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2 14:05: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大病医保如何申请，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新生儿社保 宝宝出生后办理好出生医学证明和户口本之后就可以考虑为宝宝办理社会保障卡了，简称(社保卡)。
新生儿如何办理社保
1、父母携带相关资料(包括新生儿出生证明、户口本、父母一人当地户籍证明等)，到当地街道或村医保服务点参加城镇居民社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工作员审批材料，齐备且合乎申请办理标准的可以现场开展申请办理；
3、工作人员将被保险人信息输入系统；
4、父母按有关规定缴纳保费；
5、通常会在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完成社保卡的制作。
新生儿医保有哪些待遇
1、门急诊报销待遇。一年度内，城镇居民在一级医院就诊产生的出入院医疗费，起付线为800元的，最大付款上限为3000元，补贴为30%；
2、住院医疗保险待遇。一年内发生的18万以下住院费用，根据不同级别的医院报销会有所不同。如果一级医院没有起付线，住院费用可以报销65%；二级医院起付线300元，住院医疗费用60元%；三级医院起付线为500元，住院医疗费用可报销55元%；
3、门诊特殊病报销待遇。门诊特殊疾病一年起付线标准为300元，最高支付限额和报销比例按住院报销标准执行；
4、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待遇。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建议配置统一的学生儿童意外伤害保险，解决学生儿童意外伤害造成的医疗费用补偿、残疾和死亡补贴问题。
新生儿医保报销比例是多少
1、普通门诊费用：以年为清算企业，针对300元下列一部分的医院门诊就医花费，股票基金付款占比为40%，也就是最大120元/年，一次性清算进行，300元以上的一部分花费，需本人自费；
2、大病门诊费用：如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基金无起付限额，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比例为75%；
3、住院费用：根据医疗机构等级设定不同的住院起付标准和基金支付比例。以三级医院为例，如果标准超过500元，基金支付比例为80元%。
然而，什么是大病，大病保险如何界定？“双保险”能否让居民就医更“有底气”？
总理的部署
7月22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更好守护困难群众生命健康。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是很多人对大病重病突袭一个家庭的形象描述。现有制度下在很多地区，一旦患了大病，会给一个普通家庭经济状况带来灾难性的压力。7月22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更好守护困难群众生命健康。这一举措对于持续深化医改，瞄准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痛点”，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守住社会保障底线，有重大意义。
什么是“大病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二次报销
所谓“大病医保”，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就是由政府从医保基金划拨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对参保人患高额医疗费大病、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二次报销”。也就是说，参保人员年度内累计发生的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也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大病医保来支付。
“大病”如何界定？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界定标准
“大病”有不同的界定标准。这次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界定标准，当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一定额度，就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了，就认为这个病是大病了。肿瘤是大病，可能一个普通的慢性病，一次性费用不太高，但一年累计的费用就很高了，就认为它达到大病标准了。
资金从哪来？覆盖哪些群体？
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
年底前全面覆盖城乡居民 城镇职工不在所属范围
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2015年底前使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对参保大病患者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今年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今后还要逐步提高，有效减轻大病患者就医负担。到2017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这样说：“有工作的，或者是事业单位或者是生产单位、企业单位，这个是属于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现在讲的是居民的大病保险，这是指城市里面以及乡村里面的一些居民，有工作的有正式职业的不属于这个范围。”
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什么区别？两套不同的保障体系
大病医保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而言，大病医保是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的“再保险”，也就是针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二次报销”，其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两套不同的保障体系。
首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不设立最低缴费年限，必须每年缴费，不缴费不享受待遇;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设立最低缴费年限，达到缴费年限（男25年、女20年）的，退休后不再缴费即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其次，面对人群不同。正如上述内容所述，城镇居民医保主要面对具有城镇户籍的、但没有工作的老年居民、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学生儿童及其他城镇非从业人员;而城镇职工医保主要面向有工作单位或从事个体经济的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
另外，缴费标准及保费来源也大有不同。城镇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总体上低于职工医保，在个人缴费基础上，政府会给予适当补贴;而城镇职工医保则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不享受政府补贴。
“二次报销”后自付部分仍有困难怎么办？设立基金特殊情况特殊安排
与医疗救助等紧密衔接，对经大病保险支付后自付费用仍有困难的患者，由医疗救助、慈善救助等给予帮助，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有效防止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防范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情出现，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公平性。
“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将会如何落实？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设立基金，对于特殊情况给予特殊的财务安排。这里面涉及的救助机构主要是慈善机构。未来大病保险之后，可能会建立相关的基金，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来进行特别的财务安排，以保证相应医疗的需求者得到更好的满足和支持。
按照要求，今年大病保险全部开展，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对这些人发生的个人自付费用，如果超过一定额度，由大病保险报销50%以上。关于超过一定额度是如何判断的，文件规定：原则上由当地政府根据上一年度统计部门所公布的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主要测算依据。超过一定的额度以后，这个资金再予以报销。这种报销也是分段的，就是医疗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高。从前几年的试点来看，一般都在50-80%之间。当然，这种报销以后，可以使大部分的个人自付费用再报销至少50%，可以有效减轻个人费用负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时还有一些特殊困难的人群，文件明确要求鼓励地方探索向困难群体适当倾斜的具体办法，努力提高大病保险制度托底保障的精准性。
具体如何实施？政府公开招标，商业保险公司承办
按照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要求，原则上由政府招标选定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保费实行单独核算，确保资金安全和偿付能力。
如果商业保险机构盈利率超过合同约定，需向基本医保基金返还资金。同样，如果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调整等政策性原因给商业保险机构带来亏损，由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和商业保险机构来分摊，具体分摊比例应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解释，当地政府要做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时候，就开始公开招标，各家商业保险公司就来竞标，设计投标文件，然而由专家来打分，确定哪家保险公司中标，或者一家或者多家。中标之后就可以和政府签定合同，然后为当地的居民提供大病保险。
商险机构经办城乡医保渐成趋势
商业保险机构介入大病医保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也将向其开放。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已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原来是政府自己在做，再做一段时间，未来（商业保险机构）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介入。”
商险机构介入步伐加快
今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15年7月1日起，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已经并轨运行的统筹地区，启动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业务试点。
从安徽公布的试点范围来看，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等20余个市县区包括在内。其中，经办机构的职责包括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业务;承办大病保险业务;审核监管医疗机构服务方式和收费，控制成本;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服务协议;每季度公布医保基金收支情况，开展医保基金精算，接受医保中心和公众的监督;受医保中心委托，代收个人基本医保缴费，确保全民覆盖。
所谓经办，主要是理赔这一环节通过商业保险机构的网点进行办理，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俊生表示，此前一些地方也在试点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但都是商业保险公司在县一级各个突破。从安徽省政府发文推进的情况看，力度确实比较大。
同时，青海省在2012年确定格尔木市和互助县为选择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医保服务试点地区，今年6月，保监会青海监管局透露，青海省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医保服务试点地区将进一步扩大到该省2州1市1县，即青海省果洛州、黄南州、格尔木市和互助县。
由此可见，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场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庹国柱介绍称，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市场化商业机构，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只是经办，而是在经办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一点。
市场化需破除部门阻力
中国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例，人社部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9687亿元，年末城镇基本医疗统筹基金累计结存6732亿元（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195亿元），个人账户积累3913亿元。
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商业保险机构的介入，能够提高医疗保险的运作效率，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
庹国柱说，他在中部某市做新农合调研时发现，当地政府让卫生部门管理合作医疗，财政出10%的管理费用，压力很大，后来商业保险机构进入，精算后只需要1%的管理费用即可。报销比例从过去的35%提高到40%多，保险报销时间也从20天变成了20分钟，效果很明显。
朱俊生也表示，有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商业保险机构介入，能够在医疗费用的管控上发挥作用，一些经办试点的地方，保险公司接手之后，实际报销费用得到了很好控制。
既然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真正推进商业保险机构介入的地方并不多、推进步伐并不快呢？对此，朱俊生坦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交由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有一些利益上的障碍，社保部门对商业保险机构介入有想法，包括大病医保方面也是，在一些试点的地方，更多的是当地政府部门大力推动，才可能有突破。
虽然在推进过程中有一些部门利益的阻碍，但整体的发展趋势难以逆转。“基本医疗保险引入商业机构在全国推广，我估计是一个趋势。”庹国柱说，关键看国家层面能否下定决心，这和大病医保是一样的。
基本医保能否让商险运营
近日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有些省份想把目前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采取市场化的办法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媒体报道提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直接由商业保险来办”这一想法。
中国的医保正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是筹资不足，很多地区有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多发生在过去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地区，由于产业分布的问题，一些地区员工缴费严重不足，而老龄化加速，劳动人口流出，医保的危机非常大。另一方面则是费用支出的问题。中国的医疗费用支出在过去五年以每年16%的速度递增，2013年达到3.1万亿，以此速度继续增长的话，2020年将突破8万亿。根据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预测，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到2024年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亏空7353亿元的严重赤字。
从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的缴费模式来说，由雇主和个人两部分承担，确实非常类似商业保险。但是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其实并没有完全起到商业保险的风险分担功能。就门诊而言，目前的城镇职工保险帐户类似储蓄，只不过不能套现，只能在门诊时候使用，也就是说，假如把个人和企业所缴到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帐户的资金视为保费，那么门诊部分其实就是在使用这些缴纳的现金，并没有风险保障作用。只有住院才类似商业保险，根据一定比例进行保险赔付。
而从价格上来看，目前企业和个人所缴纳的比例其实并不低。以上海为例，一个月收入一万元的员工个人医保缴费为200元，企业为1100元，相当于一年缴费超过1.5万元，这个价位可以购买中高端商业保险产品了，但员工享受的医疗待遇将很不一样。
当然，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在缴费形态上和商业保险的类似，以及价格上的可接受度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的。真正要把这一部分人群的医疗保险商业化，还有很大的问题和风险。
