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6 01:23:43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5](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7](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8](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著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9](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3](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人祸，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西藏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西藏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西藏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西藏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西藏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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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域文化的熏染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特定地方的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同时还被后人传承至今的综合性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的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交融，因此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力文明的产品和动植物界的产品相同，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说。”一个作家长期生活在特定区域中，不自觉地就会对所受的特定文明的感触和影响运用在创造中，写作主体认识自然而然地就根植在生长环境中的文明系统、风土人情、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贯穿其间并生动地展示出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他生长和生活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贾平凹这一作家书中所描述的十分富足的民俗文化资源，这跟贾平凹自身的自觉追求也脱不开关系。贾平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与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所以说，我国的农村民俗文化对于贾平凹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就好比正处于热恋之中的情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会积极的表现出在内心情感上的极大认同。贾平凹就会在写作小说的同时便会将自己所在故乡的风土民情如同如数家珍般展示给各位读者，所以说在拜读贾平凹的小说时，会有感觉在读者眼前如同放置了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油画，与此同时还轻轻地在读者的耳边低声的讲述着流淌在小说血脉里面的民俗文化，民俗精神！
（二）传统文化的影响
新时期以后，中国作家们又一次接过五四文学的大旗，把眼光转向西方学习和学习，但当多数人热衷于横向移植、学习仿照的时候，贾平凹却以纵向接受为根基，在传统文化的母体里罗致当代艺术的养分，用传统的审美方法和书写方法思考着当代人的日子，构建了自己的一个艺术世界。读贾平凹的著作，能让人感受到传统审美认识的厚重感。特别是在他的著作中能读到那为人称道的古典文学的涵养：志怪小说般的神秘感、《世说新语》的简练、《红楼梦》式的对平常日子细腻的描绘等。但是更加让人感到独特的还要算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审美认识以及跟当代文学的发展的联系而共同造就的共同的美学个性。民俗文化就好像是那些不小心被遗落在民间的珍珠被类似贾平凹这类作家们所悉心的拾起，并加以洗净处理，展现给各位读者，所以说民俗文化的精华给予了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不可言喻的想象空间。
二、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一）婚丧嫁娶民俗
一直以来，婚丧风俗是中华文明中不行短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区域风情面貌的特点，它集中打上了当地各色文明等方面的痕迹。婚丧嫁娶的风俗常常代表了当地大家的世界观、生死观、福祸观，代表了当地大家对传统的民俗文明的情绪。贾平凹通过在小说中描绘的当地的婚丧风俗，向读者展示了地方特色的乡土风情，从中窥视到在传统文明影响下其的民间价值观念。贾平凹的《秦腔》这部作品被公众们一致地说是我国乡土文学的巅峰之作，小说的开始是一场婚礼，结尾则是一个葬礼。贾平凹的《秦腔》的里面讲述了夏家顶梁柱三兄弟的相继逝世的过程与随之发生的事件，内容十分的丰富多彩，应当客观的说乡土风情以及当地民俗文明在整部小说中里面展示得一清二楚。贾平凹小说《高老庄》里面的故事则是以子路和西夏回乡为父亲过三周年祭为依据编撰全篇的，同时作者还在人物出场时刻围绕着对亡人祭拜的风俗开展论述，使得文章更加的饱满。《鸡窝洼人家》这部小说介绍了两对夫妇相互交换老婆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低俗，落后的婚俗。贾平凹在其小说中描绘了当地各种各样的婚丧嫁娶民俗，通过他的描述向世人展示了村民的质朴以及故土商州的社会风尚。同时，他也正在以一些粗俗落后的婚丧嫁娶民俗批判和揭露了旧社会传统文化下的民间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
（二）民间信仰民俗
风俗文化中对于鬼魂的传说和灵异的故事举目皆是，对于鬼神灵异、存亡轮回、荒诞不经的描写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同样熠熠生辉。而这些内容的描写无疑给贾平凹的小说增加了浓厚的神秘气息。作者在创作中所渗入的民间信仰习俗很好的构建了其小说的神秘色彩。《废都》开篇就出现了异象:无籽的土里长出奇花；天上一起呈现四个太阳；七条彩虹交织呈现于天空，这些都被智祥大师看作异兆，公然第二天法门寺就发现了释迎牟尼的舍利子，这些表象好像也是书中人物命运走向的预兆。智祥大师作的估测就是预知的一种。文中相同具有预知功用的还有牛母，她人鬼不分，踪迹怪异，睡在棺材里边，常常杂乱无章地说话，而她关于老伴坟墓受扰的预言却被证实是现实，不能不让人吃惊。预言这种崇奉方法在此得到神秘的体现。占卜也是预知这种崇奉方法的体现形式。孟云房在孕磺寺学习气功以后，自称身上有了气感，后又研究《邵子神算》，学习了卜卦，颇懂一些奇方异术并屡次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去向进行占卜、猜测。他占出庄之蝶官司的来龙去脉和“被缚”的命运；占出唐宛儿失踪以后的去向；占出书中几位重要女性的命运走向并且都能切中要害，猜测出本相，简直能将各自的境况和命运猜测得相差无。《古堡》里的有些村民认为一棵老树可以为他们驱灾辟邪，可以保佑他们平安无事，于是便吧它当作神灵一般供奉，纷纷烧香跪拜。民间流传的信仰方式使作品既充满了民间气息又充满了神秘色彩。贾平凹毫不吝啬的泼墨挥毫，尽情地描写民俗的真实事项，向人们揭开民间信仰民俗的神秘面纱，展示它的神奇与多彩，但是贾平凹也能够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去理性地审视和批判封建迷信陋习。
（三）饮食方面的习俗
围绕着民间的生活习俗领域的叙述上，作者如同就在贾平凹的小说里面直观的描述了商州人民日子的全貌，体现在饮食领域的讲述上，其作品中的“主食”依然充斥着商州区域的习气。由于商州这一特定的区域，主要的农作物就是小麦以及玉米，因此，在小说里面主人公们的饮食一直离不开：面，《古炉》里大家为改善日子吃碗面。配料则离不开辣子。《秦腔》里夏天智老是背着手去喊碗凉粉，放上辣子，蹲在角落里一会就吃完。《秦腔》里对吃文明的描绘是相当不吝啬的。在除夕的时候，一大家人围坐一起吃年饭，兄弟各家都会根据自己家里的条件预备上具有当地特色的饭菜；雷庆在光景好时，过生日时吃的就稍微显得铺张浪费些，这是在撑面子；白叟的周年祭该是啥样层次在作品中也都曾一一的仔细列出，完全的商州风味。《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便是用搅团作为他的午餐，虽然极其简单却吃得津津有味。通过饮食方面的习俗的展现，贾平凹一股强烈的商州情怀以及对成长的故土浓重的怀念油然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结束语
南京素称六朝胜地，十朝都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蕴藏，包孕着南京地区主要是汉族人群的共同心愿特征，代表着南京地区人群参与意识的选择。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属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因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社会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而形成独具金陵古都特色的民俗文化。
一、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简介
"甘熙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为甘熙之父甘福所造。后经甘熙等续建，占地达12000平方米，由三组五进穿堂式古建筑群组成，民间俗称"九十九间半"。还建有后花园、藏书楼，惜于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现存古建筑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位于南京市南捕厅15、17、19号和大板巷42号，这是一组具有典型明清建筑风格的古建筑群，"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置身此地，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和古代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巧。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于1986年开始筹建，1992年11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它是南京地区收藏陈列民俗物品、研究民风民俗、弘扬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1982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4月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我国南方大城市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巨宅。
二、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开发与利用现况
1.资源整合与关联开发
