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3 08: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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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学；理论；分析；再思考
管理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体现。随着人类管理和组织能力的不断提升，管理学理论也开始逐渐形成。到19世纪20年代，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力提升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开始形成。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理论在新的发展时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管理学理论创新成为必然，同时适应时代的发展也是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
一、对管理学理论的分析和回顾
管理学理论建立至今，大体经历了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丛林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科学管理理论
科学管理理论是由“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创建的，主要的代表作是《科学管理原理》，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提高劳动效率，这也是当时生产手段改革背景下的重要课题。在泰罗之后，由法国的管理学之父亨利•法约尔创建了古典组织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韦伯的行政模型、巴纳德的权利接受理论等都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典型代表。科学管理理论在管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组织效率的方法，将管理学作为独立于经验管理、行为管理而存在，但是科学管理理论没有认识到人在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没有研究环境对管理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
由于受到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很多的资本家过分关注劳动效率的提高，忽视了工人的管理，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不断爆发的劳动罢工使得管理学理论开始创新，重视人际关系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与科学管理理论不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是以人的行为以及主导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情绪。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将劳动者看作是“社会人”，注重组织动态、组织中人际关系研究，将激励管理和需求管理引入到管理手段当中。但是由于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没有得到资本管理者的支持，很多观点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和应用。
(三)管理丛林理论
管理丛林理论实际上是对当时管理理论体系的梳理，由于随着管理组织的不断出现以及管理需求的不断提升，具有相关背景的各类研究者和科学家对管理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各自的专业背景不同、研究的目的不同，管理理论丛林逐渐形成。1961年，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对当时的管理学研究学派进行了分类，梳理出了包括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和决策理论过程学派等6个主要学派。经过近20年的发展，到1980年，孔茨又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了梳理，在原有的6个管理学派中，又延伸发展出来5个管理学学派，管理学理论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四)现代管理学理论
现代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首先，是动态化的特点，动态化意味着管理学理论的发展需要适应外界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也就是说非线性的变革环境会对管理学理论产生影响，基于这个特点发展的管理学理论有权变理论、超强竞争理论以及混沌管理理论等。其次，是全体化的特点，全球化管理理论要求管理者能够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上开展管理活动，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政策制度下看待管理行为。另外，信息化也是现代管理学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信息化就是要求管理手段的创新，电子数据处理、电子商务等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最后，柔性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管理中做到以人为本，实行人本管理、团队管理和文化管理等等。
二、新时期管理学理论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新时期的管理学理论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信息和知识将代替劳动力、土地成为组织的主要资源，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需要及时的更新。其次，在21世纪，组织的成员已经开始寻求自我实现的转变，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全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管理理论中对人的假设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另外，信息爆炸和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应用为新时期的管理学理论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三、对管理学理论的再思考研究
(一)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性
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性不仅体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创新和形成的管理学理论，而且还在横向组织管理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管理形态。管理学理论作为一门科学，需要遵循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从典型到一般、从一般到典型，循环往复下逐步扩大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形式的不断变革以及人类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性促使管理学理论不断发展，管理实践变化是导致管理学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而人、组织和社会是管理实践的重要主体。也就是说，管理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人、组织和社会，同时管理学理论发展最终的服务对象也是人、组织和社会。因此，需要结合人的发展需要、组织的创新需要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不断创新管理学理论。
(二)管理学理论中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处理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管理学理论建立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以机械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分工理论下，劳动效率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分工带来的局限性和缺陷也在逐步的凸显出来，分工影响了组织的整体协调性，反而对组织整体的效率提升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将系统观作为管理理论基础，将组织看作是一个协作的整体，通过对整体的管理达到提升效率的目的，但是在实践中，虽然提高了整体组织的效率，但是局部的效率却出现了下降的问题。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将辩证的观点引入到管理学理论中，可以看出分工与协作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要想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管理理论发展的特点，需要在管理学理论中将分工与协作结合起来，分工是在协作基础上的细致分工，协作是在精细分工上的协作。为了应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特点，组织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在整体价值链中进行明确的分工，开展有效率的、科学的管理活动。
(三)管理方法的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组织所处的环境会发生迅速的变化，这种不确定的变化会给组织带来极大地管理风险，如何能够有效地化解这种管理风险成为新时期管理学理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创业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方法，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环境的变化总是从确定到相对稳定，然后发展为动荡、不确定，最后达到稳定的状态。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创业管理能够为组织和企业要及时不断地进行快速的反应。创业管理理论是围绕着机会、资源、企业家与团队、组织方式、时间和环境构建的组织管理模型，其中个人、组织、环境和创业过程是创业管理理论的主要要素，通过这些要素的管理，对组织发展机会、组织团队和资源三个要素对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当前创业管理理论的相关内容正在逐步的健全和完善。创业理论要求组织成员要具有创新精神和改革精神，这正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成员的重要要求。
四、结束语
管理学理论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经历了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丛林理论和现在管理理论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新时期的管理学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创新压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学理论要处理好分工与协作的关系，以动态管理为核心，创新管理方法，更好的为组织和企业管理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
作者:吕旭丹 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
参考文献：
[1]谭力文.寻找管理学理论的科学性[J].管理学报,2014,(2):190-197.
[2]王宏.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思想史发展探讨[J].中国经贸导刊,2014,(5):46-50.
[3]李锋,朱燕空.关于管理学理论的回顾与再思考[J].商业时代,2011,(11):85-86.
[4]谭人中.管理学基础理论的哲学构建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3):61-66.
[5]史永亮,张伟,刘彦妮.现代管理学理论浅述[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60-64.
[关键词]人本管理；管理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4-0052-02
管理科学是人类社会和管理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在社会和管理实践对管理理论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人本管理理论也与之共同前行。迄今为止，人本管理的发展共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和确立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管理理论的四个发展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理论阶段、管理理论丛林阶段和当代管理理论阶段。
1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管理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于20世纪初开始的古典管理理论阶段。在这一阶段，以泰罗所倡导的科学管理思想和以法约尔为代表的组织理论学派为主。1911年美国人泰勒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了“科学管理”，这是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泰勒倡导的科学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他本人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尽管“科学管理”学派意识到了人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对待工作中的人，因而也没有出现泰勒所说的“完全的心理革命”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法约尔对组织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管理过程的职能划分理论，他在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阐述了管理职能的划分，认为管理的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古典管理理论是把人看作“经济人”来管理的，过分地强调物质刺激，忽视了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是对人的一种“物化”。“经济人”又称“唯利人”和“实利人”，指人的行为是为了追求人本身的最大利益，工作是为了经济报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麦格雷戈把传统管理对人的看法及“经济人”假设称作X理论。X理论中将人看作是天生懒惰、愚蠢、胸无大志的，因此，管理者必须对这样的员工实施强制管束，以惩罚为主要手段。
虽然古典管理理论把人假设为“经济人”，就是已经开始重视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在管理中的作用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本管理思想的萌芽，但是，该理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着客体至上的偏颇，本质上是以“物”为中心的管理。
2 行为科学理论阶段
管理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行为科学理论阶段。1924―1932年，美国哈佛大学梅奥教授等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于1933年出版了《工业文明中的人性问题》一书，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奠定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这是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行为科学理论侧重于研究人的本性和需求，行为的动机，人际关系和对人的激励，主张通过多种方式激励人的积极性，但仍把人的激励看成是管理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这个阶段，管理理论是建立在把人假设为“社会人”的基础上的，梅奥是“社会人”假设说的代表人物，他的“人际关系理论”便是“社会人”假设的基本理论。“社会人”假设认为，人们工作的动机不在于经济利益，而是工作中的社会关系；物质刺激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只有次要意义，而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才是激发工作的动力。他们把这种重视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而看轻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人称之为“社会人”。后来,人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的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顺延着“社会人”，或对“经济人”的批驳展开的。
3 管理理论丛林阶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管理理论有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学派，分别是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人际关系行为学派与群体行为学派。此时许多新的管理技术的出现推进了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与管理方法的现代化，提高了管理工作的精确化和科学化水平。在这一阶段，各个学派对人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本管理理论的研究也逐渐趋向完善。
由于行为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在组织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而易见，从而产生了“自我实现人”假设。以人的需求与动机研究为出发点,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归为5大类，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需求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需求模型, 即“自我实现人”的假设。麦格雷戈基于马斯洛的理论,针对“X理论”的人性设定提出了“Y理论”:人性并非天生就厌恶工作；外来的控制和惩罚并不是促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的唯一方法,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能主动承担责任,并能够以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方法来完成应当完成的目标；大多数人在解决组织的困难时都能发挥较高的想象力、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因此管理就是要给被管理者创造一个能发挥其才能的工作环境,以工作本身的挑战性来激发被管理者的潜力, 使人们在完成组织目标的同时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对人的假设也出现了进一步的完善。为了弥补“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及“自我实现人”假设“过于简单化和过于一般化”的缺陷,在充分考虑到人性、工作性质、组织情境等管理过程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后,沙因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复杂人”假设。以“复杂人”假设为基础, 莫尔斯、洛希于1970年提出了超Y理论。正是这种多角度的对人性的剖析和透视,丰富了管理学对人性的认识,为有效的管理提供了人性依据。
4 当代管理理论阶段
