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5 16:29:54
列宁劳动法思想的核心内容
列宁劳动法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劳动者身心健康保护的观点、做法以及在他领导下的国家所制定的法律上。列宁深知建设国家离不开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努力，要注重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保护。在他起草的《修改党纲的材料》等文稿中，明确地提出了保护工人健康的各种规定，以求“为了保护工人阶级不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衰退，同时为了增强他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能力。”[23]具体表现在：
1.限制劳动时间，实行8小时工作制。列宁认为限制劳动时间对保护工人的身心健康权意义重大，早在1897年6月2日沙俄政府迫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颁布了缩短工作日的规定节日休假的“新工厂法”。列宁在分析这个新法令的意义时说到：其一，它是政府迫不得已的让步，它是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从警察政府那里夺取来的。这一法令的颁布表明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其二，实行新的工厂制度，改变全俄国绝大多数工厂通行的规定的工作时间，将带来极大的益处，因为它能使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振奋起来，能在各地引起对于有关工厂生活的问题和条例的最密切的注意；工人将把它当作最好的、方便的、合法的根据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坚持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坚持对工人较为有利的旧的惯例，争取在订立有关加班的新协定时得到更有利的条件，争取得到较高的工资，使工作日的缩短对工人带来真正的好处而无任何损害[24]。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非常关注工人的工作时间。他在《修改党纲的材料》中详细规定了职工的劳动时间。他强调：为了保护工人阶级不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衰退，同时为了增强他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能力，党要求：（1）一切雇佣工人的工作日应限制为一昼夜8小时。在连续工作时，其中至少有1小时为用膳时间。在危险的和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工作日必须减到4－6小时。凡需哺乳的女工至少每隔3小时可以喂奶一次，每次不少于半小时，并把他们的工资时间缩短到6小时。工人每周连续休息时间不得少于42小时；（2）少年（16－18岁）的工作时间限定为4－6小时；（3）一般禁止工人做夜工（晚9时至翌晨6时），由于技术原因绝对必须做夜工而又取得工人组织同意的部门除外，但夜工不超过4小时；（4）绝对禁止加班加点[25]。这些规定从限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上，保证了劳动者充分的休息和娱乐，从而保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在这里，列宁继承并践行了马克思的劳动时间理论。马克思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列宁认为，每一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分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过去，“一个一班制工人（只指成年生产工人）每昼夜的平均工时数是9.89小时。主要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十小时工作制，星期六也不例外，加班时间还不计算在内。不用说，这样的劳动时间无疑是过长的，是不能容忍的”[26]。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要求在工作时间，在劳动时间，在这过程中，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因为必须使大生产象一部机器那样工作，必须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工作和劳动时间遵循一个意志，服从一个苏维埃领导人的命令。可见，列宁主张从严格限制劳动时间上去保护工人的利益。在列宁的这一思想指导之下，1917年l0月30日，苏维埃俄国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规定8小时工作制的国家。1918公布的劳动法典规定：一切工厂企业实行8小时工作制，夜班7小时，末成年工人以及对身体有害的工种为6小时。且规定连续工作半年可休假两周，连续工作1年的休假1月、一般情况下不准加夜班。从保护妇女和末成年人出发，他们不准做夜班，不准加班，不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或对健康有害的工作，还重申了孕妇在产前和产后各享受带薪假期8周。这些规定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确保劳动者享受充分的休息权。
2.确保劳动报酬与福利保障。苏维埃俄国建国之初，由于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在俄国许多生产部门中出现了降低及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现象，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热情，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带来一定的障碍。列宁领导俄国在制定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将工资制度改革作为首要的任务。他认为，“以现实基础为依据的工资制度是把工人阶级这一生产的基本要素组织起来的主要因素。”[27]所以，“首先应该改变作为发展工业的基本因素的工资制度……使熟练工人自动回到企业。”[28]并且，苏维埃俄国对工人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具体措施有：第一，合理分配劳动报酬，以工资制度为核心。列宁在《修改党纲的材料》中做了一些规定：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在一切雇工合同上应规定每周用现金发工资，并在工作时间内发给。禁止企业主以任何理由和为了任何目的（罚款、检验等等）克扣工资。列宁还主张以法律作为工资的保障，“法律规定工作开始前应向工人宣布他做这个工作可以得到多少工资……不要让工厂视察员签署的工资表变成一纸空文，而要象法律要求的那样付诸实施。”[29]1918宪法规定了公民应尽劳动的义务，其中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不劳者不得食”。1918年劳动法典规定了同工同酬原则，根据不同性质的工种和不同的工作条件支付工资。同年4月，苏维埃政府颁布核准工资等级条例，并据此通过了工资政策。应当根据劳动得最少得到的工资最少的原则规定工资率。增加工资应当直接同提高生产率、同工人参加生产提高生产的程度挂钩。而在新经济政策的措施中还规定：工资应当包括为工人和职员提供的各种设施和物品，例如：货币工资；住房、取暖、照明、自来水、下水道；食品和消费品；工作服、计划外发放的物品等等，这实际上是从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工资的概念。在发放工资时要求：其一，只能通过工厂管理委员会向工人和职员发放工资及其他物品，以使工人和职员同企业和机关保持充分的联系；其二，工资的计算方法应当简单明了，使每个工人和职员都易于懂得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应当是灵活的和不受约束的，以便企业和机关的管理部门能够及时表彰工人和职员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并用适当的奖励激发他们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其三，工资总额应当随着卢布行情的波动而相应变动，使工人和职员有固定的、基本的最低限额工资。其四，在给各种熟练工人、职员、中级技术人员和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规定工资时，应当排除任何平均主义思想。此外，工厂视察员应该进行监视，不许人们在工资标准上玩弄欺骗行为。第二，切实关注福利待遇，主要包括住房、托儿所和社会保险。列宁非常关心职工的劳动收入和福利待遇，在《修改党纲的材料》中规定：凡有女工的工厂和其他企业均应设立婴儿和幼儿托儿所，并设立哺乳室。工人在年老和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时，得享受国家保险，由国家向资本家征收特别税作为这项支出的专用基金。这些社会保险包括：1．各种雇佣劳动的保险；2．丧失劳动能力者的保险（指疾病、伤残、年老、职业病和妇女产期、鳏寡孤独）；3．一切保险机关都由被保险者自己管理；4．保险方面的开支由资本家负担等[30]。苏维埃政权通过立法手续对于一切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者实行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凡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世界上破天荒第一次———遭到失业的人，都由雇佣者和国家给予生活保障[31]。后来的劳动法典规定，凡连续工作不少于一年者给假1个月，生活费照付；苏维埃政府和工会所属的劳动力的计算和分配部门，负责为失业者安排工作。在苏维埃俄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之时，列宁领导的政府能够切实关注职工福利待遇，无形中给职工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3.加强劳动保护。在列宁的劳动法思想中，加强劳动保护是其内容之一。在他的积极倡导下，1918年5月18－25日，全俄劳动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劳动保护法规。1919年1月16－25日，全俄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非常注意组织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列宁号召俄共应当广泛进行宣传工作，使劳动者自己积极参加有效地实现劳动保护的一切措施。把劳动保护推广于一切种类的劳动（建筑工人、水陆运输工人、仆人和农业工人），且“无条件地要求一切租地者一律遵守劳动保护以及关于合理使用土地和牲畜的法定条例”[32]。第一，照顾特殊群体。列宁对劳动者充满了关爱之情，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列宁最关心人民群众，他常常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问寒问暖，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并且在研究普遍性的问题时寻求制订调动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经济政策的依据。”[33]在论著中，列宁将未成年工和妇女等特殊群体列为重点保护和照顾的对象：1，禁止企业主雇佣学龄（未满16岁）的儿童做工。2，禁止在对妇女身体有害的部门使用女工，女工在产前产后享有产假，产假期间照发工资，免收医药费[34]。3，设立劳动介绍所以合理安排失业者的就业事宜。4，对患病职工提供免费医疗，医疗费由企业主负担，病假期间发给生活费[35]。保证人人都享受免费的、合格的医疗和药物。是列宁关于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另一思想。为此，苏维埃国家在成立之初的几个月里，就工人和职员的社会保险进行了根本改革。第二，改善劳动条件。新法令责成企业主给“由于企业生产劳动所引起的或者这种劳动所造成的肉体损伤”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发放抚恤金。不仅应对由于不幸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负责，而且应对由于有害的生产条件而丧失劳动能力负责[36]。并且在防护装置很差的机器中间，在照明很差的车间里，在嘈杂声和轰隆声中，注意力不够集中，因此造成的伤害当然由资本家负责。列宁主张采取积极的劳动保护措施，例如在检查和擦拭锅炉时，应做套在胳膊肘、膝盖和大腿上的防护垫，并且规定用专门的工具进行各种操作。此外，颁布卫生法规在一切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中改善劳动卫生条件，保护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并把卫生工作交由工人组织选出的卫生监督机构管理。列宁还认为，采取以预防疾病蔓延为目的的广泛的保障和卫生措施是自己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工作的基地，坚决实行有利于劳动者的广泛的卫生措施，如：改善居住区的卫生状况（保护地面、空气和水）；根据科学的卫生的原则建立公共食堂；采取预防传染病发展和蔓延的办法；制定卫生方面的法令，防治结核病、花柳病、酒精中毒等社会疾病。
4.严格劳动纪律。苏联建国之初，由于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面临很多困难，且俄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很多生产行业劳动纪律松懈，生产率极度低下，严重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平均分配带来严重的劳动纪律问题，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极为不利。面对这种局面，列宁认为必须加强管理，“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37]在《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六点提纲》中，列宁提到：“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特别重要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38]虽然早在苏维埃政权及其各级苏维埃建立之前，劳动纪律就在各工会会议上提出来了，并且着手制定劳动纪律条例[39]。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开始以后，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的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要求俄国的工人阶级继续保持战争中的英勇精神。于是，他曾多次强调各组织要严格劳动纪律，且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宣传劳动纪律的重要性。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特别重要[40]。“只有钢铁般的坚韧精神和劳动纪律，才能帮助在自己宏伟的革命工作中暂时还孤立无援的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等待解救时刻的到来，等待国际无产阶级来援救我们。”[41]无疑，严格劳动纪律至为重要。1917年11月20日，列宁在接见前来请求帮助的普梯洛夫工厂委员会A.斯米尔诺夫和H.施洛巴科夫时说，“苏维埃俄国工人阶级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整顿生产组织，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42]为了适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产的需要，1918年3月27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总的劳动纪律条例草案。4月1日，在列宁参加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关于劳动纪律的决议，并建议把决议改写成法令，4月3日，全俄中央理事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劳动纪律条例》。该《条例》要求一切国营企业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和计算劳动生产率，实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制，对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严加惩处。1919和1921年制定同志审判会条例，规定同志审判会受理违反劳动纪律等案件，可以给过失者以训诫、警告、记过、罚款等处分[43]。列宁反复强调要加强劳动纪律，他认为“苏维埃法院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居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巨大任务，我们应当最广泛地建立这种法院，并且使它们的活动扩展到国内的整个劳动生活中去。只有这样的法院，在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参加下，才能通过与苏维埃政权的原则相适应的民主形式，使遵守纪律和自觉纪律的愿望不致成为空洞的愿望。只有这样的法院，才能使我们有革命的政权。”[44]他提出，新的法院之所以必要，除了反对和镇压那些妄图恢复反动统治的剥削者以外，它还应当担负起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劳动者最严格地执行纪律和自我纪律[45]。在列宁的思想中，法律是严格劳动纪律的最好手段。而恢复自己劳动纪律的规则应当委托实际工作人员制定，由工会负责贯彻执行。工会本身恐怕难以制定好规则。对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惩罚应该从严，直到监禁[46]。总之，列宁从严格劳动纪律的角度强调了维护经济秩序，确保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自然也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需要。列宁的这一思想被1918年劳动法典所吸收，该法典强调了企业内部规章是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并提出了加强劳动纪律的办法。