2000年6月，根据国家建设部关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传统历史街区保护项目的文件要求，在市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把南捕厅历史街区的保护作为一个整体项目上报国家建设部及省、市建委，并在次年初得了国家建设部的标准，将此项目列入国家财政部2000年度项目，由国家建设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共同下达了项目批文及历史街区专项补助经费。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所述，相关部门现已确定南捕厅街区为南京10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从现状来看，南捕厅巷13、15、17、19号和大板巷40、42、44、46号保存了完整的院落形态，其主要的门厅、轿厅、大厅、后厅、后堂等建筑基本保存完整，街巷布局合理，空间格局有特色，具有整体环境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根据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周边环境，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把以"甘熙故居"为中心，向夫子庙、江南贡院一带扩展，发展成为南京市的城市文化标志——金陵历史文化风尚街区。并制定政策明确指出，对其发展的重点应基于两个方面：在街区资源方面充分利用和挖掘南捕厅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协调好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开发旅游与改善居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发展方面，联系新的背景条件和周边环境，从城市发展战略和旅游发展战略的层次上进行精心规划，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地方旅游发展与城市旅游战略之间的关系，展示出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地位。
2.原貌修复
经维修专家发现，甘熙故居并非徽派建筑，也不是完全的苏式建筑，而是和南京本土的高淳、六合等地一样，有着南京自己的建筑风格，如门楼装饰较素，显得简朴大方，封火墙特别高大注重实用等，整个建筑反映了金陵大家仕绅阶层的文化品位和伦理观念。
一期工程范围内的南捕厅历史街区传统民居保护的主体部分，均为清代中晚期民居建筑，格局完整，保存较好.2002年9月28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动迁和维修，"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终于重新向市民开放。2006年5月，甘熙宅第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南京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甘熙宅第后期修缮及环境治理工程正式启动。2007年6月18日，甘熙宅第主体部分修缮竣工，除原有的南捕厅15、17、19号建筑，又陆续复原了大板巷42、46号，和后花园、津逮楼等建筑，重新开放后的甘熙宅第完整重现了历史原貌。
3.民俗技艺现场表演与旧时习俗重现
在2002年时，刚开放的民俗博物馆内维修好的三组建筑群内，以清末民国初年为背景,以都市中产阶级居住文化为主题,分别推出了《南京传统民居复原陈设》、《南京传统民居建筑艺术》、《儿童专题陈列》、《老茶馆和票社》等展演展示活动和《明清紫砂精萃》等临时性展览，让人们感受到"老南京"悠远的文化韵味。
15号东偏院是老茶馆和票社的展览展示。"票友者，戏曲之友也。"---票友结成的业余演戏团体，素称"票社"。目前还有定期的票友活动。287南捕厅17号，梦回童年，这里展出的是南京地区传统的工艺、民乐和食俗。这里还摆放有一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益智游戏，如：九连环、华容道、七巧板、孔明锁及斗草等等。此外，还有伴随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读物--小人书。这里所有的玩具和图书都免费向观众开放。
在15、17、19三个号的大厅中，17号的大厅造价比较高、工艺较为豪华。在修复时，工作人员仅在上面刷了些清油，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原貌。这里是皮影戏厅。四进和五进是传统民艺和民乐的展示区。民艺厅是五彩斑斓的民间手工艺品的世界，分云锦、刺绣、绒花、民艺结、茶桶、食格、石雕、木雕、花灯、剪纸、民间版画、绣品等十几个专题陈列。目的在于颂扬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以引起全社会对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的重视。
4.与各大高校实现基地共建，促进文化交流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作为南京市民俗展示的汇聚地，同时也作为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南京市多所高校进行基地共建，并举办了很多有推广意义的，同时也是弘扬了南京历史民俗文化的大型活动。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于2003年4月与我校签署了共建协议书，证实称我我校得共建单位。自共建以来，我校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举办了很多大型的民俗民艺推广活动。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很受学生欢迎的民俗民艺进校园活动，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在学生中也掀起了一股民俗热潮。还有个各类型的讲座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些举措以及举办的活动，不仅是对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一种广泛选宣传，这更是对于南京市民俗文化的一种大力推广。
三、已取得成果、不足以及改进方案
1.民俗资源开发利用，硕果累累
如今的熙南里一带街区，已经成为南京市除新街口、夫子庙之后的第三大街区。这是南京市民俗资源的一大汇集地。甘熙故居是南京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型制最完整的明清传统民居建筑，现有旅客规模近万人次，发展潜力巨大。
就民俗博物馆自身而言，各建筑的修复以及场景的重现在不断的增加着游览的人数。而各种各样的合作项目也让民俗馆曾加乐于外界的各种交流与联系。而近两年来，相关的开发部门也已经在甘熙故居周围建立手工艺制作和交易市场。这将是一条类似于北京琉璃厂性质的商业步行街。在形成商业步行街后，牛角铺、银器铺、铜器铺、糕点铺、茶铺、刺绣铺、古玩铺、字画铺、文房四宝铺、颜料铺、乐器铺、布鞋铺、中药铺等中国传统精致手工艺品将云集于此。在这些店铺中，可以展示特色商品，展示制作材料和工艺，并出售制成品。同时，游客也可以亲自参与到制作过程中。
如今老字号店铺李顺昌、绿柳居等数十家已经进驻，甘熙故居之南的熙南里正以崭新的面貌举着古风遗韵迎接着各方宾客的到来。
2.开发中的不足以及改进方案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虽然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进行了修复与开发，但是还是有很多方面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民俗技艺的传承问题。民俗馆中很多优秀的老艺人都已年近古稀，但是谁能成为其接班人成了民俗博物馆的新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少人对它感兴趣并且能够热爱它学习它。所以，这些宝贵技艺的传承成为一项议题。
第二就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内部资金来源有限，而且日常的活动很多，还有民俗馆内众多的老艺人，这也成为如何在开发利用至于进行创收，也成为民俗馆的艰巨任务。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四项建议。
一是对于民俗老艺人技艺传承问题，可以在博物馆内组建类似于老年大学或少儿艺校之类的学习班。对于有一些简单易学的手工技艺可以以授课形式教授给小孩或老人。
二是评事街民俗文化旅游一条街联动甘熙故居旅游开发，重点展示南京民俗风情。为了弥补民俗街经营效益不确定性，在再在熙南里一带开辟古旧家具经营与古玩市场，力争成为华东地区古玩的集散地。
三是利用甘熙故居已有的小吃文化，结合清真寺，开发回民饮食、特色小吃等，推出品牌，建立民族文化旅游线路，以反映出这里曾经密集居住过的回民及其特有的文化。
四是为了尽快收回、维修、使用全部"甘熙故居"古建筑，为南京增添一处新的文化旅游景点，应对民俗博物馆作大规模扩建。目的是全面开发"甘熙故居"，以展示中华文化的内涵，把这进而建设成为一个融文物陈列、旅游商贸、娱乐休闲、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区。
民俗文物和民俗事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结晶，通过对民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目的，使人们受到乡土艺术的熏陶，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引导人们树新风、弃陋俗，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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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关键词] 少数民族 民俗旅游 产业发展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3931.12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452万人，占38.97%，其中苗、侗、布依、水、瑶、彝、土家、仡佬等世居的少数民族达17种之多。在贵州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种民族的民俗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一个绚丽的民族文化艺术长廊。
古朴淳厚、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与贵州优美的自然风光相映衬，多层面地呈现出当地世居民族原生态的民俗文化悠久深邃的神秘基因。“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就是多彩贵州民族风情的真实写照。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何加快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条件和旅游业对拉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来阐述发展民俗旅游产业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资源与市场是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旅游的基本条件
1.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慨况
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四个大类:①经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生产性民俗文化；B、交易性民俗文化，；C、生活性民俗文化。②社会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社会礼仪民俗文化；B、家族民俗文化；C、村落民俗文化；D、民间组织民俗文化；E、历法和时节节日民俗文化。③信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巫术、占卜类；B、民族宗教活动民俗文化；C、民间禁忌超自然事物。④游艺性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体育竞技民俗文化；B、民间杂艺民俗文化；C、民间艺术类民俗文化；D、民间口承语言民俗文化。
从旅游业的角度和旅客感知方式，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又可以划分为五个大类：即观赏型、参与型、体验型、深层次的研讨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辅助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由以上论述可见，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一是种类多、内涵丰富，二是分布广且相对集中连片，三是原始性和神秘感强，四是特色浓郁、别具一格。所以，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开发潜力大，可打造多种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适应各层次游客的需要。
