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30 00:47: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与生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是经济学类专业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性课程，也是一门紧密联系实际的实践性课程。由于宏观经济学理论性强，派别多，系统庞大，教学内容丰富，涉及大量图表、经济模型和专业术语，并且使用的教材基本为国外教材，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存在差距，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必要的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改革。从当前的教学实践看，讲授型课堂仍然在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内容形式单一，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从学生的反馈评价看，学生不能及时理解掌握其基本理论和要点，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针对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引入研讨式教学法，通过构建一个研讨型课堂，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积极性，加强师生与生生之间的互动，而且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讨式教学法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的优势
研讨式教学法起源于德国教育家弗兰克创办的师范学校，这种教学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中被广泛运用。直到1997年研讨式教学法才被引入国内，随后被得到极大关注。研讨式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大量查阅相关文献及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教师进行全面、具体、自主和自由的学术探讨，从根本上充分挖掘课堂参与者——教师和学生的潜能，打造一个在师生与生生之间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互动的课堂，达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真正达到“学有所获、教学相长”的教育目的。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它的明显优势体现如下：
(一)教学过程更加真实。
宏观经济学的研讨主题一般是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贴近生活，具有高度真实性，因此教学过程相较于传统讲授法更真实。比如在讲授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时，教师可以将研讨主题设定为“中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实践”。研讨现实中的真实热点问题，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弥补学生实践不足的“短板”。
(二)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专业基础课，其能力要求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和科研能力，而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方法适用于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却严重阻碍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研讨式教学方法是一种能让学生共同参与到现实问题的探讨中，积极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学习方法。把宏观经济学课堂变成一个研讨型课堂，可以弥补讲授型课堂的不足，并且能更好地让学生紧跟学术前沿、促进学生分析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强化，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三、研讨式教学法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的实践
将研讨式教学法运用于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确定研讨主题，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索问题的求知欲。同时，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学生以研讨主题为核心展开讨论，在师生与生生之间的互动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研讨式教学法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中的实践看，研讨型课堂的设计既要考虑学生的参与度，又要考虑课堂的可控性。不仅包含课堂的研讨过程，而且应贯穿于课前的准备、课中的研讨和课后的评价等全过程。具体来看，该模式的操作程序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一)科学设计研讨主题
研讨式教学法以“问题”为中心，是师生共同参与的“问题研究”的教学。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自主学习，要求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标，在参透教材内容和教学重难点，并且充分考虑学生实际的基础上，科学设计与课程内容相关又能激发学生求知欲的研究性探索性问题。
研讨式教学法能否实现教学目标，研讨主题的确定至关重要。因此，教师在设计研讨主题时不能根据主观想法随便确定，必须考虑学生的知识储备，根据课程内容、性质及能力要求，精心设计。同时，研讨式教学法能否取得良好教学效果，能否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的讨论当中取决于研讨主题难度的高低，太难、太专的主题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使学生很难参与，太过浅显、简单的问题不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因此，研讨主题必须在考虑学生研究能力的基础上，科学设计，问题难度要适中。具体来讲，联系宏观经济学的课程特色及要求，在讲到国内生产总值部分时，教师可以把研讨主题设定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GDP的变动情况、变动原因及影响因素”;讲授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时，可确定主题为“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政策比较分析”;针对增长理论，可确定讨论主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等。这些研讨主题的确定，既依托于教材，又不局限于教材;既激发学生兴趣，又留给学生独立思考、自主研究的空间。
(二)合理安排研讨小组
确定研讨小组是研讨式教学过程的准备阶段，教师在“导论”课上，先介绍宏观经济学的性质、内容、学习意义及能力要求，然后讲解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方法，特别是研讨式教学法的内涵、教学过程，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完成任务要求，使学生对研讨式教学法有一个基本认识。
每次研讨课前，由教师向学生提供研讨主题，让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研究，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兴趣确定选题。在学生初步选题确定后，根据自愿组合、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原则组成每组3-5名成员的学习小组，在教师指导下以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研讨式学习。
确立研讨小组后，学生自主查阅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由于学生对于查阅资料经验相对不足，因此教师需要告知学生查找资料的方法和要求，帮助学生制订研究计划。此阶段各小组可以通过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学术期刊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阅读经典原著，还可根据需要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等，学生通过材料阅读、归纳总结、形成基本观点，最后撰写研究报告和制作PPT讲演稿。
(三)组织课堂讨论
通过对某个经济热点问题的探讨、分析，获得对问题的正确认识，形成经济学思维方式，以此提高大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法的最终目的。课堂讨论是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在课堂研讨过程中，每个小组推举一人向全班同学介绍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陈述过程需要有观点、数据、材料支撑，形成一个完整的论证体系。在小组代表陈述完毕后，同小组同学可以对该问题进行补充。接下来是教师和其他同学的互动环节。师生可以对该问题进行提问，由小组代表回答，还可以进行辩论，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真正发挥主导作用，正确引导，使学生明确研讨主题，抓住争论的焦点。教师要把握课堂研讨时间，既要让学生参与讨论，又不能影响教学进度。最后是教师点评，从形式到内容，指出优点和不足，同时对学生疑惑的问题进行集中解答、补充说明。研讨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深入交流和互动，真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研讨的课后延伸
研讨阶段结束并不意味着教学终点。研讨课程结束后，教师和学生都应进行总结。教师的总结包括研讨主题的确定是否恰当，学生在搜集整理资料、研讨等各个阶段的表现，对研讨课堂的把握有没有改进的余地，等等。学生可以从在阅读、分析和研讨过程中学到的知识;课前准备、课中研讨等过程中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等进行总结。同时，经过研讨阶段，学生可以对研讨主题撰写研讨心得或直接撰写小论文，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加强指导，包括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论证方法和研究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
笔者从本院研讨式教学法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中的推行来看，总体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增强。这种问题驱动型教学方法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由于研讨式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做好充足的课前准备，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到观点的提炼，再到具体解决问题方法的确定，从报告论文的撰写到主要观点结论的陈述都需要学生积极参与，大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兴趣。并在此过程中，极大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从笔者对参与宏观经济学研讨型课堂的学生口头调查及专门针对研讨式教学法教学效果的问卷调查来看，超过90%的学生反映“研讨式教学法优于以往的讲授型教学方法”。第二，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意识。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对科研能力有一定的要求。研讨式教学法要求学生最后撰写报告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科研方法、科研论文撰写的规范要求，无形中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在课堂上，每年会有部分同学撰写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科研小论文。
研讨式教学法在理论上具有宏观经济学课堂中实践的诸多优势，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还有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加强教师课前准备，强化对学生的指点和辅导。实际上，在研讨型课堂中，对教师的学术能力、组织能力及课堂管理能力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学生在文献收集和对主题的把握方面由于经验不足，难免出现偏差，教师需要及时辅导。第二，优化研讨教学流程。在研讨过程中需要教师把握每个阶段的时间，包括学生陈述的时间，学生提问的时间，课堂讨论时间，以及最后教师点评的时间。并且从课前准备、课中讨论到课后评价都需要教师合理安排时间，并监督各个小组的完成进度情况，否则，很难实现预期目标。第三，考核评价体系亟待优化。学生在研讨式课堂中的表现，具体包括在研讨小组中承担的角色、完成的任务、课堂研讨中的参与积极性等应该纳入最终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四、结语
研讨式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很好地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本文通过教学实践，初步探讨研讨式教学法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的优势、具体实施过程及亟待完善的地方，希望在后续研究中继续不断补充和完善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
【关键词】新时期；数学思维；经济学；应用
数学作为一门提高我们空间想象能力、计算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数量分析、空间结构分析、信息收集与分析等。它是一门抽象的学科，但是却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我们日常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之中。而在数学的学习过程中，养成数学思维是至关重要的。拥有了数学思维就能很好地利用数学原理来为我们学习与研究、科学技术的提高提供理论基础；并通过数学思维构架社会发展的趋势更能理性地分析优势与劣势，从而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也逐渐增多，为经济学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数学思维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数学思维让我们用理性的头脑看待经济问题，避免了以我为主的感知观念带来的不随机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历史
1.早在17世纪末期，威廉配第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政治算术》中就将算术引进经济学，首次改进运用数学统计学中收集数据并分析数据的方法，以此来解决经济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文中深刻分析了英国、法国、荷兰3个当时强国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数学数据对这几个国家的国情、国力的数量进行对比和分析，最后以此为依据，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这就是早期数学思维在经济学上的运用。
2.在19世纪之前，经济学主要运用的是初等数学。从19世纪起，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变量和函数的概念，数学方法的运用更为普遍。通过对变幻莫测的经济发展趋势研究转化为函数变量，借此来提前预知经济发展趋势。19世纪多次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得世界人心惶惶，而这时数学思维在通过分析局势的来龙去脉后，通过数学变量函数来分析金融危机，借此来尽量避免了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出现。
3.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有力地推动了数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博弈论和经济行为》，这本书由数学家冯・诺依曼、摩根斯顿两者合力写成。书中很好地利用了初等数学中线性几何和集合论的内容对经济博弈现象进行分析解释。
4.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索洛和罗曼的经济增长模型等等先后诞生。数学被系统地引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当中，一大批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论著纷纷问世，而数学思维在证券投资分析、公司投资理财、货币融通、保险精算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处处离不开数学思维的理性分析和数学计算的应用。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原有的经济学焕发生机，数学语言的精确简洁也极大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二、近年来数学思维在经济学中的简单应用
近年来，数学思维理念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于经济学发展之中。譬如，近年来十分流行的“滴滴打车”与“UBER”、“易道”等打车软件的出现，大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出行与日常生活。我们不必再为每次很久都打不到车而苦恼，而这两个软件也深刻体现出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比如，针对于不同的出行距离，怎样选择不同的打车软件达到省钱的目的，就是我们利用数学思维来解决的问题。
例：现有以下三种打车软件，在起步价与每公里价钱如下：
因此，通过对比上面的计算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结论，当出行距离在9公里以内时，用“UBER”更划算；当出行距离在9-16公里时，用“滴滴”打车软件更划算；当出行距离大于16公里时，选择“易道”打车最省钱。
由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与各种手机软件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也越来越多的应用于经济学学科之中，彼此融合，彼此渗透。它们方便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应该清楚地掌握他们的特点。由于数学已经融入于这些科学技术成果之中，因此我们更应该以数学的角度与数学的思维加以思考，选择更加优越，性价比合理的科技成果为我们服务.
