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1 08:40: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印刷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双元制，高职，数字印刷教学，实践
近年来，我国印刷工业以年增长率高于10％的速度发展，约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2％。印刷业总的发展趋势是：数字化、网络化、多样化、快捷化。政府已经确立了印刷业今后的发展目标：第一步是力争在201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的印刷生产基地之一，第二步是到2020年，实现从印刷大国到印刷强国的转变，加入世界先进印刷国家的行列。
数码印刷作为一项科技含量颇重的新技术，其在中国刚刚结束了其概念普及推广期。因此，数码印刷技术的专业人才基本上处于空白。“十一五”时期，国家把发展职业教育摆在突出的位置教育教学论文，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实现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的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的转变、从传统的以升学为导向向以就业为导向的转变。现代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才。但是，国内目前的高职教育仍然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在湖北中部个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人才成为紧缺人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印刷技术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三个一百，两个一千”，人才目标全部指向了高技能人才。
目前国内开设数字印刷专业的高职院校只有3所，且其他院校大都以传统印刷技术为主，很少涉及到数字快印技术。在数字印刷人才的培养上，大都以基本理论和仿真训练为主，缺乏真实的职业环境培养和真实的操作锻炼，毕业后不能真正适应社会及行业的认可。 而 “双元制”的教学模式正好弥补了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双元制”，是指学生既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和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又在职业学校接受职业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学校和企业分别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一元”中国学术期刊网。“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下职业院校主要负责学生的专业理论教育，企业负责学生的实践与技能操作。
一、高职数字印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1）围绕校内基地，建设以“双元制教学、‘2+1’订单式”的教学模式为特征的人才培养方式。
该模式即第一、二学年学生在校学习教育教学论文，学习内容的基础课和专业理论基础课为主，基础课由学校负责，专业理论基础课由企业负责，第三学年学生在企业学习专业技能，并安排顶岗实习。学习方式为：理论+实训+实习+顶岗。使师生在实训基地中接受企业化管理，在真实职业环境中学习实践，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2）重构“项目式、情境式”课程体系。
围绕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依据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开发的理论，以国家精品课程标准为依据，召开实践专家座谈会，分析典型工作任务，确定岗位能力、素质要求，结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校企合作，制定学习领域和教学内容，构建“项目式、情境式”课程体系。如下图1。
情境1
实践项目与流程
检查
教学目标与项目
分析
论文摘要:书是人所阅读的,人通过各种书籍得到不同的信息,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
《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这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的、多才多艺的人。同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在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千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黑暗,建立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最好例证。
装潢工艺的产生、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简牍始于周代,至秦汉最为流行,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取代。中国古代许多着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礼记》、《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长篇的文字翻阅和携带很不方便,并且时间长了编绳容易折断,易产生脱简和错简的现象,很难复原。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这样就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式——卷轴装。为了方便人们查阅,卷轴装的结构更加明确,分为卷、轴、、带四部分,并且每个结构上都进行充分设计,以满足阅读的不同需求。但卷轴装同样存在不易查阅中间部分的缺点,由此又产生了龙鳞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等,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现代书籍形态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包背装、线装。
从以上可看出,书籍形态的更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需求。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怎样将二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既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设计之源泉所在。在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此为人的设计不是一种片面的行为,而应充分总结前人经验,不能认为书籍设计是一个简单的包装过程,装个封面,美化了事,应充分考虑“为人的设计”,以人的需求为设计的出发点,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去创造和满足人的更高需求,创造出消费生态和观念的有序化。人文主义精神在设计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思考、设计、创新,其创造性则更能够给人以启发,进而引导人们赋予生活以不断更新的内容。
成书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印刷,而纸是印刷的载体之一,但不是惟一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印刷系统被桌面系统所取代,使以前种种不可能印刷出的效果成为可能,印刷方式的发展使得能够印刷的载体更加丰富,在书籍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内容选择纸、布、皮革、海绵、有机玻璃、塑料等。只要是能够运用于不同印刷手段,使读者更易于理解所讲授内容的材料都可应用。在现代印刷中,单是纸的种类便十分丰富,要考虑诸多要素选择纸张、确定开本,不同的主题,都有其适合的纸张。
一本书不单单是几十张或几百张印有文字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是一个“活体”,并且是一个极富“表情”的“活体”。在这个活体中承载着写书人和做书人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合体”,可如君子之交般的淡然,可如暴风骤雨般的猛烈,可如清泉流淌般的平稳,亦可如浪花拍打岩石般的碰撞。写书人已运用文字将内容、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做书人则要充分运用书籍的要素,构成人们享受这些内容的特有空间。书籍是人们交流的平台,实现这种交流,就要使读者融入其中,而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书籍的结构设计。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设计,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走入这个“世界”。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一些行为、动作使阅读成为一种互动,使读者的阅读方式成为主动接受。
在书籍这个“舞台”上,文字、图形、色彩都是其中的角色,它们的不同组合、搭配能够达到各种效果。在文字、图形、色彩的编排过程中,则要符合人的一般视觉习惯,并设计出与同类书籍不同的视觉流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读者接受信息的程度,营造该书特有的阅读氛围,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并在享受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把握。不同种类的书籍,视觉流程的特点是不同的,如文学类的小说,其视觉流程应具有连贯性,在设计过程中应把握其“单线条”的整体性 ;而信息较多的杂志,其视觉流程可以是多条的,可并列而行、可主次有别、可正反相对。这其中的种种变化,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提高人的阅读效率。另外还需考虑版面的调性变化,通过调性的变化使人的视觉得到调节,达到松弛有度。
书是人所阅读的,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如今“超文本”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颇具发散性的技术。这种技术具有相互沟通和多声渠道的性质,从而有利于对确定词语的多元对话,并使读者从作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超文本的读者和作者被称为是互相学习者、共同创作者。由此可看出它同样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永存。
[关键词]高校人文社科 外文印刷版期刊 文献布局与保障
[分类号]G250