2.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市场分析
国际旅游游客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到2010年世界旅游人数将从2006年8.42亿人增长到11亿人，而到2020年将达到16亿人。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兰贾利指出，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并同美国并列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他还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取代西班牙居第二位，到2020年将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
从国内旅游需求来看，我国大规模的国内旅游态势已基本形成。如在1999年国庆第一个“黄金周”到来时，席卷全国的假日旅游热潮令各界始料不及。据统计，7天内，全国的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八年后的2007年“五一”、“十一”黄金周，全国共接待游客已达到1.42亿人次，旅游收入648亿元。
贵州国际国内游客总量也呈持续增长态势。2007年1―9月贵州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5000万人次，比本省人口还多出1000多万，旅游总收入330亿元，同比增长47.8%，在西部各省名列前茅。全省220余家星级酒店的5万多个床位，日日爆满，许多散客一房难求。
二、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重大意义
1.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旅游业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创汇多、收益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产业，不仅可以为建设积累资金、支持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和加强当地生态资源的保护，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其次，旅游业是一项关联度较高、带动性较强的龙头产业，开发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对外贸易、城市建设、景观修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工艺特产、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广播宣传等行业迅速发展，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
再者，国际客源流向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游客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从高收入地区流向低开发地区。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的大多数地区经济都较为落后，开发旅游业，可以从国际国内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地区的游客身上获取一部分收入，并将这些收入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形态转化，从而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连锁反应”作用，促进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
2.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产业调整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业所依托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要相互协调配套才能发挥其作用。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使其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促进和带动与旅游业相关的其他产业的配套发展，使原来聚集程度很小的第三产业及第二产业相对增长，产业结构由低层次低效益向中层中效益甚至高层高效益升级。据有关资料表明，每增加1名旅游从业人员，需增加4～5名间接从业人员。因此，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不仅可以扩大就业，而且还可以促使民族地区人口直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3.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人文资源的传承和保护
贵州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开发和发掘新的旅游资源，从客观上要求保护自然环境、恢复和修葺原有人文旅游资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不仅要大力开发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配套的自然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自然风光、野生动物资源，建立和开放相应的自然保护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掘、整理和提炼那些最具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艺术、舞蹈戏曲、音乐美术、民间技艺、服饰饮食、接待礼仪等民族旅游资源，使这些民族文化的瑰宝得以永世留芳。发展旅游业，要求旅游环境质量要优于一般环境质量，因此，必然要求旅游区维护和恢复文物古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整理和发掘人文风情，而这些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可以起到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4.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和谐团结进步
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业，不但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为贵州少数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和谐交往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现代旅游，实质是一种地区间的文化交流。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兴起，可以有效地改变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所处的文化封闭状态，使之经常性地与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不会使当地的民俗文化发生变化，反而会更加有效地保护当地文化的传承。通过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进步。
三、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1.交通不便，旅游通达性差。2.当前的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档次低，效益差。3.部分景区遭损坏，一些珍贵的民间手工艺技术濒临失传。4.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配套设施不完善。5.贵州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尚处在“地处深山少人知”的状态，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四、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对策建议
1.改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环境
(1)转变政府职能，在进一步营造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氛围的同时，运用科学发展观，联系当地实际，由政府统一协调解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等。
(2)优化投资环境，坚持自筹资金与招商引资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资源，顺应国际国内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趋势，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
(3)在坚持保护为重点的前提下，挖掘、整理、开发优秀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把民俗文化丰富的内涵（如民间传说、历史名人、民居建筑、民族风俗以及曾为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件）转化成现代文化创意和项目策划，以文艺的手段借助传媒打造成“旅游名片”。
(4)加快旅游公路的建设步伐，公路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注重旅游公路建设，有利于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打破区域界限，联合组织策划别具一格的旅游活动，举办推介会、旅游艺术节等形式展现旅游形象，吸引招徕国内外游客，开拓市场，促进市场互动。
2.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培育旅游购物市场
(1)利用贵州丰厚的民俗文化积淀，选准资源“亮点”，实施集中开发优势项目，合力打造民族特色品牌，以特色品牌带动周边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亮点”的选择，既要考虑民族民俗文化的积淀、民俗民风的浓郁，也要考虑对自然景观、其他优势资源的配合。在构建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作支撑，赋予旅游品牌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品牌地位。
(2)以旅游为载体，高起点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研发旅游特色商品，丰富旅游购物市场。合理安排和增大购物这一旅游环节的创收、创汇能力。旅游商品不仅可以宣传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而且可以调整一定范围内的消费结构。打造出一批植根于本土的，极具民俗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旅游产品的绿色化和精品化，不断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3.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民俗文化比较优势，
(1)正确认识民俗活动、民俗歌舞艺术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语言、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继续大力开展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的演艺展示活动，提升旅游文化品位和魅力；借助旅游业的流动性强的优势，向海内外旅行商宣传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特色，开展多种渠道的宣传促销活动，辐射带动运输、宾馆、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2)围绕民俗旅游做文章、定规划、搞建设、抓经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在人口较集中的城镇，依据民族自然村寨的特征，复制建设民俗文化旅游度假村、民俗馆等；在有条件的村寨，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四在”农家活动，在自然村寨直接打造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生态村，使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基本保持原生状态，实现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3)以民俗节庆活动为依托，加强节日文化与旅游的交融，刺激消费，繁荣经济。贵州民俗节庆具有很强的观赏型与参与性，且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容易成为促销民俗文化产品的重要机会。
