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2 06:02:16
一、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科学依据
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ethic）水平。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爆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见图）。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科技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水平，如勤勉、诚实、节俭、自助、协同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图：新乡村运动与韩国国民科技水平和生活伦理的关系（缺）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一）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
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解决这一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乡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圆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
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乡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蓄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乡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乡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
在这一阶段，新乡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
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乡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乡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乡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乡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乡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乡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乡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乡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新乡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
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乡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1，改善农村公路
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乡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乡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里选出男女各1名担任新村指导员，妇女活动在新乡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善住房条件
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农村电气化
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乡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
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乡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
在韩国，农户收入由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组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预计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25.6万圆（当时可折合成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户的实际收入也大大提高。韩国农民的收入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1）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2）自70年代中期，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3）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4）政府以新乡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
70年代的新乡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自古以来，韩国农民因贫困交加而没有多少储蓄的习惯，但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4300韩圆（时价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24.5万韩圆（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妇女组织在发展农村储蓄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乡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圆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圆（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
新乡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乡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三、新乡村运动遇到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农、菜农占较大比重的汉城市郊和济州岛的农民收入最高。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
新乡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遇到了种种难关，如新乡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在城镇开展此项活动并不理想；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乌拉圭回合以后开放农产品市场缺乏研究；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在这一期间，韩国的新乡村运动组织也组织开展过一些有效的活动，如“一区一社一村一品运动”、“农产品直销”、“城乡姊妹联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动”，以及敬老、环保、交通安全等活动。这些都无非是城乡、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内容，尽管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资金投入、科技教育、民间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有直接关系，但是农民通过新乡村运动树立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仍鼓舞着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劳致富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
韩国开展新乡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中国农业部、中国农学会在绿色证书培训、科教兴村活动、农村科教扶贫、农村综合开发等项活动中，与韩国新乡村运动组织机构、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交流与合作，据2002年4月统计，在全国开展科教兴村活动的村庄已有3000个。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韩国的新乡村运动发起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我国调整农村政策和产业结构，研究农村与农民问题都会有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3，韩国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新乡村运动论文集》，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1982.6
关键词：乡村旅游；驱动机制；开发模式；探讨
在我国，在改革创新机制的推动下，我国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任何时代无法相比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不断向前推进，我国居民的收入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以此相适应，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消费需求，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以旅游为主要方式的享受资料消费需求，以求身心上获得一种放松和愉悦体验。因此，在这一消费需求下，各种旅游市场被催生起来，尤其是，随着人们越来越渴望接触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以追求回归大自然的原生态生活观念的增强，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农村新兴经济产业开始发展起来。这样的农村经济状况，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更没有可借鉴的模式可循，这就使乡村旅游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扼杀掉这一农村经济新产业，势必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这就需要深耕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并进行深刻剖析，从而探求有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机制和开发模式，以确保乡村旅游以全新的姿态不断朝前发展。
一、概述乡村旅游驱动机制与开发模式相关内涵
1.乡村旅游驱动机制与开发研究相关理论简介
要研究乡村旅游驱动机制与开发模式，就要首要清晰相关的六大理论，即推拉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学理论、生态学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
从旅游者的动机来看，促使推拉理论形成就在于驱力理论和期待价值理论。所谓的驱力理论不是指人在意识形态中已经有了选择意向，而是因自身的身体一种本能的需求而产生选择。这种驱力理论重在强调人的个体性外在行为是由自身的内在需求驱使而造成的，与外在的环境因素无关，这也是一种诱因理论。随着研究的推进，研究人员把诱因理论和期待价值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内外动机一体化而形成的行为动机之说，这种论说应用到旅游领域内，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
可持续发展观是基于人们审视人类发展与自然现状失衡状态的根源，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结构进行勾勒的话，农业社会应该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原初形态，人们在长期的农业劳动过程中把握自然社会的物质规律，并敬畏和遵循这些规律进行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意在不牺牲子孙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而追求并不断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从旅游产业的视域来看当可持续发展理念，就是要求在旅游的过程中，人们在追求自我身心的满足同时，不要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以求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破坏可持续发展的现象越发突出和严重，人们开始审视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越发呼吁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旅游产业的使用。
经济学理论由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理论等组成。其中，经济制度学理论从制度角度论述了经济活动过程的外部资源、公共财产、产权等问题；经济地理学是从地理学科视域研究了地域内的经济状况、因素以及运动规律等。
生态系统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组成了生态学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系统重在论述生态学的组成部分是哪些且它们之间是如何运作的；景观生态学理论注重从景观视域去论述生态学，详尽地从景观的结构、功能、整体性、类型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种理论对随后的旅游产业来说起了一定的规划性引导，更奠定了旅游规划学的基础。
随着旅游产业成为一种经济形态，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一些学者开始从旅游生命周期角度来研究旅游产业的发展，就诞生了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重在以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基于旅游地未来经济效益考虑，提出整合优化旅游地的旅游资源，提升旅游地的服务和管理质量，意在扩大和树立旅游地的产业形象，占有旅游市场的份额，从而提升旅游地的市场竞争力。
2.界定乡村旅游内涵
从乡村旅游体系出发，对乡村范畴进行解读来看，就乡村而言，应该包括农业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农业生产活动、农村居住分布布局等。人口分布广密度小、人们生活节奏慢悠闲是乡村的特有特点。从风光来说，乡村与城镇有着明显的区分，根据生产活动和经济属性不同，乡村区域可以分为农耕区、农牧去、渔林区，且不同的区域其风光也迥然不同。而城市是一定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中心枢纽，是一定区域的综合性发展导向，其人口分布密度大，人口生活竞争度大，根据每个城市的本质性特点可以分为工业城市、农业、港口城市和旅游城市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够因为每个城市的特性不一样，就否定了每一个城市具有人文景观的特性，基于每一个城市的发展主线不同，每一个城市所展示的城市人文风光也不尽相同，其风光恰恰是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区分所在。
目前，国内外学者基于自己的不同视域以及主观性立场，对乡村旅游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又不能够在理论界形成统一的定论。综合各家学说，不难发现可以对乡村旅游进行一个统一性的概述，笔者认为所谓的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风光与环境为依托，从经济学的视域角度把乡村风光与环境转化为消费资源以吸引游客注意，从而引起的一系列乡村地域的旅游活动。由于乡村各自的发展特点不相同，因此，乡村旅游又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产业方向可以分为农业旅游、林牧渔旅游；根据旅游目的可以分为观光旅游、农耕旅游、采风旅游等。
二、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意愿
每个乡村具有鲜明的自我特性，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于乡村旅游的意愿选择也各有其特点，他们可能基于乡村自然景观、乡村人文环境、乡村特色产品以及乡村自然地理条件等进行不同乡村旅游选择。另外，由于旅游者自身的年龄层次、文化程度、经济状况以及职业等因素也成为游客进行乡村旅游选择的意愿性条件。
从对目前乡村旅游产业比城市旅游产业发展迅猛的原因进行剖析来看，就在于乡村旅游符合了旅游消费者的大众化需求，相比城市旅游来说，乡村旅游消费水平比较低、选择度大、风光原生态、环境没有污染、文化富有地方特色，这些恰恰是人口众多、密度大、交通不便、城市建设没有个性等城市旅游产业无法比拟的，更主要的是乡村旅游产业适应了现代人对健康性、生态性消费的高要求。尤其是，紧张的、快节奏生活的城市居民能够从具有乡土特色、空阔的乡村环境中唤回内心对人生价值的审视和本真的追求。另外，乡村总是与一定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人文相关联，这些都是城市所没有的，这也成为游客选择乡村旅游的另一个驱动因素。
三、乡村旅游的驱动机制分析
综合考察现代旅游产业现状，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集合了当地的综合资源，从整体上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独特性的人文地域气息，另外又加上物质资源丰富、交流便利、地方性饮食特色等，很自然地就成了旅游者进行旅游选择的首选对象。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流上的便利，这种旅游上的优势被物质融合而打破，大量的游客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千遍一律性的现代化城市发展风光，心理渴望一种静谧的、祥和的、原生态化的风光享受，自然而然地就把目光投向了乡村旅游。乡村地域分布较广、自然地理风貌类型多、人口分布密度不大、农耕自然化、生活节奏慢、传统人文风俗保持比较好等特点，这些都成了城市旅游风光不法比拟的优势，这就使得游客开始向乡村转移，寄望通过对乡村地理风光、农耕生活以及人文风俗活动的参与中从精神上得到满足，从身心上寻找一种放松，这种旅游者的主观性和乡村客观性的潜在旅游因素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更促使乡村旅游业成为旅游产业中的一大亮点。
乡村旅游驱动机制是以乡村旅游自身的特征为依托，意在为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动机的各个系统的有机组合整体，主要由动力系统、需求子系统、供给子系统、支持系统以及媒介系统组成。对我国我国乡村旅游动力系统进行剖析，需求系统、供给系统、支持系统和媒介系统又组成了乡村旅游动力系统，这四个系统是统一的整体，不可割裂看待，它们相互融合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四、探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1.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目标
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虽然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不一样，但是总是有共同的目标：意在提供农民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农民的综合素养，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意在优化整合农村资源，挖掘农村资源发展的增长点，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农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加强农村基础性建设，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保护乡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等。
2.乡村旅游开发原则
乡村旅游开发不是盲目地进行，总是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坚持政府政策性指导和措施上扶持的原则，地方性政府对于当地旅游开发要有序、有理、有节地进行；居民积极参与原则，当地旅游项目能否有效地推进，关键还在于当地居民是否配合；利益分配公平原则，乡村旅游资源是广大农民的共同资源，它涉及着广大农民的共同利益，在利益分配上要兼顾各方利益，做到公平合理地分配旅游利益，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乡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能够无节制地开发，要考虑到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环境可承受度，资源的开发要建立在保持资源和环境的安全性上；特色原则，每一个乡村都有自我的个性，要根据当地的本色特征，在旅游产品的开放上突出特色，同时又具有时代性。
3.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其一，企业经营主体开发模式，该模式是由一定的企业为旅游开发主体，以企业经营的模式，统一整合当地乡村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和管理的一种乡村旅游经营模式，具有现代企业特点。
其二，村集体经营主体开发模式，该模式是由村集体为旅游开发主导者，依靠集体的力量，积极引导当地村民参与和配合旅游开发和管理，旅游产权属于全体居民共同所有，旅游收益由全体居民共同分享的经营模式，该模式具有集体主义经济的特征。
其三，村民自主开发模式，该模式是由乡村居民根据自己现有的乡村资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家庭为单位提供乡村旅游服务，其收益由自己的家庭成员共享的经营模式。该模式具有个体经济的特征。
五、结语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催生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转变了农村的生产方式，优化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农村经济，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农民的幸福指数。由于其是一种新兴的农村产业，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因此，需要我们深化乡村旅游驱动机制和开发模式的研究，以确保农村经济不断平稳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郭凌，王志章.乡村旅游开发与文化空间生产--基于对三圣乡红砂村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4，（4）：83-86.
