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6 20:23: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国文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者简介〕门红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近年来，台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呈现日渐活跃之势。2003年，台湾一批学界同仁，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以期聚集更多的现代文学爱好者，共同推进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2004年，他们又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这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宗旨的学术性刊物。同时，他们也非常注重与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交流，自2003年在台北举办第一届“海峡两岸华文文学研讨会”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16－17日，由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2011海峡两岸百年中华文学发展演变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多所高校的学者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百年中华文学研究的新问题。大陆/台湾这两种空间框架所呈现的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种对比研究，无疑会让我们看到百年现代文学发展更复杂的历史情境与更独特的现场解读，这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一个概念的阐述：“民国文学史”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大问题，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似乎每一次命名都不能很准确地表达这一学科的性质。在这次研讨会上，此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的《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游移与中华民国文学史的缺位》指出，“打通近、现、当代”的努力因为“近代”、“现代”、“当代”这些没有明确时间界限的词语的不科学而难以成为事实，解决的方法就是确立“中华民国文学史”概念。四川大学李怡《从历史命名的辩证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认为，“民国文学史”不仅是时间的概念，也是意义的概念，应该有自己的意义维度和规范，即“民国文学机制”――民国的经济形态、法制形态、教育机制以及民国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人文性格。西华大学王学东提出“民国文学”概念有“三个还原”的价值，即还原这一时期文学的真实历史境遇、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内部的多重“张力”、民国文学作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面目。西南民族大学汤巧巧分析了民国文学史建构的现实可行性与操作性。四川大学马睿的《词语的命运：现代中国的“文学”定义》探讨了“文学”这一词语的意义演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对自身的调整与重组。
二、再次回到文学本身：文本细读所呈现的多种解读视角
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此次研讨会，台湾学者带来了最新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研究。成功大学苏伟贞《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南来文人的香港书写――以一九五零年代为考察现场》通过对个案作家的解读，指出南来文人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的原因，是空间的转变导致的自我认同的矛盾。东华大学黄宗洁通过对施叔青《风前尘埃》与钟文音《昨日重现》的细致分析，探讨了日常物件的文化符号作用。东华大学刘秀美通过对里慕伊•阿纪等四位女作家创作的分析，探讨了族群女性在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过程中传统民俗所扮演的角色。台湾大学黄美娥通过对曾今可文字的重新阅读，探讨了曾今可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去台前后的心理历程。中国文化大学宋如珊分析了刘恒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中的生存欲求与死亡界限两大主题。台湾师范大学石晓枫分析了苏童小说《刺青时代》与《城北地带》中的“身体暴力的残酷美学”，这些暴力的渲染是“”中中国“政治身体”反映到“少年身体”上的文化展现。岭东科技大学魏美玲解读了韩少功散文集《山南水北》中所描写的“乡土世界”，其中也体现了韩少功的新寻根倾向。台湾政治大学张堂以无名氏（卜乃夫）1940年代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题材处理、文字风格及其时代意义。东华大学魏贻君以战后迄今台湾原住民族的汉语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属性的性格内涵。中原大学的曾阳晴比较了张资平的《约旦河之水》与北村的《施洗的河》，分析了这两篇小说中的哲学意味。
三、史料发掘的意义：新的学术发现与旧问题的重新阐述
史料报刊杂志的发掘与解读是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生命力所在，在史料的钩沉中，一方面可以重返历史语境，感性体验20世纪的社会现场，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史抒写中既定结论的一种重新思考与透析。四川大学陈思广的《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以梁实秋和华思两篇被忽视的接受史料为例》一文，探讨了这两则史料对《骆驼祥子》研究的重要意义，即纠正了《骆驼祥子》接受研究中的偏差。绵阳师范学院杨华丽的《“XY”与钱玄同――兼论吴宓“艳体诗”事件》通过翔实的史料梳理与解读，展现了“艳体诗”事件的全貌，重新定位了“艳体诗”事件的性质。四川大学周维东的《青年、必读、书与新文化――鲁迅〈青年必读书〉中隐含的问题》则是对史料的重新解读，指出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复其实是对现代学院派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强势地位表示不满。四川师范大学段从学《答复这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重新考察了鲁迅关于启蒙问题的论述，提出 “鲁迅的启蒙”失败源于他自身对启蒙的消解。四川大学冯宪光《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关于文体的叙述与对中国传统文体分类的继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中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辛亥”》指出研究现代文学中的辛亥要还原历史，要注重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同时也要重视历史史料中的文学因素。台湾中原大学的李宜涯教授探讨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很重要的刊物《青年进步》中的小说作品，丰富了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西南大学张武军《中国现代悲剧理论的大飞跃――从王国维到陈铨》分析了陈铨的“悲剧观”，指出他对王国维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四川大学姜飞的《左右逢源：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重新梳理了新文学史上“新写实主义”的来源与在国共两党的不同意味。乐山师范学院的廖久明以扎实的史料与翔实的考证，重新解读了郭沫若回国与陈布雷所起的作用。
四、学科的新思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及当代文学的新现象
此次讨论，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一些饶有趣味的文学现象，呈现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四川大学的陆正兰分析了方文山歌词中的“穿越式叙述”，歌词的转向也体现了当代人思维的变化。西华师范大学傅宗洪考察了现代流行音乐与现代诗歌的关系。西华师范大学程丽蓉则分析了现代小说中的音乐化叙事及其伦理效应。四川师范大学李琴的《“内部书”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探讨了内部书对于文学场分化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看到，海峡两岸近一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局面：大陆研究比较注重宏观建构，“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可行性论证成为大陆学者论述的焦点，这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每一次的命名不仅是名称的改变，名称背后是对现代文学的重新解读与感受，“民国文学史”中的“民国”强调回到历史现场，不回避也不刻意加强文学与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而且探讨这些因素究竟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然，与宏观建构同时并重的应该是对于民国的细致研究，只有更多史料的梳理与文学解读，才能使这一概念更加丰盈和扎实。台湾学者则注重文本的细读，这其实是回到了文学研究的根本，文学归根到底是对作家作品的深刻体认，去探究大时代下个人的体验与感受，但是基于现代文学独特的背景，它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如果文本的解读能与历史大背景密切结合则可使细读更为深入。总之，不管是宏观建构还是微观解读，海峡两岸学者不同观点的交锋或唱和无疑会推进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
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着,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
(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关键词〕 进化论；科学方法；汇通中西；体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纪之初总会生出文化向何处去的疑问，回眸百年前的民国文人在世纪之交中国文明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一个宏大的民族心理趋向，中国的学人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的争论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分析参考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宝贵财富。重新认识民国学人在“文学概论”上会通中西的理论探索也是寻求文化变化的轨迹的一种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为寻求文论现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乱世，学术就有了更大的担当和责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了，“《文学论》是刘永济先生年轻时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课的讲义，最早于1922年在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来在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成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1]（214）刘先生凭借深厚古代文论的基础和扎实的西学功底，其融汇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鉴国外的文学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古代文论。其用进化论眼光、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架构中国文论的体系，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进化论文艺发展史观
中国古代文论受儒家思想的制约，信而好古、依经立义，强调述而不作，全力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传统学术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存有以古为尊的文论价值取向，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 “载道”的文学功能主义传统之下，后代的文学必须从前代的权威中获得许可，符合传统的要求，才能被认可。这里面涉及一个文论的发展观和权威性的问题，就古人的文论观来说是认为文学有恒在不变的稳定性，古人已经把文学发展的终极真理认识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来做即可。古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不变的具有恒在价值的认识体系。而进化论的文论观不同以往，把文学当成一种不断进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把文学的终究价值放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学的演进之路和文化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刘永济《文学论》第一章之第一节“文化发展之概观”载：“因人类文化之发展，莫不由含糊而渐近明晰，由简略而渐进圆满，由武断而渐趋精确。今日之明晰圆满精确者，异日或更以为含糊简略武断，亦不可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贻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发展无穷，未可画然自止也。”[1]（5） 刘先生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上，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的由“含糊、武断”而逐渐趋向精确、圆满。不必以为古代的一定比现在的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语中的这里体现了很明显的进化论的眼光。“文学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文学之内容亦极简略，人之对于文学又多武断之论，故未能脱宗教之羁绊。且文学之于宗教，其关系之密切，较之他种学术尤甚，故为之服务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崭然自见于世。”[1]（5）