最终确立的人本管理理论是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进入80年代后，企业文化理论把企业文化引入了管理中,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导向为根本的管理手段,突破了传统的人管人的管理模式,消除了管理中主客体的对立矛盾,开启了西方人本管理的新境界,使管理思想的演进趋向于真正的人本管理，是当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本企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此，一些美国学者对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日本企业管理的主要特征是奉行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从人的需要出发，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并于80年代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在1981年，日裔美籍学者威廉・大内提出了Z理论，认为各种文化赋予人以不同的特殊环境，从而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但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是一致的，两者可以积极地融为一体。Z理论指导下的人本管理方式主要是长期雇佣制、员工参与管理、对员工的全面培训、对员工全面长期考察培训基础上的稳步提升、创造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员工忠诚于企业等。到了90年代之后，西方的管理学者对人本管理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企业愿景与共享型价值观，并将人性的本质、人类活动的本质、人际关系的本质等问题融入管理理论中，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研究管理理论，使人本管理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人本管理不能仅仅是在理论上的探讨，而更重要的是要付诸实践。人本管理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五个层次：情感管理、自主管理、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人才管理、民主管理。在企业中利用情感管理融洽各种人际关系，增强凝聚力；利用自主管理可以增强员工的责任心，发挥主观能动性，良好的完成本职工作；职业生涯管理的目的是使职工能依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自己的内在潜力，从而达到个人和集体共同发展的结果；人才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培育人才、留住人才，从而提高全员素质；推行民主管理，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参与意识，发挥主人翁的精神。在实践中实行人本管理，把人作为企业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要求。人本管理不是管理的又一项工作，而是把人本管理的理念渗透到管理的各项实践活动中。
纵观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所有的管理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都是首先对组织中的人作一个基本的倾向性假定，确定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然后再制定相应的管理途径和手段，围绕着如何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主题开展管理活动。真正的人本管理必须符合复杂的人性，而不是脱离客观现实或人的本性，提取人性中的某一个侧面，片面地对人做一番假设，并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制定管理方式，人本管理不同于其他管理思想的是，人本管理不再对人做特别的假设，而是把人看做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抓住人的本能，以人为出发点，充分了解人性，并按人的需要，应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不同层次的有序和谐管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最终达到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人本管理的这些特点并不是说排斥以前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使管理更符合人性。
参考文献：
从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来看，它不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管理科学化及会计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管理会计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管理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对其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古典管理理论对管理会计的发展推动
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合伙经营、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相继出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管理提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于是，古典管理理论便应运而生了。
（一）该阶段主要的管理理论
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管理并未形成系统的思想，大多数的企业尚处于经验管理的阶段，直至泰罗制的出现。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应科学地制定工作标准以及实行管理的例外控制原则。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为现代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2.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法约尔被称为管理过程之父，他提出了企业的六项基本活动、管理的五项职能和十四项原则，并认为管理理论就是以管理职能作为基本框架，用一些能指导实践的概念、原则、原理、方法、制度和程序等把有关管理的知识汇集起来，形成管理的科学理论体系。泰罗是从个别工人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而法约尔则是从企业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如何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从而提高整个企业的效率，二者的理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3.韦伯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出生于德国的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该理论的核心是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的地位来管理。
（二）管理理论对管理会计的发展推动
由于古典管理理论的出现，特别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工厂制度及管理的变化，科学管理的精髓在于通过对劳动方法和劳动时间的研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能够适应这种科学管理所带来的变化，作为现代管理会计前身的成本会计，开始引进与科学管理方法直接联系的某些技术方法，如：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等，并使这些技术与方法成为当今管理会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该阶段，管理会计以成本控制为基本特征，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为目标，以事前算账为根本特征的管理会计的雏形开始形成。
二、人际关系管理理论阶段对管理会计的发展推动
古典管理理论的广泛流传和实际运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也在实践中不断发现了科学管理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人的需求和对人际关系的了解，从而不能充分地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于是行为科学便应运而生，从而使管理进入了人际关系时代。
（一）人际关系管理理论
美国的玛丽・派克・福莱特既把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思想加以概括，又提出了一些与人际关系学说一致的观点，从而成为两个时代的桥梁。人际关系学说的产生又源于一次偶然的事件：即梅约的霍桑试验，提出了与古典管理理论不同的新观点，主要可归纳如下：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单纯为了追求金钱的经济人；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的组织；新型的领导在于通过职工满足度的增加来提高工人的士气，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从霍桑试验开始的人际关系研究到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在实际的管理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最终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中的一个主流学派，主要的代表理论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和布莱克与穆顿的管理方格理论。
（二）管理理论对管理会计的发展推动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管理理论的丰富，使管理会计最终从传统的财务会计体系中分化出来，现代会计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部分标志着现代会计的开始。将行为科学应用到管理上来，最重要的是由物本管理变成人本管理。在该阶段，管理会计在发展和完善了以标准成本制度、预算控制等为内容的规划控制会计的同时，原有成本控制中的理想标准成本转向了现行可以达到的标准成本，并出现了能使管理会计核算一定范围的预计成本的弹性预算。最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基于人际关系学说和群体行为学说的责任会计，并开始行使预测和决策的职能。
三、现代管理理论对管理会计的发展推动
从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企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生产经营也日趋复杂，企业外部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的获利能力普遍下降，这些变化要求企业内部管理应当更加科学、合理化，这种需求成为管理理论发展的动力。
（一）该阶段主要的管理理论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人本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发展，并出现了美国著名的管理学者哈罗德・孔茨所说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乱局，成了一片各种管理理论与流派盘根错节的丛林。除了人际关系学派、创始人是法约尔的经营管理理论学派之外，其他几个主要学派是：1.数学或管理科学学派，该理论使管理从以往的定性描述走向了定量的阶段，他们的研究范围已远不是泰罗时代的操作方法和作业研究，它综合运用了运筹学、系统分析、决策科学化的思想与方法；2.合作社会系统学派，美国的切斯特巴纳德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该学派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各类组织的；3.经验或案例学派，这个学派主张通过分析经验（通常是一些案例）来比较、分析管理的实际工作者在过去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从中总结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来向管理人员或学生传授，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德鲁克、纽曼和斯隆；4.决策理论学派。该学派是在社会系统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将系统理论、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综合运用于管理的决策问题。它的基本出发点是：管理是以决策为特征的，管理的本质在于决策，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曾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
（二）管理理论对管理会计的发展推动
经济发展和管理理论的丰富使得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内容更加充实：1.体现行为科学理论的责任会计系统更加完善。在决策会计方面，决策目标向多样化转变，决策方法向满意性准则转变；在执行会计方面，管理控制充分发挥多种激励因素，业绩的计量、评价和控制要采用多样化的指标体系。2.现代管理会计深受数量学派的影响，引入了大量的正规数学模型和计算技术，从而使其更具分析性，能更有效地为企业正确进行最可行的经营决策和改善经营管理服务。3.经营管理理论学派也对管理会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适应企业内部加强经营管理、外部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而产生的管理会计应具有以下职能：计划、评价、控制、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报告，即能够解析过去、控制现在、筹划未来。这些职能是法约尔及孔茨的管理职能理论的应用与推广。同时，决策理论学派对管理会计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管理就是决策，意味着决策就应采用更为灵活的方法，而不能像财务会计那样按一定的规则来编制资料，进而推动管理会计进入战略管理会计的阶段。西蒙认为：战略管理会计应侧重于本企业与竞争企业的对比，管理会计的内容不但应包括传统的分析、决策、控制方法，而且还应包括作业成本计算、目标成本计算、社会价值链分析、预警分析、股东价值分析、产品寿命周期分析、质量成本分析和竞争对手分析等方面。
四、当代管理理论对管理会计的发展推动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需求的重大变化，导致由传统的大量生产向顾客化生产转变形成的生产组织的历史性大转变。同时，当代高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为顾客化生产提供了可能，进而推动了管理技术的巨大变革：适时制采购与制造系统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零库存、单元制造、全面质量管理等崭新的管理观念与技术应运而生，为管理理论和管理会计的变革和应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一）主要的管理理论
为了适应当代管理实践的需要，上述管理理论逐渐融合、渗透，走向统一，并出现两个代表性学派：1.系统管理理论。该理论把一般系统理论应用到组织管理之中，运用系统研究的方法，兼收并蓄各学派的优点，将其融为一体，建立通用的模式，以寻求普遍适用的模式和原则。2.权变理论学派。该理论强调随机应变，灵活地运用各派的学说，并根据内外环境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与手段，进而建立起统一的管理模式。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管理理论出现了重视知识管理、建立学习型组织、企业再造、企业界限模糊化的倾向等等思想，进而要求管理会计的对象、职能、方法都必须相应地予以变化。
［关键词］ 组织惰性；组织创新；组织理论；演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 C96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2－0032-05
在管理理论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变革与创新的视角来研究组织管理理论。之所以要进行组织变革与创新，主要是因为现有的组织及其运行方式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从而不能有效地达到组织的目标。之所以曾经适应环境并且能够有效地达到目标的组织变得不适应和无效，主要是组织惰性使然。所以说，组织变革与创新的过程，是因原有的组织理念和运行方式不能有效地达到组织目标而不断寻找更好的组织方式的过程，也即不断克服组织惰性的过程；近百年来管理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也即不断变革原有管理理念和方式，从而不断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过程，在该过程中，组织理论也将随着组织所面临的新问题的不断出现而不断更新。
一、组织惰性的涵义
组织惰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问题虽然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人们对这一概念并无统一用语和内容表述。Hannan和Freeman（1977）使用了“结构惯性（structural inertia）”[1]的概念，认为结构惯性是组织保持现存结构状态不变的特性，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回应速度跟不上环境变化正是因为组织结构存在这种无法任意改变的维持旧有形态的结构惯性。Hodgkinson（1997）使用了“认知惰性（cognitive inertia）”[2]的概念，认为企业主一旦借助于所选定的战略取得成功，就可能完全依赖于曾使企业在市场上取得竞争能力的思维模式，这使他们不能察觉在其周围经营条件中发生的、尚未变得明显和普遍的变化，从而失去适应变化的能力。Sull（1999）则使用了“行动惯性（action inertia）”[3]的概念，认为行动惯性是组织面对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时仍按照已确立的行为方式行事的倾向。笔者认为，上述概念都突出强调了“不易改变”这一组织惰性的本质特征，但混淆了惯性与惰性的区别。实际上，惯性与惰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英文中，惯性与惰性都用“inertia”一词来表达，但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缺乏活力，惰性或保守；二是指物理学中的专有名词“惯性”，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性质。在汉语中，“惰性”指“有些物质不易跟其他元素或化合物化合的性质”或“不想改变生活和工作习惯的倾向（多指消极落后的）”；“惯性”指“物体保持自身原有的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对照中英文对惯性与惰性的解释，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事物保持现有状态不变的属性。不同之处在于惯性注重事物的物理（运动）属性，强调事物在不受到外力作用时的一种客观结果，以及在受到外力作用后发生改变的一般规律，其侧重点是外力作用必然引起事物的状态发生改变，其改变程度取决于外力的大小；惰性注重事物的化学（自然）属性，强调事物对外力作用的敏感性，其侧重点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发生改变之前，外力作用不能引起事物的现有状态发生改变。
在组织中，惯性是指既定的组织形式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仍沿着既定的方向运动的一般趋势以及在受到外力作用（为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进行的变革）时发生改变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惰性是指既定的组织形式因习惯于原有的运作方式而对外力作用（为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进行的变革）的排斥，这种排斥是受“组织”这一事物的固有特点――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不易改变性决定的。但从联系的角度看，组织的惯性与惰性又是不可分的。惯性是惰性形成的基础。因为既然惯性是原有组织方式在不受外力作用下沿着既定方向运动的一般趋势，并且原有组织方式是在环境发生改变前组织有效达到目标的各种组织要素的合理组合方式，那么，惯性作用的发挥则是在既定环境下组织为有效达到目标所期望的结果。但在惯性作用带来高效率的过程中，组织成员因该方式所取得的成功而对其产生认可心理，甚至因习惯了该方式而对其产生了依赖心理；当环境要求改变该方式时，组织成员不可避免地对变革产生排斥，这种行为倾向即表现为组织的惰性。可见，组织惰性是指组织内普遍存在的保持既定行为方式和消极应对环境变化的倾向。其中，“既定的行为方式”指在组织运行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被组织成员认可的和被组织正式确认的行为方式，“环境变化”既可以是组织内部环境也可以是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消极应对”指不能觉察或不能客观认识环境变化，或按已有的行为方式应对环境变化而不能或不愿寻找更为有效的行为方式。组织惰性普遍存在于各类组织之中，是组织有序运行的结果，克服组织惰性是组织得以存续的基本前提。从这一视角出发，近百年来组织管理理论演进的历史也即组织惰性克服的历史。
