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0 20:25:49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萨义德；文化局外人；文化批评家；文化穿行者；文化虚无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GO(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047－04
西方早期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人类学建立的初衷只是“以文明自居的人类学家对于异族与异文化即所谓‘野蛮’的认识”，因而带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色彩。此后，该色彩或浓或淡，或隐或显，历久不衰。受此影响，西方传统的跨文化研究大多是以西方文化为比较基点，以貌似科学的方式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但内嵌于西方理性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依旧，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思想余荫犹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的频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同时所产生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严重，逐渐缩小的世界同时也意味着危险性的增加。因此，如何拆解文化之“墙”，搭建理解和沟通之“桥”，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不仅需要各国人民和政治家的努力，更需要学者和哲人的智慧。
著名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和哲人。流亡的经历、多重的身份、批判性的视角，以及知行合一的风格造就了他与西方传统的跨文化研究迥异的跨文化思想。遗憾的是，迄今人们对此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萨义德的跨文化思想体现在四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方面：文化局外人、文化批评家、文化穿行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塑造了萨义德的文化局外人意识。而文化局外人意识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术兴趣和政治诉求，促其成为一位犀利的文化批评家。文化局外人居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以及基于对文化本质主义和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定势的批判，使他更自觉地协调自身所存在的各种身份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以成为文化间的穿行者。然而，深深影响萨义德的欧陆后结构理论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以此为基础构筑其后殖民批评理论，在西方文化内部对西方文化霸权反戈一击；另一方面，他在批判和解构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同时，自身也身不由己地滑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潭。但瑕不掩瑜，萨义德的跨文化思想对跨文化研究和实践具有极大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文化局外人
萨义德是矛盾的。他独特的经历使他始终自感是一个陌生人(stranger)、边缘人(marginal man)、流亡者(exile)或文化局外人(cuhural outsider)。在接受澳大利亚学者伊姆雷·萨鲁辛斯基(Irare Salusinszky)的访谈时，他详述了这种怪异的感觉：
……我的背景是很诡异而奇特的，而且我一向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虽然是巴勒斯坦人，却是英国国教徒：因此在伊斯兰这个大环境中，我们是少数基督徒中的少数。再加上由于我父亲早年待在这个国家(他在1911年来到美国，待了大约九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有到美国的出路，而且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原因，也有到英国的出路。因此，英国和美国是我的替代之地，而我从小就说英文和阿拉伯文，也有一种无处可归的感受：基于许多明显的原因，大都是政治的原因。我不能回巴勒斯坦：我不能回自己成长的埃及：而现在我不能回黎巴嫩——我母亲现在住在黎巴嫩，我妻子也来自黎巴嫩。我的背景是一连串的错置和流离失所，从来就无法恢复。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感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强烈。我会说，贯穿我人生最强烈的那一条线就是：我总是处在事情之内和之外，从未很长久地属于任何东西。
这种居于两者之间的状态fstate of in－betweenness)让萨义德总觉“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但也赋予他以某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和比较各种文化。那么这种独特的视角具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可以借助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的“陌生人”(stranger)概念，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边缘人”fmarginal manl和“社会距离”(soeial distance)概念进行分析。
西美尔的“陌生人”概念与其自身经历密切相关。他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但其父母却改信基督教。他还亲历了德国的反犹太运动。这些经历使他疏离于社会之外，成为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西美尔的“陌生人”概念的原型是四处流动的犹太商人，“纵观经济史，各地的陌生人是以商人的面貌出现的，或商人以陌生人的面貌出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犹太人的历史。”据此，他将那些既是但又不完全属于一个系统里的成员称为“陌生人”。他认为“陌生人”的角色具有模糊性。他们生活在不同系统的边缘，较少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能够较为自由地穿越不同系统间的边界，善于站在“他者”的立场来解读事物不同的意义。这些赋予“陌生人”一种陌生化的、距离感的和跨文化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文化本质；人的本质；文化异化；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26-03
“异化”在近代西方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意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分别从“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宗教”等意义上引入和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自己创造的某种东西，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了人自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劳动异化”现象，即劳动者创造了资本（财富），但是反过来却要受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资本的控制。以此来审视，人类创造的文化以某种方式奴役并控制人类自身，便是文化的异化。《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这一人类本真的存在展开了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异化的思想，我们应该好好去探究。
一、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文化异化”问题的阐释，是从对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开始的。而对人的本质与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互为认证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狭窄的文化视野中观照和展开人的本质。”[1]马克思则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把“实践”纳入人的本质和文化思考之中，从而超出了把精神产品视为唯一文化产品的狭隘观念，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视域。
（一）从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中探寻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界定文化，但在对世界进行的划分中，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出来。被马克思加以区分的世界，即自然界、人、“人化的自然”。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与自然一体的状况，把自然称之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经过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马克思不只是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而且还注意到活动本身的意义，即“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从过程到结果，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得以显现出来。马克思讲的“生产”和“改造对象世界”，无疑都是指劳动实践——人所特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视野。
（二）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理解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同时，人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使人由自在的生理需求者提升为自为的创造主体，如手稿中所说，“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2]163。马克思继而通过“两个尺度”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成果中体验着快乐与自由，因此，马克思说，“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126。文化的必要性也从人的提升的角度得到确认。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可见，马克思把文化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成是劳动的外化。所以其异化劳动的理论也理应蕴含着“文化异化”思想。
二、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却背离了人的本质，劳动沦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力量。物质世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世界的本末倒置。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现实的劳动异化和人本质异化的状况，进而上升为对文化异化的批判。
（一）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成为束缚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52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关系而言，本来，劳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发挥形式。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与对象建立关系，人才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从人所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欢乐而言，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在私有制的形式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是遭受从物质到文化的摧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给工人的却是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匮乏。这样，在本质上，“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2]951。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反过来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
（二）文化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从劳动者与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言。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人作为“类存在物”时，强调的正是人的基本机能，即劳动行为。马克思在对比人与动物时指出：“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因而生产劳动实际地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97。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94。这样，劳动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使之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由于人只剩下动物性的生存，“人的类本质”也就丧失了。
（三）文化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使人沦为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3]87。文化创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们能够获得自我肯定的欢乐，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物的奴隶，也就是沦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奴隶。如果说工人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被剥夺而被异化，那么资本家则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而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87。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疲于奔命无力欣赏美，富人穷于享乐无心欣赏美，这种文化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的能力的抵制和瓦解。物质至上的文化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桎梏，人丧失了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成为物的奴隶。
三、“文化异化”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并非只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他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劳动，使文化发生了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追问：“我们已经承认劳动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63
