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2 01:51: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基督教诗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海子 基督教文化
海子，一个想要成为“太阳”的人，一个被冠以“文化诗人”、“生命诗人”、“史诗诗人”等多种称号的诗人，用他的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力，逼使人们去重新审视诗歌和生命，成为了那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的神话之一。他曾为自己立下誓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海子仿佛是受神的指引而来，来完成他伟大的事情——创作“伟大的诗歌”。
一.与基督相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掀起了一阵“文化热”的狂潮，学者们在感慨文化“沦落”的同时，也在积极努力地寻找出路。他们试图找出中国文化根本机制落后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原因以及中西在文化形态方面到底有何根本性的不同。在这种思考和追问中，学者们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他们逐渐发现，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宗教文化，也许在“人民精神的鸦片”之外，还存在着别样的价值内涵。于是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基督教文化于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思考方式、审美情趣、精神领域的意义。在这次的狂潮中，出现了一批文化诗学的建构者，有杨炼、于坚、舒婷、海子、骆一禾、西川等，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根本机制在精神领域存在的空白只能通过颠覆中国美学传统和大量借鉴、吸收西方文化来填补，海子就是他们之中突出的一位。他曾经发表过激进的言论：“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与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1]他不满当时文坛，对时代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进行了犀利、深刻地揭示：“动物般的恐惧充塞着我们的诗歌……/没有丝毫的宽恕和温情”（《秋》）。
海德格尔说:“哪里有危难，哪里便出现拯救”。海子正是当代诗坛的拯救者之一。海子身上有着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他对文化有着执着的追求，他一直倾心于古典文化、人类文明，极力寻求文化之根，渴望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引导。他说：“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的材料的东西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2]这种“巨大的元素”就是文化因子，他急切地寻找各种文化的“粮食”，建构成他所认为的真正的“伟大的诗歌”。
他说：“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由此可见,海子的史诗写作是为了弘扬人类的主体精神,而途径就是文化回归原始主义。但是在当时文坛上，提出文化回归原始主义是不合时宜、格格不入的。海子像《太阳·殺》里的老巴比伦国王一样寂寞孤独、郁郁寡欢，不被人理解。他像个人类苦难的救护神，试图利用基督教文化精神，建构他的文化价值理念。“基督教并不是一种教条，一种思想，它是一股生命的新生之力，凡它所到之处，往往会很自然地发生强大的力量，与一个人或团体恶习相抗争，在社会中产生净化的力量”。[3]海子深切地体会到基督教精神的救赎和净化力量，将其融入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血肉中。
二.海子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海子在北大时，受西川影响，开始接触《圣经》，后来相继阅读过《耶稣传》、《耶稣在印度》等书。他的诗歌和生命带有明显的神性光辉，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海子是圣徒般的诗人，他捐躯的意志具有‘不顾’的性质，以致当我们返观他的诗作时，竟产生了一种准神学意义”。[4]“海子的大诗似起于对‘人’或‘我自己’的失望或绝望，这一绝望使海子对人性的自我拯救表示坚决的怀疑而在人性的边缘于神性照面。”[5]他在离世时还随身携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骆一禾曾指出海子的长诗《太阳》“全书的结构设计是吸收了希伯来《圣经》经验的，但全程次序又完全不同”[6]。海子能够如此熟练地化用《圣经》的结构，可见海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理解非管中窥豹。
