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1 01:05: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少数民族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嫩江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可以转化成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既可以积极开发文化产业核心圈层的产品，也可以开发层的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例如，近年来火爆银屏的清宫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满族文化的热潮，也带动了满族文化旅游热。嫩江流域原汁原味的满族文化风情游应该变以往单纯走马观花式的粗放型开发模式，而应对当地的满族文化旅游业开发给以集约型运作，开发出多视角的旅游文化相关产品，既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要，又能为当地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例如，满族文化旅游至少要提供如下文化产品：
第一是具有浓郁满族特色的食品。表现满族的饮食习俗，清末民初时的乡谣概述得较有情趣：“南北大炕，高桌摆上。黄米干饭，大油熬汤。膀蹄肘子，切碎端上。四个盘子，先吃血肠。”又云：“黏面饼子小米粥，酸菜粉条炖猪肉。平常时节小豆腐，咸菜瓜子拌苏油。”满族饮食从满汉全席，我国最著名的、规模最大的古典筵席到饽饽、酸汤子、萨其玛、火锅等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是打造满族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满族风情旅游区可以规划筹建满族小吃街，配以满族仿古建筑，服务人员皆以满族服饰、使用满族礼节接待客人，既可以直接为游客提供饮食服务，还可以售卖旅游纪念品，从而打造地方文化与商业模式相结合的互动式旅游景观模式。
第二是充满满族民俗特色的游戏体育活动。满族承其先世女真人的娱乐游艺习俗，既深受汉族等的文化影响，又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满族人民创造了许多古老的传统体育运动，至今，有的运动形式仍在满族集居的城乡中流传着。现在已知的满族的游艺活动大约有100余种，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九联环”、“仙人摘桃”、“抓嘎拉哈”、“老鹞子抓小鸡”“、跑马冲城游戏”等，满族青少年旧时多有争力斗巧的竞技游艺活动，主要项目是骑射、跳骆驼、摔跤、举重石、溜冰、滑雪爬犁、狩猎运动、赛威虎等等。插柳射箭，在满族既是民间锻炼狩猎技能，也是一种军事体育活动。满族这些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与时代相契合的游戏体育活动可以在相关旅游环节中有选择地开发。
第三是独具观赏性的满族舞蹈表演。满族较有特色的民族舞蹈包括“空齐舞”、“庆隆舞”、“满族秧歌”、“笊篱姑姑舞”等形式。“空齐”舞又称为“莽势”，分男女两式，一般是两人相对而舞，众人拍手而歌。其舞姿有“九折十八式”，以刚健、优美的舞姿表现满族人民古老的生产生活和对丰收、胜利的欢庆。“庆隆舞”，包括扬烈舞和喜起舞，前者为武舞，后者为文舞，皆用于吉庆宴。“秧歌”是满族人民喜爱的集体歌舞。每逢春节、元宵节等盛节必扭唱秧歌，男女老少载歌载舞，欢度佳节，甚至通宵达旦，尽情歌舞，表现了满族人民的喜悦和欢乐。满族秧歌以走大场为主，名曰“走阵”。阵式多为汉族秧歌的天门八卦阵、地门八卦阵、葫芦阵、六合阵等，表现了满族八旗官兵征战与欢庆胜利的精神。这些具有浓郁满族风情的歌舞形式，应该得到深入挖掘和开发，例如开发成文艺演出形式，制成工艺品等等，从而增大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
作者：朱子娟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学院
论文摘要: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大省，有着特殊的民族分布和特别的地理地貌以及独特的历史变迁，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有的文化，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中是属于民族亚文化的一部分，其在传播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本文将借助李普曼的《舆论学》中的“拟态环境”理论分析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通过这些理论联系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最后给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一、理论来源: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
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他提出了“拟态环境”这个重要的概念。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入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云南有着25个少数民族和15个独有少数民族，是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同时，由于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地貌结构等自然环境，以及族别和数量较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了诸多类型和各具特色的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正是云南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独特的历史原因，使得其民族显现出多样性，而民族的多样性使得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音乐、舞蹈、语言、服饰，禁忌以及由此生成的独特文化。如:摩梭族走婚习俗:成年的摩梭女孩可以自己挑选如意郎君，其他人均不能干涉。每天晚上所有的成年男人便到自己意中人的家中幽会，到第二天早上又回到自己的家中，小孩由女方家庭抚养。一旦感情破裂，男不走访或由女方在闺房门口放双男鞋即可离散，无怨恨，无忌妒，随缘而行，外人更不可有异议。彝族的“摸黑脸”习俗:“摸黑脸”是彝族很特殊的一种传统习俗，表示祝福、友谊、喜欢和乐意。至今居住在隆林一带的彝族，逢到节日或婚、丧活动的时候，属姑舅表关系的青年男女，双手抹沾着锅底的黑烟，各向对方的脸上涂抹，以表示祝贺吉祥、幸福和喜庆。2正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加剧了其在传播过程中难度，使其受者更容易受到“拟态环境”的影响。
四、拟态环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
李普曼很早就意识到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这一特殊信息环境。他在《舆论学》中指出:现代报刊等新闻媒体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媒体的种种信息成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这样，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媒体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在云南，特别是其旅游业的发展，在运用各种媒体的宣传下，人们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印象和认识就是这些媒体环境下形成的。
目前，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通的一种生活工具。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接触大众传媒都是现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日平均媒介接触时间的调查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触时间为4. 4小时，中国人为3. 7小时，这只是直接接触五大传统传媒的时间，还不包括人们观看电影和录像、听唱片等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时间，也不包括通过互联网接触大众媒介的时间。“我们不难发现，频繁接触大众传媒己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外，人们用了几乎一半的余暇时间来接触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已经充斥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而正是因为如此，大众对各种文化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媒介来进行了解的，特别是对民族亚文化，在旅游大潮中，当地旅游部门或者各种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大肆的宣传，而在宣传过程中，免不了夸大和虚假报道，从而吸引游客的眼球。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就一点点的被歪曲和夸大。很多人都是坐在电视机或者电脑前认识世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亲身经历去感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这样我们的媒体中的少数民族世界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少数民族世界。很多人认识丽江，认识纳西族，是因为电视剧《一米阳光》，电视剧总有很多关于纳西族文化渗透，其中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电视剧女主人公飞身跳下殉情谷，从此纳西族跟浪漫的殉情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纳西族青年男女追求真爱的勇气从而让丽江有了“殉情之都”、“爱情圣地”的美誉。实际上，这都是传说以及古代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后果，而对于今天自由恋爱的纳西族来说这样的情形已经过去，不过很多人在看完《一米阳光》之后，仍然会认为纳西族青年恋人仍然会轻易选择殉情。对此，有的人大赞纳西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也有的人认为这是对生命的蔑视，然而这一切，不管是赞扬或者批评，这正是大众对纳西文化产生了误解，没有真正理解纳西文化产生的不正确的认识。 五、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见以及建议
客观地讲，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每一种文化存在都证明它有存在的价值，有其能够伴随历史前进的特长。不管是何种文化，作为民族与人类共同体验的结晶，也都含有特殊价值。所以，让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正确的认识民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
1.各媒体在宣传少数民族文化过程中，要做好“把关人”的角色
在我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现代都市文化以强势的形象不时撞击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大门，而有的媒体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在少数民族文化中，加入一些莫须有的元素，来博取大众的喜欢。一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也不失时机的反映着这样的现象。如:表现云南红河州文化的《诺玛的十七岁》和 《花腰新娘》、傣族题材的《青春祭》等等。这些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但在电影中，不免有夸大和讽刺意味的元素，让人在看完后不免啼嘘。各媒体在宣传少数民族文化中，要做好“把关人”的角色，不要给我们的民族文化披上华丽或者丑陋的外衣。
2.当地少数民族政府以及相关的文化宣传部门应当做好宣传工作
能更好的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应该更好的做好自己的宣传工作，能够更好地引导各文化传播机构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从少数民族大众文化的形式建设来看，该民族主要是借鉴成熟的大众文化形式。通过大众文化传播形式，这些形式主要是指新闻、广告、电视文艺、大众音像、流行歌曲、综艺报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这些大众文化形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传播效果，深受大众特别是青年的欢迎。而这些资源，绝大多数还是需要依靠政府和文化宣传部门的支持和运作，就因为如此，利用这些资源，做好本民族的文化宣传工作，政府和宣传部门的作用是很大的，才能有力地对抗了汉民族千遍一律的建筑大众文化。族大众文化要广泛传播，还得尽可能利用大众媒体的形式加以包装，这样才可能产生更大更好的效果。而这也会涉及到传播载体的建设问题，而资金的来源，政府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3.少数民族应当担当起自己文化的宣传大使，用正确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文化，并要培养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媒体的运用，民族的传统性和科技的现代化一直是个矛盾。云南少数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也在媒介文化与现代文明冲击下加以继承和发扬。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力量的在利用现代新媒体的技术下，宣传和推广了木民族的文化传统。让他们以自己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自豪，自发地宣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激起本民族同胞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就像花腰彝族网里的一个彝族女孩给网站站长留的言:“想当花腰新娘”所说的那样，一些少数民族浏览过网络上与他们自身民族相关的言论和图片后，他们内心自然涌现出了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以后的生活和习惯上总会自觉和不自觉地保持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也可能反对本民族过于汉化，这就在民间自发地保存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和传播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色。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着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权威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
