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4 14:16: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德治 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重申这一思想。然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并非像依法治国理论那样受到普遍欢迎，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或持谨慎态度。表现为：一是德治法治并举，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等同性会不会冲淡法治建设。二是德治法治关系怎样，是否会有滑入人治陷阱之忑。产生疑虑的根源在于望文生义，或是强化思维定势将事物的差异扩大为对立，未清楚“以德治国” 具体的时代内容。
解决疑难的前提在于明晰概念，必须给予以德治国以明晰的解释。粗观学者理论出现了一些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要靠社会教育、道德榜样感染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觉和信念加以推行。”亦有观点：“德治表明将道德作为重要执政工具，强调选拔执政者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执政者应以身作则。”也有学者从传统儒家思想“为政以德”中找共鸣，为政者要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观点一表明了道德在社会调整中的作用，侧面展示以德治国的美好前景，却混淆了德治的主体。观点二增加了执政者的“德性”思想，可惜缺乏何谓有“德性”，仅仅靠“以身作则”难免太过虚泛。观点三强调道德作用和统治者德性问题，却忽略了孔子所言的“为政以德”实则为人治基础上的道德至上：即德治优越于法治， 甚至可以仅依靠统治者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明显具有历史狭隘性。
“徒善不以为政，徒法不以自行”，应当明确道德对法的创制和实施有重大指导作用，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但法律和道德在社会调控中的作用应如何整合，才能既避免道德的泛化，又防止法律的恶性扩张。因此，实现依法治国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如何使法律与道德在调控社会过程中形成优势互补。从这一角度而言，学者讨论的德治含义难免缺乏了具体含义。
笔者提出新时代下以德治国思想含义：首先，德治应当是强调是对掌权者的要求，即掌权者应当有“德性”行使权力时应当能够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其次，德治关注的是“德性”问题：诸如仁爱、正义、宽容，往往包含对善的倾向。德治关注的核心不在于人民群众的德性问题，而在于掌权者的德性问题。德弗林（lord devlin）指出，公共道德是每个社会为了维系其自身的存在所必须拥有的一套成员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德治的核心在于掌权者行使权力时能否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强调掌权者的“公共道德”不应一笔带过，更应落实实处。
对于行政机关，其“公共道德”主要体现在合理行政方面。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即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坚持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最后，在建设“法治政府”背景下，行政机关应当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即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立法转变为允许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允许的一律视为不允许。
对于司法人员而言，一方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化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落实到法律实践中；另一方面，法律具有滞后性、时代性和局限性特点，“所形成的一切事值得毁灭的”，完善的法律制度绝不可能毫无遗漏解决现有问题，当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甚至无成文法可依循时，司法人员应当发挥其“公共道德”弥补法律空缺，即要统筹法律、伦理和人情的关系，关注普遍法律规则和复杂事实背后的道德伦理因素，使法律实施的结果（ 如法院裁判） 尽可能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评价相一致，至少不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相冲突。
对于立法人员而言，当现行法律规定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脱离了道德基础时，社会道德评价就会向立法机关发出校正信号，此时立法者的“公共道德”在于社会主义法的创制应当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对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若法律不合理合情其便为“恶法”，此时“恶法”应当被创制、修改和废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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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老年人 权益保障 法社会学 道德
面对愈演愈烈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协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指，老年人在我国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应该享受的各种权益。 我国虽已颁布专项法律保全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实施效果未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老年人权益保护问题，作为一个关系到历史传统和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具有其特殊性，如果仅以法律为调整方法，而忽视其所根植的社会和传统文化“土壤”是并不明智的举措。在解决牵连甚广的社会问题层面，显然法律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诚如埃里克森在《无需法律的秩序》文末所写的一样，“法律的制定者如果对于那些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社会。” 在应对老年人权益保护这个议题的层面，应当将法律与我国数千年的孝道传统以及社会规范结合起来。
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现状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狭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指单行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广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还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社会保障法》等其中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规定。在法律体系之外，还包括司法解释及法规规章等。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由于事涉老年人的案件往往都是邻里纠纷或家庭矛盾，所以法律的适用往往存在一定的“盲区”，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的地区的老龄工作往往也存在不平衡性的问题。
社会生活层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主要体现在国家通过行政管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大力实施养老金政策，进行社会化发放，很好地解决了养老金被克扣的现象，基本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和养老保险社会化。 我国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事业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养老保险的“双轨制”使得养老金待遇差距巨大，同时又存在城乡及地区差异。其次，由于不同城市和城乡居民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我国针对老年人的的医疗保险制度也仍存在完善的空间。再次，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使得能够为老年人服务的诸多民间公益组织难以建立和顺利开展工作，以至于在老年人权益遭到损害时不能为其伸张正义，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老龄人口权益保障的特性分析
伴随着法治现代化进程，我国一方面，极大地借鉴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国家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逐渐淡化了历史上中华法系所固有的孝道礼法传统。实际上，保护老年人的权益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孝道精神。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惯于用宗教来感化民心，顺应教化的做法不同。我国自古就将孝道思想融合进礼法，融合进江山社稷。尊亲重孝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中国古代治国纲领，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汉代即奉行以“孝治天下”。 由是观之，敬老爱老在我国具有悠久的社会规范渊源与国民文化渊源。因此，现金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也应当坚持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
由于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一般多属于家庭纠纷或邻里矛盾，属于“不告不理”的案件，而碍于传统“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或者“儿女的恫吓以及威胁”，导致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一般很难得到审判机关的良好处理。即便审判机关作出了调解或判决的决定，其结果也往往事与愿违。例如，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支付赡养费，虽拿到了胜诉的判决却从此与儿女感情决裂，形同陌路；有的子女则所幸将赡养费交由执行机关处理，从此杳无音信。
为了避免老年人老无所依的状况出现，社会必须给予格外关注和特殊保护，才能切实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其中包括受赡养扶助的权益，保有赖以生存的财产的权利，以及婚姻自由权等。
三、加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社会学思路
2013年我国颁布《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将“常回家看看”等精神赡养方式写入法条。新法的颁布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一方面，通过立法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儿女探望老人等历来属于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调控的家庭事件是否应当由法律管控心存疑虑。各方争论的焦点是“常回家看看”具有浓烈的道德色彩，应属社会规范统筹管辖，将其入法是否合适。结合上文的分析，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具有其特殊性，即首先我国有着悠久的孝道传统；其次，大多数涉老案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效果并不理想；再次，由于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使得对其的保护应是全方面的和社会的。仅依靠法律，或将法治作为口号并不能使老年人的权益获得更为妥善的保护。
法治，这个始自梭伦变法而流传千年的词汇，如今已经成为了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在中国也拥有着极高的号召力。现今社会，在面对不同领域的问题的时候，“法治”都会作为解决方案被提出，而忽视了其本身所应适用的区间。事实上，法律确实乃国家之重器，但是，良法却是善治之前提。 再次，我们应当对于法的局限性达成共识：即，首先，法仅仅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手段中的一种；其次，反对“法律万能论法”，应当认识到法律具有它适用的范围及区间，而非可以调整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再次，法发挥良好效用的前提是多方相互配合，当其所调控的一方未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时，法的运行将遇到制约 。 由此可见，在解决老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层面，我们应当将法律与道德和社会规范结合起来，从而最全面而周到的保护老龄人口的诸多利益。诚如法社会学固有的理论一样，即便是法治最为昌明的国家，在所谓正式的国家法之外还广泛存在数量巨大的非正式法律。法律制度，仅仅是维系着社会生活有序运转的诸多手段——道德，传统，宗教，神祗，文化等等中的一种，各有自己的体系，举措与惩罚措施。
四、新思路下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基本思考
（一）法律层面
首先，完善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法律措施与社会规范措施并举，并非忽视法律的效力，而是正视在法律效果的真空地带，有哪些手段可以弥合损失。因此，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建立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是当然选择。要建立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等为辅的全方位法律保障体系。
其次，鼓励老年人参与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老年人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日益提高。而且，老年人是最了解自身需求的人群，让老年人参与立法，可以直接听到老年人的呼声，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果，并且可以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同时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二）社会生活层面
首先，开展道德教育活动。在社会上树立“敬老”、“爱老”的风气。家中长辈要以身作则，通过自身表率教育后代要孝敬老人。利用我国的千年文化传统，在社会上营造“孝道”文化氛围。并力求在法律的调解制度中实现国家法与伦理法的高度一致和和谐。每一项社会制度的构建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其均有着根治于社会成员内心的情感需求与理性考量，在社群心理上获得对于“孝道精神”的推崇是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要求。
其次，注重精神赡养。现如今，物质需求已经并非绝大多数老年人最主要的诉求，他们真正渴望的是儿女的呵护与陪伴。“常回家看看”入法是法治进步的表现，但其仅仅是原则性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却鲜被提及。这样的法律逻辑固然有“恤老”、“爱老”的精神在其中。但必须指出的是，真正让儿女常回家探望父母的绝非是冰冷的法律的约束力，而是其内心的孝义的召唤。就其效果而言，不具有约束力与惩罚力的法律的效力远不如已经长久存在于人心的社会规范对其的制约有力。
【关键词】法学教育 法律理论 教育目标 途径
众所周知，法律制度离不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健康、有序的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个稳定、系统的法律教育制度。因此，目前中国大学法律理论教育问题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律教育属于职业性教育，但又不同于我们所认为的一般性的职业教育。大学法律教育不仅要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还需要培养大学生社会公正意识。因此，大学法学教育中不仅要灌输大学生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塑造大学生法律理论意识。因此，本文以法律理论为研究对象，尝试对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以及实现途径做初步的阐述。
法律理论的概念界定
“法律理论”是大学法学院课程体系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概念。因此，要想分析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就必须明确法律理论的内涵以及理清其外延。为了更好了解法律理论，本文将比较法律理论、一般理论以及法律职业理论。
1.一般理论。一般理论是指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积累形成的道德准则体系，它是人们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人们经过无数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逐步积淀，形成了代表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体现其民族精神传统和习俗文化的理论准则体系。因此，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不同的地域必然形成不同的理论准则体系。
2.法律理论。法律理论不同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是具有法律性质的理论。法律理论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法律理论离不开一个国家的一般理论，它必须根植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源于国家一般理论，但又高于一般理论，否则就不能形成法律理论。
（2）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一般理论最集中的表现。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一般生活理论的强制化和规范化，因此，法律理论必须是对该民族一般理论的记载和升华。
（3）法律理论决定了法律的品质。法律制度也有善恶正邪之分，法律理论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法律品质。
3.法律职业理论。法律专业人员在其工作以及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相关道德行为准则就是法律职业理论，例如律师从业理论准则、法官职业理论准则等。法律职业理论主要是用来规范从事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要求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严格遵守自身的行为操守，要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廉洁自律、忠诚于法律。如果说法律理论是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那么法律职业理论就是法律制度的外在理论。
通过了解，我们发现目前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该学校注重对受教育学生的法律一般性知识教育，而忽视对其进行法律理论教育;第二，在该校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的功效十分有限，并没有突出法律理论自身的特点，使教学内容不突出、教育目标不明确。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法律职业特点的要求，重新设定西北某大学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
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设定
本文结合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以及大学生自身素质，分析目前在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应关注的目标。
1.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问题意识。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学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填鸭式的过程，老师将已经存在的知识传授给受教育的学生就是教育的全部目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静态的法律条文并不能解决所有不断发生的新的法律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律条文要不断加以修订和解释以适应新事件的需要。中国的法律属于体系，但是我们要借鉴欧美的判例法律体系，培养该校学生的法律论文问题意识，使得学生不断对已存在的知识提出疑问，继而培养高校学生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发现：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学生知识丰富但见识却较少，擅长辩论但却解决不了实务问题。因此，西北某大学应该改变目前填鸭式的教育过程。法律理论教育应当首先关注学生的理论问题意识的培养。一方面在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发现理论问题的敏感性的培养，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减少他们在以后从业过程中遇到理论问题的风险;另一方面，增强该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陷入法律理论困境的承受能力，使他们了解到在法律学习工作中遇到理论问题是很平常的问题，要有决心迎接理论问题的挑战，解决法律理论问题是法律从业者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是自己的责任。