文学和文化、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先生在这里认为文学最开始时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学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源自西方，刘永济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却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优劣之准体现了其进化论的文论观。在第一章“何为文学”中的第七节“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中，其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我国文学发源最早，周秦已称大盛。而研究文学至魏晋以后，始有专书。然皆浑含立论，无有条理，是非亦参半，不足以为定论。如魏文帝之《典论》，钟嵘之《诗品》，则近于批评。挚虞之《文章流别》，任P之《文章缘起》，则近于分类。荀勖之《文章叙录》，则近于文学史。而总论文体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优劣，成一家之言者，则惟刘勰之《文心雕龙》最佳。”[1]（15） 以时间为经，以观点的进步为纬，勾勒文学演进脉络，展示其纯文学的眼光，这种眼光也在其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刘先生整体统摄中国文学观念：”统观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不可谓于学识、感化之界，无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非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当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间，充斥着一副发展的眼光。刘永济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其观点所依的进化论的线性的时间价值观：“又今日之供少数人用者，异日可渐及于多数之人。人类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广大。群众之知识日发展，文学之功用亦将愈普遍。揆之进化之理，固应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学，一方面必求其真义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广。真义愈明，则表现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广，则人类之幸福愈增进。然则文学之义，虽至难确定，要不出此二点之外。亦如科学之发达，虽不可限，要不外实验之法日精，与物质文明之福日广而已。”[1]（20） 于此凸显了进化论的文论观。
刘先生在“主善之文学所短”一节中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个缺点：不随时变、情趣缺乏。其论证也很详细：“后儒拘泥，故守旧复古之心甚深，而因时制宜之效不显，大失时中之义矣。至其影响文学之处，则尤彰著，以扬子之才，乃不过一摹古专家；以昌黎之杰，亦不过学古能化。以我国文化之早兴，历史之悠久，而进步不及欧洲之速。若以近世欧洲文学变化之率推之，不应有今日之现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旧复古有以致之也？复古之文，间接摹仿古人之处多，直接摹仿自然之处少。少则自然之奥秘，终古不宣，而材料亦陈而不鲜，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语，被古人道尽’之叹也。”[1]（109）这里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古代文论的关键问题是，好古、尊古、摹古、复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论。其解释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了“以示作礼之本义”，是为了正本清源，而非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尽然儒家之说并非全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诠释和发展了六经的要旨，可以说刘先生分析不失为一种洞见，又张目后世，寄希望于未来，彰显了“向前看”的进化论文论思想。
二、借镜西方科学实证方法，
观照古代文论概念范型
西学东来，传统文论获得现代转换的外在动力，“20 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以凸显文学观念的独立姿态为根本的学理追求，缘于传统观念的自新和异域他者的观照，晚清以来的经学中心主义式微，儒学的影响力日渐衰歇，传统朴学内孕的科学因子糅合西学的实证主义，儒学便逐渐退居为一种学术资源，逐渐丧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学革命’所积储的强大势能牵引国人去探寻允符现代境遇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便成为民国学术改弦更张的逻辑起点。”[2] 身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对传统的体认态度便成为新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尺码。刘永济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前夜。曾祖父刘长佑，晚清朝廷重臣，历任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祖父刘思谦，曾在广东、云南担任知县。受到家风的熏陶，父亲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上海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31） 刘先生接受的是正规的中西结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学功底又具备扎实的以训诂、考证、音韵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学功底，刘先生在龙学、词学方面的独到造诣即为注脚。
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每门学科的具体运用都是不同的，对于古代文论来说，西方的科学方法又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民国学人均有各自独特的见解。 叶维廉先生《中国诗学》谈到：“或许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见拙文《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或许是因为是一个抒情诗（lyric）的传统而非史诗或叙事诗传统的缘故，我们最早的美学提供者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而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认为诗‘不涉理路’（严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学批评那样认为文学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的结构，而开出了非常之诡辩的以因果律为据，以‘陈述――证明’为干的批评。在一般的西方批评中，不管它采用哪一个角度，都起码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阅读至认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证加以组织然后阐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结论。
他们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法则，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叙、证、辩、结）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叶先生在这里总结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做法，也就是经过阅读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也就是以抽象的观念为中心，运用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刘先生在《文学论》中也运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为中心的西学研究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观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学概论理论文本。体现在《文学论》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文学的概念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目录上看，其章节设置分别为：第一章“何为文学”、第二章“文学之分类”、第三章“文学的工具”、第四章“文学与艺术”、第五章“文学与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全书以文学的定义为中心，在明确文学定义之后分析了文学的分类，比较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最后分析文学研究者存在的困难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显借鉴西方的系统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国芝加哥大学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理论来尝试建构新的文学概论体系。第二，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刘先生先站在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高度来谈文学，来认识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是因为人类有五种特性：起疑、求真、感乐、慰苦、解纷。而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有感乐与慰苦的需要。具体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首先明确什么是“感乐”：“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时人事、水态山容、花飞鸟语，融和畅适之时，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现。故刻画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赞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壮之建筑、优美之音乐，其始无不以为庄严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饮食艰难，危险尤多。鸷禽猛兽、恶虫巨蛇，以及异族之残杀、病痛之侵害，无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胜，则呼吁以求解脱。宗教遂设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灾，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祷之事以兴。”[1]（6）作者认为人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外物顺应人的心情时人就感到高兴愉快，感到高兴就要表现出来，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学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绪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发，它绘制了文学的雏形生态。