关键词：音乐学；声乐课程；特色教学
本论文是课题《喀什师范学院音乐学专业民语言班级声乐课程特色教学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KJDZ1308
G642
声乐课程是高校音乐学专业的必修和重点课程，声乐课程教学质量的优劣不仅关乎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声乐技能的掌握程度，同时也是衡量音乐学专业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参照依据。开展声乐课程特色教学是民族地区高校音乐学专业教师探索声乐教学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基本途径，也是民族地区高校音乐学专业提高声乐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通过研究，探索建立适应民族地区高校音乐学专业学习特点的声乐课程教学模式，是学校音乐学专业的重要使命，也是民族地区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需要。
一、民族地区音乐学专业声乐课程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国Z水平影响学习积极性
语言始终是影响民族地区音乐学专业声乐课程学习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区音乐学专业生源主要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时国语水平较低，这样的语言能力在专业学习中就会遇到重重困难。例如：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不畅、对汉语歌词的熟练程度较差、普通话咬字发音准确性不高等。长此以往，本来对于歌唱很有积极性、很喜欢歌唱的许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慢慢对声乐学习产生了倦怠和抵触，积极性也就越来越差。声乐课就会出现学生旷课、请假或者无法继续课程学习的现象。
（二）音乐基础知识薄弱影响学习积极性
由于地域、社会、经济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时音乐基础知识非常薄弱，识谱能力非常差。少数民族学生在艺考之前音乐知识学习的环境和氛围较差，更没有针对性音乐知识的学习。在艺考中，几乎没有少数民族考生能够完整演唱一首视唱曲目。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后的声乐课程中自主学习能力很差，一首作品要经过声乐教师课堂上反复教授，不仅浪费大量课堂教授时间，而且作品的课后完成情况也是不容乐观。久而久之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会下降。
（三）单一的教学模式影响学生学习效果
目前，国内大部分民族地区音乐学专业声乐教学仍然处于模仿专业音乐学院教学模式的状态。学院派、西方化教学形式充斥教学过程，教学模式缺乏本地特色。教师们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不够，一味的追逐西式化的以美声演唱为所谓的科学的声乐教学方法，忽视了因地制宜、此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教学模式与民族地区音乐学专业学习特点、需求的脱节则必然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佳。
（四）传统教材体系难以支撑专业学习的需求
传统的声乐教材体系以中西方声乐作品集为主，中国声乐作品集基本采用汉语普通话的声乐作品，西方声乐作品集则主要以意大利语为主的西方歌剧咏叹调为主。由于受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音乐背景等条件的限制，传统的声乐教材体系很难适应学生的专业学习需求。使用传统声乐教材体系带来的的教学结果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现状：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声乐学生在演唱作品时呈现西方化倾向，但却无法完整掌握西方音乐体系下的音乐风格。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学生通过所谓的科学训练基本丧失演唱本民族声乐作品的能力，民族音乐的元素受到较大的破坏，培养出来的学生变成了“中不中、洋不洋”的所谓人才。
二、民族地区高校音乐学专业声乐课程特色教学对策
（一）坚持民族文化传承观
民族文化传承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体现与表现方式。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之一，其民族性、地域性以及人文特征较强，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声乐教学不但可以将少数民族优秀的音乐艺术通过高校声乐教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的保护与传播，还可以通过以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丰富当前的声乐教学模式，提高声乐教学的效率。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又是高校声乐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二）构建体现“双重乐感”理念的声乐教学体系
“双重乐感”是由美国音乐家曼特尔・胡德提出的一种多元文化思维体系的音乐理论。其核心是指当我们去研究一种音乐文化的时候，就必须具有参与这种文化体系的能力，只有通过本身的实践与体会后，才能更好的描述这种音乐的特征。从根本上讲，“双重乐感”思维是让我们摆脱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导的音乐文化格局，即打破过去一元化音乐审美标准，主导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新模式。
注重和推动“双重乐感”思维体系的应用和实践，就是要将民族文化以及少数民族声乐作品作为当前声乐教学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培养学生多重音乐的鉴赏与实践能力，防范走向完全西方模式与单一化的民族内卷化发展模式，不但要将少数民族声乐元素与世界声乐艺术接轨，更要独创出一条特色化并且适合自身发展的合理途径。
（三）在声乐教学中开展少数民族声乐作品的应用与实践
声乐是一门技能型较强的表演艺术学科，声乐的教学与学习不能仅限于琴房和教室，要通过不同形式、不同环境、不同类别的表演、考核、观摩等进行声乐的再学习。声乐表演是声乐艺术的展示环节，也是声乐学习的最终目的，少数民族声乐作品的发展与传播需要声乐表演的承载与推动，更需注入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元素。
【关键词】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展
【作 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刘双燕，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讲师，硕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149 - 007
民族村寨因其社区的“地方性”和文化的“传统性”满足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人们对“去中心”和“地方性”的诉求，因而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游客的青睐。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或为了达到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或为了建设“美丽乡村”等目的，纷纷利用民族村寨文化资源发展以村寨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涵的旅游观光产业，并显示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是民族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关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概念的一致意见。通过分析民族文化旅游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可将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界定为一种以某一村寨的民族文化为基础，从某个角度或以某种方式产品化体现民族村寨文化的内涵和表征，吸引游客前往民族村寨旅游的特殊旅游形式。从1954年起学界就开始对旅游进行研究，现已产生研究文献近百万篇（部）。民族文化旅游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对它的研究开始起步，截至目前也有研究文献近2万篇。作为一种特殊民族文化旅游形式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虽然已经过近20年（1996―2014年）的发展，但现有研究成果数量却并不多。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民族村寨”和“文化旅游”为主题共检索到学术论文74篇，其中52篇出自“中国学术期刊出版网络出版总库”，19篇出自“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另外3篇出自“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本文将对收集到的相关领域学术成果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文献统计分析
（一）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近20年来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研究成果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1996至2009年，研究成果数量少，呈波动上升趋势；2009年以后成果数量迅速增加，呈急剧上升趋势（表一）。总体呈上升趋势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对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精神追求以及对“异质性体验”的心理需求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供自己支配的收入和休闲时间增加，使人们有条件开展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提倡破除中心、尊重多元、确认地方知识和保护传统。[1 ]74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下，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蓬勃发展起来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9年之前研究成果数量少，且呈波动上升趋势，是因为这一阶段研究者均从各自经验出发，分别在小范围内探讨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相关问题，难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09年以后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2009年9月8日国家民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12年12月10日国家民委又印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这两份文件说明民族村寨保护和发展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制定了相关实施计划，有利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发展。为了配合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服务现实，学术界加大了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力度。
（二）文献的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这74篇论文的作者主要来自西南地区的高校（表二）。从这些统计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不均衡现状，首先是研究者主要集中在高校之中，其他行业的研究者较少；其次，这些高校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而我国东北、西北和东南地区的高校研究人员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关注很少。这种不均衡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高校研究者拥有人才、设备和资金方面的优势。他们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加大了科学研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另一方面在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村寨文化资源丰富。当地政府能够较早认识到民族村寨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了民族村寨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成功的社会实践，给当地高校的研究人员提供了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开展学术研究的机会。
（三）文献内容所涉区域情况