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古典管理理论的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当时绝大多数工厂仍然根据经验和习惯来从事管理活动，工厂效率低下，管理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泰罗（Taylor，F.W.，1911）通过自己在工厂中的管理实践和理论探索，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提高组织管理效率为出发点，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在作业管理方面强调科学的方法，如科学的工作方法、科学的培训工人方法、差别计件方法；在组织管理方面，强调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实行职能工长制和例外管理。但在泰罗看来，科学管理的意义并不在于方法的有效性，而是“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对任何具体机构或工厂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待工作、同伴和雇主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此外，科学管理也要求管理部门的人――工长、监工、企业所有人、董事会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管理部门的同事、对他们的工人和所有日常问题的责任上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没有双方的这种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泰罗所讲的“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经验管理中人们心理和行为中存在的惰性的克服。“从本质上讲，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将小农意识、小生产的思维方式转变为现代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没有这次革命，就不可能真正地进入现代文明社会”[4]。
古典管理理论的另外两位重要代表人物法约尔（Fayol，H.，1916）和韦伯（Weber，M.，1920）对克服经验管理的惰性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法约尔不仅指出了管理的普遍性、企业活动和管理活动（经营和管理）的区别、提出了管理的五项职能和管理的14条原则等管理思想，而且还通过对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积极宣传来推动管理的普及。韦伯则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管理混乱的现象，认为必须打破封建传统管理模式，为此勾画出“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韦伯认为理想的行政组织是通过职务和职能，而不是通过传统的世袭地位来管理，要使行政组织发挥作用，管理应以知识为依据进行控制，管理者应有胜任工作的能力，应根据客观事实而不是凭主观意志来领导。虽然韦伯的理论在当时的实践中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他指出了传统经验管理存在的惰性，并为以后大型行政组织的管理提供了借鉴意义。
三、对人的关注：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
古典管理理论克服了传统经验管理的惰性，促进了组织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高素质的员工在组织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脑力劳动逐渐取代体力劳动者而成为组织赖以存续的主导力量。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下，企业遵循科学管理理论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活动，但组织的效率日益低下，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科学管理理论已经束缚了人们的观念。为了使人们从古典管理理论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行为科学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最终改变了管理者对人性的传统观念，通过对人的重视提高了组织的效率。
人际关系学派创始人梅奥（Mayo，G.E.，1933）在长达8年的“霍桑实验”中发现，影响生产效率的根本因素不是工作条件，而是工人自身；在决定工人工作效率的因素中，工人为团体所接受的融洽性和安全感较之奖励性工资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梅奥由此得出结论：工人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衡量领导能力的标准在于提高工人的满意度。梅奥的理论被证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改变了人们对组织中的“人”的认识，以至于“充分重视人的作用”成为后来的行为科学研究的主题。在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响下，大批学者加入到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行列中来，并最终促成了行为科学的产生。在行为科学理论中，有关决定人的行为的因素的理论研究：如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发展次序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双因素理论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两类；期望理论认为人的行为的激发力量取决于目标价值的高低和期望值的大小，即“激发力量=效价×期望值”等。有关人性观念与管理方式的研究：如麦格雷戈通过对决定管理人员管理方式的有关人性的研究提出了X―Y理论；有关领导方式的研究：如“双中心理论”、四种领导方式理论、管理方格图理论和领导行为连续流理论等。行为科学理论通过对人性以及人员领导与激励的研究，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不足，也揭示了企业管理实践中存在的管理误区，最终使管理理论和实践实现了以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四、对组织管理的重新认识：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理论研究开始进入孔茨（Kootz，H.，1961）所讲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时代。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丛林”理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新的环境下对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管理过程学派对法约尔的一般组织理论在新的环境下所进行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和重新解读，尤其是综合了新的研究成果对管理各项职能的特点、基本结构、过程、技术、方法及优缺点，实施职能的障碍以及如何排除这些障碍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管理科学理论认为管理研究的目的就是将科学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的各种活动之中。该理论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强调提高效率的途径不仅仅是进行“时间―动作研究”，还可以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先进的工具和科学方法来获得“生产的物质过程”更高的效率。组织行为学从个体、群体、组织、领导等层面对组织行为的深入研究则为管理者不断改变对“人”的认识提供了理论指导，该理论是行为科学理论研究成果在当时的最高体现。另一类是以系统论等为指导的组织管理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巴纳德（Barnard，C.，1938）的社会系统理论将社会学的概念应用于分析经理人员的职能和工作过程，把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结构的逻辑分析上，提出了社会协作理论。该理论虽然产生于系统论诞生之前，但巴纳德将组织看作是由“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沟通”三要素构成的协作系统的研究无疑为管理者对组织的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组织整体，这是一种观念的转变，是对组织管理理念的提升。在系统论产生以后，系统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这使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改变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受系统论影响较大的管理理论有系统管理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和西蒙的决策理论等。在这些理论中，决策理论所取得的成绩不容忽视。决策理论在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论的观点，充分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统筹学等当时最新的科学方法，改变了人们对决策的认识，实现了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其“有限理性”假设也改变了人们长期坚持的“理性人”观念，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限制，只能采用“满意原则”而不是“最优原则”作为决策的评价标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经验学派和权变学派的理论。这两个理论虽然没有对管理理论发展做出直接的和有突破性的贡献，但对于克服组织惰性，尤其是使管理者摆脱管理观念的局限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验学派认为“管理学研究管理的经验”,管理的定义是努力把一个人群或团体朝着某个共同的目标引导、领导和控制，其任务就是取得经济成果、使企业具有生产性、工作人员有成就以及妥善处理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和承担对社会的责任问题。权变理论的研究则使人们认识到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理论，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在不同的情境下对管理理论的灵活应用。这些观念对于管理者改变对某种管理理论或管理模式的迷恋、摆脱固定的思维模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开放的系统与组织的学习：当代管理理论的研究
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而日本经济的崛起，也引起了美欧等国企业在管理理念上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原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在新的科学技术面前已显得过时，而被西方企业长期忽略的相对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开始充满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管理“丛林”中的理论因过于强调企业内部效率提高、忽略环境迅速变化的研究而使该理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历史地提出了问题必然历史地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新的管理理论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产生和蔓延，这些理论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人们的管理观念，推动着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在组织管理领域，受日本经济崛起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兴起，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组织文化的培养一度成为组织管理领域研究的重心。此后，跨文化管理、学习型组织、危机管理、流程再造和虚拟企业等理论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圣吉（Senge，P.，1990）在《第五项修炼》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理念[5]，认为建立学习型组织不仅要求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要终身不断学习，不断获取新知，不断超越自我，而且要求企业组织也要不断地学习和不断地超越。他指出，企业要成为学习型组织，需要有五个方面的修炼：系统性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进行团体学习。迈克・库珀（Cope，M.）在《创造卓越――公司学习的过程》一书中提出了“三重学习模式”理论[6]，他认为组织学习通常有两种类型：适应型学习（直接解决突发问题的短期效应为目的）和生产型学习模式（又称“双重学习模式”，它不是从问题的表面入手，而是挖掘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是一个“学习如何去学习”的过程，它可以有效地在组织内产生学习和知识积累的扩散效应）。库珀指出，如果组织成员有相互学习和积累知识的愿望，那么许多陈旧的观念就会被抛弃，于是他认为组织学习还有第三种类型，即“三重学习模式”，强调组织必须对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社会准则及行为方式进行变革。哈默和钱皮（Hammer，M.& Champy，J.，1993）在《改革公司》中提出的流程再造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组织的固有观念[7]。他们认为在今天这种动荡的年代，企业要发展必须“放弃两百年来普遍接受的（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有关工业管理的知识”，进行“企业改革”，也就是要“针对企业业务流程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并对它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以使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当前衡量企业业绩的这些重要的尺度上取得显著的进展”。在企业再造思想的基础上，钱皮（1996）在《企业X再造》一书中又提出X再造思想[8]，要求企业利用网络发展的优势，突破企业间的高墙，将流程整合与创新延伸到其他企业、客户、供应商甚至是竞争对手那里，重新规划跨越组织界限的业务流程，以实现营运业绩的突破性提升。
在战略管理领域，钱德勒、安索夫、安德鲁斯、波特等人的战略思想彻底将企业组织的重心转移到了企业的外部环境上来。他们都要求企业经营应突破对当前的变化与问题作出反应的策略性思考方式，而根据内部环境和外部经营要素相结合的原则，树立起长远的、全局性的目标。但过于强调外部环境的作用，使得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遇到了发展的瓶颈，一些醉心于竞争优势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战略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了企业内部，企业资源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应运而生。资源理论关注企业资源、持久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该理论在假定资源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的、企业是异质的和资源有限流动性的前提下，认为企业是资源的特殊集合体，那些与竞争对手相比具有资源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并能够与外部环境匹配得当的企业会具有竞争优势，这些竞争优势会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全和资源有限流动而具有持久性。以普拉哈拉达和哈梅尔（Prahalad，C.K. & Hamel，G.，1990）为代表的核心能力理论[9]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集合体，从表面上看，企业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有形物质资源和无形的规则资源，但它们只是载体性质的构成要素，蕴藏在这些要素之后的能力才是企业存活与发展的根本。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一种累积性的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但企业资源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重心都在企业内部，对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的分析有些单一，以致不能解释为什么企业在拥有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能力的同时，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下，战略资源丧失了效用、核心能力囿于“核心刚性”而丧失竞争优势。几乎与企业资源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同时，动态能力理论、战略联盟理论、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纷纷形成，这些理论为企业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开拓了思路。
在营销管理领域，科特勒和麦肯西的市场营销思想使企业关注的焦点由完善内部管理转变到谋求组织的生存。该理论认为企业在关注内部行为与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市场，以市场需求为中心，通过市场细分与目标市场的选择，明确客户的需求，提高企业行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然而，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营销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服务营销至绿色营销、关系营销，再到社会营销和未来营销观念，这些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指导企业的实践，与此相对应，“4P（产品、价格、地点和促销）”、“4C（顾客、成本、便利和沟通）”、“4V（差异化、功能化、附加价值和共鸣）”等营销模式顺次出场并引导着企业的经营活动。在生产管理领域，在制造资源计划（MRPII）的基础上，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6西格玛管理、敏捷制造、精益生产、计算机集成制造、大规模定制、界面管理、标杆管理、清洁生产等管理理念和方法纷纷出现。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心理契约、EVA法、平衡计分法、职业生涯计划、团队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实物期权和股票期权计划等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管理中受到了重视。
当代管理理论代表了管理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无论对组织内部效率的提高，还是对组织与环境的互动的研究，当代管理理论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从中还可以发现，在当代管理理论中，几乎所有理论在各自理论体系的建构中都有统一管理理论研究范式，试图用新的范式结束管理理论学派林立的现状。虽然这些理论的研究者并没有实现其初衷，但客观上却突破了人们对组织管理研究的固有认识，使组织管理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发展。但在当代管理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几乎所有理论最后都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到知识与组织的学习能力上来。知识的积累、共享与交流和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知识和学习能力的重视，使人们认识到，不断打破已有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重新认识眼前的一切成为管理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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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ull，D.N. Why good companies go ba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9（4），42-52.
