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14:01: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客家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结合“关注民生，为响应团省委和大学校团委的号召。服务”社会实践主题，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经验，让大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使学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团队拟定于年暑假期间赴省市县开展社会实践调研活动。
一直以来，年是县建县年纪念。县都在努力打造“客家古邑，人文”形象。年，市委书记同志提出了作为“客家古邑”文化形象，而这一计划的实行又以成功申办年“世界客属肯亲大会”为载体。自秦汉赵佗开发以来，北方先民不断踏入这块热土，并通过向南迁徙，使得成为客家地区中开发最早的一个地方，堪称“客家古邑”也在年通过申请，成为“千年古县”因此在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上，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甚少，考察在客家形成历史上的历程与作用，对客家文化将是一个重大补充，对打造“客家古邑”文化品牌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县的大部分历史文化至今保存的十分完好。一些历史文化遗产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至今保存完好。如：等。
为县乃至市建设成为“客家古邑”形象的目标提供科学的调查数据和文献支持，将努力通过本次暑期社会调研活动。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及市年世客会的顺利举行贡献我一份力量。
二.活动意义和目的
客家千年文化的活化石”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县于年月被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批准成为“千年古镇”镇内很多的古迹至今保存完好。为市成功申办年的世客会作出巨大贡献。基本上都因为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而让各种宝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为什么县的文化遗产保护得这么好？为什么像这样优秀的千年古镇并未被世人所认知？这其中问题出在哪里？
发现目前国内在客家文化保护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空白，通过大量的网上搜索和查阅文献资料。或者是进行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专项研究，不能很好地进行总结和概括，而一些民间学者的研究又只能小范围发表，不能很好地宣传和推广。
总结出一套适用于其他地方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案。让我优秀而又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团队此次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县作为一个千年客家古城的文化保护经验的一个调查。还可以传播优秀的客家文化，为市打造“客家古邑”文化形象的策略提供助力，市世客会的成功举办，必将带来新的一轮招商引资热潮，为乃至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服务。
三.实践课题
实践团队选题为：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经验及借鉴---以市县。
四.完成课题的设想及方法
（一）可行性分析
1.运用多种适当的调查方法。解研究现状；当地政府多方协调和大力配合下实地参观调研；邀请当地的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与老百姓参加访谈；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为课题的论证提供充足的论据，课题确立符合当地实际，具有很强针对性。
2.团队稳定而优秀。团队成员都具备社会调查研究相关经验。准备充分，具有很高的配合度。有专业且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带队，请专家论证我报告初稿，成为我坚强后盾，确保了调查任务能够高质量的完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3.研究课题具有很大的可提升价值。通过探讨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研究的现状。通过对其研究方法的改良和具有创造力的提升，使得我研究体现出卓越性和突破性的飞跃，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缺。
（二）研究方法
1．基本思路：
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出发，本课题按照“问题提出—构建分析框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首先。阐明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近年来对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现状，分析影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制约因素，并结合大量证题研究与理论分析，进而搭建课题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界定所需要研究的问题及其性质、特征和范围；接着，采用理论思辨的方法解答相关理论问题并提出研究假设和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调查、访问调查等方法，收集材料和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检验假设、修订完善理论认识和假设模型；最后，以理论论据和实证论据为支撑，对问题进行多维度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思路。
2．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的调查和分析方法有：
1文献研究法：围绕客家古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这一主题。并进行归纳、对比和提炼，获取对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基本理论认识和假设。此外，搜集涉及古邑文化保护与修复、旅游资源开发、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数据，为评估保护研究效果提供素材。
2问卷调查法：主要用与普通百姓的调查中：①在开发证题研究时。选定景点附近百姓未调查对象，调查当地保护方案落实情况，以及文物真实保护情况②用于评估客家古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效果。采开放式问卷和结构化问卷调查相结合，拟在案例发生地县，选取普通民众中分层抽样调查，获取他对客家古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主观评价和期望。
3实地研究法：由深度访谈法（10人次）和观察法（不确定次数）组成。呈现详尽的调查客家古邑文化的背景、原因，保护措施的运行状态和效果，存在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4统计分析法：主要用于问卷调查信息处理。并划定等级标准和确立标度、标号；综合应用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模型的项目质量和信度、效度。
五.预期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题目：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经验及借鉴----以县为例。
撰写调研报告和论文，团队会根据我调查研究结果统计分析的得到资料和数据。反馈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同时，各大媒体投稿，争取发表，总结出客家古邑千年文化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将这种具有共性的文化保护经验推广出去，让其他地方得到借鉴。因此我成果将会以报告以及论文的形式展现出来。
会全力做好准备工作，这次暑期社会实践的调研活动之中。完成前期的申报工作以及申报后的完善细化工作，中期的调研工作，后期的总结和报告撰写工作，最终写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六.实践前准备工作
1.查找大量相关文献。
解人们文化保护方面的研究已经进行到哪一方面，期刊网上查找资料。哪些方面又还有待加强和改进。同时也登陆当地政府门户网站，解当地的有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政策以及当地的一些其他信息。
2.制定调查方案。并请校内知名教授指导问卷。
3.与当地紧密联系。及时政府部门以及文化相关部门联系。解当地的相关情况，也为我今后的调查研究提供便利。
4.每三天召开一次会议。明确团队成员的工作进度，至少三天就会开一次例会。而且也将大家的一些准备工作的经验分享。
5.分工合作。团队分为四个小组，团队信息交流畅通的前提下。每个小组负责每一个模块，例如有小组负责计划书的撰写，有小组负责问卷的制作，每个小组的成果出来之后大家一起讨论修补，最后通过。
七.实践后的总结内容和日程
1.统计调研资料。与指导老师一起分析调研结果。
2调研结果按照“现状—分析—总结—建议”思路布局写成调研报告《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经验及借鉴---以县为例》。
3进行成果展示。召开成果交流会，并把调研报告回馈给当地市、县政府与文化部门。
关键词：文化中心 客家文化 意象营造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引言
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位于台北市汀州路与师大路的精华地段汀州路3段2号，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内。其前身是台北市儿童交通博物馆，于2000 年4 月以公办民营OT 方式经营七年后合约到期，由教育局释出此地，再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客委会”）接管、客家文化基金会直接运营，在其原址上规划建置“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可以成功争取台北市精华地段筹建客家文化馆，势必有许多争议和反对。不同的反对声音主要起因于近年来台湾政府兴建各项重大公共建设，如机场、观光游憩、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闲置情况严重，屡遭媒体讽为“蚊子场馆”①，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改建之初亦受到一些环保团体②的质疑和反对。如何在这种反对声中让新建的客家中心躲避“蚊子馆”的厄运是客委会和台北客家人共同的愿景，因而从中心筹建之初便对公园整体规划设计做了大量努力。以下便是对客家文化中心如何从具象的静态呈现到抽象的民俗意象营造来达到强化客家族群认同进行阐述。
二、公园客家意象呈现
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的空间文化形式，是否能促进各族群对客家文化理解与深化、吸引人潮前来、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文化素养的场馆并得到民众的认同，是本文亟欲了解之事。
客家文化中心座落于园区正大门右侧，与客家音乐戏剧中心遥相呼应。是一栋红砖搭配白墙与砌卵石墙基的四层楼建筑设计，属典型的客家传统民宅建筑，展现了客家的俭朴意象。内设有迎客大厅、多媒体互动装置、等路大街、常设及特展区、客语认证教学站、多功能学习空间等，结合产、官、学、社团、艺文领域等团队，以“人文、教育、科技、产业、艺术”再造都市环境的新时代，实现多功能智能的人文馆室，呈现别具特色的客家风情③。
从一楼正门一进入的迎客大厅便是一条草编的巨龙盘旋于眼前，是台湾花莲著名的手作夫妇所编。据工作人员介绍，此作品是去年“客家手作之星大赛”的金奖获奖作品，举办这样的活动，首先要求的是要参赛者熟稔客家文化并能够熟练的运用客家元素。这对于提高群众认识客家文化并参与其中十分有帮助。再往里进展示的是客家祖堂的神龛，象征了客家人崇宗敬祖的传统，可以让参观者最直观的体验到客家宗族精神。整个大厅内部的天花板装饰使用了典型蓝色和红色的客家花布④，墙体使用传统的竹编加上现代立体流动线条的设计，使得传统客家农业文化元发挥出了新的生机。
二楼和三楼的常设展览区，分别展示有客家风情画（包括展示客家生产生活常用器具、台湾过去客家主要产业、当今台湾的客家特色文创产业）客家节庆、客家传统服饰、客家音乐、传统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相关的书籍专著等等，总体展示显现得十分直观和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示区内设有非常多极具参与性的项目，如展示区内放置的大量传统感的老式桌凳供参观者使用的，这样可大大的延长参观者参观时间，提升了参观体验的效果；传统服饰展示区内的“蓝衫花布变装秀”，更是让参观者直接的穿上客家传统蓝衫，亲自体味客家传统蓝衫的美感。客家音乐展示区，运用了多媒体技术让参观者用脚踩在相对应的音乐门类上（有擦弦乐器、吹管乐器、弹拔乐器、锣鼓乐器）便会播放相应的音乐，很强的参与性和趣味性，客家音乐艺术也不自觉的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另外在展示客家传统民居区域内设有传统灶台原型，参观者可以模拟使用旁边的锅钞、食材、调料，按照灶台上设置的多媒体显示屏所展示的客家菜做法学做客家菜，也是十分生动和有意义，有效的传播了客家美食文化。
四楼设有多媒体会议室、特展区和常设展区。多媒体会议室可容纳200人，呈半园阶梯形，可用于承接专题学术会议、学术研讨会议和园区工作会议，亦可出租给周边几个里的居民用于社区常务会议，有利于处理园区与周边的关系。特展区用于展览客家主题书画等艺术作品（如笔者前去时展出的是“客家风情画――乡土素人画家余秀雄油画个展”，展示的画作全部取材于传统客庄的历史人文和在地生活画面），这不仅是一个客家艺文展示平台，更鼓励了客家艺文的创作。常设展区设有闽西客家土楼模型“振成楼”，其内外侧墙体亦作为展示区，墙外侧直观的展出了用世界地图表现的世界客家人口分布图，墙内侧展示了关于福建闽西客家土楼、广东梅州客家围龙屋、江西赣南客家土楼的介绍，形象的展示了传统客家民居共性与差异；另外常设展区内还设有“生活美学”区，展区仍以传统客家红花布和客家油纸伞为装饰背景，整个展区分两大块，一是展示客家传统婚礼习俗及当下婚礼的演变，二是展示客家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比如运用传统客家花布、客家蓝布衫、桐花等元素所设计的玩偶类（有蓝衫玩偶、手工织布玩偶、客家小米奇）、手工艺品类（蓝衫玻璃挂画、客家擂茶包装）、布艺品类（桐花布包、花布提袋、花布背心、花布鸭舌帽、遮阳帽、虎头帽、创意花布抱枕）。这些具像的产品设计，不仅让参观者大开眼界，更让参观者看到客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未来。