（一）文化异化的社会原因——强制性、固定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首先，强制性的分工是导致异化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6。分工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就不同，这些活动联合起来产生统治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分工的程度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同，以前是政治权力，后来是神权，现在又是资本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反而支配人的行为意识使人们盲目的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相对应的就产生了对宗教、权利、金钱的追逐。其次，马克思还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劳动的异化。“当分工出现后，这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推动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85分工的出现使得一定的人只能从事一定的、专门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个体从事一定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因而只能让渡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权，而通过与别人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产品。因而，分工的强制性和固定化必然带来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异化的产生。
（二）文化异化的制度根源——私有制及资本对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固定化的分工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指示了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私有制则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明了异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8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抽象、空洞和颓废的显著特征，因而文化不具有提升精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倒退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物、资本肆意横行，成为一切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被物化和奴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124。私有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文化异化的人本原因——人的需要的歪曲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132。在私有制条件下，“需要”成为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和享乐，人们的需求越多，就越成为欲望的努力，人们的劳动，文化创造活动不再是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仅仅成为低层次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而言，是生产出离奇古怪的需要，而对于穷人来说，则是生产出粗糙、简单甚至野蛮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境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会再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也不再以非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人的需要的歪曲和异化也是异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它也是文化异化产生的人本根源。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之路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对象化关系中的异化现象，克服文化异化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他从社会关系着眼，因此，马克思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1可以说，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对人性的消解时，也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真正的文化价值理念。即人在通过劳动实践，更好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时，也应该越来越获得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觉意识，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而非片面地占有自己的人性特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一个内在的世界和外在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这也就是先进文化的目标所在。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不是采用逃避的办法来对付异化，不像卢梭那样“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的贫困”中去，他对异化的批判是辩证的，一方面，异化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消解，另一方面，异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奴隶社会一样，由于奴隶与奴隶主的分工，社会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才发展起来。马克思注意到，正是异化劳动的存在，才使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产生出来。他认为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客观形式，因此，在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2]127。这种异化在道德上是罪恶的，但对历史却是充分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因为“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163。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人性的复归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运动。这一观点也表明：先进文化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我们对文化所表达的人性内涵，不能超出具体的历史语境，否则就会成为非现实的文化空想。马克思的文化异化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我国文化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人民的文化创造活动仍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而达不到完全的自由自觉，因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任重道远。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先天的优良条件，我们应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通过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满足人民精神的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文明素质，最终达到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真正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志江.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J].理论学刊，2008，（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
新时期的文化稽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要全面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新兴学科知识，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创新工作思路。首先，由“灌输型”向“渗透型”转变，改变以往简单的“注入式”、“填鸭式”，而将思想渗透到文化稽查工作以及职工切身利益和实际问题中去。其次，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将以往消极被动接受教育的模式向主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模式转变。再次，由“滞后型”向“超前型”转变，要充分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摒弃“等安排、等指令”的工作作风，实现在思想教育上的“滞后”向“超前”的转变。
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提升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竭尽所能学习并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并用以指导实践。其次，要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专业技能，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和创新理论，深知文化稽查专业知识以及社会科学、人文、法律法规、信息科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所以，文化稽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唯有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更新知识、积累知识，才能够提升业务能力，真正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再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观点，努力提高政治免疫力、鉴别力和敏锐性，在政治上、思想上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事关政治方向、事关大局、事关根本原则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加强自身思想作风建设，洁身自好，正确对待名利得失，努力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
3构建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相关领导一定要重视并大力推进。要做好文化稽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要从高层领导开始，例如构建起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形式，设立专兼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组建起党政领导齐抓共管，其他班子成员分工负责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从文化稽查工作的实际出发，建立科学的、“一岗双责”和层层落实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系，明确工作目标，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并把此项工作纳入领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组织领导机制的保驾护航，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稽查之间的互相监督、协调的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其次，当前的形势给文化稽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增添了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建立一种上下联动，系统整体渗透的机制，把文化稽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具体监督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运行态势。通过这一机制的运行，文化稽查机构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准确地把握稽查队伍的思想动向，真正了解广大文化稽查人员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以解决现实问题来引导整个文化稽查队伍提高思想境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感染力，在队伍上下产生良性互动，从而扫除文化稽查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死角和盲点，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正常运行。再者，假如思想政治工作仅仅是一直强调其实施执行，而未有搭建一套对应的信息反馈机制，就很容易让思想政治工作陷入被动和盲目的状态。快捷、精确的思想政治工作信息反馈机制，能够掌握解决思想问题的主动权，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可以通过建立以党委为中心，党委办公室为信息站，各科室为信息点的信息收集体系，对所搜集到的信息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及时掌握文化稽查队伍的思想动态，进而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对策。同时，利用信息分析的结论，全面了解和把握文化稽查人员的心态和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形成双向沟通式的自下而上的思想政治工作信息反馈系统。
作者：杨昊 单位：沧州市运河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P844)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和内在的自省，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我党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P368)
从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的发展。”(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产物。
【】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一、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发挥先进引导作用
