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7 18:24: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三板挂牌申报材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此前，在撤还是不撤的问题上，四维传媒管理层百般纠结。毕竟，从公司股份制改制以来，已经经历了3年时间，其中，仅在证监会排队就达一年多。在2012年11月做完第一轮反馈后，原本以为IPO会顺利推进，从去年10月份至今，IPO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其间整个管理层几乎都围绕IPO在走，不能全心地投入业务。公司董事长罗险峰称，即便IPO年内开闸，按照四维传媒排队的位置，估计还要再等近2年时间。
真正迫使四维传媒下定决心的还不是这些。如果继续在创业板排队，四维传媒的相关信息很快就要预披露，如果是两年前的审批节奏，披露一两个月就挂牌，但如果从披露到挂牌还要很长时间的话，四维传媒的管理层担心，关键技术、商业模式的公开，会给公司带来无形的压力。
作为一家成长型企业，四维传媒的迅速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资金。不过，他们已经找好了融资渠道：尽快申请到新三板挂牌，然后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实际上，四维传媒只是在即将到来的新三板热潮中，希望搭上早班车的企业之一。
目前，因IPO停滞，800多家排队上市的企业已然形成“堰塞湖”，转到香港或境外上市仍面临各种政策障碍，借道新三板无疑成为当下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板市场起源于2001年的“股权代办转让系统”，最早的功能是承接两网公司和退市公司。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谓之“新三板”，之后，新三板的覆盖范围又扩充至上海张江高新产业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天津滨海高新区。今年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
5月28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公布实施后，在新制度框架内审核通过的首批7家企业正式在新三板挂牌。
但无论是四维传媒，还是刚挂牌的这7家企业，他们有着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来自新三板目前覆盖范围内的四个高科技园区。截至目前，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只有200多家。
青岛一家从事网络招聘的企业创始人抱怨“等得头发都白了”，他看重的是新三板的融资功能，因为一家未上市企业如果进行私募融资，面对的可能只有几个潜在买家，但在新三板平台上，就可能有成千上万个买家。
从现实的角度讲，新三板扩容的确被多种力量寄予厚望。全国各地的高科技园区储备了两三千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备战新三板，其中有1000余家在接受券商辅导。而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信息，目前终止IPO审查的企业已达194家，他们背后站着大量的VC/PE股东，有机构初步测算，因IPO受阻而套牢的PE资金约达30亿元，涉及120多家PE/VC机构。深陷IPO堰塞湖的PE/VC急需找到新出口。
今年5月下旬，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曾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将扩大新三板试点范围。
虽然对新三板扩容很期待，但很多转赴新三板的企业内心也很矛盾，资本市场环境不好，“到哪里融资都可能遭贱卖”，而企业在新三板不能实现定向增发的话，只是挂牌，反而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年前证监会突击《关于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目前正在排队的800多家IPO企业的中介机构必须在今年3月31日前递交自查报告，证监会将在自查报告审核基础上，开展重点抽查工作，对于业绩下滑企业的劝退意味较浓。本次财务报告专项自查针对的所有报告覆盖期项目，即3月31日前申报的所有企业。
将检查机构底稿
“《通知》要求首发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严把信息披露质量，坚决遏制虚假信息披露行为。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执业质量问题的，将转相关监管部门依法处理；发现财务造假、利润操纵等明确线索的，将转稽查部门做进一步调查；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上述保荐代表人表示，虽然法律法规对于中介机构有了上述明确规定，但是通过《通知》的形式进一步强调了保荐机构对于上市公司的连带责任。
此次检查将包括保荐机构底稿。“虽然按照相关规定，保荐机构的底稿必须充分符合法律法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部分券商机构也会为迎合客户的需求，对于部分问题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该保荐代表人指出，“底稿是反映一家中介机构是否细致地完成了本职工作的最直接证据，与结论性的材料相比，底稿更明确地反映了中介机构做了多少工作。”举例来说，就上市公司的供应商来看，如果上市公司声称有20家供应商，底稿内将明确地包括这20家供应商提供的盖章等函证，以明确地反映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往来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要求中介机构特别关注发行人是否存在自我交易、关联方代为支付成本费用等、与利益群体 （保荐机构、PE机构等及关联方）发生交易往来、体外资金支付货款、压低员工薪金、调控期间费用等十二项粉饰或操纵利润情形。
从2012年4月“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起，到5月的14号公告、10月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4号、12月的专项财务检查通知，强调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意味越来越浓。
有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1月8日的证监会IPO在审企业2012年财务报告专项会议的核心内容即为提高信息披露水平。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检查工作会议上明确表态，保荐机构应对企业审核承担责任，并表示：“凡是进入行政受理程序的，就必须承担申报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承担更严重责任。”
据悉，证监会将成立不少于15个小组，100多人，进行重点抽查。上述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姚刚于会议上强硬表态，对“没把握的项目，就撤回去；3月31日之前完成自查”。
财务审查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自查，以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为主，对报告期全部财务状况自查，于3月底前完成；第二阶段在4月到5月，为复核阶段，证监会审核部门对每家在审企业的自查报告进行全面复核，预审员还要结合审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反馈及回复，对照自查报告，发现有该查不查的，直接移交稽查立案；最后一个阶段为现场检查，证监会将选取20-50家进行。
数个项目已立案
证监会及下属各部门将动员全系统的力量参与进来，进行此次专项检查。
姚刚在会议上表示：“证监会党委对这次检查工作也非常重视，发行部、创业板部、稽查局、两交易所、六证监局（即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深圳证监局）都要抽调人员来进行这项工作，如果发现重大问题，稽查局将提前介入；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个项目立案了，陆续结案后，有几家中介机构将面临监管或处罚的情况。”