三、数学思维对于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1.为经济学的发展建立模型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研究和建立的数学模型，如今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我们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之中。而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更加引用了大量的数学模型，正如上文提到的各个打车软件的公里数与价格比较，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大量数学模型的引用，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更加简便与清晰。另外我们可以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引入新的变量，完善已有数学模型和建立新的数学模型，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之中。从而加深数学思维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应用，促进经济学的发展。
2.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量化与基础性工具
数学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性工具。数学思维要求我们具有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借助数学思维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清经济学中各研究变量的复杂关系，应用量化等方法解决经济学汇总出现的各种问题。另外，借助已有的数学知识与数学公式，我们还可以通过已知条件推导出新的公式，作为经济学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并将新的公式应用于经济学研究过程之中。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中的各个变量，由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所以我们必须以严谨、简洁的数学思维加以整理与分析。因此，数学为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量化与基础性工具，并对于经济学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的今天，数学思维对于经济学发展是十分有帮助的。作为高中生的我们，更应该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培养和提升自己的数学思维能力，并广泛地应用于生活之中。而高中时期是我们每个高中生人生中最重要的过渡时期，是我们高中生活与大学生活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段。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好各项课程的同时，心中有着明确的学习与奋斗目标，有明确的努力的方向，更应清楚的认清自己，挖掘出自己的兴趣爱好，时刻保持一颗谦虚求学，刻苦求知的心。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与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我们更应该关注时事，多方面的了解各学科的知识，以科学武装自己的头脑，时刻以更高的标准与更严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数学思维让我在学习上与生活中受益匪浅。它使我养成了解决问题严谨、冷静、头脑清晰的美好品格。数学思维使我懂得了举一反三、由已知探求新知的道理；对待不懂的问题，积极地去刨根问底。我在此后的学习道路上也将不断地开拓进取，努力学习学科知识，不断探索地走向大学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玉霞.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综述――一个方法论视角.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14.
关键词：社区参与 旅游发展 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将旅游业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参与”的概念应时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并颁发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便倡导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把居民作为关怀的对象，并把居民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社区与旅游的关系研究经历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概念，如旅游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等。
一、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进展
1.选文的范围及依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学科类别的文献，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主题，选择精确检索，以2001―2010年为检索时间段，得到2001年以来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一共92篇，通过筛选，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剩余87篇，其中硕士论文22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2.相关文献研究进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路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基于检索的文献及其研究内容，结合图1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发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点是：研究的文献较少，多为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开始出现较多的研究文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现多元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渗透到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探讨，开始对中国相关社区进行实证研究。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旅游社区。《辞海》中“社区”的定义为：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由于以旅游资源禀赋的社区为研究背景，所以这里的“社区”是指旅游社区。当社区依托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时，“社区”将被赋予新的内涵。梨洁、赵西萍（2001）[1]将旅游社区定义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较近、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这个定义虽然打破了行政区划，但是经济因素、社区的动态发展仍没有考虑在内。蒋艳（2004）[2]认为，旅游社区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区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活动共同体。旅游社区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是与区域旅游活动的变化有关。
结合以上定义分析，这里认同的旅游社区是一种虚拟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共同体，不受行政区划限制。
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说法不一，王瑞红、陶梨（2004）[3] 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各类事物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这里参与的主体除了社区居民外，还包括政府、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孙九霞（2005）[4] 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
（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持
1．经济学。梨洁、赵西萍（2001）[1]从经济学角度，运用集体选择、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和较深入的分析，虽然存在诸多的经济学难题，但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实现的。吴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新目标观、新组织观、新系统观等新理念，并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进行了新的探讨，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施提供了参考。杨桂红（2001）[6]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云南碧塔海景区社区参与状况为例，阐述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2．社会交换理论。唐玲萍（2009）[7]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解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社区及其居民的理性选择，是超越经济语境的多语境下的“利益驱动”。
3．可持续发展理论。胡志毅、张兆干（2002）[8]提出了社区参与近“S”发展曲线，并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阐述了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毛彦斌（2008）[9] 通过分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等旅游非持续现象，指出了社区参与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选择。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区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保障机制，大多是从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社区参与的作用。
（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两个热点社区
1．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丁焕峰（2006）[10]通过对农村贫困社区旅游开发中参与的内涵、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实践框架进行分析，认为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持续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开发扶贫的制度创新过程。陈丽华、董恒年（2008）[11]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并提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刘景慧（2009）[12]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分析其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发展措施。卢丽（2009）[13]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甘肃省青城镇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和谐旅游社区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为青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业发展对乡村的扶贫作用，即乡村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发展，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2．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区，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习俗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整个社区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更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参与模式的研究。兰海（2009）[14]从参与形式上提出了资源参与模式、产品参与模式、资本参与模式、实体参与模式四种模式。罗丽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对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赁经营模式更加优化的结论。谭舒月（2009）[16]分别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为其他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2）社区参与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陈飚、钟洁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为例，探讨了社区参与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结构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还存在着产业失衡、矛盾转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陈志永、况志国（2009）[18]分析了贵州上郎德苗寨个体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漠视的原因，提出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的建议，以期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民族地区社区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普遍问题外，还存在其自身特有的发展限制性因素。（3）实证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景宁畲族自治县3个景区社区参与旅游进行调查，王颖、张敏（2009）[20] 通过分析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开展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对民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总结出了民族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对策。学者们对民族地区进行了有益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但仍然停留在理论和宏观层面。
（四）中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比研究
国外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做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张朋、王波（2003）[21]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分析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和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保继刚、孙九霞（2006）[22]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总结出了中西方社区参与的明显差异，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曾艳（2007）[23] 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借鉴国外模式优势尝试构建符合中国旅游发展的模式。
中外社区参与产生处于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上，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结论和展望
目前，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观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同时，有关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国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社区参与的精神，因而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理论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难以与现实接轨。在看待社区旅游的观念上，国内学者更看重它对旅游发展的经济作用，社区是为旅游服务的。但随着学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越来越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参考文献：
[1]梨洁,赵西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2001,(4):44-47.
[2]蒋艳.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8-21.
[3]王瑞红,陶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形成及内涵[J].曲阜师范学院学报,2004,(4):42-47.
[4]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理论透视[J].广西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89-92.
[5]吴雅玲.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的初步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1).
[6]杨桂红.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2001,(11):124-126.
[7]唐玲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可能性的理论分析:社会交换理论[J].思想战线(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09,(35):145-148.
[8]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2):38-41.
[9]毛彦斌.社区参与: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途径选择[J].经济研究导刊,2008,(10):198-200.
[10]丁焕峰.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与旅游扶贫[J].农村经济,2006,(9):49-52.
[11]陈丽华,董恒年.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6-79.
[12]王文才,刘景慧.怀化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09,(4):20-22.
[13]卢丽.社会资本视阈下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以甘肃省青城镇为例[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56-57.
[14]兰海.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模式研究[J].经营管理,2009,(16):124.
[15]罗丽珊,王陵黎.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分析――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4):71-73.
[16]谭舒月.西江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学术探讨,2009,(11):217.
[17]陈飚,钟洁，等.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的限制性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8):165-169.
[18]陈志永,况志国.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J].学术探讨,2009，(3):72-79.
[19]邱云美,封建林,等.景宁畲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5,(6):125-127.
[20]王颖,张敏.民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研究[J].四川林勘设计,2009,(3):47-50.
[21]张朋,王波.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J].福建地理,2003,(4):37-45.
[22]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4):401-413.
