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8 12:55: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与生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但是，任何一个语词的含义都是复杂的，它都会具有其“核心领域”，相应的也会具有“边缘领域”，简而言之，语言具有一种“开放结构”，这意味着任何定义都是不完整、不确定的。[2]同时，“法律关系”这个语词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直接的对应物，它并不代表和描述任何具体事物，这恰恰导致了对“法律关系”的定义会产生相互冲突的理论，仅此这一点，就表明定义的方法存在问题。[3]对这些语词，种属的定义方式“在启发性方面毫无助益而在导致误导方面却是最为糟糕和复杂的”；[4]运用事实性的词汇进行“转释”也是不可能的。[5]
因此，虽然萨维尼对于法律关系本身作出了定义性规定，但如果要真正地明白萨维尼所使用的“法律关系”这个语词的含义，所需要的并非是将此语词从与其相关的陈述中剥离出来对之进行定义，而是将其放入萨维尼的与此相关的陈述中，对于这些陈述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理解。[6]在萨维尼的对“法律关系”这个语词的使用中，最为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对于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以及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论述，所以，本文内容并非旨在重新对于萨维尼所理解的法律关系进行一个定义，而是对法律关系的上述语词使用进行细致分析。较之定义的方式，也许现在所采取的方式更有利于对本文主题的论证。
一、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
(一)作为规范关系的法律关系
在法律关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之间的关联。萨维尼认为：“从现在所取得的立场观察，对于我们而言，任何一项法律关系都是通过法律规则界定(bestimmt)的人(Person)与人之间的关系(Beziehung)。”[7]在任何法律关系中，都存在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是题材，即关系(Beziehung)本身，其次是对于该题材的法律规定。第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将之称为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或者称为在此法律关系之中的单纯事实；第二个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法律关系的形式要素，即事实关系被提升为法律形式所依据的东西。”[8]
因此，萨维尼将“关系”(Beziehung)本身作为法律关系的实质因素，其是“法律关系之中的单纯事实”，对于此“关系”的法律规定被视为将此“关系”提升为“法律关系”所依据的东西。“关系”(Beziehung)本身就被视为一种“事实关系”，是一种生活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规定后的结果。法律关系因此就是一种规范关系。
那么何为规范关系？规范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它存在于价值层面，从而与经验(事实)关系区分开来，后者存在于经验(事实)层面。规范关系的连接词并非是“是”，而是“应当”。根据凯尔森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应当’在一定方式下行为这种说法，既不意味着某一其他人表示‘意志’要求他或‘命令’他这样，也不意味着应当以一定方式行为的那个人实际上就这样行为。规范表示这样的观念：某件事应当发生，特别是一个人应当在一定方式下行为。规范丝毫没有讲到有关个人的实际行为。认为一个人‘应当’在一定方式下行为这种说法意味着，这一行为是由一个规范(它可能是道德的或法律的规范，或某种其他规范)所规定的。‘应当’只不过表示了人的行为是由一个规范所决定的这一特定意义。……这种意义不同于我们说一个人实际上在一定方式下行为、某件事实际上发生了或存在着的那种意义。认为某件事应当发生这种说法是关于一个规范的存在和内容的一种说法，而不是关于自然现实，即自然中的实际事件的一种说法。”[9]虽然这一段的主旨是区分“规范行为”与“实然行为”，但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关系”的区分上，即将“关系”区分为“事实关系”与“规范关系”。这实际上延续了自休谟以来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
萨维尼在将“关系”(Beziehung)本身确定为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时，认为其是“法律关系之中单纯的事实”。事实上，萨维尼已经将“关系”本身作为一种事实关系，我这里称之为“生活关系”，以与“法律关系”相对应。生活关系为何要上升为法律关系？萨维尼认为：“生物人(Mensch)存在于外部世界，对于他而言，在其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因素是与那些与他本质和规定相同的人发生联系”，[10]这时就会产生一种“生活关系”。而这种生活关系中的双方需要相互的促进以保障自由，“要实现这点，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式，即对于一条无形界限的承认”，[11]这就需要通过法来进行。法就需要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将生活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的结果。作为事实关系的生活关系蕴含于生活层面，而作为规范关系的法律关系则蕴含于法层面。
(二)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的相互关系
1.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概念上的区分
在萨维尼之前，已经有一些法学者使用了“法律关系”这个语词，但对萨维尼影响最大的还是施塔尔(Stahl)。[12]
根据施塔尔的观点，在法和生活关系方面并没有严格的分离，法并非外在或超越于生活情势从而成为抽象规范的体系，而是将其存在作为法所型塑的现实( juristische ge-stalteteW irklichkeit)。[13]法和社会现实就并非是对立的。在这里，浪漫主义的观点是施塔尔观点的基础。在浪漫主义看来，所有的现实是一个生活统一体(Lebenseinheit)，这里存在着“整体性”(Totalitat)原则，法是生活现实的一部分，法以自然的方式内在于生活之中。[14]因此，在法律关系理论中，法律规定与生活关系就并非作为“形式”和“内容”而相互对立，毋宁说它们是联系一体的，法律关系内在于生活关系之中。
萨维尼也坚持此种观点，“法是社会存在整体中的一部分，并不可分离”，[15]“从某一方面来观察，法并无自为的存在，其本质是人类生活本身”，[16]萨维尼由此延续了浪漫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在此基础上又认为，法具有双重生命，法同时又是“掌握于法学家之后的独立科学”。[17]法就并非等同于生活，它需要成为一种科学。这样，法与生活就相互区分。当萨维尼说道“法规则需要转入到生活”[18]之中时，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此种区分。与此对应，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也就相互区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要素。生活关系如果要成为法律关系，还需要一个“形式”要素，即法律规定。
这一点可以从萨维尼对于法律关系所下定义的语词使用中找到证据。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是“通过法律规则界定的人(Person)与人之间的关系(Beziehung)”。首先，被定义项“法律关系“中的“关系”用的语词是Verhaltnisse，而定义项中的“关系”所使用的是Beziehung，这样，被定义项和定义项的语词使用就区分开来；其次，关系是“人(Person)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里的“人”用的语词是Person，从而与生物人(Mensch)区别开来，后者属于生活之中，而前者则属于法之中，是“法律关系的承担者(Trager)”，两者的内涵是不同的，基于“内在于每个人中的意志”， Person的原初概念与Mensch概念可能恰好相合，两者可能会外延相同，但这种相合可以被实证法变更、扩展或限制，这样，两者的外延便不再相同。[19]生活关系要成为法律关系需要有一个形式因素，即法律规定。因此，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的内涵就存在不同。
萨维尼同时强调，“并非人(Mensch)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属于容易接受并需要法的这种界定的法领域”。[20]这里存在三种情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全部、或者全不、或者部分属于法领域或需要由法律规则支配。第一类的例子是所有权，第二类的例子是友谊，第三类的例子是婚姻，婚姻部分属于法领域，部分不属于法领域”。[21]这就是说，从外延上来看，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也存在区别。
由此，萨维尼就将生活关系与法律关系从概念上区分开来，区分的关键恰恰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上。法律关系是一种规范关系，具有规范属性，需要通过法来进行规定。这实际上奠定了后世法学家对于法律关系界定的基础，他们大多都强调法律关系必须由法律进行规定，注重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22]由此，法律关系就是法律所规定的法律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23]
生活关系常通过“事物本质”作为中介上升为法律关系，会对于法的外部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两者并非等同，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法的评价。[24]埃利希(Ehrlich)认为，法律关系并非通过法律产生，社会直接创造了法律关系：“家庭、社团、所有权、物权、买卖、租赁、借贷，在罗马法学家第一次将其普遍化之前，就是法律关系了。”[25]对此，拉伦茨评论认为，埃利希的社会实证主义忽视了法的约束性要求和法的规范意义，有效的法需要事实和规范的两种效力。[26]拉伦茨也承认在法律关系和生活关系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他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因此是相合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不能放弃。[27]生活关系需不需要上升为法律关系，其中的哪些事实对法律关系具有决定作用，成为法律关系的一部分，都是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的结果。如果法律决定一些生活关系不需要法律进行调整，根据这些生活关系就不能产生法律关系，如萨维尼所认为的友谊关系，或者生活关系中的某些事实对法律关系不具有决定作用，这些恰恰已经是评价之后的结果了。
2.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的联系
萨维尼在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又将生活关系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法律关系中同时还存在法律规定这个形式要素。法律规定要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进行界定(Bestimmung)，由此产生法律关系，所以根据萨维尼的观点，法律关系就是“法所规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如何进行评价，萨维尼并没有对之进行论述。梅迪库斯认为，这需要对于生活关系进行“撷取”。“生活关系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我们正是从这一连续统一体中取出一部分来，对其进行法律观察。”[28]将法律关系限制在生活关系的一部分是必要的，否则，法律发现将依赖于对法与非法的一种非理性的整体印象，因而会完全丧失可信赖性。因此，要实现一种唯理性的法律发现，就必须撷取生活关系中有限数量的，实际上甚至是较小数量的重要情况，否则法律发现的过程就会非常复杂。[29]这实际上是一种规范限制技术，虽然存在将一项法律关系与另一项法律关系结合起来的做法，但这种做法毕竟是一种例外的情况。[30]梅迪库斯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对于萨维尼的最好注脚。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调整，必须运用一定的限制技术。拉伦茨举例认为，如果出租者A与承租者B之间存在租赁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生活关系是冷淡的还是友好的，对于法律关系并不起决定作用。[31]法律只是从生活关系中抽取出一定的事实作为法律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从生活关系中抽取出来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同时这种限制技术也决定了一些生活关系不能上升为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必须从生活关系中“撷取”一些事实，这在另一方面就意味着，法律关系必须以生活关系作为基础，法律关系具有经验现实的基础，生活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基础关系，法律关系不能忽视这个经验现实基础。根据萨维尼的观点，生活关系是根据生物人的本质和共同生活情况而产生的，[32]它通过法律的规定而形成法律关系。这一点最为清晰的表现是在萨维尼关于家庭的论述中。“所有的家庭关系在最初的概念上涉及到自然的生物人(natürlichenMenschen)，对它的法律处理是派生性和从属性的。”[33]即使是在财产法律关系中，萨维尼也首先探求生活关系，即物和行为的单纯的、前法律的存在。[34]以所有权为例，萨维尼的出发点在于：“每个人都负有使命对不自由的自然进行支配；但他必须也同样承认他人也具有相同的使命，而在个体于地域上发生接触的情形，则从这种相互承认中产生了平衡的需要。”[35]这种“生活关系”中的平衡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只有“借助于国家中的共同体，通过实证法而实现”。[36]这时，所有权法律关系就由此产生。
普赫塔在其《学说汇纂》关于法律关系的章节中，并没有详细论述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之间的关联，[37]实际上他力图抽取出法律关系的经验现实基础，从而实现一种概念的金字塔，通过抽象的概念构成完成对于法的科学创造，法不需要考虑其生活层面，生活层面对于法体系的构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普赫塔“在体系与概念建构上显示的逻辑力量上”超过萨维尼，但在“精神层次与观照能力上”却无法与萨维尼相提并论。[38]法律关系产生之后，又会对于生活关系产生影响。萨维尼由此认为：法律关系能够“影响实际生活”。[39]例如，一个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之后，债务人就必须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损害赔偿义务，此种义务就必然会对于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生活关系发生影响。
(三)本部分的结论
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具有两种因素：作为实质要素的生活关系以及作为形式要素的法律规定。形式要素使得法律关系具有规范属性，是一种规范关系，之中存在评价，从而与作为事实关系的生活关系区分开来；而实质要素使得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通过限制技术而发生，法律关系具有经验现实的基础。由此，萨维尼既注意到了法的规范层面，同时也注意到了法的生活层面。普赫塔注意到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从而是一种概念法学；而埃利希注意到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从而是一种法的社
会实证主义。
二、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
(一)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初步观察
在萨维尼的眼中，体系并非科学的任意性作品，体系的组成部分存在内在的关联，具体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就由此形成一个大的统一体，[40]科学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主要的内在关联，而通过这种内在关联，外在的秩序也得以确定。[41]但是，萨维尼同时认为，这种内在关联只能在法律制度中才能发现，“……在法律制度中，根据不同的方面发现和寻求这种亲和关系……”，[42]体系并非法律规则和法律规定的整体，毋宁说体系性关联存在于法律制度之中。[43]
萨维尼首先从权利入手。权利是一个人(Person)“意思支配的领域，我们同意这种支配”，[44]如果权利被怀疑或者存有争议，那么就需要法官的判决对其存在和范围予以承认。由此，萨维尼认为，“判决的逻辑形式只是通过偶然的需要而产生，其并非事物的本质，而是需要一个深层次的基础”，[45]这个基础就是“法律关系”。任何权利“都只是描述了法律关系的特别的、通过抽象而分离出来的一个方面”，对于具体权利的判决“只有在它以法律关系的整体直观(Gesammtanschauung)作为出发点时才可能是真实的和令人信服的”。[46]这样，相对于权利而言，法律关系就享有一种更高的一般性。权利并非单纯的根据自身而被形式化地判决，判决应当首先在一般性中着眼权利。[47]萨维尼为证明这一主张，以L. Frater a fratre(兄弟诉案)作为例子。[48]这个案子的情况是这样的，兄弟二人均处于父权之下，一个借钱给另一个，而受领人于父亲死后偿还了所借款项，他问自己能否因错误支付而请求返还已经支付的金钱。法官的任务在于就是否存在非债清偿给付返还之诉作出判决。而为了能够作出此判决，必须首先对于整个法律关系有一个“整体直观”。此法律关系中的各项因素是：对兄弟二人的父权、一个借钱给另一个、债务人从其父获得的特有产(Peculium)。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法律关系由于父亲的死亡、继承遗产而进一步发展到借款偿还，根据这些因素就可以得出法官所要作出的判决。
而针对具体权利的判决只有通过具体事实与普遍规则的联系才是有可能的，“规则支配着具体权利”。[49]这样，在主观权利和客观规则之间就存在着一种联系。而判决如上所述，具有一种限定性和依赖性，必须从法律关系的直观中寻求其活生生的根源和说服力。与此类似，法律规则也必须从法律制度的直观中寻求其深层次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直接的现象上，而寻求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法律关系处于相应的作为“原型(Typus)”的法律制度之下，法律制度支配法律关系，如同法律规则支配对于权利的判决一样。而后一种支配又取决于前一种支配，通过前一种支配才能获得真实性和生命。[50]以前面所述的“兄弟诉案”为例，此案中所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父亲通过儿子进行的取得，特有产以及其中的“保留”(deductio)，债权转移给继承人，债权债务的混同以及错债索回之诉。[51]
如上所述，法律规则构成了法律关系的“形式”要素，但法律规则并非是随意和偶然地排列着，它们相互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形成一个更高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法律制度，它是法律规则的“深层次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其中的各个部分生机勃勃地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且持续地发展。[52]法律制度又支配着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原型(Typus或者Urbild[53])。举例来说，所有的补充性法律关系———婚姻、父权、亲属———被称为家庭法律关系，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被称为家庭法。[54]对于财产法律关系也同样如此，“所有扩展了个人能力的法律关系被称为这个人的财产，而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被成为财产法。”[55]这样，法律关系就与法律制度区分开来，但彼此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56]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来表示，可以大概如下：[57]
