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5 10:40: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道德观，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年来，老人跌倒没人扶、小孩落水没人救、歹徒行凶众人围观等见危不救或见死不救的道德冷漠现象随处可见。道德冷漠是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之一，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道德冷漠的存在，与我国当下社会风气的功利化，特别是功利主义道德观有紧密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正是功利主义道德观导致了道德冷漠的困境。因此，矫治道德冷漠，走出道德冷漠的困境，实现道德困境的突围，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遏制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消极影响，从而逐渐消除道德冷漠现象，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营造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人际关系。
一、功利主义道德观与道德冷漠的内涵
1.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形成及含义。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的作为系统理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首先是一种道德哲学理论，其它方面的功利主义，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上的功利主义应当视为这种伦理学理论在这些方面的应用。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道德哲学理论，功利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功利主义道德观。深入理解功利主义道德观，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功利主义。
系统功利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近代的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动力和目的，是支配人类行动的规律。行为的结果带来快乐或者避免痛苦，就是正确的，也是道德的；相反，行为的结果带来痛苦或者痛苦大于快乐，就是错误的，也是不道德的。边沁认为苦乐感源于人的自然本性，凭个人感觉可以感知，而且苦乐是可以计算的，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上，边沁认为集体和社会利益等于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之后，密尔修正和完善了边沁的理论，把功利主义理论推向完善。密尔认为，苦乐不但有数量高低，也有质量的差别，而且，人们凭感觉经验，会选择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更高一级的快乐目标，“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3]在个人和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密尔认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行为者的目标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行为有关的一切人的幸福。边沁、密尔之后的功利主义者，又对功利主义做出了许多发展，但都坚持了边沁、密尔的古典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快乐和幸福，行为的效果（能否带来快乐和幸福）是判定道德与否的标准，道德只是获得快乐和幸福的手段。
功利主义道德观是以功利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道德观，其主要表现是：以获得个人功利作为道德与否的评价标准；把尊重、遵循道德当作达到个人目的的途径和手段。
2.道德冷漠的含义。道德冷漠，直观地理解是指道德情感上麻木不仁，冷眼旁观，漠不关心。道德冷漠在外表冷的背后，实质是对他人困苦、生命价值的漠视和不关心，是一种对道德责任和义务的不履行和不作为，是善的缺乏。刘曙辉在《论道德冷漠》一文中认为，道德冷漠表现为三个方面：“道德冷漠作为一种善的缺乏，具体表现为道德敏感的缺乏、道德判断的搁置和道德实践上的不作为。”[1]舒毅彪在《道德冷漠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探析》中认为，道德冷漠的内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道德敏感缺失；二是是非善恶观念的缺乏；三是同情观念的缺乏；四是不履行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德是非善恶观念和同情观念的缺乏，也就是道德判断的搁置，而道德判断的搁置是道德敏感缺失（道德观念冷漠）向道德实践上的不作为（道德行为冷漠）过度的环节。也有学者认为道德冷漠主要是心理上的冷漠，“‘道德冷漠’是一个道德心理学概念，它是指一种人际道德关系上的疏远和隔膜，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行为上的冷淡、不信任，甚至彼此排斥和否定，直接表现是人们在他人需要救助时的一种无动于衷的漠然。”[2]道德心理冷漠和道德义务不作为是紧密联系的。道德心理冷漠导致的必然是道德义务不作为，道德义务不作为是道德心理冷漠的必然结果。因此，以道德心理冷漠代替道德冷漠，以部分代表总体，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不够全面。总括来说，道德冷漠是指与道德认知、道德是非判断、道德情感缺失和因此带来的道德义务的不作为。
二、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消极影响――道德冷漠
舒毅彪在《道德冷漠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探析》中认为，道德冷漠产生的原因是：第一，传统道德文化中明哲保身、难得糊涂处世哲学对现实的消极影响，是道德冷漠产生的历史渊源；第二，道德信仰弱化的道德虚无主义是道德冷漠产生的文化动因；第三，“英雄流血又流泪”的道德回报机制不健全是道德冷漠产生的制度根源；第四，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物化现象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淡化是道德冷漠产生的现实土壤。在以上原因中，除了第三点，都与功利主义道德观有紧密联系。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消极影响导致了道德冷漠的出现。
1.功利主义道德观道德判断标准的片面化是道德冷漠产生的道德认知原因。功利主义道德观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具有局限性。功利主义道德观是道德目的论和道德效果论，这看到了道德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事实，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功利主义强调后果的善即行为的后果是判断行为道德价值的主要标准，而把功利价值看作可能性善，是在社会存在和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来界定的。”[4]但是，道德在反映现实利益要求、维护经济基础的同时，还需要具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性，道德还应该具有救死扶伤、舍己为人和奉献的另外一面。功利主义道德观认为自我牺牲只是为了他人的利益或者作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手段而已，自我牺牲本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这具有片面性。当这种包含了片面性道德判定标准的功利主义理论被道德主体认知、接受，并作为道德主体道德判断的理论基础之后，道德主体在道德选择上就会因为“没有效果”而陷入“见死不救”的道德冷漠状态。可见，功利主义道德观片面化的道德判断标准是道德冷漠现象产生的道德认知原因。
2.功利主义道德观的道德情感缺乏是道德冷漠形成的心理原因。道德绝不仅仅是理智和利益的冷冰冰的组合，而是蕴含了人的理想、激情、智慧和价值判断，具有崇高性和超越性，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人类的道德活动――道德认知、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都渗透了丰富的道德情感。可以说，道德就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情绪体验和感情内化的一种调适人际关系的方式。进一步说，道德感情是道德行为发生的第一契机，道德认识及其标准，不是在简单地被人们认知时，而是当它们成为情绪态度、感情时才能转化为人们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理论依据；也只有感情的参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活动才得以发动。“相对于人的外显的行为、品质以及人格而言，道德情感并不直接呈现给世界，而是作为直接呈现物的内在源泉。但是，它在个体道德的大厦中直接参与道德认识、行为、品质、评价、信念的活动，它本身就是个体道德的主要存在方式，是全部道德现实化的根本环节。”[5]
道德冷漠就是道德感或道德情感的丧失，它具体表现为同情心、慈悲心和道义感的缺位以及崇敬、虔诚、羞恶、良心的不安和愧疚等感觉的丧失等。功利主义道德观把效果、利益作为道德与否的唯一标准，把行为的得失仅仅用冷冰冰的利益加以计算，这无视了人们行为包含的理想、激情、奉献、自我牺牲的崇高性；无视道德行为包含的、作为行为动机和契机的道义感、崇敬、虔诚、羞恶、良心等情感体验，这势必导致道德的利己主义和道德冷漠。因此，功利主义道德观的道德情感缺乏是道德冷漠形成的心理原因
3.功利主义道德观自利的倾向是道德冷漠形成的利益动机。舒毅彪、邱杰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功利主义道德观思想，道德意识自倾自利的痼疾，是道德冷漠形成的原因之一。“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就了国人普遍存有‘小私有’观念的道德意识和社会心理。”[6]这种小私有观念的道德意识和社会心理是以自利为主，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态度，明哲保身，以围观者的身份出现。这种麻木冷漠的看客心态历来有之，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作了深刻的揭示。今天，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物化现象，使得个人更加倾向自利自保，跳楼围观、交通事故围观的看客现象随处可见。这种传统文化中自利的道德意识和当前社会个人独立性、自利性倾向增强趋势，与功利主义道德观不谋而合。功利主义道德观虽然主张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行为者的目标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行为有关的一切人的幸福；为达到这一目标，功利主义要求，行为者在他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之?g，应当像一个公正无私的仁慈的旁观者那样，做到严格的不偏不倚，但事实上，功利主义道德观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价值取向，不可能在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之间做到严格的不偏不倚，而是有强烈的自利倾向。这种强烈的自利倾向使得个人在面对他人的困苦和生死时，从自我利益出发，为维护自我利益，选择“沉默”，“究其根源，乃是对现实功利过分的追求、对外在利益过分的掂量，而忽视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所致”。[7]当个人把自我利益作为行动的唯一目标和动力时，他人的利益、尊严和价值就在他的视野外，当追求自我利益功利冲动强劲时，道德正义感随之消失，道德败坏和道德冷漠产生。“道德关系已经蜕变为功利关系，伦理原则被还原为利益原则，必然会导致社会丧失正义或善等美德，从而也丧失那种旨在实践正义或善的道义性的伦理或道德生活。”[8]功利主义道德观自利的倾向是道德冷漠形成的利益动机。
三、道德冷漠的矫治
1.深刻认识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合理性和消极性，提高道德认知水平。功利主义道德观具有合理性一面的同时，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功利主义道德观看到了道德的经济和利益，看到了道德功利价值的一方面，但是忽视了道德超功利的一方面。只强调道德功利价值，个体在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时，容易陷入自我利益的冰冷计算而忽视他人的困苦和生命价值，产生道德冷漠，“倘若无个人功利可图或者虽有功利可图但个人的牺牲太大，面对道德的呼唤，主体便会对道德敬而远之即保持沉默或者退避三舍。”[9]因此，消除功利主义道德观对社会道德的消极影响，需要正确看待功利主义道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
消毒隔离与病人康复关系
要切断微生物传播途径，控制院内感染，就必须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此项工作质量好坏，直接关系着病人的治疗康复乃至病人的生命。从病人就医、入院至出院，消毒隔离工作贯穿于始终。医务人员每天在治疗操作中，不但双手与病人有频繁、广泛、直接地接触，而且还要使用一些侵入性器械。如果医务人员消毒隔离意识淡漠，尤其供应室的无菌物品，不能保证绝对无菌，即形成了接触-污染-携带-传播的过程，将给病人生命带来极大的威胁。
职业道德是提高消毒隔离质量的保障
消毒隔离与职业道德的关系：作为医务工作者，不但要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而且还要用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消毒隔离工作中，有些难以有量的确切规定和检查可测指标。如无菌持物镊子未1周灭菌2次，消毒液未及时更换，器械污染未经刷洗灭菌仍在使用，出入无菌间不更换衣、鞋等等。还有些工作不是有形可见的，没有量和质的限制，做与不做没有多大区别。这时，靠的就是医务人员高度的职业道德责任感和自觉性。一个缺乏道德责任感的人，在工作中认为少洗一次手，迟换一天消毒液，缩短空气消毒时间，灭菌时间不够等没有什么关系，将埋下感染的隐患，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如一台手术，所用的器械不能保证绝对无菌，医生护士术前不彻底刷手、泡手，术中手套破裂又不及时更换，可想而知，这台手术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将导致术后病人伤口感染，产后并发症，人为制造了不安全因素。又如，对传染病人不按病种隔离，不加强管理，对其用物、分泌物、排泄物不按规定处理，势必污染周围环境，造成传染病流行，对健康人群带来极大危害。由此可见，职业道德在消毒隔离中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医务人员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行为。
消毒隔离中的道德要求：做好高质量的消毒隔离工作，要求医务人员不但要按消毒规程一步一步去做，更重要的还应有崇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做到有人检查与无人检查一个样，白班与夜班一个样，平常工作与考试考核一个样，自觉地、一丝不苟地做到在检查、诊断、护理操作、手术治疗等过程中，所用的器械、物品必须绝对无菌，严把消毒隔离质量关，确保病人安全，提高安全系数。
慎独修养在消毒隔离中的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莫可里物说：“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不要说坏话，不做坏事，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慎独修养对医务人员更为重要。因为，有些工作者有时是在病人失去知觉或是在没有社会人群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如不按消毒要求、灭菌规程去做，可能病人及家属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这就需要医务人员具有良好的慎独修养，以道德良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行为中能自觉自我监督，在行为后能正确自我评价。
