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8 18:27: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防经济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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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主体就是指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初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单个人构成的团体，这一单位意识到了一些目前暂时不能获得的收益，只要能改变制度安排的结构，收益就有可能增加。次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帮助初级行动集团获取收益而进行一些制度变迁。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初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和推动者，次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初级行动集团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益，初级行动集团虽然不创造收益，但是，参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划分并考察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帮助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主体的分析。我们要注重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
（二）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是指，目前，我国现实存在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基础规则。从实质上来说，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就是指基础性的制度安排（Foundamentinstitutionalarrangement）?熏它是我国基本制度规定，决定并影响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的构成及变迁，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我国宪法和法律结构至关重要。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相比，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也是可以变迁的，所不同的只是变迁的速度要慢得多。
（三）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安排”的含义就是“制度”最通常使用的含义。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长久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就是指具体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设计和安排。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应该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决定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反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也会反作用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从比较静态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项新制度安排的评价标准有两个：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新制度安排为覆盖群体提供利益时，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损失。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是指虽然新制度安排损害其覆盖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总体上还是合算的。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准确厘清上述基本概念的准确含义，同时，把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准确把握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区别。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边际调整过程，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制度创新也会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目前，缺乏适宜的初级行动团体是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一）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
由于对根源于文化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演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导致非正式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全社会缺乏普遍的拥军爱军的主流意识，致使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因此，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要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1．转换指导思想，确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新理念
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指导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对军人所承担的额外义务进行特别补偿是现行军人特别保障的立法根据，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通过军人社会保障对军人应该如何激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上，我国军人保障的指导思想却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重牺牲奉献，轻优待激励”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只强调对军人设置义务，忽略了对军人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忽略了应该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立体的激励和保护，在保护理念上具有显著的偏差和错位。由于军人特别保障强调“牺牲和奉献”忽略“优待和激励”的制度设计没有回应市场经济发展而做到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根本担负不了保护军人的重任，它已经和正在给军人造成制度性的伤害。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转换军人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确立军人激励的新理念，为此，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大力研究军人职业不同于普通职业的特点和规律，对军人实行科学激励；
（2）充分挖掘“保障”的内涵，对军人实行全面立体保护；
（3）顾及军人的私权性质，对军人实行官方和民间双重保障；
（4）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保障激励思想，完善保障激励范围和保障激励内容。
关键字国防产业生产要素增长结构
1国防产业的定义及其分类
1.1定义
国防产业是指相对民用产业而言，其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国家安全和军事需要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国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公共产品的生产部门和国防建设中实现物和能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国防建设的基本组成部分和战争准备的直接响应部分，其功能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为国防力量提供各类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上。国防产业作为军品生产能力属于国防资源范畴，作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的产出机构又属于国防生产力范畴。国防产业履行着经济能向战争能的转换职能，是经济能向战争能转换过程中的主要工作机器。我国的国防产业体系涵盖国民经济体系的各部门，在军事工业领域主要由兵器、航空、航天、船舶、电子、通信、信息、核工业、军械、军需等部门所组成。这些部门既是国防产业的主体，又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具有国民经济和国防经济双重主体的特征，其产业结构代表了国防资源的结构和反映了国民经济中科技体系的结构走向。