在高校人文社科文献资源的整体布局与保障中，外文期刊馆藏的数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作考察学术馆藏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外文期刊作为一种连续性出版物，它比较及时地反映国际上各学科专业的发展状态，长期以来作为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图书馆就开始组织外文期刊协调采购、资源共享合作，以求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各高校图书馆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合理安排资金，并将自有的文献资源加入到这一共享系统，发挥了国立大学和地方大学分工布局，互相协作，尽可能多地购买外国期刊的优势。经过十余年的建设，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馆藏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献保障。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对于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馆藏分析研究，均建立在目录数据统计之上。为了研究分析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文中采用的外文期刊目录数据来源有：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期刊目录》与《全国高校图书馆进口报刊预订联合目录》，这是揭示我国高校外文印刷版期刊馆藏的两种最重要的联合目录。本文对高校外文印刷版期刊的各种数据分析，均依据这两种联合目录中的著录。而高校外文电子期刊目录数据，则主要参考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外文电子期刊目录。笔者将以上这些印刷版与电子版外文期刊目录，进行各种数据处理，形成了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录(简称“高校目录”)。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报刊部网站上公布的《中图报刊》(简称“中图目录”)，它对外文期刊的报道，多年来对高校外文印刷版期刊预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数据分析中，笔者选择它作为重要的参考目录。本研究所涉及的各种外文期刊目录数据处理，诸如以中图分类号为依据的学科分类统计，主要是得益于“中图目录”的详细著录。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馆藏的人文社科英文期刊目录(简称“英美6校目录”)。这6所大学在英美大学中名列前茅，学科水平为世界公认，其文献资源馆藏的规模与质量也被同行认为比较合理。笔者采用了这6所大学馆藏中的英文印刷版期刊目录数据，在统计分析中作为一种参照。
本文研究选取的目录数据，在著录内容上，包括刊名、国际刊号、出版社、中图刊号、出版频率、创刊年份、学科、语种、国别等项。而事实上，上述高校目录、中图目录、英美6校目录三个主要的参考目录，所著录的信息均不充分，也不完全对称。因此在数据分析时，笔者尽可能针对目录信息完全对称的内容进行比较，以使分析结果达到客观性和准确性的要求。
2、外文印刷版期刊的馆藏情况
根据高校目录的数据统计，到2009年8月止，我国高校馆藏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8749种，其中纯印刷版5210种，印刷版与电子版均订购的有3539种。本文主要就这8000余种印刷版期刊的目录数据，从学科分布、语种分布以及馆藏质量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
2.1 学科分布情况
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馆藏在学科大类上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社会科学类比例很高，而人文科学类则比例较低。在8749种印刷版期刊中，经济、社科总论、政治法律等类的期刊比较多，共占61％，而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和历史类的人文科学期刊仅占30％，如图1所示：
如果将高校目录与中图目录及英美6校目录进行比较(见图2)，我们可以看到：全国高校馆藏哲学、社科总论、政治法律、经济、文教、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工具书等10个类别的印刷版期刊，品种数量仅为英美6校同类别印刷版期刊的15.51％，占中图网上公布目录中同类别期刊的15.45％。从各学科类别上看，哲学、语言类期刊与英美6校同类别品种比例高于20％，其他8个类别均在20％以下；而中图目录各类别品种的比例，高于20％的类别也只有政治法律、语言和历史类，其他7个学科均低于20％。这些数据比较结果，反映出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各学科馆藏量规模仍然偏小，如图2所示：
2.2 语种分布情况
在高校馆藏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目录数据中，可以统计到语种的期刊有5643种，这些期刊语种基本局限于英、日、俄、德和法文。这5个语种的期刊占86.27％，其中英文占65.39％，日文占9.02％，俄文占4.5％，德文占3.74％，法文占3.62％。此外还有43个语种的期刊，仅占13.73％，如图3所示：
由于国内购买外文期刊的可选目录主要来源于中图目录，因此该公司目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内期刊馆藏的质量、语种、出版国别、出版年代等的选择范围。从图4中看出，高校目录与中图目录的语种比重曲线非常一致，正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图征订目录中，日文和俄文期刊条目量偏少，仅占1.22％和1.05％，而高校对这两个语种期刊的订购量却分别达到了目录报道量的76.43％和44.64％。相比之下，高校馆藏量最大的英文期刊仅占中图目录报道量的11.25％。显而易见的是目录报道量严重地制约了高校的外文印刷版期刊的选择面，因此征订目录需要扩大小语种期刊的目录信息。
2.3 馆藏质量分析
我国高校馆藏的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的总体质量是比较好的。在高校馆藏的8749种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中，英语期刊有3457种见于英美6校的馆藏目录，占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印刷版期刊总数的40.77％，占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印刷版期刊的93.69％。也就是说，我国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印刷版期刊几乎都在英美6校印刷版期刊的收藏范围之内。2008年SSCI和A＆HCI目录共有3328种核心期刊，我国高校图书馆馆藏了2436种，占73.20％。
从学科布局来看(见图5)，我国高校10个学科目前馆藏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的先后次序是政法、经济、文教、哲学、社科总论、历史、艺术；英美6校的次序为政法、经济、文教、历史、艺术、社科总论、哲学。两者前7类比较一致，甚至前3位几乎十分接近；后4类的次序略有差异。从各学科所占比例来看，在哲学、社科总论、文教、经济、文学类，我国高校比英美6校要高1％-2％；在政法、艺术、历史、语言、工具书类，英美6校比我国高校高出1％-2％，总体相差不大。可见，在学科分布上，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馆藏的比重与英美6校十分相似。如图5所示：
3、外文印刷版期刊的订购情况
《全国高校图书馆进口报刊预订联合目录》历年数据反映了我国高校1996-2008年外文印刷版期刊的订购情况。从1996-2005年10年间，参加该联合目录的学校逐年增加，期刊品种同比增加；2006年、2007年略有减少。从联合目录的统计情况看出：13年来，每年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刊订购的品种最多不超过6000种(见图6)，平均每所高校每年订购的品种为50-60种期刊，全国高校馆藏的人文社科类外文期刊的总量与品种的比例为3:1。如图6所示：版期刊订购的同时，不能忽视印刷版期刊的馆藏，甚至应该在一些重要学科、受益面比较广的专业，继续增加印刷版期刊的订购。此外，在小语种期刊方面，馆藏印刷期刊品种数很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电子期刊或数据库可以互补，因此，应该较大幅度地增加小语种期刊的订购。
4.2 补藏断刊和缺刊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认为，首先可以从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补充和增加比较急需的外文期刊文献资源。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建立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中心并拨款进行专项图书期刊订购的条件下，可以再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加投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从我国外文期刊馆藏需要来看，必须保证国外核心期刊的订购、馆藏。根据最新的SSCI和A&HCI目录，2008年有3328种核心期刊，CASHL已经订购了2436种，尚缺892种，应该尽快订购和补全。
・根据笔者对2003年与200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预订联合目录》中78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2008年比2003年总共减少了711种文科期刊，其中西文496种、俄文51种、其他语种期刊164种，这是由于一些学校图书馆已经停订了部分期刊。应该对此进行分析，找出停订的原因，并恢复一些重要期刊的订购。
・一些集成商供应的数据库，虽然有电子刊，但是滞后时间超过半年和不稳定的电子期刊还是应有印刷版。
・全球著名的信息与期刊商SWETS公司于2009年9月提供了16万条文科期刊数据，其中出版信息比较完整的印刷版期刊有75 640种，包括在全球比较畅销的1.7万种期刊。根据我国大学学科发展需要和文献资源受益面的考虑，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国情逐步分批购买。可以首先考虑其中的5600种比较适合我国高校图书馆馆藏的英文期刊，尤其是英美6校已有馆藏的1172种刊。建议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中心原来订购馆藏的基础上，增加经费投入，组织高校图书馆从中挑选、订购部分期刊。
・由于我国高校图书馆比较重视一、二级学科期刊的馆藏，而对三级学科期刊馆藏方面投入不多。但是，对大学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而言，学者更加需要关注二、三级学科期刊上发表的专业论文与学科信息。因此，应该考虑在保证一、二级学科期刊馆藏的基础上，增加三级学科专业期刊的订购。
论文摘要:残酷的价格竞争，迫使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战略联盟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近几年来，我国印刷业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印刷大国。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印刷企业约l8万家 (含复印打字)，从业人数约为340万人，创造工业产值为3326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中国最近10年印刷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7．66％，是世界上印刷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印刷工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在 1．5％～3％之间，可见中国印刷业已经进入这一行列。
但是．在人均消费印刷价值这一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美国统计数字为人均消费550美元．英国德国和 日本分别为407美元、264美元、64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消费值仅有20美元。产业结构不合理、结构性矛盾突出、研发基础薄弱、技术创新后劲不足、技术装备落后、从业者素质不高等不利因素仍然制约着中国印刷业的发展。2006年度国内排名第～的印刷公司深圳劲嘉彩印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27．76元．相比之下美国最大的印刷企业当纳利公司2006年营业收入达109．12’~Z美元(约872亿元人民币)，为深圳劲嘉的30多倍。中国印刷企业与世界级的印刷企业差距还非常明显。
回顾中国印刷企业2006年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2006年是价格竞争最残酷的一年。先是在印刷中占有相当比重的油墨、纸张纷纷涨价然后是水价、电费，涨价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的印刷企业一方面要承受着经营成本、管理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工价的 ”跌跌不休“、几度探底．真是腹背受敌．叫苦不迭!让大家不约而同地感觉到 印刷行业全面进入微利时代”已经真正来临。
