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7 06:30: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贸易结构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内容摘要
垂直专业化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形式。论文基于国际分工垂直专业化的视角,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利用垂直专业化的评价指标(VS),对中国与东亚之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评价;二是利用零部件技术含量指标,分析了中国与东亚之间零部件贸易的结构。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与东亚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并且垂直专业化多发生在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国通过承接东亚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转移,参与到东亚乃至全球的垂直分工体系中,但中国在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在此基础上,论文利用出口产品附加值指数和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进一步探讨了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地位提升的作用:通过参与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机电产品在我国出口中占主导地位。但分析也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出口结构中仍以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为主,中国的贸易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鉴于此,论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时,应采取措施,避免被锁定在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的低端,积极向价链的高端攀升,以真正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关键词:中国-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结构;变迁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20世纪最后的30余年时间里,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区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了产品的内部,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Specialization)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种新国际分工,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除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外,还包括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国际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国际生产分散化(InternationalDisintegrationofProduction)、全球生产分享(GlobalProductionSharing)、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Outsourcing)、价值链切片(SlicinguptheValueChain)等等。尽管这些术语的定义可能略有区别,但其基本涵义是一致的。Hummels(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为连续数个阶段;(2)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提供价值增值,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一个以上的生产阶段,但不是完成所有的生产阶段不是专业化于整个商品的生产;(3)至少有一个国家必须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产出的产品除了部分国内使用外,还必须有一部分用于出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的梯次差异和东亚各国相互紧邻的地理优势,使东亚成为垂直专业化体现最为明显的地区,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升。根据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政策研究报告(Ng&Yeats,2003)的统计,从1975~2001年,东亚出口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从5.4%提高到18.7%。同一时期,欧盟(15)的出口比重从39.2%下降到34.3%,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口比重几乎保持不变,从18%略有上升达到19%。中国作为20世纪末最令人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加入除中国外,本文研究中的东亚经济体主要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个国家。因为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因此不包括香港。在东盟10国中(除新加坡),由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的贸易额占绝对地位,因此东盟10国(除新加坡)主要以这亚洲“四小虎”(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来代表。到东亚垂直分工网络中,使东亚的分工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中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07年,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接近7300亿美元,占中国与世界总贸易额的35%,如果包括香港地区的话,中国与东亚的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世界对外贸易额的近40%,可以说东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区。
以零部件为代表的中间品贸易是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东亚各国专门从事密集使用该国丰裕要素的工序的生产,由于产品生产各环节在价值链上呈垂直分布,最终形成“垂直专业化”。具体说来:日本主要专业化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零部件以及从事产品的研发设计;韩国、中国台湾等专业化生产中等技术的零部件和部分高技术零部件;东南亚较为不发达的国家主要专业化生产资源性产品、第一产业产品;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提供部分金融贸易服务;中国大陆和东盟4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主要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加工、组装和包装。中国较多地参与到了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沿着产品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已成为全球趋势,我国必定会进一步地融入东亚乃至世界的垂直专业化体系之中。因此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考察中国与东亚的贸易形式、贸易构成和分工地位,并且着重探讨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否对中国贸易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国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帮助我们在充分利用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为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提出建议。
当国内有些军工企业还在疲于转换机制和扭亏为盈时,周边环境已经推着这些企业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在加快军工企业改革的同时,适时地研究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调整国内军工企业,拓宽民品开发的路子,在开发生产成套设备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加工贸易,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快提高军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分工、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
一、加工贸易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外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通常是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的已有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各有关地区的一种贸易做法。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参与亚太区域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例如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机电产业,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扩大了出口,适应了国际市场,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我国航天系统对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显得不太平衡,地处内陆的企业发展比较缓慢,而地处沿海的企业,有的已通过对外加工贸易形成产值数亿元的规模。例如八院的上海仪表厂,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急于寻找海外生产厂家谋求发展的机遇,同美能达公司签订了多批合作生产复印机组件的合同,第一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第二年接近3亿元,出口创汇达2500万美元,产品直接销往欧美等国家。这在当今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奇迹。上仪厂通过对外加工贸易,不仅使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而且还通过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家新的专门发展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航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有力地激活了企业,同时增强了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是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业和技术基础等,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90年代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二是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逐步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在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批技术先进、规模领先的大型项目;四是加工贸易企业相互之间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协作联系正在加强。从这些情况看,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今天的加工贸易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已产生了质的差别。事实上对外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后,其经营格局对海关监管和整个经济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二是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与国内产业的循环,未能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制约了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的发挥;三是走私漏洞现象增多,这对国内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加工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和改进加工贸易的管理,仍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加工贸易将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从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必将推动全球加工贸易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围得到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非高技术制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部分加工组装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的突出优势,不仅将加剧其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过程,并且也将以具有较大接纳能力的市场,作为其转移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中国将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结构转移的主要目标。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技术的产业,也将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加工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均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一样,我国的加工贸易今后必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在加工贸易内涵、市场营销和科研开发等环节,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别是外贸制度与政策环境面临重大抉择。其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
