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5 01:30: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比语言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语料库 中介语 现状分析
一、语料库与语料库语言学
1.语料库
语料库是在随机采样的基础上收集人们实际使用的、有代表性的真实语言材料而创建起来的（何中清等，2011）。语料库为人们进行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语言事实和例证，同时也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近年来，语料库的研究领域从传统的词典编撰和语法研究，扩展到语言教学、翻译研究等领域。语料库的局限性在于，它能为我们提供例证、语言事实等，却无法对其进行解释、推理或提供相关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信息。
2.语料库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是在语料库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科学。语料库语言学主要是指在语料库所提供的真实的语言数据的基础上，对详尽的语言事实进行宏观分析，从而探索语言使用的规律。它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中介语是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一种语言系统，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国内学习者语料库应用于中介语的研究迅速发展，已建立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CEC中国英语语料库等，基于这些语料库的论文不断出现。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内语料库在中介语研究现状、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本文对过去11年（2001年—2011年）发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有关语料库中介语的研究论文进行了梳理，并做了统计分析，归纳国内语料库应用于中介语的研究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对语料库用于中介语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促进国内语料库在中介语领域的广泛应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语料库+中介语”和“语料库语言学”等关键词进行文献筛选，期刊论文的搜索时间限定在2001—2011年，检索出了《外语教学与理论》、《外语界》等16种外语类核心期刊，并从中最后确定了100篇论文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样本。
三、研究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对词汇的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27篇），其后依次是语法（26篇）、口语（17篇）、写作（13篇），这四类主题的论文占所有论文的83%。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论文共18篇，研究主题涉及了语篇、话语、语义韵、语块等方面。
词汇：有关语料库应用于词汇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中国学习者词汇的使用，如张萍、周敏（2007）的“‘Besides’：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一文；词汇搭配，如钟珊辉（2009）的“基于语料库的Seek搭配行为对比研究”；词块，如张霞（2010）的“基于语料库的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词块使用研究”一文；类联接，如许家金、熊文新（2009）的“基于学习者英语语料的类联接研究概念、方法及例析”。
语法：主要涉及以下方面：词类：如闫丽莉（2003）的“中国学生英语冠词习得初探——一项基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的研究”；句法：如胡学文（2007）的“中国学生英语双宾构式的习得——一项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时态：如张雪梅、杨滢滢（2009）的“英语专业学习者的时态习得现状——一项基于中国英语专业写作语料库的研究”；语态：如陈万霞（2002）的“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看英语被动语态习得”。
写作：语料库应用于写作方面的研究涉及以下三方面的主题：写作用词特点：如何华清（2009）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写作中的词汇错误分析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句法：如王立非、张岩（2006）的“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疑问句式使用的特征——一项基于中外学习者语料库的对比研究”；语篇衔接：如潘璠、冯跃进（2004）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写作中连接词用法的语料库调查”。
除了上述五个方面主要内容外，语料库应用于中介语的研究内容还涉及了语篇、语块、话语、语义韵等多个领域。
四、现状分析
1.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国内语料库应用于中介语的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广泛，涉及的主题有词汇、语法、口语、写作、语篇、类连接、语块、话语，语义韵等。从表1可以看出，词汇是语料库应用于中介语研究的热点，依次研究较多的是语法、写作和口语。相比之下，对于其他领域如语篇（7）、语义韵（4）、话语（3）等研究较少。目前，基于语料库对中介语的研究多属于描述性或错误性分析，但是，对于隐藏在这些语言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原因，导致二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语言习得方面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如何最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改进英语教学从而帮助二语习得者改进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缩小与目标语的差距的切实的改进办法的研究较少。
2.所使用的语料库类型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从核心期刊上所选取的100篇文献中，所用到的语料库的总量为163，其中包括单个语料库在多篇论文中被使用。从主要所使用的语料库应用于语言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基于语料库对中介语的研究多集中于词汇、口语、语法、写作等普通语言描述研究，深层研究较少。此外，基于语料库的中介语研究还处于理论研究层面，未真正应用于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实践和英语教学。
3.研究特点
（1）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自下而上，即从真实语言使用的数据出发，依赖于语言数据的频数或者概率信息，通过提取（extraction）—观察（observation）—概括（generalization）—解释（interpretation）的研究过程，描述语言事实，抽象语言学理论（甄凤超，2010）
（2）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中介语对比分析”是近年来兴起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方法。该方法采用语料库研究的基本技术手段和方法，通过对比本族语与中介语、不同母语背景的中介语、相同母语但不同习得阶段的中介语在一系列维度上的相关数据，概括出学习者和本族语者的差异、中介语的模式和学习者的行为趋势，发掘中介语的非本族语特征，并探讨引起这些特征的背后原因（卫乃兴，2006）
五、建议
1.拓展、深化语料库中介语的研究
自2000年以来，我国语料库中介语的研究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国内基于语料库中介语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语言描述或者错误分析层面，较少涉及这些语言现象背后隐藏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二语习得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研究英语运用的特点及中常犯的错误，对比二语习得者和本族语者的语言特征及其不同的学习策略，研究差异背后的文化背景因素，确定适合中国二语习得者的学习方法和教学体系。
2.建立适合课堂教学及学生学习的在线语言数据库
把语料库中介语的研究成果，包括词汇、语法、写作、口语、语块、错误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建成在线语言数据库。一方面，二语习得者可以自主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比检测自己在英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充分利用在线语言数据库的研究成果，促进自己的英语学习，缩小与本族语者的差距，从而切实提高语言水平。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在线语言数据库研究学生的学习特点、常犯错误和自身的语言特征、话语质量等；教师可以利用在线语言数据库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语料，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的水平与效率。
六、结语
通过文献检索和内容分析，本文对所统计的论文的研究现状总结如下：（1）国内语料库应用于中介语的研究领域广泛，但多数停留在语言描述和错误分析，研究不够深入。（2）研究论文所使用的语料库类型广，数量多。（3）研究方法的特点主要是“自下而上”和“中介语对比分析法”。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1）拓展、深化语料库中介语的研究；（2）建立适合课堂教学及学生学习的在线语言数据库。
目前，语料库语言学在国内虽然仍然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但由于语料库的使用可以辅助人们对语言的“直觉“和“内省”判断，从而克服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语料库语言学已逐渐成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其研究已不局限于最初的语法研究和词典编撰，而是扩展到了语言教学、翻译研究、话语分析等领域。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广泛应用，并在二语学习者和英语教学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何中清，彭宣维.英语语料库研究综述：回顾、现状与展望[J].外语教学，2011（1）.