常言道：“最隐蔽的东西，最能看出人的道德品质，最微小的东西，最能显示人的灵魂。”因此，越是微小的、隐蔽的地方，越应该按道德准则办事，日久天长的陶冶，就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必须会高度重视慎独修养，在消毒工作中不做有损病人健康的事，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在道德意识行为上始终具有高度自觉性、习惯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道德观；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0-0088-02
美国几乎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袭击，并且在战后进入了为期十年的繁荣，城市在飞速发展，人们进入了享乐主义的巅峰时期，但是在思想和道德上却迷失了自己。“所有的神都已经死光，所有的战争都已经结束，所有的信念都已经通通完蛋”。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作者菲茨杰拉德用生动的笔法描绘了美国繁荣的物质社会与沦丧的道德精神之间鲜明的对比。
小说以尼克为主线展开了叙述，尼克一开始说自己聪明理智，反应林敏，名校毕业并坚守着传统道德，但是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尼克发出了“我现在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生活的变幻无穷和多姿多彩，既感到陶醉又感到厌恶”为何这样的变化会出现在主人公身上呢？
这一切都要归结于小说的主人公盖茨比。盖茨比出身低微，父母均是终日操劳的乡下人，但是年轻的盖茨比并没有认命的继承父母的思想，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并且将自己原本的名字詹姆斯•盖茨改成了杰伊•盖茨比，在英文中这听起来像是“上帝的孩子”，也由此展开了他追求事业成功的脚步，终于，当盖茨比获得了大笔的金钱，也有能力夺回自己的爱情时，却死于了爱人和其丈夫的阴谋，结束了此生。
美国梦与其道德观
实际上，道德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普遍的共通性，例如善良、诚信等，只是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表达价值观而已。美国最初是由英国的移民建立的国家，这些移民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信仰基督教，《圣经》与《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三者共同构成了美国社会的文化基石。直到今天，美国总统在就职时，都必须将手按在圣经上宣誓。宗教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人们的行为，并逐渐在社会群体中形成一定的关于道德的基本评判标准。在《圣经》中，摩西接受上帝的十戒可以视为西方社会基督教道德意识的基础，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良心，无法当别人承受痛苦时视而不见，同情心、良知等是人们道德的基础。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美国梦的实现其实与道德观有背离之处，作者菲茨杰拉德通过盖茨比的遭遇阐述了重商主义腐化了美国理想这一主题。以汤姆和黛西为代表，重商主义者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已经将一战后美国充满生机的社会变为了道德沦丧的荒原。人们在大把的金钱营造的生活中失去了原本的信仰，也注定着美国梦难以实现。
尼克的道德观
尼克拥有良好的出身，这也使得他拥有着在道德上的优越感，他的出身让他形成了理解、宽容待人的态度，对于那些道德层次比较低的行为或者言语有比较大的接受度，因此，盖茨比才把尼克当成朋友，尼克才能有机会参与到盖茨比的每一个重大改变中，其他人也愿意聆听尼克的意见。在整个小说中，尼克一直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身份，他能够比较客观理智的判断每个人的行为和道德。
尼克道德观的形成与他所居住的环境有关。尼克所在的西部一直沿袭着贯通的文化和道德，多年的西部生活让他已经养成了以传统的道德眼光评判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而中部与西部则完全不同，中部地区的道德观非常松懈，终日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诚信缺失，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最初的野蛮、血腥。在尼克刚刚到东部区的时候，尼克下定决心也要像东部区的人一样，获得大笔的金钱和工作上的成功。他羡慕盖茨比的生活，但是却不知道，盖茨比之所以努力从底层打拼，金钱并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想挽回昔日的恋人，在他心中，昔日的恋人黛西是那么纯洁，她是盖茨比心中所有美好的综合体。但是一切并不像盖茨比幻想的那样，他最终死在了自己营造的幻想之中。尼克在盖茨比死后尽心尽力的为盖茨比操办丧事，盖茨比生前与那么多权贵相交，但是在死后却只有他的仆人和父亲愿意来参加他的葬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尼克在短短一年中进入了美国的上流社会，并窥视到了美国上流社会的道德观的种种表现，他认为盖茨比是上流社会中执着于理想并且具备高尚的道德观的人，但是盖茨比的遭遇却让尼克质疑这种道德，尼克认为盖茨比的这种道德观让他无法适应这个社会（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作者通过尼克前后道德观的变化体现出来的）。
汤姆和黛西等人的道德观
盖茨比死后，尼克联络盖茨比生前的好友，希望他们能出席盖茨比的葬礼。但是汤姆和黛西很早就出门了，没有留下联系的地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这就是盖茨比用生命爱的女人，到盖茨比去世的时候，甚至连葬礼都懒得参加。除了黛西外，盖茨比身前的好友沃尔夫也表现的相当冷漠，说自己正在办理非常紧急的事务，还说根本不认识盖茨比家里的人。从芝加哥打来的电话一听接电话的不是盖茨比本人，又听说盖茨比已经去世的消息后，惊叫一声然后挂断了电话。更有甚者，有人打电话来不是为了安慰盖茨比的家人，而是为了讨要留在他家的一双鞋……从这些盖茨比身前好友的种种表现来看，那些所谓的之交好友甚至受了盖茨比恩惠的人，表现出的人走茶凉让人心寒。
当尼克没有办法找到沃尔夫而直接来到其办公室时，沃尔夫终于不再推脱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而是说“我们都应该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在人死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这个曾将对尼克说他和盖茨比“就像两个指头一样亲密”，他们将“永远在一起”，却在盖茨比死后连葬礼也懒得出席，颇具讽刺意义。终于，盖茨比的葬礼只有管家、父亲、尼克和牧师出席，同情心在此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盖茨比身前最亲密的生意伙伴以及爱慕的女子对于他的死没有一点同情心，就更不用提那些在盖茨比举办的宴会上不请自来的男男女女了。
这人的道德观念充分体现出了当时重商主义下美国社会缺乏同情心的现状，当一个人可以利用时，所有人都是他亲密的盟友，一旦人不在了或者没有利用价值了，立刻弃之如敝屣。除了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外，汤姆和黛西之流还缺乏诚信。华盛顿用小斧头砍樱桃的故事在美国家喻户晓，是美国家庭教育孩子诚信的典范事例，可见诚信这个品质在美国是多么的受到重视。然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失手撞死了汤姆的情人，事后黛西与丈夫一起将罪名扣在了盖茨比头上，被激怒的威尔逊杀了盖茨比。当警察调查死者的妹妹时，她谎称自己的姐姐生活美满，夫妻和睦，尽管她知晓姐姐与汤姆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对尼克说过姐姐早就应该离开威尔逊，她说的谎让自己都深信不疑，可见这个群体对于“诚实”的品质看的很轻很淡。
菲茨杰拉德道德观矛盾之处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悲剧的原因看似是因为金钱，本质上盖茨比是新一代资产阶级与老一代资产阶级在都斗争中的牺牲品。盖茨比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钱，而是因为他对金钱仍然抱有幻想。他认为金钱可以帮助他实现梦想，他所有的浪漫爱情幻想都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他举办奢侈的舞会，他竭力的结交名流仍然没能摆脱命运的定数，因为盖茨比的梦想超越了金钱能够给予他的。盖茨比的悲剧是美国社会新一代资产阶级的普遍问题，他们怀揣理想和幻想，对于得到财富后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但是这些都不是金钱能够给予他们的，如约翰•亨利•瑞雷所说：“没有谁比盖茨比更清楚，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最终与他自已壮观华美的想象相媲美；不仅美国梦被腐化，而且部分地讲，因为这梦想需要人付出巨大代价，它必将被腐化。尘世间既便是最美好的事物都只不过是这梦想的一种歪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菲茨杰拉德的阶级立场及其道德观中的矛盾之处，老一代的资本主义能够轻易的剥削年轻人的梦想，并且拥有更多的特权，美国梦在他们的阻拦下实现变得更加艰难。盖茨比最后的命运预示着组着不相信在当时的美国实现美国梦是不可能的，菲茨杰拉德认为，如果没有金钱，就无法接近梦想，更加没有机会意识到其实那种美好的生活只是一场虚幻，作者对于汤姆之流其实是羡慕的，虽然他在作品中表达了他对汤姆所代表的老一代资产阶级的不满。
菲茨杰拉德道德的矛盾及其对于金钱的态度让他能够站在两个不同的阶级立场看问题，并且对于两个阶级的道德展开评判。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金钱和地位，但是他们与老一代资产阶级的鸿沟将永远存在，在世袭有产者的道德观众，排除异己是本性，因此他们只接受同等级的人融入生活圈，绝对不能容忍来自下级的人与他们平起平坐甚至分享他们的胜利果实。纵观美国历史，其实就是一场理想主义与重商主义的战争，他们双方水火不容，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不断融合，一些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资产拥有者同时对于国家和社会也抱有理想主义，他们一直在寻找理想的道德类型，希望重新塑造已经崩落的道德体系。尽管菲茨杰拉德认为在道德上盖茨比是远胜于汤姆的，但是他也清醒的认识到，在20年代的美国，盖茨比注定是悲剧的。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展现了20年代美国社会中形形的道德类型，虽然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读者依然无法找到一种理想的道德类型，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这样的认知：如果非有一种道德类型是高尚的、理想的，那一定是以盖茨比和尼克的道德类型为基础的，因为他们的人性中拥有更强的道德意识。也有学者认为，菲茨杰拉德将自己的道德观加注在了尼克和盖茨比的身上，盖茨比是比较浪漫自我的一半，尼克是比较理性道德的另一半。他们在书中是至交好友，从他们的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菲茨杰拉德看来，这两种道德类型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统一的。将二者结合则构成人类思想和其存在的最基本之分歧。
《了不起的盖茨比》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哀伤的情绪，表达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道德沦陷的失望，他以锐利的眼光看到了当时美国社会道德层面的问题，看到了繁华背后所隐藏的道德危机，被当之无愧的“爵士时代”的代言人。
参考文献
[1]（英）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原著，许洪珍译.了不起的盖茨比[M].航空工业出版社，2004
[2]张树光.注定的悲剧情缘――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对黛西的爱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01）
[3]王琰.《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的道德演变分析[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1）
[4]张金凤.置身其中，游离于外――评析尼克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起的作用[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03）
关键词：福乐智慧；道德观；幸福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2
一、概念分析
1.《福乐智慧道德观》产生的社会背景
《福乐智慧》的开篇，作者就挥舞着笔端写上了“对明丽的春天和伟大的布格拉汗的赞颂”，结尾却以“论世风日下和人心不古”为结局。这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用隐喻的手法斥责和鞭挞“贬义的道德典范”，并揭示了他们的真而目。主要是基于当时喀喇汗王朝的极胜繁荣以及外部征战内部王权斗争所造成的人心不古、道德底线持续走低。人们只顾眼前利益，从不为社会全局以及后世子孙考虑，在这样一种人心极度慌乱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起到教化人心，舒服人性的理论系统。《福乐智慧》应声而出。
2.道德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
道德，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只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道德，称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社会公德。道德和文化有密切关系，有些时代又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
3.道德观
道德观是指对道德的认识和观点。是指对全部道德现象的认识和观点，有时也是指对某一类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站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特定利益关系的立场上，去观察和认识各种社会道德的。所以，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就必然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对社会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的整体认识和看法。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二、《福乐智慧》的道德观
福乐智慧的道德观，要求无论是国王、大臣、百姓、老年人、成年人、男女性、农牧民都需要有高贵的道德。
世人凭借两种事物得以不巧，
一是美好的语言，一是善行①。
从上述看出，人生在世一定要有个说好话，做好事的良好习惯。这样您的一生才会幸福，并是两世（今世、后世）都获的幸福。
1.觉醒的形象
用形象的展示把诗者的注意力和思维引向预定的路线，他将自己的观念通过想象中的人物和由他们所构成的故事中显现中出来。法制、幸福、智慧、来世四种观念被日出、月圆、贤明、觉醒所代替，他们仿佛鲜活的人，和读者一样。
博学的哲人他曾说：
不能抑制自己，会自食恶过②。
提倡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意识。人应该真心做事。无论您是国君或大臣或老百姓都要感恩。珍惜今天的所有，不要太骄傲也不要自私。
2.行善观
你若想做今生来世的主人，
办法只有，就是多兴善举③。
你应以生命为本钱，善行为利润，
来世你将得到华服美食④。
诚实的人才能获得幸福，他才是世界主人。因为他是个善良，大度，克服困难，所以他过美满人生。什么让我们生命有价值；什么才让我们的生活美满，它来自于“善行”。
博学的哲人他曾说：
不能抑制自己，会自食恶果⑤。
上述提倡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应该真心做事。无论是国君或大臣或老百姓都要感恩。
3.两世观
善行才是两世获得幸福之路。他还认为知识与智慧是治理社会的条件，而法度和道德为治理社会的手段。他把知识看做是治理整个社会的根本方法。他还从人本身的构造来说人们应该追求今世和来世俩世界的幸福。他说：真主创造了俩世界，人们的俩眼、俩耳、俩手。所以人们应该用这些来抓住俩世界的幸福。
一个得到，将另一个追寻，