尽管处于种种不利的因素下．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印刷企业顽强的生命力．在以 ”三资 印刷企业为主体的烘托下．中国的印刷企业纷纷加强核心竞争力、提供增值服务、强化企业文化、推广精细管理等等 ．表现出了中国印刷企业发展中的勃勃生机。
走进战略联盟时代
残酷的价格竞争．迫使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战略联盟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比如爱普生．其在全球范围内与多家企业联盟．成为了全球联盟的典范。爱普生与德国GMG有着广泛的合作．德国GMG是全球第一套控制喷墨打印机的数码打样软件的研发商．并且在欧洲包装、商业和凹印行业中的用户占有率超过了80％．仅欧洲就有4000多个高端用户 爱普生公司与美国EFI公司合作多年．EFI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网络打印和图像解决方案供应商．占据了80％的彩色输出服务器市场．作为爱普生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的EFI公司．能够第一时间针对爱普生新技术设计全新的方案：爱普生与方正的友情已有7年之久，可以说 ，方正公司见证了爱普生逐步成为数码打样市场NO．1的过程 此外、爱普生大幅面打印设备和GMG软件相结合的EPSON／GMG系统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多个公司之间为了实现一定的战略目的，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的一种合作安排。自从美国管理学者罗杰·内格尔和DEC公司总裁简 ·霍普兰德提出的 ”战略营销联盟 后 ．战略联盟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界人士的认同，成为现代企业加强价格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中国印刷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印刷企业的战略联盟将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竞争合作。与以前的互补性战略联盟不同．未来会有更多与竞争对手合作的战略联盟．也就是所谓的“竞争合作。经过多年的自由竞争．很多行业逐渐发展成熟．市场趋于饱和．每个竞争者从对手抢食一点市场份额都很难，必须要战略联盟共同把市场做大．形成 “多赢”。爱普生公司是 竞争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其实从整个印刷产业链来看．爱普生只是占据了印前的数码打样环节．但是它另辟蹊径．与众多其他印刷环节．尤其是具备最新技术的印前领域的优秀企业开展合作．资源互补．提高了其在印刷行业的知名度和拓展了市场范围．但更重要的是其引领的印前数码打样为众多印刷厂家在印前打样质量、反馈速度以及成本方面都带来了价格竞争优势．这也是其得以迅速开拓印前数码打样市场的根基所在。
二是国际战略联盟。中国本土企业要想在国际战略联盟中受益．需要弄清楚未来的国际合作伙伴奉行的是全球战略还是本地化战略。此外．需要将品牌或分销权等重要的无形资产加以长期保护。最重要的是．要事先想清楚战略联盟的目的。人们经常把战略联盟比作婚姻．但一个成功的战略联盟不一定要长期存在下去。成功的标准不是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
战略联盟的三种模式从中国印刷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形式看．未来印刷企业的战略联盟将有以下三个类型：
1． 横向战略联盟
横向战略联盟就是指众多的企业横向联合，多链成网，形成群狼态势。雅昌总经理王小元说，业内存在一种与发展规模不相称的现象——行业配套差，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多，行业间却未形成产业链。印刷企业当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各自相对独立，专业化可使之形成一条或多条共存生产链，建立共同的生产经营网络，既可避免同行业间的相互竞争，又可降低经营成本，聚合企业竞争力产业园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横向战略联盟的一种方式。继2003年热潮后，第二轮产业园建设热潮在2006年爆发。这次发展规模更大，发展更具理性。2006年年底，由辽宁省印刷协会投资兴建 ，投资总额50亿元的辽宁现代传媒产业园项目正式确立落地新成立的沈阳市沈北区，并计划引入40家高科技印刷企业，将高科技印刷产业作为园区发展的重点，重点发展高科技印刷、特色和光盘复制业，打造国际复制中心。鉴于上海．深圳．温州龙港等地园区都已初具规模，2006年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委托北京市包装协会组织了北京印包基地调研，利用半年时间对北京辖下各区已筹建印包基地进行调研，包括 ”北京包装印刷城 ． 北京印刷城 在内的多个项目都在紧张进行招商．建设中。
整体说来，伴随宏观调控政策对于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的逐步放宽，2006年中国各地兴建的印刷包装产业园明显抓住了这一良好时机，从规划．建设、招商、运营等各环节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智、务实的作风，整体注重借用产业集群的资源，得到更大的成本优势和服务优势。
2．纵向战略联盟
纵向战略联盟是指印刷企业沿着产业链，纵深联合，上下游互动，开拓和延伸产业链，形成雁阵态势。印前方面，HP Indigo与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在方正印捷店开始销售惠普Indigo数码印刷机。同时方正也与富士施乐签署合作协议，方正印捷将启用富士施乐设备。包装方面，九恒机械宣布与太阳机械合作，生产包装印后领域的大型瓦楞纸箱糊盒设备，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中华商务与上海复旦科技携手创立的国内首家RFD 封装企业集速智能标签 (上海)有限公司5月成立 在2006年，这样的战略联盟还发生在更多的企业之间，越是处于领头羊位置的企业，越会快人一步地做出这种决断：5月中旬，高宝公司与曼罗兰公司就印刷领域展开合作计划，高宝公司出资购买曼罗兰生产的设备零件6月，深圳九值印刷设备器材与韩国太阳机械正式携手合作 紧随其后的是上海中华商务与上海电气集团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明确两大集团通过优势互补和协作发展，更好地开拓市场还有网屏与惠普联手推动数码与胶版印刷作业流程的整合 中华商务 (香港)与柯达签署了协议，战略伙伴关系明确确立。无论是国际企业还是国内企业，战略联盟合作几乎成为一种潮流，似乎在这样的大潮中，谁的节奏慢一拍就有可能被优先整合者领先。
3．跨行业战略联盟
印刷行业的跨行业战略联盟是指印刷企业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将Ep．@J企业融入到整个企业生态链当中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形成外延态势。
2007年1月26日，IBM宣布将其打印机生产部门售予理光，售价为7．25亿美元，双方将成立名为 ”InfoPrinSolutions 的合资公司。最初，理光将持有新公司51％的股份，而在未来3年内收购剩余的49％股份。
关键词：杨柳青木版年画；桃花坞木版年画；制作工艺；艺术特点
中图分类号：J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160-01
年画在《辞海》的解释为“中国画的一种，夏历新年时张贴，故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民间过农历年时，张贴的表现欢乐吉庆气象的图画”。顾名思义，张贴年画是为了表现美好的愿望和追求，通俗的讲，木版年画是指用刻刀等工具在木版上雕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早在唐朝和五代，特别是北宋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术在古代经典文献、宗教读物上的广泛应用，木版年画便顺理成章的产生了。木版年画的技艺在明末清初时期达到了顶峰。涌现出一批如河南朱仙镇、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四川绵竹等著名的木版年画。
在当今社会，木版年画这种非物资文化遗产却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后继人才紧缺，部分传统工艺丢失等诸多问题，木版年画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更谈不上创作的与时俱进。论文从多个方面对杨柳青和桃花坞木版年画进行比较，了解两者的特点及差异，为木版年画的保护和艺术创作提供依据。
一、发展背景及题材
杨柳青位于今天津西部，和朱仙镇一样，杨柳青的发展得益于运河水道。明清时期，杨柳青被子牙河、南运河、大清河所包围，水运交通便利，同时天津又靠近北京皇城，杨柳青镇自然成了南北货物流通的重要码头，商业及手工业繁荣昌盛，此外天津还是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因此杨柳青年画自然受到多元化文化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杨柳青年画最早出现于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比较有名的画铺有齐健隆、戴廉增、美立等字号。明末到清朝乾隆年间，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水平达到了空前鼎盛。
桃花坞位于苏州阊门，明清时期为苏州商业最繁华的地段，发达的商业为桃花坞年画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随着雕镂和刻书的雕刻技艺、刺绣和彩灯为主的手工业及造纸技术的日益提高，再加上江南山清水秀，文人雅士常聚于此。这些条件为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桃花坞年画出现的具体时间已无法考证，但最晚不会超过明朝万历年间，清初达到了繁盛，并形成了独特的民间艺术流派。
清朝末年，国内常年战乱，部分年画画板遭到了掠夺和破坏，桃花坞年画在失败后几乎尽毁于兵火。建国后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扶持下，对杨柳青和桃花坞木版年画进行了抢救性保护，才使得这一民间艺术得到了复兴和传承。
在题材的选取上，两种年画都表现出种类繁多，主题鲜明，向往美好生活的特点。但各自又有所的不同，桃花坞以直接反映每个时期的时事风俗及历史故事等题材为特点。如年画《连年有余》，而杨柳青年画取材内容较为为广泛，除了历史故事，神话传奇、戏曲人物、世俗风情以及山水花鸟等，特别是那些与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题材，包括那些带有新闻性质的题材，这些题材的优秀作品形成了杨柳青年画艺术的主流。
二、制作工艺
杨柳青木版年画前期工艺和桃花坞基本相同，都是采用画稿刻板套印，但是到了后期制作，杨柳青却需要花费大量的功夫用于手工彩绘，即所谓的“半印半画”。一副年画通常需经过勾样、雕刻画板、木版套印、手工彩绘、装裱等五个工序，每个工序都由专人负责。年画经两、三次单色版套印之后用彩笔填绘，手工彩绘把版画的刀法版味与绘画的笔触色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对于精细的年画，套印的版数越少，手工彩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由于杨柳青距北京较近，年画经常被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贵族，所以要求年画必须具有细腻、精致、典雅的绘画效果，整体上向层次较高的水平发展。为满足这一要求，一副精美的年画往往需要手工彩绘十多层。因此杨柳青木版年画既有版味、木味，又有手绘的色彩斑斓与工艺性，民间艺术韵味浓厚，富于中国气派。
与杨柳青年画工艺相比，桃花坞木版年画则采用分版分色套印技术，一般由画稿、刻版、印刷、开相和装裱五道工序，其中刻版工序又分上样、刻版、敲底和修改。材料一般采用梨木版，刻板时全凭手中的一把“拳刀”，其方法有“发、衬、挑、复”四种，除拳刀外还有其它辅助刀具，如弯凿、扁凿、小棕帚等。印刷时采用“分版、套印、单线平板、平刷平印，每版一色”的方法。年画经装裱后才最终完成。
三、艺术特点
（一）杨柳青木版年画