[23]曾艳.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
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6,China）
关键词：冲突；生态危机；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136-02
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加速了利用和改造自然。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的发展使得世界的面貌日新，但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更加激化，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制约着可持续发展。人们就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冲突理论的发展为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一、冲突理论
所谓冲突是一种动荡、失序、抵触的状态。遍布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冲突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想揭示了人类行为的一种规则，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一定的发展，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进程更是受人瞩目。
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关于交易的经济学。1944年冯・诺依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思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奠定了博弈论的基础，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论的初步形成。1950年、1951年数学家纳什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论文《N人博弈中的均衡点》和《非合作博弈》定义了“瓦尔拉均衡”之外另外一种均衡：即不合作或冲突世界中的“纳什均衡”，他与数学家塔克1950年定义的“囚徒困境”一起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纳什均衡”的出现，使得不少经济学家研究交易之外的另外一种现象，即冲突问题。著名的国防经济学家赫什利弗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首次将已有的成果进行综合，提出“冲突经济学”的概念与体系。随着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三位博弈论专家纳什、泽尔腾、海萨尼，博弈分析的适用范围和预测能力也不断增加。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色列的罗伯特・奥曼与美国的托马斯・谢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奥曼从数学角度、谢林从经济学角度）将非合作博弈理论向前推进，他们通过博弈理论的分析增强了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目前，博弈论已跨越了多个学科，广泛用于经济学、生物学、政治学、哲学、军事战略以及国际关系分析等学科，成为理解人类行为的有利的工具。
二、冲突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随着科学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人类在实践中对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和改造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危害。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生态危机本身就是冲突。
1.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
这是人类的心理冲突。理性与非理性既是有区别的、对立的，又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发展变化的，理性可以转化为非理性，非理性也可以转化为理性。对个体来说是理性的，对群体来说有可能是非理性的。个人非理性地指导自己的具体行为，结果会形成群体的非理性。生态危机是近现代人类理性过度运用于自然，特别是科技的迅速发展，以科技之理性规范自然，而导致的非理性结果。“生态危机表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发生巨大冲突。” [2]科技理性的过度发展，从而科技的非理性超出了理性，人的非理性脱离了理性的规范，从而人的非理性超出自然的界限。如对生育无节制而导致的人口过多，对江河湖海的乱排乱放和对野生动物的乱捕滥杀而造成的生态问题，对自然过多的理性的消费加剧其非理性的负担。各危机的实质是个人理与非理性结果的冲突所造成的恶果。如表1：
注：以核危机为例，方框中数字左为甲的收益，右为乙的收益。
从表1可看出，如果各国都选择不发展核武器，双方收益最大。但是为了使自己能利益最大化，各国都最终选择自己的占优策略――发展核武器(此博弈的均衡是A栏)。但各国理性地规划着自己的核发展，结果造成非理性的事实――世界核武器总量可以毁灭地球几十遍的核危机。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是生态危机的心理根源。
2.爱自己与爱他物的冲突
这是人类在认识上的冲突。今天，人类在享用日益发达的社会文明，不断的“征服”自然，却又不断地受到自然的报复，如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危机、放射性污染等，而且这些问题已突破地区的界限关系于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人类正置身于一种生存困境之中。为此，学术界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这些讨论可以归结为两种冲突的生态伦理的观点，即“人类中心主义（爱自己）”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爱他物）”。人类中心主义（爱自己）是“人类把自身设定为最高价值、最高目的，以自身为中心，从自身出发，把其他一切存在物看做是“为我而存在”的，并根据自身的内在尺度对其进行取舍与评判。” [3]非人类中心主义（爱他物）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应“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生命和自然界关系的领域。” [4]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观点，使人类在爱他物还是爱自己之间迷茫。――“如果对自然进行改造，就会造成对自然的破坏，形成环境危机，危及人类生存；如果不对自然进行改造，就会没有物质生活资料，发生资源危机。” [5]现在随着人们环保意识提高，尊重自然、关心环境、保护动物等已成共识，但是在实践活动中，人又总是会把自身与动物分开，总是会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看做是前提。
从表中可看出甲方和乙方如果都选爱他物是非常和谐的结论(即D栏)，但这个结论不稳定，二者单方面改变策略会增加收益，最后的均衡是双方都会选择爱自己(即这个博弈的均衡是A栏)，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爱他物与爱自己的冲突是生态危机的认识根源。
3.顺从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冲突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冲突。“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不断进化的历史。人作为有生命、有肉体组织的存在物，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存，自然界是人的生存根基和家园。”[2]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的活动受自然界的强烈约束，人类的自我生存能力和实践力量十分弱小，人类紧紧地依赖于自然，敬畏自然，人类活动被束缚在自然的秩序之内，重视人与自然统一的一面，忽视人与自然对立的一面，服从自然，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渐进的。随着人类实践力量获得发展，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到近现代，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科技革命的刺激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变化，人们开始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人类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也逐渐使自然界沦为人类利用、改造、掠夺的对象，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加速度。但社会越是进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复杂。进步的速度越快造成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的破坏就越多。反过来自然又威胁人类生存。人类是应该顺从自然还是改造自然？
4.支出社会成本与支出个人成本的冲突
这是经济领域内的冲突。“在经济市场化形式下，经济发展通过市场参与得以实现，市场经济中的人们开发利用资源进行生产的目的在于追求收益的极大化”，“生产者关心的是生产成本，对因生产所造成的大气污染，生态平衡破坏和资源毁坏等社会成本疏于考虑甚至根本不予考虑，因为这种不良后果并不直接减少生产者的市场收益。生产者只承担生产成本而把社会环境与资源成本分摊给整个社会。” [6]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 [1]如废水污物的排放主要是对大气和水资源等公共资源的破坏，这种破坏发生在市场外部，与个人收益的生产和实现过程相脱离。生产者的行为在短期内不但不会对生产造成不良影响。相反会降低个人成本，提高市场收益率。生产者为取得最大收益对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愿意加大成本的投入，而对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环保项目缺乏兴趣。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对公共资源的保护，可是人们又必须面对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问题。
三、结论
非合作冲突理论表明：“个体人的理性会导致群体人的非理性，人们只有加强合作，才能达到对群体和个人都有益的结果，群体的理性比个人的理性更有利于个人。”[2]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增加博弈各方相互之间的可信度，使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使个人的理性转化为群体理性，使各博弈的不合作均衡解转化为各博弈的合作解。这在博弈的内部无法解决。因此面对危机，政府（博弈的外部）在大力发展环境教育的同时，必须发挥强有力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建立一套科学的、可执行的、可信度高的生态法律制度，辩证地吸收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不断升华科技发展的人文精神，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518..
[2] 吴宁.生态危机与人的非理性[J].求实,2006(2):31-34.
[3] 王灿斌.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生态环境危机面前人类的两难选择[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31-33.
[4] 齐慧丽.生态伦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定位[J].枣庄学院学报, 2006,(8):49-52.