1.福柯话语理论关照下的德语话语语言学的源起与发展
2.德国德语语言学网络资源简介
3.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德语教学策略研究
4.重视语言学理论对德语测试的指导
5.以篇章语言学为视角分析德语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及方法策略
6.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对于高级德语课程教学理念的启示
7.试论当代德语的特点及其社会语言学意义
8.2013年全国德语专业青年教师语言学教学研修班在同济大学成功举办
9.从女性语言学角度看现代德语和汉语
10.促进语言学课程知识体系由“单向型”向“复合型”转变
11.德语地区社会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概念史研究刍议
12.德国的统一和统一的德语——对两德统一以来德语词语发展的社会语言学剖析
13.对比语言学在德语(第二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14.德语篇章语言学中的衔接和连贯
15.语音迁移对中国学生德语语音习得的影响
16.对比语言学视角下英德两种语言在教学中的比较
17.论科技德语的发展趋势
18.通过汉德语言对比探讨德语教学策略
19.德语时态运用的视角研究
20.从句法范畴分析德语口语的特殊语法现象
21.基于网络自主学习的英语语言学课程教改探索
22.《德国配价论和汉语配价研究》学术研讨会纪要
23.德英构词法在德语词汇教学中的实践研究分析
24.基于语料的中国德语学习者口语非流利产出研究——特点、原因和对策
25.德语熟语学研究现状与特征分析
26.论商务英语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27.中德叙述语篇中的因果关系结构
28.高校英语语言学教材的建设与思考
29.德语中的阳性泛指及其心理表征
30.项目学习在英语语言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31.当代德语中的中文外来词及其发展趋势
32.德语名词书写方式的演进
33.管窥我国英语语言学教材的现状与英语语言学教学
34.浅谈高校英语语言学教学问题及对策分析
35.德英语谓语语序对比及德语教学策略
36.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
37.1984~2013年我国英语语言学教学研究述评
38.英语语言学的发展与研究初探
39.高校英语语言学教学问题及对策
40.论高校“英语语言学”与“高级英语”课程体系的有机契合
41.国外词典学论文目录(续完)
42.英语语言学发展概述
43.手语双语研究对聋人教育的启示
44.高师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的问题与改革设想
45.语料库数据驱动下的中国外语界英语语言学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
46.“英语语言学”课程考评体系改革初探
47.2009、2010年日语语言研究综述
48.现代汉语格关系研究述评
49.“国培计划”视阈下高师汉语语言学课程设置新探索
50.英语外来词对德语的影响
51.浅谈大学德语教学中的提问艺术
52.利用英语知识提高德语教学效果
53.德英构词法对比及在德语词汇教学中的实践
54.浅谈在德语基础阶段教学中英语的借鉴作用
55.简述在德语学习中背诵的方法
56.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宗旨设定与内容设计——以德语系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定与修订为借镜
57.科学语言和英语统治:德语作为科学语言地位的思考
58.浅议当代德语新词的构成方式与特点
59.社会需求导向德语专业课程设置分析与构想——以上海电机学院为例
60.德英语谓语语序对比及德语教学策略
61.世纪末的复兴——20世纪末的德语戏剧:1980—2000
62.关于上好德语强化教学阅读课的几点思考
63.英语与德语情态动词的比较
64.英语和德语词序对比研究——从第二语言习得看第三语言习得
65.德语拟声动词研究
66.借助音乐提高德语教学效果
67.德语世界的孔子形象
68.解读希腊罗马神话与德语语言文化的关系
69.德英对比分析在德语学习中的应用
70.对我校德语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71.德语中英语外来词的构成及影响
72.《德语语言大纲》(Profile Deutsch)述评
73.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十年回顾总结与成绩分析
74.浅谈当代德语的基本特点
75.浅谈德语名词的“性”“数”“格”
76.论大学德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77.德语语音同化现象初探
78.汉语迁移对大学生德语写作的主要影响
79.德语中的阳性泛指及其心理表征
80.母语在德语语音学习过程中的负迁移
81.德语中名词性英语外来词词性的归类
82.德语通选课的教学方法研究——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德语通选课的分析
83.从语言结构视角分析德语中的名词化语体
84.浅谈大学非德语专业学生的德语教学
85.马丁·路德与现代德语
86.美国作为“文学化空间”——德语文学中的美国图景
87.德语中外来词的演变与规范
88.英语在德语广告语中的发展趋势——以德语杂志《明镜周刊》中100则广告为例
89.德语课堂教学模式的新探索——项目课
90.功能交际法在高职德语教学中的运用
91.浅谈语言比较与翻译在德语教学中的应用
92.高校德语趣味教学之探索——诗歌教学在大学基础德语教学中的应用
93.情态动词“能”在交际过程中的义项呈现及其在德语中的相应情态表达
94.德语习得中的英德对比教学
95.德语会话中的简短反馈语研究
96.非目的语环境下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策略的对比研究——以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汉语、法语、德语教学为例
97.商贸德语的教学探索——以江苏理工学院为例
98.德英对比记忆法在德语教学中的应用
99.上海方言与德语语音的对比分析
100.语言迁移理论对德语教学的启示
101.浅析德语强化教学的教学模式
102.德语中的同源词、外来词和复合词(德英对比)
103.试析德语写作的难点及对策
104.非德语专业德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105.因特网辅助德语教学初探
106.德语会话中的言语性反馈信号分析
107.利用迁移理论,学好二外德语
108.德语学习过程中情态小品词与汉语语气词的对比
109.从德语的星期农谚看德国文化
110.浅谈如何提高学生的德语听力水平
111.顺口溜在初学德语中的妙用
112.从德国报刊文章用词分析外国语对德语词汇发展的影响
113.德语学术界苗族研究文献史略
114.德语写作的难点及对策探讨
115.对比分析法在德语词汇初学过程中的应用
116.德语谚语在德语教学中的作用探讨
117.浅谈多媒体技术在德语教学中的应用
118.德语表达中的英语句法迁移
119.跨文化语境下的德语外来模因
120.德语正字法改革的历程及其历史经验——兼与《通用规范汉字表》比较
121.德语跨文化教学的具体可操作性和可测试性探析
122.英语对德语词汇习得的正负迁移影响研究
123.中德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德语教学探索
124.2001至2005年中国德语文学研究
125.西南联大时代的德语教育与德文教授
126.语言教学改革与素质教育——同济大学“德语项目教学”概述
127.中国特色词汇的德语翻译策略探究
人称的非常规用法反映了使用者根据不同社交场合对语言的灵活运用，接收者需要正确理解使用者传达的社交意图。学术论文中“是否选用人称代词能揭示出作者如何看待自己在某一研究中的作用及表明作者与读者、同行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该语言现象，选择“社交指示语”来统一称谓。
一、语料收集和分析结果
本文从语言学、数学和机械领域共30种期刊上选取180篇学术论文。汉语语料搜索“我”。英语语料搜索“I”，“me”，“my”，“mine”，“we”，“us”，“our”，“ours”。结果显示汉语语料中仅语言学论文有3处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英语三个学科均有使用。汉语语言学领域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达到77%，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依次靠后。英语论文检索结果表明三个领域对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基本持平。
二、第一人称社交指示
本节结合语料讨论第一人称社交指示用法。
(一)第一人称单数
汉语仅在语言学论文出现三处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英语论文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1.So far as Ican tell，neither way of thinking is uniquely targeted by a significant problem.
2.我个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文体学的发展，因为我们所谓的文体学……
使用I强调作者本人的贡献，也体现作者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尤其是作者认为自己的陈述可能存在不足。目前提倡用“主动的”第一人称来进行论文写作使表达更加清晰自然，而国内学者依然避免第一人称以保持客观和谦虚。
(二)第一人称复数指作者
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第一人称复数作单数的情况，使用“我们”来指代自己。
1.另外我们猜测项链图的嵌入分布为强单峰的，并且其单峰点的位置为其不可定向平均亏格的上取整或下取整……
2.We present the solution of crack problem by introduction of a set of potential functions.
这些论文均由单个作者撰写完成，该种编者“We”的用法体现作者的谦虚与礼貌。田海龙指出“我们”表示“自谦的人际功能在汉语文化中有着牢固的根基”。同时亦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造成了移情的语用效果。英汉论文中该用法均最普遍，但英语不同领域的论文使用次数基本持平，汉语论文语言学使用最多。这是因为国内理工科领域避免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
(三)第一人称复数包含读者
语料中也发现第一人称可以用来指称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
1.由于R一p互T一Q，我们有……
2.Furthermore，we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creating such a multina-tional exposure database……
上边的例子都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创建了“共同处境”，将读者带入自己的思路，对学术语境下交际的成功产生积极作用。中英文论文作者对第一人称共称现象的使用差异不大。
(四)第一人称复数泛指
论文中也存在第一人称复数用来泛指的例子：
1.架构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反映我们的价值取向。
2.It is true that when we signal our inferences in discourse we do not have always the goal of presenting an argumentation to someone else.
