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1 19:18:35
作者：刘志雄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农村居民收入在不断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173元增加到2011年的5231元，增长了29.16倍（表略），广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变化。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的变化表现出密切关系。1989年之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表现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动特点，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则表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动特点。1990-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的变动都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动幅度更大。1999-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表现出“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特点，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则先下降后上升，二者变动形成较大差异。2006年之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则“下降—上升—下降”。可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二者表现出比较密切的关系。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二者之间表现出比较密切的关系。
广西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财政支农力度仍然较弱。广西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表明财政农业支出的相对规模增速缓慢（见表1）。相比之下广西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合理，但也表明广西农业产值增长相对较慢，这与巨大的财政农业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广西财政支农力度仍然较弱，导致农民增收相对缓慢。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广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拉大源于农民增收相对缓慢，而这又是由于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造成。二元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而不能自由流动，严重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苏现凤，梅峻，2009）。［5］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使农民增收缺乏宏观制度的外在推动力（陈锡文，2007）。［6］最后，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不理想。从2010年的收入结构来看（见表3），广西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7.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510.2元，占农民纯收入的55.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3个百分点。此外，广西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差额的52.6%，远高于其他项目所占比例。可见，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不理想，收入来源相对单一。
主要结论与启示
建立惠农政策落实保障机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为农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农民长期增收。其次，加快农民增收步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广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与全国的差距，推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农民增收步伐。再次，加强财政支农政策引导，合理调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可以通过财政投资等政策手段支持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还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等政策手段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此外，农村居民需要改变比较单一的收入模式，全方位、多渠道增加收入。最后，加大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当前，广西农村教育资源占有不足，直接导致农村教育硬件和师资力量缺失，影响农村的教育质量，最终造成农民知识能力低下，农民增收艰难。因此，广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走致富之路，必须加大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加强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以知识改变命运。
（一）乡镇财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
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速度直接影响着乡镇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目前很多乡镇部门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根本没有多少二、三产业的税收，这样就导致财源结构较为单一，人民收入较低，地方经济难以发展。同时乡镇部门的工作人员较多，经常会出现一岗多人的现象，大多数都是闲人，这样就导致乡镇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压力较大，根本不堪重负。其次国家近些年正在号召开展公共设施建设，乡镇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础保障方面投入的资金过多，政府又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久而久之乡镇财政财务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现状，有些乡镇政府连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无法正常发放，政府工作人员没有积极性，这样就导致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心思去谋求农村经济发展的方案。
（二）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包袱日趋沉重
随着我国政府对新农村的建设，各项政策已经开始实行，但是中央财政部门并没有给予农村乡镇政府充足的资金，这样就导致乡镇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资金不足，只有借债实施政府建设新农村的各项方案，这样长此以往，乡镇政府的财政财务收支出现严重亏空，根本再无力去建设社会公共事业，很多公共卫生设施或公益设施无法正常运行。根据调查显示，农村乡镇政府财政收入逐年在下降，而乡镇财政支出正在逐年上升，这已经成为我国农村乡镇政府的普遍问题，已经直接威胁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
（三）乡镇政府无力提供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自建国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城镇化建设的速度，财政资源配置也逐渐倾向于城市和工业，这就使得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能力更为脆弱，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政府没有过多的税收，只能是任由财政支出比例逐渐增大。而且很多乡镇政府都无法按期给工作人员开支，这样就导致很多乡镇政府抱着“保工资”的心态，根本无力去对农村公共设施进行建设，而且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设施不全、农村义务教育执行不彻底、农村基础保障不足，这就导致乡镇政府的财政困难加剧，乡镇工作根本无法正常开展。
二、产生的原因
（一）乡镇政府干部思想觉悟低
随着政府对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各地都在大搞工程建设，这就给一些乡镇干部提供了机会，在乡镇建设中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置国家法制而不顾，贪污受贿问题严重，在乡镇财政方面基本都是一人说了算，没有完善的财政管理政府，总是一些小集体在掌握着乡镇实权，缺乏约束力。
（二）政出多头，管理不善
近些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建设新农村的法律法规，也给予了大量的资金补助，但是有些乡镇政府也抓住了政策上的一些漏洞，从上至下形成贪污产业链，即使有专门的监察部门也是走个形式而已，乡镇领导的会议精神就决定了整个事件的结局，这样乡镇政府干部的阻挠就导致乡镇财政审计工作根本无法开展，而且在监督审查体制方面也不健全，很多情况下乡镇领导可以对财政资金随意支配，不需要受到他人管制，这就更加滋长了贪污受贿问题的，虽然我国政府一直在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但是乡镇政府干部却至若惘然，依然我行我素。
三、乡镇财政管理问题的应对措施
（一）完善现行分税制，减少财政级次
国家必须要实行彻底的分税制，要对农村地区的税收体系进行完善，要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地方税种的制定，要对我国农村税务体系合理建设。同时还要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税收事务权进行划分，对各地的税收进行统一分配，深化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要建立相应的监管部门，强化地方财政职能，加快农村乡镇财政建设。
（二）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政府要针对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要加大对地方财力性的支付力度，要能对地方税务进行合理分配，要尽量将税收还给乡镇使用，这样乡镇政府才有更多的能力去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
（三）要按照财力、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地方各级收支范围
对于乡镇财政管理权力进行合理划分，要尽量将财力和事权进行统一，要有效降低财政税负，要充分调动政府部门理财的积极性，要对上级的财政权力进行分化，要合理使用乡镇政府的支出责任，尽量减少专款规模。
（四）加大对乡镇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关键字：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协整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引言
1978-2010年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长到了79373.44亿元，年均增速为20.94%。按可比价格计算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长到了93494.47亿元，年均增速为21.64%。此外，财政赤字年均为3859.47亿元。
关于税收和政府支出关系，主要有4种理论假说。一是Friedman （1978）的“税收-支出假说”；二是Barro（1974）和Anderson等（1986）提出的“支出-税收假说”；三是Meltzer和Richard （1981）的“税收-支出相互促进假说”；四是Baghestani和McNown （1994）提出的“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关于税收和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如同理论上的分歧一样，也存在许多争议。实证研究多采用协整检验确定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影响的方向。Von Fursten-berg、Green和Jeong （1985），Anderson、Wallace和Warner （1986）以及Ram（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单向Granger因；Man-age和Marlow （1986）的实证研究则显示美国的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Joulfaian和Mookerjee （1990）对OECE16国的研究支持“税收支出相互影响假说”。Baghestani和McNown （1994）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Owoye（1995）对G7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日本和意大利，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而在其他5国，税收和支出呈现双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赤字也成为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关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本身的增长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过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缺乏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Tsangyao Chang和Yuan Hong Ho（2002）用1977-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其研究的样本期过短，研究结论缺乏可信度。本文拟运用Hakkio和Rush （1991）所使用的经济模型，以1950～2001年我国的财政收支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页资料，1978年为基期，消除短期经济因素的影响，此处本文采用1978-2010年CPI指数计算得出历年实际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数据缺失，样本数据中不包含1979年、1981-1984年和1986-1989年的相关数据。分别对样本数据去自然对数，并不改变变量的特征，Lfin、Lfex分别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有关计量方法模型如下：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检验法、PP检验法和ADF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检验法，其模型为
其中，{εt}为白噪声，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原假设为H0：ρ=1，即{ yt}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T为时间趋势因素。若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A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由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gle Granger最小二乘估计法。假设{ yt}和{ xt}通过单位根检验两个变量均为I（2），即两个变量二阶差分下是平稳的，用OLS法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分析：
协整方程全面的反应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
3、 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因。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 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Lfin和Lfex的原水平和一阶差分水平下序列的ADF值大于Mackinnon临界值，而二阶差分以后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因此Lfin、Lfex是非平稳的，且是I（2），即二阶平稳。
由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fin、Lfex是二阶平稳的，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两变量Lfin、Lfex均为二阶单位根过程，可以由“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考察其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对Lfin、Lfex进行协整回归，结果如下：
由上述结果可知，协整方程如下：
模型（6）的回归系数比较显著。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模型（6）。长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将同方向变动1.020个百分点。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由于我国的Lfin、Lfex均为I（2）过程并具有协整关系，故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非Granger因，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非Granger因。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决定因素，财政支出增长不显著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决定因素，财政收入增长也不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增长。
四、 结论与政策
本文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均不具备稳定性，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长期而言，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第二，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不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
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现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提高我国财政支出的效率，在财政支出总量上升的同时，提高投资质量，避免投资结构失衡与盲目建设；其次，疏导现行财政支出管理体系，使之能与市场相互配合，改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最后，重视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肯定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充分发挥我国财政收支政策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许雄奇，朱秋白.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1.