［4］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5］【美】彼得・圣吉.第五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6］【英】迈克・库珀.创造卓越――公司学习的过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7］【美】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改革公司――企业革命宣言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关键词：管理流派；管理丛林；管理理论统一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F.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从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多个学派并生的局面。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当时的管理理论划分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六个流派或研究方法，由此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一）系统学派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趋于衰落。”
（二）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三）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四）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年12月，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
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一）任务及环境的不同。
管理思想处于环境变革之中，同时又是环境变革的产物。科学管理理论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组织劳动效率低下的产物。当时的经济背景是，社会需要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业产量，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更为基本的物质需要。提高劳动效率是管理的首要任务。当时可使用的人力资源状况是许多工人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或从农村来的农民。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泰罗从工厂的生产车间入手，以机械观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通过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改进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一定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对一定时期的管理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发生转变的产物。即由企业内部转向外部，由主要协调企业内部关系转向使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种转变来自于管理实践的需求的推动。组织活动的社会化及各种关系的多元化，使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复杂化，组织与其上下游战略联盟、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环境变化不确定性、要素的跨国流动、市场的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了组织边界的扩展。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仅仅依靠管理自身已经不能说明、解释和解决组织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解决问题视角的不同。
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问题研究具有不同的层面。保罗·格里斯利认为，管理学有一个核心元素（利用给定的资源达到目标），然而这个基本的核心含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如人力资源、环境等）扩展。每个人对管理任务的理解的水平具有内在的转移局限性。对很多管理者来说，他们如何理解管理任务也是不尽相同的。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管理问题，是导致管理理论多元化的又一原因。
科学管理的主要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人的努力方面，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管理科学是与车间或作业层的最佳努力有关的，因而是一种微观的方法。与此相反，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行政管理理论把重点放在高级组织层的广泛的行政管理原则上，对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基本过程的说明。这是一种宏观的方法。在工业方面，管理科学实际上并不侧重于战略问题，而主要是研究战术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科学家并不从事解决高层管理者所关心的“不良结构”的问题。这类问题用精确的数理统计方法是不能解决的。他们侧重研究可以用定量分析解决的基层、中层的管理问题。
不同的视角产生于管理学者不同的经历。管理学中的各个先驱者，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在管理的整体中引进了一个新的侧面。例如，泰罗由于他的工程教育和冶金方面的训练，对工场工作的成绩作了仔细的研究。而法约尔则由于他在采矿公司的经营管理经验而用经营与协调的观点来考察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谢尔登和甘特则从个人及个人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开辟了管理责任新领域。由于这些管理学者侧重于管理的不同方面，多年来又各自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以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思想状况有些混乱。
（三）管理研究方法上不同。
“管理理论的丛林”的形成与管理学众多的管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有关，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出现的结果造就了管理学的学派林立。[11]94从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上，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传统古典管理理论的衰亡，一大批新的管理理论的产生，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系统科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博弈论、统计学，甚至现代物理学，都在以越来越强的力量影响着管理理论的发展，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管理学渗透。有学者通过对管理思想史中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进行研究后发现，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相差较大，而同一学派学者的专业背景则大体相同，行为科学理论中的学者大多都是心理学家，而管理科学学派的学者大多有工科背景。行为科学家主要是从具有社会心理学倾向的社会科学衍变出来的，而与此相反，大多数的管理科学家则来自数学、统计学、工程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技术有关的学科。所以，这两门学科具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是正常的。
商学院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9年，出现了两份对管理教育具有影响的有关工商教育的报告。一份出自福特基金会委托并资助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A·戈登和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E·豪厄尔的研究，另一份出自卡内基公司资助斯沃索莫大学的弗兰克·G·皮尔逊进行的研究。两份报告都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工商教育的状况：工商管理学院甚至在定义教给学生什么、该怎样教这样的基本问题上都一片混乱。由于墨守成规，商学院没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培养出具有能力和想象力，同时又具有灵活性的管理人员。
他们建议改革未来的商学院的课程内容。自此，像数量和行为科学这类课程激增，因此聘请了数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未经过工商训练也没有工商背景的人员到管理学院任教。
研究方法的差异不但体现在学科背景上，还体现在研究范式上。描述性范式与规范性范式有着明显的差异：规范方法一直被主要应用于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经济学家和运筹学家注重的是事情应当如何；他们研究组织及其环境，以便提出能使组织作出更合理决策的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大多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行为科学家对有关人的行为的经济-技术设想提出了疑问，而他们关心的是描述人和组织实际行为的方式。
（四）实践者与研究者价值取向的不同。
在管理学者中，追求管理理论的实用性和管理理论的唯知性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随着管理教育走进课堂，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学者进入到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来，他们倾向于用定量的方法，努力提高管理理论的精确程度，而实践派则大多倾向于用定性方法，关注理论成果在管理实践中的效用。所以，由于管理实践者和管理研究者们的研究目的和他们的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管理学者们很难走到一起。
为了解决管理理论丛林问题，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集了著名学者以及工商、教育和政府中在管理艺术方面取得成就的实践家参加的一个会议。会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美尼尔·A·雷恩对这次会议的争论总结说：
学者们只能理解那些来自自己专业的人，而实践家们则无法理解学者，学者也是如此。孔茨在《再论管理理论丛林》中指出，“我们仍然处于管理理论丛林时代？？也许（走出丛林的）最有效的方法要靠领导潮流的管理者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缩小职业实践与学院派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孔茨同时也责怪他的同行学者没有把理论研究更多地与实践结合起来。
三、从管理的本质看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
判断一门学科的标准是其具有自己的假设、目的、工具、绩效目标和测量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管理有权利作为一门学科。但许多学者指出了管理学科的特殊性。如保罗·格里斯利就认为管理学是一个混合的概念，管理学在其一般意义上并不是一门学科，它整合了其他学科的材料，因此它更适合被称为超学科（Meta-Subject），它包括了对各种学科的思考、分析和实验，考察在管理行为中这些学科如何融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对管理者的行为做出贡献。彭新武指出：从实践上看，与其说科学管理理论是探索管理的科学，不如说它是努力在管理中应用科学。管理工作涉及做事的方法和技术、技巧。管理既应被看成是一门科学，也应被看成是一门艺术。管理学这种本质上的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管理学理论是不能被整合为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的。
就管理学的教学而言，这种整合的必要性也并非是绝对的。学生应该欢迎管理理论的多样化，而不应试图获得简明的知识体系。研究的课程是复杂而动态的，而这个知识体系又是不断演化的。
许多学科都能对管理学作出贡献。组织是复杂的系统，它们本身就要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那种建议我们把所有这些都很好地包进一个包袱，然后用一条简化了的理论丝带将它们捆扎起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学习组织理论的学生和管理实际工作者应该承认和吸收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贡献。任何要将这一研究领域禁锢于某种有限的观点的企图都将减少我们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的灵活性和机会。
参考文献：
[1]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JanesF.Stoner等。管理学教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94.
从管理理论演进看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一）管理的本质
对于管理学的本质，众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围绕着组织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说法，也就是说，管理学的本质是如何有效对组织内的资源进行配置而发生的各种活动。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人力、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是企业的四个重要生产要素。但从管理学上来说，物质与资本比土地与企业才能更适合作为四大要素的成分。随着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速度的加快，原有的假定技术不变的观点已不能适应新变化，技术对企业来说也成为一种新的资源，因此，人力、财务、信息和知识、技术成为企业新的生产要素，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管理主要的任务便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对这些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而管理理论则具体解释了如何在企业内部对这些要素进行配置才是最优的。
（二）管理理论的演进
迄今为止，企业发展历史已有两百多年。而在企业发展演进的同时，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的发展、完善。回顾传统及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主要有四个阶段：经验管理的传统阶段、科学管理的理性阶段、行为与本文由收集整理文化管理的非理性阶段、两者相融合以及组织管理阶段（见图1）。//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1.经验管理的传统阶段。从1769年企业诞生之初，企业管理主要处于一种探索阶段，没有一种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来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因此这个阶段企业的经营管理几乎是完全依靠个人经验以及直觉来进行的，在这样的企业中，几乎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以师徒直线型为主，各职能部门间也没有明确的分工。企业规模不大，大多生产者与经营者是同一个人，两权不分离，企业的效率不高，生产力发展缓慢。这种依靠经验的完全非理性管理阶段一直持续到了1910年。
2.科学管理的理性阶段。在传统经验式管理中出现了众多效率不高导致的问题，以至于科学家开始探究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大化的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这种探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1776年其发表的《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了相关观点，认为劳动分工与工作专业化会成为组织获取利益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形式下，工作会被分解为范围较窄的、带有一定重复性的任务。始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则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管理阶段的到来。在这个时期，机械代替了人力，使工厂生产比家庭生产更加效率和经济，而较为正式的管理理论则在这些大型的工厂预测需求、分配原材料与人员的需要下产生了，但直到20世纪初，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理论才真正诞生，代表人物有弗雷德里克·泰罗与亨利·法约尔。1911年，泰罗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企业管理从传统的经验管理阶段迈进到了科学管理阶段。他主要研究了如何让用科学的方法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将正确的人员安排在适当的工作上，使用正确的工具和设备，用更高的工资来激励员工，并进行了著名的“动作与时间研究”，而泰罗也由于其奠定性的研究，被公认为“管理科学之父”。继泰罗之后，法国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从整个组织角度来研究管理问题，于1916年发表了《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并提出了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五项管理者职能与工作分工、统一指挥、集中等14条管理原则。此外，他还首次提出了管理教育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以后的管理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较为理性，认为人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为最终目的，并根据这个目标来思考问题，并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企业是可以利用一些利益机制来影响员工的行为的，并以此来达到企业经营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另外，在科学管理的理性阶段，研究倾向于组织流程并注重数字化、公式化的管理方法，以科学的计算找到能实现效益最优的手段。从而实现企业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并实现企业的效益目标。/
3.行为与文化管理的非理性阶段。关于科学管理的理性阶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这一理论关心的主要是工作效率，因此，随着人在生产管理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被认识到，管理学家们开始转向“人”的研究，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埃尔顿·梅奥。面对二战后人脑作用的突出以及全球型经济危机下企业效率的下降，从1924年到1932年，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称为“霍桑实验”，主要研究了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的关系。该实验得出结论：企业员工并非“经济人”，而是一种“社会人”；员工的行为与其情绪的关系程度是十分密切的；员工个人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群体的生活标准的影响；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在企业中是存在的。这一系列的结论促进了行为科学方面理论的发展，马斯诺五需要理论、权变理论等也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认为管理的过程既需要制度等量化的“硬”标准，也需要文化等“软”因素，单靠科学数字化管理是难以解决一些管理中需要的创新、决策等需要个人感情的问题的。