上例所有的第一人称复数均可换成“people”，该用法让读者感到更加亲近。英汉论文中该用法均较少，英汉语言学领域的使用均多于其他两个领域，汉语另外两个领域未有该用法。这可能是三个领域研究内容所致，语言学领域须更多讨论泛指的话题。
(五)第一人称复数指读者
英汉论文中均发现了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二人称即读者的例子：
1.In the first case(8a)，which is the most frequently found kind of enthymeme and—as we shall see—the most interesting as regards cultural variability…
2.我们知道，文学文体学主要系统研究文学语言和文学体裁。
(1)中意图是为了表达“你们将看到的”含义。(2)其本意是为了提醒读者作者很熟悉的理论，但作者避免使用产生距离感的第二人称，产生了拉拢读者的“移情”效果。该用法在英汉论文中使用频率均较少，汉语论文仅语言学领域出现，英语论文基本持平，体现英汉论文写作理念差异。
第一人称单数用法体现了作者负责的态度，在国外学术论文中逐渐提倡。第一人称复数四种用法避免了主观的单数“我”从而增加了论文的客观性与权威性，产生的移情效果让论文更具说服力。学术论文第一人称的灵活运用达到一些共同的社交功能，即论文的客观，谦虚和说服力。英汉论文对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差异巨大，汉语论文受东方文化影响几乎不存在该用法。
英汉论文三个领域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使用上差异较大。英语三个领域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基本相同，汉语论文中语言学领域使用最多，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次之，这是由于国内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坚持传统所致。英汉论文对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主要是由于文化因素和写作风格导致，不同的领域的研究内容并不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因。英汉论文在第一人称使用上的差异是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因素制约着英汉学术文本写作风格。
作者：陈瑞哲 来源：亚太教育 2016年20期
【关键词】汉语；英语；英汉语言对比研究
1. 对比语言学的起源
语言的比较研究源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当时的研究旨在发现语言之间的历史演变和亲属关系。现代对比语言学是从美国和欧洲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布拉格学派有不少语言学家对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感兴趣。1941年美国语言学家B.L.Whorf在《语言与逻辑》（language and logic）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contrastive linguistics这一名称。后来的语言学家进而从事于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的对比，旨在发现语言间的相同相异之处，得出了规律性的理论。我国语言学界目前谈论得比较热烈的英汉语比较的话题也是这种类型的研究。据杨自俭、李瑞华1990年合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我国最早的英汉对比研究大概应从严复的《英文汉沽》算起。
2. 英汉语言对比对比研究的发展现状
自严复的《英文汉沽》后，1898年马建忠著成了《马氏文通》――我国第一部语法专著，以后有黎锦熙、赵元任、王力、高明凯、吕叔湘、林语堂等，他们都对汉外对比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赵元任和吕叔湘在英汉对比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吕叔湘（1942）明确提出：“只有比较才能看出隔着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并在书中“把汉语同印欧语尤其是英语作了画龙点睛式比较”（王菊泉，1998）。1977年他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著名演讲，第二年亲自招收了我国第一个英汉对比语言专业的硕士生，应该说，英汉对比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正式诞生了。1994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已迈上一个新台阶。
我国很多专家学者进行过英汉对比研究，同时比较的维度也覆盖了语言的各个层面，比较的内容包括词类、语法范畴、语序、语义结构、句子结构、修辞及影响语言运用的历史文化因素及思维模式等。
2.1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许余龙先生（2002）将对比语言学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其中理论对比语言学又分为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应用对比语言学分为一般应用对比语言学和具体应用对比语言学。理论研究主要着眼于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性质、地位、范畴、理论结构体系与方法论等。国内学者在应用研究方面比较积极，如开展了外语教学与学习（包括对外汉语）、双语词典编纂、机器翻译等方面的研究。
而我们进行英汉对比研究的目的在于，在理论研究的同时着重突出应用研究的成果。目前，各语言理论工作者和教师也正是通过理论和应用研究的综合，为我们提供大量的理论依据和例证，便于中国学生了解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克服母语干扰，掌握和运用地道的英语。
2.2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宏观研究包括语言各个层次如何受社会、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及语言在结构与功能上形成的特点。微观研究则包括语音、词汇、词组、句子、语篇、修辞、文体等两种语言系统本身的结构类别、功能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涉及到英汉两种文字对各自语言的影响。其研究重点是各层次的表义功能及语用特点。
不少学者从宏观上对比了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如连淑能先生从“综合语与分析语、聚合与流散、形合与意合、繁复与简短、物称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间接与直接、替换与重复”等方面对汉英差异进行了宏观对比研究。蒋坚松先生从“形合与意合、物称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收缩与展开、主语与话题”等方面对英汉差异进行了宏观对比研究。
另外，很多学者本着语言的实质性研究原则，从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微观对比研究英汉语，并且在对两种语言结构、表现方法、修辞手段、语言动能和用法以及语篇衔接特点进行对比研究的同时，努力挖掘两种不同语言的社会文化差异、不同的民族心里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3. 英汉对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虽说比以前有较大发展，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科，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缺乏宏观的理论基础。
（2）描写列举过多，分析解释相对较少。
（3）过分突出两种语言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实用价值。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是对比语言学的一部分，或多或少也存在着以上几个缺陷，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及完善。
参考文献：
[1]James.C.Contrastive Analysis[M].Harlow Essex： Longman，1980
[2]Whorf，B.L.Language and Logic[J].Technological Review， 43， 250-272.1941
[3]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
[5]任学良. 汉英语比较语法[M].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
[6]沈家煊. 英汉对比语法三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 ， （4）
[7]王菊泉，吕叔湘. 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A].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8]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 中西方 思维模式 英汉句法 对比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3-0008-01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在全世界语言学家和学者们之间一直是共同关心的话题。目前，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理论观点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语言决定论和J.Piaget的思维决定论。无论是思维决定语言还是语言决定思维，不可否认，语言和思维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通过对比英汉句法中体现的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挖掘其文化差异根源，可以对目前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语言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中式英语错误，提出建议和改正方法。
一、国内外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理论
1．国外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理论
（1）语言决定论
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Wilhelm von Humboldt 认为语言是一个国家的内在体。美国语言学家Franz Boas声称“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关键，是了解某一文化各个方面的必要条件”（Slobin，1996）。美国语言学家Edward Sapir 也指出人不是孤立的活在客观世界里，也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活动中，而是很大程度上受某一语言的支配，这种语言是他们所处社会的表达媒介……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建立在某一群体的语言习惯上的。没有哪两种语言相似到可以表达同样的社会实体(Sapir，1929)。Sapir-Whorf的假设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没有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