首先是部门监管之间的划分问题。中国的医保和医院各自由不同的部门监管，医院的力量总体还是很强，医保缺乏精细化控费机制，并不能很好地约束医生的行为并控制费用。商业保险的介入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一旦抓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条入口，意味着商业保险将拥有大流量，因此商业支付方就可能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制定一定的支付规则来限制医院的行为。这背后不同部门的监管主体不一样，牵扯到互相牵制的问题，划分并不清晰，做到真正有效监管会有难度。
第二，走美国的模式，也就是把劳动人口医疗风险商业化这是否适合中国，是一个问号。
中国和美国的最大不同是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发展趋势。美国有大量的移民流入，是其劳动力人口保持活力并刺激生育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的数据，美国的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per woman）是每名妇女2人，中国则是1.7人。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呈现萎缩趋势，这种趋势未来还会持续。
同时，美国的经济地理分布没有中国这样的不平衡，而且大部分发达公司都在小镇上，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且整个市场鼓励小企业发展，雇主市场很有活力。商业保险公司虽然有地理位置上的强弱，但总体来说，多家巨头的业务分布在美国全国各地。但是中国的地理差距非常大，有很多省已经成为人口严重流出地区，经济单一、雇主实力不足以及缺乏针对雇主的税收优惠措施，这些因素会制约商业保险的进入。
第三，商业化有利也有弊。从英国的模式来看，政府承担了超过80%的医疗支出，虽全民在医疗上的负担比美国轻，但随着老龄化加剧，这种模式增加了政府财政开支的负担，很多欧洲国家在医疗福利上出现严重危机，相比之下，商业化路线的美国政府本身的压力就小很多，而把风险转给了市场。
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商业化模式一向被认为推高了医疗费用，造成了大量的浪费。英国的模式是以NHS作为单头支付，而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只占支付的7%），单一支付方可以节省大量的行政成本。而在美国，商业支付方将接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用在了行政支出上，这也是奥巴马医疗改革加强控费改革后，多家保险巨头开始兼并以节省费用的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走商业化路线，撇开经济地理差距以及人口结构风险，商业保险是否能够有效负担医疗支付并对服务方起到监督，从而控制医疗费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如果走政府支付为主的路线，那么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政府投入，而目前医保资金池的运作意味着这部分人缴纳的资金还要用于负担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长期将面临崩溃。因此，政府在老龄化面前到底能做怎样的投入，将决定这个资金池是否能负担得起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医疗费用。
总结来说，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确实有类似商业保险的地方，尤其是缴费模式，而本身对于门诊的保障其实是不足的，因此确实有商业化的条件。但是真正要这样做，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能划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同时现在支付方面对服务方的弱势也将制约保险公司对费用的有效控制。此外，中国的劳动人口地理分布很不均匀，一些地区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出，而老年人负担很重。商业保险如何掌控不同地区的风险同样是未知数。
因此，最大的选择点仍然是中国要走美国那样商业化为主的道路还是政府为主的道路，前者可能意味着大量的行政开支，但可能会逼迫服务方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且雇主的经济承受能力也是问题。而后者则意味着政府需要加大医疗投入，尤其在老年人、儿童、低收入人群和特殊群体上，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才行。
高端医保中国式困局：
全球化or本土化
中国市场上的高端医疗保险，在服务上只是空中楼阁，无法对服务方产生影响注定了高端医疗保险只能局限在很小的市场里，而且很难控制风险。
专业健康险牌照申请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近年来资本进入，健康险又开始升温。继太保安联之后，阳光保险、国寿等也想要申请专业健康险牌照进入这一领域。
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医疗保险是一种保障型的产品，也就是说，按年付费，花一笔钱购买一个保障。这不仅是一种财务保障，更为被保险人提供就医等各方面高质量的服务。因而，这种产品是一种风险防范，和中国大部分消费者购买保险、想要保本的预期很不一样。也正因为文化和认知上的差异，中国用户往往在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后，抱着“把本用回来”的心理而过度就医，医院由于缺乏监管，也会配合用户的这种心理，导致商业医疗保险发展非常艰难。
市场上提供这类所谓高端医疗险产品的大部分是外资公司，或者是有外资背景的合资公司。
高端医疗保险的三大特点
第一，从高端医疗险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高端医疗险从国际客户起步。在中国市场也就是外籍工作人员，多为外资企业的驻中国高级员工。这批人的特点是能够很顺利地理解保险的保障意义，因此在高端医疗保险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类产品有文化认同上的优势，因此提供这类产品的保险公司考虑的是全球一致性，而不是本土化。
第二，正因为从全球一致性出发，高端医疗保险的保障程度高，价格也很高，接受的公司大部分是外资企业，然后慢慢发展成一些本土雇佣的高管，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高管。但是总体来说，这类产品的保障性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在中国，同样的优质医疗服务并不容易获得。这也正是高端医疗保险最软肋的地方，虽然可以从产品设计上获得较高的保障，并且可以通过外资公司的全球医院网络，获得全球优质医疗资源。但矛盾的是，哪怕价格再高，保险公司对本土的私立医院或公立医院VIP部门也没有足够影响力，不能和服务方紧密合作去提供服务，甚至不能保证服务的质量。
两大困境
从前面的这三个特性来看，高端医疗保险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两大困境。
一是局限，市场规模极小且增长势头有限。第二则是和服务方之间缺乏紧密合作让高端医疗保险不能真正成为一种优质服务产品，没有服务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得高端医疗保险注定走不远。
首先，从市场规模上看，价格因素制约了高端医疗保险做大会员数量。这和医院环境息息相关。正因为中国的医疗服务市场极不透明，包括高端私立医院在内的服务方均缺乏和商业保险之间的数据沟通。因此，保险公司没有能力介入整个就医流程去控制费用，于是不得不把这种费用风险转嫁给消费者，通过提高保费控制自身的风险。这种做法一方面是面对服务方的无奈造成的，但一方面也制约了自身市场的发展。
第二点极为关键，高端医疗服务所标榜的优质服务，至少在现阶段仍然是空中楼阁。高端医疗保险的差异化服务之一是医院直付，保险会员在看病时无须垫付现金，而是由保险公司直接为其支付费用。然而，这种直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付，目前的操作办法是保险公司派现场人员垫付，或者通过第三方公司垫付，一些保险公司事后要求被保险人支付自费部分。
两大风险
除此之外，还存在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事后向客户追讨是有风险的;另一方面这种手动模式下保险公司仍然是被动方，数据和医院没有互通，也没有交流，没有能力去干预任何治疗过程，对控制费用和监管服务质量毫无益处。
同时，医院的强势让保险公司提供医疗服务成为空中楼阁。虽然高端保险公司建立了优质医院服务网络，包括一些昂贵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的VIP部门，但事实上，要对服务产生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中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公立医院，高端医疗保险所针对的高净值人群看重的恰恰是这些最优质的资源。大部分用户其实并不认可私立医院（包括昂贵医院）在治疗复杂疾病上的能力，用户自然而然期望在购买了高端医疗保险的时候获得公立医院最好的资源。但矛盾的是，保险公司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公立医院自身有量的优势，并不会倒求保险公司给其带流量。而且公立医院是一个庞大的利益体系，保险公司并没有任何谈判的筹码，所谓转诊绿色通道，公立医院专家VIP预约，其实保险公司并没有能力向用户保证可以做到。
最后，所谓的疾病管理等符合国外保险控制费用和提升用户体验的服务，也很难在中国展开。被用户认可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这些用户最想要的资源恰恰也是最难撬动的，也是最没有经济动力去做疾病管理的。因为疾病管理作为控制费用的手段之一，并不能直接带来收入，这并不是名医有动力去做的。因此，高端保险所谓的疾病管理服务，和市场资源是错配的。
答：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有用人单位的被征地农村居民，在广西设立的外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组织代表机构及其所雇用的中方从业人员，在广西用人单位依法招用的外国人、港澳台人员，应当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问：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哪些医疗费？
答：个人账户可以支付门（急）诊医疗费、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统筹基金起付标准、医疗保险应由个人自付的费用、疫苗费用、体温计、血糖试纸、血压计、轮椅、健康体检、直系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费用、挂号费、近视眼矫形术、洁牙、眼镜、义齿、义眼、义肢、复制片费、图文报告费、煎药费、参加大额医疗费用统筹和大病医疗救助保险等应由个人缴费的部分。
问： 申请办理门诊特殊慢性病有哪些手续？
答：参保人员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病（高危组）、糖尿病、甲亢、慢性肝炎治疗巩固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银屑病、精神病（限分裂症、偏执性精神障碍）、类风湿性关节炎、脑血管疾病后遗症期、系统性红斑狼疮、帕金森氏综合征、慢性充血性心衰、肝硬化、结核病活动期、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和中间型地中海贫血、血友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各种恶性肿瘤、器官移植后抗排斥免疫调节剂治疗的，可以申请办理门诊特殊慢性病。
参保人员持代办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患者近期有关病史的小结性材料（包括习惯用药及用量）；有关临床化验单和/或辅助检查单（可提供复印件，但必须有医院盖章）等材料向就诊的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申报，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初审、汇总后，将资料统一交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季度组织医疗专家评审1次，从认定为门诊特殊慢性病之日起享受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
问： 职工医保住院治疗报销比例是多少？
答：统筹地区内住院治疗实行分类报销。
（1）甲类医药费：在职人员、退休人员分别报销85%、90%；
（2）乙类医药费：在职人员、退休人员分别报销75%、80%；
（3）丙类医药费（500-5000元）：在职人员、退休人员分别报销65%、70%；
（4）丙类医药费（5000元以上）：在职人员、退休人员分别报销50%、55%。
问：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等如何办理异地就医手续？
答：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指离开参保统筹地区长期跨省或在北部湾经济区外异地居住，并根据户籍管理规定已取得居住地户籍的参保退休人员）、长期在北部湾经济区外异地工作或异居住（3个月以上）人员需在工作或居住地就诊的，应按以下规定办理异地就医手续：
（1）参保人员可选择3家长期工作或居住地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作为就医的医疗机构，并按规定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备案；未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备案的，按转诊转院规定降低统筹基金支付比例。
（2）参保人员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后，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不再支付在参保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
（3）参保人员返回参保地，应及时向社会保险机构变更或取消备案。
问： 哪些人员应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答：下列人员应当按规定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城镇未成年居民，包括学龄前儿童、未满18周岁非在校人员。
（2）成年居民，不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非从业城镇居民。
（3）在校学生，在广西所有高等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中小学校等全日制就读的学生以及托幼机构的在册儿童。
问： 城镇居民门诊医疗享受什么待遇？
答：（1）参保人员在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发生的医疗费用，由门诊统筹基金支付55%，个人支付45%。
（2）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200元/人，超过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的医疗费用由个人支付。最高支付限额适时调整。
问： 城镇居民住院治疗报销比例是多少？
答：统筹地区内住院治疗实行分级报销。
（1）一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报销85%；
（2）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80%；
（3）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70%；
（4）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50%；
（5）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批准使用的体内置入材料费用5000元以下的，统筹基金支付40%。体内置入材料费用（含单项医疗服务项目）5000元以上的，统筹基金支付30%。
问： 住院治疗个人起付标准是多少？
答：年内第一次住院的，三、二、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个人统筹基金起付标准分别为600元、400元、200元；第二次及以上住院的，个人每次统筹基金起付标准分别为300元、200元、100元，从符合统筹基金支付总额中扣除。
问： 哪些单位应参加生育保险？
答：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及其职工或者雇工，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生育保险。用人单位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费。
问： 生育保险待遇有哪些？
答：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
A目前国内并没有哪家保险机构推出叫作“安心游”的旅游或意外险种，因此怀疑你购买的旅游保险名是采用的不正规的广告名。请认证查阅你购买保险时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如果在条款中有规定因为客观原因而发生旅程更改（比如航班延误、突发疾病、天气状况恶劣、当地地质灾害等）进行赔偿的条款，那么你是可以提出理赔要求的。
不过必须提醒你的是：能否获得理赔，还在于你能否证明相应事实和损失的发生。对于保险公司可能在出险后想尽办法减少赔偿金额或拒赔的情况，你在旅途中的相关凭证（例如航空公司证明、医疗证明等）如得到妥善收集，获得赔付或通过诉讼手段得到理赔会更为便捷。
Q有了社会基础医疗保险，还想买些商业健康险，但又觉得一年数千元的保费有点高，有可能使用医保卡余额购买吗？
A可以的，但目前只有很少的城市开通了这种业务，例如苏州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往年结余金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可将1000元以内的个人账户资金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往年结余金额在6000元以上的，可按2000元限额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即便如此，医保卡的余额也只能购买指定保险公司指定险种的保险，例如以前所说的苏州医保卡，就仅能购买太平洋寿险苏州分公司的“吉祥安康”大病保障产品，客观来说，自由度不算高。
不过，除苏州以外，广东省中山、湛江等地也在推行医保卡余额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政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保险品种供你选择。
Q相对美股低迷，近来日股表现不错，国内可有直接投资的渠道？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投资？投资风险几何？