4.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管理学家们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渐认识到企业管理中的其他重要因素，还倾向于鼓励创新。此阶段以迈克尔·海默与詹姆斯·昌佩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初，其联合发表了《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认为市场环境的变化与日趋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要改善运营状况并提高效率，进行革命式改革，企业再造理论应运而生，促进了传统组织形式的变革，实现了将文化等“软性因素”与组织结构、制度等“硬性因素”的结合，形成了一场新的管理革命。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管理理论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开始向新的方向开始发展。彼得圣吉在1990年发表了《第五项修炼》，他提到了学习型组织，认为学习型组织对于员工实现自身价值、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组织应运而生，该组织以信息网络实现合作，意向达成即可结束，可以灵活有效地获取全球资源，有效避免剧烈变动的环境可能对企业造成的损失。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管理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逐渐加入了对全球化、道德、劳动力多元化、创业精神、知识管理与质量管理等因素的关注。
一、基于现代管理方式的企业文化的发展演变
追根溯源，人类早期的管理行为，多产生于生产和军事行动之中。一场稍具规模的生产或军事行动，涉及到很多的环节，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需要详细的计划和周密的部署，因此，必然涉及到一系列管理行为。很多被认为较早涉及管理文化的论述和观点，都散见于人类早期的著作中，比较典型的如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常常借用和移植其中的管理理论、组织方法、领导艺术。
到近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大致经历了经验型管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非理性主义管理，再到企业文化管理方式五个阶段。
经验型管理方式顾名思义即凭借管理者（往往也就是企业所有者）的个体智慧和实践经验对企业实施组织管理，其管理思想并不具备理论形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其中的一些经验对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以生产为中心，围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建立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而展开的,包括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学派。泰罗制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由于泰罗制的实施，企业管理开始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阶段。亨利·法约尔着重分析研究高层管理效率和一般管理原则，他第一个明确阐述了“一般管理”理论，并根据自己总结的管理经验，提出了“十四点管理原则”。马克斯·韦伯对近代管理理论的贡献是提出“理想的组织机构模式”。他认为，行政组织体系应当具有准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只有这样才具备提高工作效率的条件。古典管理学研究的重点是组织管理的科学性、严密性和纪律性，但缺乏对人的认识和关怀，排斥人的感情因素，导致了整个社会感情匾乏，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行为科学理论逐渐兴盛。行为科学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人的本性与需要、行为与动机，以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其中,人性假设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出发点，激励理论是它的核心内容，群体行为理论是它的重要支柱，领导行为理论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行为科学侧重于“社会人”研究，关心职工的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后期侧重于“自我实现人”的研究，关心职工在其工作中能否自我实现，有无成就感和自我满足的目标追求。同古典管理理论注重提高生产率和强调行政组织的作用不同，行为科学重视人的因素，把对人的管理看作是管理的中心，运用多学科从多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心理与管理的关系，这是管理思想的重大变革。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管理思想由物到人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更新，为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非理性主义理论的兴起，正是西方管理学取得的新进展之一。
传统的管理理论认为：组织具有明确的意图和目标，可以清楚地加以确定;管理人员运用精确的分析，特别是定量分析，就可以选定能够达到目标的最佳办法，从而做出合理决策，即一切都是理性化的。非理性主义的管理理念把当代科学理论成果如系统论、控制论、决策理论、模糊理论等等应用于管理规划和管理流程中，它认为具有社会性的人类，并不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来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地方，完全理性地合乎逻辑支配行为的人几乎找不到。人的动机和意图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清晰地推知和直截了当地加以选择。目标的选择涉及人的价值取向，与其说靠清晰的思考，不如说取决于影响个人的各种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而且组织管理的过程，不仅仅是决策制定的过程，还包括了执行过程和创新过程，而后两个过程更是充满了变化和强烈的个人感彩，所以，科学的合理的管理模式应当是“非理性”的，“人的问题要求人性地解决”，完全理性，必然把人机器化，进而破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理性管理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将各要素加以简单化和抽象化后所概括出来的一整套明确的规章制度与工作方法，属于精确性认识；而“非理性”管理理念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实践，突破了传统的理性化认识的局限性和对时代的不适应性，而后总结概括出来的一种“模糊性”认识。古典管理学也重视员工，但其对员工的重视与老板爱护机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新型的管理理念则注重人情、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管理的灵活机动性和变通性；不主张用哪一种既定的理论模式去机械地管理变动中的企业和复杂多变的人。管理不是制造一件产品，但管理比制造产品更难；人也远比机器复杂得多，所以管理无法过于“精确”，必须引进“模糊机制”，这便是“非理性”思潮。非理性主义要求实现管理形态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的本质，是要以人性化替性化。所谓人性，既要包容理性因素，又要包容非理性因素，把人的非理性和理性统一起来，这种管理模式就是人性化管理。
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指出，管理以文化为基础。他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指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因而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植根于文化之中。管理虽然是一门学科，一种系统化的并很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一种价值传统、习惯和信念之中，根植于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管理受到而且应该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时管理和管理人员也会影响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管理理论发展演变的实质之一，就是管理学对人本身的不断重新认识，在管理学理论体系中人的本体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关注人的情感与精神需求，从而不断提升人的价值。管理理论不断演进更新的过程，就是从把人当作单纯的管理客体到强调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就是从片面运用科学原理对工人的操作行为进行控制监督，为追求效率而把人当作机器附属来驱使，到把文化概念应用于企业管理，把具有丰富创造性的人作为管理理论的中心，强调通过保护和倡扬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获取良好的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过程。鉴于此，当今文化被视为企业“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二、现代管理方式下的企业文化内涵
从外延看，企业文化包含有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从内涵上看，文化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即理念和行为方式。企业文化的运作系统，又可划分为企业文化的本质体系和企业文化的现象体系。企业文化的本质体系，包括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企业使命、思维方式、核心价值理念、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作风、企业美学和管理宗旨等等，这是企业文化的灵魂部分。企业文化的本质深藏于现象中，需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企业文化的现象体系，则是企业文化的载体部分，包括了企业环境、企业形象、员工行为、企业组织模式定位、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模范人物故事、企业标识和产品标识、企业内外宣传口号和广告用语等等。它们相互作用，共同表现着企业文化的本质。
所以，企业文化是一种现象文化，企业文化本身和企业文化建设过程强调活动显像、氛围和仪式。但是，企业文化其本质是组织文化，它体现出的是组织成员所共有的行为方式，共同的信仰理念及价值追求。企业文化不仅关注企业现象层面的活动，更致力于企业运行中深层次的基础因素的建设，如企业的经营哲学、核心价值观、企业人文精神、战略发展、团队建设、管理规程等等。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经营状态和效益，进而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文化当然就属于组织文化。
企业文化是人本文化。在企业管理体系中，“人本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或物本思想提出的。以人为本，首先是一种哲学价值观，它揭示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根本、什么最重要、什么最值得关注，它是一种从哲学意义上产生的对组织管理本质的新认识。
从实践上看，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企业生产效益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人本主义”就逐渐地取代了“资本主义”在企业管理思想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也就应运而生。人本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的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其基本思想就是把人作为管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坚持人的发展是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前提。
在企业的资源系统中最宝贵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资金、技术、信息、时间等等都要靠人操作支配。但是，并非什么人都宝贵。企业发展需要的是忠诚负责、积极主动、富于创新精神的员工，这样的员工才是名副其实最宝贵的。如何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员工呢？实践证明，金钱可以换来一时一事的积极，但换不来永久的忠诚；权势可以换来服从和逢迎，但换不来积极主动。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优秀员工，需要理念灌输，需要制度塑造，需要环境熏陶、习惯养成，这就是需要良好的企业文化滋养。企业发展尤其是长远的稳定的持续发展，需要资金、设备、技术，需要机遇机巧，需要监督控制，组织协调，但这一切需要有一个环境平台。企业要成长为顶风抗雨、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百年大树，必须植根于丰厚肥沃的土壤，更加凸显出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管人来管事务，通过提升人来提升效益，通过改变人的观念来改变人的行为，通过创建优秀的员工队伍来创建优秀的企业，实现企业效能的放大。企业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全面贯穿于企业运营的全过程。
三、现代管理方式下的企业文化变革
现代管理不只是一门技术知识，更应是一种理念、文化。企业文化是将文化特点和规律应用于经营管理之中，以人的素质提高作为基本途径，以培育企业经营哲学、价值评判和选择、企业精神等核心理念为主要内容和引导方式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现代区域文化管理理论认为，当一定的区域或组织形成某种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共同的价值准则、道德规范以后，在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矛盾中就找到了一个统一的理想的“结合点”。由此，在“区域文化”这个公正无私的“管理者”面前，个人的价值观被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同化；被管理者没有来自管理者的压力，却无形地受到区域文化的约束和规范，任何人时时刻刻都必须考虑自己的举止言行、道德品质能否被无形的、却又客观存在着的区域文化所接纳。群体意识、社会舆论、共同的习俗和风尚等精神文化内容，会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的群体心理压力和动力，使组织成员产生心理共鸣，继而达到观念和行为的自我控制。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对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引导、激励、凝聚、约束和规范作用，它可以通过组织机构、制度规定、程序和仪式、观念和习俗、人际关系、环境氛围、心理活动等等的塑造实现对全体员工的全程引导，从而塑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一）企业文化必须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建元点
由于各个企业在行业属性、地域背景、历史条件、组织体制、产品结构等等方面的差异，企业客观上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在个性基础上形成的比较优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特。比较优势必须依靠自我创新，创新又来自于文化，企业文化素质决定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决定比较优势，有了比较优势才能具备核心竞争力。许多企业的兴衰成败一再证明：文化作为企业的制导系统、经络系统，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状态；文化的丢失是生存权的丢失，文化的缺憾必然带来企业的畸形。如果企业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比较优势，也就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当今信息社会，由于各种传播手段的发展，企业之间信息传递的障碍越来越少，技术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同一行业的企业，其技术设备、操作流程、管理方法往往大同小异，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正是这样，企业才十分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文化，因为文化是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而企业文化本身就孕育着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同样的操作流程、同样的管理体制、同样的经营范围下，不同的企业文化，会产生不一样的发展思路、发展观念、发展战略，从而造就出不同的竞争态势。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二）企业文化成为推进现代管理方式变革的“发动机”
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严格精细管理，强调过程管理、过程控制，要求在管理全过程中，坚持推行ISO9000、ISO14000标准，严格程序，扣紧环节，实现规范化操作，标准化管理，精益生产，敏捷生产，清洁生产。实施现代化管理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这支队伍必须依靠企业文化的培育。企业文化把文化的特点和规律运用于经营管理之中，把传统的员工管理的经济主导方式、制度主导方式改变为文化主导的方式，着重于文化启发，注重挖掘开发员工内心美好优秀的元素，并使它升华为理性的认知，从而改变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模式，激发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制度是一种外在的具有强制性的刚性约束，文化则是内在的自我认同的弹性约束，能够有力地驱动员工心甘情愿的行为。文化与制度都是规范，文化是引导性规范，启发员工忠于职守、追求卓越；制度则是底线规范，告诫员工什么是不能做的，越线将会受到惩罚。企业文化有机地结合二者的作用，能有效地放大管理的效能，企业文化成为现代管理方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企业文化必须为企业发展提供持久充实的动力
企业文化体现着一个企业的价值取向，规定着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能引导全体员工把个人目标和理想与企业目标相统一，从而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归属感和主动精神。企业要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信仰体系，让员工坚定地确认企业的战略目标、经营方针、管理规范等等，自觉地把自我价值与企业价值、把个人命运与企业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做500年的企业和做500强的企业等同重要。企业文化可以从价值观、企业精神、伦理道德、管理宗旨到规章制度、员工行为、企业形象等方面，以规范严谨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体系，营造起企业的精神家园，为企业发展长久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四）企业文化引导着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变革
【论文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机制；人口管理科学；人本主义