北京在辽金时期为北方的刻印中心，元明清时期大批画家齐聚北京，他们继承了北宋院画和民间绘画的风格，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由于杨柳青在地理位置上地接近北京皇城，在很大程度上受北方版画和院体画的影响，作品内容丰富，刻工较为精致，人物的形象俊美，色彩典雅，同时又服务大众，形成了“入得了宫廷，进得了民房”雅俗共赏的年画风格。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杨柳青年画背景简洁，画风严谨，特别注重人物表情的描绘。嘉庆道光年间，由于社会审美观点的变化，再上杨柳青长期以来“俗中求雅”的文化风尚及民俗文化的渗透，杨柳青木版年画的风格变为活泼欢快，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
杨柳青木版年画在色彩上具有文静、雅致、青春活泼的视觉效果，由于采用印绘相结合的方法，所以颜色搭配非常重要，在民间就流传着“红忌紫，紫怕黄，黄喜绿，绿爱红”，“软靠硬，色不愣”等套色口诀。绘画过程中通常采用晕染的方法，即通过明暗色彩的关系进行造型，很少见到平涂的大色块，由于没有传统平涂中线的造型，因此手绘时其补色之间的对比冲突较小。
（二）桃花坞木版年画
它的发展得益于江南文人书画艺术，明末清初的作品在画面构图、题材选择上都模仿中国传统的绘画作品，多采用立轴和册页构图形式，近似于国画又具有木版年画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构图丰满均衡、色彩明快、线板丰富、挺秀、柔韧，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清乾隆中期，由于受西洋绘画风格的影响，出现了仿西方铜版式刻版法的所谓“仿泰西笔法”。由于这一风格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处理内容的方式上不能被国内群众所接受而未能得到长久发展。例如：我们喜欢色彩绚丽的年画，而铜版式年画为单色印刷，缺乏颜色鲜明的感觉；传统年画中主要通过人物来反映生活，铜版式年画则大力刻画背景，人物变成了点缀。清朝后期，经济衰落，木版年画的传统市场缩小，这时期主要的服务对象以农民为主，又恢复了传统形式的年画，色彩鲜明，充满乡土气息。
在色彩上，桃花坞木版年画大都以成块的大红、桃红、黄、紫、淡墨和绿为基调，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节奏感和装饰美。印刷时仅仅印刷部分墨线，其它部分的色彩采用套印方式印刷。但在清朝早中期，桃花坞年画色彩朴实，少用太过鲜艳的颜色，色调浓重和谐，具有古朴效果。
四、结论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杨柳青拥有便利的水运，具有靠近皇城的地理优势，同时也是海外贸易主要港口。而苏州自古就是经济和文化中心，文人雅士集散地。两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木版年画的发展，而各自浓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风俗信仰导致了年画风格的差异；同时两种年画均受到西洋画风的影响。随着木版年画列入国家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对两种木版年画的比较，找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差异，对于以后发展新艺术，提高人们的创新和创作能力，弘扬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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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骥才.民间年画[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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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纸质图书，除酸处理
1纸质图书的酸化危机
自古以来，图书的材质历经了甲骨、金石、竹木简、缣帛、纸张等各类基材，特别是珍贵的古籍文献大都是以纸质为传播媒体。论文参考。为了能够使其长久流传，以提供鉴古知今的功能，保存、维护纸质文献则是图书馆工作者责无旁贷且刻不容缓的工作。
纸质文献属于有机类材质，而自然界的有机物，皆会随时间之延长而呈现各种的劣化现象；在图书馆纸质文献的劣化现象中，“酸性纸”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与解决。纸张是植物纤维均匀分散于水中，经过抄纸网滤水作用得到平面薄片构造，在除水干燥处理之后，纤维间相互结合交织而成者。由于纸中之纤维呈现毛细管现象（一般印刷用纸之孔隙率约40～65％），且制纸用纤维为亲水性物质，故在以墨水书写或用印墨印刷时，墨水溶液会因为毛细管现象而渗入纸层中。
早期，欧洲多采用上胶方式以防止墨水晕散、渗透。自1807年德国发明了以松香－明矾为原料的上胶法后，十九世纪之后所制造的纸张皆采用此法处理，即松香－明矾抄纸。但这种纸张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其纸层的纤维呈酸性状态，在空气污染物的作用下，容量引起纸张变质而无法完好地保存。1964年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图书馆图书修补专家的研究报告证实了酸性纸是纸张劣化的主要原因，他曾收集1425年至1900年欧洲及美国的文化用纸，测定其耐折强度、破裂强度及纸张的酸碱值，而由其测定的结果显示，1700年至1900年所制纸张的酸碱值平均为4.0～4.9，纸张的耐折强度随着酸度增加而呈直线下降，只不过经过100年，纸张之耐折强度已下降到零；15世纪到17世纪的纸张强度则相对的较高，劣化程度较低，由此可见酸性纸自然劣化一直在进行着。这就是所谓的“酸性纸”危机。
2纸张的酸化过程
经调查，导致纸张酸化的主要原因有两种：
首先，是因为采用了酸性上胶法。由于纸中含有硫酸铝（明矾）的酸性，使纤维素引发酸加水分解所致。论文参考。在造纸过程中所添加的上胶剂：松香－硫酸铝，因铝易与其他化合物作用，而使硫酸根残留在纸层中，此种离子性硫酸不易挥发，因此会随着纸的干燥而浓缩，引起强脱水作用而引发纸中有机成分的变质。
其次，是经过自然劣化的氧化作用。例如与空气污染物的硫化物、氧化物或酸化物发生作用，甚至是微生物新陈代谢作用引起，这些均会导致纸质文献的酸化劣解而破坏。
3纸张的除酸处理法
酸性状态下制造的纸张，经长时间后或与大气中的污染物接触，将使纸张的酸度提高。在此状态下，一些酸会攻击纤维壁的碳水化合物组织，且增加酸性成分的大量沉积，时间过久则纤维素受酸水解作用而降解。因此，对于逐渐酸化的图书、文献之保存方法，是将酸性纸中残存的硫酸根予以固定或是进行除酸处理。论文参考。此类图书的除酸、中和处理法多采用各种中和药剂如：氢氧化钡、氢氧化钙、碳酸钙、碳酸镁、醋酸镁等。在此，笔者特介绍三类纸张除酸处理方法，以供同行参考。
3．1水溶液除酸法（Aqueous Deacidification）：为湿式处理法，主要为水溶液的应用。常用者为水、氢氧化钙、重碳酸钙、碳酸钙、碳酸镁、重碳酸镁等。
3．2非水溶液除酸法（Nonaqueous Deacidification）：为干式处理法，主要采用有机溶剂替代水溶液。常用者有醋酸镁、氢氧化钡、甲醇镁及甲基碳酸镁等药剂。
3．3气体除酸法（Vapor Phase Deacidification）：用气体蒸发方式的去酸法。常用者为氨、碳酸环己胺、吗啉、二乙基锌等。
4小结
酸性抄纸法是造成目前纸张文献酸化最主要因素之一，为挽救世界各地因酸化问题而陷于腐朽、溃散状态的古籍文献，除了除酸处理之外，其根本之道，便是无酸纸张（Acid－free paper）的发展与使用，用以保存珍贵的纸质类文献。
随着造纸趋势的中性化，相信纸张文献的劣化会较以前减轻。但问题在于十九世纪末起，迄近年来以酸性纸制印刷的图书、文献，其已劣化的纸质应如何处理呢，这是我们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尚未劣化的图书数据，其保存与维护更是重要。为防患纸质文献的酸化于未然，应立即针对尚未发生酸化的酸性纸张进行中性化的除酸处理，以延缓纸张酸性劣化的发生。
我们不但要用除酸处理法治标，还要用生产中性纸取代酸性造纸治本，希望双管齐下，尽快解决纸张酸化的问题，这样才能减缓纸质文献的劣化速率，而达于延长珍贵文献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美芳.纸质档案中霉菌代谢物有机酸的分析研究.中国档案,2002(12)
2.王玉玲.现代古籍保护技术的进展与应用.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19)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近百年来却落后于世界一些先进国家。除了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外，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思考和书籍设计概念的转变。把传统的“仅仅为图书做一个外包装”的概念转到强调编辑、编排理性化，视之为一种立体的、整体的造型艺术上来，我国的图书装帧水平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无论是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装帧艺术同样也面临着新时代各种观念的冲击和影响。当今的书店里，装帖精致的图书琳琅满目，但是，冷眼相观，大多数还是脱离不了仅仅为图书进行外包装的俗套。
书籍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一本好书，应该体现出内容和形式、功能和艺术的和谐对比之美。今后的图书装帧将走向何处?作为一个图书装帧工作者，我感到应该在中国书籍艺术悠久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和领悟外国现代装帧的精髓，改变装帧只是为图书进行外包装的观念，树立从外在到内在的整体设计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图书装帧整体落后的局面。
一、汲取我国传统装帧艺术丰厚的营养
装帧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世界所赞叹。日本、韩国、印度、缅甸、新加坡诸国都深受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西方人也同样从东方艺术中汲取精华，融会到西方艺术之中。
早在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到了唐代，雕版印刷已被广泛应用，它和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相结合，使古代众多文献得以大量刊印，为我国的文化积累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明代，书籍的木版插图艺术空前繁荣，达到了顶峰。可以说，从东汉的造纸到唐宋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明清的木版插图，就是一部我国书籍装帧的发展史，形成了线装、竖排的基本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基本模式是在当时印刷材料和印刷技术的限制下逐渐形成的，具有美观和实用的双重功能。
随着近代印刷术传人我国，到光绪末年，石印、铅印技术已很流行，书籍装帧开始打破了传统的古籍形式，但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近代书籍出版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然而它初期的出版物仍没有脱离线装的古书形式，只是在书衣上舍去书名签条，改排铅字，或用书法题写书名而已。到20世纪初，有些书的封面才开始装饰花边和框线，封面纸变换了不同的颜色，并有人尝试绘制彩色图画装饰封面。20世纪30年代，鲁迅把日本的书籍装帧和欧洲的书籍插图介绍到我国。以上种种，为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但是，总的说来，从五四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并没有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而形成新局面。
当时的出版行业内部，把几乎是相互割裂的工作程序和各自独立的分工方式看做是天经地义的规则：编着者提供内容，编辑加工文稿，设计者担当包装，印刷厂负责印制，一本书就这样完成了。是的，我们应记住用针笔在铜版纸上画墨稿，用一把尺子、一个圆规去寻找结构，甚至用尺子和钢笔小心翼翼地手写美术字的辛苦，它至少培养了我们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但我们的思维在相当局限的范围内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一方面是僵化刻板的劳动分工体制，一方面是传统工艺的缓慢速度，使设计者很难涉及纸和印刷质量的要求，所以也就无法孕育出理想的、美观实用的、趣味无穷的文化生命体。这就使我们过去的装帧艺术作品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二、电脑特技的广泛普及和盲目运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这是一个炽热的电脑普及的时代，装帧艺术家们放下手中枯燥的墨稿制作，将创作手段早已放到鼠标和键盘上了。带着一种兴奋，一种狂喜，电脑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它的准确、快速是手工制作难以达到的。