海子的诗作里出现了大量如基督、十字架、木匠、太阳、火、天国、永恒、博爱、麦子、王等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意象。麦子是海子诗歌的核心意象，学者们对此也众说纷纭。在基督教文化中，麦子包含着神秘的死亡和重生。《约翰福音》12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海子受到启发，但在海子诗中，他赋予麦子以原始生命力的意义，对它的歌颂，实际上就是对生命的歌颂：“麦浪——/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在海子诗作中，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意象——盐，《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教训门徒：“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盐在这里象征着自我奉献的救赎精神，要“照亮”世人、成全世人，是社会的引路人。海子化用这种精神，对于当时“飞遍了天空，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文坛状况，他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们缺少成斗的盐、盛放盐的金斗或头颅、角、鹰。”可以说，海子在创作中，结合了自己的创作需求对基督教文化中许多标志性的意象展开了自己丰富的想象，给我们呈现出一片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精神领域。
《圣经》的意境也随处可见。《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凡·高》:“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要画就画橄榄收获/画的以团火/代替天上的老爷子/洗净生命”；《夏天的太阳》:“当年基督人世/也在这阳光下长大”；《给母亲》:“我歌唱云朵/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麦地》:“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让我把脚丫搁在黄昏中一位木匠的工具箱上》:“在我钉成一支十字木头的时刻/在我自己故乡的门前”，“就让我歇脚在马厩之中/如果不是因为时辰不好”，“我被木匠锯子锯开，做成木匠儿子/的摇篮。十字架”等等。海子的这些诗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神圣的诗歌殿堂，在这些意境中，我们的确感受到了“所罗门的诗歌/一卷卷/滚下山腰/如同泉水/打在我脊背上”。（《葡萄园之西的话语》）
海子基督式的救赎情怀使他身上带有无法抗拒的文化使命感，主要体现在他的史诗创作上。他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抒情诗创作，埋头于他所生疏的史诗创作，只因为他觉得史诗可以传达社会、国家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弘扬民族所需要的文化价值。他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他的史诗中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代表作是“太阳七部书”中的《土地》。它与《圣经》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土地》探讨了生与死、欲望与理性的关系，张扬了原始的生命力，语言上模仿《圣经》，结构上吸取了《圣经》的创作经验。作者满含泪水的双眼忧伤地看着这片他所钟情的土地，痛惜大地的被遗弃，试图通过救赎和皈依来获得灵魂的安定。海子靠想象虚拟了一个原始、圣洁、充满神性光辉的乡村大地，来寻求生命和精神的栖息地。海子渴望“一盏真理的灯”，直接批判了现代人“我们已丧失了土地/替代土地的是一种短暂而抽搐的欲望”。
有哲人曾经说过“或者升得更高，或者彻底堕落；或者成就自己，或者毁掉自己”，海子无疑属于前者，他用他一个人的孤独来睥睨沧桑。他的诗歌创作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海子自己在《太阳·殺》里说：“你知道我的诞辰、我的一生、我的死亡，但不知道我的命。你知道我的爱情，但不知道我的女人。你知道我歌颂的自我和景色，但不知道我的天空和太阳以及太阳中的事物。”我们往往只看到事物表面的东西，而忽略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对于海子及其诗歌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还将继续。
注释：
[1][2]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3]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之传播及其贡献》，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7页。
[4]陈超：《海子》，《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5]余虹：《神·语·诗：读海子及其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版。
【关键词】基督教；文学；经典；繁荣
前 言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英国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开始激烈化，政局发生了动荡。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王室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强烈冲突导致了1642-1649年内战。期间英国的文学发生了快速的发展，资产阶级倡导教主义，崇尚节俭，反对享乐主义。其后在1688年清教派的带领下发生了“光荣革命”。基督教和《圣经》对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影响极其深远。为众多文学作家提供了优秀的创作来源和创作素材。