A今年全球股市涨多跌少，特别是以日本、美国股市为代表的成熟市场，收益远超新兴市场和A股市场。日本股市在过去半年中，上涨幅度高达50%，但宏观来看，上涨行情具有不确定性，不宜作为长期投资的首选，如果能够承受风险，不妨短期介入，投机一把。
从日元和日股的走势来看，近一阶段，日股行情还不会中止，但是越临近年底，风险指数越高。但目前国内几乎没有投资日股的通道，因此你也只能选择香港市场公开发售的日股基金进行投资。不过，考虑到日元贬值的因素，如果日股上涨的速率低于日元贬值，你很可能会陷入赢了股票、赔了钞票的尴尬，因此，建议选择以美元计价的日股基金，例如景顺日本动力基金等。此外，香港市场的日股ETF仅有一只，可短期持有，抓紧时间尽享日股上涨的“福利”。
Q白天工作特忙，因此对金交所的周五夜市、银行的理财夜市等项目很感兴趣，如何交易？有什么技巧？
A对黄金这样的全球化投资产品来说，夜间正是欧美的开市时间，对市场价格更具主导性。黄金夜市横跨两天，需要注意区分交易日与工作日，延期交易的资金结算为T+1个工作日，周五夜市算入下周一交易，因此周五日间持有的仓位将进入含周末在内3天的递延费结算。贵金属交易风险高，对专业知识也有较高要求，如果你希望进行稳健投资，银行理财夜市是更好的选择。
现在也有不少银行开设网银、手机银行理财夜市交易频道，开市时间在晚8点左右，会推出独家发售，或收益率方面的优势产品。你可以关注光大银行理财夜市的“逢8专属高收益产品”，每逢8号、18号、28号推出的较高收益理财产品。浦发银行理财夜市的“Q点理财”每周一晚8点至次日早8点发行，支持手机银行、网银认购，每周推出期限分别为1个月、3个月的两款产品，收益率比柜面发售产品略高，投资起点金额为5万元人民币。
Q我是个金银币收藏投资者，近几年也累积了不少藏品，目前国际市场黄金白银价格大跌，我该如何应对？
A决定金银币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金银币的题材、设计、制造工艺、发行量、发行模式、金银价格、消耗沉淀、品相、溢价程度等。在众多影响金银币价格的因素当中，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是金银币的价格基础。不必太担心，国际市场贵金属价格暴跌，对投资金银币的影响，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应对之策，一是介入的时间有讲究，一是选择的品种有讲究。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在经过连续暴跌后，往往会有阶段性反弹行情，在适当的时候选择2013版的1盎司熊猫金币，参与短线反弹的操作，也可博取短线利润。长期而言，那些在底部徘徊时间比较长、对黄金价格暴跌已经没有什么反应的部分金银纪念币品种，不妨收藏持有。待今后金银币市场行情转强，这些金银币品种往往就会领先上涨。金银币市场的疲软，威胁最大的是纪念币中的新品种，因此，密切跟踪和关注黄金价格走势是关键。
Q购房商业贷款有低息的，怎样申请？有哪些问题？
A申请房贷时，贷款种类、申请方式和还款形式都要结合个人财务状况。获得低息贷款当然好，最大的问题是你也许用不了太久！
双周贷每2周还款1次；气球贷利用比较短的贷款周期来计算利息，也就是说贷款周期越短，利率就越低。以3年期贷款利率计算月利息，肯定低于5年期贷款产生的月利息。这类低息房贷产品是银行吸引客户的方式。3年过去需要再提交申请，银行再次审批并且通过，才能发放下一个周期的贷款。如不能通过审核，将给你的财务带来不小的麻烦。而在这期间，如果你的职业、收入、资产状况等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审批通不过。即使申请资格未变，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的连贯性也难以保证，两三年后执行的政策和审批标准都可能发生变化，也会导致申请通不过。因为政策变化和你自身条件变化导致申请被拒，银行会要求你转为普通房贷。因为屋况发生变化导致贷款申请被拒，后果会是银行要求你一次性还清所有余款。
Q妹妹去香港读书，准备趁学业之余做奢侈品代购，我在内地帮她收款转发，以后经常要发生钱款往来，哪种汇款最快最方便？
A与国际速汇业务相比，设有海外分支网点的银行所采用的内部平台汇款业务更适合你的需要，比较之后，我们建议以下几家银行的汇款服务不妨关注一下。东亚银行的内地香港间快速汇款，可通过柜台或网银快速汇款，每个工作日的9：00-15：00汇款，资金可以迅速到账，支持港币及美元，手续费为汇款金额的1‰，最低20港元，最高1000港元。中国银行“中银快汇”，实现三地双向快汇，便于在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迅速灵活地调拨资金，覆盖面广，指定时间到柜办理，当天到账，支持人民币、美元及港元，内地网点的手续费为汇款金额的1‰，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0元，最低为人民币20元。工银亚洲“汇款通”，专门为香港与内地的企业和个人而设，内地通达的城市为北京、上海和广州，中午12点前办理，款项下午汇达；若在下午汇款，款项将于第2个银行工作日汇达。
Q寿险保单2.5%预定利率上限终于放开了，以后买寿险是不是更便宜了？家里已经买了5年的保险要不要退掉？
2014年3月初，记者在医院进行实地采访中发现，在医院病房内被救治的患者中，有很多患儿家庭同陆茶一家的遭遇相似，面临因病致贫、看不起病的困境。
贫困地区儿童缺乏医疗救助、家庭因病致贫等问题，牵动着一些全国政协委员的心。其中，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理事长郭长江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罗茂乡，一直致力于为这类问题鼓与呼。
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法律与生活》记者专访了郭长江和罗茂乡两位委员。他们均表示，尽管国家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对于贫困地区儿童的医疗救助问题仍须加大力度。
我国医疗救助现状
《法律与生活》：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您曾表示，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步建立国家医疗保障、个人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救助三方面结合的大病救助机制。现如今，5年过去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现状如何，有哪些方面得到改善，还存在哪些问题？
郭长江：最近几年，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快速发展。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建成了一张包括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一般医疗救助和疾病应急救助四个层面的医疗保障网。
令人欣喜的是，2014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医疗救助。2014年，我国政府还将加快重特大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设，提高救助水平。这项制度的目标主要是兜扶困、救困的底，它将会对大病救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人们有理由期待其不断健全和发展。
正如一直所强调的，解决医疗保障问题仅仅依靠一方面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资源，才能打造一张真正解决群众需求、符合群众期待的医疗保障网。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制度建设和财政投入等方面作出很多努力，并取得明显成效；市场在开发和创新医疗保障类产品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大病救助类公益慈善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对大病救助体系的不断完善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越来越重视扶持和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通过加大政府采购服务等方式，将一部分暂时难以通过普惠制全民医保制度解决的特殊人群的大病救助工作，委托给社会组织予以落实，如中国红基会的贫困儿童白血病和先心病救助项目。自2009年以来，该项目一直得到我国财政部彩票公益金的资金支持。2014年，我国财政部还决定加大对专门救助白血病患儿的“小天使基金”的支持力度，追加彩票公益金达1.2亿元，一次性地解决在中国红基会排队等待的4000多份救助申请。
中国红基会专门救助再生障碍性贫血贫困患儿的“东方天使基金”也获得“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立项，得到中央财政100万元的资金支持，加上该基金会自己配比的100万元，2014年，这项基金可救助约60名贫困患儿。
在一些基金会不断提升救助规模和救助水平、帮助解决贫困家庭大病医疗费用的负担、尽可能地使这些家庭的患儿得到最基本的治疗等方面，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的资金支持具有决定意义。
诚然，就目前情况来看，受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偏低、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大病救助需求仍非常巨大、迫切。2013年，中国红基会就贫困白血病患儿的生存情况进行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患儿家庭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严重影响患儿治疗和救助的效果。类似的情况在各种重特大疾病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
对于从事大病救助的社会机构而言，未来将面临更多的考验，如扩大救助病种和人群范围、扩大救助资金整体规模、提高单位救助标准、丰富救助模式等。
总体来说，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相关部门长期不懈的努力。
薄弱的儿童医疗保障体系
《法律与生活》：几年前您就曾提到，我国在儿童医疗保障方面尤其薄弱。时至今日，情况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改善？
郭长江：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保护和保障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得到明显改观。但一些问题也同时存在，如一些重特大病种在少儿阶段呈多发状态。这些疾病在少儿时期如能得到有效治疗，疗效比成年患者好很多。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血液类疾病，如白血病。我国白血病发病人群中约40%集中在少儿群体，少儿白血病患者的治愈率远高于成人。这也正是中国红基会“小天使基金”项目将救助对象集中在14岁以下白血病患儿的重要原因。
目前，从国内主要大病救助机构的救助对象范围来看，绝大多数机构将有限的救助资源集中在18岁以下人群。可见，现阶段，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首要方向是加大对这部分人群的救助力度。
《法律与生活》：作为一个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的公益项目，中国红基会的“红十字天使计划”近几年在救助贫困农村儿童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如今情况怎样，在制度层面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郭长江：“红十字天使计划”是中国红基会的核心公益项目。其主要内容一方面是针对特殊贫困人群的大病医疗救助，另一方面是资助贫困地区改善基础医疗卫生条件。
“红十字天使计划”成立以来，共累计救助白血病、先心病、再障、唇腭裂等大病贫困患儿达2万多人。经过8年多的不懈努力，“红十字天使计划”已成为中国大病救助和医疗卫生资助方面的重要公益项目，多次获得中国慈善公益类最高政府奖——中华慈善奖的嘉奖。
近年来，随着政府相关部门的投入持续稳定提升，加上从事大病救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不断增加，救助的力量越来越大，得到救助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供不应求的压力仍突出存在。目前，“红十字天使计划”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供需矛盾问题。相比庞大的需求，救助资源的规模和增速相对滞后，是造成该项目一直存在排队等待救助的原因之一。
要想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有赖于政府继续提升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从制度层面提升一些重特大疾病的医疗费报销比例，进一步推进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要加大对社会组织大病救助的扶植力度；另一方面，参与大病救助业务的社会组织要不断提升工作水平，提供更大规模、更高水平、更专业、更规范的救助服务。
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力下，贫困儿童大病救助工作的推进一定能进入快速稳定的发展阶段。
让因病致贫职工共享改革成果
《法律与生活》：2014年，您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困难居民职工大病医疗救助机制》的提案。提案的背景和内容是什么？
2008年我国建立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制，其中以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类医保险种为主体，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家庭病床、铁路医保等小范围险种作为补充。随着各类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逐渐扩大，2011年我国正式进入“全民医保”时代。文章通过对目前医疗保险基金统筹运行机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指明建立医保基金省统筹运行机制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合理化建议。
1实现医疗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机制的必要性
11医疗保险基金低统筹层次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1）统筹层次低，基金风险大。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至今，我国现已建成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覆盖面稳固在95%以上，与医保政策全覆盖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国医保基金统筹层次比较低，大部分集中在县级，较少部分集中在地市级，只有个别大城市才实现了全市统筹。据统计，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2620个统筹单位，其中约85%是县级统筹。[1]由于医疗保险是对可能出现的疾病风险进行共同分担，在缴费金额固定的情况下，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缴纳基金的规模就越大，县级统筹相对于市级、省级统筹而言参保人数相对少，形成的基金规模和共济能力有限，一旦出现大范围的疫情灾害或意外事故，有限的医保基金安全将存在很大隐患。
（2）统筹层次低，政策不统一，各类成本高。由于经济规模及发展不平衡，不同的统筹地区参保人数与缴费情况存在较大差别，基金统筹支付能力也相对悬殊。目前，各地（市）县都在国家级、省级医保政策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应政策，涉及的缴费基数、起付线、封顶线、支付比例、医保目录等存在着地方差异，同时，不同的医保政策也带来了不同的管理方法和信息结算系统，导致信息系统、基金平台建设的重复投入，各地经办机构和经办人员的重复配备，大大增加了经济成本和人员管理成本。
（3）统筹层次低，异地就医难。医保统筹层次大都在县一级，而较好的医疗资源却相对集中在上一级医院，当出现急、危、重和疑难杂症的医疗救治时，参保人出于自身考虑，往往选择转往资源较好的上级医院治疗，只要参保人离开县级医院统筹范围，就属于异地就医，异地就医不仅仅需要县级医院开具转诊转治申请，经县级医保经办机构审批通过后，还要面临在上级医院就诊时基金统筹政策的不一致，例如增加转外治理费用，降低医保统筹支付额等。如此种种都大大增加了参保人的就医难度和经济负担。
（4）统筹层次低，基金使用效率低下。基金统筹层次低必然出现统筹的单元比较多，出于基金使用安全考虑，每个单元对于医保基金总额的管理目标都是“略有结余”，造成了每个单位的“小结余”聚集在一起使得医保基金总量结余过多，不能完整发挥整个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12建立医疗保险基金的省级统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社会保险法》的要求。《社会保险法》第六十四条明确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现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现省级统筹”。省级统筹是医保较为理想的状态，对提高财务的可持续性、省内报销简化手续和转移接续医保关系、统一报销政策，进而实现全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社会保险法奠定了公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平等权利，影响公平性的主要问题在分配的合理和机会的均等上。[2]医疗保险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同病同治，每个参保人都能公平获得相应的医疗服务。要实现医疗保险的公平性，相关部门应根据国务院部署，按照“统一覆盖范围、统一筹资政策、统一保障待遇、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基金管理”的要求，研制具体实施方案。
（3）优化资源配置的要求。医保基金省级统筹，有利于精简优化医保政策部门和医疗经办机构人员的组织配备，提高人力资源配置，大大节约人力成本及管理成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实现医疗保险基金统筹机制的建议
21适当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引进商业保险