国防产业不同于一般的民用产业，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国防产业属于一种消耗性经济，其产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只能是作为国防的消费品，主要用于满足国家安全和军事需要。第二，国防产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经济活动一般严格按计划进行，买卖双方是固定的，不允许自由买卖。第三，国防产业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它关系到战斗的胜利和生命的安危。第四，国防产业的结构和规模随军事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第五，国防产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预算。
1.2分类
国防产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广义的国防产业包括国防工业、国防农业、国防交通通讯业、国防建筑业。国防工业主要有兵器、航空、航天、电子、船舶、核及军需工业等部门，它直接为军队提供武器装备、被服、装具等，是国防生产的核心部门。国防农业是指为国防建设提供食物、衣着及其他生活用品的原料的农业生产，它是军队得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国防交通通讯业是指交通通讯业中用来保障军品生产和武装力量发挥作用的部分。国防交通通讯业具有同各方面联系的广泛性、产品的非实体性、军民通用性等特点。国防交通通讯业对战争的胜负起到重要作用，是军队作战的生命线。国防建筑业是指从事营房工程、筑城工程、海防工程、防空工程、二炮工程、通信工程、后方基地仓库工程、人防工程等施工任务的产业，它为保存军队有生力量和国家战争潜力提供重要条件，是国防产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狭义的国防产业主要是指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指其产品主要用于国防的工业部门，即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为军队或国家安全生产必需的武器装备和特殊用品而从事的经济生产活动。国防工业是寓于整个国民经济中为保障国防建设与战争需要的特殊组成部分，其存在与发展对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言都是必不可少。
2国防产业的增长源泉
2.1劳动力
按照政治经济学原理，劳动力是在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在对物质资料进行再生产的同时，还不断地实现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还表现在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是生产诸要素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一种生产要素，担任着生产要素组织者的责任，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断地实现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因此，劳动力是国防产业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生产要素，对国防产业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2资金
在现代生产中，复杂多样和大量分散在不同地域的各种生产要素之所以能有机地聚合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中，资金的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资金的规模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规模，其自身的发展速度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我国的国防产业中，问题更为突出，我国发展国防产业的资金（国防费）几乎都是由国家支出的。由于“资源有限论”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可投入国防产业的资金是有限的。我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防资金投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国防现代化建设将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的局面。资金在国防产业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显得尤为重要了。
2.3技术
技术是人类为了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转换和能量传递，根据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而创造的各种手段、方法、技巧和配方。技术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通过与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的紧密结合，深刻地改变着工业再生产的面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技术革命和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产业制度和产业格局的改造和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国防产业的发展过程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每一个国家不失时机地调整国防资源结构，加快国防军工产业、产品的升级换代，这对于武器装备的更新、提升国防产业效率和增强军事抗衡能力都是极为必要的。此外，现代战争已经进入了高技术战争的时代，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充分展示了高技术条件下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大量运用，战争要素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交战双方军事力量和装备技术水平发展不平衡，战争的直接交战空间逐步缩小，战争的相关空间不断扩大。这也充分证明了高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
2.4管理手段
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管理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十六大报告中也提到，管理要素要按贡献进行分配。可见，管理作为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已经慢慢被人们所重视。一项有效的管理方法，可以使一个企业在相同的资金、人员和技术设备的投入下，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这已经在很多活生生的案例中得到验证。但是，综观中国管理20多年的艰辛历程，原本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却因为我们的管理跟不上，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遗憾，这一问题在国防产业的发展中尤为突出。因此，在将来国防产业的改革和发展中，我们一定要重视管理手段这种无形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并力争使它的作用发挥到极点。
2.5信息化改造
信息化改造的主要作用来自网络经济和网络技术的三方面功能：①技术基础的优化功能。信息不仅具有极强的渗透能力，而且具有影响全局的特点，此外，网络技术还提供了新型的知识载体。一切其他方面的技术，都可以借助于网络技术，并通过这些技术能够使其作用发挥到极致。②知识存量的改造功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已进人大科学时代，各门学科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层出不穷，知识存量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地步，并且因人类独特的知识创新能力，知识还在不断地扩张。由此可见，由于知识存量之大，只有使人们借助网络技术，才能迅速且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实现目标的信息，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改造成本和国防产业结构的改造难度。③创新能力的价值功能。网络经济实现了全球知识和信息的共享。然而网络经济并非就是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它的核心是在开放的条件下，通过信息为创新提供路径，使创新思维在信息支持下迅速产生成果。网络时代的到来，要加快国防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就是要突出信息技术的核心作用，加大信息产业对国防产业结构的影响和作用，使国防产业的结构构成与网络时代的经济、技术要求相吻合，与高技术战争的有效供给目标相适应。
3优化国防产业增长结构的措施
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安全环境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围绕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越来越被世人关注。但与此同时，在这一系列成绩与繁荣景象背后，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新世纪初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优化国防产业增长结构、提升国防产业效率和增强军事抗衡能力，已成为我们国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借鉴日本、德国、巴西等军事强国发展国防产业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优化我国国防产业增长结构。