全面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为内容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中央关于在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所做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以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创新发展。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人口管理方式的进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学的要求。如果我们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进而追踪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密切联系，并且对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科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
人口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在人口管理领域的应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经历了从泰罗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演变，其管理哲学也从理性主义逐步向人本主义升华。
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是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提出了用科学研究和方法代替纯粹的个人经验的科学管理原理，即通常所说的“泰罗制”，开创了管理理论研究的先河，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泰罗因此被人们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以其科学理性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压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发展。古典管理学视管理客体为“经济动物”，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现为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学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于是在其推行过程中，很快便暴露出了诸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紧张，工人抵触情绪严重等种种缺陷，最后其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行为科学所取代。
行为科学是通过把握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变化规律，来提高对其个体、群体、组织心理及行为预测、引导、控制能力，及时协调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相互关系和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而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传统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相反，行为科学强调重视人这一因素的作用。它认识到一切事情都要靠人去做，一切物的生产都要靠人去实现，一切组织目标都需要人创造。因而强调应当把管理的重点放在人及其行为的管理上。行为科学研究了人的各种各样不同层级的需要，提出必须针对人的需要和需要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激励和引导，由此间接达到对事和物的有效控制，从而实现管理的预期目标。行为科学在管理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口号，带来了管理与人的关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西方管理哲学的人本主义基础。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博弈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随之诞生。现代管理科学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以人为本”。
二、人口管理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
与一般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一样，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逻辑。虽然“人口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口科学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且人口科学的理论探索从来都没有忽视过人口管理的内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都分别提出过国家干预婚姻、调节人口的主张。色诺芬对当时国王用人口是否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标准的做法十分赞赏；柏拉图主张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选择，让最优秀的男女互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节人口数量，使之稳定在一定程度并协调其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则提出国家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甚至不惜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们对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认识到经济上的需求是调节人El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更强调婚姻和生育都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和调节。
最著名的还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可以说是世界人口思想史上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种人口思想。这种争议和分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为从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们所熟知，他的“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将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义的极致。
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口科学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技术方法也更加成熟先进，涌现出大批经典的人口研究理论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等都发端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对人口过程的变动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义的，贯彻了较多的“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
人口科学在人口管理理念上的真正跨越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行为科学和现代经济学影响下而产生的微观人口学。
微观人口学是以个人或家庭的人口行为为研究对象，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4年和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H．列宾斯坦分别发表了《经济一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人口增长》两本著作，首开从微观角度对家庭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作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先河，实际上是引用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家庭生育决策作经济学模拟。他将父母为生养孩子所花费的种种费用及为其牺牲的时间、机会等，都视为孩子的成本，而将孩子为父母带来的感情满足，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贡献等视为孩子效用，然后像对产品进行成本效用边际分析那样，以家庭模型，即父母对孩子取舍作模拟分析，从而建立了生育的微观人口经济模型和著名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成为最先进行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为人口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1960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发表《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一文，在吸收列宾斯坦有关微观人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有关消费行为理论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考察孩子的边际家庭效用及其数量质量替代关系，创建了著名的“孩子数量质量替论”，贝克尔以新视角考察研究家庭收入和父母行为对生育子女数目的影响，阐释了家庭规模与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后来微观人口理论的研究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贝克尔本人也因其突出的研究成果，成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列宾斯坦和贝克尔的影响下，又有各种新的微观人口理论，包括“劳动一闲暇时间分配理论”、“家庭效益化和合理选择理论”等纷纷问世。微观人口经济分析，特别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分析在60年代兴盛一时。
微观人口学可被看作是从人口行为发生机制的角度来对人口管理科学进行的探索。它在人口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从技术上研究了人口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信息传导机制和博弈反应机制，而且在于它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将人口管理的目光从“国家”、“社会”的需要转移到“家庭”和“母亲”的需要，把人口管理科学放置到了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因而它是人口管理科学的一个巨大进步。
近年来，人口管理科学注意吸收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营养，将人口行为的家庭人本需要与社会理性规范相结合，引导人们树立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文化认同，将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现代化意义的人本主义。
中国学者也对人口管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大量人口管理学研究成果以外，根据《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一书所作的检索，人口管理学的学科名称其实还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过建立人口管理学，抑或计划生育学的讨论，当时有几种主张：一是主张建立一门计划生育学。如史成礼、余亦之的论文《关于建立计划生育学之我见》就主张建立计划生育学。之后，在1984年，杨德清主编的《计划生育学》就出版了。二是主张建立人口管理学。如曹占泉的论文《对建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设想》中写道：“人口管理学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动态人口为对象，用计划的方法来组织管理人口的科学，人口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根据人口的动态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通过国家确立的管理机构，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使人口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从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的实践活动中逐步总结和完善人口管理的具体内容，为国家管理人口提供科学论据。”三是主张建立人口生育管理学。如向洪、邓明主编的《人口管理实用辞典》中写道：“人口生育管理学是研究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及其方法的学科。人口目标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计划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信息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决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政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等，都是人口生育管理学应该研究的对象。通过这些研究，揭示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确立人口生育管理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人口生育管理学的研究体系。”除了上述三种主张以外，还有主张把学科定名为“计划生育组织与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
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角度看，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不应把人口管理狭隘地理解为人口计划实施，而应理解为包括对人口行为发生环境、发生机制、控制机制等内容的全部人口行为的干预活动。二是其学科定义，还普遍带有很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要用于指导我们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实现新的思维跨越。
三、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推动
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国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引领，从理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对微观人口管理学的超越和对现代人口管理科学的呼唤。这表现在：
1．在政策基点上，新机制完全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的竹下让(Takeshita)教授曾经这样描述现代化的人口管理：生育动机(或生育意愿)取决于两种变量的权衡轻重：一是行为者的生育观，生育态度；一是行为者对群体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的感知以及对遵循这些规范的评价。如果前一变量起主要作用即主观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失范生育行为；反之，后一变量作用大即群体性社会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合理的生育行为即规范性生育行为。竹下让认为，人的生育行为就是主观生育观、生育态度，客观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两股力量在社会支持和自信心的影响下较量斗争的结果，这就是人们生育行为的内在动作过程。按照现代人口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应该对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个要素特别是社会支持和自信心进行调控，通过引导人们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感知和对遵循规范的评价，建立一种生育文化认同，使人们生育行为规范化。
竹下让的观点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的人本主义追求，而这恰恰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正在进行的实践。
新机制深刻理解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育需要，充分尊重群众的生育意愿，在追求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管理目标时，不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控制生育行为的做法，而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提供各种生殖卫生、医疗保健等“优质服务”，满足其生活需要，同时辅以各种政策宣传，文化引导，在群众对社会生育规范和原则充分感知和评价认同基础上，将个体生育观、生育意向纳入群体社会生育规范之中。这完全符合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对人口行为的人本管理原则。
2．在政策内容上，新机制提出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不仅体现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政原则，而且从人口管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正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将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结合的要求。所谓“依法管理”，是既要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同时要求这种约束必须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在充分尊重管理客体法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上，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措施将个体人口行为纳入社会制度规范之中，而绝不能以行政压迫和简单随意的方式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强制规范。所谓“村(居)民自治”，是既要注重村(居)民的组织角色，又注重其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充分肯定其自组织、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将对个人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转换到树立村(居)民整体的共同价值观念上，通过共同价值的认同，实现村(居)民的自我约束。所谓“优质服务”，则是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人本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多考虑的是贯彻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要求，而较少考虑为生育群众的个体需要提供服务；在工作方式上，更多注重的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监控管理，而较少关注生育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些都与执政为民的理政原则不符，也与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不符。“优质服务”就是要对此作出纠正。而“政策推动”则是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的基础上再辅以政策来发挥引导调控功能，从而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把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结合起来，实现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变。计划生育是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当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成为大家的共识，各部门从多个角度共同为生育群众提供服务，解决群众的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新机制就落到了实处，计划生育工作就进入了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全新境界。