医疗保险统筹支付政策的不统一，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各统筹地区依据不同经济发展情况制定的“以收定支”策略，如何确定合理的医保缴费标准是实现医保基金省统筹的重要前提。我们可以从省级出发，以县为单位，汇总统计最近几年每年缴费基金总额和基金支出总额，测算基金使用和结余情况，在确保基金总额安全的情况下，医保待遇尽量向高标准倾斜。建议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适当提高财政卫生支出水平，强化政府对医疗保险基金的资金支持力度，适当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用以弥补部分贫困县市的缴费资金缺口，适时引进商业保险机构共同合作，为基本医疗保险中的大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补充资金，同时积极探索引进其他民间资金或模式共同筹资。
22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和运行机制
实现医疗保险基金省统筹，不仅仅要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还要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包括医保基金筹资缴费标准、基金支付待遇水平、医保药品目录及诊疗服务项目目录、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政策、医保关系的转移续接等。只有统一各项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实现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3建立统一的信息结算系统和信息平台
建立全省统一的医疗保险信息结算系统和信息平台，实现全省联网现实操作。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即使政策允许实现异地就医结算，也因为信息系统中的医保项目不匹配、信息不完善而造成参保人无法实现联网结算异地报销。因此，要努力建设一个先进的覆盖全省的医保信息系统作为技术支持，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把省、地（市）、县医保经办机构财务、业务、统计、稽核等工作统一到一个平台管理，实现全省医保制度统一、流程统一、操作统一、结果统一，全面提升管理水平。有了全省联网系统，医保监管机构就能及时调取医保基金各类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估，监测医保基金使用情况，对基金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提前预警，合理控制医保费用过高、过快增长，积极引导医保基金在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更合理、更有效率地运行。
24积极探索多种付费方式的改革，确保基金运行安全
当前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医保基金入不敷出，基金风险增大是制约医疗保险基金实现省统筹的一个重要因素。积极探索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逐步由以往按医保项目付费的方式变革为按疾病类型付费，如单病种付费，或按总额预付制等。单病种付费模式是指通过统一的疾病诊断分类，科学地制定出每一种疾病的定额偿付标准，医疗保险机构按照该标准与住院人次向定点医疗机构支付住院费用，使得医疗资源利用标准化，避免医疗单位滥用医疗服务项目、重复项目和分解项目，防止医院小病大治，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总额预付制是根据一定区域内参保人数、年均接诊人数、次均接诊费用来测算年度统筹补偿控制总额，由医保经办机构定期预拨，实行总额控制、包干使用、超支分担的支付方式。?@种支付方式对医院服务质量提出较高要求，使得医院收入不能随服务量增长而增长，只能在总额预算内控制过量医疗服务，一旦超支，就只能和医保机构共同分担，有效遏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确保医保基金运行安全。
2011年5月27日，中医基本现状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建国后第一次进行如此高规格的调查――将动员80万人对全国80万个机构进行相关调查。
这些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对应的是2011年这个新医改的攻坚之年。自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每一项的改革突进都将影响新医改的进程和成果，包括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等。
中医药本身就是“调结构”的一把钥匙，这正是“中医思维”――“未病防病，不贪多”，在新的一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下，中医药将是一个新兴产业，更是一种思想。
持有这种观点的王国强，是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2007年就任现职以来，王国强为这一古老行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走遍全国”，并使得“中西医并重”进入“十二五”规划。
40年前当过赤脚医生的王国强深知，“一把草、一根针”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对于启动两年来的新医改，这种传统意义和精神弥足珍贵。
“治未病”与新医改
从以治病为主，转向未病防病，是目前世界医学界的一个转型趋势，这种趋势与中医讲求的“治未病”理念相契合。但这种理念在其发源地中国并未充分发挥效果。“未病防病”如何成为中国医疗体系的首要理念？
《财经国家周刊》：沉寂多年后，如今大家能感受到中医诊治和中医养生又重新回到了民众生活中，甚至成为社会热点。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医药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
王国强：中医药成为热点还是因为群众基础，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回归。最近出现的张悟本的事情，恰恰从一个层面反映了老百姓对中医和养生保健的需求。老百姓希望什么呢？不花钱也能治病，少花钱也能治病，希望能够防病；讲求食疗，讲求非药物疗法。
对治疗疾病，大部分人希望“快”，希望很快解决问题。包括家长对小孩，儿童的高烧，或者儿童的一些疾病，都希望到医院马上能输液。其实好多的病可能不一定需要输液，用抗菌素。
中医的理论和西医的理论是两个体系，西医讲“对抗医学”，中医讲“整体医学”，西医可能更多是针对病灶，中医讲的是人的整体调整、整体治疗。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是新医改进入攻坚的阶段。如何重建中医药对新医改的贡献？
王国强：中医药这几年来有了很大的新进展。
我举个例子，国家发改委从2008年开始支持在全国建立十个中医药临床研究基地，主要突破中医筛选出来的16个病种。在这些病种的治疗上，中医和西医相比有优势，而且是西医在治疗上有难度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肝病、肾病、血液病包括艾滋病。
我们建立十个临床研究基地，希望每个临床研究基地承担一个病或者两个病，就是用中医理论去研究它，用现代科学技术来阐述研究中医，从理论上、技术上、从药物的研发上、临床疗效评价上形成一个体系。
天士力丹参滴丸为何在美国FDI（联邦药品管理局）通过了二期临床总结，美国人也认识到效果很好。一些美国人讲中医药的时候不再强调一定要讲到什么成份，精确到什么程度，就是临床上用了以后，除了安全性可以，就是临床上的疗效跟阿司匹林、硝酸甘油比较，效果一样，说明这个药还是有效的。所以不是一定要出理论，理论上的东西可能很深奥，可以首先从疗效上和安全性上去做。
如果说用若干年时间，我们16个病种中医都能够拿出很好的疗效，那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对全人类也是一个贡献，因为这些都是世界性的难题。
另外，在这轮新医改中，我们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针对中医药而言就是，怎么样在国家的支持下使得中医药有确切的疗效，跟老百姓贴得很近，无论从医疗上面还是保健方面，另外价格相对便宜。
《财经国家周刊》：新医保制度是新医改五项改革之一。虽然目前的中医药潜力很大，但在事实层面，中医药发展遭到了很多发展制约，比如全面纳入医保范围等现实问题，应该如何突破这些制约？
王国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一个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国的医药卫生发展道路应该有中国特色，而不是去照搬英国的、美国的模式。大家也都看到，英国和美国现在也并不完美。美国也在医改，而且美国的医疗费用高昂，其年人均医疗费用7600美元，总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是17%点多，比我们高得多。
就这样，美国还有4000万人没有享受到医保，现在的医疗保险难以支撑这样一个医疗体系的高昂医疗费用，而且是个无底洞。在美国治那些疑难疾病，包括癌症，花的钱不得了，所以中国不能走那个路。中国也不合适走英国的路、欧洲的路，欧洲确实全面投入，也有好的经验，但他们的医疗效率、治疗效果也遇到挑战。
所以中国新医改、中国的卫生事业，一定要坚持“中西并重”，一定要把两种医学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两种医学优势很好地融合起来，特别是我们要重视中医讲的“治未病”，要关口前移，把真正预防为主，体现在老百姓的健康医学上，体现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中医药相对于西医药来讲，它的诊疗方法比较简单，它不依赖于高精尖的技术，仪器设备，相对来说医疗费用相对是比较低的。
湖南浏阳市社港镇的卫生院，有一个民间大夫。我去看过他的治疗。一个小孩子骨折，X光片看到骨头掉到外面了，如果到西医院肯定马上手术，打钢板也好，打钉子也好，先固定，长好以后二次手术，然后再把钉子取出来，把钢板取出来。我问西医治的话多少钱，他说两次的话恐怕得一万多块钱，而且对手的功能恢复可能还会有影响。而我们那个大夫，上去按住这个手一下一提，就好了。一看片子，骨头复原了，只花了几百块钱。而且不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影响。
目前，中医药传统医学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它和西医药相比是个弱势群体，这些年来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西医药相比那还是发展慢的，我们对中医药在体制、机制、政策、扶持的力度和西医那是差距很大的。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在研究中医药，会不会出现“国内开花国外香”的现象？
王国强：2010年底副主席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大学，专门为一所中医孔子学院揭牌，讲到中医是中华文化精髓，南京理工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联合挂了牌子叫中医孔子学院，这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很好的一个平台。
要在社会上形成中医药大发展的局面，现在要形成两个倒逼机制。
一个倒逼机制就是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倒逼我们中医的学术发展，使中医能够更好地造福老百姓。过去我们可能会说政策不支持，老百姓不认识，发展不起来，现在政策也支持，群众也欢迎，中医的发展就形成了很好的背景支持。“十二五”要好好把握中医药发展，要制定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就应该是国际标准。
第二个倒逼机制就是当中医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之后，国际上越来越关注中医，研究中医，国外投入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力物力去研究它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是不是会中医药墙内开花墙外红，人家研究出来以后回过头来会出口转内销，有的人就曾经扬言，50年以后让中国向外国学中医，这个情势不完全是危言耸听。所以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自己能不能拿出自己的标准来，主导权、话语权、标准的制定权是非常重要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发展窗口
新医改的主题是公益性，对于中药发展而言，产业化是必由之路，代表未来国家发展支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确定并启动，生物医药正是其中一个，这成为中医药发展的一扇崭新窗口。
《财经国家周刊》：中医药产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下，如何借力而为、借势发展？
王国强：在国务院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生物医药是七大产业之一，国家已经把中医医药、现代中药作为生物产业狠抓的一个方面。
现在开发新的药物，难度很大，开发周期长，投入大，这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医药应该说是中国原创的，同时又有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不管是中药成方，还是现在医院里面搞的院例制剂，临床都很有疗效，这都是我们开发中药新药很好的源泉和基础。
加之现在大家对中药的认识已经从“单靶点”变成“多靶点”了，毫无疑问这是很好的机遇。现在正在实施的新药创制重点项目，里面就有国家正在进行的大量投入，研发中药将作为一个主攻方向。
应该让社会资本更多去推进，吸引更多企业关注研发。现在我们国家的重要企业发展非常快，比如梧州中恒药业做的“血三通”，一个药就可以做到90多个亿的产值。
《财经国家周刊》：此外，在新医改的框架内，如何从机制和布局上优化新医改提出的改变“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命题？
王国强：“十二五”期间要在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民族医药、中西结合、国际交流这些方面全面推进。教育如果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出来的中医都不像中医、不喜欢中医、不会用中医、没有中医理念的话，那怎么传承呢？
要构建我们的医疗网络，让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不仅仅局限在有几个医院有中医，中医应该渗透到乡村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知道你们去看了没有，让我很感动的是，一些社区卫生中心的老年人在接受着中医的针灸、推拿、火罐、药浴，这些病到大医院去要排队，可能也还是开点药。在社区卫生院接受这些治疗，效果很好。
为了让中医更多接近群众，所以我们今后三年要继续把中医品牌做下去，推动下去。要做到“三进”，让中医进社区，让中医进农村，让中医进家庭。保健这方面我们要大力弘扬推广“治未病”，预防为主，让老百姓自己掌握，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知识来掌握怎样保健，怎样预防疾病。
在中药研制方面，中药怎么变成老百姓乐意服用的、便于服用的形态，你总不能拿着药出差吧？但是要注意在改革中不能西化，不能把中医的精神丢掉，又走了西药研发的路了。
自己的才是世界的
中医药是中国的，但早已成为世界的。“自己的瑰宝”现在却面临着外来的冲击，这是中国中医药的时代命题，如何对原产地进行深入保护？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财经国家周刊》：中医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应该如何加强？
王国强：这方面应该说是很难的。几千年的方子，可能早已经超过了保护期；另外它是一种知识，人家拿去以后，研究的话，再申请知识产权以后，可能就是对方的了。知识产权战略，因为中医是中国的原创，所以中国应该去重视，就是说我们原创我们要有发言权。
前不久，我们中医针灸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地是让其得以系统的传承。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不是说不让其他国家发展，恰恰相反，应该鼓励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医到了欧洲，它可能有变化，它需要按照欧洲人的习惯用。
《财经国家周刊》：“中医诊疗标准不统一”被一些人认为“事关中医的生死存亡”。另外，中医药的原产地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
王国强：标准化是一种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国际标准委员会已经确定成立一个中医药标准委员会，总部设在中国，秘书处在上海。
当然，我现在也很担心中药的原产地保护，比如要从沙漠里挖甘草，挖锁阳，把土地环境都破坏了。随着资源减少，中医药究竟怎么发展？
另外的难题，是怎样进行规模化建设。我们应该改良它，有些珍贵的、稀缺的，应该找替代品，像牛黄、麝香、虎骨等。虎骨现在不可以用了，怎么弄？麝香非常缺，怎么办？牛黄丸，没有真麝香、没有真牛黄，它有可能疗效就受影响。这个方面需要加强科研，寻求解决。
现在中药材在涨价，为什么涨价？因为粮食在涨价，农产品都在涨价，中药材也是农产品，农民如果卖不出钱他就不种了，不种，中药就没有了。怎样保持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在促进中医药科研创新方面，如何实现突破？
王国强：从中医内部自身来讲，现在存在继承不够的问题――中医的精髓，中医的这些好的理念，我们可能还没有学到，没有继承下来；同时创新不足，就是说怎么样满足现代人对中医的需求。很多人在问，中药怎么进行改革，我认为应该在保持中医的特色和理论的基础上，使它变成老百姓乐意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
比如说，复方是中医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所谓复方就是“多靶点”，既要“治局部”，同时要“调整体”，比如扶正祛邪，同时清热解毒；同时它又能通过药检部门的检测，能够标准化，能够做成非常疗效确切的制剂，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很多的科研工作。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走向西化了，中药提取单一成份，就变成一个从西药的概念去看中药，这样很容易把中药的精髓和特色消除掉。你看《黄帝内经》、《伤寒论》都是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它和西医还不一样，怎么样把临床的经验能够很好总结出来，能够形成口碑性的推广实用技术这个过程，是一个课题。