基础
法律规则
法律制度
支
决
支
配
定
配
判决（权利）
法律关系
基础
(二)法律制度的两种含义以及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则
“法律制度”这个语词[58]在萨维尼那里具有两种含义，虽然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如果要精确界定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于法律制度的多种含义进行考察。
萨维尼实际上从实证两个层面上理解法律制度：一种是抽象的、超实证的法律制度，这可以被称为“一般法律制度”；一种是具有具体形态的、实证化的法律制度，这可以被称为“实证法律制度”。[59]这一点有多个证据加以证明。例如，他认为，所有权只能通过下列方式才能作为现实的存在：“首先使所有权与国家相联系，将国家作为所有权人；然后借助于在国家的实证法中所形成的规则，将所有权与国家中的个别权利主体相联系，并以之作为所有权人。”[60]这时，国家对于自然进行总体支配，而个体就表现为这种共同权力的分有者，这种共同权利的分配存在三种方法，萨维尼由此得出结论：个人对不自由的自然作所有权之外的支配是不可想象的。[61]萨维尼进一步论述：“但也许在所有权内部，就可以想象多种多样的有限的支配；这样，分别按照任何实证法的规定，就可以构成多种作为特殊法律制度的他物权( jura in re)。我们将物上一切可能的权利———所有权和他物权———归纳于一个共同的名称之下：对物权。”[62]这里，所有权作为个人对于自然进行支配不可排除的方式就是一种一般法律制度，它并不依赖于实证法而存在，而只是通过实证法而取得现实化，是超实证的，具有一般的必然性；而依赖于实证法的制度的个人所有权、他物权就是一种实证法律制度。
同样，萨维尼在论述权利能力时，以“人的原初概念”作为出发点，[63]而论述行为能力时，以相应的“人的自然能力”为出发点，[64]但是这两个一般界定都会存在“实证法的变更”。[65]而法律制度的这两种含义的区分最为清晰的表现是在萨维尼关于婚姻的论述中：“一夫一妻制的存在是实证法律制度，而婚姻(它可能以上述形式出现)具有一般的必然性。”[66]他又对此补充道：“这并不是说，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和一夫一妻之间存在一个通过偶然情势而确定的选择，毋宁说，前者在民族的道德发展中被认为是较低层次的。”[67]法律制度的这两种含义也充分体现在萨维尼在体系最高划分的最后所说的一段话上：“在我们观察三种类型的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上述制度在我们的实证法中的一些变更和特别发展。”[68]
这样，萨维尼将法律制度作为具体法律关系的“原型”时，他所指涉的是实证法律制度，而非一般法律制度，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形态。[69]一般法律制度体现了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70]本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法律制度”指的就是“实证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也并非法律规则。早期萨维尼认为：“体系的内容是制定法，即法律规定。”[71]拉伦茨对此评论认为，在早期萨维尼那里，体系构成并非是制度的有机关联，而是概念的逻辑关联。[72]但伴随着萨维尼早期制定法实证主义的转变，萨维尼对此观点加以修正，认为：“一国的实证法体系”只是通过“直观(Anschauung)”由“可认识到的法律制度”组成。[73]“存在于民族共同意识中的法的形态并非抽象规则，而是处于有机联系中的法律制度的生机勃勃的直观。”[74]即使萨维尼认为，法律制度由属于它的法律规定组成，但他仍然在概念上区分了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规则。[75]法律规则是抽象的，而在萨维尼那里，“法律制度”是“大量生机勃勃的现实(reiche lebendigW irklichkeit)”与“一般概念(Allgemeinbegriffen)”的混合，法律制度的概念在实质-社会学理解和概念理解之间闪烁不定，[76]但是无论如何，法律制度并非如同法律规则那样是抽象的，而是具有有机性。这并非指法律制度等同于社会现实，而是说，在法律制度下的思考方式是复杂并且具有创造性的，无论如何不能过分脱离社会现实而上升为纯概念式的思考。维亚克尔的观点非常具有道理：“‘有机特征’云云，并非意指社会现象真实的分布与秩序，毋宁是法理论上的假设，质言之，法学概念式思考之复杂且有创意的特质。这乃是尝试将活生生的法律素材形式化为精神上之一体性的最终界限，同时也是萨维尼‘历史性’法学研究之历史性，质言之，与真实之关联性的绝对界限。”[77]
(三)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之间联系的深层次观察
1.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概念上的区分
“法律关系(Rechtsverhaltnis)”与“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的语词并非是萨维尼最先使用。费希特(Fichte)于1796年在其《自然法权基础》(Grundlage desNaturrechts)这本著作中已经使用了Rechtsverhaltnis这个语词，他认为：“一个有限存在者不把自身设定为能与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处于一种确定的、人们称之为法权关系(Rechtsverhaltnis)的关系中，就不能假定在自身之外还有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78]从费希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他之前，“法律关系”这个语词已经存在并被使用。胡果(1799)和蒂堡(1803)也已经使用了这个语词。[79]而萨维尼在其早期的方法论中就使用了这个语词。[80]
而“法律制度”这个语词的使用更为复杂一些。萨维尼作为罗马法律史学家很可能吸收了罗马法上的“法律制度”这个语词，即Institutiones，[81]这个表述在盖尤斯那里已经被使用。Institut或者与其含义相同的Institution在哲学中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而只是在法学、社会学以及神学理论中被论述。[82]格莫尔(Gmür)认为，[83]萨维尼于1831和1833年所作的学术论文“Von dem Schutz derMinderjaehrigen im R mischenRech，t und insbesonde-re von derLex Plaetoria”中，并没有论及法律制度，所有权和法定继承顺位都仅仅指的是法律关系；[84]但是，萨维尼在1836年的论文“Beitrag zur Rechtsgeschichte des Adels imneueren Europa”中则论及了“关系”和“制度”。[85]威廉(W ilhelm)也接受了这种观点。[86]但是，萨维尼在1808年就已经使用了“法律制度”这个语词，并且还论述了“政治制度”。[87]
无论如何，萨维尼并非是使用“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第一人，但其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概念上的区分。[88]在其学术早期，萨维尼并没有在概念上区分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89]而之后萨维尼很有可能是从施塔尔(Stahl)那里得到了在概念上区分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启发。[90]
在施塔尔的论述中，[91]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体系性分离还没有发生，但他已经对此种分离作出了准备。施塔尔认为，客观意义上的法并非只是单纯的法律规范的集合，同样也是依照这些规范而被实际规定的全部关系———财产、家庭、国家等(只要这些关系因为法而作为固定的制度存在)，即整体的法律状况。这样，法学的内容就是所有权、役权等，并且，这很明显不仅是制定法，也是法律关系、法律制度。[92]这样，施塔尔就很明确地区分了法律关系、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定，体系就并非制定法或权利的相互连接，而是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相互连接。[93]但施塔尔并没有区分主观法和客观法，因此也就没有在概念上区分开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他只是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94]
如上文所述，根据施塔尔的观点，法和社会现实并非是对立的，浪漫主义的“整体性”原则是这种观点的基础，[95]他强调法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法律规范以自然的方式内在于生活事实之中，强调法和生活事实的统一，法律关系内在于生活关系之中。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对立的深层次基础是社会现实和法之间的对立，而施塔尔并不认同这个基础，因此他的论述重点在于确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而并非这两者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分。[96]
但是，施塔尔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却体现出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概念上的区分。一方面，他认为占有(possessio)作为占有关系“在法的真正部分中享有当然的位置”，同时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占有“属于物法(Sachenrechts)，物法并非对物的权利(Rechtenauf eine Sachen)，而是物的法律制度(Institutdes Sachenrechts)，是规范对物的关系的有着密切联系的法律规定的整体”。[97]这样，占有就一方面是占有关系(法律关系)，同时另一方面是物法(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可以看出，虽然施塔尔的论述重点是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他也同时暗示了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在概念上的区分：法律关系是被法所规定的生活关系，法律制度是法律规定的整体。[98]
而萨维尼则拟定了法的层级结构，将法律关系与主观权利联系起来，将法律制度与客观法联系起来，这样，基于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之间的区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在概念上也就区分开来，法的层级结构就体现为：客观要素：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以及主观要素：主观权利———法律关系。[99]在他认为法律制度支配着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原型的时候，其实萨维尼就已经在概念上区分开了这两者。事实上，这种区分在影响其法律思想的哲学上有着深厚的基础。[100]
在维持现实(W irklichkeit)的统一性之下，形而上的客观唯心主义(metaphysischen，objektiven Idealismus)作出了以下区分：本质(Wesen)和形式(Form)或现象(Erschei-nung)，核心(Kern)和表面(Oberflache)，自然(Natur)和精神(Geist)。[101]法是现实的一部分，这样，法也当然可以区分为自然层面和精神层面，前者就是法律关系，后者就是法律制度。[102]萨维尼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直接的现象(Erschei-nung)上，而寻求事物的本质(Wesen)，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法律关系处于相应的作为‘原型’的法律制度之下。”[103]由此，萨维尼就从概念上区分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前者是法的自然或现象，后者是法的精神和本质。[104]
萨维尼对于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概念区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05]温德沙伊德认为：“与法律关系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整体叫做法律制度。”[106]邓恩伯格认为：“法律制度是规整一个范围的在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107]梅迪库斯也同样认为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存在区别。[108]法律制度是“规范通常因属同一法律机制或为同一职能服务而联合起来的一组抽象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之法律规定集合也。”[109]此表述中所蕴含的前提就是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在概念上的区分。
2.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相互关联
尽管萨维尼在概念上区分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但是这种区分毕竟是在维持现实的统一性的前提之下而作出的。在这一点上，萨维尼与施塔尔的观点是相同的。在自然和精神的区分之下，法律关系属于自然层面，法律制度属于精神层面，两者必须相互符应(entsprechen)，这样，法本体论上的统一性才不会被打破。[110]而精神层面更具有普遍性，因此也就更高，精神层面支配着自然层面，因此，法律制度支配着法律关系。
萨维尼对此言明：法律制度支配着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原型(Typus)。[111]当萨维尼使用Typus这个语词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指明一种安排方式。[112]在萨维尼使用“涵摄(Subsumieren)”这个语词的时候，他是在与康德的语言用法同样的含义上使用的。[113]涵摄涉及到康德所谓的“规定性的判断力”，即“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114]康德对此说明道，“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就是“规定性的判断力”。[115]而康德使用Typus的语境是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之中。在康德看来，理论理性中，需要有“图型(Schemata)”作为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观之间的中介。[116]邓晓芒对此举出一个通俗的例子：“比如说，‘狗’的概念和具体的狗，当你用‘狗’的概念套到一个具体的‘狗’身上的时候，你预先在心目中要形成一个狗的图型，就是这只狗肯定是一个四足动物，那么一个抽象的形象。”[117]这个抽象的形象就是“图型”。同样，在“实然”(自然法则)和“应然”(道德法则)层面也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Typus”，邓晓芒将之译为“模型”。[118]与“图型”相对应，在实践理性中，通过原型(模型)，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就得到了连接。道德法则需要以“能够在感官对象上具体地得到表现”的自然法则作为原型(模型)，[119]“纯粹实践理性法则之下的判断力规则就是这条规则：问问你自己，你打算去做的那个行动如果按照你自己也是其一部分的自然的一条法则也应当发生的话，你是否仍能把它视为通过你的意志而可能的？”[120]这样，自然法则就是按照道德原则来评判行动准则的一个原型(模型)。“知性在任何时候都执有自然法则，只有在出于自由的原因性应当得到评判的情况下，它就使那种自然法则仅仅成为一条自由法则的模型了，因为知性如果不执有某种它能够使之成为经验场合中的实例的东西，它就不可能使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获得适当的运用。”[121]由此，通过作为原型(模型)的这个自然法则，道德法则能够具体应用于具体的经验性对象上，具体情形中的善恶就会得到判定。
萨维尼当然并没有直接借用康德对于这个语词所附加的含义。因为康德所谓的道德法则的原型(模型)只是就形式而言，[122]而萨维尼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有机体，其组成部分是内容方面的。[123]但是，在使用这个语词时，萨维尼和康德的思考方式确实是非常类似的，即“原型(模型)”都代表了一种对于普遍的寻求，[124]特殊能够在此普遍之下被探求到。[125]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同时涉及到康德所谓的“反思性的判断力”———“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126]———和“规定性的判断力”，这取决于观察的角度。[127]这里就必然会涉及到特殊和普遍的区分。而在萨维尼那里，由于法律制度的有机特征，普遍和特殊的具体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128]但是，普遍和特殊的区分仍然在原则上被作出。
换而言之，“涵摄”是把特殊涵摄到普遍之下，这个过程涉及到康德所谓的“规定性的判断力”；而“原型(模型)”则代表了一种对于普遍的寻求，特殊能够在此普遍之下被探求到，但此过程并非是一个如“涵摄”那样的纯粹逻辑的过程，会同时涉及到康德所谓的两种判断力。法律关系、规则对于法律制度都是如此。当萨维尼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关系的原型时”，实际上他所表明的就恰恰是后面这种安排方式。这样，法律制度就是代表一种普遍，而法律关系就是代表一种特殊。萨维尼由此就阐述道：“在此存在一个自然的区别：法律只是首先被分别建构出来，之后能被任意组合；而法律关系通过生活事件而被给定，也就是说在其具体的组成和复杂中直接显现出来。”[129]萨维尼的意思也就是，法律制度并非“直接显现”和“直接给定”，与生活关系远一些，因此就更为普遍；而法律关系是“直接显现”和“直接给定”，更为贴近生活，因此就更为特殊；这个过程就不是那么一个纯粹逻辑的过程，而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过程，需要按照与具体情形的解决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建构和组合，这里就需要结合经验材料(也就是“生活关系”)，而这恰恰体现了法学工作的特殊性。[130]由此，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和生活关系这三个概念就互相联系起来。
这种对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的理解也可以由现代法学家的论述而得到支持。梅迪库斯认为，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的区别大致在于：“‘法律’制度总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的。我们在使用‘法律关系’的概念时，往往是指向某种具体的买卖行为或某项具体的所有权等等，而在使用‘法律制度’的概念时则没有这种具体的指向。”[131]Pinto认为，法律制度是“规范同样因属同一法律机制或为同一职能服务而联合起来的一组抽象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之法律规定集合也”；[132]“通过讲述法律所载的典型、范例和模式来研究法律关系。例如讲述承租人向业主交纳租金这一义务所建基的关系。这里所谈的就是一种抽象法律关系”；“我们又可以讲述现实中，特定人之间基于一特定法律事实而就一特定标的发生的法律关系来研究法律关系，比如业主甲因出租房地产给承租人乙而要求他交纳二千元租金。此乃具体法律关系。”[133]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 Pinto实际上也是在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上来理解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
同时，根据上面的观点，法律制度是规范一定范围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的集合，并且，法律关系更为贴近生活，“法律关系通过生活事件而被给定，也就是说在其具体的组成和复杂中直接显现出来”，[134]而法恰恰就是对于生活的调整。因此，法律制度就必须以法律关系作为基础而形成，法律制度内部的亲和性的根源也是其所支配的法律关系下的生活关系在生活范围内的密切相关。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恩伯格认为法律制度“是规整一个范围的在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135]法律制度的形成是因为法律关系的抽象。
(四)本部分的结论
