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1 05:08: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族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旅游是文化传播的平台和载体”，对一个地方来说，旅游不仅仅是一项经济事业，它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性质，因此，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成为现代旅游业越来越重视的资源。首先，借民族风情搭建旅游文化平台。在国内旅游文化建设格局中，云南素以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发展中独具特色。罗平旅游文化建设要走出省内，也需要借助民族风情，“以美丽的自然环境为载体;以独特的民俗民趣为形态;以鲜明的民族气质为核心;以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为见证。”展示自己独到的区域民族特色，吸引省内外游客。所以，通过开发民族民俗、节庆文化等资源，如西双版纳傣家泼水节那样，可以打造精品旅游文化平台，以带动整个区域旅游文化的建设，其次，以民族文化形成旅游文化品牌。民族地区各民族有着自己丰富的民俗风情，在区域差异性中形成民族文化的异质性。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情韵，以丰富多姿的风俗民情与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对游客产生吸引力，从而形成旅游文化品牌。如昆明的民族村、楚雄的彝人古镇，以及云南印象、丽水金沙等，都是通过民族文化独特性而打造的旅游文化品牌，在旅游事业中形成影响力。再次，以民族旅游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中体现着本民族的特色服饰、饮食、生产工艺用品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元素，为开发旅游商品提供了文化内涵，是形成旅游产业链的源泉。民族旅游商品不仅能满足游客的需求，还能将民族文化元素借助旅游商品得以保存，这种民族文化含量越高，旅游产品越具有吸引力，越能使其产业链增值，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加明显。随着互联网发展，以及人们出行方式多样化，那种以“看”的旅游资源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旅游的需求目的。现代旅游发展的趋势，已经摆脱了单纯的自然、人文景观观赏，逐渐向文化体验转型。因此，民族文化丰富的文化意蕴转化为旅游资源，人们不是能够通过“看”就能感受其魅力的，只有亲自参与其中，才能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民族文化的旅游，既能满足人 们旅游中新奇的体验，又能展示民族文化风貌，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了解，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罗平旅游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文化资源
罗平境内，居住着占总人口13%的布依、彝、回、苗等少数民族，相对于云南其他民族地区，罗平的民族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太强的优势，但在滇东依然有着它的独到之处。罗平各民族服饰、节庆活动、民族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源。
1.多样化的民族节庆活动文化。
节庆活动是每个民族的民俗与文化集中表现形式，带有浓郁的区域和人文特色。罗平除了汉族传统节日外，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文化。如布依族的对歌节、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祭山节，苗族的踩山花节等，无不体现着群体的参与性，又呈现着差异性，以及狂欢性，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因此，“节庆的组合与协作是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的良好方式”，开发民俗节庆旅游，不但能丰富区域旅游资源，还能从文化内涵上传播当地形象。
2.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罗平在饮食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首先，罗平独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盛产黄姜、白果等“三白三黄”特产;其次，形成一些有特色菜肴，如白果炖猪脚、百合水晶球、云腿水晶靓白薯等;第三，地方小吃风味浓郁，如卷粉、凉粉、面蒿粑粑等，也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旅游产业开发资源。旅游目的包括了休闲、娱乐、度假，为此，良好的食宿环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打造出独具特色、物美价廉的风味佳肴，将进一步丰富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的韵味。
3.丰富的民族音乐舞蹈。
罗平民间有着花灯等艺术形态，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大量的民族音乐舞蹈。如，布依族的蚂螂舞、竹竿舞等，彝族的山歌小调、“跳把式”、“箩箩舞”、“摆马”舞，苗族芦笙舞等。每逢节庆、婚嫁、丧葬、祭祀等活动，各族男女盛装云集，或对歌，或舞蹈，体现出别具风味的民俗传统，对开发旅游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4.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符号载体，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服饰就是形象的史书”，罗平的彝族、布依族、苗族等民族服饰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景观，也是一种形象的史书。在民族服饰文化中，布依族的蜡染，布依族和苗族的手工刺绣，体现了各民族的审美与精湛技法，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开发为民族特色的旅游工艺品。所以，民族文化既是人类最普遍的文化形态，也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在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罗平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罗平县委政府、旅游文化部门注重开发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先后举办了油菜花节、开发了多依河布依族文化景区，建设了布依族风情园等，在旅游业发展与旅游文化建设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罗平成为滇东的旅游精品与代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罗平旅游文化建设在深入开发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民族文化旅游精品不多。目前，罗平布依族文化旅游已初具成形，多依河景区已较成熟，进入景区品质转型升级阶段，但布依风情园还未展现旅游功能，长底乡还需要开发打造。同时，旧屋基、鲁布革等地彝族、苗族文化资源也需要开发打造。因此，民族文化旅游显现得过于单一，大大制约了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的彰显。其次，民族文化体验、参与性项目太少。罗平旅游总体上仍偏向于自然生态观赏，文化旅游形态较为单一，加之，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分散，资源挖掘深度和整合利用不够，文化体验、文化休闲娱乐项目极少。再次，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规划布局与整合发展滞后。随着经济观念的转化，一些民族村落自发开发了许多旅游、休闲项目以发展经济。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布局，加之利己观念意识主导，忽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导致旅游项目重复建设，特色不突出。同时，民情风情旅游，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旅游品牌效应、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大打折扣。第四，民族文化旅游工艺产品水平不高。虽然布依族制作了竹制风车、水桶、水车等民族工艺品，但由于文化意蕴挖掘打造还不足，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因素，整体上罗平的民族特色文化商品和旅游工艺纪念品水平不高，缺乏观赏性、收藏性的文化旅游工艺产品。
四、罗平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
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逐步枯竭和消亡。因此，罗平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政策与机制，全面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只有盘清家底，为旅游规划部门提供现实依据，才能确定哪些需要拯救和保护，哪些可以开发、如何开发。
(二)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
旅游业在开发地区民族文化资源时，也会给民族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如满足游客“猎奇心理”而交易化，过度“文化表演”而庸俗化，甚至因经济需求而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因此，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才能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既可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能满足旅游发展需要。罗平的民族文化基础不厚，生态脆弱，如果急功近利、过度包装，则会颠覆民族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改变其文化结构与生态环境，那么，要打造有特色和竞争力的旅游品牌就会力不从心。所以，罗平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定位为休闲、体验的生态文化，结合新农村建设，通过民族村落休闲项目，让旅游者更多地滞留罗平，引导游客参与、体验罗平民族文化的魅力。
(三)加速民族地区旅游规划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罗平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区，民族文化旅游受制于山区交通，因此，改善民族地区旅游交通设施是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条件。首先，做好整体规划。一是结合罗平区域位置条件，联通昆明、广西、贵州交通，拓展旅游辐射空间;二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整合师宗五龙民族乡，连贯罗平河、多依河、鲁布革、旧屋基，再到板桥、长底、九龙的旅游路线，形成乡镇村落“小而精”的旅游品格，提高旅行通畅性，缩短旅行时空，延伸游玩时空。其次，科学规划，结合地方经济实力，逐步推进基础建设。再次，给予政策支持，吸引民间资金投入，以旅游项目方式推进基础建设，从旅游效益中产生回报。最后，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纳入地方政绩考核而形成保障。
(四)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
罗平的民族文化传统，目前更多地处于“待在深闺人未识”，因此，在组织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也应加大罗平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要借助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也可借助文化节庆活动中，以民族文化专题的文学、摄影、绘画展示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甚至开展专题旅游广告，以印刷、广播、影视、户外等广告形式，强化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宣传，以整合的宣传阵势推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从而获得旅游者最大程度的认同，推进罗平民族文化旅游。
(五)强化监督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一、成长小说的内涵
成长教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青少年的教育上，但是又不同于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成长小说是青少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时期，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着重大改变，成长并不单单代表着生理走向成熟的，更多的会涉及到一个人对生活、对社会、对自我和对人生展开的思考。美国众多的成长小说情节各异，但是其创作模式大体都是相同的：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会在经历过一些特殊的时间之后，性格、心理产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使得主人公摆脱曾经的稚嫩和童真，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最后重拾信心，真正地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主人公的这种巨大改变实则是主人公在复杂世界里的再生，是他们迈向成熟的必经阶段。与具有五千年悠远文化的中国相比，美国算的上一个年轻的国家。青年一代渴望早日脱胎换骨，尽快地成长起来，能够独立地面对这个现实的复杂的社会。因此，美国的成长小说的主流偏好于塑造各种形式的流浪汉的形象，所探讨的就是由天真无邪蜕变到经验丰富，由年轻走向成熟的历程，这其实是美利坚民族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自然折射。以下部分将选取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成长小说来探讨其反映出的民族文化。
二、诱惑
在美国成长小说的创作模式下的主人公最初的心理状态大都处于童年期，他们对周遭的世界认知比较模糊，外界的一切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主人公的童真和主人公对于世界的好奇促使主人公展开自主地求知。其实成长小说中的这种求知是有文化渊源的。追求真理是西方文明的惊喜。美国人总是热衷于不断地追求真理以获得更高地满足。美国人将极具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鲁滨逊视为祖先，他们抵制“教化的企图”，主张主动去开拓学习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其实，对周边世界感觉陌生、模糊，因为对世界有着强有力地认知欲望，想要更好地与周遭的世界融入，恰恰就是青少年的心理。用成长小说反应美国人渴望更好地认知世界、更积极地探索世界的民族文化是十分恰当的。诱惑是美国成长小说重要的初始因素，是促进青少年成长和成熟的直接导火索。比如，早期的美国成长小说《白鲸》中的魁魁格就是受到了陌生世界的诱惑，义无反顾踏上了捕鲸船，开始了他漫长的探索和成长；《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中，哈克出于对自由生活的憧憬，最终展开其探索过程；《我的亲戚，长官莫里琉克斯》中罗宾极度地渴望成为继承人，所以鼓足勇气独自踏上了寻找叔叔的道路……众多的美国似乎都可以寻找到主人公所受到的形形的诱惑，这与美利坚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美式文化里认为人就应该在不断的开荒和探险中获得新的认知最终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这种文化理念在绝大多数的美国成长小说中富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主人公身上都有所体现。