参考文献:
[1]李水凤:浅析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2]贵州年鉴.2006
[3]刘 瑞: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及其开发模式，科学技术与贵州旅游.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编
[4]马 波:旅游文化学，青岛出版社.1999
本文作者：方雪松1胡好友2朱坤1汤文益1作者单位：1池州学院2青阳县教体局
做大做强青阳文化产业的必要性
(1)发展青阳文化产业，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产业圈，是青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个社会的快速发展，虽然可以走“大投入、高产出”的路子，但这样的发展道路往往是以“高耗能、大污染”为代价的。我们都知道，“地球只有一个”，人类对地球的大肆掠夺，最终只会加速地球的破坏和毁灭。因此，如何在快速发展和有限能源之间，寻求一种有效的平衡，如何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和谐，因此，“社会经济的生态发展”，便成为地球人类的共同目标。一个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在诸多因素中，我们认为文化是其核心因素和核心竞争力。虽然我们说经济与文化，如同鸟之双翼，任何一翼的折伤，鸟都不能够飞翔；但在经济与文化之比较中，笔者以为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重要。青阳属国家级生态经济示范区，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物产殷实，交通便利，历史文化积淀丰富，因此，她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宜人宜居宜游的好地方。所以，发展、繁荣青阳的社会经济，就不能不考虑到青阳历史文化资源丰厚的特点。虽然青阳县素有丰富的竹、木、柴、炭、矿、水等物质资源，但如果只是一味掠夺、耗费物质资源的话，总有一天再丰富的物质资源都会耗费殆尽。而另一方面，青阳县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有的目前还没有得到利用，有的目前虽有所利用但利用率并不高。因此，如何走好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即低能耗、少污染、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是目前所有青阳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发展传统经济的同时，应该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进青阳文化资源的的开发、整合和利用，在做大做强青阳文化（旅游）产业上下功夫，走出一条文化富县、强县之新路。
(2)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具备的最起码品质就是同情心、公益心、责任心。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负责、对后人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责无旁贷的一种品质和义务。因此，如果现在的我们，只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就急功近利、不计后果地盲目向地球索取，那么，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杀鸡取卵、祸及子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既然只有一个地球可供人类栖息，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危机转嫁给我们的后人。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尽到我们的责任，在发展经济生产的同时，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为后来人尽可能地保护好地球，让我们的子孙也能享有天蓝水绿、鸟语花香的生活。为此，现在的我们，就必须走出一条经济生态发展的道路，担当起对社会负责、对后人负责的历史义务。这样的姿态，才是我们社会公益心、责任心的一种具体表现。
(3)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要求我们把“文化自强”建立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之上，目的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富足殷实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这里的“丰富健康”、“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我们以为其中正包含有上文我们所说的经济必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具体到青阳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发掘和利用好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产业，走经济生态发展的道路，正是实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强国”战略决策的具体实践。
做大、做强青阳县文化产业的可行性
青阳县是一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厚的县，也是一个深具文化产业发展潜质的地方。
(1)青阳县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青阳县新文化产业圈的形成，提供了极其宝贵和丰富的题材和内容资源。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与否，标志着这个地方文化传统的悠久与否，决定着这个地方人文精神的宽度和深度，和这个地方的文明程度。青阳地处吴楚，置县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9年久远的历史存留下来的众多古文化遗址、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贤所留下来的诸多著述、以及麇集这片土地上的前贤大家的足迹，积淀成了今天青阳人无比珍贵的思想和文化富矿。青阳大地上起码留存有农耕、蚕桑、渔猎、书院、建筑、冶炼、佛教、道教、百工等文化在这里孕育、浸润和行进的矫健身影，成为青阳人民葆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深厚基础。
(2)青阳县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有利于文化产业圈的形成。首先，地处“两山（九华山、黄山）一湖（太平湖）”黄金旅游带，尤其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佛国莲花九华山的主要山体分布在青阳县境内的地理优势，让青阳县有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一是佛山九华山的山体大部分在青阳县境内；二是青阳与徽州、泾县、贵池、南陵等接壤，特别是风景如画的太平湖与青阳近在咫尺，这些无疑都是带动青阳旅游产业勃兴的天赐良机；三是流贯青阳境内的九华河，是发展水文化旅游十分难得的资源；四是其所拥有的极具旅游开发价值的古文化资源和宾山红色旅游的资源。
(3)青阳浓郁的文化艺术传统和氛围，有利于文化产业圈的形成。首先，青阳腔是在青阳乡原上生长出来的一朵文化艺术奇葩，如今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无论是作为一个急需保护的珍稀地方文化物种，还是娱情悦志的艺术，成立青阳腔研究会和青阳腔艺术团，都是必要的。只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走“学术研究”和“艺术表演”相结合的道路，用学术研究成果来扩大青阳腔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用富有传统特色的青阳腔表演艺术，吸引和征服受众，坚持艺术上的传承、发展并重，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把青阳腔艺术品牌推广出来，从而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来。其次，勤劳、勇敢、智慧的青阳先民，为今天的青阳人留下了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除了以前散见于报刊的故事、笑话等民间文学之外，2009年由胡好友先生主编的《青阳民间文学》，更成了青阳地方文学的洋洋大观。而这其中所蕴涵的生活与艺术智慧，又可以成为新文化产品生产的资源。诞生于明代的青阳农民画，是目前有案可稽的中国最早的农民画，已被列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已有的文化艺术资源，为青阳县新文化教育产业的形成和拓展，提供了可能和必须。从文化艺术生产的角度来说，文学和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品类，但文学和绘画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青阳民间文学里的人物、故事，可以为农民画创作提供大量的题材，而农民画因素的加入，又使民间文学有了一种新的审美表达形式。于是，青阳民间文学元素和青阳农民画元素的相互结合，便可以生产出多种新的图文并茂的阅读形式，从而为民间文学和农民画的生产，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把青阳农民画和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生成一种新的文化艺术生产的产业链的思考，是切实可行的：这样的读物有两种形式，一是新的图文并茂的纸质读物，内容通俗易懂，可作为4—6岁的学前儿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50—70左右老人的阅读对象，在当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的背景下，这种新的文化产品生产，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一种刚性需求；二是组织力量编撰有关青阳历史人文方面纸质的普及读物，作为中小学学生的人文素质读本。这种阅读，在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下，是因地制宜提高中小学学生人文素质的一种必须。除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纸质文化产业链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新兴的多媒体技术，以地方历史人物、传奇故事、地方风景名胜为内容要素，进行动漫电子读本的创作，这种电子读物的开发，又使青阳文化产业有了一种新的文化教育的生产形式。再次，青阳丰富的历史文化积累里，起码包含了两个方面重要价值：一是认识价值，二是教育价值。关于它的认识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地方历史文化的阅读和学习，增强和丰富了读者对青阳历史和本土主流文化的了解与认知；而它的教育价值，则主要体现在通过青阳历史文化读本的阅读，激发和增强受众对本民族、对家乡、对未来的热爱，并因此而激发和增强他们建设美好青阳的更大热情和动力。历史文化积累的另外一种教育作用，就是知古以鉴今。因为这种教育，今天的我们，可以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当然，历史文化的知古鉴今功能，其实现的关键还在于接受主体，只有接受主体从内心深处在对历史文化反刍之后产生了认同和崇敬，才能将历史文化内化为除旧创新的激情和动力，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青阳而竭精输诚。同时，因为青阳民间文学和农民画，都植根于民众的原生态生活，所以其丰富性、真实性和生命性，便使得受众更乐于接受和易于接受，其所达到的教育效果自然也因此更佳。
