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30 01:35:29
＊＊＊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畏、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同样，在世界史上，无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不息。从被法国人民誉为“奥尔良姑娘”的抗英英雄贞德，到出生入死，帮助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塔布曼，从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佛逊及其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到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党人制定的《国民公约》，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其表现可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也可以是默默无闻的奉献。在今天和平建设环境中，作为一名中学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利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理想教育的内容，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要帮助他们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自我，另一种是胸无大志，缺乏远大的理想。要教育他们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贡献与索取的关系。历史教学要通过大量的史实，引导学生从优秀历史人物身上吸取营养，从小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的理想。要使青少年逐步懂得：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受社会制约的。因此，个人的理想、抱负是以国家、社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个人只有为社会、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儒家历来重视修身养性，孔子主张“温、良、恭、俭、让”，“克己”；孟子强调“善养浩然之气”；诸葛亮重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刘备则主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他们莫不认为注重道德修养是做人之本。中国古代有许多清官，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两袖清风，为官清廉；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岳飞强调“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等等，都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
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呕心沥血27年，三易其稿，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为了实地考察维苏威火山而献出了生命；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察，创立了科学进化论；居里及其夫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实验设备，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发现了镭，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社会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也不限于以上几方面。深入挖掘内容，进行社会美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长期任务。
实施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在方法上除了应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程序、优化教学过程外，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应着重从两方面入手：
[关键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阶级分析方法 史学与政治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06-05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学宝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和对待这笔史学遗产，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度，学术界应该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以明辨是非，使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得以健康发展。这里，笔者仅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谈谈应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问题，以求正于学界。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遗产中，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思想的影响，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近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有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总结了学术界20世纪30年代社会大论战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认识，概括地论述了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等重要理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些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阐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范文澜将之贯彻到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历史学著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有关中国历史的上述主张，很快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算了教条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危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些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并不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五种社会形态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过去称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泛封建化”理论的误导；也有学者对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这些新看法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许多学者的论点和论据，仍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方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主要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但他们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他们对亚洲的历史也并非一点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明确地指出“大体上”人类社会经历五种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哪个民族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是斯大林及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纠正斯大林及苏联学者的偏颇的同时，是否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基本看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但范文澜、侯外庐、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未曾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十分重视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如范文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 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 （P210-212） 我们怎么能将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武断地称为以西欧的历史框架中国历史，是西欧中心论的产物呢？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学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稍有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2]（P102-109） 我们怎么能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言以蔽之曰“教条史学”呢？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目前要彻底否认中国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形态，仍是一道难题，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制社会，仍值得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作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存在奴隶制社会，是否就能确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呢？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的重新深入论证，否认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这也成为学术界新的共识。由此可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政治家有关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仍值得我们珍惜，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
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历史学家，在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启迪下，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今天，中国古代史在断代史以及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领域的基本格局，就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学科体系，由此，中国历史学才走上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依据，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之前，这些论断仍应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理论指南。诚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具体认识是否正确，仍需不断接受学术界的检验，但我们不能对这些论断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过去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予以深入探讨，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新民主革命阶段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革命的重大问题，建立了科学的新民主革命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杰出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认识的偏颇，做到了从下向上看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1958年掀起的所谓“史学革命”及后来开展的所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极“左”政治之实。如果说“史学革命”是因为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失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极大的摧残和颠覆，“评法批儒”的影射史学是打着史学的幌子的极“左”政治，有关文章和论著，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极端化和庸俗化，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歪曲成为阶级斗争史和路线斗争史。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虽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中错误的做法。但有些史学工作者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拒绝和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重要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由此在认识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偏差。