一、基督教的《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是基督教教义、教规的源泉，基督教认为《圣经》是人们与日常生活的最高准则。《圣经》分为两大部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前者的写作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主要记载了耶稣降生以前犹太人的宗教、历史、社会、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还包括世界和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及对未来世界的期望。《旧约》虽然没有《新约》对西方文学、历史的影响巨大，但仍有许多欧美的作家、诗人根据《旧约》的内容出书立著。在《旧约》的杂集中收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杂集共十二卷，如宗教小说《多埤亚传》、侠义小说《友弟德传》、戏剧性叙事文《以斯贴记》和世界文学名著《约伯记》等，其中《箴言》属智慧文学作品，书中收录的格言、警句、成语、谚语、散文等，对后世的西方文学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基督教文化和《圣经》对人类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之一。在《创世记》中描写了亚当与夏娃由于受到毒蛇的引诱，偷吃了智慧果，而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后来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以此作为题材创作了不朽的巨著《失乐园》，一部宝贵的世界文学遗产。
二、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概述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极其动荡的历史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激化。1642年，英国的civil war在查理一世和议会之间发生，在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之后，查理二世被议会教会英国，并成为英国的国王。17世纪的英国文学派主要分为两种：玄学派诗人和骑士派诗人。骑士派诗人包括罗伯特・郝里克和约翰・撒克林，骑士派诗都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古典主义倾向，宣传及时行乐的思想。教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弥尔顿，他的文学功绩使世人曾将他所在的那个时期称为“弥尔顿时期”，他的著名代表作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等。宗教作家在王室复辟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班扬，他的代表作有《天路历程》，最重要的文学家是德莱顿，他在诗歌、散文、戏剧理论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被世人称为是承上启下的人物。
三、基督教与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作家的关系
1.基督教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关系。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这种罪体现为人难以抵制的贪婪和私欲。基督教认为原罪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的结果，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赎罪，为了洗涤生而带来的罪恶。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例，莎翁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有一致之处，都视人为有罪的存在，都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但它又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差异：基督教认为人性的救赎只能依赖神恩，而莎翁戏剧体现的却是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自我救赎。莎士比亚戏剧中将罪恶看做是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尽管破坏力使人无法彻底自救，但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可以使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生发出对宇宙的敬畏感，获得人性的提升与精神超越。莎士比亚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任何了解《圣经》的人，都会在读他的诗歌、历史剧和喜剧的时候，发现他引用了上百次《圣经》。他的许多作品都能发现《圣经》的思想脉络。圣经中影响做大的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在《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事迹即主人公的父亲杀害亲兄弟就跟该隐和亚伯特别相似。《以牙还牙》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之一，它的剧名就是取自《圣经》马太福音章节之中，即“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须用相同的量器量给自己。”讲的意思就是“以牙还牙”。