这74篇论文内容涉及的主要区域集中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地区，他们的论文数量之和占了总量的71.6%（表三）。论文涉及地区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地区有其必然性。首先是因为这三个省内不仅少数民族数量多，而且很多属于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如贵州省除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外，共分布有53个少数民族，世居的少数民族有17个；云南共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25个，云南特有民族有15个；四川省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的少数民族就有14个。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这三个省内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资源保存相对完好，具有开展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先天有利条件；其次，这三个地区已经把旅游观光产业作为优势产业发展，并引导企业和社区居民投入到当地的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之中，实践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三个省在发展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产业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成功的经验也需要不断地总结和推广，因而学者们必然会从多层次多角度对这三个省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加大研究力度。
二、近二十年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主要内容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文献数量逐年递增，质量逐步提高。随着研究方法不断增多，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体系也得到不断完善。近20年来，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原真性问题的研究
“原真性”一词起源于欧洲，用来表示宗教经典和宗教遗物的真实性。博物馆是文化遗产领域内最早使用“原真性”一词的机构，主要用它来鉴定艺术品的真伪以及判断物品的价格与价值是否相符。 [2 ]麦肯莱尔在《舞台的真实性》一文中首次将原真性这一概念引入旅游动机之中。[3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游客就是为了追寻原真性的民族文化而来，越是具有原真性便越具有吸引力。在文化旅游中，判断原真性的标准便是看是否符合当地的传统或风俗。目前主要从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四个角度对原真性进行理解和阐释。[4 ]可见，原真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固定的标准可以操作，从不同的个体、不同角度和不同的情境出发会有不同的理解。
如何理性地看待民族村寨文化的原真性？张河清、陈韵分别通过对皇都侗寨旅游客体原真性和皇都侗寨旅游体验的原真性进行考察，认为原真性是影响旅游体验情感的一个因素，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具有重大的意义。[5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只在乎“真实的”感受，并不会对真实性做出具体的区分。旅游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感知“真实”符号。“真实”符号感知的越多，游客对旅游评价越高。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延续与民族村寨文化原真性的保护同样重要，因此我们开发的旅游产品必须具备传统内涵、现代特征和吻合现代游客需求三个属性 [6 ]。适度的商品化无损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游客需要适当的思考而不是沉重的民族文化反思。旅游业应该以娱乐化的方式利用民俗文化的外在和表层上的东西，使游客获得审美体验。 [7 ]
（二）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带来影响的研究
随着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不断发展，它给民族村寨带来的影响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进行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1. 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积极影响的研究。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对东道主和游客都有积极的影响。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对东道主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首先，强化社区居民对本民族文化和其民族身份的认同，杨慧[8 ]和杨桂华[9 ]在各自的研究中都认识到了旅游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具有积极作用，这两个方面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具有积极意义。田敏提出民族旅游有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交流和保护。 [10 ]王国祥指出旅游开发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 [11 ]林锦屏以云南丽江古镇为例，认为民族村寨旅游有利于丽江古镇优秀的东巴文化的传承。 [12 ]何景明指出旅游业在选择性的强化当地传统与文化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保护传统文化的作用。 [13 ]岳坤认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动力和舞台。旅游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强大和复兴。[14 ]路幸福、陆林认为村寨旅游中的“舞台化”有利于保护传统村寨的文化特质和空间特质，有利于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 [15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对游客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游客亲身参与观察异民族的民族风情、风貌、文化习俗，对建立民族平等、保持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等观念有极大的益处，能够提高游客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 [1 ]134。
2. 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消极影响的研究。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消极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改变了社区的结构和当地人的价值观。罗永常认为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会降低民族文化认同感、改变民族村寨村民的价值观和村寨内的传统社会结构、粗俗化民族传统文化，最终导致民族文化走向消亡。 [16 ]杨昌儒、潘梦澜发现贵州的民族村寨旅游改变了社区居民的民族认同感和传统价值观、逐渐解体了传统社会的结构以及肤浅化和庸俗化了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 [17 ]其次，徐赣丽[18 ]和艾菊红 [19 ]认为传统文化过度商业化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内涵，降低了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贺能坤指出旅游开发引起了民族文化的外层、中层和内层的消极变化。 [20 ]再者，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还对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空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吴其付认为旅游的发展一方面改变了羌族村寨原有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又不重视社区居民在公共空间中的传承作用，导致空间文化缺乏其原有的生态，影响了本村寨文化的传承与复兴。 [21 ]
总之，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对民族社区中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从目前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发展的实际来看，这两方面的影响会。
（三）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目的是通过开发民族村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村寨的经济，进而推动整个民族村寨的全面发展。我们在肯定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开发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短期内无法消除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给民族社区带来的消极影响。寻找一种既能发展民族村寨经济又能保护民族村寨文化的旅游开发模式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学者们通过不断的探索，提出了几种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双赢的发展模式，如：民族博物馆模式、民族文化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民族生态村模式、文化保护区模式和前、后台模式等。（1）关于对民族博物馆模式的研究：民族博物馆是通过收集、展览和研究民族文物和民族传统文化向社会进行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播的文化教育机构。此种保护方式属于静态保护，容易陷入缺乏新意的困境，尤其是不能调动社区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罗春寒认为民族博物馆容易陷入陈列内容少、更新慢、文物缺乏代表性、文物的安全性欠缺以及硬件设施不齐全和老化等困境中。 [22 ]（2）关于对民族文化村模式的研究：徐万邦、祁庆富将民族文化村定义为展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实地村落或模型村 [23 ]365。毕天云认为民族文化村分为模型文化村和实体文化村，而且民族文化村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 [24 ]两种民族文化村的发展各有利弊，目前在旅游市场的发展中仍具有极大的生命力。（3）关于对生态博物馆模式的研究：生态博物馆最早建立于法国，后被引进到其他国家。生态博物馆是在民族博物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形式的博物馆，它强调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一切文化记忆要原始地保存、“尊重”和“文化交流”、社区居民的亲自参与和管理 [25 ]。在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只有发展文化旅游才能解决生态博物馆目前面临的发展困境。通过适度的文化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文化遗产，有助于促进生态博物馆社区的经济发展 [26 ]。（4）关于对民族生态村模式的研究：马晓京提出民族生态旅游村模式。该模式以保护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当地居民的利益为前提，遵循小规模开发、限制游客人数、局部开放的原则，选择一些风景优美、人文资源丰富、民族传统文化富有特点的民族自然村寨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村，开发民族生态旅游 [27 ]。民族生态旅游村建设以保留旅游景观的原汁原味为开发前提，以村民为旅游开发主体，将村寨的环境、文化、村民结成一个整体“产品”投入市场，极大地培植了民族传统文化自身保存、发展的功能，达到了民族文化保护的目的。 [28 ]（5）关于对文化保护区模式的研究：文化保护区是以政府为主导，采用合法或有效的管理手段，保护和维护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特定区域。[29 ]吕一飞、郭颖提出要建立文化保护区模式。通过划分文化核心区和非核心区，实行游、住分离旅游方式等手段，对摩梭地区的文化进行分区保护。 [30 ]（6）关于对前、后台模式的研究：借鉴马康纳的前、后台理论，将民族文化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部分分别保护和开发的模式即为前、后台模式。 [31 ]前台指的是民族文化展演的舞台，帷幕区是商业化和原生态之间的过渡区，后台则是民族文化核心区。[32 ]文化保护区模式和前台、帷幕和后台模式都是将文化进行分区管理的模式，便于针对性地开发和保护。
生态博物馆模式、民族生态村模式、文化保护区模式其实是在早期的民族博物馆和民族文化村模式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虽然提出的这些模式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民族村寨，因此今后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将这些开发和保护模式与当地民族村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到各个民族村寨独有的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路径。
（四）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运用于管理学科。20世纪90年代中期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学者们引用到旅游产业研究之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中可以划分出许多利益相关者。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构成也会发生变化。国外学者依据利益者相关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划分类别。Jane Robson和Ian Robson认为旅游经营中有12类利益相关者。[33 ]中国学者引入利益者相关理论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也对旅游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胡海燕在研究布达拉宫旅游时将涉及的10个利益相关者分为决定性、可依靠和引起危险3个大类。 [34 ]姚国荣，陆林通过分析安徽九华山旅游集团的数据，抽出15类利益相关者，并对他们的关系绘制了图谱。 [35 ]虽然国内外学者的划分类别各不相同，但是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中最基本的利益相关者。