[2]刘又堂.桂西乡村旅游开发与农村城镇化互动研究[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5，（1）：32-37.
关键词：乡村休闲农村转型经济发展
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休闲尽管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但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已展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选择从乡村休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手，重点阐述乡村休闲的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及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和着力点。以期能够丰富乡村休闲产业的理论体系，起到对乡村休闲发展的指导作用。
农村、乡村与休闲概念的释义
（一）农村与乡村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把“农村”和“乡村”视为城市的相对面，并不区分“农村”和“乡村”在用词上的差异。学者袁镜身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也把“农村”和“乡村”合二为一进行论述，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的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
从字面意思理解，“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可能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乡村”是从生活和居住的角度来看，表明乡村中的聚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而“农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意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聚落。“乡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农民，而“农村”聚落的居民则一定是农民。很多城里人居住乡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可他们依然被视为农民。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不对乡村和农村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休闲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休闲”，理论界已有许多界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受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于光远先生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从语义上讲，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本文更倾向于休闲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态，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地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中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真正的休闲不是消遣，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在休闲时间里能够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休闲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较高目标。
乡村休闲方式
乡村休闲产业。乡村休闲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的综合性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休闲，并不一定是在村庄里休闲，也不仅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景点景区，而是一个包罗范围较广的环都市乡村地带。这个地带与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环境主体是生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体上保留着山水和田园生态面貌，交通条件一般较好。乡村休闲以其乡村性、平民性、参与性和体验性，适应了人们对原生性和生态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
乡村休闲方式。由于乡村消遣、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和其它“发生在乡下”的乡村休闲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生产活动，休闲消费者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所指，“经历”和“体验”产品供给是相关厂商群的彼此相互协作、有机组合的“共同产品”。因此，乡村休闲产业至少包括乡村旅游产业、乡村娱乐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度假产业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乡村需求强力促进了乡村休闲的发展，目前乡村休闲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乡村旅游、采摘农园、农家乐、体验农园、乡村娱乐、农家美食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大城市附近的农家乐；高科技农业体验观光园；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安义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等；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胜梯田；乡村娱乐和休闲度假。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及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结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是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形态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由资源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运行机制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可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要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促使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而乡村休闲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加强乡村休闲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整体的发展进程。
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产业，乡村休闲能促进一、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在发展中具有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扩大就业；能使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跨越流通环节适时缓解农业产业化中购销体制不畅等诸多难题；能有力地推进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环境等。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休闲是农村地区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动广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休闲能够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发展乡村休闲能把农业的生态环境、农村民俗文化和空间环境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因此，顺应时展潮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摆脱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开发模式，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发展乡村休闲，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另外，农业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而产供销一条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乡村休闲的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打破产业界限，有助于形成产供销、服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和购销渠道，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休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其基本的服务工作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而且乡村休闲产业的关联度高，它与餐饮、娱乐、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艺品等产业密切相关，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转移，农民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乡村休闲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休闲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须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譬如道路交通、通讯、医院、商店等基础性设施。乡村休闲的开发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逐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乡村休闲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要维持乡村休闲市场的持久性，就必须注意并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的持久性。乡村休闲把发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环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通过乡村休闲的规范开发，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之中，更好地创建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维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使整个农村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生产基地和生活乐园。
乡村休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乡村休闲，可以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引进农村地区，有利于打破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状态。在与外来游客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视野逐渐开阔，思想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休闲产业是服务产业，又是文化产业。如果没有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立足于市场，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发展乡村休闲产业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意识。
乡村休闲方式与农村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可见图1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休闲的发展缘于旅游者的消费动机所形成的新的类型和休闲市场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休闲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乡村休闲，能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罗书林.发展我国休闲产业的必然性研究[J].苏州工职院学报，2008
一、低碳乡村旅游的概念及内涵
（一）低碳乡村旅游的概念
在追求“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的目标下，旅游业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趋势不可阻挡，乡村旅游本身具有自然生态性，其发展也必然要求生态化、低碳化。本文通过对乡村旅游和低碳旅游相关概念的归纳与总结，对低碳乡村旅游界定如下：低碳乡村旅游是指将乡村旅游“低碳化”，是乡村旅游与低碳旅游的综合，即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本着低碳经济的理念，使用低碳技术和相关政策措施对乡村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宣传倡导低碳理念，让旅游者在旅行中自觉减少碳排量，实现高效低耗的乡村资源利用和最小化的乡村社区环境损害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式。
（二）低碳乡村旅游的内涵
低碳乡村旅游与传统乡村旅游相比具有很多不同之处，低碳乡村旅游是具有低碳体验和教育功能，以减少旅游活动中碳排放和乡村旅游低碳化发展为基础，重视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低碳乡村旅游模式的构建
（一）低碳乡村旅游模式构建的理论
1.循环经济理论是必备的理论基础。低碳乡村旅游注重资源再利用、关注环境、倡导节能减排，在旅游吸引物的构建、旅游设施的建设、旅游体验环境的培育、旅游消费方式的引导中，运用低碳技术，融入碳汇机理，倡导低碳消费，来实现乡村旅游的低碳化发展目标。而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可持续重复利用的方法来缓解资源、环境的有限性与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解决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循环经济在低碳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应用，事实上就是通过清洁生产、资源再造、环境修复等途径，形成旅游业与乡村产业循环体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体系和构建低碳保障体系，实现乡村旅游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多赢的战略目标
（二）低碳乡村旅游模式构建的路径
低碳乡村旅游模式的构建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且需要乡村农户、旅游企业和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的共同参与和积极推进。具体模式可参见图1。
三、低碳乡村旅游模式实施的方法
乡村旅游作为国内旅游的重要形式，是国内旅游中的一匹“黑马”。在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紧缺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开发应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面向低碳经济，以积极的姿态，学习现有的低碳示范区，引导乡村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实施低碳乡村旅模式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政府应加强各部门间的合作，共同宣传乡村绿色旅游、低碳旅游；多做公益广告，强化公众的环保意识，使其了解低碳旅游，促进公众在乡村旅游中主动进行绿色消费，践行低碳旅游，追求低碳生活。
培养旅游者与农户的低碳旅游意识，营造低碳乡村旅游环境。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乡村农户是低碳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者，低碳乡村旅游模式落实到实践中并取得可观效益，最关键的就是要使活动主体，即旅游者，和乡村农户自觉树立低碳旅游意识。乡村旅游目的地可利用多媒体、广告牌及宣传手册向广大旅游者广泛普及低碳环保理念，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从饮食、住宿、交通、购物及娱乐活动等方面自觉购买使用含有低碳性质的商品和服务。
低碳循环技术：充分循环利用废弃物，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低碳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是合理处理乡村旅游生产和加工环节中产生的废弃物，应对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使用物质与能量的封闭循环方式进行再利用处理，形成一个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系统。以沼气为主的物质能源再循环、废水循环利用、其他固体废物的循环利用等方式循环高效的利用资源，减少碳排放量。
[关键词]乡村旅游；弱势群体；原因；对策
一、调研背景