3.1增加高科技研究开发的投入，为国防产业提供高技术依托
国防产业既是国防建设的主体，又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具有经济和国防双重主体的特征。因此，国防科技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安全防卫的基石，可以说谁掌握了国防高科技，谁就掌握了未来世界。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一直坚持国防科技有步骤地发展。近年来，日本对军事科研的经费投入持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据美国国防部发表的报告称，日本的国防科技发展势头强劲，在不少领域里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了美国。而我国的军费投入相对落后，中国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姜鲁鸣指出，1990年以来，中国国防经费总量虽然增加较快，到2003年底总额为1853亿元，约合224亿美元，仅占GDP的1.69%，比世界国防费占全球GDP平均2.6%的比重低了0.91%。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鼓励民间企业介入并开发同国防装备有关的高科技，把许多尖端的民用技术直接用于国防产业的生产，为国防产业提供强大的技术依托。
3.2注重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的协调发展，采取寓军于民的政策
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优先发展国防经济可以刺激新的社会需求和经济活力，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样，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国防产业，把国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通过国防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国防产业的辐射作用和“联系效应”。通过加强国防产业与民用产业生产部门间的科技成果交流和相互补充，避免了重复研制，节约了国防开支，提高了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从微观层次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国防产业与民用产业的协调发展：①通过使用原有的国防工业企业走军民结合的道路，国防工业企业在完成军品任务的前提下，积极生产社会需要的民用产品，提高国防企业的效益，增加国防工业企业的收入，弥补国防经费的不足。②通过一系列财政优惠政策，鼓励私有企业加入军工生产行列，民用工业企业要根据国防建设的需要积极生产军用产品。③打破军民、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的界限，大力发展横向联系，积极开发军民两用技术，推进军工技术向民用企业或民用技术向军工企业的转移和扩散。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迄今为止，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拥有500多个企业，200多个研究院所，民品产值占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7年的不足10%提高到目前的80%。
3.3积极扩大军品出口，给国防产业注入强大动力
军品出口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的国防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来，在国际形势总体缓和的趋势下，国内军品订货减少，国防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依赖于出口。在我国，国防经费不足一直是阻碍我国国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军工部门在满足国内武器装备需求的前提下，应该积极扩大军品出口，把军品出口作为保持国防产业规模和能力，补偿国防科研经费不足，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措施。在军品出口的形式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比如德国的军火出口形式就很多，可以直接出口武器装备，也可以出口军品生产技术，甚至出口生产武器装备的生产设备，当然这些都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总的来说，军品出口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好处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可以加快资金周转，赢得外汇和购买必要的军事战略物资，以便进一步研制新型的武器系统，满足军队的需要和再扩大军品贸易；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军品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促成足够的开工率，维持国防产业的发展。
3.4加大信息产业对国防产业的渗透
在我国，对于决定国防产业效益的经济结构，一直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经济增长呈现典型的高投资、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导致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效益低下，国防抗衡力不强。究其原因，信息技术落后和信息的非对称是其中重要缘由之一。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都必须加大信息产业对国防产业的渗透程度，以此加快对国防产业各部门的全面改造。信息产业对我国国防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信息产业是一个关联度、带动度很高的产业，它带动了一系列关联产业的产生与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可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现代经济的增长源泉。因此，应将信息产业作为国防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产业，提升整个国防产业的经济效益。第二，信息技术是国防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还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质量服务业转变。因而，信息技术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可为国防建设和战争准备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能量积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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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情况看，国内外主要机构均看好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认为GDP增速可能维持在8%-10%之间；同时，受政策调整和今年趋势等因素作用，2011年中国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高增长态势。但人们更关心的是，2011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哪些“内忧外患”？
从内部环境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1年面临的“内忧”，主要来自于此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张性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当然，这是中国经济过去两年历经风浪在世界范围内 率先实现企稳回升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一是通货膨胀。从理论与经验看，即使央行采取收缩性货币政策，但要消化此前过度货币投放引发的通胀，至少还需要9 个月左右时间；再考虑到国际范围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内农副产品供给情况，预期2011年前三季度CPI仍可能在4%左右波动。
二是产能过剩。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产能过剩 状况已经比较严重。钢铁、煤化工和水泥过剩产能分别达30%至40%；电解铝产能已占全球42.9%，利用率仅为73.2%；造船能力占全球36%，70%以上产量依靠出口解决。2011年，产能过剩矛盾有可能进一步突出。
从外部条件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1年面临的“外患”，却仍然来自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到2011年，危机的影响也仍然是“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 。
一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仍然不明朗。欧洲债务危机告诉我们，只要全球资本市场去杠杆化过程没有完全结束，不 定何时还会冒出一颗随时能将世界经济二次拖底的“炸弹”。在外部经济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环境中，中国经济要想在2011年仍然保持“一枝独秀”将非常吃力。