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国际市场营销能力极为薄弱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一)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商品结构
近年来福建省出口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2013年福建省出口产品总额为1064.74亿美元,从产品结构上看:初级产品出口量为85.8亿美元,工业制品出口量为978.9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占出口产品总额的91.94%。从2007~2013年以来,工业制成品占比均高于90%。
(二)一般贸易仍然是主要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减缓
近年来,福建省的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从表1来看,一般贸易在我省对外经济活动中比列明显提升。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05年的242.98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164.35亿美元,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05年占进出口总额的44.66%增长到2013年的68.77%。我省一般贸易额增长较快,占贸易总额的半壁河山,且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向。虽然加工贸易总额由2005年的246.75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432.65亿美元,但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较慢。2005年以来福建省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逐渐下降,2013年其比重与2005年比较下降了约20%,也就是说,我省加工贸易的发展速度正在减缓。
(三)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低
高新技术产业是低碳产业的典范代表,以其低碳排放和高附加值产出的优势,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核心产业。在发达经济体中,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领先的科技,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自2005年以来,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总额由2005年的78.22亿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155.22亿美元。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福建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在出口商品总额中占较小比重。2005~2013年之间我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出现降幅,由22.45%下降到14%左右。作为低碳产业典范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福建省出口商品总额中占不到五分之一的比重,由此可见,福建省的产业结构还不完善。
(四)国际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失衡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省的服务贸易增长部分缓解了传统型制造业出口受阻的压力。近年来,福建省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以低碳增长为目标,在政府政策扶持下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服务贸易企业脱颖而出。2005~2012年期间福建省对外服务收益从49.36亿美元涨到126.67亿美元。政府规划到2015年对外服务交易额越过250亿美元大关,使对外服务收益能达到出口总额比例中的15%[1]。但是福建省对外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处于弱势。我省2012年旅游贸易额和运输服务贸易额依次为63.54亿美元与29.2亿美元,二者依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0.16%和23.05%。[1]两大传统对外服务交易量在对外服务交易量总额中占绝对优势,其他对外服务交易量所占比重较低,对外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失衡。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高附加值、绿色型高端服务贸易,包括信息咨询、专利使用和商业服务等领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因此,我省的贸易结构向低碳转型就不得不重视新兴高端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福建省贸易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低碳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发展低碳产业对福建省对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福建省应针对当前绿色贸易的特征,尽可能促成贸易结构向低碳转型。当前,福建省贸易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福建省低效益的加工贸易,阻碍了贸易结构的优化
在福建省的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且总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而,工业制成品出口量不断增加,是因为我省低效益加工贸易的成长。加工贸易在我省对外经济活动交易量中的比率虽不大,但出口加工贸易却促进了我省产业和经济的快速成长。出口加工贸易频繁的活动也给我省带来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量飙升等问题。加工贸易集聚在能源消耗大户第二产业中,其外延扩展为主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相冲突。福建省内数量较多的高能源消耗和重污染的加工企业,更加重了对外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此外,福建省出口加工企业大多数采取低成本的竞争策略,相对于价格高昂的清洁能源而言,加工企业首选价格低廉的传统能源如煤炭等作为主要的消耗品。同时,为了节约成本,出口加工企业很少投入资金处理传统能源使用后所产生的排放物和废弃物,这对于福建省低碳经济的发展相当不利。其次,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也推动了福建省的能源、资金和人力资源向第二产业流动。资源大量流入第二产业,投入其他产业的资源必定减少,这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才能有低碳和高效益的产品和服务产出。因此,福建省低效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不利于福建省贸易结构的优化,势必会影响到福建省低碳排放绿色贸易的成长。
(二)福建省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限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借助微笑曲线分析我省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图2的微笑曲线是一条两端朝上的曲线。商品收益来源最高的部分位于微笑曲线的顶端:技术、专利和品牌、服务;收益来源最低的部分位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组装和制造。发达国家的企业每年投入大量的资源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他们非常注重企业的创造能力。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大部分都位于微笑曲线的顶端,占据着高技术含量和高利润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因为创造水平不高,只能承接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制造和组装工作,因此只能屈居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他们投入大量的能源和劳动力,取得的只是廉价的加工费。就现阶段而言,我省的出口企业创新能力较弱,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仍相对较高,而一些高附加值及高技术含量等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很低。我省的多数企业成为了出口加工企业,其主要原因是较低的企业创造能力。加工制造企业位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他们获得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所以我省大多数企业不愿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回报周期长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最终导致我省加工制造企业很难生产出高技术含量的自主品牌。疲软的出口企业创新能力,导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薄弱,高新技术产品占较小的对外贸易份额。为了优化我省贸易结构,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省出口企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创新能力,出口低碳的高附加值产品。
(三)福建省服务贸易各行业发展不平衡和管理水平落后,束缚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服务贸易产业是一个能源使用较少,收益较高的低碳产业,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产业发展水平中,就能看出其低碳经济发展的水平。近年来,我省服务贸易的产业得到了快速和稳定的成长,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福建省的对外服务交易量集聚在劳务输出、海洋运输及旅游服务等传统行业。而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金融、信息等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方面,福建省的发展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我省对外服务产业的长远性成长。其次,福建省服务行业内的许多部门经营机制僵化,管理水平较低,导致了福建省服务贸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最后,我省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透明度不高,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则以规范各行各业从事服务贸易的行为标准。
(四)福建省对外贸易市场分布不平衡,不利于贸易结构的持续性转型
福建省对外经济活动销售的市场目前主要分布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我省2013年出口总额为1064.74亿美元。其中对上述三大经济体的出口额共占了我省出口总额的43.89%。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推崇低碳理念,对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较高,因而对进口商品的环保质量标准较严格。福建省出口的消费市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必定会受到比发展中国家市场更严厉的低碳标准,甚至会受到低碳标准和规则的制约与处罚。同时,对外贸易市场分布不平衡也削弱了福建省出口企业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直接导致了福建省多家出口企业倒闭。当前,福建省应大力开辟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出口相对优势的产品积累资金,并进一步投入研发与科技创新,以推动我省贸易结构的持续性转型。