[2]马栓友.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3]庞瑞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2，（3）.
[4]D·F·韩德瑞，秦朵.动态经济计量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论文关键词：VEC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财政支出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经济建设活动，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期间，国家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加到49781.35亿元；GDP总量从3645.2亿元增加到249529.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也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代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在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职能中，收入分配职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和体现。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问题上，财政支出应怎样安排呢？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财务管理论文，也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借助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2]的动态影响机制。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研究都强调经济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经济增长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没有坏处，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核心期刊。受其影响，西方学者们大多重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加之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把经济增长列为财政支出的首要目标，使得这种研究趋势更是盛极一时，而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则明显滞后。
对于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学者们大多侧重于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鲜有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上大家还未达成共识，再加上对社会公平系数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实证分析结论存在差异。寇铁军、金双华（2002）以基尼系数为社会公平指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简单回归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结论。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不公平指数，构造了六个模型方程分别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得出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央财政支出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的结论。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数据等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负效应的结论。刘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乡居民收入差为社会公平指标，分析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冉光和、潘辉（2009）对全国居民、城乡居民以及东中西居民三个样本进行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VAR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论文，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进行单一静态研究。然而，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政府安排财政支出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只考虑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或者离开经济增长而单一的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有失偏颇。这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影响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分析方法系统考查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动态影响。
（二）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按照经济性质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三种。三种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动，直接反映了财政支出职能的调整。一般而言，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直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支出无异，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讲，投资性支出会影响生产函数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会形成社会物质资本，从而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科学、教育以及卫生等领域支出会形成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改善社会生产技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核心期刊。相反，转移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转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同时财务管理论文，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转移性支出能够缩小甚至弥补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稳定社会公平秩序。从供给方面讲，转移性支出也是一种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较强；转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较强。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1978—2006年社会公平指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共同构建VEC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均为年度变量，并用GDP平减指数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GDP平减指数，这里借鉴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进行换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数，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数（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义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义GDP值。需要指出，我国预算外支出结构不具有明显特征，波动性较大，所以我们暂不考虑财政预算外支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以及国研网教育版宏观经济年度统计数据库。
（1）社会公平指标上我们选取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首先，选择上梯形面积法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家庭累计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收入数累计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G1G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务管理论文，P1P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经济增长指标上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根据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00）/100公式计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100。
（3）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上我们分别选取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各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依据官方统计数据，财政投资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以及科教文卫支出等；财政消费性支出包括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等部门事业费、国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等；财政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名
变量解释
Gini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IV
财政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CS
财政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TR
财政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关键词］典型相关分析；保险业；政府财政
保险业的发展与政府财政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宏观政策影响角度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基本看法。财政政策与保险政策的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互相作用。但是上述结论缺乏定量的实证分析结论,很难揭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双方政策体现的财政收支结构与保险业发展水平间的相关强度大小,以及内部指标间的作用方向。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不同地区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指标组截面数据,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两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以揭示财政收支与保险产业发展的动态统计关系,并对二者协调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 理论模型方法
典型相关分析(can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于1936年首先由hotelling提出,是从整体出发来研究两组随机向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基本思想是首先在每组变量中找出变量间的线性组合,使其具有最大相关性,然后再在每组变量中找出第二对线性组合,使其分别与第一对线性组合不相关,而第二对线性组合本身具有最大的相关性,继续该进程,直到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被提取完毕为止。问题就转化为研究这些线性组合的最大相关性,从而减少研究变量的个数,对多元数据信息做到整体认读与分析。
2 变量的选取与符号约定
对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关系的典型相关分析研究需要考察两组变量,一组是保险业发展测度指标组,具体包括保险费收入变量、赔付支出变量、保险强度变量、保险深度变量,其中保费收入与支出变量是反映保险业区域规模的基础性指标,而由保险密度=[sx(]保险费收入[]人口总数[sx)]与保险深度=[sx(]保险费收入[]国内生产总值[sx)]的定义式可知,上述两个指标分别度量了保险业发展的相对强度与广度指标。由选取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具体选取数据指标如下：各地区原保险费收入x1、赔付支出额x2、保险密度x3、保险深度x4。
对于政府财政结构的分析,选取代表宏观财政的收支总量以及收支的主要具体项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按照是否属于税收收入分类,而政府支出则按照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医疗卫生环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与交通运输工商及金融等事务支出等。
具体选取变量并约定符号：各地区一般财政预算收入y1,税收收入y2,非税收收入y3(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收费以及各项罚没收入),一般财政预算支出y4,公共服务支出y5,公共安全支出(外交与国防)y6,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y7,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y8,医疗卫生环保与城乡社区事务投入y9,农林水交通运输工商金融业基础事务支出y10。
以上各指标变量样本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根据分类方法进行整理而得到。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的多元截面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厦门、青岛、大连、深圳4个独立开展保险业务的城市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没有计入,所在省区数据均为扣除后数据。
3 数据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计算过程采用sas统计软件包中的cancorr程序实现。为了消除各指标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别,分析前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使用方便,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标准化后的样本值仍沿用原始数据符号。
4 研究结论
(1)从第一对典型相关系数可以看出,u1的线性结构中保险赔付支出变量的典型载荷值最大0.8787,说明我国现阶段保险业的发展中,保费赔付支出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最主要变量,而原保险费收入是居于次要地位变量(典型载荷0.1178)。根据保险理论新进展,高速的保费增长通常是导致中小保险公司缺乏偿付能力以致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保险业是一种专门以经营风险,为投保人提供风险保障的高风险行业,正是由于这种风险转移和经济补偿的特殊职能,保险公司必须具备充足的偿付能力。因此在我国保险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保费收入规模的增长,更应该时刻关注保险产业的偿付能力,保持保险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健康发展。因而有关部门盲目追求数量增长,把保费收入简单地作为衡量保险业成长主要指标的做法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保险业指标组的第二典型变量u2主要显现了保险收入变量与保险密度的影响,其对保险指标组自身的贡献率是27.88%。
(2)在财政指标组中,第一典型变量v1主要受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的支配,说明上述四个变量对财政政策体现的现金流影响最大,其中一般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收入变量体现了宏观财政政策的导向,税收收入则是当前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而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支出是当前影响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而为了提高财政水平,优化财政结构,应该科学安排预算收支,努力达到平衡。其中,预算收入与预算支出与其他具体收支项目反方向变动,而税收收入与其他具体支出项目同方向变动。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非税收收入在当前财政结构中影响微乎其微,典型载荷近似为0,说明我国自从推行“费改税”等一系列财政改革后,行政罚没、专项收入费等非税收收入形式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已退居次要地位,显示财税改革的显著成效。财政组的典型变量v1与v2线性结构中,v1受支出变量影响大,而v2中税收收入变量明显。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通过运用税收、公共支出等政策工具来调控经济,从而影响了保险产业的市场供需平衡,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3)进一步分析典型变量的线性结构,从第一对典型变量可以看出,反映保险业发展指标的保险赔付支出与反映财政组的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收入相关程度比较大。而从第二对典型变量可以看出,反映保险业发展指标的原保险费收入、保险密度与财政指标组的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公共服务支出相关程度比较大。其中,政府财政支出对保险业的发展比税收等财政收入工具的影响更加明显,而财政支出的影响重点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公共服务支出方面,显示我国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体制的财政努力。完整的社会安全体系应当是“政府+保险”,即“预防靠政府,补偿靠保险”。分析结果正验证了当前初步形成的良性社会保障体系互动关系。但也可以看出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仍显不足,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不够,商业保险模式必须适当介入。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保险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探讨［j］.财经科学,2001(4).