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倾向，可以感受到有些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拒斥发展到何种程度。著名哲学史研究家涉足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使中国倒退到黑暗的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在史学家的笔下，曾国藩、袁世凯、慈禧太后成为大肆歌颂和吹捧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结果；过去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落后、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农民运动。诚然，过去拔高农民的革命战争，对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片面的做法，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有多少能真正站得住脚？又有几家能经得住学者的认真讨论和辩驳？关于新时期在阶级分析方法方面的反弹现象，刘大年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评述，以及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反对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例，对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3] （P3-29） 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龚书铎说：“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显然是出于偏见，只要客观地正视现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中，最受贬损、否定的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否认，对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曾经有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但这是运用者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学说本身出的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这是不正确的。只要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存在，阶级斗争就客观存在，这个学说就不会过时，至于用来指导历史研究，更是不能回避的。”[4] （P279-288）
随着的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史坛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经少人问津，过去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分的拔高，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现在出现的对历史上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奋起的抗争的革命运动大肆诬蔑，是否就是科学的做法？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需再花大力气从事农民战争的研究，但与之密切联系的以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却值得学者去着力研究。为了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将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为农民战争史，进而忽视和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遭到范文澜、翦伯赞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正批评。“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5] 新时期我们纠正了过去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懂得阶级分析必须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经济史，阶级分析应与阶层分析相结合，阶级分析不是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应将这一分析与其他的方法相结合。[6]（P135-140） 这些新认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时期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新世纪这样的曲折不应该再出现了。
三、关于学术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
历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等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脍炙人口的历史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名著，已成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们的著作也成为将学术与服务于现实密切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科学化和服务于现实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结果将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于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了问题时，历史学最终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喉舌。十年“”的极“左”政治，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新时期，广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史学家在深入反思之后，明确提出：必须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应以科学的历史研究结论去服务于现实，正确处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现实功用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研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有不少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研究，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出谋献策。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反思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历史学不能再和现实搅混在一起，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愈远愈好等等极为偏颇的观点。
诚然，历史学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历史本身并不是现实的社会，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混同在一起，不仅无助于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会混淆现实和历史的差别。“”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索，“”后期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怪胎，这些血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永远引以为戒。但历史学是否就应该与社会现实绝对无缘，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学家就应该隔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排除现实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影响？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现代就应该抛弃？实际上上述看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科学的根据。首先，历史学家本身就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们在思考问题、选择研究课题时不能不受到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要历史学家关起门来去追求所谓的历史学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会将历史现实化，与历史实际愈来愈远，另一方面，现实因素的刺激，也有助于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开阔思路去思考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历史学本身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但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社会意识形态对史学家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将历史意识形态化，歪曲了历史的实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了歪曲性的评判；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找出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课题，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更为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正确地运用，将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然，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或现实需要出发去评判历史，也会出现不少的弊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的曲折，就是这方面深刻的教训。至于选择与社会联系紧密的课题，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当然，从事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太密切，但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我们不能再犯20世纪50年代末的简单的“厚今薄古”、将古代和今天对立起来的错误。过去“左”倾政治固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史学与政治必须无缘，摆脱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瞿林东发表的《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及《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文章，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入而精当的论述，他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和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7]“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8] （P34） 笔者认为，瞿先生的上述认识，正确地揭示了有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深入地认识这一重要的问题。
郭沫若、范文澜等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服务于社会的现实性有机结合，既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又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很值得我们珍惜。把他们的史学论著一概称之为“战时史学”，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不相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处理科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不可否认，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却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将学术与社会紧密结合这一做法，我们仍应继承和发展他们所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并进一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新中国5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证明：只要政治路线正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健康地发展。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和史学研究中“左”的流毒已经清除，过去对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一味排斥的错误已经纠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主张史学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同时，应更注重于研究与社会以及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历史学才会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新世纪，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关系，在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开拓与社会生活和人民密切相关的新课题和新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她代表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曾明确地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9] （P261） 一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影响能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同样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我们要抱着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以推动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更大的飞跃，提出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仍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和遗产的基本的态度和原则，只有认真领会和坚持这一重要原则，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范文澜. 历史论文选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张剑平.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3]刘大年. 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A]. 刘大年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 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N]. 人民日报，1961-05-31.
[6]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 史学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瞿林东.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J]. 史学月刊，200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