5.强化劳动执法监察。列宁主张设立劳动监察员制度，在使用女工的企业设女视察员，并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各种企业；成立由工人选出的劳动监察机关，一切企业，包括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接受劳动监察机关和监察员的监督，以监督工厂法的执行。监察员的薪金由国家支付。监察员主要监督工人工资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情况，以及劳动条件、卫生状况、医疗条件的监督。对于那些漠视劳动保护法的雇主，如果破坏劳动保护法，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犯罪行为应负刑事责任[47]。列宁认为，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48]。
列宁劳动法思想的时代意义
列宁劳动法律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散见于他的大量著作之中，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列宁的法律思想，鲜明地贯穿了时代本质和民族特点的有机结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和19世纪俄国具体法律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49]在人类法律思想上，列宁劳动法律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我国今天的劳动法建设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价值。
1.提高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认识。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是任何时代都不可忽视的，它是人类财富创造过程中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革命导师列宁主张国家应以劳动人民为本位，以维护劳动人民的权利为宗旨，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他认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首要的生产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也是劳动立法的逻辑起点。否则，人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将逐渐削弱。劳动立法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不得不制定对劳动者利益进行保护的劳动法。随着工人运动力量的增强和经济的发展，工人权益保护逐步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如出现了工会立法、劳动争议立法、社会保险立法的开端。这些成果，正如列宁所说：“它是政府迫不得已的让步，它是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从警察政府那里夺来的。”[50]美国罗斯福执政后，敏锐地发现美国的救济危机与劳动者利益保护不无关系，于是他果断地将劳动立法作为他推行新政地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颁布了《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社会安全法》，1938年公布了《公平劳动基准法》，承认工人有罢工权，规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限制以及超过标准工时的工资支付办法。法国和英国也相继颁布了缩短工时，改善社会保险待遇以及安全与卫生的法规。中俄两国在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历史使命是相同的，列宁关注劳动者利益的劳动法律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对前苏联的劳动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列宁的思想影响之下，其后颁布的1918宪法、1918劳动法典、1922年劳动法典就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均作出规定，成为我国建国以后劳动立法的范本。总之，列宁的劳动法思想对我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下的中国，在劳资双方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劳动者尤其是广大农民工几乎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所以，对我国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同时影响效率与公平两大问题。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含量及其合理使用，是提高经济效益、推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广大普通劳动者能否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则是关乎社会公平的大问题，也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休戚相关。因此，提高对劳动者利益保护的认识是党和政府刻不容缓的大事。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列宁的劳动法思想当中获得启发，正确处理当下的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利益。列宁的劳动法律思想是他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时代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经历的过程与我国有着许多惊人的类似，他的劳动法思想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关注劳动者利益，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为社会和谐，重要的是劳动关系的和谐；以人为本，重要的是以广大的普通劳动者为本。在如今的劳动方式下，全社会应该提高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尤其是领导者们应该增强保护劳动者的意识。
【关键词】引导议论性散文记叙性散文课改
散文，是一种篇幅短小、至真至纯的语言艺术。散文必须以新颖的立意、独特的见解给人以思想启迪和美感享受。散文是四大文学的体裁之一。它往往通过对某人某事的叙述，或对某种事物的描绘，来抒发某种感情、表达某种思想，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启迪。
如这几年，散文写作在中考中大行其道。
一议论性散文写作
1．议论性散文的特点：议论文的框架，散文化的笔法
议论性散文具有抒情性、形象性和哲理性的特点，它给读者一种富于理性的形象和情感，从而提供一个广阔的思索和联想的空间。它往往蕴含深邃的哲理，融情感、哲理、形象于一体。议论性散文属于散文，属于文学作品，而不是议论文。
教师应提醒学生注意，议论性散文在说理时常常是运用文学语言来表达的，有时说得很委婉、含蓄。这种散文在说理时还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个性色彩。总之，形式灵活、语言精美、渗透作者的感情，这是议论性散文与规范性议论文最明显的区别。WWw.133229.cOm
2．如何写好议论性散文
要写好议论性散文，就必须找准该类文体写作的成功支点，那么，哪些因素是其成功的支点呢？（1）要有明确的观点贯穿全文。有人认为，既然是议论性散文，就可以随意写，不必顾忌论点、论据、论证等。其实，议论性散文是用散文的笔法写成的议论文，同样要有明确的中心论点，只是写法上比规范的议论文要更灵活些，文笔、形式更随意一些。（2）安排好文章的结构形式。议论性散文，有些像随笔，从表面上看，信马由缰，形式多样，而实际上，好的议论性散文也要开合有度，有一个合理、完美的结构形式。（3）要体现出议论的逻辑性。优秀的议论性散文，既能够使叙和议各展风采，又能使叙和议密切联系。议论性散文，属于以议论为主的散文，其内容层次之间应有内在逻辑性。
3．目前中考议论性散文存在的问题
从内容上看，或回到古代，或罗列名人，贪多求全，臃肿庞杂，看不到鲜活的现实，闻不到时代的气息。从感情看，或缺乏真情，或矫揉造作，用成人的体验代替自己的心声，用美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浅薄。从语言看，堆砌辞藻，追求虚美，用名言警句撑门面。
二记叙性散文的写作
记叙性散文分写人、记物、叙事等。记叙性散文写作要注意如下几点：
1．感情浓郁，以情动人
散文是情感的载体，应十分重视个性化的体验，以叩击心弦的强烈感情打动人心。
2．联想丰富
散文篇幅短小，容量有限，要想写出有新意的东西，就得提出一种新思想，立意有深度，就得多方开掘。这就要用到联想，没有恰当的联想，文章就放不开。联想的方式很多，由此及彼的横向联想是常用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其类型有相似联想（由此事物想到性质不同的彼事物）、相关联想（由此事物想到与它相关的彼事物）和相反联想。
3．形散神聚，线索连缀
形散，是形式不拘，写法多样，生动灵活。要做到神聚，就得设置一条贯穿全文的线索，就像放风筝，不管它飞得多高多远，风筝线始终在手里拽着，随时可以把它收回来。线索的主要类型有：（1）以具有象征意义或有深刻含义的某个物件为线索。（2）以人物的思想感情为线索。（3）以某句深刻意义的话为线索。（4）以人物某方面的特点（如：勤劳、勇敢、谦和、豪爽等）为线索。
4．文字清新，拒绝造作
初中语文新课标明确要求学生“表达真情实感，不说假话、空话、套话，避免为文造情。”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缺乏真情实感、徒有丽词佳句的所谓美文，往往受到包括阅卷教师在内的各方人士的青睐，于是许多考生竞相仿效，以求高分。此类毫无实际意义的内容，只求表面华丽之作的泛滥，实在是语文教育的大话题。
5．几种散文的写作模式
第一，写人散文模式。开头：感情化语言概括叙述。“我”和该人，重点在后。介绍该人，如肖像描写；两者关系及该人精神特质的议论。中间：一件事。从开头、发展到结尾，细致的叙述和描写；几件事。每件事即每个层次前，可以用对该人精神特质的一个因素领起。以对该人的感情体验及整体议论来贯穿几件事。结尾：重申特质，照应开头；深化感情关系，发出感慨。
[摘要]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的立法形成深受着美国邦联体制、人文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探究其立法原因及基本理论思想为研究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的关键所在，具体为：立法体例的形成、适用人身强制措施、制度既“扩大”又“限制”、制度采取当事人主义和法院职权参与主义相结合的原因与理论思想等。
[关键词]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立法原因；理论思想
[作者简介]林轲亮，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031
[中图分类号]d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6-0105-04
美国的民事执行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而使得执行确实“不难”，其中重要的原因应归功于民事间接强制执行体制的威慑力度。所谓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是指不依靠直接强制执行措施，而是通过诸如人身强制、罚款等措施的实施以迫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以实现强制执行的执行制度。美国的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有其独特的显像，而这一系列显像的背后又深受着美国邦联体制、人文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立法体例形成的原因与理论思想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除了《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有少量规定外，大部分规定体现于州法当中，包括各州民事诉讼规则、单行法律，此外还有不少判例法，所以其法律渊源为制定法和判例法。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立法体例所体现出的联邦——州分别立法及分散立法的特点，是有着深刻的原因及理论思想的。
首先，从美国联邦制政府体制的架构观之，美国是一个联邦制政府体制的国家，远不同于大多数一元制政府体制的非联邦制政府体制的国家，联邦制国家采取的是联邦——州为基础的国家组织形式，联邦与州分享着国家的权力，并保持着“对内多样性的同时对外的一致性”。
然而，就算同是联邦政府体制，不同国家仍旧展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当今世界实行联邦制的20多个国家中，仍然可以划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合作型模式。在德国，各州不仅执行州的法律，也执行联邦法。在立法权方面，主要表现为联邦的专有立法权、联邦和州的共有立法权以及州的立法权三方面，由于联邦不仅拥有“专有立法权”，而且能够广泛地行使“共有立法权”，因此，州的立法范围日益缩小。另一种模式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分工型模式。在立法权方面，州的权限比合作型模式下的州的立法权限要大得多。 作文 /zuowen/
其次，从美国历史发展沿革观之，早在英国对北美13个殖民地统治时期，就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建国后，“美国人”的概念虽为多数人接受，但“国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国家”只是一种象征，真正的政权实体是州政府而不是国家。而另一方面，早期的殖民地自然条件恶劣、当地土著的报复排外等因素促使早期的北美移民必须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因而又锻造了美利坚民族集体主义观念。正是一系列历史因素，造就了美利坚民族似乎矛盾的双重性格。
回归立法本身，美国虽然于1776年宣布独立，然而其中央政府却是在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被各州批准以后，于1789年4月才正式成立的。这种“先有儿子，后有老子”的奇妙现象造就了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权力架构问题尚且如此。遑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立法、司法权力等问题。建国初期，各州适用各自的民事诉讼规则，国会并没有为联邦法院制定独立于州法院的民事诉讼规则，只是在1789颁行的《程序法案》(一致法案)规定了联邦法院对于普通法诉讼应当适用所在地州的普通法诉讼程序。“一致法案试图确保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在同一个州内对于普通法诉讼适用相同的诉讼程序”。直至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出台，联邦法院才有了自己的民事诉讼规则。同样，在司法领域，1937年以后最高法院的判决逐渐解除了以前对联邦权力的大多数限制。“不存在任何各州专有的可以用来限制联邦采取行动的权力。在美国，联邦优先的原则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主题”。美国新联邦主义自此正式形成，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出台后，各州的民事诉讼规则纷纷进行仿效，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包括执行制度)大多相似，开创了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共同繁荣的景象。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尽管美国各州的民事诉讼规则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越发一致。但毕竟分属不同的法院程序规则，两者通过必要的“援引条款”及“承认条款”进行联系。“援引条款”比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9条第1款规定，“……执行程序作为判决的附属和补助程序以及作为基于执行令状的补助程序。应当遵守联邦地区法院开庭所在地所在州请求救济时所存在的惯例或程序……”。而“承认条款”，比如纽约州民事诉讼规则第72条第5款规定，“基于充分诚意和信任捍卫司法判决。基于诚意和信任，上诉法院根据法律所作出的判决以及合法的裁定为依据所作出的惩罚或者没收财产的行为，在这些判决或裁定被撤销或者之前，不能针对其提讼。”正是这些灵活的条款和原则使得美国如此特殊的立法体例架构下的法律问题，延伸至民事间接强制执行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协调解决。
再次，从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本身观之，为何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采取分散立法的立法体例?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实用主义及形式主义指导思想下导致的立法精细、针对性强的立法技术使然。而且不同实体法及程序法项下的具体执行规则既然进行了相应立法，同属于执行规则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保障性质的间接强制制度的立法亦应当一并规定，所以造就了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较为分散的特点：二是由于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的措施确实繁多，因此，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中实属常情；三是由于美国民事藐视法院这一措施适用的宽泛性，导致了只要和法院命令有关的法律规范，就顺理成章地对藐视法院行为的制裁进行了相应立法。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二、美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适用人身强制措施的原因与理论思想