2.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员，首要，具备良好的洞察能力，对法律理论问题具有强烈的敏感性;除此之外，法律专业人员还要具有精湛的理论推理能力。但是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我们发现：其法学教育中根本没有培养学生法律理论推理能力这一目标。本文认为导致目前该校忽视培养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对法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错误理解;二是对理论问题认识不足。
理论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人们通常认为理论问题不属于理性知识，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重新审视理论知识，我们就可以看出：理论知识是理性知识，是可以被证明的。在西北某大学中，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如何解决理论道德问题，进而发展自身的推理能力并将自己的能力运用到解决实务中遇到的理论问题上。因此，作为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为了适应将来从业的需要，要加强训练自己的推理能力。一是要培养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二是要培养自己辩证推理能力。因此，在法律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上述能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从业人员。
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途径
第一，西北某大学的法学院应当将法律理论教育纳入该学校的法律教育体系。目前，该校并未单独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该校教育机构应当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使该校法律学生对理论知识有系统性、规范性的了解，为后续能力的培养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我们说该校应开设法律理论相关课程并不是简单地开设一门课程，而是在法律教育中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法律学习的始终。因此，该校应当将培养法律学生的理论观察能力以及推理能力贯穿整个法律教学环节。
第二，提升法律学生自身的理论道德修养和其自身的发展能力。法律是一个每天都有新变化的学科，其法律条文规范不是静止不变的，法律理论同样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西北某大学的法律教育要使学生养成自我学习、掌握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校的法律学习应为该校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其理论道德修养以及日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第三，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学教育方式。西北某大学要改变现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以实现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于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上文已经提到，欧美国家的判例教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长时间的教学实践证明：判例教学法是成功的。因此，西北某大学要改变教学方式，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法律理论问题来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一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对法律理论进行更具有深度的思考;另一方面，学生思考的过程也是提高其自我法律理论道德修养的过程。
西北某大学开展的法律理论教育活动仅仅是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第一步。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将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扩展到法官、律师等职业实践当中。中国的法律教育起步较晚，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法律理论的教育不仅关系到我国法律人才素质的提升，还关系到整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体系的健全。因此，西北某大学必须明确法律理论教育目标，改革教育方式，为国家法律事业培养大量高素质、高修养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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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关法学；教学改革；思考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8-0043-02
为进一步贯彻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更好地培养海关法律职业人才，我们结合海关法学特色专业点建设，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
一、海关法学专业教育目标的定位
法学专业教育目标的定位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它直接关系着法学专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定位、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等一系列具体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专业教育目标一直存在着“素质教育说”和“职业教育说”之争，前者强调的是教育的通识性，后者强调的是教育的职业性。
法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大力加强海关法学本科专业建设，必须坚持“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新兴交叉、社会急需”的特色专业点建设原则，准确定位海关法学专业的教育目标，坚持以海关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以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创新型、涉外型、应用型海关法律职业人才为目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因海关完税价格审定、税则归类、税率和汇率适用等事项而与海关发生争议的问题在有关涉外企事业中大量存在。海关争议问题的专业性很强，有关法律争议问题，一些进出口企业法务部甚至包括部分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也没有能力进行分析、判断并最终解决，相关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由于缺乏熟悉海关法律知识的相关人才也很难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海关的执法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海关还是与海关相关的涉外进出口企事业、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对通晓法律、海关审价、商品归类、原产地规则、关税征管、加工贸易、行政处罚等专业知识的人才需求量变得越来越大。
基于多年海关法学教育的实践经验和社会对海关法律人才需求的反映，我们在海关法学专业教育目标上形成了以下共识：一是在知识目标上要求学生具有比较完整、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具有宽广的知识结构，懂法律、懂通关、懂外语并具备自我更新知识和发展的能力；二是在实践目标上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思维能力，有良好的中英文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有独立分析和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在职业伦理目标上要求学生具有高尚的法律道德、社会责任感和合作精神等，尤其是要注重法律伦理的培养。
二、海关法学教学内容的优化
1.按照海关法学专业教育目标的要求来深化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首先，要从法学专业知识结构的角度出发，保留14门法学核心课程，要求核心课程讲授必须围绕法律规则、法律思维的培养来开展。其次，要从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的角度出发，优化海关法学特色课程。围绕“海关法”、“国际海关法”、“海关缉私”和“比较海关法”等专业突出专业特色，增加“海关行政处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美国海关法”等选修类课程，加强海关法学特色专业教材的编写，加强精品课程和重点课程建设，通过开设微型课程、举行学习沙龙等形式解决课程与课时之间的矛盾，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时间。经过多年的建设，我们先后编写了“海关法学”、“海关缉毒”等10本具有鲜明特色的海关法学系列教材。“比较海关法”、“国际经济法”等4门课程成为上海市重点课程，“走私犯罪研究”、“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等8门课程成为校级精品课程或重点课程。
2.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活动形式，满足不同教学内容的需要。海关法学常用的教学活动形式有讲授式、研讨式、实践活动式、自主学习式等。不同的教学内容需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活动形式。如法律文书写作、律师诉讼与非讼处理技巧、谈判技巧等法律实务课程，司法实习、海关实习和毕业实习等实践课程，多采用研讨式教学和实践活动式教学，而法理学、法制史等课程，则多采用讲授式教学，通过
系统的知识讲解使学生形成条理清晰的知识系统。
三、海关法学实践教学的强化
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阻碍自己顺利找到工作的关键因素是个人实践能力不高，学生迫切希望通过实践教学改革，提高自身在解决法律实务问题方面的能力。因此，我们着眼于创新型、涉外型、应用型海关法律职业人才培养要求，大力强化海关法学实践教学。
1.加强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验室和实习基地是实践教学得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改善实验教学条件和环境，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是强化实践教学的重要保障。目前，我们已经建成模拟法庭和海关缉私实训室等两个实验室，正在建设三个特色案例诊断室（海关知识产权案例库、海关走私案例库、海关行政处罚案例库）。同时，我们积极探索与海关、公检法、律师事务所、涉外企事业的产学研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实习基地，为创新型、涉外型、应用型海关法律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
2.强化实验教学，加强学生法律实务技能的培养。实践教学主要由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院旁听、法律援助、专业辩论赛、法院实习、海关实习、毕业实习等组成。我们比较成熟的做法：一是努力培养出一支“实践型”教师队伍。目前法律系每一位专任教师都具备“双师型”教师资格，既能胜任本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又能较好地利用海关、律师事务所基地等带领学生共同参与办案和进行法律咨询。同时，我们还建立了一支来自全国海关、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和涉外企事业单位等校外专家组成的“智库”队伍，聘请他们为特聘教授，讲授司法实践课程。担任学生实习、论文指导老师，开设前沿讲座等，大大促进了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的良性互动。二是在坚持传统的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法律实践第二课堂活动。如我们非常重视去法院旁听活动，每学期都要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有关案件的庭审，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和交流，使学生们熟悉诉讼程序，增强他们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再如我们非常重视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包括积极开展法学专业辩论赛、研究性学习沙龙、上海市模拟法庭比赛等活动，鼓励学生积极申报校内外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或参与教师已申报的课题等，并在活动中邀请海关关员、法官、检察官、律师现场指导或点评，引导学生参与创新实践，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2010年我系学生申报结题的“个人企业社会和谐共生——世博通关便利化研究”课题荣获上海市暑假社会实践大赛“最佳项目奖”暨第二届“知行杯”特等奖。
四、海关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关于学生知识增长和能力养成的途径和方式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认为课堂学习与讨论、参加专业实习、参加模拟法庭活动、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或大学生科研创新课题是学生知识增长和能力养成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因此，我们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和开展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调教学模式从“师本模式”向“生本模式”转变，从“接受模式”向“探究模式”转变。
在教学中，我们以学生为中心突出了三种教学方法的运用。一是案例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生动形象，易于学生接受和理解知识点，多用于刑法和民法等实体法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分别采取列举案例法、讲评案例法、讨论案例法、旁听案例法、实习案例法等形式，通过运用具体生动的案例来阐明枯燥难懂的知识点，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帮助学生从分析个案中进一步掌握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二是模拟法庭教学。模拟法庭教学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通过模拟法庭活动，能有效帮助学生了解诉讼流程，掌握诉讼技巧，熟悉案件文书制作，提高法庭应变能力和辩论能力，多用于诉讼法等程序法的教学中。三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加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多适用于探究某些具体行为是否违法、应适用此法或彼法、应如何定罪量刑，或者当法律与道德出现矛盾时应如何解决等争议性法律问题中。一般经过自学、收集材料、研究性学习后，由教师或学生先在课堂上提出基本观点，其他学生对这一观点进行赞同性的阐述或反对性的批判，教师居中适度引导和进行点评。
五、海关法学课程教学的考核
海关法学课程教学的考核要充分体现出能力培养导向，它包括对教师教学活动的考核和对学生课程考试的考核。
对教师教学活动的考核应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学生评教、同行评教与督导评教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对教师教学内容的信息量和学术水平以及教学艺术的考核。
对学生课程考试的考核应根据课程内容的特点，选择科学合理、丰富多样的考核方式。课程考核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即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形成性考核主要根据平时作业评定成绩，终结性考核则根据期末考试评定成绩，两项的配分比例要合理。平时作业包括上课笔记、课堂发言、小组学习、课程论文、模拟法庭活动等内容，具体采用何种方式考核，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提出，原则上考核方式不少于3种，考核次数不少于3次并做好考核记录。学期考试一般采用案例分析和写学期论文方式进行考核，如在学期考试中我们加大案例分析的分量，甚至直接将法院审理的案件卷宗加以整理后作为考试的材料，由学生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独立写出判决意见。同时我们要求学生至少阅读5篇专业论文，在此基础上写出论文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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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形式法治 法家思想 法律之治
一、为形式法治呐喊
关于法治的分类，法学家塔玛纳哈在《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一书中将其分为两种：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关注的是法律的形式标准，只规定法律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要求。而实质法治概念则极为强调法律的实质内容和价值取向，认为人们所追求的法治必然是良法之治，而不可能是恶法之治。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更为强调良法的实体标准和价值标准。
笔者所理解的法治只是形式法治，即法治只是法律原则的体现，这里指称的是形式化或程序化的原则，而不包括实体化的原则。这套原则不涉及法律的实体价值取向，只是规定了相应的形式标准或程序标准而已。塔玛纳哈在其著作中就认为法治不包含法律的实质价值。本文正是试图通过介绍形式法治观的相关理论和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来为形式法治观呐喊。
（一）形式法治观概说
按照前文形式法治论者对形式法治的界定，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是相对独立存在的，与其服务的社会目标并没有一定的关联。笔者觉得法治的实效性来源于自身的结构和内容的先进性，而非基于法治的主宰者构建的制度来实施并取得。从所具有的法学内涵探究，法治只是一套技术和规则的总和，目的在于为了保障社会价值体系存在和实施。这个体系的好坏决定了不同法律系统的的价值观能否最终实现。在法治论者看来，法律所具有的正义的价值比它自身更重要。
在形式法治论者看来，法治所具备的一些原则，主要是形式原则或程序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类推原则，回避原则等，都是法律特有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法治也是法律的一种美德，却不是法律所拥有的惟一美德。按他们的理解，法治和民主、平等、自由价值并非必然包含的关系，法治与上述诸种美德并非同源，反之界限分明，矛盾深刻。所以，法治应考虑的是法律的形式问题，而这些实质问题当归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范畴。再者，一个滥权和充满道德限制的社会，人们会在比较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认同感会转而向形式法治靠拢，在此基础上，形式法治的实施就更具有操作性。因为它为法律实施所设定的相关标准，如法律公开，案件类推处理等，这些都是具有普适性的法律标准。
（二）形式法治内含的价值判断
从另一面而言形式法治虽然是从内部出发来定义法治概念，但是它也为法治在定义之外保留了底限的准则。如在关于人权保护这个价值追求方面，虽然不以其为追求的目标，但形式法治在向外部展现的时候，亦保持一定限度的标准，而非在双方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其实，在现代文明社会，产生像纳粹德国那样恶法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当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主义法范式”能够得到践行的话，法律的实质内容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二、法家思想与形式法治观的暗合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形式法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出于本文论述的方便，我将形式法治观的核心主张归纳为以下两点：即形式合法性和法律之治。形式合法的法治包括公布、面向未来以及普遍性、平等适用和确定性等品质。”富勒是这种形式合法性理论的经典解说者，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规则体系所应追求的八种优越品质，这些品质就是形式合法性的八项原则。法律之治，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强调人们应该服从法律的统治；第二层意思涉及到司法独立，因为法律的适用最终会落实到人身上，所以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法律被忠诚和公正的履行。接下来要从形式合法性和法律之治两个方面来论述法家思想是如何与形式法治在最低限度上相竞合的。
（一）形式合法性
1．明法性：法家认为，法治的首要之处在于公布法律。即“明法而固守之”。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法律被制定出来后，有法可依，那么欺骗的行为就不能得逞，官吏处理问题时也能保证公正。二是如果法律明白易懂，便宜实施，并且设置相应的官职专职将法律教导给普通民众，那么就能预防民众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况的出现。三是如果法律为普通民众所知，那么官吏就不敢超越职权，以法的名义欺压民众。可见，要求公布法律也有限制官吏滥权，防止侵害普通民众合法利益的目的。
2．成文性：战国诸国已制定并颁布了许多成文法。史载郑国有《竹刑》，楚国有《宪令》，魏国有《法经》等。秦统一后继续推行法治，其“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为使法律明确易知，秦朝用以案说法的形式颁布了《法律答问》。
3．稳定性：法家虽然主张“当时而立法，度物而置事”，反对墨守成规，但同时也强掉法律应该维持稳定。法家认为法律一定要持久稳定，否者就会导致徇私枉法，废法，滥权现象的出现。在韩非看来，一个国家如果法令变动频繁，缺乏稳定的效力，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容易灭亡。