企业的文化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参与和协助，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证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和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进程[3]。因此，企业要通过多种渠道，从各个方面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鼓励企业职工主动地了解国家发展的动态，深入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理论，丰富知识，培养较高的思想觉悟能力，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企业要切实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位，发挥其核心价值的作用，为企业文化的建设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要积极使用思想政治的理论对企业职工加以塑造，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以及思想政治道德，从而，协调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4]。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方针，防止腐败等不良现象的发生，营造良好的企业风气，确保企业文化建设方向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目标。要积极培养企业文化的建设骨干，树立先进模范，着重表彰有突出贡献的建设人员，进而起到示范的作用。使企业职工能够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积极投入到建设行列，带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帮助企业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朝着正确的理想道路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提高企业党员的先进引导作用，主动分享实践的经验，带头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定期组织交流，强化沟通，采取分区负责的方法，加大宣传的力度。通过集体的智慧，发扬创新精神，努力丰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使其细节更加生动，进而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激发企业职工的自觉性。
二、贯彻思想政治理念，科学建设企业文化
建设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需要用科学发展观来培育企业的文化，要充分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做到科学地管理企业，促进企业在科学发展观下不断地自我提升[5]。离开了科学的规划、合理的建设、平衡的构架等，企业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地建设起来，实现其在企业中应有的价值，所以，企业要综合考虑，加强企业文化的科学化建设。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在企业各个方面贯彻思想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结合党的先进思想，结合当前的发展形势，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加以具体分析，找出有利的建设因素，探索正确的发展道路。要在企业的发展目标上贯彻思想政治理念，塑造企业形象，提炼企业精神，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使其与我国当前的法律、文化等相协调[6]。这样，能够展现企业的精神风貌，竖起强大的精神支柱，为企业的生存奠定良好的基础。企业文化建设要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行动原则，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和文化建设特点，综合各项因素，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合理建设水平。要避免企业文化建设的泡沫化，扎扎实实地、有步骤地、有条理地进行各项工作的开展，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合理调度资源，以实现企业文化建设的预期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神，要集思广益，发挥集体的创造能力，改进建设方法，创新建设好方式，全方位地积极探索有益的途径，增强企业文化的建设效果，提高合理化的建设水平。要善于发现问题，做到及时处理，以防止留下文化建设的隐患，对企业发展造成恶劣的影响。
三、注重规范管理，营建良好的企业环境
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要求企业能够提供强有力的管理支持，同时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又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企业文化的重要体现，在企业文化建设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7]。所以，要搞好企业文化的建设，保证文化建设能够规范化、秩序化地进行，企业需要在运作环节加强管理。要结合企业实际，根据现代管理的发展动向，及时修订企业已有的管理条例，完善各项制度内容，以适应企业的发展。企业制度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思想政治的成分，并加以应用，将企业核心价值理念注入其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作用。与此同时，要加强企业管理团队的打造，提高他们的执行能力，在企业的文化建设当中，要严格按照企业相关规章制度进行规范管理，避免企业文化建设出现混乱、无序等现象，积极配合企业文化建设的开展。注重人力资源制度的创新，积极吸引人才投入企业的建设，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努力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要从多方面丰富文化活动，加大活动开展的力度，提高企业职工的待遇，引入企业的竞争机制与绩效考核，强化职工的文化建设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完善企业管理、增强企业制度文化建设、引入企业竞争机制、完善激励措施等方法，发挥思想政治的价值作用，使企业职工将个人价值与企业价值相结合、个人追求与企业追求相结合，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8]。并且通过企业模式的创新，转变企业运作方式，改善各项条件，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本身就丰富了企业文化的建设，使得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更好地发挥核心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原动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指明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确立了企业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了精神动力的同时还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打造了强大的生力军，从而推动了整个企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看到的是，思想政治工作核心价值作用的发挥不是短时期就能奏效的，这样通过在企业文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进行不断的探索，总结经验，深入实践，改进方法，深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才能逐渐形成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其应有的建设价值。
作者：刘芳 单位：山西省阳泉第一监狱
仅仅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建构的必要，还不足以有其文化建构的发生。这就需要我们回答“文化建构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建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两大因素即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和人的心理机制的存在。而且这两大因素必须相互契合，才能使得文化建构得以发生。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而存在。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首先必须确保我们身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世界之中。所谓有意义，是指它总是承载着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观需要、愿望、目的，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它所承载的信息传递出来。这种有意义的文化世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首先是由特定阶级或集团所创造的负载着意义的文化特质所组成。文化特质是文化世界的最小存在单位。文化特质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它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对于外部世界存在的价值思维肯定，因此它总是承载着一定的特殊意义。同时，各种文化特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有意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关系世界。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方方面面相联系的，最终渗透到人的各种关系中。因为，文化特质和文化体系一旦被人创造出来并受到肯定，人们就会成为特定文化特质和文化体系的载体。这就意味着人们具备了某种文化意识并按照它去思维和行动。人们在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特质和文化体系的交流和互动的过程。最终人们结成的社会关系必然带有相应的文化印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一经创造出来，它就对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赋予意义。也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世界的存在，才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文化建构具备前提性的资源条件。这就是说，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所蕴含的目的性要求及其所蕴含的内容和条件，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所属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彰显和发展的过程和活动。其次，人的心理机制具有先天思维能力和道德本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只有文化世界的存在还不足以形成对人们的文化建构，还必须具备人的心理机制这一接收条件。所谓人的心理机制是指人脑的结构和机能，其中主要包括神经中枢和感觉器官。随着人类心理机制的不断进化和发展，人类的心理机制最终成熟到“不仅能够接受外部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并进行思维、体验、理解、联想、想象、了悟、感知、推理等等知性活动，而且能够对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意义进行价值思维、判断和选择，即明义、知义、识义、集义的功能。前者即是人的先天知性思维能力，后者即是人的先天道德本性。”［5］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机制成熟到具有思维能力和道德本性，才使得人们能够运用思维能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所折射和传递出的意义进行接受和解读，并能够把这种接受到的价值和意义上升到道德高度，对其进行选择和升华，最终转换成特定文化对人们的建构与人们对特定文化的选择、接受、遵守和创造。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与人的心理机制的契合原理。具备了文化世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提供的资源性条件，同时也具备了人的心理机制的接收机制，就要求我们分析文化世界与人的心理机制契合的原理，从而分析为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文化世界所包含的意义是丰富多彩和富于流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是杂乱无章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是有一定的规则的。这种规则表现为文化世界具有自我组织能力。这种自我组织能力表现为特定阶级或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加工、吸收，并利用自身所占据的各种优势尤其是权力优势将特定的文化意义进行传播和扩散，以便特定社会成员去理解和接受。当特定阶级或集团所传播和扩散的文化与社会成员接触时，社会成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与特定的文化产生互动作用。这就意味着特定的文化与特定的主体在特定的时空中通过特定的方式结合成为了一个“文化场”。在“文化场”中，特定的文化与人们的心理机制发生了作用，即特定的文化在人们的心理机制上不断发生意义和价值。同时，人们根据自身的文化需求和道德本性，通过自身具有的思维能力对特定文化的意义进行理解、体验和觉悟，最终把特定文化的意义整合和内化为自己的价值意识。
二、生成过程：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生成过程表现为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即促进文化的活化与人的文化生成的同时，达到人与文化的认同和融合。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特定文化的活化。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思想—宗教的、道德的、实践的、审美的，……必须由强大的社会集团来承担，才会发挥强大的社会作用。必须有人尊崇它们、赞美它们、维护它们、贯彻它们。为了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们必须被体制化。”［6］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正是特定阶级或集团所主导的文化实现传播与创新体制化的重要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通过有组织、有目的和我计划的对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加工和吸收，从而使特定文化得以活化和获得新生。这种活化的过程为，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文化内容与个体的心理机制相接触，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将特定文化放置在个体的心灵深处，最终达到相应文化的复活、传承和创新。也就是说，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而被一定社会成员认识并观念化为个体的思想因子。这种被转化的思想因子通过参与社会成员的建构而成为了新的活化的文化。总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人们在接受既定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对其进行整合和创新，从而推动特定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文化建构过程表现为，处于自在状态的社会成员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而成为特定文化的有效载体。社会成员并不是机械的充当特定文化的有效载体，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社会成员用自己的心理机制对特定文化进行思维、体验、理解和感悟，从而实现了特定文化对人的重建和塑造，使特定社会成员成为新型的文化个体。这一过程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用特定文化去培养人、塑造人、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文化实践过程。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个体融入了特定文化中并向更具独特性与文化性的文化个体转变。特定文化也通过人实现着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活化过程而实现发展的新动力。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生成过程中，既有特定文化的活化、传承和发展，也有人的人格塑造和社会性发展。特定文化的活化过程与人的文化成长过程同时发生，齐头并进，从而实现特定文化的再生产与个体再生产的同一。这表征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同一。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在生成揭示了其文化本质的生成逻辑。