2.基督教与班扬作品的关系。班扬是文艺复兴时期与莎士比亚齐名的作家之一。他是一个补锅匠的儿子，出身非常贫寒，同时也是一名清教徒。班扬以一名宗教徒的眼光看待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发现了时间太多的丑恶，因此他感到彷徨、失去帮助。他从信仰中找到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途径。他通过《天路历程》把信心和觉悟带给了世人。他告诉人们，基督教徒的历程象征着人们追求美好未来的历程。他希望用清教徒的标准来净化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
3.基督教与狄更斯作品的关系。狄更斯的代表作品有明显的惩恶扬善的特点，他宣扬博爱和人道主义，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基督教。他将基督教义以现实主义相结合，宣传惩恶扬善，拯救社会。将基督教与人间的丑恶善美相对比。
四、英国文学作品与基督教的深层涵义
基督教的一些思想有着积极的意义，对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身心自修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很多信徒笃信基督教，重要的原因即是它对人性和人格提升的积极意义。宗教是基督教的本质特征，但是它的另一层魅力便是它针对普遍的人性，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意义。基督教有三种基本教义即是爱、信、望。它宣言仁爱，倡导人们心怀爱与宽容。《圣经》中基本上是从三方面来阐述爱的。即上帝对人的爱；人对上帝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其一，上帝的本性就是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其二，我们对上帝必须奉献完全的爱，这种爱指引着我们的思想，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其三，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以上帝的爱为根基的。贯穿整部圣经的爱的理念都是建立在上帝先爱了我们的这一根基之上的。上帝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予了他的子民，而他的子民更要怀抱仁爱之心来面对这个世界。
基督教这种思想，成了后来新教基督徒参与社会生活，进而影响社会的动力。这也为基督教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出发点，使它成了关切社会、不消极遁世、宣扬正义仁爱的宗教。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史是探索人类文明的过程。而基督教对他的影响一直贯穿始终，在当今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在其中得到了普遍的体现。可以肯定的是自《圣经》出现的那天起，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基督教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从英国文学的作品主题中，人物性格中，小说背景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基督教原罪、仁爱、宽容、罪与恶的许多元素。对于英国文学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吸收了基督教的有益部分。我们作为英国文学史的爱好者，虽然不一定对基督教笃信不疑，不一定认同他的所有观点，但是了解基督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解读英国文学史。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荒原》 世界 拯救
T.S.艾略特(T.S.Eliot)是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他在《传统与个人传统》中提出了“非个人化”和“客观对应物”理论,主张尊重和归回欧洲传统,个人应该退居于诗歌和历史的背后,“必须知道欧洲的思想、他本国的思想,总有一天他会发现这个思想比他自己个人的思想要重要得多”[1](P4)。纵观艾略特一生的文学创作,我们发现艾略特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积极入世的社会改造家,他在用他的诗学主张建立一个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他的诗歌更是他哲学和社会历史主张的代言人。《荒原》是艾略特重要时期的代表作,更是西方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全诗描写了“一战”后西方世界精神的荒芜和没有信仰的精神状况。在诗的结尾处,艾略特希望用宗教的“舍己为人。同情。克制。平安”[2](P19)拯救荒原,拯救整个世界。
纵观整个西方文学,如同中国文学中的“儒道互补”思想是支撑中国文人出世和入世的精神力量一样,西方文学中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如同两条既平行又交叉的线条,同样影响着西方的诗人和剧作家。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也是人的精神思想的反映。西方文学是西方人精神状态的呈现,通过文学的轨迹,西方人也是在不断地寻找精神家园中寻找着突破,特别是在面临社会变革时,无不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中找到皈依,从文艺复兴运动到现代二十世纪均是如此。“西方文学既是西方人社会生活的反映,更是西方人精神历史的一种呈现形式,是追寻自由的历史记录。通过西方文学,我们看到,西方人在追求自由的途中,其内在精神所依赖的两轮是理性精神与神性意识。西方文学的精神历史,可以说是理性精神与神性意识彼消此长的历史”[3](P40)。