上述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证监会此次对待财务审查违规的机构态度十分强硬，将采取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双重手段进行惩处。
据悉，收到警示函的机构，将影响其评级，相应会增多其投保基金的缴纳，也影响其新业务资格的审批。行政处罚则是指本轮检查工作后，还出现问题，将按照法律规定上限的一倍到五倍来进行处罚。
证监会会计部主任贾文勤也于会上表态，新股发行的监管越来越严，除了新股信息披露提前以外，监管机构对欺诈零容忍的态度也已明确。
“此前会计师事务所重审计数量而轻审计质量、重报表数据之间的会计关系而轻非财务数据；重财务报表而轻招股说明书；财报都对实际经营状况进行了美化修饰。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相关部门对风险把控的缺失，证监会此番倾力加强财务审查，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所应承担的责任势必要加强。”一大型券商投行人士如此评价。
2012年上半年新上市公司104家，其中上半年业绩下降的占29%，下降幅度超过50%的占6%，比往年有明显增加；截至2012年11月，在审企业中业绩下降的占比也较高。
对此发行部主任刘春旭表示：“2012年的一系列措施推出以来，发行部一直在处理一批信息披露存在违规违法的案例，大多数问题出在财务信息上。我们准备处理的案例中，有的项目存在下滑迹象的，审核部门曾经提示过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做风险披露。”
同时，刘春旭表示证监会的监管工作也要相应调整思路，对如实披露信息的、且不存在明显不符合规定的企业，将核准发行。已有业绩下滑仍过会的企业案例会考虑出台些专项信息披露指引。并强调十七条“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都应披露，鼓励要从投资者角度考虑充分披露信息，披露数据到最近一季度。
据悉，1月8日上午深交所已针对医药行业、餐饮行业了专项指引。由于中介机构和企业需要细化相关的材料，这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逼迫上市企业自己放慢审核节奏。
国信保荐22家居首
本报记者 李意安 发自上海
从2012年的IPO市场成绩来看，除中信证券由2011首发12家增至2012年的15家，表现逆势增长以外，其余各家券商成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国信证券保荐22家虽已称雄，但比之2011年31家的数据，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下跌；平安证券因灵魂人物薛荣年离开前后引发激烈人事动荡，累计41名平安保代出走，对2012年业绩影响甚重，保荐数量大幅缩水，由2011年的34家变成14家；除此以外，申万保荐3家仅1家过会，被否率最高。
而在众多被否和终止审核的案例中，多为关联交易导致的独立性欠缺、持续盈利能力欠佳以及存内控风险，成为频频提及的被否原因。
一大型券商的券商行业分析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事实上， IPO堰塞湖对券商而言不失为推动其转型的一个新机遇。事实上，除了A股市场的IPO业务，券商投行还可在企业挂牌转让、再融资、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海外上市、并购重组和‘转板’等过程中提供服务，这些都可以也将成为券商新的业务增长点。”
2012年市场低迷，佣金率和换手率双双下滑，导致券商全行业经纪业务收入同比下降30%。2013年股票与债券承销业务虽有所好转，但难以成为券商业绩的驱动力。因此，创新业务给券商业绩贡献了多元化的驱动力，部分业务管制的放松可在短期内转化为券商的盈利能力，看好传统业务稳定增长、并具有创新特色的大中型券商。
赴港上市门槛降，新三板试点扩容
新股泄洪
本报记者 李意安 发自上海
由于市场连续萎靡不振，A股IPO发审工作2012年明显放缓，排队企业数量积聚，首发企业数量却骤减。
证监会网站1月5日披露的信息显示，目前包括初审中、落实反馈意见中、已通过发审会在内的IPO排队企业已增至882家，“堰塞湖”压力进一步增加。其中，计划在上交所登陆的企业有176家，深交所365家。另外，共计341家公司欲闯关创业板。过会待发企业的企业还有89家。
自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多家公司业绩不符合上市要求被迫撤回材料。据证监会公布的IPO审查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共有67家IPO撤回。其中由于创业板对业绩增长有明确规定，所以该板块也成为“重灾区”。根据证监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创业板有44家企业终止审查。2012年下半年，部分企业甚至主动“召回”申请资料。
自2012年8月以来，IPO审核两次断档，十一假期过后曾短暂开启，11月2日浙江世宝上市之后，IPO市场一直关闭。新股IPO已暂停数月，新一轮改革推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系统相关研讨班上强调：“要研究有效措施，通过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采取多种方式对在审企业进行疏导分流。”
多管齐下疏导“堰塞湖”
有消息人士称，目前证监会计划降低H股IPO的财务门槛，希望通过此举将部分排队的A股IPO分流到香港等国际市场上市，此举被市场理解为意在缓解目前越来越大的A股IPO排队压力。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方面消息人士透露：“证监会最近正在和包括四大在内的一些上市中介机构接触，希望能扩大H股发行通道，把一些正在排队的企业送到香港上市，以缓解当前的A股IPO排队压力。”该消息人士透露，证监会的具体做法是通过降低当前H股IPO财务准入条件，以让更多的企业满足赴港上市要求。
2012年12月20日，证监会《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报文件及审核程序的监管指引》，业界认为，证监会降低境外上市门槛，可能有为A股IPO分压的用意。
据悉，此前赴港上市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直接向香港联交所发审委员会提交申请，通过聆讯，即可进行IPO。但此种上市多为红筹公司，而非“红筹架构”企业则需在赴港聆讯前先得到内地证监会的批准，此类多被称为H股上市。据了解，目前内地企业赴港上市需满足4亿元人民币净资产、5000万美元融资额和600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等要求。
“监管层已经有文件表示要降低H股发行的标准。”上述人士称。
另有券商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证监会此前已经对部分项目进行窗口指导，降低企业境外上市的难度，目前转战香港IPO市场的难度确实要低一些。
对于降低发行门槛分流A股IPO企业，银泰证券投资顾问路巍认为，“这是一举多赢。一方面解决了更多内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减轻了内地IPO市场的重压；另一方面，将使投资者对A股更有信心，继续推动整体上涨。”
新三板将添分流功能
事实上，2012年“跌跌不休”的A股市场和久堵不疏的“堰塞湖”都是“新三板”欣欣向荣的主要推手。截至2012年12月31日，挂牌“新三板”的公司达到200家。来自深交所的信息显示，2012年共有105家公司挂牌“新三板”，占比超过半数，一年挂牌的公司比之前5年的累计数量还多。同时，目前还未进入试点的国家高新区也在积极争取2013年“新三板”试点扩容，南京证券场外市场部总经理张玉玺预计：“2013年全国‘两会’前后，或将有10-20家国家高新区入围‘新三板’试点。”
更多的人正在寄望“新三板挂牌”分流IPO。
但同时也有人质疑IPO待审企业赴新三板挂牌将受到新三板试点的限制，因目前的新三板只限于中关村、天津、上海、武汉四个科技园区，另一方面，待审企业到新三板挂牌也缺少吸引力，待审企业之所以要争上A股市场，一是为了最大化融资，二是给公司原有股东创造高价套现机会。但在新三板挂牌解决不了这两方面的需求。
目前多数拟上市企业对分流“新三板”的态度似乎并不积极。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张琦认为，原因就在于“新三板”的融资能力与中小板、创业板、主板还不能相提并论，更为关键的是从场外市场进入场内市场的“转板”机制仍未建立。尽管“新三板”挂牌成本低，但拟IPO企业多数还是愿意排队等候上市。