二是世界范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出台。为提振本国经济，更为刺激就业，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一些国家，纷纷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从近期发展势头看，各国发起的所谓“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起数仍然在不断上升。2011年我国外贸将可能更受其害。
三是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战争”。预期2011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会被反复“炒热”。而当前中国外贸领域内众多企业的实际利润率在2%～5%之间。有关部门进行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出口全行业能够承受的升值幅度不到2%。如果2011年人民币持续升值，对于我国沿海部分外向型企业的打击可能并不亚于国际金融危机。
我们更应该看到，2011年中国经济“内忧”与“外患”交织，会进一步增加宏观政策选择的难度。经济增长的外部不确定性与遭遇贸易保护主义表明，如果要维系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依然需要宏观政策维持其扩张性；而通货膨胀压力与产能过剩，则表明需要扩张性政策的退出。
迄今为止，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军事掠夺、对外贸易、跨国投资和金融交易。目前，跨国投资是国家间财富转移的主要形式，金融交易则是实现国家间财富转移的最危险形式。现在是金融经济时代，中国当前最严重的内忧与外患仍然在金融领域。金融市场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输钱清清楚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在金融市场上，输了只能怨自己倒霉。因为金融时代，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华尔街的金融精英通过操作石油价格就可以赚全世界车主的钱；通过操纵铁矿石价格，就可以增加世界上所有钢铁企业的成本。当货车司机因高油价无法生存时，谁又会将这笔账算到华尔街头上呢？这个时代只要轻点几下鼠标或是签上几个合约就可以实现财富的巨大转移。
金融战，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转移会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又不被察觉。金融战已经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还会引起主人的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主人的整个住房，主人却不觉心疼。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由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人控制。金融交易员轻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将一家百年银行弄个精光，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最直接的案例。在这些金融精英眼里，企业和老百姓都是为他们拼命挣钱的奴隶。
目前，世界经济战呈现出贸易战、产业投资和金融交易混合出现的局面，如果国家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队伍”以及足够的“弹药”储备，那么在这些战争面前就只能被动挨打。
在国内，中国人一直期望经济学家充当社会的“良心”，这种想法太天真。在美国等国家，经济学家对内充当“打手”，对外充当“杀手”，这早已司空见惯。其充当“打手”就是专门为利益集团说话，如各种倾向性非常强的报告，或是炮制不真实、不全面的数据为利益集团张目。对外充当“杀手”则是以经济援助的名义，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各种不利于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等。
这些战争很多都是由民间完成的，政府并不直接出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实际历史上很多殖民地也是由东印度公司这些商人完成的。如中国的台湾曾经被荷兰殖民者占领过，但是在荷兰的正史上从不承认他们的国家殖民过中国台湾，他们只承认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过中国台湾，这就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典型的“商战亡国”案例。
金融战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如索罗斯1992年狙击英镑，1997年狙击东南亚各国货币，近年“高盛”狙击“金砖4国”和“钻石11国”，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经济战早已打响，在这类战争中，中国已经输了好几阵。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战主要来自美国的商业界，一个小小的“高盛”就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整个美国，也就是“国防部+美联储+华尔街”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话，那后果将会怎样，大家可以去想象。这并非危言耸听，如2009年4月美国国防部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战沙盘推演。与战争推演不同，参与人员均为对冲基金经理、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这次是公开的推演，至于那些不公开的推演谁知道进行了多少次。
（摘自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 作者：高连奎）
上周，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月份美国先行经济指数环比增长0.8%至113.4，增速快于1月份的0.1%。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经济学家肯戈尔茨坦指出，先行经济指数表明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较快。
美商务部3月24日公布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美国2月份耐用品订单下滑0.9%，至1999.9亿美元。该数据低于此前接受道琼斯通讯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2月份耐用品订单将增长1.5%的预期。2月份，商用飞机和配件订单飙升26.7%；不包括运输设备的耐用品订单下降0.6%；机械新订单下降4.2%，至266.3亿美元，已连续两个月出现下降；加工金属订单增长2.1%；电子设备和电器订单增长2.6%；汽车订单增长1.9%。2月份，不包括飞机的非国防资本品新订单2月份下降1.3%。国防资本品订单下降24.8%；资本品订单下降1.3%；非国防资本品订单增长2.5%。2月份，耐用品发货量增长0.3%；库存增长0.9%；未交货订单增长0.4%。
地产复苏低于预期
上周，美国商务部公布了2月份新屋销售数据。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美国2月份预售屋销量较上月下降16.9%，折合成年率为25万套，之前美国预售屋销量创纪录低点是在2010年8月份，当时折合成年率为27.4万套。此前经济学家预计，2月份预售屋销量增长2.1%，折合成年率为29万套。由于需求疲软，预售屋价格持续下滑。2月份预售屋房价中值为20.21万美元，较前月的23.48万美元下降13.9%，创下历史最大单月降幅。房地产市场有再度走弱的风险，将拉低1季度美国GDP增长率，拖累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信心大幅下降，资金转而投向黄金市场。
就业状况依然严峻
经济数据方面，上周还有两个数据值得关注：2月耐用品订单和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从市场预期上看，与其他各项经济数据相似，2月份的耐用品订单数量还是下降的，笔者认为实际数据也是下降，只是下降的多与少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偏差，对市场不会有太大影响。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上，我们可以看出，3月12日当周美国连续申请失业金人数和3月19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的预期比前值都有所增加；这说明，美国的就业状况依然严峻。虽然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但是归根结蒂，工业生产、房地产、就业状况都没有大的改观，因此美国的经济复苏只是停留在政府的书面上。经济复苏谎言一旦被戳穿，金融市场还将引起大的震动。
另外，2 月份工业产出环比增下滑0.1%，低于前月和市场预期的增长0.6%；同比增幅持平于5.6%。其中，公用事业环比大幅下滑4.5%，是整体指数下滑的主因；制造业和矿业环比分别增长0.4%和0.8%。
民众储蓄意愿升温
美联储上周四公布的一份报告向显示，美国民众较高的储蓄意愿可能会损害美国经济复苏，其中富裕阶层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
报告显示，受房价和股市下跌影响，多数美国人认为2007-2009年之间的财富减少。但通过比较两份消费者财务调查可知，受冲击最大的是高收入家庭。总体来看，2009年家庭收入中值从2007年的12.50万美元下降至2009年的9.6万美元。
关键词：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信息不对称；委托
如何有效解决风险投资过程中的风险问题是确保投资成功和国防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运用委托理论模型化风险资本市场中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由于信息不对称对风险投资主体产生的风险以及如何克服风险的问题.