三、顿悟
顿悟是成长小说的灵魂，每个青少年在经过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洗礼之后，总会对人对社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洗礼式的认识，这也是成长小说的典型特征之一。例如在《红色英勇勋章》中成功塑造了主人公亨利•弗莱明的形象。最初的他是一个毫无实战经验的士兵，但是他认为战争是神秘而伟大的，这种神秘吸引他一步一步迈向战场，他渴望通过战场的洗礼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勇士。但是当他真正踏入站长，他开始得到顿悟：原来战场并非想象的样子，甚至认为战场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英雄主义，所以参与战斗的士兵只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他通过实践感悟到战场并非想象中的浪漫和神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屠宰场。美国的文学其实是十分重视美利坚民族的集中体验和国名性的，这一点在大多数的美国中都可以看得到。美利坚民族其实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感伤梦想的民族，他们渴望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寻求到一个美好的精神花园，从而逃离文化，永远的年轻和激情下去，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在一次次碰壁和现实面前建立起新的认知重新地认识世界。由此可见，成长小说可谓是我们认识美利坚民族、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有力切入点,透过美国成长小说，我们能感受到整个民族的信仰、激情和梦想。
四、幻灭
美利坚民族文化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强调是自我意识，强调依靠自己去获得想要的一切，这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也是美国的国民性格。这种文化价值理念来源于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相信万能的造物主创造了人，而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又创造了世界。同时，这种文化的形式与美式教育也是分不开的，美国的家庭多是孤立的核心家庭，他们为孩子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与中国人民相比可谓少之又少，美国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我能行，我要靠自己，我是很重要的，我通过努力可以改变世界”。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现实总是会一次次击碎人们自满自足的梦想。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人的地位实则在不断降低，人类文明越是进步，人类就越能感受到世界的奇妙和自身的卑微渺小。在人类从自满自足发展到终于认清自身的渺小时，往往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小说《白鲸》中的埃哈伯虽然在现实面前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变得伤痕累累，但是他依然不愿意受制于这个世界，依然不愿意接受现实，他依然认为人的意志是可以胜过自然的，只要信念坚定，再渺小的人类也能向自然发起极限挑战。这一人物形象其实非常符合美国的国民性格，但是遗憾的是，埃哈伯由于莽撞最终丧生大海，这其中暗暗表达了极端个性注意恶性膨胀下去就会自食恶果。人类是个矛盾体，既渴望超越自我，探索神秘的未知世界，但是在现实面前却难免遭遇坎坷，这是文化与现实的碰撞，是真实与理想的纠结。
五、觉醒的困惑
文学作品与文化价值之间关系匪浅，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化作品之说以会流传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抓住了这个民族的灵魂。因此，透过一部成功的文学作用，我们可以寻找到深刻的民族形象。透过美国的成长小说，我们可以捕捉到其中折算的美国文化和美利坚的民族精神。例如，《哈克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通过写一个少年的历险和成长，展示了美利坚民族以逃避追求自由的梦想；《白鲸》则深刻反映了19世纪美国人对探险求得真知的渴望。在美国的成长销售存在着这样一个文化的悖论：觉醒与困惑。最初是青少年，因为懵懂无知而快乐，但是当他们走向启蒙，也昭示着他们灵魂的觉醒，与此相伴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随着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原先的梦想可能被现实击得粉碎。人们相信自我力量，追求冒险，追求真知，但是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梦想不得不幻灭，深刻觉醒过后是无尽的困惑。美利坚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追求更高的理想境界。而美国成长小说所描述的也是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主人公想理想挺进的过程。但是在向梦想挺进过程中，会伴随着诱惑—顿悟—幻灭—觉醒和困惑，这其实是传统的理想化的价值观念与无情现实社会碰撞的结果。“天真”的少年，收拾行囊，怀揣梦想，踏上探险和求知的道路，觉醒固然美好，但是却伴随无尽的痛苦，梦醒时分，难免会产生一种因无法实现梦想而出现的幻灭感。觉醒和困惑这一文化悖论集中体现了美国民族个性的两重性。正如著名的哲学家乔治•桑塔亚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是个矛盾的国家，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它既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又在骨子里流淌着陈旧的精神观念的血液，美利坚民族的青年一代既信奉祖先传下来的信念和标准，又有着自己本能的开拓和实践。
作者：李佳宏 李宁 单位：张家口学院
当前，旅游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已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之一。旅游是关联性很强的民生产业。相关研究统计，旅游业投资每增加1元，可带动其他行业投资5元；旅游业每创造1元钱收入，可间接创造7元钱社会财富；旅游业直接增加1个就业岗位，可间接带动7个人就业；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5元，产生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旅游业成为一棵“摇钱树”。但是，旅游与文化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不可分割，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旅游的文化就没有活力，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抓住了文化就抓住了核心价值，抓住了旅游就抓住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旅游业还是一种绿色产业，因其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发展潜力大，已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各国各地区争相发展的产业。目前，全球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旅游产业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我国已有28个省区市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其中13个省区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黔东南有33个民族和2个待识别民族，是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多、比重最高的自治州，是全国苗族、侗族最大聚居区，也是我国苗、侗民族文化的核心区。黔东南有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分别有国家级、省级、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53处、8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名镇2处、名村3处，还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级1项，国家级52项68个保护点，省级175项206个保护点，州级186项218个保护点，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1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7人，州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96人。此外，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九侗六侗地区侗族村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传统村落225个（占全国、全省总数的14.4%和77.1%）。因此，黔东南被外界授予“歌舞之州”、“百节之乡”、“原生态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返璞归真的地方”、“世界苗侗原生态民族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全球10个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中国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等桂冠。改革开放以来，黔东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依旧突出，消费率偏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够强，“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问题还存在，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任务依然繁重，资源环境的约束依然强化，发展方式还较粗放，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需要依托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抢抓打造发展升级版的历史契机，以民族村寨为根、以原生态民族文化为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满足外界对异质文化的消费心理需求，打造在全省、全国具有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产品，在打造旅游发展升级版中实现提质转型。经济落后、民众贫困是民族文化式微的重要原因，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文化拥有者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体面，培育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也有利于形成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推进“科学发展、赶超跨越、同步小康”中能有效保护传承民族文化。
二、文化旅游发展时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挑战及原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期，黔东南就开始在雷山郎德等民族村寨开发民俗旅游，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带来了严峻挑战，民族文化正面临淡化消亡的险境。如在民族服饰方面，愿意穿着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自觉学习、懂得制作民族服饰的人更少，现在的年青人几乎不想再制作民族服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渐显后继无人之势。在民族歌舞方面，许多地方酒歌不再广泛传唱，情歌不再时兴游方活动，失去生活载体而逐步消失。如在水族村寨，结亲当天男方派一男两女未婚青年到女方唱一夜歌，是全寨最热闹的事，当天全寨人都会来欣赏对歌，可现在年青人不会唱、不愿唱也不愿听了，原来走进新娘家的门、走出新娘家的门以及整夜唱歌的习俗已不再。在民族语言方面也呈逐渐萎缩之势。外出务工是当前乡村民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纷纷外出甚至举家外出务工、经商，一些既会讲民族语言又会讲汉语的父母，已不再教自己的孩子讲本民族的语言，而是更愿意让孩子说汉语甚至标准的普通话等等。民族文化保护的保护传承已成为一道世界性难题。这是因全球化、工业化浪潮所带来的标准化、有序化，对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对自由化、无序化的农耕文化带来巨大冲涮，民族文化的脆弱性和不适应性日渐凸显。此外，文化旅游的开发不当也带来一定的破坏性，原因表现如下。
原因一：资源特征相似与开发中的“重建”问题黔东南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洒落在全州境内的广大民族村寨，苗族文化主要集中在环雷公山的苗族同胞村寨，以及部分存留于月亮山上的苗族同胞村寨。侗族文化又分南侗文化和北侗文化，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南侗的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的广大侗族村寨，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锦屏、天柱、剑河、三穗等县的侗族村寨，水族文化主要集中于榕江以及从江、雷山、丹寨、剑河等县的水族村寨，不管是苗族文化、南侗文化、北侗文化，亦或水族和其他民族同胞文化，在同一文化区域内同一民族的文化资源特征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这对打造极具个性特色的景区景点带来巨大难题。与此同时，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有时以“重建”方式打造旅游景区景点，不仅导致旅游产品的高度同质化，还造成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
原因二：重资源开发与创新不足的问题当前，黔东南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大部分还处于把旅游资源直接当作旅游产品来打包和兜售。在开发中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甚至把文化当做发展旅游的唯一“资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现旅游至上、唯利是图的倾向。为迎合和满足游客的欲望，任意复制、篡改、伪造文化。侧重于餐饮、住宿、娱乐等基础设施“硬建设”，侧重打造“农家乐”，千方百计地向游客提供具有农村风味的吃喝玩乐的设施招徕游客，以尽快赚取利润，而在“文化”两字上下工夫还不足，对于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充分利用还不够，对文化旅游产品、旅游开发模式的创新有待加强。