面对高科技工具，一些人一时有些手足无措。人们迫不及待地运用电脑，依赖它的特技．依赖它的快速。然而，不少图书的封面，脱离书的内容，成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图案拼凑，成为不负责任的电脑特技展示，走向了一个极端。我们在书店和观看装帧展览时，到处都能感受到散发着电脑特技效果的时代气息，神秘、机械、冰冷的电脑特技占领了图书市场，占领了商品市场，甚至占领了大街小巷的广告市场。一部分装帧设计工作者没有真正掌握好现代设计语言，一些出版社的决策者艺术品味低下，导致一部分书籍封面图形盲目堆砌、颜色鲜丽刺目、文字杂乱无章，成为了视觉垃圾。其实这些人在迎合市场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地研究市场，他们不了解消费者的视觉感受在不断变化，审美能力在不断提高。将来，随着整个社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各种资讯的发展将导致人们视域更为开阔。这些有文化的新一代成为消费群主体时，一味盲目、屈服于市场的书籍装帧设计并不会受欢迎。
设计的效率提高了，但人们开始感到一种无奈，开始进入了冷静思考阶段。因为电脑毕竟是工具，而人脑才是产生艺术的主体。设计者只有不断注重个人自身的艺术修养，对装帧艺术有着一个全方位的理解，电脑才能使我们的设计如虎添翼。
20世纪90年代的封面设计处于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电脑特技大爆炸时期，这是装帧艺术的畸形发展，是不正常的，也是不能持久的。这一时期的图书装帧，还是绘画式的封面，一成不变的正文，仍然停留在图书外包装的层面上。我们广大的书籍设计者也都在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我们和国外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三、从图书的外包装走向图书的立体设计
在经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电脑特技大爆炸之后，书籍装帧者深切感受到时代的逼迫，不得不更新传统观念，开始对书籍装帧进行立体的全方位的思考。称它为立体全方位，是因为从表面上看，我们设计的内容至少有三个不同平面的组合(封面、封底、书脊)，从内容上看，内文的插图、纸张、版式的结构等均属装帧艺术的范围，装帧艺术不仅是设计、绘画相结合的艺术创作，也是艺术设计和物质材料相结合的产物。只注重某些方面的艺术形式代表不了装帧艺术的全部，如果没有相宜的字体和版式、扉页和封面、材料和工艺的配合，就不是一件完整而有魅力的装帧艺术作品。
早在I9世纪，英国装帧设计家威廉姆·莫里斯就极力提倡书籍之美要体现出生活与艺术相融合的设计原则；20世纪初，意大利出现了追求机械动力主义和速度感的未来派书籍设计风格；俄罗斯兴起了具有革新意义的并成为现代书籍设计艺术起点的构成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设计家们强调书籍设计语言关注现实生活，强化内容要素，书籍设计不能仅仅是信息内容的载体，而应该视为一种造型艺术。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出版社的体制改革一步步深化，不同模式的设计工作室不断出现。以上种种设计思想，也逐渐被我国的书籍设计者们所接受。具体地讲，封面和护封是属于工艺美术范畴，有着保护和宣传书籍的作用；而插图从本质上来说属于造型艺术，是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版面的设计可以说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而字体、纸张、印刷和装订的相互配合、合理运用才能完成一件完整的装帧艺术作品。
关于“编辑”，许慎《说文解字》释“编”为“次简”。“辑”为“车和舆”。《说文段注》认为“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日编”。《辞源》释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现在“编辑”是指“策划审理作品使之适合流传的再创造活动”。编辑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从图书产生到消亡的诸多环节都与之相关联。大凡图书起源、著述编撰、整理校雠、抄写印刷、征书刊刻、补阙辑佚、出版发行、流通利用、典藏保护，以及编辑思想、旨趣、方法、体例、贡献等，都是编辑活动的内容。
一、古代学者编辑理念：传承斯文，教化礼乐
古代知识分子在个人著述和编辑方面，向来提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们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编著联系在一起，视“三不朽”中的“立言”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中国最早严格意义上的编辑家应是孔子。刘知几认为，“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史通・六家》)相传孔子编订了六经。章学诚指出：“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校雠通义・原道》)孔子的编辑理念就是他自谓的“述而不作”，编纂的目的是代古圣人立言。当孔子被拘于匡地时，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史记・孔子世家》也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可见孔子有着深刻的责任感，忧患礼崩乐坏、诗书阙如，希望能替天传道，流传斯文于后人。这正如郑樵所言：“古人编书，必究本来，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通志・校雠略》)
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日益繁荣，产生了私家刻书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坊刻。私家刻本在总体上优于其他版本，常选择优秀底本，精审校勘，请名家手写上版，请名工巧匠刻版印书。这对于搜求辑佚，改进刻印技术，以及推动学者治书颇为有益。民间坊刻常常是编、刻、印、售合一，经营自主灵活。但有时候为了稿源，不顾版权；为了牟利，不择手段。坊刻的内容主要是平民日常阅读的农桑、医算、类书等。虽然质量不高，但它推动了图书流动的数量和速度，繁荣了文艺创作，活跃了书籍贸易，推动了造纸、制墨等有关手工业的发展。总之，“以‘射利’为目的的私人书坊，虽然不免遭到官方的管制和文人的批评，却也是活跃图书流通市场的重要渠道。而私人书坊所热衷出版的小说之类俗文学图书，也沟通了文人作者与市民读者的联系，成为官方出版物排斥小说的一种必要的市场补充”。
二、古代统治者编辑理念：润色鸿业，广大文治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包括编书、校书、刻书、藏书在内的编撰工作。从西汉开始，政府开始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并编成国家藏书书目，即官修书目。隋唐五代时已设立编纂机构如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史馆等，常从事的活动有编纂书目、类书，刊定经典，编修史书，修订医书等。统治者尤其重视经典的编辑，常任用重要官员和学者主持编辑工作。这是因为经典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经”，班固《白虎通》释为“常”，即常道，不可变易的道理；《文心雕龙》认为“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隋书・经籍志》更称赞“经”为“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可见经典的社会政教功能，以及编撰典籍资以治政的功利性目的都是很受统治者重视的。如五代时期刻印儒经是编辑印刷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书籍流通和文字传播方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雕印儒家经典之先河。从此印刷业由民间进入官府，官刻、国子监刻书成为传统。古代皇家或者官府编辑图书，都有着明确的社会政治目的。例如有“类书始祖”之称的《皇览》，约成书于三国魏文帝黄初年间。它的体例对后世的《四部要略》《艺文类聚》等类书影响很大。曹丕《典论・论文》称赞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明确提倡“缙绅考六艺”，因而王象、刘劭等倾心编辑《皇览》，并得以拔擢升官。此书卷帙浩繁，当时无能出其右者。虽然时人很重视此书，但唐代刘知几认为“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史通・采撰》)再如《古今图书集成》原系康熙皇帝三子胤祉奉康熙之命与侍读陈梦雷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康熙钦赐书名，雍正写序，为此《古今图书集成》冠名“钦定”。陈梦雷罗列众家之弊，赞誉此书的追求为“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广大圣朝文治”(《进汇编启》)。相对于《四库全书》，《集成》中收录了许多一度曾被禁毁的图书，故具有完备的文献参考功能。乾隆也曾以此书褒奖在《四库全书》编写过程中献书较多的天一阁等私家藏书楼。
三、古代书院和寺庙藏书编辑理念
1.书院：弘扬儒教，师承学术
古代书院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主要从事藏书、供祭和讲学。书院大多有着丰富的藏书。有的还自己刻书印刷，供师生研读，如清代江阴南菁书院曾专设书局刊印图书。书院很少刊刻皇家所编图书，更少农桑卜算、阴阳杂家、启蒙读物、稗官野史等，主要刊刻学术著作注重学术师承，以求成一家之言。因此，书院刻书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繁荣、文化高涨时期。总体说来，书院刊刻内容包括书院师生读书札记、研究成果，教学所需名家读本和注释本，历史上重要的丛书、文集，历代先儒大师的巨著和本院山长等人的名作，其目的在于将这些学术性著作流传于世。
最近读了黑龙江少儿社出版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一书,它是青年儿童文学评论家谭旭东的博士论文。此前,我就听说他在写一部关于电子媒介、童年与文学的书,今天终得以捧在手中,对这一独到的研究成果感到新鲜和好奇。
作者选取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和儿童文学研究这个课题非常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童年为何要再现?儿童文学如何面临重构?这与电子媒介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
二十世纪中后期,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兴起并开始深刻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享受电子媒介为我们创造的各种便利的同时,一些困扰也萦绕在了我们的身边。在经济利益的驱逐下,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发行率、上座率纷纷追高,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全民皆娱乐,社会整体浮躁。人们越来越习惯电子媒介带来的快捷便利,立体刺激的声光电胜过黑白交织的平面文字。提笔忘字的人多了,静下心来思考的人少了。美国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向世人警示:“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泛娱乐化”倾向对国民心理、社会风气、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等方面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日益显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也不无例外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像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说:“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我国有不少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已就媒介和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展开研究。欧阳友权指出:在数字化媒介的强势覆盖下,“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直观遮蔽沉思,冲击美感,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叙事。图像文化的视觉冲击不断挤压着文字阅读的市场空间,萎缩了文学消费的读者阵营。