法律制度具有两种含义：一般法律制度和实证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实证法律制度。在现实统一性的前提之下，法律关系与主观权利联系起来，代表着法的主观-自然(现象)层面，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则联系起来，代表着法的客观-精神(本质)层面。由此，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就在概念上得到区分，这是萨维尼与他之前的法学家的不同之处，因此也是他的独特之处。
但是区分始终是在存在现实的统一性这个前提之下而作出的，因此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又存在密切的联系。萨维尼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关系的原型，这与康德的“原型(模型)论”中的思考方式相同，都代表着一种对于普遍的寻求，因此，法律制度较之法律关系就更为普遍，它们分别代表着法的精神层面和自然层面。精神是更为普遍的，而自然较之就更为特殊，前者支配后者，这样法律制度就作为法律关系的原型支配着法律关系。而在法的层面，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判决(权利)、规则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四边形结构。
三、结论
法律关系、生活关系以及法律制度这三个概念相互区分，但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活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而法律关系的形式要素又具体体现为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又形成法律体系，在此，法律关系具有一种中间的作用。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使得法与生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形式要素使得法律关系具有一种规范属性。这样，生活关系属于生活范畴，而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属于规范范畴。而在规范范畴之中，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又可以被进一步区分，它们分别属于法的主观-自然和客观-精神的层面，后者较之前者更具有普遍性，前者又是后者得以形成的基础。在普遍和特殊的上升和下降中，又必须考虑到经验事实，也就是生活关系。如果以婚姻作为例子，那么法的总体状况可用这样一个图表表示：
生活
生活关系（素材）————甲和乙的关系
法律关系（自然）————甲和乙之间的婚姻法律关系
规范
法律制度（精神）————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
法律关系
————民法体系
从这里可以观察到，法律关系一方面连接着法的生活层面，即生活关系，另一方面连接着法律制度和法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维亚克尔认为法律关系在萨维尼那里具有一种“媒介”作用，它将生活世界与法世界结合起来。但法律关系本身仍然是一种规范关系，因此在法世界中，它就成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 注释:
[1]参见[德]萨维尼：“本杂志的目标”(Savigny，über den Zweck dieserZeitschrift， in：ZeitschriftfürgeschichtlicheRe-chtwissenschaft，I (1815))，第10页。
[2]这种语言的“开放结构”最早由以奥斯丁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和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认识到，之后由哈特运用于法学理论上。哈特的关于此点的论述，请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以下；以及他的论文“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载[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以下。
[3]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英]哈特：“法理学中的定义和理论”，载[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以下。虽然哈特并非以“法律关系”作为例子，但他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法律关系”这个语词。
[4]同注[3]引文，第36页以下。
[5]同注[3]引文，第38页。
[6] 哈特所论述的是“法律概念”，即以一个法律体制的存在等等作为条件的概念，例如有限公司，在他看来，“有限公司”这个语词需要放入整个陈述中，“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细致的省察，一个对陈述———关于有限公司之法律权利与义务的陈述———跟法律规则一起与世界发生联系的省察”，最为重要的第一步是明白“在什么情况下此种陈述才具有真值并且它们的确是真的”，也就是说，将“什么是有限公司”这一问题搁置起来，代之以“根据何种条件，法律才将责任归于公司”，这样才能阐明一个法律体制的实际运作。但是，哈特的这些论述对于本部分内容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其根据边沁的理解而运用的“使用中定义”这种方式。关于哈特的上述观点，请参见[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导言”，第4页以下，以及上面所引的哈特的文章。
[7][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Savigny，System desheutigen r mischenRechts， Bd.1， Berlin， 1840. )，第333页；相关部分的中译请参见[德]萨维尼：“萨维尼论法律关系”，田士永译，载于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以下。
[8]同注7引书，第333页。
[9][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10]同注[7]引书，第331页。
[11]同注[7]引书，第331页。
[12]关于在法律关系理论方面，施塔尔对于萨维尼的影响的简略介绍，参见[德]威廉：《19世纪的法学方法论》(W ilhelm，Zur juristischenMethodenlehre im19. Jahrhundert，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2003. )，第49页；具体请参见下文的论述。
[13][德]施塔尔：《历史视角下的法哲学》，第2卷(Stah，lDiephilosophiedesRechtsnach geschichtlicherAnsicht，Bd. 2，Heidelberg， 1833)，第146页；同注12引书，第50页。
[14]同注[12]引书，第50页。
[15][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Savigny，Vom BerufunsrerZeitfür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Heidelberg， 1814. )，第12页；本书的中译本参见[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6] 同注[15]引书，第30页。同样的观点请参见[德]萨维尼：《中世纪罗马法史》，第一卷(Savigny，Geschichte desr mischen Rechts imMittelalter，Bd. 1， 2. Auf.l， Heidelberg， 1834. )，前言； [德]萨维尼：“1802 /1803年的方法论讲义”， (Savigny， Methodologien 1802 /1803， in： hrsg. AldoMazzacane，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juristischenMethodologie，1802-1842，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1993. )，第88页； [德]萨维尼：“1803 /1804年的方法论讲义”(Savigny， Mehtodologien 1803 /1804， in： hrsg. AldoMazzacane，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 juristischenMethodologie，1802-1842，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1993)，第133页。
[17]同注[15]引书，第12页。
[18]同注[7]引书，第206页。.
[19]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二卷(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Bd. 2， Berlin，1840. )，第2页。
[20]同注[7]引书，第331页以下。
[21]同注[7]引书，第334页。
[22] 参见[德]布罗克斯：《德国民法总论》(Brox，AllgemeinerTeildesBGB， CarlHeymannsVerlag， Berlin， 2002. )，第279页； [德]科勒：《德国民法总论》(K hler，BGB AllgemeinerTeil，Beck Verlag， München， 2004. )，第283页；[德]胡伊特斯、施塔德勒：《德国民法总论》(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TeildesBGB，12. Auf.l， Beck Verlag，München， 2002. )，第47页； [德]许布纳：《德国民法总论》(Hübner，AllgemeinerTeildesBGB，WalterdeGruyter，Berlin， 1996. )，第192页； [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德]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葡]Pinto：《民法总论》，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年版，第87页；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梁慧星先生虽然认为法律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受法律所支配的关系”，但是他之后认为，法律关系是“因法律之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义务关系”一词表明梁先生承认了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23]王涌：“权利的结构”，载于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关于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的进一步考察，请参见刘岸：“法律关系的概念分析”，载于方流芳主编：《法大评论》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以下。
[24]参见[德]卡纳里斯：《法学中的体系思维和体系概念》(Canaris，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2. Auf.l， Duncker&Humblot， Berlin， 1983. )，第34页以下。
[25]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4. Auflage， Sp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1979. )，第71页；更多持此种观点的文献，请参见注24引书，第34页。
[26]同注[25]引拉伦茨书，第71页。
[27]同注[22]引拉伦茨书，第259页。在这个意义上，拉伦茨认为：“如果由此就认为，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规定的‘生活’关系，则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法律关系不是任何离开法律规范的生活关系，应注意到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而不是否认它们之间的关联。对此的解释，参见注22引龙卫球书，第105页。
[28] 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1页。
[29]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3页。
[30]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4页以下。
[31]同注[22]引拉伦茨书，第258页以下。
[32]同注[7]引书，第331页。
[33]同注[19]引书，第238页。
[34]同注[7]引书，第367页以下；对此观点，请参见[德]威廉：“萨维尼的超实证体系”(W ilhelm， SavignysüberpositiveSystematik， in： hrsg. Blühdorn und Ritter，Philosoph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Vitt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1969. )，第131页。
[35]同注[7]引书，第367页以下；此部分的中译请参见[德]萨维尼：“萨维尼论财产权”，金可可译，载于《中德私法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36]同注[7]引书，第368页。
[37][德]普赫塔：《学说汇纂》(Puchta，Pandekten，12. Auf.l， Leipzig， 1877. )，第46页以下。
[38] 参见[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6页。
[39]同注[7]引书，第393页。
[40]同注[7]引书，前言，XXXVI.。
[41]同注[7]引书，前言，XXXVII.。
[42]同注[7]引书，前言，XXXVI.。
[43]同注[7]引书，第10页。
[44]同注[7]引书，第7页。
[45]同注[7]引书，第7页。
[46]同注[7]引书，第7页。
[47][德]吕克特：《萨维尼的理想主义、法学和政治》(Rückert，Idealismus， Jurisprudenz und Politik bei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RolfGremerVerlag， Ebelsbach， 1984. )，第342页。
[48]同注[7]引书，第8页。
[49]同注[7]引书，第9页。
[50]同注[7]引书，第9页以下；对此的论述也请参见杨代雄：“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的体系化方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第26页以下。
[51]同注[7]引书，第10页。
[52]同注[7]引书，第9页。
[53]同注[7]引书，第291页。
[54]同注[7]引书，第342页。
[55]同注[7]引书，第339页以下。
[56]但萨维尼在具体行文中，并没有非常严格地对待这种概念区分，用词上有时会出现互换，参见同注[7]引书，第352、370、393页；对此的论述参见同注[12]引书，第48页；同注[38]引书，第385页：“……‘制度’或者(与前者未能截然区分)的‘法律关系’”。但从整体上而言，萨维尼确实已经对于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
[57]这个图表的制作参考了杨代雄的图表，但其中存在少许变化，参见注[50]引杨代雄文，第27页。
[58]对于“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与“法律关系”(Rechtsverhaltnis)的语词史考察，请参见下文。
[59]对此，参见同注[34]引威廉文，第131页以下；这部分的论述主要参考了这篇文章。
[60]同注7引书，第380页。
[61]同注7引书，第369页。
[62]同注7引书，第369页；黑体字部分为笔者所强调。
[63] 参见同注[19]引书，第2页。
[64]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三卷(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Bd. 3， Berlin，1840. )，第90页。
[65]同注[59]引文，第132页。
[66]同注[7]引书，第346页，注释a；黑体字部分为笔者所强调。
[67]同注[7]引书，第346页，注释a。
[68]同注[7]引书，第345页。
[69]同注[59]引文，第133页。
[70]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不仅体现在“一般法律制度”和“实证法律制度”的区分上，其萌芽在“自然的法律制度”和“人为的法律制度”的区分上已经有所体现，具体请参见后文。同时，萨维尼还区分了“一般法”和“个别法(反常法)”，后者是完全实证的，并不能根据法律基本规定推导出来，其根据存在于法律领域之外(参见注[7]引书，§16)，例如，萨维尼写道：“在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是被完全禁止的，并应该受到通奸的法律处罚。这个规定是完全实证的，并不能被视为是异邦人无通婚权的应用。”(同注[19]引书，第231页；黑体字为笔者所强调)。同样，萨维尼还区分了“一般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虽然他认为两者并非相互矛盾，前者与万民法( jusgentium)联系起来，后者与市民法( jus civile)联系起来(参见注[7]引书，§8)。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对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注[59]引文，第133-136页；关于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的论述，也请参见托维斯：“法的内在起源和先验目标：萨维尼、施塔尔以及基督教德国的意识形态”(Toews， The ImmanentGenesis and TranscendentGoal ofLaw： Savigny， Stah，l and TheIdeology of the Christian German State， 37Am. J. Com. L.139， 1989. )，第141页以下。
[71][德]萨维尼：《法学方法论：格林笔记》(Savigny，JuristischeMethodenlehre， Nach derausarbeitung desJacobGrimm，hrsg. Wesenberg， K. F. K hlerVerlag， Stuttgart， 1951. )，第37页。
[72]参见注[25]引拉伦茨书，第18页；哈曼对拉伦茨的此观点的引用有些断章取义，拉伦茨只是认为在早期萨维尼那里存在这样的情况，而并非认为萨维尼一直持有如此观点，但哈曼却忽略了拉伦茨的这种限定，参见[德]哈曼：《萨维尼对于德国民法典一般教义基础的意义》(Hammen，Die Bedeutung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s für dieallgemeinen dogmatischenGrundlagen desDeutschenBürgerlichenGesetzbuchs，Duncker&Humblot， Berlin， 1983. )，第25页。
[73] 同注[7]引书，第9页。
[74]同注[7]引书，第16页。
[75]参见注[72]引哈曼书，第24页。
[76]同注[72]引哈曼书，第24页，注4；另请参见注38引书，第385页：“(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有时被看作人类基本关系之‘自然的原始形象’，有时变成这些关系的抽象法律类型，有时又是复杂的、归纳式的体系建构时运用之方法工具。这种未经澄清的事实关系，即使透过‘有机性脉络’之类的想法，也只是为它们盖上面纱，基本上并未加以处理。”
[77同注[38]引书，第385页以下。
[78][德]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页。黑体字为笔者所强调。
[79][德]诺尔：《萨维尼的哲学学习期》(N rr，Savignys philosophische Lehrjahre，Vitt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1994. )，第275页，注75。
[80]例如， [德]萨维尼：“1809年方法论讲义”(Savigny， Methodologie 1809， in： hrsg. AldoMazzacane，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 juristischen Methodologie，1802-1842，Vitt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1993. )，第140、148页。
[81]同注[72]引哈曼书，第24页。
[82] 同注72引哈曼书，第49页，注190。
[83][德]格莫尔：《萨维尼和法学的发展》(Gmür，Savigny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Münster，1962. )，第14页；同注12引书，第49页，注128。
[84]参见[德]萨维尼：《论文集》，第二卷(Savigny，Vermischte Schriften，Bd. 2， Berlin， 1850. )，第391页以下。.