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国防科技风险投资委托模型
（一）模型的建立
首先，设国防科技研究或成果转化企业（简称企业）的产出与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和项目是正相关的关系，从而得出国防科技企业的产出函数：
π＝Aa+B+ε①
式中，变量a表示企业家的努力水平，用工作时间与工作强度的乘积来反映；B为常数，反映的是投资项目的好坏，与企业家的努力水平没有显著关系，在本模型中可以看作是一个固定的产出量；ε是均值为零、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代表由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即外部风险）所确定的产出。
由于国防科技投资是由国防科技发展战略所决定的，因此在项目的选择上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可以认为，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对风险的态度是中性的，而现有国防科技领域内的企业则是风险规避型的，它们签定的合同为：
s（π）＝α+βπ②
式中，s（π）表示风险企业家的总收入；α表示风险企业家的固定收入；β表示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系数。
根据计算，得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的期望收入为：
Es（π-s（π））＝（1-β）Aa+（1-B）B-α③
考虑到投资项目的风险性，其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ρ表示绝对风险规避度，ρ＞0意味着风险规避，ρ＝0则表示风险中立，所以 ρβ2σ2就表示完成该国防科技项目过程中企业家的风险成本。
根据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的目标是期望收入的最大化，而风险企业家的目标是确定性等价收入的最大化，假定风险企业家的保留收入为 ，得出企业的参与约束条件：
即理性的风险企业家会选择最佳的努力水平a使自己的收益最大。
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企业家付出多大的努力程度a，投资主体就会给予相应的报酬，即激励相容条件失去作用，因此，根据投资主体的目标函数：
maxEs（π-s（π））＝max[（1-β）Aa+（1-β）B-α]⑦
将⑤取等号代入⑦中，通过对a、β求一介导数来取得最优解的条件：
将结果代入⑥中取等号，得：
将α*的值带入成本函数，求导可得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企业家努力的边际成本为：
同理求出努力的边际期望收入为：
［E（π（α））］′＝（Aα+B）′＝A
此时风险企业家的实际收入为：
（二）信息不对称下的最优解
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对项目的完成情况和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十分了解，特别是一些复杂的系统工程，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很容易发生。此时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条件都起作用，风险企业家占主动地位。
求解最优解时，同上面过程一样，需要将参与约束条件⑤和激励相容条件⑥变形为：
可以看出，由于风险企业家采取的是风险规避的态度，0＜β′＜1，a*＜a，故其努力水平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的期望收入为：
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企业家的实际收入为：
即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的期望收入小于信息透明时的收入水平，而风险企业家的实际收入大于信息对称条件下的实际收入。由于信息不对称，作为委托人的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期望收入的减小就是委托过程中的成本。
（三）监督与成本的关系
根据式{8}和{12}，求得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过程中的成本为：
为了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成本，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就必须对风险企业的运转过程实施监督。但是，监督也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监督成本太小，不能达到有效监督，发现风险企业家隐蔽操作的目的，对风险投资主体来说是利益的损失。但如果监督成本过大，甚至超过了成本，那么从综合评价的角度来说也是不经济的。为研究监督成本与成本的关系，建立如下的监督成本函数：
在式{14}中，我们假设监督成本与监督强度正相关，而后者是用监督时间t来衡量的，k表示监督成本对时间的相关系数，当监督时间越长时，监督强度就越大，成本越小，设总成本为；
AC=C+Cs{16}
成本、监督成本和总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从图1可以看出，只有当 =- ′t=t*，时，监督成本和成本之和最小，从而实现投资主体收入的最大化。
二、结论
通过对求解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到：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科学的约束机制
首先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企业声誉市场，由于一个有着长远发展抱负的风险企业必须要有良好的声誉，否则它在下一轮的融资就得不到保障，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风险企业家的隐蔽行为，在进行风险投资时保障投资主体的利益。其次，审慎选择风险企业家及投资项目，由于国防科技需求的特殊性，通过对风险企业管理层、企业股权结构演变过程、技术的先进性、研究开发能力、行业及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经营记录和财务状况、项目计划及资金使用计划等信息的分析来对风险企业家及其项目进行客观评价，可防止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挑选出出色的风险企业家及其项目，增加风险投资主体的期望收入。最后，对风险企业进行分阶段逐步追加投资，一方面可以使风险投资主体严格控制预算费用支出，并保留放弃投资的权利，减少因投资失败而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一旦风险投资主体放弃投资，意味着该企业或项目具有极大的风险，风险企业很难再获得其他投资者的支持，对人产生很强的约束作用。
（二）建立积极的激励机制
对投资后的管理，一方面要采取科学的约束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实施积极的激励机制，即通过激励安排来提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实现投资主体利益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防止牺牲投资者利益来谋求个人利益或管理集团利益。具体应包括：企业管理层的股权安排、员工持股制度、合理的薪酬制度、公平的业绩评估体系、合伙出资等制度安排，以有效协调风险投资主体、风险企业以及风险企业员工的利益。