有券商投行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新三板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分析人士预期，“新三板”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一环，有望分流部分IPO压力。而为化解IPO“堰塞湖”压力，监管层处理思路正逐渐明晰：向“新三板”、债市分流；开展对800多家排队企业的专项检查；严格执法，严惩业绩包装等。
“如果在‘新三板’和场内市场间设置绿色通道，从审核到发行给予挂牌企业便利的话，‘新三板’的吸引力将非常强。”宏源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董事、“新三板”业务部董事总经理尹百宽表示，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为“新三板”挂牌企业的存量发行以及公众化奠定了法律基础，“新三板”的融资功能将大幅提升。
然而，另一方面，IPO“堰塞湖”却不失为一个让市场主体各方冷静的好的存在。至少从目前看来，IPO“堰塞湖”已经让一些烂尾项目现形，对上市企业队伍起到一个“洗涤”的作用，让一些业绩包装造假的公司现出原形。
IPO打假应常态化
本报记者 方广
A股上市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向来不佳，上市前就进行申报材料的造假已成公开的秘密，结果上市“圈完钱”后就出现业绩大幅下滑，更别说年年季季分红。这一痼疾摆在那里那么多年，各方却就是拿它没辙。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诸多问题，也慢慢从少见多怪至多见少怪，最后就见怪不怪了。当对一种现象已经麻木或某种意识状态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就会把它当作一种自然而然。所以，对再差的公司，投资者照样申购，二级市场上照样买，照样炒。
管理层也不是没有整治过，但最终结果要么是收效甚微，要么就是无疾而终。这一次的动静似乎“雷声”比较大，但最终落下的雨点能有多少呢？
此次检查的背景是在IPO队伍“爆棚”的背景下出现的。目前已过会及在审的申请IPO企业接近900家，按一年240个交易日及一个交易日进行一宗IPO计算，需要近四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还没考虑在此期间后续新增的IPO申请。这一严重的“IPO堵塞”情况让人犯愁，如何消化当然就成了管理层最急迫的任务。
所以，IPO打假与其说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清洁机制，不如说是由通道拥堵倒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分流是选择之一，但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得重新熟悉新的市场的制度规定，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相关文件资料的撰写，这些都是新增成本，过去付出的成本中有部分也必将成为沉没成本。而从募资效果来看，其它市场（香港市场、新三板）和其它方式（发债融资）显然没有正规A股市场有吸引力。香港市场的发行市盈率和A股完全没法比，而且在法律和会计方面也会存在一些差异，人员及信息交流方面的沟通成本也较内地高。而要申请上市的公司放弃IPO而改为发债，更是一厢情愿，这不仅意味着过去的付出完全成为沉没成本，还意味着要负担新的成本。
部分公司在劫难逃
相比之下，直接从排队队伍中切去一部分会更直接也更有效。而对上市公司申报材料中存在的最常见的问题，经过对数千家上市公司的审核，管理层早已驾轻就熟，了然于胸。以前未对其“动真格”，是因为时机未到，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是这个市场的核心载体，它作为轴心联结了IPO过程中所有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主体，是其它各主体的利益能否实现的前提，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现在的情形则是，IPO队伍过长，已经影响到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进程，事态到了必须牺牲一部分作为代价来保证大局的时候，这时就不难理解管理层为何会痛下决心动真格，而一旦动真格，自然也就是轻而易举之事。所以，在此次行动中，注定有一些公司会成为被清除对象而在劫难逃。
侯玉东：易联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是中国最早一批从事风险投资的专业人士， 同时在国内排名前三甲的证券公司直接从事资产管理、公司IPO和兼并收购等投资银行业务，熟悉国内国际资本市场。
易联资本已经设立了三期人民币基金，投资了消费、生物制药、移动医疗、金融大数据、教育软件等领域的28家企业 。
《融资中国》：易联的LP中有国有背景，实力很强的母基金，目前国家大力强化政府引导母基金在双创中的作用，这对易联有什么影响和机遇？
侯玉东：一是国有资本的信誉和品牌， 二则母基金在投资、规范经营、监督、风险控制，以及后续服务上都给GP团队提供了大力支持，三则母基金为团队与同行的交流和沟通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在争取优质项目上， 也有明显优势。
易联基金的LP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与苏州工业园区合作的元禾母基金、北京和河北两地的国资企业、内蒙联创集团及深圳威廉投资等。
《融资中国》：易联目前投了哪几个重点项目？
侯玉东：投资策略上结合易联团队的职业背景和长期从事证券投行、财务、法律以及在消费、医疗和技术领域的经验积累。
易联资本已投资的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有北京博罗尼、北大未名医药（002581）、北京华夏电通（久其软件002279）、深圳国泰安、广州水晶球教育和浙江好洛维医疗等。
北京华夏电通是提供数字化法庭以及为医疗、教育提供综合技术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易联资本做为第一个专业股权管理机构投资入股后，相继有深圳达晨、上市公司立思辰（300010）投资入股。在中国证监会受理申报了华夏电通的IPO申报资料之后一段时期，企业主动申请撤回申报材料，于 2015年被上市公司久其软件（002279）收购。在2016年融资中国资本年会上， 该并购案例被评为“2015年中国最佳并购案例”。
《融资中国》：请介绍下投资团队背景
侯玉东：易联资本有三位合伙人，来自证券公司综合业务排名前三甲的广发证券的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以及证监会直接监管的广发北方证券（原人民银行直属锦州证券）的高管团队，两位合伙人来自IDG资本早年的团队，以及有多年法律执业经验和知名国际高新技术企业背景的合伙人。投资团队成员也有人曾任职四大咨询机构的普华永道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融资中国》：怎么看待目前的资本市场？
侯玉东：股票指数是判断经济形势的领先指标，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不乐观、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以及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是资本市场近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加入SDR，通常货币要升值，但是美联储加息，依据决定货币价值和利率关系的利率平价（Interest Rate Parity）理论，人民币也要加息，而现实国内经济环境却需要降低利率，在利率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只有人民币贬值，这就是近期我们看到的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化。经济因素、人民币汇率、利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异动、国际地缘政治，以及对资本市场监管的预期等因素，传导到资本市场，增加了股票市场的波动性（volatility）。