三、推进文化旅游发展与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良性互动的建议
建议一：明确发展定位，创新发展理念一是结合地区实际，明确发展定位。结合黔东南、立足贵州、放眼全国、面向世界，秉承原生态民族文化优势，将黔东南文化旅游放在全省、全国、全球价值琏的布局中来谋划，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将文化旅游作为全州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加以培育、打造。二是坚持生产性活态保护。敢于在市场化进程中保护文化，既要藏艺于民，更要载艺于旅、显艺于市，让文化与市场对接，激发文化主体的动力，让反映民族根与魂的文化能够传承后世，让原生态文化环境得到滋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三是突出苗、侗族特色文化。大力发展以苗、侗民族文化旅游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让外界更多了解、更多深入、更多享受原生态文化魅力、体验浓郁民俗风情，不断把文化旅游业做特、做新、做精、做大、做强。四是以当地民众为根本。充分考虑到当地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诉求，以传承人和当地群众为根本，关注传承人命运，呵护传承人，关注守望者，保留文化主体人，激发众人参与，由个人传承变为群体传承，实现“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文化自觉。
建议二：突出个性特色，打造“三个”集群一是打造环雷公山原生态苗族文化旅游集群。以雷山、雷公山和苗岭为中心，包括雷山、榕江、台江、剑河、丹寨等县的典型苗族村寨，积极推进蝴蝶园、亚热带鸟园、红豆杉植物园、苗药植物园和中国苗族文化体验中心等产品项目的建设，打造世界级的原生态苗族文化旅游区。二是打造黎从榕原生态侗族文化旅游集群。重点打造肇兴侗寨旅游区、七星侗寨文化旅游区、小黄等侗文化产业园、岜沙苗寨景区建设、三宝侗寨侗文化旅游区、五榕山城市主题公园及旅游休闲度假区、八舟河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等，打造世界级的原生态侗族文化旅游区。三是打造舞阳河流域原生态自然文化旅游集群。以舞阳河和镇远古城为核心，包括报京侗寨、杉木河、云台山、黄平革家寨、飞云崖、旧州、剑河温泉、谷陇苗寨等，打造在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集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原生态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四、结语
一、民族文化认同的思维误区成因
（一）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贫富不均从历时的纵向层面来看，人们的经济收入或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从共时横向比较不同地域、阶层的社会成员贫富悬殊日益拉大，而且呈极不均衡的状态，出现人们常说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所拥有的状况。这似乎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但它对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占了人口较大比例的社会成员在缺乏享有相对“丰裕”的生活条件下，他们的热情或重心依然停留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上，这是人性中“自利”的一个基本体现。所以，在绝大多数人还在为所谓的“小康”生活“苦苦奋斗”的情况下，民族文化建设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而受到人们的“忽略”甚至“残害”。除此之外，以经济物质财富为纽带的社会权力资本不公更是民族文化认同发展的阻碍力量。众所周知，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互动交往的过程，而相互之间要形成“交往理性”关系，则需要相互“尊重理解”的公平正义环境。然而，当前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富人和穷人、权力阶层与社会民众之间总是有着“体制、权力”的隔膜和不平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往往对其持有两种极端的态度和行为表现，或“仇富敌视”或“谄媚奉承”，而社会上层则紧攥“权力或资本”以扩大其“财富规模”。基于此，双方在一种“非对话”的环境中“努力”提升自我的“财富收入或社会地位”，他们共同缺乏如何使人类或自我生活过得更“幸福、尊严和文明”的诉求，于是，民族文化中反映“仁爱、大义、德美”的优秀成分被漠视或弃置。
（二）以教育为基础的上升渠道堵塞不可否认，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秩序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缩减这种差距，尤其对民族地区、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加大了投入力度，从道路交通、水利设施、医疗保险、农业补贴等方面进行发展建设，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可从民族地区或农村地区人们的房屋建设、村庄道路及生活用品的“焕然一新”得以明显反映，但人们的生活幸福和生命品质却没有得到同步提升，反而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优秀传统文化消逝及现代文化得不到恰当地引导消融。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多元，可其精神生活却日益萎靡，这一点尤在城镇化进程中有着突出的反映，社会成员通过“非农业”的外出打工获得了“财富”，但都用于“房屋建设”以显“阔气”，而身心健康、亲情呵护、传统文化等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留守儿童、老人、妇女”及缺乏“生气”的村貌环境成为当下农村的真实写照。人们一门心思或绞尽脑汁地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却造成了社会发展的僵化，集中反映在以教育为基础的上升渠道堵塞，社会底层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命运”的功能不断弱化，以致人们不再投入对教育的热心关注，加之教育自身的扭曲，使得一个社会的发展失去了具有综合素质基础的公民支撑，这必将引发包括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
（三）以道德为底蕴的社会风气沦落民族文化认同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宣传”，它更应落实在人们的行为实践中，成为社会成员的心理或思维习惯，在面对与周遭环境交往时形成自我的价值判断和自觉的行动实践。所以，民族文化认同得以良性发展，很重要的因素是要让社会成员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能够判断是非曲直而非“随波逐流”或“同流合污”，而这样的思维价值除了通过教育来培育之外，还得依靠充满“正气”和“美德”的社会环境来孕育促发。然而，当下社会道德和价值风气是“颓废”的，虽然对此学术界尚存争议，即当下社会道德是否真的滑坡？可不容质疑的是社会中存在着许多非道德的现象，诸如医药、食品、教育等行业都不断发生有悖道德、法治的各种不良现象，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社会各行业可以“易毒而食”、“权力寻租”等。因此，即使社会上有着许多“文化项目”在推行实施，也往往变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局面，不少文化活动如同“过眼云烟”，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就似一部“上映赚足了票房”之后的电影逐渐在观众视野里淡退，再迎下一场戏来掀起“演艺热潮”。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人们的生活中不乏有着“丰富”的“文化活动”，加之借助于“影视媒体、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而使社会成员的生活“灯红酒绿”，而在偏远的民族或农村地区人们一旦“闲暇”下来，他们便开始进行“赌博”活动，这已成农村或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一种“习惯”。可以说，当前以道德为底蕴的社会风气沦落使得民族文化认同建设遭遇困境，人们在面对各种交往情景时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相互设防，让民族文化认同缺乏了最基本的交往沟通所应具备的“互信”和“进取”品质，人们只在自己认定的“物质经济”目标里“一意孤行”而无顾其余。
二、民族文化认同思维误区的消解
（一）加强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民族文化认同离不开社会成员对文化发展的积极关注，而非将经济增长当成社会或自我发展的全部，在积极追赶经济或科技发展步伐的同时，能够具有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意识，主动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建设中去。换言之，正因为当前民族文化认同陷入危机，所以，更应该加强文化建设，夯实其在社会成员生活中的价值意义。为此，民族文化认同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从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的推进融入全球化时代进程中，凸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精神或价值尺度作为人类处理与自然、与他国或文化进行交流的基本原则；从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法治来权衡各阶层、各地域、各行业之间的秩序关系，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和自主性同时，自觉遵守国家和社会的法治规范，并严格实施“依法而行”的原则，如此，民族文化才能百花齐放且又有着基本的法律导向；从个人层面的爱国、诚信、友善来调节社会成员的交往品质，通过“仁爱、内省、为己、忠恕”等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来使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达成互信互爱、互助互益的良好关系。
（二）提升道德水平，以社会成员人性真善美为基础民族文化认同非为一种“客观实体”的自主运行，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民族文化认同发展要注重对社会主体的价值引导，除了上述提及的法治或制度规范之外也需要道德自律，并且这更符合民族文化认同自觉的价值诉求，只有社会成员能够对民族文化传承延续怀有虔诚之心，才能保证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要使民族文化认同摆脱“事物化”或“特质化”思维误区，采取的措施应该是“软硬”并重，“硬”的即为“民主法治”制度的建设，让民族文化发展有着“透明”的正义环境；“软”的则是“道德风尚”孕育，让民族文化有着和谐的“礼让”风气。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认同只有“法治”和“德治”并举才能真正收到效果，因此，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显得十分必要，让社会成员具备“勤劳进取”和“讲信修睦”的品质，积极融入到社会的建设发展中来。但应注意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社会主体的“觉悟”，没有其思维价值的转变就不可能在实践中妥善处理包括民族文化发展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要实现社会主体道德的觉悟，需要让人性中“真善美”的品质或精神不断充盈，它是人类共同追求或认可的“普遍价值”，能为包括民族文化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交往奠定了“沟通理解”的基础，各种政治、制度、文化都能以其为价值标准而“”并实现“互利共赢”，既可繁荣文化的多元，也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这也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题中之义。
（三）重塑教育热情，以优质教育需求和服务为动力民族文化认同往往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社会成员在生产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言行往往更能反映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所以，为了促使社会成员民族文化认同的合理化，让其成为具有理性思维和自决能力的生命主体，就离不开教育的参与，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主体才能具有科学的价值理念和较好的综合素质修养。为此，当前需要做的是转变教育理念，让教育从“命运改变、人才培养”的异化中摆脱出来，回归到“塑造完人”的本质道路上来，让教育成为社会成员生活的组成部分，通过给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让不同年龄、阶层的社会成员都能根据自我的需求得到教育启蒙，使其在学习型社会环境中得到良好的教育熏陶，从而成为有理性的社会主体。
作者：田夏彪单位：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1．原始宗教落后因素对经济的阻碍
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宗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宗教都有明显的不同。和其他民族的宗教对自身文化的影响相比较的话，中国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这当然反映出宗教在中国人心中的所占的地位，同时也看出我们的确是宗教意识不甚浓厚的民族。正像钱穆先生说过:“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许多原始。仅以新疆为例，像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发现的表现人们对日月崇拜的彩绘岩画，古代塔什干人自称“汉日天种”(太阳的后代)。新疆许多古代民族都以狼为部落的图腾，高车、乌孙人都称自己是狼的后代。新疆古代和田人举国敬鼠，这在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画板中得到了验证。著名的新疆昌吉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的生殖崇拜岩画，又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生殖崇拜的盛况。意识形态方面的落后，直接影响到部分少数民族成员极容易将为数不多的财富积累轻易耗尽，而他们自身的落后宗教习俗和迷信观念，又严重束缚了思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强大的阻碍屏障。
2．民族语言在经济交往中的劣势