众所周知，在经济发展繁荣的当下，人们都对媚俗、浮躁、道德滑坡、见利忘义等现象深恶痛绝；而之所以出现这些怪象乱象，与我们的文化建设的现状关系密切：比如新兴的网络传播，的确让世界变得很小，让我们现在的孩子“玩法更多”，而这诸多“玩法”中，大多数是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的文化产品，这些“泊过来”的文化产品，充斥着的自然是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因为其文化产品新奇、刺激的吸引力，我们的孩子便乐此不疲了；而我们自主生产的动漫产品，所占的份额本身很小，而且缺乏创意的“东施效颦”，又使得所占的这些很少份额的动漫产品，缺乏了对孩子和老人的吸引力。而另外的一面是：我们站立的这片热土上，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创世纪的故事和传说，英雄豪杰们为国为民、威武雄壮的事迹，许多芸芸众生舍生取义、尊老爱幼、见义勇为的高尚美德，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主流，是我们这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列宁说过：忘记就意谓着背叛。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都应该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和技术，创新自己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创新了的先进文化产品的阅读，在极大地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素养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的发展繁荣。从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人类文化终极价值目标实现的层面来看，历史文化累积的目标，并非仅仅只是为了文化“量”的攀升，这种“累积”，只是为了给现在和后来的人们提供一个认识历史、认识自己、认知现实世界的更多凭依，只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地尊重生命，有尊严地活着。因此，青阳除了应该、也能够把自己打造成深具潜质、最具魅力的风景旅游区之外，还能够把自己打造成新文化教育产品制造业的集中地。
关键词：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研究
民俗文化旅游是一种具有较强地域性与民俗性的文化旅游形式，它的本质就是文化属性，它利用传统民俗与特定地域来吸引游客，促成了异地人文民俗文化体验消费行为。
一、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民俗文化旅游若想长久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首先，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开发地满足基本发展需求，即开发地要适度利用当地民俗资源，结合实际状况来争取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其次，要竭力保护民俗旅游资源与其环境，地方应该对民俗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将资源与环境发展变化原则吃透，并在开发过程中确保旅游环境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正常发挥，最终满足它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需求。再次，由于民俗文化旅游是具有现代传承需求的，所以它不仅要满足当代人对民俗文化旅游的现实需求，也应该满足未来人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需求，实现代代公平享受、代代传承的目的。为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实现资源环境的世代传承，就必须创造一切有利的保护条件，实现人类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梦想目标。
二、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
1．树立生态观念发展认识。应该首先从思想层面来树立生态观念发展认识，为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地方旅游产业应该从各个层面体现生态建设观念，做到适度化开发、全程化保护、科学化管理、生态化文化宣扬、个性化服务体现以及公平化消费，全面实现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协调，满足民俗旅游生态观念的内在需求；凸显环境保护开发内容。2．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应该设立专门的民俗旅游环境保护研究机构，将环境保护工作认定为是一项现实意义深远的、具有科学发展观与价值观的科学事业。本文认为，应该从民俗文化旅游的生态与文化环境两方面着眼，实现对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双重保护。再者就是要借鉴海外做法，从历史中追寻文化依据，进行深度挖掘开发，形成地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大兴土木，提升建设力度，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进一步优化保护提供有效动力。3．做好民俗旅游文化市场。民俗文化旅游市场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对民俗文化圈的作用重视方面。因为优秀的民俗文化圈可以影响旅游者的心理、意识与文化本质特征，为民俗旅游文化市场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地方旅游产业建设应该重视民俗文化圈与民俗文化旅游市场之间的关系，引导拥有不同民俗文化喜好的游客走向不同的民俗旅游文化市场，把握游客的旅游流动规律。比如说，国内面向港澳台游客就可以推出“华夏寻根游”“海峡两岸游”“中华故土游”这样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而面向海外游客，则可以推出“中华茶文化游”“陶瓷文化游”等拥有浓郁中华文化风味的旅游项目，吸引更多欧美游客前来观光消费。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旅游市场的构成、分布与发展主要由它的民俗文化圈来决定，因此地方在发展民俗文化旅游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民俗文化圈这一大块市场的良性发展，努力优化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三、以山东淄博为背景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实证简析
1．山东淄博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成就。近年来，我国山东淄博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得到了充分保护与开发，再加之其得天独厚的丰富民俗文化资源及自然条件，使其成为我国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区。从过去的2015年春节山东淄博的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成就来看，它已经接待游客169万人次，旅游收入也达到11.17亿元，这表明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了该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支柱产业。2．山东淄博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调控策略。该地区在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调控主要走技术、观念和产品研发这三条调控路线，本文给出相关策略。（1）技术调控策略研究。与全国各地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策略相同，该地区在自身民俗文化旅游方面也将游客数量与经济收入增长视为当前旅游行业的最重要发展目标，它也成为评价该地区旅游景区开发进程质量的最关键指标。在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方面，该地区主要做到了对游客容量的严格控制，不盲目追求游客数量，而是以为游客创造一定的欣赏与心理空间作为目的，让游客能够从容体验当地民俗文化，达到民俗文化旅游所希望达到的文化审美效应。该地区认为，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最主要技术层面就是要了解生态环境所能拥有的承载力，要发展符合当地经济状况与民俗文化规范范畴的旅游项目，明确民俗文化旅游区域的环境容量管理限度，争取将游客控制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以最大限度保护民俗文化生态环境。（2）观念调控策略研究。考虑到该地区在旅游发展方面软硬件基础较为薄弱，大部分乡村人群受教育程度低下，人们的文化保护意识、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所以山东淄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专门强化了对当地生态意识与文化保护意识的相关教育，制定了相关法律规范，希望将公众自律意识中的道德规范与强制性法律相互结合，严禁各种丑化民俗文化、破坏民俗景观、民俗遗迹，特别是在民俗景观区域周围违建现代建筑、商业网点的不良行为，以教育深入渗透贯彻和坚决杜绝制止作为该地区观念调控策略的重要原则。（3）产品调控策略研究。该地区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方面坚持走科学规划、有序发展道路，避免陷入传统中重复建设行为的怪圈，也是希望将有限的地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尽量发展特色，规避与同行业之间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确保地方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态势。为此，该地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产品，特别是将地方少数民俗文化与现代文化旅游这两大环节紧密融合于一体，在软硬件层面提高服务管理素质，利用民俗文化对现代化旅游进行全面包装，全方位开发了基于“食、住、行、购、游、娱”为主力的6大旅游要素，围绕它们开展各个民俗文化旅游项目，实现了地方民俗文化旅游的综合性发展目标。另外，也强调了该旅游项目发展的特殊性，设立各类旅游培训班，专门培养民俗文化旅游专项人才。该地区认为，培养民俗文化旅游专业人才也是对地方旅游产业的产品开发调控过程，因此当地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公开的民俗文化主题讲座、学术报告会等来提升当地从业人员民俗文化素质，同时也从外地招聘大量专业人才，共同开发本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尽可能地保留和传承了当地传统优秀民俗文化内容。
四、总结
总体而言，民俗文化旅游调控策略应该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将基于地方民俗文化资源发展的重要事项作为可调控对象，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层面，再配合宏观发展战略，赋予其一定的针对性、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联动民俗文化旅游项目与地方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实现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口小勇.天津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0.