（一）高职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
1、理论性强，大量运用数学工具。经济学基础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涉及到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领域，是一整套庞杂的理论体系。而且很多情况是在建立假设的前提下，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剔除后，再运用数学符号去代替现实经济主体复杂的行为活动进行分析。例如用微积分求极值，极限的知识，而函数和图形更是应用普遍。高职学生一般数学基础都比较差，再加上是低年级学生，造成学习时很难理解。
2、教材编写不具备针对性。目前市场上针对高职学生编写的经济学教材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本科层次教材的删减版，一方面要求掌握的经济理论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在理论验证说明上又过于简单，这让基础相对薄弱的高职学生在自学教材的过程当中，经常看不懂教材，更不用提把经济学学好。
（二）高职院校存在的问题
1、教学计划设置不合理。经济学内容的广度决定了经济学的学时应该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而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教学计划要求―学期64学时讲完微观、宏观两部分内容，教师如果要根据教学内容要求，保证教学质量，教学任务就难以完成，学生学到的东西就少；教师如果赶时间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学生学的东西多了，但往往似是而非，这样就出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尴尬局面。
2、教学过程。传统的教学手段，使得大量的经济史实、图片无法真实展现出来，导致教学效果尚不理想；新闻、时事等仅仅靠口头表述，难以达到直观的、深刻的效果，教学效率低下。
3、考核方式。大部分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的考核，依然停留在期末考试和平时成绩加权平均的方式。而期末考试往往又以闭卷的形式进行考试。在考核中往往出现学生考前向任课老师要重点、“考前死记硬背，考后就忘”的现象，期末考试的题型基本以名词解释、选择、判断、简答、论述等形式进行考核，考点偏重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考核，忽视对学生运用抽象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综合素质。
（三）高职学生自身特点
1、高职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不高，基础相对薄弱。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不高，是从整体现象来概括的，主要表现为：课堂上睡觉、玩手机，这是大多数的高职院校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而在课后自习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自习室“门可罗雀”， 甚至在期末考试的攻坚阶段，很多高职院校的自习室也被迫早早“打烊”。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对职业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经过高考后，大部分高考成绩较好的学生进入到本科院而高考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则选择了高职院校进行学习因此，高职院校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基础相对薄弱。
2、90后大学生思维方式发生变化。新时期的大学生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活跃，参与意识强，对新兴事物感兴趣，不再愿意接受老师枯燥的填鸭式教育，也不再只满足于老师对书上理论知识的单纯讲解。他们对墨守成规的传统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也对老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高职经济学课程的改革与创新
（一）教学目标改革。建立以提高学生经济理论素养和能力水平为中心的教学目标，同时加强思维训练， 注重职业素质培养，使学生增强对经济现象的关注度，提高其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能力，为学习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提高全面综合素质、增强职业发展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还要注重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职业素质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本课程教学中.我们预期达到的素质目标包括：
1、通过完成项目作业和小组作业增强团队协作能力；2、通过对周围经济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增强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3、通过完成项目作业、课外阅读、资料查找和分析任务，提高自我学习能力；4、通过对项目作业课堂展示与交流，提高学生胆量，增强其口头表达力。
（二）教学方法创新
1、融入音、色、形等教学手段的创新。根据人类记忆的特点，那些直观的、形象的东西更容易在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以口述和板书为主的教学手段，运用电脑、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工具把理论知识用案例、图片、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再现，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小组讨论、课堂辩论以及玩游戏等互动环节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知不觉中记忆并掌握相关理论。
2、实践教学的拓展。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与实践密切联系的课程，只有把深涩的理论知识与生动的现实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并产生浓厚学习兴趣。因此建议每学期安排8―10 个实践教学课时，分别针对于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去安排实践教学。例如，在市场结构这一项目中，要求学生分成小组，对学校周边的餐饮、娱乐、图书等不同类型的市场进行调研，分析判断该市场属于什么类型市场，以及分析该市场的竞争策略；完成调查报告。
一、实施儿童经济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在我们国家，对孩子实施经济教育往往是不被理解的。首先，是由于经济学本身所给人的“晦涩”感觉；其次，在我们国家历来奉行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钱财乃身外之物，谈钱俗。在金钱问题上，家长们一概包揽，觉得这压根不是他们该操心的事情，长大了自然而然就会了。然而，小时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长大了就能够运筹帷幄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有声有色了吗？在现如今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孩子的消费问题上“被孩子牵着鼻子走”，陷入高消费养孩子的泥潭中不可自拔；越来越多的家长望着小小年纪的孩子深谙攀比虚荣之道而束手无策；越来越多的“月光族”与“啃老族”令人无可奈何。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手里的零花钱越来越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所属美兰得信息公司的一份调查表明：全国0至12岁孩子每月的消费总额超过35亿元，在众多家庭中，一个孩子每月的平均消费超过一个大人。Lunt在其1996年的研究中讲到：消费者社会的扩大越来越多地把儿童吸引到经济活动中来，再加上在当今社会中年轻人也相当富裕，这些情况造就了这样的儿童，他们一面熟悉这个经济世界，一面积极参与其中。儿童这样卷入经济社会会演变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问题迫使人们加以研究。
近些年来，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其表现之一就是儿童理财的兴起。在各大金融机构与媒体的大力宣传之下，儿童理财这个词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家长们追逐的“风尚”。为了满足家长们的需求，各个金融机构与教育机构争相开发出一个个的项目与产品，来抢占这个悄然升起的儿童市场。在当前的社会里，儿童理财指的是一个个的儿童教育储蓄、儿童保险与儿童教育储蓄开发基金，是银行为宣传其理财产品而推出的一个个理财教育活动，是一些教育机构推出的高价精品课程，然而儿童对经济知识的初步了解和认识，对金钱的态度以及他们消费习惯的培养等，这些经济教育本身所包含的内容绝非仅仅是金融机构或者少数教育机构所能承担起来的，学校作为教育的重要阵地和场所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二、实施儿童经济教育的可能性分析
由于儿童这一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在给孩子们进行经济教育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要以孩子们的认知发展水平为依托，其次是要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为依据。倘若脱离了这两点，儿童经济教育便会成为空谈。
（一）实施儿童经济教育的心理学依据
关于儿童与金钱的研究，在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Kohler，1897；Dismorr，1902）。自那以后，人们开始出现了对儿童的金钱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强烈研究兴趣（Witryol and Wentworth，1983；Mortimer and Shanan，1994），以及对儿童和青少年在经济生活方面进入社会的学术与实用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依据两个基本研究范式展开，一是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另一种是儿童的“朴素理论”。
在第一种研究范式下，他们对儿童经济学知识的发展是否遵循皮亚杰的智力发展的普遍阶段感兴趣，研究大多依据儿童经济学知识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将不断加深与拓宽这一基本假设而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存在一个总体的发展水平线，从断断续续的观念开始，如仅仅会对一些可见的经济交换现象的处理，到开始认识到生产过程的存在，并且把它与关于销售和消费的逐渐清晰的范式相联系，再到他最终能够建构一个复杂而相对精确的经济学结构的表征。还有一些研究者甚至把儿童经济学认知的发展划分为类似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的阶段：如伯蒂和博比（Berti and Bombi，1988）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儿童对工作、货币、商品和产品等概念的认识，以及人为什么工作、谁来付钱、钱从哪里来、如何获得某项工作，贫富、银行的功能、商品的来源、生产和分配、货币在买卖中的价值和作用、商品价格的区别、价格的形成等问题展开研究。也将儿童的经济认知划分为了：概念的前运算阶段（3~6岁）；概念的直觉水平（6~7岁）；概念的具体运算阶段（7~10岁）；概念的形式运算阶段（11~14岁）四个阶段。
儿童的朴素理论，强调的是特殊领域知识的重要性。以韦尔曼 (Wellman)和格尔曼 (Gellman)为代表的发展心学家提出，儿童可以自动构建其自身内部的理论来解释周围的事物，这个内部理论是由常识性的特定领域的相关知识组成，儿童思维发展的差异就体现在儿童所形成的关于世界这些内部“理论”上，获得这些知识对儿童特定领域内的问题解决和其他信息加工活动具有重大而普遍的影响。由于这些知识的组织具有理论的基本性质，同时又属于一种非正式的朴素的“理论”，因此，也被称为“朴素理论”(native theory)。简言之，“朴素理论”即儿童在一些领域获得的非正式的、前科学的知识框架。他们认为一个特定领域的朴素理论必须包括，该特殊领域的认知对象集合、特殊领域的因果原则集合与一个内部关联的、可以对各种现象进行一致性解释的知识体系这三方面的内容。西格勒和汤普森(Siegler and Thompson，1998)经研究认为，经济学也是儿童认知的一个核心领域，具备核心领域的三个特征:本体区分(如买主和卖主)，因果机制(如供求关系)和理论建构间的一致关系。
由于我国经济教育的特殊现状，使得儿童经济教育在我国鲜有研究，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毛妮娜在其硕士论文《3~6岁儿童对经济学知识理解的发展研究》以上海3所普通幼儿园中120名3~6岁儿童为对象，对他们对基本经济学概念的认知能力、钱币的应用能力以及商品价格与材质对应关系的认识和商品等价交换的意识展开了研究，研究表明：3~6岁的儿童对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且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随年龄的增长儿童对钱币的认知与比较能力都不断提高。
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开展儿童经济教育奠定了基础，它们是我们开展儿童经济教育的依据和前提。
（二）实施儿童经济教育的教育学基础
教育要从儿童的生活出发，它是对儿童开展教育的一个现实依据。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丰富，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越来越多的接触一些经济经验，比如生活习惯的培养、零花钱的应用、玩具的选择，对超市、银行的认识等等。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更新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教育者的关注，而它也是我们确定教育内容，展开教学活动的前提。
在国外，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也有一些研究致力于探究促进儿童经济学认知提高的教育干预措施。考里尔斯基(Kourilsky，1977)经过调研证明，甚至在幼儿园开始培育懂经济的公民都不算早，在一个名为“儿。童经济”的教育计划中，孩子们懂得了什么叫短缺、决策、生产、专业、消费、分配、供需、生意、金钱、以物易物等概念。由此向我们说明，一个儿童能成功地作出经济上的决定，接受的适宜发展性教育或辅导比单纯的年岁增长更有关系。考里尔斯基(Kourilsky，1987)认为，在每个年级水平上，如果能给提供适宜的策略和材料，孩子是可以学习经济学的；处于不同学业能力水平的孩子是有能力学习经济学概念的；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儿童也是有能力学习经济学概念的；儿童可以通过许多教育方法学习经济学概念(如基于说教/材料的方法、基于科技/媒体的方法、基于调查导向/经验的方法等)。