文学是情感流淌的产物，《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钟嵘《诗品序》亦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这种文学发生说认为文学是人在面对大自然四时的变化，而在内心产生的感觉情感的变化而有了文学抒发。钱中文先生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探讨了这种思维特征。他说原始初民的本性，还类似动物的本性，即‘个人感官是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所以他们的宗教、神话、语言等等，都通过想象力来形成的。例如由于无知，他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们想象到使他们感觉到和对之惊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时，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他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 他们看到大自然雷电交作，以为冥冥之中有威力无比的神灵存在，按照的东西，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于是维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维比作儿童的思维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维混沌性、具体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维的产物，诗、神话、伦理、政治、经济观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刘先生认为“感乐”与“慰苦”是人的两大特性，构成文学发生的条件。其“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之论凸显了文学蕴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话思维，文学是人面对自然的本能产物，有效对接中国远古文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参以西方的“模仿说”、“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说”、“劳动说”等文学起源观，刘氏此论侧重文学发生于人自身所拥有的感乐与慰苦特性，彰显了文学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体现了初民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衡以民国时期的理论语境，其无疑是对传统文论的一次继承与超越。《文学论》中随处可见因果分析的话语，展现其援引西方的逻辑分析，寻波讨源的文学实践。其盘点艺术之根本，就论：“艺术者，应人类精神上一种要求而成立者也。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智识、行为、情感，为人类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则名智识，施于动作方面，则名行为，施于感应方面，则名情感，智识正确则真，行为适当则善，情感高尚则美，三者实异用而同体，未可强为区分也。[1]（61）作者以丰富的学养，秉持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明确区分哲学、伦理、艺术诸学术。执因索果、追源溯流，逻辑分析推论贯穿行文始终，体现拥有西方现代学术背景的学者，力求全面而准确客观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体现了其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
三、会通中西以创新说，
建构民国文学概论新体系的尝试
中国文论演进是一个不断拥抱世界文论的过程，外来资源和本土资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铸造了中国文论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种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与他民族相接触，则其文化自具一种特性。及其与他民族接触之时，其固有之文化必与新来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继而各有消长，终而互相影响而融合为一……但当两种文化接触之时，此两种文化仅有异同而无优劣，则其消长之间有一定之理，即能适宜与否而已。适宜者必安而日长，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于是不尽弃其所有以从人，必保守残缺而不变，卒至皇皇然无所适从。若两民族之文化相差甚远，亦不易收良好之结果，而消长之时必失其平。失其平则非融合而为强占。强占者，新文化挟其势而来，未必与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尝抑屈之，驯至丧失而不能自见。如此，则新来之文化亦无新质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态而已，是为文化之大损失也。”[1]（96）刘先生开辟专章来讨论“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在该章第一节中“研究我国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难”中极富洞见地阐明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其所取的态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当见诸实事，如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辞也”。[1]（99） 又认为：“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故亦无甚影响。此则时会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假以岁月，或有可观耳。”[1]（97） 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别，脚踏实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这就彰显了他求真务实的治学观。
刘先生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建构了文学理论的体系脉络，个中关键就是如何体认文学一词。其梳理了中国历来文学观念，从而归纳整理，为“文学”下一清晰的定义：“概括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从文学的功能来界定文学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学识和技巧来实现文学“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论调虽未脱出传统的儒家诗教观的笼盖，确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价值中心”的立场，引领后人侧重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概念的文化实践。就此而论，从传统出发，并在梳理传统之后结合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学定义模式标举了新的学术范式。刘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学分类观，厘定文学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鉴芝加哥大学教授毛尔登（Moulton）的“描写（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学三原质说，对中国的文学重新作了分类并列表图示，兹引如表所示（见下页）。
从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刘先生会通中西的学术实绩，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之成说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希冀建构一种新的文论体系，如此实践仍值得我们大书称颂。在借鉴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原质说之时，刘先生用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路径大体以作者为中心，类似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虽其言不详，但考虑到民国草创时代的文论场域，这种分类实践已经引领后世的《文学概论》书写。在综合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分类还是有针对性的，若例以现在的文学分类之法亦可见出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各种艺术形式、文学体裁依据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对象等的不同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喜剧类三种。”“这种源于古希腊的文体‘三分法’，在西方文学批评实践中广泛而长期流行，从而被欧洲各个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所采用和发展。”[6]（173-174）若简单地搬用外国的成说来剪裁我国固有的文体类型，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在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视野里，小说既可作为学识之文也可视为感化之文，小说还具有反射和描写的双重原质。刘先生融汇西方旧说以创中国本土新说，彰显了其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的实绩。刘先生还一一勾勒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历史、构成之源、变迁的轨迹、文体变迁和文章形式的关系，在这些命题的论述中体现了其“文献考证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即以该著第五章“文学与人生”为例，刘先生秉持现代科学视野，分别考察了文学与道德、文学表现的内容、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关系，突出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已具备了作者中心论的现代特质。要而言之，无论是刘先生的文学界定，还是文学功能的实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论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与判断之力，而后有乐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养，乃文学家应有之工夫，亦即文学家当先具之条件”[1]（9）。这里具备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现代文论范式。刘永济以科学分科的眼光、进化论的视角、文化研究路径建立起了具有民国特色的文学概论体系，其虽未脱传统文论的窠臼，已蕴育现代文论雏形。
四、《文学论》体系建构的综合评价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融汇中西，用逻辑分析法等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古代文论体验式的直觉式的文论评价模式，在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利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论，其“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之用心在《文学论》讲义的行文中随处可见，可谓用心良苦。正如刘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诰，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讥，而远师彦和之意云尔”，[1]（3） 撰著的目的是为了把古代文论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使其符合学科教学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创见，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其积极吸收西方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把“逻辑推论与诗性体悟”结合起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以什么是文学为逻辑起点，全部的六个章节都是围绕文学而展开，用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学中的关键概念。如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历代文学的定义，历代修正文字的轨迹，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刘永济先生传略》一文中评价了《文学论》：“《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来评价《文学论》，允称确评。毋庸讳言，《文学论》的体系书写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其既沿袭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载道功能至上的文艺观，分析了文学的价值，感乐和慰苦，又说审美是文学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毕竟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论观还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两者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言说，但作为一部草创时期的“文学概论”，其能够运用西方的文论框架来建构“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已体现出理论的先导色彩。《文学论》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进化论的眼光，参稽外籍，汇通中西，独立尝试建构文学概论的体系，引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自台湾的林毓生先生的专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发表，1990年代曹顺庆先生提出古代文论“失语”论以来，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转换）”的大讨论已成为学界的聚焦，它也带来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契机。历史是现在的过去，让我们把目光重回民国，刘永济先生会通中创文学概论的新体系，以冷静的态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样发出“未来的世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那样激进，主张脚踏实地的做学问来应对文化的危机，是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其深厚的学养，极有见地的识见给后学树立了时代的精神坐标，标举了一个时代的学者气度。
〔参考文献〕
[1] 刘永济. 文学论・默识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贺根民. 文心雕龙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文本[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69-73.