(五)福建省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仍占较大比重,不利于贸易结构的健康转型
自从中国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通过各种途径进军中国市场。当前,外资企业在我省对外经济格局中的作用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本属于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对本土企业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劳动力价格日益上涨的今天,外资企业会因成本上升而进行产业转移,这严重威胁到了福建省对外贸易的健康转型。
三、低碳经济视域下福建省贸易结构转型的措施
(一)转变进出口商品结构,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福建省当前应积极推动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针对不同的行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低碳产品出口,降低高碳排放行业产品的出口比重。当前我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初步完成产业的更新换代。福建省应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中长远规划,注重对外贸易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延伸其产业链,推进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我省还要着眼于当前国际发展的新形势,处理好产业之间内部联系,分清主次与重点照顾对象,还要增强我省吸引外资的能力。当前我省的重要任务是“扩张”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扩大现有企业的生产范围,加深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使加工制造的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我省要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制造优势,利用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让更多制造业企业入驻我省,以高效益的出口加工制造企业群,带动我省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
(二)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低碳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贸易与环境的问题上,我省应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沟通,积极参与相关的低碳经济国际谈判;同时,应增加对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家环境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其他信息的收集,并组织相关学者进行学习和研究,以期建立相关的信息中心、数据库和咨询机构以供本省企业的咨询与参考。一方面,我省应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促进本省产业的升级。吸取发达国家企业低碳生产的有关经验,提高本省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最大程度的节约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要鼓励本省出口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交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省应建立低碳技术发明奖励机制,并为企业研发低碳技术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政策支持,提高省内低碳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
(三)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我省应在现有优势服务贸易项目的基础之上,推进金融和信息等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首先,政府要增加对服务行业的财政支出,完善服务行业的各项设施;其次,扩大传统服务行业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增强整个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要增强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维护国内服务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的政策透明度,规范各个行业从事服务贸易的行为;最后,要加强对从事相关服务贸易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服务部门工作人员的从业素质,为福建省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我国的能源消费量总数逐年增加,能量消费的年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没降低在10%之下。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量消费弹性系数的增加,使得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的提升。而通过能源的对外出口,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能源供应大国。受到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等方面的影响,我国在能源对外贸易之中,担任了能源需求大国和能源出口大国的双面角色。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加强,但我国对于能源使用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优化。近年来高污染、高耗能和能源型产品都得到快速发展,并且从我国能源工业的总体来看,出口比例更倾向于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我国出口的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型产品相比其他国家的价格更为低廉,而对这种产品的出口,实际上是变相地在对能源资源进行出口。
二、我国能源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依存的,产业结构在优化过程之中,会受到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而这种反作用的影响能够及时对产业结构的失衡情况进行弥补,并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从而促进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这种良性循环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为明显,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以开放为主,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清楚地认清世界环境的压力,从而对外部条件加以利用,让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原本的封闭体系,从而交叉在世界市场分工格局之中。在对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会进行及时把握,加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进行不断升级的过程之中,加强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战略。
(二)我国的能源需求结构
经济发展能够对能源消耗造成重要影响,而我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偏重于重工业,但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从而造成环境问题严重,能源供给紧张。我国的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生产结构不平衡,能源生产地往往距离能源需求地较远,而长距离、大规模的能源运输,在加重能源负担的同时,也引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对能源需求结构的调整需要先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加快对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的服务业仍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而能源需求结构的调整还需要以开源节流为主,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和新兴能源的利用,从而减轻能源需求结构不平衡的现象,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三)能源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能源供应环节上的缺口,使得能源更为紧张,而从能源消费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重工业始终占据全国能源消费比重70%左右。而近些年来工业消耗能源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而随着重化工业的不断发展,重化工业也将扩大对能源的需求。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降低能效消耗强度,并且减轻污染强度。以我国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虽然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阶段。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将得到优化,而重化工业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将有利于能源协调发展。因此能源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必然性,二者在发展过程之中都会对重化工业造成影响,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强度。
(四)能源经济运行问题
我国的能源需求正处于长期增长的过程之中,而能源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出,将是对能源供应的重大挑战。因此我国将进一步寻求全新的供应途径和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中,除了要求国民收入的快速平稳增长,并对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发展方向,以加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而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会对重化工业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从而对能源经济运行问题加以解决。
关键词:加工贸易结构升级垂直专业化分工
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研究综述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科技的进步,国际分工水平日益深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得以在不同的国家展开,公司内贸易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世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各国学者开始关注于一种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现象。
Hummels,IshiiandYi(2001)经研究准确定义了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并分析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发展的原因,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的发展得益于世界贸易障碍(关税壁垒和运输成本)的消减。另外,Deardoff(1998)在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生条件时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各国的开展取决于专业化技术带来的成本节约与额外资源使用成本之间的权衡。JonesandKierzkowski(2000)则认为,服务成本随规模增大而减少,因此推动了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
从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生产过程来看,由于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对生产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将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比如中间产品的运输、产品质量的控制等。同时,各国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能够使得各个生产环节上的生产成本之和比原来的“一站式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事实上,也只有生产成本的节约超过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才有可能在各国开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开始走向“专业化”和“规模化”。Arndt(1997)运用传统贸易理论的框架进行分析发现,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参与国福利降低的评价过于夸张。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将一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在这一环节上更具比较优势的外国进行生产,由于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加深,通过贸易分工将有可能获得福利增进。他同时也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有赖于发生垂直专业化的产业要素密集度与各国的要素禀赋的对比情况。