创新是全方位的，包括理论创新、中医的技术创新、中医的诊断方法创新、中医的疗效评价创新；在中医药的产业方面，包括中医药制剂、中医药药效、中医药祖方这方面的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中医在如何解决现代疾病方面尚有欠缺，在一些现代疾病方面我们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医药。中医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王国强：国际上对现代医学的模式和现代医学的理论都在认真反思。对抗医学有它的先进性，比如说依靠高科技、先进仪器设备和有效药物，它可以对某些疾病、某些病灶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发展很快。
但是这种对抗医学，它只是治疗局部，比如说杀灭细菌、病毒，切除病变，应该说对挽救生命、治疗疾病有很好的疗效，但是发现有些不是局部就能解决问题的，还是一个整体的问题。这样中医的整体医学就越来越重视，受到国际关注。
中医教给我们“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和外部的关系”、“四季对人的影响”。日常的生活节气变化和人内部的和谐是有关系的。另外，如果局部有病灶，按照中医的理论讲，就是脏腑之间有相关性，比如说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肺开窍于鼻，脾胃开窍于口，脏腑之间的相关关系和人的整体是有关系的。
有些疾病不是治局部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要调整体治局部，大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医学模式要转变，要从以病灶为主，向整体转变。从治疗疾病，到先预防疾病；从以病为主，到以人为中心这样的转变，这也是世界上的一个趋势。
各个国家实际上都有宏观调控。所以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干预过多。哈耶克早就抱怨美国经济已经整个是社会主义的了。我国的宏观调控与别的国家并无本质区别。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都比一些人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大。我国经济中一边是长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一边是繁琐的审批程序；一边是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协调不够，一边是高度中央集权。这里有我们认识不深、经验不足的科学理性欠缺因素，但主要是手握调控权的机构和人员权力行使不够公开透明，没受到应有监督制约的公正德性欠缺因素造成的。同时，央企高管和宏观调控机构领导的转换任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复活。[3]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推出的四万元刺激计划使得国进民退。今后，我国宏观调控不应是加强而应是调整改善到国家通行水平。让人欣慰的是总理在2013年人大会后答记者问里说我们要减少审批，以减少寻租腐败空间，释放活力，提高效率。可见，对公有制、按劳分配、宏观调控，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一方面要探索完善。同时，还要探索其他制度性安排作为补充。阶梯按需分配就可以作为这样一种补充来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
二、阶梯按需分配的具体设想
（一）现有基础按需分配的理论革命导师早已提出，当然革命导师说的是完全的按需分配。对部分产品和服务进行的按需分配，实际上在我国早已存在，如免费的中小学教育、合作医疗、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免费开放等。2013年3月17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如果说政府也是民生政府的话，就要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来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其中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等，努力逐步把短板补上。还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些人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所以政府要尽力，并且调动社会的力量，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总理明确提出保障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让人欣慰。但确定特困标准，对特困群体实行实时监督以保证脱困人群及时退出保障体系需要花费不少精力。同时，这会让不少纳税人产生这个群体增加了他们的纳税负担的想法。要知道，今后必将是我国纳税人意识不断觉醒的时期。所以，不如实行由政府按照保障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的标准免费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
（二）推进方向1.免费住房。住房上借鉴丹麦全民免费住房的制度，即任何家庭只要没有住房，都可向政府申请免费住房。富裕的有房者只要卖出现有住房，自然也可以无差别地申请。同时免费住房实行每月一定免费额度的水电气供应。另外各地普遍设立救助站。山东临沂由政府出资设立并补贴运营的面向打零工者的一元钱旅店也值得推广。2.免费教育。我们国家已经实行了九年制免费教育和免除部分中专技校学生的消费。现在需要实行免费政策全阶段覆盖。即学前教育、高中、大学、研究生教育全免费。近年教育部要推出的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是令人遗憾的。据说是因为有人说本科生收费，研究生为什么免费。这颠倒了方向。应该问，研究生教育免费，为什么不实行本科生免费教育。同时政府还应出资在学校推出免费午餐，小学生实施课间免费营养加餐，在给中小学生免费发放夏装、春秋两季及冬装校服的基础上。3.免费医疗。现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也是多轨制，有公务员的医疗体系，企业职工的医疗体系，新农合农民的医疗体系，城市居民的医疗体系。建议借鉴陕西神木模式，在全国推广。即对全国所有公民实行免费医疗，但要有一定的医疗费起付线加封顶制度。
（三）经费来源实施阶梯按需分配的设想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若通过加税来实现，一是会加重企业和个人负担，抑制经济活力；二是可能引起各方反对力量借势攻击此方案。现实途径是国有企业变现。前文公有制部分已经论及其自身难以解决的定位问题，没有再存在的必要。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年国有企业上市要划拨部分股份给全国社保基金的制度。现在应扩大划拨比例。对无上市计划的国企另作安排。
三、阶梯按需分配对当今几个热点难点经济问题的化解
（一）最低工资问题由政府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并不能真正保护劳动者利益，还会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种种危害。对此一些学者早有论述。简单地说，工资价格只能由市场决定。试想，某地政府把最低工资价格定位每月1000元，而当地一些企业有一些工作岗位的工资只有低于800才对企业有利，同时也有人愿意以低于800元做这些工作。若政府不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就会削弱法律权威。同时选择性执法必然带来权力寻租与腐败。若政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那么企业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提高这些岗位的工资———结果是有的企业盈利减少，发展受限，有的企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就此关门。要么为避免上述不利局面而宁可不招人———结果是既剥夺了企业发展机会又剥夺了人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的机会。无论如何都会妨碍企业发展，而这会使劳动岗位相对求职者进一步稀缺，劳动者的长远利益也要受损，政府的税收也会减少。实际上是资方、劳方和政府的三输局面。最近经济界较多地在谈论德国经济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后在西方国家中一枝独秀的现象。原因是危机前几年施罗德政府就改革了僵化的劳动制度，推动灵活就业。当然，现代文明社会不能坐视劳动者付出劳动却难以糊口养家的不人道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阶梯按需分配制度来解决这一矛盾。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是政府的天然职责。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是把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的一种推卸责任、避重就轻、角色错位的错误安排。现在，我国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呼吁加强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府一旦采纳这种建议，贻害无穷。同时，也只有尽快公布实行、不断完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才能对这种建议釜底抽薪。
（二）养老金问题我国的养老金双轨制受到越来越多地批评。实际上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是四轨制，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高养老金、企业职工的中等养老金、新农保农民的低养老金、一些城乡居民的零养老金。现在，企业职工要求向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金标准并轨的呼声很强。即使这二者并轨了，我国的养老金制度的不公平仍然存在，甚至和后两种人的差距更大了。若我们能实行上述阶梯按需分配的设想，可以实行全民养老金大并轨，统一按照低标准发放。以现在的物价来看，每月不需超过500元。有人会争论说虽然这里省下来资金了，但实行上述设想也增加了开支，总开支不是一样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养老金的支出是刚性的，每人都得发放。教育、医疗的支出是有很大弹性的，即不是每个人都要上大学、生大病。
（三）价格补贴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垄断行业的价格除非在紧急状态下不应该有政府干预、管制。现在我国的难题在于一些产品、服务价格若放开管制，短期内会上升，给低收入阶层造成压力。但不放开价格管制，不取消对生产者的补贴，就不可能摆脱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的紊乱和政企不分的顽症。有了完善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作为保底支撑，我们就可放开价格管制，取消对生产者的补贴，健全理顺市场经济体系。让人欣慰的是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向消费者发放价格补贴。2012年春节前，为确保城乡困难居民安心过年，成都启动了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向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价格补贴，补贴金额共计4.87亿元，补贴对象除成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城乡重点优抚对象、市属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三无人员”之外，还扩大到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未达到低保标准但收入较低的其他困难群众。2011年以来，成都积极运用价格调节基金，补贴城乡困难群众，充分发挥了价调基金服务民生的作用。2011年全年成都共发放价格补贴金额总计近6亿元，约220万人次受益。[4]2014年5月，三亚市财政计划将2.2亿多元的资金作为物价补贴发放给全市约64万名市民，被称为“全民红包”。“红包”的发放对象为具有三亚本地户籍的城乡居民，以及交足6个月医保的非本地户籍在职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上半年一次性360元。[5]受外来旅游者和购房者影响，三亚市场价格居高不下，而这不是本地政府能控制得了的，发放价格补贴可谓一举两得。几年前，兰州市面对拉面成本上涨引起的拉面价格上涨，拉面大中小碗的限价。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经过短暂寒暄，王荣锋带着老梁在药房取了几盒药，叮嘱老梁饮食中要注意的事项，并要按时吃药。“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党和政府！不是你们帮，我咋得过活。”老梁一边往外走，一边重复着这句话。
老梁家住双井社区5组，家中五口人，自己患有高血压，老伴也患有颈椎病，儿子、儿媳妇常年在外打工。2015年，老梁突发脑梗导致半身行动不便，对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经济紧张，每年近千元的药费，成了他最大的负担。2016年脱贫攻坚启动以来，镇政府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因病致贫的原因，为老梁申请办理了慢性病救助政策，免费发放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在卫生院住院时免收起付费，同时安排住进扶贫病房，免收挂号费、床位费、诊查费、注射费。2016年，老梁在门诊免费领药7次共1500余元，和老伴在吕河中心卫生院住院期间共花费了4572.37元，通过实行健康扶贫政策，在原合疗报销的基础上，再减免各类自付费用近1000元，剩余自负费用不足200元。拿到费用清单的那一刻，老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感叹地说：健康扶贫政策帮了我的大忙，这要放在前两年，我这病都不敢进医院去看。
免费发放治疗高血压药物的政策，只是旬阳县健康扶贫政策中的一项。从2016年4月1日开始，对全县在册贫困户家庭成员中经鉴定为高血压病、冠心病、重性精神病、心脑血管病后遗症、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肺结核、癫痫和肾病综合征等10种门诊慢性病的，每种病保障供给10种以上常用基本药物，按照“一病一方案、一人一处方”的原则由全县各定点医疗机构成立慢性病服务医师团队，为贫困患者提供开方取药和慢性病管理一站式服务，患者持“新农合一卡通”在镇卫生院和县博爱医院（限重性精神病）看病，实行免费药物供给。
老梁的情况，只是旬阳县健康扶贫工作中的一个缩影。
旬阳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总人口46万人。通过精准识别，全县共有30149户贫困户、85873名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到22.5%。在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13928户38853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45.2%。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旬阳县按照“健康扶贫脱贫一批”的要求，瞄准因病致贫（返贫）、病贫叠加等突出问题，按照“健康扶贫脱贫一批”的要求，以慢性病治疗“药品供给制”为抓手，探索出了“政策发力、加大投入、服务支撑、助力脱贫”的健康扶贫“旬阳模式”。
靶向施策，多措破解因病致贫难题
精准脱贫中如何实现精准的要求，哪些是因病致贫群众？致贫的主要疾病是什么？这是旬阳县健康扶贫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为此，旬阳县制定了“乡村医生+乡村干部、镇卫生院+镇政府、卫计部门+扶贫部门”的“3+3”调查审核工作方案，充分发挥卫生计生资源优势和服务特色，找准卫计系统与各级各有关部门精准识别的结合点，第一时间摸清因病致贫人口数量、病种底数和看病就医费用，及时录入陕西省因病致贫群众信息系统，建立因病致贫户健康档案，为出台健康脱贫政策和科学帮扶方案打下坚实基础。经过前期摸底调查，全县建档立卡因病致贫群众按病种细分为16大类161小类，分别建立了个人档案。
底子清了，切实有效的帮扶措施是解决贫困群众因病致贫的核心。“对因病致贫家庭，我们要制定科学的救助政策和措施，让群众少花钱、看得好病，为贫困群众实现全面脱贫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旬阳县委书记梁涛说。
旬阳县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县情实际，将政策最大限度地向贫困户倾斜，出台以“9免费2提高1降低”为核心的脱贫政策。“9免费”，即：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县内公立医院住院免收挂号费、床位费、诊查费和注射费；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和失去劳动能力贫困户免缴合疗基金；在镇卫生院住院免缴住院起付费，合规费用全部纳入报销范围；农村参合贫困人口门诊统筹中一般诊疗费由新农合全额报销；对符合矽肺特征的尘肺病患者实行定点医院免费治疗；对高血压等10种Ⅱ类门诊慢性病，实行“一病一方案、一人一处方、药物免费供给”，实现兜底保障。“2提高”，即：贫困户住院费报销同比提高10%；对农村参合贫困群众患者提高慢性病门诊报销封顶线，Ⅰ类慢性病封顶线从20000元提高到25000元，Ⅱ类慢性病封顶线从1500元提高到2000元，同时患两种以上Ⅱ类慢性病封顶线从2300元提高到2500元。“1降低”，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首段起付降低50%，从10000元降到5000元。
好政策很快就让贫困群众受益。金寨镇寨河社区五组的冯中云，一家三口住着三间陈旧的土坯房，女儿上学，主要经济来源依靠丈夫李阳明打零工，生活困难。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10月，冯中云在十堰太和医院诊断为食道癌，丈夫李阳明一边要照顾身患癌症的妻子，一边要供养女儿上学，家中状况举步维艰。健康扶贫政策出台后，金寨镇卫生院院长楚文博第一时间将冯中云列为卫生院包帮户，并将政策带给了她。冯中云前后在金寨镇卫生院累计住院11次，花费近2万元，除去合疗报销了15000余元外，健康扶贫政策再次为她减免近2000元。其丈夫李阳明逢人就说：“医院做得好，党的政策好，要不然爱人只能听天由命了。”
政策落地，让贫困群众健康脱贫有保障。通过实行慢性病药品免费供给制，从根本上减轻了慢病患者长期服药的费用，使她们轻装上阵投入生产生活，为全面脱贫提供健康保障；通^提高对大病患者合疗的报销比例，在政策上“特惠”帮扶，消除治病花费对加快脱贫的影响；对尘肺病等疾病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实行定点医院免费治疗，切实减轻就医负担，缓解生活压力，加快整体脱贫步伐。
全员出动，人人包帮因病致贫群众
2016年3月30日晚8时，旬阳县棕溪镇杨河村的健康帮扶员小陈接到一个电话：“小陈吗？我这会儿难受得很，快来救救我！”
