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7 07:26: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汉语语法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三个平面；句法；语义；语用
1981年，胡裕树先生在其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现代汉语》中，首次提出了从三个平面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思想。该教材在讨论汉语句子分析中明确指出，确定语法关系时，必须区分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这三种不同的语序就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平面。1982年，胡附、文炼在其发表的论文《句子分析漫谈》中，阐述了汉语的语序、虚词、主语、独立成分、提示成分等，特别是在术语的使用上也采用“句法的、语义的、语用的”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平面的思想得到了认可。1985年，胡裕树、范晓在《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一文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三个平面的语法思想，并且运用这一思想在文章中具体分析了一些汉语语法现象。此后，“三个平面”的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个平面学说的提出是国外语言学理论影响和国内汉语语法研究自身发展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很多新的语法理论陆续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如格语法、转换语法、功能语法、话语分析、语义特征分析理论、语境理论、语用学等，这些语言学理论不同程度地给汉语语法学界提供了借鉴作用，促使我国汉语语法学研究者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与此同时，汉语语法研究自身的发展也推动着新的学术思想萌芽和产生。如马建忠、黎锦熙建立的汉语传统语法的规范理论在分析问题时主要从意义出发，而忽略了形式上的印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科学性，但是，其重视意义分析、讲究事理关系这方面则是可取的，这一优点得到了现代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们的认可，并加以发展。而结构语法的描写理论由于较为忽视意义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主要作单一形式描写分析，70年代以来逐渐受到冲击和质疑。在国内外语言学发展背景的共同作用下，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呈现出多平面、多角度的发展趋势，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三个平面学说不是单一的语法形式分析，不是单一的意义关系分析，也不是单一的使用语境分析，而是同时注重句法形式、意义关系、语境内容的区别和联系。具体而言，三个平面是理论以句法形式为基础，研究句法形式同语义关系、语用因素的对应关系。这样的研究从多角度多方面对语法现象进行解释，其结果也就更为科学合理。例如对句子独立成分的分析。传统语法中是把独立成分看作同主语、谓语一样的句子成分，由于它的位置比较灵活，与句子其他成分不发生结构关系，就把独立成分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句子成分。如以下句子中的“看样子”：
（1）“看样子他不会来了。”
（2）“他看样子不会来了。”
（3）“他不会来了，看样子。”
事实上，“看样子”在上述句子中与其他成分并不处于同一平面，“看样子”是表示推测口气的语用成分，它是由说话人使用语言的态度（语用因素）而产生的语用成分。句（1）是对要叙述的 “他不会来了” 这一事件的先决性推测，句（2）是叙述该事件过程中的插入性推测，句（3）则是对已叙述该事件的补充性推测。区分语用成分和句法成分是三个平面学说分析句子结构时的具体表现。
三个平面思想有两层涵义，它既是语法的本体观，也是语法分析的方法论。之所以说三个平面是语法的本体观，是因为句法、语义，语用是语法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语法结构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三个平面中的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研究的内容只是对句法结构有影响和起制约作用的部分，语义、语用和句法一起组成语法研究的对象。但是三个平面理论并不研究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所有内容。例如“语义场”是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三个平面的学说并不对颜色词语义场、亲属关系语义场之类的研究做具体分析；又如，“言外之意”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三个平面的学说对句子成分表达的言外之意并不展开研究。说三个平面是语法分析的方法论，是因为每个单一平面的分析都是有价值的，然而都是不自足的，所以语法分析必须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才能更更深入地了解词语的内在结构，以及理解词义，才能正确地运用词语。掌握了构词法，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分析的充分性和全面化。
由此可见，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多角度、全方位地来研究汉语语法，是中国语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以往的研究者受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的影响比较深，对汉语语法研究主要着眼于句法平面。实践证明，单纯从句法层面来分析语法是有局限性的，人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更科学地来研究汉语语法的新途径，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方向，研究中也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许多语义和语用上的问题。三个平面的学说目前还不能说是很完善的，有些基本原则还要进一步推敲，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进一步通过语言事实来检验。
参考文献：
[1]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2]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 配价性质定价原则辨价方法
1.配价的性质
配价的性质是配价语法理论研究的基础,只有明确该问题以后,才可进一步展开后续研究。
1.1配价属于语义范畴。
配价是一种语义范畴,属于三个平面语法中的语义平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廖秋忠、范晓、张国宪、周国光、金立鑫、杨宁。廖秋忠(1984)指出:“支配成分主要是语义即认知上的概念。支配成分的从缺,指的是句中某些语义成分的从缺。”范晓(1991、1998)分别阐述了其他三种观点的不合理性,再次论证了配价属于语义范畴。周国光(1994)从谓词同配价成分的联系是语义上的,配价成分可隐含于句法结构中,配价成分的句法不定位性,语义决定了配价成分的数量和性质等几个方面论证了配价属语义范畴,配价是语义平面的概念这一命题。金立鑫(1998)结合汉语语法的客观实际论证了从纯粹的句法形式出发,用位置关系来确定配价关系,或通过句法形式来确定价语,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意义上都难以达到系统内部一致的要求,并且还会引出一些矛盾现象。
1.2配价属于句法范畴。
袁毓林(1993)认为,“‘向’是建立在句法基础上的语法范畴,是动词的组合功能的数量表征。应当承认,动词的‘向’是有相当的语义基础的。……但是,动词的这些语义要求(涉及个体数目)一定要在句法结构中得到实现,才能计入‘向’的指数。……所以作为句法概念的‘向’和作为语义概念的动作所涉及的个体数量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并将“价”或“向”称为“动词的组合功能的数量化”。
沈阳(1994)指出:“任何动词总是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名词性成分。因此所谓动词句位就是由某个动词(V)和该动词分布性质所要求的必有数量、固定位置的名词性成分(NP)所构成基本结构形式的语法抽象。”他把抽象的动词句位记作SP,把出现在SP中的NP作为动词的“价”。
1.3配价属于句法―语义范畴。
胡明扬(1992)认为,“事实上,形态不那么丰富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的语言的词类,还有动词的‘价’,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动作动词或状态动词等等都是语义句法范畴”。他还建议把“选择限制”称为“语义―句法范畴”。
吴为章(1993)指出:“逻辑―语义‘向’是认知上的概念,接近于深层‘格’。它是各种语言所共有的,是难以准确确定其数量的,是无序的。……任何句法的‘向’都是‘形式―意义’的结合体,它是逻辑―语义的‘向’在具体语言中的实现,是因语言而异的,是有确定数量的,是有序的。”他还指出,之所以采用“句法―语义向”这个术语,旨在强调语义因素对于作为句法概念的“向”的指派和确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2.定价的原则
对配价性质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了配价原则的选取,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原则问题。我们发现,即使对配价性质持同一观点的人,在同一配价原则上看法也不一。下文将以[句法/语义/句法―语义]来标注不同学者对配价性质的不同认识,以便读者阅读。
2.1是否在最小主谓结构中定价。
范晓(1991)[语义]和吴为章(1993)[句法―语义]都认为要按照最小的意义自足的主谓结构中动词联系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来定价。
而袁毓林(1993)[句法]和周国光(1994)[语义]则都认为“应选取与谓词同现成分最多的配价形式来提取配价指数”。周国光(1994)从“主谓结构作谓语是汉语里最常见的重要句式之一”和“配价形式的任务是表达配价结构,而不是限制配价结构。当配价形式未能表达配价结构时,我们也就能确定其中隐含的配价成分”两方面论证了其观点。
2.2配价成分是否为强制性成分。
范晓(1991)[语义]认为所谓“强制性句法成分”即动词构成主谓结构时必须共现的句法成分,可称之为“必有成分”或“动元”,动元的个数决定动词的价量。吴为章(1993)[句法―语义]提出“同现限制规则”,认为同现是依存关系的体现,同现限制具有强制性。王玲玲(1995)指出动词必用论元的数目决定了动词的“向”。
周国光(1994)[语义]则明确提出不能根据配价成分在配价形式中的必有性来确定谓词的配价。袁毓林(1998)认为,“强制性”对有严格形态变化的印欧语系适用,但若用它来区分汉语的“必现成分”则过于主观,没有实际意义。
2.3是否排除介词宾语。
吴为章(1993)[句法―语义]提出“无标记形式规则”,认为由介词引进的有标记名词性成分尽管与动词有语义联系,但在结构中不是动词的直接支配成分,因此不能成为动词的“价”,并把配价成分限制在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
袁毓林(1993)和周国光(1994)[语义]也认为,不应该把介词宾语一律排斥在配价成分的范围之外,而应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其是否为配价成分。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韩万衡(1995)和杨宁(1996)。
2.4是否排除时间、处所、工具等成分。
多数学者认为时间、处所、工具等成分起补充说明句义的作用,是非强制性成分,应排除在配价成分之外。范晓(1998)将时间、处所、工具划入状元的语义角色,不影响谓词的配价。
周国光(1994)指出,谓词同工具成分、处所成分、时间成分联系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某些谓词本身甚至是由名词演变而来,上述成分影响谓词的价质和价量,因此应该看作配价成分。朱景松(1998)也持相同观点,分别从语义和句法角度论证了工具成分、原材料成分跟施事、受事、与事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3.辨价的方法
3.1从句法形式入手。
范晓(1991)认为,语法研究应遵循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但是从汉语的情形出发,应该从形式上给动词定价。按照最小的意义自足的主谓结构里动词所联系的强制性句法成分来定价,并借助动元的标记(介词),采用提问的形式定价。吴为章(1993)提出辨价的三套规则,即简单句确认规则、同现限制规则、无标记形式规则。
3.2从语义分析入手。
张国宪(1994)用“消元测试”区分必有不足语和可有补足语、自由说明语,不可删除的为必有补足语,又进一步用“隐含测试”和“可找回原则”区分可有补足语和自由说明语,消元后的句构成分依据价载体的意义可找回的是可有补足语,反之为自由说明语。周国光(1994)根据熙先生歧义指数和自指、转指的理论来确定谓词的价:“VP的”表示转指,且可以指称若干语义成分C,则成分C是V的配价成分,成分C的个数是V的价。王玲玲(1995)也利用“VP的”表转指对单向动词、双向动词、三向动词设计了不同的提问模式以确定其价量。
参考文献:
[1]吴为章.汉语动词配价研究述评[A].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C].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2]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A].汉语语法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3]朱景松.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读后[J].语文研究,1998.VOL67,(2).
[4]周国光.确定配价的原则和方法[C].第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苏州,1994.10.
[5]金立鑫.动词的语义域及其价语的推导[A].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C].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6]袁毓林.准双向动词研究[A].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沈阳.动词的句位和句位变体结构中的空语类[J].中国语文,1994,(2).
[8]胡明扬.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J].中国语文,1992,(5).
[9]吴为章.动词的“向”札记[J].中国语文,1993,(3).
[10]周国光.确定配价的原则和方法[C].第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苏州,1994.10.
[11]袁毓林,郭锐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第二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吴为章.动词的“向”札记.中国语文,1993,(3).