三、实施儿童经济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经济教育尚未纳入到教育体系中去，但是经济教育范属社会科学，因此可将其纳入至社会科学课程中去，成为其一部分，这样不但有利于帮助孩子们了解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也有利于发展孩子们的社会认知能力。
其次，经济教育是与孩子们的认知发展紧密相连的，如对数字的认知等，因此要注意以此为基础，循序渐进。
关键词：老龄产业, 老龄事业, 老龄化
一、老龄产业理论研究历程
在我国，老龄产业还是新兴事物，对老龄产业有关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国内学界对中国老龄产业的研究应该说起步于90年代中期，最初的研究比较关注中国人口老化与老年市场的发展的关系，对老年市场分层、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陆杰华，2001年）；老龄产业理论的研究历程的线索以三次老龄产业研讨会为主线。1997年全国第一届老龄产业座谈会上正式提出老龄产业概念（张文范，1997），并达成比较一致的认同；同时对老龄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行、老年市场与老龄产业的关系、老龄产业所涉及的基本服务范围等理论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对老龄产业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则是近几年的事。随着老年商品和服务市场的逐步发展，对老龄产业的理论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2001年第二届老龄产业研讨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老龄产业的十一条政策建议（程勇，2001年），从而使老龄产业研究从局部、微观的市场、企业研究走向全局、宏观的战略、政策研究方向，把发展老龄产业是看作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2004年第三届老龄产业理论和实践研讨会，回顾了近十年来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出今后民营资本的参与将是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的主要动力源（陶立群，2004年）。而且认为，发展老龄产业要立足本国国情，在优先发展老龄产业的重点领域之一??养老服务机构过程中，国家有必要建立一套包括建筑设施、卫生条件、服务水平、管理能力在内的资质评估认证标准，明确管理认证机构，对养老服务机构进行资质认定和监管，使老龄产业发展规范化、标准化（程勇，2004年）。这一建议指明了今后一段时期，老龄产业的发展将进入有序的健康发展的快速通道。
二、老龄产业的理论研究上存在的争议问题
1、老龄产业概念的界定问题产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集合。“产业”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研究领域有不尽相同的含义，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的内涵不断充实和丰富，其外延不断扩展。按照一般理解，产业是指“财富”，指各种生产的事业，也有的指工业。产业指财富，多见于文学作品中，常指家产、财产；产业指工业，是相对农业而言。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现今，多数经济学者谈到产业，指凡是具有投入产出活动的经济单位。在产业经济学理论中，产业是指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企业经济活动组成的集合（水，2000年）。在西方经济学中，经典的产业定义是“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框架内，产业是指生产同质产品的、相互竞争的一大群厂商”。显然这个产业定义比较狭义即指企业；而“集合概念”的产业是比较宽泛的。至今为止，关于老龄产业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翟德华，2003年；牟新渝，2004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将其界定为为老年人提品或劳务、满足老年人口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需求的各种行业、部门的通称（陆杰华，2001）。从这个概念看，老龄产业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是跨行业、部门的综合产业群。而且，这是一个非经济学角度的定义。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指“国民经济中按照一定的社会分工原则，为满足社会某种需要而划分的、从事产品和服务生产及经营的各部门”。抽象地说，一个产业就是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从企业层次上说，就是同类企业的结合体。因此，按照现今国际社会较为通用的三次产业分类标准，老龄产业的称谓是很“特殊的”。简单的理解，老龄产业可以说是一种锁定服务对象在年龄上属于老年人的专门产业，其划分的基础和依据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庞大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老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顾鉴塘，2001）。此外，老龄产业的概念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在国外没有老龄产业的提法，只有“银色产业”或“健康产业”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通常社会化服务的程度非常高，向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时，各种专门针对老年人喜好的商品也很丰富。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单独提出老龄产业的概念。老龄产业概念的不清晰，表现在没有把握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区别和联系。老龄事业是指老龄工作体系，具体为一系列的具体工作计划、目标和任务；而老龄产业是社会化、产业化的经济活动。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说“老龄事业是一项新型的社会事业，也是一项大有可为的新兴产业”。对这句话，现在学界和实际工作者在理解上存在歧义。有学者认为，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都是以老年群体为服务对象，她为老龄群体提供与生活保障相关的各种制度、设施、物品、服务等老龄产品。当这些老龄产品的提供主要由政府承担时，我们称之为老龄事业，当这些产品主要通过市场提供时，我们称之为老龄产业。当老龄事业逐步脱离政府包办的局面，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投入，越来越以企业化经营为特征后，老龄事业就转变为老龄产业，老龄产业是老龄事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上海老龄事业社会化、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践探讨》课题组，2004）。老龄事业性质上是社会公共管理的政府行为活动，而老龄产业性质上指经济单位的市场交易活动。在我国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实际上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需要，让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借助社会资金的市场参与，缓解过去计划经济遗留政府打包大揽的老年福利支持增加的压力，为满足老年人口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需求，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宏观管理模式改革行为。今后，政府要从直接的管理转向间接的服务，政府必须承担的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支持、最低生活保障将借助市场手段进行更为有效的分配。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内在的联系，那就是与其说政府鼓励发展老龄产业，不如说政府是在通过老龄产业的发展来解决原本应该政府出面解决、而又无力解决的中国老龄问题（乔晓春，2004年）。
2、老龄产业的定性问题
由于目前老龄产业的性质徘徊在事业和产业之间，因此部分学者坚持认为，福利性和微利是老龄产业的显著特征，是老龄产业和其他产业的主要区别。因为，任何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不盈利的企业或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老龄产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促进老龄产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必须既要强调她的福利性，又要保持她的微利性（冯长荣，2001；张智敏 唐昌海，2001；程勇，2004）。有学者认为由于老年人群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大地位，决定了老龄产业是一个带有公共性、福利性特征的领域（李本公，2004）。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目前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和法规只给予福利性的、非盈利的老龄产业，导致大多数社会养老机构依赖财政拨款支持、不积极开拓市场。对那些以纯粹民间资本涉入老龄产业方向上（包括老龄产品、老龄住宅、老龄旅游、老龄服务等）的企业排除在政府的扶持之外。实际上，老龄群体是个消费需求多样化、多层次的异质消费群。不同年龄段、收入的老年人口，在老龄产品的需求和消费能力上差异很大。目前，处于老年阶段的老年人与将来进入老年阶段的老年人，在消费理念、消费习惯上，也存在差异。目前各地政府的老龄产业政策侧重扶持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在老龄产业发展的初期可能有效，但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可能有不利于老龄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几年来，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的积极参与老龄产业领域的现象，并且已经出现不少成功经营老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她们的实践证明了，走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也是可行的思路。有学者在比较社办养老机构和政府福利养老机构在管理能力、盈利水平以及提供养老服务的质量的差异时，发现社办养老机构比政府福利养老机构更具竞争能力，入住老人对社办养老机构的满意程度比政府办养老机构要高（《北京市社会办养老机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课题组，2004）。老龄产业的定性问题还表现在老龄产业“产品”性质的分类上。从经济学角度看，任何产品在产品性质上，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公共品”、“私人品”和“准公共品”。老龄“产品”应该主要指老龄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这类产品主要是为老年人所消费或为老服务。简单说，老龄公共产品指由政府财政和民政等部门免费给老年人提供的“为老服务”；私人品是老年人通过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而获得的产品和服务；准公共品是指老年人以低于“市场价格”获得的由特定组织或团体提供的服务。由于资源的有限性，老年人实际能享受的老龄产品都是选择的结果，这主要由老年人自身特征、家庭状况以及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一般意义上，发展老龄产业主要在于鼓励市场提供更多的老龄“私人品”。因此，认同老龄产业的“产业”性质，一定程度上弱化老龄产品的福利性，至少现阶段对于刺激更多的商业资本介入老龄产业领域，形成老龄产业规模发展是必要的管理意识转变。否则，保持现有的老龄产业扶持政策，过于强调老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不仅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而且会丧失当前老龄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3、老年经济实体是否属于老龄产业范畴？
老年经济实体是指以老年人主办的企业单位（刘书鹤，1993年）。有学者认为，老年经济实体涵盖在老龄产业范畴内是具有中国老龄产业的特殊性表现（顾鉴塘，2001年）。多数学者则认为，老龄产业既然称之为产业，按照产业的基本含义，老年经济实体应该属于老龄产业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而且不能包括那些不为老年人提品和服务的老年经济实体（翟德华，2003年）。老年经济实体属于老龄产业的范畴首次出现再在第一次提出老龄产业正式概念的第一届老龄产业讨论会上。以后，随着对老龄产业的认识加深，老年经济实体大部分被排斥出老龄产业的范畴，但是如果老年经济实体生产或提供的服务是针对老年消费者的，仍然属于老龄产业的范畴。
4、老龄产业的理论基础
4．1、人口老龄化理论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在论述老龄产业时都认同老龄产业的兴起是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适应老龄社会到来的产物。人口老龄化理论认为，老龄群体的日益增加，既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的挑战和难题。老龄社会与以往人类所经历的年轻型或成年人口结构社会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养老问题更加凸现。传统家庭式养老模式或国家福利性集中养老模式已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化养老----一种通过市场整合/优化社会资源的模式，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做出的明智选择，也是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通常保有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国家或地区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必须选择。人口老龄化理论通常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的支持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年的需求，因此寻求社会支持将成为趋势。发展老龄产业实质上是老龄社会中社会资源倾向老年群体，或者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日益增加的老年群体的需求将影响整个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老龄产业也是适应这样一趋势而必然产生与发展。因此，发展老龄产业必须考虑老龄化（社会）的背景（萧振禹，2004年），老年人口增多是老龄产业赖以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袁新立，杨东法，2004）。
4．2、市场理论和产业理论