PE股权投资行业做为资本市场的上游行业，在经济转型中起着很大作用，我们知道消费支持的背后是金融，金融提供的是流动性，公共市场的代表是股票市场，代表非公共市场是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y）。两个市场提供的流动性对于资本市场都至关重要，代表资本市场或证券市场发达程度关键指标一个是资本化率（股票总市值/GDP总额），在美国和西欧国家，通常是100%-120%之间，中国约是60%（2016年1月27日，沪深股票总市值/2015年GDP总额），巴菲特曾指出资本化率是判断一个股票市场是否有投资价值的“唯一最好的衡量指标”（single best measure），另一个指标是VC/PE投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中国大概在0.6%，而美国在2%。
对于资本市场，除了投资者关注密切的监管发行改革，例如，IPO市值申购，以及注册制、新兴战略板块和新三板分层机制的推出，其他方面，在上市公司数量、证券公司和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机构专业化水平、债券市场规模、衍生品交易、投资者教育和保护、风险处置等领域，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资金层面，经济转型过程中，原本投资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资金，加上过去改革开放以来35年家庭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整体流入资本市场的资金呈现增加的趋势，这一点从股票交易额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可见一斑。
《融资中国》：对2016年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易联有什么准备？
侯玉东：新三板挂牌企业已经超过5000家，为创业者和股权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投资、融资、交易和流动性平台。
从投资者立场看，通过信息披露，增加了对企业和行业更深入的了解。二则增加了投资可选择的数量，尤其对于易联资本这样侧重于投资后期和成熟企业的机构。三则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了流动性和兼并收购的机会。易联资本鼓励已经投资和即将投资的企业，在未能达到直接IPO申报（或注册）条件的前提下，挂牌新三板。
《融资中国》：在IPO估值可能降低的情况下，对利用并购方式退出，易联怎样考虑？
侯玉东：在2015年，2800家上市公司， 合计公告了1450起并购案例， 其中有7则公告涉及易联资本投资项目。一般而言， 一只VC/PE基金所投资项目50%通过兼并收购退出，15%-25%直接IPO， 15%-25%卖给其他的GP，对于列入PE行业前25%（first quartile）的基金， 大概25%的项目是直接IPO方式退出， 当然这也取决于退出时的资本市场状况。在目前发行监管环境下，IPO估值降低，IPO上市数量更有可能增多，流动性增加，退出的项目也增加；如果估值高，IPO上市成了稀缺资源， 价格高，流动性差，兼并收购就做为主要的退出方式。
最难熬是IPO停闸的那一年。那时，劝冯鑫回国上市的毕士钧觉得对不住他：“兄弟，我把你骗了。”毕士钧当时在中信金石从事投资工作，他第一次见到冯鑫是2010年5月，那时暴风已经盈利了，创业板也挺火，他说服冯鑫回国上市：“中信集团在国内实力比较强，中信投资暴风，整个上市的过程，都可以帮暴风一起做了。”
此后8个月，毕士钧来来回回和经纬、IDG谈美元基金退出的事情。如今回国上市是大势所趋，不少美元基金主动联系投资的企业回国。早几年，国内股市情况不如现在，IDG不理解冯鑫：你为什么要回国？
不被理解就罢了，而谈判最大的难点在于：价格。
即便美元基金募集了人民币基金，接手回国上市的企业，实际困难重重：同一个基金管理公司里，美元基金、人民币基金依然是两个利益主体，GP相同，但是LP不同，各方利益需要平衡。
在有限合伙私募股权（PE）基金的组织结构中，PE投资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GP）存在，做出全部投资决策，基金整体作为有限合伙存在，基金从有限合伙人（LP）处募集基金。
毕士钧坦言，人民币基金至少要出高于此前美元基金投资1倍以上的价格，对方LP才愿意放手。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世界是斗争出来的，也是妥协出来的，但归根到底是妥协出来的。”最终中信金石进行市场化定价，给出一个彼此能接受的价格，成为暴风科技的主投方，其它人民币基金跟投。
“拆的时候也没想到现在这么火。”毕士钧坦言：是时势放大了暴风上市的效应。 争议时势
时势是这场多年不见的大牛市。
牛市牵动着大洋彼岸的上市公司们，最近多家中概股相继宣布私有化，包括360、博纳影业、人人、世纪互联、中国手游、久邦数码、世纪佳缘……等等。据6月23日的彭博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收到的私有化邀约总金额达到23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超过过去12年中每一年的总额。私有化只是他们的第一步，其次是拆除VIE，最后才是借壳上市。
有人觉得这场牛市是泡沫，众多跟风的科技公司启动红筹回归，也许等到回来的那天，A股泡沫崩盘了。质疑中国市场是泡沫，意味着牛市没法被解释：为什么出现？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何况A股向来充满变数。
2011年3月，暴风VIE架构拆解完成，着手股份制改造，2012年3月，暴风科技连续3年盈利，上创业板的条件基本达到，只欠东风。
这场东风，冯鑫等了3年。
2012年IPO停闸了，直到2013年底才重新启动。在国内排队等待上市的过程里，受到很多规则的限制，很多事情暴风没法做，比如不能继续融资，如果进行了股权融资，就要重新去排队。
作为创业公司，暴风当然缺钱，但是为了满足上市的要求，憋了3年多没融资。没钱，不敢招人，不能发期权，没法股权激励。当时有上市公司来找暴风谈收购，正式发并购协议的有3家上市公司。
“其实从抱大腿的角度来看，跟阿里合作未尝不可，阿里承诺连收购带投资，总共10多亿美元。”毕士钧当时作为股东方和阿里谈判，他坦言：如果IPO晚2个月开闸，可能暴风就被卖了。
2014年初，毕士钧加入暴风科技，作为CFO，他按照上市的要求完善各种申报材料，证监会提出的行业、历史、法律、财务等几百个问题，毕士钧组织会计师、律师、投行，一条条做出书面回答。
排队等上市的日子，又是一番波折。开闸后，大家以为A股上市发行制度按照市场化来改革，希望一年之内把400、500家存量都消化掉，结果有几家刚上市的企业出了一些问题，决策层觉得改革太快，有问题，于是上市的节奏又慢了，有时候一个月上了2家，有时候是10家。
所幸的是，暴风科技等到了3年后的牛市，在大潮之下，获得了极高的市盈率，这种运气难以复制。
当然，也有人觉得泡沫远远没有到来。
中金公司TMT联席主管田晓安很乐观，他给了4点理由。
首先以中美GDP做比较：美国去年GDP是17万亿左右，中国是10万亿左右，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体量是大陆级的，加上将近14亿的人口，以及中国的创业文化和经济复利，理论上来说是一个足够容纳资本的广阔市场。
“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体做基础，是不会有大的资本市场的，香港、英国、新加坡都是小经济体，他们都有相对活跃的资本市场，但他们没能够达到美国资本市场深度和广度，中国是唯一有潜力、有可能和美国可比的。”他说。
其次是总市值，美国在30万亿左右，中国才8万亿左右。总市值的差距，远远大于GDP的差距，中国的总市值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暴风科技在经历39个涨停之前，一度迷惘等待，CEO冯鑫没有料到，拆VIE回国上市之路，如此坎坷。
再看中位值，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多中位值，大概是20亿美元，中国A股上交所中位值也是20亿美元左右，但是双方收入和利润差距很大。纽交所上市公司中位值的收入基本是中国公司的3倍，利润接近于中国公司的3倍。
然后是市盈率。田晓安认为好的资本市场是：上得去，下得来，能增，能减。上得去、下得来是上市、退市；能增、能减，是指作为投资人、创始人，股权想大规模出售的时候，市场有流动性承接，一个看换手率，一个看成交量。
“如果说现在A股是个泡沫，泡沫的得益者是谁呢？”田晓安说：现在估值比较高的是创业板，主板大多是国有企业，所以股民的钱更多地流到了投资人和创业者手里，进入民营企业和创新企业中去。
最后以谁的成本为代价？在他看来，以往中国的股份制银行，以自己的资金做背书，为创业板和A股输送很多资金，如今有大量的从事煤电矿或房地产的企业家，转移资产配置。