作为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在我国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很多少数民族都是使用超过一种以上的语言，可是，满族与回族仍然使用汉语。改革开放的进行也逐渐证明了经济交往受到民族语言的影响是逐渐增大的。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同样会受到语言差异的影响，汉族的知识分子不能够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因此，不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播到这些地方，进而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另外，商品经济的盛行也使得信息交换与信息调节的作用更加明显，少数民族对信息的收集与获得能力同样因为语言障碍而受到影响。少数民族不能够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进而使得他们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3．民族传统观念中落后的因素会直接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中传承下来的一些消极落后的民族文化在今天会对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观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观念产生落后的消极的影响，从而阻碍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西北、西南的偏僻农村里，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到本民族落后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子女接受文化教育、先进的科学技术持反对态度。女孩子在14—15岁左右就被要求出嫁，不能够读书;男孩子则就外出务工。这在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严重的影响了生产力的质量，忽视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理论。同样，由于受落后的民族传统观念的影响，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思想保守，仍然存在“多生孩子才会富”的想法，在新疆的南疆许多地区，一个少数民族家庭中会有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从思想意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等多个方面严重的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二、加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相互推进、相互渗透。这种互动关系是可以进行调试的，在调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达到动态平衡。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却比较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又面临着诸多挑战。
1．坚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大观念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比较大的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地方政府也比较看重经济发展的原因，这却导致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忽略，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要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将原来的经济发展理念进行调整，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这一切都要求从领导到群众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2．要有选择的开发民族文化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要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作用对不能适应时展的内容要辨证地进行分析、挖掘、整理并加以保护。对民族文化中可以适应并正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要在政策引导下，通过市场的评价来生成基于传统又有所创新的新的文化。近年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各少数民族成员在市场竞争中的参与程度得到了明显的诸多，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也逐渐得到加强，同时，各民族也进入了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大时代，谁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今后的时代将是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必须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随时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要结合世界发展的步伐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另外，强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少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3．通过教育机构与教育投资的增多
来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效率与文化素养得到显著的提高，使少数民族人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我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经逐渐加大在少数民族开展双语教育，双语教育要结合各个省份与当地居民的具体特点来实施，要具有差异性，不能够让所有的居民都学习相同的语言，要有侧重点。但应注意，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要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当代学校教育课堂中，才能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传播文化是教育的一种重要功能，通过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能够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学校教育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的培养来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主要体现在教师逐渐认同本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培养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培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学校教育的发展，在结合学生兴趣与当地特色的基础上，要重视学生当地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了更好地传播民族传统文化，要尽量综合使用社会、家庭和学校的作用。
4．充分利用民族区域优势
资源优势是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中心。就拿新疆来说，是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新疆地区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有资源和地缘两大优势。新疆具有特殊的水土光热资源，因此新疆是瓜果之乡，同时又是我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新疆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有石油、煤炭和有色金属三种，新疆古迹遍地，民族众多，十三个主体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各异，原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占了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3%。科学合理的利用好这些优势不仅课题大力发扬民族文化，让全国乃至世界各族人民了解民族文化，同时又带动了新疆的地方经济发展。
5．通过政府投入的加大来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进行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充足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交通并不便利，因此资源并不能够被充分地开发，少数民族的优势并不能够在经济的发展中体现出来。要想改善这种现状，只有从政府层面着手，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优化少数民族地区投资环境。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积累能力，要尽量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的收拢渠道，采用内联外引的道路，通过非农产业经济效益的开发来实现集约型发展。充分认知文化资源经济功能和市场价值;深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打造地区文化品牌;借力科技和创意，努力推进民族文化的产业融合和产品创新;并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和各类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进而使少数民族的经济获得比较快的发展，而且还要保证当地经济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只有实现在保护当地文化的同时，促进经济的最大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境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所蕴藏的精神潜力和经济潜力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出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优势、资源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群众才能真正缩小与其他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并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
三、总结
一、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
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这种兼容并蓄、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发展到近代，增添了新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充分肯定汉学的学术地位。进入近代以后，经世派崛起，他们在批判封建末世的弊端、要求进行变革的同时，从宋明理学、汉学、古文经学等故纸堆里挣脱出来，对汉学进行了批判，魏源指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致使文人“争治诂训音声，爪剖辄析”，造成了“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这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汉学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到康有为发表《新学伪经考》，更是对汉学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学术争论中，湖南士人则采取了固有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在坚持湖湘主流文化的同时，对汉学的学术地位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学，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在这里，在肯定“义理”之学的首要地位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考据学和辞章、经济之学的地位，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杨昌济更是明确指出：“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为陆王卓绝之识。”他号召“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明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
和杨昌济的思想主张为湖南学界所接受，成为近代以来湖南的主流学术思想。正是基于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这种开放精神，岳麓书院等即按照这一构想来设置课程体系，在主攻理学的同时，对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也不偏废，杨昌济则汉儒并宗，从而推动了湖湘学术的发展。虽笃信宋儒却也不废汉学，主张“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他认为两个学派一属孔子门中文学类，一属德行类，“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本应同存而不悖。在作三十二圣哲画像时，他就列入了汉学大师高邮王氏父子，承认他们学术地位的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少数汉学家之一的邹汉勋，一生致力于考证典礼，但除汉学外，又自称“于心性之学则恪守宋儒”，这说明兼容并包是湖湘的普遍学风，并不限于信奉程朱者。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本来也属于对立的学派门户，近代湖南却也多“笃守程朱，不废陆王者”。早岁从罗泽南习理学的湘军大将王鑫就推崇陆王学说，追认王阳明为师，刘长佑晚年取王阳明语将自己的书屋题为“求心斋”，青年时曾一度非议王学，但晚年改而认为朱陆同出一源，说：“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微践履。”又说，程朱学派虽是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对于其他学派，即认为“诸子皆可师”，所以对“诸家百氏，远绍旁搜”。在他看来，不管百家学说表面上如何意见纷杂繁博。其宗旨都是可以归一的“，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