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政府的利益诉求是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财政收入；旅游企业希望借助旅游为企业带来尽可能多的利润；旅游者想要获得等价或超额的旅游体验；社区居民希望能够提高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提升生活质量和保护自然与人文环境。 [36 ]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利益相关者内部因为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使得他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李乐京认为一方面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如社区居民、地方政府、旅游企业以及游客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争夺现象；另一方面各个利益主体内部也存在利益冲突，如社区居民之间、旅游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 [37 ]
目前，学界提出主要通过建立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来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宋瑞认为利益相关者角色定位不准确制约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来明确各个利益相关主体的角色定位以及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38 ]刘孝蓉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民族村寨旅游中社区居民是活动的主体，应围绕社区居民建立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采用社区增权和社区参与的方式处理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39 ]李乐京认为在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中应该从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实施有效监控、建立利益主体参与机制和加大社区参与力度三个方面建立更具操作性的利益协调机制。 [40 ]
三、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在充分肯定学者们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做出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存在起步晚、研究水平不高等不足之处。针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产业所处的困境以及研究中的不足，我们认为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希望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管理学科作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担负学术上的应尽之责。
（一）加强理论体系研究
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应包括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概念、研究方法、学科理论以及学科的发展规律等。目前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概念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也是借用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未必完全适合旅游研究；研究者多是从各自专业背景出发，以单个的民族村寨为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普遍性的规律。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理论研究处于初级阶段，发展缓慢，质和量都不高，理论体系不完整。今后，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民族村寨实际情况，构建一个包含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规律、研究方法和学科研究内容、学科理论以及学科发展史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理论体系。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将对促进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加强跨学科比较研究
民族村寨是一个历史文化沉淀区域，不仅拥有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应该结合民族学、考古学、建筑学、生态学和艺术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虽然学界均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不过目前真正实践的人并不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旅游两个学科领域，其他学科涉及较少，跨学科的研究不多且水平不高。今后，在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中要根据实际需要，组建多学科人员研究团队，汲取众家之长。
（三）规范民族志的写作范式
旅游给传统民族志的书写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不动社区”中人群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传统人类学民族志的主要研究对象，旅游背景下的社区是一个“临时性共同体”[41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田野调查对象是流动的人群，带来各自不同的文化，与社区发生短暂的联系后又迅速地离开。游客的这种短暂性和临时性，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志的书写范式。当语境发生变化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中民族志书写的规范性，直接影响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科学性。
（四）扩大研究范围和壮大研究队伍
我国当前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涉及区域狭窄，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西南省份，而对同样拥有丰富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资源的西北、东北、东南、中南以及散杂居少数民族地区涉及较少。另外，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研究者主要来自西南地区的高校。这种研究现状与我国目前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繁荣的现状极不相称，不利于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今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一方面除了继续加强对西南地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之外，还要加强对我国的西北、东北、东南、中南和少数民族散杂居的民族村寨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吸引更多地区、更多学科、更多单位的作者以及更多优秀刊物参与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探讨之中。
（五）加大学术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
学术研究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必须为社会现实服务。比如老一辈的人类学学家先生的小城镇研究、社区比较、协调发展等成果为解决当时中国的发展困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存在许多问题：关注区域的多，关注全局的少；关注学术的多，关注现实的少；提出问题的多，提出可行性方案的少。学界不仅应该关注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中的学术问题，更应将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现实。如何将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和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实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今后研究必须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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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存在在精神上的反映，表现出一个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等特征及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民族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的人们仍然具有影响力。在当代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显得更为迫切。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开发能否顺利进行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路径关系密切。其中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要使民族地区的教育承担起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责任。这一点，在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的贵州省，在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下，应对现代化的冲击，做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显得尤其重要。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于2002年10月制定实施了《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
在贵州民族文化进校园这样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无疑是承担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中坚机构。在农村，随着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往往逐渐被汉化或者边缘化，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从儿童、青少年抓起。因此，各中小学广泛进行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思想政治课自然成为进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课堂之一。利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一方面会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会使得思想政治课更加生动活泼，更易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笔者结合对民族地区中学调查的情况，试图对思想政治课利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开展民族文化特色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做一小结。
一、思想政治课中对民族文化资源选择的相关原则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结合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实际，充分选取民族传统文化的素材，在此过程中应把握好几个原则。
（一）适度原则
把握地方民族文化资源运用的度，使用时要避免狭隘的地方主义、落后的习俗和腐朽、迷信文化对学生的影响和侵袭。
（二）适用原则
选用的本地文化资源素材要有目的性和实用性。学生在搜集本地文化资源素材时，最好进行课前预习;教师和学生在搜集、使用素材时，内容应该与教材内容和学习目标相关，能引发深层的思考。
（三）科学性原则
选用的民族文化素材要符合所要学习的理论知识，能够论证基本的理论观点。教师应首先对搜集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真伪鉴别，对于道听途说、证据不足的素材要剔除;要做到精选民族文化资源，将有价值的材料加以提炼;将零散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整理，使之系统化。
（四）学生主体原则
民族文化资源的搜集大部分可以以课前活动或作业的形式布置下去，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布置任务之前，设定好清晰、明确、详细的教学目标以引导学生正确地选择素材;在课堂教学中有计划地选择与课程标准相关的民族文化资源，引导学生以课程标准为纲，以本地民族文化资源为素材，以本地社区和乡村为实践基地，通过社会调查、访问、参观、搜集实物等，寻求多途径获取知识的方法，使学生养成从身边的资源中搜集文化信息、获取新知识的习惯，形成“文化就在我们身边”的理念[1]。
二、思想政治课中进行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具体办法
（一）在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各个环节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文化传统教育属于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其宗旨是吸收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政治课中的课堂各环节，如引入新课、讲授课程、作业练习和考试都可以利用少数民族文化的素材。