关键词：管理理论伦理管理人本
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许多企业界人士信奉利润第一，虽然也提倡以人为本的理念，但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践行。从早期的假冒伪劣、商业欺诈、到近期的毒大米、“苏丹红”，尤其是婴幼儿奶制品行业，近年来就连续出现了阜阳“大头娃娃”、“三鹿奶粉”两个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这些情况，不但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更为主要的是在全球化和伦理化经营的世界潮流中，我国企业显然从整体上处于观念和实践双重落后的局面。因此，诚信经营，突出伦理，就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任务。
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管理学理论界的主导性工作和主要内容是引进和研究西方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近十数年来，诸如企业形象、企业战略、流程再造、知识管理、公司治理、企业伦理、领导理论等管理理论，几乎左右了我国管理的学术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历史演化的视角，探索管理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辨清其发展方向，以免陷入到琐碎的细节和时髦的理论陷阱，并进一步引进消化西方的先进管理理论和经验，希望对我国企业进行伦理化管理有所裨益。
人和物一直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两个核心因素。人的因素主要是指企业成员、顾客和社会其他人；物的因素主要是指资金、技术环境等。人有人的发展逻辑，物有物的运动规律，这两者共同构成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两大理性基石。这两个逻辑的隐含与彰显、对立与融合，演绎了整个现代管理史。因此本文从人和物的关系为依据，将现代管理思想史简略地划分为古典管理理论时期、人性化管理理论时期、管理理论丛林时期、和卓越管理（伦理管理）四大阶段，概括了各个主要的典型观点，总结了管理的新趋势——伦理管理的内涵和意义。
古典管理理论的伦理思想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一生致力于工厂、车间管理的研究，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他意识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必须依赖于劳资双方关系的改变，也就是说“物”的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人”的问题的解决。可是泰罗还是把重点放在“物”上面，把人看作“经济人”，忽视人的社会性，从而导致了劳资双方“彻底的心理革命”的破灭。不过就管理伦理而言，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中也有了初步的思考和行动。例如，在制订工作定额的问题上，泰罗已经考虑到工人的必要休息时间，而不能以工人长时间超负荷劳动来作为制订定额的基础。这一做法是比较道德的，在当时无疑可称为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果。
如果说泰罗是从底层的“车床前的工人”开始，向上探索管理，那么法约尔则是从高层的“办公桌前的总经理”开始，俯视组织的管理。与同样受过工程师教育的泰罗一样，法约尔也从工程师的角度，总结出了管理的五大职能和十四条原则，构成了一般管理理论。他的理论隐含着一个“物化”的倾向——把企业组织看作是一台机器，尽管他也提到了人的团结精神、主动性、纪律等关于人要素，但却并没有充分阐述如何才能够让组织具有这些精神和素质，尤其是管理的人性价值和意义，所以，就其内容而言，主要还是强调科学方法与技术的应用，目的是提高效率，主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对为什么则很少有阐述。
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一般行政组织，认为官僚制的行政组织由于把理性充分地工具化，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但正因为如此，就很容易把这种工具“非人化”，也就是说办事的效率是提高了，却导致了真正的“人情味”的牺牲。实际上，正是马克斯•韦伯首次明确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揭示出管理理论的内在不协调，反映了“物”与“人”这两大管理逻辑的矛盾面。
综上所述，古典管理理论时期，管理理论以提高效率为中心，偏重于机械等物的因素，伦理管理在理论上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对“人”的阐述尚处在一种比较模糊的隐含状态，并且主要表现出以“物”为中心的倾向。
人性化管理理论的伦理思想
（一）个体行为理伦
随着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人性化管理理论逐渐发展起来，人性化管理的早期理论形态是人际关系学说，其奠基者是美国的管理专家梅奥。其理论要点有：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单纯追求金钱的“经济人”；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很大影响；新型的领导通过增加职工满意度来提高工人的士气，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贯穿梅奥人际关系学说的主导思想是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中心，从伦理角度来看，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比以前的理论有了更大进步。他强调员工是“社会人”，工人不是单纯追求金钱，还有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的需求，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重等。因此，不能单纯从物质条件着手，还必须首先从社会、心理等方面鼓励工人提高生产率。
在梅奥之后，马斯洛、麦格雷戈、赫茨伯格、弗鲁姆等学者提出的需要、动机、激励理论，强调管理必须根据人及其特性采取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以提高其积极性。特别是被称为“人本心理学之父”的马斯洛的管理哲学，贯穿着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他强调真正良好的管理在于以“人”为中心，在于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而人的最高价值在于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受马斯洛的影响，麦格雷戈在人的特性假说上提出了“X理论—Y理论”，并主张“Y理论”即“自我实现人”假说。沙因则更进一步提出“复杂人”假说，由此产生“超Y理论”，并成为权变管理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是复杂的，要因人、因时、因地进行管理，对人的分析更深一步。
（二）群体行为理论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个体行为理论已不能解决问题，群体行为理论应运而生。领导行为理论则是从领导方式的角度探讨如何调动管理中人的积极性。其中行为科学家布莱克和莫顿通过著名的“管理方格图”，把“人”和“物”的关系作为管理的基本矛盾直接地表述了出来。它以关心人和关心工作为两轴，研究不同区位的领导模式，并极力推崇既充分关心人又充分关心事的领导类型。
由此可见，与古典管理理论不同，人性化管理理论在新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背景下，更加重视人的作用，产生了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转变，并表现出以“人”为中心的倾向，从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行为科学后期理论也开始注意“人”与“物”之间的矛盾，并努力寻求二者的统一。
管理理论丛林时期的伦理思想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管理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其特点就是把科学管理的合理成分和人际关系学说管理理论的有益成分融为一体，既注重管理的科学性，又强调以“人”为中心，力求“人”和“物”的统一。“管理丛林”时期，管理学家们充分意识到了人与物统一的重要性，并将人和物作为管理系统的两大方面，试图用系统的观点来解决问题。例如，巴纳德把组织看作是人的行为的系统，他提出的几个二重性的问题其实都是对“人”和“物”的矛盾的表述。比如他提出在组织中存在人的个性和组织性的矛盾，有个性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为了完成任务则要求人非个性化，具有组织性。系统管理学派强调组织是一个有目的的开放系统，该学派所建立的组织系统模型不仅有与人直接相关的社会心理子系统，还有任务指向的技术子系统，它们共同对于内核的管理子系统渗透影响。组织既是一个社会系统又是一个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主要是“人”的系统，技术系统则是“物”的系统。这是对管理中人与物的重要性都给予充分认识的观点，该学派把人看作“工作人”，认为人的本性与人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个人的发展与他们工作的发展相互促进。
西蒙的决策理论学派突出决策中人的主体性，认为人不是全知全能、而是有限理性，所以，人的决策不可能以“绝对合理”为准则，必须也只能以“令人满意”为准则。另外，西蒙还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事实判断在哲学上被称之为“实然”，是关于“物”和客观规律的描述和阐释；价值判断被称之为“应然”，是关于人应该怎么做的内容，是指人的价值观念。西蒙的分析弥补了管理理论中的科学与伦理之间的隔阂，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上的“战略”概念和企业管理中的计划职能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企业战略理论，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管理理论领域中的“理论增长点”。在其初期，仍然以“物”为中心，偏重于分析技术、方法和设计研究，后来则逐步汲取了企业文化、企业伦理、心理学等的理论主张，在企业竞争优势、资源及核心能力等方面，比较充分的考虑了“人”的因素。
在众多的理论派别中，“企业文化”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是管理中最宝贵的资源，管理“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通过企业文化的象征和暗示作用，用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主张通过培育并倡导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增强全体员工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忠诚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管理理论发展到“丛林”时期，各个学派兼收并蓄，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企业文化理论也不例外，不再仅仅强调狭义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广泛地吸收了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超越了一般的人性分析，把文化引进企业管理，强调“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综合效用，旨在营造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完成既定目标。
卓越企业的伦理管理
虽然卡耐基、德鲁克等人早就表达了对“人”的重视，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理论和企业界的重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随着西方人本思潮和竞争的需要，“人本”基础上的“人”与“物”的统一，才受到企业界的重视。近二十多年来的企业成功经验研究表明，“人本”基础上的人与物的统一是优秀企业长期成功的经验之一。
斯坦福大学教授托马斯•J•彼得斯和小罗伯特•H•沃特曼（Thomas•J•Peters&Robert•H•Waterman,Jr.,1982）在其《追求卓越》一书中指出，“优秀企业向顾客提供无人可与之匹敌的质量、服务和可靠性，提供功效显著而又经久耐用的产品。优秀公司总是把普通员工看作是提高质量和生产率的根本源泉”。
R•爱德华•弗里曼和小丹尼尔•R•吉尔伯特在评价《追求卓越》一书时指出优秀企业的秘诀在于懂得人的价值观和伦理，懂得如何把它们融合到公司战略中，他们认为：这场卓越革命的基本伦理是对人的尊重。这是企业关心顾客、关心质量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理解优秀企业难以置信的责任感和业绩的关键。其实，除了“尊重人”这一条外，“通过对社会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也是理解优秀企业之所以优秀的一个关键。
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拉斯（James•C•Collins&Jerry•I•Porras,1994），通过对18家长期成功（至少有45年卓越经营经历）的企业与18家对照企业进行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利润不是最重要的。“与商业学院的教义相反，我们并没有发现，‘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财富’或‘牟取最大利润’是大多数目光远大的公司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或最重要的目标。他们倾向于追求好几个目标，而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不错，他们追求利润。然而，他们也追求范围更广泛的、意义更深远的理想。追求利润不是最主要的，但是目光远大的公司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又得到了利润。他们两方面都做到了”。
“人”与“物”的统一，何以能够产生卓越的经营成果？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崇高的目标能激发工作热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M•圣吉（Peter•M•Senge，1994）认为“当人类追求的愿景超出个人的利益，便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远非追求狭窄目标所能及。组织的目标也是如此”。二是伦理分析导致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有赖于正确的分析，要做一个好决策，除了进行经济、技术分析外，还有必要进行伦理分析。三是讲道德的企业能吸引人、留住人、发挥人的潜能。四是企业活动是集体活动，经济效益要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方能取得。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柔性协调，有助于集体活动取得成效。五是只有真正地为顾客着想，即合乎伦理地对待顾客，才能赢得顾客。美国著名企业默克公司董事长乔治•W•默克（George•W•Merck）说：“我们努力牢记药品是为人的，而不是为了利润。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利润也就来了，而且总是会来，我们记得越牢，利润就越大”。六是公众的理解、信任与合作，是企业求生存、争效益的重要条件。争取舆论支持，赢得公众信任，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符合伦理道德的企业行为和优质的产品或服务。
管理理论中伦理思想演变的重要意义
2000年以来，知识经济、全球化、竞争等等因素，使得企业和理论界真正将“人”的因素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位。细究企业文化、企业战略、企业伦理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以人为本，人、物结合”管理逻辑的展开。而企业界的实践，则又将这一趋势有力地推向深入，这不但使企业管理的伦理化特征日渐明显，而且更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实现各方利益的兼顾
福利经济学认为，自利利他是经济主体行为的伦理核心。传统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但利润最大化隐含的假设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单个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获得最大的好处，事实上，这很难做到，因为利润最大化是从企业本身而非社会整体利益来看待企业的价值。在利益驱动下，企业有时会偏离正确的轨道，结果，不仅损害社会利益，也使企业难于生存。伦理管理则不同，它注重社会整体利益。伦理管理从企业的价值观角度，明确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从企业的使命来界定企业价值：一是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二是为生产者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三是生产或服务的过程合乎法律和伦理。
传统管理一向奉行所有者至上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样做并不能保证所有者的利益，害人害己的事例不断在身边发生。伦理管理的兴起使人们对企业经营中各种关系的认识有了变化，企业发展离不开员工、顾客、供应者、社区、公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以兼顾各方利益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应有的态度。二）明确完善“人”是管理的终极目的
传统管理也注意尊重员工，那是因为得到尊重是每个人的需要，满足了员工的需要就有可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在这里，员工是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对传统管理而言，尊重员工的目的就是为了利润。伦理管理的兴起，使以尊重人、完善人为目的的思想进入管理领域，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尊重人的权利，发展人的个性，把完善人作为终极目的。
（三）促进企业承担社会的道德责任
不考虑伦理的企业之所以不做某些事是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员工之所以做或不做某些事是命令、制度的约束。企业、员工行为受制于外界是一种他律。而道德则具有自律的特征，道德约束是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唤醒人们的良知和羞耻感，从而实现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理性目标。伦理管理要求通过管理措施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用道德的尺度来衡量管理的标准，使企业及其全体人员认识到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从而全面造就自己，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斯蒂芬•R•柯维说，唯有基本的品德才能够为人际关系技巧赋予生命。管理过程正体现了其中蕴含的道理。简单回顾管理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诞生开始，整个管理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一种伦理思考，那就是以“物”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还是力求二者统一。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那么什么样的经营管理行为是合乎道德的？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应具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才是符合道德的？以什么样的目标利益来促使职工努力工作等。诸如此类的管理问题是任一时期管理学理论所不可能回避的伦理问题。随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管理的伦理化日益明显，“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伦理管理将是管理理论的一个新的话题。“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伦理管理已不再把单个的个人或企业内部人作为管理中心，而是关心与己利益相关的人群，将人类的文明和发展作为己任。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柯林斯，杰里•波拉斯著，刘国远等译.企业不败[M].新华出版社，1996