近20年来，我国的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迅速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亮点。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近5年以“乡村旅游”为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就已超过400篇。这些研究已广泛涉及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产品开发、景点区规划、市场营销、发展模式、经济文化冲击、资源基础与保护等主题。相比之下，对于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却鲜有关注，相关研究显得严重不足，相关论述零星分散，缺乏对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来广西的乡村旅游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广西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对广西乡村旅游的研究还比较少，且不系统，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只有10余篇论文对广西乡村旅游进行了探讨。研究层面主要基于宏观和个案研究，研究内容基本是如何开发乡村旅游，缺乏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存在，对旅游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十分不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极大地影响广大村民开发乡村旅游的积极性，不利于广西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尚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还缺乏对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方面的研究，“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课题组于2006年5月～2006年12月分批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了调研，旨在系统研究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村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涉及整个广西区域，主要调研的县市包括龙胜、阳朔、恭城、临桂、灵川、资源、灵川、桂林市近郊、乐业、田东、田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郊等县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32个，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旅游经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问卷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调查完即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入统计分析中，共完成调查样本250份，其中有效样本213份，对照样本264份，其中有效样本232份。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成12份样本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与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弱势群体的收入现状调查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的总结。虽然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样本与其对照样本数不一致，考虑到样本比较多，分析的准确率会高一些，加上本论文的分析是用百分比来表示，因此，对照样本多出部分在分析中没有剔除。
三、经济弱势群体的特征分析
弱势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城乡中那些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缺乏必要而稳定的经济来源，处于贫困状态或接近贫困状态的人群。农村经济弱势群体是经济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是指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及低收入者的集群，它包含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两部分。农村经济弱势群体也指现阶段我国城乡中那些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乃至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的不能平等享受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至于缺乏必要的、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已经处于贫困状态、接近贫困状态和趋向贫困状态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群。唐玉凤等(2006)认为农村弱势群体也指目前在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能力较弱、经济收入较少的社会阶层。
在项目研究中，我们将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界定为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及其对照样本中经济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村民群体。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相比，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具有明显的特征，除具有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社会地位低、承受能力差等一般特征之外，其特殊性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收入是指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即强调其经济状况是与本村其他居民进行比较，可能纯粹就经济状况而言，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弱势群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其二，这些弱势群体一般拥有改善自身条件的机会，但由于经济基础差、文化水平低、年龄过大等诸多因素导致贫困或相对贫困；其三，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经济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旅游乡村其经济弱势群体的状况是有区别的。
四、经济弱势群体的现状与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广西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调查样本中，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37例，占总数的17.4％。在未创办民营旅游经济实体村落中村民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110例，占调查样本总数的48％。以全部样本来分析，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比例为33％。在广西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已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37例样本中，我们发现其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仅有4例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其他均为文盲或小学学历，占总数的89.2％。对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对照样本，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仅有3例，其余均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总数的97.3％。综合课题的前期研究，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与其最高学历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文化的贫乏是导致其家庭收入少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调查数据我们得出，232个有效样本中，缺乏经济基础的占有185个样本，占总人数的比例为80％。数据证明了经济因素是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不能生产自救或脱贫致富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导致乡村居民创业难的主要有年纪大、身体差或有残疾、有病、要带小孩、担心风险、性格不适合、没兴趣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占样本总数的20％。经济弱势群体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综合调查结论，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下几个方面：经济因素，主要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者，如缺乏创业基金等的村民；文化因素，主要指拥有信息、知识资源量少的人，如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创业的能力等无法创业的弱势群体；生理因素，主要有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与病人等。五、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对策
(一)建立健全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机制
建立合理和高效的运行机制是实施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帮扶战略的重要保证。应根据“帮扶战略”的要求构建一套制度化、常规化、人性化的运行机制，为解决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问题提供各种保障，并注意措施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帮助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提高素质、转变观念、开阔思路，增强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的意识，以教育培训为主，增强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自我造血功能。
(二)改进扶持方法。完善二次分配机制
改变当前对旅游乡村弱势经济群体的救助方式，变生活救助为旅游扶贫开发救助，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方式由现金和实物援助为主转变为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援助为主，扩大在技术、项目、培训和销售等方面的有效援助。将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援助纳入发展乡村旅游开发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旅游开发项目和人工需求应该重点照顾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积极稳妥地推进旅游开发乡村的分配制度改革，既要使资源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又要兼顾社会公平，特别关注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利用税收杠杆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解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村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有效地保护和救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
(三)重视乡村教育培训，健全科教扶贫长效机制
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科教扶贫是对经济弱势群体最根本、最彻底的扶贫，是扶贫的长效机制。实施对经济弱势群体救助单靠一时的送钱送物势必陷入“扶则解贫，不扶返贫”的怪圈，难以从根本上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应该着眼于建立救助弱势群体长效机制。研究表明，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文化素质低是造成其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村民的收入与他们所具备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密切相关。要做到乡村旅游开发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同步进行，对于经济弱势群体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救助为科技救助。加大教育援助将有效促进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强其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获利能力。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培训，建立“校一村”科技帮扶体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为弱势群体提供多种职业、多种技能的培训服务，以改变其文化低、劳动技能单一的状况，使其尽快就业。此外，解决好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子女受教育问题，不使家长的贫困和弱势延续到下一代也非常重要。
(四)建立乡村旅游股份公司。探索多种形式的发展模式
当前广西各地乡村旅游经济多是各自为政，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的旅游开发多以市场化形式进行调节。为加强对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成立旅游公司，建立村级董事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以分散的农户为基础，组合成团体，在协作中提高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上求生存、图发展，以统一的面孔对外。董事会要以旅游乡村的公共旅游资源为基础，村民均是公司的股东，每户村民都有基本股份，村民通过多种投资获得更多的股份。公司可以由村民自己经营，也可委托经营或聘请管理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也可将经营权作股份转让经营权，村民从分红中获得利益，从参与管理或被聘为工作人员之中获得就业机会。
(五)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仅靠一家一户是无法解决的，要从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人手，强化村级组织功能，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积极帮助、扶持有脱贫致富愿望和条件的经济弱势群体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村级班子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基础上，引导农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开展多种经营，村民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益农则农，益旅则旅”，积极为广大村民特别是那些经济弱势群体搞好服务，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旅游乡村的整体面貌，走向共同富裕。
论文关键词：乡村，传统戏剧，遗产，保护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世代乡民社会理想、道德伦理、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体现，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现结合2009年暑假在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的阳戏考察，拟就当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问题略陈陋见，就教于方家。
一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困境
乡村仪式戏剧成为世代乡民表达社会理想的重要方式，承载着厚重的道德伦理内涵，是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载体，对传统乡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全国“非遗”运动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乡村仪式戏剧遗产逐渐被纳入议事日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取得了不少成绩。笔者根据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阳戏保护的实际，认为当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困境在于文化生态、遗产传承和保护效果等方面。
第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变。乡村仪式戏剧是具体文化生态的产物，从中可见出乡村经济、生活条件和文化消费等基本状况。时至今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文学艺术论文，显示了乡村经济的进步、乡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需求的改变与文化消费的多元。一方面，这给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乡民有时间、精力和条件来完成这项工作；另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打开了乡民接受现代文明的窗口。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乡民文化需求日渐丰富，文化消费日渐多元，在一定程度挤占了乡村仪式戏剧存活的空间。“演历史上英雄人物和鬼神妖魔的故事，这种内容与形式则与各自所处的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断裂；而农村社会形态的变革、新的人群、新生活方式与文化娱乐方式与传统的历史人物鬼神故事错位，民间戏班、戏师们则无法随时代的变革而创新其内容。”[1]（P266）