【论文摘 要】汉语作为母语难免对英语语法学习产生影响。许多英语语法错误都是因为汉语的负迁移所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学习英语语法。
一、 语言迁移的本质及其理论
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是指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学习者在使用第二语言时，借助于母语的发音、词义、结构规则或习惯来表达思想这样一种现象。任何有意义的学习都是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意义的学习中一定有迁移。中国学生学习英语，不能不受来自汉语的影响。因为汉语作为原有的经验，是新的语言学习的一种认知上的准备，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新的语言学习中。无论语间迁移，还是语内迁移，都存在着正负两种同化性迁移。而汉语向英语各个层面上的正负迁移更是为人们所熟知。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是指如果母语的语言规则和外语是一致的，那么母语的规则迁移会对目标语有积极的影响，也叫助长性迁移 ，即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促进作用。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则是指如果母语的语言规则不符合外语的习惯，对外语学习产生消极影响，也叫抑制性迁移，即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产生阻碍作用。如掌握了汉语语法，在学英语语法时，总是出现用汉语语法去套英语语法，如，“他每天都学习英语”说成英语“He every day study English.”再如，汉语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英语经常说成“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等都属负迁移。
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把母语语言习惯强加于外语上，于是母语的负迁移现象便层出不穷。这些负迁移现象通常表现在文化因素、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汉语作为母语，对于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干扰是多方面的，涉及语音、语义、句法结构等各个层面，在语法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受母语负迁移影响，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较多侧重于词法和句法的学习和使用，而缺少对语法整体结构的认识和理解。
在英语教学中，笔者发现，学生掌握不了句子的主要意思和分句本身所存在的逻辑关系，导致其主次不分；汉语中很少使用被动语态，且被动句中通常含有被动标志词如“被”“由”等，而英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十分普遍，且被动意义有时是单纯的通过句子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英语中用“it ”做形式主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句型，而汉语中则缺少这一现象。这些语法错误都是因为汉语的影响即汉语的负迁移所导致的。
汉语对英语语法学习负迁移主要包括：名词、主谓一致、代词、介词、时态、被动语态等几个方面。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因汉语负迁移所产生的语法错误的具体表现及出错原因，笔者又对每一种语法错误进行了分析，下面是分类后的一些典型的语法错误及可能的原因分析：
汉语中对代词的使用很简单，主格和宾格一样，所属格在词尾直接加一个“的”就可以实现，名词性物主代词和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一样，反身代词也是通过在词尾加“自己”就可以实现；而英语中每一种格对应着不同的形式。
在形容词和副词比较级的使用方面，汉语和英语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汉语是通过在某个形容词前面加个“更”字来实现，而英语则是通过对形容词本身变形来实现，而且形容词变比较级也有几种不同形式。
至于主谓一致，英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汉语可以说，我是一个学生，你是一个学生，他也是，但英语必须用不同的be动词形式。换句话说，汉语中主谓一致并不影响语言的表达形式，而英语中主语的变化则会导致谓语形式的变化。
动词时态方面，汉语对时态的表现形式并无严格的格式限制，如：昨天当他到达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了。但在英语中对时态的表示有严格的格式要求，此句从句须用一般现在时，主句用过去完成时。
二、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现状
随着大学英语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高校英语教材在内容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原来以体现语言知识为编写宗旨转向了现在以提高学生听说技能为主。在英语课堂上教师越来越多的使用交际教学法和听说教学法激发学生开口说英语的兴趣，这就阻碍了以语法知识为中心的语法翻译教学法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语法教学。交际法和听说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但是在进行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很多学生却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大学英语对学生的词汇量和信息量有很高的要求，只注重听说训练，忽视语言点（词汇、语法）的教学不能很好地牢固学生英语基础。
并且据不完全统计：大约80%的大学生坦言其英语考试成绩不理想，主要是由于句法结构的概念模糊再加上词汇量少，到考试时一遇到阅读、词汇、语法、翻译或写作时就会方寸大乱。在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今天，我们强调的提高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便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还语法教学本来面目”“让语法教学重返课堂”的呼声在英语教学上越来越强烈。
三、避免汉语语法负迁移，加强英语语法学习的主要策略
（一）中英文语法对比法
由于中英文的语法结构在某些地方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比较多，教师应时常对中英文的语法表达进行对比以进一步加深学生的理解，即促进汉语语法正迁移， 减少负迁移。教师讲解语法不一定非得把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都讲全讲细，相反要尽可能用简洁清楚的语言，使学生容易理解、消化、记忆和运用。语法讲解应该用学习者的母语，有些人反对英语教学中使用汉语，笔者却认为用汉语给学生讲授语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语法与词汇揉和法
把语法与词汇揉和在一起，学习语法以动词为纲。张道真（1995）说：“有人把语法比作树干，词汇可说是枝叶。根深叶茂才能长成大树。”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到语法和词汇密不可分。可以说几乎每个词汇中都有语法问题，语法体现在整个词汇之中。因此不要把语法作为一种孤立的知识来传授，孤立学习语法不可能真正掌握语法。干巴巴的讲语法不会激起学生学习兴趣，语法要在活生生的语言中体现才能富于时代气息，语法和词汇是血肉关系。
（三）创造情境教学，提高语篇情景意识
教师在英语语法教学中应坚持“优化而不是淡化语法教学”的原则。目前较为广泛应用的两类语法课堂教学模式是演绎语法教学模式和归纳法语法模式。除此之外，还应创设趣味性强、贴近学生生活、适合目标语的语境，让学生在语境中探索语法规律，运用语法规则，内化语法知识，真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情景教学法还意味着教师应为学生学习语法创造语篇情景。教师应当在语篇层面进行语法教学，帮助学生树立单句是语篇有机组成部分的观念，培养学生把单句放入语篇中来选用适合语境的语法形式的意识，并引导学生关注语境如何决定语言形式的选择。
四、对今后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思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本研究中出现的语法错误大多是汉语负迁移导致，这种错误如果不经过教师的指引和一些教学策略的帮助，学生很难通过自己改正这些错误。本研究使笔者得到以下启示：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首先让学生认识到存在于英语语法和汉语语法之间的不同点，意识到汉语对英语学习所存在的干扰，并努力找出解决办法来消除和避免因汉语负迁移所导致的英语语法错误。
参考文献
［1］甘利. 母语负迁移问题与英语语法教学[J]. 山东外语教学，2004（4）：28-30.
［2］王蔷. 英语教学法教程，A Cours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 [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4］黄和斌. 认知试英语语法教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关键词】动词；配价
“配价”这一语法概念借自化学。化学中提出“价”的概念为的是说明在分子结构中各元素原子数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取氢原子为一价，某种元素的一个原子能和多少个氢原子相化合，或者能置换多少个氢原子，那么该元素就是多少价。1953年，法国语法学家特斯尼耶尔在《结构句法概要》一书中首次将配价概念引入语法学，并在《结构句法基础》中做了进一步阐发。1978年熙先生在《“的”字结构与判断句》一文中运用配价理论分析“的”字结构中的中心语和修饰成分间的潜在关系，率先将这一理论方法引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指出“只能跟一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的动词叫一向动词”，“能够跟两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的动词叫双向动词”，“能够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的动词叫三向动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关于 “VP的”结构歧义指数理论，总结出了公式P=n-m，P指的是“VP的”能不能指称事物，会不会有歧义，n代表V的配价数，m代表在 “VP的”里出现的V的配价成分的数目。
此后配价语法越来越受到我国语法学界的重视，汉语配价语法的研究也日益广泛深入，各种有关配价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特别是在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本文即是运用动词配价理论来分析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中动词配价情况，把文章中的动词分类为一价动词、二价动词、三价动词以及共价进行分析。
一、一价动词
一价动词只能关联一个从属成分。《项羽本纪》中的一价动词例子如：①籍大喜；②士卒恐；③大司马怒；④左右皆泣；⑤嘉死，军降。
以上的例子中，一个动词只能支配一个名词，所以它们是一价动词。①②③的动词“喜”、“恐”、“怒”都是心理动词。它们的施事格分别是“籍”、“士卒”、“大司马”，在语义上隐含了一个受事格，即“什么”，但它们在句法上都是没有实现的，所以这些动词应看做是一价动词。④⑤动词“泣”、“死”、“降”都是只有一个主语，只支配一个名词，所以也是一价动词。
二、二价和准二价动词
（一）二价动词
二价动词只能关联两个从属成分，其中一个是施事或主题，另一个是处所或受事或结果。《项羽本纪》中二价动词的例子如：①项梁杀人；②士卒食芋椒；③楚骑追汉王；④臣活之；⑤沛公军霸上；⑥沛公欲王关中；⑦是时桓楚王在泽中；⑧沛公安在？
①②③动词“杀”、“食”、“追” 语义中包含了施事和受事，即 “谁杀了谁？”、“谁吃了什么？”、“谁追谁？”。动词后面必须跟一个宾语成分才能构成一个自足的句法结构，不能说“项梁杀”、“士卒食”、“ 楚骑追”，这几个动词能直接关涉两个名词成分，因此是二价动词。动词的宾语也可以是代词，如④，-“活”是使动用法，有致使义，所以它可以带受事，意思是“使之活”，“活”的施事是“臣”，受事是“之”，即“项伯”。
⑤⑥两个动词“军”、“王”是名词做动词，⑦“在”是一个存现动词，它们强调的都是“在某处所”。施事格是“沛公”、“沛公”、“ 桓楚王”，这里的处所格“霸上”、“关中”、“泽中”都是句法结构中一个不可省略的部分，它通过语义上受事化和语法上的述题化而化作宾语，同样是动词直接关涉的名词性成分。
比较特殊的是⑧，是“名词+名词+动词”的结构。它是宾语前置句，还原为正常语序为“沛公在安？”。动词“在”的施事格是“沛公”， 而“安”做宾语表处所。
（二）准二价动词
现代汉语中有一类动词，它要求两个名词性成分与它发生强制性的句法联系，并且当这两个名词性成分与之共现时，其中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用介词来引导，这样的动词配价层级体系称之为准二价动词。古代汉语中也有这样的情况。《项羽本纪》中的准二价动词，如：①楚兵已破于定陶；②今卒困于此；③楚起于彭城。
这几个句子都是名+动+介+名的框架。句首的名词性成分“楚兵”、“卒”、“楚”是施事格，由介词“于”引导的名词性成分“定陶”、“此”、“彭城”是处所格，是自足的句法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动词“破”、“困”、“起”直接关涉这两个名词性成分。
三、三价动词
（一）三价动词
《项羽本纪》中的三价动词不多，从语义上看，大多表示教授、赏赐和给予的意义，它能关联施事、与事和受事三个语义格，受事和与事以双宾格的形式出现在动词之后，形成施事+动词+与事+受事这种结构。如：①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②项王曰：“赐之彘肩”；③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
（1）中涉及三个要素：教授者（A）〔项梁〕，被教者（D）〔籍〕，所教之物（P）〔兵法〕。这三个动词都是“教”这个动词直接关涉的名词性成分，所以“教”是三价动词。
（2）中涉及三个要素：赐予者（A）〔项王〕，被赐者（D）〔之，即樊哙〕，所教之物（P）〔彘肩〕。“赐”动词强调A使D获得了P，A和P之间有所属关系，所以A的赐予意义和P的获得意义是很明显的，表明了A和D的领属关系。
（3）中“遗”所支配的三个名词：张良（A），项王（D），书（P）。“遗”有给予的意义，施事A使与事D获得受事P，动词“遗”所表示的动作是有偏向的，是施事针对与事发出的动作，与事被动的接受和参与。
（二）准三价动词
还有一种三价动词的一个配价项一定要借助介词的引入，我们称之为准三价动词，框架结构为：施事+动词+受事+介词（于）+处所。《项羽本纪》中的例子有：①项梁自号为武信君，大破秦军于东阿；②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得复见将军于此；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
准三价动词“破”关联三个必有补足语，这三个必有从属成分分别是：施事〔项梁〕，受事〔秦军〕，处所〔东阿〕。处所“东阿”既表示谓语动词“破”所表示的动作发生的地点，也表示受事格“秦军”的处所。“王”是名词做动词，关联“项羽”、“故王”及由介词“于”引导的“丑地”三个名词性成分。