因特网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和国际舆论斗争的新领域，也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对网络“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这个阵地，已成为现实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一、互联网的发展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
（一）传播媒体的变化使宣传思想工作宣传地域全球化。互联网络是一个超越地域和国界的人类信息传播交往空间，它使得“地球村”的理想逐步变为现实。因此，互联网络的运用使宣传思想工作宣传的地域全球化。
（二）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宣传思想工作的宣传形式多样化。在互联网上，个人或组织可以完全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出版”自己的言论，被称为的网上作品。互联网络的综合宣传形式将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辐射力、吸引力、感染力。
（三）传播功能的变化使宣传思想工作宣传功能多样化。由于网络的版面不受限制，数据库可保存已经刊发的所有新闻信息，供网民浏览，通过互联网络，网民不必出门就可查阅、浏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难以数计的电子报刊。
（四）传播效果的变化使宣传思想工作的宣传效果经济化。在互联网络上建立宣传网站，各宣传单位可以资源共享，形成合力，不搞重复建设，并且宣传面更广、速度更快、容量更大。
二、探索开展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
（一）坚守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一是坚守唯物主义阵地。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二是积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网上宣传必须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正确引导人们思想走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努力提高网民素质。通过网络手段，加强对网民的网络行为道德和伦理道德教育，提高网民的网络道德水平和网络行为的自律意识，推动网络文明建设。
（三）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制定网络政策、法规。建立专门机构负责网上舆论的调研、管理和网络文化的治理工作，有关机构研究制定有关网络法律、法规。
蒙太格是第一个用模型论的方法定义和处理索引词的人,卡普兰则是第一个建立关于索引词的演绎系统的人,蒙太格语法是逻辑语法学科群体的根本前提和开端,而逻辑语法与蒙太格语法有内在的关联性。蒙太格语法的特点是:认为自然语言和逻辑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符号系统,提出了通用语法的思想,开创了自然语言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新思路。蒙太格语法的产生标志着语言逻辑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语言逻辑的发展阶段,逻辑语法进一步发展出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现理论、情境语义学、动态语义学、类型逻辑语法以及关于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等逻辑语法理论。英国逻辑学家萨莫斯创立的TFL系统是一个用现代逻辑对传统逻辑进行改造、以传统逻辑的自然句法为主体、以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方法为用的传统形式逻辑的代数系统,即一个自然演绎系统。[1]1-8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也经历了开创、形成、发展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开创时期。我国着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周礼全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系统地介绍国外语言逻辑思想的同时,对语言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他在50年代末提出了自己的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研究的语言逻辑思想,开创了国内研究自然语言逻辑之先河;6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要扩充逻辑词项、构建新的逻辑系统,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70年代末,他在题为《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讲话中,更进一步明确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建立自然逻辑的思想,该文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正统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解决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预设问题、意谓和意思、带有感情色彩的语句(评价语句、成功交际);80年代以后,他逐步形成自然语言逻辑的概念,明确提出应该在现代逻辑学、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把现代逻辑应用于自然语言逻辑的分析中,建立新的逻辑系统,从而扩大和丰富逻辑理论的功能,为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交际提供更为有效的工具。[2]329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以周礼全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成功交际的理论》、邹崇理的专着《一个运用蒙太格语法与广义量词方法分析汉语量化词组的部分语句系统》和蔡曙山的专着《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为典型代表。周先生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预设、隐涵为核心范畴的语言逻辑体系。21世纪初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邹崇理的《逻辑、语言和信息》(2002年出版)为新的起点。该书进一步完善了刻画汉语量化词组的语义特征、定义汉语特有量词的FC系统。从国内语言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看来,周礼全在其中起到开创、奠基和推动的重大作用。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萌生出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形成的原因和脉络,有必要把他的这一思想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的考察。经过查阅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认为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下述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影响下萌生出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良好的契机1.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可以参照的只有苏联的发展模式,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来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了当时的首选。社会主义改造涉及面十分广泛,学校也在改造之列。蒋绍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一书中指出:中共中央于1951年11月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思想改造工作”[2]189。在高等学校教育层面,这次改造工作“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3]190,直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周礼全先生在这次院系调整中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正如他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所说:“解放后,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根据苏联当时的经验,在教育方面我国进行了高等院校的大调整。1952年秋,我从清华大学调到(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工作。”[3]5在北大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的工作中,周礼全先生萌生出自然逻辑思想。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里汇集了南北8个大学的逻辑教师,这些教师在这里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定期就如何进行形式逻辑课程内容改革的问题召开讨论会。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各个学科课程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这条基本原则,周先生认为:“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是应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实际思维,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在自然语言中进行的。因此,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必须结合自然语言授予学生更丰富的逻辑知识,同时也必须在讲课中着重培养学生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4]6对形式逻辑课程内容的改革除“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外,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改革。而对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形式逻辑”这条原则,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有的人理解为:“在形式逻辑中大量讲授辩证唯物论。”另一些人(包括周先生本人)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处理形式逻辑课程中的问题。”正如周先生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中所说:“‘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普遍原则。它的具体意义就在于形式逻辑应‘从思维实际中来,到思维实际中去’,就在于形式逻辑应‘结合我国的语法修辞’和‘多讲逻辑谬误’。”[4]10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里不仅参与对逻辑学课程内容改革的讨论,同时还对改革课程的基本原则即“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进行讨论,并发表自己独到见解,从而萌生出了形式逻辑结合自然语言的思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周先生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这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正如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谈道,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修正》的四点修正意见时指出的:“这四点,实际上,就是1952年秋至1955年我在北大教研室时的思想。”[4]102.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催化了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书的序言中说:他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期间(1949年至1952年秋)参加了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办事处组织的,金岳霖先生召集的由十几个人组成的每周召开一次的逻辑讨论组,该讨论组直到1952年秋天才被解散。他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早参加的正式学术活动,对他的影响极大,“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发人深思,刺激我去找寻正确的答案。”[3]4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20世纪50至60年代,苏联还在绕着30年代遗留的许多逻辑学问题争论不休。
中国由于在建国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高等教育方式全面学习苏联。中国逻辑学界引进翻译了不少苏联出版的有影响的大学中学逻辑课本,聘请一些苏联逻辑学教师到中国高校授课,还把高校的逻辑学教师派到苏联去学习逻辑学知识。[2]101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股大学逻辑课,全面学习苏联逻辑的高潮。受此潮流的影响,国内逻辑学界也跟随苏联展开了历时10年的大规模的逻辑讨论。这次大讨论虽然并没有解决争论的问题,但对逻辑学的学科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逻辑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就是在此时开始萌芽的,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也是50至60年代,逻辑大讨论中萌生的理论之一。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我国大学逻辑课程全面学习苏联和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讨论的推动下萌生的。正如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和研究》一书中指出:“我国80年代后开展的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也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逻辑讨论期间开启端倪的。周礼全在中国最早开创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在1959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和1961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应该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中,提出了构建自然语言逻辑的设想。”[2]11957年反右风暴和之后的“左”倾错误中两度下放农村,为其自然语言逻辑的产生提供了时间和实践基础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还受到1957年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957年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要求各省市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3]216从那时开始,反右风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持续不断的政治整肃运动打断,直到1960年才基本结束。周先生当时由于集中精力整理《黑格尔的辩证法》草稿而逃过一劫,但发生在周先生眼前的事实使其决心远离哲学的研究工作,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转移到没有阶级性的形式逻辑研究中。此外,反右运动“不加分别地要求一切学术都直接为工农兵服务,反对大洋古和高精尖的学术研究”[4]9。1959年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礼全先生提出了编写一本适合广大工农兵群众阅读的《逻辑通俗读本》的计划,后来该书由5个人(包括他)分章完成。反右的风暴虽然对周礼全先生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对其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他而言,反右的另一后果是自己在1958年秋至1960年底的两年多的岁月里被两度下放到农村去参加劳动。1958年秋,他和哲学所一部分研究人员被派到河南七里营参加为期3个月的田间劳动。这也是解放后他第一次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回到北京后,他利用几天休息时间写了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哲学研究》1959年第6期)。1960年2月,他被下放到山东曲阜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年底,才带着一身浮肿疲倦不堪地回到北京。春节期间,周先生去上海亲戚家探亲,在没有专业文献的情况下撰写了标志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形成的文章《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该文于1961年5月26日刊发于《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上述材料说明,周先生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中因祸得福,为自己研究形