一是乡村经济状况日趋好转。乡村仪式戏剧植根于乡村农耕生活，既是乡民表达美好生活愿望的手段，也是其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随着现代文明传播的不断深入，乡村仪式戏剧逐渐远离了乡民的现实生活。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广大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各种惠农政策的不断实施，乡村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乡民的经济状况论文提纲怎么写。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乡民的生活质量，为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乡民生活条件日渐提高。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广大乡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就居住而言，广大乡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纷纷改建住房。田野考察显示，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经过六十年发展，广大乡村已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随着乡村传统民居的改造，昔日乡村仪式戏剧表演的戏楼、庙祠已被拆改或凋敝。笔者在贵州开阳鲊坝塘考察发现，当地现存戏楼系乡民在经济宽裕后重建在住房后面。因其并无足够的空间容纳观众和现在阳戏表演多在场院进行，故多用来存放阳戏表演所需物件。因当下阳戏表演多就近择地和庙宇多用于祭祀祈福，故开阳南龙长庆古寺的戏楼有名无实，只是阳戏艺人感喟昔日兴旺的凭吊之地。此外，笔者在福泉等地并没有发现古代存留的传统戏剧表演场所。就饮食而言，广大乡民已经摆脱了食不果腹的苦难，营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乡民搬演乡村仪式戏剧日趋娱乐化。六月二十四日传说是川主李二郎的生日文学艺术论文，开阳南龙中桥阳戏班子于2009年8月12日—13日为纪念川主神灵和祈求国泰民安而组织酬神祭祀和阳戏表演，邻近乡民自发集资参与相关活动。
三是乡民文化消费日趋多元。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民生活的改善，广大乡民的文化需求日渐丰富，文化娱乐日趋多样化，影视棋牌等日渐取代赛歌看戏的传统娱乐方式。田野考察中，贵州省开阳、福泉等地阳戏艺人告诉笔者，以前阳戏表演往往通宵达旦，观众仍留恋不去。因观众逐渐退场，笔者目睹的开阳南龙中桥阳戏进行到凌晨一点而被终止。就在此次阳戏表演中，仍有部分乡民在表演场所附近以麻将为娱乐工具。在中桥村委所在的街墙上还发现现代乡村乐队张贴的海报，乡民的文化需求与消费已发生了明显改变。
第二，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持续传承面临危机。乡村仪式戏剧不断发展和完善，是世代乡民持续传承的结果。时至今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在传承心态、队伍结构和表演机会等方面的危机日渐凸显出来，成为不可忽视的严峻现实。
一是传承心态有待调整。面对不断升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各界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持续传承的态度同而有异。一方面，社会各界就乡村戏剧遗产达成了传承的共识。就政府及相关组织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因为其具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就专家学者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除基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考量外，还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就民间艺人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或以祖宗的智慧不能丧于己手，或以其作为生存方式之一而倍加珍惜。就广大乡民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可以传承，除因其系祖宗的智慧和生存方式外，至少还有娱乐休闲的价值。另一方面，社会各界的传承态度颇有差异，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有较大的影响。就政府及相关组织而言，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为代表的“非遗”保护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文学艺术论文，其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价值不会因采取措施而有立竿见影之效，故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倾注的力量相当有限。福泉是贵州阳戏主要流传地之一，当地政府并未就其传承划拨专项经费，因而让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们只能利用个人影响去筹措资金。就专家学者而言，虽认同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面对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民间艺人而言，虽明知自身肩负的传承责任，但经济大潮中的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者已丧失了昔日乡村文化精英的光彩，日渐被人目以落后、迷信的眼光，有限的经济收入和自卑的文化心理使传承动机与动力丧失。另除“非遗”保护大力宣传强化了民间艺人的“特殊”心态外，行业发展的潜规则也使民间艺人以为“手握重宝”而不愿示人论文提纲怎么写。这不仅隔离了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且有可能挫伤他人参与保护的热情。就乡民而言，除经济利益、文化心理等影响外，现代文明极大改变了生存生活方式，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与乡民生活的距离被逐渐拉开，故遭遇漠视和远离。
二是传承队伍结构欠佳。乡村仪式戏剧不断提升艺术品位，成为世代乡民社会理想、伦理道德、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载体。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传承队伍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就性别而言，因传统观念的影响，乡村仪式戏剧表演中，女性参与程度有限，甚至剧中女角亦由男角反串。因“男儿不看戏，女人不观灯”的影响，贵州阳戏表演少有女性参与，女角由男性反串。“端公亦类道士类也，作法与演戏相似。衣服亦号行头，且有选少年着女装为神仙者，观之若狂。”[2]笔者仅看到福泉道坪谷龙阳戏班子有极少女性参与表演，而开阳南龙中桥阳戏表演始终均由男性扮演女角。廖昌国先生多年致力于开阳阳戏剧本整理，其《中国伦理傩——贵州省开阳县调查录》统计了开阳地区的阳戏艺人文学艺术论文，未见有女性参与。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者的性别失调，至少表明乡村女性多以看客身份参与乡村仪式戏剧活动，未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发挥足够作用。就年龄来说，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面临传承者年龄老化的严峻现实。究其原因，或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一定程度影响了乡村仪式戏剧的前承后启，造成了乡村仪式戏剧艺人的青黄不接；或是低下的经济收益缺乏足够的传承吸引力，年少者不愿参与乡村仪式戏剧传承。廖昌国曾较为详细统计了贵州开阳地区的阳戏艺人，笔者据此胪列开阳阳戏艺人年龄简表如下。
贵州开阳阳戏艺人年龄简表
年龄段
80以上
70-79
60-69
50-59
40-49
30-39
20-29
20以下
人 数
无
14
8
6
11
16
6
3
比 例
无
19
11
8
15
21
8
4
[关键词]广西；高校；旅游乡村；科技帮扶
[作者简介]文军，广西大学生态与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广西大学环境景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副教授；李星群，广西大学商学院讲师，硕士，广西南宁530005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4―0069―04
近10年来，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对广西的旅游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等现状情况目前还缺乏系统研究。与本论文相关的前期研究主要有：方锦明等(2004)对高校实施农村扶贫作了探析，认为高校扶贫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高校目前的扶贫工作存在一些误区，高校实施农村扶贫工作应把重点放在科技文化、思想精神等各方面；陈大柔等(2004)就高校教育扶贫的问题及对策作了分析；黄昌财等(2005)分析了高校与农村共建青年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浙江师大与井冈山拿山乡共建青年中心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探索乡校共建农村青年中心的新途径；辛艳伟等(2006)就农业高校参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途径与方式进行了探讨；裴春秀(2006)对地方高校立足于为建设新农村服务进行了重新定位。总之，通过从CNKI期刊检索的结果来看，目前国内对高校科技扶贫方面的研究很少，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欠缺，目前仅有40余篇相关论文，尚没有涉及高校与旅游乡村进行对口旅游扶贫方面的论文与实践报道，也没有关于广西“高校一旅游乡村”结对子旅游扶贫的前期研究。
一、研究意义
实践教学、专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它能够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旅游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教学或活动的作用和地位显得尤其重要，对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校普遍存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锻炼的现象，旅游专业学生真正参与实践的机会不多，加上一些实践教学、专业实践多采用“放羊式”管理，学生实践效果较差。此外，许多高校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的组织与管理摹本沿用了传统的运作模式，即一种“观光或度假式”的社会实践，并没有充分发挥高校多学科的特点和科技优势，这对国家建设以及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非常不利。高校出现了诸如旅游专业的学生不懂旅游，农业专业大学生不懂种田，林业专业大学生不知道种树等许多“奇怪”的现象，学生的实际能力与社会需求或社会的期望值存在明显差距，大学生眼高手低的现象非常普遍。而广西旅游乡村总体文化水平不高，迫切需要通过继续教育和培训来提高文化水平。通过“高校一旅游乡村”结对子是高校与旅游乡村实现双赢的重要途径。目前，对我国许多学校关于“校―企”结对子的科技扶贫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高校与没有多少经济实力的乡村的合作有实质成效的不多见，对于科技文化比较落后的广西广大旅游乡村，“校―村”旅游科技帮扶显得意义非常重大，结合广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潮，“校―村”结对子科技旅游扶贫显得更加重要与迫切。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在“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和“新世纪广西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的支持下，课题组于2006年5月一2006年12月，分批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了调研。旨在系统研究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村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涉及整个广西区域，主要调研的县市包括龙胜、阳朔、恭城、临桂、灵川、资源、桂林市近郊、乐业、田东、田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郊等县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32个，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旅游经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问卷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调查完即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入统计分析中，共完成调查样本250份，其中有效样本213份；对照样本264份，其中有效样本232份。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成12份样本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与其相关的经济实体及其对照的基本信息采集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的总结。虽然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样本与其对照样本数不一致，考虑到样本比较多分析的准确率会高一些，加上本论文的分析是用百分比来表示，因此，对照样本多出部分在分析中没有剔除。
三、调查数据分析
(一)受教育程度分析
从调查样本的年龄结构来看，在广西已开办乡村旅游的地方，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创办者主要集中在25―54岁这个年龄段。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中文盲比例为4.2％，其对照样本文盲比例高达17.2％，说明文盲在广西旅游乡村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对照的比例远高于经营实体的比例，但我们仍可看出，相当一部分乡村旅游经营者文化水平还很低。在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经营者中，小学文化比例占25.4％，与未创办实体者的比例41.4％相比，未创办实体者小学文化比例明显高于创办经济实体者。综合文盲与小学文化这两项，实体创办者两者之和比例为29.6％，而未创办实体者两者之和的比例高达58.6％，相差近1倍，从这两项之和可知文化因素仍然是决定乡村旅游经济是否成功开办的主导因素。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初中及以上文化者所占比例为70.4％，而未创办旅游经济实体初中以上文化所占比例为41.4％，两者相差很大。尤其是在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24％，远远高于未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9.9％的比例。
另外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层次实体创办者在本次调查中共有8人，占总比率的3.8％，而其对照样本的比率为0。从整个受教育程度的调查来看，在广西旅游乡村居民的总体文化水平仍然偏低，文盲比例高达11％，高中比例仅占14.8％，大专及以上学历层次所占比率仅有1.8％，小学与初中文化占绝对优势，占总比率的
72.4％，说明广西的旅游乡村总体文化素质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总体来看，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文化水平较高的旅游乡村，文盲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群体整体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严重地阻碍了广西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极大地影响其市场竞争力，这说明发展“高校―旅游乡村”校企结对子科技旅游扶贫非常重要，这从一个基本层面揭示了广西“高校一旅游乡村”科技对口帮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普通话水平分析
从普通话水平分析来看，开办乡村旅游实体者普通话“听和说”比例均为100％，而对应的未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听和说”的比例为90.1％和82.3％，说明广西旅游乡村在开办乡村旅游后，村民总体普通话“听和说”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其中开办实体者均能听和说普通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广西的旅游乡村开办有乡村旅游的村民整体文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开办乡村旅游实体者中，能够“读和写”的比例分别为94.8％和93.4％，同时其对照样本为60.8％和54.7％。从普通话水平来看，说明乡村旅游开办者整体文化水平要高于未创办乡村旅游者，这从两者的学历层次上也得到了印证。但与受教育程度对比进行分析可知，开办实体者有4.2％是文盲，但这些文盲均具有“听和说”普通话的能力，未创办旅游经济实体的文盲比率为11％，与不能“听”普通话的对照约10％的比例基本一致，而有17.7％的对照不能“说”普通话，明显高于其文盲的比率，说明一部分小学文化的未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说不好普通话。在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中不能“读和写”的比率分别为5.2％和6.6％，略高于文盲的比例，说明少量的非文盲的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创办者还不能正常“读和写”，这是一项摆在我们高校、研究者和乡村旅游管理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英文水平分析
从英文水平分析来看，开办乡村旅游实体者能“听”英语的比例为5.6％，而对应的未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听”英语的比例为4，3％，虽然两者比例相差不大，但总体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远高于广西其他未开办乡村旅游的村落。说明广西旅游乡村在开办乡村旅游后，村民总体英语“听”的比例有所提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开办乡村旅游后，广西旅游乡村居民的外语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能够“说”英语的比例实体与对照样本分别为4.2％和2.6％，两者总体所占比例不高，但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除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总体文化水平高于未开办者这个因素外，可能还存在乡村旅游开办的过程中，由于业务需要，一部分经营实体被迫去“说”英文，其英文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开办乡村旅游实体者中，英文能够“读和写”的比例分别为3.3％和2.8％，其对照样本的比例均为0.4％，这说明广西的旅游乡村实体经营者英语“读和写”的能力明显高于未创办乡村旅游经营实体者，但从广西整个旅游乡村的层面上来看，能够“读和写”英文的乡村居民比例非常低。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英语水平较高的主要集中在龙胜平安村与阳朔的乡村，这个区域村民的英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这可能与这两个区域接待的客源结构相关，龙胜与阳朔的客源结构中，外国游客占有相当的比例，由于经营的需要，部分村民自觉地学习英语，这不仅提高了本村英语水平，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广西旅游乡村的英语水平。