[85]参见[德]萨维尼：《论文集》，第四卷(Savigny，Vermischte Schriften，Bd. 4， Berlin， 1850. )，第51、58页。
[86]同注[12]引书，第49页，注128。
[87]同注[72]引哈曼书，第49页，注190；同注79引书，第275页，注75。
[88]同注[79]引书，第275页，注75。
[89]参见[德]茨威尔格玛莫尔：“萨维尼的法理论”(Zwilgmeyer， Die Rechtslehre Savignys， in：Leipziger rechtswiss.Studien，Heft37(1929))，第13页以下；同注12引书，第49页，注128。
[90]根据威廉的观点， 1833年秋，施塔尔出版了他的“法哲学”的第二卷第一分册，萨维尼这时已经知道了这本书的第一卷，这可以根据他于1830年7月21日写给施塔尔的信件而得到证明：“……匆忙的浏览就足够使我确信您书中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萨维尼也会对于这本书的第二卷很熟悉，在此卷中，施塔尔深入研究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本质。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的“法律制度”这个章节中明确引证了施塔尔在《法哲学》第二卷第一分册中的相应论述(参见注7引书，第10页，注a)。另外，在萨维尼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与施塔尔相似的论述，例如立法问题和类推问题。具体请参见：注12引书，第49页；注89引茨威尔格玛莫尔文，第13页以下。另外，施塔尔在这一问题上对于萨维尼存在重大影响的观点也请参见[德]克莱因海尔、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施塔尔的思想特点是对现存的(bestehend)、而不是既有的(gemacht)具体秩序的研究：……同样， (私法的)法律体系也是现存生活关系在‘法律制度’中的反映。其思想或许是经萨维尼的传播，……产生了影响。”
[91]对于施塔尔观点更为详细的描述，请参见[德]马格：《制度保障》(Mager，Einrichtungsgarantien： Entstehung，Wurzeln， Wandlungen und grundgesetzmassigeNeubestimmung einerdogmatischen FigurdesVerfassungsrecht，MohrSie-beck， Tübingen， 2003. )，第8章。
[92]同注[13]引书，第114页；同注12引书，第49页。
[93]同注[13]引书，第146页；同注12引书，第50页。
[94] 同注12引书，第50页。
[95]关于萨维尼以及施塔尔法律理论中的“整体性”原则，请参见注70引托维斯文，第143页以下。
[96]同注[12]引书，第50页。
[97]同注[13]引书，第158页；同注12引书，第51页。
[98]参见注[12]引书，第51页。
[99]参见注[91]引书，第99页。
[100]虽然不能将萨维尼理解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否则就会对于萨维尼进行了“过度诠释”，将萨维尼过度哲学化，但是不理解其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想，则无法充分理解萨维尼的法学。所以，不能把萨维尼作为一个“思想家”，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学问家”来理解，但必须结合同时代的哲学思想来理解其学问。维亚克尔就表达了此种观点，参见[德]布吕道恩、利特尔主编：《哲学与法学》(hrsg. Blühdorn und Ritter，Philosoph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1969. )，第143页。
[101]参加注[47]引书，第241页；注[91]引书，第102页。
[102]参见注[47]引书，第343页。
[103] 同注7引书，第9页；黑体字为笔者所强调。
[104]同注[7]引书，第10页：“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存在自然的区别。”
[105]对此参见[德]穆勒：《作为科学的行政法：弗里茨弗莱纳， 1867-1937》(RogerMüller，VerwaltungsrechtalsWis-senschaft： FritzFleiner1867-1937，Vitto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2006. )，第80页，注184。
[106][德]温德沙伊德：《潘德克顿教科书》，第一卷(W indscheid，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Bd. 1， 6. Auf.l，Frankfurt a. M.， 1887. )，第101页。
[107][德]邓恩伯格：《潘德克顿》，第二卷(Dernberg，Pandekten，Bd. 2， 2. Auf.l Berlin， 1888. )，第89页。
[108]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6页。
[109]同注[22]引Pinto书，第87页。
[110]同注[47]引书，第343页。
[111]同注[7]引书，第9页；萨维尼在与“Typus”同样的含义上使用“Urbild”，例如，同注7引书，第291页。
[112]同注[79]引书，第277页。本文这一部分的论述参考了诺尔在本书中的观点。
[113]同注[79]引书，第276页。
[11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15]同注[114]引书，第13页以下。“归摄”就是本文中所使用的“涵摄”。
[116]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杨祖陶、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以下。
[117]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118]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119]同注[118]引书，第94页。
[120]同注[118]引书，第95页。
[121]同注[118]引书，第95页。
[122]同注[118]引书，第94页。
[123]同注[79]引书，第277页以下。
[124]参见注[118]引书，第94页：“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按照法则发生的某个情况的图型，而是某种法则本身的图型(如果这个词在这里合适的话)”，其中的“法则”一词就表明了是一种普遍之物。
[125]参见注[79]引书，第277页以下。
[126]同注[114]引书，第14页。
[127]参见注[79]引书，第278页。观察角度主要涉及到“建构”和“阐明”，两者的前提是不同的，前者是特殊之物从不存在到存在，后者是特殊之物从存在到被发现和意识到。在法律上，这两者不准确地说是“立法”和“司法”，萨维尼对此曾说明：“规则和规则适用在基础上是同样的”，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主要取决于上述的观察角度。对此的详细论述请参见后文，也请参见[德]吕克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方法与法律现代性”，盛桥译，载《清华法学》第九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以下。
[128]参见注[79]引书，第278页。
[129] 同注[7]引书，第10页。
[130]Typus在现代的法学方法论中又被称为“类型”，类型思维在法学方法论中的作用以及与萨维尼法律关系理论的连接，笔者将另文论述。
[131]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6页；相同的观点也请参见注[22]引李永军书，第41页。
[132]同注[22]引Pinto书，第87页。“法律制度”在此被翻译为“法律范畴”，但根据上下文，后者指代的就是“法律制度”。
[133]同注[22]引Pinto书，第87页。
关键词: 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弊端建议
教师职称是教师的任职资格与能力的凭证,是教师的综合素质、实际水平的凭证及物化体现。客观地说,教师职称的晋升在一定程度上是教师积极性提高的源动力之一,这有利于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促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现行的职称晋升制度凸显出很多弊端和不足。
一、现行职称晋升制度的弊端
1.高职称人员数量急剧增加导致职业怠倦现象加剧
近几年,我国高校高职称人员数量不断增长,其间年轻的高职称教师也迅速增加,出现了副教授、教授数量膨胀现象。然而,高校的综合科研能力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因此而增长。究其本质原因不是政策制定的疏忽,也不是控制监督的主要问题,而是高校的定位。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高校招生规模扩大,高职称人员紧缺,高等院校的师资矛盾是供给不足。而高职称教师的供给不足又是由一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学术科研水平有限造成的。[1]不少教师进行科研只是为了晋级,这就容易与生产实际脱钩,研究出一些无用的成果,或者评上职称后就将论文成果束之高阁,不去推广转化为生产力。高校教师一评上教授,就会终身受益,主观上不必为晋升而奋斗,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都达到了满足。很多人四十多岁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倚老卖老,反正终身享用国家的教授待遇。这种不合理的职称评审制度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束缚了一大批本可以成为发明家、创造家人士的手脚,造成了人才的普遍平庸化、功利化,严重阻碍了教师专业队伍的发展与建设。
2.高校各学科间职称晋升标准无专业区别
评定标准的不一致更多地反映在高校学科间。不同的院系,因为设立标准不同,评审的结果千差万别。理工与艺术专业,重在实际操作与表演,它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它不同于理论体系的研究与建树。两者体系不同,并无高低之分,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实际操作的要求不应被贬低。顺应市场经济变革,重点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如果没有一支动手能力强、技艺精湛的教师队伍,是不可能实现的。盲目追求学术,轻视技能,不仅会挫伤许多优秀教师进取的心,埋没人才,而且会影响学生的发展。当前在评定高级职称时,要制定合理的标准,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专业区别对待、分类管理,结合其各自情况制定分类的任职标准,而不能笼而统之。
3.职称评审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严重
教师最本职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是把先进的教育理论运用于学生教育的实际操作者,把学生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之才。但现行职称评定的导向,却不可避免地使得教师认为教学无所谓,只搞科研,坦率地说就是写论文,通行的做法是把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或出版的学术专著作为一个“硬指标”。如果论文数量达不到规定要求,无论这名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得如何好,无论其论文质量多么高,都无法得以晋升。尤其对于搞科研的教师来说,认真踏实地搞科研也许几年完不成一个成果,完不成成果怎能评职称?而相同的时间东拼西凑几篇论文却可以评上最高的职称。于是很多人无奈地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捷径上去,也使得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用的精力非常有限。教师摆不正自身工作的重点,教学的质量工程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仅仅依靠“评聘分离”并不能彻底解决高校教师的价值取向和职业追求问题,唯有在职称评定这个源头纠正高校教师的定位,方能使教师回归教育工作的本质。
二、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结合近几年我国高校职称改革的经验和今后的改革方向谈几点个人建议。
1.建立多元化的高校教师职称晋升体系
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职称晋升体系,即要符合教育的规律、科学的规律、人才的规律。高等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是综合性的,既要有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业绩的定量考核,又要有对教师综合素质的定性分析。应该把教学与科研、教书与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系统、客观地评价教授真实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晋升体系;在晋级中要兼顾短期与长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鼓励教师通过较长时期的艰苦劳动创造出高质量、高水平、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对人才的成长要有引导、激励和约束机制,要为教授们的继续发展创造条件。
2.提高高校教师的学术权威和学术自由
大学的管理中存在着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学术权威三种力量,三股力量相互作用表现为一个三角形的协调模式。[2]在我国的大学管理中国家的行政权力一直占主导作用,市场力量和学术权威的作用总体上微不足道,尤其表现为学术权威和行政力严重失衡。然而,实践证明大学的行政主导模式不利于学术自由,国家权力应为大学的自由创造保障条件,而不是让学术直接服从于国家短暂的眼前需求。就整体而言,国家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该确信,只要大学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最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3]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涵是以学术自由为支撑的大学自治和教授治学,以学术指导模式管理大学有利于学术自由和学术发展。因此,学术事务应尽可能地交给学术人员处理,学术管理权力应尽可能赋予教师群体。
3.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一个制度的实施必然要有相应的法律支撑,面对市场化教师职称晋升问题上的诸多矛盾,应尽快出台《教师职称晋升条例》及实施细则,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该制度的权威性,为教师的法律武器,能够维护教师自身的权益,也为教师职称晋升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高校教师职称晋升是个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着重研究、发现其特有的规律,在学习、借鉴别国的成果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条件比较,不可盲从。我们要及时研究解决工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推动职称晋升工作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慧.探讨高校教师职称晋升的政策与实践[J].经济师,2006,(7).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2)05―0033―01
一、寻找教材和现实生活的切入点
初中思想品德课教材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源，是真实生活的典型化。教材编排紧紧围绕学生的生活展开，图文并茂，语言生动，与学生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通过教材设置的内容开发和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社会生活的要求和规范，从而使思想品德教学成为学生自主构建、形成及发展良好思想品德的过程，实现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和谐统一。比如人教版上册第一课第一小节的标题是“初中生活新体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引导新生进行细致观察，注意发现，通过体验新学校的“新鲜事”，尽快熟悉并热爱新环境。
教师也可对教材已有的资源做适当改变，有针对性地增添现实生活中的事例，使教材中抽象的知识形象化，最大限度地提高教材的利用率，让学生学会在生活中求知，在求知中生活。如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礼仪展风采》一课，说到“礼仪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象征，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礼仪素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礼仪的要求”。为了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我列举了生活中个别同学的“标新立异”，如走路学“猫步”、裤管特意长短不齐、头发染成黄色等，让学生领会什么是“酷”，什么是“长大”的真正含义，人格的独立不是故做姿态，真正的个性在于从内心深入散发的魅力，体现一个人的品质。
二、激活课堂教学和学生生活的兴奋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生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趋势，他们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大量采集信息，开阔眼界，思维活跃。因此，教师利用鲜活的时事引导学生的兴趣是学习思想品德课的最佳途径之一。如在学习九年级第七课第一框“造福人民的经济”制度时，我让学生收集近几年家乡变化的图片及资料，将学生收集的图片及资料汇集起来做一期板报，使学生直观形象地感受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神舟八号”发射前夕，我选择大量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现实问题，采用时事演讲、课前新闻会、模拟答记者问等形式灵活地教学，激活了学生思维的兴奋点，让学生理解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真切地感受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三、创设课堂教学的延伸点
生活是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的源泉，只有植根于生活世界并为生活世界服务的课堂，才是具有深厚生命力的课堂。作为思想品德课教师，一定要有一双“慧服”，善于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挖掘富有思想性和知识性的生活素材，尽可能选择一些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主题，创设有意义的教育情境。在讲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财产属于谁》一课时，我设计了几个案例，让学生专门利用一节课，扮演法官、受害人、辩护律师、分析案情，通过案例与模拟场景，让学生真实地感悟到“财产属于谁”的知识延伸。平时我也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观人文景点、厂矿企业和机关，请企业家、人大代表、模范人物讲课等，学生亲身体验生活，了解社会，布置一些社会调查之类的作业，并让学生形成报告或小论文，既深化了课堂知识的理解，又接受了思想教育，还培养了学生的政治敏感能力，使政治学科的知识、教育功能得到有机地结合。
信息安全论文2360字(一)：大数据共享时代的信息安全保护论文
摘要：大数据共享时代是现代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方向，大数据刺激互联网进步，大数据共享时代的到来，不仅产生了诸多便捷，同时也产生了信息风险。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安全保护是最为重要的工作，保障信息的安全性，以免信息泄露。本文主要探讨大数据共享时代的信息安全保护策略应用。
关键词：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安全保护
中图分类号：TP309；TP31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129（2020）04-0051-01
随着我国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大数据成为互联网的主流技术，大数据在互联网中推陈出新，促使互联网有着新的高度。现阶段为大数据共享时代，大数据共享时代比较注重信息安全保护，主要是因为大数据共享时代有利有弊，其优势明显，弊端也很明显，必须要保证信息安全保护，这样才能提高信息的安全水平。
1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安全保护的重要性
大数据共享时代下信息安全保护非常重要，大数据中包含着诸多信息，而且信息为大数据的核心，落实信息安全更有助于实现大数据共享[1]。大数据共享时代提高了对信息安全保护的重视度，完善大数据信息的应用，更重要的是避免大数据信息发生泄漏和丢失，维护大数据内信息的安全性。大数据共享时代需积极落实安全保护措施，强调大数据共享时代中所有信息的安全性，防止出现信息风险，保障信息的安全使用。
2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泄露的几点原因
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泄露有几点原因，这几点原因诱发了信息丢失，例举这几点原因，如下：
2.1账户信息泄露。大数据共享时代下账户信息是指用户身份证、银行账号、支付宝信息等，这些信息涵盖了个人账户的所有信息，很多不法分子会主动窃取个人的账户信息，不法分子篡改账户信息之后就容易发生钱财丢失的问题，无法保障账户信息安全。
2.2信息控制权薄弱。大数据中的信息控制权比较薄弱，大数据共享时代下，用户信息授权到不同软件，而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独特的安全保护方法，用户授权的软件越多，信息安全控制权就越薄弱[2]，比如用户手机中安装了微信、QQ、抖音、支付宝等APP，不同APP都需读取用户的信息，很多软件之间会有关联授权的情况，APP启动时会自动读取用户的信息，无法做到完全匿名，削弱了信息控制权。
2.3大数据为主攻目标。大数据共享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信息成为主要攻击的目标，大数据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成为不法分子主攻的对象，大数据承载着大量的信息，信息含量越高，就越容易受到攻击，不法分子抓住大数据的信息优势，不断的进行攻击，以便获得多重效益。大数据内关联着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均是黑客攻击的对象，无法保障信息的安全性。
