“辞不繁不足以达其情，语不详不足以表其意”，文字便有了风行水上之势，洋洋洒洒，焕然成章，其富有情感的论述使人犹如看到了作者“纵论治国之道、畅谈天地之理”时的慷慨激昂抑或冷漠沉静的形象，也启发了人们对文艺的本质作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且《文子》用词遣句简洁生动，准确明晰，其对字句的自觉锤炼和刻意雕琢，反映了当时人们文学意识的增强和文学创作性的进步。其文讲求对字协韵，较多采用四言句式，突出了文章的音乐化特征，易于诵读而传播广远。许多段落又富有诗歌的韵味，节奏鲜明，音调和谐，以楚人惯用的语气助词“兮”字入句，在句中起到了调和韵律的作用，文句更富咏叹意味和抒情功能，有浓郁的楚歌情调，如：
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广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上仁》）
在对偶和排比手法方面，《文子》也运用得较为普遍。文章又多骈句俪辞组成，可与后世词句整饬的赋体作品媲美，这无疑是有意识地追求语言艺术形式美的结果，显然更具有达意抒情的文学自觉性。
总之，在文学体裁上，《文子》作为语录体散文，它的诗化特征仍很明显，特别是杂有较多的议论文段落，也显示出了先秦散文的发展趋向；在艺术表现上，它借鉴了老子的创作经验，沿用了《老子》的修辞手法，且有所发展和提高，注重文章的审美化，更追求文章的艺术化，这也是该书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二、今本《文子》与《沧浪歌》、《诫子书》等文关系的问题
（一）关于“《沧浪歌》创始权为文子”的思索
张松辉先生在《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一书中提出：“《文子·上德》的记载证明《沧浪歌》的初创权应归为文子。”我认为此认识涉及今本文字增益性问题，有部分不可证因素，但确有较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其既与今本《文子》反映的时代特征相一致，又关涉到与“《文子》为屈原思想上源文化”观点的连贯性和价值性问题。文章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将其二者思想结合，作如下分析。
1.今本《文子》从尊崇道家思想传统的角度，注重“心治”，同时也主张采用“法治”。若说此书“心治”思想多是受到春秋大义的遗响，那么“法治”思想则是“明见之主必求治国之臣变法图强”的重要标志。
《文子》立法对象的界定，也反映了对君主的一种理性要求与审议，楚国的屈原时代，“法治”思想已遍地生花，屈原及其同仁在楚国奔忙，尽管各有所憾，但已显现“法治”思想同“心治”思想斗争的必胜气象，而《文子》作为前期的楚文化著作，对屈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则是极有可能的。
2.《文子》和屈原在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上有所一致。屈原作品对道、德、仁、义、礼各种思想因素在社会秩序构建时作用的认识，已较《文子》大大前进了一步。其将此五者认为是“美政”统治不可或缺的思想因素，这与《文子》的黄老思想有着相通的渊源性。且两者在儒家思想方面的显著特征，又都表现为对“民生”的极大关注。
3.《文子》思想通于“刑名”之学，屈原也重视“名与实”的统一，两者的共同性是发人深省的。屈原认为有“实”才可有“名”，即“善不由处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无实而有获”。故“不干人、不屈己”的精神，也正是屈原千百年来对中国文人的人格影响之所在。
4.同《文子》一样，屈原主张变法图强。吴起变法之事相去屈原之事不过四十年之遥，楚之俊杰之士如屈原者，必将深刻认识到“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重要性，且屈原的改革亦曾部分的付诸实施，故此屈原的法家思想也可窥见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列《文子》入道家类，而屈原思想中也有部分道家思想因素，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也是战国时期黄老思想最活跃的地区，屈原生长与此，耳濡目染，本族文化思想积淀的影响一定是相当深厚的。由此可见，《文子》不仅可以作为研究秦汉哲学、经史的重要资料，而且为我们研究屈原的源流提供了至为珍贵的材料。今本吸收了儒家思想而融会贯通，旁通于刑名之学而有所创新，由道生法，强调了朴素的法制理论，汲取了多家的思想，丰富光大了道家学说，其对屈原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
总之，以上由“沧浪歌创始权的考索”引申到的对“《文子》思想与屈原思想延承性”的探究，提醒我们从文化区域性的影响和文化纵通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屈原思想的内涵。这样，既可抛砖引玉地解决屈原思想中一些相关的问题，同时又有利于我们对《文子》思想有进一步的认识和解读。
（二）关于对“《文子》和《诫子书》等文思想一致性”的认识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诫子书》）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弃疑滞，使庶几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不免于下流矣！（《诫外生书》）
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静即下不扰，下不扰即民不怨，……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以天下之目视，……百官修达，群臣辐凑。……（《文子·上仁》）
由上文可见，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论述亦见于今本《文子·上仁》。《诫子书》、《诫外生书》等篇作为表现诸葛亮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品，其“淡泊”、“宁静”、“绝”、“忍屈伸”等理念，亦为黄老新道家所阐发。
从引文分析，两篇文字与今本《文子》语言有着较大的一致性，只是个别词语略有变化：“明德”改为“明志”，对“”用了“绝”字，对“屈伸”用了“忍”字。当然，由于今本文字的增益性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断定《诫子书》等文的言论承用今本《文子》原文，但较之前文对今本成书和思想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即使其对今本此句未加引用，两者的黄老思想亦有着本质上的相通。
若说诸葛亮主要是新道家思想的体认者，不仅是因为他以新道家的“宁静”、“淡泊”为基本行事风格，其也与其他所有新道家一样是积极“入世”的。“宁静”为了“致远”，即朱熹所说的：“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诸葛亮《诫子书》也说得十分明白，要“明志”，要“致远”，他的“志”绝非“悲守穷庐”，而是“志当存高远”。本来“躬耕”，但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只不过是“以屈求伸”，即所谓“入世而不避世”，这也正是新道家的重要特点。
诸葛亮《诫子书》的言论及反映的根本思想及渊源，较大程度上是黄老新道家思想，可理解为是以黄老刑名为主的异端之学：“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能兼采众长”。且从现有较为可靠的诸葛亮《文集》资料看，他的表、梳、书、教、论等文，也有较多反映其黄老思想的论说，甚或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亦多新道家风范。①
当然，关于黄老新道家的总体思想观念，今本《文子》与诸葛亮确有一致性，值得探索。在每一段进步开放的历史时期，黄老新道家思想对社会各阶层起到的重要影响和启悟的可能性就更加明显和积极，这应该既是黄老思想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进步性的独特魅力体现，又是其作为政治统治手段在传统中国社会不断适应管理层需要并使其不断得到发挥和完善的历史必然。
综上所述，今本《文子》在唐代成为“通玄真经”是有其历史必然原因的：该书的思想内容既与唐代初期上层阶级提倡道家思想的政治性相符,又能以它黄老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适应社会恢宏大气的时代特色和广大民众昂扬热情的进取情怀……以上即为对今本《文子》与文学审美性相关涉部分内容和思想的些许理解和体悟，其进步意义对今天社会诸多领域都有着很大价值和探索空间，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注释：
①熊铁基.秦汉新道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499-513.