(四)家庭收入水平分析
从家庭收入水平来看，在广西旅游乡村中开办旅游经济实体者处于“下等”的比例为3.29％，同比未开办实体者，其比例高达19.8％，相差非常大。开办实体者家庭收入处于中下层次的比例为14.1％，其对照样本比率为28％，两者相差也相当悬殊。综合家庭收入的“下等+中下”两项，实体与其对照的比例分别为17.4％和47.8％，两者相差很大，说明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影响很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中，家庭收入不高的原因主要是其经营实体缺乏竞争力的缘故，主要是经营不成规模和软硬件设施差的原因，这些实体多数是季节性乡村旅游经营者，只有在旺季其他旅游经济实体不能满足游客需求的前提下，游客才会到他们处消费，加上条件差，收费低廉，经营效益不高，这些群体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收益不足以改变其贫困状况。在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中，属于中等及以上的比例高达82.6％，而其对照仅有52.2％，尤其是收入处于上等的比例相差非常悬殊，开办实体者收入处于上等的比例为9.86％，而未创办乡村旅游经营实体者比例仅有0.4％。此外，由于涉及收人这个敏感问题，多数乡村旅游经营实体开办者回答比较保守，回答时普遍存在偏低的现象，而相当一部分对照样本即未开办乡村旅游者又可能顾及面子，可能会夸大其家庭经济状况，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广西乡村旅游开发有力地推动了广西农村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通过对广西旅游乡村村民进行现状调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其一，广西目前的旅游乡村居民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开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的文化水平明显高于未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者。其二，开办乡村旅游对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具有明显的作用，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在开办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文化水平得到提高，主要体现在普通话水平和英文水平的提高，其他乡村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三，村民的文化素质高低与其收入水平相关，总体呈现出高文化素质高收入的趋势。从广西旅游乡村单方面调查结果来看，广西旅游乡村亟需提高整体文化素质，因此，广西“校―村”科技帮扶显得意义非常重大而迫切。
四、“高校―旅游乡村”科技对口帮扶的展望
(一)加强“校―村”联系，探索具有广西民族特色的科技旅游扶贫新路子
“校―村”结对子旅游扶贫开发与实践，要充分利用广西乡村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结合高校的科技资源，走一条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科技旅游扶贫开发新路。“校―村”合作旨在深挖乡村旅游本身增效潜力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农村经济的转型，促进农业经济向多元化发展并实现农业经济较高层次上的良性循环。而且在扩大农民就业门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解决农民就业等问题上意义重大。这种旨在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脱贫致富奔小康“校―村”结对子科技旅游扶贫开发，不仅可以开创一条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路子，提高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而且“高校一乡村”科技旅游扶贫开发对广西区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具有带头和示范效应，对高校学生假期社会实践和实践教学具有较强参考价值；对我国其他区域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乡村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创新也有较强的参考与示范作用，对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维护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乡村治理；经验总结；措施分析
我国乡村治理关系到千家万户，总结乡村治理的经验对我国乡村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归纳如下：
一、正确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不断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
乡村治理的根本制度保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方向，也是保证农村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有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1982年修订的现行宪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总的看来，改革开放前中国乡村的主要问题是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农民对土地自主经营的矛盾，改革开放后是城市化与农民维护土地权益不受侵害之间的矛盾。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这些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处理及时得当都能得到妥善解决，农村因土地兼并而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就不可能出现。由此可见，中国乡村稳定发展的根本制度保证是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而不是土地私有制。正确地处理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动摇与不断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的关系是乡村治理中至为重要的问题。
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发挥其在农村的指导、引导、协调和服务功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是领导农民群众建设农村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各种社会组织中的领导核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领导和支持村委会及其他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开展工作，发展和完善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党的方针政策、政府的法律法规最终都由基层党政部门贯彻落实，因此，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政组织的引导、指导、协调和服务功能对乡村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在维持农村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理念中比较重视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注意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20世纪60年代初，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农民”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之一。改革开放后，“两个文明都搞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为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200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这些文件对基层文化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也涌现出江苏省华西村、深圳市南岭村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基层文化建设搞得有声有色的农村基层先进典型。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宣传先进文化，传播先进科技，倡导文明生活；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领导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纳入财政预算。
四、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搞好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整个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正是从中国的这一实际出发，邓小平明确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因此，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别，是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2002年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将过去长期实行的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城乡关系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型城乡关系。在全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情况下，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跳出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局限，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优先位置来考虑。
参考文献：
[1]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一、引论
2001年，我们在山西、湖北、山东、吉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和北京各选择一个村作了关于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调查。调查选点是随机的，没有典型性，但比较真实。调查报告的作者都是近年活跃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都有过较为长期的农村调查经历，调查经验比较丰富，调查报告生动有趣，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令人深思[1]。
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民自治的政策后果，二是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其目标是在国家不能为村庄提供足够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村庄的治理来提供自足的村庄秩序。改善村庄治理的具体办法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调查报告的情况来看，村民自治大大改善了村庄治理，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础。不过，村民自治也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抽象地讨论村民自治的好和坏，功与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入到村庄内部来看村民自治这一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制度，讨论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的对接过程，与村庄自组织资源，与村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面子、宗族观念，乃至于与村民的性格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的相关性，从而理解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村庄自足的秩序需求，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当前村庄本身的社会状况，构成了调查报告的关键词。
二、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分类标准
在对调查报告的编辑上，我们将派性和集体经济状况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而将选举和村庄秩序作为了共同项。这样编辑的理由，是民主选举作为村庄政治中最为耀目的事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大，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实施最为彻底有效，最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方式的方面。民主决策本来是村庄治理中更为基础的方面，可惜当前民主决策在实践中落实的不好，不如民主选举普遍落到了实处。选择选举作为共同项的另一个原因是，正是选举这个牵动所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戏剧化事件，最为彻底地将村庄社会的形貌表现了出来，反过来又构造了村庄社会本身的形貌。村集体经济状况往往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方式，也决定了村庄选举的方式，村庄选举又制造或强化，有时也消解了村庄的派性斗争。
具体来讲，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极大。所谓村集体经济，就是村级组织可以获得或掌握使用的经济资源，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可以减少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的数量，缓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因为收取提留产生的干群矛盾，而且可以通过向村民分配村集体创造的公共物品，获得村干部对村民的主动性。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提高了村级组织的运作效率，强化了村干部对村民的优势地位。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有更多参加村务活动的积极性，更愿意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决策。在村级组织不仅不需要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向村民分配公共福利时，村务决策，尤其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合法化了的村务决策，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而村集体经济很少的村庄，村级组织不仅不能代替农民向国家交纳税费，而且办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村民出钱出力，由此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以拒交税费来抗拒村干部的权威，村民获得了对村干部的主动性。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既可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抵制上级过多的提取，也可能通过选择好干部，达成善协议，来改善村庄治理，提高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但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干部的正当报酬不会太高，村民达成合作协议涉及出钱出力而难度骤增，少数反对合作的村民成为村庄公共物品提供越不过去的坎。从村民方面看，要么对村庄事务参与过度，要么对村级治理漠不关心。总之，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有无与多少，对于村民自治的过程与后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因其本身的来源与性质的不同，而会对治理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具体来看，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村办企业，这类村庄的村级组织掌握着大大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资源，并因此具有远高于一般村民的权威。这类村庄的村干部具有很强的绵延性和传递性，即使是村委会选举，也大多是由村级组织自身的决定和上级组织的干预，决定了村干部的当选。在那些由能人办村办企业起家的明星村，如华西村、南街村，情况更是如此。苏南的村办企业发达，其村级治理或村民自治的过程便大多是这种类型。另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于卖土地的收入，这类村庄的收入来得太容易，且与某个村干部的个人魅力没有关系。简单地说，这种收入很难归入某个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经营才干，与个人无关。这类村庄获得的集体经济资源便面临着村民强大的分享压力，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村民可以分成一派又一派组织起来分享村集体收入的成果。这类村庄，村民参与村务积极，村干部本身缺乏自我绵延与传递的能力，村委会选举成为动员全村村民的最有力武器，村民代表会议吵得一塌糊涂。这类村庄大多集中于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城郊型农村。目前发生的村委会主任罢免案之所以大多发生在温州、珠江三角洲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郊型农村，不是没有原因的。