一般经济学的理论认为，需求是市场存在的前提，而市场是由人口、购买力（需求）和购买愿望（需要）三因素的统一体。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市场的需求为原动力的，即市场需求刺激产业的产业与发展。当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即形成一定市场体系时，一个产业就形成了。老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由老年人口规模、老年人的购买力水平和购买欲望所决定的市场需求。因此，老龄产业实质上是一个以老年消费品??老年商品和服务??为主体的市场体系。由于老年需求的特殊性，因此老龄产业与其他产业比较更加复杂，但主要以老年照顾服务为典型特征。发展老龄产业就是借助产业形式，利用市场机制高效配置社会、家庭与个人的养老资源，满足老龄群体的养老需求。依据市场理论和产业理论推导，老龄产业并不是人口老龄化出现之后才产生的，而是老年群体存在时就开始了。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商人们很早就为那些少数富裕的老人提供服务了，尽管规模和范围不如现在明显，但已经属于老龄产业的雏形了。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老龄产业是以年龄为标志划分消费群体的产业。
4．3、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
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认为社会文明的进步标志是“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因此，发展老龄产业不仅是老年人的需要，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人为本意味着老龄产业的存在的合理性在于为老龄群体的提供符合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熊必俊，2004年）。我们必须承认老年群体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他们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社会作用，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对老年人错误的偏见，正视他们合理的需求，发展老龄产业正是迎合这一潮流的切当的市场手段和方式。
4．4、“五个老有”
“五个老有”指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关于“五个老有”理论，有学者进行进一步的解说，认为老有所养是基础，老有所医是保障，老有所为是老年人社会价值的体现，老有所学是老年人文化素质提高，而老有所乐是老年人身心健康需求，“五个老有”的排列是个具有内在层次不断提高的需求等级。“五个老有”是中国学者和政府对老年人全部需求的形象、精要概括，同时也是老龄产业必需涵盖的商品和服务的核心内容。发展老龄产业是实现“五个老有”的市场化、社会化手段。因此，老龄产业发展应该围绕“五个老有”为中心，以满足老年人“五个老有”需求而提供老年产品和服务为宗旨。应当说，“五个老有”是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具体化，依照古典经济学的“需求与供给”理论推导，老龄产业实际上就是因老年人的“五个老有”需求满足而必然产生的市场供给体系。从老龄需求与老龄产业发展的关联看（齐芳，2004），“五个老有”是市场需求理论的具体说明，“五个老有”是发展老龄产业的最终目标，也是老龄产业不同领域的具体描述，因此也可以认为它是发展老龄产业的基础理论之一。
1经济学说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1内容浩瀚，未体现农业特色
本课程囊括了西方近400多年来的经济思想，包括重商主义学派，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制度学派等。每个主流学派都会有一组类似的核心观点及政策主张。众多的历史线索使得这门课程掌握起来难度不小。学生普遍反映授课覆盖面广，章节庞杂而细碎，核心内容混乱，对所学知识感到既茫然又理不清头绪。在综合型高校中该课程主要以知识本体为切入点，致力于培养研究型人才，而农业院校该课程的教材设置普遍向综合型高校看齐，倾向于课程学术化，自身优势和特色不明显，与综合型大学区分不大，不足以体现培养“三农”人才的教学目标。且课时安排较少，一般为40个课时。由于课程指导思想不明确，学生难以达到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标准。
1.2理论性强，与实务衔接度不高
经济学说史是对前人经济理论的追踪，因此涉及面广且底蕴深厚。每章基本都从生产﹑分配﹑交换等环节来分析经济活动;在理论方面又涉及到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波动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在相关课程上又涉及到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历史和哲学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社会意识具有独立性，既要考察各时期具代表性的人物和学派的经济观点，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由于学时所限，教师不可能对每个知识点都逐一讲授，对于部分章节只能是高凝练条框式的介绍。这种理论课程注定鲜少营销类课程生动的案例，缺乏会计类课程的业务实训，显得枯燥，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
1.3重讲授而轻评述
“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经济学说史的意义在于提升经济学的理论素养和创新能力，更好地把握当前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经济学说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不但要注重各学派思想间的传承延续，更要密切联系当今学术前沿和热点经济现象。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激发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把所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完善经济思想的时代感和解释力。由于课时安排为40个学时，教师在授课中为完成教学进度往往只采用罗列陈述式教学方法，很少考虑到高等教育的特点，导致评述缺少时间进行。这种“填鸭式的满堂灌”方法既束缚了学生对知识的探求，也不能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去提升经济思想现实意义的理解和语言应用能力。忽略了师生间的互动，这种空洞枯燥的讲学方式，势必会导致学生情绪低落，影响了教学效果。
1.4双语教学难度大
作为系统介绍西方经济思想演进的经济学说史课程，双语教学无疑是提升学生知识层次和应用水平的新途径。农业院校双语教学起步晚，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于农村和省内较边远地区，在入学时英语水平就良莠不齐。入校后虽经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课程系统学习，但由于个人英语学习兴趣﹑基础和学习方法的差异，再加上高校英语分班制讲课的实行，这种差距有逐步增大的趋势。即便是一些已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的学生，因长期侧重于笔试成绩，忽视了听读训练和口头表达能力，对专业词汇和文章的精准表达和前后知识的衔接度上还问题较大。本课程双语教学中存在的一种普遍情况是，有的学生对讲授内容尚能接受，有的学生无法跟随老师的教学进度，久而久之会影响教学效果。
2课程教学改革的对策
2.1立足农业院校实际合理安排教案
结合自身优势来设置课程，在教案中增设一些农业经济思想﹑学派和经济专题。如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农本思想的比较﹑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农民增收问题等。根据课程教学框架把内容按照6∶3∶1的比例分成3个部分，针对核心内容进行重点讲授，如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等，对辅助内容以学生讨论的形式进行，选择一般性内容由学生课后自学了解，如西斯蒙第的经济思想。要善于用所学知识分析当今热点经济问题和现象。如重农学派对农业问题的理解，对于推进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有何意义;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认识对我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保障性住房体系有何借鉴作用;收入分配理论对于扩大当前我国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这样既能深化对书本理论的认识，又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注重学科的交叉性和渗透性，把与本课程有关联的内容诸如哲学﹑历史﹑宗教﹑人文等反映到教学过程中，着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
2.2注重能力培养，实现教学方法多元化
2.2.1多媒体视频资料法
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提高教学效果。自制多媒体课件，将其并入校园网络。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网了解课程信息。以图文并茂﹑声像俱佳的多媒体方式教学。使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直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讲授经济增长理论时，用幻灯片演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直接生动地演示出来;讲到古希腊经济思想时，可通过展示希腊神庙、城邦建筑和思想文化的图片来展现奴隶制经济的特色及成就。几分钟内的教学效果会远甚于照本宣科10min;播放与相关视频资料，如《摩登时代》﹑《华尔街》﹑《哈佛大学公开课—博弈论》等;通过《大国的崛起》展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物生平介绍。采用这种方法要注意避免一些误区，一是选择适合的材料并截取适当部分，使其贴合教学内容，不能一味追求趣味性而脱离了教案和大纲;二是明确内容定位，点到即止。远离超时﹑超量的“视频轰炸”。本课程历史性强，时间跨度大，切勿喧宾夺主，以眼花缭乱的形式淹没了教学重点。
2.2.2讨论式教学法
经济学说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特别是对实际经济案例做到深入解释和准确定性的能力。但这恰恰是当前学生缺乏的素质之一。在“讨论式教学法”的实践中，由教师首先挑选出能引发深层次探讨的题目，学生就不同观点和看法进行课堂讨论，来揭示基本概念的内涵和经济规律的实质。为了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论前准备和收集相关资料，教师提前1～2周将讨论题目告知学生，上课时由学生自主发言，教师适时地介入和总结，纠正学生的逻辑错误处，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使其掌握科学的方法去探究﹑充分表达和反思问题，培养学生思维层次的提高和求知的主动性。
2.2.3比较教学法
经济学说史章节内容较多，不少学生反映记忆起来有难度。因此在教学中可以把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知识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由教师筛选出比较内容，通过纵横﹑正反等对比来求同辩异，减少记忆内容，使知识构架沟通组织起来。把差异性的内容通过比较来区分特性，深化理解。如比较分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对于财富的不同解释等;至于相似的内容，可以让学生在掌握基本内容后通过横向比较后进行类推，从而减少记忆内容，总结规律。
2.3改革考核体系
克服传统考核重知识轻能力的局限，转为以能力素质的考核为中心。一是考核体系可分为平时考核成绩，实践活动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三部分。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可由教师按照教学需要进行调整。平时成绩的环节包括出勤﹑课堂讨论﹑习题作业﹑期中考试等内容;实践成绩包括论文﹑调查报告与相关项目研究情况;期末成绩包括期终卷面考试成绩。二是在卷面考试题型设置上要建立灵活多样的形式，勇于突破传统题型，加入开卷形式和启发学生思维的新题型。如热点聚焦﹑材料对比﹑英汉互译等。达到以考促教，把教学的重点真正落实到学生的素质提高和能力培养上。
国际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国际货币资本以及资本跨国流动等相关内容是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另外，课程体系中还包含跨国企业与跨国银行的经营形式。该课程中，不仅包含政治与制度的相关经济学理论，还有企业管理、产业经济等相关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课程不仅能够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面临的问题反映出来，还迎合了现阶段社会对经济相关人才的需求。该课程的具体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分析工具
对于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来说，用于课程分析的主要工具有两个，分别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在国际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基础便是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所以，国际经济学中的所有分析都离不开这两个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课程体系中，也可以大致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划分，其中国际金融便属于宏观经济领域，而国际贸易则属于微观经济范畴。
（二）研究内容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国际经济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因此，在研究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除了研究与分析微观领域中的国际贸易政策、贸易理论、贸易需求要素流动，以及宏观领域中的经济政策、货币制度等传统国际经济学问题，还需要突破传统的单一性研究模式，研究经济变化过程中的相关领域，从而让国际经济学更加适应世界经济发展。
（三）课程体系
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系统的学科，与很多其他的经济学科都有很大联系，因此，想要学习好这门课程，就需要打好相关基础，在课程前期做好学习准备，学习一些货币银行学、经济学、金融学等课程，这样有助于以后对财政、投资、贸易等方面相关知识的学习。另外，这门课程与国际金融学以及国际投资学等以后要学习的课程也有很大联系，学好国际经济学，有利于后期课程的学习。
（四）教学要求