[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台湾学术界有效开展了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的探讨。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 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6]5，《导言》。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所举办的“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类书大全、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吴智和教授带领的明史研究小组探讨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
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本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消费生活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巫仁恕教授《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提出晚明时期已经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巫仁恕最新著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二者有一定的共生性，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其突破点概括起来就是从生活史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并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王鸿泰先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7]352日常生活史研究需要认识“物”，借鉴多学科知识与方法非常有必要。
中国大陆最近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宋书所论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影响意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给人印象深刻；周书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论述的对象主要指从事虚文的“词章家”一类，或者说在经济上，不靠制度保障而以文作为谋生工具、自求生路的人，揭示出诗文如何谋生以及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诸色人等是活生生的，借助物质消费才可以进入日常的生活状态，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探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史不可分离。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欧美学术界诸多重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8]132133这是具有浓烈新文化史色彩的论述。
历史人类学也与地域社会史有不解之缘。明清社会史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地域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9]
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10]358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可见，历史人类学重视地域、从生活出发的研究取向，是社会史研究十分需要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最后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
参考文献：
[1]于尔根·科卡.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J].景德祥，译.史学理论研究，2007，（1）：58-65.
[2]彭慕兰.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M]∥杰里·H，主编.全球史读本.夏继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J]. （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明史研究，2007， （10）.
[4]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63-74.
[6]蒲慕州.生活与文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7]王鸿泰.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台湾二十年来新史学的发展[M]∥江南社会历史评论（4）.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斯特凡·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自慰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 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An Analysis of New Historicism Trend of Thought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就目前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而言,虽然做了不少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是研究力度还是比较贫弱,原因主要是还没有达到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的阶段,即对历史进行研究所需的一种适度的历史距离,因而很难获得一种历史视域来提升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尽量减少偏见。虽然作为批评的现代美术史也还是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批评家更多的知识装备是用来应对现实的美术创作问题,主要关心的自然是艺术本体,这样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艺术史观点和美学说服力,却很容易成为一种知识主张而不是一种学术洞见。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作为解释学的美术史状态,对研究方法论的引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在少有的几部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着作中,郑工对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尝试。他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经过一番转换的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他说“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自设自叙”,而其叙述框架则涉及两个基本命题:一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二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内发的多向歧生的模式系统”。他把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多个“共在体”置入动态交换的现代性情境中来研究,提出“外来冲击-内部反应-结构整合”的理论分析图式,并充分注意现代美术发展中的非主流因素,并且认为“多模式的共生,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成为连续性的行为”
郑工的方法是首先将现代中国美术现象予以客观对象化,然后再作经验观察与分析,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审视,避免了作为批评的美术史常有的价值判断。应该指出的是,郑工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语部分还是很坦然地申诉了他对于现代化理论方法选择的理由及其文化立场,虽然对50-60年代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理论作了不,不过毕竟难以去除那种无奈的感觉。显然,郑工在进行方法论修正的时候,我想或多或少借鉴了德国古典社会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理论。特洛尔奇关于现代原则的历史构成的差异性以及带有历史发生学性质的类型划分理论框架,其要旨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绘,从历史的具体性来切实把握现代原则的本质,透过类型分析避免进步论历史观,即不把历史中出现的思想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进步式的推进,另外还把社会层面与思想层面的事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是一种采用历史动态描述的现代结构分析方法,它将现代结构与现代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确实可以为中国的比较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借鉴。(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62-19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衷主义态度的表现。它一方面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同西方的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自设自叙”,其方法是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是一种研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说服力,因此,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它自身问题域的限制,并不能解开中国现代美术史实际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它无法进行一种历史的“深描”,(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更没能挖掘出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动因和文化动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结构-形式主义方法,“现代性”成为一种历史理念,成为“艺术意志”,既是动力又是目的,在这里,“形式”等同了“内容”。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再一次以否定的方式现身。
尽管如此,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我之所以要对它作一番辨析,就是企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寻找解释中国现代美术更深刻更有效的方法途径奠定基础。透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我们探测到一种现象,即在当今强大的西方理论压力下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诉求的动机、目的和愿望。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西方中心主义是需要破除的话,同样中国中心主义也存在危险,而文化相对主义则更是没有出路。因为中国现代历史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已经置入到一个世界性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全人类的文化思考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以及设计中国及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是需要一种气魄和责任来重新参与创造和建构人类的新文明。对于现在,我们需要文化交流和对话;对于历史,我们需要文化比较与互识;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共同探讨。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不会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而是转化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世界性”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乐黛云就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序中说,走向世界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她引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走向世界是不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走向自己的深处。”她解释说,“‘走向世界’与‘走向深处’其实是一个辩证过程:只有以世界的眼光,从现代人的全球意识出发,才能看清‘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推动世界文化向前发展。”(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从乐黛云的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设问方式的可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属于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注: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但是,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在试图寻求某种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和理解的真理性。在他后来的反思中,他讲到了“冲击-反应”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的概念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不适合,他说:“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费正清对于自己研究概念框架的调适,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理解的渴望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有意思的是,费正清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认,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虽然他这一反思的目的旨在服从于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便对其模式进行修正,他或许觉得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把握中国历史的现代演变更有说服力,但是无意中却透露出一种比较文化思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 费正清这一番话是值得进行多方面阐释的。