四、共价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句子中，某一个配价成分只与一个动词相关联。但也有一个配价成分同属于多个动词的情况，根据这个配价成分在句子中充当的角色是否一样，又可以分为同格共价和兼格共价。
（1）同格共价：一个配价成分同属于多个动词，对于这几个动词，这个配价成分的角色是一样的。如：①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②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③名词“秦始皇帝”对于动词“游”、“渡”来说都是施事格；④中名词性成分 “我”对于动词“怜”、“王”来说都是受事格。
（2）兼格共价：一个配价成分同属于多个动词，对于这几个动词，这个配价成分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如：①梁召籍入；②乃使宋义使于齐。
论文摘要：本文从语法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在语音、词汇、句法结构各层面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旨在承认其合理性和实用性。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它几乎渗透到世界各地和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语言生活，一种新的语言现象—网络语言出现了。以电子邮件、bbs、网上论坛、虚拟社区、聊天室、icq、网络游戏、短消息为主要载体，通过对一些汉语和英语词汇进行改造，对文字、图片、符号等随意链接和镶嵌，网民们创造出了大量的汉字、数字、英文字母混杂组合的新词汇，催生出了现代汉语的一种变异形式。本文拟从语法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进行探讨。
1语音特征
谐音法的广泛使用是网络语言的一个重要的语音特征。在网络交际中，人们为了达到追求时尚、诙谐有趣、尽量满足读者的阅读的目的，需要利用一种快速便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谐音法成为最佳的选择。其特点是利用汉语、英语或一些数字同一读音往往有多个不同形义的特点，采取声东击西，偷梁换柱的手法，假借此字之声音、而指彼字之形义，从而达到面底相扣之目的。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英语也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所追捧的时尚，用同音字母代表一个单词或字母组合乃至句子更显其与众不同，应用洋泾浜英语更能表达自己的幽默风趣。具体表现有数字谐音，如886—拜拜了，9494—就是就是。汉语谐音，如菌男—俊男，斑竹—版主。英语谐音，如b-be/bee,c-see，爱老虎油—i love you，伊妹儿—email。
2词汇特征
与语音、句法结构相比，词汇的变化更为突出。由于网络的普及，作为一种非正式文体，网络语言在构词法方面有其独特的方式。它偏爱使用缩写词、俚语等非正式词汇，甚至还随机杜撰某些词语，因此具有明显的随意性特征。因为网络的使用是以时间为收费基准的，这就要求网络交际必须快捷高效。在此语境下，英汉两种语言兼收并用，大量使用简写词和各种缩略词便成为网络语言不断产生的最重要的特征。另外，转换法也被广泛使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量使用缩略词。戴炜栋认为，一个词可以由一个词或短语减缩而成，这种构词法称为缩略法。而利用一个短语中的各个词的首字母构成的缩略语叫首字母缩略词。在网络语言中，缩略语的来源主要是以公认的汉语拼音或英语首字母缩写而成，或用数字代替字母缩合而成词。如：bt（变态），plmm（漂亮美眉），mm（妹妹），pk(player kill）。
（2）大量运用表情符号。现代人的思想意识有别于以往，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其具有追新、追奇、追时尚的心理。由于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人与人之间还不能够实现面对面的交谈，所以一些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的组合就被用来表达喜怒哀乐等等情感和标新立异的手段。网络语言巧妙地将这些交际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转化成用各种数字和符号组成的表情符号，使看似冷冰冰没有直接的感情交流的键盘交际变得充满人情味和生动有趣，也充满了刺激。由于这些符号的组合形象生动，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以在约定俗成以后，发展成为了网络语言中一个重要的补充体系。例如:表示肢体语言的符号有（∧）挤眉弄眼，(@@)童心未泯，等等。表示言语行为的符号有（//sigh）叹气的动作、(//grin)咧嘴笑。在一个词前面加上“//”，就把该词变成了一种言语行为。
（3）大量使用旧词新义词。吕叔湘、陈原先生曾明确地指出：新词新语既包括不久之前产生，其含义、色彩和表现形式都给人们以新颖感的那种词语，也包括旧有词语的新义项、新用法。旧词新义词流行固然鱼龙混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或许也是对传统语言规范中那些束缚人们语言发展的某些语言形式的一种反叛。据此，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网民们乐意使用这样的一些词汇。如恐龙（丑女人）、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稀饭（喜欢）等。超女大赛中出现的“玉米”、“盒饭”、“凉粉”，这无不说明旧词新义词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
3句法特征
网络语言是使用因特网技术发展下人际交流的产物,是规范语言的变体。因为在虚拟的世界中进行交流和沟通,必然导致网络语言的随意性。网民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不仅将汉字中的词语信手拈来，随意改造，或是与一些英文字母和网络符号交织在一起，不仅形成一种新词表新意或旧词表新意的新词汇，而且还随意改变汉语固有的句法结构，以使交际更简便、更省时、更省力。虽然这与语法规范相悖，但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却适应了当今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需求，它们是有生命力的。从句法的角度，网络语言主要具有非正式性和经济性特征。
（1）中、英语码混用。根据格赖斯的“合作原则”，要使交际顺利进行，说话者角色的转换（话轮）应遵从方式准则（maxim ofmanner）,即避免模糊，避免歧义，简明，有序。但在实际的网络交往中，其话语的形式和话语的输出量却违背了这种准则，其目的就是为了放纵情怀，发泄情感。这种独特的方式，能充分地表现出网友们的思想活跃、崇尚创新、追逐时尚、不拘传统的个性。例如：①i服了u(我服了你)。②我query（查询）一下你,你果然不在线上。
（2）大量使用口语体的句子。网民们为了提高交流速度，很少运用长句子、复杂句子，而使用口语化的句子。口语化句子的特点是短句多，省略句多，句子结构比较松散，常出现某些不同于一般句法规则的说法，给人以自由随意的感觉。例如：①a:can i inviteu 2 dance?b:with pleasure.②u r not right.③“我走先（我先走）？”
4结语
网络语言是在特定的人物，场合，时间，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下的产物。网络语言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自身的鲜明特点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方言。它在语音，词汇，以及句子结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已被广大的网民所接受，虽然世人对其褒贬不一，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上网用户的日益增加，它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参考文献
关键词：术语要旨，生成句法，传统语法，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N04；H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1-0052-05
引 言
自从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Chomsky）创立转换生成语言学以来 [1-2]，这一学派已在美国本土俨然已成一枝独秀，以至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主流。在美国语言学界，研习语言学不可不知晓生成语言学，甚至像雷可夫（Lakoff）、兰噶克（Langacker）这样有影响的认知语言学的领军人物都是从生成语言学的阵营里走出来的。生成主义语言学所使用的一些形式表达手段诸如树形图（tree diagram）与框式图（bracketing label），在很多没有偏见的传统语言学著作中也经常用到。2010年8月，随着这个学派的创始人诺姆·乔姆斯基先生首次访问北京大学并接受名誉博士头衔，中国大陆语言学界对于这一学派的认识与认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有自己的一套术语体系。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子学科，生成句法学是对句子结构的科学研究[3]，同样有一套成熟的术语。对术语要旨的解读往往反映出对生成句法某些基本观点的认识。所谓生成句法，简单来讲，认为句法具有生成性，将语法（句法）看成一套生成无限句子的有限规则系统[2]，非经验主义和形式化的手段是其首要标志。“生成”的含义也可理解为“简明”。一般认为，生成句法学从创立至今，先后经历了古典理论、标准理论、扩充的标准理论、修正的扩充标准理论、管辖与约束理论、最简方案等几个发展阶段。
在我国，生成句法的引介是近二十几年的事情，对生成句法尚不熟悉或者不甚了解的人最害怕的是术语方面的问题。由于不了解术语的内涵与外延，与之相关的论题也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出现理解与运用上严重偏离生成句法基本精神的情况。术语如此重要，以至有术语学专家指出，“在应用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还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够像术语学这样引起如此众多的其他学科专家的注目和关切。……术语是人类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4]。鉴于此，本文将从生成句法中某些术语的基本解读及其与传统语法术语的对应关系入手，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实例，说明如何从把握术语的内涵与外延出发，将当代句法理论与传统语法观念联系起来，以抓住生成句法的要旨。同时，文章也将结合汉语事实以及汉语学界的相关讨论，希望给尚不熟悉生成句法术语或者正步入生成句法研究的读者提供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 COMP：到底标示什么
COMP的全称是complementizer，从其构成要素可以看出，这个术语跟complement相关。complement一词，传统上译为“补语”或“补足语”，过去一般的认识是这个词的内涵大致就相当于动词后面的宾语。在生成句法的中阶理论（Xbar theory）框架下（参见Chomsky 1970年及后来的研究）[5]，complement所占据的位置就是与动词直接相邻的姊妹节点（sister node），如（1）所示（C代表补足语）。
（1） […[VP V-C]]
COMP最初就是用以标示某些动词之后所带的地位跟补足语相当的句子，所以，这一术语起初被译为“标补语词”。这是COMP的经典内涵。乔姆斯基[5]采纳布列斯南（Bresnan）[6]的做法，认为一个小句（S’）包括一个标补语词（COMP）和一个命题部分（proposition）S，即S’=COMP + S①。COMP后来也扩展到标示主句和整个句子[7]。
对于汉语是否存在标补语词以及标补语词是什么，语言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提出，汉语中像“呢”“吗”“吧”之类的词，可以看作标句词[8]，因为它们标示句子类型②，请比较下面（2）～（4）的a句与b句，其中a句是一般的陈述句，b句则由于“呢”的作用转化成疑问句。
（2） a. 小明得奖了。
b. 小明得奖了呢？
（3） a. 他打算去美国。
b. 他打算去美国吗？
（4） a. 客人都走了。
b. 客人都走了吧？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汉语中的标句词是“道”，如（5）[9]，而徐杰在考察了汉语与英语在标句词上的共性与差异后则指出，古汉语中居于主谓之间的“之”是汉语的标句词，如（6）～（8）③。
（5） 培根写道：“知识就是力量。”
（6）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论语》）
（7） 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孟子》）
（8） 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史记》）
从术语学的角度讲，COMP译作“标句词”是比较可取的做法。学者的分歧只是在于汉语中跟这一术语对应的成分是什么。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给出汉语中的相应成分与英语中的标句词在分布上的共同性。这方面的问题交由语言本体研究去完成，术语学研究则需要规范COMP的中文名称，而这一规范要满足术语规范的一般原则：准确性、单义性、系统性、语言的正确性、简明性、理据性、稳定性、能产性[4]。“标句词”作为对COMP的汉语翻译，抓住了这一术语的内涵，因而成为汉语学界的共识性称说。“标句词”顾名思义就是标示句子类型④，尽管如前所言，其外延经过了两次扩展。汉语学界一般读者在把握COMP这一术语时，应该首先了解其产生因由，再搞清楚其外延扩展的动因，最后反观汉语与这一术语最切近的成分是什么。这对于准确把握这一术语的内涵以及对汉语事实的认识大有裨益。
二 SIVP 假说与词组本位
再有一种情况，生成句法的术语与传统汉语语法研究所使用的术语表面上“各起炉灶”，即两种语法理论在讨论某个问题时各自使用自己独创的术语，实则“殊途同归”。生成句法中新出现的这类术语虽是传统语法所没有的，但细细考校之下，可以找出两者间的“异曲同工”之处。这方面的一个经典实例可举SubjectInternal VP Hypothesis（简称SI VP假说）的翻译为个案⑤。
这一术语提出的最初一个动因是为了解决某些语言如爱尔兰语的语序表面上呈现的奇怪现象，这不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不予赘述。提出这一假说，并动用这一术语的另一个原因跟结构中名词短语的题元角色指派有关。下面透过一个实例予以简单说明。在（9）a中，“老李”实际上跟动词短语“买老酒”有题元上的关系，其初始位置如（9）b所示，只是在表层提升到“会”之前。毋宁说，“主语”源于动词短语之中，所以，也有学者将这一术语译为“主语内建”假说⑥。
（9） a.老李会买老酒。
b.[ 会[VP老李[V’买老酒]]]
我们知道，词组（短语）只是备用单位，而句子是实际运用的交际单位。就汉语而言，句子的构造原则与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与英语中“词词组子句（clause）句子（sentence）”呈现一种组成关系（composition）不同，汉语的“词”与“词组”之间是一种组成关系，而“词组”与“句子”之间则是一种实现关系（realization），这就是熙[10]研究语法时所持的基本理念，现在一般称之为“词组本位”。如果将“词组本位”与“SIVP”假说加以对照分析，会发现两者竟然惊人地有“异曲同工之妙”。前面提到，“SIVP”假说的提出有两个方面的动因：一是解释某些语言中表面上比较怪的语序，二是解释名词短语的题元角色的指派问题，最终在于搞明白主语源自哪里。“词组本位”则主张，要搞清楚句子的结构，只需要先弄清词组的结构；词组的结构清楚之后，句子的结构也就清楚了。原因很简单，词组与句子之间是一种“实现关系”。撇开具体动因不论，“SIVP”假说与“词组本位”都主张词组在句法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生成句法将句子看作一种短语是有其理据的。