1.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导入新课。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当地的实际生活资料，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例如，在学习“文化生活”中的“文化在交流中传播”时，可以让学生提前做好准备，搜集家乡的民族民俗文化，如少数民族的歌舞、刺绣、花灯等民族民间文化的各种素材，学生会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家乡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后，学生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讨论。通过这些生动的材料的运用，使学生领悟了基本知识和原理，能够有感而发，提升觉悟，既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认识，又迁移巩固了知识、拓展了课堂教学。
2.运用民族文化资源分析教材，讲授课程内容。理解教材是教学过程的中心环节。在分析教材的过程中，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不断引导学生运用科学分析方法深入认识事物，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可以起到加深理解和巩固的作用。 例如“文化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的继承”时，可以分组讨论各民族的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总结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传承状况。学生将在交流中深刻体会到优秀民族文化的魅力而深感自豪，同时对这些古老的民间艺术、文字等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出现严重断层，甚至濒危的状态而忧虑[1] 。
3.围绕地方民族文化素材编制试题，测试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为训练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增强教学的实效性，不妨在考试环节中适度选取民族文化素材。例如，在讲授“文化生活”中的“文化与经济、政治”时，可以以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为载体，通过材料引导学生结合家乡实际分析家乡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思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由浅入深，拓展了学生思维，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思辨能力的目的， 增强了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二）开辟思想政治课的第二课堂，与其他学科交叉进行文化传统教育
少数民族学生具有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他认为人类至少有七种智能：言语-语言智力、逻辑-数学能力、视觉-空间智力、音乐-节奏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关系智力、自我认知智力[2]。多元智力理论对民族地区素质教育有很好的启示，在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可以从多学科、多途径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
1.思想政治课与语文、历史、地理、艺术、体育甚至其他自然科学协同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渗透及培养教育。例如，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传统内涵;历史课更是可以结合民族发展的历史讲解民族在发展、迁徙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地理课可以结合民族迁徙、战争等历史讲解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理环境;体育课可以侧重进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和训练，如黔东民族体育较为发达，可结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等活动培养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其他自然科学同样联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讲解历史上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成就及其历史上民族地区与汉族的科技文化交流。
2.开设专题讲座，有针对性地讲授民族传统文化。开始民族文化专题讲座是思想政治课开辟第二课堂的主要方式。例如，2014年7月25日至7月26日在铜仁学院举行了武陵山区生态发展论坛。与会专家对武陵山区民族文化历史与现实方面做了探讨。这类学术会议之后，民族地区各类学校都可以结合学校和当地民族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况，进行专题教育。
3.利用大众传媒，广泛宣传民族传统文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效应日益彰显。我们可以利用各类媒体，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感受、分析思考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发展。例如贵州省铜仁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60%，民族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2009年4月，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魅力梵净山”就在铜仁市民族风情园举行，是一次集中展示黔东少数民族文化的盛宴。各类学校还可以利用旅游发展大会等机遇，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激发学生热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他们对家乡民族文化事业的热爱之情。
4.丰富校园文化，突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题。如校训、校风、墙报标语、字画、校规等涉及校园内的各种文化标语及各种文化活动都可以突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题。在校园里还可以组织诸如传统美德故事演讲会、辩论会、论文竞赛等进行文化专题教育。例如，黔东地区的松桃县民族中学的校园文化活动举办的较好。进入校园就能看到一个庞大的四面鼓，而且墙报上也展示了苗族的传统文化。松桃民族中学音乐、美术教师身上更是体现了传统文化修养和内涵。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们传承、弘扬了该地区苗族传统音乐、书画艺术。
关键词：民族歌舞产业 民族文化产业 现代价值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现有民族43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鲜明、风格浓郁的歌舞，每逢节日集会、婚丧喜庆都有盛大的歌舞活动。它们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产实践，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民俗学价值。2010年,湘西自治州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22.6亿元,占GDP的3.5%。
纵观当前湘西民族歌舞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产业所带来的丰厚经济收益，以及它所提升的文化价值都印证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歌舞在满足了人们对美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一、发展民族歌舞产业是一种适合于本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模式
经济文化全球化已无处不在，在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已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民族文化产业在目前看来，是一种最适合于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模式之一，它的低成本型、环保性、高产出性、再生性、人性化、价值潜在性、文化传承性等诸多优越性，成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一种基础。
民族歌舞文化产业由于民族文化资源的丰富多样、产品的神秘古璞以及生成环境的生态性等特点，极合乎当代人的消费理念和审美价值，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2008年,湘西州国民生产总值为226.66亿元,增长8.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1.57亿元,增长5%;第二产业增加值93.64亿元,增长了7.8%;第三产业增加值91.44亿元,增长了9.9%。其中,旅游产业发展加快,2007年接待旅游者793.5万人次,增长21%；实现旅游总收入31.3亿元,增长27.3%;全年接待外国游客和港澳台游客4.2万人次,增长112.5%;实现创汇1875.3万美元,增长122.6%。
由此可见，民族歌舞产业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对拉动当地经济，延长旅游产业链,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发展民族歌舞产业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湘西各民族的传统舞蹈，除极少数属广场表演性舞蹈和宗教舞蹈外，大都属于群众自娱性舞蹈。这些拙朴的舞蹈就像散落乡间的璞玉，需要经过适当的雕琢才能向世人展现它璀灿夺目的光芒。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居住在乡村，比较分散、偏僻，平时他们所举办的各种民族活动也大多以乡、镇、县为单位，若没有省里统一举办大型的文化艺术活动，或者是专业的市场化运作，这些民间艺术是很难走出大山，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无论从人力、物力、组织上都很难做到。歌舞产业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少数民族得以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民族文化，而不致于使这块美玉流落乡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风化。
民族文化产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形态，是传统民族文化资源在市场机制下得到开发与运作的具体表现。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现代文化巨大的冲击，处于急剧的转变与消失之中。发展民族产业就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开发与保护传承的一种有效模式。
三、民族歌舞产业在发展中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很可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最后的家园了。当一个民族的成员们还自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民族的一分子时，即使这个民族的各种外在文化特征都已消失，这个民族共同体也还会具有凝聚力，因此也还会依然存在，而不会消逝。在一个民族的绝大部分成员们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而且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成员而感到光荣和自豪的时候，这个民族共同体就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为保护和传承各民族的文化，湘西自治州政府投资5416万元建设湘西民族影视文化中心及投资11080万元建设湘西民族文化城；此外，投资6009万元的湘西民族文化产业中心已开始建设启动,相关文化场馆的建设将为全州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完善的硬件平台。同时，湘西州在凤凰县投资3.3亿元建造的凤凰国际民族风情园,这是一座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融合,集文化旅游观光、餐饮住宿、休闲娱乐、购物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修建和民族文化遗址的保护，使得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节庆及歌舞等民族文化，在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又自然带来了民族意识、民族凝聚力的升华。伴随着民族歌舞文化资源的开发，湘西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都在不断地增强。
四、为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提供多方位的视野
民族歌舞产业强调民俗文化、歌舞文化创意和文化旅游之间的产业关联性。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必须以这些资源的相互关联性为基础,共同促进资源的商品化,共同开发市场。
湘西民族歌舞文化的研究可以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补充更多的研究资料，提供更多新的思路。尽管有关民族歌舞文化研究的成果很多，但都主要集中在研究民族歌舞的形式、历史和特点方面，很少涉及有关歌舞文化资源的开发领域。因此，湘西民族歌舞产业的研究可以为文化资源研究注入新力量。同时，歌舞产业的介入可以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而不是一如既往地把旅游资源的开发当作文化产业发展的唯一筹码。
此外，研究湘西民族歌舞文化可以为民族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提供多方位的视野。在有关文化产业的著作和论文中，较为多见的都是有关于旅游业、影视业方面的研究，而对民族歌舞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这就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理论建设，不利于其长远的发展。因此，这一论题的研究可以促进甚至带动民族文化产业学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彭延炼. 湘西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5）.