在客家文化中心的地下一楼常设DIY手作教室，以教授客家手工艺制作为主，每周未定期举办，均免费报名和学习。据介绍报名者要以10人以上的团体方可报名参加，以免教学资源浪费。若报名人数适当放宽，比如10人以下或个人报名参与课堂的话则自备DIY材料，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课程，使文化中心受众面更广。
三、结语
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开放一年以来使用频率极高。每周未公园都会由客委会举办各类客家主题活动，如有民俗节庆类（义民祭）、地方特产展销类、亲子康健类和学术论坛等；园区还不定期承办与企业合作的非客家主题活动，类型多样。带来了广泛的参与者，也丰富了客家文化中心的活动主题。人们以静态展示为载体、动态活动为路径，在与客家文化中心参与与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客家与非客家族群共对客家文化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邱郁芬.台北市客家文化治理策略之研究─以客家文化主题公园为例.台湾：国立中央大学，2012.6
[2] 陈乃郡.地方文化馆与小区总体营造之研究：以桃园县一眷村馆舍为例.台湾：元智大学，2011.6
[3] 曾汉珍.客家小区营造课题与策略之研究.台湾：客家公共政策研讨会论文集，2002，6
注解
① 国改评论2009/10/8，蚊子馆问题之检视 http：//.tw/post/1/6547
② 中华民国自然步道协会、台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台北市野鸟学会、荒野保护协会等
一调查的目的、方法与内容
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流文化无疑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地方文化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一些高校的教改实践已经初步证明，充分利用地方历史文化的丰富资源，结合学校自身实际，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能够更好地推动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并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本课题研究拟结合具体的校本课程建设，以具体实践演绎将赣州地方文化融入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为此我们发起了一次调查活动，并根据切实有效的调查结果，为编写《苏区精神和客家文化》的教材与开设课程奠定基础，为开展地方文化资源的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寻求支撑。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在问卷设计环节，我们拟定了20 个不同的问题（不含采集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问题和开放式问题），这些问题共分为3 个大类，第一类是了解被调查对象对人文素质课程的基本认识和态度（题目3～9）；第二类是测试被调查对象对本地文化的掌握、认同程度（题目10～17）；第三类是了解被调查对象对于开设富有本地地方文化特色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态度、愿望和要求（题目18～22）。
问卷设计完成后，负责实施的4 位调查人员分别在江西理工大学、赣南师范学院、赣南医学院、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三本院校）四所驻赣州高校开展调查。调查对象为上述院校不同专业、年级、性别的学生，调查问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具体的发放方案为，发放问卷1000 份，以课题组所在的江西理工大学为主，其红旗大道校区发放300 份，涉及8 个学院，其中大二150 份，大三100 份，大四50 份；西校区投放200份，该校区全部为大一新生；黄金校区投放100 份，该校区主要是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即三本学院，另有3 个二本学院，问卷主要投放给三本学生。此外，向赣南师范学院投放200 份，赣南医学院投放200 份，尽可能涉及两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应该说，问卷发放的涉及面是比较广的，被调查对象的代表性是比较强的。
调查结束后，我们对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 份，回收问卷997 份，其中有效问卷（这里所谓的“有效问卷”是指完整作答的问卷，只完成前面少数题目后面失去耐心没有全部答完的视为无效问卷，但在数据统计时根据实际情况个别题目会把全部回收的问卷纳入统计）968 份，有效率达96.8%。基于本次调查有较广的覆盖率和较高的有效率，使我们的统计分析有了坚实的基础和较高的可信度。
二问卷结果分析
（一）从被调查对象的生源地可以看出，地方高校生源本地化特征非常明显，这是“地方文化融入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在回收的997 份问卷中，被调查对象来自赣州市（赣南19县市区）的有209 人，本省赣州以外地市的414 人，来自外省的有374 人。由此可见，地处赣州的这几所高校普遍存在“生源本地化”现象，近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本省，其中的“一般”则直接来自本市，来自外省的生源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不仅是赣州一地的现状，国内大多数地方普通院校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生源本地化现象，这是“地方文化融入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以赣州为例，赣州以客家文化和苏区精神为代表，地方文化资源丰富，这对于本市、本省的同学来说，了解自身文化遗存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外省的同学来说，大学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有了解本地文化的潜在需要。因此，将地方文化资源引入人文素质教育课堂并非一厢情愿，确实有其群众基础。
（二）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对提升自己的人文素质有着高度的认同，但对于提升的具体路径还存在诸多迷惘
第一，对于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得到大家普遍认同。被调查对象表示愿意抽出时间来阅读人文书籍，但真正用于这方面的时间很少。调查显示，对于“学校开设人文类公选课程能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这一问题，选择“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和“增强文化认同感”的达到46%。这反映出大学生渴望人文素质的提升。但这些内在素质的培养非一日之功，而是要通过不断地阅读来提高。还有近半数被调查者表示“愿意阅读但苦于没有时间”，他们每周阅读的时间普遍低于8 小时，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低于3 小时。种种原因导致学生有时拿起书本却看不进去，甚至无心阅读。在此，我们倡导学生追求内心自我修养，合理安排时间，提高自控力。
第二，通过网络、电视等新闻媒体获取资讯是当代大学生获取人文知识的首要渠道，其次是通过阅读书籍、报刊获得，再次是通过课堂学习获得。
从上表不难看出，当代学生主要通过网络学习获取知识。一方面说明学生在人文知识的获取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主动去了解。另一方面又不免使人略感忧虑，网络信息快餐化、碎片化的东西居多，缺乏足够的人文深度，过多地依赖网络或者电视等视觉化的形式，传统的阅读方式，即“看书”、阅读经典名著、品味大师杰作，对提升人文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适当与时俱进，而不是一味因循守旧，经典名著和大师杰作也可以用更时尚、更现代的高科技形式予以展现和传承。课堂教学这一原本是人文素质教育主阵地的方式，似乎不太受学生喜欢，可见我们的课堂教学确实需要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
第三，学生对学校开设人文素质教育公选课有着较强烈的期盼，但目前许多学校并没有满足学生这一愿望和期待，人文素质课程建设任重道远。
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学校开设的人文类课程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这一问题，有50%的学生认为学校人文类课程“开设太少”，另有17%的学生认为已开设的人文类课程“学时太少”，只有32%的学生认为“基本满足”。在高考“指挥棒”的主导下，学生在中学阶段接受的人文素质教育偏少。而在进入大学后，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理工类院校一贯“重理轻文”，人文类课程不受重视，导致一些理工科学生较少接触人文类知识。或者虽然开设了一些课程，但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又缺乏系统性和实用性，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仅满足于“混学分”。然而，调查显示学生强烈需要人文素质课程，因此这类课的开设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学生缺乏自制力以及自主学习力，极少主动去学习人文知识，因此开设富有成效的校级公选课可以较好地满足学生这一需求。
（三）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对本地文化认同程度较高，愿意去接触和了解学校所在地的历史文化，且目前他们对本地文化的了解掌握程度不高第一，学生对所处城市的地方历史文化不太了解，对赣州的人文知识储备较少，对赣州的大部分景点仅限于走马观花，并不了解其历史文化背景。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学生对于赣州景点有走马观花式了解，四分之一学生不了解赣州为“江南宋城”，半数的学生对赣州历史不是很了解。这一现象应该引起相关人员的注意，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传统文化更是需要继承与发扬。当代大学生普遍倾向于了解当前流行的文化，却忽视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文化。增加一门有关地方文化的人文课程虽然对提高广大学生对地方文化的关注显得杯水车薪，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学生对于客家文化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存在着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相关课程系统地了解这一文化。从图2 可以看出，有64%的学生虽不是客家人但认同客家文化，有21%的学生本身就是客家人并热爱客家文化，两项合计达到了85%。可见客家文化不愧为本地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有着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吸引力。此外，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对具有本地风土人情的人文课程感兴趣，并且希望开设赣州旅游资源、苏区革命精神、赣州饮食文化、客家文化及历史、赣州民俗与人文等内容的课程。这一调查结果振奋人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赣南地方文化进校园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将地方文化融入人文素质教育课堂，切实可行。
第三，当代大学生能够积极弘扬正能量，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三观”。他们了解并愿意传承苏区精神。对于苏区精神的文化内涵，我们设置了一个多项选择题，备选项“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均属于正确答案。也就是说，上面每一种精神都是苏区精神内涵的一个方面。从统计数据上看来，选择的分散性比较大，有些选项选的同学多（如：B、C、E、G），有些选项选的同学较少（如：D、F）。这道题本不指望学生一定能够准确地进行“全选”，只能说明有些选项选择的同学比较多，选项中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同学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有所接触和了解，其他的精神内涵或许接触得少，或者认为选项不体现在赣南苏区的精神内涵中。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但无碍于彰显当代大学生对于“正能量”的追求。
此外，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赞同举办“唱红歌”一类的活动，这个数字也略微超出我们的想象。
由此可见，苏区人民特有的精神财富应该被后代所铭记并传承，“唱红歌”一类文化活动正是这种传承的形式之一。红歌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它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不同的时代虽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社会虽有不同的感动，但健康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是不变的追求。唱红歌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学生也支持一定形式的人文素质教育实践活动。
（四）对于开设赣州地方文化课程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学生持谨慎欢迎态度，并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希望第一，学生对增设介绍本地区风土人情的人文课程持欢迎态度，但也存在观望、怀疑情绪，需要我们拿出具体的教学实践去赢得他们关注。我们在问卷中询问“学校增设介绍本地区风土人情的人文课程，您是否愿意参加”。从图3 可以看出选择“兴趣浓厚”的只有25.7%；选择“有点兴趣”的达到了59.1%，说明持观望态度的占了绝大多数；有7%的人认为“无所谓，反正都是混学分”。另外还有8.2%的人觉得“没意思”，虽说反对者只是极少数，但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持观望和无所谓态度，说明这门课程如果要开，就一定不能让大家失望。