（2）思维决定论
有许多其他情形，人们可以不用表达任何语言就可以迅速、明确的思考。这似乎是一个弹钢琴的钢琴家。人们还可以不使用任何语言仅通过观察就可以学会技能。因此，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思维决定语言。瑞士心理学家J.Piaget 就是代表之一，认为在人类的大脑中思维先于语言存在，一个人的思维觉定其语言(Piaget，1970)。在研究儿童思维发展的基础上，J.Piaget提出思维决定论。该理论认为儿童思维来源于他们自身的行为和合作行为。
2．国内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理论
在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方面，中国语言学家的观点跟西方学者的不大相同。大多数的古代学者都论辩过语言是否能表达人的想法和思维。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道是可以被阐述的，但可以阐述的道不是真正的道。从他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怀疑语言是否能表达自然和物体。因此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从古至今，大多数中国的哲学家和学者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思想的影响之深以至于今天的一些中国语言学家仍致力于这方面的对比研究。
二、国内外关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对比研究
1．国内关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对比研究
因为英语和汉语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同，中国语言学家喜欢按照文化背景差异分析两者的不同。中国学者陆国强教授写的关于英语和汉语的《语义结构对比分析》一书，从语义方面比较英语和汉语。还有很多例子帮助读者从语义方面了解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
《英汉对比研究》的作者连淑能，主要从语法和修辞方面比较这两种语言的不同。连淑能教授从10个方面讨论中文和英文之间的语法功能，修辞功能和文体特征的差异。
有些中国语言学学者写文章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模式。朱元琼指出了指导中国思维方式的理论：人是自然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方思维模式建立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二分性上，并且已相互影响和互相渗透。他还指出，这种哲学现象表明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正在经历完全不同的文化转换（朱元琼，2003）。陈升白教授指出中西哲学的差异源于它们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中国人是社会导向的思维方式。
2．国外关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对比研究
相对而言，国外语言学家和学者们不太关注分析就不同思维方式方面的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差别。然而，其中一些取得了巨大成就。Kaplan指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组织不同的话语，作为他们的母语和文化的反映。”
Jeremiah Lewis指出，西方思想方式和东方思维方式上的和解是通过“Quality”，因为它超越了环境，外部情况（没有主题或对象）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Quality”是桥梁，通过它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可能会重新连接起来。
三、不足之处
虽然许多中西方学者和语言学家写各种文章表明出各自的意见，事实上一直没有定论。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语言和思维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相互影响，特别是思维方式和句法。在此观点的基础上，笔者从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方面比较了汉语和英语的句法。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比研究，因为许多例子和语言现象可以显示区别。本文有意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些建议，便于他们从更深的角度区别这两种语言，也便于今后他们更地道地掌握外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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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方向是计算语言学（语言信息处理）。我的研究兴趣点是机器翻译，它对语言学的要求非常高。当然，这和我的专业有很大关系，我是开罗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后来来到北语读计算语言学研究生。北语招国外博士生时，要求很高，在信科只有我一个外国博士生。
卢涌：我的专业和高山相同，主要做语义资源的构建，是偏文的。
林举：我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辅助发音教学，对计算机知识的要求高，还需要了解留学生的发音特点。
刘春花：我的方向叫计算机应用科学，更偏技术层面。
《大学生》：考北语的研究生难吗？那么多学校，为什么就选了北语？
高山：当然有难度。北语的留学生博士入学要求很严格，更不要说拿奖学金了。
卢涌：本科毕业时，我想去南开大学学语言学，但是本科导师跟我说，北语是专业性的语言学校，所以我就过来了。当时北语的语言学方向有十几个，我又不想学纯语言类的，导师就建议了计算语言学。
林举：文科生考北语的研究生相对比较难，理工科的容易些，毕竟想考北语研究生的理工科学生并不多，但其实来之后感觉都挺好的。
刘春花：我本科就是北语的，放弃了保研，准备考外校的研究生，但考分不理想，就调剂回来了。
为了解计算语言学专业学习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几位研究生。
高山
博二
埃及人
本科在开罗就读
林举
研三准备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
《大学生》：文科背景和理科背景读这个专业的区别在哪？
高山：计算语言学重点在于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知识，如果做技术，对计算机功底的要求比较高，而要做语言资源的话，语言文学功底应该更强。
卢涌：这个专业对计算机知识有一定的要求，我所在的实验室侧重点是编程。文科转理科，难度还是很大的，要花很多的时间。与我一同进实验室的一位中文系男生，花了很多功夫学编程，他的毕业论文也基本上跟语言资源无关，做的是算法或计算。不论文理生，每个人在这儿读研都得补课，文科生补计算机，理科生补语言学。不过这也是优势啊，都成了复合型人才。每位导师手下都有文科生和理科生。
《大学生》：在北语读研的优势有哪些？
高山：计算语言学是文理交叉学科，北语的语言学研究在国内数一数二，有很多语言学界鼎鼎大名甚至鼻祖级的专家教授。另外，北语的学术氛围十分自由、融洽，导师都十分重视我们的学术研究，每周至少开一次组会，导师跟同学一起讨论研究的进展。
卢涌：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团队，每个团队有自己的组会，每周开一次，一个月有一次大的汇报。我们经常去北大等高校开合作组会，老师还会邀请国外老师过来。信科的基础设施、硬件设备非常好，每人都会配工位和计算机。
林举：从我的研究方向计算机辅助发音教学来看，第一个优势是北语的汉语国际教学处于国内顶尖水平。第二，北语有很多留学生，做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需要很多二语资源，非常需要留学生，而在北语
我们比较有信心，也很看好这种语义分析的方法，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非常容易找。我们前段时间录了300多个留学生的语调库，学生都是在北语找的。第三，将来我打算出国深造，北语留学生多，英语氛围好，很容易找到语伴。
《大学生》：可否介绍一下你们的项目？
高山：我们的团队会关注国内外的流行语，比如特朗普为什么有人不叫他特朗普，却叫川普？我们还统计了中华传统文化里的成语和小句，如在《论语》或《道德经》等典籍中，哪些成语用的频率多，这反映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等。我们还会在报纸里找成语的分布或者使用频率。此外我个人还在做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计算机翻译。
卢涌：我现在在做一种语义分析方法。当前自然语言处理的语义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浅层语义分析方法，以语义角色标注为代表；一种是深层语义分析方法，比如语义依存分析。我现在做的深层语义表示（ Deep Semantic Representation，简称 DMR），也属于深层语义分析方法，这是我们正在和鲁东大学的老师合作的项目。现在我们标注了 800多句，也正在制定标注规范，主要的难点在于对名词结构的表示上。它接近学术前沿，国内刚刚起步，比较有发展前景，也是老师们很重视的问题。我们比较有信心，也很看好这种语义分析的方法，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林举：我做过一个留学生声调评估的项目，是导师张劲松教授帮助留学生学汉语的 APP的一部分。刚开始我做的是对单个字声调的判断，导师觉得做单个字太简单，便让我在连续语流中研究声调，比如“今天你吃饭了吗？”导师的博士论文刚好是声调识别，看完老师的论文，又调研一些文献后，我发现在连续语段中，第一声不一定是平的，它受上下文的影响
化。之前的传统做法，是用基频曲线判断声调的对错，通过调研，我发现音段（即声韵母）对基频曲线是有影响的。后来我把这个项目写成论文，在语音顶级会议 interspeech上发表了，还申请了一项发明专利。
刘春花：我的导师荀恩东最近在做句法语义分析器，我承担了其中一个小任务，是汉语功能词的还原，让整个句子的句法结构更加清晰。汉语功能词是指像“了”“着”“或”这样经常用在动词后面的虚词。具体做的时候，我会先对一句没有功能词的句子――比如“他的老师给他提出很多建议”，判断“提出”后加“了”“着”“过”哪一个功能词合适，且哪一个功能词出现的可能性最大。这个判断是由我的计算机通过深度学习的模型得到的。
《大学生》：你们对自己就业有什么计划？
高山：同学们一般是考公务员，另外进百度、搜狗等互联网企业比较多。我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就业前景还是很明朗的， IT公司急需我们专业的人才。
林举：师兄师姐出国的比较多，就业的也不少。这个专业很好就业，但是也很苦。我准备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再以后，我应该会回高校当老师，继续做计算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或者结合人工智能创业，做计算机辅助发音教学这一块。
【关键词】非常 程度 对比
一、引言