小陈一看电话，是本村的龚老太太，她家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家里就她一个人。时间就是生命！小陈一边立即赶往患者家中，一边与该村村干部和120急救中心联系。到现场一看，由于心慌、胸闷、气急，老太太已无法平躺，只见她蹲在家门口的一棵树下，痛苦地闭着双眼，双手握在胸前，呼吸艰难。很快，服下速效救心丸，大流量氧气吸入，小陈拉着老太太的手安抚和鼓励，医生现场初步做检查，几分钟后，患者情绪趋于平稳，症状稍微缓解，转诊程序立即启动。
旬阳县在推进健康扶贫的进程中，针对谁来扶的问题，抽调医务人员360名，组成健康帮扶小组169个，为群众提供健康教育、健康体检、双向转诊、医保报销等全方位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了全县21个镇贫困村健康帮扶全覆盖。在每个村卫生室门前，都悬挂着健康脱贫联村工作组公示牌，一个工作组3人，组长由各镇卫生院院长担任，剩余两名医护人员从县直医疗机构抽调，组员照片、工作单位、联系电话一并公布。健康帮扶小组的组建，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是实现贫困群众“健康脱贫一批”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全县各级公立医疗卫生计生机构充分发挥公益职能，县医院全面开展“感恩家乡、健康帮扶”主题活动，在帮扶87个贫困村的基础上，再抽调408名职工分成21个小组，对口分派至21个镇的136个非贫困村（社区），实现对全县所有的村健康帮扶全覆盖。建立一对一的对口健康支援关系，组建“感恩故乡情，名医家乡行”义诊医疗队，开展健康巡回义诊，建立“一户一本台账、一户一个脱贫计划、一户一套帮扶措施”的健康帮扶模式；县中医院开展“五项承诺”做实健康扶贫，承诺：五保户住院费用全免并提供免费伙食，低保户住院费用享受国家相关政策之外的自费部分全部免费（不含起付费、高值耗材、特殊材料），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享受国家各种政策报销之后的自费部分（不含起付费、高值耗材、特殊材料）医院再减免50%，“三无”病人应急救助费用全免，为五保、“三无”病人提供志愿者服务。县妇幼保健院针对政策不清、看病不便、看不起病三个问题发力，明确在包联的镇村通过宣传、逐村开展大型诊疗活动、开通贫困户急救绿色通道、医院进行费用补助、免费接送等形式开展健康帮扶。县疾控中心将“免费健康体检，免费义诊咨询，免费发放药品，免费健康讲座”作为“健康大礼包”送到贫困群众家门口。镇卫生院在健康脱贫战场的最前沿，担当主阵地，全体医护人员在做好联村包户任务的同时，人人包帮因病致贫群众，全面落实健康脱贫政策，切实减轻贫困群众就医负担。
深化改革，为健康脱贫提供强力支撑
旬阳县政府县长陈红星在调研健康扶贫工作时强调，“我们要通过健康扶贫政策的实施，解决群众因病致贫的问题。同时，要通过深化医改，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防止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在全面推进健康扶贫的同时，旬阳县全力做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加减法”，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设、降低运行成本、减轻群众负担、助力健康扶贫。
在优化服务上做“加法”。加强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县财政投资2000万元改建和新建169个贫困村卫生室。推行院长年薪制，探索县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编制备案管理、全员聘用制，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2016年招聘大专以上医学生105人补充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缓解医务人员紧缺状况。县财政加大对大型医疗设备购置补贴力度，2016年度县财政专项补贴597万元，极大地提高了检查、检验水平，方便群众就医。推行新农合支付总额预付制度，建立完善监管体系，当年向医疗机构预拨新农合基金2000万元，缓解医疗机构资金运行压力。
在群众就医负担上做“减法”。全面推行分级诊疗制度，推进低价药挂网采购、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集中采购，切实降低药品、耗材价格，在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的同时有效保障了新农合基金安全，也为健康脱贫腾出了资金空间。
通过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惠民效应已初步显现。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县贫困系统内患慢性病8658人，患大病14051人；药品专供报销7238人，补贴资金981.3万元；提高报销比例14051人，住院报销10801万元，提高报销比例后多报销1080万元；免收住院起付费4371人87.4万元，为3880名丧失劳动能力贫困群众购买合疗62.08万元，累计已为困群众减轻医疗负担2210.78万元。
一、阶梯按需分配的具体设想
（一）推进方向1.免费住房。住房上借鉴丹麦全民免费住房的制度，即任何家庭只要没有住房，都可向政府申请免费住房。富裕的有房者只要卖出现有住房，自然也可以无差别地申请。同时免费住房实行每月一定免费额度的水电气供应。另外各地普遍设立救助站。山东临沂由政府出资设立并补贴运营的面向打零工者的一元钱旅店也值得推广。2.免费教育。我们国家已经实行了九年制免费教育和免除部分中专技校学生的消费。现在需要实行免费政策全阶段覆盖。即学前教育、高中、大学、研究生教育全免费。近年教育部要推出的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是令人遗憾的。据说是因为有人说本科生收费，研究生为什么免费。这颠倒了方向。应该问，研究生教育免费，为什么不实行本科生免费教育。同时政府还应出资在学校推出免费午餐，小学生实施课间免费营养加餐，在给中小学生免费发放夏装、春秋两季及冬装校服的基础上。3.免费医疗。现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也是多轨制，有公务员的医疗体系，企业职工的医疗体系，新农合农民的医疗体系，城市居民的医疗体系。建议借鉴陕西神木模式，在全国推广。即对全国所有公民实行免费医疗，但要有一定的医疗费起付线加封顶制度。
（二）经费来源实施阶梯按需分配的设想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若通过加税来实现，一是会加重企业和个人负担，抑制经济活力；二是可能引起各方反对力量借势攻击此方案。现实途径是国有企业变现。前文公有制部分已经论及其自身难以解决的定位问题，没有再存在的必要。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年国有企业上市要划拨部分股份给全国社保基金的制度。现在应扩大划拨比例。对无上市计划的国企另作安排。
二、阶梯按需分配对当今几个热点难点经济问题的化解
（一）最低工资问题由政府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并不能真正保护劳动者利益，还会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种种危害。对此一些学者早有论述。简单地说，工资价格只能由市场决定。试想，某地政府把最低工资价格定位每月1000元，而当地一些企业有一些工作岗位的工资只有低于800才对企业有利，同时也有人愿意以低于800元做这些工作。若政府不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就会削弱法律权威。同时选择性执法必然带来权力寻租与腐败。若政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那么企业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提高这些岗位的工资———结果是有的企业盈利减少，发展受限，有的企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就此关门。要么为避免上述不利局面而宁可不招人———结果是既剥夺了企业发展机会又剥夺了人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的机会。无论如何都会妨碍企业发展，而这会使劳动岗位相对求职者进一步稀缺，劳动者的长远利益也要受损，政府的税收也会减少。实际上是资方、劳方和政府的三输局面。最近经济界较多地在谈论德国经济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后在西方国家中一枝独秀的现象。原因是危机前几年施罗德政府就改革了僵化的劳动制度，推动灵活就业。当然，现代文明社会不能坐视劳动者付出劳动却难以糊口养家的不人道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阶梯按需分配制度来解决这一矛盾。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是政府的天然职责。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是把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的一种推卸责任、避重就轻、角色错位的错误安排。现在，我国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呼吁加强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府一旦采纳这种建议，贻害无穷。同时，也只有尽快公布实行、不断完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才能对这种建议釜底抽薪。
（二）养老金问题我国的养老金双轨制受到越来越多地批评。实际上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是四轨制，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高养老金、企业职工的中等养老金、新农保农民的低养老金、一些城乡居民的零养老金。现在，企业职工要求向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金标准并轨的呼声很强。即使这二者并轨了，我国的养老金制度的不公平仍然存在，甚至和后两种人的差距更大了。若我们能实行上述阶梯按需分配的设想，可以实行全民养老金大并轨，统一按照低标准发放。以现在的物价来看，每月不需超过500元。有人会争论说虽然这里省下来资金了，但实行上述设想也增加了开支，总开支不是一样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养老金的支出是刚性的，每人都得发放。教育、医疗的支出是有很大弹性的，即不是每个人都要上大学、生大病。
（三）价格补贴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垄断行业的价格除非在紧急状态下不应该有政府干预、管制。现在我国的难题在于一些产品、服务价格若放开管制，短期内会上升，给低收入阶层造成压力。但不放开价格管制，不取消对生产者的补贴，就不可能摆脱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的紊乱和政企不分的顽症。有了完善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作为保底支撑，我们就可放开价格管制，取消对生产者的补贴，健全理顺市场经济体系。让人欣慰的是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向消费者发放价格补贴。2012年春节前，为确保城乡困难居民安心过年，成都启动了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向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价格补贴，补贴金额共计4.87亿元，补贴对象除成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城乡重点优抚对象、市属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三无人员”之外，还扩大到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未达到低保标准但收入较低的其他困难群众。2011年以来，成都积极运用价格调节基金，补贴城乡困难群众，充分发挥了价调基金服务民生的作用。2011年全年成都共发放价格补贴金额总计近6亿元，约220万人次受益。[4]2014年5月，三亚市财政计划将2.2亿多元的资金作为物价补贴发放给全市约64万名市民，被称为“全民红包”。“红包”的发放对象为具有三亚本地户籍的城乡居民，以及交足6个月医保的非本地户籍在职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上半年一次性360元。[5]受外来旅游者和购房者影响，三亚市场价格居高不下，而这不是本地政府能控制得了的，发放价格补贴可谓一举两得。几年前，兰州市面对拉面成本上涨引起的拉面价格上涨，拉面大中小碗的限价。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问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现在城镇化程度明显偏低，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农民工无法完全转为市民。若有了完善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作为保底支撑，进城农民工没了后顾之忧，就可以完全转为市民。农村的宅基地和耕地就可以放心转让出去，农村耕地就会加快流转到种粮大户或专业合作社，加快农业现代化。
三、推进阶段性按需分配是彰显我国制度优势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制度。其优越性要靠理论论证、新闻宣传，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现实实践和人民感受。在当今国门大开、网络资讯触手可及的时代，西北欧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高福利虽被一些理论权威定为无足可取，但无法打消普通民众的称羡；就连一般被认为自由放任国家的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推出了全民医保法案。过去三十年我们的优势是经济快速发展，但此种快速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增长速度终究要回落到一般水平。在此形势下，我们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彰显我国制度优势，就必须在理论上放弃那种按需分配还不具备条件的陈旧说法，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的宣布按需分配的优越性，在实践上尽快完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
作者：胡凯基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关键词] 癌痛；品；疼痛评分
[中图分类号] R969.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2（c）-0096-04
Analysis of the anesthetics used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pain in Yuhuan County in 2011
LIN Hua LIU Qiyi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Yuhu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Yuhuan 3176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nesthetics used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pain in Yuhuan County in 2011，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rugs， ADR and other influences on pati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anesthetics， moreover， to call for the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medical workers， patients and patients' family and other parties. Methods A EXCEL forms was pre-designed. Five medical units qualified to use anesthetics in Yuhuan County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basic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out-patients with cancer pain， the use of anesthetics and assistant drug would be registered. Before purchasing medicines， the cancer pain was assessed by the pain scores rule， and the effect of drug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most common medicine for out-patients with cancer pain was Morphine Sulf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followed by Fentanyl Transdermal System. The percentage of the out-patients with cancer pain who purchased the drugs for less than twice was about 54.41%，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out-patients with cancer pain who purchased the drugs only for once was about 37.74%. In the summary evaluation on the whole treatment， the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pain accounted for the major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tients were not relieved from the standardized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relieving effect of the drugs on the clinic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pain is not outstanding in Yuhuan Coun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ment on cancer pain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Key words] Cancer pain； Anesthetics； Pain scores