但这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全貌。因此，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进行论述，从而加深我们对其文化本质的理解。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容表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容表现，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人进行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文化建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的直觉建构。所谓文化的直觉建构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运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等文化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之所以把它们称之为文化的直觉建构，是因为，一方面在内容上它们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所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教育方式、手段、制度、谚语、故事、诗歌、仪式等的集合体，是绵延不绝的民间教育智慧，是鲜活的教育文化遗留物。”［7］因此，他们具有经验性和不自觉性。另一方面，他们对人们的文化建构方式表现为以直接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日常思维。而人们的日常思维是缺乏自觉性和批判性的。这就导致人们对它们的接受存在“只知道其然，不知道其所以然”的状态。也就是说，文化的直觉建构告诉人们“向来如此”、“一直是这样”，但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缺乏深入的剖析和理解。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文化的直觉建构之所以可以对人们发生作用，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朴素的信仰。二是道德的压力。具体而言，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是经过历史的积淀和检验，最终被确定为正确的文化内容。它们在给人们心中留下一定文化印记的同时，势必会让人们对它们产生朴素的信仰。也就是说，人们会秉承它们所传递的文化意义去建构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一般在所传承区域是被普遍遵守和执行的，如果谁不遵守的话，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承受一定的舆论压力。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的直觉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逻辑性和自觉性的。但是，即使在现代社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都以一定的方式弥漫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对人们产生影响，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对其高度重视。第二，文化的逻辑建构。所谓文化的逻辑建构，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特定阶级或集团在一定方式的指导下，用体系化了文化价值观念对人们进行系统建构。之所以是文化的逻辑建构，首先在内容上表现为用体系化了价值观念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体系化了的价值观念是代表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理论化和抽象化了的文化理论体系，因此它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体系化了的价值观念作为有价值和意义的系统，是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理解和了悟的。因为，唯有努力理解和了悟，才能真正认识和享有它的意义。在理解和了悟的过程中，体系化的文化价值观念会形成对人们的体系化建构。其次，文化的逻辑建构过程是与人们的非日常思维作用的过程。虽然文化的逻辑建构会有日常思维的参与，但是这种建构只有与人们的非日常思维进行互动，才可以真正发挥其作用。人们的非日常思维具有自觉性、批判性、创造性。在文化的逻辑建构中，人们会对特定文化所传达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反思和判断。这使得人们对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而且还会追问“为什么”，并通过自己固有的思维能力对其进行判断和选择。第三，文化的实践建构。所谓文化的实践建构，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实现特定文化的创造和特定文化对人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于文化建构发挥着重大作用，正如卡西尔所言：“正是靠着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才能产生出了一切文化，同时又塑造了人之为人的东西；人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只是以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为媒介，才得以结合和统一为一体。由此可见，只有这种能动的‘活动’，这种自觉的‘创造过程’，才是真正第一性的东西。”［8］文化的实践构建具体表现为：首先想政治教育实践是在特定文化意义指导下的进行的实践。特定文化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始终，指导和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这体现了特定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为特定文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制约和支配。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人的各种需要、欲望和愿望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着满足这些需要、欲望和愿望的文化。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新的文化需要与新的满足需要的文化不断被创造出来并相互发生作用。也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判断、反思和接受，从而建构着自己的价值观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给人们呈现出的一种工作状态和形式。曾经指出：“党的思想政治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9］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作用于人们精神领域的一项活动。就此，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和精神生长的统一。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是指这样的一项活动方式，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将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传递给受教育者，从而引导受教育者依据所接收到的文化意义去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生产“一词作为大工业的产物，体现出了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色彩。自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生产也体现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统一化规约。这种统一规约之所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人的心理机制具有同构性。也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的重要表现，它体现出特定阶级或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再生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维系在低水平、低效率、无激情、无创新的状态下简单重复和循环。”［10］在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再生产过程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缺乏主动态度和创新精神，最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没有创新的、流于表面的、简单重复的被动活动和过程。这样的效果势必是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没有显著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趋于零。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再生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种精神生产要素的潜力和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和质量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再生产表征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创新精神与受教育者稳定的精神状态和能力的融合，因此是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是指这样的一项活动方式，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对教育者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理解、感悟和吸收，从而实现属于自己的那份成长。“生长”一词本身是指植物的培育过程或动物的发育过程。杜威则把“生长”一词用于教育领域。在杜威看来，“生长”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最起码意味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长”意味着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成长，而与别的无关。真如杜威所言：“实际上除了更多的生长，没有别的东西是和生长有关的，所以除了更多的教育，没有别的东西是教育所从属的。”［11］另一方面意味着，教育过程要与受教育者自身所具备的条件相结合，从而实现受教育者的属于自己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揭示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单单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把人的发展放在其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预示着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表现在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世界中不断确证、实现和发展着自己的价值。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人的心理机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也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的重要表现，它体现出特定阶级或集团对社会成员发展的积极关注以及社会成员所进行的自我建构。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和精神生长并不是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它们之间本身存在着许多交叉和交融的方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状态和发展需要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所呈现出的状态会有所差异和侧重。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实现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在生成与外在表现分别从内核与表现层面揭示出文化本质的面貌。然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最终需要落实和实现，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其文化本质的实现方式进行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濡化
思想政治教育濡化是指特定阶级或集团对社会内部的主导文化进行纵向传播、继承和习得，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文化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濡化过程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在相互联系并发生作用。第一是个体的内部要素环境。这是指个体的身心要素。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受遗传影响的心理和生理素质，继而结合每一个体的情感、意志、体验以及知识系统要素，从而形成个体独特的存在空间，我们把这一独特空间称之为个体的内部环境。第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通过物质文化环境、制度文化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而编织成了文化环境之网，并将其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方方面面。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特定文化对其影响，并通过对特定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完善而不断超越自身，最终使个体成为所属文化的创造物。第三是现实生活情境。所谓现实生活情境，是个体生存和生活的全部现实环境的总和，包括家庭的、学校的和社会的等情境因素。特定文化的传递，“本质上是生命系统的复制和延续，生命的活力永远离不开现实情景。”［12］思想政治教育濡化就是通过个体的内部要素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和现实生活情境三方面的互动来实现的。这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把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潜移默化地接受特定文化对的影响，从而在活化特定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建构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境界。这一建构过程又会反馈于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发生改变和完善，最终推动特定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二）思想政治教育涵化