第二，学生对人文素质类课程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等方面的愿望。对于课堂，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喜欢幽默接地气的老师，学生偏向于多媒体教学，多数学生表示希望多一些图片和影音资料，并且适度安排一些课外实践任务。调查显示，学生普遍喜欢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的呆板枯燥相比多媒体教学明显更吸引学生的眼球。但也有不少学生表示，教师的魅力在于自身修养与知识储备，听一个幽默的老师讲课远比观看影音资料有趣得多。另外还有不少学生建议老师们应多与学生交流、讨论、互动，防止课堂教学陷入“独角戏”和“满堂灌”。
三对课程开设的建议
（一）立足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建设，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人文素质选修课的开设大多取决于教师的兴趣，课程的设置没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和标准，各校开课随意性大，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论证。开设地方文化选修课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因此在开课前应该做好充分地准备，选取或编写适合当前学生水平的教材，并明确教学的基本目标是让学生对当地文化有个基本了解还是深入掌握。只有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才能确保地方文化资源走进校园。根据我们的调查，学生选项最多的是希望开设赣州民俗与人文，其次是客家文化和苏区精神。因此在课程设计时，可以加重客家文化内容所占的比重，而不是平均分配客家文化与苏区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课堂教学气氛活跃，教学手段灵活多样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营造一种亲切、宽松、平等的氛围，充分展现教学内容中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将自己对事物的综合认知、深层次理解与感悟，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简单介绍客家文化与苏区精神是不够的，应当传递出客家人生生不息、热情坚强的性格，苏区精神的自强不息等，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文化内涵并受到熏陶。因此最好结合生动、独特的实例，展示客家文化和苏区精神的文化底蕴。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还要转变“授人以鱼”的传统教学方法，激发学生认识世界、发现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的热情。教给学生自主解惑的方法，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另外，人文素质教育是伴随着大学生个体发展而进行的，是从咨询、剖析、诊断、设计到最终确定教育方式的过程。教育者在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可以吸收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精神，更多地采取启发、示范等教育方式，对其进行潜移默化地情操陶冶和人文关怀，达到情理交融的目的，增强人文素质教育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三）对课堂纪律加强掌控，确保公选课教学效果
正如前面某个选项中提到的，少数大学生对于人文素质公选课往往抱着“无所谓、反正都是混学分”的消极心态，如果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开出一门颇具地方特色的人文课程，却因为不注重教学效果，最后沦为混学分的“鸡肋”，那是十分可惜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倾向于喜欢多媒体教学，喜欢以视频、图片等视觉化的内容与形式呈现学习内容，这不失为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在对赣南师范学院类似地方文化选修课的旁观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在观看视频时并不认真，低头玩手机或做其他事的学生不在少数，所以建议老师在开设此课程教学中注重教学方式，合理安排课程内容，有内涵又不失风趣，真实的展示地方文化精髓。监督课堂纪律，可根据视频图片现场随机提问学生，促使学生认真听课，使学生真正了解和喜爱自己所生活地方的文化，受到人文精神上的熏陶和洗礼。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法对舞龙运动与龙岩市龙文化传播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龙岩市在龙文化传播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龙岩市的龙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舞龙运动为龙文化的顺利传承提供一种有效途径和模式;舞龙运动使中华龙的精神更加鲜活;深刻挖掘与研究龙文化能促进舞龙运动的发展。
“龙”作为一种能够寄托愿望的图腾和崇拜物，是华夏先民同自然环境做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它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颈似蛇、腹似屋、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在人们心目中成了能遨游四极，俯瞰八方，唤云播雨，救捞抗旱的神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逐渐成为一种精神、祈求、寄托和祝福，是华夏民族勤奋、勇敢、奋进、进取、坚毅和拼搏精神的象征。它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五洲四海，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的形象，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象征。因此，舞龙也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作为一种集娱乐、喜庆、健身与竞技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体育活动，它在传播龙文化、龙的精神方面也体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1龙岩市在龙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和价值分析
1.1龙岩龙文化传播的优势
作为龙的传人，传播龙文化、龙精神是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龙岩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龙岩是龙的故乡，据当地学者论证，龙岩得名于龙岩洞在汉代末年，史载于唐，为中国南方龙文化的发祥地。根据考证，全国259个地级市中，用“龙”作地名的仅龙岩1个，2861个县(市、区)中，用“龙”作地名的也只有25个。而且，从区位优势、人口分布、区域面积、经济总量、旅游资源、文化渊源等方面比较，龙岩的优势居于众“龙”之首。另外，龙岩境内有龙岩洞、龙硅洞，有九龙江、龙津河沟通，新罗区设有龙门镇，建有龙门塔，市区有龙岩大道、龙腾路，名胜有龙池书院、永定龙湖、连城九龙湖;游大龙、划龙舟、龙灯、舞龙，永定土楼、培田民居、长汀古城，随处可见的中国龙已经融人当地人们的衣食住行，烙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因此，龙岩在龙文化传播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2龙岩市进行龙文化传播的价值分析
首先龙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和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使得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同时随着我们民族自信的确立，国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并大力挖掘、整理和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核心文化之一的龙文化，无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前系统整理中华龙文化，挖掘龙文化以及传播龙文化的行动才刚刚开始。这方面，龙岩作为南方龙文化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应抓住时机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正确定位，建设自己的特色文化，把龙岩建设成一座具有特色的城市，以此来提高城市的吸引力和知名度，这对于龙岩旅游经济的价值是巨大的。也与龙岩的旅游城市的定位是相符的，并且可以使龙岩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龙文化研究和传播的中心。另外，龙文化的传播对于弘扬中华文化，丰富龙岩人的文化品位，树立龙岩的文化特色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它也使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弘扬和继承。
2舞龙运动对龙文化传播的作用
2.1舞龙运动的概况
舞龙古称龙灯，其历史悠久，曾流行于中国很多地区。在传统习惯中，人们把龙当作吉祥的化身，每逢喜庆节日或久旱不雨时，各地都有玩龙灯、舞布龙或舞龙祈雨的习俗。《春秋繁露》就有关于春旱舞龙求雨风俗的记载“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舞之”。可见，舞龙最初发端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和生产活动。由于各地的民情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民间流传着形式各异的舞龙:布龙、火龙、草龙、纱龙、飞龙、水龙、段龙和板凳龙等。舞龙活动随着千百年来的传承和发展，已由一般的祭祀表演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娱乐、喜庆、健身与竞技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体育活动，开始走上正规化、竞技化、国际化的发展轨迹。
现代舞龙运动的发展已有10余年的历史，它是在广泛吸纳民间形式多样的舞龙方式的基础上遵从体育运动的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它通过不同类型的动作来展现龙的形态和神态的变化，从而突出了体育性和竞技性色彩，更有利于广泛推广和规范化发展。从外在特征看，现代舞龙运动项目是由龙珠、龙头、龙身、龙尾，10个人借助龙珠和龙体器材在音乐的烘托下共同完成不同级别难度动作的集体性体育项目。
2.2舞龙运动对龙文化的传播作用
舞龙运动是人们以传统文化为内涵、身体表演为形式、体育运动为载体的一种对龙文化进行诊释的文化活动，是人们对龙的神性和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外在行为表达。因此，中国龙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舞龙运动，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舞龙活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促进了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在舞龙活动的运动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和诊释了龙所代表的精神实质。
3舞龙运动与龙岩市龙文化传播的关系分析
3.1舞龙运动与闽西客家文化的关系
闽西客家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一百年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客家民俗、风情、舞蹈、社艺等诸方面不断丰富和充实了客家文化的内涵。舞龙活动作为闽西客家文化民俗活动中的一部分，系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人生活实践和聪明智慧的结晶，是民间舞蹈和体育的传承平台，寄托了闽西客家人的精神，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民俗价值和社会价值。
3.2舞龙运动促进了龙岩市龙文化的传承
华夏民族的舞龙活动，是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为了表达自己对龙的信仰和寄托，经过原龙纹和龙型的不断加工和创造，而发展至今的一种形式完美、内容丰富、表演技巧高超，并带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不仅是动作技能和身体素质、意志力等方面的教育和锻炼，而且是一种对龙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它能增进对龙文化更加直观和深人地了解，能激发起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龙岩是龙的故乡，千百年来崇尚龙文化，世代承袭至今经久不衰，尤其以连城县姑田镇的板凳龙灯为代表，每逢元宵佳节全镇家家户户以男丁持一节龙灯参与其中，浩浩荡荡绵延几公里之长。号称“天下第一龙”，已成功申请了吉尼斯世界记录。近年来，舞龙运动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当地人们所喜爱。龙岩是世界客家人祖居地，同世界各地的客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龙岩通过举办民俗文化艺术节和舞龙活动的交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加了解中国的龙文化，舞龙运动将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龙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可见，舞龙运动对龙文化传承的意义表现为: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舞龙所负载的内涵，都深蕴着中国龙文化的层层积淀，它实质上是一个高度浓缩的龙文化的有效载体;另一方面，舞龙运动在几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为龙文化的顺利传承提供一种有效途径和模式。中国龙文化便借华人舞龙活动深人到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各个角落。