4．普遍适用性：商鞅主张刑无等级，无论是拥有何种权力的人触犯国家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不能被赦免。韩非则认为：“法不阿贵”，法律不因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管子的观点更彻底。他主张君主也应服从法律的约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由此，法家强调了守法的重要性。通过上面四个方面我们发现法家在对法律的态度这一点上与现代法治具有暗合之处，能够为实现形式法治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
（二）法律之治
1．法家赞成‘人们应当由法律所统治并服从法律’的法治思想，《管子》认为，聪明的君主知道人民必然以其作为榜样，所以制定法律来规制自己的行为。君主不依法行事，那么人民也会违反法制，那么就会破坏这个国家的秩序。所以明君一定要重视制定法律，那么人民才会信服。《韩非子》则肯定了立法者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亦云：“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据此，可知法家注意到了统治者在“服从法律”中的重要性。《管子》的“任法”篇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为大治。”法家强调“君臣皆从法”更多是从“以身作则”的君王所具有的示范效应的儒家理念出发的。君王若是滥权，就会破坏一个好的法律秩序，因为他带了一个坏头。“法律高于国王”的范式不大适用于中国的法家。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统治者守法”作为法治概念的要素是法家的一个重要思想。
2．法律之治另一个方面是司法独立。在中国传统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更多的是各级官吏政治职责在法律上的体现，相对独立的司法实施未曾出现过。”但这并不是说法家思想与司法独立没有相通的可能性。
法家在理论上，对有关职权的划分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分职”意味着对君主无端地干预司法进行某些限制。在法家的分职理论中明确主张专职专任，不兼官兼事。在《韩非子》中有关职权划分的理论就较为细致，对“职权分明”的重要性给予了强调：“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
法家对徇私枉法持坚决地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只有“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如果“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法家认为执法应该独立于个人情感之外，因为“爱多者则法不立”，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总之，在法家看来，“夫背法度而任私议”，“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国之所以乱也”。
不论是法家的“人们应当服从法律”、“分职理论”还是“严格执法”，都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法律之治”的内涵。当然，这不能把古今两种思想在意义上进行等同，而是要注意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意义上的传承性。虽然法家的思想首先在于维护君主专制秩序，但是对于支持现代中国司法制度的构建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并非是一种古老过时的阻碍。
对法家法治理论最大的诘难或许就在于它是一种“非民主形式法治”。现代形式法治强调法律的来源是“人民”，而法家则主张法律的来源是国家的统治者，即“君主”。我们除了不能苛求法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达到“民主”的高度之外，我们还必须发现其实“君主”和“人民”是在一个逻辑体系内的概念，具有经验型，实证性的共同特征。法律不论最终是来源于君主还是人民，都是来自于世俗的力量，而不是神的意旨或者某种先验价值，它们都关注法律事实上来自何处而不是应该来自何处。因此，形式法治与法家法治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是观点性的，而不是方法上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君主”和“人民”这两个概念在创制主体上具有共同性，因此相互之间容易转换。所以，从实证性的角度来讲，法家思想和形式法治又有了相融通的余地，因为形式法治与法律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三、中国现代法治与形式法治
法家的法学传统在当代中国虽已破裂，但内含的法律精神跟中国现在的法治趋势是一致的。在如何对待本国的法律思想传统方面，学者们应当摆脱历史观念的桎梏，寻找那些能够适合现代法治要求的法律符号和法律意义，传承它，改造它，发扬它，使其在现代法治体系内再生。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所要推行的法治也应该是一种形式法治，这是从我国法治的现状出发，得出的必然要求。
[论文关键词]中职学校 职业道德教育 兴趣教学法
乐学是古往今来学者追求的最高学习境界，也是教书育人的最高目标。然而不少中职学校的职业道德教育课却常常被人认为与乐趣绝缘，洋溢在课堂上空的是严谨教条、呆板沉闷的气氛，这正是德育课实效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何打破职业道德教育沉闷的学风和学生厌学的情绪，让学生乐学，是提高中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所谓兴趣教学，是指教师为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使学生在情感愉悦中接受知识，掌握技能，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而对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环节、教学手段及方法的整合与灵活运用。兴趣教学法与中职学校职业道德课的契合能有效解决教与学中的困惑与难题，因此必须积极探索兴趣教学法与职业道德教育课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
一、职业道德教育课运用兴趣教学法的必要性
目前中职学校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主体课程有“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生涯规划”等，许多学校在实习实训中也适时开设一些职业道德教育课。在这些课程中运用兴趣教学法意义十分深远，对教师而言，是解决了教学中困境和难题的重要手段；对学生而言，是学生形成自我终身学习能力和具备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
(一)兴趣教学法有利于提高职业道德课教学实效性
在目前中职学校职业道德教育中常面临着几大难题：一是现实社会的多元化对课程浓厚的主导性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冲击，降低了学生对理论的信服度；二是市场经济和实用主义思潮对职业道德课价值的冲击，使学生对理论课程的实用性产生怀疑；三是职业道德课中较多的政策性、指令性、文件式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对理论课学习产生了望而生畏的情绪；四是职业道德教育课教学内容的严谨性和较强的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对任课教师教学思维的冲击，使任课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古板，导致中职学生对职业道德教育课的学习兴趣荡然无存。
而扭转这一局面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运用兴趣教学法。当学生被多方面的智力兴趣和要求的气氛所包围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和探索精神，就会爱上职业道德课教学，从而提高职业道德课教学效果。
(二)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自我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
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良好自我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自我学习意识的养成；另一方面是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
1 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自我学习意识的萌芽。人的自我学习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随着个体在不断的教育成长中，与他人、社会、环境的各种关系交往中，才能逐步形成真正独立、自主、自律、自强、能动的学习意识。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模式的影响，多数中国学生从小就在父母和教师的安排下被动地学习，学生没有选择自己学习内容的权利，甚至无权选择考试志愿。在缺乏高考高压机制的约束下，没有明确自我学习意识的中职学生对学习漠不关心，注意力涣散，无精打采，整日逍遥自在，无所事事，上网聊天、看视频成了他们主要的功课。而“要唤醒那种无动于衷的学生，把他从智力的惰性状态中挽救出来，就是要使这个学生在某一件事情上把自己的知识显示出来，在智力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人格。”“在智力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人格”就是指学生要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而这种自我学习的意识则来源于兴趣。人只有在从事符合自己的需要或感兴趣并由自身支配的活动时才会积极投入。这种主体意识的提高才会引起主体自主的学习。个体在学习过程中才会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投入。因此，持久的兴趣是促使学生形成主体性自我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基础条件。
2 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2l世纪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拥有足够的知识，而需要终身学习。而“终身学习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学习的兴趣、态度、习惯和能力”。因为兴趣是刺激和推动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它一旦形成和稳固，就不会因外部动机的消失而中断学习和求知。如果通过兴趣教学法使学生对职业道德课产生浓厚兴趣，并随着教师不断强化这种兴趣，将会使学生养成自觉学习和践行职业道德的行为习惯，从而促成学生终身学习理论知识的良好行为举动。
(三)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创新人才的竞争，因此把培养中职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研究表明，人的创新能力来源于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的产生与兴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研究证明，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大脑中有关学习的神经细胞处于高度兴奋，而无关的部分高度抑制，神经纤维信道的有关部分则保持高度畅通，“神经噪声”大大降低，信息传递达到最佳状态，人的思维最活跃，这时候人的创新思维也最活跃。兴趣教学法则有利于促使中职学生大脑中有关学习的神经细胞处于高度兴奋中，有利于创新思维的产生。
二、职业道德教育运用兴趣教学法的途径
道德教育的过程是一个让学生知、情、意、信、行相互转化统一的过程，因而在职业道德教育教学中运用兴趣教学法，并不是指单纯的教学方法，而是要对整个教学环节的各个阶段进行科学规划，通过合理的知识结构安排、有序的教学程序组织、灵活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来实现学生行为能力的养成。
(一)以趣激志——课前学生求知动机的挖掘
这一环节要求教师在课前要周密部署，巧妙设置兴奋点，激发学生强烈求知欲。职业道德教育课教师要在上课之前做足功课，设法开启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欲望。
1 组建兴趣小组。组建兴趣小组是概论课开展兴趣教学的一个组织上的保障。分组一般按照自愿的原则组合，主张将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兴趣小组，这有利于今后各种兴趣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并引入激励机制，每个学习小组的表现将在期末公布，成绩最高的小组平时成绩将给予加分奖励。
2 找出能激起学生求知欲的兴趣点。课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很多，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在上课前布置不同的预习功课。如可通过视听资料激起学生学习兴趣，还可通过问题讨论、汇报交流等方式来提高学生兴趣等。
(二)以趣增信——学生在课堂上情感认同的培养
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兴趣教学法培养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情感认同，是前一个阶段的深入。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也是充分运用兴趣教学法的主要场所。课堂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
1 内容激趣法。内容激趣法是指教师在符合教学大纲的基础上，通过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使之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脉络清晰、具有前沿性、先导性和趣味性，能引起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强烈兴趣和求知欲得到最大满足。这是兴趣教学法中最重要的类型。一堂好课的标准永远都是“内容大于形式”，如果教学内容不够充实和引人入胜，教学方法再丰富，也难以获得学生认可。因此职业道德课教师要在符合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整合教学内容，对教材进行合理的增减归类，寻找出契合学生需要的兴奋点和兴趣点。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常用的方法有案例教学法、故事教学法、理论综述法、专题讲授法等等。
2 感观激趣法。感观激趣法是指教师通过掌握和运用必要的多媒体教学技能，利用文字、动画、漫画、图形、图像、实物、声音和视频等多种媒体元素设计教学过程，让学生处于立体感观的刺激中，从而极大地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时参与感观越多，思维效率越高，学习效果越好，也越容易引起学生强烈的兴趣。因此在职业道德课教学中要尽量多地调动学生的听、说、看、写各种感观。
3 情感激趣法。情感激趣法要求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教学特长，用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去感染学生的情感，使之达到共鸣。职业道德课的说服力、感召力与教师的语言力度、语言技巧、语言风采密切相关。如果一个教师经常用富有严谨、简洁、精炼、准确、风趣、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就能拨动学生的心弦，促进记忆的持久、思维的活跃、想象的丰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4 活动激趣法。活动激趣法是指教师通过开展不同的趣味教学活动，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职业道德课的趣味教学活动种类很多，常用的有以下几种。(1)辩论法。辩论能培养中职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是非观念，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还能寓教于乐，培养学生分析社会现象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2)讨论法。课堂讨论法分为随机讨论和专题讨论。随机式讨论可以采取答辩式，由学生敞开思想就这门课涉及的理论和实际提出问题，教师回答问题，学生直接和教师展开思想交锋。专题式讨论是针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教师出好题目并主持讨论，特点是讨论深入并且集中，学生之间不同认识的交锋，可以相互启发，调动每个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3)角色互换。在一些难度适中、比较容易理解的章节教学中，教师可以适当与学生进行角色互换，让学生走上讲台讲课，教师坐在下面听课提问。最后再由教师对各组讲的内容做一点评，指出不足之处，加以补充说明和阐述。
以上这些活动都可以采用竞赛的方式进行。总之，活动教学法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在做到以生为本的同时，也会赢得学生的认可和喜爱。
5 问题激趣法。问题激趣法是指教师通过创设问题情景，使学生达到激疑引思的效果。在职业道德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的要求适时、适当地向学生提出问题，或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部分章节可以完全采用问题法进行教学。
(三)以趣促行——学生在课后行为习惯的养成
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兴趣教学法在巩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情感认同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是前两个阶段所指向的终极目标。前两个阶段教学对学生进行的新奇刺激只是起到激活“兴奋点”的功效和“动机”阶段，要想这种“兴奋点”持久，并形成习惯，还要通过不断地实践。所以在职业道德教育课后，教师要善于巧妙布置作业，让学生在乐趣中不断回味和体验。这些作业形式很多，主要有：影视书籍作业，在讲述完相关章节后，布置一些视频作品让学生观看，以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研究；社会实践作业，让学生通过课后广泛的亲身实践，在实践中逐渐养成行为习惯，如让学生到工厂进行职业道德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召开专题社会调查汇报会；网络互动作业，教师在课前建立一套新型的师生互动网络平台系统，将学生必须看的补充课外资料、视频、论文、案例、作业都提前挂在网上，让每个学生凭学号登录浏览并完成各种作业；各类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作业，中职学校各种社团活动十分活跃，教师要及时指导或带领学生参加其中对职业道德课教学相关的课外活动。
总之，良好的兴趣是学习的强大动力。在兴趣教学法中，职业道德教育课教师要学会在课前有效地激发学生求知欲；在课堂上陶冶学生情感，增强理论说服力；在课后要通过各种活动使学生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真正做到知、情、意、信、行的有机统一，提高理论教学的实效性。
三、兴趣教学法在职业道德教育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初级兴趣与稳定兴趣的关系
兴趣的发生是有层次性的。有学者将之分成有趣、乐趣、志趣三个层次，还有学者将之分成为直接兴趣、间接兴趣和稳定兴趣三种。无论何种划分都是认为兴趣的产生是由低到高逐层递进的。
第一阶段一般是外界事物给人的感官以强烈的刺激，引起大脑的兴奋直悦或情感的冲动，从而使人们对它们产生兴趣，但这一阶段兴趣虽然发生得很快，却不持久。第二个阶段，兴趣的产生不再单纯依靠外在的刺激，而是人内在个体已经形成对某一客体产生了比较稳定的特殊的爱好，它主要来自人的思维。这时人们的兴趣会向专一的、深入的方向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兴趣的最高阶段，也是兴趣最稳定的阶段，它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改变，而且通常与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奋斗目标相结合，其持续时间长，甚至终身不变。因此，这一阶段的兴趣是我们兴趣教学法的终极目标。
以上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是逐层递进不断向前发展的。前一个阶段的兴趣得以不断巩固刺激就会向更高层次的兴趣转化。教师在职业道德课的课堂教学中采用兴趣教学法引起学生的兴趣一般属于第一和第二个层次。如果教师不继续加以引导、刺激、巩固，就很难让兴趣发展到最稳定的阶段，甚至有可能半途而废。因此，职业道德课教师要制定兴趣教学的长效机制，只有不间断地让学生对学习保持强烈的兴趣，才能过渡到第三个阶段稳定时期，这时的兴趣已完全内化到学生的意识之中，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学习行为习惯。
(二)兴趣教学的“浅”与教学内容“深”的关系
二 对作弊学生的惩处方式与平衡原则的要求
（一）从法条中得不出判决结论
（二）平衡原则的一般理论
（三）运用平衡原则检测退学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三 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正当程序
（一）本案判决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
（二）正当程序原则：学者的企盼
（三）正当程序原则：法官的直觉
（四）正当程序原则获得最高法院的首肯
（五）对本案正当程序原则运用的评论
四 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
（一）第三条判决理由论证上的不足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一般理论
（三）本案应当适用信赖保护原则
（四）法院在本案中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功亏一篑
五 通过判决发展法律
（一）司法之现状：囿于条文的法律适用
（二）法律原则与法律适用
（三）对中国行政法官的期待
一 引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无疑是中国行政法学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它的意义不但在于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也在于法院对本案实体问题的判决理由。就前者来说，法院把司法审查的触角伸向学校的教育管理领域，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行政法调整范围的扩展，具有深远意义。[1]对此，已有学者撰文论述和评析。[2]本文仅仅就本案实体问题的判决理由进行讨论，目的不在于论证本案判决如何正确，而是通过对本案的评析，阐发法院在个案判决中运用行政法原则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本案实体问题的关键是田永的学籍问题。如果田永具有学籍，并且具备其它法定条件，被告就应当给田永颁发毕业证书；反之，就无从谈起。法院认为田永没有丧失学籍。在判决书[3]中，法院指出了三条理由：
1.田永的“夹带”行为不属于考试作弊，而仅仅是“违反考场纪律”；对其作退学处理没有依据。这构成实体上的瑕疵。
2.退学处理决定没有直接向被处理者田永本人宣布、送达，也没有允许田永提出申辩意见。这属于程序上的瑕疵。
3.退学处理决定没有实际执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以后的一系列行为更“应视为”该校自动撤销了原处理决定，说明该处理决定从未发生应有效力。