由此可见，在他看来，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今世和来世俩世界的幸福⑥。
你若想在今世获得善果，
好吧，无须多言，要多做好事⑦。
说每个人都要有诚实、仁爱、感恩的心。我们不只为今世的幸福且也为后世。今天你做好事，后代会记住，提倡“榜样”精神和“英雄”精神。他鼓励百姓做好事、做善事，这样才有道德。他认为“道德是真主创造的”若您不为他人想，那“复活”的那天真主会惩罚你。
三、获得幸福的途径
幸福是传统的伦理范畴之一。幸福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的看法。幸福观是由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理想决定的，是世界观、人生观的一种表现。
1.道德修养
玉素甫为了治国的需要，十分重视教育。在玉素甫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占特殊。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忠诚”为国君效劳、尊重真主的统治者、“成为有用的人”。
努力进取吧，莫要迷失正道，
切莫慌废青春，要抓紧时机⑧。
强调应该使孩子从小就学习语言、文学、数学、星象学、医术、骑射等，尤其是给孩子进行道德教育。
道德对人发展的重要性及道德教育本身的重要性在《福乐智慧》中被摆在最突出的位置（道德教育是从提高人们道德认识入手的，因为只有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才能有效地提高人们接受道德教育的兴趣，从而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基于道德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价值的认识，《福乐智慧》提出道德教育的实施应坚持一定的原则和方法。
2.家庭道德
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是书中表现出尤素甫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
父亲的心血浇灌了儿子，
儿子一定会品行端正。
父亲对儿子严加管教，
他会给父母带来福运⑨。
父亲养育了子女，父亲的严格教育都为了子女，这样他们长大后会做善事，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子女会成为有道德的好人，使父母幸福。他重视家庭道德的重要性。在家庭道德中他提出了“婚姻关系的平等”、“慈爱”、“孝顺”、“和睦”的兄弟关系等思想。
3.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既是人们劳动和工作的需要，也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
优素甫在文中说道：“莫和他人为敌，要多多结交朋友兄弟。”
（1）真诚
一是“正义”以诚为本
一是“幸运”意味幸福⑩。
只有诚实才能公正，最终获得幸福。
他认为人与人交往必须言行一致，真诚敦厚则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桥梁。所谓真诚就是肝胆相照，坦诚无私。
（2）慷慨
再次是奥斯曼，他知耻，恬静，
他也是人类精儿，慷慨宽容（11）。
所有的财富和自身，
先知将俩个女儿许配他为婚（12）。
奥斯曼因慷慨，宽容得到了先知的好评，先知把自己的俩个女儿嫁给了他，慷慨才是人道之路。
慷慨从一般意义而言，就是富人对贫困者的经济援助。由于个人的天赋和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任何社会的人们都有贫富差异的问题。
4.满足
一是“智慧”，价值崇高，
一是“知足”，伴随着欢愉（13）。
只有智慧，才能有价值，这样快乐一生，会懂得知足。
优素甫不排斥物质需求的适当满足，他认为物质需求是维持人们的正常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幸福得以产生的基础。财多不算富，心富才是富。没有什么比精神生活的空虚更为痛苦。因此，优素甫认为充实的精神生活才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因素。
美德离不开知识，
有知识的人才有美德”（14）。
优素甫认为只有获得了知识方能获得幸福。只有知识的人才能够辨明善与恶；辨明善与恶之后才能从善而行；只有从善而行的人才具有美德；而往往具有美德的人才能获得幸福。所以，只要人们能掌握知识，就能间接地明了善，从而也就寻觅到了通向幸福的途径。
注释：
①②③④⑤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兵译.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P28-319-34-35-319）
⑥⑦⑧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兵译.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P3662-34-51）
⑨⑩（11）（12）（13）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兵译.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P12-10-12-12-298）
（14）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兵译.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P298）
参考文献：
[1]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兵，译.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2]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福乐智慧.阿斯哈尔，译（哈萨克文）民族出版社1989，4（第一版）.
[3]范丽娜.浅析《福乐智慧》中的家庭伦理观[J].群文天地，2009（12）：62-64.
[4]范丽娜.试论《福乐智慧》中的幸福观[J].学理论，2011（3）：158-159.
[5]蔡灿津.《福乐智慧》哲学思想初探[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6]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一）[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7]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选（二）[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8]魏良|.《福乐智慧》与喀喇汗王朝的文化整合[J].西域研究，2000（3）.
在本周的课堂上，我阅读了塔特尔的故事。文中T.J.发现小组成员剽窃之后面临道德的抉择，即是否要将此事件上报给教授。我选择此事件进行反思的原因是这对我很有帮助。它让我对道德观有了更深的理解，并试着重新审视曾经面临的道德问题。
在做这项活动之前，我以为道德只是约束人心，而make ethical decisions就是找一个地方坐下，然后胡思乱想。此外，我还认为所有的举报人都被认为对声誉不利。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塔特尔案例中的T.J.应该不举报K.C。但通过观看视频和老师讲解，我改变了想法。我考虑到举报KC才是正确的事情，因为KC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被举报之后他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项活动中，我学到了道德是处理善与恶的原则，道德价值观的理论或体系可以治理个人或团体的行为（D）。做道德的决定是在好的和对的之间做出选择，然后付诸行动。我总结了两个问题，并通过阅读文章得以解决。第一，在道德决策中需要考虑什么主要因素。第二，我未来如何衡量是否遵循了道德规范，这对我成为专业人士有什么帮助。
第一，做道德决策前要考虑五个问题：Is the action good for me? Is the action good or harmful for society? Is the action fair or just? Does the action violate anyone’s rights? 和Have I made a commitment, implied or explicit?（D）例如，在公司中知道了不道德秘密，举报人可能被认为对公司的声誉不利，此时举报人就要先考虑这些问题再做出决策。第二，这对我作为专业人士的益处是提高了工作满意度，使我们更健康以及更平静（B）。在未来，我会在网络上查看关于道德规范的信息，总结下来。在学习生活中，我会仔细阅读作为学生的道德规范，例如作业和考试中不抄袭，平时团结同学。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会仔细阅读工作说明，员工手册和管理指南（D）。在功利主义和道德规则面前，为了对自己和职业负责，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遵循法律和原则。当我进入一个行业，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并在做出决策之前慎重考虑利弊。此外，我会每天反省自己，准备一个日记本记录当天的事情。然后在每周末查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以便衡量我的进步，这样也方便及时改正。
总的来说，我认为道德规范不是说说而已，而是需要付诸行动。这样才会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甚至带动身边的人。
关键词：思想道德教育；生态道德观；道德教育。
引言。
生态道德观（生态伦理或生态和谐理论）是一门从道德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和生态关系的新兴伦理学科。几十年来，生态伦理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既有理论上的突破，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人们的生态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保护环境，关注生态，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是，我国目前在生态道德方面的理论研究水平不高，还没能形成体系，在德育教学中重视不够，在实践运用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因此，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培养生态道德观，必须将生态道德教育纳入大德育的范围之内，使其成为新德育的一部分。故此，本文就思想道德教育中生态道德观的培养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生态道德观的由来。
生态道德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文明时代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一方面是人类对于自身征服自然能力的认可与满足，另一方面又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身行为反思的结晶。反观人类与自然的交往史不难看出，一方面，人们习惯于把自然环境看作是人类活动的空间或满足人类目的的手段，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仅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人类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不断地根据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对待自然、改变自然。另一方面，人类由于知识的贫乏和能力的限制，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下。农业对于自然环境的依存度唤醒了全体民众、乃至统治者，不得不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把自然当做高高在上的神灵顶礼膜拜。在没有现代工业支撑下的小农经济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是微乎其微的。也正是这样，我们才有了绿色和清洁的环境。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总和。但是，它在为人类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就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森林危机、土壤退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对人类的自身生存提出了挑战。一些西方的先哲们开始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提出了生态道德（或称作“生态伦理”）这一全新的概念。其中有法国思想家施韦兹“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学、卡逊的尊重自然伦理学、辛格的解放动物的伦理学、丸山竹秋的地球伦理学、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构成了和谐伦理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为生态伦理学的完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何为生态道德观？生态道德观是指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时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反映了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使人类学会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自觉充当维护自然稳定与和谐的调节者。
二、思想道德教育中生态道德观培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思想道德教育中生态道德观培养的必要性。
1.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要求必须培养生态道德观。
在我国环境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环境现实认识有误、观念滞后等情况。建国后，国家生产全面恢复，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带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受错误生态观的指导，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和低效率的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三江源的原始森林的消失，洞庭湖的水面积锐减等，这也没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快速的增长。但是落后的粗放的发展和增长方式，使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水土流失、污水横溢、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森林的快速消失等，都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现状让生态道德观的培养变得势在必行。
2.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生态道德教育现状要求必须培养生态道德观。
我国目前的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着种种弊端，具体表现在：
首先，理论研究滞后，思想上重视不够，学科体系不健全。有关生态知识的教材缺乏，严重影响了生态伦理的教学；各种教材中有关生态的知识太少，且不系统；各种考试中有关生态知识的，少之甚少；德育对象仅限于学校里，忽视了社会教育的作用；公民生态知识得不到普及，从主观上制约生态道德观的养成，难以用生态道德观自律。其次，从教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生态知识的缺乏，学校的德育师资也显得薄弱，受教育者就不可能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德育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的缺失，生态道德观的养成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让生态道德观的培养变得迫在眉睫。
（二）思想道德教育中生态道德观培养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德育教育主要是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生态环境虽然不容乐观，但一直居于次要的地位。结果导致了思想道德教育对生态道德教育的忽视。因此，必须认识到培养生态道德观的重要性。