尽管所使用的术语不同，出发点也可能不同，但两种观念的本质却有相通之处。带着这样的眼光看问题，生成句法学理论中的这个深奥的术语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在科学史上不乏实例，不同的科学家往往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彼此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出惊人一致的结论。
三 MP：“最简方案”还是“微言主义”？
生成句法的最新发展是所谓的“Minimalist Program”（简称MP）[11]，这一术语在汉语学界的翻译有一些不同认识，当前中国大陆比较通行的翻译是“最简方案”，徐烈炯的著作《生成语法理论：从标准理论到最简方案》就采用这一译法。之所以称为“最简方案”，主要是因为它还不是一种新的理论，而只是在对以前理论的基础上经过重新思考而提出的一种“方案”，“生成”的基本意义就是“简明”，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生成句法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MP并非新鲜的理论。
MP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方法上的经济，主要研究语言学理论方法论的问题，所关心的是能否建构更简单、更自然的语法学体系；二是实体上的经济，所关心的是语言本质的问题[8，12]。MP与西方哲学界的奥卡姆剃刀（Occarm Razor）原则的本质是一致的，与《老子》的“大道至简”的基本精神并无二致。所谓“大道至简”，是说大道理（指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是极其简单的，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可以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大道至简”意味着“少而精”，必须再整合创新，跳出原来的框框，去粗取精，抓住要害和根本，挥动奥卡姆剃刀，剔除那些无效的、可有可无的、非本质的东西，融合成少而精的东西。MP的一个基本考虑就是将以前生成句法学中不合理的规则剔除，达到“简明的”目的。自然科学中的著名实例也显示了复杂的现象可以给予简明解释的道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著名的公式“E=mc2”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对于MP的翻译，中国大陆的主流翻译是“最简方案”。但是，已有学者指出这样的翻译不符合MP的本意。“最简方案”是一个静态的称说，这与生成句法不断追求简明解释的精神不相吻合。相对而言，“极简主义”似乎要胜一筹。蔡维天⑥ 将MP译作“微言主义”，徐杰最近指出，MP的精当翻译应该是“求简主义”⑦。综合考量MP与“大道至简”的实质内涵，若是静态地看待这一术语，比较可取的翻译不妨选择“微言主义”或“极简主义”；若是着眼于动态发展，这一术语不妨译作“求简主义”。
四 结 语
生成句法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就我国语言学界而言，对生成句法的引介与运用却是晚近的事情，而且基本上限于外语学界。由于专业背景的原因，外语出身的学者多将目光投向外语领域，而对汉语的关注很不够。即便是有些外语学界的学者尝试将研究视点转向汉语，但是因对汉语传统语法的了解有限，往往有点“隔靴挠痒”。 相较而言，汉语学界的学者对汉语研究比较熟悉，而由于外语水平所限往往跟不上国外理论的最新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境外或国外的一部分既精通生成句法又熟悉汉语传统语法的研究者就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对生成句法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起着典范效用。我们一方面承认汉语作为一种自然语言有着人类语言的共通性，遵循着人类语言的一般原则；同时，汉语作为一种具体语言有着自己的特性。这样，当生成句法理论与汉语事实相遇时，必然会出现“理论”与“事实”有所龃龉的现象，本土化问题自然存在。从本文阐释的三个术语及其与汉语传统语法的内在联系来看，生成句法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生成句法理论不能是让人望而却步的深奥学问，只要结合汉语事实，在研究中慢慢消化吸收，不仅能够理解其理论精髓，把握其要旨，运用其来研究汉语，而且还能在研究中发展完善修正生成句法理论自身存在的某些不足。“理论”与“事实”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语言学理论来自语言事实，同时又对语言事实的发掘起着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语言事实会促进理论的产生与完善。
本文的写作动机是在与邓思颖教授、徐杰教授和蔡维天教授个人交流的启发下形成的。这三位教授是当今生成句法学界年轻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们都认为生成句法学理论在向中国（尤其是大陆）语言学界推介过程中应该注意本土化的问题。邓思颖教授（2010）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出了生成语法的本土化问题。受此启发，写成此文。
注 释
① 标补语词假说（COMP Hypothesis）是Bresnan（1972）[10]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来的，最初是指下列句子中粗体成分，有的是单一成分，如“that”，有的是两个不连续的成分，如“for…to”和“’s…ing”。
（i） It may distress John for Mary to see his relatives.
（ii） It may distress John that Mary sees his relatives.
（iii） Mary’s seeing his relatives may distress John.
鉴于COMP内涵与外延的变化，语言学界对这一术语的翻译也从原来的“标补语词”变成“标句词”。
② 邓思颖（2010）修正了他原来（2003）的观点，认为“呢”等词处于比标补语词位置更高的位置，是一个功能性语类。Huang et al（2009）主张将“呢”之类的词看作句子分类词，详细讨论请参阅该书第一章1.2小节内容。
③ 徐杰在第二届汉语语法南粤论坛上提出了这一看法。但他本人对这一的问题的看法最近有所改变，认为汉语属于没有标句词的语言。参见“励耘语言学讲座”，第一讲，2012年11月17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④ 根据已有研究，句子当中应该有两个功能语类：一个是引导内嵌句的，就是一般所说的“标句词”（简称C），另一个是标明句子类型的，称为句类词（clausetypers，简称CT）。英语中的that等标句词应该是C与CT合并的结果，参阅Huang et al （2009）第一章1.2小节内容。
⑤ 这一假说也可以称为“主语衍生于谓语内部假说”（Predicate Internal Subject Hypothesis）。在“走向当代前沿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纪念熙教授诞辰90周年和庆祝陆俭明教授从教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17—18日，北京大学）上，沈家煊教授做学术演讲时，哈佛大学黄正德教授无意间提到熙先生的词组本位与主语衍生于动词短语内部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一观点使笔者更有理由相信生成句法中的很多陌生术语都可以与汉语的传统语法表述接榫。
⑥ 参见蔡维天在“中国全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发言“科学方法与微言主义”，2010年7月18日，天津：南开大学。
⑦ 参见“励耘语言学讲座”，第二讲，2012年11月18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参 考 文 献
[1] Chomsky Noam. 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J]. IR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1956， 2 （3）： 113-124.
[2] Chomsky Noam. Syntactic Structures[M]. Paris ：The Hague， 1957.
[3] Carnie Andrew. Modern Syntax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3.
[4] 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1-3.
[5] Chomsky Noam.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M].Waltham （Mass.）： Ginn， 1970：184-221.
[6] Bresnan Joan Wanda. Theory of Complementation in English Syntax [D]. MIT Ph D Disser，1972： 9.
[7] Carnie Andrew. Syntax： A Generative Introduction [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7.
[8] 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4-59.
[9] 刘丹青.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从“说道”的“道”说起[C]//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语文》编辑部，商务印书馆，2004：110-119.
[10] 熙.语法问题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8-79.
关键词：汉语颜色词 研究现状 词性 标准
颜色词是现代汉语中颇具特色的一类词，词汇量非常丰富。近来，虽然对颜色词的研究者甚众，但涉及词性问题的并不多。
一、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研究现状
（一）颜色词的文化研究
较早从文化角度对颜色词进行研究的有：徐朝华的《析“青”作为颜色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杨星荧的《色彩词和色彩描写》（广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5期）。
最近研究者甚众，具体有辛亚宁的《从“这个歌星很白”看颜色词的对外汉语教学》（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4月），顾海芳的《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分析——关于对青、白、赤、黑的说解》（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吴戈的《汉语颜色词语构、语义文化简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8卷第l期），李春玲的《汉语中红色词族的文化蕴含及其成因》（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安俊丽的《黄色彩对汉语词汇的文化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第5期），陈良煜的《历代尚色心态的变异与汉语构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于逢春的《论汉语颜色词的人文性特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吴开秀的《谈汉语颜色词的语义功能》（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第2期），黄芳的《颜色词黑与白的文化涵义》（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23期），刘群的《颜色词红黑白的联想意义及其反义关系》（襄樊学院学报第4期2003年7月），田伏礼的《颜色词与文化》（丹东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总第80期）。
（二）颜色词的词汇研究
对颜色词从词汇角度进行研究的既有专著也有单篇论文，较早的有：伍铁平的《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张清常的《汉语的颜色词大纲》（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张旺熹的《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初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3）），姚小平的《基本颜色词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l）），符淮青的《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上）》（语文研究1988年第3期）、《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下）》（语文研究1989年第l期），从个案入手，专章阐述了对“红”色词群的认识；刘云泉勾勒出了“汉语基本颜色词的发展”框架，刘钧杰的《颜色词的构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2））；梅家驹的《同义词林》、章银泉的《色彩描写词典》等则侧重于对颜色词语料的整理、归类。
近来，又有黄友、陈波的《“彩色”的语义指向及与其他颜色词的语义关系——由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例引发的思考》（襄樊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曹有鹏的《词义的模糊性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l期），叶军的《关于建设现代汉语颜色词属性库的构想》（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6月）、《浅论现代汉语基本色彩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3）），李红印的《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6期），潘峰的《谈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范畴》（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7月），李红印的《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5月第2期）和《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1日第1版），潘峰的《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超常组合》（《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5期）。
（三）颜色词的修辞研究
早期陈望道、陈原在其著作中有所论述，后阮显志有《颜色词及其修辞作用》（《语言学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