谭旭东敏锐地捕捉到了电子媒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并从个人的童年经验出发,认为电子媒介对当今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儿童面对的是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相交织的文化环境,在这一环境里,儿童从上辈那里线性地接受文化熏染已不可能。其次,电子媒介改变了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电子信息形成了儿童新的认知图式和认知心理,从而使其童年体验发生变化。传统的教育体系已不可避免地遭到电子媒介的解构。在印刷文化时代,儿童的社会化更多的是依赖读书和学校教育,而电子媒介的兴起构成了教育的挑战力量,电子媒介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参与了儿童的社会化过程。
作者对儿童所处的境况深感焦虑,通过阅读西方学者论著发现,虽然他们在探讨电子媒介对儿童的影响和对文学的影响方面有着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但媒介与儿童特别是和儿童文学内在或外在之联系的研究还存在空白地带。国内当代文学批评界和文化研究专家对电子媒介对于儿童和儿童文学的影响也缺乏研究。作者深刻洞察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空白,勇敢而自觉地担纲此课题,并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这部论著的思路很清晰,其基本观点是:童年是在儿童观、儿童教育和读写文化等多种合力的作用下被历史地建构起来并得以确认的,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儿童教育文化和印刷文化都遭到了电子媒介文化的解构,童年生态遭到破坏。面对童年的这种危机,必须重塑儿童文化,以新的教育文化和阅读文化来抵制电子媒介文化的负面影响,达到呵护童年和捍卫童心的目的。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化的一部分,在电子媒介所导引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的影响下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因此必须重建儿童文学,才能使儿童文学成为呵护童心、捍卫童年的儿童文化。
作者借助多学科观点,运用多样化、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把童年和儿童文学放置在历史的坐标和文化的语境中进行探讨。谭旭东首先是采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深入童年建构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儿童文学在电子媒介文化语境中的变化及其文化价值,勾勒儿童成长和儿童文学社会关系的一个图景。其次,作者运用媒介和媒介文化的相关理论来考察童年生态的变化和儿童文学的发展,以媒介和媒介文化这一通道进入,跳出儿童文学来对儿童文学进行由外而内的审视。再次,他采用了弗莱的“系统批评”的方法,一方面主张批评与研究应建立在文学的内在原则上,另一方面又把儿童文学放到其他文学作品中去,并在儿童文学与其非文学语言背景之间建立起联系,在论述时还借助了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儿童哲学等多种学科的观点来共同探讨这一问题,力图对当下儿童文学的现状和出路作出整体性的剖析。
在该书的余论中,作者讲到,批评并不等于否定。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有颠覆一切的野心,而是在文学理论变得虚幻、虚假而虚弱的今天,恢复文学理论的批评力量和现实情怀。因为面对新的时代、新的问题,研究者要敏锐地面对现实问题,在纷纭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彰显出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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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广告暗指流行网络语的应用，可以迅速吸引读者的注意，使受众很自然的联想到上文这则流行语的原文，从而很容易理解这则广告语的意思，即此款车的特点是价格便宜，不用再多“等”就能成为有车一族。
2.2 互文性有助于广告获得潜在顾客的信赖
案例2：起亚首席设计师，欧洲三大汽车设计师之一的Peter Schreyer 认为 “最简约的设计往往给人最强烈印象”，“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一眼就能认出是起亚汽车，这将是今后要赋予起亚的整体设计思路”。（08/07/21/A20）
案例2为具体互文的引用。这则广告引用了起亚首席设计师、欧洲三大汽车设计师之一的Peter Schreyer的话来为广告增加说服力，突出产品的简约特点，有助于广告获得潜在顾客的信赖。此类互文性的应用必须选择引用此领域的专家，在广告中需凸显产品权威专家的头衔才能更好地达到其说服性的功能。Peter Schreyer 作为汽车设计领域的权威人物，尤其“欧洲三大设计师之一”的头衔构成了他在汽车设计领域的专家身份，从而使他的话语有了一定的权威性和引导性，进而增强了该广告的劝说功能，增强了潜在客户对产品的信赖感。
2.3 互文性使得广告更具审美价值
案例3：时光，在这一刻留驻，就在回眸的刹那，无论是美丽独到的前脸造型、流畅的整身线条、浑圆饱满的掀背车尾，还是精细雅致的布局与内饰……东风标致307两厢，从外到内，每一寸，每一处，与生俱来的优雅品味，就是会让你彻底沉迷，无法抗拒。（08/05/28/A13）
案例3属于混合文学体裁的体裁互文。更确切地说，该广告的体裁互文混合了散文的体裁。散文的措辞优美，让人有一种美的享受。该广告散文般的措辞凸显了产品的优雅品味，使受众对此款车型有一个更感性立体的认识，增加了广告的审美价值，有助于广告劝说功能的发挥。
2.4 互文性使得广告容易记忆
案例4：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08/06/03/C03）
案例4是成功汽车广告的典范。这则广告为具体互文的俗语一类。很多读者对这个广告词过目不忘，就在于其对中国俗语的灵活应用。“车到山前必有路”源自中国有名的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码头自然直”。此广告借用俗语前半句“车到山前必有路”，然后运用顶针的修辞手法和打油诗般的风格，把广告品牌顺畅地体现在下半句中，读来琅琅上口，闻之即诵。通过此类互文的应用，广告迅速把品牌名植入大众印象里，实现了广泛传播、增加品牌知名度的目的，从而更好地达到广告的劝说功能。
3 结语
互文理论纷繁复杂，覆盖领域广泛，此文仅为具体语篇中的尝试性分析。我们希望通过对中文汽车广告语篇的互文性研究，能够有助于我们了解汽车广告中互文性的应用。广告中的互文性除了体现在文本中，还涉及图片因素、声音视频、各种文化因素等等，这一切还有待于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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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金龙.广告语篇互文性研究[J].重庆：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
【内阁大库档案检索】
“内阁大库档案”包括诏令、题奏、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稿本、各种黄册、簿册、内阁各厅房处与修书各馆之档案，以及试题、试卷等各色文书约31万件，是研究明清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的珍贵史料。这批档案在清末由于库房损坏而被移出大库，辗转迁播，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到目前为止，史语所明清档案工作室已完成档案登录155,000多件，撰写提要98,000多件，扫描档案38,000余件，出版《明清档案》370册，共约50,000件。目前所有文字提要与全文影像已实现网络检索，其中包括对外开放的文字目录检索和授权使用的全文影像检索两部分。
内阁大库档案的文字检索内容包括事由（档案内容的提要）、时间（档案发下、进呈或移会的时间）、职官（档案上奏人的官衔与姓名）、册别件号、登录号、文件别、备注等。如在具奏栏中输入“张廷玉”，便可从数万件清代档案中轻而易举地检索出这位清朝重臣的945件奏折所在。
【台湾中研近代史所藏清代文献检索】
这个资料库似乎是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内部使用资料库，资料库没有导航页面，也缺乏相关说明，但没有检索限制。包括近代史所藏经济档案函目汇编、近史所藏外交档案函目汇编，内阁汉文黄册、内务府奏销档四个子录。此外，网络上还有近史所藏刑科题本提要目录、近史所藏俸饷册提要目录以及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外交档案，也都没有必要的说明。
【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包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汉学研究中心所藏明人文集，以建置联合目录与篇目索引两大功能为主，具备文集书名、作者、版本及馆藏地多项检索功能，并可全文检索作者小传及序跋、附注等。
二
受到时限和周期的限制，传统的论著索引的动态信息相对滞后。而以网络为载体的论著检索数据库具有信息量大、更新迅速的特点，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中国考古学资料库】
这个数据库由台湾史语所开发，主要是搜集中国的考古学报告及研究目录，内容系以《中国考古学年鉴－－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为主，主要包括考古学专论、分论、田野考古资料、美术考古、古代工艺科技等，增加史语所研究人员所搜集的相关专题研究书目，并对照日本《东洋学文献类目》加以补充。
【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根据汉学研究中心民国1994年和1999年出版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1988-1992）两册印刷本资料汇整而成。资料收录范围涵括公元1912年至1992年八十年间台湾、大陆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总共收录经学研究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纸论文等35,900余笔。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刊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内容系根据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8年出版的《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6）》印刷本目录制作完成，收录范围含括公元1912至1996年间台湾、香港、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旁及国内所能收集到的日文西文论著，兼及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所收藏有关两汉诸子研究的相关资料，可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篇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内容系根据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印刷本目录汇整而成。资料收录范围涵括公元1908年至1997年间，海峡两岸、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学者之研究成果，并旁及海外汉学家各研究目录，总共收录敦煌学研究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纸论文等12,000余笔。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篇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史语所同仁辑唐宋明清史书目】