[2]赵世林.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的云南歌舞演出产业[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关键词：民族文化；榆林四合院；影响
基金项目：该项目由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资助（项目号：12JK0361）
榆林四合院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瑰宝之一，榆林因此成为陕西名城。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即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了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榆林四合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民族文化融合和发展的过程，探寻民族文化对榆林四合院格局的影响，是我们研究榆林文化，进行四合院文物保护的基础，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1.榆林四合院概述
榆林位于陕西最北部，是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的交界处，也是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此城始建于明代洪武时期，之后在成化二十二年、弘治五年和正德十年进行了三次扩建，这三次扩建历时百年，实际是当时明朝政府对边陲城市的重视度提高的表现。对榆林古城的修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停止，今日榆林四合院的建筑景象，是榆林城在古展的结局。榆林城的特殊位置和几次扩建的原因是今日的榆林四合院作为古代建筑瑰宝的原因之一，即复杂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赋予了榆林“小北京”的美称。
2.汉族文化对榆林四合院格局的影响
2.1儒家文化影响榆林四合院的房屋格局
榆林四合院始建于明代洪武时期，在明代，儒家文化被统治者大力鼓吹，逐渐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统治文化”，儒家文化的发展除了影响到明代时期的文学艺术发展，对明代社会关系发展的影响最大，男尊女卑，主次分明，上行下效的“礼数”在明展到顶峰，榆林四合院最初的房屋格局就十分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文化特征。无论是两院落还是三院落的四合院，房屋的格局都体现出明显的主次特征，正房通常宽敞明亮，坐落在院落的“高位”，用料及装饰也十分讲究，是院落主人和年长者的居住空间，而厢房则在角落的位置，光照不足，房屋举架较低，用料也不甚讲究，是佣人或者晚辈的居住空间。
2.2道教文化影响榆林四合院的院落格局
四合院这种民居建筑形式并不是榆林独有的，而榆林四合院能够成为我国民居建筑中的瑰宝，是因为榆林四合院的院落格局与北京四合院以及苏杭宅院园林有很大区别，体现出了榆林四合院的“市井”、“民俗”特色，这是因为，榆林四合院的院落格局受到明清时期盛行的道教文化的影响。道教文化起源于春秋时期，最早是一种治世哲学，到了明清时期，道教文化与中国的鬼神之说结合，成为为市井平民驱魔、祈福的文化，在榆林四合院的格局设计中，院落的朝向不是正向的，平民人家住有偏角的院子，既不会因为方位太正而“受不起”，又有利于家宅富贵兴旺，而院中门窗和影壁的尺寸暗含“财、义、官、本”四个字，这些都是道教中的“风水学”对院落格局的影响之体现。
2.3佛教文化影响榆林四合院的装饰格局
榆林四合院的门廊和梁柱的装饰格局，则体现了汉族文化中的佛教思想。佛教一直是汉族文化中最主要的，人们将这种中的一些吉祥之物布置在房屋建筑当中，以求得到吉祥和祝福。在榆林四合院中，艺术雕刻的主要内容有莲花、象头和细草叶凤尾等，这些木刻作品与佛教文化中的吉祥物相吻合，一方面表达了古代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汉族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3.少数民族文化对榆林四合院格局的影响
3.1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对榆林四合院房屋内设的影响
榆林城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城市，榆林四合院的格局除了展示了汉族传统文化之外，也深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榆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属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喜食肉类，在进食的过程中习惯于席地而坐，饮食结构也比较简单，这种饮食文化在四合院的房屋内设布局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榆林四合院的房屋内部不设落地的饭桌，而是在炕上设炕桌，而炕桌并不大，能够满足一家人围坐吃饭的要求即可，这足以体现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对四合院房屋内设格局的影响。
3.2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对榆林四合院装饰格局的影响
少数民族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常年的部落战争是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主线，生活在榆林地区的人民也往往被卷入战事之中，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为明代中晚期和清代前期，生活在榆林城的武将有83人之多。因此，在榆林四合院的装饰格局中，神龛和神位是不可缺少的，神位往往设在正厅便于日常供奉，这与中原房屋建筑有的“祠堂”不同，可见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影响了榆林四合院的装饰格局。
结语
榆林四合院作为我国重要的古代建筑，其发展历程和格局设计以及演变也是我国多种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从明洪武时期的民居建设到清中晚期的民族文化发展造就了今日美丽的榆林民居。在提倡发扬各族文化、推崇现代民族文化新风尚的今天，民族文化虽然不再影响到榆林四合院格局的变迁，但是却能够为保存和维护榆林四合院提供思想上的指导，对古代民族文化的继承使榆林四合院作为古朴的建筑瑰宝得以存留，而现代民族文化的发扬则使人们对榆林四合院的文化意义更加重视，相信民族文化的发展，能够成为榆林四合院的研究和保护的基础，榆林四合院也将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中，始终散发着“塞上明珠”的光芒。
参考文献：
[1]白云.论民族文化对榆林四合院格局的影响[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4（2）：115-118
[2]慕云舒.传统民居的研究及保护――榆林四合院[J].现代建筑，2012（12）：142-144
[关键词]清代；齐齐哈尔；城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9 — 0088 — 02
城文化，乃是以城为中心涵盖其管辖范围之文化。城文化内容的丰富与否往往取决于它自身历史的长短。地处黑龙江区域的齐齐哈尔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它跟历史上清代这一个时间阶段有着莫大的关联。学术界对清代齐齐哈尔城文化方面研究涉及齐齐哈尔流人文化、官员文化、驿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项，除此之外，还有比较多的未开垦的研究领域，值得探讨的课题。笔者拟从清代齐齐哈尔城文化的演变、构成两大方面撰文考察，企望弄清该城文化的真实情况，同时本文权作抛砖引玉，促使更多学者专家积极开展齐齐哈尔城文化研究，使其不被时间所吞噬。
一、齐齐哈尔城文化的演变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历史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流行的过程，有其生、长、老、死的阶段。”“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兴盛、衰亡的自我完成的历史。”〔1〕齐齐哈尔城文化的发展变化也正如斯氏所言，有着自身演变的过程。根据它内容变动划分四个时期，即形成期、发展期、繁盛期、衰变期。
1. 形成期
从新石器时期开始，齐齐哈尔地区就有生活的人类。至此以后该区域渐渐融入正统王朝统治圈，成为北方边疆重镇。这个过程整体趋势大致呈现的是前松后紧，以辽金为转折点，其后它与王朝的命运扭结在一起，并日益增强。齐齐哈尔城文化的形成正是此趋势演进的结果。此结果是我们所共知的一件大事产生了：“清代黑龙江边地受到沙俄威胁迫使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北方疆域的巩固和防御，齐齐哈尔城便应需而建。康熙三十年（1691）清政府决定在嫩江西齐齐哈尔屯建木城。”〔2〕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已初具规模，康熙三十二年（1693）竣工”。〔3〕清代齐齐哈尔城文化形成标志为1693年城建成之时。为何以此为标记？文化一般由外向内按层次递进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内容。文化的最外层是物质文化，因此城文化应以城的完形为始。