【关键词】比较与参照 头脑风暴 图片 提问 角色扮演 故事导入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001-01
一、随意联想法的理论依据
（一）学习理论
我们都知道，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学习能力。
学习，是一个认知的过程，需要用已有的知识，去学习新的知识。而“联想”，正是学习新的知识的桥梁。
我们在教授一门新课程时，总是从基本的概念说起。要让学生学习、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往往要通过举例来说明。举例，就是一种联想，就是将已知事物和新事物的本质特征，通过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的比较、参照，将彼此联系在一起。由此，学生就可以通过对已知事物的认识，去学习、理解未知的新事物。
（二）教学理论
在教学中，如果仅仅是单一地教授新的知识，那么，学生在面对全新事物时，会因为没有已知事物的比较、参照，从而不能准确地掌握它们的。学会并掌握联想法可以让学生将章节知识系统连贯起来，从容易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相关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随意联想法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可行性
科学研究发现联想在促进人的记忆、想象、思维等学习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语作为一门语言，与世界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使得随意联想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成为可能。现行的英语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供随意联想的素材，英语教师们在实际教学中尝试使用“随意联想法”，让学生尽量去找到和教学内容有关的联想，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大学生青春充满朝气，头脑的想法丰富多彩，有时又很独特，这对于随意联想法的实施也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三、随意联想法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必要性
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有利有弊，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下，学生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话，学生就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对于相对难懂的内容容易引发消极情绪甚至抵触。随意联想法充分把空间交给学生自己，让学生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四、大学英语教学中可运用的几种随意联想法
（一）头脑风暴法
头脑风暴是一种集中的讨论方法，它旨在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想像力以及创造力，在头脑风暴过程中，每个人可以围绕着话题尽情想象，最后提炼出可用的元素，从而解决问题。大学生所处的阶段是思维最为活跃的阶段，想法也很多，头脑风暴法正好为其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在实际的英语口语教学中，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教师依据教学任务提出与内容相关的若干话题，每个小组成员针对一个话题，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看法，无论什么想法，都可以说，无论是有关，还是无关。都记下来。然后就每个人提出的观点进行讨论。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英语口语水平。
（二）图片法
所谓图片法，包括静止的，也包括像flash这样的动画形式的课件。这些直观教具为我们实际的英语教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诸如动画教学软件它们集动画和声音于一体，把教材中的素材通过动画片的形式展示给学生，生动形象地呈现教材中的语言材料，增强了学生的视觉、听觉等感官效果，学生的视听效果得到了强化，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学生对文章或对话内容理解。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三）提问法
提问教学法是一种教学方法。荣静娴在其所著的《微格教学与微格教研》一书中指出：提问教学法是指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已有的知识或经验，对学生提出问题，并启发引导学生经过思考，对所提问题自己得出结论，从而获得知识，发展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
针对问题的提出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1、难易适中原则。教师设计的问题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能力水平。大学生英语基础参差不齐，个别学生英语底子相对薄弱，因此教师问题提的恰到好处，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问题的理解，也可以减少对自身能力的忧虑。2、问题的提出要有一定的探究性，为了强化学生的思维训练，从而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3、问题的设计要有趣味性。有趣的问题对学生才能产生吸引力，教师要了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及心理特点，然后从课文中引出学生最感兴趣的话题，引起学生有意识的注意，从而引发学生积极的思维和探索，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四）角色扮演法
在大学生中间存在个别人英语基础差，自信心不足不敢开口，但他们所学专业明确，毕业后工作方向明确。因此，根据各专业的特点，编排适合该专业的对话或短剧，以及日常对话，采用角色扮演法教学，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乐于参与。创设情景，让学生按照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情境分别扮演其中不同的角色，以便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气氛，使学生能设身处地地去体验、去理解学习的内容和学习主题的要求，从而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本文就角色扮演法在职教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等进行探讨。
（五）故事导入法引发学生的联想
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是大学生的显著特点，教师可以抓住这一特点，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引发学生的联想，化好奇心为浓厚的求知欲，使学生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增长知识，对于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课文，教师可以采用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趣味性的小故事进行导入，从而过度到正文，让学生先熟悉起来之后，再进行讲解就变得轻松多了。
蒙太格是第一个用模型论的方法定义和处理索引词的人,卡普兰则是第一个建立关于索引词的演绎系统的人,蒙太格语法是逻辑语法学科群体的根本前提和开端,而逻辑语法与蒙太格语法有内在的关联性。蒙太格语法的特点是:认为自然语言和逻辑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符号系统,提出了通用语法的思想,开创了自然语言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新思路。蒙太格语法的产生标志着语言逻辑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语言逻辑的发展阶段,逻辑语法进一步发展出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现理论、情境语义学、动态语义学、类型逻辑语法以及关于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等逻辑语法理论。英国逻辑学家萨莫斯创立的TFL系统是一个用现代逻辑对传统逻辑进行改造、以传统逻辑的自然句法为主体、以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方法为用的传统形式逻辑的代数系统,即一个自然演绎系统。[1]1-8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也经历了开创、形成、发展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开创时期。我国着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周礼全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系统地介绍国外语言逻辑思想的同时,对语言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他在50年代末提出了自己的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研究的语言逻辑思想,开创了国内研究自然语言逻辑之先河;6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要扩充逻辑词项、构建新的逻辑系统,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70年代末,他在题为《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讲话中,更进一步明确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建立自然逻辑的思想,该文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正统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解决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预设问题、意谓和意思、带有感彩的语句(评价语句、成功交际);80年代以后,他逐步形成自然语言逻辑的概念,明确提出应该在现代逻辑学、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把现代逻辑应用于自然语言逻辑的分析中,建立新的逻辑系统,从而扩大和丰富逻辑理论的功能,为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交际提供更为有效的工具。[2]329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以周礼全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成功交际的理论》、邹崇理的专着《一个运用蒙太格语法与广义量词方法分析汉语量化词组的部分语句系统》和蔡曙山的专着《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为典型代表。周先生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预设、隐涵为核心范畴的语言逻辑体系。21世纪初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邹崇理的《逻辑、语言和信息》(2002年出版)为新的起点。该书进一步完善了刻画汉语量化词组的语义特征、定义汉语特有量词的FC系统。从国内语言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看来,周礼全在其中起到开创、奠基和推动的重大作用。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萌生出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形成的原因和脉络,有必要把他的这一思想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的考察。经过查阅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认为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下述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影响下萌生出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良好的契机1.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可以参照的只有苏联的发展模式,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来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了当时的首选。社会主义改造涉及面十分广泛,学校也在改造之列。蒋绍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一书中指出:中共中央于1951年11月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思想改造工作”[2]189。在高等学校教育层面,这次改造工作“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3]190,直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周礼全先生在这次院系调整中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正如他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所说:“解放后,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根据苏联当时的经验,在教育方面我国进行了高等院校的大调整。1952年秋,我从清华大学调到(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工作。”[3]5在北大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的工作中,周礼全先生萌生出自然逻辑思想。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里汇集了南北8个大学的逻辑教师,这些教师在这里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定期就如何进行形式逻辑课程内容改革的问题召开讨论会。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各个学科课程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这条基本原则,周先生认为:“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是应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实际思维,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在自然语言中进行的。因此,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必须结合自然语言授予学生更丰富的逻辑知识,同时也必须在讲课中着重培养学生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4]6对形式逻辑课程内容的改革除“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外,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改革。而对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形式逻辑”这条原则,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有的人理解为:“在形式逻辑中大量讲授辩证唯物论。”另一些人(包括周先生本人)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处理形式逻辑课程中的问题。”正如周 先生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中所说:“‘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普遍原则。它的具体意义就在于形式逻辑应‘从思维实际中来,到思维实际中去’,就在于形式逻辑应‘结合我国的语法修辞’和‘多讲逻辑谬误’。”[4]10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里不仅参与对逻辑学课程内容改革的讨论,同时还对改革课程的基本原则即“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进行讨论,并发表自己独到见解,从而萌生出了形式逻辑结合自然语言的思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周先生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这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正如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谈道,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修正》的四点修正意见时指出的:“这四点,实际上,就是1952年秋至1955年我在北大教研室时的思想。”[4]102.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催化了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书的序言中说:他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期间(1949年至1952年秋)参加了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办事处组织的,金岳霖先生召集的由十几个人组成的每周召开一次的逻辑讨论组,该讨论组直到1952年秋天才被解散。他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早参加的正式学术活动,对他的影响极大,“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发人深思,刺激我去找寻正确的答案。”[3]4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20世纪50至60年代,苏联还在绕着30年代遗留的许多逻辑学问题争论不休。