3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安全保护措施的应用
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很重要，其可保障大数据共享时代的安全运营，为人们提供优质的网络环境，实现信息安全，例举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安全保护的几点措施，具体如下：
3.1实行立法监督。大数据共享时代中信息安全保护实行立法监督，主要是采用法律监管的方法监督个人信息[3]。大数据共享时代下信息量增长速度很快，信息数据日益更新，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趋势，这时政府就要出台法律法规，用于监管大数据共享时代中的信息数据。立法监督时以现有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成立专门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大数据时代中的信息应用，协调信息的应用。立法保护时要细化法律法规，为信息安全保护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同时还要学习国外一些比较好的监管经验，强化信息安全保護，避免大数据共享时代下有信息泄露、盗取的问题。
3.2构建自律公约。大数据共享时代的到来，为我国各行各业提供了机遇，大数据共享推进了行业之间信息共享的发展，为了保障行业内信息安全，就要构建行业内的自律公约，规范行业中的信息。自律公约保证了行业信息的安全性，让行业信息可以在大数据共享时代处于安全稳定的使用状态。行业之间可建立通用的自律公约，全面维护行业内信息的安全，让行业之间有信任感，以便在大数据共享时代中保持信息的安全性，防止信息泄露[4]。例举大数据共享时代中行业信息安全中自律公约的构建，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1）行业内收集用户信息时不要采用秘密的方法，用户享有知情权，要在知情的情况下让用户自导自己的信息，包括授权信息、数据信息等，而且需在服务条款中向用户说明信息的具体使用，告知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2）大数据共享时代构建自律公约时，要全面收集用户的信息，要让和信息相关的提供者、消费者之间同时遵守自律公约，保证大数据共享时所有数据的合法性及安全性，要求第三方使用大数据信息时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及隐私性。
3.3安全防护应用。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安全是很重要的，大数据共享时代中涉及到海量的信息，信息量不断的增加，这时就要采取安全防护的方法，从根本上实现大数据共享时代的信息安全。例举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安全防护措施的应用，如：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使用时要把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结合起来，确保安全技术适用大数据环境，及时发现大数据中信息的安全风险，还要积极更新查杀病毒的软件，保证病毒查杀软件处于监督的运行状态，未来大数据技术中还需落实预测技术的应用，提供精准化的杀毒服务，避免大数据和信息之间产生矛盾。
4结语
大数据共享时代的信息安全保护工作很重要，落实信息安全保护才能提高大数据的应用，同时还能保障大数据融入到互联网、云计算中，体现大数据共享时代的优势。大数据共享时代信息安全保护中必须要落实相关的措施，保障大数据共享时代中各项操作的安全性。
信息安全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其防护策略的研究论文
摘要：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持续更新和进步，应用范围逐渐扩大，深入影响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计算机网络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网络信息安全的问题，一旦产生信息泄露，将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而现代人越来越重视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积极开展防护工作，更好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优势和作用。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
中图分类号：TP393.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129（2020）05-0014-01
计算机网络的信息传播即时性和快速性，是其一个重要的技术特点，这种信息之间的广泛传播，就潜伏着一定的危险和隐患。因此在使用计算机网络的过程中，需要对信息安全的防护重视起来，提高安全理念并且采取相关的防护策略，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作用。
1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影响因素
1.1病毒。计算机病毒原理上是一串恶意代码，但是与生物病毒相同的是，计算机病毒在网络世界以及局域网体系中拥有极强的传染性。但是不同的是，计算机病毒只是简单的数据，是可以运用专业的杀毒软件进行防御控制清除。计算机病毒有普通病毒、木马病毒、蠕虫病毒等，存在有各种各样的特征和感染方式，但是除却少数有着极强的特异性和破坏性的病毒外，使用杀毒软件、完善系统防护、封锁用户危险行为是预防计算机病毒感染的重要手段。
1.2黑客攻击。黑客攻击主要分为被动攻击和主动攻击，被动攻击主要指为了获取用户信息，黑客在计算机运行中进行信息截取、破译或者窃取，但是对计算机正常运行没有造成影响；主动攻击主要是指黑客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计算机网络攻击，对网络信息的有效性、真实性以及完整性进行破坏。黑客攻击会导致用户的重要信息和数据丢失、泄漏，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黑客攻击的手段也更加高明和先进，为用户安全防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1.3垃圾邮件。垃圾邮件会有三种展现形式：病毒邮件、广告邮件和恶意邮件。病毒邮件往往会带有一串不明连接或是看起来不算可疑的附件，只要一进入不明连接，病毒邮件就会自动在计算机中安装恶意程式或下载大量病毒。浏览器可以绕开部分系统底层防护，这在苹果系统中尤其严重，是重要的病毒高发地带；广告邮件和恶意邮件则一般会有网络邮箱运行商进行智能屏蔽，恶意邮件经常会带有黄赌毒方面的配图等，对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会危害人的生命安全。
2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策对策
2.1使用杀毒软件。当前，黑客的攻击手段更加高明和丰富，病毒木马的隐蔽性也更强，为计算机网络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杀毒软件作为一种重要的防护方式，其具有显著的防护效果，因此，用户要合理使用杀毒软件，发挥其防护价值。首先，用户要合理选择杀毒软件；其次，使用者需要定期对杀毒软件的运行状态进行查看，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中，起到有效防御的作用，并且定期更新杀毒软件；最后，在应用杀毒软件中，用户还要对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定期使用杀毒软件进行病毒和木马查杀，及时发现存在的病毒，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
2.2设置防火墙。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工作、学习、生活都需要网络技术支持。尤其在支付宝付款、微信付款技术出现以后，越来越多人习惯手机支付以及网络购物，为此计算机信息网络必须加强网络安全管理。设置防火墙是当前网络通讯执行过程中最可靠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管理设置防火墙，这样网络信息数据输入到内部网络系统中，就可以通过自己设置的防火墙保证网络数据不发生数据信息泄露，从而防止黑客进入网络设置，使其肆意改动、删除网络数据信息。一旦发现可疑信息侵入，防火墙技术需向系统管人员进行请示，询问是否允许继续访问，倘若计算机用户不了解该程序，大多情况都会选择禁止访问。这样防火墙就能充分发挥安全管理机制，禁止一切不安全因素入侵局域网，以便防火墙发挥最大的安全管理作用。
2.3入侵检测技术和文件加密技术。入侵检测技术是一种综合技术，它主要采用了统计技术、人工智能、密码学、网络通信技术和觃则方法的防范技术。它能有敁地监控云计算环境下的数据库系统，防止外部用戵的非法入，该技术主要可以分为统计分析方法和签同分析方法。文件加密技术可以提高计算机网络信息数据和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防止秘密数据被破坏和窃取。根据文件加密技术的特点，可分为：数据传输、数据完整性识别和数据存储三种。
2.4物理隔离与协议隔离。物理隔离和协议隔离主要是应用在企业中，物理隔离本质上就是建立内网或者是说局域网，使外部网络和内部网络进行隔离，仍而使黑客入侵失去相应的攻击渠道。物理隔离的方法需要企业管理人员对企业系统信息通讯网络进行合理的区域划分，也可以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安全区域的划分和管理，通过实时的监控技术保证企业系统的通讯安全。协议隔离技术主要是利用协议隔离器对电力信息通信网络进行网络的分离，来保证内部系统的安全。这种方法主要是因为也系统的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有着一定的连接，协议隔离器能够保证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建立一个安全的连接通道，在需要进行接通是，输入内部专属的密码，就能够完成信息的传输，如果没有内外连接的需求，就直接断开连接。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满足网络连通的同时，最大化地保护通讯网络的安全。
3结语
课程标准在“课程基本理念”中明确提出：“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是课程的追求。”打造“轻负增效”的品德与生活（社会）课堂就要在有效的40分钟之内，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减少学生不必要的精力投入，节约成本，获得相对较多的学习收获。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我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一、确定学生的认知起点
确定学生的认知起点是“减负增效” 的必然选择。品德与生活（社会）是综合性的课程，每节课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对于这些广泛的教学素材，教师必须进行取舍，取舍的依据之一就是学情。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教师要提高教学效率，就必须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累积和认知误区及学生在学习中所面临的困难，以此确定学生的认知起点。继而根据学习起点，准确定位教学目标。学习起点的准确把握，可以使教师准确地定位教学目标、合理设计教学流程和选择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品德与生活（社会）学习活动。
布鲁姆说：“有效的教学始于准确地知道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没有目标的教学活动是盲目的，偏离目标的教学活动是低效的。
【个案1】
教学《我们遵守规则》 （北师大版《品德与社会》三年级上册），教师运用游戏感悟法，激发学生兴趣，获得一种体验，帮助他们在游戏活动中完成自我道德的建构。基本结构为：参与游戏团队合作经验分享获得感悟。这一课的基本流程始于教师和学生玩游戏“石头剪子布”，教师每次出手总比学生慢一些，学生自然输得较多，最后游戏进行不下去了。看着学生撅起的小嘴，教师问：“ 为什么不再玩了？”学生迟疑了一下，说道：“老师耍赖。”游戏中，学生感悟到了规则的重要性，增强了规则意识，为下面的教学作好了铺垫。这一教学环节占用课时4分钟，却让学生在无比兴奋中获得一种体验，明白了规则是人人必须遵守的。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凡做一事，要用最简单、最省力、最省钱、最省时的法子，去收获最大的效果。”在目标的引领下，游戏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教师要尽量选择经济实用的游戏，既能实现目标，又能减轻教师负担，同时让学生玩得快乐，学得轻松，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二、创设有现场感的课堂
真正的教育不是“告诉”，有意义的知识无法由教师手把手地教给学生，而只能通过学生的体验学习进行自主建构。学习活动离不开学生现场的真实体验和感悟。体验学习既是教师教的起点，也是学生学的起点。
我们于学生真实生活中，精选出具有课程意义的场景在课堂上展开，让儿童不是静听、静观、静思，而是在具有现场感的活动亲历中体验，逐渐学会用心灵去感知，促进良好品德的形成。
【个案2】
还是《我们遵守规则》的教学。上课伊始，我运用“游戏感悟法”引导学生了解到规则在游戏中的作用。接着，我运用“追问生成法”再次因势利导地问学生：除了游戏需要规则，我们做哪些事情同样也需要规则呢？我组织学生交流：你心中有规则吗？哪些规则是你时时刻刻要遵守的？
以这些问题抛砖引玉，层层递进，为学生自主思考、发散思维搭建了有利阶梯。学生从游戏规则拓展到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如学校有“小学生守则”，交通有规则，国家有法律法规，等等。最后，他们经过讨论、交流总结出：生活中处处蕴含规则，规则在我们身边，法律也在我们身边。这一课的教学目标在无痕教育中悄悄实现了。
【个案3】
执教《太阳光的利用》（北师大版《品德与生活》二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奇妙的光》中的第三个主题。在上课前一周，教师安排了一个有趣的课前小实验――种豆豆：用两个相同的纸杯，在杯底铺一些打湿了的棉花和纸巾，再放入一些绿豆。一杯放在有阳光的地方，一杯放在室内阴暗不见光的角落。要求学生每天加一点水，观察一周，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在这样的问题预设下，学生产生了浓厚的观察、实验兴趣，积极性很高。
我们通过各种“近一点儿”“小一点儿”“实一点儿”的活动，引导学生关注当下，实现多元体验，进而更好地促进品德素养的发展。
三、用活现代媒体技术
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课程性质决定本学科的教学必须“与时俱进”，用多种素材制作多媒体课件，就成为品德学科教师必备的基本功。现代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品德课堂教学带来无限的创造自由，超越物理时空的虚拟世界，拓展了品德课堂教学的时空，生动活泼的媒体形式，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教学情景，切实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个案4】
论文摘要：无论是传统私法，还是现代私法，意思自治原则一直是各国私法制度尤其是合同法赖以建立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被奉为神圣的、不可动摇的法律准则。作为私法鲜活精灵的意思自治对促进现代民法制度的构筑和完善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产生有着哲学方面、经济方面以及社会方面的基础。它与其他民法原则一起，使整个民法原则之体系内部达到了一种权利制衡之理想状态，共同支撑与构建民法理论之庞杂体系。
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对推动现代民法制度的建立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对意思自治的基础来源有着不完整的认识，本文意在通过意思自治含义的描述来分析意思自治理论的哲学、经济和社会基础。强调在我国当下，应避免法实证主义法律效力来自权力的认识，发展但也要抑制过度发展意思自治，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升华。
一、意思自治的产生
首先从意思自治的含义看。意思自治产生于西方市民社会现实景况之中，产生于西方的社会观念基础上，它起始于罗马法中的诺称契约，法国契约自由思想体现了它的成长，而它最终的成熟则是在德国法，德国法中的法律行为是其成熟的最好的体现，被大陆法各国民法典所采用。根据学界学者的统一观点，私法精神的核心便是意思自治。民法的一系列原则以及具体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法的意思自治理念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基于意思自治理念才使民法得以确立了权利法、人法的性质，于是乎民法就被打上“人文主义”的烙印。例如，民法的任意性规范的立法构成以及民法的开放性体系特征。私法数千年而不绝的传统也因此而绵延不绝。
那么什么是意思自治？根据西方的“意思自治”学说的观点，“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有权依其意志进行自由的选择，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根据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选择负责。18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采用，到了20世纪,这个学说事实上已为世界所公认。
张俊浩老师对意思自治理论的论断是：“意思自治，即当事人以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意思自治从积极层面来说，是自主参与与自主选择。从消极层面上说包括自己责任和过失责任”。①然而，董安老师对意思自治的表述是我国民法学界较早的了，他认为：“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对意思自治问题往往存而不论”。李开国先生对意思自治的论述与张俊浩老师的类似，表述为：“意思自治是指个人得依其意思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其基本含义包括意志自由与自己责任两个方面”。②也有学者指出：我们把人的行为自由（如订立合同的自由或设立遗嘱的自由等）称为意思自治。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③
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其次是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再次，在各民事基本法中，法律通过对意思自治原则不同角度进行规定，从而形成了民法的这一基本理念与原则
笔者认为意思自治的含义可以总结为：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排除任意法的适用。私法为当事人的民事活动提供了行为准则，意思自治法律原则鼓励人们自由地为民事行为并通过行为发展自己，在不违背私法原则的前提下，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排除任意法的适用。意思自治的体现有三：一是实施行为必须是自己自愿的行为；二是实施的行为必须由自己负责；三是他优先于法律。
其次，意思自治的发展简史看。罗马法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起源。罗马，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古代奴隶社会，也只有数量有限的市民享有私权这一特权；进入中世纪后，迫于来自世俗和教会势力的重重压制，完全的私法主体仅限于封建君主，中世纪教会法把“意思”作为逻辑上统一说明权利义务得丧变更的出发点；人类进入契约社会以后，私法自治原则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到来在个人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打破封建枷锁，使得私权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20世纪的法律社会化的出发点仍然是调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这种基本的出发点实质上是对前期立法偏颇的一种矫正，表明意思自治原则的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民主法制的日益完善，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司法解释和法律中予以规定了意思自治或者规定了意思自治的一些内容，从立法上确立了其在我国民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
二、意思自治的理论基础
首先，意思自治的哲学基础——生而自由、生而平等。
生于14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席卷整个欧洲，而正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奠定了现代契约自由的真正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针对的是天主教神学统治倡导的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它宣扬自由、平等和人权，反对君主专制以及封建的等级制度，它提倡人应当从神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从而才能成为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④
综上所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思想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哲学基础源泉，但是一个国家的立法者是理性的，他们不可能依据哲学层面上的基础就去立法，编纂指导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法律，他们的立法活动需要更多的依据，因而，意思自治之所以为立法者所考虑，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经济上的原因。
其次，意思自治的经济基础——自由经济理念。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法国确立与18世纪，而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法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因而意思自治原则确立为私法的基本原则是与法国当时的经济关系分不开的，他直接体现了自由经济的要求。
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而在这种场合下，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对其产生影响、进行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虽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但是却真实的达到的目的。然而实践发现，更能促进社会利益的往往是在非处于本意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⑥
理论上的经济自由学说为意思自治在私法上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恰如马克思指出的，“无论政治的又或者是市民的立法,均都仅仅只显示和记录了经济关系的要求。”⑦