二是学习西方。如果说，在国内大环境下，湖湘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家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否则它就无法存在和发展。那么，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倡言学习西方，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并将学习西方从学理层面转入践行层面，则是湖湘多民族文化开放精神的充分体现。湖南士人倡言学习西方，是从魏源开始的，他在《》中，第一次在中国、在传统士大夫中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为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影响了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走向。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中前期，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仍然以程朱理学为宗，那么，在十九世纪后期，学习西方逐渐成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虽然不能说取代了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但也有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之势。而推动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这种发展趋势的是。与湖南传统士大夫一样，宗程朱理学，因而强烈的卫道与保守意识是思想的主体，虽然他在期间已经开始注意到中英之间的冲突，但并未看出其中隐伏的危机，只是认为：“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则以大小事，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但是，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又给他上了一堂教训深刻的课。他将英法的入侵称之为“五胡乱华”，寝食难安，“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悸忧”，当他看到的印本时，更是“呜咽”不已。严峻的现实使他感觉到，要抵抗西方的侵略，以土地、赋税、荒政、礼治、盐政、河工、治兵、漕运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经世之学已经不敷时用，在新条件下，必须学习西方。他接过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在1861年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洋务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接着又筹建江南制造局，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开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先河。与不同，左宗棠通过阅读魏源的《》和“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凡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
对西方各国情形有相当了解，一开始就对西方的侵略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比较中西之间的差异，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由此他认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说：“窃以为近世人心之蔽，未能勘破，遂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漫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官，精考工之方而弃官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工且然，况泰西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在学习方法上，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形式。引进来，主要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机器设备，创办新式工业企业。湘人和左宗棠是先驱者和开拓者。1861年，曾国攻下安庆后，即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又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这些企业虽然是军事企业，以生产枪炮船舰为主，但其影响所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流风所及，湖南亦开始创设新式企业，1875年，在长沙首创湖南机器局，以制造枪炮、火药为主。湖南机器局虽然以军事制造为主，其存在的时间也极为短暂（一年多时间），但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一种异质文化在湖南立足的肇始，为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是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开放精神的重要体现。到九十年代，随着新一轮的学习西方热潮的兴起，湖南的近代工业越来越多，1895年，湖南丰和火柴公司创办，1896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成立。从此，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器物文化开始在湖南生根、开花、结果。走出去，主要是一批先进的湖南人士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实地考察、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这种学习方式由郭嵩焘开其端、曾纪泽继其后，到20世纪初一批出国留学的湖南学子蜂涌而起。他们在国外考察、留学，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和理念带回中国，带回湖南，对推动湖南社会观念的转变、对推动湖南新思想、新思潮的萌起和发展、对推动湖南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湖湘多民族文化引导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湖湘多民族文化是历代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到的能力和习惯的总和，包含了湖湘物质文化、湖湘制度文化和湖湘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湖湘多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在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中，绝大多数来自湖南本土，对于他们而言，身为湖南人“只有先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只有先了解湖南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至于来自外省的学生，虽然不生于此，却生活于此，有些学生毕业后还会留在湖南工作和生活，他们同样需要学习和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以促进文化的交流。湖湘多民族文化作为湖南特有的区域性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秉性和独特性，将之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将大大升华高校文化建设地域特色的文化张力，不仅让本土学生倍觉亲切亲近，也会使外省学生产生亲新感。因此，湖南的校园有必要通过大力宣传和倡导湖湘多民族文化，使大学生对湖湘多民族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敬慕之情，也使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得到提高，从而引导湖南高校文化建设不断提升，打造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地域特色。近三十年来，从事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研究很多，总体表现为以研究发展脉络、主要特质、基本精神和人物解读为主，在重视其积极影响的同时关注其消极作用，从本体论、意识形态到具体行为表现都展开了比较完善、系统的研究。总之，从文献研究来看，对于湖湘多民族文化本身的研究较多，而如何从其实际出发推动其实用性转化、传承中推动创新研究不足。在强调地方特色的同时通常忽视了国际化的全球视野，容易陷入地方狭溢主义的境地，从而影响高校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关于湖湘多民族文化融入高校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的成果零散，不系统，不够深入，缺乏有力的转化框架，停留在浅层次的嫁接层面，没有深入分析其转化路径，研究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湖湘多民族文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蕴涵的区域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湖湘多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这种影响今天仍然在湖南乃至我国的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湖湘多民族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精神实质对湖南高校文化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湖湘多民族文化正是对于当今社会道德缺失的现象的一种纠正和修复。湖湘多民族文化让校园师生明白在高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应该坚持什么、摈弃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弘扬正气、消灭邪气，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由于高校文化建设的难度较大，因此急需融入湖湘多民族文化，为高校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不凡的进步和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其中还包含了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精神思想，比如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正在不断挑战人们的思想边线，冲击着价值观念。这些思想道德领域中存在的偏颇和差异，不仅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也给高校文化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湖湘多民族文化”作为加强高校文化建设新的切入点，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文化特色与历史底蕴，人文环境的针对性强。湖湘多民族文化是湖南省的地域文化，湖南校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烙印。湖南高校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一层面，不仅能从湖湘大地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名人名著、科教水平等物质文化中找到参照，同时受到湖湘伦理法制、风俗民风、等制度性约束，还能从湖湘文史、艺术等精神成果中汲取灵感。湖南高校应该充分汲取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营养，结合高校自身发展建设的传统与现实，以物质文化为载体，以制度文化为保障，以精神文化为灵魂，培育出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立足长远的校园文化。
三、湖湘多民族文化影响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路径
湖湘多民族文化对湖南高校文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湖南高校应该努力探索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创新湖湘多民族文化融入湖南高校文化建设工作机制，探索促进湖湘多民族文化融入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新路子，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好地服务。如今我们已跨入了新世纪，弘扬湖南人精神可从以下几方面去发掘弘扬：一是爱国主义的精神。湖南人精神中的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内容，但是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却始终未变。二是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精神。这种精神其实也就是奋斗的精神。三是开拓创新与对外开放的精神。这种精神促使湖南人永远探求新知识奋发进取。通过调查湖湘多民族文化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应用的现状，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湖湘多民族文化推动和促进高校文化建设的路径、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在推动新时期湖湘多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校园文化建设新的突破,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融化于高校文化建设中,以丰富高校文化建设的内容,创新高校文化建设的方法,实现高校文化建设的目标。
作者：田光辉单位：怀化学院公共管理系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1．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
文化基础设施是开展公共性各项群体文化娱乐活动最基本的硬件和载体，没有这些东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前些年因为受基本场地、设施的限制，农民群众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只能是见缝插针或者干脆只能租用其它地方来进行。得益于这几年雨卜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施的交通基础设施大会战工程，该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现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在柳州市辖范围内的938个行政村当中处于领先水平，融水县辖范围内的近百个村庄目前还有一半多的没有开展此项工程。这些文化设施主要包括一栋200平方米以上的办公文化综合楼、一个农家书屋、一个宣传长廊、7个自然都有屯水泥地的玻璃钢篮球架篮球场、一个游泳池、一个戏台，另外水电、广播电视等也早已进了苗家山寨。现在雨卜村的苗族群众再也不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找不着场地设施而发愁了，他们在农闲时间既可以举行公共活动也可以足不出户的收听广播或观赏电视(因为地处偏远只能使用卫星天线)，极大地满足了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区、市、县、乡、村等各级组织的文艺队会经常下到雨卜村来进行公益性质的表演活动，使文化设施能够极大地物尽其用。雨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走在前列主要的原因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上级党委政府实施的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正确决策，更重要的原因是该村是柳州钢铁集团公司的结对帮扶贫困点。柳钢是广西最大的工业企业，年销售收入超600亿元，实力雄厚，自2003年以来，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派专人进驻该村担任指导员，先后无偿投入400多万元进行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大会战工程。有了巨额资金作为保障，苗族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义务出工出力，短短几年时间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制约发展的最大因素，即交通基础设施，一条平整漂亮的柏油路建成通车极大地促进了香粉乡及雨卜村的大发展，没有柳钢这种大单位的帮扶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崭新面貌。