[3]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钱中文. 文学发展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一年一度的春晚终于在人们的期待、品味和失望中落幕了，留给人们的依然是空乏、老套和媚俗。哗众取宠、讨好式的演出风格和只追求时尚与流行而忽略了高雅格调的春晚，留给中国人的只能是笑声中的遗忘、回味中的索然和沉思中的无奈。
作为中国人除夕年夜饭的春晚，临近年关就已万众期待，央视从上一次春晚结束就酝酿着下一年的春晚，可谓煞费心机，可到头来还是乏善可陈，涛声依旧。究其原因，这与中国文化现状不无关系。当代中国，人们以追求物质生活为主基调，精神生活单调匮乏，在各种生活压力下，人们片面追求简单无厘头式的快餐文化。无论它高雅或是低俗，轻松调侃就好。网络的普及恰好推波助澜了这一现象。频频热传的网络词语，以一种对人生对社会无所谓的散漫方式迅速流传，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人们饱经生活压力而寻求最无奈地宣泄内心郁结的方式。搞笑之余，爱维龙媒人不禁要问，难道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只剩下“神马都是浮云”这些让中国传统文人一头雾水的无厘头词语了吗？
2010年几乎成了民国年，各种以民国为题材的影视剧、纪录片和传纪文学充斥于平面和影视媒体。究其原因，一来是为庆贺一百周年作准备，二来则是人们在褒贬旧时代的同时，还是有恋旧的情愫在。民国时期虽然国破山河乱，但国民身上从没有消失的那种中国人的文化气质着实吸引人。民国能出现、梁漱冥、陈寅恪等文化学范，能出现徐志摩式的浪漫爱情，能出现朱自清荷塘月色的静美，能出现鲁迅不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的呐喊，更能出现和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慷慨激昂与高亢悲壮。到现在让人回忆起来都还是绕梁三日，韵味十足。这些民国气象为什么不象如今的春晚，刚一落幕竟回想不起其中的内容。原因很简单，流行的并不一定能永恒，媚俗的只是迎合一时的口味，经典才会成为传家的美味。每年的春晚之所以成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其格调没有文化特有的气质，思想没有完整的脉络，节目没有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造成的，这是时下的的中国文化现状的产物。一味地讨好、流俗的快餐文化氛围是培养不出大师和经典的！
早年的春晚，人们记住了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和李谷一的《难忘今宵》，一曲《常回家看看》至今仍在传唱，这些之所以能被流传，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情怀有关。唐诗宋词被追捧传诵了千年；古人理想中渔樵耕读的场景，仍是现代人所向往的浪漫生活。中国人骨子里其实永远不乏对高雅品位和浪漫人生孜孜以求的性格特质。而这种特质仍然是当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真的渴求。
已经过去三年的奥运会开幕式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中国的琴棋书画，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汉字之美，郑和下西洋的浩浩荡荡，中国的传统魅力，中国的现代创意，这一台充满了文化科技艺术和创意的大餐不仅凝练地表现了几千年中国优秀文化的印记，也在今后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文化作品是雅俗共赏的，是中西合璧的，是通古知今的！而不是所谓以我们要照顾大多数老百姓的审美需求为理由，一次又一次地用鸡肋来蹂躏我们的神经！一次又一次的向世界误导作为迅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国民是如此地浅薄低俗！当年看了奥运会开幕式让我们在享受视觉和精神大餐的同时更暗自得意“中国五千年文明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确实是大有人才”，深以为是中国人而骄傲！也让世界瞪圆双眼惊讶于中国的美和中国的力！可一年又一年的春晚让我们不禁哀叹我们的主流艺术家、主流媒体是昙花一现还是江郎才尽？我们何时才能再现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和未来应有的品位与气质？
作为春晚，它不仅仅是一个文艺晚会，更是中国人过年的一部分。所以它不仅是单纯为了娱乐，更是要传播中国文化的共识和主旋律。
如果春晚的编导能抛开所谓的流行，所谓的搞笑，而从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上下功夫。必定会有不一样的春晚。春晚的风格其实与中国文化现状息息相关。在缺乏文化特质的社会里，已成为中国人的过年的年宴饭的春晚，不要象有些节目一样流于俗套，纯为娱乐而娱乐。要承担起引领文化的主流责任，在给国人带来欢乐的同时，也要给国人一个文化的盛宴。上一些诸如传播国学，解析传统，构建文化共知节目。
笔者（段俊平）认为，春晚要做到雅俗共赏，不落俗套。既能给人以欢乐，又能给人以文化享受是很难的。这不仅要打破旧春晚的老套路、老模式，还要创造性的推陈出新。要下功夫深挖来自民间的优秀作品，做好雅与俗的平衡。
“开场群舞、中间小品、魔术、结尾难忘今宵。小品全都是搞笑、调侃，面孔永远是本山、冯巩和姜昆”。但愿这个节目单不会成为中国人年宴饭的固定菜谱。
春晚要改革、要推陈出新，既要有下里巴人的流行、更要有代表文化主流的阳春白雪。这样的春晚才不会成为鸡肋，才有生命力！
1907年，清政府学部颁发《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是政府第一次正式规定将音乐课列入学堂课程之中，要求通过音乐教育，达到感发心志，涵养德性的教学目的。音乐教育分为单声部合唱、多声部合唱、乐器演奏、音乐知识讲授等形式。1909年，清政府批准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将原定必修课程改为五科，同时增加乐歌。“其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则编入文学读本内教之，并附入乐歌一科，手工、图画仍作为随意科目，以存其旧。”②1909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天津中西女子中学，较为重视音乐教学；江宁女子美术专修学校、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学校都设立音乐课程。1911年，美国政府用清政府赔款建立清华学堂，其课程设置、学制、教学模式都仿照美国。音乐课采用英文课本并用英语上课。
一、中华民国初期的音乐教育政策和执行情况
1911年，爆发，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为教育总长。1912年，教育部公布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教育方针否定了传统的忠君报国、尊孔循古的教育理念，将道德教育、知识教育、体育和美育统筹并举，其中美育包括音乐、美术等课程。1911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小学校分为初等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初等小学校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高等小学校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男子加课农业，女子加课缝纫。”③可见，音乐课程已经成为小学的必修课程。并且，在《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对唱歌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歌词乐谱选择上做了明确规定。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学校课程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④通过音乐课程能够学会唱歌和音乐基本知识，提升道德素养恶化审美情怀。音乐课程教授单音、复音等乐理知识和声乐知识，以及乐器的演奏方法。1911年10月。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设立医学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音乐专门学校等。音乐教育已经取得一定地位，获得法律形式的认同。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规程》，在预科课程、本科第一部课程，女子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课程中都有乐歌，要求“习得音乐之知识技能，以涵养德性及美感，并解悟高等小学校唱歌教授法。”⑤音乐课程教学目标是学会音乐知识和演奏技能、声乐技能，并且学会如何教授音乐课程。随后，在《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在本科科目中，世界语、德语、乐歌为选修课程，在预科科目中明确乐歌为必修课程，并规定授课学时和基本歌曲、学年乐典、学年乐器、学年教授方法等教学内容。1919年，教育部颁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令》，是第一部关于女子师范生教育的法规，其中将乐歌列为必修课程。
二、受到师范学校规程影响，众多师范类学校重视音乐教育
191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预科课程中乐歌为必修科目。同年，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开办图画手工专修科，李叔同为音乐、美术主任教师，音乐课程有乐典、和声学、练声等。同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增设音乐课程。1914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将乐歌设为必须课程；同年，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设立艺体专修科，乐歌设为必修课；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音乐课；同年，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增设乐歌体育专修科。1919年。私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成立，是中国最早一所私立艺术师范学校，将音乐课细分为音乐史、和声、声乐、唱歌、钢琴、小提琴、国乐等；同年，烟台硫磺顶幼稚师范学校创立，重视钢琴、唱歌课程教学；同年，南通伶工学校建立，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新型戏曲学校，课程设置有京剧、昆曲、话剧、音乐、舞蹈等。1920年，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增设音乐体操专修科，同年，私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增设高师科图画音乐系。1921年，私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增设高师科图画音乐系，随后音乐系改为主副科制，学生入学第二续期起，以声乐或小提琴为主者，需以钢琴为副科；以钢琴为主者，需以声乐或小提琴为副科。
作者：于丽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民国小学教材》、《民国小学生作文》等热销，引来媒体、网络一片叫好声，有人称赞民国小学教材“有性情”、“有生趣”、“不假大空”，赞许当年的小孩子文笔优美，文言功底强，文字功底扎实，想象力丰富，并将之和今天许多小学生甚至大学生、成年人的文字作比较，对“民国范儿”推崇得无以复加。
当今的应试教育存在许多弊端，作为百科基础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也不免被政治、商业和世俗交叉污染，更受到“重英语轻母语”理念和网络快餐式语言的冲击，教材不如意、教学不如意，学生语文能力不如意，这的确是必须正视的大问题。
然而今天的小学语文教育有问题，并不意味着“民国范儿”就没问题。
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在今天许多人看来眼睛一亮、清新脱俗的《民国小学生作文》中某些状景、写日常的散文、日记，在当年却是近乎“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我们蹦蹦跳跳来到操场”一类的“大水词”。倘是当年的师生见了，是只会说俗套，不会言清新的。时光荏苒，事过境迁，如今回望几十年前的文字，自然与“时文”不同，这便如今天的人们会觉得黄色军挎包很时尚，而三十年前这不过是人手一个的大路货。当时许多知道点“外面世界”的孩子，恐怕正垂涎今天司空见惯、当年却凤毛麟角的牛仔双肩包呢。
民国初叶，科举废除不久，许多举人、秀才仕途无望，转而当了“孩子王”，而“五四”前中国学校仍通行文言文，使用旧式标点，后虽推行白话，但社会上文言土壤依然深厚，文言对白的京剧，充斥文言内容的武侠、志怪、谴责小说和公案评书、评话，是市井流行的大众娱乐，甚至最“现代化”的流行歌曲，也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大文学家刘半农、诗词名家龙榆生都是脍炙人口的流行歌词作家，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样的土壤、氛围里，当年的文人文言底子强，当年的小学生文章比今天更雅驯，是不足为奇的，这就像唐人善诗词、宋人善策论，是社会风气和科举内容所决定的同一道理。如今时代不同，氛围迥异，强求今天的学校教授当年的“范儿”，今天的小学生普遍拥有当年的文笔文风，便如穿越回民初逼着不知电脑、甚至不知电为何物的小学生熟练掌握“火星文”或微博段子一般荒唐。
还应认识到，民国时大众教育普及率低下，城市底层和广大乡村失学者众多，在今天看来已是“低学历”的小学生，在当时还被社会认为是“精英”、“秀才”。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小学范儿”，是牺牲大多数孩子识字权换来的。据当时报刊的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中国文盲率高达95.1%，也正因如此，叶圣陶、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才会推行大众教育，提倡文化救国。只看到“民国范儿”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是欠妥的。
其实借古讽今、“托古改制”，是中国许多文人自古至今的惯技：孔夫子推崇周公、宋儒推崇孔夫子，明代文人高呼“文必两汉，诗必盛唐”，历朝历代都推崇唐虞三代之治，甚至明明是维新，也要挂羊头卖狗肉地打出“复古”的旗号，这都是不满当时的文风、社风、政风，又希望有更好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所采取的“借古人压时人”、“借死人压活人”的计策。心情可以理解，但方法却未必妥当，倘再刻意塞进点私货，就更不妥当了。