1.培养生态道德观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
学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生力军，他们必须具备契合时展要求的道德理念和道德素养。将生态伦理纳入德育体系，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生态道德信念、培养生态道德情感、确立生态道德原则，从而帮助他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自觉维护自然界的权益，并通过自己的表率行为带动公民生态道德的养成。
2.培养生态道德观是新形势下学校德育的重要任务。
生态道德教育丰富了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学生通过接受生态道德教育，必须懂得人类应该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尊重并维护自然界的权利，自觉维护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要形成对后代以及其他生命形式承担责任的道德价值观。不仅要让学生在行为上有所提升，还要在价值观念上有更新的认识，在道德情感上有更好的体验，在道德意志上更加坚定，从而促进知、情、意、行的协调发展。
3.培养生态道德观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
高素质人才不仅仅是对知识积累和技能掌握方面的要求，还是对个人道德素质的要求。首先，知识积累和技能掌握越多的人，越需要以生态道德自律。其次，具有生态道德的高水平人才能影响公民道德的建设。高素质人才必须把生态道德行为从以前的仅仅是避免一些生态伤害性行为提升到促进万物和谐发展的自主行为。学生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对象，只有比普通市民具备更高的道德素养，才符合新形势下学校德育的目标。
三、思想道德教育中生态道德观培养的策略。
关键词：康德;义务;自律;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同舫，华南师范大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31
内容提要：康德的道德哲学主张依靠理性力量建立纯粹的道德。康德强调，唯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应将义务推向道德动机的至上地位；道德教育要逐渐使人由他律升华为自律，以摆脱自然因果律的辖制而实现真正的自由，自我立法又自我遵从的自律原则是道德的唯一原则；康德围绕义务、自律范畴阐发的道德观，为当前良好道德动机的培育、道德规范制定的主体参与及自律坚持注入了源泉和动力，充实了道德教育的内核。康德道德观的思想精髓对改善当前形式化道德教育的现状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是开解现实道德教育困境的一把钥匙。
关 键 词：康德 义务 自律 道德教育
伊曼努尔·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三大批判理论更是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泰山北斗地位。我国康德研究的开创者郑昕曾评论康德说：“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1]康德凭借批判哲学闻名于世，其在教育哲学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的贡献，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在道德教育方面，康德摒弃了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所注重的培养个人心灵情感的品质，转而从理性的角度诠释道德教育的真正内涵，主张依靠理性力量建立纯粹的道德，即不掺杂任何感性成分的道德。康德所强调的基于理性的道德是对永恒人性的思考，具有超出其个人所处时代的普遍意义。尽管康德的纯粹道德在实践性运用等方面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但他的道德哲学观并没有在众多的质疑声和批判声中沉沦，而是一直保持着巨大的理论魅力，巍然伫立于世界哲学之林。在道德教育陷入形式化困境并缺乏内在驱动内核的今天，康德的道德教育观依然闪耀着智慧的璀璨光芒。其道德教育观，尤其是其中对义务和自律的阐发，在一定意义上为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动力，对道德教育由外在规范向内在自发转变以实现真正的“至善”目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义务：道德的至上动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对义务做了详细阐述，认为义务可分为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两种：德性义务“并不涉及某个目的(质料、任性的客体)，而是仅仅涉及道德的意志规定的形式东西(例如，合乎义务的行动也必须是出自义务发生的)。只有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才能被称为德性义务”；法权义务则是“从目的出发，发现合乎义务的行动的准则”。[2]两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依靠主体自我强制；后者是主体之外的外在强制。在此，本文探讨的侧重点是德性义务。
就德性义务而言，康德认为，义务有“出于义务”与“合乎义务”之别，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被认为是道德的，而合乎义务的行为，不论其结果如何，都称不上是道德的。于此，康德将义务归结为三个命题。
第一，“只有出于责任(义务——笔者注)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3]这一命题从质的规定性上限定了道德的范畴：真正符合道德内在要求的是出于义务的行为，而非合乎义务的行为。出于义务的行为，就是个体的行为没有目的、动机的附加，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一种自觉和应然状态下的行动；合乎义务的行为，是指个体行为的结果受到爱好或其他目的性意图的驱使，具有明显的功利趋势。前者完全是受自身理性的驱使，而非受到外界任何环境因素和目的的影响，是纯粹的义务，或者说是为了义务而义务；后者尽管可能有善意的结果，如商人在交易中童叟无欺、公平买卖，但是其原本目的或动机却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这种看似善的行为称不上道德的行为，只有当他本身认为其售卖行为理应做到童叟无欺、公平交易而不论结果如何时，才能彰显出道德价值。
第二，“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规定的准则”。[4]这一命题从量的规定性上说明了道德价值的多少与欲望、目的对象无关。康德所要强调的是：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并不以行为对象的实现作为评判标准，在判断行为的道德价值时，不能够将引起该行为的目的纳入考虑范围；决定行为道德价值的是行为所遵从的原则规定性的多少，包括主观原则与客观原则的量的规定。不论如何，“只有实行自己责任的原则或准则，而不管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才能给予行为以道德价值”。[5]
第三，“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6]这一具有综合性的命题表明，真正道德的行为，其必然性取决于理性规律。理性规律就是成为普遍规律的绝对命令，尊重法规和规律的意志是最为根本性的。根据规律的内容，义务的强制性要求行为与客观法则具有同一性，同时也要求主体具备履行义务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履行是对主体意志的要求，它不仅仅出于爱好等经验动机，而且还出于义务动机。
在对义务命题陈述的基础上，康德将义务视为道德的动机，并赋予其至上的地位。但在康德之前的思想家中，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将义务直接作为道德的动机，他们大都倾向将善或者至善作为道德出发点或最终目标。康德打破了传统的思维理路，用义务而非善或至善作为道德的动机，将义务动机提升到至上的地位，而且还对善、义务与动机之间的关联性及其递进关系进行了剖析：善并非动机法则是使义务成为动机的根源道德律将义务推向至高。
善不是作为动机而存在。康德认为，那些关于善的理论都是从目的论出发，将善作为目的来进行理解，这种理解具有缺陷性。正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言：“只有联系到这些目的，完善(我们自身的内部的完善或上帝的外部完善)的概念才能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7]通过预期的目的，“完善”才能规定意志。而“完善”对于意志而言，只是一种经验、一种质料，不能构成纯粹理性实践原则中纯粹化的前提。当然，康德并没有完全否定善，他也强调德性和幸福的完美结合，即道德的最高境界与至善有密切的关联。
法则的存在是义务成为动机的根本原因。康德明确指认，对于内在或外在行动的任何立法而言，都不能够缺失法则与动机两个维度：法则在客观上把应当发生的行动体现为必然，使行动成为义务；动机在主观上把对行动的规定根据与法则必然性关联起来。法则、义务与动机三者的关系是：“法则使义务成为动机。”[8]但值得提出的是，法则仅仅只是在动机领域嵌置了义务，并没有给义务至上的地位，义务的至上性客观要求道德律的责任承担。
道德律将义务引向了至上的地位。在康德看来，动机是存在者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我们不能赋予上帝的意志以任何动机，但人的意志的动机(以及任何被创造的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的动机)却永远只能是道德律。”[9]康德将道德动机直接指向最为根本的道德律，并将道德律对于上帝与对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不同意义做了区别。“道德律对于一个最高完善的存在者的意志来说是一条神圣性的法则，但对于每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来说是一条义务的法则，道德强迫的法则，以及通过对这法则的敬重并出于对自己义务的敬畏而规定他的行动的法则。”[10]这就使得道德律这一动机，在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范围内转变成了义务动机。因此，对于并非完善的理性者而言，凡是出于义务的行为都是道德的，任何不是出于义务的行为，不论其结果如何，都是不道德的。
较之于传统的思想家，康德对道德动机的思考更为深刻，他将道德动机继续向前推移，深度挖掘了人在善和至善背后更具有本源意义的道德出发点——义务。康德对义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用罕见的感叹文字表达了其对义务的崇敬：“义务!你这崇高伟大的威名!你不在自身中容纳任何带有献媚的讨好，而是要求人服从，但也绝不为了推动人的意志而以激起内心中自然的厌恶并使人害怕的东西来威胁人，而只是树立一条法则，它自发地找到内心的入口，但却甚至违背意志而为自己赢得崇敬(即使并不总是赢得遵行)，面对这法则，一切爱好都哑口无言，即使它们暗中抵制它。”[11]
二、自律：道德的唯一原则
在康德的道德大厦中，自律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柱性作用。自律原则，即自我立法而又自我遵从，“在同一意愿中，除非所选择的准则同时也被理解为普遍规律，就不要做出选择”。[12]只有当自身所立之法成为普遍适用的法时，才是可以遵从并付诸实践的法。康德明确地指出：“自律性是道德的唯一原则”[13]，也是最高原则。
康德认为，自律是一种积极自由。自由是康德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它“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14]，是理性者意志的因果性所固有的性质。康德将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指理性者意志的自律；消极自由是指理性者完全不受外在因果律的限制与干扰。显然，康德的自律是一种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并非肆意妄为，而是要服从规律并受其制约，这种制约不是来自于外在自然规律的束缚或限制，而是来自于自身强加的约束和规范，亦即来自于理性者自身规定的规范准则。这种自我立法的理性动因与自我遵从的实现，便形成了自律。
康德的自律也是绝对命令的一条重要命令形式。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不像完全理性者——上帝那样能够按照其对规律的意念而行动。因而，对不完全理性者而言，必须用客观原则从外在强加于其意志，使得个人的行动变为“应该做什么”的形式，从而构成了一种命令式。“一切命令式，或者是假言的，或者是定言的。”[15]定言命令即绝对命令，是指“把行为本身看作是自为地客观必然性，和另外目的无关。”[16]康德断言：“定言命令只有一条，这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17]从这条总的绝对命令出发，康德又推导出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要这样行动，就好像你的行为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似的”[18]；“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19]；“意志能够通过其准则同时把自己视为普遍立法者”[20]。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中，前两者并列性地构成了后者的前提，并衍生出后者。
在阐明自律范畴的基础上，康德对自律在道德哲学中的地位也进行了充分论证。他从道德法则的性质与特点出发，认为作为道德依据的道德法则必然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先天存在，他否定把后天得来的经验作为道德根据的可能性。一方面，经验中的事实并不包含普遍必然性。经验事实本身具有不确定和不可预知的因素，若用不确定或不可预知的经验事实去推断反映普遍必然性的道德，则难有可行性和可信度可言。另一方面，偶然的道德事例不可推论出道德规律的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从道德特例现象到道德规律本质不可能构成必然的单向因果关系。既然后天经验中难以发掘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根据，那么就只有从完全理性存在出发去寻找能够作为道德原则的律令，这便是自律原则，而且，自律原则是道德的唯一原则，“道德原则必定是个定言命令，而这命令所颁布的，不多不少恰好是自律性”。[21]这里的“不多不少”与“唯一”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表征的是自律原则的唯一性。
自律对他律在伦理学上最畏惧的问题——自由与道德法则关系问题的圆满解决，凸显出其在道德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近代哲学为了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在关于人生观是自然主义还是超自然主义的选择中偏向自然主义，发展了一种以自我保存等自然属性为本性的人性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系列伦理、政治、社会等不同方向的理论学说。但在康德看来，这类伦理学说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们的他律性：无论是从自然出发引出的具有动物性或物性本质的人性，还是从上帝那里引出的具有神性特质的人性，其意志均不是以自身为依据而是由在它之外或之上的东西所主宰。这种他律性不仅因其决定论品格而泯灭了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而且由于其外在性和条件性使道德法则失去了内在的普遍约束性，最终使道德成为不可能。人之道德性必须要以自由为前提，但在他律伦理学中，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具有深层悖论并表现为形而上学一元论与道德二元论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康德创立了自律伦理学，主张道德法则乃是理性为自己确立的法则，从而使伦理学从他律转向自律。他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不在于神性或者自然属性，而在于人所具有的超越神性与自然属性的一种理性，以及由这种理性为自身立法所凸显的道德性。自由即自律，道德法则是理性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则，两者通过自律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此，伦理学的相关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康德在论证自律原则的唯一性时，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否定他律原则的重要性。自律与他律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康德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即“现象界”和“物自体”。“‘现象’是依存于主体的、可认知的对象，而‘物自体’则是永远处在认知能力(包括直观形式)之外的不依存于主体的‘对象’。时间空间是我们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通过时空所能得到的只是‘现象’而不及于‘物自体’；所以时空乃是‘玛雅之幕’(叔本华语)，它使我们根本无法认知‘物自体’。”[22]与“现象界”和“物自体”相对应，人也具有两重性：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必须服从自然因果律，受到自然因果律的制约，具有不自由性，这叫他律；作为理性存在的人，能够超越自然因果律的限制，遵从理性为自身所制定的法则而行动，具有自由性，即是自律。他律与自律的不同特性，决定了其对人的作用也存在不同，这也是康德重视他律原则的缘由之一。康德将自律和他律原则对人产生的不同影响引入教育领域，认为人并非纯粹的理性者，在教育之初必须受到他律的规制，而后人逐渐从他律转变为自律，摆脱自然因果律的辖制，实现真正的自由。在道德教育体系的全过程中，若是缺少道德教育中的他律环节，道德教育可能难以达到建立良好德行的要求；若是缺少自律原则在道德教育中的自觉发生和最终体现，道德教育也就变成对丧失尊严的受教主体人的一种单纯驯服教育。毋庸置疑，在道德教育中，他律只能作为初始阶段的引导，不能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自律才是道德教育的最根本方式，是道德的唯一原则。