如果按照“东方主义”的理论来看,中国似乎只是费正清所想象的“他者”,但实际上,他也通过“他者”重新想象了自己。仅就他用“文化”来限定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这一点来看,事实上,他毕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看到了中国有着独特文化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用“文化”来限定而是突出了“文化”本身。对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西方历史的深层动力是政治民族主义,而在中国则是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是“冲击-反应”的结果。他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是抵抗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国家重建的意识形态。费正清虽然透过中国研究看到了“文化”这一独特事实,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他毕竟只能从外部来理解中国,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一点上,他离中国和中国文化确实还很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的“中国研究”其目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又如何来研究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真正脉搏?历史研究除了合规律性之外,是否还有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不论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来说,乐黛云所持的比较文学(文化)的立场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才有可能解开这历史之谜;我们只有回到“人类”问题本身,我们才可能解开人类历史之谜。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重建不仅需要对历史理论进行反思,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批判作为基础,同时还要引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才有可能。
二、从“历史符号学”到辩证历史符号学
“历史符号学”是旅美学者李幼蒸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在同名书《历史符号学》的导论部分对这一概念给予解释。他开篇就从跨学科的角度直面学科分界的问题,他说:“表现形式比较含混的历史话语和研究比较精密的符号学理论话语之间的特殊联系和互动关系,反映出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方法论探讨的最新可能性。与作为真正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作为准精密科学方法论的符号学是以语义含混的人文话语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虽然更为精密,却难以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历史话语和符号学理论话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他还对人文科学研究者提出了理论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因此他认为,对于当代国际学术最具影响的东西比较史学研究特别是中西史学深层比较研究来说,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是必要的。他将历史理论与符号学进行跨学科的理论重构,从而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并提出“历史符号学”这一标新理论。他说“历史理论今日已成为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中心部分。可以说‘历史符号学’则在此部分中占据着最关键的地位。历史符号学既是人文科学理论的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比较史学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理论探讨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理论试图站在当今世界学术的前沿视域,同时以强大的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以中国深厚的传统史学如中国考据学为基础,对中西史学理论方法进行重构,其目的主要是想摆脱研究视域的时代狭隘性和地域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开放的视野,并在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来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总体的未来,通过中西和东西学术全面互动逐渐形成世界性的新型学术共同体。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李幼蒸看来,“历史符号学”与作为最高层次的符号学理论系统的“一般符号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一般符号学的功能作了运作方式的限定。其一般性和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历史”的全域性、全科性上,而且表现在“历史”的经验性上。他认为,“历史符号学”名称中的“历史”涉及两层含义:经验的全域性和对象的实在性以及史学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符号学不仅是对20世纪以来各种哲学流派包括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构语言学和信息论、系统论等进行融会贯通而综合形成的一种全面整合化的理论,甚至还要成为一种永远“超”、“跨”现存及新生学科的运作原则系统的代称,(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中的“导论——‘历史符号学’的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这不仅反映了将“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看待,同时还反映了他有意向本体化转移的学术追求。在我看来,实际上,从整个《历史符号学》一书来看,他更多的还是把“历史符号学”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论来看待。
应该承认,“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建构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他提出的三级历史理论模型,即从常规史学到史学史再到第三级的历史理论,使之成为对人文社会知识全域进行“鸟瞰”、“解剖”、“综合”、“地界重划”的最佳场地,因而可以从“历史理论”基地“望”社会人文科学全域。特别是涉及跨文化研究时,高层次的理论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传统的史学而言,他除了仍然重视考据学之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或语义学的“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和“叙事”(narrative)这些核心概念尤为重视。他甚至还把中国的“古史辨”大家顾颉刚推为中国第一位“历史符号学家”。他认为顾颉刚思考的许多问题均与当代史学理论课题不谋而合,广泛地涉及到语词表达、指称、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各方面,其方法远远超出了清代“辨伪”传统。在他看来,顾氏的思考方向是语义学的,因而也是符号学的。不过,李幼蒸除了肯定并转换了顾氏的理论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或符号学研究还应该包括一门中国史学特有的“历史叙事学”。总而言之,他提出“历史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文本批评”学和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他认为,透过这一方法论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细致地区分古代典籍中求真的部分和意识形态“功用”的部分,对于历史话语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历史叙事学”而言则通过历史事件编叙程式来透析出史实的“实证性压力”、知识性限制和意识形态框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实质。(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23-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的操作应用在他最近出版的《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最能反映出
来,他主要是从横向共时面的角度来进行语义学分析,同时对理论体系的语义学变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他说“一般来说‘儒学’指‘四书五经’系统,其存在具有综合的史学内涵,而仁学为独立的思想文本。因此不妨比喻说,仁学是‘横向’存在的,是纵向历史中的横向存在,而儒学是‘纵向’存在的;仁学是伦理学思想系统,而儒学是社会文化史过程。”他还说“我们将仁学与儒学区分开来,首先可以使孔子思想和中国两千年儒教政治史分开,两者成为虽相关而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结果不仅有益于古典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未来文化学术创新的事业。一个直接的益处是使传统仁学和现代‘反封建思想运动’可以彼此兼容一致。一方面,只有仁学,而非传统儒学全体,才能有进一步参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注: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的“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历史符号学”的工具价值在这里确实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因而也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来源于“理论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是李幼蒸通过对西方现代符号学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并进行了综合的一个理论成果。他甚至把“理论符号学”称之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语义学研究”或“文化思想普遍语义学”,并认为,作为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价值统一问题的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应占据学术首要地位。因此,符号学在人类全面技术异化的危机中更应担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的“再版序”,第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的所有理论进行了重构,组成由“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构成的三大理论板块,并对这三大板块的符号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理论界定。“语言符号学’包括语言结构、语义结构、话语结构三个部分,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而且把它视为符号学理论的硬核,是符号学和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交汇面;“一般符号学”强调了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环境分析的关联;“文化符号学”则是探讨对文化思想所进行的符号学分析,既涉及文化思想深层结构的解剖,又涉及人文话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它将符号学与哲学、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联结到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仅只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疏理,似乎没有什么创新,而实际上却是一次理论重构。如果说,语言学主要包括语形学(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三个部分的话,那么,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三大板块就是对语言学三个部分所进行的拓殖和重构,但是,从三大板块的关联来看,与语言学的三个部分的内在关联显然有着同构性,因此,实际上它照样依循了结构主义早期从语言学扩展到一般符号学的逻辑。它一方面对语言学进行了拓殖,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抽象,从而将符号学转化为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它显示了与德国哈贝马斯的社会语言学认识论和阿佩尔的语言学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不同,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结构主义性质的。因此,以这样的理论符号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再转移到历史研究领域,自然也就难以摆脱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阴影。这也正是“历史符号学”之所以重视“文本”、“话语”和“叙事”并把“历史话语”的语义学作为主要分析的对象的原因。
虽然符号学理论变化万千,但是它的结构主义性质始终没有改变。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他们骨子里深藏的其实仍然还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他们把这一理论工具的使用调转并服务于对理性主义信仰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症结的探讨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与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据他自己称,结构主义自70年代以来,除了法国派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之外,荷兰则将结构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火炬传承了过去,他特别推崇荷兰的符号学家托伊恩·A. 梵·迪克(Teun A. Van Dijk),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推动了符号学的新发展。李幼蒸对中国的问题显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学术问题来说,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更为根本,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方向是使中国的现代学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力保证。因此,他所关心的问题和需解决的问题与那些对西方思想方法亦步亦趋和鹦鹉学舌式的学人相比,显然有着更深刻、更敏锐的学术思想洞察力,应该说,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学者所应持有的文化学术立场。