（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一是国防科技风险投资主体通过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的风险管理，派人员参与企业的决策，为风险企业提供市场、管理、技术、法律等方面的服务，提高投资的成功率；二是随时了解企业的情况，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预警系统，密切注意消极因素的出现，以监督企业家和高层管理人员，减少方的隐蔽行为，同时建立一套风险应急措施，根据风险可能产生的影响制定适当的应对计划；三是当项目进展与预期计划相差很远时，风险投资主体重新挑选和更换管理层来贯彻自己的意志，确保国防科技研发任务的完成，推动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速度，提高成果转化率，使各投资主体获得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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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军事院校、武警院校等相关高校在我省投放了180个军校和国防生招生计划，其中招5名女生，今年我省有57800多人报名高考(论坛)，军校招女生堪称“万里挑一”。
今年，军事经济学院军队审计专业招文科女生2名，南昌航空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国防生计划）、武警工程学院军队财务管理专业和信息工程大学信息工程专业各招理科女生1名。多年以来，女生报考军校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因为报名人数多、招生名额少，女生面试分数线普遍比男生面试分数线高。
据海南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军校生及国防生的报考程序是：在高考分数公布后，于6月28日上网填报志愿，入围面试分数线者于7月1日到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参加面试。考官在面试时注重观察考生的形象气质、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合格者随后根据安排参加体检，体检合格者参加军人职业心理测试，心理测试的形式是通过计算机回答问题。7月5日全面铺开政审工作，政审内容包括了解考生在校期间表现、主要社会关系等。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指的是投资、消费、出口。
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
1、消费是指内部需求，即就是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它是经济的主要动力；
2、投资是指财政支出，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包括发行国债，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支出，是辅的扩大内需；
3、出口是指外部需求，即是通过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地方政府 执政能力 失信行为 实证分析
有关地方政府执政能力以及政府失信的问题是近来的热门话题，学界与民间均见仁见智。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处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执政行为面临其执政范围内的具体约束。地方政府有些执政行为虽满足上级政策，却没有带来效率；有些执政行为看似与上级精神相违背，却是符合其辖管范围内的经济运行需求、满足效率的原则。孰是孰非不能仅凭一家之言，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试图实证的分析地方政府在面临不同局限条件时行为的变化，在经济学意义上给出合理解释，在推测地方政府行为的基础上给出建议，努力使上级、地方政府和公众三方之间的利益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本文中，分析方法采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并以需求定律作为一切解释的出发点。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经济人必然力图使交易费用降到更少。因此当一系列局限条件给定时，我们所考察的社会中总的交易费用一定处于最低的水平，否则总会有人出于私利将自己的资源配置到减少其所面临的交易费用的努力上，只要在他看来作为代价资源的付出小于其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如果降低交易费用努力的过程，若不会使其他人的福利降低，那么属于帕累托改进；若降低他人福利，将会面临科斯定理所针对的情况，此时如果由政府出面阻挠经济人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将损害经济人利益。如果这一损害与其所造成的其他人的福利降低的水平并不相等，那么他们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可以交易的空间，以引导他们彼此交易以使自己的损失变得更小，直到至少一方认为继续交易是无利可图的，那么在社会总体看来交易费用必然最小。
若要使交易费用在整个社会看来变的更小，唯一的方法是引入新的局限条件，这一情况就是制度的变迁。制度的作用就是帮助制度的制定者使其自身面临的交易费用降到更少。市场是一种制度，由私人来配置资源；政府也是一种制度，是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市场和政府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上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对各自交易费用节约的比较。地方政府的执政行为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以经济学的眼光去看待都属于对降低交易费用的选择，因此，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就体现在对社会交易费用节约的多少。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对社会交易费用的节约越多，那么它的执政能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弱。
以下就从真实世界中的具体案例开始，采用经济学知识分析这一问题。
案例：公共品投资。由于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属性（或准公共品具备其中的一条属性），因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对消费公共品的个体收费困难（非排他性），所以这项工作应该由政府完成，比如国防。但是，仅就地方政府而言，有多少公共品其意义能够与国防等同从而非政府投资不可呢？要知道地方政府投资所依赖的资金也无非是纳税人上缴的税金，同样数量的货币，是由民间经济力量来支配还是由政府来支配经济效率更高呢？由于民间所掌握的市场信息要比政府充分，且“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要细心”，在非公共品领域的投资上市场相比政府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政府的投资就其可以选择的范围应该集中在公共品投资上。
事实上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行为，属于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选择，这是因为，政府对公共品投资所需的资金来自于公民对税收的交纳，这就相当于私人（对应不同的民间经济力量）联合起来委托政府进行了一项经济活动而不是他们选择自己进行这项经济活动。