Arndt(1998)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先进国家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后对该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Arndt认为,当先进国家采用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将原来国内生产的环节放在其他国家进行,先进国家的工资将会上涨,产业就业和产出都会有所增加,国家的整体福利都会得到改善,对于大国而言,福利改善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Deardoff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跨国生产分工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价格不变,垂直专业化分工将提高各贸易国的产出;如果价格发生变化,则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将会降低其中一国的福利,而在受益国,某些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也可能遭受损失。另外,专业化分工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影响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环节所使用的相对本国平均的要素密集程度。
JonesandKierzkowski(2000)综合探讨了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多个问题,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框架,并且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分析拓展到多个国家的情形。其中主要的结论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取决于该国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密集度与该国要素密集度的对比。
HelgandTajoli(2003)考察了垂直产业化分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其对相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方式。他们在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意大利制造业的技术密集度的提高与垂直产业化分工正相关,而德国的实证结果没能支持之前的假设。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对产品原生产国的要素价格和福利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以上的研究基本是静态研究,没有考虑一国在专业化链条上的动态转换。而且,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尚待探讨和检验。
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其贸易所得
本文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垂直专业化分工对该国的影响进行简要的分析。根据Ardnt(1998)的思路,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探讨这一问题。初始的状态如图1所示,X0,Y0分别代表最终产品X和Y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工资租金比为等成本曲线的斜率w/r。发展中国家工资较低,因此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X,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Y。我们假定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出现,发达国家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Y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生产,如图1中虚线OY1和OY2所示。在Y,Y1,Y2三种产品中,其中Y1是资本密集度最高的产品,而Y2的劳动密集度最高。产品Y的要素比例可以由中间产品Y1和Y2的要素比例向量相加得到,如图1中OF为向量OG和OH的向量和。
考虑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情况。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运输或通信技术的发展,或者生产技术的进步,或者贸易壁垒的消减)使得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成为可能,而且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足够低,使得发达国家宁愿放弃产品Y2的国内生产,让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垂直专业化进行加工贸易。如果两国均为小国,那么产品X和Y的相对价格外生给定。此时,生产过程的调整只会影响要素价格。发展中国家原来的Y生产部门将生产产品Y2,新的等产量曲线将处在点F和点H之间,如图2Y′所示。
原来的要素相对价格w/r已经不再符合Y部门的生产成本,新的要素相对价格由与Y′和X0都相切的成本线(w/r)′确定。资本租金将会上升,各产业的资本-劳动比都将有所下降,如图2中OY2′和OX′所示。资本租金的上升意味着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得到提高。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了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生产,部分低效率的资本和劳动力从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释放出来,因而提高了整体的生产力,这一效应有些类似于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一)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产出效应
本文假定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满足市场出清,要素禀赋将得到充分的利用。从图3中可以看出,要素价格变动最终对产出的影响。图中E点为要素禀赋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X0减少至X1,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则由Y0增加到了Y1。部分劳动力从X部门转移至Y部门,导致X部门的产量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增加,产量随之增长。在要素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部分要素资源的转移,发展中国家开始生产原来需要完全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原来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减少。
(二)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若该国为一大国,则由于本国市场上产品Y的产量增加和产品X产量的减少,进口产品Y的世界价格将会下降,而出口产品X的世界价格将会上升,因而贸易条件将会得到改善。这一贸易条件的改善将有可能促进出口X部门的扩张,而抑制进口Y部门的萎缩,使得要素价格发生相反的变化。但只要贸易条件改善的效应更大,则X的生产会下降,而Y的产量会增加。
(三)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
设初始的贸易条件为Pw,此时对应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为C0。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沿着Y轴扩展,Y产品的最大产量由分工前的T′增加到T〞。若贸易条件不变,则新的消费无差异曲线处于C1,比原无差异曲线更高,因而国家福利得到改善。若是大国情形,则出口产品X的价格会上升,而进口产品Y的价格会下降,新的贸易条件为P1w,此时发展中国家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C2上进行消费,福利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如图4所示)。
以上分析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化专业分工,特别是参与到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当然本文的分析仅限于两种要素的情况,这一结论也可以适用于技术、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的情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工贸易作为一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手段,不仅要参与到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还要参与到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去。这一结论反映了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是有益于一国的福利和发展的,加工贸易的结构应该得到优化和升级。
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
本文建立模型说明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贸易所得。模型包括两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在初始状态,由于发达国家还没有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因而根据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理,各国专业化生产本国要素丰裕的产品。
从图5中可以看到,在初始状态下,发展中国家(H)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设为X),等产量曲线H1与等成本曲线NN相切于点A,OA代表生产向量。发达国家(F)专业化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设为Y),等产量曲线F与等成本曲线MM相切于点C,OC代表此时的生产向量。当技术进步使得发达国家得以将原来的资本密集型产品C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比如可以将原来生产过程拆分为两个环节,先生产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D,产品D再经过劳动密集型过程的加工或处理,最终生产出Y。图5中这一垂直专业化分工表示为,生产向量OC可以通过向量OD和向量DC相加得到,即产品Y通过两个生产过程OD和DC最终生产出来。若其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生产技术刚好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掌握,则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生产过程DC将可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如图5所示,向量DC平行于向量OA,两变量的技术水平是一样的。因而,发展国家H可以进口中间产品D生产出最终产品Y。原来发展中国家对产品Y的消费全部依赖于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而此时,由于生产过程的转移,现在发展中国家只要进口中间产品D,通过自己的生产就可以满足国内消费。发展中国家不仅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能会扩大,而且进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带来的技术外溢也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得到提高,因而改善国家的整体福利。
如果假设发展中国家由于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生产技术得到了改善。设新的生产技术可以用OB表示,则发展中国家H将运用生产技术OB生产相对产品A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B,等产量曲线H2与等成本曲线NN切于B点。由图5中所示,此时发展中国家H只要进口比产品D生产技术较低的产品E就可以在国内生产产品C。由于产品E的生产技术OE仍然高于本国的平均生产力,进口产品E仍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技术外溢。随着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将可能趋向于生产较原来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也将转向相对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品B所在的产业,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环节,国家的福利可能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获得整体改善。