收录了台湾史语所研究人员所辑录的有关唐宋明清史研究的中日文论著多种，但体例不一，范围不详。
【郭店楚简论著检索】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竹简中，发现了大量先秦佚籍和与传世典籍的早期写本，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成为近年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热点所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开发的“郭店楚简资料库”，不仅能够检索郭店楚简的全部释文，还提供了近年来郭店楚简研究的主要参考论著检索。
【《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检索】
由台湾史语所生命医疗研究室开发，包括“传统时期中国的《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传统时期日本的《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日本《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日本《黄帝内经》研究论文书目”、“当代西文《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与文献书目”、“当代韩文《黄帝内经》研究文献书目”、“当代台湾《黄帝内经》研究书目”“中文研究文献书目”等几个子数据库。
【唐宋文学研究论著检索】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可检索相关论文的著者。刊名、卷期及论文关键词和提要。
【红学研究资料库】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包括红学研究计划检索、红学学位论文检索、红学期刊论文检索、红学研究论著检索几个相关数据库。
【宋代诗词论著检索】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可检索题名、著者等内容，编码为简体中文。
【佛学书目检索】
由台湾大学佛学数字图书馆暨博物馆开发，包含书籍、期刊杂志、博士硕士论文等资料。
【国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典藏的海外汉学博士论文为主，搜藏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等，总计约有9,000种，皆为国外大学从事汉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数据库提供全文检索、论文题目（作者）、毕业学校、学位名称、主题分类等索引浏览。
【史语所同仁著作目录】
收入了台湾国学研究的核心机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众多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三
除文献提要和论著检索外，网络上还有一些构思新颖，功能实用的数据库。
【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中西日期转换是历史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曾有多位史学家穷数年之功编制了多种中西历法转换的工具书。台湾中研院根据薛仲
三、欧阳颐的《两千年中公历对照表》编制了“两千年中西历转换系统”，只要输入国号、帝号、年号、干支、朔闰等内容，便可进行中西日期转换。遗憾的是，这个系统只从西元公元元年，即汉平帝元始一年开始，对于公元前的日期，尚无法检索。
【搜文解字古文字资料库】
由台湾史语所开发，资料库分甲骨文、金文、周文字三部分，选择偏旁字型总表，可进入相应的资料库，资料库内容包括字头、字形、析形、词性、词义、辞例、出处、语义和说明，部分辞例可链接拓片图像，以便使用者参考。
【汉代墓葬与文化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是对汉代物质文化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开发，包括汉墓资料库、铜镜玺印资料库、汉画资料库三部分，收录了相关的文物的图像、形制、出土地点、日期及著录期刊。
关键词：文化产品贸易；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美国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6―0050―02
文化产品贸易是世界各国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美国虽然在货物贸易方面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在文化贸易上却呈现贸易顺差，属于文化贸易强国。借助“经济全球化”的进展，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亦蔚为大观。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以视听媒介文化产品出口为典型代表，其文化产品贸易无论从营业收入、覆盖地域还是从实际影响力来看，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贸易国，但是出口的产品大多集中在工业制造品方面，文化产品出口则远远落后于对外贸易的总体发展。为了加强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出口，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扶持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出口贸易额逐年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美国是我国文化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2012年美国成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为分析探讨中美两国间文化产品贸易状况，本文从产业内贸易角度，实证分析两国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分析结果将对我国文化贸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文献综述
1.1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研究中，Wildman、Siwek（1988）通过对国际影视文化贸易的分析，认为影视文化产品的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即较大规模的投资会使其生产的产品具备竞争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Frank（1992）分析了美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认为外部规模经济、物质资料和人力资本都能提升美国影视文化贸易的竞争优势。Schulze（1999）将艺术文化产品分为现场表演艺术、不可复制文化产品和可复制文化产品。他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对可复制文化产品贸易的解释性强，但并不适用于不可复制文化产品贸易。Marvasti（1994）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图书、报纸、电影、唱片领域的双边文化产品贸易额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语言的相似性、人均收入、资本密集程度、人口规模是影响两国间文化贸易的因素。Marvasti、Canterberry（2005）研究了1991-1995年期间，美国与33个国家间电影文化贸易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语言、教育等因素对美国电影出口具有正面影响。Disdler（2010）实证检验了1989-2005年跨国双边文化产品贸易的决定因素，认为文化相近性对文化产品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指出文化产品贸易的增长与一国总贸易规模扩大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1.2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最初始于对中国文化贸易逆差的关注。例如，赵有广（2006）指出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存在严重逆差。后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更加系统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如方慧、尚雅楠（2012）选取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广告宣传、电影音像五大行业，通过计算TC指数和出口优势变差指数，得出了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的结论。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出版的《创意经济报告》及随之推出的创意经济数据库为研究文化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更好的数据基础，促使更多研究成果的出现。朱文静、顾江（2010）发现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很强，但体现文化产业精髓的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很弱，逆差严重。白远（2010）发现中国是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大国和消费小国，但“出口大国”是基于文化产品贸易而言的，而且指出，如果文化创意产业只被定义为服务业或知识产权业，那么中国在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上的确毫无竞争力可言。方英、李怀亮和孙丽岩（2012）总体上对中国文化贸易的规模与结构进行了分析讨论，运用国际竞争力指标分析了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文化贸易逆差与竞争力落后的形成原因，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讨论。赵有广（2006）指出版权贸易中的软件和电视节目是我国文化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造成这种逆差的主要原因则是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未对文化元素进行经济化传播、货物贸易没有承担宣传中国文化的责任以及政府的支持措施不具体。康小明、向勇（2005）从文化产业集群角度，按照迈克尔・波特的钻石理论，指出影响文化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要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状况、文化企业战略、相关辅助产业和政府行为等。白远（2007）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行业界定的基础上，指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科技水平、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和融合、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内市场需求是文化创意产业形成的条件。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见，当前的相关文献关注的是我国文化产品贸易状况、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分析文化贸易的研究尚且不多。由于在文化贸易方面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本文试图做以下三方面的论证：一是目前的文献均认为我国在文化贸易方面存在贸易逆差，本文将实证分析中美文化产品贸易是否真正存在文化贸易逆差；二是分析中美两国在核心文化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三是分析判断中美两国在文化产品贸易上是否呈现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格局。