再次，意思自治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
意思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市民社会是以契约性关系为网络组合而成的社会系统为基本的结构，而连接契约当事人的便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理念作为市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给市民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⑧
自治组织、商品经济、文化整合是西方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而作为西方市民社会基本理念的则主要是个人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思想，这些思想也为私法中的意思自治以及公私法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由”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自治成为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形成于市民社会。因此，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是法律特别是私法的沃土”便是源于此说。
三、结语
人生活在同他人不断交往之中，是一种具有社会共性的高级动物。能独立的思考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每个人要想在自己的切身事物上自由的作出决定，以自己的支配物来承担由此可能引发的责任，就需要有意思自治。只有做到充分的意思自自治，一个人也才能充分地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与上帝赋予其与生具来之力量。意思自治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挑战而发展到现在，其在整个私法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被动摇。可以说，没有主体的意思自治，就没有私法的存在与发展。意思自治是私法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核心内容。
我国的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很容易偏离甚至是违背意思自治思想，从而也使得民法规范的效力基础受到质疑。在我国现实情况的拘束下，首先应当做的便是避免法实证主义法律效力来自权力的认识，特别是在私法效力的认识上更应如此。在立法中应突出意思自治作为私法效力基础，强调意思自治在民法立法与民法中的地位。
总之，意思自治原则应该成为我国私法的基本原则。当然，无论实在这个世界的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界，并不存在任何毫无限制的意思自治,绝对不受国家干预的私法领域更是不存在的。因此对意思自治原则也应进行适当限制。正确利用意思自治原则，培养市民社会观念，从而更好的、真正的实现人的自由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升华。
注释：
①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30-32页。
②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1页。
③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④赵万一：《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伦理分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总第80期)。
⑤赵万一：《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伦理分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总第80期)。
⑥[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5。
邮电经济论文2900字(一)：邮电经济合同标准化与管理的重要性论文
【摘要】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同时带动了邮电企业的发展，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其中重点问题之一就是邮电经济合同的标准化与管理，本文主要分析了此问题，并探讨了合同的重要性以及在合同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会给邮电企业造成的后果。对我国邮电企业在经济合同标准化发展前景进行分析，也就是依托目前社会背景，借鉴国外合同标准化体系设置与我国国情项目的标准化经济合同体系，此外思考了目前我国此方面的不足之处，且指出可行的处理对策，望能够提供一些有效参考。
【关键词】邮电经济合同标准化
不管是外部贸易合作还是内部职工上岗，企业中的合同是非常关键的存在，但凡合同存在纰漏，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甚至还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使之难以存活，还有的可能会遭受司法官司，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就需要有关人员加强对经济合同的重视并有效控制邮电企业的行为，从而推动其有序发展。
1邮电经济合同标准问题
邮电企业的发展，司法上的纠纷也逐渐凸显出来，大多是因我国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的缺陷，包括有合同内容不清晰、条款不完善以及存在歧义等几个方面造成合同缺陷。那么对于这一些问题，应设置邮电企业合同标准化制度，从而更加简便以及快捷的签订合同，市场经济的节奏不断加快，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生产经营速度都在逐年增加，那么在此社会背景之中，合同的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目前来看，不管签订怎样的合同，都要经过长时间的邀约、反邀约及再邀约，不但会消耗非常多的时间，同时还会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开展的效率，与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不符，那么对于这类问题应提升合同标准化机制的建设，确保合同应有的法律条件下，使合同的签订环节与订立流程得以简化，从而提高效率并节约时间，从而能够使设置的合同能够满足社会的进程，基于我国市场经济设置理想的合同标准，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国外发达国家而言，其有着特有的社会制度，合同签订模式与企业发展模式都较为成熟，合同标准化机制已经广泛普及应用，通过多年的发展以及多次的实践应用，当前已是有着完整操作体系的司法类企业常规流程，标准化合同通过多次的调整，已经趋于完备，那么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很少会因合同条文的问题而导致产生法律纠纷，合同签署的当事人也几乎不会因合同内容企业而导致纠纷，投机者也几乎难以钻合同漏洞来取得私利。我国邮电企业合同标准制度设置上应结合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促进行业能够健康穩定发展，健全并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一些制度方面的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能够补充合同的不足之处并明确合同内容。但不可忽视合同标准化的问题，邮电企业应加强学习与时展相适应的流程与合同条文，并与具体情况相联系，建立与我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标准化机制，降低邮电企业由于合同而导致的纠纷，促进邮电企业能够健康发展。
2邮电经济合同管理问题
对邮电企业而言，经济合同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1995年我国邮电部门就颁布了《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管理规定》通过专业的文字形式强化经济合同管理强度，这体现了我国重视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的管理工作，另外强化经济合同管理不但可以使企业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同时还能够避免出现合同纠纷，使邮电企业能够很好地开展经营管理。
2.1合同管理概念及意义
邮电企业的合同管理指的是内部合同管理部门或者是上级专管机关签订或是执行过程当中的经济合同检查与管理，并将此作为参考对经济合同上出现的问题作出相应调整并建立完善合同管理制度。合同制度虽说已经应用于邮电企业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管理人员以及企业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经济合同制度的重要性，未充分把握经济合同的签订和执行方面的内容，如此造成我国经济合同管理上存在缺陷，使纠纷问题屡见不鲜。那么要做好有关合同方面的教育工作，使企业员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经济合同制度的重要性，从而确保邮电企业经济合同条款能够准确用语且具有完备的手续，合同的形式与内容主体与相关标准相符，如此才可以推动企业持续发展，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开展管理工作。执行合同义务上来说，所有后果需要企业来承担，之中的相关条款对邮电企业经济效益与生产经济方面会造成直接的影响，合同管理也是整个管理工作中关键的构成部门。做好经济合同管理工作能够有效地避免出现合同经济纠纷。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些不法犯罪人员通过利用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的缺陷进行违法诈骗等行为，通过合同里的漏洞虚假做合同，如此一来合同不会被法律保护，进而满足一己私利，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带给邮电企业严重损失，那么通过经济合同漏洞而产生的违法诈骗操作就需要有关人员强化合同管理工作，在签订合同已签要严格调查双方的财政收入以及信用情况，做好监督与审查合同条文内容。利用此形式能够降低因经济合同漏洞而产生的经济纠纷，降低经济诈骗事件的发生概率，防止邮电企业出现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确保企业合法权益不被损害。
2.2应用高新技术管理
时代的快速发展，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已经普及至我国各行各业中，那么在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有效地结合计算机技术，进而能够符合时展需求，以往合同管理工作中大部分都是通过人工的形式展开的管理工作，此方式不但需要消耗非常多的时间，同时还有着十分庞大的工作量，常常因工作疏忽而造成出现错漏的情况。人工的经济合同管理方式还会受到管理人员自身个性以及素质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行为。那么在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就需要合理结合计算机技术的试用。可把经济合同内容添加进完成建立的相关管理系统当中，防止发生经济合同原件或是副件遗失的情况，上级部门要检查工作时能够很快地从计算机系统里将合同内容调出来，不但能够使时间得到节省，同时还使工作效率降低，另外，通过计算机高新技术还能够展开辅助管理，计算机管理系统能够通过录入的合同内容与别的标准合同来比较，对合同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或是漏洞进行排查，使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减轻，节约时间，且降低因人工问题而造成的偏差，使经济合同管理工作的效率进一步提升。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技术能够在管理工作中有效的控制不合理情况的出现。电脑不同于人们不会被情绪控制，可以基于公平且公正的角度上来审核管理经济合同，确保经济合同管理工作能够有序开展，进而使工作效率提升。
3结语
我国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管理制度虽说起步非常早，但是发展却十分缓慢，从标准化来说未明确设置健全的标准化经济合同制度，导致合同内容缺乏详细，且具有复杂的签订流程，经济合同管理工作来说，管理手段过于落后，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需要管理方式能够顺应时展，并进一步普及计算机管理模式，邮电企业监管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之处，难以很好地防范出现经济诈骗等违法情况，不利于企业正常发展。那么对于我国现状而言，需要有关人员高度重视经济合同管理与标准化方面，将监管工作落到实处，尽快建立并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从而能够推动邮电企业更稳定且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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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同时带动了邮电企业的发展，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其中重点问题之一就是邮电经济合同的标准化与管理，本文主要分析了此问题，并探讨了合同的重要性以及在合同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会给邮电企业造成的后果。对我国邮电企业在经济合同标准化发展前景进行分析，也就是依托目前社会背景，借鉴国外合同标准化体系设置与我国国情项目的标准化经济合同体系，此外思考了目前我国此方面的不足之处，且指出可行的处理对策，望能够提供一些有效参考。
【关键词】邮电经济合同标准化
不管是外部贸易合作还是内部职工上岗，企业中的合同是非常关键的存在，但凡合同存在纰漏，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甚至还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使之难以存活，还有的可能会遭受司法官司，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就需要有关人员加强对经济合同的重视并有效控制邮电企业的行为，从而推动其有序发展。
1邮电经济合同标准问题
邮电企业的发展，司法上的纠纷也逐渐凸显出来，大多是因我国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的缺陷，包括有合同内容不清晰、条款不完善以及存在歧义等几个方面造成合同缺陷。那么对于这一些问题，应设置邮电企业合同标准化制度，从而更加简便以及快捷的签订合同，市场经济的节奏不断加快，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生产经营速度都在逐年增加，那么在此社会背景之中，合同的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目前来看，不管签订怎样的合同，都要经过长时间的邀约、反邀约及再邀约，不但会消耗非常多的时间，同时还会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开展的效率，与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不符，那么对于这类问题应提升合同标准化机制的建设，确保合同应有的法律条件下，使合同的签订环节与订立流程得以简化，从而提高效率并节约时间，从而能够使设置的合同能够满足社会的进程，基于我国市场经济设置理想的合同标准，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国外发达国家而言，其有着特有的社会制度，合同签订模式与企业发展模式都较为成熟，合同标准化机制已经广泛普及应用，通过多年的发展以及多次的实践应用，当前已是有着完整操作体系的司法类企业常规流程，标准化合同通过多次的调整，已经趋于完备，那么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很少会因合同条文的问题而导致产生法律纠纷，合同签署的当事人也几乎不会因合同内容企业而导致纠纷，投机者也几乎难以钻合同漏洞来取得私利。我国邮电企业合同标准制度设置上应结合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促进行业能够健康穩定发展，健全并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一些制度方面的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能够补充合同的不足之处并明确合同内容。但不可忽视合同标准化的问题，邮电企业应加强学习与时展相适应的流程与合同条文，并与具体情况相联系，建立与我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标准化机制，降低邮电企业由于合同而导致的纠纷，促进邮电企业能够健康发展。
2邮电经济合同管理问题
对邮电企业而言，经济合同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1995年我国邮电部门就颁布了《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管理规定》通过专业的文字形式强化经济合同管理强度，这体现了我国重视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的管理工作，另外强化经济合同管理不但可以使企业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同时还能够避免出现合同纠纷，使邮电企业能够很好地开展经营管理。
2.1合同管理概念及意义
邮电企业的合同管理指的是内部合同管理部门或者是上级专管机关签订或是执行过程当中的经济合同检查与管理，并将此作为参考对经济合同上出现的问题作出相应调整并建立完善合同管理制度。合同制度虽说已经应用于邮电企业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管理人员以及企业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经济合同制度的重要性，未充分把握经济合同的签订和执行方面的内容，如此造成我国经济合同管理上存在缺陷，使纠纷问题屡见不鲜。那么要做好有关合同方面的教育工作，使企业员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经济合同制度的重要性，从而确保邮电企业经济合同条款能够准确用语且具有完备的手续，合同的形式与内容主体与相关标准相符，如此才可以推动企业持续发展，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开展管理工作。执行合同义务上来说，所有后果需要企业来承担，之中的相关条款对邮电企业经济效益与生产经济方面会造成直接的影响，合同管理也是整个管理工作中关键的构成部门。做好经济合同管理工作能够有效地避免出现合同经济纠纷。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些不法犯罪人员通过利用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的缺陷进行违法诈骗等行为，通过合同里的漏洞虚假做合同，如此一来合同不会被法律保护，进而满足一己私利，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带给邮电企业严重损失，那么通过经济合同漏洞而产生的违法诈骗操作就需要有关人员强化合同管理工作，在签订合同已签要严格调查双方的财政收入以及信用情况，做好监督与审查合同条文内容。利用此形式能够降低因经济合同漏洞而产生的经济纠纷，降低经济诈骗事件的发生概率，防止邮电企业出现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确保企业合法权益不被损害。
2.2应用高新技术管理
时代的快速发展，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已经普及至我国各行各业中，那么在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有效地结合计算机技术，进而能够符合时展需求，以往合同管理工作中大部分都是通过人工的形式展开的管理工作，此方式不但需要消耗非常多的时间，同时还有着十分庞大的工作量，常常因工作疏忽而造成出现错漏的情况。人工的经济合同管理方式还会受到管理人员自身个性以及素质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行为。那么在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就需要合理结合计算机技术的试用。可把经济合同内容添加进完成建立的相关管理系统当中，防止发生经济合同原件或是副件遗失的情况，上级部门要检查工作时能够很快地从计算机系统里将合同内容调出来，不但能够使时间得到节省，同时还使工作效率降低，另外，通过计算机高新技术还能够展开辅助管理，计算机管理系统能够通过录入的合同内容与别的标准合同来比较，对合同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或是漏洞进行排查，使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减轻，节约时间，且降低因人工问题而造成的偏差，使经济合同管理工作的效率进一步提升。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技术能够在管理工作中有效的控制不合理情况的出现。电脑不同于人们不会被情绪控制，可以基于公平且公正的角度上来审核管理经济合同，确保经济合同管理工作能够有序开展，进而使工作效率提升。
一、从精英审美走向大众审美
基于西方大众文化影响、渗透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大众文化，其又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而且还可以做到与当代中国其他文化形态并存。根据对其特点进行分析，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大众文化包容西方大众文化，而且将西方大众文化当成其重要的文化资源；二是传统的中国民间通俗文化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给中国大众文化；三是中国大众文化利用与改造精英文化，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者之间做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有相当一部分经典的精英文化作品凭借相应的加工改造之后则发展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四是主流文化运用于渗透中国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作品将国家的法律法规、社会道德规范等隐含其间，从而导致大众在文化娱乐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对相应思想道德教育获得。大众审美文化的出现使得文化更好的走向大众，从精英、贵族中走向普通老百姓中，使文化的享有权转向多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数人，这也是符合我国主流文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要求。