2．民族文化保护开发方兴未艾。
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怎样做好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放是一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以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武装农民群众头脑，以提升精神文明素质为目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总要求，如果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必须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有机融合起来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否则对民族文化来说就是一种破坏。苗族作为我国一支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民俗文化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素有“百节之乡”的美誉。雨卜村自从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以来，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苗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民俗活动不单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而且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一些原来已经失传或半失传的民俗又被民间艺人重新整理开发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好事。一年当中的主要节庆包括苗年、闹春、斗马、斗鸡、坡会、芒嵩、红水芦笙节、春社节、黑饭节、新禾节、黄岩节、闹鱼节、拉鼓节、砍旗节、正月初三至十七的苗族系列坡会群等等不胜枚举。每到节庆的时候，苗族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都穿上自己的服饰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例如芦笙踩堂、芦笙恋歌、背新娘、竹竿舞、拉鼓、踩脚求爱舞、扯耳朵敬酒等等，好不热闹。特别是年轻的妇女更是精心装扮，穿上金属挂饰众多的苗服非常漂亮，走起路来小心翼翼，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些苗族民间手工艺，例如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等，苗家女儿从小就开始学习制作，除了自家使用外还作为手工艺商品远销海内外。因为地处山区，而且盛产杉木，所以苗族群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前住的都是一些杆栏式建筑，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吊脚楼，一层用来堆放杂物和圈养牲畜，上层当然就是住人。融水苗族与金秀瑶族、三江侗族等民居住宅还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雨卜村的民族文化之所以得到一定的保护和开发，很大程度上在于与旅游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该村独特的、原生态的自然景观与苗族风情这两大卖点再加上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使海内外的游客蜂拥而至，苗族群众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回报，自然而然地注重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3．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亮点频现。
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文化自信自觉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少数民族偏远贫困地区因为整体发展落后的缘故造成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水平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这几年雨卜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教育文化事业确确实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亮点频现。首先是得益于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有效推进，该村的适龄儿童都能够进步村小学和乡中学接受教育，即使部分困难家庭的适龄小孩也可以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资助顺利完成学业，有的甚至还继续往上深造。其次是职业教育逐渐深入人心。因为该村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学好一门技能是找工作提高深入的根本保证，而职业教育为完成义务的部分学生学到一技之长提供了一条渠道，再加上这几年国家实行免除中职生学费和提供生活补助以及奖学金的利好条件，家长们逐渐转变观念愿意送小孩去职业学校学习。还有就是免费午餐工程深得民心。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柳州市政府决定在北部融水、融安和三江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九年义务教育8万多农村学生中实施免费午餐工程，由市、县级财政各分担85%、15%，每年需投入3357万元。这项举措在广西是首创的，也是一项民心工程。免费午餐工程实施后的一年，农村回流学生明显增加，体质有了一定的提高。雨卜村现在的适龄儿童基本上不再受贫困问题而导致学业不稳问题的影响。教育文化事业的进步使雨卜村群众的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40岁以下人口绝大多数都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这几年每年都会了小孩考上大学，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1．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当前，与桂中其它少数民族偏远贫困山区比较起来，雨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体建设情况是不错的，如果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比较起来或者从当地群众日益增加的精神文化需要来看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经济发达地区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农村文化建设无论是软硬件水平都明显高出雨卜村乃至桂中地区的农村一大截，主要体现在整体化和均等化方面。比如，上海市早在2007年就开始整体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后投资10多亿元，翻建或新建村文化活动服务中心，实现了文化活动中心在村一级的全覆盖，同时培育文化团队，扶持文化节目。2008年又启动农村文化信息化建设，把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店、农村信息苑和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点融为一体，实现资源共享，实行一站式服务的模式。通过完善农村电影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健全农村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了农村电影从“一月一场”向“一周一次”、从露天向室内、从胶片向数字的三个转变。推进文化指导员进村、进社区工程，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人力支持。开展“中外艺术家下社区”、“文化下乡”等活动，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文化活跃在镇、村各社区，使农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生产、生活和文化娱乐健身方面的多种服务。笔者在雨卜村及其它农村调查发现，农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还是比较贫乏的，除了看电视、上网或节日文化活动，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文化活动，例如打麻将、打牌及聚众赌博等占据了他们业余生活的重要位置。平时一到晚上村里面人声鼎沸、最热闹的现象就是三五成群或十几个人围在一起赌博，寻求刺激。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必须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通过构建各种渠道把城市里面更多更丰富的文化资源输送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2．民族文化保护开发有待改进。
雨卜村作为一个具有浓郁苗族文化风情的村寨，只要把当地文化保护和开发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其它地方也有的普适性问题包括:一是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保存苗族文化的原汁原味性。最能体现苗族文化风情之一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现在商业化的味道很重，为了吸引游客来这里观光消费，一些原来本已式微或消失的民俗活动这几年又被重新发掘整理搬上台面，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活动里面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意义却早已被淡化，剩下的只是一时的闹热和对金钱的追逐。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说过:“当所有一切都统整起来的时候，一切也就变得简单了。那里神话丝毫没有变形，都是有不断重复着的单一的和同一的主体构成，而仪式也是由再三重复的少数姿势组成的。不管是公众的想象，还是祭司的想象，都既无时间也无手段去提炼和转化宗教观念和宗教仪轨的原初实体，它们总是裸地表现出来，供人们检验，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把它们的谜底揭开。”［3］雨卜村的商业民俗活动可以为村民带来不菲的收入，可是里面掺杂着的许多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不符的东西对于提升村民和游客的文化素质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另外，商业化的行为永远只能是短期行为，文化建设如果带有太多功利化的色彩那就会失去原本的教化功能，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悲哀。二是雨卜苗寨的民居和公共建筑也渐渐失去原来的风格。近年来，为了使少数民族山区群众住得更加安全，防止火灾隐患，政府指导和扶持各村、各寨进行了寨改、灶改工程。原来就地取材全部采用木料建造、独具少数民族山地风情的杆栏式，即吊脚楼，现在相当一部分已经面目全非，砖木混合或全部钢筋混泥土结构的房子占据了主流地位。融水当地政府为了保留苗寨民居的民族特色对于新改造的统一进行规划设计，屋顶全部采用白脊黛瓦取代原来简陋的黑瓦建筑风格。房子改造后优点当然是防火好、坚固耐用、美观漂亮、居住舒适，对于提高苗民居住质量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于普通群众的居住建筑而言，经济、适用永远是排在美观之前的，［4］但是建筑还承载着一项传承文化的功能，如果把民居风格改变了，那么伴随而来的就是原有文化的消失，而且是不可以百分之百复原的，这就是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5］包括雨卜村在内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本民族文化保护开放的矛盾关系确实是一项棘手的任务。撇开物质功利的诱惑，适当地、原汁原味地保留少部分象征民族文化的实物或许是一条可行的出路。
3．文化教育事业质量有待加强。
四川省内的少数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省内下辖着阿坝、甘孜、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省内从2009年开始按照国家民委、财政部的部署，对三州一市的民族文化村寨进行保护、恢复和发展建设。致力于挖掘民族文化村寨的文化内涵，因地适宜的提高各民族文化村寨的竞争能力，帮扶模式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进行转变，经过几年的发展，特色村寨的建设在民族地区起到了明显的模范作用。
二、牟托羌寨存在的问题
(一)形象定位不够清晰
羌族是个古老神秘的民族，其建筑多为石头所建，因而羌族也被称做“云朵上的民族”。而牟托羌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寨内至今仍保存着清朝道光年间土司的公德碑及村规民约，战国中后期古老的石棺葬文物220件，古老的羌族村寨遗址、土司官寨，500多年前的木香村，有天然溶洞，天然瀑布群多处。现今的寨子是在2008年后灾后重建的，总理曾为其题名“幸福牟托”。因寨子的地形与独特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牟托羌寨的主要细分市场是追求新奇的中青年消费群体，注重异文化接触与旅行的体验感。但寨子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并没有强调突出寨子的特色既浓郁的羌族风情与“幸福”二字。寨子的整体旅游项目策划与其它民族村寨相差不多，多数游客在参观过类似的民族村寨后就对这一旅游景点的兴趣大幅下降。而牟托羌寨以“幸福”为主题的形象定位并没有在游客的脑海里树立起感性认识。
(二)旅游产品单一、资源要素整合不强
根据学者研究，旅游者选择某一点去游览与否决定于他感受的效用，即如果在某旅游地的游览时间大于到该地来回所需时间，则旅游者的心理会得到满足，会前往该地旅游，该地具有旅游价值。根据这一原则分析，牟托羌寨距离成都为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回大约要5个小时，而因为旅游开发问题，游客浏览整个牟托羌寨平均时间为5小时，可游玩性不是很强。而吃、住、行、游、购等要素整合度不好，没有形成完整的旅游消费体系，游客多是在乘去九寨、黄龙等旅游胜地的路上临时下车观赏，而牟托羌寨给游客提供的旅游产品还是停留在参加欢迎仪式，参观寨容寨貌，欣赏歌舞等一些浅层次的初级产品上，而忽略了参与性、体验性的旅游项目。
三、针对牟托羌寨开发的解决措施
(一)调动寨民的积极性，体现形象定位
牟托羌寨的旅游项目得到相关单位的支持，基本挂靠在九寨沟、黄龙旅游的线路上，既游客在游玩归来之时顺道来参观牟托羌寨。这一措施为寨子在短时间内增加名气与客流量提供了较好的帮助，但牟托羌寨如不能快速建立起自己富有个性的旅游体验，那就会面临游客反感拒绝消费、游客人数逐步下降等问题。而牟托羌寨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尤其是灾后羌寨人民珍爱生活的乐观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因而针对中青年消费市场，整个寨子围绕“幸福”为主题来整合规划，能起到较好的吸引效果。而体现出寨子乐观向上的人文精神，就该调动寨民投身村寨旅游的积极主动性，让更多的寨民在村寨开发中获益，而这种获益不仅仅停留在经济上，更是在其精神生活上，鼓励寨民传承与保护本民族的风俗文化与传统手艺，并组织有特长的寨民进行一定的风俗展示。
(二)深度挖掘开发羌族文化