艾略特出生于美国,随后定居英国。由于受到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基督教思想的救赎观念一直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在“一战”后的背景下,整个西方世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在经过了“镀金时代”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后,人们对未来表现出了深深的失望情绪,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了世界的联系,却让人更加的孤独,人生存的意义在哪里,人们陷入了困惑之中,为人类的未来担忧。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他的哲学著作《快乐的智慧》(1882)中提出“上帝死了”,可以说,信仰的缺失带来了一代人的普遍的精神危机。
对艾略特本人而言,他的挚友中有几位也葬身疆场,他的妻子维芬长期患病,特别是精神病越来越严重,他不得不同时做几份工作以维持生计。可以说,艾略特本人也存在着信仰危机。“《荒原》整首诗歌充满了零碎的片段,描绘了一幅当时西方精神风貌的图画。这首诗里,到处是一派腐烂破败、老鼠横行的景象,整个世界遍地污秽,满目龌龊,而且毫无逻辑。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是百无聊赖的感觉,表达了人们在失去信仰、精神空虚、生活毫无意义时产生的危机意识”[4](P13)。我们看到的是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荒原》在作者长达一年的创作中,记录下了诗人对现实状态的理解和思考。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看到的是“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2](P1)。四月的天气在欧洲大陆本应是风和日丽的季节,但是在《荒原》中展现的却是一派萧索和虚无的景色,到处弥漫着浮躁的欲望,让人感到不安和躁动。《荒原》应用了“圣杯”的传说,“相传圣杯由堕落天使撒旦所戴的绿宝石王冠做成,因善恶大战而飘落尘世;另一种说法是,亚当生病临终之前,其儿子闪来到伊甸园寻找医治其父重病的药物,却被给予一个圣杯,并被允诺,上帝没有忘记人类。耶稣在行最后的晚餐仪式之时,曾用该杯盛酒,后来约瑟夫得到该杯,用它来盛耶稣蒙难时身体流下的圣血。据说约瑟夫后来将圣杯交予其妹夫布伦守护,布伦用一条鱼给数人吃,因而被称作鱼王,并担任圣杯弥撒仪式的祭司。不久之后,鱼王神秘地受到一个锋利之矛的伤害,伤口的位置是臀部,或者确切地说是生殖器部位。之后,圣杯的守护者也就被称为‘伤残或者受伤害之王’,其圣杯城堡周围的土地变得荒芜,成为荒原,但都与圣杯之王的伤势有关。伤害鱼王的武器正是刺穿耶稣筋骨的那枚锋利的长矛。后来那位进入城堡的骑士,也会看见受伤的鱼王躺在祭台(也有说大盘子或者石头)上面,旁边有流血的长矛(Lacy,et a.l:316-317;Matthews:3-4)”[1](P51)。神话传说的故事中身体所受的伤害象征着人类无法获得新生或者拯救,处于虽生犹死的状态,而这正是人类处于荒原之中的反映。
在西方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希腊文化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希伯来―基督神学精神元素是欧美世界的文化基石。有学者指出:“《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是基督教神学信条的主要来源。在四个基本信条中有一条叫做‘信基督救赎’。认为人世间充满罪恶,世人皆有原罪和自身之罪,因而不能自己解救自己。于是,上帝派遣耶酥降临世间,充当救世主,拯救人类,耶酥为了拯救人类,甘愿牺牲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血洗净世人的罪。因此,人类要想使自己的灵魂得到解救,就必须信仰、祈求耶酥基督。”[6](P2)所以,说教、布道,让别人来理解、分享这就是基督教体现他价值观的方式之一。
如何获得精神的救赎?如同但丁《神曲》中经历过地狱―炼狱―天堂后,诗人在寻找中最终解决危机的思路则走向了宗教的探索,期望人类的终极救赎。“舍己为人。同情。克制。平安”[2](P19)。面对危机,面对世界的虚无,艾略特选择了宗教的方式希望找到问题的出路,存在主义作家加缪《西绪福斯神话》中西绪福斯不停地一次次地向山上推动将再次滚落的巨石,加缪认为西绪福斯是幸福的,是为了理想世界而反抗的幸福。尼采曾说:“对荒谬的快乐。――人怎么能对荒谬感到快乐?只要世界上还有笑,情况就会如此;甚至可以说,凡有幸福之处,便有对荒谬的快乐。”[1](P186-187)
综上所述,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中竭力用基督教的传统和观念在身体力行的宣扬他建立和归回欧洲秩序的主张和理想。从中我们能够发现艾略特不仅是一位诗人、评论家,而且是一位宗教的布道者。
参考文献:
[1]艾略特著.李赋宁译.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2]艾略特等著.赵萝蕤编.荒原[M].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
[3]肖四新.神性意识与神性拯救的萌芽――种对古希腊“命运悲剧”的阐释[J].戏剧,2000.3.
[4]陈才忆.艾略特的传统秩序与基督教拯救观[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1.
[5]刘立辉.变形的鱼王:艾略特《荒原》的身体叙述[J].外国文学研究,2009.1.