参考文献：
［1］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3］黄钊.道家思想史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李定生，徐慧君.校注·文子要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关键词】唐宋;唐宋文学;女性文学;文学教育
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中，唐宋女性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水平都和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相对开放给予女性文学比较宽容的发展空间。
一、唐宋女性文学概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时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商贾家女子、尼姑和优，都无不能读书识字，能诗会文。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可谓一代才女，其才起不仅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书法诗歌的优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诗集，其代表传世著名诗歌《如意娘》更是写的极为出彩：“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未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该诗写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同时代的长孙皇后、徐贤妃、杨贵妃也都善诗会文。宦门才女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宫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边塞丈夫，写出了思妇秋日的愁怀。其它阶层中，薛涛是妓才女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词，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称誉。她虽然身居风尘，但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有学者说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宋代女性文学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据史书载，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据不完全统计，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有200余人。仅据杏林著《宋代才女传》所选才女多达123人，名妓有文才的达192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仅诗词方面达20部。宋代女性文学著名代表有“四大词家”―――李清照、吴淑姬、张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阶层。
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数量上，也表现在体裁、题材和质量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这座高峰上并蒂而开的两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仅擅长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词意爽朗，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真是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她的诗词，为千古妇女生色，为女性文学增辉！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齐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艺，一生高产写作，写下了337首诗，词33首，其中不是优秀名篇，她还兼通书画、音律，但可惜中国文学史上她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见，宋代女性文学无论从作家数量、作品题材，体裁及质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无可比拟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当之无愧地代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学高速发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学，犹如女性优美身驱中双乳耸立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大山之巅，优美丰满厚重。什么原因导致唐宋女性文学如此辉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其一，女性文学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当时女性受教育较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视女子文化教育，当时女子读书被看成与女红同等重要的事，成为大家闺女必修课，女人们以读书习文为乐事，且自幼开始学习。司马光是北宋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马温公家范》、《温国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女性教育与国家治礼兴亡有内在联系，他详细论述了女童教育、妇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与国家兴亡高度认识，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的女性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极大发展，由此推动了我国古代妇女解放的空前伟大时代，造就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唐宋经济繁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它吸引着许多国家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唐代多达五六百人，国际交流频繁，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林邑、东女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毕曰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书籍，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样，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开放的文化，宽松的社会传统，使唐宋妇女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她们自由、开放，走出闺阁，参与社会，为认识自我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会教育。得益于唐代礼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在位期用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
综上所述，唐宋女性文学铸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辉煌，而这种辉煌得益于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唐宋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可见，文学之花的盛开，离不开社会条件诸因素的辛勤培育和浇灌。这点，对我们今天繁荣发展中国女性文学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