明白此理，今天的人们，自更不必就此认定是否存在都有问题的“三代之治”是人间天堂，也同样不应盲目崇拜所谓“民国范儿”。今天的问题就用今天的方法去解决，用今天的头脑和认识去应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昔日不可能重来，“民国范儿”的课本再好也已是陈年旧物，可作观赏文字，却做不得小学语文课本了――正如马王堆出土的瓜子，只能放博物馆里看，不能放炒货店里卖，更不能搁嘴里吃。
【原载2011年9月8日《联谊报・钱塘听潮》】
美国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发达国家,除了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有突出的建树,在文学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考虑到美国属于移民国家的特性,在多文化交流和冲突下,美国女性文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涌现出一大批风格独特、独树一帜的女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也在美国本土以及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从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来看,美国女性文学的大发展,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移民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后诞生的又一种新文化。所以,对当地美国女性文学的特点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美国女性文学中所倡导的价值观,对于了解美国文化很有必要。
二、当代美国女性文学的分类
经过了解发现,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都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女性作家,按照移民背景分类,当代美国女性文学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亚裔作家创作的美国女性文学。在美国女性文学的创作队伍中,亚裔作家是重要的创作力量,其中华裔作家更是以独特的视角及东方文化的魅力,提高了女性文学的创作质量,使美国女性文学在整体水平上有较大的提升。目前亚裔作家最杰出的要属华裔获奖作家汤婷婷、唐恩美和印度裔女作家巴拉蒂·玛克姬等人。这几位知名作家创作的作品不但在美国文学史上获得了重要奖项,同时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文学更加多元化。
2、黑人女作家创作的美国女性文学。从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看,黑人女作家是重要的创作力量。基于美国种族歧视的社会背景,黑人女作家的数量较少,并且创作的作品主要以关注美国文化发展和种族歧视有关,同时也细致的刻画了美国社会黑人群体生活的人生百态,对研究美国黑人发展史和美国文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目前来看,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形式多样,教堂作品、诗歌、小说、访谈等形式都有涉猎,内容丰富。
3、拉丁裔作家创作的美国女性文学。拉丁裔移民是美国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拉丁裔在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上与美国本土的文化相容性更强,因此拉丁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所产生的意义是比较积极的。目前来看,拉丁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不但在内容选取上多种多样,在创作题材上也十分多样,由此造就了拉丁裔女性文学创作成为了美国女性文学的重要分支。为此,我们应认真分析拉丁裔作家的创作特点,掌握拉丁裔作家女性文学的特点。
三、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所具有的特点分析
从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地位来看,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功,主要是多种文化融合的成功,也可以认为是多种移民文化相互促进的结果。所以,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带有深深的移民文化的烙印,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所具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体现。从目前美国女性文学创作取得突出成就的女性作家来看,美国女性文学的成功作家来自多个民族多个领域,所创作的小说也分属多个流派,对美国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当代美国女性文学中体现的移民文化较为突出,因此美国女性文学也可以看作是多种文化融合的具体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存在一定的区别。
2、当代美国女性文学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在当代美国女性文学作品中,不乏一些倡导女权运动的作品。考虑到女性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新时期女性对自身地位产生了深深的思考,并开始争取自身权益,积极推动女权运动的发展。基于这一考虑,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对促进女权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美国女性不但通过文学作品提高了自身地位,还促进了女权运动取得积极效果。
3、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对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美国女性始终处于受歧视和排挤的状态,美国女性的地位较为低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呼唤女性觉醒,诸多女性作家开始在文学作品中融入自己对社会对国家的思考,并通过文学作品开始宣扬女权运动,促进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当代美国女性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最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四、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对美国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悄然崛起的美国当代女性文学沿袭了18 世纪以来美国女性文学的创作传统, 打破了传统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 并对一些过去并未被当作文学创作取向的新的论题和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在描绘女性的生活经历、重新估价女性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姐妹等角色的价值以及展示当代美国社会男女关系和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女作家们都对美国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 社会已经进入21 世纪, 美国女作家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她们的文学成就必将使她们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并将作为世界文坛的一部分而得到认可。
女性文学已经进入美国主流文学, 成为美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由于社会对性别平等问题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文学创作已经不再是一个由男作家统领天下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女性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潜能, 加入了作家的行列。像她们的男同胞们一样, 美国女作家在观察美国社会、体验美国生活的同时也拿起笔来把她们观察到的现象和体验过的生活描述下来。在她们的作品中, 有关种族、文化与自然、性别与历史、经济与传媒等等问题都有涉及。不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看, 女性文学都不比男性作家的作品逊色。女性文学不但拥有大量读者, 而且已经进入美国学术界, 成为课堂教学的授课内容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从目前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来看,女性文学由于选取的视角比较独特,全面反映了美国当代文化,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美国的价值观,对促进美国文化发展,倡导美国式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与晓铃先生有过多次交往。1978年我入北大学习中文之后，得以在“双书屋”拜会久仰的“绿云山馆小主人”。十五年间，登堂入室。在先生晚年多有打扰，受益良多。这里仅谈三件与书相关之事。
第一件关于《居京琐记》一书的出版。“”结束，文坛复苏。先生也从信阳干校返京，心情自然舒朗。时值《北京晚报》辟《北京风情》专栏，诚邀京城名宿赐稿。先生缘此为报纸写稿，自题《居京琐记》。前后发表六十余篇散文，文章颇受读者欢迎。
一次谈及将《居京琐记》文章结集。原本与某家出版社谈妥出版一套北京民俗文化丛书，包括《北京的九坛八庙》《北京的风俗》《北京的门楼》《居京琐记》等。但责任编辑为一己私利突然毁约。我处境尴尬，无法向各位著者朋友交待。后经版权律师调解，除赔偿极少退稿费外，只出《居京琐记》一书。稿费一千元，另给三百本样书，才了结了这段公案。我也为出《居京琐记》备受屈辱。
《居京琐记》于1993年出版后，除先生自留外，余下的二百本书便委托琉璃厂中国书店代销。书店久仰先生名望，非常愿意配合。三个月一结账。最后剩余之书由先生二女的公子吴华悉数收回，转送海外朋友。《居京琐记》出版的一波三折，使我感到很憋屈，多年来总觉得愧对先生。
第二件关于书之事。自己大学毕业后，总想做一番事情，却并不尽如人意。对我在现代文学馆分管旧期刊库，先生教诲不要鄙薄管理工作。他举孙楷第先生在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多年后，就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为例。我记住了先生的话，留心于清末民初的各种文学刊物，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小说作品（翻译的或创作的）逐一做成卡片。几年下来，积累一万多种（篇）卡片，后集成《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作家阿英的小说目录仅收四百余种）。在此目录基础上，199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共十二册，分十类，包括：社会卷、言情卷、警世卷、伦理卷、爱国卷、科学卷、武侠卷、滑稽卷、侦探卷、家庭卷。此书收录其时的四百篇创作小说。全书共有三百八十万字。承蒙先生做名誉顾问，侯忠义业师赐序。先生对此书给予肯定，认为是件功德之事。此书确实为许多学者提供了难得的文化史料。毋庸置疑，自己的学术成果与先生的谆谆教诲是密不可分的。
还有与之相关联的一件事，是我在民国初年（1915年）发行的《繁华杂志》上发现了古典小说《金屋梦》，仅刊载五回。初看小说的内容，似与古典名著《金瓶梅》有关。询问先生之后，方才明了。原来《金屋梦》是《金瓶梅》的续书，是山东诸城的丁耀亢著述。此书最初在清康熙年间出版，名《续金瓶梅》（六十四回），旋遭禁毁。丁耀亢为此书下狱。清末文网松弛，此书以《隔帘花影》（四十八回，本衙藏版）之名再度行世，未久又被禁止。直至民初，才以《金屋梦》之名问世。
我向先生恳言，有意标点注释《金屋梦》。先生欣然答应。这是对我的最大激励。于是请北大吴竞存老师相助，从校图书馆借出《金屋梦》全本。三个月后将《金屋梦》的标点注释稿交给先生。共有千余张注释卡片。大约半月之后，先生电话告知去取修正稿。看到先生的改定文字，油然而生一种感佩之情。此书后于1988年由广东文化出版社出版。每每看到此书，心里都是热乎乎的。这些由先生亲笔改定的卡片资料至今珍存。此后自己又跻身国内的《金瓶梅》研究学会，结识不少国内外的金学家。后于1992年9月随同先生到山东枣庄参加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有幸见到新发现的彭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即海内外《金瓶梅》的评点孤本）。
第三件还是关于书事。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虽是人生命运的宠幸儿，而新时期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困窘先生自然知晓。当时，一些国外及台湾的学人，则是吴家的常客。曾在先生家见到台湾客人魏子云、王秋桂及陈庆浩（法国）、韩素音、韩南（美国），米列娜（加拿大）等诸多学者。那是90年代初的一天，先生让我看一部明代小说《型世言》，它是“三言”的祖本。由台湾的出版社影印出版。此书原本藏韩国的奎章阁图书馆。先生亲切地对我说，拿去挣俩儿钱花吧。于是，我把此书拿去复印点校。影印本的《型世言》每回前有跋语，均为手书，有些草字很难辨认。又是经先生指点，才得拨云见日，完成了序跋文字的精准校点。此书后于199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承蒙先生赐序。
综上三事，可见自己与先生多年交往之一斑，自己的学术经历、学术成长与先生的殊恩厚德分不开。
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市。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世纪80年代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2年10月11日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得诺奖前，已多次在媒体上看到莫言的书法，觉得他的书法在作家队伍中属于上乘水平。这次他获奖后，书法界的聚光灯也照到了他身上，报纸上连续看到关于他书法的评论，可谓毁誉参半。赞不绝口的有张瑞田和泉城子，张瑞田认为莫言“于书法，他是一位热情的欣赏者，也是一位勤奋的创作者”。泉城子则觉得莫言“虽无意于佳，实际控制线条的质量不在一般书家之下，字形随意屈伸变化，较有拙稚趣味，不为大众所欣赏，很有一股洒脱的文人气派”。与此持截然相反意见的有谢春彦，他的文章题目就叫《莫言，莫言，莫乱书》，具体指出莫言两幅赠人的书法，一幅“无心插柳”之“柳”字，已类生造，“倾城”的草书“城”字的大不规范；一幅“醉后喜中美人计，闲时爱读线装书”下联平仄俱善，惟上联则如醉汉上马，皆颠倒不堪甚甚了。王南溟也随之发表《也谈莫言“莫乱书”》，直言“莫言虽然是在用毛笔模仿书法的样子在写，但没有最基本的书法用笔法”。在阐述了一番书法理论后断言：“莫言的书法不属于上述书法理论中的书法，书法是一门为莫言所不了解的专业。”