法院没有阐明三条理由的关系。在法院判决的实际思维过程中，三条理由的份量并不完全相同（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分析）。由于法院陈述的判决理由是法官思维“理性化”的产物，所以，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判决书所展示的理由去评论法院判决理由的正当性。[4]从判决理由的逻辑上理解，三条理由独自成立，即：单单实体上的或者程序上的瑕疵就足以构成撤销退学处理决定的充足理由[5]；即使退学处理决定合法有效，仅凭第三条理由也足以使被告的处理决定不复存在，并使田永的学籍得以恢复。
下面我将力图对上述判决理由逐条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评论法院判决理由的成功与不足。我认为，如果仅仅依据制定法条文，判决理由是无法得出或者不能成立的，而必须分别用“平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 和“信赖保护原则”去弥合司法推理链条的断裂。本案可谓法院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案的先声；我将考察“身在此山中”的法官的实际思维过程，并对本案中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进行评价。以这三个原则的运用实例为基础，本文最后一般性地（但也是初步地）论述这样一个设想：通过法院在司法判决中对行政法原则的运用，实现行政法的发展。
二 对作弊学生的惩处方式与平衡原则的要求
（一） 从法条中得不出判决结论
对于退学处理决定在实体上的合法性，法院首先区别“作弊”与“违反考场纪律”，认为田永的夹带行为不属于作弊。我认为这有些牵强。即使纸条上所写的电磁学公式不能直接套用于试题，即使没有发现田永偷看过夹带的纸条，田永违反考场纪律，把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纸条带到试场，仅凭这一事实，可以推定他有偷看的企图。把这种行为归于作弊的情形之一，完全符合严肃考试纪律的要求，符合人们对于“作弊”的一般理解。在实践中，这样的规定普遍存在于各个学校的校规中，也得到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有关法规、规章的印证。[6]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违反考场纪律”和“作弊”概念上的区分，还是转向讨论这样的问题：对田永夹带纸条这种作弊行为作退学处理是否合法？
判决书始终没有阐明“作退学处理”的性质。法院没有把它视为行政处罚而适用《行政处罚法》。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也将不打算直接援引《行政处罚法》作分析。[7]法院还似乎接受了被告的说法，谨慎地把它与“勒令退学”相区别。所谓退学，依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是在校学生因情势变更而自愿地终止学籍，或者被学校强制地终止学籍（作退学处理）。[8]在现行制度下，它不同于勒令退学之处在于，它不是由于学生违反校规校纪而对他作出的纪律处分，所以该学生可以再次参加高考。在实践中，一些学校为了照顾违纪学生的“前途”，对一些本来可以（应当）作勒令退学甚至开除处分的，进行“善意的处理”，作退学处理化之了之。[9]如果依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字面规定，被告的做法确实与法无据；根据处罚（处分）形式法定原则，被告对作弊学生“作退学处理”是不合法的。但是，从本案“作退学处理”的原因（考试作弊）和后果（丧失学籍）来看，它可以被视为勒令退学。为了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暂且悬挂上述问题，而接下去讨论被告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被告对田永作出退学处理的依据，是学校制定的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纪律的紧急通知》。对于学校制定的该文件，法院并没有因为它涉及到学校的教育自主权而放弃审查，体现了法院作为司法审查机构的应有立场。但是，法院没有采纳学校文件的理由――学校文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的规章范畴” ――似乎有些不足。依照《教育法》的规定，学校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受教育者应当遵守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10]学校文件的制定就是行使教育自主权的一种方式。法院对它应当予以重视，而不能因为它不属于规章就“视之如草芥，弃之如蔽屣”。法院有必要通过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审查而决定是否适用。
在接下去的判决理由阐述中，法院通过校规和国家教委规章的对照，否定了校规的效力。[11]法院的逻辑是：校规“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重于”就意味着超越和抵触，因此校规是不合法的。本案中被告校规是否抵触法律、法规和规章呢？事实上，从判决书引用的国家教委规章中，无法得出学校不能开除作弊学生或者勒令作弊学生退学的结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的“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自然包括给以勒令退学甚至开除的处分。[12]这样的理解与该条前一段的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也是可以相容的，即在勒令退学或者开除的同时，档案上该科成绩记零分。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法律和法规明确排除学校对作弊学生实行哪怕是勒令退学、开除学籍这样严厉的处分。
综上所述，在法定的处分种类内，对作弊学生具体实行何种形式的处分属于学校的自由裁量范围；如果撇开“作退学处理”的形式合法性，对作弊学生作退学处理（勒令退学）仍在规章条文字面含义允许的范围内。在法条的字面意义上，我们还不能说被告《关于严格考试纪律的紧急通知》的规定是违法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校规本身的实质合理性。
（二） 平衡原则的一般理论
我国行政法学理论认为，行政行为除了遵守合法性原则，还要遵守合理性原则。通说认为，合理性原则指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做到客观、适度、合乎理性。在我国，通常认为，合理性原则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结果合理性，还包括动机合理性；合理性原则不但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它规范性文件。[13]由于合理性原则包容广泛而内涵模糊，本文将根据具体语境，有时用另一个稍微精细的概念――平衡原则――来分析。平衡原则，有的称为比例原则、均衡原则，是通过对目的－手段、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等实体范畴的衡量，以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人们对公正合理的一般期待。[14]
国外行政法学中有相似的理论。在法国中，行政法院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运用损害－得益平衡、目的－手段相称等平衡方法，努力在公共秩序、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界限，并通过判例，确立了均衡原则。[15]德国行政法学对平衡原则（多称比例原则）作了深入具体的阐述。在德国法中，比例原则要求采取一项措施以达成一项目的时，该方法必须是适合目的的、必要的、相称的。[16]日本和我国台湾继受了德国的比例原则。[17]在素以程序正义为重的英美，也出现了对实体合理性的要求。英国上议院1968年在温斯伯里（Wednesbury）案件中确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今天，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的判例中”。[18]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把是否滥用自由裁量权规定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之一。[19]尽管各国理论阐述角度、适用范围和具体规则不尽相同，但都体现出一个同样的精神：公共机构行使职权的行为不但受制定法的约束，还受合理性原则约束。
法院能否依据合理性原则审查行政行为，这在我国行政法学上还有不同观点。[20]一些学者则认为，原则上我国法院只应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应审查其合理性，但在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例外情形下，也可以对合理性进行审查；另有学者断言，我国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只限于合法性审查，但是，不合理达到一定程度亦可构成不合法，所以，合法性审查实际上包含对严重不合理的审查。[21]这些争论更多属于概念上的争论，事实上，几乎没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只要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事，法院就不能干预。现在的分歧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行为的干预（撤销或者变更），是否仅限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对此，许多学者通过解释《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滥用职权”，论证法院能够审查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撤销行政机关明显的或者严重的不合理行为。[22]我认为这种观点比较符合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行政诉讼法》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其说禁止法院审查合理性问题，不如说是要求法院节制审查强度，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某些问题上的政策性考虑，对于明显或者严重的不合理情形，法院不能放弃不管。
法律规定法院对于行政规章有参照适用的权力；对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没有规定，通常认为也应当参照。[23]只是参照的标准似乎还缺乏深入的讨论。我认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也应当采取实质法治主义的标准，除了审查它是否“抵触”上级制定法的规定，还应当用平衡原则进行检测。
至于如何判断是否合理，是否构成明显的或者严重的不合理，难以有具体明确、能够普遍适用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判断者根据具体情境的衡量。
（三）运用平衡原则检测退学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下面运用目的－手段平衡的方法对校规的合理性及被告退学处理决定的合理性作一衡量。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杜绝作弊的正当需要。作弊的危害不但来自对作弊学生成绩评价失准，还来自对整体教学秩序乃至社会道德的败坏。正如教育部一位领导所言：“如果不对少数学生作弊现象迅速予以制止，就是对多数学生的不公，对遵纪守法、勤奋学习的学生的挫伤，就势必造成学生价值观念的严重扭曲，后果不堪设想。”[24]正是出于对高校中比较严重的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反应，国家教委于1994年下发了《关于加强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高等学校加强考试管理工作，并“积极研究、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25]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正是本着上述紧急通知的精神，修改校规，对考试作弊重新作了严厉的规定。被告加强考试管理的目的是完全正当的，法院对其采取的措施应当予以尊重。问题是，它所采取的“一经查出，一律按退学处理”的措施是否合理？
由于纪律处分涉及学生的利益，维护考试纪律的需要必须与学生的利益取得平衡。北京科技大学的规定没有区别各种作弊的不同情节，“一刀切”，有失公允；也没有给学生悔改机会，“一棍子打死”，失之过严。另一方面，为了杜绝作弊而采取的手段必须是必要的、相称的。必须认识到，提高对考试作弊的惩罚强度只是众多可采取的措施中的一种，而它的效能是有限的。为杜绝考试作弊，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许多种，例如：改变考试方式，完善考场规则，加强监考力量，减少作弊的机会，并尽可能发现作弊行为；完善对监考人员的奖惩机制，防止监考人员徇私枉法、玩忽职守；对作弊学生进行及时、公正、一视同仁地处理，不放纵作弊学生，不让学生抱有侥幸心理，等等。上述各种措施需要多管齐下，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奏效。被告的规定过于严厉，在现实操作中反而效果不好。据该校一位教师说：“学校制定这种制度，有时候也令监考老师左右为难。因为监考老师发现学生有作弊行为时，置之不理会违背教师的职业道德，当场抓获又可能毁了学生的一生。很多老师有时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愿让一个学生毁在自己手中。因此，学校对作弊一刀切的做法，单就监考老师来看，也不能真正起到严肃考场纪律的目的。”[26]
综上所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关于考试作弊的处理规定，与其想要达到的杜绝作弊的目的不相称，违反了平衡原则。法院不应予以适用。
在排除学校规定的适用后，我们再看看被告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是否合法。我的结论与判决书一致，理由则不相同。我的理由是，鉴于田永的作弊情节和悔改态度（判决书完全忽略了相关事实），学校的处理决定显失公正，是不合法的。
三 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正当程序
（一） 本案判决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
海淀法院一审判决称：“……而且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而被告既未依此原则处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也未实际给原告办理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尽管这段文字在逻辑层次上不是非常清晰，但是它无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被告有义务将退学处理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判决书没有明确说应当什么时候听取当事人的申辩意见，从行文看，似乎是在向被处理者送达、宣布退学处理决定的同时或者之后。但是，考虑到事后申辩任何时候都是允许的，在退学处理决定作出并送达后，再谈什么“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宁肯视之为一个行文上的疏忽，而把判决书的真正意思理解为：被告在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前应当允许原告提出申辩意见，在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后应当直接送达给原告本人。
法院提出了两个程序上的要求。下面我将着重讨论前一个要求。
“应当……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法院没有指明这一理由的法律依据。事实上，在被告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这一程序要求。[27]可见，法官们没有依据具体的条文判案。如果把“依法判决”的“法”仅仅理解为法律、法规、规章等有特定国家机关制定并载于纸上的文字规定，那么，法院的这一条理由可以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应当）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 的程序要求是法院“附加”上去 的。换句话说，法院在判决中“创造”――对某些人来说，那几近于说“捏造”――了一条法律规范。我绝不认为法官这样做“违法”了，相反，我把它理解为一个值得称颂的创造。对于其中的意义，我将在后面予以阐述。令我感兴趣的是，在法院的判决被普遍地理解为“适用法律”的今天，法官是如何“创造”出这样一条规范的？探究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具体情境中法官的思考方式将是有启发意义的。为此，我将从我国程序法观念和理论的发展以及本案法官的现实处境中去考察。
（二）正当程序原则：学者的企盼
当我们看到法院的如此判决，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正当程序原则。这是英美法上的古老而常青的原则，它的要义正如判决书所述的那样――在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在英国法中，听取当事人意见的要求被包含在自然正义原则中。自然正义原则原是司法中的原则，在19世纪大量行政机构产生后，它被移用到行政性案件。通过法院的判例，听取当事人意见的要求被广泛地适用于行政机关的行为。即使议会的制定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的行为程序，或者法院认为规定得不够时，仍可以以自然公正原则去约束他们。[28]美国继承了英国自然正义原则，把正当程序要求写进宪法，从而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法院一次又一次创造性的运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获得不断充实和具体化，特别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戈德伯格诉凯利等案件的判决，它的适用范围爆炸性地扩张，对权利的保护程度也不断提高。[29]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原则成为法院对政府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有力武器。
近20年来，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原则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几乎每一本介绍英美宪法和行政法的著作都以相当的篇幅讨论这两个原则。讨论行政程序的文章和论文已经不可胜数，许多硕士、博士论文也以行政程序为主题，其中很多涉及到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原则。[30]它甚至成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题目。[31]今天，对于一个行政法专业的学者和学生来说，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原则已经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行政法以外，学者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讨论法律程序的价值和我国程序法律制度的建构，声势浩大，蔚为壮观。[32]除了学术性刊物，一些普法性质的通俗读物和媒体也宣传法律程序的意义。在法学院和各种法律进修班的讲坛上，法律程序也成了主题。要全面、清晰地描述上述景象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努力聚沙成塔，散射出明亮的光芒，使法律程序的观念在法律界中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认识到，法律程序是控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手段。
尽管大部分学者谈论法律程序时，仍然着眼于制定并严格执行成文形式的程序法，但也有部分学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不成文的程序原则的意义，主张用程序原则来指导法律的实施，在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时适用程序原则处理。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的“滥用职权”就包括了滥用程序上的自由裁量权。[33]依这种理解，违背程序原则也构成违法，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如果单纯从学术观点上看，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判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论文关键词］高校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 教学模式 构建
高等职业教育是不同于一般本、专科大学，是具有一定特质的高等教育类型，它培养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具有特定的知识、能力结构，强调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和工作过程中所必需的关键能力。但目前高职教学内容主线基本是延续传统的“三段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课程体系，缺乏课程开发与创新，培养出来的学生实践能力不强，适应社会建设第一线工作的技能不足，学生的职业意识不高。“老三段”的课程设置模式难以适应“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实现“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高等职业教育模式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以下简称“高职思政”）“基础课”，在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综合职业道德法律意识，提高学生适应实践岗位的关键能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企业、社会岗位的工作要求探索高职思政“基础课”的专题模块教学模式是高职思政课教学与其他一般专本科院校思政教学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构建适合高职教育的思政课教学模式，提高思政“基础课”教学效率，加强课程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使其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教学模式的内涵
1.教学模式的定义。教学模式是课程观、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方法及其评价体系等的特定组合形式，即教学模式是由一定的课程观指导下的课程内容及其进程和安排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特定的组合方法。教学模式是沟通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中介，它既能丰富教学理论，更新教学思想和观念；又能为教学实践提供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教学范型，为培养合格人才提供直接功效。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的构建从课程观的调整、课程内容的整合、课程方法的探索等方面突破了思想品德课程传统灌输的教学模式。