如果私人直接出资提供公共品，由于公共品非排他性，对消费个体监督的费用颇高以至于无法对其实行收费，因此提供公共品的私人放弃了对消费个体收费的权利。但是如果放弃的本身能够带来一项收益并足以弥补因为放弃而产生的成本，那么公共品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提供。例如，在自助餐中，买方只需要支付一笔固定的金额，对食物就可以尽取所需，直到消费者边际效用为零。卖方承担提供“自助餐”的义务，那么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此自助餐所提供的“免费”食物具备了非竞争性，已成为准公共物品，但它却是由私人提供。消费者享用的食物来自卖方付出成本的获取，因而如此“免费”的行为对卖方而言是放弃了对应的收费从而属于成本，但另一方面，卖方因为不用操心顾客具体需求从而节约了对菜品的整理、监督等费用，后者对交易费用的节省大于前者对交易费用的支出，所以私人才愿意并且提供这种（准）公共品。
“自助餐”的案例提供了一种思路，虽然公共品由于非排他性而难以收费，但是如果对其的提供能够伴随着对另一种交易费用的节约，并且后者大于前者，那么公共品就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提供（蕴涵着私人提供公共品对自身有利可图并且符合效率）。如果因为难以收费而放弃的收益（交易费用）大于对另一种交易费用的节约，那么由政府来提供公共品就是有效率的。
因此，对公共品的提供面临着两难冲突，即提供公共品希望放弃的收益越小越好，而对其它交易费用的节约越多越好，解决这一两难冲突的关键就在于对交易费用放弃与节约的比较。到底由私人还是由政府提供公共品在于谁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更有利。如果对某一种公共品的提供私人将比地方政府更有利于对社会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地方政府却执意要承担起对该公共品的供给，无疑是执政能力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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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防支出；经济增长；向量自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024-05
引言
国防支出是反映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年来，该指标绝对数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2010年国防支出预算为5 321.15亿元人民币，比2009年增长7.5％。同期，与之相关的 GDP 指标增长迅速，2010年达到 397 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从数据表面上看，GDP 的增长与国防支出的增长存在显著的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如何影响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过去常常直接借助线性方程来解决。但从随机时间序列的特征来看，不经分析地用一个随机变量对另一个随机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不很可靠。因此，本文试图引用1978 —2010 年的数据，采用VAR模型来检验此类问题。
一、模型的分析
1980年西姆斯（Sims）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这种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它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是自回归模型的联立形式，所以称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模型的一般形式用矩阵可以表示为：Yt=A0+A1Yt-1+…+YPYt-P + εt。由此也可以看出来，VAR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系统中的每个方程都具有相同的解释变量，且这些解释变量都是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
在一个VAR模型建好之后，就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各变量的相互影响动态过程进行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具体地说，它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
二、实证过程
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用 VAR模型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和协整检验。
（一） 变量选择以及数据的处理
本文研究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过程和影响路径。从而分析中国国防支出对于国民经济增长、非国防公共部门投资和私人部门投资分别产生何种影响及其影响的程度。统计年鉴上没有按照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产出来分类，本文采用马拴友（2000）的方法进行划分。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不利影响，对上述数据进行对数变换，变换后的变量定义如下：lngdp：国内生产总值自然对数值；lnds：国防支出自然对数值；lnpi：私人部门投资自然对数；lngi：公共部门投资自然对数。研究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改革开放五十五年》，采集数据的区间为1978—2010年。
（二） 平稳性检验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lngdp仍然不平稳，其他数据平稳。再做二阶差分后所有数据都平稳。这表明，所有变量都属于二阶单整I（2），可进行协整分析。
（三）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表1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 中 None、at most 1 都为星号，表示拒绝假设，即存在协整关系，且最多不止1个。迹检验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四个变量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四）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由上页表2可知，当我们用lngdp滞后两期值来解释lngdp时，其自身对其解释效果比较好，其滞后1期回归系数为正且比较大，滞后2期系数为负。这说明GDP受前面GDP的时滞影响很明显且滞后1期的影响比滞后2期要大.尽管lnds的滞后1期对lngdp的影响为正但很微弱，lnds的滞后2期对lngdp的影响为负，且影响较大。lnpi的滞后1期对lngdp的影响为正且大于滞后2期为负的影响。Lngi与lnpi对lngdp的影响是相似的。滞后1期影响为正且大于滞后2期为负的影响。Lnds滞后两期来解释lnds时，其自身对其解释效果比较好，其滞后1期系数为正且比较大，滞后2期系数为负，且影响较小。Lnds对lnpi滞后1期为正且影响较大，滞后2期为负影响远远小于滞后1期的影响。Lnds对lngi滞后1期的影响为正，滞后2期的影响为负。