“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可以对传统文化表现重新加以排列,使其意指结构突显,从而促进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在微观水平上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又必将显着提高对文化表现涵义的理解,使各不同文化在重构的分析层次上有效地进行比较和沟通,(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1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因此,它更注重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而不是历史语境的重构。可以看出来,李幼蒸对于“历史符号学”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有限定的,他更愿意选择作为一般符号学这一中层理论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操作。特别是他透过对艾柯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比较与批评,觉得后者的理论更适合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他说:“一般说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意识形态论研究,既涉及以符号学为方法来揭示社会人文科学话语中意识形态隐蔽因素的方面,又涉及符号学方法本身的意识形态前提方面。但在具体讨论中,格雷马斯主要关心前者,对后一方面只限于做纲领性的说明。格雷马斯同样未能就如何区分符号学固有意识形态前提和符号学科学性问题进行明确的阐释,他的有关研究中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方面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来尽量认识和排除错误的意识形态干扰。由于其分析对象是话语表达面本身的意识形态结构问题,故具有深刻的理论符号学意义。”(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57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正是基于对格雷马斯的批判性吸收,当他面对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的问题时,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话语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对应关系,认为中国学术意识形态系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映射,而其各种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均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中国历史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就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并间接地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故而,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符号学”称之为“去伪存真”的理论。
“历史符号学”对于历史话语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效的,甚至对包括思想、文化话语的辨析也同样有效。这个工具的操作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确立一个历史话语,然后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因素的剔除,再从历史的演化过程来探询话语语义的本意和真意。从目的结果来看,虽然倾向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精神,但却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是为更有效地进行异质文化系统的比较与沟通而奠定语义学基础;从程序过程来看,虽则与福柯的知识话语考古学和谱系学相仿,却又在学术的问题方向上与其对立,福柯的目的是要对西方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和对知识话语的权力-意识形态结构的揭露,从而否定话语的“真理性”,福柯对于历史更强调它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他基本上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历史符号学”可以说是从积极的辩证的角度达到对二者的综合,显现了其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一点显然与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解构传统的学人不同。不过,总体看来,“历史符号学”主要还是用来进行历史话语的语义研究——意义系统的分析与理解而不是历史研究——历史过程的深度阐释,因而,它的局限性也就显露出来了。
作为历史研究,其目标和任务不仅在于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意识形
态等方面的揭示,而且更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普遍关联的探寻。这样说来,这个工具就显得有些消极了,因为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而言,它只能成为解决部分问题的工具。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符号学”本身,而在于这个方法论概念的提出者一开始就对它进行的理性化的自我限定。但是,我认为,“历史符号学”并不一定要限制在理论符号学的中层即作为一般符号学的孤立地位,而应该与前后两个理论板块层贯通起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理论的内涵就有可能被扩大,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灵活而有效的工具。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我们又重新把符号学拉回到语言学的位置上的话,“历史符号学”就会被还原为“语义学”,而概念的提出者恰恰又有意回避语法学和语用学这两个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生的哲学转向来看,“语用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无论是德国的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的哲学重建无疑都是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甚至可以这样来说,如果说康德完成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的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则把康德的先验主体认识论推向了先验符号学(语言学),即一方面为“认知人类学”,另一方面为“知识社会学”,从而使我们对于知识论有了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先验符号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又一次大综合,是对西方偏于科学精神英美分析哲学与偏于人文科学的大陆解释学的大融合,(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从其根本精神来说,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与再阐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为之奠定一个“实践”的先验基础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两人所发展起来的先验符号学,则是透过对形式语言学的批判,重新回到语用学这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维度,并且为语言学或符号学建立先验基础。或许对于阿佩尔来说,更重视先验符号学的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即他所谓的“哲学的改造”(注: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路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在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批判问题上与阿佩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有着一致性,如对认识的旨趣的批判和对语言交往中的理性歪曲——独断论、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等的批判以及试图建立在规范的论证前提下的交往伦理学和政治学。差别在于哈贝马斯意在于建立一个针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他不同于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先验”语言语用学哲学建构,而是更着意于方法论方向的“普遍的”语用学哲学建构。(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第222-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都反映出一种从语言学的框架来改造传统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语用学的重视,更反映了出了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回归。可以这样说,哲学的“语言学语用学”转向也是一次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后现代现象确实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思想资源的后现代哲学的确可以重新开启思考世界和历史的新视角。
语言哲学向语用学、交往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转向,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来看,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根本一致性,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语言学符号学不仅转向语用学甚至“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为语言学符号学方法论的全面建立和使其朝着完善而有效的方法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同时,我还认为,语言学符号学如果要发展成为普遍的方法论,还必须向着辩证语言学方向生成,也就是要将语用学、语法学和语义学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辩证语言学关系,使其相互依赖、互相生发、相互转化,建立一种辩证的内在语言学关系。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也需要对“历史符号学”进行重构,使其朝着辩证“历史符号学”的方向发展。从理论符号学的意义上说,也就需要贯通“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以及“文化符号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其成为一种辩证的与社会历史关联着的外在符号学关系。这样,“历史符号学”就成为了辩证的历史符号学,从而也可以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一般逻辑。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 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关键词] 张静如 中共历史 社会群体 学术贡献
在中共历史研究与理论宣传过程中，我们总看到的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群众形象，很少看到人民群众生动、具体、鲜活的身影。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愿望和要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没能够得到合理的展现，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张静如在中共历史学界率先提出了加强群体性研究的主张，并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多篇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的内涵和意义，以及加强中共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等问题。张静如对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的理论阐释和分析，为学术界加强对不同群体的研究，摆脱传统研究范式中的“精英史”“事件史”藩篱的束缚，促进中共历史学的长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何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
加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就是在中共历史研究过程中要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通过加强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有利于加深和拓宽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共历史研究。
1.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概念的引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陆续进行，学术界进入一个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阶段。在借鉴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张静如提出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史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是动态的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的人群结构。研究社会，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1]在这里，张静如明确提出了研究社会要研究“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主张。此后，张静如继续不断思考这一问题，并使认识不断深入。1995年，张静如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中共历史学要关注群体研究的问题。他说：“群众这个大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以不同形式的群体存在着。它作为人们进行共同活动的组织，既是人的生活单位，又是社会基本结构，诸如家庭、家族、学校、商店、医院、企业、政府部门、政党，等等。这里，存在着个人（包括群众领导人）和群体的关系、群体和群体的关系、群体和社会群体的关系。”[2]P183事实上，群体作为社会构成的一个个“单位”，其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它的特征、差别及联系，更重要的在于通过群体微观层面的研究去反映社会的变化，去反映这些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从而多层次、立体地观照时代的特征。