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也有激烈的争斗，具体可以分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与传统因素联系起来的争斗，诸如与宗族意识、面子观念、宗教信仰等相联的争斗。另一类是与少数村干部或村民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争斗。这两种争斗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因为传统深入农村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更多表现为上层的、间接的且间歇性的争斗。相对来说，与传统相联系的村庄争斗更加稳定和深入，在村庄的动员能力更强，具有“派系”斗争的特征。而在那些村集体经济较少且传统断裂的村庄，即使发生争斗，也仅限于上层少数人中，这种争斗很不稳定，动员能力弱，以利益许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派斗争只能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两个争斗的个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争斗双方中一方的退出，即意味着派性斗争的结束。
大多数集体经济贫乏村庄即使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也并不因此产生戏剧性的场面。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十分冷漠，更不用说对村务决策的参与了。多数村民的想法是，只要村干部不找我收钱，他们做什么事情与我何干！不过，当村民因为诸如水利工程、桥梁道路等设施被破坏，社会治安、道德水平等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们是迫切期望村干部来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村庄秩序的。村民自治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民主的办法，试图通过村民本身的参与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提高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来自村庄的基础。实践中的很多村庄是比较好地达到了这个目标的。问题是，这种办法并非一了百了。离开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离开了对少数村民不合作倾向的约束能力，村民自治这种民主治村方法的效果要大打折扣。 必须将村民自治的效果与村民的行为倾向，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及这种关系对村民行为的约束能力，与村民和村干部及村庄精英的互动状况相联系，来讨论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在那里。随后应该讨论村民自治的相关政策问题。
三、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先来讨论与村民自治实践相关的理论问题。这里讨论的理论问题，仅是一个方面，即村民自治制度村庄基础的方面。
1、村庄的规模。这里及前面讲的村庄，也就是村委会。村委会的规模即其人口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当前的村委会一般是承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而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大二公”，生产单位规模较大，带来极大的效率损失。1962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确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将生产队作为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队一般20-30户人家，百余人，是一个相互熟识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中，因为相互熟识，可以相互监督，舆论约束也比较有力，从而减轻了人民公社体制本身的问题，使人民公社可以再延续20年之久。建立在生产小队之上的生产大队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村委会，规模较生产队要大一个数量级，在这种规模的社会中，村民不再相互熟识，舆论压力下降，一致行动能力不足，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往往经由村干部这个中介。我们将村委会这样一个规模的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作为“半熟人社会”的村委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能力具有“半熟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及村务决策中，不理解村委会半熟人社会的特点，很难理解村级治理的某些方面。
2、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叫做“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社会关联”指村民之间关系的性质、强度及其广泛性，尤其指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延续，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的，与其他人无联系不合作的原子化的个人，是现代社会所淘汰的对象。村民自治及村庄秩序的获得同样有赖于村民的合作或村民之间建立有强有力的关系，正是村民之间强有力的关系，使得村民会议通过的决策不只是对赞同者具有约束力，而是对全体村民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是凭借暴力，而是凭借村民心中的正义和他们对村庄正义的敬畏。他们受到村庄舆论及与这种舆论密切相关的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约束。 村庄社会关联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村庄现状密切相关的。其中的两个方面尤其与村庄社会关联关系密切。一是村庄传统的状况。宗族意识构成了村民之间的宗族联系及与这种联系相关的一致行动能力。面子观念则造成了舆论本身的力量。二是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状况，即在村庄内部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产生的一些占有优势资源的村庄精英对一般村民的影响能力，这种影响能力是村庄形成群体行动的一个基础。不同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并不相同。当前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的进村和村民的自由流动可能性，对于村庄社会关联状况有极大影响，这会构成对村民自治这种治理制度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
3、村庄精英。村庄精英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诸如对乡村土绅的研究和“长老统治”的说法。村民自治是一项授权村民的治理事业，但这并不是说村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村民去做，也不是说每一个村民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影响力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村民之间各不相同的影响能力，构成了村民本身的结构分化，这种结构分化塑造了当前村庄治理的现状。
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庄中较一般村民影响力大，行动能力强的人。这些人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优势资源。村庄精英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式及村庄精英数量的多少，与村庄本身有密切关系，宗族头人、宗教领袖和经济大户是些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却“力大无比”。“大社员”、小地痞是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这样的村庄精英数量虽多，影响力却很有限。村庄精英往往不只是在村庄范围活动，他们可能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村庄以外，对于村庄治理没有兴趣。这样的村庄精英，严格说是不在村的精英，与村庄治理关系不大。还有一些人虽然一直在村庄以外生活，却十分在意村庄生活，他们的生活面向村庄，这些不在村的人事实上是在村精英。细致观察村庄精英的状况，对于理解村庄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引入之后村民的行动和村庄决策的达成，会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村庄精英本身的状况不同，造成村民自治这个全国一统制度安排实践后果的不同。 以上三点讨论，只是希望回答为什么实践中的村民自治过程与后果的不同。过去学术界和政策部门过于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方面，自上而下的方面，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初所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已实践10余年，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够，因此，我们将村民自治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定位于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以上三个方面在全国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就必然造成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实践的不同。这样我们就会对村民自治实践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判断。
四、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策问题
引入村民自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村庄秩序自足提供的问题，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力为庞大的农村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不过，村民自治制度还必须同时解决国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面，乡镇一级设基层政权，但乡镇这个基层政权的范围太大，一般人口在5万左右，地域数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区区乡镇干部无法将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派款等繁重的任务完成，他们无力面对数量庞大的村民。何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熟悉村民。村委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千人左右，村干部对每个村民都很熟悉，正是村干部可以成为乡镇行政离不开的腿。这样一来，村干部就不仅要成为村民的当家人，而且要成为乡镇行政的代理人。这就面临着村民自治的第一个政策性问题：乡村关系问题。 在不同的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乡村关系政策上面所留有的空间也不相同。有些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难题是计划生育，如江西农村。大部分不发达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问题是收粮派款，是如何为农村义务教育提取足够的经费，如湖北、安徽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政府可能不再有计划生育或收粮派款的压力，但如何保证村级组织的有序运作，如何介入村庄内部派性争斗，如何保证村庄公共物品的有序提供，却可能成为乡镇政府颇为头痛的事情，如浙江温洲农村的情况。 总的来说，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乡村组织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乡镇有求于村级组织的相对较少，而村级组织往往需要从乡镇一级获得合法性资源和权威资源，乡村关系方面，乡镇有更大的主动权。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乡镇一级急切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完成让乡村两级都感头痛的计划生育和收粮派款的硬任务，乡镇一级不敢得罪村干部，村干部也因为合法收入太少而工作难度太高，而缺乏当下去的意愿。乡镇有时默许村干部在合法收入之外捞取灰色收入，有时利用正式关系之外的非正式人际交往来笼络村干部。
村民自治制度的引入，强化了乡村关系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的以上问题的症结。当乡村合谋以向农民提取资源时，农民不会对乡村干部留有好感，农民要么对村庄事务漠不关心，要么联合起来将代理乡镇事务意愿过强的村干部选下来。农民联合起来的基础是他们的组织方式，在不同地区农民的组织方式是十分不同的。农民组织的一种方式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首先是村庄内部分成两派的斗争。其中一派特别是处于村庄权力弱势的一派习惯打出为民请命的招牌，将对手置于与乡镇合谋的不利处境。选举中，乡镇事实上是希望干预以选出自己满意人选的，但乡镇干预的结果必然强化受到损害一派的愤怒，受到乡镇支持一派即使当选，也会不断受到另一派的“刁难”。乡镇因此更加难以完成向村一级渗透的任务。大多数乡镇目前终于知道，在村委会选举这类政策操作性很强的事情上，“按法律和政策来”，不带意志让村民选上谁谁当。村委会选举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高度自由的村委会选举，会因为村民的不感兴趣以及村民在原子化基础上的无联合，而变得没有力量，乡村关系依然按照惯性向前走。从完成国家任务的角度，这有可能是好事，但在当前中央政府事实上很难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难控制乡村组织的背景下，各种劳民伤财的“积极行政”措施肥了部分官员，而折腾苦了本来很穷的村民。沉重农民负担和高额村级债务成为当前全国农村的恶疾，即为明证。 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情况大不一样。村中两派斗争需要乡镇作为裁决者，乡镇较欠发达农村地区更超脱于村庄斗争，不仅超脱，而且事实上成为村庄争斗的受益者。这类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会很不相同。
显然，乡村关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和要求是相当不同的，这不仅与乡村组织面对的国家任务的不同有关，而且与农民的组织方式，村集体经济的发育状况等等有关。在笼统谈乡村关系之前，似乎应先分清是什么类型的乡村关系。 与乡村关系紧密相关的是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两委关系”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与之相关制度设计很多，争论极大。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两委关系也如乡村关系一样，在不同地区因为面对的任务和所处村庄基础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表现。关键是应将两委关系由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回归到村庄中予以理解，将笼统的讨论具体化到实践中去。
五、结语
假若我们只是局限在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上研究村民自治，这种研究很快就会被实践抛在一边。中国是有9亿农民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的显着特点，这种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其它诸种自上而下安排下来制度的不同生长基础。苏力在回答同一套法律在乡土社会的人民法庭和城市或工商发达地区运作的差别时写到：“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不同。”他主要讨论了法律实践因为经济方面的差别而造成的过程与结果的差别。如果将苏力的法律实践的差别换为国家自上而下安排的制度实践的差别，比如村民自治制度的差别，就会发现苏力结论的普适性。而如果不看得那么根本，我们还应看到，不仅是经济不平衡，而且有文化不平衡和其它不平衡的因素在决定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不平衡方面的作用。学术界如何深入到不平衡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自上而下制度安排的不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诸如村民自治这些上面安排下来制度的处境，对于完善这些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术研究当然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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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范瑜、贺雪峰主编《村庄治理与秩序——村民自治调查报告》，即出版。
参见贺雪峰：“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参见贺雪峰：“乡村选举中的派性与派系”，《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4期。
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参见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即发表；董磊明：“传统与嬗变——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的村级治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参见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第1期；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吴思红将这种非正式人际交往称作“体制外动员”，参见吴思红：“村民自治制度下的乡村关系与农村社会动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关键词】循环经济；乡村旅游