[2]邓亚楠.西部地区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47-151.
一、从祭坛到舞台的宗教性场所变化
因此我们要探讨的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以宗教场所变化为基本表现的世俗化进程是否意味着少数民族宗教与少数民族社会的分离。以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宗教场所变化为例，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一般由祭祀巫师主持，阿昌族的马兰调、唢呐铜鼓与葫芦笙等祭祀歌舞在祭坛上的表现形态始终伴随着严格的宗教程序，包括开场的经韵、仪式道具（神轴、法器）的应用、场地环境的配合（许愿、安坛、立堂）等等，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已演变为“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舞台表演形态，代表作品如《云南映象》、《印象丽江》等等，虽然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舞台反映，但它们的呈现却完全剥离了祭坛仪式的宗教场所，场所的改变能说明少数民族宗教与少数民族社会的分离吗？例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移民国家，受到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深刻影响，美国本土的基督教福音音乐风格各异，开创了宗教通俗音乐与爵士音乐的先河，除了教堂里必备的祈祷乐、忏悔乐曲目外，各个流行音乐舞台都能发现对福音音乐的借鉴与创造，那么基督教文化与美国种族社会脱离了吗？显然没有。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场所改变与宗教价值取向的改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此美国神学家们提出了“相对化信仰”的概念，指出人们的宗教记忆如何在文化上得以延续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才是宗教音乐发展的方向，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祭坛形式与舞台形式是的相对化表现，用美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瑟夫•鲍姆贝克的话说，“本身必须是神圣与世俗的混合体，否则它便无法流传”。
二、从神职人员到表演人员的社会性载体确立
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从“神圣”走向“世俗”是以社会意识形态的转移为基础，即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是社会公共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绝大部分民族音乐学家都致力于探索少数民族音乐如何顺应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近些年来国内对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社会功能开发大多都是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将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市场化与世俗化混淆，两者在过程上有相似之处，但追求的实质性社会效益却不尽相同，前者达到的是刺激、表达、分享音乐并获得商业价值的目的，后者则指向宗教发展与社会同步的一体化进程，要求宗教音乐对社会文化产生持续与稳定的良性影响，然而由于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性，其宗教音乐世俗化进程受到的市场助力往往弊大于利。首先，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世俗化的社会性载体确立表现为从神职人员到表演人员的市场化过渡，“在少数民族宗教活动中从事音乐仪式行为的主体是本民族的宗教神职人员”，例如哈尼族的莫丕、彝族的毕摩等等，当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承载主体变为舞台表演人员后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这些表演人员并不信仰任何宗教。例如当今活跃的道教“洞经古乐”的民间表演团队，演出人员全是统一培训的艺术学校毕业生，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艺术文化修养，但对白族、彝族传统洞经音乐缺乏真实的信仰经验，演出过程完全摒弃了相关的宗教禁忌，例如斋戒沐浴、演奏者必须为男性等等，为了吸引大众眼球甚至出现女子穿短裙加入表演行列的走秀环节，可见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社会载体改变伴随着市场经济对宗教价值取向的弱化与消退。既然社会载体的确立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世俗化的必备前提，那么如何促使社会载体发挥保全宗教音乐价值的主体职能便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从理论上来说，任何音乐形式的社会保存与发展都面临着时代内容的增减问题，其社会承载者有着筛选、更替、创造音乐形式的主体权利，那么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承载主体根据社会环境而做出市场化决策的标准与底线在哪里呢？拿西方宗教音乐来说，西方宗教音乐的早期音乐体裁是“格里高利圣咏”的纯音乐形式，现在已发展出“独唱、齐唱、应答唱、交替唱等多声部复调音乐体系”，但深入研究则会发现，形成西方宗教音乐新体裁的舞台容器是附加的宗教戏剧，即一种通过将宗教音乐融入宗教戏剧氛围中的艺术表演形式，它赋予了戏剧演员展示宗教音乐的合理身份。纵观近代西方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无论是田园恋歌、巴歌体、叙事歌还是回旋歌，都是在另一种艺术容器之中注入宗教音乐作品，旨在完整地呈现宗教价值取向，同时促使表演人员的身份变得合理化，对此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欠缺的即是促使社会性载体身份合理化的途径，为什么同样是对音乐形式的改变，中西方宗教音乐价值的保留程度完全不一样，原因便在于“人们对社会性载体的感受左右着社会大众看待的内隐性心理”。因此，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并不是对社会市场性的迎合或适应，而是对社会艺术系统的衔接，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社会的发挥应与社会市场性需要相互区别。
三、从通神到娱人的民族拓展
“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宗教性承载亦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承载”，同样都是佛教，藏族地区与阿昌族地区的佛教信仰活动各不相同，“民族性”在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例如藏族有闻名全国的“沐佛节”、“马奶节”，近些年来藏族佛教音乐的社会传播几乎都是依靠藏民族节庆活动与旅游产业的相互配合，而阿昌族的风俗文化相对保守封闭，以家庭式的佛教活动为主，催生了阿昌族特有的唱经小调，其佛教音乐的社会传播多依靠阿昌族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可见，少数民族区域性所发展起的音乐种类奠定了宗教音乐传播的类型，而超越地域环境则需要依靠少数民族自身独有的民族性来赋予宗教音乐额外的艺术价值与人文价值，具体表现为从通神到娱人的民族拓展。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原初性目的是“通神”，即“将音乐作为献给神灵享用的祭品”，世俗化进程带来的最大改变即是宗教音乐开始被社会大众享有，以“通神”为目的的禁忌空间被打破了，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发展越成熟，通神的功能越退而次之，娱人的功能则越明显。例如白族的“绕三灵”、瑶族的“盘王节”都由最初的通神活动转化为了娱人活动，其中不间断的宗教乐舞表演更是蜕变成了服务于民众娱乐的“世俗之歌”。对此，国内相关文献出现过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从通神到娱人的民族拓展是一种“去宗教化”的表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这种“娱人”行为仍然依附于宗教并通过宗教活动来开展，那么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便处于合理的社会适应机制之中。
对此，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但想从民族性的角度来谈谈这一问题。英国神学家格雷罗姆•沃德曾说：“宗教音乐的世俗化是变得人性化的标签”，宗教性自然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具备神圣感的内因，但民族性提供给宗教音乐是“人性化”的成分，因为民族性包涵着人们的起居饮食、婚丧嫁娶等民俗生活经验与情感，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社会学家尼德兰曾发问：“能轻易地感化信徒，它能轻易地感化非信徒吗”，宗教音乐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需要的是非信徒的认可，当西方基督教福音音乐与哥特音乐结合，“彻底破坏了哥特音乐的野蛮、黑暗以及恐怖氛围”，%让无数非基督教徒为之动容，它依靠的是宗教学说吗？不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民族拓展本身就是为了成全宗教音乐的世俗性，通过超自然成分的减退来促使越来越多的“凡人”参与进来，“一味强调宗教音乐的‘神圣性’会让少数民族原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凋敝”，%而“民族性”反映的是“人”的本质，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社会适应的过程必须通过人且只能通过人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围绕宗教性场所的变化、社会性载体的确立以及民族的拓展来体现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承本质。结束语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是以宗教为核心题材来传播信仰、强化民族体验的音乐手段，既包涵着宗教产生与发展的精神属性，又融入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两者互为依托共同服务于社会生活，因此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具有宗教性、社会性、民族性的三重内涵，本文从三者的整体框架入手系统地看待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是为了防止研究的片面性。