【关键词】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引言
1951年以来，河南经济经历了一个稳定高速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河南省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仍然能够从整体上良好地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其中也离不开河南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积极作用。那么，河南省财政收支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一般认为，由于在我国传统的中央包干财政体制下，某个具体省份的财政收支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因此容易出现财政支出取决于财政收入的情况。本文拟运用河南省1950～2010年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在VECM（vector error-correction models）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 causality）检验来推断河南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因果关系，并希望能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来了解河南省政府过去财政编制的原则是以“量入为出”为主，还是“量入为入”为主的。本文寄望于通过以河南省为例，来了解全国各地区的财政收支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此，本出如下安排：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的一个综述；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实证过程与分析；第五部分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应该是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至于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理论界并无一定的共识。关于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的关系，主要有四种假设。一是认为税收增长导致支出增长，进而引致更多的赤字，即“税收支出假说”（Friedman，1978）。二是认为政府先确定支出然后再通过收入来保证该支出，即“支出税收假说”（Barro，1974；Aderson等，1986）。三是认为财政收支决策是由同一个主体做出的，政府可能同时改变支出和税收决策，即“税收—支出相互促进假说”（Meltzer和Richard，1981）。四是认为“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因为政府的征税和分配职能是分离的（Baghestani和Mcnown，1994）。
从实证研究来看，大部分国外文献都是采用协整检验来确定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影响的方向，如对美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因果关系的研究（Von Furstenburg、Green和Jeong，1995；Aderson、Wallace和Warner，1986；Ram，1988；Manage和Marlow，1986）；对OECD16 个国家的研究（Joulfainan和Mookerjee，1990；Baghestani和Mcnown，1994）；对G7国家的研究（Owoye，1995）；对8个拉美国家的实际研究（Benjamin S.Cheng，1999）等等。
与国外逐渐兴盛的财政收支因果关系研究相对应，国内学者对于该领域的关注程度随着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逐步扩大也日益提高。但是，国内学者大多是从财政收支本身的增长或财政收支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白晓丹，2004），或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郭庆旺等，2003）进行过许多研究，而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Tsangyao Chang和Yuan Hong Ho（2002）用1977-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中国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但他们研究的样本期太短，结论缺乏可信度。程红莉和马莉霞（2004）分析了1950-1999年的统计资料，认为从长期来看，建国50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没有做因果关系检验。许雄奇和朱秋白（2004）对我国1950～200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收支间不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但它们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楼迎军和杨义群（2004）通过建立在ECM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运用中国1978年到2002年的数据证明我国财政收支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但他们的研究同样由于样本期过短而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回顾国内外文献，关于省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从来没有人做过相关研究。本文拟运用河南省1950～2003年的数据，对河南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来检验河南省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并希望以此来推导我国各个省份的财政收支间因果关系，以期为政府调整预算规模，促进经济继续健康、持续增长提供实证依据。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的关于GDP、财政收入（GR）和财政支出（GE）的年度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局主编的《河南统计年鉴2001》和《河南统计年鉴2011整理而得》，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影响，在不改变变量特征的前提下，本文对三组数据均做了对数化处理，分别表示为：LNGDP，LNGR， LNGE。{1}
（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法
Dickey and Fuller （1979）针对AR（1）的时间序列形式提出所谓的Dickey- Fuller（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序列是否存在非平稳的单位根现象。由于Dickey-Fuller（DF）单位根检验法是假设为误差项，然而回归残差项常会有显著的自相关现象，此现象将会影响检验的效果。因此Dickey and Fuller（1981）在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之后，就以AR（p）的形式进行单位根检验，称为修正后的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ADF）。DF检验其实是ADF检验的一个特例。当假设检验成立时，表示变量具有单位根现象，为一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资料；反之，若拒绝假设检验时，则表示变量不具有单位根现象，为一平稳性的时间序列。只要变量的原始序列的水平项接受任何一种形式的单位根检验的假设，本文即认定该变量属于非平稳性的时间序列，必须更进一步对变量进行一次差分的单位根检验以确保序列的协整阶次。在Eviews中给出的是由Mackinnon改进的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确定之间的长期关系。
（三）协整检验-JJ检验法
本文采用Johansen（1988，1990，and 1994）及Johansen and Juselius （1990）所提出的多变量协整检验法，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检验法来检验协整的关系。这种方法以一个高斯向量自回归模型（Gaussian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为出发点，利用其所对应的误差修正表现形式（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ation）作为最大似然估计法的基础，并以两种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 Ratio Tests）统计量来确认协整向量的个数，并使用Akailke （1973）所提出的AIC准则和Schwarz criterion（SC准则）作为最佳落差期数的判断准则，这两项数值越小越好。然后，我们再根据相关准则选出最优模型。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Granger所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判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变量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助于改进变量的预测，则认为是由引起的Granger原因。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最主要的是最优滞后期的确定，在本文中，最优滞后期的确定是按Schwarts Information Criterion（SIC）确定的。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我们运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变量的平稳性。从图1中我们发现各变量是有时间趋势的，因此我们采用含常数项与时间趋势项的模型对它们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河南省的LNGDP、LNGR和LGE的原水平序列的ADF值都大于Mackinnon临界值，而一阶差分后的ADF值都小于Mackinnon 临界值（见表1），很显然，所有的数据在一阶差分之前是非平稳的，但是在一阶差分处理之后，所有的数据都出现平稳的态势。因此，LNGDP、LNGR和LNGE是I（1）的。
（二）变量的协整检验
上表显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河南省的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财政支出并不是财政收入的Granger原因。在与GDP的关系上，河南省的GDP是财政收入的Granger原因，也是财政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因此，GDP促进了河南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财政支出当然毫无疑问地来自于财政收入。这种结果也显示了河南省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量入为出的。
（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了浙江省的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财政支出并不是财政收入的Granger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利用Sims（1980）所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技术进行脉冲响应（impulse-response）分析，以进一步细化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了防止VAR模型因变量顺序变化给脉冲反应函数带来的敏感性，我们采取检验两个变量间关系的一般冲击反应作为回避反应变量顺序依赖性的方法，分别对LNGDP和LNGE、LNGDP和LNGR、LNGE和LNGR进行分析。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是LNGDP的正向自冲击有利于自身的改善，LNGE 的正向自冲击在前6期是有利于自身改善的，但是滞后7期后这种正向效应转为负向效应，而LNGR的正向自冲击短期内使其自身8优化，在第2期达到顶峰，滞后5期后这种冲击使其自身恶化；二是LNGDP的正向冲击会使LNGE长期处于恶化状态，而LNGDP 的正向冲击也会使LNGR长期处于恶化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在后期更加恶化；三是LNGE对LNGDP的正向冲击使LNGDP长期处于优化状态，这种状况对于LNGR对LNGDP的冲击也是如此；四是LNGE对LNGR的正向冲击在滞后2期后达到顶峰，达到0.071，滞后4期以后转为负向冲击，而LNGR对LNGE的正向冲击在第1期达到0.08以后就逐渐下降，滞后5期以后转为负向冲击效应。VAR分析的结果充分说明了GDP的增长促进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加，同时也证明了而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单位根的检验使所有数据在一阶差分处理之后趋于稳定。Johansen和Jnselinus（1990）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了在这段时期内，GDP、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是存在着一个协整向量。而建立在误差修正模型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结果则显示了河南省财政收支之间的间接因果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减少都会影响到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化，同时也表明了河南省的GDP的增长会影响到财政收支的大小，而财政收支的增长对 GDP几乎无多大的作用，这也反映出财政收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本文最后认为河南省54年以来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量入为出的，这也为政府在今后编制预算时提供了经验证据。
根据我们的实证结果，河南省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的动态调整机制，但不存在直接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表明河南省的财政收支并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同时，这个结果应用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在继续研究如何增加财政收支的同时，开始着手于研究如何解决财政支出的问题，如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的前提下，需要对政府的支出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压缩一般性的投资，而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基础产业、高新科技、国防以及环保等部门；进一步精简政府机构部门和人员，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对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等等。通过实施这些措施，以此来实现我国
区域间甚至全国范围内财政收支间的良性互动，为区域以及我国经济的继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经验支持和理论指导。
注释
{1}对数据如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白晓丹.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误差修正模型研究[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2]程红莉，马莉霞.我国财政支出与收入关系的协整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1）.