面对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我不想简单地“选边站”，因为离开了当今中国文学界、文化界和书坛大背景来就事论事评价莫言的书法，难免会有摸象之偏。当今的作家和民国时期的作家已不可同日而语，书法水平普遍下降，全国成名作家中，兼擅书法者寥寥。当今的书法家整体水平，传统学养更是每况愈下，无法与民国时、“”前的书法前辈相比。就说写古典诗词，书法家里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诗词格律？有多少人能够按照平水韵写诗填词？从公开发表的书家诗词来看，出律的比例很高。何况，平仄问题，即使行家，有时也会无意中出错。饶宗颐先生有一幅写给吴冠中先生的对联：“道出古人辙，心与静者论”。看了后发觉下联“与”失对了，颇奇怪。一查，才知道上联集孟郊诗，下联集张继诗，原诗是“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猜想饶先生凭记忆书写，将第一句的“与”用到第二句上，出现了失误。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就此认为老先生不懂格律，或连抄诗也出错。如果说书法家在诗词创作上属于弱项，情有可原，那么，在书法技法上应该是拿手好戏了吧？也未必，如果按照“书法理论”来分析，就连属于风云人物的书法名家，也可挑出一大堆破绽来。前些日子有报纸对一位书法名家的落款提出质疑，认为他写自己的名字不合汉字规范，也容易让人认作他字。我并不是说莫言获得了诺奖就样样都精通，一好百好，也不是说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就不能批评，而是觉得作为书法界人士，不能用“书法技法”、“书法理论”来苛求别人，须知技法无边、理论无涯，书法专业中人况且存在种种不足，以此来衡量一位作家书法就有点过了。
实际上，莫言并没有以书家自居，他兴之所至作一些对联、打油诗，信手写成书法送给朋友，是一种雅兴和雅事。有人在乎他的名头，争相买他的字也是情理中的事。莫言肯定也明白一个道理，中国人会用诺奖标准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文人，特别是有名文人。好在诗词平仄和书法技法毕竟属于雕虫小技，下一点功夫，要弥补并不太难。至少，比获得诺奖要容易得多。
关键词：民国时期;上海;经济;出版;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民国时期是中国出版史上新旧变革的延续时期。
1911年的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帝制，改为共和，在政治制度上是一大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迭起，各种思潮学说纷纭复杂，论战交锋。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学说都利用新闻出版物作为宣传工具。
上海，在中国可称得独一无二的城市，被西人称为现代中国的钥匙。它曾经处于全国一连串所谓中心的领先优越地位：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各种桂冠都加在了它的头上耀眼夺目，光辉四射。民国时期，几乎全国的出版家，文学家全都在上海汇聚一堂。上海的出版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地位。
所以，研究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经济，对理解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能从中探寻发展规律，汲取经验教训，这对出我国出版业以后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经济概况
近代的上海，是中国贸易的心脏，始终占据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半数左右。在这个城市里，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世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两者接触的结果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演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亦喜亦悲的活剧。
（一）经济概况
就农业而言，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农民卷入市场，农产品商品化低层次扩展，加上地租和赋税等方面的剥削和自然灾害的打击，农户就好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稍有风浪，就有可能遭受覆顶之灾。
同时，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迅速发展为近代大城市。外国资本家在上海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的同时，又开办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工厂。民国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民族工业几乎成倍增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厂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解放前夕，上海共有工厂1万余家，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民国时期的上海逐步成为旧中国的金融、经济中心。
二、民国各时期经济的发展对出版业的影响
（一）民国初期
这段时期是出版事业的发展变革时期。
19世纪后期上海已是全国航运中心;从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设立起，到1911年止，前后共设立过20家本国银行;华资工厂也是生机勃勃，名闻遐迩的上海企业，很多是在此期间开办或得到发展的，如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
在此之前的官书局完全由清政府操纵，不存在编辑、发行等问题。而现在，发展迅速，因而涌现大批私营出版机构。这样出版机构便不再是政府部门的附庸，而是一种独立自主、有利可图的企业。加上西方出版印刷技术的传入，使得诸如商务印书馆之类有经济实力的出版社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在远东无可匹敌。
商务印书馆自张元济被聘为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后，开始从一个印刷企业迅速地转化为出版企业，并迅速地登上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位置。鼎盛时期在全国设有80余处分支机构，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在民国时期占主要份额。
这个时候的出版印刷机构，无论是资本，还是营业额都集中在少数几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书业工会”有会员40 余家，资本900余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就占去500万元，中华书局200万元，世界书局70万元，大东书局30万元，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了。另外，在大约3000万元的营业额中，商务印书馆约占二十分之一。
上海优越的出版环境，也不断吸引着外埠出版机构向上海迁移。这种迁移从19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如美华书馆1860年从宁波迁来，扫叶山房1880年由苏州而至上海设分号，后改上海分号为总号。20世纪以后，上海都市化的进程加快，上海已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外埠出版机构更是大量向沪迁移。
（二）抗战前二三十年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内战开始让有限的政府收入也被大量浪费在维持一支过于庞大的军队和为继续打内战提供经费，或者为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作抵。无论是或是南京政权都不能从其收入中提出资金用于任何重大的发展投资，它们的政策都无助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资本形成，经济环境不能说是不糟糕。
由于战争连年，导致了国统区出版物数量、品种都较少。尽管其中个别年份略有增长，但总体趋势不容乐观。1936年国统区共出版图书9438多中，丛书占到42%，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等社科类图书占28%自然科学类不到5%。在这些比较乐观的数据里，我们可以看到，全国新出版总量还没达到万种。
（三）抗战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上海银钱业出现一片混乱局面，各种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争先创立。这些机构大多以证券、外汇、商品、标金等作投机活动，一旦遇到风波，便经不住打击，纷纷倒闭。通货数量的剧增，引起物价不断上涨。而物价的不断上涨则必然会使通货更加膨胀。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战时经济的崩溃。这段时期对于上海的出版业来说，简直是场厄难。
在日寇造成的诸多灾难性的毁灭中，出版业遭遇的摧折和毁损可算得上是一大项。在这次战争中，许多出版机构都曾在战火中受到破坏、毁损。
“八一三”的爆发，使当时盛极一时的出版中心的出版业遭受劫难，其中开明书店损失惨重：开明书店设在虹口（闸北区附近）的经理室、编译所、货栈及美成印刷厂，在第三天就中了日军的炮弹，开明所有的图版纸型、藏书资料，几百万册存货，以及正在印刷厂待印的《二十五史》全部锌版，美成印刷厂的所有器材，全部被击毁，损失惨重，全部资产的80%以上都被焚毁;世界书局印刷厂被日军占做军营，库存的大批教科书被化成纸浆，大批国学书籍被抢劫走，运往日本。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
除了炮火的摧毁，日本军部对各家书店印刷所的存纸和铅料无条件的征用，带给出版业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素有“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之称的商务印书馆这个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就被征用活字铅料多达50余吨！
但是不管条件如何恶劣，还是有一些出版机构顶住压力，取得成绩的。以出版科技书籍和外文科技课本著称于世的上海龙门书局为例。 “八・一三”沪战时遭炮击，龙门印刷厂被毁，化为瓦砾。但在上海出版业异常萧条之时，龙门书局与几家较有实力的同业――文化印书馆、北京图书公司、北洋书店、世界图书公司、中国图书服务社、大新书社、中国版本社等几家，于1937年11月成立了龙门联合书局，在租界内开业，一时成为国内最大、最有实力的影印组织。从1939年起，龙门联合书局多次运送大批影印西书去内地销售，缓解了后方对科技图书的迫切需要。
（四）战后
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出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那些历经磨难的各个出版机构，难得有这样一个短暂的和平喘息实际。但是，刚刚经历过战乱，百物凋零、物价上涨。在这样重重的经济危机中，出版业力图扭转出版颓势、促进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良好愿望只能是空想。许多出版机构度日如年，勉强维持门面，图书的数量和质量大受影响。
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由重庆搬迁回上海，虽然想极力振作，但无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只能用残存的资金维持生计。在张元济等人的支持下，总算没有倒闭，迎来了解放。
上海亚东图书馆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只出版了三种书：林超真译的《马克思给顾尔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和汪协如标点的《十二楼》。四年时间，只出版了三种书，由此可见上海乃至全国的出版状况了。
三、民国时期出版事业对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为我国后来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础。尽管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退步了很多，可是仍然无损它近代出版全国第一的地位。
出版业与文化市场的互动是近代上海出版业繁荣的奥秘所在。上海出版业的发达，得益于产业化经营机制的成功运作和文化市场的推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稍后的世界书局等，均采用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形式和企业制度，不仅广泛地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加入，同时也得到外资和金融业，其资金的实力和生产规模，是以往的书商所无法想象的。
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以文化市场为依托，谁失去了文化市场，谁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因此，如何不断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出版与市场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了各出版机构在市场竞争中能否制胜的关键。民国初年，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够成功打破商务印书馆独大的格局，跻身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型出版社之列，关键在于它顺应了后文化市场的变化;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在异常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经受住市场的考验，一直保持了全国最大出版集团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断地调适出版与市场的关系，并在二者之间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业中那些著名出版社的成功经营模式，是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值得借鉴的。例如中华书局的崛起，那是近代出版史上教育变革带来出版商机的典型范例！不可否认的，它是得益于时代给予的机遇，但创办者的才智及努力等人为方面的因素亦不可忽视。