以下将粗略分析发展中国家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转变所带来的福利改变。假设X为劳动密集型产品,Y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初始状态,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相对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生产环节。此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MM,贸易条件为T,发展中国家在Q1点生产,B1点消费。当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链的分工阶梯上有所上升时,生产环节的资本密集度较原来更高,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展至NN。从图6中可以看出这一扩展是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与之对应的国内生产点为Q2,无差异曲线为I2,假设贸易条件不变,发展中国家将在Q2点进行生产,而在B2点消费。显然,无差异曲线I2要高于I1,国家福利得到改善。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提升将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改善。
综合图5、图6的分析,一国可以通过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得技术进步,提升一国在生产链条上所处的位置,进而改善一国的整体福利。其中的关键是通过参与分工获益,促进垂直专业化的产业升级。
以上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形式,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以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来带动我国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有赖于技术进步,这就要求必须使加工贸易要增强加工贸易产业与当地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带动产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要积极提业配套,加强加工贸易对当地的技术外溢效应。
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启示
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方式。目前加工贸易中相当大部分仍是服装、纺织和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增值率不高等问题。境外加工贸易也是我国从事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一种方式,但其数量和规模极为有限,在对外贸易中占的比重很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近期内,按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以劳动密集生产环节为主的分工。加工贸易处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正是我国静态比较优势的体现。从21世纪前十几年来看,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将继续呈供过于求的态势。另外,我国人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平均素质较低,因此,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虽然增值率比较低,但毕竟能吸纳一部分人就业,增加一部分国民收入,国家也能得到税收。所以,目前我国仍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生产环节。
长期内,追求动态比较利益,提升分工层次和增值率。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现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二是实现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发展较快,而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较慢。因此要创造后天比较优势,这种后天比较优势来自于资本积累的加速、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积极发挥跨国公司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中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表现在生产上,呈现出如下演进态势: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零部件的分包生产—中间产品的生产—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自创品牌的生产。在最初的加工、组装阶段,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相结合,参与国际分工;随着资金、技术优势的逐步积累和关联产业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由零部件的生产和出口逐步向中间产品、整件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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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多国家将交通、电力、通讯、仓储等基础设施称为“社会间接资本”,其建设水平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中,长沙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完善各项配套设施,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
【关键词】许多国家将交通、电力、通讯、仓储等基础设施 称为“社会间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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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长沙外商投资环境许多国家将交通、电力、通讯、仓储等基础设施称为“社会间接资本”,其建设水平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中,长沙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完善各项配套设施,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一是加快跨省市区的交通干线建设,尤其要重点打造连接粤、港、澳和出海快速通道,提高与粤、港、澳和出海港口之间的人流、物流速度,降低运输成本,为商品进出口和粤、港、澳地区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条件。二是着力加强长株潭路网建设,建成长株高速、黄萍高速、长潭西线高速,形成长株潭高速外环。三是完善骨架干线,加快国省道、县乡道改造步伐,全面形成市区到县(市) 、县(市) 到辖区乡镇“一小时交通圈”。四是在水路方面,长沙市要大力提升航道等级,完善港口设施和码头功能及吨级结构。重点建设好霞凝新港工程, ,将其建成中国内陆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航运港口;配套建设好霞凝物流园区,形成干支相通、通江达海的内河水上通道;加强与上海、中部口岸的“大通关”合作,积极探索区域通关改革,缩短长沙出海航程;五是着力加快市、县(市) 、乡(镇) 三级客货运站场建设,基本形成以公路主枢纽为中心,各县(市) 、乡(镇) 为连接点的客货运输网络;六是加快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水、火、电比例结构,加快推进地区性电网与省网相连促进区域间电力互补,使电力供应充足。
三、利用外资,促进长沙加工贸易的发展那么长沙如何利用外资,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下列政策措施:在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将加工贸易的发展置于一个战略的高度,重视和鼓励其发展。在吸引加工贸易转移方面制定较进取的策略,提供比珠三角和长三角更优惠的引资条件,在政策、交通设施、电力和劳工等方面发挥长沙的吸引力,同时保持加工贸易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积极开展加工贸易招商,实施外资带动,推动加工贸易实现大跨越和大突破。将产业招商与加工贸易招商项目紧密结合起来,重点吸引一批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性强、发展前景好的“配套协作型”加工贸易龙头项目,延长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程度,释放加工贸易的辐射能力和聚集效应,促进加工贸易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我市的农业资源和天然资源丰富,出口以粮食和其他原料等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为主,如果能利用外资,大力发展配套的加工工业,会有助于提升长沙的出口产品结构。充分发挥长沙在资源、人才、技术、交通等的比较优势,吸引跨国公司建设生产基地,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更大范围地聚集为跨国公司配套的加工制造商,形成大规模产业群。重点发展以IT为代表的关联度大、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强产品的加工贸易,不断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比重。积极吸引和承接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大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的加工贸易。各区县可结合本地实际,特别是结合本地的特色经济,培育潜力大、前景好、竞争力强的加工贸易龙头产业,带动上下游企业配套发展,逐步建立起加工贸易出口基地。积极利用长沙金霞海关保税物流中心的优势,降低加工贸易企业的物流成本。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将实现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口岸功能和退税功能、物流信息处理等多项功能,集海关、检验检疫、物流基地、金融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我市加工贸易企业可充分利用其政策优势,将深加工结转产品直接出口到保税物流中心,然后由下游企业从保税物流中心进口,节约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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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南方服务业贸易发展的表现和特征
我国南方市场的服务业贸易是我国服务贸易的基础,对其进行分析也有助于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我国南方省市服务业贸易发展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成为推动我国南方各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使我国南方经济迅速发展,也为我国南方省市服务业总规模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条件,使经济效益不断稳步提高。南方各省市服务业增加值年年都在大幅增长,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南方市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二,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进入21世纪,我国南方省市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即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在迅速提升,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被优化,成为我国南方市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第三,服务业内部的不断变化,促进了部分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国际传统的服务业主要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等行业,这些行业近年来增长处于稳定期,但是所占的比重却相对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新兴服务行业的产生和不断发展,诸如房地产、计算机服务、信息等的迅速发展,而且在服务业中的比重提高较快。
第四,南方的服务业逐渐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一个新渠道。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南方服务业市场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渠道,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上升中。
第五,各种专业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国南方各乡镇企业处在迅速的兴起和发展中,这也在客观上推进了农业化向工业化发展的进程,同时拉动了各乡镇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专业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又在促进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就从侧面推动了小城镇的经济建设。