[3]楼迎军，杨义群.1978-2002 年我国财政收支原则的实证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04，（6）：57-59.
[4]河南统计年鉴2011.
[5]河南统计年鉴2001.
关键词：公共财政；国民核算；财政收支；公共产品；社会劳动价值论
1999年初，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宣布，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界却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公共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因为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国家财政强调凭借国家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并进行再分配，容易导致财政决策依赖于国家意志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误会，这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相矛盾。二是把公共财政与西方的公共需求财政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公共需求财政强调需求的一面，疏忽了需求与可能的关系，对公共需求没有制约，就使财政理论本身存在不够完备的缺陷。相比之下，本文认为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财政理论①，更符合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科学内涵，下面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和阐明。
一、国民核算大改革对财政收支性质的重大影响
国民核算是以社会再生产为核算对象的宏观核算。但是，我国原先采用的MPS核算体系所界定的生产范围仅限于物质生产，它用于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量指标。因为它只能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能反映非物质性服务的生产，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体规模。这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地发展尤为不利。鉴于此，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对国民核算实施了重大改革，采用了以SNA为基础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将生产范围从物质生产扩大到非物质生产，包括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并对其计算了产值。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分配范围、消费范围和投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因而对财政理论，首先是对财政收支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国家管理、国防治安、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以及众多的服务事业单位统统被列为生产部门，向社会各界提供公共服务。对生产部门提供的服务应该得到相应报酬，对于生产部门则应算作中间消耗C，但很多报酬不直接支付，只能通过财政部门转拨给公共部门作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致使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mc属于中间消耗，对mc的分配自然属于中间消耗C的补偿。可见，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分配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与生产费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过去，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否定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性质，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国家管理等都没有初次分配，自然会得出税收是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支出则是对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的活动的货币支付。现在情况不同了，承认了非物质生产也是生产，税收的相当部分是对过去公共服务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政支出则是对未来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投入。财政收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导源于改革开放、国民核算大改革和第三产业大发展。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了财政理论的发展。
既如此，公共财政就不是家计财政。财政理论研究就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把财政收支立足于发展生产，建立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为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从而使财政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优化资源配置。
二、财政收支应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
财政收支与社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财政收支要发挥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为社会生产提供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就要做到：
（一）充分利用税率杠杆，调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率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收入减少。经济繁荣时期，采用增税政策，防止投资膨胀。经济衰减时期，则采用减税政策，促进生产投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过免税增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老企业技术改造，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对不发达地区，在税收上给予优惠或财政补贴，调节地区平衡发展。对于同一行业的生产单位采用累进税制，实现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平等竞争。
（二）保持合理的财政收入规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判断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否合适的标准因不同财政理论而不同，西方财政学以居民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选择的价格均衡为标准，国家财政论则以需要与可能的均衡为判断标准。我们认为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源于生产，自然应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顺利发展为标准。社会大生产，三次产业既分工又协作，要求三次产业比例协调，作为第三产业的公共产品部门也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参与社会分工和协作。当前，我国财政比重严重偏低，而我国在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发展落后，资金短缺。说明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极不合理，应调高其比重。
（三）财政支出应以促进公共服务结构优化为原则。财政支出表面上是对资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对物资和人力进行分配，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内容多种多样，除了国家管理和国防治安等行政性服务外，还有其它种种服务，如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城乡交通管理服务等等。财政支出要处理好两个比例：一是居民服务与生产服务的比例；二是以上两大类服务内部的结构比例，以适应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不同时期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为社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
三、需要进一步认识的几个财政理论问题
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有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议，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并予以认真回答，有助于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有助于对公共财政的进一步理解。
（一）财政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行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直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不承认服务也是生产，自然得出财政只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属于再分配范畴的结论。计划经济时期，个人和企业都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通过政府计划的途径来解决，财政部门只是围绕政府计划来筹集资金、分配资金，这时期的财政只能起到筹集资金、供给资金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范围扩大了，政府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是生产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国家依靠提供公共服务取得收入。企业和个人交了税，就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这时财政就担负了更大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争取以最少的投入生产最多的公共产品。
（二）不能将公共产品与公用事业、转移性质的公共福利相混淆。进一步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于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有重要意义。公用事业一般指邮电、通讯、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业。他们很多都是由国家组织或经营，有的还实行国家补贴，与公字联系，故称公用事业，但不同于公共产品。因为享用公用事业，无论是电、煤气、水或邮政、电讯、服务等都是直接付费，与一般商品和劳动力购买大致相似，用不用自便。另外，公共产品不论是城乡交通、公费医疗、文化馆场等很多都具有福利性质，是为生产、为居民提供的各种公共福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但必须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劳动成果。而现代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福利付款和种种费用减免，这种属于社会义务的各种转移支付，如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各种补助，不论是现金支付或购物相赠，其经费都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缴纳，并构成居民的公共福利，但未经公共产品部门的加工，不算生产成果，所以不论其物质形态还是价值形态，都不能列入公共产品总值之中。
（三）财政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不能绝对化。坚持财政分配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财政是国家运用权力，无偿地、强制地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税收被用于维护国家的统治制度。可见，这种观点源自于对国家范畴的认识。现在，生产范围扩大了，国家、军队、警察都列为生产范围，归于经济基础，政府通过财政分配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与企业和个人的资源配置活动没有什么不同。提出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非议。但是，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哪个时期，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不需要国家的管理和军队、警察提供大量的安全保障服务呢？当然，财政作为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现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意图，自然属于上层建筑，并对财政收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四、社会劳动价值论应该成为公共财政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确认公共产品，是以确认第三产业为前提条件的。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部门生产的成果，它与一般产品的差别，只是在于它是公共产出和公共消费，私人不能占有，也不能排斥他人消费。这表明公共产品同样是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仍坚持物质生产观点，导致财政理论研究出现逻辑矛盾，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误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人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是理论的核心。物质生产是劳动，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要内容，也是劳动，同样创造价值。那么，我国经济学界为何仍然坚持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部门”。在这里要弄清楚，马克思是在19世纪第三产业规模很小，还不能以一个独立产业出现的情况下提出“物质生产”概念的。在当今，第三产业普遍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发达国家，其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已达到60％?70％以上。二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第三产业的产值过小而被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重大国策之一，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35％左右，现在再也不能对第三产业的生产视而不见了。