目前我过旅游业蓬勃发展，但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环境问题就是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旅游业如何可持续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课题，尤其是从什么地方突破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值得人们思考。乡村旅游天然具有绿色旅游的特性，如果再将循环经济的理念纳入到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一）循环经济的起源。循环经济的思想来源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保主义思潮。1962年，《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此书是第一本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书中描述了一个因为环境污染问题人类肯能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这本书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从此以后人们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关注，政府也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各种环保组织也开始成立。第一次真正提出循环经济理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Ewert Boulding），他提出了“宇宙飞船模型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把地球比作一个完全封闭的没有终点的宇宙飞船，其内的资源和能量都是有限的，如果人类继续目前的经济运作方式，“宇宙飞船”这个系统必将崩溃。所以，人类必须采取循环经济的运作方式，才能循环利用，往复不断。
（二）循环经济的3-R原则。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循环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体现出来的经济特征。“循环经济实现了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转变成资源―产品―消费―再生利用物质循环流动的闭环型经济，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的运作严格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可以说，“3-R”原则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内核，是循环经济发展的精髓所在。
二、循环经济与乡村旅游
（一）乡村旅游的内涵
乡村旅游是区别于其他旅游类别的一种比较独特的旅游类型，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乡村旅游进行认识。
1.乡村旅游所依托的旅游资源。乡村旅游所依托的资源既不是人文旅游资源也不是纯粹的自然风光，而是以在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现场与过程为旅游资源。这种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在于它并不是为旅游的发生而存在，乡村旅游经济活动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副产品。由此可见，乡村旅游具有较高的经济附加值。
2.乡村旅游游客选择的局限性。旅游动机多种多样，从旅游主体角度来认识乡村旅游有助于对乡村旅游的认识。乡村旅游中的游客旅游目的不同于其他旅游项目，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游客的主要目的是体会农业生产过程，体验乡村生活，放松身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参与乡村旅游的游客主要是寻找一种典型的与城市生活相对应的生活方式。所以乡村旅游本身在选择旅游对象方面是具有局限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城市居民才是乡村旅游活动的主体，农村居民一般情况下不会成为乡村旅游的消费者。
3.乡村旅游的地域性以及产品内容的相似性。乡村旅游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凡是乡村地区具有一定的公共基础设施与经济条件，其主体愿意经营乡村旅游都具有乡村旅游产品的潜在生产能力。所以乡村旅游产品存在地域广阔，并且经营内容方面相似性较大。
4.乡村旅游产品的非专一性。一般的旅游产品是专门为旅游主体的活动而存在的，旅游产品的生产、销售都是为旅游消费者而特殊存在的。乡村旅游产品的存在是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依托广大农业生态系统，乡村旅游产品是农业生产的附属产品，在乡村旅游活动没有发生是，乡村旅游产品的生产所依托的资源并没有停止。
5.乡村旅游的起源与发展。乡村旅游的发生于发展是由于城乡差异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形成的。在很早以前，世界城市化程度很低，大多数地域都处于乡村范畴，所以并不存在乡村旅游。由于欧美地区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所以乡村旅游最先产生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乡村旅游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我国城市化进程时间晚于欧美地区，所以乡村旅游的出现也是城市化进程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事情。我过乡村旅游的萌芽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一些“回老家”式的探亲活动，真正的乡村旅游则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这是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乡生活差异的加大所造成的。
6.乡村旅游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乡村旅游有不同的定义。西班牙的旅游学者认为乡村旅游是“农户活农产为旅游者提供食宿等基础设施，使旅游者体验农业生产过程和生活方式，欣赏农村或农场风光并从事一系列相关休闲活动的旅游方式”。而英国的学者则认为，“乡村旅游不仅仅基于农业旅游，而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旅游活动。例如包括渔猎、骑马、远足、登山、民俗文化体验等活动。乡村旅游是一个范围较广泛的旅游活动。”
国内学者则从乡村旅游的组成角度来定义乡村旅游活动。认为乡村旅游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旅游要素：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二是以乡村特点作为旅游吸引物。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就是“依托农业生产系统，游客以体验乡村生活方式，参与乡村生产活动，观赏乡村美景，体会乡村民俗为目的的旅游方式。”
（二）乡村旅游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人类经济发展速度呈指数增长，而对于资源的需求与依赖是人类经济增长的基础。然而世界的能源与物质是有限的，并且人类所使用的大多数能源与矿产都是一次能源，也就是说不可再生。人类以目前的经济运行方式发展，资源与物质终有枯竭的一日。唯有改变经济运行模式，采用可持续发展方式，走循环经济道路，人类社会才能永续发展。
图1：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比
说明：y代表经济发展状况，x代表发展时间。
Y=f（A2）代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依赖于不可再生的能源以及产生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污染物。
Y=f（A1）属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强调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多采用可再生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发展先期需要较大投入，所以发展早期经济利益不如传统经济利益明显。但由于有利于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保护，长期来看循环经济才是经济永续发展的方式。
1、循环经济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旅游业已经是世界最大产业之一，并且旅游业的发展曾加快趋势，旅游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对自然资源以及能源的使用与消耗，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有学者提出旅游业是绿色产业，但不可回避的是旅游业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高耗能、高污染、搞破坏的行业。这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旅游业对能源的需求。旅游业包括交通业与住宿业，而交通行业与住宿行业是众所周知的高耗能行业。据2010年世界范围内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汽车保有量达到10亿量，汽车的燃料主要是石油，每年汽车消耗的石油数量是巨大的，而交通是旅游六大要素不可或缺的一个。目前世界因旅游而产生的交通在快速增加，世界石油供应也曾紧张形势。酒店行业是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酒店行业是高耗能行业。酒店客房对供暖、降温、热水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对电力、用水依赖程度很高，目前我国酒店行业离绿色产业还相距甚远。第二，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由于旅游行业其实是能耗较高的行业，所以碳排放量很大。交通对空气的污染尤其严重。目前北京、河北等大部地区出现的雾霾天气一方面是由于工业污染所造成，另一方面就是大量的汽车尾气所形成。而每到黄金周都会出现汽车拥堵对环境造成破坏的现象。酒店行业在排放大量碳的情况下，亦产生大量的污水和垃圾。
2、在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缓解旅游资源的不足与游客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乡村旅游具有地域广阔，可提供大量乡村旅游产品，能满足大量游客需求的特点。自从我国“黄金周制度”形成以来，游客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与旅游供给的矛盾就不断加深。2013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各大著名景区游客爆满，甚至出现许多旅游事故。华山游客爆满，并出现游客被殴打事件，庐山游客、黄山游客滞留山顶，或堵在半路造成正常旅游活动无法进行。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传统的旅游资源已经很难满足目前国内的旅游需求。然而，乡村旅游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
3、发展乡村旅游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农业生产附加值较小，我国农村生产多为自然条件下小农经济，农民收入低。而乡村旅游可以在农民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乡村旅游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势
（一）自然生态系统优势。乡村旅游强调以乡村地域的各种自然景观、聚落风光风景、民族民俗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旅游吸引物，强调乡村旅游的生态型以及环境友好性，可持续性旅游发展方式，是借鉴了循环经济内涵的乡村旅游，重视乡村生态系统、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是可持续的旅游。乡村旅游的实现与发展是目标，循环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论指导与方法途径。在我国，乡村生态系统容量巨大，具有发展循环经济的先天自然条件。
（二）经济发展优势。近几年来，经济增长较快，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农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经济发展体现出内外需求协调拉动，自主发展动力增强的特点。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改善力度较大，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的增加，是旅游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提高，人民的旅游需求不断被刺激出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另外对乡村旅游发展循环经济可提供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
（三）民族文化优势。我过民族众多，各种民族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旅游资源，而这种旅游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无污染的旅游资源，而且这种资源是可循环使用甚至是没有损耗的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民族民俗旅游，是实现绿色旅游的有效途径。
四、循环经济在湖南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实践与运用
乡村旅游发展循环经济既要考虑湖南省本身的特点，又要注重循环经济在旅游中运用的一般方式。循环经济在乡村旅游中的运用主要从旅游消费理念的更新，旅游消费方式的改变，新的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绿色环保技术在旅游过程中的运用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对乡村旅游游客环保意识的宣传与培养。加强游客环保意识的培养是开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游客要认识到旅游可能造成的对环境的伤害以及环境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乡村旅游宣传过程中，既要注重旅游产品特色的宣传，又要宣传绿色旅游的意义与方法。将循环经济的理念纳入到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要在游客心目中建立乡村旅游与循环经济的心里印象。
（二）旅游生产消费方式的改变。在旅游业中发展与实践循环经济，首先就是旅游消费方式的改变，总体说来，就是要游客由传统的旅游消费方式向现代的旅游消费方式转变。传统的旅游消费方式的食、住、行、游、购、娱环环相扣，确又相对独立，但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旅游六大要素相对集中发生。这是因为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游客可集住宿、餐饮、娱乐、购买于一体。以乡村旅游中最为常见的农家乐旅游为例，农家乐服务不仅提供餐饮和住宿，农家的田园风光也可以为游客所欣赏，游客也可就地购买农家所生产的特色农产品。消费活动的高度统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对环境的污染。
（三）建立乡村旅游循环经济系统。循环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包括乡村生产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旅游吸引要素、能量循环系统等要素。在乡村旅游中实现循环经济，就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乡村旅游循环经济系统。从物质的循环、物质的利用和再利用以及绿色能源的输入三个角度建立乡村旅游循环经济系统。
乡村旅游循环经济系统模型
注：A为自然生态系统 B为旅游相关要素系统
（四）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虽然不能完全归纳与乡村旅游，但是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在发生地域上以及构成要素上有很大的相似性。红色旅游本身既有爱国主义教育的功效，又具备绿色旅游的特点。
五、结论
乡村旅游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乡村旅游本身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可解决大量的旅游需求。可通过民族文化、旅游理念、生产消费方式等手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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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新农村建设；农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3（c）-0094-01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氏认为，“西洋”是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西洋文化”涌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已被破坏，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从而导致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故梁漱溟主张从民族、文化的改造出发，着眼于中国农村，力倡乡村建设。且梁氏于1931年~1937年在山东省邹平县进行了乡建试验，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一、乡村建设理论的缘起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氏认为，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它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内核与西洋文化长处的沟通调和。
二、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践模式及其评价
在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方式上，梁漱溟主张师法古代乡约制度（其核心纲领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规，患难相恤”），实行村学乡学，以求“行政机关教育化”和“社会学校化”。主要方案有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求乡村的发达。总之，这些方案旨在实现“政教富卫”的合一。总体看来，梁漱溟的教育教育理念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举，科技文化教育与社会伦理教育并重。其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针对当时农村的具体实际，采用综合改革、综合建设、综合治理的方式对某一区域进行试验和实践，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只能获得暂时的、局部的效果，综合建设是不可能彻底、完全推广实行的。梁氏后来也不断地自我反思，他认为乡建运动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使乡村工作有行政化的趋势；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因为乡建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无法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外，也由于当时战乱纷飞，民生凋敝，不能给乡建运动提供一个安定的大环境。但不论如何，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种富民自强的有力尝试在当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主张乡村自治，强调农民自教、自救和自卫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农民的民主精神；此外，梁漱溟主张乡建运动走综合改革、综合治理和综合建设的道路，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促进农村行政、管理、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些乡建思想对我国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大借鉴意义，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推崇的就是梁氏一贯主张的通过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来壮大农村经济力量的改革方案。