旅游活动本身正好追求的是“差异性”，即“反标准化”。所以在旅游规划上突出民族特色就很有必要。现阶段牟托羌寨的旅游多停留在参观与购物的层面上，同质性较高，但独特的羌族文化并未得到较好的体观，而“文化是旅游资源的魅力所在，它与旅游资源有着水融的关系。”建议在熟悉羌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基础上多开发羌族美食，并将其做成特色，吸引游客的多次光临。而羌寨的宾馆建设也应该避开标准的套路，打造具有羌族文化符号特色的下榻之地。转变传统的盈利模式。
四、小结
当下流行音乐盛行，越来越多的耳朵倾向于听流行音乐，追捧流行明星，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缺乏关注。的确，流行音乐简单通俗，节奏鲜明，直白流畅，传于一时，年轻人的性格是流行音乐大热的原因。而历久弥新，民族音乐所表现得更加深邃，曲调舒朗自由，歌词言深意长，拥有悠久的历史风味。大学生对于人生历程的感悟刚刚开始，对于中国文化认识的浅薄，对民族音乐并不会产生多少共鸣，导致中国民族音乐在大学生心中是一个盲区，而音乐作品分析正可以弥补这一缺失。
二、教育意义
音乐作品分析通过对经典音乐作品进行由浅入深的鉴赏，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作者对于外界的解读，可以听到那个时代的声音，在深一层则可以看到人民的生活百态。音乐作品因为本身特殊性，在听觉的要求上甚高，同时也要求听者全身心的投入，领悟作品中精髓。所以在对音乐作品分析时需要了解作者生平经历，社会环境背景，表达需求目的等等。还需要有基本的乐理知识，对于节拍、节奏、力度等方面的了解。音乐作品分析不仅仅局限于对单只作品的分析，而是应在这部作品上，对类别、作者、年代、地域的相关作品进行比较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该作品。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它传承着历史，或叙事，或抒情，人们通过音乐进行与外界沟通，或者表达个人情感。音乐作品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通过这样全面的分析鉴赏，大学生可以从音乐作品来理解中国民族文化这一整体。那么，如何培养大学生对于音乐作品的分析能力呢？又如何使大学生看到起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优秀音乐作品欣赏
很多音乐作品并不为大多数人知道，这是源头上的缺失。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方式，比如张贴海报、校园广播、课堂聆听、互相交流等等。组织多样化的活动使学生自主地参与进来，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先知其本身再探其本质。
（二）作品背景了解
音乐的产生离不开时代的社会背景、作者的生活背景、民族的文化背景。音乐作品作为一种媒介，向外界输出不同的频率，以引起类似的共振。对于那个时代或者作者的介绍可以通过影视记录，相关书籍传记，名人讲堂等形式达到原景再现，学生可以置身其中，与作品产生更多连接，而不至于不理解无感触，使大学生的感悟放大化，深刻化。
（三）作品文化内涵探究
通过对作品的了解，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其中文化寓意。以小见大，对整个民族的文化进行一次探究，需要我们了解民族历史知识，地域风俗民情，生活生产习惯等。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有着联系又带着差别，通过对比总结可以让我们抓住关键点，音乐作品的特色也就可以牢牢掌握了。不同的民族产生不同风格的音乐，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而通过音乐，通过我们感官的联想，则可以让我们追溯过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四）自身演唱表演
当我们对音乐作品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对它所代表的优秀民族文化有了准确的把握，我们就可以通过演唱歌曲、演奏乐器、舞蹈编排、剧本创作等形式做一次音乐作品的创作者，甚至可以加入自己的意向。
（五）引导他人共同参与
当我们自己对于音乐作品，对于中国优秀文化有了理解，我们可以让更多人也一起加入其中。做一个独唱者不如组一个表演团，个人的力量有限，发动更多人集聚的力量就很大了。当越来越多的人从一无所知到知之甚详，我们的民族文化才可以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而不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传承民族文化是全国民的任务，多方面的影响，先单一再全面，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关注着民族文化，产生民族自豪感，并且让自己适应于民族文化下的行为准则，道德习惯。这样，社会会越来越美好。
三、结语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沉淀和积累，它体现着民族审美的习惯，是一切艺术文化之源。但20世纪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画经受着空前的挑战。基于此种形势，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画的内在潜力，把握其文化内涵，重构中国画审美理想，促使其真正成为当代民族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和昭示者。如果中国画失去这种深层的民族文化传承和超越，也就失去与世界对话的独特资本，失去中国画的内在元气，因此，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特色，才能使中国画雄立于大文化之中。当代中国画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会充分体现出民族感情和民族内涵，以多样化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并形成不同的风格。当代中国画在发展的过程中，很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响，吸收写意水墨画的特色，并受到中国传统民族思想的影响，体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
二、中国当代绘画对于民族文化中的绘画艺术的借鉴
1．气韵的借鉴
中国传统山水水墨画在创作过程中，最看重的就是要讲求气韵，以达到灵动、形象的艺术效果。中国绘画的哲学思想中，要义之一就是“气韵生动”，它是中国绘画美学中的一大判断标准，而这也正是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最重要的区分标准，是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绘画美学。在中国，“气”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只可意会，难以言表，更不能用教条礼法加以约束。但是，它又有着强大的维系力，支撑着一定的艺术体系和文化体系，并体现这些体系的生命力。中国哲学体系中包括“气”这一思想形态，强调要加强“中国气息”的元素，以传承中国哲学的精髓，并加以演化，从而改变中国绘画创作过程中的唯西方理论体系至上的传统的思维模式。
2．笔墨手法的借鉴
中国自古以来书写工具与绘画工具是同一的，不分彼此，因而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画同源”的文化共生现象。这种一体化的、共生的文化特色和风格，使得中华民族在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评价及审美实践中，都是一体，因而也就促使中国绘画家对于美的认知和评价，是从“书画同源”这一文化共生现象出发的。“书画同源”这一文化现象是靠笔来完成的，主要包括了笔力、笔性、笔格等多个角度的分析和评价。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笔、墨、纸、砚的相互配合。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中国绘画家往往会选择具有较好的吸水性能和浸染性能的宣纸作为主要的创作基础，一旦落笔，就不太可能会有大的改动。因而画家在落笔之前，会慎重思考和构思，在熟悉水墨的基础上，精确落笔，最后保证有着较为理想的绘画效果。这些都要求中国绘画家有着一气呵成、胸有成竹的创作底蕴和创作才华，以保证创作的灵性和神韵。当代中国画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绘画家试图以西画技巧改变中国画，把“中国画”改为“彩墨画”，殊不知中国画源远流长，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民族文化的积淀异常丰厚和精深，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是中国画所独有的笔墨精神。在当代中国画创作的过程中，融入进传统的笔墨创作精髓和技法，能够使绘画创作具有生动的写意性。如戴成有先生的《金陵十二钗》等人物画很注重笔墨技法的应用，先用类似工笔的形式将人物形象勾勒得很精细，然后在其上泼以大片淡墨，人物与背景浑然一体，使画面不仅具有工笔的精细严谨又有写意的豪放，同时给人如梦如幻的历史朦胧感。
3．诗意化的借鉴
中国传统山水画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富有诗意，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说到诗情画意，就会使人联想绘画与文学之间的某种联系。对于这种联系，有一部分学者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认为中国画中的文学现象是中国画的一大弊端，是中国绘画艺术落后的标志。其实，但凡对于西方绘画艺术有深入了解的人，会发现世界各国的绘画艺术都与文艺创作有着诸多的联系，只不过，中西方的绘画艺术与文学联系之间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的绘画艺术与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人物故事方面，而中国的绘画艺术与文学的联系，则主要体现在诗词歌赋方面，如中国山水画中所蕴含的“诗意”是世界其他绘画艺术所没有的一个重要特色。
三、中国当代绘画对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借鉴
1．当代中国画对于触觉、味觉等感知方式的借鉴
西方的审美评判标准是基于视觉、听觉得来的，而中国的审美意识则是建立在触觉和味觉的基础上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味觉、触觉为基准的审美意识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结构。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美学艺术，可以发现中国美学中经常出现与“品”、“味”相关的一系列审美学名词，这种不同的审美评判标准，使得中国人鉴赏西方艺术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以中国式的审美理念为基点进行相应的考察和研究，去触摸和品读来自不同国度、民族的艺术创作，自然，中国绘画家在进行绘画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也会立足于中国式的审美标准。
2．中国当代绘画对“三大”美学价值———中和美、自然美、禅宗美的借鉴
“中和”是儒家所提倡的美学中心理念，并在中国千年的文明史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时刻体现在艺术创作领域中。如中国历代的宫殿设计中，都会以中轴线为中心，向两边呈对称形式铺展开来，彰显出儒家文化的“中和”思想。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更是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维护，以“吟咏性情”作为中国人审美心理的一大倾向，使中国诗画朝着抒情达意方面发展。这种抒情达意式的绘画艺术创作方式，对于当代的绘画艺术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对于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也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老子提倡施法自然，这一点与儒家人为的“中和”之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儒家所提倡的是父权体制下的施政理念，而道家所提倡则是天地万物于一体的自然而然的生存之道，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母性原则作为万事万物发展的一个基本性的礼法，以顺应事物的自然成长为基本的处事原则。在文艺创作中，书画的拙笔、诗词中的拗体、戏剧中的各种奇特结构、园林中的怪石，都体现出一种刻意打破和谐的人际关系、坚持平淡中的奇怪标准，以无端崖之辞等放荡不羁的形式，获得了奇妙的怪异之美，中国艺术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异样的美。禅宗美学最大的美学哲理是“悟”和“圆满”。李叔同对于禅宗美学的发展贡献极大，他提出了“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顿悟境界，综其一生得出“悲欣交集”的人生感慨，表达了自己既悲悯众生，又欣喜觉悟的复杂情感。这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画艺术家而言，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在有着千年文明史国度的中国绘画艺术家，是很难摆脱这些悠远的民族文化的影响的，而当代中国画要想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也必须植根于中国悠远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中。
一、塔吉克语亲属称谓词的特点
(一)塔吉克语的亲属称谓语比较系统
在亲属制度的研究方面，基本上是基于亲属称谓的分类上的。ThomasHuntMorgan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把亲属制度分为分类式和描述式两大类，并介绍了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加诺万尼亚式和雅利安式三种亲属制度。分类式的特点是只计算群体而不计算个人的亲属关系，无论直系或旁系亲属，只要辈分相同，除性别外，都用同一称谓。马来亚式和土兰尼亚－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都属类分式。描述式的特点是直系和旁系亲属称谓有差别，如雅利安式。在Morgan研究的基础上，人类学、民族学界又提出两种分类方法，一是美国民族学家R．H．罗维的四分法，二是美国人类学家C．R．恩伯夫妇提出的六种分类。但事实上，分类式的称谓制度是普遍存在于各种称谓形式中的，对照中国塔吉克语的称谓词，不难发现塔吉克语直系和旁系亲属称谓基本没有什么分别，除个别长幼有别外，基本都是通用的，这符合摩尔根分类式的特点。同时，以家庭为中心的称谓结构又切合了恩伯的“爱斯基摩制”。爱斯基摩制强调核心家庭(用虚线表示)，自我的父母与他叔婶姨舅分称，他的同胞兄弟姐妹与他们的堂表兄弟姐妹分称，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母称谓是独立出来了，但是兄弟姐妹和其他同辈直系旁系称谓却共用了一套系统。子辈的同一辈直系旁系称谓都是xor，甚至性别也不加区分，这多少又符合“夏威夷制”。
(二)塔吉克语的亲属称谓反映了塔吉克的家庭生活模式
塔吉克族由于生活在高寒山区，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难以克服风雪严寒以及资源贫乏给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困难。因此，一般实行家长制的大家庭。祖辈在世，子孙很少分家，一般家庭都是三世或四世同堂。家庭中男性长者为一家之主，具有支配权，家庭成员的生产和生活都由家长做主。家长是以传统的方式相承袭的，一般父死母继，母死长子继。从表一中我们看到，对于祖辈和长辈的称谓“‘bob’、‘mom’”表现了对家中长辈的尊敬，仅仅区分了性别，对直旁系不做区分，这反映出敬老的特点;“‘ato’、‘ano’”则体现了塔吉克族对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模式的坚持。其他父辈称谓也仅区分了性别。在塔吉克家庭中，媳妇必须完全服从其丈夫和公婆，儿媳回娘家要征得家长和丈夫的同意，并按时返回。这从称谓中也可见一斑，所有的媳妇被从同辈中单独列出，记作“zinal”。塔吉克族家庭受家长指派的小家庭和家长带领自己的子女和妻子长年在牧场放牧，他们自己没有私自处理牲畜和畜产品的权利。这种大家庭内部的分工合作，不仅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也帮助了一些缺少劳动力、生活贫困的家庭。