现在，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扩大了生产范围，就是承认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一、二、三产业劳动合称为社会劳动，也就是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生产范围扩大，基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所形成的理论创新，它推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自然应成为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只有站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才能确认财政分配的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进一步明确财政与生产的关系，理解公共财政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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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政府有效的减贫政策需要考虑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方面,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要求财政支出分权,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求财政收入集权,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提供均衡的减贫支出需求。因此,“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集权”的部分财政分权模式更适应于政府的减贫工作。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标志,可以分为完全财政分权和部分财政分权两个时期,通过实证研究对比两种模式下政府的减贫绩效,部分财政分权优于完全财政分权。
关键词:完全财政分权 部分财政分权 减贫
财政分权与减贫问题研究文献概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广泛的财政分权实践以及同时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财政分权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以及政府腐败等问题的影响。贫困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财政分权是否对政府减贫工作有积极的影响值得关注,然而,关于财政分权与减贫的研究还较为缺乏。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阐述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优势,Oates(1993)等认为这种效率优势可以动态化为经济增长,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也有学者对此作用过程提出了一些质疑,实证研究同样存在着不一致的结论。然而就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而言,多数学者还是认为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林毅夫、刘志强,2000)。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的直接途径,如果财政分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对减贫也有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衡量的是社会整体状况,而减贫却只考察社会收入处于最低层的部分人群,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能反映减贫的全部内容,财政分权对减贫的影响需要单独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财政分权与减贫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已有的文献主要偏重于政治和制度分析,缺乏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特定的反贫困项目。M. Govinda Rao(1998)研究了越南的财政分权与减贫工作现状,认为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需要中央政府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特别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方式来保证地方政府减贫支出需求。Von Braun等(2002)分析了影响减贫绩效的环境制度条件,认为相关研究需要同时考虑政治分权、财政分权和管理分权,以及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分权政策的类型。Johannes Jutting等(2004)总结了19个国家财政分权与减贫的关系,认为在一些制度基础较差、政治冲突严重的落后国家中财政分权可能加剧贫困的发生。Galasso and Ravallion(2005)实证研究了孟加拉国一个特定的减贫项目――粮食教育计划,分析了分权减贫政策下目标人群发生扭曲的影响因素。
本文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方面系统分析财政分权对减贫的可能影响,确定适合减贫的财政分权模式,并根据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进行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与减贫的理论分析
政府的减贫工作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保证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即提供贫困人口生存所必需的最低物质消费,包括食物、水等;其次是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创造机会和条件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状态,从而不依赖于政府的救济。前者可以通过政府保障性公共支出对贫困人口进行直接补助,而后者则需要政府根据贫困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分析贫困产生的原因以提供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包括公路、桥梁、电力、灌溉等基础性公共服务,科技推广、信息咨询和信贷政策等经济性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等社会性公共服务。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强调了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忽略了中央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的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因此,合理的财政分权需要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优势和缺陷进行权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的优势和缺陷具有互补性,前者具有规模和技术优势,但是缺乏对地方具体情况的了解,统一的公共服务会与地方的实际需求产生偏差,后者恰好相反。根据Faguet(2002)模型,当公共服务对地区差异不敏感时,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公共服务的规模和技术优势必然大于地方实际需求的偏差,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更高;反之,则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更高。
根据政府减贫工作的两个层次,对于基本的生存需求,由于贫困人口个体间差异较小,地区间差异与该地区贫困人口数量直接相关,不需考虑地区间的其他差异,由中央政府负责该层次的减贫工作以发挥其规模和技术优势。对于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由于各地区产生贫困的原因各不相同需要具体分析,一些山区可能因为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力低下,一些边疆地区可能因为地广人稀而缺乏规模效应。此时,公共服务需求的地区差异十分敏感,由地方政府负责该层次的减贫工作可以发挥其信息优势。同时,由于贫困人口的生存需求比较容易解决,而发展需求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此,随着减贫工作的深入,要求地方政府在减贫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即要求更高的财政分权与其相适应。
研究财政分权与减贫的文献主要从政府支出角度进行分析,事实上财政分权不仅包括财政支出分权,也包括财政收入分权,即地方政府不仅要有财政支出的自,也要有财政收入的自,为公共服务自主筹集收入。政府减贫工作的两个层次要求恰当的财政支出分权,但是并不反映对财政收入分权的需求。从本质上来看,政府减贫工作具有资源的再分配性质,即从富人那里筹集收入来帮助穷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减贫工作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执行。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地方政府的资源再分配政策将会失效。为了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贫困地区的税负必然高于富裕地区,这样居民将会不断向富裕地区迁徙,即使考虑到人口流动的门槛,富裕居民的流动性也要高于贫困居民,这样,贫困地区的税负将会更高,从而陷入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从财政收入角度来看,分权对于政府减贫工作是不合适的。结合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可以对前者进行分权管理,对后者进行集权管理,中央政府通过恰当的转移支付来弥补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需求,J.K. Brueckner(2009)对这种分权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将其称之为“部分财政分权(Part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理论上,“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集权”的部分财政分权对于减贫是最有效率的。同时,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也十分重要,中央政府需要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使地方政府表露其真实的财政支出需求。
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与减贫状况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财政分权实践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至今,财政支出分权是贯穿始终的,但是财政收入分权却经历了分权与集权两个阶段(如图1所示)。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3年,这一时期地方政府不仅具有较高的财政支出自,也拥有了相当的财政收入自。由于地方政府收入的增长一直大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分权不断提高,“两个比重”不断下降,加剧了中央政府的财政风险,在此背景下,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开始进行财政收入集权。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至今,中央政府通过调整税收划分,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迅速上升。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迅速增加。
根据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统计数据来看(如图2所示),改革开放后的减贫工作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贫困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但是从1987年开始直到1993年,贫困发生率一直在10%以上波动,进一步下降比较困难。1994年开始,贫困发生率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过程,迅速下降到3%左右,又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波动时期。结合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其对减贫的影响可以描述如下:1978年开始的完全财政分权使农村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到10%并稳定下来,1994年的部分财政分权又使农村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到3%并稳定下来。因此,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为对比两种财政分权模式下的减贫政策绩效提供了基础。
理论上部分财政分权下政府减贫政策绩效更优,下面根据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和减贫状况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是对贫困的衡量,根据贫困的概念,包括狭义的贫困和广义的贫困,狭义的贫困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广义的贫困除含经济意义的狭义贫困外,还包含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如人口期望寿命、受教育程度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意义上的贫困,这是造成其他方面贫困的根源,研究贫困问题的文献也主要考察经济意义上的贫困。通常使用家庭收入数据来衡量贫困,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指标是FGT指数,包括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率(PG)和贫困强度指数(FGT2)三个指标,分别反映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可以比较全面的反映社会的贫困状况。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网站提供的POVCAL工具和中国农村居民按纯收入分组数据计算FGT指数作为衡量贫困的指标。其次是财政分权变量,关于财政分权的衡量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最常用的是Oates首先采用的财政收支指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研究我国财政分权的文献也大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本文沿用这种方法,财政支出分权(DCEXP)和财政收入分权(DCREV)分别用省级财政支出和收入占总财政支出和收入的比重衡量。为了考察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收入分权变化对减贫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D94,将1994年之前设为0,之后设为1,前后两个时期分别代表完全财政分权和部分财政分权两种模式。最后,除本文研究的财政分权变量外,经济增长对减贫也有重要的影响,使用人均GDP的增长率(GGDP)作为控制变量,分离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将实证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Yt=α+βDCEXPt+γDCREVt+γ1D94t×DCREVt+δGGDPt+εt