3.3舞龙运动使龙的精神更加鲜活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与发展，象征着大团结、大统一、大合作，拼搏向前，奋发向上，吉祥如意。如何更鲜明、具体的理解这种精神呢?舞龙为我们提供了条件，舞龙以一种更形象、可见的、生动的形式表现了龙的精神。在跨人新世纪的2000年，也是中国传统的龙年，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龙岩举行，在开幕式上十二条巨龙威风凛凛，翻江倒海的表演，象征着世界客家人团结、勤奋、勇敢、坚毅和拼搏向前的精神。场上舞动起来的龙的翻腾、变换、时隐时现的表演是呈现给人们的一种生龙活虎，视觉上的生动形象，而在舞龙的客家人身上体现出的是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不畏艰难险阻、奋发向上、勇敢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体现出的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是对中国龙的精神的最好演绎。当我们看到他们激越豪放的情绪和威风凛凛的巨龙时，立刻会使我们感受到那种万众一心、战胜水旱、战胜邪恶、追求幸福生活的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这时作为中国民族当代传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自然会油然而生，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龙的精神。可见，舞龙运动以一种更鲜活的形式展示了龙的精神。
3.4龙岩市舞龙运动的现状
龙岩市舞龙活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全市各县(市)乡村都有舞龙习俗。龙岩客家人舞龙活动的形式主要有游龙和舞龙。游龙规模较大，长者可达一千多米，可以游行，但不能舞动，以连城姑田镇、长汀彭坊村的游龙为代表。而舞龙形式则多样，有舞布龙及地方特色上杭临江的舞香龙、武平象洞乡的舞稻草龙、漳平双洋的炮竹龙等。据不完全统计，龙岩市约有60个舞龙队，多数以民间形式存在，主要集中在社区活动中心及乡村自发组织的民间团体，这支队伍中除青壮年男子舞龙队外，还有老年舞龙队和女子舞龙队。
3.5挖掘与研究龙文化促进龙岩舞龙运动的发展
龙文化的弘扬和舞龙运动发展之间是相互促进的统一体。龙文化的传播活动以舞龙运动为载体，通过舞龙运动的形式得以展现，并透过舞龙运动的发展、壮大得以弘扬和丰富。龙岩长汀县的汀江被海内外客家人奉为“客家母亲河”，是中国客家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客家文化独具特色，令人瞩目，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大程度上延续和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客家文化丰富多彩，其中最为壮观的就是舞龙灯。在龙岩市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中，在第二届客家文化旅游节中，在世界客属公祭客家母亲河大典活动中，舞龙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充分展现了龙的魂魄、龙的神韵、龙的矫健威猛、龙的潇洒多变、龙的精彩纷呈，深受人们的喜爱。可见，通过对龙文化的挖掘、整理，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r龙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及它的象征意义。加深了人们对中国龙的崇敬、喜爱和热情。这就为舞龙运动的开展开辟了更便捷的途径，由于更深刻理解了中国龙所蕴涵的精神实质，人们会以更高的积极性、主动性来参与舞龙运动。无疑为舞龙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坚固的群众基础。因此，对于龙文化的整理、挖掘直接关系着舞龙运动的发展。
我本是一名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小学语文教师。从教29年来，一直扎根在农村，服务农村的基础教育，默默无闻地行走在语文教学第一线，积极探索语文教育的真谛。
为了实现“名师”的教育梦想，我认真反思作为“名师”所应该具备的教学基本功、语言魅力和文化底蕴，思考着自己离“名师”的标准还有多远。从此，一位怀揣梦想的教师在校园里默默耕耘，潜心研究……致力于客家土楼文化与语文教学结合课题研究带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和成功。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福建省龙岩市开始评选“名师”啦！2013年4月，我凭着“客家土楼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课题研究累积的丰硕成果，对照龙岩市第一批“名师”评选材料项目条件，从区到市一路过关，终获龙岩市第一批“名师”称号，同时获得市政府“名师”专项津贴补助。
评上龙岩市“名师”后，好事也一桩接着一桩纷至沓来：2013年7月，我顺利地晋升为“小中高”职称（副高）；2014年9月，荣获“福建省优秀教师”的称号。面对高规格、高级别的荣誉，我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更加冷静、理性地看待这一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土楼的，越是具有特色的。为此我继续挖掘利用土楼文化，开展有效的语文课题研究，自己边做课题研究，边通过专题讲座或课题研讨课来宣传土楼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的研究心得。我还依靠网络的优势，在新浪博客上结交博友，认真学习众多“名师名家”博客中的优秀博文，了解其教育教学理念，并且利用自己所加的近三百个QQ群，通过QQ群“神聊”，寻找能在相同频道和谐共振之人，共同研讨教育教学理念，交流教育教学的困惑、看法，还经常在QQ群视频、VV视频社区、YY语音、呱呱视频社区等网络在线学习，观看名家课例，听取专家引领意见，切实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当然学习研读之余，我仍笔耕不辍，不断地积极投稿，同时也指导学生作文投稿。自评上龙岩市“名师”以来，我在教育教学中收获丰厚：发表CN级教育教学论文三十余篇，指导学生作文在各级各类作文刊物上发表了八十余篇。
多了，指导学生作文发表也多了，各种各类获奖证书也越来越多，每学期期末绩效工资量化考核打分遥遥领先，一学期下来往往比学校大部分教师多出近一半的奖励性绩效工资。问题与困惑也随之而来，面对种种来自同事们的隐形“攻击”，我依然笑脸相对，摆正心态，因为功利之下还需平常心对待。是的，心态决定命运，阳光心态最重要。与其拿鸡毛蒜皮小事去斤斤计较，不如自己踏踏实实地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称职的草根“名师”
只要我专注客家土楼文化与语文教学结合的课题研究初衷不改，成长是自己的事儿，就一定能做最好的自己，因为没什么能阻挡我前行的步伐。我一边履行着市级“名师”应尽的职责，一边执著地研究着，默默地做着，努力地写着，不断地尝试投稿，累并快乐着……行走在特色校本研究的路上，收获着成长的喜悦，不为“名”所累，不为“钱”所困。决不气馁，永不放弃。
当课题研究遇上客家土楼的时候，注定会发生奇妙的事情。课题研究一定会因客家土楼而变得更加精彩无限，真诚地希望能有更多热爱客家土楼文化的教师积极投身到课题研究中来。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意浓。我一直在寻找有着相同精神尺码的同路人，愿与你一路同行。
掐指算来,认识黄发有快十年了。说实在的,其间我们交往的时候并不多。他在复旦求学的三年间,由于我们俩都有点孤僻,喜欢独来独往,虽然同在一个校园内,很多相识的机会却悄然错失了。九八年夏天上海作协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们算是正式认识了。他圆圆的脸庞,憨厚的笑容,虎虎有生气的眼神,让人有一见之故之感。九九年上半年,发有临近毕业,他的人生又到了一个转折点上:赶论文,找工作,一时间千头万绪,搞得他疲惫劳神,焦虑不堪。那年初夏,我们好多次在复旦校园边的小餐馆里举杯畅饮,海阔天空地神聊。对于发有,那真是人生中激情澎湃的时候,对于往昔的追怀留恋,对于未来的向往与忧惧,那是希望与绝望交织的瞬间,而作为青春期尾音的骚动不安又为它增添了几抹瑰丽的诗意。发有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的人,他的硕士导师李新宇对他的率真一直记忆犹新。九三年发有风尘仆仆地北上,到孔老夫子的故里曲阜参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生面试。当导师问及他日后的志愿时,他毫不掩遮地说,毕业后绝不从事文学研究,理由很简单,他喜爱文学,但不喜欢文学学术。换一个考生,他未必有胆量在这人生的关键时刻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但我更钦佩李新宇先生的雅量,他当时竟收留了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另类学生,虽然当初他对发有并不寄予厚望。
我至今也揣摩不清在曲阜求学的那几年间,发有如何从憎厌文学研究到为之发愤用功,以致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成果斐然。想必他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修炼,或者像是旧时的包办婚姻,男女进洞房前素昧平生,被捆绑在一起后日久生情。但我觉得他诗人的气质并没有泯灭,而是沉潜下来,转换了形式。这在他语句充满激情与张力的文学评论研究文章中纤毫毕现,而在他抒写客家民俗的声情并茂的散文随笔中,也时时闪现着炫目的灵光。发有是客家人,他三十余年的人生旅程可用“在路上”一语来概括。他先是在杭州攻读经济学,随后又辗转北上,在曲阜、上海转攻文学,离开复旦后再次北上,在大明湖畔的山东大学任教。短短几年间,他推出了好几本分量厚重的着作,令学界刮目相看。后来,他结婚成家,我想他是要在山东牢牢扎根了。没想到他又掉头南下,在钟灵毓秀的紫金山下的南京大学安营扎寨。他人在路上,身处异地他乡,心却一直栖息徜徉在文学色彩斑斓的世界中,那成了他真正的故乡。从发有已问世的几部专着(《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研究》、《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媒体制造———跨世纪文学生态》)来看,他涉猎的领域很广,从对九十年代和世纪之交文学全景式的描述,到文学整体生态环境的考察,从对众多作家文本的深入细读,到文学期刊、出版、传播复杂过程的审视辨析,这些研究赢得了评论界的众多好评,但我私下里最喜欢的还是发有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抗争孤独的宿命———张承志的精神结构研究》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专着《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
我之所以偏爱发有的这本书,不仅因为和当下频繁出现在媒体聚焦灯下的大腕作家相比,张承志的作品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更典型具体地凸现了二十余年来中国人精神蜕变的轨迹,因而也具有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而且在这部二十余万字的专论中,发有本人的诗人才情气质与批评家的敏锐犀利的目光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许多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标签式的语言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张承志,但这大多将张承志简单化,程度不同地遮蔽了他精神世界的内核。张承志狂热的理想主义一直是人们纷争的焦点,发有用这样诗性的语言对之加以描绘,“至善至美的黄金牧地是彼岸世界辉煌的灯火,指引着此岸世界的歧路与彷徨,驱逐着浮华岁月的无边黑暗与恒常苦痛。但理想这件金光闪烁的大氅并非刀枪不入的神衣,它表面上令人不敢逼视的完美,掩饰着灵魂深处太多的犹豫和挣扎。张承志的理想正是那立于海面的通体透明的冰山,他那汹涌澎湃的激情就如海潮般滚动,裹挟着冰山向前漂移;又如炙人的阳光照射着冰山,折射出斑斓的彩虹。”①但在这冰山背后有着无法抹去的裂痕,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发有从草原文化、理想主义、生命哲学、宗教意识、文化批判、民粹主义等角度,对张承志的精神世界做了CT式扫描。在发有的透视镜下,张承志精神世界内部深藏的阴霾、矛盾、困窘、软肋一一显现。这堪称是一种富于同情的理解:一方面批评者深入阐释对象的心灵深处,分享他的种种喜怒哀乐,从他独特的成长演变历程来把握其生命的节律;但另一方面,同情并不是无条件的认同,廉价的溢美,更不是满怀敬畏之心的仰视,批评者需要有高瞻远瞩的目光,超越于作家之上,将对象置于社会文化的总体语境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予以理性的反思与审慎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有的这部着作将张承志的研究着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与境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文学生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变化幅度之广,程度之深,势头之猛,使先前种种最前卫的预想、推测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沸腾喧嚣、色彩斑斓的当代生活不仅招引着人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而且也激发起人们理解与阐释的强烈冲动,用发有本人的话来说,“‘当代’研究的进行状态往往给历史留下鲜活的痕迹,也是生活其中的主体的一种存在方式”②。然而,当代研究也潜藏着巨大的陷阱。这不仅是因为这种与处于不断变动中的对象之间几乎是零距离的同步位置有当局者迷的危险,而且在时间的长河中它极易成为迅速膨胀而又迅速破灭的泡沫。但这种危险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放弃读解当代生活的努力,相反,它对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储备、观察视野以及理论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批评家时常被人抹涂成上蹿下跳的丑角,他们普遍丧失了基本的美学维度与伦理维度。他们要么随波逐流,被权力与金钱收编,成了阿谀诌媚的帮闲客,要么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骂字当头,成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酷评家,而发有本人则与这两种倾向划清了界线。有关这些年来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发有曾经夫子自道,他追求的境界是“实现历时分析与共时分析、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创造美学与接受美学的共生与互动”①。