“这是一个趋势的开始，不是结束。”他说。 被低估吗？
VIE公司们蜂拥回国的原因之一是，自认为在海外被低估了。
2015年初的某个下午，张朝阳在搜狐大厦会议室，眼神忧郁，一如既往。他的面前是搜狐2014年财报。面对众多媒体，张朝阳毫不讳言：搜狐的价值在美股严重被低估。
美股的游戏规则是：对第一名放大效应，对没有进入前一二名的彻底忘记。
“美股市场竞争特别激烈，成功只属于市值排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公司，社会所有的管理资源、知识背景、团队都会帮助你，让你跑得更快，使后人根本追不上。如果排第三，可能股东、董事会不让你玩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你解体，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就是赚钱的机器。”张朝阳不认同这种方式：中国公司的发展是很奇怪的，即便排在第一，也不能保证几年以后还是第一，中国公司经常后来居上，这是西方投资人看不懂的。
在纽交所上市的中概股，加起来大概有3000亿美元市值，其中阿里巴巴一家就占了2000亿美元，在纳斯达克最大的中概股是百度，在香港最大的是腾讯，中概股整体市盈率差别巨大。
田晓安认为，纳斯达克90%的成交额被20%最大的公司占有，纽交所70%的成交额是20%最大的公司所有，香港也是类似的情况。“二八法则”在纽交所、纳斯达克非常明显，而在中国，即便不是市值排在前20%的公司，依然被大众关注。
美国市场未必是刻意看不起中概股，美国公司大多是全球化的公司，以美国为母市场，美国投资者觉得看得懂、有把握、值得高估值。而中国公司大多只覆盖国内业务，发展壮大后，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是一个补充。
中概股长期被低估的局面，需要外力来打破。
“A股市场会给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甚至媒体企业更高的估值。”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CEO汪潮涌回忆，20多年以前自己在华尔街工作，发现企业上市最好的选择，是去本土市场，因为本土市场的客户才是自己的用户、了解品牌和产品，企业自身的价值最容易得到认同。
暴风科技便是如此，在拆VIE回来之前，冯鑫是迷惘的：去国外上市，没人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美国投资人认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往往是找对标做比较，比如人人网上市，自称是中国的Facebook，百度自称是中国的Google，但是暴风科技没有对比物，在美国，没有通过客户端软件的方式提供互联网视频服务的公司。
这种由市场环境差异产生的无奈，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孤独无异。一些特立独行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没法去跟美国投资人解释自己是做什么的。常常被拿来和暴风做对比的迅雷，在美国市场没有对标，终于等到了上市，也是不被重视。即便是 BAT这种大牛，美国投资者并不认为他们不比本土科技公司优秀。 这种由市场环境差异产生的无奈，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孤独无异。一些特立独行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没法去跟美国投资人解释自己是做什么的。
“海外上市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过去中国资本市场没有能够接纳互联网信息产业新服务、新消费企业的机制，逼着大家远走海外。今年巴菲特在50周年大庆上讲了一个投资理念：投资任何股票其实都是在投资其背后的业务，业务好的公司才是值得持久拥有的。中国股民认同BAT的服务，可是海外上市公司的股票买不到，导致中概股被低估。”汪潮涌说，好公司应该回到国内。
同时，国内居民资产配置的观念在转变。以往，房地产大概占了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53%，随着房地产市场趋于理智，房地产不再是最好的投资对象了。美国居民的资产配置绝大部分在股票和债券，目前是30多万亿美元的规模，中国现在只有4万亿美元的规模，这意味着中国股票、债券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接力赛跑
“归来吧，归来呦，浪迹天涯的游子。”国内市场正召唤游子们回归。
可谁来接手呢？
对于暴风科技这类还没上市的创业公司，拆除VIE架构，首先是与美元投资者的沟通，联络好人民币基金接盘，解决LP之间的纷争。毕士钧花了8个月和经纬、IDG等美元基金谈，所幸中信金石的资金实力可以接手暴风科技。
而真正估值很高的公司，动辄价值几十亿，实力一般的PE基金根本接不起。一位券商人士不看好现在蜂拥成立的“拆VIE回新三板上市”的PE基金：“都是炒作，规模在10 亿、20亿的PE基金，根本投不了几家高估值公司。”
人民币LP加入，未来美元LP会怎样呢？
“美元LP的出资量未必会下降太多，因为创新创业的原因，中国的资金需求总量是越来越大的，但是美元占比肯定是下降的。美元LP在过去这些年里，给中国创业者出的钱还是少了，影响中国创新的发展。”一位人民币基金负责人表示：中国在10年里把美国50年的事情做完，中国需要的资金量应该是美国的几倍。
人民币基金接手之后，回国公司们就要走程序。如果被投企业不涉及到ICP牌照的问题，可以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在国内上市，也可以外资独资改制成股份公司在国内上市。如果是基于移动端的App，也不涉及到ICP牌照问题，美元基金可以作为A股上市公司的股东。
对于已经上市的中概股，比如分众传媒，要从美股退市、回A股借壳上市， 但面临着未知的风险。A股的一些ST公司，把自己的壳卖掉，算是利用上市公司的最后一点价值，但卖壳需谨慎，最近分众借的壳――宏达新材，公告称，董事长洪辞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主板、创业板、新三板，拆VIE回国之后，上哪个板呢？
主营业务单一、盈利满3年的公司，有资格上主板和创业板；大量还在烧钱的创业公司，挂牌新三板是最快的路径。新三板被很多投资人认为是快速批量迎接VIE架构回归的主载体，并且可以倒逼创业板改革。新三板从2013年12月份扩容，现在有2000多家公司在新三板挂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新三板。同时，新三板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比较适合创业公司需要中长期资本、投资风险高的实际情况。
这是一场接力赛跑，只要人民币基金还能接上棒，创业公司就不用C轮死。此前被热议的“C轮死”和国内创业公司“两头在外”的结构是有关系的：接受美元基金投资、去美股上市。但能去美国上市的公司是非常有限的，去年一年，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仅有不到20家，此前创业公司回国道路又不畅通，所以憋死在C轮。
瞄准了新三板的PE基金们跃跃欲试，他们呼吁大量的做市交易资金进场，做市交易人可以丰富人民币基金的退出通道：第一是挂牌之后做市和竞价交易退出；第二是被上市公司并购退出，新三板是一个很好的被并购的池子；第三，被投的企业未来还可以借壳、转板。
接力赛跑意味着大家都在抢时间。
无论选择新三板、创业板，还是上交所的新兴战略产业板，10月份都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新的证券法可能修订公布出来。
【关键词】辽宁 民营企业 问题 建议
一、辽宁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