2.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的研究内容。张静如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所谓群体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历史学家观察历史而得出的概念，并非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些有特殊政治目的人刻意组织起来的带有宗派性质的小团体、小山头。”[3]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中共历史的过程中，要反映群众的作用，要注意群众中不同阶层的作用，即不同社会群体的作用。张静如多次以五四时期中小学教师群体的例子说明加强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五四时期，广大的知识分子精英陈独秀、等将新的思想和观念引入到中国，在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启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进一步传播和普及这种新思想、新观念作出贡献的群体，要数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广大接受了新思想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在三尺讲台上将这种新思想、新观念的种子埋在了无数的中小学生的心田之中，使这种新思想、新观念在中小学生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尽管广大中小学教师在历史上未留下姓名，但他们都直接参与了人类精神财富乃至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予以肯定并载入史册。
二、为何要加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
加强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是繁荣和发展中共历史学科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一直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尤其是中共历史。但是，“由于缺乏中层理论和实证工作的支持，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有的人甚至对唯物史观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绝对化和片面化的认识”[4]。因此，加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既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共历史的必然要求，又是在社会变迁中正确反映人民群众作用的客观需要。
1.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共历史的必然要求。“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的观点，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怀着对繁荣发展中共历史学科的一腔热情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执着坚守，张静如认真总结和分析了中共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只见抽象群众身影而无具体描述的问题，指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一般说来，研究者都强调要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落实到讲义、专著上，则十分薄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所占数量很少，一个是不够具体。”[2]P176从数量方面来看，“”前，在中共历史书上，见到最多的是等精英人物的名字。“”后，这种局面虽有改观，研究中出现的人名明显增加，但这些人物也都属于精英，普通民众仍很少出现。普通民众以群体形象出现在书上时，多是在群众运动中。凡是没形成群众运动或是与革命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的群体，很少被提及。张静如在文章中和讲课过程中多次批评这种现象。他说，我们党的文件和新闻报道中一直强调党员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但在现实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中，怎么到处都是公仆忙碌的身影？主人干什么去了呢？这种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中存在的弊端必须要克服，否则不仅无助于中共历史学科的繁荣发展，而且使党的理论宣传缺乏现实基础。
2.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客观需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理论，是张静如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向何处去”问题而提出来的。经过学术界多年的讨论和研究，这个理论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在促进中共历史学科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静如认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研究社会，就是研究物质和精神的社会生活诸方面。所以，研究社会史，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革。”[1]他明确提出了社会“是动态的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的人群结构”的概念，即强调“人”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既然历史是人的历史，描述历史过程，就必须见到人的活动、人的思想、人的作用，否则就难于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是他并不赞同“社会史主要是描述下层群众生活”的说法，他认为如果社会史只研究社会下层群众活动，恰恰把社会截然分开，使那些以政治、经济、文化为核心，其他社会生活概不涉及的历史叙述成为社会上层人物的历史。按照这一理论，从微观的角度研究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不仅可以呈现丰富、具体、细腻的历史图景，还原人民群众在历史变迁具体生动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找出形成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综合原因，描述历史过程，说明社会发展方向，揭示社会前进规律。
三、如何加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
加强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是一项开辟研究新领域，丰富研究内容的重要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探索意义。如何加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呢？张静如认为：“写一个群众性的历史现象，应该把群众活动写清楚，然后再做点分析，指出它的具体作用，从而说明确实是群众力量决定了历史的发展。”[2]P176即强调将群体置放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指出群体在社会变迁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之间的关系，突出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特点。
1.要以大量史料为依据。一切历史事物和现象，包括人物、事件、制度、思想等，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历史就应该从历史本身的发展中去考察和分析他们。张静如认为，首先要充分占有第一手史料，“研究第一手材料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础，所以要把第一手材料尽量收全（不可能有绝对的全，但要有追查到底的精神）”[5]P1277。在当前的中共历史研究学界，尽管有的学者在对某一旧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他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史料仍旧是从旧结论中摘引的材料。这样得出的结论仍旧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其次就是认真分析史料，恰如其分地作出结论。张静如认为，当事人回忆属第一手材料性质的，非常宝贵，应当重视。但是，由于自然和政治的原因，使许多回忆录中有不少水分和错误。[6]P469再次是多角度发掘和使用史料。在张静如看来，研究历史人物的角度是全方位的，既可以从政治角度研究，也可以从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其他角度进行研究，但是不能把革命角度与文化角度对立起来。
2.要关注群体的心理。心理是一种意识，也是人们对某一问题和事物的态度和看法。张静如认为：“在众多社会心理中，阶级心理是阶级社会里一种主要的群体心理。各个阶级由于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不同，其心理状态也就各有特点。各个阶级的心理反映了本阶级的要求、愿望和精神面貌，不但影响着本阶级的发展，而且在社会上也起着交织影响作用。”[2]P136所以，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要充分反映某一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不仅要纵向考察本群体的心理变化，还要横向分析同一时期内本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间的关系与变化。
3.要将群体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每一个群体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土壤和历史条件，所以分析和研究每一个群体的特征及作用都应该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都应该将他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的分析。张静如认为，将群体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就需要认识一定条件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对人们的制约作用。例如，研究“”时期“左”倾政策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的问题，我们除了要看到行政干预的原因之外，还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当时民众的心理状态。20世纪50年代，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普遍存在一种共同的观念――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落后和贫穷的面貌。这种观念是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压迫和剥削的逆境之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理想便有了可以付诸实施的可能。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之下，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个人，在一个个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和目标中失去了方向。
4.要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作用。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作为人民群众中的每一成员，他们的意志又是互不相同的。那么，加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就需要注意群众中不同社会阶层，即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张静如认为，群众这个大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以不同形式的群体存在着。“党史研究中反映群众作用，还应注意描述群众中不同阶层的作用。”[2]P177他们具有一定的特点，诸如成员有共同的目标，成员对群体组织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群体内部具有一定结构，在心理、价值观方面具有相似性。这种一定意义上的相似性对维持群体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性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每一个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也是不可被代替的。考察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对其中不同的职业群体进行分析和总结，进而指出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特点与作用。
5.要把精英史观与民众史观都讲全。加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不仅要关注以普通民众为代表的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特点，而且要同样重视精英和精英群体的作用和特点。张静如在指出中共历史研究中只见抽象群众而无具体身影、只见精英而忽略群众等种种现象的同时，明确强调加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并不是不写精英，“精英一定要写，特别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个别领导人的思想及活动一定要突出写”。“没有精英们的先知先觉，没有精英人物的带领，群众运动就会走上歧路，就不能推动历史发展。但是，写中共历史时，不仅要写精英，而且必须要写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的作用。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实际历史。”[7]加强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只有把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方面都讲全，才更符合历史实际。
近几年来，在张静如的大声疾呼和躬亲示范下，一批中共历史群体性的研究成果相继诞生，既包括学术论文，也含有学位论文，中共历史研究群体性研究的局面开始逐步有所改善。诸如雷国珍的《湘籍革命家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张远新的《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作用》、吴宏亮的（《知识分子建党：成功原因与历史经验》等文章，以及李惠康的《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和特点》、汤红兵的《井冈山时期的人物群体研究（1927―1930）》、廖胜平的《北京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3）》等学位论文。他们分别以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分析了这一群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和特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愿望和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变迁中具体、生动、鲜活的活动和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J].历史研究，1991（1）.