二、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目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明显。很多国家已经将服务贸易作为调整国家产业结构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国际上服务贸易迅猛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在1970年时,国际服务贸易额仅为1000亿美元,进入20世纪80代后,全球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据统计报告显示,从1980年到2004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已经从3600亿美元扩大到21000亿美元,而且各国的进出口都出现逐年递增的态势。
(2)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率提高较多
据国际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1979年世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为24%,而此时的世界国务贸易仅为21%,此时的服务贸易已经超过了货物贸易的增长。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更是高于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从1990年到2000年的短短十年中,国际服务贸易的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同期的货物贸易年增长率。目前,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依然领先于货物贸易。
(3)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变化
国际服务贸易的结构目前正在发生变化,国际服务贸易交易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扩大,服务的品种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单一的模式,就服务业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而言,也在不断的提高。从前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是运输和劳务输出,如今,随着全球化经的发展,金融、保险、运输、信息处理与传递、旅游、设计与咨询、租赁、航空服务等早已经已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
(4)地区分布差异使国际服务贸易发生较大改变
目前,国际服务贸易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服务贸易的地区分布不同而造成的。发达国家已占到全球服务进出口总额的75%以上。如:美国、英国、德国,这三个国家就已经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30%,由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济比较落后,发展速度不快等特点,目前还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另外,在经济改革和不断开放发展的前提下,服务贸易还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并还在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南方服务业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
(1)我国南方服务贸易发展受到服务业水平低的制约
一般情况下,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服务业的比重就越高。一个国家的服务业体现着该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同时标志着该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所以,其所占比重的大小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依据。美国的经济学专家曾经对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提出过10项内容,其中一条就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GNP中的比重应在45%以上。最近几年来,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大大提高了我国南方市场服务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跨境交易,另一方面通过商业形式存在而进行的服务输出也在大量增加。但是,我国的整体服务业水平还较低,受这个制约因素的影响,我国南方服务贸易在技术、管理、品牌的创建等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所以,还很难进行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扩展。
(2)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贸易领域限制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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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CFA CEMAC WAEMU 经济增长
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很小,但最近几十年来,这一比例有了新的趋势。最近几年,贸易份额比例小幅度上升。在这一时期,非洲的工业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矿物质和其他农产品的出口增长,不仅反映了其工业化和外向型农业生产,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尤其是矿泉资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给不断上升和国际贸易开放的情况,似乎能消除与经济增长、非工业化以及国际价格波动有关的缺陷。因此,这些新的变化对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对两个区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具有新的贸易机会和增加进出口贸易的来源。
实际上,非洲的进出口贸易不像几十年前那样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的需求,或者20世纪80年代时所遭遇的债务危机。随着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作为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SSA的贸易一体化降低了非洲国家(SSA)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例如,从2000年到2008年之间,非洲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份额从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论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联盟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本论文的目标是要用OLS+稳健法比较中非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之间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为:在第二节中,我们将介绍这两个经济地区的一些特点(共同点和差异点)。第三节将要回顾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献。第四节将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第五节将总结并给出本论文的结论。
二、中非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历史和经济状况
(一)历史
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缩写CEMAC)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是两个不同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组织。两个联盟(MAC和WAEMU)是该法郎区域的成员,法郎区域有15个国家成员。②
作为以前的货币地区和货币合作机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罗法郎货币未受影响。CEMAC包括6个国家(喀麦隆、中非共和国(缩写CAR)、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加蓬)。该地区拥有4780万人口,该组织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合作,促进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如资本流动性和人力的流动性。
此外,该条约的其他目标为:协调成员国家的经济政策,监测成员国(包括金融与货币政策)的经济收敛(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部门政策,逐步创建同一市场。CEMAC成员国家在区域内使用同一货币,但是,CFAF又与CEMAC和WAEMU的区域不同,它们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缩写CFAF)也成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码,该区域货币的代码是(XAF)。CEMAC的条约国家于1994年被批准,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时期非洲赤道法语联盟(AEF)。③
(二)经济货币联盟经济状况
正如克鲁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对传统策略出口贸易导向的国家,一般都经历了快速增长的传统出口产品,但非传统出口产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长。为了确认KRUEGER的结论,可以看出两个地区国家经济的主要部门对GDP的份额,其经济的一级部门的份额都远远高于第二级部门。亚洲的崛起和亚洲国家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对非洲国家的出口贸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70~1979年间到2000~2008年间,SSA(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东南亚成员国家(ASEAN)还有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从6%增加到12%,在同一时期,非洲与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量从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资的增长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例如,从1990~1999年间与2000~2011年间,在整个非洲的投资率(包括资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从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员国家的投资总额增加了。
关于通货膨胀,这两个地区在整个非洲(SSA)的通胀平均水平相当低。2008年CEMAC的通货膨胀率到5%,而WAEMU的通货膨胀利率达到7%。虽然这个水平比其他非洲国家(SSA)的平均水平还低,但是两个水平已超过两个联盟通货膨胀的最高水平。④虽然在平均水平的情况下,CEMAC与WAEMU的通胀与其他SSA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来相当低,但是两个联盟的有些成员国家里的通货膨胀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分析法
本论文将从理论上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将使用数据做出实践研究。本论文使用两个地区(CEMAC和WAEMU)做出一个比较的实践研究。上面我们讨论了理论上,投资、经济开放度(作为全球化的指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随之我们也给出几个实践研究的结果。本论文主要利用面板数据和OLS+稳健法,研究从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员国。
(二)数据的来源
本论文的变量包括汇率(ER)USD/CFAF美元对非洲法郎GFCF(固定资本形成总和)FDI(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货膨胀(为国内生产总值紧缩指数),净官方发展援助(NODA),农业产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数据库)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着重研究SSA的两个地区:中非和西非经货联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考虑到两个地区的一些相似性和差异,本论文想补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货币之外两个地区的宏观政策,其是货币政策的收敛水平似乎一样(法国银行报告)。所以本论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进入了农业产品占GDP的比例的变量。
(四)模型的设计
由于本论文的目标是研究CEMAC和WAEMU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利用下面两个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异在于农产品的变量。因为有些CEMAC国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数据很少,甚至有的没有,所以在模型当中没有加上其变量。