周梦蝶，本名周起述，河南淅川人，1948年舍家别业来台，颠沛流离，曾以守墓等为业，后摆书摊为生，二十年孑然一身，1980年因病住院放弃了谋生亦谋道的书摊生意。周梦蝶1959年出版诗集《孤独国》，被人称为“孤独国主”，1965年出版《还魂草》，被称为“苦僧诗人”，此外还有诗集《十三朵白》《约会》《有一种鸟或人》。周梦蝶少时就读于私塾，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而后又不断接触各种文学作品及其中思想，诗歌内蕴深厚，在台亦参与蓝星诗社。余光中在《一块彩石就能补天么——周梦蝶诗境初窥》一文中提到周梦蝶的“悲情世界接通了基督、释迦和中国的古典”，是对周梦蝶诗歌创作的精辟概括，其诗歌中饱含着深刻的对生命际遇的哲思，以各种宗教意识为表达形式，传递出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长怀千岁之忧的大伤心人”实至名归。
本文以海豚出版社出版《周梦蝶 刹那》诗集为底本，对周梦蝶诗集中的作品以宗教思想和生命哲学的不同主题进行了以下分类：
1 庄周的万物观
由周梦蝶这一笔名即可看出，老庄思想对周梦蝶有着深厚的影响，由于周梦蝶早期在私塾中求学，其传统文化的积淀比较深厚，随着孤身赴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为周梦蝶所用，包含着他对生命的观照，对个人理想与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而庄周对于是蝶、是我的哲思，触碰了周梦蝶孤独的灵魂，让他对生命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而这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在诗文中的如《孤独国》中《刹那》《蜗牛》，《还魂草》中《九月》等，其余还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如《还魂草》的《无题》，《约会》的《凤凰》……诗中多有造景，周梦蝶将庄子超然物外的心性、虚静之美学都凝聚在诗歌中，因此我们可以读到其为生命而展开浪漫的想象，如“缤纷的花雨打得我的影子好湿”，对死亡的慨然“死亡在我掌上旋舞”等等，人生际遇给予周梦蝶的或喜或悲、荣辱得失都早已被诗人编织入梦，早已将自我与境界、与生死早已同视为一。
周梦蝶在自己的诗中，摆脱了生活的苦楚后，是如此超然，清贫却不失至朴至臻，将自己融于万物而又超脱万物，还原一个纯粹的灵魂。余光中坦言， “梦蝶是一位极其主观而唯心的诗人，诗中绝少现实时空的蛛丝马迹，更有宗教与神话的烟幕相隔，很难窥探其中的‘本事’”，便是对此的极佳解释。可见，周梦蝶由传统文化而来的含蓄内敛的表达对其诗歌展现真实自我有一定阻碍，但也正是如此，才形成了他独特的极具东方古典美的诗歌，含蓄而朦胧，一如一位隔纱的东方美人。
2 佛教的“苦”“集”之谛
余光中认为周梦蝶的诗“几乎带有自虐而宿命的悲观情结”，这几乎代表了绝大多数文人对其诗歌的评价，周梦蝶诗歌中隐隐流露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仿佛应让心头之雾，使读者心生怜恤，而正如余光中所言，“除了血与泪，他似乎不知道写诗还可以蘸别的墨水”，恰恰体现了周梦蝶诗歌创作源于生活，以艺术的手法将生命之苦悲化解，借助宗教思想的表达形式展现自己的内在思想的暗涌，相信这也正是其诗歌魅力之所在，“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伟大艺术与人生境界。
周梦蝶诗集中含有佛教思想的诗作俯拾皆是，但主要集中在其前期作品中，如《孤独国》中《默契》《孤独国》《在路上》，《还魂草》的《九行》《摆渡船上》《菩提树下》《寻》等，《十三朵白》中《闻雷》《灵山印象》《目莲尊者》《四句偈》……正如曾进丰在《听见，周梦蝶“说法”》中言，“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诗人自冥想出发，咀嚼生命的浓黑，同时也起航温柔的想象，圣凡雪火、挣扎而难遣的悲情……”，周梦蝶早期诗歌中，注入了浓浓的宿命感，来自于远走他乡、舍妻别子等生命的愁苦，化为淹没了自身的孤独，昏暗而浓重，然而关于命运的思考也使得周梦蝶愿意向更高更远处追寻，生命的“火”之考验与灵魂的“雪”之纯洁成为了他诗歌中的挣扎，将诗歌的内涵上升到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哲学层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周梦蝶深刻体会了“苦”“集”二谛，因此，可以读到他的低沉的喃喃，“这条路好短，而有好长啊/我已不止一次地，走了不值多少千千万万年了……这条路是一串永远数不完的又甜又涩的念珠”，生命之路很短，短到几十年匆匆而过，而这条路上，诗人一次次体验到人生的苦与难，如同已经走过千万年之久;亦有关于刹那和永恒的思考， “照见永恒，照见在永恒背后我底名姓”当人生除却芜杂，真真正正能够永恒的是哪些部分呢?诗人仿佛凝视着永恒背后的自己的名字，在永恒之时驻足观望现实的短暂，这正是对短暂生命之幻灭而永恒之不朽的彻悟。