内容摘要：康德的道德哲学主张依靠理性力量建立纯粹的道德。康德强调，唯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应将义务推向道德动机的至上地位；道德教育要逐渐使人由他律升华为自律，以摆脱自然因果律的辖制而实现真正的自由，自我立法又自我遵从的自律原则是道德的唯一原则；康德围绕义务、自律范畴阐发的道德观，为当前良好道德动机的培育、道德规范制定的主体参与及自律坚持注入了源泉和动力，充实了道德教育的内核。康德道德观的思想精髓对改善当前形式化道德教育的现状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是开解现实道德教育困境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康德;义务;自律;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
三、康德道德观：开解现实道德教育困境的钥匙
在物欲横流、商品琳琅满目的现代社会，人们对物质的欲求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而持续膨胀。这股对物质片面追求的浪潮容易使人的价值、文化和精神追求逐渐被抛之脑后，甚至淹没于追逐财富的足迹之中。公民道德教育无法抵抗这股浪潮的威力，不可幸免地被卷入其中，接踵呈现出各种不良态势，诸如形式化道德教育等(将道德教育拘泥于表层形式的教育或者以单一片面的教育方式等同于实质上的道德教育)，这种道德教育趋势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经济利益与价值对道德良知的严峻考验及道德理想与客观现实比照的差距，使得康德的道德观在道德教育的尴尬处境中更加彰显出其独具的理论魅力。
在现实的道德教育境遇中，形式化的道德教育已经渗透到道德教育的各个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方法以灌输式为主，忽视对受教育者内在道德动机的发掘。灌输式的道德教育方法带有强制性和被动性，倾向于道德知识的硬性填充，效率较低，所能达到的效果有限。这一教育方法与道德的真谛相悖，是对人的自由、尊严和个体主体性的藐视。一种非内化而仅独立于主体主观意识之外的具有强迫性质的道德教育方式，使得接受主体不但没有自觉吸纳教育内容的动机，反而有产生逆反心理的可能性。当前，较为单一地灌输社会主旋律的道德条款占领主导地位，相对缺乏其他方法的合理运用，忽视开启道德教育良性动机的重要性，这一道德教育现状势必会引起道德教育“消化不良”的后果。二是教育内容重知识教导轻实践培养。作为普遍化和客体化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知识形式出现，对道德生活具有指导意义，理应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是，与道德知识化教育相对应的道德实践培养更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道德实践培养才有可能真正触及道德教育的内核，只有在道德实践中才可能形成道德法则，也只有道德实践才能真正为自律的道德行为提供现实的广袤空间。某种意义上，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只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必将导致道德教育陷入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困境。如果片面强调道德的知识教育，不能保持道德知识教育与道德实践培养两者之间的有效平衡，无疑会使道德教育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
形式化的道德教育带来了诸多负面后果。一方面，它致使主体自觉性缺失，个体道德行为缺乏由内及外的动力和源泉，使道德对主体的牵制力和引导力显著下滑。在个体行为中，道德修养不足，道德规范对个体的指导作用减弱，个体逐渐从道德主体向道德客体转变，最终形成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将道德规范看作是规制他人的条款，从而完全取代道德规范应作为自身及他人活动行为准则的全部功能。另一方面，形式化道德教育披着知识化的外衣，不切实际地希望所倡导的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上能与法律对等而坐。实际上，缺乏道德内核的驱动和道德实践的培养，不仅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难以得到较大提升，甚至各种形式的触及乃至僭越道德底线的行为频频出现，屡见不鲜，以至于现实呈现给我们这样的画面：反面道德事例做主角，正面道德知识唱大戏，这不禁使人望而生畏、引人深思。只有真正把道德知识的运用与道德实践行为融合起来，才能将道德引向实质化、实践化的方向。
道德教育令人忧虑的现状，根源在于形式化道德教育未能触碰道德教育的内核，道德动机和道德原则的培育尚有欠缺——缺乏良好道德动机的培育，不能使个体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将道德意愿变为现实行动。对此，康德的道德观恰恰是开解现实道德教育困境的一把钥匙，其思想精髓对改善当前形式化道德教育的现状所具有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一大瑰宝。
第一，关于良好道德动机的培育。人类的活动都是动机的外在展现，道德教育要转向良性发展，必须从源头开始改变，培育良好的道德动机。在康德看来，良好的道德动机即是义务，唯有从义务出发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康德在如何培育义务动机方面的思考也将我们引入沉思：“人理应有德性(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因为尽管绝对能够并且必须预设由于自己的自由而克服一切感性地起相反作用的冲动的能力(facultas)，但毕竟这种能力作为力量(robur)是某种必须来获得的东西，其方式是通过对我们心中的纯粹理性法则之尊严的沉思(contemplatione)，但同时也通过练习(exercitio)来振奋道德的动机(法则的表象)。”[23]要“振奋道德的动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对义务保持敬重，二是要“通过练习”从而“振奋道德的动机”。
义务作为一种道德情感需要被敬重。人作为不完全理性者，其行动的动机错综复杂，但唯有是否出于义务行动的动机才是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至上标准。作为与义务相对的“任性”不得成为阻碍因素，“因为一种在病理学上刺激起来的(虽然并不由此被规定，从而也永远是自由的)任性带有一种愿望，这愿望产生自主观的原因，因而也可能经常与纯粹的客观规定根据相悖，从而需要实践理性的某种抵抗来作为道德上的强制，这种抵抗可以被称为内部的，但却是理智的强制”。[24]因此，我们需要对义务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逐渐在肯定中消融、内化、升华为对义务的敬重，从而真正将义务视为行事的纯粹动机。
“振奋道德的动机”要通过不断“练习”来完成。在道德教育活动中，义务动机必须被视为行动的至上动机和评判行动道德的最高标准。个体在行动中需锻炼自己出于义务而作为、行事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并通过刻意的反复练习，不断警觉、改进自身的不足，在练习和反省中将它演变为生活的习惯。但这种练习并不只是量的积累过程，更是质的逐步提高，正如康德所言，“把不同的不充分的根据并列起来，并不使一个根据弥补另一个根据的不足而达到确定性，甚至连或然性也不能达到。它们必须作为根据和后果而在一个序列中一直前进直至充足的根据”[25]，即将出于义务真正意义上确立为人们行为的动机，“行动不仅是合乎义务的(依照惬意的情感)，而且是出自义务而发生的，这必须是一切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26]只有这样，义务动机的培育才能将道德行为从根本上引向纯粹道德的方向。
第二，关于道德规范制定的主体参与及自律的坚持。在通往道德的路途中，出于义务的动机固然必不可少，但要自觉地遵守道德法则并始终贯彻于主体的一切行为之中，就必然要求道德主体充分发挥其自主、自觉精神，坚持自律原则——倡导道德主体参与道德规范的制定，实行自我立法自我遵从。“他之所以服从，由于他自身也是个立法者，正由于这规律，法律是他自己制定的，所以他才服从。”[27]在此，康德言明了自我立法与自我遵从的内在逻辑，为自我立法向自律发展提供了佐证。进一步来讲，倡导主体参与道德规范的制定，也充分体现了道德主体的理性能力及尊重其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存在。个人自发形成的道德规范能够调动道德主体的道德积极性，引发道德主体的道德认同，成就道德主体德行与德性的道德诉求及道德超越，发挥道德主体自觉的自律功效；而国家、政府或集体组织强制推行的以某一或某些集团利益为前提的道德制度安排体现的是一种制度他律的精神，往往容易使人们对其道德规范形成反感或冷漠的态度，因为在其中个人的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可能被抑制。道德规范的制定，只有在国家、政府和集体组织与个人的主体参与的制定中充分权衡他们之间的张力时，才能使道德规范真正回归到个人应有的动机状态，为自律的持续坚持提供保障。
从道德发生学的视域来看，道德始源于外在约束的他律，最终形成于内在道德自觉的自律。道德由他律升华为自律的基本发生学指向表明：道德行为的充分展开与彰显有赖于道德主体内在道德的自觉形成、道德主体道德品质的精神觉醒与自我完善。道德是主体的自觉意识，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自律，只有通过道德内化，才能真正昭示道德的价值和活力，“如果只能是与法则相结合的某种欲求的客体的意欲质料进入实践法则作为它的可能性的条件，那么，由此就形成任性的他律，亦即对遵从某种冲动或者偏好的自然法则的依赖性，而意志就不是自己给自己提供法则，而只是提供合理的遵循病理学法则的规范”[28]。康德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使人从他律到自律地遵守道德规范，从而达致人性的完满。当然，这种自律还需要个体从幼年开始，经过长期培养才能在道德主体中保持其稳固状态并自始至终发生作用。“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因为强制是必需的。我怎样才能用强制培养出自由来呢?我应该让儿童习惯于忍受对其自由所施加的强制，并应同时指导他去良好地运用其自由。”[29]在道德教育的全过程中，康德认为个体应该从儿童期就开始接触并分辨好与坏的概念，让其认识到道德是崇高的、神圣的，理应自觉遵守。仅仅靠惩罚的方式把道德教育降格到规训的层面上是难以使自律得到坚持的，因为“教育必须带有强制性，但绝对不能是奴役性的”[30]。
归根结底，道德教育和整体道德发展水平的关键落脚点都在于道德实践主体，道德实践主体如何看待道德并由此付诸怎样的行动，是道德教育关注的核心，也是实施道德教育所直面的最大难题。人们往往都会有一条内化的道德标尺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他们不会过多地纠结于康德道德观中关于自律的问题而将自律视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一种应然的本能行为。但事实上，人们却没有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诠释自律的全部内涵，而是更多地将用于自律的道德法则“暗度陈仓”地转化为对他人的强大约束力，忽视了自律对自我的道德约束。换句话说，自我主体意识过于强大以至驾驭于自我的道德规范之上，只在他人的行为中评价道德的合理性和制约力，这显然脱离了道德自律所要通达的目标。尽管道德实践主体的道德自律不可能等同齐一，但是外化的道德规范应当作为平衡道德行为张力并使道德自律持久稳定的首要依据。培育道德实践主体，除了要在道德动机上加以引导和强化，还必须还原道德自律的相互性，使自律的坚持不仅在衡量他人、约束他人的道德行为时发生效力，更在规范自我道德主体意识时发生效力。只有道德规范的自我规约实现了，它们才有可能规约他人，道德教育才能够在根本意义上取得成功，道德实践主体的现实行为才真正富含具有渗透力的道德品质。
康德建立在纯粹理性基础上的道德观，为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时代如何透过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的迷雾、重建道德教育体系提供了源泉和动力，在一定意义上使道德教育的形式化“躯壳”充实了道德内核，为其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对于某些由康德哲学观出发来思考康德在道德教育所作贡献的学者来说，康德道德观的纯粹理性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质疑、批判康德道德观的借口。确实，康德的道德观立于先验理性之上，并强调遵循绝对命令的道德法则。正是这种强调形式主义而脱离现实生活、偏向于先验而忽视经验的带有先验色彩的道德法则理论，引来了诸多批判之声。我们姑且不去评价这种质疑或批判是否科学合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教育的现实境遇中，康德的道德观着实以强调内在力量的方式为道德行为的外显镶嵌了一颗美丽的心灵，复归了一种本真、高尚的道德情怀，激励着我们不断向纯粹的道德奋进。可以说，在摒弃形式化道德教育，纠偏道德教育存在误区的倾向，构建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对于道德观问题，“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绕过康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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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道德观；和谐
[作者简介]曾杰丽，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系讲师，硕士，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7―0125―03
和谐道德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建设和谐社会要求人际关系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一致，要求整个社会的道德和谐。大学生的和谐道德观作为社会整体和谐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研究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和谐道德观已成为高校德育工作新实践的迫切需要。
一、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基本内涵
道德观就是人们对道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对一系列道德问题的抽象和概括。大学生和谐道德观是中国特色的新道德观，是一种有助于社会整合、为选择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利益主体――大学生所共识的能够协调其行为的根本看法和态度。
(一)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第一要义
大学生和谐道德观以和谐为第一要义，即大学生个体要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形成人与人之间道德关怀的氛围、相互合作的和谐关系；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的道德观。