中日两国语言之间存在很多的意思相同、用法相近的同形近义词，这为中日两国的语言学习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这些“同形近义词”中有很多词语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词义和用法上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常常使两国的语言学习者未能理解和把握词语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原封不动的按照本国语言的使用习惯来理解和使用这些词汇，导致在对话中给听话人造成误会、误解乃至不愉快等。本论文主要以中日同形近义词中表示程度的词语“非常”和「非常（に）为中心，通过中日例句以及例文比较，试图探明两者的区别和联系。
二、词性和词义
根据上表内容，从词性方面来看汉语的“非常”不具有名词词性，其形容词词性可以与日语的「非常的意思相对应。而且，汉语“非常”作为副词是的作用和意思于日语「非常的副词和形容词性相近，主要用来表示程度情况。但是，从词义的角度来看，汉语“非常”作为形容词可以表示异常、特殊等的意思，日语「非常作为名词，可以表示紧急状态。
三、中日对比
关于汉语中的“非常”，武振玉（2004）曾提到，“‘非常’原是一个述宾词组，表示‘超出正常’‘非同寻常’一类语义，而后逐渐虚化成表示程度的副词――‘非常’，该用法最初出现于我国南北朝r期。（中略）程度副词‘非常’主要是修饰形容词和心理动词，这是古今一致的。（中略）主要修饰具有积极色彩义的词。”而日语中的「非常，森田（1995）论述道，“「非常に是汉语词、因此在文章中出现较自然，而在平时的会话场面中出现则显得不是很自然合适。（略）「非常に用来客观叙述事物发展的程度、关于评价属于中立的词语”。
因此，笔者在对比过程中以中日两国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呐喊》和夏目漱石的『坊ちゃん（《哥儿》林少华译，中国宇航出版社）为语料，将原文中出现的「非常
（に）和“非常”全部抽出，进行比对。随机节选部分例句，其结果如下。
《呐喊》鲁迅
例：觉得非常之慢（どんなに待ちhしかったことか）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Nはひどく愉快そうな子であった）
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七斤にとっては非常に危な事Bなのだ）
事情自然非常重大（事Bは非常に重大で）
非常忧愁（心配のあまり）
总是非常模糊（どうもひどくぼんやりしてしまって）
非常高兴（ひどく上C嫌になっていて）
买卖非常好（とても繁昌している）
不由的非常出惊（思わずあっと@いた）
非常难（とてもおにもなりません）
使我非常气闷（ひどく荬めいるのだった）
使我非常的悲哀（私をたまらなく悲しませた）
非常正确（非常に正_である）
兴高采烈得非常（彼のりきりようといったら?大浃胜猡韦坤盲浚
非常渺视他（非常にX蔑していた）
非常武勇（ひどく勇敢だった）
非常严（きわめて格であった）
非常“妈妈的”的事情（まったく?くそッ? といいたくなる事件）
非常惊喜（@喜の声をkした）
非常之以为然（心から感服して）
非常之清高（非常に高だ）
非常快（じつに速かった）
非常多（随分はってる）
非常感激（すっかり感激して）
原文中出现的“非常”共24例中，对应汉语的“非常”，日语译文为「非常（に）的5例、译为「ひどく的5例，译为「とても的2例之外，也有很多「どんなに「あまり「大洹埂袱わめて「まったく「随分「すっかり等的说法。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像「あっと@いた「たまらなく「gに及び「心から感服して「@喜の声をkした等完全不对应或是意义用法差别说法。由此，可以看出从中日两种语言在表达程度时，重视文章全体的基调，在文章情节展开的基础上灵活变化表现形式。同时，汉语的“非常”在文章中主要作为程度副词来修饰形容词或是动词，与之对应，日语中表达程度的副词的用法相对更加的灵活多样。另外，根据情况不同，程度表现也可能不翻译。
『坊ちゃん（哥儿）夏目漱石：
例：おれを非常に可郅ってくれた。（十分疼爱我）
非常に失望した容子（显得非常失望）
非常に荬欤à）かるそう（十分敏感，坐卧不安）
非常な荬牵ㄆ势汹汹地）
非常に迷惑する（非常为难）
非常に腹が立った（心里异常气愤）
非常に嬉しかった（欣喜非常）
非常にLいもんだ（一封极长的信）
非常に残念がった（都不顶用了）
非常に残念がられたが（分外遗憾）
非常に骨が折れる（异常辛苦）
非常に痛かったの（一直痛不可耐）
原文中出现的「非常（に）共12例中，「非常（に）作为书面语出现较多，与之相对应的译文中，「非常（に）分别被译成“非常”3例、“十分”2例、“异常”2例以及“极”、“分外”等的程度副词。同时，也出现了“痛不可耐、气势汹汹”这样灵活欢快的表达方式。
在整篇文章的中日对比中，以“あとからお母（っか）さんが泣きついても、自分が判に行っても役に立たなかったと非常に残念がった。U文：事后无论他母亲苦苦哀求，还是他自己跑去商量，都不顶用了。”为例，「非常（に）副词用法没有在译文中体现出来，这次从文章整体以及前后结构来把握内容和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以说，对于日语中程度副词「非常（に）的使用，汉语中与之对应的表达方式更加的灵活自由，有时意味深长有时令人惊喜。
四、结语
本论文对于中日两国的同形近义词“非常”和「非常
（に）进行对比，并重点将词性以及词义、译文的表达方式进行对比，得出了以下结论：（1）日语的「非常（に）可以作为名词、副词、形容词使用，而汉语的“非常”主要作为形容词和副词。（2）由于日语的「非常（に）是汉语词，主要出现在书面语中，而汉语的“非常”适用范围相对广泛，不受局限。（3）通过比较中日文章的原文和译文我们可以发现，在表示程度时，日语有相对偏好副词、且副词种类较多的特点，与之相反，汉语并不仅限于副词的使用，并可以采取更加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
中日两国可以说“同文同种”，日语中文字的大多数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对中日两国的语言学习者而言，汉字是优势也是劣势，由此中日之间相关同形词的研究就更@得尤为重要。本论文由于研究方法和内容方面受限，并没有更深层次的接触到关于“非常”的词义和活用等的问题，另外由于程度副词方面还存在很多如「多少、少し、超、O这样的同形近义词，因此今后应继续扩大研究对象和手段，探求中日间程度表达的特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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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词的定义和用法 形容词「甘い的多义表现 V－ing形容词和V－ed形容词的用法比较 形容词和形容词组 英汉形容词比较句的异同探讨 浅谈英语的形容词和副词 形容词和副词比较等级的特殊结构 凉山彝语动词和形容词的区别 英汉基本颜色词 “绿”和“黄”的隐喻认知对比分析 形容词和副词 英汉被动句的表达形式和语义功用的对比分析 温感形容词的中日认知对比分析 汉泰否定词“不”和“”的语义对比分析 -ing和-ed类形容词的意义和用法分析 形容词在旅游广告中的英汉对比及翻译 形容词的活用 一元形容词的配价和配位分析 形容词和副词常见考点分析与演练 空间维度形容词“深”的基本义、转喻义和隐喻义的研究 动词的-ing和-ed做形容词的区别浅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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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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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侧重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重基础轻应用、重读写轻听说的应试型教育转变为重表达、重实践、重视综合素质提高的应用型教育。因此，曾经被至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因素和与语境理论逐渐得到重视，并被引入到大学英语，特别是听力教学中，并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大学英语听力作为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生应试的难点。我国的听力教学普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老师不断重复听力技巧，而学生反复训练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有词汇量的匮乏、语言知识的缺失及听力技巧的局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多年来，我们始终找不到能够切实提高学生听力的有效方法。语言事件与语境的关系密不可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交际参与者的语言运用，而语言运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控制语境。因此，语境作为语言使用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对大学英语教学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一、语境理论
语言学理论的充分发展与完善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语境作为语言使用和功能中的重要语言学范畴对大学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讨论语境问题，通常都要追溯到英国人类学家、人类学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y)。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概念的提出，使“语境”超越了语言内部的界限，包含了与语言相关的外部世界的特征。他认为：语言的功能是组织人类的共同活动，语言是人们活动的方式而不是思维反映的工具。语言的意义不完全取决于词汇意义，而与语言发生的语境密切相关(Malinowsky)英国语言学家弗斯(Firth)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语境理论：他认为语言外的情景因素与语言内的上下文同等重要，提出意义就是语言成分在具体语境中的功能，而语言学的任务是要把语言中各个有意义的方面与语言外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研究。弗斯明确指出：“人们的话语不能脱离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社会复合体，现代口语的每一段话都应该认为有其发生的背景，都应该与某种一般化的语境上下文中的典型参与者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二、语境理论在听力教学中的引入
一个言语活动的完成是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段对话中可能隐含许多语境化线索。听力过程应该是一个主动地、积极地对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内化的心理语言过程，正因为如此，培养学生对所听内容的语境反应能力和重够能力远比归纳一劳永逸的听力技巧更为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学生的语境反应能力和重够能力：
(1)文化背景知识的引入
在语言研究中，文化因素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语言和文化二者相依为命，一方不可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在其中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要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要研究语言必须了解文化。因此，文化背景知识在教学中的引入，是相当必要地。我们看一个听力教学中实例，如，当学生听到这样的对话：
——What a rain! It's terrible，isn't it，Nancy?