中国由于在建国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高等教育方式全面学习苏联。中国逻辑学界引进翻译了不少苏联出版的有影响的大学中学逻辑课本,聘请一些苏联逻辑学教师到中国高校授课,还把高校的逻辑学教师派到苏联去学习逻辑学知识。[2]101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股大学逻辑课,全面学习苏联逻辑的高潮。受此潮流的影响,国内逻辑学界也跟随苏联展开了历时10年的大规模的逻辑讨论。这次大讨论虽然并没有解决争论的问题,但对逻辑学的学科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逻辑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就是在此时开始萌芽的,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也是50至60年代,逻辑大讨论中萌生的理论之一。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我国大学逻辑课程全面学习苏联和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讨论的推动下萌生的。正如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和研究》一书中指出:“我国80年代后开展的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也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逻辑讨论期间开启端倪的。周礼全在中国最早开创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在1959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和1961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应该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中,提出了构建自然语言逻辑的设想。”[2]11957年反右风暴和之后的“左”倾错误中两度下放农村,为其自然语言逻辑的产生提供了时间和实践基础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还受到1957年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957年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要求各省市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分子进攻。”[3]216从那时开始,反右风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持续不断的政治整肃运动打断,直到1960年才基本结束。周先生当时由于集中精力整理《黑格尔的辩证法》草稿而逃过一劫,但发生在周先生眼前的事实使其决心远离哲学的研究工作,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转移到没有阶级性的形式逻辑研究中。此外,反右运动“不加分别地要求一切学术都直接为工农兵服务,反对大洋古和高精尖的学术研究”[4]9。1959年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礼全先生提出了编写一本适合广大工农兵群众阅读的《逻辑通俗读本》的计划,后来该书由5个人(包括他)分章完成。反右的风暴虽然对周礼全先生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对其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他而言,反右的另一后果是自己在1958年秋至1960年底的两年多的岁月里被两度下放到农村去参加劳动。1958年秋,他和哲学所一部分研究人员被派到河南七里营参加为期3个月的田间劳动。这也是解放后他第一次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回到北京后,他利用几天休息时间写了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哲学研究》1959年第6期)。1960年2月,他被下放到山东曲阜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年底,才带着一身浮肿疲倦不堪地回到北京。春节期间,周先生去上海亲戚家探亲,在没有专业文献的情况下撰写了标志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形成的文章《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该文于1961年5月26日刊发于《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上述材料说明,周先生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中因祸得福,为自己研究形式逻辑问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1958年秋至1960年底期间的两度下放,则为其直接接触工农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其能够亲身了解工农兵对逻辑的学习和掌握情况,了解并进一步思考形式逻辑理论与实际思维结合的问题,为其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这一名篇中提出的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研究实际思维的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正如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谈及他当时之所以写《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的原因时说:“具体情况已不能记忆。很可能与《逻辑通俗读本》有关。”[4]10基于此,也可以说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1957年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特殊时代背景的一个独特的结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党中央于1956年4月在讨论十大关系时确定的发展和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该方针为所有的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方针的提出不仅为周先生以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为理论依据进行研究所形成的成果———《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一文顺利刊发创造了良好的时机,而且也为周先生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中对形式逻辑批判和补充、探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以及明确提出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结合语法和修辞等思想的产生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逻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视是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的精神力量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席非常重视逻辑学的学科发展。1956年春节期间,在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对金岳霖先生说:“数理逻辑很重要,应该搞。”[2]114并建议金先生写数理逻辑方面的书,写好后送给他看。的谈话使逻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当时的报刊杂志纷纷向数理逻辑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逻辑工作 者约稿并大量刊发该类论文,全国掀起了一股宣传、介绍数理逻辑的风潮。对数理逻辑学科发展重视的同时,也很重视人们对形式逻辑的学习。1958年,要求干部学点文法和逻辑,他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三种性质;准确性是逻辑问题,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范畴;鲜明性和生动性,不仅有逻辑问题而且还有词章问题。[2]107在当时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同志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多次提到一个学科的发展问题,说明他对这个学科的重视非同一般,客观上必然会推动该学科的迅速发展,数理逻辑的发展情形证明了这一点。而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一思想的产生不可能不受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重视逻辑学学科发展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推动。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诞生也不例外。要准确地把握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形成的来龙去脉,就要将他的这一思想放到当时时代背景下去客观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通过对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影响下,在当时我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逻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视和鼓励下,在1957年之后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夹缝中酝酿产生的,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中产生的一个杰出的思想成果。其产生的原因,不仅源于周先生在学术上的厚积薄发、精益求精,也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特殊的学术氛围中产生的的典范
【论文摘要】 英语口语学习具有实践性强、涉及范围广泛的特点。然而，针对广泛的场景资源，学生却表现的“词穷意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引入了“联想学习法”，并对于此学习方法给出了几条具体的建议，意旨帮助学生克服英语口语学习中的困难。
引言：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英语口语学习中所面临的困难除了语言环境的缺乏，最主要的还是在口语交际和练习中所表现出的词穷意尽。然而，语言的特性和魅力在于表达的多向性。也就是同一话题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向；同一论点可以找到不同的支持论据；或者一个事物的某一特性可以选择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等等。英语作为一门广泛运用的语言，也不例外。因此，想要克服词穷意尽这一困难，在英语口语学习中就要抓住语言的这一特点，展开联想，进行广泛的联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联想学习法。首先将口语实践过程进行要素划分：人、语言、和社会环境。再针对每一要素进行联想，这样联想的对象就更加具体。
一、场景联想
社会是一个多种纽带相互交织，彼此联系且克制的综合体。因此，作为主要因素的社会人在完成各种社会活动时，扮演者不同的角色，来适应不同场景的需要。
1.场景联想： 2.角色联想：在上诉的各个场景中，想要完成不同的场景任务，就需要不同的角色。例如：顾客、售货员、促销员、结算员、维修员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完成这一话题时可以联想的对象。每一角色在完成场景任务的过程中，都会使用某些相关的词汇和表达。因此，针对场景的角色联想对于我们扩大词汇、适应英语的语言环境起着积极地作用。
例如，在结算场景中，可联想的角色为：结算员，顾客。
结算员：total amount/items/articles/loyalty card/membership card/changes/sign/be paid
顾客：cash/credit card/plastic bags
二、语言联想
对于内容联想这一部分，本文还会以“购物”场景为例，来说明和展示对于英语本身和表达技巧方面的联想。
1.表达联想：
（1）同义词联想：
在产品介绍或促销场景中，售货员或促销员都会用到一些夸奖自己产品的词汇。说到夸奖，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good”这个词。然而英语就像汉语一样，它拥有大量的同义词。对这些同义词的联想会提高我们的语言素养和丰富、生动语言表达。
泛指：good/amazing/fantastic/perfect/excellent/comfortable
特指：delicious(夸奖食物)
persistent(
stylish/modern/fashionable
easy to write
portable "
（2）反义词联想：人们在买东西时，希望买到的每一件商品都会物美价廉。然而，现实告诉我们，有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并不能尽人意。这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用“好”的反义词来描述这些不尽人意的东西。这就是反义词联想。
（3）句型联想：英语的词性种类众多、句型表达丰富。因此，同一件事，可以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
① That supermarket is very near.I can go there on foot everyday.
② That supermarket is not far.I walk to there everyday.
③ We cook all the food by ourselves.
④ All the food is cooked by us.
上述例子中，①、②之间的联想是同义词联想在表达联想中的实现。而③和④则是句型中主动和被动两种句型的联想。
三、文化联想
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既标注了所代表文化的特点，又可以用来表达、解释文化的其他方面。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因此，在英语口语的练习过程中，我们既可以联想到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色，也可以联想到不同文化中语言的特点。 （1）在汉语环境中，我们所说的折扣指的是付款金额中的应付部分，而英语中的“discount”指的是付款金额中的优惠部分。明白两种文化的这一差异，在英语的口语学习中，就能够为汉语环境中的某一场景的表达快速、准确的找到英语的对等词汇和表达。从而达到严谨表达、丰富语言的目的。
（2）另外，从这一例子中我们还能够发现，中英文化中语言的各自的特点：中文习惯少主语、少动词；而英语讲究句子的完整性。
除了语言中的文化特色可以联想以外，不同文化中的人文因素的异同也是英语口语表达中联想的对象。
如：中国人在结算时，习惯于“以零找整”也就是六元的东西，我可以给收银员十一元，来换到五元的一张纸币。这样做的目的是拿一张十元钱，你会被找到4个一元。相对于五元来说，比较的零散，不易携带。我们觉得这一做法很明智，但是在外国却行不通，而且想要用英语表达这一做法有点困难。而英语中结算过程中所使用的表达非常的简练：
“How much? ”
“OK,here you are.”
“This is your change.Please have a check. ”
关键词：刘国正 语文教育 现实意义