2.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教学模式的内涵。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教学模式的内涵，集中体现在“模块”和“专题”两个方面。一方面，“模块”实质是树立全新的高职思政“基础课”课程观，思想道德修养课或思想品德课是学生从小上学就被灌输的东西，怎样使已经成年的大学生从中受益，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是强制灌输就能解决的，如果强制灌输可能会导致学生逆反。通过高职思政“基础课”的教学使大学生注重自身修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强调课程开发，树立新的课程观。课程观，是人们依据一定的哲学观、教育观以及心理学、社会学、技术学等方面认识所形成的关于课程的基本观点和一般看法，即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课程，如何处理课程领域诸多关系的看法，它是课程开发和管理的指导思想。将高职思政“基础课”开发成最好的课程，就是使高职思政“基础课”在传统强调培养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基础上，担当起培养训练学生适应社会岗位所必需的关键能力的任务，其中的关键能力即学生对信息或问题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虽然高职思政“基础课”不涉及学生具体的操作技能，但能力不同于操作技能，职业能力强调在复杂的工作情境中进行分析，判断并采取行动的能力。对于现代工作而言，将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关键能力作为高职思政“基础课”课程目标的定位是十分重要的。构建高职思政“基础课”模块就是要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整合教学内容，根据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需要，打包教学任务。将知识的传授、能力的训练、素质的培养相结合，并融于高职思政“基础课”的教学中。
另一方面，“专题”主要体现在教学实施环节，采纳具体的方法实现“模块”任务包的任务，结合授课学生的专业及预备职业的特点，将每个模块具体地细化，针对学生实际和社会现实，按照问题来组织课堂教学，根据具体教学内容选用具体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现场教学法以及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发现式学习等符合认知规律的先进教法与学法，同时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如讨论分析。以分组方式组织学生讨论，由各组代表发言，再由教师总结讲解。演讲。课前教师布置，学生准备稿子；或是学生针对具体问题有感而发即兴演讲，教师最后进行综合评价。问题学习。可以让学生独立或分组提出问题，教师来回答；也可以教师提问学生回答，以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促使学生课后自学。实现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由“讲授”主体变成“引导”主体，学生由被动“听”“看”为主变成以主动“想”“说”为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端正做人做事的态度，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道德及职业意识，锻炼学生思考、学习、表达等能力。
二、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的构建
第一模块为适应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主要涉及教材绪论部分内容，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正确认识与分析生活学习环境的方法，体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与作用，培养学生适应环境的能力；使学生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上大学？大学学什么？怎样读大学？该模块开设两个专题：其一，认识大学，正视自我（2学时），主要采纳的方法是学生主体讲述对新的生活学习环境的感受，再由教师做总结，解答学生的疑惑，引导学生合理释放来自环境的压力或内心不良的情绪，给予学生安慰、激励。通过师生互动，达到引导学生尽快转变角色，适应大学的目的。其二，树立新的学习观念，塑造全新的自我（2学时），在大学如何学习的问题是大一新生的空白，到底大学生应该怎样学习，新生的脑子里还是有疑问的，所以这个专题适合采纳案例教学，尤其是学校典型的学生例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教师要结合每个专业的特点选择学校的典型，以客观发生过的事实督促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增强重塑自我的勇气，也可以请已毕业大学生与新生做现场互动交流。
第二模块为人生观教育。主要任务是引领学生科学地认识和评价人生，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初步的思考和设计，使学生端正做人做事的态度，体会学习生活的技巧。该模块设立“领悟人生真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协调身心关系，学会人际交往”“树立理想信念，创造人生价值”三个专题，计划6学时。主要采取多媒体教学（观看音像资料短片）、调查法、问题讨论等方法，涉及第二章、第三章内容。
第三模块为爱国主义教育。教学任务在于调动学生心底的爱国情感，深刻体会何为爱国主义，激励学生明确历史使命，从自身出发积极实践爱国行为。设立一个专题“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2学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这个专题中要学生回顾历史（如中国的）、正视现在（当今我国的建设及我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让“90后”的学生真正感悟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采用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将一些史料和新闻资料动态地展示给学生，并以即兴演讲的方式让学生谈论如何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主要教学内容涉及教材第一章、第三章的明确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的部分内容和第七章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部分内容。
第四模块为社会道德观教育。该模块主要使学生明确做人的道理。以公德、孝德、职业道德（主要放在第五模块）为线索展开，设立“加强道德修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培育家庭美德”“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树立诚信品质”三个专题，计划6学时。该模块内容涉及教材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内容。主要采纳调查法、问题讨论法、案例教学法。
第五模块为职业教育。主要使学生明确认识到高职生学习必须面向职业的特点，增强学生的就业信心，锻炼学生求职择业的能力。该模块设立两个专题：专题一为培养职业学习意识，增强就业信心，侧重立足岗位、奉献社会的职业理想教育和以诚信敬业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主要采纳案例分析与问题讨论等方法。专题二为掌握就业技巧，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侧重职业礼仪的教育与训练、职业纪律和岗位规范教育、劳动法、合同法和创业教育，主要采用情境教学法、调查分析等方法。两个专题计划6学时，主要涉及教材第六章的内容。
第六模块为法制观教育。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我国的法律制度，增加学生的法律常识，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培育学生的法治精神。设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学习实体法律制度，保护公民权益”“学习程序法律制度，学会科学维权”等三个专题，计划6学时，具体采纳模拟法庭、案例教学、课下阅读等方法。
三、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教学模式实施中的几点注意
1.教材问题。我国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课使用的是全国统编教材，没有成熟的适合高职院校的模块化教材及教参，进行“模块”抽象时必须严格尊重教材，需要教师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可行的原则编写教学内容，结合社会现实、学生实际组织模块教学。
2.教学设施。专题模块教学模式更多体现学做合一的理念，需要模拟或真实的教学情境，这对教学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高职院校，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尝试将高职思政“基础课”教学与学生实习车间的课程实习、岗位实习相结合，实现高职思政“基础课”理实一体化教学。虽然高职院校有这个尝试的可能性，但实施起来还是有较大的困难。另外，也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等。
关键词：亲属法；婚姻家庭；伦理性；人性论；同构化
中图分类号：DF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12609《婚姻法解释（三）》出台至今，备受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婚姻法颁行后的三次司法解释实质上是不断朝着摧毁“家产制”这一维持家庭稳定的财产纽带方向迈进，不断朝着将家庭推向货币化、资本化的“合伙投资企业”方向发展。试想，如果亲属法（包括《婚姻法解释（三）》在内）过多地用市场经济规则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忽视夫妻财产对夫妻人身关系的依附性、忽视婚姻家庭是一个伦理实体的特殊性，用物权法的普遍性替代亲属法的特殊性，其必然会饱受争议。所有这些，无论是婚姻功利化争议，抑或是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无不涉及到亲属法的定性问题。因此，对亲属法的定性及其深层阐释，将有利于解释并解决《婚姻法解释（三）》饱受争议之根源问题。
一、伦理性：亲属法本质论
何谓亲属法的性质？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展现学者们对亲属法的正当性问题的基本认定。目前，婚姻法学界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专著或主编的教材中就亲属法正当性问题都有大致的描述。不过，学者们并不都是以法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而是在亲属法的特点、特征、特质或性质这一层面来认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亲属法具有习俗性、伦理性、团体性、要式性[1]5 ；具有“适用范围的广泛性、显明的伦理性以及要式、强制性” [2]；具有调整对象的普遍性、调整对象的身份性、调整内容的伦理性、法律规定的强制性[3] ；具有适用上的极大广泛性、内容上的强烈伦理性、规范上的强行性[4]；具有习俗性、差异性、伦理性、团体性、强行性、身份法性[5]2-4；是具有习俗性、伦理性、亲属团体性的强行法、普通法[6]。从学者们所提炼的亲属法性质（或特征）看，“伦理性”是一致的结论。学者们在论及亲属法的伦理性时，写道：“夫妻、亲子等相互之关系，伦理的色彩特别浓厚，亲属法之规定，须以合于伦理的规范为适宜，而且有其必要。”[1]5“在婚姻家庭问题中，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保证。婚姻法的主要特色之一，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伦理性。法律上的每项规定，也是道德要求”[2]18。“由于以两性关系和血缘联系为特征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伦理关系，具有深刻的伦理性，这种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在婚姻家庭法中就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2]56，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亲属法堪称道德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道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亲属法以儒家的伦理观为其思想基础，欧洲中世纪的亲属法则以基督教的道德为其精神支柱” [7]。可见，学者们在认识亲属法伦理性质的角度上虽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学者们所提炼的亲属法性质（或特征）除“伦理性”外，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形式规范上的特性，如适用上的广泛性（或称普遍性）、调整对象的团体性和身份性、规范本身的要式性和强行性；二是法律形式规范以外的特性，如习俗性、差异性（或称民族性、地域性）。依笔者愚见，这些所谓的亲属法性质（或特征）有待于重新认定。
（一）亲属法的性质要从“形式”与“实质”这一范畴来进行思考和认定
从法律形式看，“广泛性或普遍性并非是亲属法的特性，因为作为普通法的民法的其他组成部分如物权法、债法、继承法亦具有适用上的广泛性或普遍性的特点”，“要式性”也“并非亲属法的特点，而是身份行为的特征” [5]4。另外，即使亲属法具有团体性、身份性以及强行性，也只是其表面特质而已，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亲属法调整对象和调整内容的伦理性，即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伦理实质。也就是说，亲属法具有的形式特征是其伦理实质的表征。至于亲属法的习俗性，也与亲属法的伦理性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婚姻家庭习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积累并共同享有的，它可以反映出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民族心理特征、伦理道德、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大都以风俗习惯的形式出现，并以社会舆论作为其强制手段。马克斯・韦伯也在很大程度上将习惯和惯例等同于道德，他认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每一个伦理体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惯例的支持，也就是说，违背道德的行为将受到谴责” [8]。伯特兰・罗素在论及道德、习俗和法律的关系时写道：“积极的道德（指类乎法律的道德――笔者注）比个人的道德出现得早，或许比法律和政府也早。它最初是部落的习俗，法律就是从这些习俗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试想一下如今在极原始的野蛮人中还可看见的关于谁能与谁结婚的特别详细的规则……这同我们的禁止结合的规则使我们感到的道德上的强制力一样。”[9]因此，从“形式”与“实质”这一对范畴来进行思考和认定亲属法的性质，当属伦理性无疑。
（二）亲属法的性质要从亲属法的正当性这一角度来思考和认定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曹贤信亲属法伦理本质的人性之维――由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引发的思考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法律秩序乃至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法哲学关于法律正当性的论争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问题之一，法律存在于何种类型之实体之中，以及，此种实体通过何种方式联结成为我们所谓的‘法律’这一核心实体？答案是，法律是由作为意义承载物的规范组成的一个规范体系。问题之二，法规范作为意义的承载物如何与现实世界相关联？此种关联可通过‘权威的颁布’和‘社会实效’得到理解，当然，就后者而言，强制或强力也是不可或缺的。问题之三，是关于法的正确性或合法性的，此处又涉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10]
在西方哲学上，各种法学流派都对法律的正当性有不同的论述。上述第一个问题涉及规范和规范体系这两个概念，各法学派都展开过本体论上的论述；第二个问题属于法律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派的领域；第三个问题则是自然法所主导的核心命题。各法学流派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正当性概念，如自然法学派主张伦理正当性，实证主义法学派主张的法的有效性（合法性），历史法学派提出法的“民族精神”，社会法学派提出的法的“合理性”等。一如有学者指出的，正当性问题涉及一个“问题束”，就是以法的正当性、有效性、权威性的基础、根据、渊源为核心的一组问题，具体包括：（1）法的合法性；（2）法的证成；（3）法的合理性；（4）法的有效性与实效性；（5）法的权威性与服从法律的义务等。按照自然法学的观点，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以“正当性”为轴心或者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的问题[11]。
一般公认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对“正当性”问题作出系统阐述的第一人。经他所阐释的“理想类型”和“统治形态论”之后，各法学派在寻求法的正当性时基本围绕经验和理性这两个维度进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实证主义和新自然法学这两大主流学派所展开的“正当性”的论辩。概而言之，法律实证主义坚持纯粹的形式合法性，视法律为政治权威中占优势地位的意志之具约束力的表达，拒绝承认任何对于实质合法性之诉求超过对于法律效力的追求；而自然权利理论则将实在法之实质合法性直接溯源于更高之道德律令[12]。比较而言，自然法的伦理正当性理论有助于解决的问题有二：其一，为法律正当性提供一个评价性或规范性的基础；其二，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创制和适用的意义。同时，自然法的伦理正当性理论也面临一个问题：法律的界限何在？这也正是法律实证主义为何抛出分离命题、批判自然法理论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如果坚持以法律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合法性”来证明法律的合法性（正当性），则势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律本身是一种秩序，被证明“合法性”的法律就应当是一种好秩序。那么，这种“好”又如何证明呢？只能得出一个答案：好秩序意味着一种符合正义、道德的秩序。在任何社会，任何成员都必须向他人履行道德义务。当这些义务获得一定程度的重要地位时，就会具有一种法律性质。因此，法的伦理正当性是阐释法律正当性的较为理想的模式，而自然法理论无疑为制定法提供一种价值理性的正当性证明，同时自然法的规范作用也为制定法提供一种伦理基础，并指导和约束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法律既然可以以自然法理论论证其正当性，那么具有特殊性质且不含纯技术因素的亲属法概莫能外。
亲属法的正当性的论证进路有二：一是从亲属法形式证成“合法性”；二是从亲属法实质证成“正当性”。这两条进路的选择，实际上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的选择。如选前者，必然会造成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由于法律具有“合法性”，守法的道德义务则无必要，因为法律本身已被视为是正当的。如选后者，伦理道德就是法律价值判断的依据。笔者持后种立场，并认为亲属法的性质与其价值判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知道，亲属法规范的是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与一切其他的社会关系一样要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那么，亲属法的价值判断依据何在？对此，中国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婚姻家庭法的道德基础，本人认为，也可以称其为基本价值，就是要讨论婚姻家庭法的正当性是什么？人们为什么更愿意处于由婚姻家庭法调整所确认的社会状态之下，而不是处于无这类法律的状态之下……婚姻家庭实践是否应该受法律保护？或者人们是否应该被合法迫使或受到法律鼓励去组织家庭[13]？“亲属的身分关系，是法律以前关系，乃是人伦秩序，唯因外在必要，而被法律秩序化以后，则变为亲属的身分法关系，但其有人伦秩序本质，并不因而有所改变”[14]。其根源在于，“无论在逻辑体系还是历史体系中，家庭都在深层次上关联着道德与法律，构成二者关系的价值资源及其难题”[15]。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亲属法的本质是其伦理性，其他特征是其伦理性的表征。
二、人性论：亲属法伦理本质的逻辑起点
研究亲属法的伦理本质有现时性、历时性两种角度。从现时性角度研究亲属法的伦理本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民众为什么要遵守现行亲属法？现行亲属法的效力和权威源于何处？如果纯粹以婚姻家庭伦理分析亲属法的伦理性，一般只能很好地说明这些规则是如何维持的，却无法解释这些规则是如何产生的，更无法解释亲属法正当性的根源。正如涂尔干所言，“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种规矩或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准则或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地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因为在现实和过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16]3。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应当从人性与道德的关系这一伦理学基本范畴着手分析，即应当从历时性角度研究亲属法的伦理本质，其中关键在于厘清亲属法与其伦理的共同的出发点源于何处。
（一）亲属法伦理正当性的根源
自然法论者认为实在法根源于自然法，并竭力从人的“本性”中说明自然法，乃至于一切法现象，因而一些自然法学家建议把他们视为实在法之基础和本源的“自然法”一词改为“人性法”[17]。是故，法律根源于人性和法律必须具有伦理性是一回事。正因如此，自然法学家视法律与道德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认为法律是一种特殊的道德，一种实现道德的必不可少的手段[18]。同样，亲属法也以人性为基础和出发点。但人性为什么是亲属法乃至整个法律的基础和出发点呢？学者们一旦涉及这一问题时，几乎所有的回答或假定便是“因为人性是恶的”。其实，这一假设的根基非常脆弱。如果人性是善的，就不需要法了；如果人性是恶的，法也无能为力。因为如果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那法也无法引导人向善，也无法让人去恶，除非把人性连根铲除。但那样一来，人性也就不再是人性，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对人性的规范或引导，需要婚姻家庭伦理，但只靠婚姻家庭伦理肯定有限。只有将婚姻家庭伦理上升为亲属法，以其合规律性、价值性、明确性、具体性和强制性来发挥对人性的引导、调控与提升功能，才可言人性是亲属法的基础和出发点。人们之所以需要亲属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需求，是希望婚姻家庭关系有序、和谐稳定，以增强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