思想政治教育涵化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在与其他形态的文化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主导文化与其他形态的文化会相互吸收彼此更具活力和对自身有益的文化特质，从而实现主导文化的更新与社会成员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涵化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相互接触和作用，其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在此，我们从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如何处理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面对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时最积极的态度是，自身的文化要素积累与价值观念建构处于较为成熟的状态，从而可以用主导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念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有利因素，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更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为受教育者如何处理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下，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为同化。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与主导文化是相适应的。面对不同的文化形态时，受教育者会把不同的文化因素进行加工和整合，继而纳入到自己的认知图式之中，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丰富和发展。第二种态度为顺应。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所接受到的文化与自己的认知图式发生矛盾，从而不能同化接受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具体引导，最终通过重组和改造自己的认知图式和价值观念，以与主导文化保持一致，从而实现对自身的从新建构。
（三）思想政治教育自育
1、思维敏感
能够从事文化事业的人，或多或少身上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些还是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对文化艺术有着深刻的研究。受到艺术文化多年的熏陶，思维相对活跃敏感，对事物都有不一样的态度。同样的事情一般职员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文化行业的职工就会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待同一个问题，非文化行业职工的想法比较简单，而文化行业职工的想法就比较复杂，思维敏感。
2、情感丰富
文化行业从业者多部分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如果所有人都将情感投放在工作当中，就会严重影响整体工作效率，降低工作质量。
3、易情绪化
正因为文化行业和很多艺术领域挂钩，从事文化行业的人很多也是来自于艺术领域，所以，这些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把握个人情绪。问题一旦发生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迅速在问题中掺入不良情绪，严重影响问题的解决。
二、文化行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1、思想是保证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
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文化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要对企业职工进行正确的思想指导，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克服行业中落后和错误的思想，及时排除行业中各种陈旧腐朽的传统思想。为文化事业发展找到正确的指导思想。
2、文化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增
加员工的凝聚力和责任感。思想工作其实就是对人进行的思想，道德，意识，人生观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指导工作。加强文化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及时解决职工思想上的诸多问题，可以让职工安心工作，用自身的力量促进我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工作自觉思想进步，增加员工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增加员工的凝聚力。
3、当今社会，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
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文化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在文化单位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是一个单位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单位的政治部门，就是要保证职工的思想能够和当前经济发展现状保持一致，不能出现脱节的情况，将先进的思想深入到职工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不断提高职工的道德素质。
三、文化行业思想工作现状
1、思想政治工作难度加大
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对人的工作，与人沟通表面上简单，其实很难。人的思想没有完全一样的，而且，我国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人们的思想也在时刻发生着变化，手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影响。老员工经历了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很长时间无法适应新体制下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思想，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情绪。新近员工受到新时代的影响，思想意识超前，和老员工产生明显的代沟。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及时调整职工的思想，保证职工思想基本保持一致，消除摩擦代沟，整体提升职工素质。
2、工作任务加重
我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想也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很多员工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没有把握好自己思想的变化或者对某些概念认识模糊，产生了错误的价值观。思想政治工不仅要贴合时展，紧随改革开放的脚步，更要深入职工内心，设身处地地位职工着想，真正从精神上和生活上机遇员工帮助。同时，思想政治工必须要对国家文化事业负责，引导广大职工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
3、职工情绪化问题严重
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工作人群性格敏感，思维敏捷，多愁善感，这不仅体现在工作当中，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从事文化行业的工作者女性人数要高于男性，而且有些部门甚至全都是女性。由于女性天生敏感、嫉妒等心理使然，经常发生一些很小的事情，或者他人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给某些员工带来极大的反感，极易产生消极情绪，进而将这些情绪带入工作当中，影响工作效率。此外，这种负面情绪传播速度很快，一个人有情绪问题很快便会传染给其他人，致使小范围内的人都会感染这种不良情绪，严重影响工作，降低工作效率。
四、探索文化行业思想教育工作的新对策
1、重视职工的主体地位
文化事业的传播也需要员工共同的努力，重视职工的主体地位，首先要坚持与时俱进，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次，要对文化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进，建立完善的制度让普通职工也可以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要特别注意各种信息的公开。第三，要研究和制订长期的职工发展规划。经常组织职工参加培训和学习，让职工的知识得到不断更新，提高职工的思想认识，全面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第四，要让所有的职工都可以分享到文化事业的发展成果。
2、加强文化建设
缓解职工的工作压力，为广大职工提供一个舒适宽松的工作文化氛围，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注意的重要内容。文化为企业的活动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向行业文化建设进行转移。但是，文化不仅包含了文化事业的精神成果也包含了物质成果的内容，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完全替代文化建设。所以，文化行业职工思想政治建设不能对员工进行纯粹的政治理论教育，要将政治理论融入到工作当中，结合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员工，让员工既能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又能深刻理解企业文化的精髓。
3、加强日常工作管理
文化行业的工作就是繁荣我国文化艺术，加强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宣传我国的先进文化。所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可以提前明确任务，并根据职工的实际情况，开展多层次、不同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企业要采取以职工为核心的管理思想，进行文化事业传播的同时不能够忽视对职工的关心。
4、意识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前提
一要进一步树立开放意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有超前意识和现代化意识,大胆迎接挑战,抓紧学习掌握网络技术,认真研究网上思想文化交流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在网络上不断开辟、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把网络变成创新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先进工具。二要增强人本意识。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客体、内容无不与人直接相关,强调人本意识,主要是指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进一步以职工为核心,遵循职工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在更加尊重职工的基础上。
5、方法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关键
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从新时期职工的想实际出发,不断掌握职工思想特点,针对他们的思想特点来认识和解决问题。采取影像观摩、演讲、经验介绍、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企业生活的各个领域,寓教于知,寓教于乐,寓教于美,寓教于管理,企业应根据各自历史的、地理的特色,创造性地营造一种高品位的企业文化氛围,激发职工工作、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三是要关注职工各个群体的发展动向,对全体职工进行有力而全面的观察与研究,从重点关注向全面关注发展,使教育者成为职工的知心朋友,关心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倾听职工的声音,帮助职工排解苦闷与不满情绪。
6、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将员工置身于良好的道德风尚中，能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其它任何教育手段所无法比拟和代替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做到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把广泛深入地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建设活动作为新载体，做到寓教于乐，陶冶精神情操，培养集体凝聚力和劳动竞赛，营造轻松舒畅的工作氛围，不断增强广大员工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为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好贡献。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氛围，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占领职工业余文化阵地，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使广大职工在精神的愉悦和满足中受到教育，在蓬勃向上、积极乐观情绪中得到正确引导，从而培养职工团结协作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增强本单位的凝聚力。
隐性管理最早发端于日本管理模式在全球的推行。1981年，帕斯卡尔与阿索斯两位美国学者出版《日本的管理艺术》一书，书中指出，美国的企业注重战结构、程序和制度等刚性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刚性管理模式，而日本企业在强调制度建设等刚性管理之外，还注重组织士气、人员技能和企业价值观等柔性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未来的企业管理应该汲取日本管理模式的经验。同年日裔美国学者WilliamOuchi（威廉•大内）出版更具广泛影响的《Z理论》一书，对美国注重标准化控制和专业化分工的美国组织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更加推进了人们对企业文化认同等柔性力量的关注，同时也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彼得•圣吉在被誉为“21世纪管理学圣经”的《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指出，美国一些知名大企业三十年来一直应用系统动力经营模式来辅助重大策略与企业研发，这种模式的百分之九十是如沟通态度、文化和士气等软性变量。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管理、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等更富有战略意义的柔性管理理念获得长足进步，柔性制造、柔性工资制和柔性的工作时间等诸多柔性管理实践深入到企业管理的诸多领域。管理理念的柔性转向使传统精密化的决策技术和定量控制方式逐渐淡出高端管理者的视野，管理的重心被定位在企业文化及员工价值观方面。这些管理思想虽然表述千差万别，但在本质和内涵上，都要求注重人的精神力量的激发，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因而都属于与传统重视制度和结构的刚性管理模式相对应的柔性管理模式。与以“物”为中心的刚性管理模式不同，作为一种新管理模式柔性管理以人为中心。柔性管理的本质是构建基于精神、信念、伦理、信仰等共同价值观和精神思想氛围的人性化管理；柔性管理的中心和焦点不在制度、任务和财务等硬性方面，而是以人的价值观和精神理念为焦点，强调情感感化、道德感召和价值启发等柔性方面；管理的使命是通过使企业与员工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最大程度挖掘人的精神潜力，追求组织经济目标和个体自我实现的双重价值。具体来说，柔性管理具有三方面文化特质。
（一）柔性管理以隐性知识为媒介。
传统的刚性管理的对象是任务、制度、规则等可以具体化或量化的显性物质，从根本上来说，刚性管理是基于文字材料、会议记录和组织章程等显性知识的管理。柔性管理的对象则是一些无形的精神要素，属于一种基于隐性知识的管理模式。隐性知识难以用语言解释与表达，也不以文本的形式在组织中传递，它来源于技能与经验并存在于组织成员个人的头脑之中，只能通过演示来证明它的存在，而学习此技能的唯一办法是练习及领悟。
（二）柔性管理突出地关注组织的目标、价值系统。
目标与价值是每个组织中最为宏观和根本的子系统，“组织将依赖于其内部参与者及外界社会共同抱有的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以获得生存。经营者和个体参与者的价值观是组织价值的主要构成，价值方面的投入还来自种类繁多的外界来源———顾客、竞争者、供应者以及组织的工作环境中的其他成分”。组织的价值系统对其他管理分系统有重大影响，柔性管理在把组织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前提下，特别彰显其目的、价值和精神分系统的作用。如果忽视了组织价值因素，柔性管理在多元价值冲突的复杂管理环境中只能使组织走向混乱不堪。
（三）柔性管理具有内驱性和持久性。