四、模型的介绍
考虑CEMAC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模型没有加入农业产品占GDP份额,因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矿泉资源。有些CEMAC国家的石油出口是从1998年和2000年开始的,如赤道几内亚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国(CAR 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缩写)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没有区分石油出口产品的种类所占GDP的比例。为了研究WAEMU影响GDP的决定因素,在第I个模型中再加上一个变量,也就是说农业产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农业产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没有数据,所以在第II个模型当中我们忽略了这个变量。
一模型是这样设计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对数,Y=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国家,?t=误差项,Xi=为解释变量。
关于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这样考虑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资本形成总和占GDP比例的对数,LFDI是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的对数,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对数,LOPEN是贸易开放度(贸易总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对数),LER是汇率的对数,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对数,LINF是通货膨胀的对数(国内生产总值紧缩),LNODA是净官方发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对数,LAGRIVAL是农业产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对数,所有的变量都是用自然对数的。
我们使用OLS回归+稳健法,因为它会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的相关问题。陈强(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关于中非经济与共同体(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这样设计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变量与第一个模型的变量一样,但是不包括LAGRIVAL这个变量。
(五)结果分析与和讨论
第二个模型(CEMAC)的拟合优度R2等于86.99%,第一个模型(WAEMU)的拟合优度R2等于66.1%,两个模型都没有问题。因为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超过50%,这意味着两个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都超过了50%。两个模型的F检验也是一致的,F检验在1%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这表明两个模型的线性关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变量都不是显著的。模型I和II当中有几个变量t检验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显著的。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应(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个体效应(individual effect))。其结果表明两个模型之间没有个体效应的问题,证明了模型的齐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结论
本论文的实践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且其变量对于两个经济与货币联盟来说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本论文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是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经济活动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对于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不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两个区域内固定资本形成虽然对经济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两区域应该努力通过环境与政策优化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而且为了提高和优化固定资本的作用,也要努力优化经济政策。
净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且在两个区域内结论是一致的。这个情况让我们考虑到经济结构和政府结构的绩效。该援助的目标应该是结束世界的极端贫困,增加储蓄和投资,以及提高发展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援助对高级绩效的经济机构和政府更为有效,所以无论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国家(CEMAC 和WAEMU),都应该提高其机构的绩效,这样的话会优化援助的作用。
注释:①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
②法郎区域包括15个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赤道几内亚,赤道比绍,多哥,刚果(布),加蓬,喀麦隆,科摩罗,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乍得,中非共和国。
③想多了解该组织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与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两个联盟有共同的通胀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敛水平。这个水平是3%。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作者简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欧瑞),刚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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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发展;外贸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宏观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是全国面临的重要经济任务。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就成为促进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国内外的一系列综合因素给辽宁省的外贸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为使辽宁省的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竞争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1辽宁省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外贸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带动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暴露出一系列诸如外资引用、缺乏政府引导机制等制约外贸转型升级的因素。
1.1外部制约因素
1.1.1缺乏外资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导致辽宁省对外资的吸引不是很强。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近些年来,辽宁省引进的外资规模相对很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而言还差很多,外资依存度相对偏低,质量也不是很高,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外资利用效率相对偏低。
1.1.2国际市场低迷
受欧债危机影响,中国与其它国家持续增加的一些贸易战,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很大。长期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一直是辽宁省对外贸易中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这些国家的市场需求减弱,对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全球贸易量的增长持续降低,远低于金融危机之前年份的均值,世界经济的前景令人担忧。
1.1.3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目前,全球有70%多的反补贴调查和30%多的反倾销调查都是针对中国的,而且,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极大的增加了我国外贸发展的风险。数据显示,辽宁省这些年来的出口贸易中,农产品和钢材等许多产品都不断遭受各国的贸易壁垒。不仅仅是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就连印度和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对中国提出反倾销、反补贴的指控。
1.2内部制约因素
1.2.1企业科研能力不足
技术创新是维持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辽宁省的很多企业技术研发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弱,很少有自己的专利技术,现有专利技术占全国的比重仅在百分之四左右,与发达地区相比更是相差很多。如果不能进一步提高辽宁省大中型企业的科研能力,将会严重制约辽宁省对外贸易的转型发展与升级。
1.2.2出口结构不合理
2015年,辽宁省的出口机电产品达到185.5亿美元,比上一年下降15.6%,占同期辽宁贸易出口总值36.5%。高新技术产品约43.7亿美元,下降了9.3%;虽然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在辽宁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但是与全国平均相比还是有些差距,而且辽宁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长并不是完全靠技术创新拉动的,与全国各个省份比较,仍处于中下等水平。而且辽宁省所出口的产品缺少真正的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主品牌支持,也没有真正的提升对外贸易效益。
1.2.3服务贸易发展缓慢
2014年,辽宁省全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74.2亿美元,其中,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28.3亿美元,占整体46.8%,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1.1亿美元,占第三产业整体的16.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3.3亿美元,总占10.4%;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为10.4亿美元,占8.1%。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辽宁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外资引进是不充分的,尤其在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等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服务领域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2.促进辽宁省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2.1增强政府服务意识,引导地区外贸支柱性产业发展
辽宁省的政府和外贸主管部门应当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针对辽宁省的外贸发展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扶持政策,对于知识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进一步完善出口的激励机制,巩固并且提高辽宁的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鼓励和支持知识性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增强整体的企业竞争能力。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努力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引导,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同时,要充分的尊重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努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把辽宁省的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将生产、技术改造与重点出口市场需求建立关联性强的管理,向集约经营转变,对辽宁省规模经济显著或产业链长的加工制造业,要加强指导性的市场监管。