(二)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指导思想
同志在2003年12月5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这就意味着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要通过对学生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对他们的利益的尊重，帮助他们确立起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始终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大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内涵丰富、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系。它在和谐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举足轻重，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首先，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的基本原理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作为我们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当前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再次，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大学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形成和谐道德观。
二、培养大学生和谐道德观是高校德育工作的现实需要
道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类的道德素质和水平随着社会文明不断发展而逐渐提高。近年来，高校也积极探索和开展了诸多结合学校实际、学生实际的德育实践活动，德育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实用主义、利己主义、悲观主义，在一些大学生中有所抬头，部分大学生的道德观存在严重偏差。具体表现如诚信意识淡薄，论文抄袭、剽窃、考试违纪舞弊，助学贷款拖欠不还，缺乏正义感，是非观念模糊，行为举止粗俗，吸烟酗酒；一些大学生婚恋观缺乏道德责任感，寻求感官刺激；对互联网信息缺乏理性分析和思考，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往往陷入低谷，甚至脱离现实，沉溺网络患上“网络孤独症”、“网络成瘾症”；部分学生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将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上，将个人事业成功列在人生追求目标的首位，从注重奉献的理想主义转向注重实用、实惠和物质享受的现实生活，倾向于索取与奉献并重，并以索取多少来决定奉献多少。当代大学生这些道德不和谐的表现及因素，都将影响到大学生的和谐全面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提出，是高校道德观教育不断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化不和谐因素为和谐因素的新途径、新实践。
三、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实践探索
从本质来看，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培养作为一种对道德规范认同与接受的过程，对个体生命而言，就是一种心智模式的提升，人生智慧的陶冶，个体潜能的发挥，主体性人格的形成，个体生命的健康成长。这一过程既不是简单的有关道德观知识的传授，更不是单纯的合乎价值主导的行为训练，而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灵魂震撼灵魂的体验。因此，在大学生和谐道德观培养的具体实践中，应该充分重视非理性因素对学生行为的作用，改变过去单纯认为是理性因素决定学生的行为方式的观点。对学生始终要怀有深切的关怀与理解，关切他们的内心世界，引导他们积极向上，成为合格的具有高度理性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一)优化大学生的心智模式，消除影响大学生和谐道德观培养的不和谐因素
心智模式，是人的思想方法、思维习惯、思维风格和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是一个人内在的对于外在事物的一种认识、一种评价、一种判断。由于心智模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形成，隐藏于人的内心，不容易被察觉或检视，但却影响个体道德观的形成。影响大学生和谐道德观培养的心智模式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1．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社会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利益格局不断变化重组，价值观念发生嬗变，一些长期以来被多数人接受的道德准则被打破，而新的道德准则还没有确立，道德困惑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容易产生不利于大学生和谐道德观培养的心智模式，如道德人格缺失、价值取向偏移、理想信念迷茫等。
2．社会经济的转型导致部分家长道德观念滑坡、家庭结构不健全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对和谐道德观抵触的心智模式，加之大学生中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其家庭环境优越，从未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往往被家长当作小皇帝、小公主宠爱，渐渐地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智模式，这使他们当中不少人不可避免地在道德观方面出现种种弱点，如道德认知模糊、道德观念错位等现象。
在培养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实践中，优化大学生的心智模式主要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互动探询和辩论等方式，营造一种自由、平等、轻松的情境，让学生敞开自己的心扉，说出自己的见解，并有机会聆听别人的见解并进行反思和“自悟”。通过比较、学习、鉴别，每一个参加者都可以看清自己的心智模式对自己的道德观所带来的影响，从而改善、优化自身的心智模式，促进和谐道德观的形成。
(二)和谐互动，塑造大学生和谐道德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特殊性，决定其在大学生和谐道德观的培养中的主课堂地位和主渠道作用。2006年秋季以来，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以教学观念转变为先导，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全面掌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认真分析思想政治领域的倾向性问题，努力使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思想道德实际，通过运用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和案例式教学，建构符合学生心理特点、适合代际交流、站在学科前沿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新体系，开展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教育，切实做到教师教学主导和学生学习主体间的和谐互动。这种和谐互动要求教师在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成为学者型教师的同时教学生“学会学习”，全面发展。具体步骤如下：教师通过自身的学习研究，公布一些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选题点，指导学生自主选择选题。譬如确定大学生道德观研究这一个点，学生可以在教师组织讨论下自主选择有浓厚兴趣的题目，衍生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观的调查研究、大学生生态道德观的调查研究、大学生生命伦理道德观的调查研究、大学生爱情(恋爱)道德观的调查研究、大学生消费道德观的调查研究等相关子选题。学生通过课后查资料、实践调查之后，形成论文观点，并做成powerpoint的幻灯片，以图、文、声三维的方式呈现。
这种和谐互动，不仅可以建立起师生之间和谐的信息沟通，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想法，并加以引导和分析，使德育内容真正触动学生，使学生能真正喜欢所学的课程，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并且能够真正掌握学习方法，在思想多元化的社会中明辨是非，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相一致，形成和谐道德观，而且还可以创造使学生潜能得以发挥的条件和机会使教师在教学中增加更多的讨论和对话的空间。结合个人优势、经验和研究心得等，最大限度地容忍差异和不同，容忍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充分展现“和而不同”的人性关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由知识本位向人格发展的转化，由知识灌输为主向以价值道德观引导为主的转化。爱因斯坦曾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强烈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一样就象一只受着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和谐互动，促进大学生求真求善求美，达到自身道德观的和谐。
关键字：孔子；道德观；李甲；德行
李甲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男主人公，而此篇小说选自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并多次被改编成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要讲述明万历年间，京城名妓杜十娘一心从良却不得愿。直到偶遇太学生李甲，杜十娘准备托付终身。李甲四处借贷，十娘又拿出自己的部分积蓄，终于赎身从良。李甲担心不为家父所容，十娘便主张泛舟吴越，徐徐图之。途中，孙富觊觎杜十娘美貌，诱使李甲出卖十娘，最终致使杜十娘怀抱百宝箱投江自杀。
《论语》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重要文献典籍，其间囊括了孔子众多道德观念。孔子不仅主张“为政以德”，而且提倡做人处世也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称德”、“好德”、“怀德”、“崇德”更是孔子做人的基本点。孔子的道德观体归纳如下：体恤民众、注重孝悌、讲求忠信、推崇宽厚、分辨义利、追求正直。由于本文旨在透过孔子的道德观阐述李甲在李杜两人爱情中如何薄情，故而重点从孔子道德观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
孔子所提倡的“忠”是为人诚实负责、尽心竭力。“忠”具体表现为：对自己表现为敬业之忠，即“居之不倦，行之以忠”；对君主表现为忠君之忠，即“臣事以忠君”。另外，忠还有“大忠”、“次忠”、“下忠”之分。“信”则指诚实无欺、仁爱信用。《论语・卫灵公》中即有：“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足以见得，忠和信无论在治国还是修身方面，都有重要作用。而李甲则成为了忠和信的反面例子。
面对鸨母十日内筹得三百两银子的要求，李甲起先喜出望外并奔走筹措。未曾想，奔走三日，分毫无获，而后羞于见十娘，却躲在柳监生寓中连住三日。直至十娘命小厮四儿找寻李甲，李甲才不得不空手来见十娘。当十娘拿出一百五十两时，李甲求助柳遇春，直言“倘得玉成，决不有负”。但小说结局却是李甲枉费了杜十娘的苦心，欲将其出卖。
首先，六日筹措不到银两却消极以对，妄图用逃避解决问题，此为不忠。李甲消极的态度则是对李杜二人爱情责任感缺失的一个表现，毫不顾忌十娘感受。竟然一边是杜十娘焦急等待，一边却是李甲于友处连住三日而无任何行动。
其次，忘记当初“倘得玉成，决不有负”的诺言，甚至选择出卖，此为不信。古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今有“以诚实守信为荣”。李甲则违背当初的海誓山盟，将个人信用抛之脑后。
李甲在修身方面，既忘记了忠，也忽视了信，则终究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
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杜十娘成功赎身后，并没有为难李甲让其立即将杜十娘娶回家，而是设身处地为李甲着想：“父子天性，岂能终绝。既然仓促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郎君先回，求亲友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妻于归，彼此安妥。”足见十娘善解人意，又贤惠聪颖。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甲只求自己脱身，不顾十娘意愿，将杜十娘的终身幸福忘之于千里之外，终未能禁得住孙富挑唆。
按照孔子的观点，李甲则为小人，因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同时李甲又做不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不能严于律己、将心比心、宽厚待人。
三、“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后世多指物质利益。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孔子也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即孔子承认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但是利益的获得要用正当的方法，并且要有一定的限度。
（一）利的获得要用正当的方法
孙富抓住李甲要害，为李甲献上“良策”――千金换十娘，使李甲“顿开茅塞”。在李甲看来，此时千金的获得，不仅取得物质上的满足，而且可报家父，“只说在京授馆，并不曾浪费分毫”，“从此家庭和睦，当无间言”。但是，这一切却是建立在损毁杜十娘终身幸福的基础之上的。而李甲的行为，于那些贩卖人口的罪犯毫无区别。
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今社会上一些人为了获取钱财，不惜损害他人健康而出售毒奶粉、地沟油、假鸡蛋。这些人就没有恰当地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也无疑地成为了利益的奴隶、逐利的小人。
（二）利的获取要有限度
李甲和杜十娘的爱情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而李甲对杜十娘的爱也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
刚开始，李甲对杜十娘的爱基于满足个人。杜十娘乃是京城名妓，“浑身雅艳，遍体娇香，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月润”，致使“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惜”。而李甲又是富家子弟，风流年少，怎有不逑之道理？而后两人更是朝欢暮乐，终日相守。但是，李甲和杜十娘的阶级差别，让李甲有意识把自己放在高于对方的位置，因此双方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中间部分，李甲对杜十娘的爱基于物质满足。接受杜十娘赠银时的李甲，贫寒、落魄，必然对杜十娘感激涕零，纵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杜十娘的真情所打动。
结尾部分，、物质均得到满足，并觉无利可图后，李甲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阶级身份和家族利益。出卖杜十娘时的李甲纵有不舍之意，也难于突破这利害关系。所以，李甲不仅转卖了杜十娘，还把它看做是一种解脱，“欣欣似有喜色”。这个貌似忠厚的李公子，在出卖杜十娘时表现德极端懦弱、自私，而这恰恰是他的本性。
如果说，李甲对杜十娘没有一丝感情也是不准确的，但这种感情是不以损害自身利益为前提的。李甲一出场，作者就表明其“纳粟入监”的身份，而纳粟入监是指明清两代富家子弟捐纳粟米或银子入国子监，这足以暗示出李甲不过一个纨绔子弟，贪图享乐是其本质；同时，金钱在晚明社会占据相当重要地位。这也为后来李甲与孙富进行交易提供了依据，假使不出现孙富，一旦受到利益驱使，李甲还是会将杜十娘出卖。