近来，有衣玉敏《“黑”的“颜”外之意》（修辞学习2003年第6期），[韩]金福年《不同性别表达者选用汉语颜色词的差异》（修辞学习2004年第1期），周延云《汉语色彩词的言语义初探》（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李孝国《说“乌龙”》（语言新观察2002年第8期）。
（四）颜色词考释
从汉语史角度进行探讨的有：宋金兰《“黑”名源考》（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潘峰《时期汉语颜色词汇的特征》（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3月），吴东平《古汉语颜色词当议》（孝感学院学报2003年9月），[法]麦里筱《汉语颜色类词的产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61期），孙丽艳《浅谈汉语中“黄色”一词的古今词义变迁》（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2年第12期），陈建初《试论汉语颜色词（赤义类）的同源分化》（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3期总第40期）。
（五）颜色词的语法研究
对颜色词语法方面的研究多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如：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王洪君《“逆序定中”辨析》（汉语学习1999年第2期），李燕《汉语基本颜色词之认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月），陈家旭、秦蕾《汉语基本颜色的范畴化及隐喻化认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高永奇《现代汉语基木颜色词组合情况考察》（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l月第l期），王依平的硕士论文《现代汉语颜色词的认知研究》（黑龙江大学，2010年4月）。
可见，关于颜色词文化研究、词汇研究的较多，涉及词性问题的除了李红印《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5月第2期）是词汇学研究外，语法学方面的研究未见。
二、颜色词的词性问题
（一）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是“指使用频率较高、由一个语素成词、表示确切色彩的词语。如单音节词语：红、橙、黄、绿、青、蓝、紫、棕、黑、白、灰、粉。”[1]又“‘红、黄、白、黑、绿、蓝、紫、灰’等8个稳定而能产的基本颜色词。我们把这8个基本颜色词称为‘辨色词’”。[2]
（二）颜色词词性问题
李红印认为：“‘红、黄、黑、白’等颜色词词性标注和释义之间的纠葛源于其自身性质未被准确认识。从色彩认知角度看，‘红、黄、黑、白’等颜色词是汉民族辨色阶段的产物，它们首先是分辨、指称某类色彩，随后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开始更多地用于表达某一事物所具有的色彩属性。因此，‘红、黄、黑、白’这类颜色词实际上是‘身兼二职’，一方面分辨、指称某类色彩，另一方面表示事物的色彩属性，如‘红’原本是分辨、指称红这种色彩（例：这种红不好看），后又表示事物的红的属性（例：红花；红裙子）。前者就是所谓名词性用法，后者就是所谓形容词用法。”
实际上，关于词性问题，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3]早有论述：
1.划分词类的根据
“实际上根据词的意义来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因为表示同类概念的词，语法性质不一定相同。……‘红’是形容词，而‘红色’是名词。……因此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
“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这个词在句法结构里的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举例来说，形容词的功能有：
a.前加‘很’。
b.后加‘的’。
c.后加‘了’。
d.作谓语。
e.作定语。
很明显，凭借形容词的语法功能，我们可以把它跟别的词类区别开来。举例来说，名词不具备a，c，d几项，动词不具备a，e等项，同时，名词、动词的语法功能里也有一些是形容词所没有的。我们给汉语的词分类，根据的就是这些功能上的异同。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37-38页）“兼类问题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38-39页）
2.名词的语法特点：“（1）可以受数量词修饰，……（2）不受副词修饰。”（41页）
3.“数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名词。”（51页）
4.“我们用来划分动词和形容词的标准有以下两项：
（1）前边能不能加‘很’；
（2）后边能不能带宾语。
根据这样的划类标准，我们可以把形容词和动词分别定义为：
（1）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
（2）凡不受‘很’修饰或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动词。（55页）
5.“我们把副词定义为只能充任状语的虚词。”（192页）
6.“状语是谓词性成分的修饰语。”（151页）
7.“谓词主要功能是作谓语，同时也能作主语和宾语。”（40页）“谓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两类。”（55页）
上述是熙先生的主要论述，他认为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是形容词。这里能基本解决颜色词词性问题，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在确定划分词类的根据时，朱先生有前后矛盾之处：“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37-38页）“兼类问题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38-39页）既然“不能根据意义”，也就不能有所谓兼类问题。
2.在确定词性时，使用了循环定义。名词的语法特点：“（1）可以受数量词修饰，……（2）不受副词修饰”（41页），“数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名词”。（51页）
3.词性标准封闭，对一些现象不能解释。例：这种红不好看。按朱先生的标准，此例中‘红’是名词。又如：引起批评的原因主要是电视剧的内容“太下流太黄色”。（《北京晚报》2001年1月17日）同样，这里“黄色”则成了形容词。
因此，为了较好地解决颜色词词性问题，我们认为谭景春的观点和做法是可取的：“上文建立的三条原则虽然能够解决词类转变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不可能解决词类转变中的所有问题。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开放式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再补充新的原则。”[4]
的确，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发展，词语的词义和功能不可能一成不变。划分词类的依据和确定词性的标准也应该具有开放性。
注释：
[1]高永奇：《现代汉语基木颜色词组合情况考察》，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l期。
[2]李红印：《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2期。
[3]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192页。
关键词：母语干扰；中国式英语；基本技能的影响
把英语当作外语学习的语言习得者在英语学习中，都会受到母语的干扰。汉语与英语分处汉藏、印欧两大语系，差异多、相似处少。中国的英语习得者是在汉语语境下学习，母语的影响根深蒂固，汉语母语在英语习得中的作用常表现出有害转移，导致学习者的思维定式，势必影响到英语的掌握与运用，虽然并非是有意识地套用汉语规则和习惯，但汉语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他们在使用英语时不可避免地用汉语去思维，然后通过逐字翻译(1iteraltranslation)，将意思表达出来，产生了不合英语习惯的中国式英语。而师范类专科学校的学生由于受到生源质量，初中起点学生英语基础差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在英语习得过程中不能很好的克服汉语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语音层面、词汇层面、句法层面、篇章层面常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笔者从事英语精读教学多年，中国式英语是制约学生英语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体现在学生英语学习的各个方面，对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影响巨大。
一、中国式英语对学生的发音的影响
英语音标中的有些读音是汉语拼音中完全没有的，有些则与汉语拼音中的某些读音相似但又不相同，这都造成中国人在发音时的困难。对高师教学来说，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师资力量较弱，学生们甚至对英语48个音素的发音部位和要点都掌握不准确，纠正起来很不容易。且汉语是一种音调语言(tonelanguage)。汉字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及轻声五种声调，而英语则是一种重音语言(stresslanguage)，英语单词有重读音节、非重读音节和次重读音节，句式上有降调、升调和平调的读法。再加上汉语地区方言的差异，学生很难完全地掌握，自如地使用连读、弱化、同化及不完全爆破等发音技巧。学生中常常出现的发音问题有：[s]，[m]这些词尾清辅音常常被重读，甚至被少数学生读成汉语中的重读辅音[s]，[m]，令人愕然。在句子、篇章朗读时，缺乏升降调，[e]，[ei]混淆不清的情况更是习以为常。中国式英语对学生准确掌握词汇及提高听力水平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二、中国式英语对词汇搭配的影响
词汇的搭配是指词与词之间的一种横向联系，从语言学理论上来说，词的同现关系可以用选择限制来加以说明，因此在对两种语言中某一对具体的对应词进行搭配对比时，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两个词进行语义描述来分析它们搭配范围的异同。而高师学生由于英语基础差，学习方法不到位等原因，在词汇的搭配上常犯三种错误。
(一)词汇的乱用
以写作为例，笔者常在学生的作文中发现许多怪词或与文章体裁极不相配的词汇，如在一般性的叙述文中出现极其正式的单词，在正式文体中又出现了只用于口语的词汇，究其原因是受汉语的思维影响。学生学习词汇时，只是简单记下其汉语词义，不会注意其英文解释，更不会用英文思维方式将其与同义词进行比较，也常出现同义词混用的情况。若写作时碰到不会的单词，甚至会直接用电子汉英词典找一个完事，也不会去到英语字典中去检验，所以他们的作文令人啼笑皆非。
(二)多重含义词汇的错搭
高师学生经常会忽略多重含义词汇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搭配，词汇量掌握的不少，但对该词的语义却只知其一，不知起二，因此能表达、交流的话语就不多。如在碰到“Theapplepieismadebymyself，evenmymothercannotmatchhersagainstit，”这句话时，许多学生想当然地认为“match''''’是“搭配”的意思，却不知道它还有“使某物和他物竞争或较量”的含义。
(三)英语中虚词的搭配差异
汉语中没有冠词，因此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冠词总是很难把握。Hearrivedatthestationfiveminutesago，他五分钟之前到了车站。英语中的不及物动词常与固定的介词搭配，汉语中却没有这种现象。Thoughtheylacktheofficialsupport，theycontinuetheirstruggle，他们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但仍继续奋斗。汉语中的连词“虽然……但是”缺一不可，而英语中决不可以在though的后面出现but。学生根深蒂固的汉语思维影响使学生在语法学习中错误百出，进而影响其连词成句，书写篇章。
三、中国式英语对句法的影响
中国式英语对句法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英语中的一些句式，比如说倒装的用法，定语从句的位置，非谓语动词的用法等等。笔者在讲授定语从句时，先从汉语句式一个站在树下的人”导入，“一个站在树下的”是汉语语法中的定语，这个很好理解，但是推断到一个站在树下的“amanwhostoodunderthetree”时，“whostoodunderthetree”是“aman”的定语时许多学生便有些疑惑了。在他们的汉语定向思维中，定语是在名词之前的，怎么会放在名词后呢?带着这样的困惑不解去做阅读、写作练习，后果可想而知。其次，中国的英语习得者还喜欢过于频繁地使用反意疑问句，而在英语中它们常带有质问的语气。最后，中国的英语习得者在表达一个较复杂的句子时，常常将介词的宾语与介词拆开。在中国的语法教学中我们是肯定这一现象的，但在英语国家，人们虽不认为这种句式犯有语法错误，但仍不习惯使用，他们称之为“danglingsentences''''’。如：Thesandal—woodchairistheonewhichIliketOsitin。
四、中国式英语对篇章架构的影响
任何一个语段，只要构成一个语义的整体，便可称之为篇章。在不同的语言中，句法结构规律不同，汉语注重“意合”，英语注重“形合”，反映在文章结构上，则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逻辑。中文的布局谋篇精巧复杂，语言旁敲侧击，主旨若隐若现。许多语言学家把中文评价为“诗化的语言”，具有朦胧美。但当高师学生在用英文写作时，大部分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脑海里浮现出优美的中文句子，中文的段落篇章，下笔时将其逐字翻译，丝毫不考虑英文的行文习惯，虽然语法一点不错，词汇搭配也上佳，但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是不知所谓、贻笑大方的。例如：Firstweallknowthesaying“therlseandfallOfthenationistheconcern0feverycitizen”，weshouldd0whatourmotherlandneedsandshouldnotd0whatshedislikes，JustaseverybirdlikesitsownnestsOweshouldloveourcountry，WeareChinese，undoubtedly，WeshouldserveChina，这样的错误在高师学生中为数众多。
中国式英语是英语学习中的一种负迁移现象，是母语的有害转移，对英语学习与英语习得者产生了负面影响，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因此必须尽量避免。高师学生由于教学起点低，英语基础差，在今后的英语教学，技能训练中要注意避免其干扰。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学校语法 句节 助动词 助词
1.学校语法的理论基础和特点