第一是“宗教性”研究的片面，单纯从宗教性的角度来审视宗教音乐场所的改变，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世俗化进程对少数民族宗教价值的弱化，但从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民族性缘起去理解宗教音乐场所变化，便能将其与宗教价值取向的改变区别开来。第二是“社会性”研究的片面，如果仅仅站在社会系统层面考虑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必然会走入社会市场决策的误区，出于避免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市场化与世俗化混淆的目的，笔者对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社会载体身份进行了区分，借助西方宗教音乐对宗教价值的保全来反思少数民族宗教音乐载体身份的合理性。第三是“民族性”研究的片面，人们一般都能察觉到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宗教性承载亦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承载，但多以探究宗教音乐的民族文化特征为主，并没意识到“民族性”在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世俗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音乐的民族性与音乐的人性化等同这一基本事实”。%本文认为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是对“凡人”的邀请，代表“人”的“民族性”如果不能与代表“神”的“宗教性”齐头并进，那么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信仰传承则是无米之炊。
作者：李雨佳 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论民俗文化在语文新课程中的重要价值
民俗是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在长期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是一种传承的社会文化现象。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历史长河孕育出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时空，诸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都蕴含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现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的产物，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国务院已公布我国春节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这决定了民俗文化弘扬民族文化，构造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传统文化备受关注。《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取民族文化的智慧。”民俗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中能体现各民族的价值观、信仰、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学科课程建设的根本依据。正如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陈勤建教授所述：“我们民族文化的DNA，存在于民俗、民间文化之中”。 目前，中学语文课本大部分篇目都或多或少地蕴含着传统民俗文化，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渗透。 语文课程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要深层开发和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语文课程，培养学生综合语文素质。
一 民俗文化：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人文教育资源
“语文”从前称“国文”、“国学”是汉语文学的总称。新课程中的语文教学必须把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而传统的民俗文化，对广大青少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起着积极作用，所以，要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作为校本教材来充实语文课程。
民俗文化是语文课程文化之根，也是解读语文课程的必经之路。鲁迅说：“歌、诗、词、曲，我以为民间物，文人取而为已有”。从课程文化角度看，语文课程既是“语文”的，又是“文化”的。文化的源流表明，民俗文化本身是社会文化的集成，它含盖着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文化范畴。语文课程作为具体文化载体的一部分，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特点，也浸透着传统的民俗文化的内涵，语文课程的内涵结构也是民俗文化的集成。因此，语文课程就必须重视传统文化，挖掘民俗文化。在语文新课程教学中，例如我国古今名著──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药》、老舍的《茶馆》、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涉及大量平凡的民俗生活相描写，要真正读懂这些作品，只有从地域特点的民俗生活相描写中，来分析人物艺术形象，拓展主题思想，从而领会作品的独特风貌。
二 民俗文化：丰富语文课程文化的重要资源
在语文新课程教学中，许多精品篇目能借助民风民俗理解教材内容和经典文本尤为重要。这能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贴近民间生活，从真实的民俗文化氛围中去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从中得到知识和教育。在课改背景下的语文教学必须开掘民俗文化资源，学好有丰富民俗文化内涵的精典文本。 鲁迅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例，授课时不能总是强调其反传统反封建的一面，忽视了民俗文化的一面。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长妈妈给“我”讲的关于“美女蛇”的民间故事，是民俗文学中“人・鬼・神”相斗这一典型模式的体现。课本中诸如牛郎织女、宋定伯捉鬼、封神榜、西游记等文学故事最终结果都是人定胜天，真善美战胜假恶丑。又如端午节，形式上是吃棕子、划龙舟，但在本源上却蕴含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的近当代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的作品，都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集成，都是从自己熟悉的风俗习惯、风物民情入手，塑造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如老舍作品里北京风味的大杂院、小胡同、铺户、茶馆、戏园、市场、各行各业人员的服饰、四合院的建筑式样；茅盾笔下蚕乡特有的“糊箪纸”“蚕箪”“蚕花”“蚕房”等。以高一语文一册14课《胡同文化》为例，北京胡同是北京建筑的特色，胡同代表着一种封闭的文化，这种胡同文化折射出北京人的易于满足，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心态与思想意识，进而影响到其生活方式。民俗文化就类同于“胡同文化”、民居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习俗、人格及其生活方式。就像北方甘肃等地的窑洞、蒙古包也形成了民居文化。
三 民俗文化：衍化语文校本课程的载体
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之后，开掘民俗文化资源，最能突出校本特色课程──学校课程，民俗文化资源是开发建设学校课程和构建三级课程体系的重要资源。我们庆阳的学校课程可以编写庆阳“五绝”、陇上名人、地方历史文化。像镇原的乡土教材《可爱的家乡》也很受学生的欢迎和社会的好评。学校课程的开发，不仅弥补课程体系中地域文化不足的问题，而且利用当地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教育学生，易被认同和接纳。
语文课程是传承民俗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民俗文化有利于学生掌握汉语言文字中渗透的文化精髓，了解独特的民族艺术，提高语文素质。在语文新课程学习中，对我国丰富的地域民俗及文化的传承中所面临的急剧变迁、转型、重构、文化融合，亟待抢救、保护、开发和利用，已经是语文课程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中国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资源是语文课程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语文教学应有机的结合学校课程开发，利用民俗文化生动活泼地对学生进行文化和思想教育，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土壤，振奋民族精神，唱响爱国主义旋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语文课程。
8月8日，广州乞巧文化论坛在广州市天河区拉开帷幕。本次论坛以“认知·传承·融合”为主题，来自马来西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的乞巧民俗专家与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我国乞巧民俗专家共聚一堂，围绕乞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重大课题，展开了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
据悉，为进一步扩大广州乞巧文化节的影响力，加强乞巧文化的国际交流和学术研究，宣传岭南传统文化——广州乞巧民俗文化的良好形象，广州乞巧文化节组委会主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承办了此次广州乞巧文化论坛。论坛作为广州乞巧文化节的重头戏，将打造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俗文化盛宴和国际性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次论坛以“认知·传承·融合”为主题，围绕广州乞巧文化的传承、广东非遗保护的本土经验以及国内外非遗保护的发展趋势，深入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融合等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海内外专家学者、传承人代表等，总结乞巧文化传承经验，梳理传统节庆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本土经验与世界意义、非遗文化生产性保护、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相融合等重大理论，结合天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心区的目标，全面推进世界文化名城中心区建设的具体实践，推动天河当好广州走新型城市化发展排头兵。
本届广州乞巧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日本民俗专家、日本大阪枚方市七夕研究会会长鸟居贞义等40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20多名民间艺术大师或优秀传承人代表等与会，围绕乞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重大课题，展开了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内容涵盖了广州乞巧文化的历史渊源、现状特色、未来发展，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等众多课题。