纵观其批评着作,发有的全部阐释工作建立在极为坚实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新批评”的忠实拥趸者。发有博士论文的探索对象是九十年代的小说与城市文化,为了完成这一课题,他在求学的几年间节衣缩食,花费了二万多元购买相关书籍,阅读了三千万字以上的小说作品。一些批评家对当代文学作品只是蜻蜓点水,随后便大而化之地构造宏大的理论构架,抽绎出普遍有效的规律来指点江山,与他们相比,发有下的是笨功夫。由于长期潜泳于九十年代的小说文本之中,他对那个时期小说的叙事情感、潜性主调、叙事风格与视角、女性表达、新闻化倾向、反讽修辞等问题有深入细密的阐释;然而,发有对九十年代的小说又不局限于文本的内部研究,他力图探入历史长河的深处,触摸到那个时期特有的脉动,并进而剥去表象上蒙罩着的层层光环,直抵事物的本相,展示文学生态系统内部各个元素间的复杂联系。他对九十年代文学的精神源流与文化境遇、历史迷惘、城市焦虑、时髦的后现代文化的内核,以及与文学期刊、出版、影视及其他传媒间关系的分析,也是精彩之论迭见。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传播接受史方面,更加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创作间共生互动的复合方式。与他前些年主攻的九十年代文学相比,这一课题的难度无疑更大。除了埋头于卷帙浩繁的期刊文献,他这些年还在各地走访了许多编辑、记者、个体书商和文化官员,整理出了数十万字的访谈录。此外,《当代》、《山花》、《小说月报》、《美文》、《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文艺评论》等文学期刊的特征,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布老虎品牌运作机制都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这些丰硕的成果为人们理解数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开拓出了新的畛域,并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是日后相关研究者无法绕过的门槛。
读着发有的批评研究文字,我时常感到字里行间洋溢涌动着一股气。仿佛是西方奏鸣曲中的旋律,一开头便先声夺人,毫无扭捏之态;它随着行文不断扩展、壮大、分衍、繁殖,在一些关键性段落达到,气势逼人(有时也给人得理不饶人之感)。这与他天性中禀有的诗人气质密不可分,同时我觉得在他身上奔涌的是一股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他的文字没有习见的媚骨油滑,而是正气凛然,对一切丑陋、畸形、怪诞、扭曲、虚矫煽情的现象,对一切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倾向极尽针砭之能事。显而易见,他心中对文学持着某种恒定的价值。这一点与他客家人的身份不无关联。发有在研究客家文化时曾这样论述其精神特质,“客家民俗既保留了中原遗俗,又在移民过程中吸纳了当地土着的风俗,它既有很强的文化坚守色彩,又有某种程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千年漂泊中形成的客家文化,一直持守着浓厚的‘寻根意识’和强烈的祖宗崇拜传统,在陌生的异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同一性,拒绝被同化和消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崇尚正统、正气与正义的‘崇正’意识是其思想性格的主导”②。而在发有的身上,我分明看到了客家人“崇正”意识的影子。在当今这个变动不居、虚无主义横行的年代,这种文化守成的品格更显得珍贵,它使知识者有可能担当起文化守护者的职责。
古筝论文参考文献：
[1]张心心.浅谈徐晓林古筝作品的音乐风格及对古筝艺术刻展的影响[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3（22）：157-158.
[2]李菲.明月红弦声停处别有深情几万重——浅析徐晓林古筝音乐创作特色[J].人民音乐，2015（4）：213-125.
[3]李春颖.浅析历史感悟中的古筝艺术发展与融合——以《临安遗恨》为例[J].音乐时空，2015（20）：50-51.
[4]汪莎.诗意的栖息——评陶一陌古筝曲《自在云端》的音乐创作[J].人民音乐，2013（11）：124-126.
[5]鲍晓媛.儒家音乐思想在古筝作品中的体现——兼谈社会思想语境对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J].黄河之声，2013（12）：23-24.
[6]廖文珺.高山流水觅知音——古筝艺术传统与创新的思考[J].音乐创作，2015（8）：132-133.
[7]陈满欣.论古筝演奏的继承与创新——谈现代古筝艺术的发展[J].新世纪剧坛，2011（1）：1001-1002.
[8]陆晶.“翰雅杯”首届中国古筝艺术传统流派及民间风格作品演奏（成都）邀请赛综述[J].音乐探索，2014（3）：130-133.
[9]葛雪婷.古筝演奏形式与技术发展——观“八面风·古筝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有感[J].艺海，2013（8）：155-156.
[10]许育燕.音随心动——浅议古筝演与奏之间的影响与联系[J].北方音乐，2014（15）：94-95.
[11]符丽琴.筝鸣争鸣国乐飘香——多元音乐文化影响下的当代古筝音乐创作[J].北方音乐，2015（7）.
古筝论文参考文献：
[1]袁静芳.民族器乐（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陈安华.从筝的沿革看“世界筝”的趋向[J].星海音乐学报，1987，（02）.
[3]李庆丰.筝统天下，风格各异——山东、河南、潮州、客家筝派演奏方法之比[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8，（02）.
[4]毛特.民族音乐的改良创新和工业设计[J].乐器，2008，（01）.
[5]侯方.感受听觉艺术中的视觉[J].人民音乐，2004，（10）.
古筝论文参考文献：
[1]杨妍，赵雪晖.高校古筝教学中古筝演奏与赏析的心理境因初探[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05：92-93.
[2]吴珊珊.独立学院古筝实践教学方法探索[J].音乐时空，2015，01：153-154.
[3]赵星.筝乐演奏的灵魂之美——论古筝左手做韵技法之一“颤音”[J].大众文艺，2010，（05）.
[4]李萌.古筝基础教程[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论文摘要:以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开展桂东南地方文献工作的实例，论述了高校图书馆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与教学科研以及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的关系。
玉林师范学院坐落在广西最大的侨乡和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区玉林市，是桂东南地区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我院的定位是:“立足桂东南，服务全广西，把学院办成以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为特色的、在区内有较高水平的教学型普通高等学校”。因此，作为民族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应做好本地区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建设工作。本文以玉林师范学院为例，对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建设进行一些探索。
1建立桂东南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机构
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从学院组建之初起，就十注重对桂东南特色文化信息资源的收集与整理研究。为此，图书馆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桂东南地方文献整理研究所，主要开展桂东南特色文献、古籍的整理与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学院图书馆库存文献、古籍的整理研究，特别是通过对桂东南地区及其所辖县市地方文献、古籍的整理研究，建设有地方特色的重点学科，更好地为桂东南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服务，使学院发展与地方建设融在一起，实现学院和地方双赢的局面。
为了突出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在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收集人藏后，应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在民族地区特色文化研究、服务教学和科研以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重要作用，我馆为桂东南特色文献设立了一个专藏—桂东南资料室，专门收藏桂东南研究资料，兼收广西各地方文献及本馆特藏图书，把收集到的民族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根据不同文种、不同载体类型、不同外表特征，购置不同样式的书架、柜橱，划分成若干馆藏区，分门别类地存放。
2建设桂东南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体系
2.1做好特色文化信息资源的收集工作
2.1.1明确特色文化信息资源的收集范围。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搜集的范围主要包括地方报刊、地方年鉴、地方丛书、地方史料、碑刻、族谱及地方人士的著述等。对于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来说，收集与体现地方特色的学科建设及科研有关的信息资源更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以玉林师范学院为例，学院从学科专业建设、科研两方面来体现地方特色。如我校“十一五”期间被列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学科有:有机化学、华侨华人学;重点建设的实验室有:桂东南社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桂东南特色资源与材料研发中心。我们的教师研究的课题也很有特色，比如研究桂东南方言、民间音乐、徐松石、大蒜、红菇、荔枝等，都是与当地文化、经济、历史等结合起来的课题。从这些学科和科研项目就可以看出，桂东南的地域特色十分明显。因此，桂东南资料室还特别注重收集教师们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论文、著作等)。
2.1.2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全面整理、甄别、筛选、评价、类聚。桂东南特色文化资源是记载桂东南这一地域内自然、社会和历史发展变化及影响的特定文献，素有“一地之百科”的称誉，桂东南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对了解与研究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物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研究了解地情知识、为当地制订地方建设规划、实施科学决策、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桂东南地处广西东南部，与广东相连，南临北部湾，是东西部经济结合部，也是两广客家聚居地。旅游文化方面拥有云天文化城、佛教圣地西山与都娇山、岭南名楼真武阁等特色民屋、名山、名楼等;特色音乐文化方面独具风格，集金石、丝竹、革工、萧、弦、笛、琴、锣、鼓、钱、人声于一体，有撑板、呐、大钱、大锣、二弦、竹笛、扬琴、秦琴、直萧、喉管配合的民间特色音乐形式;特色语言文化不仅包括有本土语言玉林话，也有外来语言客家话，加上白话，桂东南语言文化十分丰富;特色习俗文化包括独具一格的地方婚嫁习俗、住行习俗、丧葬习俗、生育习俗、禁忌习俗等;特色饮食文化则包括了颇具特色与影响的玉林牛杂、牛巴、凉茶、汤、粥等;特色宗族文化主要包括客家人的宗族意识、宗族集群、宗族互助、宗族治理及客家人的勤劳、节俭、精明等宗族特质。
为了将特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较为科学系统的收集，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将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从桂东南特色旅游文化、特色语言文化、特色民俗文化、特色音乐文化、特色宗族文化、特色饮食文化等方面进行分类，设立了桂东南旅游文化研究、桂东南习俗研究、桂东南客家文化研究、桂东南革命史研究、桂东南将军研究、桂东南华侨华人研究、桂东南地方语言研究等系列性专题，每个专题的信息资源都由专人负责进行收集。
2.1.3采取多种收集方法。由于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具有多样化及分散性的特点，因此，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文献应广开搜集渠道，拓宽搜集途径，采取多种搜集方法。首先，负责采集的人员，要了解掌握地方文献的收藏与分布、出版发行情况;经常与当地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等文化机构进行业务联系;多与专家学者沟通，获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定期到民间采集资料;关注读者反馈意见。另外，由于民族地区高校的教师都较为注重对本地区特色文化的研究，有的高校还设有专门的科研部门，他们在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时，往往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图书馆在文献收集方面要充分利用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与这些教师和部门建立顺畅的交流渠道，一方面图书馆采访人员要主动联系，及时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提高地方文献收集的质量、实用性和利用率;另一方面，科研部门和科研人员也能从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中(诸如查新、专题书目、数字资源、专家工作室等)，得到启发和帮助，双方建立起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对桂东南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建立“长远规划，整体论证设计，分阶段实施，联合共建”的收集、分析、评价、处理、存储体系，通过多渠道文献采集网络，采集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主要有书目预订、征集、交换、捐赠、委托收集、网上搜索引擎收集等采集方式。对于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还要善于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收集，例如通过摄影、录音、录像，制作成磁带、CD，VCD，DVD等声像资料，甚至可以以电子资料的形式上互联网。如玉林电视台有一档新设的很有特色的方言访谈节目《倾计》(注:即聊天)，其内容涉及桂东南各地的历史、民间音乐等各方面，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对这个节目的影像资料也进行了全面的收藏。