由此可以得出，GDP受其自身前期的影响最大，但由于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更早之前的数值对其产生消极影响；国防支出对GDP有不太明显的消极作用，但是更早之前的国防支出对GDP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说明国防支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具有时滞效应的；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是具有促进作用的，同时，滞后2期的数据显示对经济增长是具有消极作用的。当期的正向影响与滞后的负向影响相互抵消后，仍然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国防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当期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滞后期的负向影响非常微弱。国防支出对公共部门投资的当期影响为正，滞后期影响为负，但是正负相抵滞后仍有微弱的正向作用。由此可知，国防支出并没有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五） 格兰杰检验
由表3看以看出lngdp是lnds的格兰杰原因，lnds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lnpi与lngdp不具有相互格兰杰因果关系。Lngdp是lngi的格兰杰原因，lngi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
（六）脉冲响应图
1.GDP与国防支出、私人投资、公共投资的动态关系研究
从图1中可以看出，lngdp受自身冲击的影响最大，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立刻有了较强的反映，该序列对来自其他方程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第1期都没有反映。第2期，lnpi对lngdp的影响最为明显，上升为0.02，lnds和lngi对lngdp影响不明显，lnds对lngdp的影响为正，以后影响渐渐消失。Lngi虽然影响较小，但是从第5期开始影响为负，以后逐渐消失。这说明，国防支出、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对GDP的影响都是有滞后的正向影响的。由于国防支出占GDP很小一部分，所以影响并不明显。私人投资对GDP的影响相对较大。公共投资对GDP的影响很小，由于公共投资都投资于基础建设、医疗、卫生和教育，是没有回报的投资，所以公共投资对GDP的影响较滞后效应为负。
2.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投资和公共部门投资的动态影响分析
第1期给Lnds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其受自身影响较大。受lngd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影响较小，大约在第2期之后，lngdp对lnds的影响超过lnds本身，且影响一直在不断增大，lngdp对lnds的影响处于不断增大的状态。说明lnds的增加主要是受到lngdp的影响。当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不断增加，财政支出也不断增加，因此国防支出也随之不断增加。
图3对lnpi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第1期受自身影响较大，lnds对其影响甚微，在第2期，lnpi对自身的影响迅速下降，lnds的影响增大，大约在第4期，lnpi对自身的影响趋于消失。lnds对lnpi的影响在第5期之后逐渐下降。国防支出对私人投资是滞后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国防支出并没有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是在后期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国防支出能够提供安全的国家环境，提高国民投资热情和消费信心，间接提高私人部门投资。所以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投资具有滞后的正向影响。
从上页图4中可以看出，对lngi一个标准差的冲击第1期其受自身影响较为明显，但是在第2期开始迅速下降，到第3期之后，影响为负。以后渐渐趋于消失。Lnds在第1期对lngi影响较为明显，第2期，影响增大，到第3、4期影响变小，以后各期趋于消失。国防支出对公共部门投资影响为正，虽然国防支出和公共部门大部分来自财政支出，但国防支出的增加并没有对公共部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结论
从经济理论上来看，国防支出属于纯消耗性的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但国防支出通过不同的路径也能对经济带来正面影响。通过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对GDP与国防支出、私人部门投资和公共部门投资的动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防支出的投资占财政支出一直处于很小的一部分，国防支出对GDP的影响为正，但是影响非常微弱，可以得出国防建设的步伐没有跟上国民经济增长的步伐，所以影响非常微弱。通过实证研究国防支出对GDP的影响是正向的，即国防支出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增加国防支出，使得国防建设的步伐赶上经济建设的步伐。
2.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投资的拉动效应要大于挤出效应。国防支出对公共部门的直接影响大于私人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滞后影响大于公共部门。通过实证研究，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影响具有时滞，同时私人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影响。国防支出对公共部门影响为正，但是公共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是负向的，所以国防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间接影响是双向的。从实证研究中看到，私人部门的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较为明显。通过 “军民融合、寓军于民”即减轻了国家的防务压力，又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利用民用部门的高端技术发展军事科技，不仅能带来军事技术的变革，节约成本，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更加明显而持久的拉动作用。也便于将国防开支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因此，我们要处理好国防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军民融合、寓军于民”实现国防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优势互补，形成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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