柔性管理不是依靠法律和制度来实施管理，而主要依赖于在员工及下属之前建立具有默契的心理契约，在员工内心深处激发精神潜力、创造精神和主动性。根据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观点，柔性管理类似于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管理者只需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可以达到管理目标。事实上，当组织的制度、规范等外在的硬性力量内化为员工的精神价值之中而转化为软力量之后，组织的目标就转化为员工的个人目标，从而激发员工自我行动的内驱力，使管理者做到无为而治。与这种内驱紧密相关的是，柔性管理将外在的规定转变为内在的心理承诺并进而转变为员工自觉行动的过程十分漫长，但是一旦转化成功，柔性管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就会旷日持久。
二、组织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内部机理
柔性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管理模式，使企业文化建设成为组织管理的关键部分，而在内容与目标上与企业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获得新的管理价值。国际学者对企业文化多层面的探索成果已经十分丰硕。在威廉•大内看来，确定实践、意见和行为模式的价值观就是企业文化。科特与赫斯克特则认为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的各个部门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与经营实践也是职能不同或者地处不同环境的部门之间共通的文化现象。彼得斯•沃特曼从企业员工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文化指组织成员做出巨大贡献时会产生有高度成就价值的意识和价值感，它来自对工作和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热爱，并且承认每个成员对组织发展的贡献并给予成员相应的荣誉。
可见，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共有的价值观，这是能够凝聚企业目标和员工行为的巨大力量，强调将企业建成一个所有成员都具有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命运共同体。总之，企业文化是企业及其所有员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凝聚起来的共同群体意识，以及在其指导下创造的所有物质的、精神的成果。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柔性管理指向，这主要体现在一个企业的宗旨、指导思想和经营理念必须是独一无二并具有革新性，其价值准则、道德规范以及文化理念要有崇高的精神力量去教育人、鼓舞人、感动人、团结人，来激发企业所有成员的归属感、发掘他们的最大潜能。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管理更以文化为基础，对组织认同及其内化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机制一旦发生变化，管理方式及其模式也必然随之而变。针对当今的企业管理发展趋势，柔性管理作为基于企业共有价值观和精神家园（企业文化）而进行的人格化管理已经成为适应现代企业文化发展的管理形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文化是柔性管理的基石和条件。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关乎整个组织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在显性层面需要表现在企业的建筑风格、工作环境及商品包装等塑造，在隐性层面则变现在企业宗旨、价值观及经营理念的提炼和扩展。其中，隐性部分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在企业隐性文化建设中，价值观、世界观等意识形态的改造则是其更为根本的内容，由此在意识形态层面具有诸多优势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则进入企业文化建设及隐性管理的视野之中。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遵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管理规律，通过塑造、改造和提高企业职工的精神信念、道德素质和专业知识水平，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达成上下同心的情感心理企业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确保企业永续经营的一种管理活动。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统一分散的个人目标，将组织成员各种零散的思想凝聚为组织向心力，化解各种矛盾和激发员工团体潜力的一项常规性工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与全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共性一般性任务和普遍性工作，二是针对特殊行业、特殊企业及其特殊职工特征而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其目标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企业职工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价值观，并使之与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向一致，以此激励职工的积极性，并从精神层面塑造共同价值观和规范企业成员的期望行为，动员企业员工为实现企业长远利益和远期目标努力奋发进取。柔性管理的实施需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铺垫和强化平台，它同样是与传统刚性管理模式相对应的一种柔性管理方式。企业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企业党组织对企业职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理想信念强化来改善企业经营水平和提高职工潜力的一种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为背景，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当下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为内容的现代社会发展导向为价值，以现代社会的新知识和高科技为手段，以提升员工的道德素质、思想境界和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为本质。企业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统一管理理念和协调目标，消除员工的沟通隔阂。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注重规则、制度和硬性任务分配、标准化控制的刚性管理模式不同，它强调组织的价值观及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及科学文化水平，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明确的柔性管理指向。它突出展现了柔性管理的人性化、内驱性特征，以人的思想观念等隐性知识为管理媒介，强调以人为本，具有人本性、情感性、精神性和过程性等柔性特征。以柔性管理模式来纵观二者可以发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完全可以恰当地在经营管理中融汇在一起，两者在管理内容、管理目标及管理途径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柔性管理的特征。
（一）在管理目标方面，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通过激发职工的精神力量来提升管理的文化软实力。
在柔性管理时代，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竞争能力取决于企业的员工全体整体素质及其价值理念。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便是调动企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提高企业全体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以此充分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其将全部精力和才能投入到企业之中以使企业高效率运转并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同样也是强化达成共识的企业精神、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把全体员工凝聚在一起并引导每个员工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并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因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在机理和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具有共同之处。尽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除了经济效率与社会价值之外，还有各种政治与社会目标，但在企业中，经济发展依然是其最本质的目标之一，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在企业中归根到底是一致的。
（二）在管理内容方面，两者具有共同的柔性管理内容。
广义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既包括对对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认识和情感以及宏观的理想信念教育，还包括企业文化的精神、经营观念和职业道德教育部分。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则是提倡企业职工忠于国家、对企业忠诚、强化企业归属感，而这些思想正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主人翁意识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最集中的表现。总之，在管理的对象和建设内容方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复性和互相巩固性，企业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也是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重要基础和有力工具，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宏观原则。
（三）在管理途径方面，两者均强调人性化的软方法。
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过程都是作用于人的思想层面，大都强调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和信念的力量。通过这些力量的凝聚，营造良好的企业人际关系，形成组织合力来提高管理效率。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实施过程中，都高度尊重员工的人格和权利，调尊重人和关心人的原则，将员工是为管理的主体而非被管制的消极客体。
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的途径
企业文化建设是组织进行全面整合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改革创新使其按照现代管理的内部规律和企业运行的市场规律来逐步构造和实现。既要梳理系统而科学的价值理念，也要汲取现代管理的新方法，采用民主平等的对话交流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柔性管理为我们提供了融通二者的管理基础和理论模式，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具体途径来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一）以企业文化建设来助推政治思想工作。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出台新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先锋，在新政策、新措施实施之前搞好宣传引导工作，在和谐企业文化的要求下对企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发挥独特的作用。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经济效益的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在企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构建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社会相协调的文化机制，充分发挥和谐管理文化的作用，使企业内部各要素协调发展。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物质文化建设以及对企业文化具有促进作用的各个要素，达到企业自身和谐，是和谐企业文化的核心和根本落脚点。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标是优化企业品质和形象，以塑造优秀品牌为导向，树立精品文化的意识，使得企业内外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合理安置，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立于政治、国家政策及企业利润的高度，能够发现和解决现行的企业文化体系中的问题与不足，给予员工充分的尊重和关心，融入到企业和谐发展的环境中，做到既能够推动企业改革发展，又能够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和潜能。从而在企业和员工形成和谐发展的关系，提升企业形象，营造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内部环境。
（二）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来加快企业文化的构建，通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支撑。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般能够从国家大局和出发，强调从宏观上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这就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方向和价值保障。首先，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途径，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尊重人、理解人和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恰与之吻合，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念，培育独特的企业精神，塑造良好地员工形象和企业形象，从而保证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其次，我国企业建设的是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党和国家的政治方向，在经济领域使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结合起来，确保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三）确保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价值协同。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传统文化是民族传承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走来的。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4年，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份文件再次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传统文化在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首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正义、谦让、天下为公等文化精髓和文化典故，不仅与我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的目标相吻合，而且更能够激发青少年学生的道德情感，增强青少年学生对教育目标的认同感。其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以“仁”为核心的人文价值观，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意识，团结友爱、宽容大度以至于“厚德载物”的包容胸怀等等皆是极其适用和有效的教育资源。