国际经济学还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运用到数学思想与数学模式，其理论体系也与数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数学素养与扎实的数学知识，如若不然，则很难真正了解与吃透国际经济学，学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二、当前课程中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企业竞争力也有很大提升，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外资的利用率也逐年增加，在千变万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应用型本科院校想要培养出更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就必须对原有课程进行全面分析，找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以问题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当前《国际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教材定位问题
《国际经济学》中并不是单纯包括经济学知识，还涉及到投资学领域，属于一种交叉学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多，相应的，对国际资本管理与运用的人才也高度缺乏。所以，我国在一些高校中创设了《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以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国际经济学教材也开始陆续出版。但当前出版的绝大多数教材都更偏重理论性研究，教材中的案例非常少，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些经济学相关理论太过艰涩，如果没有案例做支撑，很难真正理解与掌握。
（二）内容设计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日益改变，对于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来说，也需要在内容上进行及时更新，如国际上的贸易机理、分工模型、贸易政策、收支调节等，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国际投资形势与状态及时有效的反映出来。但现阶段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设计《国际经济学》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却只是依照着传统教材，一部分院校的教学内容甚至停留在几十年前，这样的教学内容无法将最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反映出来，也无法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的。
（三）教学方法问题
《国际经济学》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还具有一定的实务性，需要与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国际管理、国际金融等学科相适应。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将一些理论知识淡化，着力突出课程的实用性。举例来说，在《国际经济学》中，国际投资理论是一节比较难理解的课程，单纯的讲授理论，不仅会让学生感觉枯燥乏味，学生也难以理解理论的真正含义，因此，教师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将真实的经济现象还原，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另外，在讲授一些国际投资知识时，可以通过图表或数据对知识进行辅助说明，将抽象问题具象化，缩短学生的理解时间。但现阶段，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却很少运用这些方法，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欠佳。
（四）课程考核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高校中的《国际经济学》还运用传统的考试形式进行课程考核，基本模式便是将平时表现与期末成绩相加。一般情况下，平时表现分为出勤与作业两部分，期末成绩便是单纯的分数决定。这样传统的考试形式很难将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激发出来，也无法体现出《国际经济学》的应用性特点，无益于学生相关能力的提升。
（五）教师素质问题
教授《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当前的很多高校中，教师虽然具备较高的理论基础，但实践经验却相对欠缺，教师没有在外贸企业工作与实践的经验，空有理论，却无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实际的经济工作没有全面认识。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教师在进行案例教学的过程中，也无法做到与实际相联系，削弱了教学效果。
三、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我国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学》课程急需改革，以适应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应用性人才。因此，针对当前课程在以上几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本文提出一些改革的主要方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重新定位教材
应用型本科院校想要培养出更多应用型人才，就需要对教材进行重新定位，对于《国际经济学》来说，相关教材不仅要有经济学知识，还要与管理学知识相联系。教材需要重视基础知识，整体思路需要由浅入深，再深入浅出，在理论部分，除了必要的理论介绍，还需要运用图表等具体形式加以说明，帮助学生理解。同时，在授课过程中，教材还要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并保证案例的新颖与生动，最好能够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以引起学生共鸣。另外，设置一些“知识拓展”等板块，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
（二）更新教学内容
《国际经济学》教学的重点内容在于“国际贸易理论与相关政策”，而课程的难点内容在于通过数学模型方式，对这些理论与政策进行阐述，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讲解这方面内容。如果学生的数学基础较好，可以对数学模型进行比较深刻的讲解，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其前提、论证、结论等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学模型中所蕴含的经济含义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如果学生的数学基础一般，则需要着重讲解数学模型的基本原理与概念。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换挡期，因此，《国际经济学》的课程内容需要以我国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更新，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新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现阶段，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但教材无法实时进行更新，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时刻关注进一阶段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方向，并在教学时及时将新的经济内容与数据引入到教学中来。举例来说，在“国际贸易理论”一节中，教师需要将当前新的思想与理论介绍给学生；如在“欧盟经济一体化”一节中，需要及时的更新新的相关数据，并向学生讲解欧盟当前的发展情况。
（三）改革教学方法
由于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还要考虑实务，充分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而通过案例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法
在课堂上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需要教师对国际热点进行实时关注，并将其与教学内容相结合，通过各种渠道查阅大量文献，在这些资料中挑选典型案例，还要针对案例设计一些问题。举例来说，在“跨国并购风险”的相关问题中，便可以举2009-2010年间的海外并购热潮为例，并提出并购热潮产生的原因、海外并购的特点、不同企业并购产生的不同结果等问题，并组织学生讨论，最后总结，以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独立思考、团队协作等相关能力。
2.多媒体教学法
该课程的信息量相对较大，在教学过程中，比较适合运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将课堂内容以更生动的形式传达给学生，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师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自己制作一个幻灯片，并在课堂上拿出一些时间，让学生自己讲解。举例来说，让学生制作跨国公司家乐福在中国的发展的幻灯片，并以此为基础，论述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战略，以及其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四）运用综合考评
对于《国际经济学》这一实用型学科而言，单纯的试卷考试是无法真正对学生成绩进行评定的。因此，可以将笔试作为考核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缩小其占总成绩的比例，加入案例讨论、论文、作业、出勤等多方面因素，对学生进行综合化评定，通过“考”和“评”的结合，才能全面的对学生进行评价，让教师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五）提升教师水平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鼓励教师增加自身的实践经验，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提升教师实践能力，学校可以与相关企业相联系，将教师送入企业中的国际经济部门进行学习，如外贸部、金融部等，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知识，也能够通过理论，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有利于以后教学。另外，学校还可以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来学校做兼职教师，以弥补教师队伍缺乏实践经验的不足。
四、结束语
【正 文】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
还应该提及的是，美国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气象资料。19世纪早期，美国军队军医处就开始记录许多军事据点的气象情况，此后，美国军队管理局开始建立气象站。自1891年以来，美国气象局及后来取代它的联邦海洋与大气监测局，负责搜集全国的气象资料，并逐月发表《气象数据》(Climatological Data)。这些信息为环境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提供了参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6页。）。
【关键词】物流配送；效益；配送模式；绿色物流
随着我国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的结构调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物流配送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社会的发展对物流配送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建立更为先进、科学的物流配送体制。因此本项研究——物流配送优化经济的探讨，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物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物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首先，物流是国民经济的动脉，是连接国民经济中各个部分的纽带。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由许多个产业、部门以及企业组成的整体，企业之间既相赖以生存又相互竞争，形成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结构带来一系列变化，物流把国民经济中的众多企业以及各类产业、成千上万种产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次，物流的进步与发展是决定国民经济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生产社会化、专业化、规范化。但是，如果没有物流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这些要求都是很难实现的。并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物流对生产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发明显。最后，物流是生产过程不间断地进行的前提，又是实现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坚实物质基础。国民经济是一个不断生产、消费、连续的循环过程。一个公司的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需要按照生产所必须的数量、质量以及品种、规格和时间等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其他的公司。总而言之，物流既是保证物质资料不间断地流入到各个生产企业的必要条件，而且又是企业的产品不间断地流入国民经济的各部门的保证。