2. 2加强特色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文献信息的分析、评价、处理和存储，必须组织专家和图书馆专业人员根据专业标准进行加工。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收集时，首先是对桂东南地方特色文献的情况进行调查、整理，确定要建设的目标、重点、主题，然后利用采集网络对桂东南地方特色文献信息进行采集、分析、评价和排列，剔除不相关的内容，对符合要求的内容进行科学分类，同时进行描述和标引。这样，经过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和开发后，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献资源体系，可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 2. 1编制专题目录和综合性评述。负责服务的人员，需要多与读者沟通，制作新书简介、专题目录等，同时，做好专家服务工作，进行目录、索引、文摘、综述等信息加工工作，开展网上信息检索、网上文献传递等服务，广、快、精、准地传递文献信息。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开展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服务时，还常举办各种报告会、讲座等活动，力求多主题、多途径、多层面满足读者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吸引广大读者利用图书馆，扩大图书馆社会服务效果。
2. 2. 2开发建设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民族地区图书馆大多建有特色文献数据库数据库，但由于经费及专业人才缺乏等原因，这些特色文献数据库的收藏规模小，没有进行深层次开发，且大多数的专题数据库仅能提供目录或题录检索。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利用其丰富的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优势，做好深层次特色数据库建设，建立充分反映民族文化和地域特点的独一无二的特色文献数据库(包括书目数据库、索引数据库及全文数据库)，丰富网络信息资源，打破高校图书馆现有馆藏的重复和短缺现象并存的状况，使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布局逐步趋于合理，有利于建设高校图书馆整体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提高文献资源的社会保障率，为数字图书馆建设和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做准备，更有效地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这将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化资源建设上最有作为的工作之一。
2. 3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员队伍
关键词：建筑美；徽州民居；江南民居；福建土楼
Abstract:Chinese architecture is the wooden structure of the Kingdom, with Liang Zhu as the structure principle, with brackets for the structure of the key. As an architectural type of the earliest emergence in verities buildings, folk dwellings are numerous and widespread. As the key point of southern residence, this paper will comprise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Huizhou folk dwelling, Jiangnan and Fujian Province, and then reached " and different" conclusion and finally suggests the culture of each other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 together .
Keywords:architectural aesthetics；Huizhou people residence；south of Yangzi River people residence；Fujian tulou
中图分类号：TU36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8-0037-03
1 徽州、江南、土楼民居审美文化内涵的“和”
1.1“天地人和”的和谐思想
“天地人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含义是顺应自然和师法自然。对民居建筑而言，就是要使民居建筑和自然环境达到和谐的统一。而强调人居环境的“天地人和”理念正是客家围屋建筑、徽派民居建筑、江南民居建筑的追求。
客家围屋建筑较重风水，每建新居，无不借助风水理论，对选址地的地形、地质、水文、日照、风向、气候和自然景观进行综合优选，如果缺少某项风水标准，客家人则通过人工改造的办法来改造周围的环境。如宅前没水便挖水塘，以完善屋字的环境。
徽派民居建筑多是依水势而建，山环水绕。徽派古民居建筑总与自然环境保持一致的格调。明清时期，古代徽州堪舆学说盛行“徽州居民对风水文化顶礼膜拜” 的风水理论， 风水文化对徽派民居建筑形态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同时徽州风水理论认为村落的选址布局及其形成的地形轮廓所包含的寓意和内涵是宗族文化的标志，讲究群和水的营造，在宗族最高利益的制约下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以至天时地利人和。
江南传统建筑也始终是基于地形条件、使用要求，特别是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所生成的，建筑布局和构造追求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浑然无痕的境界与意趣，追求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参天地，赞化育”的思想普遍体现在江南水乡古镇建筑文化中，从建筑选址，从空间到门窗灶厕、中心的道路走向、建筑安排、与自然的关系包括适应和改造制约着江南水乡古镇建筑的文化传统。
1.2“学而优则仕”的儒学思想
建筑体现了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客家围屋和徽派民居建筑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其建筑的文化内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强调的“学而优则仕”的人世理念在两派民居建筑上往往都是通过雕刻的图案、题额和楹联等表现出来的。如皖南西递古村“履福堂”的堂联为“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反映了该堂主人对“学而优则仕”儒学理念的追求。
客家人崇尚“重贵”人生价值观，深知“学而优则仕”的好处，这在客家围屋建筑中也有反映，如福建龙岩懿德楼门联是“立志在能传世业，文章华国自馨香”，充分表达了客家人对“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
江南水乡素有文化发达之乡之称，诗书文化气氛很浓厚，文人雅士云集。“纸笔墨砚”是读书人必不可少的东西，“读”在民居平面布局中有很大的体现。如东阳卢宅的“田”字形的平面布局，就有之意。
图1-皖南黟县宏村
图2-冬瓜梁
2 建筑风格的“异”
2.1 徽州——典雅大方之美
2.1.1造型美
任何建筑都通过各种结构、造型自己的建筑形象。明清以来，徽州的建筑匠师们巧妙地运用了空间、形、线、色彩、质感、光影等表现手段，创造了许多优美的建筑形象。这些建筑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
2.1.2结构美
建筑结构是建筑的骨架。徽派建筑中的梁柱、斗拱、额枋、雀替等，从不同角度映衬出古典建筑的结构美。徽派建筑的结构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饰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建筑的结构与建筑的功能要求、建筑造型取得了完美统一，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美。
2.1.3装饰美
外观朴素几乎是所有民居所共有的特色，但在内部的装饰装修上，则并不是所有民居都如外观一样平淡、朴素。徽派民居在装饰方面有着大量精美的雕刻，包括砖雕、木雕、石雕，与建筑本身相得益彰。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处。其内容广泛，手法多样。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质朴高雅，浑厚潇洒。
2.2 土楼——质朴奇特之美
2.2 .1结构美
土楼名字虽为“土楼”，但实际上却是外“土”内“木”。坚固的外墙与内部舒适的木构件共同组成了土楼特殊的结构系统。外墙是整个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没有外墙便没有土楼，土楼外墙厚实而坚固。墙基以大块河卵石垒砌，并以小河卵石塞缝然后再向上以土夯筑。但外墙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柱、梁共同组成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个部件都不能构成土楼。正是因为这样巧妙的结构框架，使顶面与楼面的重量通过横梁结构分散到外墙和立柱上面，使得外墙除了作为保护结构外，同时还与立柱构成了承重结构。
2.2 .2空间美
与庞大、封闭的土楼外部形象相比，其内部空间却是另一番景象。当你置身于这巨大的圆形空间里，仰望被圆型屋顶圈成的天空。不由让人感觉身在另一个独立而神秘的世界里。在走马廊向院内俯瞰，一层层充满节奏与韵律的的内廊和门窗，形成了一排排均匀的曲面，使得人们的视线在不知不觉中运动起来，给人一种强烈的向心力。这种理性与感性的高度融合，是客家人空间审美思想的最佳表达方式，也是客家人崇尚封建礼制中心地位建筑布局上的表现，这也正反映了客家人以“像”求“意”的建筑审美精神。
2.2 .3装饰美
客家土楼无论是从装饰的材料、题材上看还是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其装饰风格整体给人一种自然、质朴之美。一般不会精雕细刻，也很少采用艺术和漆油等处理方法。与粗放、毫无粉饰的土墙一样，土楼内的木构件也都是保持其自然属性的，比如棚枕、橼条。几乎都是不做任何处理地暴露在外面。土楼的大门，大多以石板做门框，除了门额雕刻门楼号或偶见门联之外，大多以毫无雕饰的整块石板做门框。门板也必以老硬杉木或杂木制作，一般在外表钉一层铁皮，也无装饰。在它们上面看不到繁杂的线条，而是注重在大的轮廓和镂空上的处理，不仅和土楼周身环境相协调，而且巧妙的以画龙点睛的手法美化了檐口屋角。
2.3 江南——清雅淡泊之美
2.3.1布局美
江南民宅多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等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如江南地区的通用形式厅井式庭院，是由数个院子组成中轴对称式的狭长民居。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组成庭院的四面房屋或园墙皆相互联属，屋面搭接，紧紧包围着中间的小院落。庭院由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形成了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这种庭院式的组群布局所造成的艺术效果，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走进一个建筑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看完。通过一道门，进入另一庭院。朴实素雅的形态，优美协调的比例，富于变化的尺度，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给人以深切的感受。
2.3.2结构美
江南民居的结构多为穿斗式木构架，不用梁，而以柱直接承檩，砌较薄的空斗墙或编竹抹灰墙，墙面多粉刷白色。屋顶结构也比北方住宅为薄。墙底部常砌片石，室内地面也铺石板，以起到防潮的作用。厅堂内部随着使用目的的不同，用传统的罩、木鬲扇、屏门等自由分隔。梁架仅加少量精致的雕刻，涂栗、褐、灰等色，不施彩绘。
2.3.3装饰美
在装饰上，江南 民居较多的渗透出一种文人的味道。江南民居无论室外的木作所有部位的油漆都只采用单一的颜色，而且没有任何彩画，正好与粉墙黛瓦的建筑外观表里一致、浑然一体。表现出文人崇尚简约、含羞的审美情趣。屋顶部分很少用砖雕来装饰，一片小青瓦通过不同的砌法就可以巧妙的使用在屋面、屋脊、烟囱、封火墙等不同的部位。砖雕部分则主要用在砖门楼上，但也很注意保持适度，避免繁琐，总的造型仍不失优美与简洁。木作部分主要集中在梁头、枋尾、牛腿、雀替等部位，很多采用透雕后深浮雕，图案饱满具有创意，但在雕刻以后仍保持原来的单一色彩，江南民居室内不作天花，而是把外露的屋面或楼板底部做较细致的加工和油漆，构成朴实无华的本色天花，大面积本色部分与少量精雕细刻部分的对比，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图3-木雕
图4-福建土楼
图5-土楼结构
图6-江南园林
图7-水乡
图8-瓦墙砖雕
3 地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在全球村的文化发展背景下，各地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趋于模式化和国际化，民族化的建筑文化遗产益发显得弥足珍贵。民居建筑作为地域文化物态不仅在建筑表现形式上大放异彩，作为珍贵的旅游资源对游客也极有吸引力，而客家围屋和徽派古民居、江南民居建筑也已成为游客开展乡村旅游或古色旅游乃至是文化旅游的好去处。在大力发展旅游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在建筑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发掘充实各自更深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色，让中国的南方民居文化能够源远流长，走向更辉煌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曾伟.徽州民居浅析[J]. 福建建筑，2006年.