其中Yt为贫困指数,分别用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率(PG)和贫困强度指数(FGT2)来衡量。DCEXPt和DCREVt分别为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变量,D94t为虚拟变量,GGDPt为人均GDP的增长率,εt为误差项。由于时序数据可能为非平稳序列,根据多元回归结果模型可能加入1阶或2阶自回归。本文样本区间从1984~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并经计算整理而得,多元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分析表1结果可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DCEXP对减贫有积极的影响,表明中国减贫工作的重心在于实现第二个层次的目标,即提高贫困人口自身摆脱贫困的能力,这要求地方政府在减贫工作中承担更多的任务,即应加大财政支出分权的程度。财政收入分权变量DCREV对减贫的影响并不确定,但是D94×DCREV在三种不同衡量贫困状况的回归分析中均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逐渐集权的过程是有利于减贫工作的。因此,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即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收入集权的部分财政分权模式对于减贫工作更有利。此外,经济增长变量GGDP与减贫间也表现出微弱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中国从整体上已经摆脱贫困状态,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较低,以后的减贫工作也应该向更细致的方向发展。
结论
本文将政府减贫工作划分为两个层次,通过分析其各自的特点,权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的优势和缺陷,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来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需求,由地方政府来解决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从而需要进行恰当的财政支出分权。然而从财政收入角度来看,分权将加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阻碍减贫工作的进行,因此,需要对财政收入进行集权管理。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理论上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集权的部分财政分权对于减贫是最有效率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和减贫过程为对比完全、部分两种财政分权模式下的减贫绩效提供了基础。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部分财政分权减贫绩效更优的结论。
研究结论不仅肯定了我国部分财政分权模式对减贫的积极影响,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部分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备了减贫的财政支出权力和稳定的减贫资金来源,但是如何更有效的激励地方政府进行减贫工作,避免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还需要中央政府一系列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Oates, W.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93
2.Prud'homme, R. The Dangers of Decentralization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995
3.Yilmaz, S.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C].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92nd Annual Conference on Taxation, US-Atlanta, October 24-26, 1999
4.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5.M.Govinda Rao, Richard M. Bird and Jennie I. Litvack.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ase of Viet Nam [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1998
6.Von Braun, Joachim and Ulrike Grote. Does decentralization serve the poor? [C] in IM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ashington DC, Rutledge Economics, 2002
7.Johannes Jutting, Celine Kauffmann, Ida Mc Donnell, Holger Osterrieder, Nicolas Pinaud and Lucia Wegner. Decentr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loring the Impact [C].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236, 2004
关键词：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影响
分税制改革将要二十年之际，回顾中国财政分权的历程，以及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分税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似乎是锦上添花，对当时紧张的中央财政来说，必然是雪中送炭。
近年来，学术界对分税制改革的讨论和研究从未中断过，学者们对于分税制改革的极大热情，不仅因为其是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还因为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财税体制不断的调整，理论界对财政分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
“县乃国之基”，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国两千八百多个县以及县级市的发展决定了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以及质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县域的面积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几，人口占到全国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的发展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本文从县域经济分权的角度，研究财政分权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视角，研究县和省级以下经济体之间的财政分权效应。由于分税制改革，中央规定了中央和省之间的税收分成比例，所以前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中央和省之间的分权对各个省经济的促进作用或者省之间公共品的供给。而省级以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划分没有政策做出强制规定，由各个省根据实际情况而决定。一般来说，主要是上级政府单方面决定了和下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下级政府保留部分的讨价还价权力。这样的分配模式不仅使得各个地区之间地方政府财权形成差异，而且这种不规范不固定的模式，使得财权由县向市，由市向省集中，而事权却又层层下放，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县级政府财政日益困难，不能有效的履行公共品支出的职能。所以本文采用县级数据，是希望从基层政府的视角，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县域经济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匮乏，数据缺失等原因造成数据质量不高，缺乏上级对各个县之间的转移支付以及县的预算外收入等数据使得不能多角度、更深入的研究县域的财政分权问题。
一、 文献综述
Hayek于1945指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能更准确获得地方资讯，做出较优的决策。Stigler在1957提出了最优分权理论，在其发表的《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主要思想是，民众有权选择公共品以及公共服务的种类和规模，而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选民，相比于中央政府更提供满足所辖区域公众偏好的公共品。在文中虽然肯定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但是并没有中央财政支出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他认为中央政府在解决区域间协调发展和地方政府之间摩擦等宏观的问题时更有优势。Oates于1972年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分权定理”。书中论证了公共品以及公共服务分散决策的效率。即假设提供的公共品总量以及成本相同，相比之下，地区之间提供不同的公共品使得所辖区域居民分别达到帕累托最优，以及在每一个区域提供同质等量的公共品使得整体达到最优，前者比后者总体福利要高或者至少不低于后者。Oates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拥有比中央政府更多关于公共品偏好的信息。他是从信息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和Stigler的观点保持一致。在其后1999年的研究中，他进一步说明，如果中央政府具有和地方政府一样多的信息，且中央政府能根据不同偏好在各地提供异质的公共品，同样可以获得公共品有效率提供的结果。但是这个前提假设不成立，所以分散化决策的财政分权还是得到了支持。
对于具有中国特点的财政分权，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以及公共品的供给是有积极的作用的。Lin和Liu（2000）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人均GDP的影响，认为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其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区分预算内外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预算内财政收支对经济增长计量上正向显著，但是预算外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张晏（2005）采用多种分权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无论从全国范围还是分区域考察，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Schleifer（2000）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财政分权效果的比较研究。探讨政治制度框架的区别对财政分权效应的影响。Bird（1995）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制约转轨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十分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伸出“搜取之手”。Bardhan（2002）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出发，探讨中国的国情与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前提不符造成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二、 实证
（一）理论模型
本文中计量模型的来源为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对（1）式两边微分等于：
在上式中，Y为地区生产总值；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标志投资对经济的影响；N为劳动力，标志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以上为本问实证用到的基本方程，但是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在中国特定的大环境下，增长极大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文中在做计量方程时会加入控制变量。
（二）计量方程
根据zhang和zou（1998）以及张晏和龚六堂（2005）等前人的研究，本文把回归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方程（3）对全国范围内的样本进行回归面板回归。为了再细化研究分权对各个区域间影响，方程（4）设置了区域虚拟变量，把全国范围内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共计11个省及直辖市；中部地区省份包括山西、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共计8个省；西部地区省份包括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计11个。省下辖县数据由于数据质量以及政治地位等特殊原因，在样本中予以剔除。
方程中，下标i代表不同的县域个体，t代表不同的时期，本文中为两期；GDPG_Y代表经济发展指标；为截距项，由于采用固定效应，所以每个个体截距项不同，用右下角的i表示；Xit代表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值（Ng）和人均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率（Investg）；FDit是分权指标，采用了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财政分权的指标；Mit是控制变量，包括税负（Tex）、所有制（Owe）、城镇化率（City）。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控制变量都采用增长率基期的值。
（三）计量指标的说明以及变量间统计结果
本文中指标选取了2000、2003、2006年三年的县级、市级、省级样本数据，本文中数据除基础建设投资（invest）外，GDP、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本文中另外一个计量方程中的因变量各项公共品的支出，均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标进行平减。本文中所用数据大多来自《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部分来自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EIC等。
FD：分权指标，支出分权的计算方法为，县人均财政支出/（县人均财政支出+市人均财政支出+省人均财政支出）。由于研究省以下财政分权的效应，所以没有包括中央的分权。
Gdpg：人均GDP增长率，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在本模型中作为因变量。
Ng：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值。
Investg：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率。
Txt：税负水平，用各地区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和当地的GDP的比值度量，代表的是广义的税负水平。
Owe：公有制经济占比，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除以所有就业人员。
City： 城市化率，非农业人口和总人口的比值。
East、Middle、West：为标志区域的虚拟变量，在相应区域的值为1，其余为0，比如东部城市，East值为1 ，Middle和West的值为0.