再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育方法。例如，正确认识道德力量，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上的示范作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于内外兼修，外在教育与内省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德育的有效途径在于身心兼修，知行合一等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空白，传统文化的缺失已经成为困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之一。一是，新时期的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不高。上海交通大学一项调查显示，在过节问题上，68．77%的学生选择喜欢过“洋节”;相较于对西方节日的熟悉，仅有50%左右的学生能够正确回答中国传统节日的日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持乐观态度的人数仅占29．91%。二是，当代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应有价值认知。汤新芳在对90后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现状的调查数据显示，“除艺术类专业以外，受访者中约有1/10的学生对书法、国画、传统武术、民族器乐、戏曲等传统文化艺术基本不懂，约45%的人能欣赏部分，16%的人有所掌握，仅限考级而已，只有4．5%的人能精通一门技艺”。三是，当代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行不一。“一些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不高，践行传统美德的能力较差，乃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出现了毒害室友、追求享乐等不良事件，从而折射出我国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某些严重缺失”。诚然，一部分当代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比较强烈的兴趣。但是，当今青少年学生现实存在着的传统文化缺失已经不容忽视。教育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传递一般性的专业知识，而是人类文化发展，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生命机制。这就注定了任何时期的教育都不是对传统的彻底背离，而是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正是在这种批判与继承中，人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才可能前进。割裂了传统，任何一种教育都会成为空中楼阁，从而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行之有效的教育必然是在传统中的延续与发展。缺失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会变成无根之木，大大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而且还会对青少年学生的成长产生诸多消极影响。
二
著名文化学家哈里森认为，文化不是一个自变量。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了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位置、政治以及历史环境变化等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与其产生一样，都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境况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同样的，造成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传统文化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不仅是一个当下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理应不能止步于对现状的清醒认知，而更要的是在于客观分析其原因，并从这些分析中探寻解决的办法，避免历史的重演。以文化传承的历史来看，造成传统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一百年以来的两次文化运动的错位批判、经济基础的转变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样一些历史因素。
1.一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遭遇的两次错位批判是造成传统文化缺失的历史原因。
当西方列强在一个世纪前，用侵略的铁蹄踏破满清大门时，中华民族也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急剧动荡中，“五四”爱国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展开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当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现实与新文化运动的觉醒成为历史的主角之时，中华传统文化的神圣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就在“五四”运动开始后的半个世纪之内，一场“”再一次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洗礼。这一次，“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重新复苏，并化为现实的力量使传统文化丧失了最后的尊严。在短短一百年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在客观上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笃信与遵从，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知。如果说上个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的革新，半个世纪前的“”可谓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粉碎。在短短一百年间，传统文化遭遇的两次错位批判，不仅严重侵蚀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根基，而且直接影响了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
2.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转变，造成了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震荡性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以强大的力量不断地冲击着传统文化。在校园中，功利主义获得了死灰复燃的机遇。“就业至上”论成为学习的惟一目标，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成为高校教育的评价指标。英语、计算机、法律、经济等一些“实用”的知识与教育不停地吞噬着“不实用”的传统文化课程的生存空间。在社会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人心。各种新奇、前卫的商业炒作迅速吸引了当代青少年学生的眼球，并在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不断膨胀、发酵，最终彻底吞噬着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唯经济论已经转移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原有兴趣。实用主义的价值选择使一些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从怀疑到不感兴趣、不愿意学习，以致知之甚少，也难以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意识。传统文化在经济基础发生转变之时，也正在经历着震荡性的缺失。
3.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多元的外来文化也在不断吞噬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具有强势地位的影视作品、信息技术，对我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渗透”。一些人开始用西方文化取代对现代文化的定义，文化领域中“崇洋”也随之死灰复燃。青少年学生正处于心智还不够成熟的阶段，对外来事物往往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迷茫和怀疑充斥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接受，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时刻遭受着新的挑战。甚至，在某些环境中，传统文化已经让位于种种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慢慢被边缘化，成为一种缺失。
4.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快速发展的新兴网络文化也对传统文化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中文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在网络世界，越来越多的网络符号和英文内容替代了中文的日常表达。这使得中文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及其思想政治教育意义正在不同程度的被削弱。还有一些网络上的非理性语言表达严重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许多人为了宣泄情绪而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辱骂，其措词不堪入目，严重损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与优雅，更谈不上修身养性。这些都必然致使在网络上传播的中华传统文化被曲解或误读，直接影响到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应有价值的正确判断，有的甚至对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产生了抵触情绪。
三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多元文化正在不断冲击着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当今的大学生，更是各种文化争夺的对象。然而，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提高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还需要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转变重知识轻思想的教育观念，把传统文化的教育真正渗透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中去，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等多方面，挖掘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传统与创新、经典与时代中，完善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构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教学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构建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以和为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思想在今天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广博精深的文化体系，不能漫无边际的宣传和利用，要注意教育内容的针对性、现实性和生动性，注意结合学生具体和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找准传统文化与当今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时代契合点，有针对性地用具有时代性的微信、微博等现代传媒方式来呈现传统文化，用生动的语言和事例来进行分析、讲解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达到有机的融合。
2.利用易于接受的传统教育方法，将传统文化的隐性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结合起来。
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断得以传承，就在于它有一套相对完善的传承方法。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不仅重视因材施教，而且提倡学习中的举一反三等教育方法的应用。我们在对当代青少年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更要注意运用这些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的传统教育方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在这些传统教育方法的传承中，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在传统教育方法的坚持中，肯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传统教育方法的应用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利用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构建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时空教育环境。
“陌生化”创作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流派提出的文学理论，它对戏剧、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陌生化”理论的提出者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对于熟悉的事物主体往往因为过于习惯而熟视无睹，从而机械地应付它们。今天的研究生校园媒体工作要解决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针对如何唤起研究生对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感受力，如何通过方式方法的改变打破研究生看待思想教育工作的定式，“陌生化”理论这块“他山之石”为我们提供了多个角度的参考。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曾从戏剧理论的角度对“陌生化”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陌生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形式与结构层面，成为参与、介入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在于完成对社会的批判和改造，“陌生化”的理论成为了一种介入社会的手段，具有了相应的社会功用。布莱希特已然是一个将“陌生化”理论进行“思想移植”的范例。
二、从陌生化理论理解新媒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价值
当前高校中的学生媒体按照媒体形式主要分为报纸、杂志和网站。其中，传统媒体报纸和杂志已经开始利用新媒体作为媒介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网站本身就是新媒体平台。要想通过这三种媒体形式的建设开展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理解它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哪些重要价值。
1.从“使之陌生”到“使之回归”。
“使之陌生”就是产生新鲜感从而调动研究生对于我们所宣传的思想的感知力。语言最初是在人类的原始冲动中产生的，但随着人们对语言反复的使用，语言失去了其本来具有的新鲜可感性，成为符号或代码。而“陌生化”的任务则是将语言的可感性复活。从这个意义上说“，陌生化”与其说是“使之陌生”倒不如说是“使之回归”：回归到语言最初的新鲜可感的状态，这才是深层的思维过程。新媒体的意义就在于从“使之陌生”到“使之回归”，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研究生的注意力，进而激发研究生对内容感知的兴趣，但传达的是核心的思想和价值观。把握住新媒体从“使之陌生”到“使之回归”，才能既寻找到理想的“陌生化”手段，又不偏离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任务本身。