[2]李斌.江南水乡民居建筑文化的回归[J]. 建筑史论文集（第12辑）[C].2000年.
[3]白宁.乐山乐水古民居——徽州民居巡礼[J].国土资源，2006年5月30日.
[4]牟德厚.福建土楼[J];丝绸之路;2004年12期.
[5]肖林.对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思考[A]. 1999年.
[6]周学鹰,马晓.中国江南水乡建筑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尺度
中图分类号：F59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4000107
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引入我国并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也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自此在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保护也被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指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了“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确立10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截至2011年8月，全国已建立1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而如何建设好实验区并将建设经验推广到全国，是当前文化生态保护理论需要加紧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尺度及其进展作一梳理。
一、文化生态的基本内涵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指出，生态学理念被引入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类社会及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生态学就是主要研究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学科[1]。墨菲则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2]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主要研究文化系统的组成、功能、结构、空间特性和时间动态，以及系统要素之间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3]。美国地理学家苏尔开创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生态学派”，提出既要重视研究人类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即文化景观的创造和变化过程，也要重视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并提出“环境响应”（environmental response）理论，即一个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其产生不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刺激，而是来自于后天获得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个特定文化对生存环境的响应[4]。
文化生态理论的提出来自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对于早期的研究，批评者认为，文化生态学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通常在“小型地区”进行，其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地区，不仅需要研究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变迁[5]。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方文化生态研究的理论及其应用有了较大拓展，影响也相应扩大，而我国国内尚处于初创阶段，基本理论研究和构建显得薄弱，应用研究却走在前面[6]。
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适宜的研究尺度是明确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范畴的基础。尺度是在研究某一物体或现象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又可指某一现象或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所涉及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7]。根据文化生态现象的时空表现和演变过程，笔者认为，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尺度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二、宏观研究尺度：
文化多样性研究在宏观层面，研究者强调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把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或者存在状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类文化多样性、文化变迁等内容。
第一，生态系统论。方李莉把文化比作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并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对人类文化整体而言具有结构。她认为，现代性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解决文化生态失衡需要提高文化自觉[8]。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9，10]，具有生态性[11，12]，是生态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13]。
第二，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论。研究者认为，文化生态是人在融合了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着眼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14]，倡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5]；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16]或者是区域性的精神生态[17]。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延伸，它体现在对人类（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强调，以人的审美理想体现着人们的灵魂和民族的心声[18]。
从宏观上来讲，保护文化生态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19]。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态保护；二是某个民族的某类文化或特定文化事项赖以生存的条件的保护。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应注意做好“保护和建构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的适应机制、建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机制、文化生态建设与自然生态建设相结合、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等方面工作[20]。三、中观研究尺度：
区域文化生态研究把文化生态作为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研究，既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涵，也给文化生态保护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导。对特定区域空间文化生态及其保护的研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特别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经成为政府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区域文化生态
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目的，就是揭示使不同区域各具特点的特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并非要得出能够应用于任何文化-环境区域的普遍原则。对区域文化生态调查可分三个步骤：首先，必须分析物质文化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运用某种特定技术来开发某一地区时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确定开发环境过程中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21]。可见，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关键是与生产手段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司马云杰也认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重点是人类文化行为，研究环境适应的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22]。
文化地理学认为，任何文化都带有该文化形成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印痕[23]。现代文化生态学立足区域，探讨区域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24]。江金波以此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与文化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25]。角媛梅认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以梯田稻作为中心的哈尼族生活与环境相协调的人地系统，其由森林生态子系统、哈尼族村寨文化子系统和梯田生态子系统所构成，在空间上形成了特殊的林-寨-田的结构[26]。
（二）外因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
旅游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是目前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旅游与文化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商业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生态[27]。张中波以丽江古城为例认为，旅游开发导致古城文化生态失衡：古城本土居民的大量外迁、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商业氛围的加重和文化氛围减弱等[28]。李文兵认为，在旅游背景下，经营者、管理者、游客是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的三个切入点，文化生态演变路径为社区旅游参与-物质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村民旅游感知-精神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文化生态演变趋势为：（1）物质文化演变表现为古村落村民居住空间转换，古村落经济结构转换，（2）精神文化演变趋势表现为宗族文化，（3）风水文化的相关仪式以及传统民俗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复，（4）制度文化演变表现为建立在现代法制基础上的制度文化保障功能得到加强，民主氛围增加[29]。四川白马地区旅游开发实践表明，大众旅游开发模式会给自然和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民族地区带来较大冲击[30]。
对于文化生态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学者提出原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次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再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31，32]。王维艳等认为，泸沽湖摩梭本族人口表现出低速抑或负增长趋势，“计生”、外出打工、旅游经营制度及过度旅游开发等文化生态因子正在对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续构成潜在威胁[33]。
刘壮讨论了地震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羌族生活、生产方式、民众的文化心理等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影响[34]。苑焕乔认为，城市化所致的人口大幅下降、传统意识淡漠，使得京西灵水村“秋粥节”文化环境急剧恶化[35]。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文化生态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实践。它的建设，是根据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特点，选定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和民间信仰以及诸多文化具体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落空间予以特别的关注，使这一特定地区的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传承[36]，这是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37]。应在多层面整体推进：在环境层面，着力于对建筑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在经济层面，注重对其经济活力的培育，积极营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氛围；在社会层面，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借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城镇或村落衰退带来的种种内在问题[38]。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简单划定数片“生态文化保护区”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对抗“现代性”的当代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文化自觉，需要在无形的制度建设和有形的技术支撑下实现广泛的居民参与[39]。要把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结合起来[40]。然而，在文化生态区保护过程中，文化主体存在若干问题：传统生活不复存在、民族文化迷失、文化传承人的危机、留守人口比例失衡，因此应加强民族文化主体保护[41]。
（四）民族文化生态研究
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化生态，其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联[42]。杨建华等将西南文化生态圈内的诸多文化群落分别划入到相应的亚文化生态圈、文化生态丛、文化生态簇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层级体系之中[43]。学者们提出了若干保护方略，如“文化生态园”模式[44]、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45]、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等。以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的方式保护乡土聚落和文化遗产的做法，在国内越来越多。但生态博物馆不只是一群建筑，而是一个社区，它所保护和传播的不仅是文化遗产，还包括自然遗产和生态环境、原住民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尹绍亭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由当地民众自觉参与的、自主经营、管理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46]。有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两个成功模式：一个依托景区的发展模式（贵州仙人洞村），一个是原生态文化村寨的发展模式（云南南碱傣寨），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寨特点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47]。民族文化生态村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条件：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48]。四、微观研究尺度：
文化生态因子研究对具体文化因子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迁予以研究，从整体上探讨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各种民俗、民间工艺、传统音乐、口头传说等都是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对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浩瀚了传统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造物观念、造物与环境的关系、信仰观念、技术因素、民间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49]。潘鲁生等倡议把“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计划”纳入全民教育领域，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立指定的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域，设立文化旅游的景点，建立民艺资料馆所，设立民艺研究机构，在有条件的都市科研院所设立民艺作坊，吸引民众参与，体验民间生产、生活方式[50]。河洛大鼓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都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因此应从河洛文化生态系统的各要素考察寻求保护策略[51]。挑担、砍柴、走纸寮作为闽西传统时期的主要劳动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些劳动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52]。客家“好歌”文化生态变迁：形式由集体性的山间劳动变成娱乐休闲；内容由爱情生活变为现代化发展；方式由即兴演唱发展到专业化创作；以及多媒体技术运用、团体组织表演等。客家山歌表现形式丰富，并融入文艺创作、民族旅游，但这种变迁丧失了固有的独特韵味[53]。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生活模式教育三个方面，为云南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54]。有研究认为，传统音乐舞蹈艺术，对其保护主要有三种观点：（1）对于濒危的、难以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用“博物馆式”方式保护；（2）对有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借助市场力量保护，走市场化道路；（3）对于有些口头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据其形态特征决定特殊的保护方法，即活态传承[55]。
对于微观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有人提出合理旅游开发[56]、“师徒父子”传承[57]的方式，还有一些针对某项文化事项的具体研究，如对“唱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加以发展和创新[58]、对上党梆子要保护好戏曲小生态的活态特征[59]、洮岷地区“花儿”的文化空间保护[60]、非文字生活世界发掘[61]、女书及女书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保护等[62]。
五、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简评
（一）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应以宏观尺度为指导，立足于中观和微观尺度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然而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宏观研究尺度。因此，需要在现实的空间内和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开展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审视文化生态研究的三个尺度，笔者认为，应该以宏观尺度为指导，以中观和微观尺度为基本立足点。其原因如下：一是遵从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原始内涵，二是研究尺度的可操作性。文化生态保护对象是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文化生态保护必须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开展。文化生态保护主体是社区居民，只有文化凝聚力较强的社区居民才能真正参与区域文化生态保护。三是现实需要。无论是自然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从整体出发的文化生态保护，都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之一。因此，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开展具体研究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
（二）文化生态保护原则
文化生态保护强调三个原则：（1）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整体性首先是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即并不单纯保护文化的符号、语言、规范等，而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全面保护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既涉及自然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其次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即互相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2）针对性：区域文化生态差异性明显，环境和文化生存之间的互动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保护。首先应针对不同类型文化生态开展类型化研究和保护。如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特色文化村寨、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特色村寨等。其次，针对具体文化因子开展个别化研究和保护。区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因此，应采取富有针对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保护方略。（3）参与性：文化生态保护的主体是生产、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社区居民，也是保证文化活态生存、可持续利用与发展的基础。应加强对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参与意愿、参与路径等内容的研究。
（三）文化生态可持续利用
一是应采取分层次的开发模式，即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层次开发：对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类遗产应优先开发；对工艺、美术类等生产性遗产重点开发；进行产业化开发，对仪式、节事、习俗类制度性遗产控制开发。
二是应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功能分区。旅游开发可能会给文化生态保护带来消极影响，如过度性开发、商业化污染、社区参与不足、居民迁移、文化涵化等，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功能分区的方式，把文化生态保护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就是供旅游者观赏游玩的旅游规划区，“后台”就是远离旅游者的规划控制区，目的是保护文化生态原真性的传承，严格控制开发。
（四）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汇集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哲学、社会学、艺术学、民族学、旅游学、民俗学、建筑学、规划学、历史学、文学、传播学、博物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各学科研究尺度和向度各有不同（参见图1）。图1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学科分布图
因此，研究方法也应呈现多学科特点。文化生态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民族志法等，随着相关学科的介入，抽样调查、跟踪调查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应得到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深入研究，如GIS、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数据库等。
概言之，文化生态系统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文化生态研究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这对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论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为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Steward Julian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36-42.