据最新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86万亿元，其中民营经济总量约1.94万亿元，占全省GDP68%，同比上年增长7.2%。民营经济提供全省64%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75%以上的就业率，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辽宁省民营企业实际数量约184万户，其中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16000余户，中小微企业占比超过99%，庞大的中小微企业队伍是辽宁目前乃至未来民营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小微企业在辽宁民营经济中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是相对于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从最直观的数据显示，辽宁的民营企业存在数量少、规模小、起步晚的问题。除去直辖市，全省民营企业绝对数值不及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的一半，且远落后于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份，注册资本金的规模也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从相对值来看，一个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企业数在数量上反映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中小企业户均GDP在质量上反映了中小企业运营水平。而辽宁的中小企业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也非常不足，这说明辽宁地区市场经济体系不够成熟完善，人民创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有待加强。另外中小微企业目前还是一个弱势全体，相较于南方的发达省份，辽宁多数的中小微企业起步较晚，发展较缓，甚至还有许多的小微企业处于手工作坊阶段，所以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在多方面给予支持和支助。
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软环境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仅有的一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文件是《中小企业促进法》，而这部法律是在2003年颁布实施的，与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内、外部环境存在较大的不适性。虽然辽宁这几年相应的出台了《辽宁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辽宁省中小微企业权益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且《辽宁省中小微企业权益保护条例》是国内第一部保护中小微企业权益方面的地方法规。但是相关法规的职责部门划分不够明晰、不够细致，导致法律的执行力没有后续保障。即中小微企业一旦出现问题，责任部门容易互相推卸责任。
（二）政策信息不对称
政策就是资金，政策就是市场，政策就是管理。目前辽宁民营企业的政策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较多，资金的涉及面较广，符合相关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也较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优惠的政策无法在符合条件的企业中得到普惠，只有极少数的企业能够有幸享受到。原因有二：一是政策信息传达的滞后性。目前民营企业获知的政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辽宁省中小企业厅网站。虽然网站的信息平台公开、透明，但是获知渠道的单一，使得企业对政策信息的知晓率低、知晓滞后。再加上优惠政策信息填报的时效性短，导致符合条件的企业还未填报申请，就已过期失效。省内某相关机构做出统计：辽宁民营企业的政策知晓率是20%，然而据100份企业的调查问卷得到的结果是：对政策知晓的问卷只有3份，即从整体估算，民营企业的政策知晓率不足5%。二是政策信息掌握的偏差性。政策信息的晦涩难懂，是很多中小微企业面对政策优惠时都会遇到的棘手问题。企业对具体的政策信息理解不到位、理解有偏差，认定标准有异议，导致信息填报时有纰漏，进而错过应该享受的政策优惠，甚至有些企业由于经常性被退回而彻底放弃再申请。三是政府行政部门之间政策口径不一致。小微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往往都会涉及到买地扩建厂房的问题。这其中就有企业反应，由于县（区）与市里的土地审批口径不一致，企业拿到区（县）的土地审批手续，到了市里复核盖章时却被驳回。由于土地审批流程而耽误的小半年时间里，企业大量的周转资金既没买到地，也无法投入生产，这大大降低了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浪费不少的时间成本。
（三）融资环境难成本贵
从目前来看，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政策的约束和环保的要求等原因导致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的风险利益考虑，对这些行业采取限贷、压贷、收贷后不放贷等措施，使得企业的资金链紧张的格局进一步加剧。而且，纵然总行批准了相关贷款，企业要拿到贷款的融资成本也在15%以上，远高于基准利率。如果想兼并重组，贷款融资更是难上加难。另外，我省中小微企业数量已经占到民营企业总数的99%以上，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领域的绝大多数行业，中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其对资金的渴求程度正相关。然而融资约束一直是制约我省中小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障碍。首先，融资环境难。从资金的供需双方来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一方面源于自身的信息不透明、缺乏抵押品担保、融资规模小、单位融资交易成本高。另一方面，正规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配置存在“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这决定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政府融资平台及能提供充分抵押品的资信、财务状况良好的客户。
（四）显性税减隐形费重
据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目前辽宁的民营企业平均税费负担超过本企业总成本30%，约占全年营业收入的15%。虽然营改增及地方财政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但是多数企业也反应在税减的同时，隐形的费却重了。据营口一位科技型小微企业负责人透露：“2014年，除去国家和地区的正规税费，企业上缴与财税相关的隐形成本高达9000余元。这其中包括税控程序的升级服务费、财税定点培训费、统计员培训费、财税部门定点购置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等。”这些隐形收费是否合理企业心知肚明，却无法不交。另外还有企业提出：“地方财政收取的河道维护费、价格调节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费用，对于小微企业也是不小的开支，是否能在企业成立初期予以减免，希望地方政府能给予考虑。”这些民营企业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为我省税费收取提出了合理化建议，而这些问题对完善我省民营企业发展的软环境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行政审批手续繁杂、费用不合理
党的十报告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虽然近几年，辽宁的行政审批从削减事权、强化监管、规范管理、改善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现行的审批制度仍存在着流程不透明、环节繁杂、收费名目多、时间成本高等问题，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据某民营企业反应其第一次办理项目的审批流程时，不能完整的了解行政审批的流程、收费标准和依据，本来可以一次性3-5天办理的事宜，其往返周折两个多月，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更有甚者某项目审核超过1年，这都是由于各审批部门之间缺乏最基本的协调沟通和对彼此业务的了解，导致企业在办理审批手续时，各衔接部门连贯性差，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另外辽宁各市、区的行政收费标准不同，依据不透明，金额不合理，缺乏统一规范的指导，企业负担沉重。如：某外地驻辽的建筑施工企业，其已经按规定在公司注册地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但在辽宁各市（沈阳除外）异地施工时，非临时雇工人员必须重复缴纳社保费，否则不予办理开工手续。但根据辽地税发〔2012〕2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的通知》：“各级地税机关对建筑施工用人单位的建筑工程项目实行属地征收。对在异地施工的用人单位，如已在参保地全员参保且无临时雇工的，可凭缴费凭证由建筑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核准后不再征收该工程项目的社会保险费。”再有，对招标说明书明确“规费”中的“社保费”由建设单位缴纳、准予施工中标企业于开工后返还的，现浑南、沈北、铁西三区仍有不按政策规定返还的事宜出现等等。