三、乡村建设理论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梁漱溟之所以会重视农村合作运动，主要是他认识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即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中国人秉持的是一种家族伦理。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而非阶级对立的社会，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之间并没有截然的身份区隔，且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由此导致国民阶级意识的薄弱和参与集体生活的积极性低下。基于此，梁漱溟主张要将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的领导逐渐联合起来，达到经济上的自己自足和自卫自立。这对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下，大力推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来有效增强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规避巨大的市场风险将是必然的选择。当然，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的的发展不能单单只靠上级政府的扶持或是仅仅只靠农户的自发组织，而是需要草根精英的推动。这个精英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有超强的组织领导协调能力，不过当今所谓的草根精英并不完全同于当时梁漱溟所竭力号召到乡建运动中去的知识分子，因为当今新农村建设所呼唤的这些精英本身就来自于农村基层，他们相当于旧社会中的乡绅。草根精英可以将上级政府的推动力量和下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统摄为一股强大的合力，他们是乡村合作运动的轴心。草根精英可以充分调动了上下两级的积极性，整合了上下两级的力量，这就克服了当年梁漱溟所抱怨的“上动下不动”或是八九十年代农村中出现的“下动上不动”的尴尬局面，所以新时代的乡建运动呼唤草根精英，这是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方略的继承和创新。
总之，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对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都在遵从传统的基础上，作了适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变化。梁氏的乡建理论和实践模式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梁漱溟全集(第2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梁漱溟全集(第5卷)[M].山东人民出社.1992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会变迁，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乡村旅游悄然兴起，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乡村旅游进入了发展较为快速的阶段。国家旅游局1998年推出了“华夏城乡游”，1999年推出了“生态旅游年”，全国各地纷纷抓住机遇，形成了一股乡村旅游热。这一旅游形式和农村以及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农民生活、农村文化等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免费论文。免费论文。
一、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内在机制
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本源在于城市与乡村文化势差。文化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旅游已然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的表层，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实。古老而厚重的乡村文化积聚着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历史不断冲刷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传承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传统的乡村文化面前，中国城市文化呈现着另一番文化形态。中国城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渗透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它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难以保存中国本身最为原真的文化面貌。两者之间出现了文化势差，这正是乡村旅游形成的吸引力本源。这是一种现代人追求的生存质量，更是一种生活时尚。这种文化势差是建立在空间势差、视觉势差、心理势差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喧嚣繁杂与乡村的宁静悠然、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乡村的砖瓦木房、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乡村的慢调节奏，这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文化势差的表层现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空前地渴求着远离城市的喧嚣，返璞归真，亲近泥土，将情感、智慧和理想纳入一片宁静平和之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客源地的城市性与目的地的乡村性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游的动力源泉。都市人在追求清新宁静的乡村环境，释放心理积郁的同时，他们更深层的是在体验与城市文化截然不同的乡村文化。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社会变迁的关系
乡村旅游是发展乡村旅游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加速器，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反映出了旅游动态的一个特征――流动。最基本的一点是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作为乡村旅游接待者，他们开始注意到科学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放弃过去头脑中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观念，不断参与就业市场竞争，他们开始以商品经营者的身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去生产经营。乡村旅游加速了乡村人观念的转变，进而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变迁。社会变迁之于乡村旅游有一个先被动后主动的过程，乡村旅游首先带动和促进了乡村社会变迁，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乡村社会又会主动改变自己以适应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三、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牵扯到方方面，包括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风俗文化的变迁等。当然，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和大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是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主导因素。
1. 人口变迁
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乡村旅游需要一整套的服务设施，不仅需要导游、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还需要住宿、饮食、商场、交通、文化等行业，能吸收利用大量劳动力就业。根据乘数效应理论估算，旅游业每创造1个直接就业机会，将产生另外3个间接就业机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2. 经济变迁
乡村旅游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吸引力之一就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一种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特殊资源。在人类社会早期，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是自然界本身提供的，并不具备经济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污染日益加剧，人们对乡村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风光产生强烈的需求，使乡村生态环境成了稀缺资源，具有了经济价值。乡村旅游能够使生态效益转化经济效益,成为充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这种促进反映在乡村旅游中就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势必对乡村旅游地的农民和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带动作用。表现在：
（1）乡村旅游的发展，使一大批老少边贫地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贫困地区依托本地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业，是脱贫致富征途上做出的一种实事就是、因地制宜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脱贫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广。据河南省有关调查，全省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农村即达到1200多个，30万户，近百万人。据此推算，全国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村庄不会少于1万个，人口不会少于300万人。这是发展旅游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做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同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乡村旅游的发展，为闲散的劳动力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门路。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当地居民围绕着游客吃、住、游、购、娱的需要，兴办了各类企业，围绕旅游点而发展起来的餐饮业、运输业、旅馆业等比比皆是。人们通过开展各种为旅游者服务的活动，找到就业机会，有了生财之道。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减轻了各级政府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压力。
（3）发展乡村旅游缩小了城乡差别。在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县，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区位优势，其主要表现就是直接面对周末假期、民俗佳节、庆典活动等需求的稳定而庞大的城镇居民市场。在大城市发达的工业文明的辐射下，都市附近的县郊区已经进入现代化农业文明阶段。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不仅使本地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加快了大城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落差已越变越小。
3. 社会结构变迁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管理层面的全面改革，旅游产业增加了村庄管理者的业务量，促使管理者改进管理方法，使许多管理者由原来的“兼职”管理村内事务的同时，农业生产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变为“全职”，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参与管理所得。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管理机构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原先村委会负责村内的所有事务，现在可能很大一部分事务由村民组建的“股份公司”处理，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呈现相分离的趋势。社会成员地位结构也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显著的变化。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生产致富的机会，但是由于村民们资源条件的差异以及抓住机遇的能力不尽相同，总有一部分人更快发财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地位影响社会地位，对于不同村民来说，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提高他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体验，这就是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民的分化是由于财产关系与职业系统的变迁，出现了多样化的职业类型、生产资料的所有形式及经营形式的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当农村在集体经济之外引入了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双层经营形式，在农业劳动之外引入了其他多种职业类型之后，农民相互之间的地位差别才变得明显起来。此外，乡村旅游业很好的结合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村民职业由原来的“纯”农民转变为服务业从业者与农民的混合职业者，村民职业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4. 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而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对乡村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最强烈、最直接的冲击，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他们转变了对待传统和变革的态度，由恪守古训，求稳怕变转变为主动迎接新时代，接受新观念；转变了传统村民知足常乐、固步自封的态度，转而积极进取，主宰命运；他们转变了怕冒风险和胆小守旧的处世态度，逐渐提高了风险意识和承担风险的承载能力；他们转变浪费时间、不讲效率的劳动态度，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他们转变了对待知识与科学的态度，更加重视对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
生活方式由价值观念所主导。农民的衣食住行不断追求品质与高效。例如中国民间饮食结构逐步由过去的主食消费向主副食相结合转变，传统的粗粮细吃、稀稠搭配也有了新的内涵。
5. 乡村文化的变迁
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发展乡村旅游使得社会文化的表现更加丰富多彩。
（1）乡村旅游本身存在的传统文化对旅游者产生的影响。旅游者（主要是城市居民）离开居住地到乡村地区旅游的最大起因就是城乡之间在自然景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因此决定了传统乡村文化在旅游产品的生产和组合中可以作为最重要的素材和着眼点的地位。天人合一式的环境,健康、朴素、简单的生活,可以读到历史,可以看见的美德,正是这些传统乡村地区所独有的魅力,也是乡村与现代化城市环境,生活的差异成就了乡村的旅游吸引,因此可以说,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活动的最大特点。乡村旅游注重传统事物和传统价值,将旅游活动和旅游者融入乡村生活之中,为旅游者提供一个安静、自然和原原本本的乡村生活体验。免费论文。
（2）乡村旅游有助于保护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增强乡村社区的自豪感。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将对旅游地造成较大的文化冲击，破坏传统的乡村文化，同时游客的大量涌入将对旅游地的古建筑等历史遗产造成破坏。而国外的很多研究案例表明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乡村旅游开发之前，乡村社区的一些独特文化和历史传承很少为人所知，处于逐步衰微的状态，乡村旅游的开发不仅没有破坏乡村的独特文化，而且在保留历史传承、发掘乡村文化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开发乡村旅游，通过发掘、包装和宣传当地的历史传承和独特文化，提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增强和复兴了乡村社区的自豪感。事实上，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当地政府总是会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在旅游业中的核心作用而加以保护开发。某些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其最好的保护方法是让它成为乡村旅游项目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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