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文化现象构成，其拥有的作用于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艺术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产生艺术，决定了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应该是从民众中产生，欣赏与使用的过程则是“回到群众中去”的一个完整审美过程。
二、从技术走向艺术
技术与艺术的首场创造性革命来自于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尝试，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包豪斯所创立的设计理念为后世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践的科学方法。进入21世纪后，设计与艺术结合的愈来愈紧密，在民众的生活中扮演这重要角色，它不仅完成了对批量机械化产品转型，同时引导并启发着大众对于生活美得思考和理念。当工业化脚步迈入陶瓷艺术领域，使得现代陶瓷艺术逐渐失去了往日手工制造，相对地，人性化、艺术化的设计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是一场来自于设计艺术的自我革新，与科学技术发展与制造工艺关系甚微。
从当前的陶瓷艺术发展的现状不难看出，陶瓷批量化的生产已经渐渐使人们审美疲劳，相反，大众更加喜欢形式考究、注重欣赏陶瓷艺术人工性、手工艺的本质。陶瓷艺术的这种转性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必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提出，由于当前高科技、高机械化和电子时代的来临，人们在享受这种便利的同时，往往使用需求与生活情感需求相失衡。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中写道：“无论何处都需要补偿性的高情感。我们的社会里高技术越多，我们就越希望创造高情感环境，用技术的软性一面来平衡硬性的一面。”在这里奈斯比特所指的“高情感”即是符合艺术美的生态设计和符合手工艺术之美的艺术之美。而当前备受推崇的“创意手工陶瓷”则是此类具备高情感设计的代表，创意手工陶瓷脱离了当前机械化生产的模式，进入了小批量个性化设计领域，更加注重汲取手工艺造物的情感特点，使其具备设计与工艺的双重艺术美。
三、从地域走向国际
任何文化只要有历史，就会有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包含着深厚的民族心理、道德风俗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日益加深，中国陶瓷艺术也逐渐展现出国际化的创作特征。
我们谈到陶瓷艺术创作设计中，已趋向于国际化设计的品相。首先在造型上选取西方日用瓷设计之长，其次，在装饰设计上，将西方设计理念和部分元素符号与中国传统纹样相结合，有着较高的审美趣味。企业需要推广品牌，出口外贸需要符合对象国大众审美习惯，这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同时民族间的文化交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流促使现代设计朝向多元化、人性化、艺术化的方向发展也是现代设计的大趋势和必然。
陶瓷艺术从地域走向国际的另一个因素便是传播媒介的扩大，拉近了中外艺术的距离。改革开放后，中外导演学者筹划并只做了许多有关中国陶瓷艺术的纪录片，其中卓有影响的有董浩珉《瓷路》和央视跨国打造的纪录片《china 瓷》等。《瓷路》摄制组辗转欧亚两地，在世界范围内探索中国古代陶瓷的影子，在中外陶瓷艺术爱好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此外，《china 瓷》这部纪录片联合了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瑰丽维多利亚与艾博特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道，设计组从中国外销瓷为主线，足迹踏遍欧亚8个国家和重要港口，此次纪录片在摄制和交流活动中无不体现出陶瓷艺术国际化合作的特征。此外，在现代陶瓷交流活动中，一些针对外贸的企业针对自身产品特色与出口国人文特点等拍摄了大量的宣传片投放于外文网站，对于促进企业进步与世界陶瓷文化交流具有双重意义。以陶瓷为创作动机的电视剧电影的制作也是陶瓷艺术国际化的重要媒介之一，例如热播的电视剧《大瓷商》和《剩女的代价》都是以陶瓷艺术为剧情主体，不仅在大陆范围内深受喜爱，在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南亚地区亦有较高的收视率，这种软性文化输出，将中国陶瓷的风貌潜移默化的带给观众，使得中国陶瓷国际化的影响力更加深入人心。
四、从传统图像提升到当代创作
（一）重构扩大了中国传统图像语言
传统图像包括纹样、图腾符号、民间美术以及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具象画面或艺术语言。中国历朝的图像内容都有所不同，或有创新发展，或有倾向性探索，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有着自身的发展格局，但总体而言，传统图像语言总是与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现代陶瓷艺术创作在画面装饰中，注重突破传统，在把握图像基本构成原理上将传统的图像符号进行拆分重构，从而形成了现代陶瓷艺术创作装饰的新风貌。例如学院派代表陶艺家秦锡麟的作品，在图案运用上不拘一格，善于提取中国传统图案中的经典样式进行分割，且以手工胎质泥性特点构成独特的点面装饰，具有强烈的民族装饰意味和艺术美感。
（二）二是将传统图像综合为民族艺术符号运用到创作中
从文化学层面而言，中国传统图像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具象的可识符号为传承的，它更多是作为一种民族心理与审美自觉共同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构建成为完整的民族文化体系。在中国传统图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亦有着其严密的科学步骤和意象考究。现代陶瓷艺术创作并不仅仅依靠有形的图像语言为创作元素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艺术家逐渐从图像中去寻找中国文化脉络的本源，将图像符号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自觉，从更深层次探源陶瓷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例如景德镇乐天创意集市中某仕女茶具装饰中，作者选取了中国仕女这一传统形象，但从具体的形态设计上，突出了现代、趣味的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佩夫斯特.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
论文关键词：]职工教育，劳动者权益，工会机制
自2009年7月，富士康的员工孙丹勇因工作差错不堪重压坠楼以来，该公司频发员工自杀事件，仅今年就发生了12起，10死2重伤。富士康因此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刘坤介绍跳楼事件都是受害人个人原因所致。这显然是在推卸责任，是站不住脚的，本人根据相关报道分析认为，富士康坠楼事件除了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增加工人劳动时长和劳动强度人力资源管理论文，降低工人基本工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国职工教育的缺失和劳动者权益监管不到位。
一、新生代员工的特点
新生代员工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依赖现代通讯手段 生活逐渐富裕，因此他们与父辈相比，从思维模式到行为特点都大大不同，在由家庭学校走向社会前台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心理问题，应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
（一）自我意识较强
新生代员工自我意识较强，是在家庭和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新生代员工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索取意思较强。自小受到长辈的疼爱，不善于妥协与忍让。加之在网络信息环境下，受西方观念影响，更加强调自我。
（二）团队合作能力薄弱
新生代员工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妥协、协调能力，不善于与他人合作。在工作场所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把工作交给几个新生代员工共同完成，往往效率很低，而交给一个人则很快完成。
（三）抗逆能力较差
抗逆能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需要环境的激发才能被唤醒 尤其他们面对初入职场种种不适应和压力接踵而来，会产生四种结果：一是失调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比如吸毒犯罪或自杀等；二是自我否定或价值感丧失；三是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四是激发潜能，增强抗逆能力 富士康员工自杀频繁就是新生代员工对逆境不能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
二、新生代员工的管理方法
（一）创新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广泛认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群体意识的总称。组织文化是组织的价值体系、灵魂。根据新形势下的特点，对组织文化进行创新是有效帮助企业员工缓解压力的重要措施之一。在组织文化中，企业员工遵循时展的规律与要求，把自己塑造成综合性的知识型人才，勇于接受挑战，善于改变自我，并且将这种新的组织文化渗透到每名员工的行为之中。同时，积极打造和谐、融洽的、富于人文关怀的组织文化 建造多元化组织文化 ，提供顺畅的人际沟通平台，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凝聚企业员工 ，给员工更多的归属感。
（二）加强对员工进行培训，增强员工的适应能力
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企业员工个人的知识、能力、技术等方面的要求相应的提高。这要求员工提高个人素质，给员工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同时也间接给企业员工带来了学习的动力。而快速更新的知识与技术，也让员工感到难以应对。此时，企业管理人员应协助员工一起来缓解这种压力。例如，企业为员工开设一些企业内部的培训班，免费为员工提供培训，以此帮助员工增强社会的适应能力。
（三）建立完善的员工福利保障体系
企业协助企业员工缓解压力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建立完善的员工福利保障体系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让员工无后顾之优 ，实现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相挂钩 ，员工自然会对企业更加忠诚，更加关心企业的发展 ，更安心地为企业工作。
三、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存在的弊端
（一）依赖劳动行政监察并未能有效保护劳动者权益
我国现行劳动法十分偏重以国家行政权力特别是劳动行动监察手段干预劳资关系，试图以此遏制用人单位违法用工以保护劳动者权益，这实际依循的是一种私法公法化理路。
但行政监察的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劳动行政监察机构及人员往往因缺少普遍性执法的条件（编制少）而疏于执法，更常常因缺乏严格执法的动力而惰于执法，故劳动者权益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是无需争辩的事实。
（二）劳动者个体维权达不到倾斜性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效果
我国现行劳动法主要将劳资关系当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个体利益冲突来处理，试图通过劳动者的个体维权达到倾斜性保护劳动者的效果，这实际依循的是一种特别私法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即私法社会化理路。
在特别私法的视野中，所有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都是个体之人。劳动法即便给予了劳动者倾斜性的保护，保护的对象也只是劳动者个体而非劳动者集体。作为特别私法的劳动法相信每个劳动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接受什么、放弃什么，并且劳动者的这种判断选择合乎个体理性因而是妥当的，应给予充分的尊重。。这种将劳动关系主体特别是劳动者一方原子化 ，并对其个体理性给予充分尊重的法律理念 ，其实最有利于用人单位控制、 剥削劳动者 ，当然最不利于倾斜性保护劳动者权益。在深圳富士康 ，过于原子化的职工确实普遍感到个体既无能为力又缺乏集体归属感。在占地 2.3平方公里、拥有45万名职工的深圳富士康 ，“ 最熟悉的陌生人 ” 是对他们之间关系贴切的描述。
四、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机制
（一）工会集体协商维权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有效机制
工会集体协商维权所构建的法律关系秩序为劳动者的有机团结，而劳动者的有机团结强调劳资关系主要被当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集体（甚至用人单位集体与劳动者集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来处理这实际依循的是一种社会法理路。劳动者的有机团结最不利于用人单位控制、剥削劳动者，最有利于倾斜性保护劳动者权益。让我们记住法国大思想家涂尔干的这些团结主义话语:“我们希望我们的力量能够凝集起来，而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战，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以往在广度上所失去的强度重新找回。”
（二）强化与完善工会集体协商维权机制
现在我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已不是该不该而是如何强化与完善工会协商维权机制，而其中的当物之急是推进我国企业工会的组建与运行。
在我国 ，企业工会的组建与运行 ，不仅需要上级工会的大力扶助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参与 ，而且需要创设法律制度规范吸收更广泛社会力量鼎力支持 ，我们应为上级工会、 社会集体力量与劳动者三者找到恰当的协同组合面。我个人就此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第一 ，企业工会由上级工会牵头组建并监督其运行 ，彻底摆脱其对企业的依附隶属性。第二 ，企业工会由上级工会派出人员（1/5）乃、 企业劳动者代表（2/5）、外聘社会贤达人士如愿意从事该公益事业的专家学者和律师（2/5）共同组成 ，。最后一类人选和企业工会负责人由上级工会差额提名经本工会全体劳动者表决确定 ，劳动者无人愿意担任企业工会代表就相应增加外聘社会贤达人士担任企业工会代表所占比例。第三 ，企业工会外聘社会贤达人士担任企业工会代表的少量酬金及其他活动经费 ，依我国《工会法》第42条规定由工会经费负担。第四 ，集体合同和工会做出的重大决议应征求全体劳动者的意见并实行多数决 ，但有些事项依法也可不经过表决直接做出 ，特别是应淡化企业工会组成中劳动者代表的作用 ，以对他们形成有效保护。第五 ，法律应进一步明确企业工会负责人与其他组成人员的权利、义务 ，特别是明确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劳动者集体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结语
加强对职工的人格培养和企业文化教育，重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是从富士康事件应吸取的重要教训。今后对我国劳动部门在开展职工工作方面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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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代孕技术是一项人工辅助生育的技术，它的产生给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带来了福音。但是代孕技术引起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民众反映比较强烈，世界各国对此技术的态度不一，我国在2001年立法禁止。本文旨在探讨代孕行为产生的法律问题及伦理问题。
关键词 代孕 法律问题
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合子、配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此规定出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任何技术的出现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代孕技术为不能生育的人带来了实现梦想的希望；另一方面代孕技术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伦理道德问题及法律问题的出现。
一、代孕行为的基本概况
虽然现在法学界还没有对其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代孕绝不是平时所说的借腹生子，代孕是一种人工生殖辅助技术，它不涉及性，借腹生子是明显违法的。在代孕行为中产生的是一种委托的法律关系，接受委托为他人生子的女性一方为被委托人，委托女性为其生育的人被称为委托人。
二、代孕行为的法理分析
1.代孕行为法的价值角度分析
法律的价值就是维护正义，追求正义是法律的目的。但是目前没有被所有人都接受的正义，那么对于代孕行为加以法律的禁止是否是法律正义的体现哪。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代孕行为可能会一起一些社会法律伦理道德问题，但是对于那些不能生育的夫妇来说难道这不是好事吗？法律只是单纯的规定代孕行为不合法，其实并没有考虑到那些不能生育人的人权问题。
2.代孕行为的人权角度分析
法律保护人权，人权的保护也是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在代孕行为中涉及到的人权问题包括身体权、女性的生育权和人格尊严权。通过对反对代孕行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从法理角度对代孕行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观察，由此可知，代孕行为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所拥有的社会积极价值也是很明显的。笔者认为，虽然代孕行为会引起一些社会和道德问题，但是它的社会积极价值是不能否认的。然而，当前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这种代孕行为，让其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把代孕行为贴上禁止的标签。
三、代孕引起的法律问题
1.代孕是否违反公序良俗
本人认为，代孕取消是值得考虑的。生育权作为人权的内容之一，生育权理应得到尊重，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包括决定不生子女的权利和决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以及选择何种方式生育子女的方式，既然夫妻之间有生育的权利，故因此他们就有选择生育的权利。夫妻之间选择用何种方式来生育孩子，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即他们有选择代孕的方式来生育自己的子女。但是，梁慧星先生认为，代孕行为是有违的公序良俗的，他认为此行为是无效的。
2.代孕行为是否侵犯了代孕者的人格权
有些人认为签订的代孕协议，那么代孕者的身体和所生的婴儿被是为合同的标的物，从而委托人可以对代孕者的身体享有支配权，所以他们推导出代孕行为实际上是将代孕者的身体是为机器，同事严重的侵犯了代孕者的人格尊严。本人认为，代孕行为没有侵犯代孕者的人格尊严，首先民法上的物具有以下的特征：①物存在于人的身体之外。②能够满足人的社会需求。③物可以被人所支配或者所控制。④物必须为有体物。故此，代孕妈妈的身体不是民法上的物，因为她不符合民法上物的特征。委托夫妇与代孕者虽然签订了委托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委托夫妇对代孕者的身体享有支配权。代孕这一过程，只是代孕妈妈将对婴儿的亲权转让给了委托夫妇，同时并以此获得报酬，是代孕妈妈以代孕行为为获得报酬，而不是把婴儿作为标的卖给委托夫妻。
3.代孕协议法律效力的认定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生育权主体仅限于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夫妻，可见，生育的前提是婚姻且必须同时符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毫无疑问，代孕的双方是没有缔结婚姻的，因此并不符合《计划生育法》和《婚姻法》所规定的主体条件。代孕行为破坏我国的婚姻制度，同时并且违反了计划生育法。因此，从现行的法律分析，代孕协议与民事法律行为应遵守的公序良俗原则是想违背的，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属于无效的合同。故代孕行为的相关权利人的权利如何得到法律的保护又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4.出生婴儿的归属
现实生活中曾经出现过很多的有关委托夫妇与代孕妈妈之间争夺孩子的案件，代孕出生的婴儿到底归谁所有呢？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大概有三种情况：其一，归属于代孕者例如澳大利亚和瑞典；其二，根据遗传学来确定亲自关系，即归属于和卵子提供者所有，例如英国；其三，按照彼此的契约关系确定亲自关系，例如美国。
目前，我国尚缺乏相应的法律，与此有关的只有最高人民法院（91）民他字第12号函中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人工授精，所生子女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此条肯定了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但是没明确的规定代孕所生子女到底归谁所有。本人认为，婴儿应当归属于和卵子提供者所有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代孕者所生的孩子与代孕者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所生的婴儿是委托夫妇的血缘关系，故应该属于委托者。
5.代孕子女是否对代孕母亲负有赡养的义务
首先，代孕妈妈与委托夫妻之间签订了代孕协议，其本质上代孕妈妈与委托夫妻之间是一种合同的关系；其次，权利与义务是一对对等的概念，在法律上代孕妈妈与代孕子女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其实代孕妈妈与子女之间没有关系，同时代孕妈妈没有抚养代孕子女，那么代孕子女当然就不负有赡养代孕妈妈的义务了。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冯建妹.生殖技术的法律问题研究.民商法论丛（第8卷）.