1.3本文研究范围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2005年将文化贸易分为文化产品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而文化产品可分为核心文化产品及相关文化产品，其中核心文化产品包括文化遗产、印刷品、音像媒介、视觉艺术、影视媒介；相关文化产品包括音乐、影院和摄影、电视收音机、建筑和设计、广告、新型媒介，并划分出相应的协调制度编码。本文根据该定义，同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分析中美9类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
2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衡量方法
2.1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衡量方法
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程度可以采用一定的指标来衡量，这些衡量指标包括巴拉萨指标、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指标。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衡量指标是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提出的G-L指数，这个指数近似于衡量产业内贸易在全部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首先从某类文化产品的角度来看，该类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在公式①中，GLit是第i类文化产品在t时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t和Mit分别代表第i类文化产品在t时期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在本文中，i取值为1-9，分别代表文化遗产、印刷品、视觉艺术、影视媒介共4类核心文化产品，以及音乐、影院和摄影、电视收音机、建筑和设计、广告共5类相关文化产品；根据公式定义，0≤GLit≤1，该指数越接近1，表示该类文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其次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用各类文化产品GLit指数的加权平均求得，以表示该国文化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Wit为第i类文化产品在t时期的贸易权重，是各类文化产品贸易在总文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因此权重越低的产品类别，对总文化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就越小。
2.2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衡量
从产品差异角度产业内贸易水平可以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IIT）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IIT）。Greenaway等人（1994）以产品质量为根据提出了区分方法，他认为产品质量可以由产品价格来体现，具体的衡量方法如下：
3实证分析过程
3.1中美文化产品贸易规模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市场集中于美国和欧盟，美国是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对美国文化产品出口为170.4亿美元，进口为8.38亿美元，由此可见在文化产品贸易上中国对美国呈现贸易顺差，不存在所谓的“文化贸易逆差”现象。中美文化产品贸易规模与两国间的对外贸易规模相差甚远，2012年中国对美出口高达4256亿美元，自美国进口1105.9亿美元，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率仅为4%，文化产品进口占总进口仅为0.7%，这说明两国间文化贸易规模很低。
在核心文化产品上，中国对美出口集中在印刷品上，2012年印刷品出口占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的38%，具体主要是图书、报纸和期刊。其次是视听媒介产品，2012年视听媒介产品出口占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的16%，具体主要是摄影和电影产品；进口方面，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印刷品，201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印刷品占文化产品进口的232%；其次是视听媒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视听媒介产品主要是电影和新型媒介。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相关文化产品是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的4倍。从具体产品来看，中国对美出口集中在电视收音机产品上，2012年电视收音机出口占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的半壁江山，达53.9%；其次是音乐产品，2012年音乐产品出口占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的24.2%，具体主要是乐器和录音媒介。从进口上看，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影院和摄影产品，2012年影院和摄影产品进口占中国进口美国文化产品的27%，具体主要是电影摄影机、照相馆和电影院使用的产品。
综合核心文化产品贸易和相关文化产品贸易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对美国的文化贸易以相关文化产品为主，尤其集中在电视收音机和音乐产品出口上。同时，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无论是在核心文化产品（文化遗产除外）还是相关文化产品上对美国均呈现顺差，而且顺差很大。
3.2中美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本文通过公式②计算中美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总指数发现，中美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不高，产业内贸易总指数最高时也仅0.082，这说明中美文化产品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特征。
从9类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来看，中美两国相关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高于核心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这说明中国对美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相关文化产品上。核心文化产品产业贸易水平较高的是文化遗产和印刷品，最高分别达到0.76和0.47；而视觉艺术和影视媒介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特征。相关文化产品方面，中美在影院和摄影、广告两类产品上产业内贸易特征明显，最高分别达到0.88和0.95；而在音乐、电视收音机、建筑和艺术三类产品上产业内贸易特征不明显，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
综上所述，中美文化产品贸易还处于发展阶段，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中国在相关文化产品出口上具备一定比较优势，两国间在相关文化产品上产业内贸易水平也相对更高。
3.3中美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公式③和计算公式④计算发现，中美两国在9类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上主要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电视收音机、音乐两类相关文化产品上垂直产业内贸易尤为突出，这说明中美两国在主要文化产品生产上提供的是质量不同、价格不同的相似文化产品；只在文化遗产这类核心文化产品上表现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这说明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方面存在差异性，从而使两国文化消费者在选择消费文化遗产方面可供选择的产品增多。由于垂直产业内贸易格局主要由两国文化要素禀赋差异引起的，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此可见中美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格局与工业制品产业内贸易格局完全相同。
4结论和建议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两国文化贸易规模不高，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不高，但在文化遗产、印刷品、广告等文化产品上表现出相对较强的产业内贸易形式。
4.1通过政策调整推动国有文化机构走向市场，鼓励文化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
2012年我国制作生产电影745部，电影产量仅次于美国和印度；2012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27.04亿美元，美国电影票房收入108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文化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一定的效益，中国文化企业还存在规模小、分散生产、企业效益差等状况，这些是阻碍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文化企业要从产量经济向规模经济转变，鼓励文化企业注重和追求规模经济，就是要通过政策调整推动国有大型文化机构走向市场，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大型文化企业的领头羊作用。
4.2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文化方面法律法规
由于中国与美国的制度差异会阻碍两国文化贸易规模，降低两国间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因此中国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文化方面法律法规，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贸易规模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4.3文化贸易的发展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发展文化产品贸易，对于中国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模式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经济软实力，而后者又将对中国其他产品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传播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助推的一蹴而就，因为文化产品出口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接受并成瘾的民间过程，政府应致力于文化企业创新的扶持上，而不是直接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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