[2]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3]张静如.论加强中共党史人物群体研究[J].湖湘论坛，2006（4）.
[4]郭德宏.论民众史观[J].史学月刊，2009（11）.
[5]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4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一、经济社会的概念
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而且是确定经济-社会史研究单位和时段的前提。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经济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合并。从语意内容上看，经济社会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由于本文所指的经济社会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明确界定，故此予以咬文嚼字式地说明，以免引起歧见。为了具体阐明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握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进行界定。
（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
国外学术界较早提出“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概念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 L. Heilbroner）。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是他的“经济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3] 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中世纪的经济社会、近代早期以来的市场社会（the market society）、市场机制 (the market mechanism) 衰落后的人类自我管理的社会三个历史阶段。显然，他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仍然是以广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的，并不是本文界定的概念。
日本新经济史学界借鉴了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并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当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经济社会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历史现象。[4] 这一修正的概念与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认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始于中世纪而始于近代。
此外，以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提出的“经济世界”、“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等概念则更为广泛。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甚至自远古的腓尼基时代就有了“经济世界的雏形”。[5] 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他的“世界体系”把主权国家“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这一世界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世界扩张而形成的。[6]
显然，以上学者所界定的经济社会、经济世界以及世界体系概念都是把经济与社会合并而来的概念。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和分析问题的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19世纪经济史学在德国创建以来所形成的传统。19世纪作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的先驱。他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7] 这就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此后德国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分别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普遍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为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在德国出现了伟．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在历史学派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巨匠。伟．桑巴特甚至把他的现代资本主义史研究称为“经济社会学”，主张“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8] 这种大经济史观传播到法国对新史学的重要旗帜“年鉴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英国则影响较小，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更愿意关注经验性的经济现象和统计数字。
这样，欧洲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德国和英国两种范式，分别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继承了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的大经济史观，形成了旧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则又从英国继承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并强调计量统计的重要性；在新经济史的竞争推动下，旧制度学派发展为新制度学派，并在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家”。[9]
综上所述，国外主要是欧美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主要是一种大经济史观的反映，“经济社会”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
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明确界定经济社会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承明、李根蟠等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傅衣凌、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以侯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形成了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最近吴承明先生对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他还就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要重视社会包括政府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10]
这些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对指导今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较晚（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中经“文革”的曲折，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其中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史学影响的痕迹，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以及展开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
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将在国内外学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界定。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偏重社会学方法，笔者认为它不足以准确概括对应的历史现象，而以经济社会概括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准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是本文界定经济社会概念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被颠倒过来，还原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什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 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首先它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其次它是指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13] 这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正如资产阶级一样，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以前的市民社会犹如“第三等级”一样，并不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现象。这正如说自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的真正完成形态是社会划分为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的阶级是通过政治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期资产者即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上升为阶级是市民社会形成和独立的开始。在此以前的“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14] “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15] 笔者据此把旧的市民社会称为“政治社会”。
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就是“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国家“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义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特殊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这样，“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只剩下“利己主义的人”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对“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无非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6] 这就是近代早期西方人权概念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指一种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的独立形成，使国家的物质内容与政治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分离，同时也使人自身分化为“公人和私人”、“政治人”与“非政治的人”、“人”与“法人”。[17] 这种人自身的分离是走向人作为类获得解放的最后阶段。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式、政治人与非政治人不再分离，政治国家形式还原给市民社会和人自己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8] 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政治国家的消亡，市民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虽然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它只是大经济史观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以经济为中心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从而把经济学泛化。国内学术界的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较大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使用过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并把它界定为封建社会解体后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然而，它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还没有直接面临这一问题。
本文正是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观和现实实践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运动而产生的、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政治社会。因此，经济社会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二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经济社会是确立了个人主体权利的社会、是具有健全的私法体系的法制社会、是按照经济运转的市场社会、是个人普遍自觉的道德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而又逐步展开的开放社会。
经济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形成于封建社会瓦解之际，存在于近现代以至于将来，并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前史即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立，构成封建社会解体以来历史主线之一。二、-史
在明确了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之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个实践的了。经济-社会史研究是针对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的现象而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探讨经济社会兴衰的历史；在实践上，经济-社会史研究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及其发生、的过程而展开，主要包括：个人主体及主体权利发生、发展史，私法体系发生、发展史，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史，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史，经济与关系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史，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交往史，经济社会整体史等等。经济-社会史研究不仅要还原、描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而且要解释、说明其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理由。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是：在时间上，始于15世纪末以来欧亚大陆西端的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济社会初露端倪，直到当代。在空间上，包括封建社会瓦解、走向或已完成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性上它至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存在领域。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并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经济-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它的理论方法具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此，经济社会不是经济与社会二者简单联合起来的模糊概念，经济-社会史也不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而来的学术领域，因为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初建阶段，[19] 国内外关于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仍存在分歧。经济-社会史也不是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史仍然是经济史，只是一种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也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展开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扩大了的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或世界经济史。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一批知名学者逐渐从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接近了经济-社会史。北方主要以侯建新等先生为代表，结合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集中于现代化研究的时段和单位之内，其实质上已经属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南方则以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在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和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并日益集中于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探讨明清以来由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此外，在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里也逐步展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逐步接近了经济-社会史。
三、余论
本文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经济社会概念，并初步勾勒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轮廓，决不是文字游戏或自我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在理论前进的前提下，为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于沛先生曾经郑重指出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20] 这一论断是富有远见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这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吸纳其他学科包括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这种吸纳是为我所用，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吸收、借鉴的。然而，近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以至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原料产地”。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日益迫切。
就经济社会和经济-社会史研究而言，它将有助于排除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对历史学的误解和“掠夺”，还历史学以科学面目；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认识历史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研究，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学术界以发展的观点看待21世纪学科综合与细化的辩证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展开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 龙秀清：《转型时期社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2000年第6期，第112页。
[2]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齐世荣先生的“总序”。
[3] Robert L. Heilbroner， Making of Economic Society， Prentice-Hall， INC. 1962， p.29.