论文关键词 生态安全 立法路径 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生态安全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我国社会人民及各界学者也充分关注生态安全问题。国务院在世纪初颁布的生态安全保护纲要中也明确提出需要对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党的十中也要求将生态安全格局科学合理构建起来，将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进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生态安全立法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一项工作，需要系统全局性的保护我国生态环境。
一、生态安全概述
现阶段，在生态安全概念界定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笔者认为，在界定生态安全概念之前，需要清晰认识相关概念，且着重考虑法学视域。在我国国家安全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生态安全。安全相对于威胁而言，安全即不受威胁，或者能对威胁有效抵御。
具体来讲，生态安全指的是有效控制各种可能导致及已经导致生态风险的各项行为，促使国家生态环境维持在良好状态，支持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身体健康。可以从两个层次来了解生态安全，首先为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维持在安全状态，动态平衡得到实现，且结构功能稳定得到保持；其次为生态安全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安全，生态系统能够将相应的优质资源提供给人类生产生和生活，同时，生态系统可以及时消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
二、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一）没有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必然会在较大程度上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改变。人类如果不依据当地的生态环境特点，有节制有计划的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就会破坏到生态平台，进而导致自然灾害的发生。长期以来，我国没有统一规划管理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导致自然资源呈现日益减少态势；没有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加入自然资源核算的内容，且采取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粗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与能量，导致出现浪费和污染问题。
（二）传统粗放型生产模式
这种传统生产模式指的是不改变生产要素的质量、结构及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大量投入生产要素，来促使经济增长目的得到实现。数量增长为本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内容。采取本种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较高的成本和消耗，且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本种粗放型生产方式的实施，必然会有严重工业污染随之而来。
（三）没有科学统一管理农药、化肥、转基因产品等
现阶段，我国本方面没有专门设立法律体系，监控难度较大，且转基因产品是新出现的，监管机构较为缺乏，影响到管理效果的提高。国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尽快将防治农药污染及转基因方面的法律法规出台并实施下去，相关部门方可以根据法律要求开展监管工作，促使监管目的有效实现。
（四）没有科学有效的监管外来物种
研究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传播能力与生态适应能力，被入侵生态系统的可利用资源较为丰富，自然控制机制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导致原有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三、我国生态安全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立法现代化转型不够及时
从立法角度上来讲，我国已经将环境法制框架基本构建了起来，但是却没有在环境立法中加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可持续发展保障观等内容，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实施的《环境保护法》没有对现代生态环境法体系全面覆盖，还没有涉及到很多的领域，如自然资源保护、生态保育、生态灾害防治等。融合了法律原则性规范及法律实施性规范，原则性规范的整体调整作用得不到发挥，且实施性规范的具体实施行为也受到了影响。
（二）没有构建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机制
在生态安全法律建设中，需要严格依据经济规律，有效平衡生态安全建设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科学评估环境资源价值，通过实证分析，来对利弊得失合理权衡。我国在相关森林法中明确提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由国家来设立，但是本项规定的操作实施办法却并不完善，导致我国没有将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机制有效构建起来。
四、我国生态安全立法路径探析
（一）将保护生态安全的法律体系给完善构建起来
只有将保护生态安全的法律体系构建起阿里，方可以与国内外生态安全形势所适应，促使我国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得到完善。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就颁布了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对我国生态安全环境保护指导思想与目标等全面阐明。但是依然需要完善国内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这些方面努力：
首先，要将生态安全法或者实施条例等专门制定出来，以便系统性总体性的管理与规定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规范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制度与体系等。
其次，对现行单项资源和环境保护法有机修改和完善，以便与国际形势所适应。如积极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要将国际公约要求充分体现出来，依据更加严格的标准来控制污染物排放；且将国际上所广泛实施的全过程控制、总量控制原则贯彻实施下去，融入污染者治理与付费等原则。在修订土地法、矿产法、森林法等过程中，则需要将资源补偿机制方面的规定给引入进来。
然后，对立法上的空白有效填补，要将人类健康、公共安全产品强制认证、动植物生命安全方面等领域作为立法的填充重点，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建设。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积极借鉴过来，严格保护生物安全。通过立法工作的开展，强化化学品污染防治、放射性污染防治、生态灾害防治等内容，对国外潜在的生态侵略有机抵挡。
最后，要将预防为主的原则贯彻到生态安全法律体系完善过程中。环境保护立法的实施，需要将环境问题根源问题的解决作为重点和核心，将过去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治理模式逐渐淘汰掉，否则环境治理不但得不到改善，还需要花费较大的成本。因此，需要将预防为主的生态安全法律体系给构建起来，从法律层面上要求制定与实施规划。
现阶段，我国虽然将一系列预防为主的法律制度制定了出来，如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但是还不够全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将经济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构建起来
经济决策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生态环境安全，因此，需要将环境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给开展下去。我国在环境影响评价法中，从战略高度将部分专项规划及指导性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给构建起来，且将利害关系的公众参与评价吸收过来。但是我国在本部法律中并没有将经济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确立起来，这样就没有有机统一考虑经济决策、国家经济安全与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部分部门存在着错误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制定不够科学的经济决策，会危害到国家安全。
（三）加强生态安全执法
将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之后，还需要严格贯彻实施下去，将法律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就需要重视生态安全执法。
首先，要对行政机关生态行政执法能力有机强化，紧密结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自身权限，有机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生态安全，促使国家自然资源、生态资源等得到切实保护，对部分过度耗费自然资源，降低生态环境质量的企业严厉打击。
其次，对行政执法主体的生态素养有机强化，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会直接影响到依法行政开展的效果，现阶段不断出现环境问题，对资源需求不断扩大，对行政管理人员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于生态环保行政管理人员来讲，除了具备一定的法律行政知识之外，生态安全、生态环保等知识也是要具备的。同时，要通过教育、培训等工作的开展，促使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执法素质不断提升，增强知识运用实践能力。
此外，还需要对政府环境责任有机强化，将环境保护责任问责制度构建起来，要在政府绩效考察及考核标准中加入环境保护及生态情况，追求相关执法主体的责任，彻底治理污染问题。
（四）对全民生态安全意识有机强化
生态安全保护，需要全社会人员共同参与进来。因此，就需要将全民生态安全法律意识树立起来，促使人们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得到增强。相关部门需要积极采取完善措施，将公民生态安全意识教育全民开展下去，每一个公民能够自觉改善与维护生态环境。同时，将教育制度、生态培训构建起来，增强全民生态安全意识，培养出更多的生态专家。我国要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公民及社会团体生态环境权利，此外，还需要创新整合生态审计、生态认证、生态保险等。
从生态学角度来讲，环境危机出现的根源是社会性的，因此，为了促使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国家生态安全能够切实维护，需要科学改革和创新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体制，加强法制宣传，促使人们生态安全意识及公众参与意识得到增强；将公民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促使其能够主动参与到各种环保公益活动中来，对生态环境文化大力弘扬，以便将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有机营造起来。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在道德规范中逐渐加入公民个人行为对生态安全的影响，促使国家生态安全得到切实维护。
论文关键词 农村土地流转 农村妇女 土地权益 法律保护 立法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切身利益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与调整,其中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用补偿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义务内容。然而,这一变革对于农村妇女这个脆弱群体而言,要想让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难度较大。关键性原因在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不够完善,在操作层面上,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存在缺失。
一、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保护缺失现况分析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农村妇女在权益受侵害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农村出嫁妇女流失承包土地按照我国绝大部分农村习俗看,妇女在出嫁后自身的户籍将从娘家所在村庄迁移至婆家所在村庄。而农村的土地政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所以,嫁到外村的妇女在娘家的土地承包权,全部或部分被村委会收回,或者被父兄等亲人占有;而新嫁入的媳妇没有土地分,形成了“娘家土地带不走,婆家没有土地分”局面。从长期发展角度看,这部分农村妇女丧失的不仅仅是土地承包权,还失去了与土地权益相关的分红权、征用补偿权以及宅基地分配权等延伸权利。农村妇女出嫁对娘家的土地失去承包权,在婆家又不能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这种现象在沿海、土地价值较高的地区较为普遍。
(二)农村离婚妇女丢失承包土地按照农村习惯,妇女一旦离婚,一般不会继续留在男方家生活,而属于自己的那份承包地因无法分割,根本带不走。若女方再婚,到了新居住地也分不到新的承包地。实际上,这部分农村妇女因离婚丧失了依赖于土地而生存的基本身份,由此使得妇女自身的日常生活与生存受到严重的挑战。所以,在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律规范中增加对离婚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内容,尤为重要。
(三)农村丧偶妇女往往丧失承包土地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农村丧偶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问题尤其严重。丧偶妇女既可能丧失自身的承包地,又可能丧失对其亡夫承包地继承权。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包括受到再婚等因素的影响,丧偶妇女往往会离开原居住地。她们家庭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往往会被单方终止,她们及亡夫的承包地就可能被强行回收。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对丧偶妇女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非法剥夺。
综上所述,土地资源固定性与婚姻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农村妇女在现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模式下,其个人力量难以与集体及家庭力量对抗,也注定了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因婚姻流动的农村妇女始终属于弱势群体一方,为此,亟待法律上提供保护。
二、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法律保护缺失成因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开展难度较大,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规定不够完善目前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专门性规定。尽管这些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做了些原则性规定,但其中仍然不够完善,诸多规定流于形式,难以执行。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3条第1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由于该条款没有匹配相应的法律责任,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实。此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和第15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组织基础之上的内部家庭承包模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才能作为家庭承包方的基本单位,但对于农村妇女是否能够直接作为家庭承包方责任人或共有人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受这一立法缺失影响,农村妇女往往由于婚姻变动丧失了土地承包权,而无法获得有效救济。
(二)配套规定在农村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对接不畅、可操作性差在涉及到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当中,关于男女平等问题是特别引人注意,但这种规定仅仅体现在抽象层面上,在农村妇女如何维权方面缺乏有效的路径和手段,并且与相关司法解释对接不上,可操作性差。例如,《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模式下,农村妇女能否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适格主体,存在争议。当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时,只能寻求行政途径解决,而村委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又非行政机关,所以,往往告状无门。此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条第3款也有类似的规定,把因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补偿发生的纠纷,排除在仲裁受案范围之外。所以,现行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配套规定过于原则性,或存在对接不畅,亟待改进。
(三)以民主程序议定的村规民约,以多数人的名义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规定“村民大会过半数”,“村民代表会议过三分之二”的民主议事原则,且议定的事项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但多数人为了获得更大利益,往往侵害少数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当经过民主议定的村规民约侵害农村妇女时,如何纠错,如何查处,法律依据不足,监督根本不能到位。
三、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措施与建议
在农村土地实施流转改革过程中要想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其关键在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立法上保障农村妇女在土地流转下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同时,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惩处。具体有以下几点措施与建议:
(一)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立法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于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土地承包权及相关权益的平等性做出了规定,但对于农村妇女在出现结婚、离婚或者丧偶等情况下,如何通过对法律工具的应用,保障自身土地承包权及延伸权利不受侵害并未做出明确的阐述。作为一部对妇女权益专门性保护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细化其中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规定,以便增强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1)补充完善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款的实操性,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农村妇女在现实生活环境下最切实的问题;(2)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条款配上法律责任,加大对违规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以确保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维护。
(二)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立法完善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需要增加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以内部家庭为承包方的法律规范中,需要将农村妇女作为独立主体纳入保护范畴。虽然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仍然以“户”为单位,但是,应当明确规定农村妇女是家庭承包的共有人,按份共有;(2)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9条涉及的土地承包流程规范中,应当将农村妇女占商议土地承包总人数的比例进行合理的规制,以便在土地承包商议中让女性平等地参与,并享有相应的表决权;(3)在履行土地承包流程中,诸如在承包、转让合同等文件上不仅仅需要承包方当事人即户主签字,同时,还必须承包方当事人的配偶签字;(4)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对于全家迁入市区的农户,可对其享有的土地承包权进行回收。基于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特别考虑,建议修改为:在娘家迁入城市,对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出嫁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予以保留,农村集体组织不得收回等内容。
(三)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层面进行完善与规范为了确保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在土地流转中不受侵害,需要各方参与人加快对于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建立与完善。在实际工作中,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问题:(1)重视对农村妇女脆弱群体土地权益的保护,并对相关政策进行规范:特别是对农村出嫁、丧偶、离婚的妇女在承包地进行转包、出租、转让以及股份合作等过程中,确保土地权益不受侵害,同时,还要保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村妇女的生活水平不会低于流转前的生活水平。(2)对农村妇女承包土地流转前,一方面,需要对承包户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进行确认;另一方面,需要对流转户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在承包经营状态下享有的份额以及财产权利进行确认。意在防止农村妇女自身享有的土地权益在土地流转中受到损害,甚至丧失。(3)对村规民约进行规制。县、乡两级人大和政府应当对现有已经存在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村规民约进行清理,废止不合法的土政策。对今后以民主议定通过的村规民约,应进行提前指导,事中监督,事后报备。对村规民约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县、乡两级政府应当及时予以查处,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