刘国正是当代著名语文教材改革家和语文教育理论家，在语文教育界有重要影响。他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审查工作，对语文教材有精深的研究，对语文教育的其他方面也有深刻的见解。他继承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他重视宏观研究，而又不忽视微观研究，主张二者要并重。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教育思想，比如他提出语文训练要实与活相结合，语文教学要与生活相联系等思想，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教材领域长期实行“一纲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作为主要教材，被全国的学校使用。刘国正作为人教社的编辑，他的思想不可避免要通过所编教材体现出来，这样便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国的语文教育。而对这样有重要影响的语文教育家，语文教育界的研究是比较少的。理论界对“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和于漪、钱梦龙等特级教师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得比较多，而对作为教材编者的刘国正研究得比较少。如果说“三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语文教育的状况，那么刘国正的语文教育思想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文教育的新发展。研究刘国正的语文教育思想，对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国正的语文教育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的思想植根于我国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沃土，根深而叶茂，对当前的课程改革和以后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刘国正语文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实”与“活”的思想对课程改革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语文课程改革，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在课堂教学中轻视语文训练，追求“活”而忽视了“实”。如果我们温习一下刘国正的论述，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
刘国正认为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是工具性和思想性，教学要实现工具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工具性意味着要重视语文实践，要多进行语文训练，而思想教育是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的，进行语文教学不能脱离训练进行空洞的思想教育。进行新课程改革以后，有些老师不敢谈训练，以为谈训练就是走老路，不符合新课改的精神。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语文教学离不开训练，就好比赛跑运动员离不了跑步训练一样。要正确理解“训练”的含义，它不仅包括做习题、试卷，而且包括一般的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练习。
进行语文训练要处理好实与活的关系。实和活的关系是辨证的，只有实没有活是不够的，只有活而没有实也是行不通的。有些教师一味追求活，课堂安排很多讨论、表演，却没有进行最基本的语文训练，这样的教学是没有根基的。教学必须在“实”的基础上求“活”。当然，有些老师对改革持观望态度，坚持传统的“五段式”教学方法，语言训练机械呆板，这也是不行的，必须使训练方法灵活起来。总之，要处理好实与活的关系。
（二）语文生活观对理解新课程理念的启示
刘国正倡导语文教育要与生活相联系，在语文教学中，无论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是发展智力、进行思想情感教育，都必须以“联系生活”为前提。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加强课程与生活的联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上说：要“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这和刘国正的语文生活观的精神是相通的。
受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地区的语文教学仍然局限于课堂、教材，没有充分联系学生的生活，学习刘国正的语文生活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课改精神，更好地展开教学。刘国正说：“联系生活指的是一种教学指导思想，而不是一种教学方法。它渗透到课堂教学的各种活动之中，课堂方寸之地联系着大千世界。”联系生活并不是要求教学的每一阶段都要与生活相联系，而是要求教师有这样的意识：语文课程教学与生活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教学中要设法将教学内容与生活联系起来。联系生活的空间是广阔的，方式是多样的，特别是一些绝好的契机，是难以预计的，重要的是教师要处处留心。
语文新课程增加了一项新的学习内容――综合性学习，这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是书本学习和实践活动的结合，既有课内的学习，又有课外的学习。刘国正的语文生活观对于理解和实施语文综合性学习，具有启示意义。刘国正认为，学习语文的天地除了课堂，还有校园、家庭和社会，后三个场所也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场所;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开展语文活动，抓住学生的关注点、兴奋点，这些观点和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精神是相通的。通过学习刘国正的语文生活观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能更好地理解和实施综合性学习。
（三）语文教材观对教材编者的启示
关键词：唯物辩证法法律文化方法
关于法律文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但却多半被忽略了的视角，即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作为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①法律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并且在事实上是不可分割开来的，因此要在社会的背景里看法律：在社会现象中看法律现象，在文化中看法律文化；②法律现象是一整体，由这一整体构成了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因此是对法律现象整体的观照。这一观照指出了法律现象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决非零散的、彼此不相关联的存在。
法律文化作为思考法律问题、解释法律现象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论的方法。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显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是普遍地相互作用、影响、制约的，而系统，作为联系的一个特定的情况，是事物、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各要素的相互匹配）（从内容上看，系统论是辩证法的具体化、细化。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是辩证法所说联系的具体分类中的一个特别的类，特指事物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作为思想方式、方法的法律文化，从逻辑关系上看，是辩证法、系统论思想方式、方法的演绎，一个特例，故而在本质上也是整体性的思维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同样可以看到辩证法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去分析、理解、解释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中的问题，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会相当自然地得出法律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试图了解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的时候，以法的产生和运行的过程为线索，逐一考察法律制度、法的概念解释及法律实现的过程和法律的调整机制，结果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法律现象都会对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发生影响。法律制度，即使是良好的制度，也只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制度的有效运行还取决于其它种种因素，包括：人们对法律的态度、信念、价值评价；人们是否了解法律、尊重并且愿意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的人的素质，包括是否熟知法律、理解法的本质与精神、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造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但是同时，每一个因素又都不足以单独决定法律制度之能否有效运行。它们各有其功能和作用，又不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地发挥作用，决定了法律制度能否有效地运行。对这一关系和现象，或者说，这一有机体加以描述和解释的，正是法律文化概念。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具体的法律问题会自然地到达法律文化的概念。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些通行的法律文化概念解释看一下。
辩证法已经是历史悠久而成熟的理论，经过了许多大哲学家的探索、丰富与阐发，有着丰厚的内容与成就，作为成熟的理论，对法律文化研究可以起到指南的作用，提供分析与思考方法。辩证法、系统论的诸多原理，比如：联系的观点；系统内各要素有机联系的观点（不仅是相互作用，还有相互匹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对于了解法律文化，对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的是很有助益的。了解了法律文化与辩证法的关系有助于提高法律文化研究的自觉性、目标的明确性：从宏观上看清楚法律文化研究的目的、作用、意义，更好地解释法律现象，解决法律问题。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的认识，丰富其内容。
我们为什么可以以法律文化的名义，或者说，在法律文化的标题下谈法律传统、法律意识等等所有的法律问题，客观地说，就是因为诸种法律现象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这个事实，是我们论述法律文化及其方法论作用的客观基础，由于这一基础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体中去讨论其中的各要素，使得我们可以构建起一个思想的背景，将具体的法律现象、法律问题，包括法律传统、法律意识、法律制度等等置于这一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看到其特殊的地位，又看到它们彼此之间、各自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浸在具体细节中而忘记了整体，甚至模糊了目标的问题。换一种说法，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就好象提供了一张法律现象之网，将所有的法律现象整合在了这面网上，使我们直观到、意识到法律现象的整体。法律文化概念有助于我们自觉审视法律的全貌。也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探索法律现象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从认识的过程看，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法律现象，将法律现象加以区分，逐一认识清楚，在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相互联系之后，得出法律文化概念。这正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辨证的认识过程。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过程。
了解了法律文化作为思考的方式方法的含义、性质，了解了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方法论意义：
法律文化首先是思想的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我们在试图理解、解释具体的法律问题、法律现象，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时，不能仅就制度言制度，或者，只是东鳞西爪地抓住某些要素，即使是非常重要、关键的要素，做出我们的解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而是必须要将所有围绕法律制度的产生、运行的各要素既看作各有其独立作用与功能，又相互关联、影响、作用、制约的有机整体，进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75-02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初步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在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实践中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灌输法、疏导方法、自我教育法、调查研究法等，我以其中两个具体方法为例做论述。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一）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理论联系实际既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又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后，在《调查研究》（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篇著作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形象地比喻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我党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不普遍、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个亟待解决并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1939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正式发表，该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重要方法原则。
1939年10月，他在《发刊词》中以最完备的形态和最充分的论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二）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要求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其认识路线。其中，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党明确提出和我们必须遵循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做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党情，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并依靠实践检验。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及其规律，从而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各项实践，并根据中国的实际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
（三）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意义
历史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联系实际方法深刻体现了思想路线，服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更好地促进了党风建设；拨乱反正时期，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有力地促进了拨乱反正，纠正错误认识，推进经验总结，推动认识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促进思想解放，服务市场经济发展，推动改革开放。