四、“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子将正直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质，并给予极高的地位：“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危孙”……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在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因为不正直的行动，很可能伤害到自己的人格，又伤及别人，给社会带来灾难。正直，意味着不偏不倚，敢作敢为，坚守正道。
不难看出，李甲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当李甲怕杜十娘不同意被出卖时，他做足功夫，假惺惺地不语、默默流泪，百般劝慰。杜十娘又是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七年来苦苦寻觅的郎君，竟把自己当做货物一样卖了千金。而他不正直的后果，却反而使他失去的更多。
谈到正直，不得不提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中的柳毅。面对财色，他正直磊落、坦诚果敢，甚至严辞谢绝龙女叔父钱塘君出言倨傲的说媒撮合。而柳毅和龙女也终成眷属，与李甲和杜十娘悲剧结局截然不同。
综上，李甲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悲剧，纯属自己一手酿成。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是达到幸福的目的的手段，而且是包含在行为的目的之内的。德行是为了达到善而做出的行为。”而通过孔子道德观所看到的李甲的德行，却是不讲忠信、忽略宽厚、唯利是图、虚伪奸邪。而李甲这种薄情寡义之人，落得“郁成狂疾，终身不痊”也是必然。因此，培养良好的德行，才是获取幸福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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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德义.论语解读.北京：中华书局，2007
[3]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And yet， like many other people who speak more than one language， I often have the sense that I’m a slightly different person in each of my languages―more assertive in English， more relaxed in French， more sentimental in Czech.3 Is it possible that， along with these differences， my moral compass also points in somewhat different directions depending on the language I’m using at the time？4
Psychologists who study moral judgments have become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question. Several recen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how people think about ethics in a non-native language―as might take place， for example， among a group of delegat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using a lingua franca to hash out a resolution.5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en people are confronted with moral dilemmas，6 they do indeed respond differently when considering them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an when using their native tongue.
In a 2014 paper led by Albert Costa， volunteers were presented with a moral dilemma known as the “trolley problem”： imagine that a runaway trolley is careening toward a group of five people standing on the tracks，7 unable to move. You are next to a switch that can shift the trolley to a different set of tracks， thereby sparing the five people， but resulting in the death of one who is standing on the side tracks.8 Do you pull the switch？
Most people agree that they would. But what if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trolley is by pushing a large stranger off a footbridge into its path？9 People tend to be very reluctant to say they would do this， even though in both scenarios， one person is sacrificed to save five.10 But Costa and his colleagues found that posing the dilemma in a language that volunteers had learned as a foreign tongu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eir stated willingness to shove the sacrificial person off the footbridge， from fewer than 20% of respondents working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to about 50% of those using the foreign one.11 （Both native Spanish- and English-speakers were included， with English and Spanish as their respective foreign languages； the results were the same for both groups， showing that the effect was about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and not about which particular language―English or Spanish―was used.）
Using a very different experimental setup， Janet Geipel and her colleagues also found that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shifted their participants’ moral verdicts.12 In their study， volunteers read descriptions of acts that appeared to harm no one， but that many people find morally reprehensible13―for example， stories in which someone cooked and ate his dog after it had been killed by a car. Those who read the stories in a foreign language （either English or Italian） judged these actions to be less wrong than those who read them in their native tongue.
Why does it matter whether we judge morality in our native language or a foreign one？ According to one explanation， such judgments involve two separate and competing modes of thinking―one of these， a quick， gutlevel “feeling，” and the other， careful deliberation about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14 When we use a foreign language， we unconsciously sink into the more deliberate mode simply because the effort of operating in our non-native language cues our cognitive system to prepare for strenuous activity.15 This may seem paradoxical， but is in line with findings that reading math problems in a hard-to-read font makes people less likely to make careless mistakes （although these results have proven difficult to replicate）.16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is that differences arise between native and foreign tongues because our childhood languages vibrate with greater emotional intensity than do those learned in more academic settings.17 As a result， moral judgments made in a foreign language are less laden with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that surface when we use a language learned in childhood.18
There’s strong evidence that memory intertwines a language with the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ions through which that language was learned.19 For example， people who are bilingual are more likely to recall an experience if prompted in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at event occurred.20 Our childhood languages， learned in the throes of passionate emotion―whose childhood， after all， is not streaked through with an abundance of love， rage， wonder， and punishment―become infused with deep feeling.21 By comparison， languages acquired late in life， especially if they are learned through restrained interactions in the classroom or blandly delivered over computer screens and headphones， enter our minds bleached of the emotionality that is present for their native speakers.22
What then， is a multilingual23 person’s “true” moral self？ Is it my moral memories， the reverberations of emotionally charged interactions that taught me what it means to be “good”？24 Or is it the reasoning I’m able to apply when free of such unconscious constraints？25 Or perhaps， this line of research simply illuminates what is true for all of us， regardless of how many languages we speak： that our moral compass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earliest forces that have shaped us and the ways in which we escape them.26
1. aesthetic： 美学的，审美的。
2. deep-seated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是非观。
3. assertive： 自信的，果断的；sentimental： 多愁善感的；Czech： 捷克语。
4. 伴随着这些差异，我的道德指南针是否也可能会由于所使用的语言不同而指向不同的方向呢？
5. delegate： 代表；lingua franca：（母语不同的人之间使用的）混合语，通用语；hash out： 通过长时间的讨论解决（或决定）；resolution： 决定，决议。
6. confront： 面临，遭遇；dilemma：窘境，困境。
7. trolley： 电车；runaway： 失控的；careen： 歪歪斜斜地猛冲。
8. 你的旁边是一个开关，能够将电车切换到另一条轨道，这样便能救了那五个人，却会杀死旁边这条轨道上的另一个人。switch： 开关；spare：赦免，不伤害。
9. 但是如果阻止电车的唯一办法是将一个陌生的大个子从人行桥上推下去来挡住电车呢？footbridge： 人行桥。
10. reluctant： 勉强的；scenario：可能出现的情况。
11. shove： 猛推；sacrificial： 牺牲的；respondent： 调查对象。
12. setup： 方案，计划；verdict： 决定，判断。
13. reprehensible： 极其恶劣的，应受谴责的。
14. 一种解释是，这种判断是由两种既独立又竞争的思维模式组成的，一种是快速、本能的“感觉”，另一种则是对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深思熟虑。gut-level： 本能的；deliberation： 深思熟虑。
15. 当使用一门外语时，我们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深思模式，这只是由于一旦启动非母语我们的认知系统就会被提示准备进行超负荷运转。cue：提示，暗示；cognitive： 认知的；strenuous： 费力的，繁重的。
16. paradoxical： 出乎意料的，荒诞的；in line with： 与……一致；font： 字体；replicate： 复制，重做。
17. 对使用母语和外语所产生的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是，相比在学术环境中学到的外语而言，我们童年时期所使用的语言伴随着更强烈的情感共振。alternative： 供替代的，供选择的；vibrate： 使震动；intensity： 强度，力度；setting： 背景，环境。
18. be laden with： 充满；surface： v. 浮现，显现 。
19.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记忆使一种语言与其习得过程的经历和互动交织在一起。intertwine： 使缠绕在一起，紧密相连；interaction： 相互作用。
20. bilingual： 熟谙两种语言的；recall： 唤起；prompt： 引起，激起。
21. in the throes of sth.： 处于……状态；streak： 使布满条纹；abundance：大量，丰富；infuse： 注入，使充满。
22. restrained： 拘谨的，受限制的；blandly：平淡地，枯燥乏味地；bleach： 使变白，使褪色。
23. multilingual： 会说多种语言的。
24. 是我的道德记忆，即充满感情交互的回响教会了我何为“善”吗？reverberation：回荡，回响；emotionally charged： 充满感情的。