（四）计量结果
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支出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0%内不显著，但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分区域来看，支出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而收入分权对东、中、西部地区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支出分权越大，本地政府的支出责任越重，地方政府谋求提高财政收入，一方面努力吸引新增投资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大搞土地财政等方式提高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相互之间激烈和同质化的竞争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工业用地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开展。同时抬高地价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以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收入分权占比越大，说明省以下的分配体系中越倾向于把财政收入留在县一级的政府，县级政府获得的分成越大。则县级政府越有动力扩大税基，进行 “竞次”竞争。
从支出分区域的效应来看，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转移支付比例较低，税收缺口更多需要依靠提高向企业的税征税以及进行土地拍卖等预算外收入弥补。中西部地区采取竞争获得的增额税基提高税收的效应不大，更多的会谋求转移支付。而东部地区由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大多数企业投资也是在东部地区的县之间进行选择，使得东部各县域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过度的竞争使税率和工业地价都偏离最优水平。地方政府过低的均衡税率和低廉的工业地价使得地方财力不足，从业削减民生类公共品的支出，又通过拍卖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高昂的土地出让金进一步抬高房价，使得这些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不能扎根，出现回流现象，进而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减速，不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从收入分权上看，无地区差别，财政激励在各区域都会引起地方政府采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决策。
三、 结论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从某些方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阻碍关系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税负越高越利于经济的增长，说明现在我国的税负水平低于最优值，也从侧面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地方政府“竞次”竞争的行为。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非合作的博弈，得到次优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沈坤荣，付文林.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5，（1）：3l一39
[2]Wallace.E.Oates.Fiscal Federalism[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
[3]Wallace.E.Oates.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9，V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4-0041-06
Abstract：In theory， the effe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impact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crowding-in-effect" or "crowding-out-effec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16 cities from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to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total and structure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s： from the total effect，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has "crowd-in-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crowding-in-effect'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the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structure effect，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has "crowding-out-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health expenditure has "crowding-in-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ducation expenditure has "crowding-in-effect" on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but the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not obvious； the 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on bot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are not obvious.
Key words：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residents' consumption； effect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拉动力。为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特别是民生方面的支出。在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又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此来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从影响方向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财政支出促进了居民消费，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二是财政支出抑制了居民消费，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关于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效应，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Bailey（1971）就通过研究发现公共部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挤出了θ（0
国内学者对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效应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二是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李广众（2005）依据消费者最优选择理论来构建计量模型，运用1952-1978年与1979-2002年两个时期的样本实证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3]；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陈冲（2011）、胡永刚和郭新强（2012）等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也认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4-6]；胡永刚、郭长林（2013）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运用我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支出扩张会导致居民消费增加[7]。但另外的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却与上面的截然相反。黄赜琳（2005）通过构建一个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来我国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8]；申琳和马丹（2007）、方福前和孙文凯（2014）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9-10]。
（二）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储德银、闫伟（2009）运用1998-2007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而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11]。陈冲（2011）经过实证分析认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消费性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刘小川、汪利锬（2014）运用乘数―加速数模型来研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一般公共事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民生性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经济事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呈现为先挤入后挤出的“倒U型”效应[12]。武晓利，晁江锋（2014）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指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在长期内挤出居民消费，而投资性支出在长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服务性支出和转移支付能有效挤入居民消费[13]。
上述研究文献，特别是国内文献，对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效应的研究都是基于全国层面的研究，很少具体研究某个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李广众、黄赜林、胡永刚等）。由于在现行的政府财政支出里，除国防和外交支出需中央承担外，其它支出都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或者是地方独自承担。其中如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等有关民生的支出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并以地方政府为主。因此，单独研究某个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有必要。同时，在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效应时，有的学者没有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性（陈冲等）；或者考虑到了这种特殊性，但没有同时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效应，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储德银等）。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样本，从总量和结构效应两个视角来实证分析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和各类支出项目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挤入”与“挤出”之争，并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效应之间的差异。本文随后部分的安排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第三部分构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模型；第四部分实证估计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果并进行分析；最后就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本文利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来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在这里不考虑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和国内产业分工情况，同时假定该地方政府辖区为一个封闭的经济，则引入的收入决定模型为：
依据经济性质的不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首先，购买性支出直接作用于生产和就业，购买性支出的增加会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在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或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社会总供给也随之增加、就业增加，居民可以选择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多的人获得就业机会，使得居民收入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的增加，即GADS、就业YYdC；其次，转移性支出直接作用于收入分配，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时，如社会保障支出，通过分配和再分配使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即TRYdC。
上面是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体影响，由于不同支出项目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就有必要分析各支出项目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结构影响。第一，行政管理支出与居民消费。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这一基本职能发生的支出，政府通过行政管理来维持生产和生活秩序，为企业与居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居民消费。当行政管理支出规模过大时，就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和干预程度的加强，此时政府就可能过度干预市场，存在“越位”可能。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引起市场机制扭曲，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第二，教育支出和居民消费。政府教育性经费支出直接影响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与劳动力素质的高低，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着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政府通过增加教育支出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引进优秀人才等，来提高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从而提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素质。劳动者专业技能和素质提升后，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劳动者的工资待遇水平也会提升，从而促进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第三，社会保障支出和居民消费。一是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居民消费，二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以减少居民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间接提高居民消费愿望；第四，医疗卫生支出和居民消费。政府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支出，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从而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健康对工资率有显著影响（田艳芳，2013）。因此，居民好的健康水平促进了收入水平的增加，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居民消费。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选择理论的框架下，借鉴储德银（2009）、睢党臣（2012）、邹红（2014）等文献的思路，构建以居民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为核心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考虑到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提高模型估计结果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故将居民收入也加入到模型中，具体的实证分析模型如公式（4）所示：
模型（4）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总量效应的模型。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市和第t个时期，c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y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zc表示人均财政支出，且为了减少变量的波动性，对所有变量做对数处理。
考虑到本文还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用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来代替模型（4）中的人均财政支出变量，实证分析模型如公式（5）所示：
模型（2）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效应的模型。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市和第t个时期，xz表示人均行政管理支出，jy表示人均教育支出，sb表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yl表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所有变量做对数处理。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分析样本为安徽省16个地级市，时间跨度为2008-2013年。由于安徽省2011年进行了行政区划改革（撤销巢湖市），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将巢湖市2011年之前每年的数据并入到合肥市处理。本文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2009-2014），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和科学性，所有数据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2008=100）。模型中的各类财政支出的人均变量是指某地级市的该类财政支出总量除以该市的户籍人口数的数值，如人均财政支出就是通过某地级市的财政支出总量除以该市的户籍人口总数得到，其中行政管理支出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来代替。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四、实证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1.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由于本文仅仅分析安徽省内的情况，本文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在理论上比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更适合。同时根据协方差分析检验，本文最终选取固定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实证估计结果如表2中（1）列所示。
从估计结果可知：首先，人均财政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其次，人均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182 7，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财政支出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182 7%；最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同方向变化，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457 9%。
2.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本文选取固定效应不变系数面板模型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实证估计结果如表2中（2）列所示。根据实证估计结果可知：人均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089 6，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财政支出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089 6%。这意味着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即地方政府财政对农村居民消费也具有“挤入”效应。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促进了其消费水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657 4%。
3、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总量效应差异的分析