齐齐哈尔城文化的形成我们前面说是由于历史的趋势造成，这是比较概括地总结。稍微展开谈有历史文化的积淀、地理环境的优越、军事战略的布局等成因，由此促使清代齐齐哈尔城文化的显形。它的形成是整体文化的开端，对以后的文化走向、文化内涵、文化类型等方面起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2.发展期
齐齐哈尔城建设之后，此地更加受朝廷和一些官员重视。由于政府人员的关注与采取措施，它的政治地位越来越突显。康熙三十八年（1699）黑龙江将军移驻齐齐哈尔。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先是几位官员提议黑龙江将军驻地迁往呼兰和黑龙江城，而后黑龙江将军陈泰以详细理由驳斥驻地迁移之议，力主留驻齐齐哈尔，最后雍正帝决定驻地不迁。〔4〕从此至清末，黑龙江将军驻地一直未变，这必然使齐齐哈尔城成为黑龙江地区的文化中枢。它对齐齐哈尔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点。地方首府之地大致通过两个方向形成自身的文化，即一个源源不断吸收外界文化；一个是把原有内在的零散文化调动汇聚一起。两个不同方向的文化碰撞，又通过其自身的文化整合，形成个性化的文化模式。
3.繁盛期
1850年，齐齐哈尔城区内外商铺众多，仅今龙沙区境内就有各类大型店铺20户。〔5〕至1876年，由于齐齐哈尔城市商业的繁荣，地方政府将烟、酒、麻、油、鹿茸、皮毛、木耳等商品列入征税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当时市场商业之兴盛。〔6〕
从上述可知，齐齐哈尔城文化当在道光三十年（1850）为其繁盛期起点，到光绪二年（1876）为它的繁盛期顶点。依据何在？1850年和1876年是齐齐哈尔城商业兴盛之时。商业发展程度与文化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讲，商业的繁华发达必是文化灿烂之时，相反，商业的荒凉、凋敝是文化的稀缺或是退落。商业，以交换商品而形成市场，其中包括满足人们物质、精神需求的各种各样产品，以互动形式实现供需双方的利益化。《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载有：“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商人是商业的运行者，他们虽处于四民之末位，而其工作却是前三者之集大成者。换言之，通过商人的运作使得商业的流动，流动又正是文化得以存活且活跃生命的保证。随着流动速度的增快增强，文化也与之达于顶端。
齐齐哈城文化的繁盛期比较长，这对本身文化的累积和保存起着一种窖藏之用。最为重要的是，城文化在此漫长的期限内注入人们的生活里，根深蒂固般与活着的生命连为一体。
4.衰变期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决定将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总理东北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黑龙江将军撤销改为巡抚。这是清王朝为扭转时局而采取的一种措施。齐齐哈尔城文化从边疆政治文化型改为中原内地政治文化模式，这意味着齐齐哈尔城文化将进入一个新的变化阶段，1907年是其文化衰变期起点。
一个正统王朝的政治命运与各地域文化变动相始终。王朝统治的疆域控制的力度深浅与否将影响着各地域文化。清王朝对各地统治有几种方式，大致说，清前期东北、西北边疆采取将军制度，西南边疆先采取土司制度，后改流官制度；中原内地采取督抚制。制度有别表现为各地区文化层次内容的差异，它不单展现是各地区与朝廷的关系的亲疏远近之程度，还有文化方面的个性与共性内容。对黑龙江区域而言，在1907年之前，它的文化个性比较突出，而在该年之后，因政治变革引起官方主流文化的内在交替，即由将军文化转向巡抚文化，导致齐齐哈尔城文化发生裂变。这种裂变不是此城文化的整体殒落，而是它的文化旧主流文化被新的取代而衰亡，并同时代大变革脚步走向重生。
二、齐齐哈尔城文化的构成
清代齐齐哈尔城文化经过时间的洗刷和自然的提炼，它具有一定的文化层，形成一定的文化圈，显露一定的文化特点。
每个文化层不能脱离人存在。齐齐哈尔城文化实质上是人的文化，是城与人的结合体。按人之文化成分清代齐齐哈尔城文化的构成主要是官员文化、流人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下面分别述之：
1.官员文化
清廷于齐齐哈尔城先后设置一些主要机构部门，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建置齐齐哈尔水师营，康熙三十七年（1698）设立齐齐哈尔副都统衙门，康熙三十八年（1699）黑龙江将军移驻齐齐哈尔城等。齐齐哈尔城成为一个政治中心，它拥有庞大的管理机构，也催生一批官员。官员群体身居权位，采取一些有意或无意的文化行为，这无疑给齐齐哈尔城文化增加了最富裕的文化内涵，以此形成一种“官员文化”。
官员文化中属黑龙江将军影响非凡，历任将军人数之多，据学者统计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民族身份大多数是满族宗室、汉族；他们有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升任的，也有外地任职的；黑龙江将军又几乎贯穿整个清代，他们与齐齐哈尔城文化的建设同呼吸共命运。例如：在乾隆九年（1744）黑龙江将军傅玉奏准在齐齐哈尔正式开设满官学，这是齐齐哈尔最早的官办学校。黑龙江将军永堒于嘉庆元年（1796）创办了第一所传授汉文化的公立学堂即汉官学。到了光绪九年（1883），将军文绪拨银六千两扩充了汉官学。将军程德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奏请清政府在齐齐哈尔创建了黑龙江的第一所公共图书馆，这是全国建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7〕 黑龙江将军是地方长官，肩负一地之军政事务，他们的文化活动易于操作，其作用性也比较强。
2.流人文化
清王朝往往对罪犯采取一种流放惩罚，他们被流放到边荒之地，这等人被称之为流人。发配到齐齐哈尔的流人成分有文人墨客，官员吏卒，平民百姓等。“满族人西清，在嘉庆年间来到齐齐哈尔时，这里的流人约计有3000余名。再加上其它类型的流人及受牵连的人，可以推测出嘉庆年间齐齐哈尔地区的流人至少在五、六千以上。”〔8〕
齐齐哈尔城的流人数量之大，他们把各自家乡文化带入这里。他们在此进行许多文化活动：发展齐齐哈尔地区教育；开创齐齐哈尔文化艺术先河；对齐齐哈尔历史著述形成可贵的历史文献；诗词典籍的传播对齐齐哈尔文化起到促进作用；对齐齐哈尔地区医药学发展的重大贡献等。〔9〕齐齐哈尔流人群体可谓是当地文化的缔造者，其功不可没。流人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这种文化给齐齐哈尔城文化是一种补充和修缮，同时也是对土著文化的一种改造。无论何种状态，流人文化是鲜活的生命文化，它加快齐齐哈尔城文化的生长。
3.少数民族文化
许多民族在清代齐齐哈尔生活着，他们是汉族、满族、达斡尔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等。齐齐哈尔城成为民族聚居之地。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大多数都是迁移过来，其民族风格和个性并未消失，他们都有自己本民族的饮食、服饰、居住、婚俗、节庆、礼仪、宗教、育儿、游乐文化。齐齐哈尔城文化容纳少数民族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使本城文化彰显独特的魅力。
少数民族文化地位与影响也有上下高低之别。如“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族在有清一代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与修筑齐齐哈尔城，并在此地开垦屯田，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当地的社会经济。”〔10〕达斡尔族文化自然受到重视并产生辐射力。
清代齐齐哈尔城文化主要构成中，官员文化、流人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关系是错综复杂，彼此相互影响发展。官员文化诚然导引流人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但后两者有时也会对它施加作用。三者中，少数民族文化最易受到其他两者的变动，当然这种文化现象经常出现，可是少数民族文化内里的精神层却异常稳固，它以风俗文化再现。
清代齐齐哈尔城文化从地域方面看它具有边疆型文化特征，在东北边疆文化中因人文地理不同而与其他城文化有别，它跟清代西北边疆、西南边疆、东南沿边城文化有异；从文化来源方面看它是多元型，有历史文化承袭、迁移民族文化、官府衙门文化、流人文化等；从文化运动方面看它是融合型，是内在本土文化和外在引入文化的交汇。齐齐哈尔城文化无京师文化的大气和大雅，也无沿海城文化的繁花似锦，也无川蜀文化的闲情逸致，也无草原文化的豪情万丈，但它却有着静动阴阳协调的风格。
〔参 考 文 献〕
〔1〕郭齐勇.文化学概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134.
〔2〕陈志贵，平庆林.齐齐哈尔史略（上）〔J〕.北方论丛，1981，（04）.
〔3〕满都尔图，杨优臣.达斡尔族与兴建齐齐哈尔城考述〔J〕.民族研究，2001，（04）.
〔4〕吴雪娟.黑龙江将军驻地迁移新谈〔J〕.北方文物，2006，（03）.
〔5〕〔6〕程琳.近代齐齐哈尔城市的历史变迁（1897—1949）——以“城市衰落”为研究视角〔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7〕贺莉.略述清代至解放初齐齐哈尔官员文化〔J〕.黑龙江史志，2005，（09）.
〔8〕周喜峰.试论清代流人对齐齐哈尔经济文化的影响〔J〕.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92，（02）.