（二）物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第一，物流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大量的库存积压需要物流来缓解，重视现代物流业是解决目前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第二，物流是实现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条件。无论商品属于生产资料商品还是属于生活资料商品，在进入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以前，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是潜在的。为了把这样一种潜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转变为现实，物质必须通过实物的运动，也就是物流运动才能够实现。物流其实是实现商品的价值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条件。第三，合理的物流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效益指的是各种劳动占用和物质消耗在所有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有效性的综合评估。合理的物流可以节约大量的物质资料，同时对于消除迂回运输、相向运输以及其他不合理的运输，节约运输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绿色物流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全世界有一股绿色潮流盛行，代表这股绿色浪潮的理念包括有绿色制造、绿色消费等绿色环保型行为理念。绿色物流也是这股绿色浪潮中的一种行为理念，是绿色运动的结果。绿色物流指的是：“在物流过程中抑制物流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的同时，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使物流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绿色物流是一种绿色的经济活动过程。绿色物流的发展能够很大程度上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绿色物流也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绿色物流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其形成的基础，以经济学理论为其形成的指导，主要针对物流运动过程当中的一系列经济关系、经济规律、经济行为及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作研究。其目的是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与完美结合，使得生态更加平衡、经济更加合理、生产技术更加先进。
三、物流活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一）非绿色物流活动的负面影响。绿色物流的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发展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中，绿色物流充当了这一主角，伴随循环经济的整个过程，绿色物流过程的优劣将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有效运行。
现代物流配送由一系列环节所形成，其中包括了交通运输、仓储、货物装卸、包装加工、货物配送等重要环节。在我们所常见的物流活动中，往往会由于缺乏计划、制度等的约束，从而在某些环节出现一些非绿色的物流活动，这些非绿色的物流活动对环境的保护、优化，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造成了各式各样，各种程度的危害，由此导致了其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
（二）绿色物流活动的正面效应。绿色物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利益，代表了未来物流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它不仅包括商品生产的绿色化，还包括物流作业环节和物流管理全过程的绿色化；绿色物流的最终目标是可持续性发展，实现该目标的准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并且是这些利益的统一。对企业来说绿色物流能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提升企业形象，增加其品牌的价值和寿命。表现在供应链方面，绿色物流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供应链成本，包括运输、储存、装卸、包装、流通加工、配送，废弃产品回收等物流环节。
四、结语
21世纪的物流应是绿色的物流，而绿色物流必须依靠管理方式的创新，积极采用新技术、应用新设备，创新管理方式，以现代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改造和整合物流管理程序，重建适应绿色物流发展需要的高效管理流程。绿色物流战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企业应建立一个包括生产、流通、消费的废弃物回收利用系统。要达到上述目标，企业应根据整个产业供应链的视野来组织物流，还必须考虑废弃物的循环物流。
参考文献
[1] 吴晓辉.物流经济学[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36-41.
关键词：本雅明；思想；平民性；革命；批判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090—02
瓦尔特·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充满了革命性质和批判锋芒，其对艺术生产论进行独特的解读，提倡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这两种美学思想都带有显著的平民色彩。本文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本雅明的生活与平民性
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于文人而言，这样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大抵是相通的。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渗透于其一系列美学著作，如《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的概念》、《歌德的》、《德国悲剧的起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要弄清其美学思想及思想特质，有必要做到知人论事，不妨考察其文之“时”；其人之“事”。
（一）本雅明是一名生在德国的犹太人，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他从一出生就感受到整个欧洲对犹太民族的排斥与憎恨。在其青年时代，因为纳粹的排犹运动，本雅明被驱逐出德国，移居法国，开始了流离动荡的生活。犹太人的身份使其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处于族群上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对于随后萌发其思想的平民性有着相当的作用。
（二）在1919年本雅明以论文《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获得波恩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随后法兰克福大学却否决了本雅明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且评其为“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于是本雅明就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被学院派的学术圈边缘化了。这在很大陈程度上意味着他在精英文化中的话语权是缺失的。这也为后来本雅明思想的平民化做了一定的佐证。
（三）由于未能在大学谋得席位，本雅明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这样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以至于不能养活自己，更不要说家庭了。”[1]P87本雅明有着收藏贵重书籍的贵族癖好，经济困难时，他常卖书换钱，亦长期靠父母的资助接济过活，父母死后，他为了不连累妻小，于是离婚。这样不堪的经济状况，让其在生活中也万般地“平民”，甚至“贫民”。
本雅明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或族群、或学术地位、或经济生活呈现出的平民性特征对于诱发其学术思想的平民性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外部原因。
二、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思想与平民性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是本雅明于1936年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古典艺术被机械复制艺术所取代。在本雅明的理论体系中艺术发展史就是技术演变史，复制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艺术裂变的时代。机械复制艺术顾名思义：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的手段，复制出大量的现代艺术品。在本雅明看来，是复制技术推动了艺术的革命。
伊格尔顿有言：在现代商品社会，艺术一方面因其精神文化形态和特质“是与经济基础关系最为‘间接’的社会生产，但是从另一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像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生产”[2]P65—66此话意在说明：艺术既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复制艺术的革命性在于，它不论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都生发了诸多冲击力和影响。
由于复制艺术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人性地将艺术品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人们“借由事物的复制品来掌握事物的独一性”[3]P65于是其就消解了古典艺术的“灵光”，古典艺术所伴生的神圣性、原真性、权威性、精英姿态、距离感、崇拜价值都随着复制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消逝。而这实际上就是复制技术为艺术祛魅的过程，也是艺术趋于平民、世俗的过程。
与此同时，在经济基础层面，复制技术不仅大幅度降低了艺术生产的成本，自然而然却又规模浩大地以平和的、亲和的姿态潜入精英以及普罗大众的视域，并使得大众有可能接近艺术品；而在上层建筑层面，复制技术越是发展，复制艺术越能更到位地关照日常生活，越是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艺术的生产，进而引发艺术功能的变化和大众的反思，于是平等意识和民主思想的显著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恰好印证了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最保守关系激变成最进步的关系。”[4]P72的艺术世俗化、民主化、平民化思想观念。
本雅明对摄影术给予高度认可，以电影为时下最高的复制艺术范本进行理论述说。电影在短暂的历史时间里将大众带入电影院，实现了艺术的集体的共时接受。因为艺术要发挥其政治功能的前提是民众大量地、集体地参与接受艺术。而在欣赏电影的时候，人们所持的状态并不是古典艺术的静观玄想的关照态度，而是悠游散心，是让电影潜入人们的态度，林赛·沃斯特说：“在神情涣散之中，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用来组织世界的，以及被我们的世界所规定的结构是多么脆弱。认识到这些结构的易碎性、可重塑性和易变性，同时还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对构成我们体验的形态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积极地行动起来。”[5]P37一旦行动，艺术的政治功能就充分地发挥了出来。由此不难看出：艺术功能的转变及其发挥都带有显著的平民色彩。
三、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与平民性
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不是首创，而是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论证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必须对马克思的该思想加以追溯分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艺术生产”这一思想：“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6]P78在1857年的《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明确使用“艺术生产”这个概念。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而论述了艺术是一种生产活动的思想，把一般的生产区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大类型。
受到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启示，本雅明将艺术创作视为同物质生产有共同规律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和过程，亦是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要素构成，且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牵制。本雅明认为“艺术创作是生产，艺术欣赏是消费。艺术创作的‘技术’即技巧，代表着一定的艺术发展水平，构成了艺术生产中的艺术生产力。而艺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则构成了艺术生产关系。”[7]P207艺术生产力决定艺术生产关系。
本雅明认为艺术生产力应该包含作家的思想观念、审美修养与艺术技巧在内，其中艺术技巧即技术是极其重要的。而这又回归到上面的论证了：当下最发达最受青睐的复制技术作为先进的艺术生产力的一部分，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革命的作用。而这种复制技术本身就带有平民性，自然地艺术生产力也有平民性。其之所以具备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平民群体的胜利。
对艺术消费的考察是其艺术生产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本雅明对于艺术欣赏者即消费者的认识独到而精辟。认为消费者在艺术生产理论模式中是不可或缺的，且应当积极主动参与到艺术生产中来，成为艺术生产者即作者的积极的合作伙伴。消费者与生产者、艺术欣赏者和艺术创作者二者之间是互动的、交流的一种开放状态。这实际上就赋予了更多人的话语权，强化了艺术批判的张力，也就是打破了精英独享话语权的不平衡态势，这就是艺术话语权的平民化表现。
四、总结
本雅明对复制艺术和艺术生产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卓有建树的理论观点。他保持着学者理智而开放、勇敢而包容的态度，这是他追求文化多样、学术创新的体现，是一种精神和实践上的努力。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本雅明的治学理念和探索精神对我们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当然，本雅明思想理论的解读和把握得有个哲学上的“度“的标准，为了更好地建构文化互补互足、多元融合，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刘永谋.本雅明之死[J].读书，2003，（2）.
[2]（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文学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许绮玲，林志明译.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何志钧.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5]（美）林赛·沃特斯著，昂智慧译.美学权威主义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