2.调动审美目光，完善情感机制建设。
在“陌生化”理论下，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审美主体的审美目光调动起来，以最大限度地产生共鸣。为了迎合当代人接收信息的习惯，我们应该思考将一部分的思想宣传以视频、音频和图像等生动的形式呈现，以调动研究生的审美目光、缩短接受信息的时间。对于文字宣传可以尝试建立一个“阶梯式”的宣传模式，比如利用新媒体将文章的精华部分通过音频、视频、图片等形式表达出来，注明文章出处；与此同时，出相应的原文，进而带动读者对整个报刊杂志的兴趣。这样便实现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有效链接。想要抢占研究生的思想阵地，还需要在内容上完善情感机制的建设。首先，使研究生形成和增强同所获得的思想认识相一致的情感，去改变那些与之相抵触的情感。其次，要善于分析研究生的情感状态，通过对研究生情感的理解寻找到引导研究生思想的渠道，让我们的宣传内容符合研究生的情感体验诉求，从而产生共鸣。
三、陌生化理论下对新媒体应用的启示
新媒体以其新颖性似乎已然成为思想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的手段，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媒体的庞大资源，“陌生化”理论在如何利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1.螺旋上升———坚持新思路的探索。
“陌生化”表现为一种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我们通过对熟悉的事物进行陌生化处理，使其能够以鲜明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当这种手法被经常性地使用，就会重新成为人们熟悉的事物，难以再引起注意。于是，我们需要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再一次对其进行陌生化处理，使其能够成为调动我们审美积极性的新鲜符号。这要求我们在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坚持探索新思路，挖掘出更多的创新点。①媒体的综合运用。在高校的媒体具有各自的立足点，我们可以通过电子杂志等方式进行网络宣传，或借助SNS社区与研究生进行互动，这样可以更多地既掌握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又能起到宣传的作用。除了因地制宜地寻找适合媒体本身的网络手段，还应探索各家媒体之间的综合运用。例如报纸、杂志和网站三种媒介形式，如何能够在各自的发展中通过优势互补、相互配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②选题的创新。对于商业媒体来说，优秀的选题是其盈利的关键。对于我们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来说，我们的“盈利”就在于让更多的研究生吸收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在选题上的创新不容忽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引领的是先进的正向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这些蕴含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借鉴成熟的商业媒体经验多思考如何对研究生感兴趣的领域和热点话题进行策划。③方式的多样性。新媒体为基于传统媒体的思想文化宣传提供了多样化的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的接受形式，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征集活动等为思想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与研究生互动的平台。网站也可以通过报纸、杂志上的精品文章开拓网站建设中的新版块，比如将某些优秀文章录制成音频在网络电台中进行播放等。
2.张力与度———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在审美目光被调动起来之后，接受主体往往会形成一种“前在性”的预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味地去迎合主体的习惯心里，结果只能是使接受主体心生厌倦、失去兴趣。所以“作品”必须要与主体的审美心理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形成一种“张力美”。由于在进行陌生化处理时，需要这种对张力的把握，这就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对思想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①宣传队伍的理论修养。面对新媒体，求新求变的思路往往会让我们的宣传工作走得太远，顾此失彼。要在多样化的宣传方式下仍能保证宣传的准确性和充分性，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和认识，才能对多样化的手段使用得游刃有余，不会因为追求新颖、投合受众而迷失其中。②宣传队伍对新媒体的把握能力。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为了及时捕捉研究生的思想动态、抢占研究生的思想阵地，思想政治宣传队伍需要与时俱进，及时把握新媒体的发展，去不断探索新的可利用资源，让新媒体的发展成为我们宣传工作手段创新的重要推动力。③宣传队伍的策划能力和文字能力。宣传队伍在个人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对新媒体的把握能力的基础上，要在宣传内容的策划上以及文章的论证上做到陌生化与思想政治理论的统一。在宣传内容的策划上，可以通过学生关心的话题以及新颖的形式来挖掘其中值得思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在文章的论证上，充分考虑接受者的期待视野，通过文章的高度、深度以及独到的见解表达出所要宣传的思想，让研究生产生共鸣，有所感悟。
四、结语
一、岩佐茂生态思想
（一）岩佐茂生态思想的核心为了确立生态伦理学的核心，岩佐茂抛开过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分法”，把“人”与“自然”二者择一的主体观，转换为人类“和谐共处”下的“人与自然”的互生互动[1]。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人类关系之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并以此重新定位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正是认识到人类对“利益”的无尽争夺而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实际上也是对“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批判认识的结果。
（二）岩佐茂生态思想的制度设想岩佐茂在构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时，也把组织生产的社会制度问题放在重要环节上。岩佐茂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生态问题。但是，他所要的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应该是生态社会主义”。但是，社会制度的选择与发展不仅关注环境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2]。他没有看到我国当前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他的理论目的是想以生态为轴心的社会主义博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可，而纯粹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是不可能出现的。
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一）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观“道法自然”是整个道家、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老子看来。“道”是产生万物的过程，是一个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进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既然人产生于这一过程，人的一切行为当然应以这一过程为范本，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老子的“道法自然”正式将自然作为一种思想的价值观念提出来。“自然”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在世的状态与过程，体现了一切存在者的当下生存状态和现实生存境遇的关注。
（二）儒家“仁民爱物”的生态智慧儒家对自然的关切是一种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扩展。把人类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儒家的人际道德是基本道德。自然道德是次要的，二者的关系是以人的血缘亲疏联系的逐步向外扩张。儒家对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万物的爱，在伦理学上是从仁的人际道德向生态道德的扩展。在自然观上，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三才”——天、地、人的协调一致。儒家孔子对“天”是抱着一种阙疑的态度的，他不明确表明自己的看法，而是自然主义地对待“天”的运行，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将“天”确立为“天命”；而荀子则明确为“天道”。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有机自然观体系。荀子进一步肯定了天道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在荀子看来，宇宙是由天、地、人三要素构成的，它们应分施不同的职能。正是这三种职能的匹配，才构成了宇宙整体的运行。荀子赋予中国古代“三才”学说以新的意义。用“三才”的思想表达出了自然观上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
（三）佛学“尊重生命”的博爱意识佛教不是生态学，但它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保思想，具有独特的生态观。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之中．而且以潜伏的状态存在于无生物中，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清净佛土，真爱自然就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天然使命。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佛教强调“依正不二”，即生命主体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从佛教思想来看，虽然佛教的信仰并不能解决人类对生物的保护问题，但佛教的道德信条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尊重，对于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却无疑是有价值的。
三、二者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岩佐茂生态思想都是从整体论的哲学基础出发，把自然和人作为一体的观点来看待二者的关系，反对单纯强调其一而忽略其二的重要性。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对于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的角度，强调“君子有好生之德”。岩佐茂则是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途径上，要注重人的自省与内敛，通过个人修养来实现和谐。在最终实现的和谐状态上，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要实现的是回归原始的和谐，是一种没有充分发挥人的特有品质的低层次的和谐，岩佐茂要实现的则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高层次的和谐。岩佐茂对生态伦理核心内容的新定位，启发人们思考构建生态文明的有益方略。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鼓舞我们利用社会主义特有的制度优势，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我国虽然经济一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资源的迅速枯竭却会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如何处理好生产力的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矛盾，将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长期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说，岩佐茂环境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开发与保护环境并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资源的人均占有率非常低，加上过去长期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消耗、能源消耗浪费很大，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党对新世纪新阶段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建设生态文明对环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其目标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开发自然资源时，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更应优先考虑生态效应，要知道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科学的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增长，还应包括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提高人类认识、改造和保护自然的能力。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既不能单纯的强调开发，也不能单纯的强调发展，而应把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协调起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
（二）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美丽中国
十报告中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4]。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废弃物的回收重复利用，从而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一方面能够缓解我国资源、能源紧张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
（三）正确消费，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岩佐茂的生态哲学思想含有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思想。他倡导的生态消费观，对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分析当代社会出现的非理性的消费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大众消费很不理性的现象，过度消费、盲目攀比等一系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出现。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对资源的大量浪费，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要缓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要求我们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进行合理、适度消费，同时还要进行绿色消费。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