(三)塔吉克语亲属称谓反映了塔吉克族的婚姻特点
塔吉克族婚姻有几个特点:一是亲属有优先权，缔结婚姻时，首先考虑近亲和表亲(舅表、姑表和姨表)，无血缘禁忌，这正是同辈称谓不区分直系、旁系的原因。而且，男女双方不受辈份和年龄的限制。如无近亲和表亲，才考虑与其他人缔结婚姻;二是实行转房制(或称收继婚)，当丈夫死后，如有子女，一般很少改嫁。如要改嫁，首先嫁给丈夫的兄弟。从亲属称谓中不难发现，塔吉克语的亲属称谓存在不同辈份相同称呼的现象，如:表2塔吉克族色勒库尔语的同称不同辈现象zinal堂姑表嫂同辈旁系堂姑表弟妇同辈旁系表弟媳同辈旁系儿媳(子之妻)子辈直系侄媳子辈血旁系dumud女婿子辈直系小姑爷同辈妻称侄女婿子辈血旁系表中反映的正是跨辈婚姻在称谓词中留下的印记。
二、小结
亲属称谓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了各个民族早期的社会关系及家庭婚姻制度，同时也揭示出生活、习俗及历史文化早期状态。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记录和访谈资料，通过国际音标对塔吉克族的亲属称谓进行了转写和描写，因此对塔吉克族的亲属称谓系统有了初步的了解。帕米尔地区处于东西方文化触碰点的古丝绸之路上，不论是历史文化还是风俗习惯，都不能不说留下了各方的烙印，反映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成为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现象。本文对塔吉克族亲属称谓的粗浅分析，难免有不足之处，希望专家学者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塔吉克族的文化现象。
作者：杨海龙 郭利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一、民族文化艺术课程：儿童存在价值的精神依托
（一）关注儿童的人文精神需求人是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的共同体，物质性存在使人得以生存，而精神性的存在则使人得以有意义的生活。物质性存在对个体的成长固然重要，但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需求也必须得到满足才能成长为完整人格的人，而这必须依赖于文化，离开了文化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不仅应该关注幼儿作为物质性存在的工具性需求，还必须满足幼儿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文精神需求。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且内容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本民族儿童珍贵的文化资本，节奏丰富的板凳舞、婉转动听的八音坐唱、朗朗上口的敬酒歌以及内容丰富的节日都是布依族、苗族儿童表现自我、增强自信心的重要途径。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丰富的民族艺术只有在民族节日一些特殊的场合儿童才能有所接触和感受，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开展无疑给予了儿童一个展示自我、彰显个性的绝佳机会。因此，在开展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过程中在注意到儿童艺术特长培养，给予儿童生存教育的同时必须凸显民族文化艺术课程对儿童存在的价值，以实现其对儿童个性培养的重要价值。我们知道，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关注维度就是个性彰显，强调人之存在的自由和个性的彰显，因此在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注重对幼儿进行存在教育就在于把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作为目的，激励儿童形成不同的情感体验，启发和鼓励儿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创造、自我超越，从而实现对儿童人文精神需求的关注。
（二）唤醒儿童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人是文化的人，人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必然把自我塑造成为“文化的人”。可以说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人的唯一本性。由此，个体一旦离开文化，离开塑造自我的文化将会面临着一种文化上的失语，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权，这样的人将会是一个没有精神存在的空壳躯体。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诉求是强烈的但较为深沉且内隐，从而导致人们对儿童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的忽视。甚至于身处其中的民族个体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自我对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诉求，而这种精神诉求对个体自我精神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本民族的服饰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刻的情感，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情感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忽略了，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个体内心深处这样一种情感的存在。而这就需要我们创造机会，唤醒儿童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并使个体这样的一种精神诉求在与民族文化不断的接触中得到满足。人类学家兰德曼告诉我们：“由于人有漫长的童年期，所以文化的掌握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在漫长的、必要的时间中，不仅必须及早接触文化，而且需要不断地接触文化。单纯认识文化制度和习惯本身是不够的，可以说，不仅必须熟悉文化的词汇，而且也必须熟悉文化的句法,要花大量努力去看透这个复杂的装置，并且有意义地运用它。如果靠本能而没有自己的贡献，就不能实现文化的移入。因此，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存在教育的开展是非常有必要且有价值的，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工具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儿童及早地接触了本民族文化，而且提供机会让儿童不断地接触文化，从而时刻唤醒民族文化中个体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并给予满足。
（三）塑造儿童完整的精神人格完整的精神人格是教育培养个体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更是具有高包容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基本属性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完整的精神人格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所需的生理性需求和精神上的满足；二是作为群体的存在所需的被理解、被需要等精神上的追求。普惠性学前教育追求的不仅是群体之间的高包容性与非排他性，其实也包括其培养对象即儿童个性人格中的高包容性与非排他性。而这样完整的人格塑造不是强调工具性的课程所能培育出来的，必须依靠人文课程特别是艺术课程的逐步熏染，而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的存在教育无疑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个体的生命本身，只有在与外界他人的交流对话中，才能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同时，在个体生命的历程中，各个人生阶段的角色及其与之相连的价值担当活动，能够给个体更好地诠释生命意义所在。因此，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更应该努力引导儿童在人生伊始就建构自己的完整的精神人格。幼儿园的民族文化艺术课程把儿童从本民族文化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中释放出来，既满足了儿童对自我民族文化的一个精神寄托，更促进儿童学会在与他人共同生活中超越自我的存在，从而避免因为片面的、孤独的个体存在而感知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二、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儿童存在价值构建
正如石中英所言：“现代的教育归根到底就是‘生存的教育’，而不是‘存在的教育’。这种教育给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却没有给予人们生存的理由和根据。其结果是，在现代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却越来越对生存的必要性发生怀疑。这种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无聊、空虚、寂寞和无意义感，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生的幸福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教育特别是作为人生基石的学前教育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就不能只考虑作为“工具的人”，而更应该关注作为“目的的人”，即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实施不仅要考虑如何提高人的生存能力，而更应该关注如何增加人的存在意义。
（一）重视“人类的儿童”儿童不仅是作为“儿童的儿童”，而且是作为“人类的儿童”，儿童既分享着人类的尊严，又遭遇着人作为人的存在问题。教育儿童不仅意味着要帮助他们提高生存能力，而且要帮助他们提高存在的智慧；教育者不能仅以功利的眼光来看待教育，还应该以存在的眼光来打量教育。在民族文化艺术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把儿童看成是作为“儿童的儿童”，设置课程必须时刻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儿童还是作为“人类的儿童”，即儿童遭遇着其作为人的存在问题，诸如死亡问题、孤独的问题、自我认同的问题、自我归属问题以及自我价值问题等。民族文化对个体的内在价值是无限的，我们只有在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自我民族文化中得到滋养，实现自身文化建构和精神升华，人的心灵才会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人的自我存在感才会贮存在我们的生命血液里，伴随着我们走出有意义的生命之路。幼儿园的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于儿童的价值也深刻地蕴含其中，而当我们把极具个体存在价值的民族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渗透在幼儿园的艺术课程中时，这其实是一种捡其皮毛丢其内在的做法，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深刻价值没有更好地体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对象观，不仅把儿童看成是“儿童的儿童”，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与儿童认知方面的知识，我们更要把儿童当成“人类的儿童”，教予儿童关于自我存在的知识。
（二）重构“人类的教师”教师是教育的引领者，其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从来都是无可替代的。而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学生观，即上文提到的对象观，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自我意识。在现代教育中，整个社会，包括家长、学生以及教师本人在意识中都习惯地把教师进行“神圣化”、“功能化”，比如社会上盛行的一句话是：“为人师表，你应该怎么样”。也就是说因为你是教师，你就必须给其他人做一个良好表率，你就必须是完美无缺的、纯洁的、大公无私的等等。可人们却忘了教师也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着，而人自然是人无完人，有着所有人所具有的自然需求和本真状态。因此，教育要关注人的存在问题，教师本人必须要撕破“教师”这个“面具”，回到他本来的和丰富的人性状态，树立最为“人类的教师”的新意识。在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的教师也应该如此，尊重自我与幼儿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需求，敢于承认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自信于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勇于接受他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只有这样的教师才会意识到民族文化艺术课程对幼儿存在教育的重要价值，也只有这样的教师才会塑造出具有强烈自我存在感的社会新一代。
（三）重塑“双主体”的师幼关系师生关系是影响课程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最终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师生关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受“师道尊严”思想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课堂的主导者，是学习成绩的评判者，学生则被动地接受知识，成为教育活动的客体和附庸。因此，在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开展的过程中，如果教师始终持着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观，往往会直接导致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儿童存在价值的丧失。另外，在市场经济社会的影响下，师生关系功利化倾向突出，部分缺乏责任心与义务心的教师往往会以经济利益为传授知识的标准，原本纯洁的师生关系受到了侵害，师生之间交往的实用主义功利性和庸俗的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明显。例如，幼儿园开设的艺术特长班是和教师的工作质量和经济收入直接挂钩的，为了提高幼儿的艺术技能以吸引更多的家长和幼儿，教师自然就会把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工具性价值抬高。因此，我们必须重塑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的师幼关系，建立一种新型的师幼关系。这种新型的师幼关系首先要认识到教师和幼儿的关系是两个主体、两个自由人的关系，反对幼儿教师的专制和控制，提倡师幼间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我”和“你”平等的对话，确立师幼在自由选择关系中的责任感，从而使得教育不会因为不良的师幼关系受到负面的影响。而要实现这样的师幼关系，显然要在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强调存在教育，因为只有存在教育才能高度重视人、人的存在，将主体的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充分强调人的自由。
作者：梁小丽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