根据表2中的估计结果可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具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入的程度却不相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程度高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程度。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造成的。当前，安徽省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比较突出，并由此使地区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高于农村居民享受到的，这就使的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时，城镇居民得到的优惠多于农村居民的，从而更能够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同时也可以得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消费弹性也不相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消费弹性小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弹性，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更能促进其消费水平的增长。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的，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低于城镇居民的。当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时，农村居民会更多将收入用于消费，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
本文除了分析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外，还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由于本文在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效应时的样本时期跨度较短，而且时期较短的原因是我国在2006年进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安徽省从2007年开始实施新的收支口径，从而使得样本只能从2007年开始，这种客观原因是无法克服的。因此，本文采用混合堆积回归的形式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也正因如此，本文仅能运用OLS对模型（5）进行实证估计，实证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实证估计结果可知：首先，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4 9、-0.079 6，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t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行政管理支出增加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分别减少0.174 9%、0.079 6%，即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出”效应。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行政管理支出是非生产的消耗性支出，在政府预算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支出增加必然会减少其它方面的支出，如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民生性支出，从而不利于增加居民消费。同时，政府行政管理支出规模扩大，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和干预程度的加强，此时政府就可能过度干预市场，存在“越位”可能。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引起市场机制扭曲，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其次，人均教育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99 4、-0.052 2，且前者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t检验，而后者没有通过t检验，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不明显。再次，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明显。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安徽省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降低居民的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明显。最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 8、0.237 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增加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分别增加0.299 8%、0.237 4%，即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增加医疗卫生经费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从而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好的健康水平促进了工资收入水平的上升，从而引起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安徽省1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总量和结构效应两个维度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量效应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效果更明显。从结构效应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出”效应；医疗卫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不明显；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明显。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与结论，本文给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增加安徽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量。近年来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逐年递增，由2000年的3 224 688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43 496 871万元，年均增长率22.16%。同时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于本文的实证结论，安徽省应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以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安徽省还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安徽省行政管理支出由2008年2 341 531万元增加到2013年4 691 511万元，年均增长率为40%；教育支出由2008年2 862 557万元增加到2013年7 365 882万元，医疗卫生支出由2008年1 038 442万元增加到2013年3 617 987万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46% 、69.68%，两者的增长率均超过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率。根据实证结论，行政管理支出抑制了居民消费，而教育、医疗卫生支出则促进了居民消费，因此安徽省应进一步减少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以此来控制“三公”消费，促进大众消费，让消费积涓成流。
关键词:财政投入;农民收入;实证分析
一、陕西省农村财政投入与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一) 陕西省财政支农的投入规模现状
1991-2010年陕西省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增长迅速,从1991年的7.6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10亿元,1991-2000年增幅不大,进入新世纪后,陕西省财政支农力度大幅增长。从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波动明显,1991-1997年间和2006-2010年间在不断下降,1998年和2003-2005年间财政支农比重在上升。由财政支农占陕西省GDP的比重来看,波动不是很大。总之,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在上升,但相对规模变化较大。
(二)陕西省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分析
1997-2010年间陕西省财政支农的重点在支援农业项目(包括农、林、水利部门事业费),占57%;其次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占32%;农业科技和农业综合费用占比较小,分别为5%和6%。
(三)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增长变化
1991-2010年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波动较大,1991-1994年间大幅提高,1996-2000年间在不断下降,2001-2010年间缓慢增长,2010年增长率达到19.4%。从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来看,来源于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较快,而来源于第一产业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农民增收主要靠非农产业来弥补。
二、陕西省农村财政投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
在此选择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进行分析研究,同时还选择了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费用、农村救济费三个子项目从结构上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本文在进行简单相关系数分析之后,选择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基本的自然对数处理后首先进行ADF检验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然后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研究各序列的相互影响关系,接着建立了VAR(2)模型,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J-J检验,以进一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验证序列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
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从总量分析上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352。显而易见,财政投入越多,资金支持力度越大,农业发展就越好,农民增收就越明显。从结构分析上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要高于农村救济费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前两者表现出更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农村救济费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弱于前两者。
2、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贷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实践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从理论上讲,农业财政投入越大,农业贷款额越高,资本存量越大,农业发展势头就越强。因此,本文协整检验的结果与理论相符,表明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3、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贷款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救济费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前述的相关系数分析结论一致。因此,农村救济费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没有直接影响。
三、陕西农村财政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预算,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
1、要开拓多种资金来源渠道,实现以政府资金为引导,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社会资金为主体的多元化资金渠道,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服务广大农村。
2、从实际出发,通过研究当地农村发展历史,紧密结合农村发展阶段,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预算和资金投放。
3、不可过高、过快地增加支农资金,造成重复投资和资金浪费;也不可因发展第三产业及新兴产业而缩减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导致农业发展出现较大资金缺口,农村产业发展结构失衡。
4、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财政支付比重,更为直接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调整优化政府支农投入结构
1、精简、撤并、改制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特别是各级众多的事业单位,精简人员,降低行政事业经费,增加财政直接支农支出。
2、发挥好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加大交通、水利、农产品交易市场、通信、教育、卫生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3、提高对农业财政支出方面的科技费用占比,加大对农业育种、良种良法推广、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流通和农民技能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扶持,帮助农民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生产技能。
(三)提高政府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1、尝试引入金融机构,以建立专项基金的方式对政府及其他途径吸收的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2、引入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模式,对规模较大的财政支农项目进行评级和考核,以保证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对每一个项目进行事后检查验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建立定期反馈机制,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环节的合理合法。
(四)规范和完善农村财政投入管理体制
1、加大财政、发改委、农业综合开发等系统支农资金整合力度,统一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引入中介机构对支农项目立项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评估论证,实施时引入审计、媒体、政府等监督机构,最大程度杜绝支农资金被挪用,事后实施严格的验收和考核机制。
参考文献
[1]聂强.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分析[D].2003(6):23-24.
[2]张胜戚.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2010(6):19-20, 28-29.
[3]曹菁.陕西省农民收入差异根源研究[D].2010(6):19-23.
[4]李嘉晓.中国政府财政对农村投资的效益评估研究[D].2002(5):12.
关键词:国际收支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我国国际收支及调节政策的现状分析
我国国际收支多年来呈现双顺差的局面。2008年上半年延续2007年的经济形势,经济快速增长,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2008年下半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以及地震等一系列经济自然环境的打击,经济从增长期转入衰退期。
2005-2008年上半年,由于局部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采取稳中有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由于经济形势的要求,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也走向扩张。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实现了重大变革,放弃盯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放开了人民币的管理程度。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由于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人民币呈现持续升值的态势,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呈现一定的波动,未来贬值预期较大。
当前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
蒙代尔认为,可以用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货币政策调节外部均衡。根据2007年的情况,可以用紧缩的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解外部经济。而我们所采取的是稳中有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其中的原因是财政货币政策用来调节内部经济。在局部价格过高的情况下,要维持国内价格的稳定就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就要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而这两者根本无法兼得。
针对目前的外部经济顺差同时内部经济衰退的现象,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可以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节外部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
(二)支出转换和支出增减政策搭配
斯旺认为,可以用支出增减政策谋求内部均衡,支出转换政策谋求外部均衡。根据2007年的情况,内部均衡可以采用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同时,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国际收支顺差。实践中的调节方式是:稳健财政+紧缩货币+人民币升值。
从斯旺理论的角度来看,以上的调节方式搭配似乎比较合理。但是,通过进一步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是以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作为代价的,而我国贸易结构极不合理,出口的减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进口,这正好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增加。因此,这一政策的净效果是出口减少和进口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成本就太大了。而且,人民币升值也会带来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加大。因而,鉴于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人民币升值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国国内经济紧缩和国际收支顺差同时存在,按照斯旺的理论可以采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进行调节,同样的道理,人民币升值仍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国际收支调节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实践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的主要目标是内部经济,很少考虑到国际收支的因素。笔者认为: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二者缺一不可。在调节国内经济的同时应重视国际收支调节。可选择的措施有三种:
第一,按照蒙代尔的理论,货币政策调节外部均衡,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为辅助。即: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主要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节国际收支顺差,扩张的财政政策调节国内经济衰退。这种方式的重大缺陷就是放弃了货币政策调解内部经济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全球金融市场衰退的环境下,单纯用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所产生的效果不如双管齐下见效快,因此,这种方式在目前的环境下是不可取的。
第二,按照斯旺的理论,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汇率政策调解外部均衡,基于前面的分析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调节顺差对我国来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一选择也不可取。
第三,财政和货币政策着重调节内部均衡,关税政策、直接管制政策、产业和科技政策着重调节外部均衡。即: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经济衰退;加强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采取“走出去”的战略扩大对外竞争实力,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人民币升值过快。这种方式是我国现在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选择的最优方式。
参考文献:
1.姜波克,杨长江.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金人庆.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银行家,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