中国经济在腾飞，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多的被世界所了解，国际上正掀起一股“中国热”。当我国的出版事业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出发的奠基石正是曾经辉煌的上海民国时期的出版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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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一般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发生着一定的变化，其对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作用于文学评论方面，促使文学评论也在文化差异的作用下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该文从英美文学的发展以及英美文学评论入手进行研究，探究了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希望能够为英美学评论研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借鉴。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美文学；文学评论；影响
文化在人类历史的形成之初就已经产生，并且对社会大众的生产生活产生着相对广泛的影响。但是受到不同民族生活环境和地理差异的影响，文化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开始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世界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当前多元文化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英美文学评论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文化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要想对英美文学评论进行研究，就应该加强对英美文化差异的重视，基于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实施深入的探索，促使英美文学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1英美文学的发展和英美文学评论
英美文学发展与英美文学评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英美文学评论是伴随着英美文学而出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因此对英美文学评论进行研究应该借助英美文学对英美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审视和剖析，基于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增强文学评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性，保证能够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为英美文学的世界性传播和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
1.1英美文学的发展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是民族智慧的反映，因此英美文学作品也可以看做是英美两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英美文化在文学领域的外在表现。从广义上进行分析，英美文学不仅仅代表了英美两个国家语言的艺术性集合，同时也是对英美两国人民现实生活中艺术性的彰显，在世界中承担着宣传和传承英美文化的重要作用，是世界人民对英美文化进行认识和研究的重要渠道。而英语作为英美两个国家重要沟通和交流工具，一般应用于文学作品中，能够传达出作者甚至英美人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内涵等。相较于英美文学的发展来说，由于英国建国时间相对较早，文学也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盎格鲁•撒克逊阶段、文艺复兴阶段、新古典主义阶段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阶段，并且在每一个不同的文学发展阶段中，英国文学都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文学在当前世界元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下也向着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前进，在新时期表现出新的发展特征。美国文学则受到美国移民性质和建国时间的影响，不仅发展时间相对较为短暂，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多国文化的影响，多元化特征更为明显。到19世纪后，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的束缚开始走向独立，并且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美国文学逐渐呈现出繁荣发展趋势，能够与英国文学并驾齐驱，并统称为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同时，美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战后出现了新旧文学之间的碰撞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产生了相应的积极影响。
1.2英美文学评论
英美文学评论简单地说就是运用相关文学理论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实践活动，能够借助研究对英美文学的发展规律加以揭示，并为英美文学创作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为英美文学创作的良好发展提供相应的参照依据。一般来说，英美文学评论将英美文学作品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可以按照文学作品的呈现方式合理选择不同的评论形式，如小说评论、戏曲评论、诗歌评论以及散文评论等。在文学研究领域，开展英美文学评论工作主要是通过对相关英美文学作品所能够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创作风格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评鉴，以此为欣赏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英美文学的良好传播提供相应的支持。从一定意义上进行分析，英美文学评论与简单的英美文学作品分析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虽然建立于基本的文学作品分析基础上，但是还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境界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文学作品加以评鉴。具体来说，文学作品的分析工作将重点放置到对作品本身属性的研究方面，而英美文学评论的工作重点则为作品的外在表现、思想内涵以及艺术价值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综合分析和评价，提出系统的文学评论观点，为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英美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供特定的支持。
2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2.1文化内涵方面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英国文学评论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一定的困惑，是对传统文化加以传承还是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其甚至一度成为英国文学评论争论的焦点问题。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表现出特定的发展趋势，受到当时文化发展环境的影响开始表现出明显的荒诞创造特征，宗教色彩也较为明显，在此阶段内，英国文学评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探寻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方式，对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到二十世纪后，英国文学评论在特定的环境中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学评论专家们开始对传统的文学评论工作进行重新研究和探索，对后世文学评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当今社会，英国文学评论的未来发展趋势愈加明显，表现出向着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的倾向，文学评论工作的内容也逐渐转变为对文学理论成就的研究和审视，进而希望能够为新文学理论的构建提供相应的支持，促使新文学理论与社会的适应性得到一定的增强。由此可见，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与英国特定的文化内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英国文化内涵的变化对英国文学评论的变化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而对美国文学评论进行研究，也应该重视美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化内涵。美国建国时间相对较晚，并且具有一定的移民性质，受到移民文化的影响，其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应的美国当地土著文化和欧洲大陆文学特征，其中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最为明显。但是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文学逐渐将欧洲大陆文化、移民文化和印第安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开始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趋势[3]。同样，基于文学方面的影响，美国文学评论也必然会受到欧洲大陆文学评论，特别是英国文学评论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存在绝对性，在不同文化内涵的驱动下，美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特色的文学评论。综合英国文学评论和美国文学评论进行分析，英国文学评论受到传统文学内涵的影响较为明显，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犹豫和挣扎，虽然有所创新，但是重点仍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美国文学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其对美国文学评论的影响较小，所以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性更为显著，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多元化发展趋势较为明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
2.2文化语言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语言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载体作用，也是一个民族彰显本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并且受到民族发展历程和地域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语言上就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评论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以英美文学评论为例进行分析，受到文学创作语言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影响下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因此要想分析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还应该重点把握英美文学语言的差异性。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相对丰厚，并且英语是英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英语的发展不仅表现出其对传统英国文化的继承，也促使英国文学的表现性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一特点造成相关文学评论专家在对英国文学作品进行评论的过程中，出于对英语这一古老语言的由衷憧憬，所使用的评论语言相对严谨，一般不会使用张狂性质的语言，因此英国文学评论的个性自由不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文化传承性。而美式英语作为英式英语的重要衍生语言，必然会受到英式英语的影响，其核心仍然延续着英式英语的思想。但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坚持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在追求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历程中自身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制度和规范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民族文化的承载体——美式英语产生了特定的影响，逐步表现出一定的叛逆和创新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在美国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文学评论与英国的严谨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更加注重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创新，一般将民族、自由作为中心思想，甚至表现出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积极文化精神。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化载体存在的差异也会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对英美文学评论进行研究还应该重点对语言差异加以关注，保证研究的全面性。