——You bet.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如教师仅仅告诉学生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是英语中用来表示大雨倾盆的习惯用法，学生虽能记住，但一定是一头雾水，此时，若能及时引入相关文化——源于北欧神话，有一个能呼风唤雨的巫神，狂风暴雨都是巫神作怪所致。巫神经常把自己变成能唤暴雨的猫，并带上他的侍从——能呼狂风的狗。每当猫和狗嬉戏吵闹、互相厮打，总搅得天翻地覆、风雨交加。所以，只要猫和狗从天而降(rain cats and dogs)，必然大雨倾盆。像这样，给出既定语境，不仅可以为学生解惑，还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怡情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
(2)语音对比分析
正如接触语言的第一步是学习语音，探讨语言学的第一步是研究语音学一样，听力教学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辨别语音。因为在每次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参与者根据交际的具体需要，从其认知环境(一系列可以显映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中选择较为相关的内容，临时建构适合于该次交际的语境，这个语境不一定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所以在听的过程中，对语音甚至是方言的识别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方面能力的提高，一来是大量的练习，二来要进行具体具体分析。如学生听到下面这句话“My friends have shown up for surprise birthday parties，and one of them even traveled two hours from the other end of town just to watch my first English speech contest.”学生如果不懂得基本语音知识(如：弱化、连读、失爆等)，是不可能听懂划线部分连读的四个词的。但如果教师能在日常授课中讲授什么情况下辅音、元音可以连读？哪些辅音是爆破音，这些音在什么条件下会失去爆破？英语中哪些词类在口语中要弱读？等等基本语音知识，学生通过不断练习、对比、体会、使之内化，最终能对这些语言现象形成反射的时候，也就是听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的时候。
(3)真实语境模仿
听与说的能力总是并行，二者相互影响、互为依托。但由于教学计划、教学设备、教学材料等多方面原因，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说的能力仍然不够重视。因此，要在日常教学中，多为学生创造真实语境(如：电影片段模仿、英文歌曲对唱、生活片段再现等)，在让学生敢说的同时，重视对其语音的纠正，凭听力练口语，再借口语促听力，最终达到“双赢”。
三、结束语
交际双方处于同一语境时，双方能够根据一系列的语境化线索构造出合适的语境，这样才可能减少因语境要素缺损而引起的理解困难。将语境理论引入大学英语听力教学必将使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听”“说”能力同步提高，综合素质不断上升，同时也推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改革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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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外语教师课堂策略研究”不是指教学法研究，也不是针对诸如语音、语法、词汇，或听说、阅读、写作等方面教学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其着眼点是课堂教学的实际过程——课堂互动(classroom interaction)，旨在了解教师的哪些课堂行为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语言，从而成为值得提倡的教师课堂策略，并成为外语教学评估的依据。这种研究在中国很有必要，因为每天都有大量外语学习都走进课堂，他们的进步无疑在很大……
2.现实需要
我们可以先对中国和西方的外语课堂作一简单对比，从中了解中国的现实需要。
首先，中国的外语学习者——无论在校生还是成人——都是在本国学习别国语言，即“外语”。一般说来，他们到课堂上来学习语言知识并练习使用语言，走出课堂后便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而在西方国家，除了一些在校生需学习“外语”，更多学习者是移民、外国人或生活在双语环境中的人（如在加拿大）。他们是在目的语国家里学习目的语，即“第二语言”（简称“二语”），所以二语习得研究首先在西方兴起并得到迅速发展。二语学习者除了专门到课堂上学习语言，平时就在目的语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有大量自然接触和使用语言的机会。这就是说，课堂在“二语”环境中仅是语言学习的途径之一，而在“外语”环境中即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主要的途径。因此，“外语”学习者对课堂的依赖性更大，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对他们学习效果的影响也更大。为此，外语教师有必要掌握有效的课堂策略。
其次，语言课堂有一个有别于任何其它课堂的特征：语言既是教学手段，又是教学内容。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应熟练掌握目的语，而且应懂得如何通过使用语言而教语言，并能使学生通过使用语言而掌握语言。正因为这一点，语言教学研究才如此受重视，以至几乎被等同于应用语言学。在西方，二语教师多为该语言的本族人，且具备教育学或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大学教师则需有博士学位。而在中国，外语教师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虽已获得外国语言文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但也只能算高级外语学习者，不具有本族人的语言优势。以大学外语教师为例，他们一般刚毕业就直接走上讲台，很少有人在语言教学方面接受过正规训练。高一虹等(2000)的调查显示，即使在参加全国甚至国际学术会议的高校英语教师中，“系统学习过应用语言学”的人仅占18.5%，半数的人表示“有一定了解”，三成的人“不了解或了解很少”。戴炜栋(2001)的问卷调查则显示，我国外语教师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均不容乐观。师资方面的差异表明，中国的外语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在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指导，需要认识外语教学的规律、课堂过程的实质以及有效的课堂策略，以便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再者，正因为语言课堂具有特殊性，课堂互动本身作为一种语言交际活动，是学生语言实践的极好机会。如果学生能参与课堂互动，就能直接获得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机会，同时还能参与管理自己的学习，这会使其学习态度变得更积极、负责(Allwright 1984)。在英、美等西方国家，课堂上更强调学而不偏重教，所以课堂讨论以及各种活动比较多，教学常以学生而不是教师为主体，这些在郁小萍(2001)的调查中都得到了验证。西方这种教学方式比较有利于外语学习者提高学习兴趣和语言交际能力。而在中国，尽管“师道尊严”和“满堂灌”早就受到批评和摒弃，但如果外语教师不接受专门训练，平时也得不到足够的交流机会，那么他们初上讲台时所能参照的往往是自己以前的老师的做法。这样一代一代影响下去，传统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况且“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对教师的教学经验与技巧都有很高要求，非一日所能掌握。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对外语教师进行课堂策略指导很有必要。
总之，上述差异造就了中国自己的外语课堂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外语教师的课堂策略能发挥重要作用，因而研究课堂互动以及教师的课堂行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3.西方研究状况
这方面研究的状况如何？我们在考察中发现，有关研究成果基本上产生于西方，并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末。此前语言教学界热衷于比较“教学法”，如语法一翻译法、听说法、认知法、情景法等。这些“教学法”多集理论原则、大纲、教材、讲课技巧等为一体，教师的课堂行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然而比较的结果表明，每种教学法都有自身的优势，但没有绝对优势(Allwright 1983)，于是研究人员才开始把目光转向课堂互动。