所谓学校语法,是指日本在中小学包括高中语文教育中实施语法教育的教学内容。从学校教育制度上规定在学校教育中实施语法教育始于明治年间。明治维新以前,语法研究主要是解释日本的古典文献。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受汉语语法影响颇深,所研究的内容局限在假名的使用、助词及品词的分类等方面。明治维新以后,西方语言学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语法学的发展,这期间的代表人物有大文彦等,他们开拓了日本语法学的a研究领域。到明治中期,现代口语从文言中分离出来,使日本的语法学分成古典语法和以口语为主的现代语法两大体系。到了昭和中期,以山田孝雄、时枝诚记、桥本进吉为代表,创建了日本语法史上著名的“三大文法”。而以强调“实用”为宗旨的,以桥本进吉语法学说为基础的“学校文法”,一直在学校的语法教育中占主导地位。
桥本进吉与日本的学校教育语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学说奠定了日本学校语法的基础。桥本语法的特点是注重语言的形态,其核心是提出了“句节”的概念,即根据句节将单词分为词、辞两大类,对句子的分析也是基于句节。“句节”是句子可分解的最小单位,是直接构成句子的成分。在桥本语法中,句节具有如下特征:一定的音节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且总是连续地发音即其间没有语音的停顿。构成句节的各音节的语音高低关系是固定的。在实际语言中,句节的前后可以有语音的停顿,且对用于句节头音或尾音的语音有一定的限制。在做品词分类的时候,桥本也把是否可以独立构成句节作为日语中独立词和附属词的根本区别。由于桥本的语法是以形式为中心的,重视外形,以音声为出发点,比较直观和容易理解,后来被口语语法所采纳推广,并最终影响到外国的日语教学。
2.从句节理论分析助动词和助词
2.1对于助动词的再认识
日语是“粘着语”,即在表示概念的词汇后面要附加表示语法关系的词汇才能实际构成句子,这是日语的语言性质所决定的。在学校语法中构成句子的基本单位是句节(“文”)。
如构成句子的“まない”的一个句节,这个句节又由动词“よむ”和助动词“ない”所构成。而在普通语言学中,词才是构成句子的最小单位,所以桥本的划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日语“词”的独立性和语法功能。
铃木重幸在《教育国语》上发表《学校文法批判――关于句节》,批判文部省制定学校文法所依据的桥本进吉文法论。众所周知,学校文法把动词如“よまない”分割成“よま”和“ない”,“よんだ”分割成“よん”和“だ”,并把这些分割出来的成分都看作词。这样“よま”和“よん”都成了“よむ”的词形变化形式。而实际上“よまない”是以肯定否定关系和“よむ”相对立的,“よんだ”是以过去时和非过去时的关系与“よむ”相对立的。按学校文法处理的话,就失去了这种语法意义上的对立,无法把活用形归纳到体系中去。因此,学校文法只能按五十音图整理“よま”“よみ”“よむ”“よめ”“よも”。这些活用形在学校文法中是没有语法意义或功能的,它们只说明后接什么样的助词、助动词。
学校文法的弊端源于对词的认定方法的错误。学校文法中对词的认定源于《广日本文典》的思想。大文彦把助词、助动词看成词,但被山田孝雄和松下大三郎否定了。这时在日本已几乎确立了欧洲语言学中关于词的念。山田在《日本文法论》中把助动词看成复合词尾,松下在认为助动词和助词都不是词。但到了昭和年代,山田、松下关于词的理论被桥本进吉简单地否定了。桥本进吉把“よまない”的“よまない”、“よんだ”的“よん”看成词,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よまない”“よんだ”是构成句子的要素。
如果说词是直接构成句子的基本单位,那么桥本进吉就必须承认“よんだ”“よまない”是词。但他并不这样做,他把这个基本单位称作“句节”。可是桥本进吉的“句节”使得词的特征在“句节”中荡然无存。“句节”起码是有意义的两个词的结合。他对词作为句子构成要素的基本特征予以忽视。实际上词本身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是词汇意义侧面,另一个是语法意义侧面。词汇意义侧面就是现实的片断,语法意义侧面表示现实的片断之间以及它与说话者和现实的关系。桥本进吉的“句节”只不过是句子朗读时的停顿段落。他的语法理论里不存在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相统一的词。有的只是词素和词素相结合的“句节”。桥本否定了山田的单词理论,创造了“句节”理论,把“词”排除于日语之外。这和普通语言学里关于句子的构成原理是相违背的。
铃木重幸其后在《教育国语》上发表了《学校文法批判续――关于用句节分析句子》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批判了文部省制定的以桥本语法为中心的句法论。桥本的句法论中也有主语、谓语、修饰语之类的用语,但那不是句子成分的名称,而是与句中其它句节有一定关系的句节。桥本进吉的句子说穿了只不过是“连文节”。铃木认为“句节”这个术语是多余的,应该把它取消。批判的同时铃木展开了自己的句法论构思。他认为在解释两个词或两个词以上构成的句子成分时,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明什么样的词以什么样的语法关系相互结合构成这个句子成分,而不是这些词之间的关系本身。
对于助动词的解释,山田语法提出的“复合语尾说”中认为用言本身具有陈述能力,把助动词认定为用言的后缀,即“复合语尾”。认为助动词只是“观念词”的下位分类,不是一种“可以单独表示任何思想内容”的词类。铃木重幸、渡边实认为助动词是构成单词的要素,本身不是单词。如在“まない”中,在形式上“ない”可以分割,但在功能上是不能单独分割的。
2.2对于助词的再认识
山田孝雄提出“观念词”和“关系词”的概念。“观念词”是“具有特定的具体的观念在具体的场合可以单独表示某种思想的词”,其中包括名词、代名词、数词、形容词、动词、副词、接续词、感叹词。“关系词”是指不能单独表现具体思想的词,即助词。
日本的学校语法将“助词”看作词,日本的对外日语教学语法对此也未进行改动。虽然对“助词”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其中的“格助词”虽然具有粘附的性质,也不妨将其视为构形后缀,即它是表示名词与其他词,主要是谓语动词、形容词关系的语法手段。无论在语音形式上还是书写形式上它与前接的名词构成了一个整体,而不单独具有词的性质。关键还是如何认定“词”这个语法单位,尤其是对“实词”的认定,如果把格助词看作词的话,那么日语的名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则不能独立使用,它不与格助词搭配就无法明确地表示它与其它词的关系,这也与普通语言学对词的定义是不同的。
3.结语
如前所述,语法研究的目的是试图解释语言中存在的客观规律。这种研究可为语言交流和学习提供参考的工具。理论的完善和创新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客观的规律。学校语法在日本和中国都沿用日久,对其重新认识可以在精确和谨严上使它更完善,这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本文从句节理论出发对日语中助动词、助词进行了再认识,以期能对日语教学和解决研究中所面对的问题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本吉.国法研究[M].岩波店,1948.
[2]木重幸.日本文法・形[M].麦房,1972.
[3]日本教育学会.日本教育事典[M].大修店,1972.
[4]徐一平.日本学基础精选丛书・日本语言[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关键词 词典 王云五大辞典 词语释义 贡献
一、 引言
《王云五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民国十九年（1930）由上海商务印馆出版，是民国时期一部重要的语文工具书。王云五是《大辞典》的主编。
中国传统辞书服务于“明经”“明古”，主要收集解释古语词的意义。19世纪以后，海禁打开，西学东渐，一大批反映社会变化和近现代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新名词、新术语等像潮水般涌来，汉语词汇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的传统辞书，已经不能满足当时人们查阅新词新语的时代需求。在“国语运动”的背景下，民国时期开始出现具有现代特征的辞书，如《学生字典》（1915）、《校正注音国语新字典》（1922）、《国音白话注学生词典》（1924）等，《大辞典》是其中规模较大、以描写解释现代汉语语词为主的词典，它在现代汉语语词的收集解释方面做出了贡献，是汉语辞书史，尤其是现代汉语辞书史中一部重要的词典。
《大辞典》全书收录单字1万左右，词语5万余条。（马怀2014）该词典在辞书编纂史上有许多创新之处： 收条重视活的语言词汇，尽量收入时人使用的词语，摈弃虽为古人使用却在民国时期早已消亡的语汇，反映了那个时代语言的真实面貌；给所收词条标注了词性，是辞书史上较早进行词性标注的语文工具书；采用了王云五自己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进行排检，这种检字法较之中国传统的部首检索、声韵检索、义类检索，有其便捷之处。（周荐2013）《大辞典》作为现代汉语词典的开山之作，其独特的编纂体例近年来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我们认为，《大辞典》对后来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除了在收词、词性标注、检索等方面有开创之功外，在词语释义方面也有所创新。本文旨在联系汉语辞书编纂的历史，分析《大辞典》词语释义的情况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同时结合《大辞典》的编纂背景谈谈该词典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二、 《大辞典》在释义方面的贡献
释义在语文辞书中承担着为读者释疑解难的任务，是语文辞书的核心。通过《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众多中国古代辞书的编纂，先贤们在释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力先生（1990）曾总结说《说文解字》有五种释义方式是合理的： （1） 天然定义，数目、度量衡和亲属名称之类，可算是有天然定义的（如： 百，十十也。孙，子之子曰孙。）；（2） 属中求别（如： 农，耕人也。观，谛视也。）；（3） 由反知正（如： 假，非真也。拙，不巧也。）；（4） 描写（如： 犀，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顶，似豕。赧，面惭而赤也。）；（5） 譬况（如： 黄，地之色也。）。这些早在汉代就已被辞书编纂者运用的词语释义方法，现代词典的编纂也同样适用。但是，中国古代辞书在词语释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1） 文以载道，以哲理说明代替定义；（2） 随文释义，以词语在句中的具体含义代替定义；（3） 声训，以从语音角度分析词语意义的来源代替定义；（4） 互训，词条间用同义词相互训释，使解释失去作用。《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辞书处理的是古代词语的意义，近代的《中华大字典》和《辞源》解释的也多是古语词。《大辞典》是一部以收集解释现代汉语语词为主的词典，为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参考之用。它自然要继承传统古代辞书解释词语意义的合理方式，但它面对的问题、处理的材料，显然不同于以解释古代词语为主的古代辞书。它在词语意义的解释方面有新的要求、新的做法。正如王云五在该词典序言中所说：“本书对于词语的解释，详略适中，以与人正确观念为原则。凡一语有两个意义以上的，也一一说明，以免误会。至于单字，也按照词性分别，一一说明其意义，并随时举例，以显明其功用。”《大辞典》作为一部适应现代需要、描写现代汉语语词的词典，在释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一） 释义方式的改进
1. 用白话文解释词义
中国传统辞书的释义和例句多用文言，即使是1914年出版、具有一定现代意识的《中华大字典》，它的释义也多用浅近文言、半文半白的语句。如：
命门 人身当腰脊之际。[素问阴阳离合论]结于～。
反切 一音展转相呼谓之反。亦作翻。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见[韵会]。
自反 求诸己也。[礼记学记]知不足然后能～也。
《大辞典》的释义则一般不用文言文，多用现代白话文，如：
命门 人体经穴名，在两肾中间。
反切 用两个字音相切，合成一音，例如“不可”二字切合椤柏稀弊值取
自反 审查自身的是非。
《大辞典》的例证也多采用白话文，如：
出息 ② 希望，（例）这个孩子真没有出息。
出入 ② 相差，（例）恐怕还有一点出入。
《大辞典》用现代白话文解释词义和举例，这一点看似平常，其实意义重大。“国语运动”以前，汉语的书面文本主要用文言书写；“国语运动”之后，社会倡导“言文一致”，书面文本改用白话，使白话文在书面文本中取得了合法、正统的地位，宣告了白话文时代的开始。《大辞典》正是在“国语运动”的大背景下，顺应中国书面语大变革的潮流，使用了不同于传统辞书的释义文风。《大辞典》之后的语文辞书，如《国语辞典》《新华字典》等，都延续了这种释义文风。
2. 用多个词语具体说明词义
释义方式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即同义词对释和用扩展性词语释义[1]。同义词对释是我国传统的释义方式，它具有简单明了的优点。对于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俗称，同义词对释是最简便的释义方式。但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语言内部绝少等义词，所谓同义词一般都是近义词，因此用同义词对释，不可能十分准确，无法体现近义词之间在语义、语法上的细微差别。另外，由于找不到更多的同义词，往往形成循环注释，造成互训、递训。王力先生就曾批评古代辞书“一字释一字”及互训，提倡词典应“以多字释一字”。这一点，《大辞典》的编者也有同样的认识。该词典采用同义词对释方法释义的词条较传统辞书明显减少。笔者曾对《大辞典》中98个动词134个义项的释义方式进行过调查，结果是44%的词条采用扩展性词语释义。（万艺玲1998）也就是说，该词典有近一半词条的释义采用多个词语具体说明词义，这较之传统辞书“一字释一字”的释义方式是一种进步。
可能有人会认为，用多个词语具体说明词义是繁琐哲学。其实不然。“对词义内容作具体的说明，真实清楚地说明词所反映的事物现象的特征，清楚地说明词义的范围，是科学性的要求，是语言、思维精确化的要求。”（符淮青2004）《大辞典》对部分表动作行为的词语的解释，不仅说明动作行为本身，还说明动作行为的关系对象、动作行为的施动者、动作行为的各种限制、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条件、动作行为的目的结果等，如：
对部分表名物的词语，《大辞典》不仅说明其所俚睦啾穑还具体说明其具体特征，如：
对部分表性状的词语，《大辞典》不仅详细说明词义所代表的性状特征，还具体说明该性状特征的适用对象，如：
用扩展性词语对词义进行细致、深入的描写和说明，不仅是辞书释义精确化的表现，同时也有助于读者通过释文了解词语的用法，了解表动作行为词语经常搭配的施动者、经常搭配的关系对象，了解表性状词语的修饰对象，以及了解表名物词语用于的范围等。在《大辞典》之后出版的描写现代语言的词典――《国语辞典》《新华字典》等也多采用多个词语具体说明词义的释义方式。如：
殉 ② 谓以身从物。
――《国语辞典》1957年版
① 为达到某种目的牺牲自己的性命。
――《新华字典》1953年版
刀 ① 供切割斩削之利器。
――《国语辞典》1957年版
① 用来切、割、斩、削的工具。
――《新华字典》1953年版
涩 ③ 谓文字难读。
――《国语辞典》1957年版
③ 文字难读难懂。
――《新华字典》1953年版
3. 改进用同义词解释词义的方法
《大辞典》作为一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辞书，我们不可能要求其对每个词都采用扩展性词语释义。同义词对释简单明了的优点也较适合中型语文辞书。《大辞典》在借鉴传统辞书同义词释义方式的基础上，做了一定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义词对释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既用同义词对释，也用扩展性词语解释。如：
涉讼 诉讼=打官司。
逊色 减色=比不上。
季父 父亲的幼弟=叔父
考终 死于正命=寿终。
《大辞典》对这些词的释义，或者先给出同义词，然后在“=”后面再用扩展性词语解释；或者先用扩展性词语释义，然后在“=”后面再给出相应的同义词。这种释义方式可以看作是重复释义，释文的两部分内容相等。这种方式虽不能显示同义词或近义词之间语义的细微差别，但在形式上避免了互训，对于中型词典来说，有它简便实用的价值。