时代意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发展到现代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利于促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有利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利于促进改革创新精神的弘扬等。同时也要求我们党要教育和培养了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高了党员的整体理论水平；要着眼于现实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广泛深入基层；要放眼未来，注重国情变化，关注世界动态；要切实落实行动，做到持之以恒，不断与时俱进。
二、灌输的方法
（一）灌输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844年11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中指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以上使用的“宣传”、“灌输”等词，包含了从外面进到里面即灌输的意思。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灌输当作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理论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明确提出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思想，初步形成了灌输理论方法。
把灌输理论方法系统化、理论化的是列宁。列宁针对俄国社会内出现的经济派提出的反对对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主张，于1902年发表了《怎么办？》。他在该书中阐述了灌输理论，其主要观点有：第一，“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第二，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第三，要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变为自觉的革命运动，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第四，“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指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列宁在这里阐明了为何灌输、对谁灌输、谁来灌输和怎样灌输等问题，使灌输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下转第77页）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利用统治阶级的思想教育人、培养人，明确了灌输不是方法层次的范畴而是定性的内涵，有助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和责任感，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灌输的本质地位。
（二）灌输方法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灌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灌输的环境方面，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种文化、信息、思想等交流频繁。特别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更加增加了人们交往的途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客观上增加了灌输环境的复杂性。在灌输的对象方面，列宁的灌输理论是针对无产阶级提出的，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大众翻身做了主人，工人和农民阶级成为了国家主体。伴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多种经济形式也得到了长足有效的发展，社会阶层也越来越多元化，形成了民营企业家、个体经营者等新的社会群体，他们也属于劳动者的一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对象的一部分，客观上要求灌输方法得到不断的发展与更新，以适应不同灌输对象群体的需要。
灌输方法是党在思政教育中必须坚持的方法，而且也要不断的创新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我们在坚持灌输方法的同时，也要坚持多种方法并用，以达到教育效果的更佳。如情境感染法、心理咨询法、实践教育法、说理引导法、比较鉴别法等。将这些方法与灌输方法有机的搭配和配合，灵活地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等。
关键词：苏联史学；计量史学；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73-04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苏联历史科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也不能对其取得的成绩完全抹杀。认为苏联史学实现了全面繁荣，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联史学一方面呈现逐渐发展的趋势，计量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涌现了一批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佳作；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仍然制约着历史科学的发展。
一、如何评价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史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遭到全面否定，60―80年代亦被称为史学研究“停滞期”。一些人甚至强调，苏联史学是极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对其评价，不仅应该作为体制的批评者，更应该是社会主义、苏联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中既有以往的苏联史学反对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还包括曾经立场坚定的苏联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者），其中不乏苏联时期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对苏联国家的全面否定，同样在史学界上演。除了以时局和意识形态的激变来解释这种现象外，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长期受到限制，形成的鄙视和厌恶心理也是这种非此即彼的评价的一个原因。面临如何重建俄罗斯史学，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史学的时候，人们还未来得及深入了解和把握这20年的史学研究的得失。这种缺乏理智思考的评价一方面源于剧烈的时局变换，同样带有政治色彩；另一方面缺乏对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过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缺乏理性分析所取得的成就、不足、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显然，用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来彻底否定苏联史学是不足取的。人们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完全自由发展，总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诸如科研投入、社会需求、出版条件等客观因素，甚至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1.国家意志和相关文教机构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历史科学，这种影响的结果如何。2.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契合现实需求、苏联史学发展方向以及史学现代化的可能性。3.形成了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相关概念和观点以及重建史学的尝试。4.历史学家之间，学术团体之间，一般研究者和学术精英之间，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机关、信息服务部门（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5.学术精英、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反响。
战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哲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批判运动使学术活动严重停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和禁锢，理论探索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历史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研究一方面呈现恢复和重建的趋势，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60―70年代，指令性的科研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在苏联各高校的历史系，科研能力参差不齐的“职业历史家”主持科研工作；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分所主导本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国家文教机构的意识形态和监督检查职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史学研究也不例外：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都受到限制，20世纪党史、社会思想史、革命运动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除分析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因素，即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关于史学研究的观念问题，正是评价苏联史学最为棘手的问题。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等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经典著作中提炼出解读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法论，开始应用于史学研究。30 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之后，苏联开始了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成为苏联史学中以论代史和公式化、简单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意识到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存在问题之后，6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始指责以往史学的缺点，认为应该以“客观性”、“ 历史主义”、“党性”为原则治史，尤其是有关20世纪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到重建和革新史学。30年代史学面临的这些观念问题和理论问题，60―80年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和外国文献研究具体问题。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论及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然而依旧极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面对俄罗斯学者对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种种评价，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当时的历史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今还在从事历史研究，有些人还是学术精英，享有很高声望。这种情况下，无疑更要慎重对待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赞誉和指责。我们评价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必须避免简单的照搬和模仿。
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的得失
60―80年代中期，苏联建立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批多人参编的大部头著作。为加强史学研究机构的建设，苏联先后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6年)、军事史研究所(1968年)、美国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远东研究所 (1966年)等。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为苏联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2］。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多卷本的集体著作相继问世，是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如12卷本的《苏联史》、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史》、《卫国战争史(1941―1945)》、《二战史(1939―1945)》、《苏联历史科学文集》、《历史百科全书》等。80年代中期前后，对这些史学著作的评价也是从完美无瑕到一无是处。这些史学著作显然带有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史学的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国家拨款资助下，一些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如《苏共党史问题》、《近现代史》、《苏联历史》等，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也增加了资金投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阵地，这一时期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著作和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不乏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俄罗斯20世纪各个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具体的科研实践。对20世纪历史的许多问题的阐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学者们在科研活动中有意避开诸多敏感问题，关于苏共党史、工业化、集体化、政治文化的研究无疑存在失真现象，缺乏客观真实的评价。8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苏联史学研究的评价，缺乏批评的声音，是否符合“总路线”成为当时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的评定标准，史学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国家对史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然而事实上，正是科学部的建议、指令和规定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受赞誉良多的史学作品恰恰需要重新评价。相反，许多创新性的、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富含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却未能受到重视。对苏联史学研究夸大其辞的颂扬，同时忽视对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的客观评价，严重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改革与新思维”和“历史热”兴起之前，全面否定代替全面肯定评价之前，苏联史学并不是完全停滞，也不是全面危机，而是在困境中前行。
苏共二十大之后，即结束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之后，认为苏联史学迎来了春天，或者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史学界为了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加强了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1957 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强调历史科学应以客观性和党性为原则。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相对自由的研究氛围，在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60―80年代，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的频繁召开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纪念三次革命、列宁诞辰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以及一些大型专题会议，议题包括历史编纂学，苏共党史，工业、农业发展史等。会议资料和论文集表明，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无疑对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学术氛围更加自由，对苏联历史学家们交流学术思想、探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无益处；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困境，尝试寻找史学发展的道路，但是时代特点决定了他们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必须遵从早已教条化了的原理和原则。