［关键词］恋爱；道德观；行为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230-02
1 90后大学生恋爱道德观的常见问题
1.1 思想开放,传统意识淡薄
由于受西方性开放思想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使得心理尚未成熟的当代90后大学生开始对传统的爱情观产生质疑,甚至挑战。出现了恋爱不是为了婚姻,恋爱不是真情表现的恋爱动机。他们把恋爱当成大学里的一种时尚,展示自己魅力的一种方式。如今,大学生在校恋爱不仅有着宽松的环境和自由,更有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必然性。但是恋爱不仅涉及爱情,而且还是行为道德活动。一些大学生有传统的恋爱观,比如，观念、对性慎重的观念等。与此同时很多90后的学生对婚前又表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和理解性。75%左右的大学生对婚前持一种基本认同和宽容的态度，只有25%的大学生认为婚前是不道德的。
1.2 恋爱方式欠缺文明,动机不单纯
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有过这样的体会,走在人来人往的校园内,却看见一对恋爱中的情侣旁若无人地深情拥吻。以往的大学生谈恋爱是害怕别人发现,在公众场合更是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而现在的90后大学生认为在公共场合的亲昵行为是很正常的。更有些90后大学生对人生观、价值观没能很好的把握,以致不少大学生对纯洁的爱情、崇高的理想追求转变为对金钱、权利、名誉的追逐,把爱情当成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导致傍大款等现象屡见不鲜。
1.3 恋爱过程简单化、片面化、浪漫化
(1)恋爱过程简单化。当代大学生的恋爱是简单的、快速的。社会在快节奏的运转,大学生的恋爱也开始简单化,从思想上没有了以前固有的“审时度势”,恋爱观简单了起来。男生们已经不喜欢欲言又止、欲进又退的恋爱花招,他们想爱就爱、想恨就恨,嘴上不明说,行为却很直接,遇到心仪的女孩,他们就会很快表示自己的爱意,追求的手段也由以前的“飞鸽传书”到现在的电话、短信、网络。女孩子们也没有了以前的“矜持”,当感觉还可以,不怎么讨厌的时候,便开始了恋情。
(2)恋爱中片面化。当代大学生谈恋爱时,往往考虑的问题都比较片面,只考虑两个人在一起时的事情,如何让彼此的感情得到升华,而没有考虑到对家庭、社会、周围事物的影响。往往在乎爱情的过程而不考虑结果,把爱情与婚姻相脱离。在一时的冲动下,不顾及后果和影响。
(3)恋爱中浪漫化。当代大学生恋爱更多注重的是感情上的愉悦,追求现实的快乐感,在两个人交往期间,往往把每个节日排成了时刻表,互相送礼物是平常的事情,在校园里,经常看到男生跪拜在女友的前边,红色的鲜花数量及求爱的方式让人触目惊心,在情人节及恋人生日的时候则是劳师动众地大摆宴席，精心准备让对方感到惊喜。但在浪漫的同时,恋人对爱情的成功与否却并不看重,甚至认为恋爱和结婚是两码事。
2 90后恋爱道德观变化的原因
2.1 内在原因
(1)生理原因。大学生的生理发展水平和年龄特点使大学生谈恋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目前根据我国学制特点,90后大学生年龄多在17~20岁),这一年龄段正处于青春中后期,其生理各方面虽不像青春初期那样明显,但仍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处于这一年龄期的大学生在体格和性器官等方面都基本发育成熟或趋于成熟。90后大学生较以前同一年龄的大学生都相对性早熟。这就导致他们对异性的向往,追求和爱慕的情感更为强烈。
(2)心理原因。首先，由于90后的学生相比以前的学生从小与父母、老师之间的交流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距离,因此处于情感的需要他们把思想、情感交流的对象定位为同龄人,特别是异性朋友、恋人。其次,90后大学生好奇感增强,他们对事物的好奇与对爱的渴求也成为他们急切谈恋爱,盲目恋爱的原因,因此导致恋爱道德观不断下降。
2.2 外在原因
(1)社会原因。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90后大学生的恋爱观也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如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性自由、性解放。此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大众传媒为了吸引消费者,通过网络、影视作品、书刊杂志等对恋爱、性夸张描写和渲染,这无疑对正值青春萌动期的大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心理、生理冲击,成为触动90后大学生恋爱道德观出现问题的重要社会原因。
(2)家庭原因。在家庭内部,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很多家长对学生的恋爱由反对到支持宽容的态度，一些家长甚至不反对自己的子女在大学恋爱期间出现；另一方面，很多90后学生的家长本身婚姻方面就出现问题,调查显示,90后单亲家庭的大学生比起以往比例大了很多,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对恋爱的看法就存在一些偏差。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90后恋爱道德观变化的原因。
3 90后大学生恋爱的行为观存在的问题
3.1 放纵
如今,90后大学生在校恋爱不仅有着环境的宽松和自由,更有着其心理和生理上的必然性。从上来看,90后大学生同居、性关系混乱的现象较多。大学生的公寓设施和环境越来越齐全和完善,而真正的入住率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很多90后大学生选择了在校外同居的方式,经常看到大学周围的居民区都是“供不应求”,可谓是“一室难求”。大学生恋爱同居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们从追求快乐的角度看待性,而不考虑性与生殖、婚姻、家庭的关系,更不考虑性与道德、精神、事业的关系。
3.2 日常行为随便
现在大学中大多是以90后为主导的,而谈恋爱在大学生中已成为普遍的现象,90后大学生的恋爱年龄小、胆子大、速度快、敢实践。他们的恋爱十分投入与公开。热恋中的大学生随着心理距离的拉近,身体接触也越来越密切,他们的行为洒脱热烈,在公共场合、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勾肩搭背、卿卿我我、动作亲密,以“老公”、“老婆”互称,表达方式日益公开,某些行为不免流露轻浮、肤浅、缺乏理性,一扫传统的含蓄和羞涩。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在90后大学生是现实、网络两不误。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真正异性朋友,同时把爱情搬到了网上。虚幻的网络,一些网络游戏也大量推出网络情侣,甚至可以网上结婚生子,什么“QQ炫舞”、“完美世界”,有些90后为了这些所谓的网络恋人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甚至做出傻事。
4 90后大学生恋爱行为观出现如此转变的原因
导致90后大学生恋爱行为观出现如此转变并非因为志趣相投、兴趣相吸、身心相悦,而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精神上的空虚。当代90后大学生多数为独生子女,学习的环境大多是初中、高中在“家门口”接受教育,受到家长无微不至的关怀。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习惯了“家庭式”的生活环境。考上大学以后,则开始了异地离乡的求学道路。有时不免感到孤独。因此,恋爱可以使大学生在心理上得到寄托和情感的满足,在自由而有宽裕时间和空间里,异往逐渐增多,也逐渐将异性之间的友谊转变成了爱情。习惯了“家庭式”生活的90后更是希望和恋人之间建立一个小家庭,也就是所谓的同居生活。这样使他们的心理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感、幸福感。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独生子女逐渐增多,对于90后大多数家里都是一个孩子,父母把所有的爱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孩子一个人的身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对孩子的溺爱已经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更多的是物质上的,只要孩子想要的,父母都会尽力去满足。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则养成了孤傲、任性的性格。他们往往不懂得什么是理解和宽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冷漠是大多数独生子女的共性。在情感上,他们表现出来的也同样是任性与孤傲。开始恋爱的他们,则会用从小到大养成的“脾气”来与对方交往,在思想上只要求对方付出,不懂得奉献；在行为上只会索取,不会互助。因为一句话而大打出手,提出分手的,作出过激行为的比比皆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听到“我愿意”。在这样孤傲、任性的性格下,使得当代大学生的恋爱行为观上也呈现出波动性、幻想性、排他性、冲动性。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来极端和消极；在争吵和失恋后,处理的方法往往让人不敢想象,甚至出现伤亡事故。
5 结 论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人类最美好的、最纯洁的一种感情。没有爱情调味的大学生活固然有些许枯燥,但是作为90后的当代大学生,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需要掌握,有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需要实现。学校、家庭和社会有义务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形成健康的恋爱道德观、行为观。学校更应积极改进教育模式,努力拓展恋爱教育新方法,结合实际,贴近学生,培养科学的恋爱道德观、行为观。
［关键词］大学生 ；网络文化；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71-02
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公认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归根到底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在西方文化中，道德泛指社会的价值判断或应然判断。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的解释也非常丰富。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道可道，非常道。”“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意思是“道”是无形之道，大德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价值选择与客观规律的有机统一。可见，中西方关于道德的理解大致相同。在当代中国，道德的内涵则更加丰富，在承继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社会主义的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内容，例如热爱祖国、集体意识、义务意识、为人民服务等。作为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道德不仅能够规范社会发展的健康性，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完整性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大学生是网民的重要群体。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多元文化在网络中迅速发展，不同的道德观在这里相互碰撞。由于网络本身具有快捷、方便、信息量大、筛选程度低等特点，所以在网络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与消极共在的特点。网络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必然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观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所以，在网络时代，大学生道德观培养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积极的网络文化对于大学生道德观的影响
（一）有助于补充大学生道德体系内容
所谓积极的网络文化，其内容健康向上符合时代要求。大学生道德体系的建立，本身需要与时俱进，在坚持传统道德理念的同时，也需要不断补充其内容，以体现时代性。时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于先进道德理念的较高吸纳能力。大学生是一个具有较强接受能力的群体，他们对于新生事物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因而能够吸收积极的网络文化，将其转化为道德理念来补充自己道德体系的内容，这是主动接收；同时，网络文化的传播方式是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方式，所以，积极的网络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使得更多的信息接收者接受他人的认知结果，进而转化为自己的，这是被动吸收。无论主动或者被动，都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自己的道德体系。
（二）有助于检验大学生道德观的具体实践
网络文化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网民在网络中的具体活动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积极的网络文化也是网民良好道德观的体现。作为当代中国网民的主体，网络为大学生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平台，这个道德实践的过程也就是积极的网络文化形成的过程。同时，积极的网络文化也成为检验大学生道德实践的准则之一。这里之所以强调积极的网络文化，是因为道德本身就是一个褒义词，它意味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那些消极的价值观不能称之为道德，故而只有积极的网络文化是道德的实践标准。在具体的实践中，积极的网络文化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于它是一种被公认的、既定的和符合现代价值观的理念，这种理念很大程度上和大学生道德观的实践相辅相成，这是理念与实践的互动。
二、消极的网络文化对于大学生道德观的影响
（一）不利于大学生独立人格的形成
独立人格主要包括独立的思考能力、独立的行为方式、独立的社会认知等方面。大学生独立人格的形成，是社会发展潜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互联网是一个多元价值观互相碰撞的集合，而消极的网络文化，其内容表现出一种人云亦云，缺少独立思考和调查认知的状态，这显然不利于大学生独立人格培养目标的实现。网络信息量大，并且信息的筛选能力较为低下，这就需要大学生用自己的独立人格去感知，筛选出一些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信息。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难免会出现对消极信息的接受，这些消极信息的传播，也就是大学生缺少独立人格的体现。所以，只有形成独立人格，大学生才有能力去分辨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
（二）不利于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在这个平台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但是，由于网络的虚拟化，使得人际交往由原来的直接交往变为间接交往，这种间接交往的方式，导致人与人之间缺少必要的真诚，同时其交流的内容也显得表面化，很难有深层次的表达。消极的网络文化充满着尔虞我诈与虚情假意，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正常的人际交往，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都在这里显得无关紧要。我们所要培养的是真诚而又真实的人际交往能力，而不是虚拟世界带来的满足感，过多的虚拟世界的情感交流，只能带来对于现实世界的厌恶。因此必须认识到现实世界以情感为纽带的人际交往能力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