二、民营企业软环境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政策法律环境，提高政策法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执行力
（1）完善民营企业的法律体系，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具体来说，一是要细化法律条文的实施细则，采用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使企业可以根据指标、细则对号入座。二是落实“部门制”，明确法律的执行部门。发挥政策法律在解决民营企业困难时的强制性作用。特别是要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中小微企业的社会地位，确保相关政策的强制性、可操作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样中小微企业的各项政策才能有效的享受，权利利益才能根本的保障。
（2）清理不合理的税费，促进财政税费制度改革。目前辽宁民营企业的税费成本负担很重，政府需要采取适当的税收减免政策，尤其是清理隐形的不合理收费、乱收费现象，规范税收管理体制和监管体制，确保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济实力尚且不足、风险承受能力差，如果税费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范围，或将导致他们抵制税赋的缴纳或者采取偷税、漏税的行为。
（3）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优化营商的环境氛围。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行“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公平竞争；打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隐形壁垒，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另外，政府要着手制定并实施特许领域的准入办法，打破行业垄断，陆续将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公共事业推向市场，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
（4）加大政策专项资金的扶植力度，实现专项资金的普惠。目前由中小企业厅提供的政策专项资金有：大小企业配套、专精特新产品、新兴产业、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创新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人员培训等七项。其他厅提供的专项资金有：技改贴息、工业集群、科技专项资金、专利成果转化、海外先进技术引进、企业并购、节能资金上市、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等。加大政府专项政策资金的扶植力度和广度，通过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平台，使符合政策条件的民营企业得到政策普惠是我省软环境落实程度的重要体现。另外，加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投入力度和宣传力度。目前，沈阳已首期投入5亿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扶植创新型企业发展，并保证今后陆续追加投入，促进基金良性滚动发展趋势。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加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入力度和宣传力度，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引导大量的社会资金参股运作，促进民营企业吸收社会就业、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加财政税收。
（二）建立社会化、市场化、多元化的民营企业服务体系
辽宁省中小企业厅是政府官办的民营企业服务中心，全面负责全省民营企业创办、经营、指导和服务。但就目前官办的服务体系来看，直接的行政化手段多，间接的市场化服务少；权益保障充足，专业化技术管理类服务不足；难以解决民营企业经营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打破官办民营企业服务中心独大的格局，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民营企业服务组织机构，构建具有引领性、实用性、包容性的服务体系，是促进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有效手段。所谓引领性，是指服务体系能够根据国家的政策导向、居民的消费需求，结合我省的区域规划和产业重心做宏观分析，引领民营企业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投资产业或项目，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稳定增长。比如：现阶段与两化融合相关的产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经济新常态下的“互联网+”产业项目等备受市场关注。所谓实用性，是指服务体系要能够满足民营企业关于政策、资金、管理等方面的服务需要，帮助企业解决生存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对于有资格享受国家政策优惠或资金优惠的企业，服务中介在政策下发的第一时间传达给企业，并辅助企业在填写申报表中做必要的技术性处理，避免其因填表不当而错失应该享受的政策优惠。所谓包容性，是指服务体系要能够包容不同规模、不同特性、不同层次的企业，满足异质性企业的服务需求。具体来说，一是引入民营资本和资源，官民合办民营企业专业服务机构，通过改革管理体制、市场化公平竞争，促进服务体系健康发展。二是鼓励大企业集团、大专院校等社会团体为民营企业提供盈利或者非盈利的专业化技术管理咨询服务，引导丰富的社会资源向民营企业流动，促进服务体系形成网络化格局。三是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购买民营企业所需的专业化技术管理咨询服务，鼓励和推动企业运营外包服务。在发达国家，民营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技术管理咨询服务。专业的服务机构通过公平机制获得订单，政府根据既定的政策部分或全部承担订单费用。即“你需要，他服务，我买单”。这种方式既确保服务需求、供给、政策扶植过程的全部信息公开，又能让政府、企业、民间团体等通过评审记住并选择那些品质更优质的服务。