[2][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3]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 [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9.
[4]邓辉.卡尔・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J].地理研究，2003，22（5）：625-634.
[5]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6）：19-25.
[6]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1-24.
[7]邬建国.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
[8]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8（3）：105-113.
[9]高建明.论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5，13（3）：82-85.
[10]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2（1）：93-97.
[11]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J].理论学刊，2004，（10）：118-120.
[12]宋俊华.关于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J].文化遗产，2011，（3）：1-7.
[23]《山东省文化生态研究》课题组.山东省文化生态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 1.
[14]严俊杰，黄正泉.“两型社会”的文化生态学思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3）：63-66.
[15]毛海莹.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海洋民俗传承与保护――以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渔港为例[J].文化遗产，2011，（2）：105-111.
[16]王长乐.论“文化生态”[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1）：47-52.
[17]吴圣刚.论中原文化生态及其生成规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9（1）：111-114.
[18]徐张杰.“文化生态”及其“价值标准”的相对性浅议[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122-124.
[19]刘守华.论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109-112.
[20]段超.再论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62-64.
[21][美]杰里・D.穆尔.文化学家的文化见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18.
[2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200.
[23]黄成林.徽州文化生态初步研究[J].地理科学，1995，15（4）：299-307.
[24]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84（4）：119-124.
[25]江金波.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6]角媛梅.哈尼梯田自然与文化景观生态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100-103.
[27]付薇.旅游经济与文化生态的关联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7）：52-53.
[28]张中波.文化生态视野中的文化遗产型景区旅游开发研究――以云南丽江古城为例[C]//2008年江苏省旅游学会首届学术年会.
[29]李文兵.旅游背景下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机制――以张谷英村落为例[J].社会科学家，2008，（11）：98-102.
[30]连玉銮.白马社区旅游开发个案研究――兼论自然与文化生态脆弱区的旅游发展[J].旅游学刊，2005，20（3）：13-17.
[31]林美珍，吴建华.文化生态：民俗风情旅游的开发[J].福建地理，2004，19（2）：22-25.
[32]俞万源，李海山，刘远清.名城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思考――以梅州市为例[J].热带地理，2006，26（1）：66-70.
[33]王维艳，林锦屏，李强，等.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孤岛”及其文化生态透视――兼论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的保护[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21（1）：18-23.
[34]刘壮.从文化生态看5・12地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J].民族艺术研究，2009，（6）：6-10.
[35]苑焕乔.京西灵水“秋粥节”文化生态保护村构建探讨[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8（2）：70-73.
[36]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当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12.
[37]陈淑.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分析[J].中国博物馆，2008：（3）：97-101.
[38]张松.文化生态的区域性保护策略探讨――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0（3）：27-36.
[39]张松.历史环境与文化生态的关系研究[J].城市建设，2009，（6）：94-96.
[40]卞利.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J].文化遗产，2010，（4）：24-30、66.
[41]王晖.文化生态问题中的文化主体保护[J].求索，2009，（2）：96-98.
[42]徐建.国内外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综述[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6-10.
[43]李建华，夏莉莉.文化生态层级理论下的西南聚落形态――以大理喜洲聚落为例[J].建筑学报，2010，（S1）：55-57.
[44]李阳.辽宁锡伯族文化生态资源产业化保护与利用[J].文化学刊，2010，（6）：124-128.
[45]周庆行，曾智，刘燕.论以文化生态为依托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构建[J].生态经济，2006，（1）：44-45.
[46]尹绍亭.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理论与方法[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2.
[47]王国祥.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探索实践之路[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135.
[48]艾菊红.文化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云南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比较研究[J].民族研究，2007，（4）：49-58.
[49]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7.
[50]潘鲁生，唐家路.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与调研纵横谈[J].山东社会科学，2001，（2）：104-106.
[51]刘英丽.从文化生态视角看河洛大鼓的兴衰与重振[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5）：158-161.
[52]王维娜.劳动与山歌――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J].文化遗产，2009，（2）：134-140.
[53]刘晓春.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J].文艺研究，2008，（2）：92-99.
[54]汪瑶.对红河州石屏县的两所学校和富民县小水井村苗族唱诗班的考察――从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看云南传统音乐的可持续发展[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4）：78-80.
[55]汪瑶.对云南文化生态环境构建的初步探索[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2）：59-62.
[56]潘鲁生.关注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资产开发[J].山东社会科学，2000，（5）：108-109.
[57]杨广敏.海峡西岸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机制与经验[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1）：75-81.
[58]孙悦湄.宁波象山曲艺“唱新闻”文化与社会生态研究[J].艺术百家，2010，（6）：152-158.
[59]李春沐.“上党梆子”的名实之辨与戏曲文化生态[J].晋阳学刊，2008：（6）：120-121.
[60]郝苏民，戚晓萍.文化生态・文化空间・政府主导与“非遗”关系――以西北“花儿”的洮岷流派（南路）流行区KPT村为个案[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5-13.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特点；学习方法；试题类型；答题要求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中国传统音乐，一般是指历代传承、没有受西方音乐影响的，且具有我国农业文明时期典型文化特征的音乐类型。中国传统音乐主要形成于20世纪以前，诚然，还包括其后按自身规律而发展延续至今的那一部分。20世纪以来，受西方音乐影响而产生的各类新的音乐形式（亦称“新音乐”或“近现代音乐”）不包括在内。中国传统音乐有多种类别；但民间音乐，即原“民族音乐五大类”（除少数例外）则是其中之主体。
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尽管长期的封建社会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音响资料和理论文献，但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代民族音乐学者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该领域已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中既有大量资料性文献诸如收集、整理、记录的各种音响、乐谱与文字，也有大量研究性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从音乐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音乐也是各类音乐艺术院校中的一门重要理论课程，它是实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重要基石。无论是对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而言，或是其必修课程，或是其必考科目。为了给大家提供一本研习并备考的参考资料，特编撰这部《中国传统音乐习题集》。以下将从“学科特点与学习方法”、“试题类型与答题要求”两方面介绍本书的编撰主旨和研读要求。
一、学科特点与学习方法
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构的角度看，中国传统音乐并非一个学科概念，它只是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他还有诸如世界民族音乐、城市音乐等等）。其学科特点既有对原“民族音乐理论”学术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一般而言，音乐理论有“一般理论”与“学科理论”之分。前者是指“研究音乐怎么样的理论”；后者是指“怎么样研究音乐的理论”[2]。显然，中国传统音乐属前者而非后者，属“知识”而非“方法”。
不同音乐学科（或领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特点。这些特点，将也决定着该学科特定的学习方法。鉴于上文的表述，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方法主要有三：
（一）明确音乐类别
如果说，音乐史的学习更侧重时间线索的话；那么，传统音乐的学习则侧重空间范畴。这里的空间范畴主要是指不同传统音乐的类别归属。目前，中国传统音乐可按社会阶层分为民间、文人、宫廷、宗教四大类别[3]；也可按体裁特点（或表演特点）分为歌曲音乐（含民间和文人的）、歌舞音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含民间的、文人的）、仪式音乐、综合性乐种等七大类别[4]。此外，还可按“搬演场所”和“地理空间”分类等等。在以上的几大类别中，还可根据不同标准再作进一步细分。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无论是对某一具体的音乐作品也好，还是对某一抽象的学术概念也好，首先要明确类别归属，然后才谈得上对其作深入了解。类别归属没有弄清楚，自然也对其后的深入学习造成影响。
比如，原“民族音乐五大类”——民歌、歌舞、曲艺、戏曲、器乐等，即为一种体裁分类。这五大类（除少数例外）若从社会属性上看，又应归为民间音乐这一范畴。其中的信天游、山曲、乌日汀哆、海菜腔等概念，当属民歌；秧歌、花鼓、花灯、赛乃姆、囊玛等，当属歌舞；京韵大鼓、苏州弹词等，当属曲艺等等。
再如，民歌中的号子、山歌、小调为体裁概念，是着眼于民歌音乐形式特征的一种分类；而信天游、山曲、花儿、爬山调、客家山歌、桑植小调等则属歌种概念，其不同点在于因各自的流行区域所形成的不同地方特色。其中的要点，在于正确理解民歌的体裁与歌种的关系。
还有，昆山腔、高腔、梆子腔和皮黄腔等，是戏曲音乐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声腔——被具有渊源关系的不同剧种所吸收的，且具有共同风格特点的唱腔。而京剧、昆曲、秦腔、豫剧、黄梅戏、越剧等等，则是指流行于某一地域内的，在声腔、语言等方面独具特色的戏曲品种——剧种。其中声腔与剧种的关系，是理解这些概念归属的关键。
此外，不少音乐类别的归属还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各有所别：唢呐音乐与古琴音乐，如作为器乐形式，它们可归为民族器乐一类；若考虑其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二者又分别归为民间音乐与文人音乐。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明确音乐类别的归属，这是我们研习和备考这门课程的第一步。
（二）注意知识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