论文关键词：多民族社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一、相关概念解析
1、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认同包含了民族关系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关系认同是针对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群体而言的，这种认同主要来自于本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界限划分；民族文化认同指的是在一个民族发展中,一种文化体系以民族为载体,而民族以文化为聚合。
2、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 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
二、多民族社区民族认同的维度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美国学者phinney概括出民族认同的三个维度，来探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们的民族认同情况。
1、民族身份的认知：包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的认知
湘西州是有着四十三个民族共同居住的多民族大家庭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尽管这里有着不同的民族群体相互杂居，但是这里的人们对于自己民族历史传统和自己的民族身份的认知度却依然十分强烈。例如湘西的土家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所居必择高居”的居住传统；湘西苗族的民族认同更加是能够通过当地至今仍保留下来的“落洞”、“赶尸”、“种蛊”三大习俗来体现。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湘西州这个多民族社区内的人们是有着很强的民族认同的。
2、民族归属感：通过民族群体内部的团结情况和对本民族之外的群体的接纳与排斥情况来了解该民族的民族归属情况。
教授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于外界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会增强自我的族群意识和群体归属感。由于湘西州是个多民族社区，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每天除了要与自己本民族的人们相处共处之外，还要与当地的其他民族交往联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与其他民族的人们的交往过程中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当地人们的族群自我意识会有所增加。
3、行为卷入：包括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偏好、社区或民族社团参与情况等。
多民族社区里的民族主体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仅要参与自己本民族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的活动，还会积极参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活动，这些人们在参与其他民族的节日活动的时候，更加意识到和珍惜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可贵性。例如在湘西州境内，土家族的摆手舞不仅是当地的土家族人在跳，在举行盛大的晚会的时候，来自周内的各个民族也都会参与在其中。
三、湘西州多民族社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
由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传统型的多民族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社区的各个民族之间就免不了相互之间的交往与接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这样也势必会使得在这个多民族社区内的人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会与单一的民族社区有所区别。
1.多民族社区内的民族认同较为强烈。
在上面介绍民族认同的维度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在多民族社区内，各民族的人们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会增强对本民族的民族记忆和归属感，从而会导致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有所增强。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湘西州内，尽管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会增强各自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但是并没有出现因为这个原因而造成民族不和的结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在湘西州内的各个民族还都是很和睦的相处在一起的。
2.多民族社区内的国家认同存在很大的对比性。
多民族社区里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认同的对比性，在这个多民族社区之内，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社区内部的一些政策决议必须要公平公正，否则，很容易引起社区内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如果州内的政府只是单纯的给予土家族人民一些优惠政策，而忽视其他民族，那么这样的话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会在这些民族的心理产生对比心理，这样一来，他们的国家认同度会大打折扣。
四、余论部分——民族政策的文化隐喻问题
我们国家目前在全国各地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等，这些被国家化为民族自治的地方，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会给予很多政策上的照顾。可是，这些被国家化作自治的地方，一旦带上“自治”的头衔，其带来的文化隐喻就是代表着“落后”和“贫穷”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这些地方在从国家那里得到很大的资金支持的同时却又使得很多市场投资机会白白流失，因为很多市场投资者是不会在落后不发达的地方进行大规模投资的。
关于如何解决民族自治地区文化隐喻所带来的问题，在这里提供三种解决途径，希望与大家共同思考和探讨。（1）对少数民族地区取消自治称呼，而同样的享有政策上的优惠。（2）深入研究与弘扬民族文化，让民族地区文化品牌的旗帜飘得更远。（3）调整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化叙述，比如说“贫穷”、“落后”这些用来形容少数民族地区的词汇，在今后的官方叙述中尽可能的少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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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变迁；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地理位置较偏僻的地区，除具有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外，还具有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
一、金坑红瑶概况
（一）村寨概况
金坑红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之一，隶属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和平乡，位于和平乡东北部，因地下金矿多和地形酷似一个大天坑而得名[1]。村寨距离桂林市约100km，距龙胜县城30.6km，东经103°26′，北纬103°26′。村土地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有水田746亩，旱地425亩，林地3656亩。大寨地处桂北高寒山区，境内山体陡峭，地势险峻，属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气候宜人，且森林覆盖率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冷热分明，干湿明显，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1℃，年平均降水量1543毫米[2]。
（二）旅游开发现状
金坑梯田的开发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旅游开发前金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村之一。2003年政府投资400多万元，开通了双河口至大寨村的公路，大寨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如今，全村共有农家旅馆52家，床位达1500多张。结合“文明卫生屯”创建工作的开展，到2005年底，大寨村已有180多户完成了“五改一建设工程”，全村的卫生面貌大大改善。硬化的旅游道路达3000多米，寨底建有能停80辆汽车的停车场。如今大寨村共设有三个旅游景点，以石阶铺级而上。有“千层天梯”景观、“西山韶乐”景观、“金佛顶”景观等。站在观景台，游客可以尽享梯田美景，领略瑶族风情。据统计，2007年，到金坑梯田观光的中外游客已经达到了15万人，日游客量达180人，黄金周每天更是高达2000多人。随着游客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948元猛增到2007年的3000元。
二、旅游开发中金坑红瑶文化面临的问题
（一）物质文化变迁
1.建筑文化变迁。旅游开发前，金坑红瑶建筑为全木结构的半边房，以杉木为材料，采用几何原理搭建而成，一层是用作关猪、牛、羊、鸡、鸭，堆放材料、安置厕所，煮猪食炉灶、砌房等。二层用来住人，中堂作香火神龛，左间为火塘，用来取暖、进餐，其余为卧室。三层则做储藏室，堆放粮食和杂物。随着旅游业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当地传统建筑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红瑶建筑无论是在结构、功能、还是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往日的下罗盘、安梁木等仪式更是鲜有见之。
2.服饰文化变迁。服饰文化可谓是红瑶文化的亮点，也是红瑶得名的原因。旅游开发前红瑶，女性几乎都着民族服饰，以红衣为主，绣有春牛、龙凤、狮子、麒麟、鹿、山羊、蝴蝶、鸡、鸭、鹅、鱼、竹木、花草、八角等图案，特别是衣背正中挑绣的一对老虎印最为醒目。关于这对貌似官印的老虎印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有一天皇帝上山打猎遇险，差一点被老虎吃了，是一个红瑶女救了他，为了答谢救命之恩，皇帝砍下虎爪，蘸上虎血，像印章一样印在瑶女的衣背上，传旨以后面君不用下跪。回家以后，这个瑶女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用丝线绣上了虎爪印，就这样一代传一代，至今你还能够看到这虎爪印。旅游开发后，为吸引游客，节省成本和时间，红瑶服饰在制作方法和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更愿意从市场上买来现成的布料，用机子织布，摈弃了原来从种桑到制丝，从纺线到挑绣、从织布到蜡染的工序。
（二）制度文化变迁
红瑶自古以来都有选族长、定族规的习俗。凡较大的寨子也都有以寨子为单位的寨老组织，成年男女不拘姓氏、职业、贫富均可加入。对寨老的称呼，有的地方叫“寨老”，有的地方叫头人或“乖人”。寨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由那些为人正直，聪明能干，热心公益，能说会道的中年男子担任，对内处理寨内村民纠纷，制定寨规，对外代表本寨与邻寨寨同处理如破坏公共水利，越界毁林开荒等公共事宜。寨老如其他村民一样参加劳动，没有报酬。如今，族长和寨老早已被村长和村支书这样的名称所取代，当笔者在大寨村问及族长和寨老的事情时，只有年纪稍大者能够说出先前寨老的名字，形成过程，原因以及权利和责任，年纪在20岁左右的几乎一无所知或半知半解。
（三）精神文化变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红瑶不仅在其显性的精神文化，如、语言及文艺方面发生了变化，其隐性的精神文化——传统价值关更是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红瑶的传统价值观念，是红瑶民族人民内在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在态度、行为上以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的个性特征。它记载着红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轨迹，是红瑶民族人民在改造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自己的传统优良道德。
诚实善良、淳朴厚道是红瑶人民的普遍心理和品格。红瑶民族人民从一生下来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养成了整个民族尊老爱幼、克制忍让、互帮互助的性格特征。金坑红瑶寨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经济来源方式，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增多，对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首先表现在村民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其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村民之间的利益争端上。在与金坑红瑶寨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搞旅游后村民之间早已不再是互帮互助，不计报酬了。由于经济利益的争夺，竞争的存在，村民之间因相互拉客、压价，进而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再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游客的增多使村民经常性的接触素不相识的人，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偶然短暂的接触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村民传统的好客习俗就大打折扣。于是旅游发展到今天，就出现了带路、穿民族服饰照相、与文物古迹合影都被索要金钱的现象。
三、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
1.要提高红瑶民族人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和教育，鼓励旅游地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特别是要提高管理人才和导游人员的人文素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并维护和保持其完整性，使之真正能承担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所应开展的各项工作。
2.建立民族文化管理机构，成立一支专业性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保护队伍。要保障民间艺人的生活和保护其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乐于传承民间文化，保证民间文化后继有人。
3.建立完善的游客服务体系，进行环境影响和环境承载力评估。首先建立不同环境管理条件和环境管理技术下的环境容量评估体系，以及确定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指标体系，尽可能地减少旅游对景观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其次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尽量把传统建筑保护下来，保持红瑶原生态文化环境。最后是要对资源进行补偿。在资源的开发中同时要发展资源，开发可再生资源。努力做到既要满足当代人开发的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开发的需要。
（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是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条件。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1.要实现红瑶地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根据开发旅游，规划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一方面集思广益，制定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以及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确保旅游开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从财政上支持红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维护、修复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间艺人给予奖励。
2.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旅游管理部门应当适当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并借助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旅游业发展这一特点，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红瑶民族人民参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性，深入挖掘、整理、更新和提高传统民族文化的品位，如此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开发。
（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1.要消除旅游业与当地社会的“隔离”现象。充分顾及红瑶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消除村民之间因参与旅游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使人们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2.要提高居民文化水平，促进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会与不同地区人交往，增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是非分辨能力，增加展示当地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四、结语
金坑红瑶寨作为全国15个经典少数民族村寨之一，其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变迁尴尬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启示。同时也向我们说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中，如何使民族文化旅游得以保存、发展，如何使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得以保持，如何可持续健康的开发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合理引导，正确执行，方能保护民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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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红.生态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影响初探——以滇西北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3）.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超级秘书网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参考文献：
［1］张绵英，阿旺措成。略论藏族地区的‘双语’教学［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民族语言文学研究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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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希平。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