只有基于婚姻家庭伦理上的正当性才是亲属法正当性的本源含义，而提供这种正当性的恰恰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一种理性本能。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关于正当和不正当的观念，法律就其本质而言，其依据不是某个统治者专断的意志，也不是多数人的命令，而是自然，也即以先天的理念为基础”[19]。一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它的着眼点是人，如果法律自身不体现一定的道德要求，不体现一定的人权精神，不考虑人的最基本的价值需求（生命、自由、荣誉、幸福），不反映基本的人道主义内容，那么它不仅违反人性和道德，而且，甚至会变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法律本身也存在着合理性，即法律应当被人们在内心里得到认同”[20]。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亲属法是婚姻家庭伦理在法律上的体现形式，也是发展婚姻家庭伦理的法律基础，亲属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婚姻家庭伦理的人性基础。质言之，人性基础是亲属法伦理本质的逻辑起点。
（二）亲属法伦理正当性下的人性论
1.人性的构造因素
所谓人性，也就是一切人与生俱来、生而固有的普遍属性[21]。人生而固有的本性并不仅指人的自然属性，同样也包括人的社会属性。人生而固有的普遍属性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每一种人性的内部结构看，人性有质与量的区分。人性的质是普遍的、必然的、一成不变的；人性的量则是特殊的、偶然的、可变的。人的本质是社会本性，但人的本质与人性是两个概念，人性是一个外延大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人不仅是人，而且是生物，是动物。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具有特性，但也具有动物性。人的特性是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而所特有的普遍属性，即人所具有的特殊的、高级的属性，如能够生产劳动、有语言、有意识、有情感、有理性等。人的动物性是人具有的基本的、低级的属性，是人与其他动物所具有的共同性，如能够自由活动、有食欲和等。然而，人的动物性是不是人性呢？这是两千年来人性概念的争论焦点。以孟子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的动物性不是人性，而以告子为代表的非主流观点则认为人生而固有的任何本性都是人性。孟子和告子曾有过一场辩论：“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确实，狗性、牛性与人性不同，但孟子的错误在于将人的特性视为人性，而无视人的动物性。人性与狗性、牛性相比，既有相同的属性，也有不同的属性。也就是说，人性包括人的特性和人的动物性这两种类型。
人的动物性不但是人性，而且与人的特性相比，乃是更为重要的人性[22]。人从遗传上讲是动物，从特性上讲是人，所以他既具有生物的需要，也具有人的需求[23]。现代心理学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由此可见，人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被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超越生物性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被称为“精神需要”。生理需要，是指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衣、食、住、性方面的要求。“毋庸置疑，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24]。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生理需要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最强大的动力，人的一切需要都始源于人的食欲、等生理需要，亦即人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本性是人的诸如食欲、等与其他动物共同的属性――人的动物性。正如告子所说：“食色，性也。”精神需要，是指人需要舒适、安逸，以便生活得好，具体包括情感、心理、认识、判断、理性、理想、信仰等方面的需要。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采人性无善恶的立场，认同对人性作出“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特性”两重属性的划分，认为与之对应的是人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概言之，笔者所谓的人性，是指人生而固有的普遍属性，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特性”两重性，统摄人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两层次。
2.人性的道德规制
人性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纳入道德评价对象的是那些以利害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以及为此类行为的心理。行为是外在表现，其心理是内在因素。人性中的“人的特性”或“人的动物性”本身无法作善恶判断，其善或恶指的是一种道德的评价结论。道德就是从人性的规制需要，特别是从行为的利益关系中引伸出来的。也就是说，道德是以人性为基础的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体系。道德使人以人的方式而不是以动物的方式存在着，这就意味着道德是对人的动物性的克服与超越，或者说道德标识着人超越其动物性的努力及其结晶。同时，道德也使人以社会性的人的方式而不是单个个体的方式存在着，这就意味着道德使人的特性有了行为内容的内在规定性。因此，无论人是以人的动物性还是以人的特性所为的那些受利害意识支配的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都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其中介是利害关系。此种利害关系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并不以物质利益为限，所有人类的价值感情的满足，尤其是对正义感情的满足等，都可纳入利益的范畴。利益的内涵虽是随着社会变化而有所不同，但都受各时代社会伦理道德所认定的人类价值观念的调整。简言之，利益就是用来衡量客体对象能否满足主体需要及其满足程度的工具。人类基于利益而行为，于是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特性就通过利益而得以体现。“利益”这种起中介作用的工具性价值如何，则直接体现在其行为的道德评价上。
无论是人的动物性衍生出的生理需要，还是从人的特性衍生出的精神需要，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人的特性不断提升人的动物性并使之得到合理满足。这里所谓的“合理”是指它反映了人的正当利益。人性的现实生成和完善，需要通过道德规范的引导和塑造才有可能，而为了人性的不断完善，任何既有的道德规范，也应当随着历史生活的发展而调整和变革自身[25]。每个人都具有利己、利他、害己、害他四种行为目的，利己是必然的，利他、害己、害他是偶尔的。费尔巴哈认为，合理的利己主义是道德的基础，因为“本人的利己主义的满足也是同别人的利己主义的满足有关联性的”[26]。由此可见，利害意识对人性基础上的行为价值认同是有影响的，因而得以推衍成道德善恶判断，由此进一步衍生出正义与非正义、勇敢与懦弱、荣与辱、福与祸等道德观念。道德的目的，从其社会意义上看，就是要通过减少过分自私的影响范围、减少对他人的有害行为、消除两败俱伤的争斗以及社会生活中其他潜在的分裂力量而加强社会和谐[27]30。
任何道德都起源于人性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之需要，而道德的终极目的是增进道德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利益。当今社会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而人性与道德的关系理论应当是这些理念形成的较为重要的理性基础。在婚姻家庭领域，我们更应提倡这些理念。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扩大了的家庭。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是对家庭范围内的亲属之间的关系状态的一种要求。
三、同构化：人性对亲属法伦理本质的作用机理
如前所述，婚姻家庭伦理是基于规制人性而产生和发展的，人性基础是亲属法伦理本质的逻辑起点。然而，从人性上升为亲属法规范并不是单一、直接的，而是复杂、间接的同构化过程。
（一）从人性到婚姻家庭伦理
1.从人性到婚姻伦理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一个人是这个社会利益共同体的成员，也是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人要结成社会，必须意识到结成社会所带来的益处。促使人意识到这种益处的最原始的原则是两性之间自然的望。在罗素看来，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和愿望。冲动，是人类本性中偏重本能的部分，本能则是一切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冲动对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促使人做出吃喝、等行为的不是目的，而是冲动。恩格斯在论及人类两性关系的历史发展时曾说过：“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的复杂情况，以致必然使我们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底使我们追溯到一个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关系时期。”[28]这种杂乱的关系时期的存在，说明人在从动物界升华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过渡时期，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动物似的，任何一个人的性冲动随时都可能得到满足和宣泄，根本不存在满足的羞耻心理，当然无性伦理可言。
随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促使人类意识和思维的产生之后，人的特性这一人性属性才得以形成，因而人类两性就有了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冲突。也就是说，两性的社会性带来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矛盾，有必要解决由带来的精神需要的满足问题。早期人类认识到性杂乱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于是对原本纯属于动物本能的人类两性性冲动有了要受制于社会性的愿望。这种社会性的愿望表现为对个体之间后果的社会共同利益的理性诉求。正因为人性不完全是社会性的，我们才需要有道德规则来教诲行为[29]11。因此，判断人类两性是非善恶的调整个人与群体利益矛盾的性伦理便应运而生了：凡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就是善的，而违群体利益的就是恶的。自人类产生了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即血缘家庭之后，人类便告别了两性杂交的无道德状态。规范两性性关系的某些通行禁忌在长期的实践中被固定下来，成为了调整两性性关系的性伦理规范。
无禁忌便无婚姻，更无婚姻伦理。性观念之中必然包括婚姻观念，因而性伦理必然要转化为婚姻伦理。婚姻伦理是规范男女两性婚姻关系的行为体系和评价体系，并且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特性有着不同的规制目的。
第一，婚姻伦理对人的动物性的规制目的。“”是人性中人的动物性的体现，是生理需要。不同社会或其不同时期，婚姻伦理都明确限定了的对象范围，抑制了人的动物性的随意发挥。可以说，婚姻伦理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关于规范人的动物性的历史。从起源看，婚姻伦理是在性禁忌特别是性禁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婚姻伦理的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群婚伦理。群婚伦理，以群婚禁忌为核心，而群婚禁忌主要表现为禁忌[29]16。群婚经历了兄妹婚（即血缘群婚）和伙婚（即亚血缘群婚、普那路亚群婚）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恰恰代表了禁忌的两个连续阶段。兄妹婚时期，禁止直系血亲之间的交合；伙婚时期，则禁止兄弟姐妹之间同代交合，但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可以婚配。（2）对偶婚伦理。对偶婚伦理的内涵主要有：分属不同氏族的成对男女在一定时间内稳定地实行婚配，从而排除了群婚制下“共妻”或“共夫”的混乱性关系。这只是相对的。一个女子虽有“主夫”，但不排除她同时与其他男子保持两性关系，从而拥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次夫”。反之亦然。（3）单偶婚伦理，又称一夫一妻婚伦理或个体婚伦理。随着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演变以及财产私有制的出现，一夫一妻制应运而生。在一夫一妻婚姻模式下，伦理规范集中表现为：婚姻不自由、男尊女卑、夫权统治、片面要求女性的观[27]78-79。纵观婚姻伦理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始终有一因素在起作用，即男女两性的性禁忌。只是在不同时期，男女两性性禁忌的对象和目的有所不同而已。原始社会的性禁忌平等适用于男女两性，其主要目的在于规制基于人的动物性而产生的性自然本能和性生理需要，使之秩序化，以符合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利益。阶级社会的性禁忌则对男女两性分别适用，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业已形成的性社会关系的秩序，实现血统的纯正和财产的继承，以稳定男尊女卑的婚姻关系的目的。
第二，婚姻伦理对人的特性的规制目的。“”是人性中人的特性的体现，是超越和升华了“”的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感情，即精神需要。婚姻伦理虽以规范人的动物性的性禁忌为基础，以规范体现包括情感、意识在内的人的特性的性禁忌为最终目的，但其内涵已远非性禁忌本身。它是通过道德感、品行规约、责任感、义务感、羞耻感、贞节感而调整婚姻关系缔结、维系、解除行为的规范体系。不同社会或其不同时期，男女两性“”的内涵不同。原始社会的“”反应了氏族生存发展的利益，阶级社会的“”在于物质利益的占有和感官欲望的满足。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只要还存在着由两性构成的人类，就会有人类对“”精神的不懈追求，因而才使这种规范“”的婚姻伦理具有文化传承性。现代社会的婚姻伦理与旧时相比，其内涵已有所变化。恩格斯曾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29]18。因而现代社会纯粹的、真正的“”（即爱情）作为两性结合的基础，才符合人的特性，才可言道德。就历史发展作用而言，中国有学者指出，婚姻伦理实现了“由逐步剔除贬低人性的恶劣道德向张扬人性的优良道德前行”[30]。
2.从人性到家庭伦理
当人类的两性结合摆脱了完全自然的形态而被人为限制、固定时，家庭便产生了。更确切地说，家庭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母系制的瓦解、父系制的确立而逐渐形成的。它是基于人类的两性结合和血缘关系等形成的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关系形态，是人性的直接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最早、最基本、最自然的社会细胞。卢梭认为，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且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31]。恩格斯曾指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32]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家庭是情爱、、占有欲、嫉妒心、义务感、责任心共同作用的产物[16]11-12。家庭伦理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起来的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并不是人们人为杜撰出来的，而是一定社会里共同家庭生活需要的体现。然而，家庭何以产生有规范亲属关系的家庭伦理呢？这可得从人性的两个相应升华层面即家庭的生物目的和社会目的进行阐释。
（1）从家庭的生物目的到家庭伦理。
家庭产生和存在的自然条件是人类生理意义上的两性差别和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男女两性的结合是家庭形成的前提，而家庭又是繁衍后代和养育子女的基本单位，这些即是家庭产生与存在的生物目的。由于道德观念上需要对家庭以其成员之共同人性为基础的这些生物目的进行规制，因而家庭伦理成为必要。
首先，家庭伦理是使夫妻性结合的利益与家庭利益相一致的决定因素，使夫妻秩序纳入了家庭秩序，并把家庭道德本性中的某些东西强加给了婚姻。这种道德本性的约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家庭伦理将夫妻的性关系限制在家庭范围内；另一方面，家庭伦理又禁止。就前者而言，如果母亲成性，父亲的身份就会难以确定。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它必然会使人们的心理发生深刻的变化，可以说后果严重：它将使人类两性变得无足轻重；它将使人类对自己死后的未来事情难以产生兴趣；它将消除人类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延续感。就后者而言，如果允许，那么婚姻也就不再是婚姻，家庭也就不再是家庭了。涂尔干在论及禁忌与亲属关系问题时指出：“任何对的压制，其前提条件都是家庭关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被社会组织起来。只有当社会把一种社会性赋予了这种亲属关系以后，它才能够去阻止亲属间的性结合；否则，这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氏族正是在社会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种家庭。”[33]122在涂尔干看来，禁忌应该是社会规制的最初形式，是具有氏族关系意义的家庭最早产生了对的压制规则。由此可见，家庭生活对有着天然的道德反感。
其次，家庭伦理是规范人类自身生产行为的需要。自从文明社会以来，家庭便是人类繁衍的规范形式。人类选择家庭作为族类繁衍的形式，家庭便作为稳定的社会组织承担了养育后代的责任。“家庭存在的理由，在生理方面看来，是因为在母亲怀孕和哺乳期间父亲的帮助是孩子得以生存的必备条件”[33]130-131。孩子出生后，其生存和成长都要依赖于父母，需要父母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传统中国的旧式家庭侧重于父母子女关系，在家庭的组建和变动中以父母子女取向为主，它反映了传宗接代、生育至上的家庭伦理要求，看重父母与子女间的抚养和赡养的相互义务，父母的终生心愿是养儿防老，子女的最大愿望是延续香火，因而家庭的这种生物目的本身就成为了较为合理的追求。当今中国虽提倡男女平等，但传统家庭的这种生物目的对人们的道德影响仍然存在。
（2）从家庭的社会目的到家庭伦理。
家庭的社会目的是由家庭成员以生产劳动和情感交流等人类所具有的特性为基础抽象出来而形成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家庭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其成员是具有感情的人，并有彼此满足情感的需要。因而从家庭的社会目的看，家庭伦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家庭成员满足精神需要的必要和必然。
家庭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能使亲属之间获得情感，尤其是它能使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获得情感，这种自然的情感是社会任何其他群体所没有的。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人自降临人世，首先都是个孩子），父母的情感恐怕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最能影响人类的行为。父母的感情是无私的。父母通常都是根据孩子来规划他们的生活，而且孩子最能使普通夫妻变得无私，特别是经济上的无私付出。这就使得父母为了孩子和家庭的发展会积累物质财富，从而在“他们有孩子以后比有孩子以前还贪婪得多。通俗一点说，这种结果是属于本能，这就是说，它是自发的，是从潜意识中产生的”[34]，是由情感来决定的。同样，父母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极为重要，父母要传授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完成从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一对夫妻真正形成一个家庭以后，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家庭就变得完满，能够让人感觉到家庭的道德影响，才使婚姻这种性别社会中最美好、最道德的形式有了家庭情感的特征。婚姻从而也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特定侧面，与家庭密不可分。
亲属间的情感往往能被爱罩上一种相互尊敬的色彩。爱，不仅仅是亲属间的自然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亲属间的伦理情感。家庭使所有这些情感关系带上了独特的道德印记，提升到了家庭伦理的高度。人类所规范的家庭成员情感的一套行为模式和评价方式，则是家庭伦理最为重要的内容。家庭伦理要求家庭成员爱自己的亲人，家庭成了他们爱与被爱的统一体。“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其成员由于意识到自己是爱的伦理性“统一中，即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实质中的个体性，从而使自己在其中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成为一个成员”[35]。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有关家庭生活的一切以及亲属关系的状态均受家庭道德观念的支配，家庭成员的关系全都由一种道德观念组成的义务之网加以严密规定，因而家庭伦理难免会强加给亲属间一些强制性的道德义务，而这正是道德法则的特征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伦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伴随着父权家庭、夫权家庭、平权家庭等家庭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婚姻伦理的变化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家庭伦理，使家庭关系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但家庭伦理的传承性不会改变，原因在于导致家庭伦理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因素不会根本改变，那就是由家庭成员个体人性集合而抽象出来的家庭之生物目的和社会目的。