第二，用来解释的同义词在词典中采用扩展性词语解释，如：
远谋 远图。
远图 远大的计划。
校订 =校勘。
校勘 取两书互相对比而订正。
松香 =松脂。
松脂 松根分的液汁。
这种释义方式与前一种一样，也不能显示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但在形式上避免了互训，较之以往简单的同义词对释也是一种进步。
（二） 释义内容的发展
1. 释义语句显示被释词语的语法性质
辞书对词语的释义一般是以阐明词本身的词汇意义为主，如果能适当说明词语的语法性质，不仅能更好地显示词的词汇意义，还可以显示词语的用法。英语语文词典历来重视通过释义语句提供相关语法信息，有给词条标注词性的传统。但因为汉语本身的特点，对汉语词典来说，给词条标注词性却是个困难重重的工作。2005年出版的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给所收词条全面标注词性，曾是中国辞书界的一件大事。但其实80多年前出版的《大辞典》早已为所收单字标注了词性。[2]《大辞典》序言中说：“至于单字，也按照词性分别――说明其意义，并随时举例，以显明其功用。”《大辞典》在解释单字的不同意义时，分别对各个意义的词性进行了标注，如：
刻 [动] 用刀在物体上作成凸凹的形状。
[名] 十五分钟的时间，（例）一刻钟。
[形] 苛虐，（例）刻薄。
布 [名] ① 织物，（例）布帛。 ② 钱币，（例）泉布。
[动] ① 宣告，（例）布告。 ② 分散，（例）散布。
《大辞典》除了通过标注词性这种显性方式标明被释词的语法性质外，还通过释义语句本身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显示被释词的语法性质，即名词用体词性词语解释，动词、形容词用谓词性词语解释，使被解释词语的语法性质与解释词语法性质一致。如：
国库名词 国家收入支出的总机关体词性词语。
寒士名词 贫寒的读书人体词性词语。
探春动词 到郊外游览春天的景物谓词性词语。
翻案动词 ① 已定的罪案谓词性词语。
康宁形容词 身体安好谓词性词语。
强盛形容词 国家强固兴盛谓词性词语。
2. 说明词义之间的引申、比喻关系
古代辞书一般只是罗列义项，对义项之间的关系较少说明。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用引申、转注、转义、别义等概念说明了词义的来源和发展。《大辞典》继承发扬了清儒在这方面的传统，在部分词语的注释方面阐明了词义之间的引申、比喻、转变关系。作为一部现代汉语词典，在可能范围内指明某些词的现存词义之间的各种派生关系，清楚地把词义的孳乳关系揭示出来，可以使人们加深对词义的理解。
《大辞典》一般在词的原义之后注明由此义派生的意义，并用 “喻”“转”“引”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如：
斗筲 小的器皿，（喻）狭小的才识度量。
蓬户 用蓬草编成的户，（喻）贫苦人家。
裙钗 妇人的饰物，（转）妇人。
松楸 墓地所植树木，（转）墓地。
及笄 古时女子到了十五岁，头发用簪穿插，（引）十五岁。
鸿沟 楚汉分界的地方，（引）分界。
如果某词字面意义比较简单，则不对字面意义进行解释，直接注明派生义，如
种瓜得瓜 （喻）有了这样的原因，便有这样的结果。
鱼贯 （喻）连成一串。
如果某~由某意义派生出多个意义，则在这个意义后面分别列出不同的派生义，构成一个派生义项组，如：
鹰犬 鹰和犬是助人打猎的东西，（喻）① 可供使役的人材。② 助人作恶的人。
一张一弛 把弓弦张紧，又把他放松，（喻）① 有时劳动，有时休息。② 有时严，有时宽。
如果某词是个多义词，则将有派生关系的两个或多个意义（原义与派生义）作为一个义项处理，与其他义项并列，如：
斗山 ① 北斗泰山，（喻）钦仰的人。② [地]山名，一在安徽省，一在甘肃省。
白衣 ① 古时未做官者所着的衣服，（转）贫民。② 古时童仆所着的衣服。
这样处理，读者可以明确了解派生义究竟从何义派生而来，不至于与其他无派生关系的意义发生混淆；而且，将原义与派生义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义项组处理，与其他无派生义的意义并列，显示了词义的层次性，也显示了词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后来的词典，如《新华字典》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如：
鼓 ① 乐器，外蒙皮，中空，有军鼓、腰鼓、波浪鼓等多种。
② 敲鼓。引 1. 击，拍。2. 发动，使振作起来。
③ 突出。
――《新华字典》1953 年版
但《现代汉语词典》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而将派生义作为单独的义项处理，与其他意义并列。如：
鼓 ① 打击乐器，多为圆筒形或扁圆形，中间空，一面或两面蒙着皮革。
② 形状、声音、作用像鼓的东西。
③ 使某些乐器或东西发出声音。
④ 用风箱等扇（风）。
⑤ 发动；振奋。
⑥ 凸起；胀大。
⑦ 形容凸起的程度高。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我们应该肯定《大辞典》对派生义与原义的关系的说明，《大辞典》的处理方式有其理据，应是它的特点和优点。
（三） 义项处理方面的改进
古代辞书注释词义，多取自已有的字书、韵书和注疏、训诂著作，不加概括，因而列出的义项往往过多。如近代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所列“信”的义项：
信 （一） 诚也。（二） 知也。（三） 明也。（四） 从也。（五） 敬也。（六） 保也。（七） 礼之本也。（八） 德之固也。（九） 言之瑞也。（十） 文之孚也。（十一） 义之重也。（十二） 人之干也。（十三） 不欺也。（十四） 守所见而无疑也。（十五） 犹审也。（十六） 效验也。（十七） 符契也。（十八） 犹任也。（十九） 再宿也。（二十） 通讯，使者也。（二一） 姓也。（二二） 州名。
从义项应具有概括性这一点来说，上列诸多义项大有归并的余地。《大辞典》在义项处理方面则体现出了现代词典的意识。《大辞典》序言中说：“希望创作一种更适于现代需要的词典。”该词典主要列出词语在现代语言中的常用意义，少收甚至不收在现代语言中不常用的古义、生僻义，充分体现出现代语言词典的特点；同时《大辞典》又对现代常用义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概括，不再是简单的罗列。如：
信 [形] 诚实，（例）信实。
[动] 以为可信，（例）信任，信赖。
[名] ①使者，（例）信使往来。②书牍，（例）书信。③消息，（例）信息。
《中华大字典》“信”所收义项多为古义。相对来说，《大辞典》“信”条的义项十分精简，但作为一部现代汉语词典，其所收“信”的义项已经足够。在舍去古义和生僻义的基础上，《大辞典》进而对各义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总之，《大辞典》在继承古代辞书释义优点的基础上，在释义语言、释义方式、释义内容等方面均有所改进，充分体现出现代辞书的特征。后来出现的语文辞书，如《国语辞典》《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也沿袭了这些释义方法。从汉语词典的发展历史看，《大辞典》可以说是旧式传统辞书到新型现代辞书的津梁。
三、 《大辞典》在释义方面的不足
《大辞典》作为一部早期的现代汉语词典，在释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在“国语运动”背景下出版的《大辞典》，释义语言多使用现代白话文，但其中也留有文言的痕迹，如：
饮鸩止渴 （喻）苟安于一时，贻患于无穷。
昌 ① 兴盛，（例）五世其昌。② 姣好，（例）子之昌兮。
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语言统一为现代白话文，是对此的完善。
《大辞典》试图通过释义语句体现被释词语的语法性质，但由于当时学界对字和词、词和非词、词义和语素义认识水平的限制，《大辞典》虽然区分了词性，却把字当做词来对待，将词义和语素义同等对待。如前文所引“刻”的释义中，“刻薄”的“刻”解释为“苛虐”，归入形容词义，“泉布”中的“布”解释为“钱币”，归入名词义，“布告”中“布”解释为“宣告”，归入动词义，但其实它们都是语素义，不是词义。语素义都标上了词性，这是不妥的。[3]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只对可以单用的词义标注词性，语素义不标注词性，是对此的改进。除此之外，《大辞典》有些词条释义词语的语法性质与被释词的语法性质也不一致，这是一种失误。如名词“高帽”，《大辞典》的解释是“欢喜受人恭维。（例）这人喜欢戴高帽”，将名词解释为动词了。
《大辞典》在说明义项之间的关系时，一般在词的原义之后注明由此义派生的意义，但该词典对派生义的处理有不统一的地方，如“手足 ① 手和脚。② （喻）兄弟”，原义和派生义都单独列为义项；“手腕 手臂（转）手段”，原义和派生义则处理为一个义项。
尽管《大辞典》在释义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在释义语言、释义方式、释义内容等方面的探索是有益的，不可否认其在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史上的历史贡献。
四、 《大辞典》给我们的启发
语言的发展孕育了词典。从世界辞书发展历史来看，在语言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必然会有相应的划时代的词典出现。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语进入现代英语阶段，在英国，英语取代法语成为全国统一的口语语言，因为传统英语中还充斥着大量拉丁语、法语词汇，社会有净化英语、规范英语的要求，于是英语词典史上里程碑式的词典――塞缪尔・约翰逊的《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于1755年出版了，该词典对词语的释义试图满足社会对规范词语词义的要求。18世纪，随着美国的独立和北美殖民时代的结束，脱胎于英式英语的美式英语在美国逐渐成熟，在语言分化的背景下，美国辞书史上重要的一部辞书――韦伯斯特的《美国英语词典》（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于1828年出版，它的收词和词义解释体现出美式英语的特点。《大辞典》的出现，也有着它特定的社会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语言生活发生着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大变革，《大辞典》顺应语言的变化，在收词、释义方面充分体现出描写现代语言词语的特征，成为当时一部重要的现代汉语辞书。当今社会的语言生活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语言对传统语言产生了巨大冲击，网络语言悄然改变着传统社会的话语形式，有人甚至认为当前网络语言显示出来的力量与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如出一辙。在当前语言生活的背景下，词典收条如何适应语言生活的发展，这值得我们思考。
语文辞书的编纂与相关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会对词典的编纂产生深远的影响。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并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强调词汇的历史演变即词源的研究，于是英语词典史上体现历史比较语言学精髓的詹姆士・默里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问世了，该词典强调对词语意义的历史描写和记录。20世纪，描写语言学兴起，该学说强调对具体语言进行客观的描写，随之，由戈夫主编的如实反映语言实际、真实体现当代语言全貌的《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于1961年出版。19世纪中晚期，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西方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言，1898年运用西方语法学理论分析汉语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出版，中国进入现代语言学阶段。1930年出版的《大辞典》正是借鉴了现代语法学研究的成果，开始对辞书中的词条进行词性标注，成为第一部标注词性的规模较大的现代语言词典。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众多，如何将这些成果及时地在词典编纂中体现出来，也是值得我们辞书编纂者思考的问题。
《大辞典》因为适应社会语言生活的发展，及时吸收了语言研究新成果，成为辞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词典。我们相信在新的语言生活背景下，随着新的语言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一定会有更多开创性的语文辞书涌现出来。
附 注
[1]我们认为释义方式可分为用同义词释义和用扩展性词语释义两大类，后者可再细分为归类限定、说明描写（非归类限定的）、否定对立三大类型。参考符淮青《词的释义方式剖析》，《辞书研究》，1992（1、2）。
[2]同时期的《国语辞典》也为部分词语标注了词性，但对实词大都没有说明词性。
[3]关于《大辞典》词性标注存在的问题，可参考周荐《〈王云五大辞典〉的词性标注问题》，《语文研究》，201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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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被动意义 被动句 有标志 无标志
一、引言
英语和汉语中的被动句在两种语言中都是重要的句式。王还(1990:439)利用英汉语小说对英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和汉语“被”字句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粗略统计。根据这个统计,在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开头前30页有135个被动句,在莫恩姆的《人性的枷锁》前40页中有115个被动句,两本小说的70页平均下来,大约每页3―4句。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用“被”字句是用得比较多的,他的《骆驼祥子》共211页,其中“被”字句近100句,平均2―3页1句。从这个统计来看,英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比汉语“被”字句的使用频率要高得多。
在英语科技文章中,被动语态使用得更为广泛。陈定安(1998:145)提到,根据国外语言学家的统计,在英语理工类教科书的限定动词中,至少有1/3用的是被动语态。他进一步指出科技英语大量使用被动语态的原因是:一,科技作品注重客观事实,而被动语态比主动语态少了许多主观色彩;二,被动结构突出主要论证,说明对象,引人注目;三,很多情况下被动结构比主动结构更简短。其实包括科技文体的英语正式文体在写作中采用被动语态的情况很多。而汉语中被动句用得少,其一因为“被”这个字常常对动作承受者有不利影响的动作连用,其二因为许多具有被动含义的句子可以用主动形式来表达。
汉语的“被”字式与英语的“被动式”有相同之处,一般情况下可以互译,但二者并不完全对等。英语中的许多“被动”句不能用汉语的“被”字式来表达。在英语里,常常有使用英语的主动句表达被动含义的做法,而在汉语里,也常常使用主动句表达被动含义。因此在进行英语与汉语的“被动”方面的比较时,不仅要对两种语言的被动句进行比较,而且要分析英汉语表达被动含义的其他形式。下面,就英语与汉语被动含义的各种形式进行归纳总结。
二、英语和汉语表达被动含义的基本句型
1.英语表达被动含义的基本句型。
(1)受事者N+Be+V-en分词+by+施事者:及物动词的被动语态是英语中表达被动含义的主要形式,这种被动句的主语是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承受者。在英语里,动词实施了被动化,受事者被提升到主语的位置而生成了英语的被动句式。此外,凡是不需提到施事者、不愿提到施事者、无法知道施事者、或是为了便于上下文衔接等情况下,一般都会采用没有施事者出现的被动句。e.g.He was murdered by Tom.