50年代中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引发了一次新的大争论。这次大争论，从世界范围来说，在60年代趋于高潮，而在苏联讨论的规模最大，仅1964年与1965年里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其中，瓦尔加撰写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1964年)一书，对司徒卢威等人所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理论提出异议；戈杰里耶撰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1965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从没有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各个地区都经历过；瓦西里也夫等撰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进化的三种模式》(1966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亚细亚公社”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显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程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60年代中期，“新方向”史学家试图重新解读列宁著作及其形成过程，探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状况，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和农民等一些具体问题。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一些现有观点，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70年代初，这些“新派”史学家的代表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学说”。不仅从事科研受到限制，禁止公开发表著述，而且部分人受到行政惩罚，比如调往别的科研部门甚至是开除。由于未能意识到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许多人忽略史学发展的继承性，批评苏联史学一无是处，苏联史学家在面对困境时毫无作为，因为“方法论”上的错误，导致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值的庆幸的是，这种简单而草率的虚无主义评价没有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
在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问题上，鲍维金、沃洛布耶夫、塔尔科夫斯基、西多罗夫着手研究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关于俄国财政资本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安菲莫夫、杜布罗夫斯基等人关于帝俄时期农业制度、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如何解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阿夫列赫、帕夫洛娃、波克罗夫斯基、特罗伊茨基等人就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特点展开争论，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
7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加强了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限制，提出加强苏联史，尤其是党史问题的研究。同时，苏联科学院发起批判“新方向”史学家的号召，揭露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危害，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研究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德鲁日宁、鲍维金、萨哈罗夫、特罗伊茨基、特拉佩兹尼科夫、赫梅列夫、切列普宁等人受到批判。关于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制度演化及特点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归于平静。苏联史学研究队伍的大部分力量用在诸如关于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等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应该说，70―8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探究苏联史学的发展过程，对如何保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尤为值得吸取教训。与此同时，关于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虽然科研投入有限，但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奥克拉德尼科夫、雷巴科夫、托尔斯托夫、利哈乔夫关于古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阿尔齐霍夫斯基、亚宁关于诺夫哥罗德考古研究，诺索夫、斯克伦尼科夫、季霍米罗夫、施密特关于俄罗斯中世纪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形成问题的研究。
1964年1月3―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会议的主要报告人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波斯别洛夫、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科德罗夫、古雷科、格列泽尔曼、斯捷潘宁、约夫丘克、卡马尔等人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从事史学发展问题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而是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的报告中提出，当前苏联史学处于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最近十年历史学家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得到彻底改变，我们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史学恢复了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运用列宁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把注意力转向解决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问题。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康斯坦季诺夫院士指出：哲学需要和历史学、经济学联系起来，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密切的合作，相关学科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社会学和哲学如果与历史学脱节，就不能顺利发展。历史学如果缺乏哲学的分析和指导，就无法满足复杂革命形势的需要。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的发言一方面强调了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历史学必须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功用。关于史学发展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跳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樊篱，缺乏对苏联史学现状的客观评价，但是哲学家们的建议很快在史学界达成共识，为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格弗杰尔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苏联史学现状和前景不无担忧。他认为，史料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是否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推断、新的概念是评价苏联史学的关键，只有认清史学发展的现状才能推动史学的进步［1］。类似的观点反映了苏联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转向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无疑有助于促进苏联史学的发展。遗憾的是，60年代许多苏联历史学家仍然致力于同资产阶级史学作斗争，很多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仍然不受重视，学术资源浪费严重。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科学研究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苏联学者开始吸取当代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加强了相关学科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迅速发展，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史学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出现了计量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分支学科。随着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苏联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也注意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尤其是苏联计量史学取得的成就，不仅在苏联史学界确立了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和重视，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亮点。 1956年《苏联历史》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专论《让新计算技术为历史科学服务》一文，肯定了计算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同时向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发出呼吁，加强合作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帝俄时期的史料是极为丰富的，在十多万份规定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条件的法定文书和赎身证明中，包括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资本主义时代，俄国的统计计算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材料。土地、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调查统计的数据资料［4］，为计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60年代初，乌斯季诺夫开始尝试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历史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引起历史学家和数学家的兴趣。1964年以后，苏联计量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计量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各自的史学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从而奠定了苏联计量史学全面发展的基础。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成立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苏联计量史学的发展。卡赫克、科瓦利琴科、乌斯季诺夫、利金等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60年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计量方法的成功运用和扩展，涌现了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受到震动和启迪。1977年由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总结了这一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政治史文献基本为叙述性资料，能否运用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是最富有争议和最受关注的问题。70年代苏联史学家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苏联计量史学进入稳定、成熟、提高的发展阶段，出版的学术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高于70年代。与此同时，苏联计量史学家更加重视理论方法的探索［5］。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是苏联计量史学卓越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苏联计量史学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1987年，科瓦利琴科发表了专著《历史研究方法》。该书总结了苏联史学研究的实践和成就，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中运用计量方法的优点和弱点，阐释了计量研究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之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毋庸讳言，苏联计量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提供了宝贵财富。
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存在的主要缺点在于：1.经济主义。热衷于研究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了对许多客观现象的研究。2.先验论。历史研究受到僵化模式的限制，比如人类历史是革命史、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3.僵化的唯物主义。概念和理论的僵化，导致历史学家忽视社会思想的研究，忽略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个人因素、主观因素。4.普遍主义。因此缺乏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特点的区别研究。5.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意识浓烈。以致不能及时吸取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经验。80年代中后期至今，20年过去了。对苏联时代历史科学的反思和各种评价从未停息。无论对俄罗斯历史学家，还是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学都无法避开60―80年代的苏联史学留下的糟粕和财富。如何客观评价苏联史学，正确判断和选择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阿列克谢耶娃.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科学［M］.莫斯科，1997：295.
［2］涅齐金诺伊.苏联史学史文集［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52.
［3］张广智.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J］.社会科学，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