据WHO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患者1000万。该类患者中30%～50%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我国每年约有180万新发癌症患者，约有50万癌症患者经受疼痛的折磨，使患者在生理、心理、社会精神等方面受到严重影响[1]，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癌痛率可达60%～80%[2]，癌痛让患者痛苦、焦虑，甚至丧失生活信心，加速病情恶化[3]。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多种原因，很多癌症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期，且80%的患者就诊于基层医院。根据玉环县（以下简称“我县”）肿瘤报卡，2011年新诊断癌症患者1212人，占全县总人口比例的0.29%，2011年因肿瘤原因死亡204人，其中111人为2011年确诊癌症患者，2011年癌症确诊患者的病死率为9.2%，也就是说十个确诊癌症患者中，当年就会有1人因肿瘤而死亡。为了解我县门诊癌症患者的癌痛治疗现状，调研癌痛患者在基层医院的控制水平以及相关使用问题。由玉环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药剂科申请，联合全县具有品供应资格的5家医疗单位，对有品专用病历的癌痛患者实行跟踪记录，历时1年，现做如下汇报：
1 对象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一是联合我县有品购用印鉴卡的5家医疗单位，玉环县人民医院、玉环县第二人民医院、玉环县中医药、玉环县红十字会医院、玉环县陈屿卫生院。通过前瞻性设计EXCEL表格，由5家门诊药房专职药剂师进行登记。对象为2011年到5家医院办癌痛专用病历的患者。登记内容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地址、文化程度、职业、癌症类型、诊断医院、诊断时间、治疗手段、医保情况；每次购药时登记内容包括：止痛药名称、用药种数、开始服用时间、药品不良反应、辅助用药、药品价格、疼痛评分。二是2011年我县肿瘤报卡中癌症患者的资料；三是2011年我院门诊有专有病例的癌症患者回访记录；四是2011年我院门诊和住院特殊药品使用登记表。
1.2 方法
对所得的资料采用EXCEL数据处理系统进行统计，并对每项进行汇总、排序。5家医院都统一用疼痛评分尺来对患者进行疼痛评分，疼痛评分尺由北京萌蒂公司提供。一面为脸谱评分法（VAS法），一面为数字分级法（NRS法）。每次购药前，用脸谱评分法让患者家属辨认，再由药剂师转换为数字分级法进行疼痛评分登记。采用0～10 NRS评分法：0为无痛，10为最严重疼痛。1～3为轻度疼痛，4～6为中度疼痛，7～10为重度疼痛[4]。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情况分析
共收得204张登记表，其中男144张，女60张，分别占总人数的70.59%和29.41%；患者年龄分布广泛，为27～92岁，以60～80岁最多，40岁开始使用率明显上升，未见儿童使用，这与中老年人群癌症发病率高有关。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 癌痛患者一般情况分析
2.2 癌痛患者癌症类型
根据癌症部位命名，共有28种癌症诊断。从表2可知，癌痛患者应用品占前5位的分别为：肺癌患者、肝癌患者、胃癌患者、肠癌患者和胰腺癌患者。在癌痛的性别比例中，男性占70.59%。第1位为肺癌，占所有癌痛患者的比例为26.96%。在前5位癌痛的性别构成比中，男性肝癌、肺癌率明显高于女性，这也许与男性喜欢饮酒和吸烟有关，特别是肝癌癌痛患者，男性占83.33%。从2011年全县肿瘤报卡中癌症确诊患者中，肝癌的男性比例为81.13%，同样可以得到确证。其他如胃癌、肠癌和胰腺癌，癌痛比例同样是男性占多数。表3的统计数据同样支持表2所得出的结论。但从表3可知，男性患癌比例为56.52%，这说明总的患癌比例男女还是比较接近的。
表2 癌痛患者常见癌症类型及性别构成比[n（%）]
表3 玉环县2011年肿瘤报卡中癌症确诊患者常见癌症类型
及性别构成比[n（%）]
2.3 品使用情况
我县目前供应的品有5种，分别有吗啡缓释片（美施康定）、芬太尼透皮贴（多瑞吉）、可待因片、吗啡针、哌替啶针。根据目前统计，用于癌痛患者品有4种，最常用的为吗啡缓释片，吗啡可用于癌症患者的长期治疗，是“癌症三阶梯治疗”推荐治疗癌症疼痛的首选药物[5]。根据统计，2011年我县门诊癌痛患者单用吗啡缓释片的为91人，占全部用药人数的44.6%，最多用到2次/d，8片/次；单用吗啡针剂的18人，占用药总人数的8.8%，最多用到4支/q6h；单用芬太尼透皮贴剂的13人，占用药总人数的6.4%，最多用到一次4张。联合用药情况，基本为三种，用得较多的为吗啡缓释片加芬太尼透皮贴剂，其次为芬太尼透皮贴剂加吗啡针和吗啡缓释片加吗啡针。哌替啶已不用于癌痛患者镇痛治疗。癌痛患者有37%在使用阿片类止痛药前已开始使用其他止痛药，并且部分患者在阿片类药物使用期间也合用其他止痛药。辅助止痛药有曲马多片、非甾体类抗炎药、苯二氮卓类（如安定）等，其中用得最多的为曲马多片。阿片类止痛药最常见的副作用为便秘、恶心、呕吐、头晕、嗜睡等，与登记情况相符。可加缓泻剂、止吐药用于对抗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反应。由于购药者大多为患者亲属，对患者病情的认识是间接的，登记时可能会存在漏登的情况，有不良反应者约占8.29%，该类药品总体耐受性较好。患者治疗基本符合三阶梯治疗原则。
2.4 购买次数、费用及保险情况.
对于首次购买品者，门诊药房的药剂人员会告知办理品专用病历及其他相关手续，对于拥有专用病历的患者会按文件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购买次数≤5次者156例（76.47%），占2/3多；购买次数≤2次占54.41%，占了一半多；其中，购买1次为77例（37.74%），购买2次为34例（16.67%）。购买次数最多为35次，也为费用金额最高的患者，合计金额8911元。我县癌痛患者中农医保126例，自费52例，占癌痛总人数的87%，门诊不享受报销。
2.5 癌痛评分情况
采用VAS法和NRS法相结合评价疼痛程度。购买阿片类药物的癌痛患者多处于生命终末期，大多由亲属来购买止痛药物，每次购买阿片类药物前由购买者通过VAS法辨认疼痛程度，再由药剂人员转换为NRS法（0～10）进行登记。表4中对购买2次以上麻醉性镇痛药的患者首次购买和末次购买的疼痛评分进行汇总，中重度疼痛患者占大多数。对每例患者治疗过程的疼痛评分情况按加重、不变、减轻、减轻到加重进行统计，疼痛评分升高的患者31例，占25.40%，疼痛评分不变的患者50例，占40.98%，疼痛评分下降的患者28例，占22.95%，疼痛评分有所下降又上升的13例，占10.66%。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到，从止痛治疗开始到生命终结，癌痛几乎没有得到缓解。癌症疼痛是癌症患者主要痛苦之一，是造成癌症患者恐惧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时甚至胜过死亡的威胁[6]。以上数据反映出门诊癌痛患者没有得到很好的镇痛治疗。
2.6 门诊有专用病历的癌痛患者回访情况
我院2011年建有专用病历的癌痛患者共55例，根据随访记录，其中43例当年死亡，死亡率为78.18%。说明来门诊办专用病历的癌症患者，都是接近死亡边缘的患者。43例死亡患者中，14例有住院记录，29例无住院记录，从办专用病历到死亡的平均日期住院者为52.93 d，没有住院记录者为24.45 d。
3 讨论
我国推行WHO癌症三阶梯止痛原则至今近20年，付出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数十万癌症疼痛患者从中受益[7]。但据最新统计资料，我国肿瘤疼痛患者中仅有41%得到有效缓解，而晚期癌症疼痛仅有25%得到有效缓解。这说明还有许多癌痛患者是在长期忍受癌症疼痛折磨中走过他们的最后人生。由于多方面障碍因素及地区发展不平衡，许多癌痛患者仍未得到合理止痛治疗，如何能进一步提升我国癌症疼痛规范治疗整体水平，让更多癌症疼痛患者得到合理止痛治疗，是临床实践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2007年，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一级诊疗科目“疼痛科”，要求在二级以上医院开展“疼痛科”诊疗科目诊疗服务。2011年3月原卫生部颁发开展了“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创建活动通知。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和推进，说明了我国治疗癌痛的决心。为避免形式主义，避免走过场，切实改进癌痛治疗临床实践，“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创建活动列出了明确的范围、对象和时间。
从本次的调研情况来看，我县癌痛治疗现状不容乐观。晚期癌痛患者由于行动受限，基本上都在家中治疗，查看我院2011年开始建有专有病历的门诊癌症患者回访记录，55例癌症患者，43例死亡。43例死亡患者中14例有住院记录，29例在家中治疗，平均存活天数住院者为52.93 d，门诊患者为24.45 d，门诊和住院患者存活天数的明显区别，也质疑门诊癌痛患者癌痛治疗是否规范。晚期癌痛患者由家属定期到医院配一个疗程的止痛药物，而在这期间，患者癌痛是否得到有效控制、有无药品不良反应等，基本上没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课题的需要，笔者对每次来取药的患者家属都进行了癌痛的评估，但得到的数据很不理想，患者绝大多数为中重度疼痛。癌痛得不到有效控制，严重影响了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8]。在本次调研中，门诊患者以吗啡缓释片口服为主，不能口服的，有的以塞肛的形式，或者用芬太尼透皮贴剂和吗啡针。芬太尼透皮贴（多瑞吉）是一种无创型通过皮肤给药控制疼痛的强效阿片类镇痛药，其镇痛效果比相同剂量的吗啡高50～100倍，不良反应较吗啡轻，它在72 h的用药期间可持续地、系统地释放芬太尼，在首次使用后的24～72 h内达到峰值[9]，对癌痛疗效显著，可代替吗啡类药物。在治疗前期有37%的患者用曲马多片等其他镇痛药物来控制癌痛，治疗期间也针对各种不良反应进行了处理，基本符合三阶梯治疗原则。两联用药的有吗啡缓释片加芬太尼透皮帖剂、芬太尼透皮帖加吗啡注射剂和吗啡缓释片加吗啡注射剂。根据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1年版）药物止痛治疗中，对疼痛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可考虑使用阿片类药物控释剂作为背景给药，在此基础上备用短效阿片类药物，用于治疗爆发性疼痛。因此，联用吗啡缓释片和芬太尼透皮贴不是很合理。
统计我县2011年每例癌症患者从建专有病历到死亡，最短的当日死亡，最长的存活了160 d，平均存活33.72 d。购买麻醉性镇痛药仅1次的占37.74%，购买次数≤2次的为54.41%，占了一半多。这和晚期癌痛的比例不符，晚期肿瘤患者，癌痛率可达60%～80%[2]。根据统计，经过合理运用镇痛药物后，可使85%以上的癌痛患者疼痛得到缓解[10]。但患者不敢轻易使用麻醉性镇痛药，这与患者对麻醉性镇痛的顾虑有关。患者惧怕服用镇痛药物成瘾、耐受或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是有效镇痛的主要障碍[11]，也与癌痛治疗的宣传不普及有关。WHO将吗啡的消耗量作为癌痛治疗标度，是评价癌痛改善症状的一个重要标志[12]。
近年医保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医保覆盖率高，对住院患者的治疗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然而，癌痛患者大部分在家中服药，目前我县供应的非创伤性阿片类药物多为进口药品，药品单价较高，如吗啡缓释片（30 mg）11元/片，芬太尼透皮贴（4.2 mg）86.2元/张，虽说阿片类药无天花板效应，但不断的加量，每天的费用可观，长期治疗对患者及其家属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在癌痛患者中农医保占了较大比例（61.76%），门诊不享受报销。我县从2011年开始放开门诊报销，仅限于社保患者和十大特殊病种患者，癌症患者虽在十大病种内，但需要提供6个月内化疗证明。本研究204份调研报告中能够享受报销者寥寥无几，而购买金额千元以上者占38.97%，患者及其家属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从我县门诊癌痛患者的治疗现状来看，止痛治疗不充分现象仍然非常普遍；临床医师对止痛药物认知仍然不足，缺乏足够的使用经验；患者和家属对癌痛缺乏必要的知识，也未接受过有关癌症疼痛治疗的培训或指导，患者和家属常常不知道如何使用镇痛药物，而提高患者家属健康知识，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13]；对医生的培训不足，使患者和家属难以得到指导，不能适应疼痛在家治疗的模式。应加强医务人员使用品的培训，根据患者的病情个体化给药[14]，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其在家庭和社会发挥正常的职能。建议对癌痛患者实行特殊关怀政策，提高门诊报销程度，降低自负比例，从经济上给予止痛治疗的保障。希望通过国家的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和各方的关注，让我国癌痛患者无痛的愿望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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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如此繁忙的会议安排中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多年从事中国城镇化研究，刚才您在会上强调要走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您能具体跟我们谈一谈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宋林飞教授：我国目前的城镇化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据2013年3月5日新华网官方披露，过去5年，全国共转移8463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今后5年，相似数量的农村人口将转移到城镇；今后20年，城镇化水平将继续快速地提高20个百分点左右，增加相当于一个美国的城镇人口。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发展期，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居民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收入差距过大等突出问题。积极推进城镇化可以有效应对这些难题，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未来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产业的投资需求，还将扩大对房地产、现代服务业的投资需求。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这个观点反映了中国城镇化对于推进世界经济的重大意义，也表明中国城镇化面临新技术革命一样的艰难突破。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我们各级政府要科学引导城镇化进程，即在尊重城镇化规律的前提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而不盲目干预，也不过度干预；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选择发展战略，优化实现路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不断繁荣。
记者：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宋林飞教授：这要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特点来说。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既不简单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模式，也不重复过去我国不完全城镇化、粗放型城镇化模式，又吸取一些拉美国家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教训的城镇协调发展之路。其基本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多元形态，功能完善，集约低碳，绿色智慧，城乡协调。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是以人为本，从偏重土地城镇化向注重人的城镇化转变；核心目标是公平共享，注重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身份转变问题，使他们享受到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与城镇人口同等待遇，并且在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的方面也使他们逐渐城镇化，促进城镇新老居民的社会融合。
实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我认为有一个战略，即为：大城市的主体带动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主要是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农民进城的过程，其中大城市的聚集效应最显著。以江苏为例：2000～2012年，按照现行城市划分规模标准，特大城市人口增长超过1000万人，在全省新增城镇人口中占比55%以上；大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00万人，新增城镇人口占比为16%以上；中等城市、小城市与小城镇吸纳新增城市人口占比为28%左右。显然，特大城市与大城市是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主体，是城镇化的主要引擎。
我国先发展地区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后发地区需要培育大城市的聚集效应，防止分散化倾向，吸取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分散化的教训。当年，从苏南队队办厂、村村冒烟，后来进行了“工业向园区集中”的二次创业。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不要引向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化”。同时，也不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越多越好。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体系。