参会专家学者、民间艺术大师等人数众多，发言踊跃、气氛热烈，主办方于8月上午专门安排了论坛开幕式，以及邀请了多位专家进行主题演讲，下午分为三个分论坛继续进行研讨。上午在论坛上作主题演讲的有：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中国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稚田；日本民俗专家、日本大阪枚方市七夕研究会会长鸟居贞义；台南市国际文化交流协会顾问朱庆庆；广州市民间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曾应枫等，在8日上午分别作了主题演讲。
广州乞巧文化节自2005年恢复举办以来，今年已是第九个年头了。近年来，天河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号召，着力传承发扬乞巧文化，为岭南文化增添新亮点，把乞巧文化打造成广州世界文化名城的新名片。天河珠村乞巧文化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文化大观园中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据了解，“天河乞巧习俗”已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珠吉街珠村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广州乞巧文化节被评为“广东省群众性文化活动优秀品牌。”
天河乞巧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发展广受肯定。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认为，广州乞巧文化节恢复举办以来，天河七夕乞巧习俗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到2013年的今天，经过多年有组织、有计划的抢救、修复、维护，得到了健康传播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正日益发挥着强大而切实的文化影响力；历届广州乞巧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体现了我国非遗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展示了传统民俗节日遗产项目保护的文化自觉历程，突显了民众主体地位这一非遗保护的核心理念；广州通过政府扶植、民众参与、专家学者支招而举办的乞巧文化节，是在现代都市传承古典文明的成功案例，其宝贵经验值得深入总结和推广。
关键词:“关联理论”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0(c)-0223-01
关于民俗文化产品翻译,应该适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怎样翻译才能使目的语读者花费最小的努力而达到最佳的认知效果,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同的翻译选择不同的翻译理论进行指导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翻译理论选择上,主要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建构学派和学派。无论哪种学派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总的来看,语言学派中的“关联理论”对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 “关联理论”在翻译操作层面的主要观点
“关联理论”主要从宏观和微观操作两个方面对如何进行翻译做了解答。关联理论的创始人Gutt(认知语言学大家Sperber和Wilson的学)认为:语言交际活动中,包含明说(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两种意义,明说表达一种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即只限于提供交际内容的意图,话语接受者可从中获得语境假(context assumptions),而暗含则传达一种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即让话语接受者明白说话人有一个传递信息意图的意图。但由于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原文用明示手段提供的信息中所暗含的交际意图,往往因不同语言读者认知上的差异而难以被译文读者识别,Gutt主张应将那些“译文读者因语境差异不能从语义内容中推导出的暗含意义转化为明示意义”。通常有两种具体操作方法:一种是间接翻译。译文只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和基本意义,表现形式可做较大改动。Gutt建议,译者应从原文中提取“与该语篇产生最佳关联的信息”,可以对原文形式和内容进行增、删、改。一种是直接翻译的阐释法。在具体应用此法时,Gutt指出“译者可使直接翻译的阐释法变得较为容易一些,那就是通过诸如解释、夹注、集注之类的附加的交际渠道为译文语境提供部分所需信息”,以努力保留原文所有的“交际线索”,旨在“按原语设置的语境做完全等同于原语的阐释”。
2 关联理论指导下的部分东北二人转翻译实例
东北二人转是东北地区典型的民俗文化产品,在东北民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深受群众的喜爱。再把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产品向世界进行介绍之时,必须借助英文进行翻译。网上对东北二人转的介绍有这样一段: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二人化妆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第二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第三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这种形式称“拉场戏”。二人转的典型曲目是《西厢》和《兰桥》,单出头的典型曲目是《红月娥做梦》,拉场戏的典型曲目是《包公赔情》。网络上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翻译: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errenzhuan.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duet sung by a clown and a player who acts the role of a woman.It is part song, part dance,and part storytelling.The most prominent items include The Western Bower and The Blue Bridge.The second type is a solo,in which the player sings and dances, such as Hong Yue'e Had a Dream.In the third type the actor sings the part of a woman or an old man,as in an opera. This is called lachangxi.An example is Lord Bao Gong Makes an Apology.
笔者认为这样的翻译虽然基本表达出了原文的意思,但是会使西方人的理解十分困难。因为原文中所给出的明示意义,无法让西方人产生最佳的语境关联。根据Gutt的观点,此时我们需要为目的语读者创设这样的语境,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是省略原文中的枝节部分,只求源语与目的语的主要精神相同；二是采用注解的方法。根据Gutt的观点,可以把原文加上如下注解,以创设关联语境:errenzhuan.:a kind of art,popular in northeast China,in which one\two or many persons perform singing while dancing;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show love to each other at the beginning, therefore,the performance of a male and a female is typical.这样的修改虽然多费了笔墨,但是可以让西方人非常容易理解。
简而言之,Gutt提出的“关联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彰显了强大的魅力,它不仅能够丰富和发展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其在实证研究中的指导功能。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
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
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
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1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1.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通过日常教学，使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包括艺术民俗学学科所涉及的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民俗学科学专业知识和规范，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理论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水平。
1.3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专业结构、巩固艺术民俗学专业优势，逐步建立健全该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制定有效的教学评价标准，拓宽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艺术民俗学在教学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艺术民俗学教学除了遵循专业研究规范外，还要围绕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业教学。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贯彻于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之中”。由此可知，艺术民俗学教学贯穿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应结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让学生在掌握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民俗学、艺术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尝试艺术民俗与文化产业等学科理念融合展开科学研究，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