（三）搭建新型的融资体系，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1）直接融资方式。加快辽宁股权交易市场的创新发展，鼓励有条件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目前，辽宁省只有辽宁股权交易中心和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两个资本交易市场，辽宁股权交易市场作为我国由一板（沪深主板含中小板）、二板（深市创业板）、三板（北京中关村新三板）、四板（区域性股权交易）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具有巨大的金融创新和发展空间。建议政府成立股权交易市场建设的专家小组，破解股权交易市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建立相关部门的相互促进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意见和评价；加强民营企业征信系统与股权交易市场的协同发展，促进辽股权交易市场为企业增信融资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持以资本为纽带开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推动跨区域开展股权交易市场。特别是政府应该对民营企业的上市融资给予更多的关注，不仅省、市、县（区）三级政府要给予上市企业股权交易市场融资补贴资金，而且政策上也必须给予优惠，制定具体可操作的企业挂牌前改制费用、改制中企业和个人税收额度增减变化相关政策；改制挂牌企业财政、税收、技改优惠政策；挂牌企业及相关保荐机构、中介组织奖励政策等，促进更多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做强做大。再有，借助互联网为融资租赁进行资金融通。尽快出台融资租赁及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挖掘中小微企业的网络交易记录、信用记录、客户评价记录等数据并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完善中小微企业网络信用评估体系，以解决融资信息不对称问题。网络融资租赁业务的拓展，不但提高了生产设备的引进速度，还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很多投资风险小、现金流稳定、投资回报好的项目适合通过租赁公司来筹措资金，政府在这方面也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优惠。
（2）间接融资方式。第一，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外资银行与国有银行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为中小微企业创造一个容易贷款的空间。相较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贷款对象的选择上更看重企业本身的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而不局限在硬性的严苛条件上。所以，外资银行更愿意把中小微企业看作是潜在的客户群，而政府需要做的是给予外资银行和国有银行同等的条件，促进国有银行顺应形势改革，引入新的营销理念，开辟新的业务范围，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铺路，同时带动金融市场的繁荣。第二，明确民间金融机构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到金融业的监管体系中，支持民间金融与中小微企业的“关系型借贷”。银行业存在一种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即大型国有银行主要向大企业提供贷款，民营银行、社区银行、小微银行、小贷公司等主要给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一方面因为小型民营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小，出于自身资金风险性考虑，难以授信于资金需求较大的企业。另一方面，民间金融机构组织结构简单、链条较短，使之在信贷决策中对“软”信息处理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具有地域性和社会性的民间金融机构与小企业往往存在长期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更能有效的拓宽“软”信息的收集渠道，让“关系型借贷”成为可能。所以，政府要规范引导民间融资，放宽中小微企业进入融资市场的渠道，运用国家财政资金设立民间金融机构发展专项基金，以参股、投资合作等方式充实民间金融机构资金实力，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民间金融机构，给予所得税减免、降低法定准备金比例等优惠，使民间资本走出灰色地带，进入金融领域，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铺路。第三，建立由政府直接出资和政府引导出资两级信用担保体系。第一级担保体系是由政府直接出资成立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政府为中小微企业出资，做社会、经济风险担保，切实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信用担保问题；第二级担保体系是由政府设立政府引导资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立“种小微企业信用保险基金”，培植社会性的第三方信用担保法人经济主体。
（四）加快推进辽宁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一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政府要淡出微观领域的干预，切实落实简政放权，通过市场的调节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坚持社会化的取向。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政府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委托、授权或招标的形式，将一些服务性职能交予社会组织去承担管理，政府要淡出行政制度的审批，尤其是投资审批权要精简。二是规范审批流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实现审批权力的公正化、透明化。政府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除了行政审批中的项目，其他的都要对社会公开，做到决策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明确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定职责必须做、法无授权不可做。另外，要深入基层调研，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按照“能减就减、能并就并”的原则进行流程“再造”，合理的整合优化审批环节，建立完善的审批机制，减少行政审批过程中的重复行为。而且必须对项目的审批内容、申报条件、适用对象、申报材料、收费标准、办理时限、政策依据、办事流程予以公示、告知，完善网上审批制度，对办理热门的环节尽可能采取集中办公，真正做到“一站式服务”。三是精简行政收费项目，合理收费标准，减轻企业的负担。在政策权限范围内，对全省的行政审批收费用统一进行梳理，不合理的、重复性的收费必须清理，必须性的收费重新制定减免标准，按适当的比例减免企业的缴费额度，杜绝各市行政审批收费口径不一，做到省内一个标准。四是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管理体系。立法监督，依法明确审批权限，对滥用或者越权使用审批手段的行政主体制定惩罚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法律责任。指定专人负责流程引导、政策解读和解答疑难问题。落实“问责”制。主管机关要严肃监督，明确监督的主体和责任人，不定期地开展巡视、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问责，同等情况同等问责；上级主管部门监管不力，主要负责人和监督人要连带负责。加强公众监督，各级政府要充分尊重媒体和公众的言论自由，鼓励新闻媒体曝光违规审批现象；鼓励公民通过检举揭发纠正审批过程的违法、违规行为，努力构建政府负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五是通过公众参与，科学推进行政审批的标准化建设。公众参与不仅是通过公告、征求意见、网上参与等形式使行政审批意见更具有群众基础，而且要让行政审批事项的相关各部门参与进来，统一审批标准、规范审批流程、确保审批服务的质量。另外，听取行业专家的意见也是十分必要的。行业专家可以从理论与实践双视角对行政审批改革提出中肯的想法，对审批的规则制定和流程盲点给予指导性和参考性的意见，提升改革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