发挥大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改革创新示范与反哺农村的作用，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应首先由大城市发挥带动、示范与反哺作用。城镇化的最强大动力，是大城市“聚集与扩散”双重效应。“小马拉大车”怎么折腾都不可能走快，“大马拉大车”才会走得顺畅。这个道理，是新型城镇化战略选择的基础。同时也必须注意，不要拍脑袋、盲目铺摊子，不能为了追求与炫耀政绩而“人造”大城市、特大城市。推进城镇化必须与产业发展及其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协调一致，避免缺乏必要的产业基础而出现的畸形城镇化。
建立科学的城镇化体系，依托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大城市与城市群、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合理布局。走出一条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多元城镇化道路，提高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在城镇化体系中的地位，建设一批具有强大带动力、集约高效的城市群。提升已初具规模的东部沿海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水平，注重内涵与质量，建设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城市群，以西安、郑州、太原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城市群等，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外开发新平台。
记者：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城镇化的核心是推进人的城镇化，这是我国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那么，什么是推进人的城镇化，怎样才能做到推进人的城镇化？
宋林飞教授：我认为，人的城镇化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解决身份和权利的城镇化问题，这其中就涉及社会管理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问题，可以说它对城镇化进程构成了最大的障碍。上世纪60年代，因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出现农产品短缺，迫使城市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国家制定“控制大城市”发展战略，实施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人口流动的不利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农民工大多没有享受同城市民待遇，人进了城，但户籍固定的身份却没有转变，怎样把农民工转变为城镇居民，如果还是把重点放在小城镇与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思路上就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因为就目前来说，外出农民工多数是在大中城市，少数是在小城市和小城镇，所以只有大城市带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完全城市”的难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具体措施有：
第一，放开小城市与小城镇户籍限制。小城市和小城镇是联系大中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是农业转移人口的蓄水池。只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住所（含租赁）并且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举家迁入或者个人迁入。同时，开放城市群内特大城市周边的中等城市的落户限制，这有利于减轻特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集聚的压力，有利于促进特大城市周边城镇的发展；放开举家迁徙、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落户的限制，他们在城市具有稳定的就业，已经具备城市生活能力，并且已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降低大中城市的落户门槛。中等城市中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并且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年以上的人员，本人及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落户。大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并且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两年以上的人员，本人及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落户。
第三，实行特大城市居住证积分制落户。明确规定落户特大城市的条件，公开透明，避免暗箱操作。实行积分制，对有关条件进行计量。积分制包括基础分、附加分、减扣分。其中基础分包括受教育年限、技能水平、居住情况和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年限；附加分包括特殊技能和特殊贡献 ；扣减分包括不诚信记录和犯罪记录。根据积分高低，逐步让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落户。
第四，构建有利于人口集聚的财税管理制度。“钱随人走”，中央财政按实有人口规模补助地方公共服务资金，避免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红利”而继续以“高地价推高房价”，降低农业人口转移的生活成本。
记者：快速城镇化的过程导致了如空气、水严重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城市病”，这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会如何克服？
宋林飞教授：日益严重的“城市病”，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我认为其中有四个问题最突出：一是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下降，空气质量和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公共服务不足，涉及市民的就业、就医、就学、养老的民生问题。三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交通拥堵，排污、排水系统不畅。四是城市建设用地浪费严重。近十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增长了13%，而城市面积扩展了60%，城市规模越大，往往“城市病”越严重。
首先，解决严重影响城镇居民健康的污染问题。有些城市大气污染严重，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是发达国家的2～4倍。与世界上相关城市相比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上海、北京和天津总悬浮颗粒物分别是65、80和112微克/立方米，而东京、纽约、巴黎、伦敦等城市的总悬浮颗粒物分别只有35、18、10、17微克/立方米。兰州、乌鲁木齐、北京等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较高，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偏少。最近，环保部公布了全国污染十大城市：石家庄、邯郸、郑州、保定、平顶山、开封、西安、三门峡、荆州、哈尔滨。其中，重度污染城市为石家庄、邯郸、郑州、保定；中度污染城市为开封；轻度污染城市为西安、三门峡、荆州和哈尔滨。
为什么这些污染城市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不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结论是原来污染问题突出的东部沿海地区质量污染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中西部地区接受国内外比较落后的产业转移加剧了环境污染。为此，工业化后发地区必须提高环保门槛、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以人为本，首先是以保障人的健康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今年我先后调查了六个省的城镇化情况，听到一个久久不能忘怀的呼声：“生态救亡！”这种忧患与危机意识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急需各级政府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对策行动。
第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划建设不仅仅要考虑与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相配套的基础设施，还要考虑城市管理者本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的重任。应加大财政投入，引入社会资金，把治理“城市病”作为今后城市管理的中心任务。在推进城市开发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全面加强城市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法制化、信息化水平，最大程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要。推进城市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与人性化，建立标本兼治“城市病”的公共信息平台与公众参与机制。
第三，集约使用土地资源，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一些工业园区、高校新区、休闲度假场所过度占用城市建设用地。据媒体有关资料计算，吉林大学占地9615亩，浙江大学占地6759亩，清华大学占地5841亩，复旦大学占地3665亩等。而哈佛大学占地约2300亩，伦敦大学学院占地约2000亩，芝加哥大学占地约1300亩，麻省理工大学占地约1100亩，耶鲁大学占地不足1100亩，加州理工大学占地不足350亩。中国大学校区追求大而全、重复建设、占地过多的现象，必须尽快扭转。应建设开放型大学城，收缩大学教育区域，开辟社会共享设施区域。
第四，解决好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城市部分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困难问题，应尽快建立“自有产权房+私租房+公租房+廉租房”的有效住房体系，实现全体城市居民“住有所居”的目标，避免城市“贫民窟”的大量出现而陷入一些拉美国家曾经出现并且至今仍然没有走出的“中等收入陷阱”。
第五，除了运用法律、规划与其他行政手段，还要建立增强城镇活力的市场机制。政府引导、多元投资、市场运作，拓宽城市建设资金渠道。建立由各方资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规范可持续、稳定的投融资体制，以满足打规模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地方政府在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纯公益性项目的同时，开放准公共产品生产。从公益型开发供给转向经营性生产供给，依靠市场运作形成“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以水养水”的自我积累、自我平衡、自我补偿的新机制。
此外，应积极推进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健全农村财产处置市场化机制。出台农村产权交易管理的政策和办法，突破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限制，建立农民宅基地、住房市场化退出机制和市场交易机制。集体建设土地可以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异地流转，耕地、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作为农业经营的抵押物，促进农村产权流动，全面激活农村产权市场。通过增加土地要素供给，实现地价、房价和房地产泡沫软着陆，降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杠杆利用和依赖。
改革创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机制。切实提高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能力，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继续扩大。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突出地表现在一线城市。未来中国城镇化将使更多地农民进城，但大多数进城农民承受不了一线城市的房价，而他们能够购买得起的主要是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房子。因此，今后决不能让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谨防城镇化造就新一轮房地产泡沫。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城镇化进程中要率先发挥大城市反哺农村的示范作用，在这里能具体跟我们谈一谈吗？
宋林飞教授：所谓城市反哺农村，是对2004年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发展路径。城市反哺农村从何处入手？首先，是人才反哺。实施城市人才资源反哺农村的战略。目前，农村社会结构日益“空心化”，人才资源严重不足。留守农村和农业的大多是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城乡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过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表明，16岁及以上农村劳动力中。51%的人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41%的人受过初中教育，仅有不到8%的人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而在城市劳动力中，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只占25%，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占39%，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占35%。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要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才。法国规定，只有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员，才能取得农业经营者资格并享受国家的农业补贴与优惠贷款；瑞士要求，至少接受九年教育，并且从业前必须进行技术培训和实习，才能成为农场经验人员；日本开设“营农大学”招收高中毕业且有农业实践的农民入校学习培训。我国必须开放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在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培养农村专业人才，对农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
其次，是创业反哺。使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加大财政对农村人才创业的支持力度，加强金融对农村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创业，引导和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帮助农民发展新型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同时，也需要市场力量推动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创业反哺，发挥人才资源在各种要素组合中的乘数效应，带动资金、科技、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向农村流动。
第三，是产业转移反哺。加快城市产业向农村的转移，鼓励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农村地区转移。通过建立工业园区等方式，引导城市产业向郊区与农村的特定区域集中，避免产业转移时分散化而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竞争力不强的弊端，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发挥大城市的辐射扩散效应，按照城市对于产业结构的要求来配置相关产业，参与小城市培育，促进农村中心城镇发展，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第四，是公共服务反哺。加快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的延伸，加大城市支持农村力度，把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公交进村、农村社区化和公共卫生、市政、公安安全服务和社会保障延伸至农村，让农民能够享受到和城市人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把城市社区理念引入农村，把农村公共服务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分开，强化农村公共管理服务职能。推进农村社区化，建立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和社区综治中心，让农民享受基本社区服务。实行“大市政”管理模式，将城市基本市政服务延伸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