根据Allwright & Bailey(1991)，课堂互动是教学的实际过程。外语教师带着教学计划走进课堂，其中包括大纲规定的内容、要采用的教学方法和要建立的课堂气氛。这些将分别影响学生的语言输入、语言实践机会和心理吸收状态。然而计划不等于结果；影响必须经过课堂互动过程才能作用于学生。事实上，在互动中教师和同学的话语也将带来输入，各种语言交际与练习的机会将随时出现，课堂气氛也会变化。所以教师要学会管理课堂互动。
早期的外语课堂互动研究在方法和目标上都受到教育学领域种种观念的影响。主要研究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行为分类，即把师生课堂行为预先分别划分为若干类别，如教师接受学生情绪变化、采纳学生观点、提问、讲解、作指示、表扬、批评等，以及学生应答、启动话语、沉默等(Flanders 1960)，称作“分类系统”(category system)。研究者对照着到课堂上作记录或录音后再转化为文字，然后作量化分析。这种方法也称“课堂互动分析”(Ellis 1994)或“课堂观察”(AIlwright 1988)。此类研究仅70年代前后就出现25项(Chaudron 1988)，旨在了解教师的课堂行为是否符合所提倡的模式、哪些需改进、哪些更有效等，可直接为教学服务。例如Jarvis(1968)的分类系统可用来分析教师个人的教学模式与理想教学模式之间的偏差率，从而达到教学评估与改进的目的jMoskowitz(1968)则将Flanders的分类系统以及经她扩展的外语互动系统(Flint)用于培训教师学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然，行为分类法在理论和操作上都可能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因为对行为类别的划分和定义均基于研究者的个人认识，而且分别看待师生行为容易忽略交际意图和课堂全过程(Kumaravadivelu 1999)。
第二种方法是话语分析。如果说行为分类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话语分析则从社会学角度将课堂互动视为“活生生的人际互动”(Allwright 1984:156)，将师生同视为参与者，他们每走一“步”(move)都将实现一种教学功能并受到一定规则的约束。研究者建立了各种课堂话语体系，如建构步(structuring)＋引发步(soliciting)＋应答步(responding)＋回应步(reacting)(Bellack et al 1966)，或启动步(initiation)＋应答步(response)＋反馈步(feedback)(Sinclair & Coulthard 1975)。据此分析课堂（录音）材料，可以了解师生如何共同创造学习机会，而不只是教师如何教。“交际法”在当时极为盛行，不少目光投向了真正意义上的课堂“互动”及其给学生提供的语言交际机会。例如Fanselow(1977)建立了综合性语言交际系统，可用来分析不同课型的课堂话语；Long等(1976)在分析了外语课堂话语后发现，小组式互动比齐步走(lockstep)式互动更能促进学生参与交际以及用多种言语行为进行交际。话语分析法1)不区分师生话语，有利于了解互动意图和全过程；2)先分析材料后得出结论，比较客观；3)将语言形式与其功能联系起来则增加了理论系统性，在应用中也容易做到精确。
实际上，话语分析与行为分类不同，对教的研究是间接的，其着眼点是如何促进学。从70年代中期起，外语教学界已意识到“教”的目的是“学”。进入80年代后，二语习得研究的强劲势头更是强化了对学习者方面的关注。不过二语习得研究本身也存在心理与社会两种不同取向(Firth & Wagner 1997)：前者关心哪些个人心理因素会影响语言习得；后者关心怎样的互动模式能提供语言习得机会。后者得到的重视相对不足，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它多通过话语分析方法，分析单位多为“步”或“T单位十残片”或“C单位”(Chaudron 1988:45)，针对的问题多围绕所谓“意义商议”(negotiation of meaning)，即会话双方通过“划界”、“确认理解”、“核实理解”、“请求澄清”、“重复”等手段来调整互动结构，以便理解所产出话语的意义。意义商议被认为能促进语言习得，一方面因为它既能预防又能修补理解缺口，可带来“互动型”可理解输入(Long 1983;Pica et al1987)；另一方面因为它能创造输出机会，并通过“负输入”推动会话者改换别的表达方式以修正自己的输出，令其更准确、连贯和恰当，更易于理解(Swain 1985;Pica 1988;Pica et al1989)。
从80到90年代，一直有人通过话语分析调查课堂环境中哪些因素会促进意义商议。结果显示，意义商议在真实课堂上出现并不多（如Pica & Doughty 1985;Pica & Long 1986)，因为有若干条件会制约其产生。首先，齐步走式互动模式在课堂上应用较多，而它不能像小组式模式那样提高学生语言输出的量与质(Long et al 1976;Foster 1998)、减少学生心理压力、营造轻松自然的课堂气氛(Long & Porter 1985)，从而带来更多的意义商议机会(Doughty & Pica 1986)。此外，意义商议在不同语言水平或母语背景的学生之间(Varonis & Gass 1983)及不同性别学生之间会更多(Gass & Varonis 1985)，在两人小组比在多人小组中、在完成双向任务（必需交换信息）时比完成单向任务（自由交换信息）时更多(Doughty & Pica 1986;Fosterl998)，在完成有一定挑战性的解释型任务时比完成一般程序型任务时更多(Brown 1991)。课堂上若不具备上述有利条件，则很难保证出现意义商议。
还有人着重研究“引发步”或“启动步”，即教师在课堂上的提问。问题主要有两类：1)要求回忆并提供知识型信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2)要求作出评价、判断、解释或论述，接受多种答案。它们分别被称为“封闭性”和“开放性”问题(Barnes 1969)，或“展示性”(display)和“参考性”(referential)问题(Long & Sato 1983;Brock 1986)。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在课堂上实际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前者，尽管前者重事实不重思考、重记忆不重理解，很难促进语言习得(Koivukari 1987)；而且学生用于回答后者的句子长度是用于回答前者句长的2.36倍，可见前者不能促进输出(Brock 1986)。此外White & Lightbown(1984)还发现，由于教师认为答案只有一个，便急于得到那个答案，往往提问后很快就重复问题或叫另一个学生回答，结果降低了学生的回答率，因而也降低了其输出量。
基于上述种种对课堂话语的调查结果，研究人员对教师提出种种建议。研究教师提问的人都主张让教师少提“封闭性”问题，多提“开放性”问题。White & Lightbown(1984)指出这样能使教师在提问之后很自然地延长等待时间，从而给学生更多输出机会；此外小组活动时气氛比较自然，也有助于增加输出。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意义商议的人也都主张经常开展小组活动。当然，Pica & Doughty(1985:132)曾提醒说，齐步走式互动比小组式互动中的话语更合乎语法，过多的小组活动可能会减少学生接触正确输入的机会。另一方面，Pica et al(1987)指出教师不应把注意力全放在语言准确度上，而应注重调整互动结构，特别应主动核实和确认学生理解与否，并鼓励学生澄清和确认自己不清楚的地方。Foster(1998)还发现，学生听不懂时因怕耽误时间、不愿表现出不懂或寄希望于后面的信息，很少主动选择意义商议，所以建议教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指导。总之，这些研究者无论是着眼于教还是着眼于课堂互动与学的关系，最终目的都是帮助教师认识自己的哪些课堂行为更有利于学生的语言习得(Ellis 1994:564)。正如Allwright(1988:256)所说，研究学习过程也是研究讲课过程，为改进和评价教建立理论依据。
应该说，近三十多年来，西方一直在进行课堂互动研究，在80年代相对多一些，但由于外语教学研究领域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Van Lier 1994)，这项研究未能成为主流。但是90年代中以来，西方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提倡进行“教师研究”（见TESOL Journal,1994/4)，还有一些人呼吁加强社会取向的二语习得研究（如Edge & Richards 1998）。“行动研究”（参见Crookes 1993）的影响也在扩大，它是教师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边教学边开展的研究(Richards & Nunan 1990)，包括课堂实验，因而涉及教师行为和课堂互动。尽管新理论还不成熟，但这些发展表明，对实际课堂教学过程的研究正得到更多重视，教师作为教学实施者乃至研究者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再认识，需要加强关于课堂互动和教师行为方面的研究。
4.国内研究状况