（二）从婚姻家庭伦理到亲属法
亲属法是真善美的结合。亲属法之真强调的是合规律性，体现的是婚姻家庭的人际关系和生物学的规律，其自身的规律则是通过外部形式的特征表现出来，如公开性、明确性、可行性、相对稳定性、可预测性、逻辑性等特征。亲属法之善强调的是合目的性，其具体表现和实现形态主要包括正义、平等、自由、人道。而正义大抵可以涵盖平等、自由、人道。在确定亲属法是否合目的性上，则要求我们以抽象的思维进行价值判断。亲属法之美是在克服了亲属法之真、善的各自片面性而达到了真与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以权利义务的配置使婚姻家庭关系变得清晰和协调，为和谐之美。而亲属法这种真善美的结合基础就在于其基于人性基础上的伦理本质。
亲属法离不开现实的婚姻家庭道德秩序，或者说亲属法是在与其有一种内在关系的婚姻家庭道德秩序基础上建立的。虽然亲属法的伦理本质与婚姻家庭伦理不具有同质性，但二者在价值目标、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同构性。黑格尔认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婚姻家庭伦理与亲属法同构的关系。二者虽然在发生机理上明显不同构，即为异质性，但在人性两重性上则是同源的，这也决定了亲属法和婚姻家庭伦理同构化的必然。
亲属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其本身受婚姻家庭伦理的指引和制约。在婚姻家庭伦理对亲属法的同构化过程中，人性两重性是考察亲属法是否具有伦理本质以及如何体现伦理本质的切入点，旨在描述现行亲属法的伦理本质、伦理价值、伦理规范等实存状态。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生而存在一些固有的普遍性（即人性）则是永恒的。婚姻家庭伦理是规范人性的必然和必要。亲属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婚姻家庭伦理的人性基础。由于亲属法的伦理目的在于建立和睦、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因而依其目的，应确立平等、自由、人道原则，这些伦理原则进而转化为立法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化为亲属法的行为规范，如在婚姻法上体现为伦理契约、伦理能力、伦理禁忌与伦理程序，在夫妻关系法上体现为人身与财产的伦理，在亲子法上体现为权责伦理，在离婚法上体现为伦理调适与伦理关怀。这就是婚姻家庭伦理对亲属法的同构化。
四、结论
诚如论文伊始所指出的那样，《婚姻法解释（三）》出台以来，质疑不断。“同居共财”本应是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伦理基础，体现的是包括房产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人性精神需要层面（即人的特性层面）对夫妻感情需求的满足。然而，《婚姻法解释（三）》恰恰没有注意到此点，完全无视夫妻财产的伦理属性，看到的只是房产在衣食住行层面对夫妻个人生理需要的满足，盲目导入个人主义及权利本位的思想，必然会使夫妻关系面临理性的物质计算，使婚姻呈现日趋功利化的现象。司法解释如果继续剪切婚姻意义及“同居共财”之理念并不断扩大“个人财产”，忽略其所造成家人之间情感的疏离，强调所谓的个人自由，必然会影响家庭稳定和谐的实现。
夫妻关系在本质上具有人伦的情感因素，往往存在其内发的伦理秩序，重在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因此，我们必须矫正现代社会对家庭功能的扭曲，亲属法应当纠正家庭财产资本化的倾向，防止家庭成为物质计算单位，发挥次级规范体系的作用，扩大亲属团体的自治空间，同时不应只注重个人的权利、平等、自由以及个人的长进，还应提升家庭团体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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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大学阶段则是青少年接受普法教育的最佳时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一再高调重申必须依法治国，建设法制社会，十二五规划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追求公平正义是法的理念，也是德高所在，出产有才无德的大学生绝非高校法律教育所提倡。十二五规划在加快教育改革发展一章中强调，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是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制度，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无疑是对目前高校法律教育敲了警钟，要求学校和教师要加快教改，培养德高才重的青年精英，以适应和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
1民商法教学现状
法学分应用法学和理论法学两支，非法学专业为适应专业所需所开设的法律课程多从应用法学中选取，实用性很强。如管理类会计专业要开设经济法课程，以应对会计师资格和注册会计师等证件考试，金融学专业要开设银行、证券、投资、期货等课程，以应对一些证券、期货等从业资格考试，技术性较强的和自然科学领域专业切近的如防汛、防震减灾、卫生、农业等法律法规，其他较中性的如档案、保密、信息、网络等法律法规。倘若没有法律基础，又易被如今社会不公现象所蒙蔽，再加上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尚不明确，信念不稳定，则不能避免对课程内容的断章取义，或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民商法应为所有非法学专业所开始，一来因民法为基本法中的基本法，二来因商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因与商法的关系和未来职业的要求，对民商法更应予以重视。其实多数高校为适应社会和学生专业就业所需，早已开设民商法课程，但整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2民商法课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质
高校非法学专业一般在大一均开设一学年或一学期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法学概论、法律基础理论等课程，但由于种种因素，高教版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作为必开课已基本完全取代其他法学基础课程。课时不变、侧重点在道德修养、授课教师多为政教出身，很难说学生能有比较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以方便学习专业法律。本人曾在大一上学期、大二下学期大三上学期为学生讲述民商法，发现很多问题，如学生知道自己是公民，却不知何为公民，知道自己已成年，不知应为哪些行为负责，直称学校为机关，不知政府是法人，被打之后打人称正当防卫。针对这种现象，本人对1000多名不同年级非法学专业学生做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95%左右学生认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课非常重要，但只有 15%的认为思想道德和法律修养有开设的必要性。因此，在目前尚不具备充分条件开设法律基础课程的情况下，民商法课程作为一门衔接法基础理论———应用法基础知识———专业法的课程承担着三个使命。
非法学专业所用的民商法教材内容通常可划分为法基本理论、民商法基础知识（民商法总则）和部门法（分则）三个部分，直接体现着民商法所承担的三重使命。其一，通过对法概念、立法原则等原理的阐释，初步培养学生法律意识，使其对法的理念有所理解；其二，通过民法原则、民事法律关系（尤其是主体）、法律行为、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物权和债权、、法律责任等基础应用知识的把握，学会用法律思维去考虑问题，从法律角度分析现象；其三，根据专业需求讲解合同、公司、证券、票据、银行、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侵权和诉讼等部门法，利用法律工具为专业服务，培养职业责任感，提升职业道德。同时，强调地位平等和公平诚信的民商法最容易使公平正义的法理念为学生所接受，法理念也理应贯彻在课程始终。只有正确的引导和系统的讲授，才能使民商法课程体现法的睿智和魅力，发扬德的光辉和影响。
至于民商法课程性质在整个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定位，无外乎公共选修课、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基础课或干脆称为专业应用基础课、专业素质教育课等，只要能结合专业特征科学体现其地位和价值均无不可。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学专业，甚至不把民商法课程作为必修课，仅是任选而已，这与国家法律文化和历史相关，如意大利，其法律专业必修课只占到全部课程的 1/4，法理课则只有 1/7 不到，主要还是考虑满足学生兴趣和不同就业方向的需求，更不用说非法学专业。根据我国教育文化、法律实施现状以及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现象，还是应将民商法作为必修课开设。
《2011 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要求深化“法律六进”主题活动和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组织开展深化“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主题活动，把领导干部和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而且要继续开展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创建活动。为了跟上十二五规划和“六五”普法规划要求，作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前沿阵地，高等学校理应将该课程作为必修课———公共基础课或学科基础课开设，公共基础课普及面最广，学科基础课可选择讲授，各有特色。
鉴于民商法课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质，开设时间宜选择大二第一学期。③原因有三，其一，高中对应试教育的极度重视使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对社会的认识有限，法知识极为薄弱，加上大一第一学期为公共课，第二学期为公共课和专业入门课，一下子接触到应用法知识，理解很吃力，很多课时浪费在法基础理论的讲解上。而且，民商法作为非主干课程，不会安排一个学年的授课时间。其二，高年级专业知识渐夯实，宽松的学习氛围也使学生接触了很多社会现实，这个年龄段的意念还比较模糊，就业升学压力也越来越大，学生轻理论重实际，很容易曲解甚至蔑视法律条文的规定，这无疑与法的教育目的适得其反。其三，选择大二第一学期开设民商法，一来新闻报纸杂志电视等从不缺少这样或那样的案例，学生理解能力增强，有了一定的法律常识，对社会也有了成年教育初级阶段的懵懂的直观感受；二来专业课开始大量开设，急需理论的正确引导和合理疏通。至于该课程课时数的确定，既不能与纯专业课相提并论，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学等公共基础课，还要与高数等基础课相区分，一学期一周一般不应低于6 个学时。
3民商法课程教改建议
课程的定性、课时量的妥当等外在条件都具备，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教师是教育产出的最后一道关口，把握课程教学的每一个细节，从教材的选取、内容的取舍、案例的筛选编排整合到教学方法的创新等，无一不和能否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密切相关。
3.1 教材的选择和内容的取舍
首先要明确教材只是教学辅助手段，尽量避免照本宣科。①选择理论较浅显，和专业相契合的教材。很多教材为了满足不同专业的需求，内容庞杂，应有尽有。为非法学专业的学生选择法律教材，首先不建议用法学专业教材，尤其是研究型的，比如有很多的专家观点或是流派介绍等。其次不赞成在课堂上使用现成案例教材。转型期中国社会处于“危险期”，这个阶段或简单或复杂的案例俯拾皆是，课本案例虽精挑细选却已失去新鲜感，而且很容易让教师产生惰性。②根据不同专业、专业课的设置时间以及课时量多寡增删教学内容并区分轻重点。例如金融学专业，一般会开设证券投资、银行保险等课程，那么象证券法、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中与专业课相重合或相近的内容不必赘述。有些章节比如婚姻、继承等可以直接略去。需要注意的是，民商法中的民法部分是本门课程的基础，如大厦之根基，没有民法的原则精神和基本概念，商法将犹如抽魂朽木，所以不能因与专业不甚明显的关系就将民法章节片面归于教学非重点。
3.2 慎重整合案例资源
完整的民商事案例可以信手拈来，比如一些政府、司法、学术网站等，没有什么比身边生活更能刺激大学生好奇心的。然用于教学教育的案例不能随兴所至，一来课堂讲解完整案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要紧扣知识点，绝不能旁生枝节浪费时间；二来分解、整合案例需要教师花费很多的精力去研究，不能修改成面目全非的自创产品。任何一位教师的口才都不能代替生活现实，既要保证案例原味还要适合一堂课的需要，因此教师需要全身心投入去备课，不在乎理论有多深奥，而是要在 50 分钟内给学生最崭新最贴近生活的东西，才能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使教学高效产出。还需要提醒的是，案例必然引发讨论，既定判决并非不可质疑，但要把握教学秩序的有条不紊，防止情绪化和反面效果，牢记法律教育的终极目标。
3.3 改进教学方法，活用辅助工具
民商法课程的教师显然必为法学专业研究生学历。这些教师在求学阶段接触的教学方法总结起来，有最常见的传统的演讲式归纳法，还有引进的判例演绎法、模拟法庭、诊所教育、书刊编辑、法律援助等等，本科多为板书授课，研究生有无板书并不重要。法学和非法学专业的培养方案和目的截然不同，所以教师要适时转变观念，同样的课程需要改良既有办法、改进教学手段来适应授课对象的实际情况。
3.3.1 传统的演讲式授课法直接拿来，这种归纳法也是文科类和部分管理类学科专业应用最普遍的方法，先讲理论后解案例，或带着案例和问题去听课，教师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一定要突破共性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培养严谨思维，提高雄辩能力，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需要改良的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教学方法。
3.3.2改判例教学法④为案例说明和讨论。判例教学法1870年由哈佛法学院院长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 始创，由于其采取学生总结思考分析案例中隐含的法律规则，教授根据学生的回答层层深人提出问题，又被称为苏格拉底式方法(Soeratie Method)。这种方法需要教师将繁杂的判例梳理成条理清晰的法律规则，引导学生在较短的课堂时间内了解和掌握法律。但由于这种教学法对学生素质要求很高，需要在课前大量阅读相关书籍且具备一定的法学基础和法律思维，对非法学专业学生来讲不具备可行性。但是判例教学的理念———“学习开始于我们的已知，开始于我们的经验(亲身经历的和别人的)”———却可以指导教师来改进教学方法。从现实判例到法律理论是一个演绎的过程，相比传统的归纳法，学生是带着对社会实践的深度思考探究去发现其中的奥妙和原则，易培养对事实的洞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教师可深入研究复杂的判例，但一定要以案例浅出，直接的方法就是选取简单条理而现实案例的，指定材料让学生课前阅读（不需要花费很多课外时间），课堂组织学生或分组讨论既设问题，展开争辩。其次，可要求结合材料和自己事、身边事或现象，举出一个例子，再围绕这个最生活化的案例展开讨论。无论是争论还是讨论，最终都要归纳出蕴含其中的法律规则和原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案例可能并非完全符合课堂需要，教师可以增加情景，设置障碍，引导和控制讨论不偏离正题。
3.3.3 将模拟法庭作为课外大型法律活动开展。模拟法庭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这是一种通过学生亲身参与，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司法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之教育目的的教学模式。模拟法庭虽是假设案例的虚拟法庭，但要模拟真实情景，学生兴趣很高，进行却非常困难。一是需要讲解大量的诉讼知识和技巧，甚至是法官和诉讼参与人的位置，二是操控不当很容易演变成一场争论。这与学生法律常识缺乏、不具有法律思维、从未旁听过审理等有关。因此把模拟法庭作为教师教学实践课程、学校普法规划一项工作、学生社团大型法律教育活动（比如安排在每年的“12.4”）来开展更合适。
3.3.4 弃用法律诊所教育。法律诊所是学生在律师指导下学习诉讼策略、撰写法律文书、当事人诉讼等。国内高校的诊所教育多采取法律援助活动或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等学生组织，因当事人多属穷困，这类活动可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相比判例教学法，无论从时间、精力、财力等哪个角度来考虑，在非法学专业实施诊所教育都不具备可能性，也因它和学生今后的职业选择毫无关联，现实意义不大。总结起来，民商法课程应以传统的演讲式授课法和生活案例说明与讨论为主，辅以模拟法庭等课外活动，其他的如带学生现场旁听、作试探性法律咨询等等也可适当安排。
3.3.5 PPT 课件被称为“助学利器”，既可以节省时间，增加课容量，还能通过丰富活泼的界面、声像资料和网络链接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参与、加深课堂印象。民商法教师是文科出身，习惯采用板书，然而大量的案例材料靠课堂读写和课前复印很不科学也不现实，采用电子课件是必然趋势，所以教师需要尽快掌握 office、flash、图案剪辑等软件操作技巧，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教学。
3.4 改进统一的卷面考核方式，严把分数关
关键词：法学；讲授法；案例分析法；逆向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3-0173-02
法学是一门理论研究性较深和实践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它要求教学者必须以深厚的法学基础理论和严谨的法学逻辑思维为基础，深入浅出并条理分明地将法学知识传授给学习者。高校的法学教学工作是以培养法学研究型人才和法律实务工作者为首要任务，并附带完成传播法学知识和提高社会法律意识的次要任务。为此，教学方法的精心设计和有效运用对于提高法学课程教学质量和实现教学目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完成法学教学任务成为法学课程教学人员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一、传统法学教学方法利弊评析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法学教学方法主要分为两类，即以讲授法为主要形式的大陆法教学方法和以案例分析为主要形式的英美法教学方法。[1]
1.讲授法。讲授法主要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要方式，辅之以问题解答、阅读辅导和论文写作指导，并以学生是否完全接受教师课堂讲授的知识作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教学方式。[2]其课堂讲授内容多以系统的介绍整个法律制度结构为主线、详细讲解法律概念、性质和特征等基本法律知识，因而这种教学方法通常具有四个明显特点。（1）讲授法注重法学知识讲解的系统化和体系化。系统化和体系化是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成文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避免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和保证法律体系内部逻辑性的统一。因此，教师在以讲授法为主要教学方法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系统地讲解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和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这样的讲解更有利于学生们系统地了解法律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2）讲授法注重法律素质的培养和法律精神的传播。法学教学是以培养法学研究型和实务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因而法律规范的学习和分析，法律价值的理解和判断，以及法律精神的领会和传承应成为法学教学的主要内容。而这些教学内容的实现不仅有利于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法律精神的弘扬和传承。（3）讲授法注重教学者理论功底的加深和法律素养的提高。法学教学过程主要是教师对法学理论和实务知识的讲解和分析，指导学生依据法律逻辑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整个过程完全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过程。因此，教师理论功底的深厚和知识广博的程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教学的质量和任务的完成。（4）讲授法注重课堂教学形式的采用。这种方式对教学环境和物质条件的要求不高，可以在教师数量不足和法律实践场所不足的情况下开展，有利于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3]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法学的发展，传统的讲授法已经很难单独应对学生们获取知识的渴望和社会对法学人才的要求，讲授法的劣势逐渐显现。例如：讲授法过于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忽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2.案例分析法。为应对讲授法的弊端，案例分析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讲授法的不足。案例分析法是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学方法，其逐渐受到各国高等学府的重视并应用于法学教学实践之中。该方法是通过分析和研究现有案例，指导学生将法律规定适用于案例的解决过程，从而使学生掌握案例分析、逻辑推理和法律适用的技能。其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1）案例分析法是以案例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该方法要求教学活动紧紧围绕案例展开，进行介绍、分析、讨论和讲解。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地让学生在案与法的融合中感受和理解法学理论的含义和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并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文本解决具体案例。（2）案例分析法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引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应体现在教学策划、案例选择、信息提供、课堂组织和讨论评判等一系列活动中。同时，教师还要注意引导学生了解案情、评论案情、共同讨论和相互辩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自发地和自愿地参与其中。通过上述的引导行为和激发行为帮助学生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案例分析法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学生在整个案例教学活动中自主完成案情讨论、案情分析、法律思考和法律适用等活动，而教师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予以细心的指导，并引导学生顺利完成案例分析和得出正确的结论。（4）案例分析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际能力是案例分析法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重点培养学生理解法律、适用法律和评价法律的认知能力，分析判断和归纳总结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陈述观点，解释缘由和观点论辩的语言表达和书面写作能力。然而，案例分析法同样具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①案例分析法过度侧重于案情分析和法律适用，忽视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其结果只能是学生学会依据法律推理得出案件可能的裁判结果，但是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和法律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则很容易被学生所忽略。②案例分析法在实践中还依然是讲授法的辅助手段，案例只是理论知识讲解后的辅解释工具而已。对此问题，许多学者建议将讲授法与案例分析法有效结合，使学生在理解法学理论的同时学会分析案例和法律适用技能，这样做既兼顾了理论学习又兼顾了法律实践。然而，如何很好地运用这一混合方法一直是学者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对此，逆向教学法的出现为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二、逆向案例教学方法的优势和实践