2.3文化历史方面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对英国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文化历史的发展方面，其文化历史的传统可以划分到人本主义的研究范畴中。但是，受到英国文学发展历史的影响，英国文化史中所坚持的人本主义是相对于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而提出的，与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英国文学评论中，一般表现人本主义思想的观点都相对保守，甚至从广义上说是一种对人本主义思想加以传播的活动。这种观点对英国文学评价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使英国文学评价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受到自身保守性的影响逐渐得到部分研究者的质疑和否定，他们认为社会要想获得一定的发展，就应该借助革命的力量，只有坚持革命才能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相应的动力支持。这一观点的影响下，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思想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一度造成英国文学评论工作走向误区。美国文学评论受到美国文化历史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本主义观点，在坚持激进思想的同时还重视文学评论的独创性，促使美国文学评论得到了一定的进步。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文学评论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历史文化发展时间较短，没有形成沉重的文化包袱；另一方面，美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追求民主和独立的历程，因此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人本主义倾向较为明显，甚至体现出对人本主义思想的创新。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英美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发展过程中，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文化因素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从文化差异入手进行研究才能够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对英美文学评论的持续发展做出正确的指引，促使英美文学评论在新时期取得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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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人道主义思想;语言性;独特批判精神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8-0009-02
顾彬说:“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决于阐释者及其阐释的形象。”换言之,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把握是否准确到位取决于批评者在多大程度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顾彬在书中,简单地以时间线,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切分成三个部分: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民国时期文学和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他试图找出一种平衡于这种社会及政治逻辑的线索,用来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始终,通过文学的内在嬗变更替来认识这种文学性的发展过程。他有自己的一套批评标准,即语言驾驭力、形式逻辑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这三条习惯性标准。三条标准均隐含着一个有待阐释与引申的文学理念――审美的标准,也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美学尊严”,“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是无法借鉴的”,“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人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语)。因此注重文学的审美性与认为文学是人学就成了顾彬创作文学史时的理念渊源与精神内景,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基于“语言性”的文学观成为他这部文学史独特批判精神的具体体现。
一
顾彬在关照散乱无序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料时,能用简明扼要的办法切入肯綮,化芜杂为清晰,化无序为有序,而起串珠作用的重要红线就是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在欧陆是比较悠久的文艺思潮,而在中国大陆,人道主义的话题却缺乏应有的关注。什么是人道主义?著名评论家王达敏在《论文学是文学》一书中给出了准确全面的解释:“人道主义是一种从人性、人道的立场出发,以善和爱为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存、权利、尊严、价值,以人的自由、幸福和发展为最高目标,具有人类性、普适性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宽容、同情等)的伦理思想或思想体系。”顾彬的人道主义立场与其有诸多吻合之处。纵览文学史长河,能够经受得起时间考验的伟大之作多是表现了深刻丰富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同样,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那些关注人性、人道主义的作品自会最先进入顾彬的“法眼”,或者说他在分析作品、评价作家时,他的叙事视角就是那种深入血液的人道主义精神。
基于深厚的人道主义修养,顾彬在述及文学史上那些有定论的作家时,并没有生硬地另起炉灶,抛出异论,而是从这些作家身上辩证求和。比如,从丁玲身上,回溯《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女性主义精神,从老舍的《猫城记》这部中国大陆读者几乎忘记而在欧陆享有盛誉的小说里解读出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幽默感。透过人道主义的镜头,面对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凝固了身影的作家,顾彬的分析也显得游刃有余,对焦得比大陆学者准得多。顾彬在详细介绍和部分引用夏志清誉为“经典作品”《秧歌》的内容后,再次强调了这部小说与《山乡巨变》之类的小说迥然而异的独特文本价值。他认为对,《秧歌》或许更能接近其本质。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秧歌》的价值显然大于《山乡巨变》。
1979――1989年的文学顾彬干脆直接命名为人道主义文学。《南方周末》记者曾问顾彬1979到1989时段的文学为什么被命名为“人道主义文学”,他坦承,“这一时段是中国1949年以后思想最丰富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钱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文学、思想、文化等等,无论去什么地方,他们都想谈谈哲学、文学、艺术,谈过去、现在、将来。另外,1980年代中国作家中文水平不一定那么高,但是他们心是真的,不会考虑到市场。”当时作家对待文学认真虔诚的态度,成为顾彬乐于把这段文学命名为人道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原因。
二
顾彬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文学观基于所谓“语言性”,他的三条习惯性标准摆在第一位的是“语言驾驭力”,并由此而作出中国当代文学次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这一基于“语言性”的美学尺度是否就是文学的唯一的或根本的尺度,有待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顾彬是一个有着个人明确的文学观和美学价值尺度的学者。他很少直接而简单地套用某种理论模式,总是从文本出发,从语言去解读。我们知道,语言是文学本体存在方式之一。在优秀文本中,语言就像“魔方”。顾彬从语言出发的文本细读,正是基于语言对文本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批评者本身的文化视野、言语禀赋、审美旨趣、精神高度、生命境界等个体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细读不是从文本开始,而是从“自己”开始,从“此在”开始。顾彬在导论中对语言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民族国家的产生同语言形成有一定关系。因此,语言规划不仅对于许多年轻的民族,而且对一些出自于一种宇宙性(universal)状态且演变成某种独特物的(世界性)帝国而言,都是身份规定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这一标准下,顾彬把鲁迅当作他的榜样。他觉得,《孔乙己》、《藤野先生》,每句话都进行很仔细的推敲,所以鲁迅的作品增一字减一字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当代作家的书你随便增删段落都没问题。如他在分析鲁迅《自序》开篇第一句话“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时,特别强调其中“也”字的深刻含义,认为这个“也”不太引人注目,但它勾勒出了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老年、激情与绝望之间充满张力的一条曲线。又如分析冰心《春水》105篇:“表示条件的小品词‘倘若’使回归的语气大大减弱:倘若真有永生,我将请求……”这样的解读让我们真正领略了顾彬细腻深邃的审美旨趣。
在顾彬看来,语言应该是作家唯一的“情侣”。顾彬曾感叹,中国古典文学对写作“推敲”的态度,并没有被当代文学所承袭。他认为中国当代作家,除了一些诗人和散文家外,都不会为了一个词、一个字去斗争。他对国内当代文学语言水平下降的指责,动机无疑是积极的。
顾彬曾自称是唯一强调语言的汉学家。他本人是作家,从小就开始写作,到现在还在写,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他如此重视语言应源自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偏爱,尤其是古诗词,他认为中国的诗歌、散文从唐代开始,语言吸引力太大,美得不得了。他学过哲学,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哲学家说过:语言决定一切,这句话他谨记在心。这种浓厚的语言情结当然会体现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基于“语言性”的文学观为他这部文学史的独特性增添了厚重的砝码。
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有其局限性或曰偏见,但也同时是偏见本身。顾彬的这部文学史亦不例外。他的偏见主要是以德国文学作为“正确而公正”的批判标准。对阿城《棋王》这部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顾彬却坦言读不下去。“我受不了那种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内心快乐的世界观。你知道,我们有过纳粹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在当时都是这种态度。对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他们视而不见。”这样直白地站在德国立场上的批评,确实没有做到与自己的国族身份保持距离。而这对一名严肃学者来说,甚为遗憾。又如,顾彬在鄙薄当代小说家的同时,却带着个人情感拔高了以北岛、多多、杨炼、翟永明等为代表的新时代诗人群体。
当然,要求顾彬先生在文学史中时时具备严格的自省精神和清醒的学术立场未免有些苛责。只要我们阅读时,对这位外来和尚想当然的“世界文学权威”的幻觉葆有几分冷静的疏离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顾彬的文学史不是一部十全十美的文学史,但它是一部有独特批判精神、有个人风格的文学史。这块他山石的出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维度:建立个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是文学史写作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版社,2008年版.
[2]王达敏.论文学是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