(2)受事者N+其他助词(get/become)+V-en分词(+介词+施事者):这一结构要表达的是一种动态,即表达某一主语既是事件中受动作影响的客体,又是动作的控制者,所以用其他助动词来代替Be动词以保持语言的同构性。
1)“get/become+V-en分词”:一般指动作的结果而非动作本身,常含有最后终于突然发生、不期而遇等意义。e.g.My watch got broken while I was playing basketball.
2)“get/become+V-en分词”:可以表示状态的渐变,强调动作过程。e.g.The more I hear,the more I get troubled.
2.汉语作为一种语义型语言,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在表达被动含义的语法关系时保留着许多词汇化手段,如虚词,“被”就是汉语虚词中重要的一员。凡是有形式标志词“被、受、挨、遭、由、给、叫、加以、予以、得到、受到、遭到、蒙受、为……所、被……所、是……的、在……中”等的句子被称为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即受事N+“被”(受、挨)+动词。如:“她被抓走了”;“他受到老师的表扬”。
三、英语、汉语表达被动含义的各种非被动形式
1.英语表达被动含义的非被动形式。
(1)主动语态形式的动词
1)被动性动词:被动性动词的主语通常都是物,这类动词在句中表达被动概念(即主语是动作的受者,如text是reads承受者,the book是sell的受者等)。e.g.The full text reads as follows.
2)被动反身动词:用反身代词作宾语的动词称之为反身代词。在形式上反身动词用主动语态(因为没有使用be+P.P),但从语义上讲,因主语的主体既是动作的行为者也是动作的接收者,所以与被动语态的概念有相似之处。e.g.Little Albert is only four,but he can feed himself and dress himself.
3)表达被动概念的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在形式上是主动的,但在语义上有时可以表达被动概念。英语中有不少既可以作不及物动词,用被动形式表达被动概念,也可以作不及物动词用主动形式表达被动概念。e.g.Her cap blew (=was blown) off.
(2)不定式的主动语态表达被动意义
1)be+inf.:e.g.I am to blame.
2)there be+(pro)n+inf.这种结构中,不定式也是作名/代词的后置修饰语。当不定式和名/代词是动宾关系时,不定式可用被动语态,也可用主动语态,通常意义不变。e.g.There is a lot of work to do(=to be done).
3)be+adj.+inf.这种结构中不定式作状语,修饰前面的谓语形容词。句子的主语通常是不定式的逻辑宾语。这种不定式通常用主动式表被动意义。e.g.This apple is not hot to eat.
(3)动名词的主动形式表达被动意义
动名词在need,want,require,deserve,bear等动词后作宾语时,和在动词短语be in need of, be worth 以及介词 past,beyond后面,常表示被动意义。e.g. My watch needs repairing.
(4)表示被动意义的形容词有两种类型
1)以-able,-ible结尾的形容词多来自及物动词,表所修饰或表述的名词承受某一动作。e.g.The tall tree is visible from a distance.
2)是作形容词用的及物动词的-ed分词,表示所修饰或表述的名词承受某一动作所产生的结果或状况具有被动意义。e.g.The injured man was his father.
(5)副词:表示被动意义的副词也有两种类型。
1)是由以-able,-ible结尾的形容词派生的副词,e.g.eatable,visible,presumably,等。e.g.The food is eatable.
2)由Vt的-ed分词派生的副词,如allegedly,undoubtedly等。e.g.The fire,reportedly(=it is reported),has caused a tall of 15 lives.
及物动词的被动语态是英语中表达被动意义的主要形式。但如前所述的表达被动意义的非被动形式说明英语被动语态的使用不是以句法结构为依据的,而是以语义为主要依据的。
2.汉语表达被动意义的非被动形式。
汉语中除了带有“被动”其他形式标志的被动句以外,还有无“被”字或其他形式标志的被动句,这种被动句采用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陈定安(第147页)称其为“没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式”。无论是理论文字还是文学语言、日常对话,这种句式俯拾皆是。
(1)N(无生命)受事+V:如:“你要的那本书买了”;“粮食生产必须抓得很紧很紧”。
(2)N(有生命)受事+V:如:“鸡杀了”;“小偷抓住了”。
四、结语
综上,英语的被动意义的形式和汉语被动意义的形式都可以分成两种: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和没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式(表达被动含义的主动形式)。下面从英汉语的性质来对比英汉语被动句。
1.英语是形态型语言,有形态变化(包括格的变化等),所以在表被动意义时,不需要区分受事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也无需区分受事与动作之间的关系是有标关联还是无标关联。汉语作为一种语义型语言,是没有形态变化的,一些被动关系要靠虚词即引出施动者的被动介词来表示如“被”、“让”、“叫”、“给”、“由”等(形式主动、意义被动的句子除外)
2.英语对被动意义采用的语法手段包括变换语序、动词的形态变化及使用半独立的虚词。汉语对表达被动概念采用的语法手段主要是变化语序,在有的情况下使用虚词。
3.英语是形态丰富的语言,词的内部形态变化繁多,其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主要靠词的内部标记来体现。汉语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因其具有象形文字的特点,不能靠词的内部形态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多数情况下靠词与词之间的逻辑事理,靠思辨去理解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无标记的被动结构就属于这种情况。
语法学家Jespersen(1924:78)曾中肯地指出:“语言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灵活性(flexibility)。”语言的各种可能形式,给人们提供了灵活多样的表达手段,丰富了语言的内容,使人们更有效地进行交际活动。英汉语表达被动意义的多种形式,其实用意义是很大的。根据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的实际场合和传达信息的不同,选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对我们学习和使用英语,通顺地进行汉译英、英译汉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Jesperson,O.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M].London: Allen & Unwin,1924:78.
关键词： 职校成考英语语法教学 培养语法学习兴趣 手段与措施
我在日常教学中经常听到同事们在抱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英语基础稍好的学生越来越少，上课睡觉的学生越来越多，课堂气氛也越来越差，往往是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学生则一问三不知。在埋怨学生的同时，教师应该坐下来好好分析一下：是不是教学方法出现了问题。
语法在语言教学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语法是语言的规则，是人们得以遣词造句的黏合剂，是听、说、读、写、译等英语各项技能的基础。学习语法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理解英语和准确运用英语的能力。但在现实的学习中，不少学生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学习方法，反而让语法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开口下笔错误百出。
我国的英语教学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了。大多数语法项目，如名词的单复数、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等在初学英语时就接触到了。经过十几年的英语学习，进入高职高专的大学生们本应该非常熟悉英语语法了。但是，学生掌握程度却不尽如人意。
事实上，职校英语教学中，教师既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常规的教学任务，又要努力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和英语等级考试的通过率，以及成考中英语成绩的提高并非易事。这对于英语基础薄弱也已经习惯了汉语语言且具备了逻辑思维能力的职校学生们来说，彻底放弃语法规则的学习也并非明智之举。问题的关键是我国的语法教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方法陈旧、形式落后的状态。因此，怎样使枯燥的语法规则具体化、生动化，并力求使学生在运用语言的实践中比较轻松地逐步熟练和掌握语法就成了英语教师在当今的教学中不断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下面是笔者结合教学实践，并参考一些专家的理论实践得到的体会。
1.教师应考虑如何更好地使用教材
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从用教材中的材料教到选择、设计合适的材料教，这是教师对教材的使用在认识上和方法上的根本转变。教师应做有心人，善于发现和选择有利于学生学习，促进学生积极思维的各种材料，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最优化的组织和精心的设计，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例如：学生对定语从句之所以难掌握是因为它像姑娘头上的饰品，美丽而又讲究。教师很有必要把它理顺，以帮助学生迅速理解和灵活运用。①何为定语？比方说：She married a ... man.（handsome） The...lady helped me.（kind）定语就是修饰名词或代词的成分。②何为定语从句？定语从句就是定语的一种特殊形式，定语从句中的中心词叫做先行词。形容词常作定语，因此定语从句又称形容词性从句。定语从句也有限制性和非限制性之分，注意两种形式的翻译。例如：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when we went out for a picnic.（限制性定语从句）
至今我仍记得我们一起外出野餐的那一天。
This pupil studies very well，whose father feels glad.（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这位小学生学习不错，他的爸爸感到挺高兴。
2.选好切入点，创设真实情境进行教学
例如：在教Can you...？时，在教室创设人才交流会的情境，在招聘餐馆服务员时，教师询问每一个竞聘者：Can you work late？Can you work hard？Can you speak to the customs politely？Can you...？学生只能根据情境按照语法现象回答：Yes，I can./No，I can’t.
3.正确呈现新的语法结构
教师要在教学过程当中呈现大量的语法现象，让学生感知和习得这种语法。例如，在教被动语态时，先板书几个句子：
（1）He is usually asked to answer many questions in class./The teacher usually asks him to answer many questions in class.
（2）Our classroom should be cleaned every day./We should clean our classroom every day.
（3）My bike was fixed up yesterday./He fixed up my bike yesterday.
（4）His homework has been finished./He has finished his homework.
（5）My radio is being mended now./He is mending my radio.
然后，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要求观察所给的句子，找出被动语态与主动语态的规律，并说出理由，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讨论。最后，对每组的结论进行评判。
4.教师应善于组织学生的学习过程
有了好的教学材料，并不表示就一定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如果我们还是像传统的教学那样，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一味地灌输结论而舍弃最有价值的自主探究和发现，那学生的思维从何发展，创新能力又如何培养呢？教师在组织教学时，应善于营造一种积极探索的氛围，促使他们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到教学中来。学生的思维能力正是在这种由百思不得其解到峰回路转再到柳暗花明的过程中不断培养和发展起来的。
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任务和学习任务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即教师要设计任务，学生只有通过使用该语法现象的语言才能完成任务，最终把语法现象落实在语言运用上。
总之，教师在英语课上讲授语法时通过“范例”呈现问题，以“关键性问题”带动学生进行主动探究和相互交流，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良好。有两点启迪：一是“范例教学”这一模式比较适合英语语法教学，可以更多地尝试；二是只要教师多费匠心，真正起好引导的作用，语法课同样能达到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探究和创新精神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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