逆向教学法是美国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专家Grant Wiggins和Jay MacTighe于1999年率先提出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该教学方法是从教学目标逆向入手，依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和开展教学活动，最终指导学生完成教学目标的方法。换句话说，课程只是实现既定学习目标的手段，而教学则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定主题，使用特殊资源，选择特殊学习指导方法，最终达到既定学习目标的过程。在具体教学中，逆向教学法不是由理论讲解到案例分析的顺向教学方式，而是先引入案例分析再进行理论讲解的逆向教学方式。其教学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1）明确预期的教学目标；（2）确定教学目标需达到的证据；（3）设计和开展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
1.逆向教学法的优势。（2）逆向教学法首先进行的案例分析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这种教学法要求教师必须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精心地选取典型法学案例，并为之后的案例解析所需理论的学习奠定实例基础。那么在这一阶段，学生的法律学习是以了解案例具体情况为主，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并形成基于理性判断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可以享受美好的探索乐趣，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在伦理、道德和法律之间迂回游走，在快乐的探索中完成理论学习的铺垫工作。（2）逆向教学法鼓励学生基于各自的判断依据展开讨论，相互攻辩，在激烈的交锋中辨别是非曲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学生们通过讨论和辩论发现各自观点的不足，在相互学习中逐步提高对案情所涉及法律知识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同时，相互探讨和相互辩论会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热情和渴望获得真理的想法。（3）逆向教学法有利于教师通过启发式和探究式的讲解帮助学生解开谜团，帮助学生把对案情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理解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在这一阶段，教师需要将分析案例所需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予以详细讲解，使学生们能够将自己原有的认识与这些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相比对，从而理解法学理论的含义和法律规定的合理性，最终实现法学教学的预期目标。
2.逆向教学法的运用。逆向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可借《民法学总论》课程为例加以解释。例如：教师准备讲授公序良俗原则时，可以依据这个教学目标选取一个现实的并且社会争议较大的借腹生子案例，并将详细的案情提供给学生，使其对案情有所了解。然后，鼓励学生们进行思考和讨论借腹生子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和法律规定的问题，并让学生将形成的观点予以表述。那么，当不同的观点出现后，学生们自然会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观点进行反驳。当然，如果在对方观点依据充分且分析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学生也会认可和接受不同观点。这就由自行探索和学习的阶段进入到相互学习的阶段。最后，教师可以就这个问题认真讲解借腹生子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结果。之后，顺势引出公序良俗原则，通过解释该原则的含义明确指出借腹生子虽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予以禁止，但其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的基本要求，因而属于违法行为。
三、结语
逆向教学法是一种与传统教学方法在设计方式上相逆的教学方法，其强调以教学目标为起点和归宿，视教学为目标达成的手段，致力于对教学思路的核心环节进行改进和创新。如果探究该方法的本质，逆向教学法实际上是传统教学方法中讲授法和案例分析法的结合，是一种混合教学方法。只不过这种教学方法将教学过程的顺序由传统教学的顺向教学转变为逆向教学。其由教学活动的终点起步，基于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过程的设计，合理安排案例分析和理论讲授的过程和阶段。在以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过程中，实现学生自主参与和主动求知，最终全面掌握法学理论和实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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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南 法务会计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f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5-101-02
法务会计在国外是防范和打击财务欺诈、建立良好经济秩序的有效工具，在海南也有一定的应用。研究法务会计在海南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对海南经济发展和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务会计在海南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法务会计在海南的应用是客观存在的，不论是政府监督管理部门，还是公检法等司法部门，甚至是企业管理方面都已运用了法务会计。然而，法务会计在海南的应用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1.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滞后。坚实的理论体系是法务会计快速发展的基础。由于法务会计引进我国的时间较短，在海南甚至全国，对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首先，法务会计的很多基本理论问题，如关于法务会计的定义、目标、职能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广泛，尚未达成共识。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不统一导致了法务会计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间以不同的名义、不同的形式出现，进而导致社会对法务会计缺乏认识和了解。例如，海南法务会计的功能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行使，部门间缺乏统一的认识。其次，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涉及范围狭小，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仅停留在经济诉讼案件的查处方面，而对法务会计在政府监督、企业管理的应用研究甚少。再次，研究人员少，研究的问题分散，取得的成果也较少。我们从中国知网上搜索“法务会计”相关的文献资料，到目前为止，只有914条的查询结果，没有发现关于海南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成果。
海南对法务会计的应用研究同样缺乏。首先，对法务会计的应用领域缺乏统一的认识。目前，法务会计专家对法务会计在案件诉讼、财务舞弊案件中的应用已经形成共识，而对政府应用法务会计进行经济监督管理和企业应用法务会计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的研究甚少。其次，对如何发挥法务会计作用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目前，对于法务会计的准则、机制、执业机构、执业人员、执业规范等的研究成果不多，更没有达成一致认识。
2.法务会计的认知度低。笔者主持的课题组对海南省关于法务会计的相关事项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分别为高校会计及相关专业教师、会计师事务所的从业人员、律师事务所的从业律师及企业单位会计人员。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50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50份，其中高校48份、会计师事务所28份、律师事务所24份、企业50份。调查结果见表1。
表1显示，法务会计在海南的认知度很低。
3.制度不完善。海南缺乏法务会计准则和执业标准。不同机构在行使法务会计的功能时，依据的法律法规基本各不相同。如法院依据的是《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审计部门依据的是《审计法》等，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用法务会计时，一般依据的是《公司法》等。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务会计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导致从事法务会计相关职责的机构和人员各自为政。法务会计无法在海南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也不易被社会广泛认可。
由于没有一套完整、规范的法务会计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对法务会计人员的从业资质没有明确规定，导致法务会计人员水平的参差不齐，难以保证法务会计工作的质量，甚至会产生更多的法律纠纷。法务会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由于过失或故意可能会提供错误或虚假的专家意见，给委托人或者第三人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法务会计人员因此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给法务会计诉讼支持带来了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务会计的发展。
4.没有法务会计执业机构和执业人员。目前海南没有专门的法务会计执业机构和执业人员，法务会计的基本职责由非法务会计机构和人员履行。例如，法院等司法机关在涉及到财务数据鉴定的时候一般是由其司法鉴定中心或者是委托独立的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审计部门在进行离任审计或专项审计一般是其独立进行或委托会计师事
务所参与进行；企业在进行企业管理的时候一般是由监事会或其他内设机构进行。
海南法务会计从业人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公检法机关内部的司法会计鉴定部门、政府管理部门等单位的内部专业人员；二是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等专业人员。
司法机关的鉴定人员与法官存在的关联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独立性，违背客观公正原则，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同时，司法机关的鉴定人员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受行政部门官僚之风的影响，通常工作效率较低，可能会影响法庭审理的进度。
海南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法务会计相关业务的人员大多是注册会计师，并未取得法务会计专业资格认证，对法务会计理论知识缺乏深入了解，处理问题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同时，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法务会计工作会影响到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不符合咨询业务和审计业务分离的发展趋势，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业务，其与公司、银行、政府、监管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执行法务会计工作时难以保证其客观性和独立性。从长远发展来看，由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法务会计业务会造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和法务会计咨询服务两者之间的冲突。其他机构从事法务会计的职责时也会面临类似问题。
二、法务会计在海南应用的对策建议
1.加强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首先，在全国率先成立法务会计专业研究机构。可由海南省社科联牵头，组织海南法学界、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成立海南法务会计专业研究中心，同时吸纳全国专家学者参加，专门从事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省社科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等部门对法务会计课题申报和立项给予一定的倾斜，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资助，争取每年有10个省级课题立项，1～2个国家级课题立项，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解决海南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步奠定法务会计的理论体系，使海南法务会计理论研究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其次，加强应用研究力度。用2～3年时间对海南法务会计的应用领域、依据、执业状况、存在的问题等进行系统的调研，提出在海南发挥法务会计作用的详细建议。再次，借鉴国外经验。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学习和交流，法务会计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已经较为成熟，应该经常举办交流会，加强国内外法务会计专家学者在学术上的沟通与交流。第四，创办专业期刊。创办法务会计专业期刊，为法务会计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提供成果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法务会计的认知度。应加大宣传力度，使法务会计深入人心。当前，可通过电视、杂志等媒介大力宣传法务会计，使更多的人了解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法务会计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更多的专家学者在开展法务会计研究的同时撰写普及性和推广性文章，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各种形式的法务会计知识普及活动。此外，海南社科联或拟成立的注册法务会计师协会等联合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及其他机构，共同举办有关法务会计的研讨会，使法务会计在海南的认知度得到极大的提升，让更多的专业人士了解法务会计。
3.建立健全法务会计制度。从法务会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法务会计是在健全的法律监管下发展起来的。目前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己形成了一套全面系统的法务会计体系。在我国法务会计制度尚未建立之前，海南可充分利用国家赋予大特区和国际旅游岛等政策优势，进行法务会计立法的试点工作，通过地方立法等形式建立法务会计制度体系。首先，海南省人大制定《海南省法务会计准则》。《准则》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三部分构成。基本准则是制定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的基础，包括法务会计的内涵、特点、原则和一般工作准则等。具体准则是基本准则的细化，对法务会计工作进行具体规定，包括法务会计主体、方法、程序等具体问题。应用指南是对具体准则的补充说明，可以增强具体准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包括法务会计人员获取证据的类型、法务会计的法律责任和损失计算的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其次，海南可以结合《海南省法务会计准则》这一基本制度的确立，同时配套建立法务会计的相关的制度体系。一是要有统一的职业道德准则和技术测评体系
；二是建立统一的鉴定监管制度，主要包括法务会计师责任制度、法务会计专家出庭作证和质证制度、法务会计鉴定收费标准等内容；三是法务会计的准入管理体系，即对法务会计师和法务会计师事务所实行统一的准入条件和准入程序，包括确立法务会计师考核标准及实施后续教育；四是建立统一的法务会计人员违法处罚管理办法。
4.进行法务会计执业资格认证，建立法务会计执业机构。海南可以在全国率先成立注册法务会计师协会，开展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资格认证，并且对其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注册法务会计师协会以促进法务会计师之间的相互联系，提高法务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为基本理念。注册法务会计师协会除了负责法务会计师资格的认证和后续教育之外，还需要对已取得法务会计师资格的人员定期进行年度审查。注册法务会计协会还可以定期组织学习，强化他们的行业自律意识与规范，确保法务会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自律能力。
海南可借鉴我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务会计考试以及资格认证制度，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考试科目可以包括会计学、审计学、民法、经济法和诉讼法等综合学科。法务会计考试要独立于任何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保证法务会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可以要求法务会计从业人员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及法律法规知识，同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三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和敏锐的专业判断能力。
海南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成立专业法务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设置法务会计部门，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提升服务水平。
5.加快法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面对法务会计人才短缺的现实，海南除大力引进国内外人才外，还应加强自身的人才培养。海南省教育部门要提高认识，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教学试验改革，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法务会计教育，尽快培养出既掌握会计知识又精通法律知识，既有良好职业道德又有敬业精神的法务会计人员。现阶段可以在海南大学、海口经济学院开设法务会计本科本科专业；同时，也可以在海南大学会计学硕士方向中设立法务会计研究方向。此外，还可以通过进修、在职培训等方式培养法务人才。
[本文是2012年立项的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际旅游岛视野下的法务会计应用研究》（项目编号：hnsk（gj）12-4）和2012年立项的海口经济学院重点校级科研项目《法务会计在经济案件诉讼中的运用》（项目编号：hjkz12-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连秀红（导师：李日昱）.法务会计在中国的应用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0.12
2.孙亚丽（导师：徐文华）.法务会计在我国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0.12
3.盖地，张敬峰.法务会计研究评述[j].会计研究，2003（5）
4.张苏彤.美国法务会计简介及其启示[j].会计研究，2004（7）
5.谭立.论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的联系和区别[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6）
6.曾哲，马莉.美国安然案对我国法务会计制度的启示意蕴[j].会计之友2010（2，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