[4] （日）速水融 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6页。
[5]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6]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8] 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二版序言”，第14页。
[9] Thomas C. Cochran， Economic History， Old and N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74， No. 5， pp.1561-1572.
[10] 吴承明：《经济史的和》，《中国经济史》1999年第1期，第115-11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第442-44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历史主义批判”一文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二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批判”一文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关键词】 历史主义 概念的历史 方法论的限度 辩证观点
俞吾金教授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一文（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以下简称“批判”），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表面上的“历史偶像主义”而骨子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作了深入的反省和批判，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但文章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批判”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所作的犀利的剖析，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批判”把这三者指认为是“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则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
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对其本义的把握不能离开它的历史。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首先提出“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论学习一节中，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概念［1］。此后，自4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史学界对这一理论作了长期深入的研讨。其中尤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是：60年代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与史学界的“史学革命”的极左思潮所作的艰苦抗争。
从对史学界研究成果的综合看，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内容虽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但公认它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点：
1．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并具有连续性，切不可割断历史看问题。［2］
2．分析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注意其基本的历史联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3．坚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4］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5］
4．把握现实与现存的辩证法。现存的尽管现在还占主导地位，尽管现在还是多数，但由于它已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它就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现实的尽管现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现在还是少数，但由于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它必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并最终取代现在处主导地位但已丧失合理性的现存［6］。
史学界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地位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的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的认为，历史主义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7］。但各家对于历史主义是考察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致予以明确肯定的。各家都认为，坚持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得以保持自身科学性的根本前提［8］。
然而，“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论定为“历史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显然，背离了这一史学思想发展史确立的历史主义概念的本义。
“批判”作者也许是因为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所以认定它是“历史主义”，这就未免望文生义了。其实，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倒是历史主义的反面——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它抽去了历史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的时代条件，使之成为超历史的抽象存在。它否定的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原则：历史事物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它对于自己的时代的条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离开了自己的时代的条件，它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偶像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同样，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也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正如“批判”所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偶像主义是表面上相反而实质上相同的“殊途同归”的否定历史辩证法的“两个侧面”；而历史虚构主义则是历史偶像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同样否定历史辩证法，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加以打扮的女孩”。
所以，“批判”把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的批判，归结为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其所指为误指。
“批判”也强调要确立历史意识，但历史意识的确立在历史主义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由于“批判”对历史主义作了误指，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如“批判”改为“非历史主义批判”，那末，文章的论证就合逻辑了。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第二个理论原则问题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批判”十分中肯地阐明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批判和克服历史偶像主义等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重要意义。但“批判”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则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这一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
这一解释明确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可为历史上向它演进的各个阶段的“猴体解剖”提供钥匙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一原理中的“猴体”，是指与资本主义同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前资本主义各形态，并不包括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基本思想作进一步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几个物支配人的对抗形式的社会形态的概括。①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各形态的共同点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以政治经济学这把解剖刀，对最发达的物支配人的生产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作解剖，自然可以为解剖前资本主义的物支配人的各形态提供钥匙。但它不可能进而为对原始社会的剖析提供钥匙。这是因为：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对其社会性质、结构和动力作分析的理论工具，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人类学。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人类学研究确立了两种生产理论，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理论。
所以，“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是有限度的——它不包括“过去”的所有阶段，而只包括“过去”的一定阶段。
“批判”仅仅强调“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两者的关系是持辩证的观点。他们不仅重视对当代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对起源的研究——对人类起源、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认为后者的研究具有前者的研究不可替代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进而概括了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11］。
恩格斯通过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发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论证了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从劳动发展史理解全部人类发展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12］。
“批判”对于起源研究的历史偶像主义倾向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起源研究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对于“现在”研究与“过去”研究的关系应辩证地看待：在一定限度内，“现在”研究对“过去”研究有方法论意义，而“过去”研究对“现在”研究也有方法论意义。关键在于：两者都要把握历史的本质，都要坚持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① 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德文原词为Okonomischen Gesellchaftsformation，原中文本把它误译为“社会经济形态”，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之作了校正。传统理论把 “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是误释。其本义应是指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公私两重性的第一个对抗形式的生产方式。拙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对此作过初步探讨（武汉出版社，1999版76-84页）。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1964：499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4］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4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213、211-212
［7］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103
［8］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20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