2.2提高外资引进门槛,引导外资投资方向
针对制造业发展缓慢的问题,可以将一部分有关制造业的外资引进到更多的不同行业,增加经济活力。而在投资经营环境方面,辽宁省除了要对一般的基础设施继续完善,还需要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有关行政的服务能力,包括加快行政审批、放宽投资准入,继续深化外商投资的审批制度改革,等。此外,辽宁应加强对研发性外资的吸引,在人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化配套等方面给予完善,吸引更多研发性机构进入辽宁,构建辽宁经济发展和优化的政策与制度平台,为外贸的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2.3优化产业结构
在工业产业结构上,辽宁省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大型重工业企业都存在着技术革新、节能减排的问题,建立低碳型工业发展模式,配合在税收、财政等方面对低碳经济的支持,一定可以更好的实现辽宁省工业结构的调整。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外出口竞争力,通过外向型经济实现辽宁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辽宁省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倾斜措施,对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未来具有发展潜力的外贸企业和产品加大鼓励和扶持的力度。
2.4增强管理部门职能效力
优秀的管理直接决定企业外贸转型升级的质量;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是调动劳动积极性最有效的方法。辽宁省政府提升组织效能首先要进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第一步,扁平化组织结构,将“橄榄形”结构转变为“哑铃型”结构。第二步,合并结构管理,整合综合管理型的部门和岗位,公司内设立横向管理的运作部门,有效地实现资源共享。第三步,提高信息化水平建设,优化制度流程,达到公司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精简组织机构,提升组织效法,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影响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外贸转型升级的进程。
论文摘要: 基于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及省内高职院同行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教学改革的实践,本文作者发现该课程教学改革存在教学管理不合理、师资结构及质量有问题、实践教学不理想、考核方法落后和学生外语能力不足等制约因素,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和外贸人才急缺的背景下,高职院校的外贸人才培养更显重要。《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是高职院校经管类专业核心课程,也是南京交院(简称我院)管理系报关与国际货运、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等8个专业的考试课程。近年来我院大力推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本课程作为立项精品课程进行了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改革探索。基于我院及省内高职院同行的教学改革实践,本研究对工学结合背景下的高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理论探讨。
1.高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教学改革的制约因素
1.1教学管理不合理。
教学管理不合理严重影响本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教学任务安排不严谨造成师资变动频繁,从而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滑。例如某高职院经管系在5年内教过本课程的教师竟有10人之多,导致某些国际贸易专业教师反而从事其它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还有的专业教师一个学期甚至同时教3—4门课程。二是教材选用混乱。例如有的教师从事某班本课程教学,但该班教材却是另外一个人订的;有的高职院教材频繁变动,甚至每个学期都换,有的选用教材还是本科教材。三是下企业难度较大。虽然有些高职院口头提倡工学结合,但真正本课程专业教师要求教学下企业时却往往无法如愿。原因有很多,比如经费、学生安全、教学督导和工作量核定问题等。
1.2师资结构及质量有问题。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对师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要求非常高,但事实上高职院校该课程的许多教师不具备此条件。主要原因有:一是队伍结构不合理。有些教师是刚毕业的研究生,部分教师甚至是从其他专业转来的[1]。二是缺乏定期专业培训。有的教师数年得不到一次外出培训机会,也没有真正进入外贸企业进行社会实践。三是部分教师厌学及科研能力缺乏。许多贸易政策及操作实务是随着国际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国际贸易教学要求教师必须不断更新知识。但出于惰性,很多教师不愿继续学习,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不关注,其知识结构是有缺陷的,有的教师甚至多年使用同一个教案。此外,科研能力是教学质量保证和提高的重要因素,但有的教师从来不愿写论文。
1.3实践教学不理想。
许多高职院国际贸易课程实践教学并不理想,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实践条件差。有的高职院国际贸易实训室仅有1套模拟操作软件,且模拟软件利用率也不高。二是部分高职院没有国际贸易实训室,国际贸易实践教学局限于书本理论讲解。三是少数国际贸易教师由于自身知识结构原因不能胜任实践环节的教学,因而忽略了许多实践部分的教学任务。四是实践教学局限于学校,没有进入企业,有的高职院校所谓的校企合作教学基地仅仅是为了应付高职院评估的一纸空文。五是有经验的企业校外指导老师没有真正进入课堂教学,有些所谓的校外指导老师只是挂名而已。
1.4考核方法落后,学生外语能力不足。
许多高职院校仍沿袭传统的试卷考核方法,并要求填空、选择、问答等不同类型按一定比例搭配。这种考核方法对本课程实践教学创新带来一定的制约,教师为避免麻烦,会花大量时间按照传统的书本教学方法和思路进行教学,不愿尝试改革。考核方法落后的另一个方面是针对教师的,许多高职院对教师的考核标准陈旧,不利于从事教改的教师考核成绩提高,因而制约了教师进行教改的动力。此外,本课程的涉外性很强,高职学生外语能力相对不足给本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出了更高要求,许多学生看懂各类外文单证及专业贸易术语的花费时间较多。尤其是五年制高职学生,英语四级通过率不到10%,对于此类学生,许多教师对单证、函电部分教学内容只作简单讲解。
2.高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教学改革实践及思考建议
2.1组建课程教学团队,申请立项精品课程及自编教材。
组建一个稳定的专业课程教学团队是进行本课程教学改革的关键。通过多方沟通和努力,我组建了一个以4人为主讲教师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教学团队,团队成员年龄在27—36岁之间,均有硕士以上学历,其中1人为在读博士,2人具有企业工作经验,1人具有丰富的单证培训经历,3人外语水平达到6级或专业8级水平。团队成功申报了《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院级精品课程,为教学改革提供了资金保障,团队成员均参与了自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发表了学术论文40余篇。团队建设对本课程教学质量提高起了积极作用,团队成员多次获得教学质量奖。此外,团队骨干还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论坛,了解国际贸易环境及操作规则的变化,对教学内容进行不断的修订,提高了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2.2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教学下企业相关规则,鼓励企业外贸人员进入课堂教学。
高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专业教师下企业实践的机会仍然太少,部分教师的所谓暑期下企业实践证明也仅仅是找单位盖个社会实践章,并未真正下企业实践,这需要各高职院校下企业相关政策细则的出台与支持。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江苏省高职生第3学年大部分时间被安排为社会实习,这是学院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专业教师对实习学生的进一步专业知识指导有待加强,这也需要学院制定和完善指导教师下企业指导学生的工作细则与绩效考核制度。此外,教师要积极聘请校外有经验的外贸业务员进入课堂,为本课程教学提供新鲜知识。目前我院只是偶尔聘请部分专家进入学院做些讲座和交流,外聘专家数量与进入次数有待进一步提高。
2.3改革考核方法,加强教学方法的创新。
改革传统的学生考核方法是本课程教学改革成功的前提,尤其是成绩比例制定和实践环节考核形式学院要尽量放权于专业教师。同时对于专业教师的考核也要有所创新,目前我院督导政策已开始鼓励教师进行工学结合、项目化教改,部分专业教师开始主动进行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其中,我所在团队在教学方法方面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实施双语教学。高职学生外语能力普遍不强,因此双语教学主要是对国际贸易关键词汇均用外文标出、各类单证和函电教学均采用中、外文2种语言详细解释。二是多媒体案例和外语教学相结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效果,本课程一半内容是案例教学,且案例尽可能多地使用外文。国际贸易理论部分案例教学主要是定期给学生观看外文的国际贸易专题片,有利于提高学生外语能力,拓展其知识面。三是互动教学法的实施,主要是提前布置一些需要学生准备材料和思考性强的作业,要求学生课后自己准备发言稿,并在课堂上进行大讨论,对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活跃课堂气氛起到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中国 东盟 农产品 贸易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有关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后,掀起了对该领域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本文对此进行了综述。
一、关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
王国平等(2007)针对“早期收获”计划,具体分析了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他们从研究“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产品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业造成的影响,进而研究云南农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标、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陈俊伟(2006)主要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进行了研究并着重讨论了广西的应对策略。他指出:“东盟是热带农业、林业资源丰富的地方,橡胶、棕榈油、椰子等都可成为各种工业原料。中南半岛几条大河: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质肥沃的三角洲,是东南亚的“粮仓”。在进行农业合作与农产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机。泰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国。在木薯生产上泰国与中国广西开展技术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国可以对泰国开展技术输出型合作。缅甸的各种林产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经济林产品有松脂、桂皮、八角,这些与我国广西的林产品恰好雷同。对此可进行技术交流合作。”郑一省(2002)提出:“农业方面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相互之间互补性明显,合作潜力很大”,但是没有做更加具体的分析研究。孙林(2003)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在一部分农产品上和东盟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两者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为主。朱允卫(2005)对中泰两国1996—2003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表明,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 构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二、关于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 Market Share 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 Z. Chen,Lian Xu和Yufeng Duan(Kevin Z. Chen,Lian Xu and Yufeng 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
转贴于
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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