为了解国内有关研究的状况，笔者仔细查考了高等学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编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1990-1994;1995-1999)中的“外语教学与应用语言学”部分（这部分在1995-1999年册中改名为“外语教学”）。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作者还作了相关统计，得到以下结果。
首先，从该部分论文的数量看（见图1），外语教学研究的势头二十多年来始终呈不断上升趋势。1984年为第一次高峰，此后十年中保持了该水准，1994年再次攀升，1999年达到整个阶段的最高峰。
从论文内容上看，主要特点是对西方理论的引进，特别是在80年代。仅以第一次高峰到来的1984年为例，“译”、“摘译”、“译述”和“编译”一类论文的数量高达46篇，占当年论文总数（120篇）的38%。不过此后不断减少，以每隔五年为例，1989年有这类论文17篇，占当年论文总数（114篇）的15%；1994年降至6篇，占当年论文总数（132篇）的2%；1999年仅有2篇，占当年论文总数（272篇）的0.7%。可见纯粹的引进在90年代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与高一虹等(1999)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
附图
图1.1978-1999年国内外语教学与应用语言学方面论文数量
【论文摘要】本文从英汉语言结构，民族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思维差异两方面分析成人英语学习现状，旨在通过分析目前英语普及趋势，成人学习英语的困难，对应对社会需要出现的成人学习中诸多困惑提出一些启发。
对比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这门学科的形成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 近30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我国,对比语言学近十多年来才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
一、英汉语言对比分析
1.英汉语言历史比较
全世界语言分为七大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的历史起源于第5世纪中叶,到现在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英语是拼音文字,是欧洲语言中词汇量最丰富的一种语言。汉语历史较英语历史长得多,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汉语是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
2.英汉语言本质比较
从语言形态学分类来看,英语是从综合型向分析型语言发展的语言,而汉语却是以分析型为主的语言。所谓综合型语言, 是指这种语言主要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意义 (格，数，时等)。英语是从综合型向分析型语言发展的语言。之所以说具有综合型的特点, 是因为英语中名词有单复数形式, 动词有时态、语态形式； 在现代英语中, 形容词与名词的搭配不要求性、数、格方面一致了；同时句子的词序也逐渐地固定下来, 与汉语句子的词序也基本相似，按主、谓、宾排序。所以,我们称现代英语是正在不断由综合型语言向分析型语言发展的语言。所谓分析型语言,是指这种语言中的语法关系不是通过词本身的形态来表达，而是通过虚词或词序等手段来表示。
3.英汉句子结构比较
英语语言由于外在形式上是拼写文字, 其句法结构要求严格, 整个句子以“主语+谓语”为基础,通过从句、不定式短语、介词短语和独立主格等语法结构,使句子不断地拓展延伸。英语注重“形合”,这使得英民族比较喜欢逻辑分析性的思维方式。汉语语言在形式上是表意的方块字,追求的是文本的整体表达效果, 讲究行文流畅,重在表意,节奏感强,不太重视句法结构的连贯性和严密性。其特点是意合,这是汉民族受哲学整体观影响的结果。
二、英汉文化对比分析
当前,文化对比主要从三个角度开展。一个从语言国情学的角度,研究词语的文化内涵; 一个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分析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此外,文化对比还涉及非语言交际的领域,相应的学科叫体距学和体语学。
词的涵义是一个词的基本意义之外的含义。比如，汉语中“政治”一词难以译成适当的英语, 在多数情况下,译成“politics”, 不能确切地表达原意。因为,“politics” 的涵义之一是:“采取欺诈和不正当的手段搞政治活动”(《新编韦氏大学词典》)；“在一个集团中进行策划, 搞阴谋” (《朗曼现代英语词典》)。在选择合适的英语词时,可以根据汉语上下文,把“政治”这个词译为“political activities”(政治活动)，“political work”(政治工作)或“political study” (政治学习)等。
三、东西方思维差异对成人英语学习的负面干扰
成人学习英语不仅是另一种语言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对另一种文化体系的适应，对另一种思维方式的适应。研究表明，人类母语保护系统形成越完善，接受外语的内在阻力越大。成年学习者的对比分析能力虽然较强，但他们的逻辑思维已经较完善，语言和思维习惯都已经较为固定，学习语言时在可塑性方面已不如年幼的学习者。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人学习外语难的原因。
1.词义理解困难
英语中有大量的抽象名词，难以用完全对应的汉语来表达，英语还有丰富的虚化手段，比如前后缀；而汉民族见长于形象思维，喜欢用具体的词语来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其词语也没有形态变化。成人英语学习者常常感到英语词义非常晦涩和费解，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帮助理解记忆。英语介词及介词短语多，可以用来表达虚泛的意义。汉语中介词多时由动词演变而来，数量远不及英语。因此，学习者常常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介词，不能灵活掌握运用英语介词。
2.各种从句掌握不牢
英语重形合，句式结构呈主从扣接式；汉语重意合，句式结构呈流散铺排式。成人学习者往往忽视了这种由思维差异造成的句式特点，学习从句时会顺着汉语的思维，按照汉语的句式结构特点来理解记忆英语各种从句，从而使得他们所输出的英语从句违背了英语的语言规则。
3.把握不住英语语篇结构特点
由于不同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其语篇组织结构也会因文化而异，因思维方式而异，尽管很多成人学习者掌握了英语语法规则，但因缺乏对英语语篇组织规律的认识和敏感性，阅读时便无法清楚地理解英语语篇结构，从而大大影响其理解的准确性；而在写作时，受隐伏型思维方式的影响，阐述时不从主题入手，而是用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给以暗示或明示。常常会无意识地把汉语的语篇组织规律迁移到英语中去。
4.翻译写作时中式英语较多
翻译从表面上看是将一种语言形式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但就其实质来说则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两种思想倾向的转换。而成人英语学习者在翻译或写作时，在进行语言转换的时候，实际上受到了汉式思维的限制，因为思维是语言转换的基础，思维的差异势必会影响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根深蒂固的母语思维方式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时不在。不少人没有意识到或忽视了不同民族思维上的差异，没有作出相应调整，用汉式思维方式对英语语言进行操作，中式英语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四、结束语
英汉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其思维模式的差异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 这种差异是形成英汉两种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根源。语言体现思维方式, 了解英汉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上的体现, 通过对比分析,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英语语言的内在规律,从而习得更加地道的英语。其次，成年英语学习者的自身特点和成人英语教学的对象在整体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层次不一、要求各异。在英语学习中，成人学习者若能根据其特定的社会环境需要，针对习得语言，效果更为突出。
参考文献：
[1]邓炎昌, 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