关键词：管理;成本;发展
一、早期的管理思想以及早期成本会计回顾
1.劳动分工观和经济人观点。亚当•斯密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从分析研究劳动的分工开始的，在他所编著的《国富论》中，他提出了相当完善的劳动分工理论。劳动分工指的是人们对于从事的社会或者经济方面的活动的划分以及独立化、专门化.。“经济人”是管理中的一个人性假设，提出并且对此观点进行发展的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泰勒、法约尔和韦伯。该观点认为人天生就是自私的、消极的，经济是驱动人行为的主要动力。其理论表示若要管理达到组织设定的目标，必须对人实施强迫、控制等手段，同时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引导工人工作，才能够使他们努力，并达到管理者所要求的目标。此理论强调的是人们对经济利益追逐的本性。
2.作业管理制度。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导致了企业生产组织的重大变革，查尔斯•巴贝奇进一步发展了亚当劳动分工论，表明分工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因为：节约了学习所花费的材料和实践；节约了在生产工程中从上一道工序转换到下一道工序其中所花费的时间和经历；节约了不同工具所花费的时间；促进了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以及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巴贝奇认为从事脑力劳动同样可以进行劳动分工，而不仅仅局限于体力劳动。
3.人性化管理。罗伯特•欧文的人性化管理思想是以法国唯物主义学者的观点——人是环境的产物为基础的。[8]他坚持良好的环境能够促使人们形容优秀的品性，而不理想的环境则会使人们形成低下的品性。他强调不仅要重视公司工厂中的设备以及卫生工作，更要强调关注工人身心健康发展。欧文的这种人性化管理否定了过去那种只把工人当做赚钱工具的做法，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环境，比如将参加劳动的最低年龄提高；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为工人提供伙食等等。他的人事管理观是：良好的雇员参与管理将会给雇主带来可观的收益，因此，人性化的管理是每一个主管人员所要学习的。
二、科学管理思想与成本节约思想
1.科学管理思想。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伴随着机器大工业轰轰烈烈的发展和壮大，以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为代表的管理学家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思想。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泰罗全面叙述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与理论：（1）对于工人工作的每一个要素都需要开发出相应的科学的方法，用以代替老的个别化的方法；（2）科学挑选工人，并且对他们进行培训使其成长；（3）管理当局与工人在工作和职责的划分应当几乎是对等的。
2.成本节约思想。在科学管理制度还未出现时，早期成本会计的职能是一种事后成本确认，其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计算出精确的成本。在科学管理诞生之后，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成本计算方法也在相应发展。1908年，惠特莫尔首次提出了标准成本计算理念。成本计算不再是拘泥于事后的确认，而是使得成本管理的着眼点上升为事前的成本控制。此时的成本管理以短期的成本的控制为主要，只注重企业内部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即成本节约。
三、现代管理理论与成本控制和管理
1.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思想的流派众多，而在这么多的管理思想中，有一支名叫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思想学派虽然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对于会计的影响却直到近现代才逐渐表现出来。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的不断发展，人在管理和操控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关键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各种管理理论层出不穷，比如美国学者梅奥在1929年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他认为工人是“社会人”，是这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成员，而工作所提供的物质环境的优劣以及福利的好坏与工人的生产效率并未有非常绝对的因果对应关系，相反，工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生产的积极性产生的影响更大，因此管理者应该从社会、心里等各方面来鼓励激励工人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2.作业管理思想。企业成本会计系统中制造费用的分配通常情况下是以直接人工、直接共识以及及其小时等为标准进行分配，因此产品成本的计算正确与否以及是否可以对生产部门管理人员形成一种高效积极的激励和制造费用的归类一级分配的标准有着非常密切的相关性。而作业管理思想指的就是将管理重心进一步深入到作业的各个层次中去，其实质是：（1）站在外部客户的角度看待问题，尽最大可能通过作业为不同客户提供种类更多更周到的服务和产品；（2）站在企业自身的角度看待问题，尽最大可能从为客服提供服务中获取最大化利润。它的核心理念是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建立的这个理念的作业成本增强了产品成本信息的可靠性以及对管理人员效绩评估的真实性，有效地解决了上述的危机。
四、启示
上述总结列举了各个发展时期的管理思想以及其对成本会计和管理的影响和发展，但并非是某种特别的管理思想产生了某种特别的成本管理控制方法，而一种管理思想对于成本管理的发展与影响也不仅仅是局限于某一个期间。历史的经验和实践证明了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对于成本会计的发展起着功不可没的推动力。所以从事成本会计的工作者需要不断学习和研究新的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理论，从而提高自身的理论高度，与自身企业的实际相结合，将理论运用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实践中去，深入研究，解决在成本核算和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将这些研究成本总结升华为成本会计理论和方法，为成本会计理论和方法的知识海洋更添一份春色。综上所述，成本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生产经营活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企业的管理活动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其发展而发展，每一次管理思想有着质一般的飞跃，都为成本会计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源泉。
作者:陈颖 单位: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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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科学 发展 自然辩证观
人类的社会活动及对活动效率的追求形成了管理。管理的诞生，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活动，同时也提高了人类自我的认知能力，并对人类的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对管理进行科学的探索，又催生了管理科学。由管理的功能和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决定了管理科学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必然与自然辩证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管理科学的产生及发展
从管理科学的定义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管理科学是指管理学及其研究对象、研究历史、研究方法和内容等。狭义上的管理学是指管理丛林时代的管理学派，及运筹学和数理学派。从管理思想史来看，现代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00-1930），是以F.W泰勒、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泰勒所著的世界上第一本科学管理著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人类在长期管理实践中科学管理思想的形成。
（2）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30-1960），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梅奥的霍桑实验、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同时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
（3）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1960-1980）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科学管理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从整体上来把握管理和环境的关系，使得管理科学更具哲学色彩。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1980-？），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指导，自然辩证法就为管理科学提供了这样的指导作用，使得管理科学理论发展的更加科学、合理。
二、管理科学与其发展中的自然辩证观
自然辩证法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与自然辩证法相关联，管理科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自然辩证法。
（1）管理科学的发展体现了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是世界最基本的特征。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无法孤立地存在，都与周围的事物、现象、过程存在联系。联系具有普遍性、多样性和条件性，而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构成了运动，运动是永恒的。管理科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就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后一个阶段总是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管理科学的产生给后来的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之后的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继承和深入发展。
（2）管理科学的发展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也即矛盾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源泉、动力以及实质内容，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动力，是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灭亡的根本依据。矛盾的双方既斗争又统一，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变化，相互推进，为新事物的产生提供依据和动力。如果把管理科学的发展史按模式来划分，可以分为机械模式、生物模式和社会模式。单从一方面看，这些理论是对立的，但从整体看，它们又是统一的，共同推进管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3）管理科学的发展史体现着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辩证唯物主义指出，无论任何人认识何种事物，都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开始，再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的辩证运动也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以及二者的统一。泰勒在工厂管理工人的过程中，在管理的实践中耗时31年才将管理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写出标志着管理科学产生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梅奥在进行多次实验之后才提出了组织中存在非正式群体的观点。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又经整理后上升到理论。从实践基础上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也即是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
（4）管理科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现科学技术哲学。随着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集各种知识理论与研究方法与一体的学科体系。管理科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这些趋势相互渗透和作用，更加体现了其辩证发展的性质。
三、管理科学中自然辩证化的发展趋势
管理科学发展到现今阶段，从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管理活动中的哲学色彩、管理理论中的哲学思想日益增强。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人文倾向这一趋势。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人文文化不断向其渗透。显然，这是管理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特别是受中国古代的人性哲学影响的结果，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人文性日益增强的趋势，是其哲学化的具体表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吸收西方文化新素质，形成了以人伦本位、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和“高产乃为善”的劳动道德为特征并区别于欧美的工业文明。
“权”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本意是指“秤锤，测量物质质量的器具”，后指“变通、机变”。权变思维是指企业管理者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不同情况，审时度势，权衡得失，随机应变的思维方式。在古代军事管理中，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孙子・虚实篇》写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特别强调将领指挥战争要“因势利导，因变制胜，变而制用”。
权变理论的产生是管理实践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早期的管理理论发展而来，是西方组织管理学中以具体情况及具体对策的应变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管理理论。相较于权变管理，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等，主要侧重于研究加强企业内部组织的管理，而且以往的管理理论大多都在追求普遍适用的、最合理的模式与原则，而这些管理理论在解决企业面临瞬息万变的内外部环境时又显得无能为力。正是此种情况下，人们不再相信管理有一种最好的行事方式，而是必须随机制宜地处理问题，于是形成了一种管理取决于所处环境状况的理论。
基于权变理论，权变思维的核心是指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管理实践活动中，对“权变原则”一直都很重视，孔子的“因材施教”就是一例。每个组织的内在要素和外在环境条件都各不相同，因而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景的原则和方法，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适的管理方法。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组织内外状况的充分了解和有效的应变策略。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日益深入，组织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依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企业日常管理活动所涉及的各个对象以及外部环境是在绝对的变化着的情况下进行的，对权变思维进行系统审视，对于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思考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契合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管理与其说是一门理论，更不如说是一门实操性非常强的技术；与其说是一门科学，更不如说是一门艺术，权变管理能艺术地体现对资源的配置。《周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日新，即不断创新，这首先需要企业管理者管理思维上的不断创新，“苟日新，日日新，新又新”，思维创新即权变思维，管理者的管理思维因时因地进行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管理者只有在思维上进行创新，企业发展才有广阔的出路，才能永续经营，持续发展。
企业管理在运用权变思维时，应侧重以下几方面的分析应用。
首先，要进行多变化分析。对组织中明显的、重要的特点、方面或特质进行调查研究。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中，在权变思维下将环境稳定或不稳定，目标获利性或服务性，以及宏微观上与企业联接，将不稳定变化的事物或要素，作为重要的变量。
其次，是比较分析。强调的是经验性研究，且认识到更多相关的现象。通过比较分析认识到存在着的变量，研究变量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再对各种不同情况中各种关系进行判断，从而建立一套包括权变原理或指导原则的完整的知识库。管理人员可以获得有关的情报，对应知识库进行分析，再加上对环境的敏锐诊断能力，以及职业判断，即可采取合理的行动步骤。
最后，是跨文化分析。开放系统的方法为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基础。这种方法认识到了把广阔的环境系统作为了解组织及其管理开端的重要性。文化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脱离文化环境来看待组织和组织的管理问题都是不全面的。这并非说文化上的差异就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对这些因素必须予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