1962年开始，周梦蝶参禅礼佛，亦曾随南怀瑾学禅，后期其诗歌笔调逐渐轻盈，拜托了浓重的孤独与宿命感，不得不说是宗教意识带给他的一种内在转变。
3 基督教的罪与救赎
周梦蝶除却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受到庄周思想、佛教思想的影响，还融贯东西，在诗作中还包含着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与救赎意识，例如《孤独国》的《让》《索》《徘徊》《乌鸦》，《还魂草》的《朝阳下》，《十三朵白》的《荆棘花》，《约会》的《诗与创造》等等，都凝聚了关于罪与救赎的思考。
《乌鸦》中周梦蝶言，“我搂着死亡在世界末夜跳忏悔舞的盲黑的心/刹那间，给斑斑啄红了”，忏悔源于对罪的认知，想必周梦蝶对于自身经历的离愁苦悲也曾苦苦寻索原因，也曾反省是否出于自身的原罪，也曾渴望救赎，怀着无限的憧憬，怀有天国的渴望——“如果每一朵山花都是天国底投影/多少怡悦，多少慈柔/正在我心中秘密的飞升”。
即或普遍认为周梦蝶最终皈依佛门，但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位诗人，在自己的诗的国度中将宗教意识用作自己的表现手法、表达方式，因此，虽然其后期作品传递着明显的佛教思想，仍然有一些诸如《诗与创作》一类作品出现，运用基督教思想来传达自己的态度，或者借助基督教的一些概念如“上帝”“忏悔”等来达到诗人的内心真实的渴望，那种渴望逃避孤独，逃避人生之困境的期许。
周梦蝶的文学创作中熔铸着繁多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是一盘乱炖杂烩，恰恰相反，他能够以自我为轴，在庄周思想中找到虚静，在佛教思想中领会苦集之谛进而持心养性，亦能在基督教思想下找到忏悔的重要与对生命的博爱……这正是匠心所运。正如叶嘉莹在《还魂草》序中用周梦蝶诗句“于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作结，认为“其悲苦虽未尝得片刻之消融，而却被铸炼得如此莹洁而透明，在此一片莹明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属于‘火’的一份沉挚的凄哀，也看到了他的属于‘雪’的一份澄净的凄寒，周先生的诗，就是如此往复于‘雪’与‘火’的取铸之间，所以其诗作虽无多方面之风格，而却不使人读之有枯窘单调之感，那便因为在此取铸之间，他自有其一份用以汲取的生命，与用于镕铸的努力，是动而非静，是变而非止”，正是由于周梦蝶思想意识之海纳，才使得他能够在文学创作中极富多样性，也才能够为他苦闷的半生寻找精神的出口，成为我们葵仰之“明星”。
一.神性的极力书写
在基督教看来，世人生来就有罪性。根据《圣经·创世纪》，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受蛇的诱惑偷吃禁果，从而引发人类的原罪。因此，亚当的后裔——人类，在罪孽的深渊中不能自拔，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获救。由于受到基督教这种原罪思想的影响，北村在其早期的基督教写作中，着力表现充满罪孽与苦难的人生，勾画出在丧失神性的时代情境中人们徒劳挣扎并走向死亡的末世图景。在此时的北村看来，不管是外在的事物还是人本身，都不具备拯救的能力，只有神才是唯一的救赎者，而对神性的信仰才是人类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所在。
孔丘（《消失的人类》）在商业竞争和世俗的生活中，仿佛是一个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强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总是弄不明白“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迷乱的灵魂在现实的困惑中无法求得解脱，因而肉体的存在也就失去固有的价值。事业无法拯救迷乱的人们。
金钱和权力能帮助处于苦难中的人们吗？小说《施洗的河》里主人公刘浪凭自己狐狸般的狡猾在黑道上游刃有余。金钱、权力、女人，他一样不缺。可是他始终被笼罩在一种恐惧的阴影当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尼采说：“艺术拯救人生”。然而北村却用他的小说残酷地证明艺术的脆弱。《最后的艺术家》中，诗人谢安遁入语词，去结构什么“真理”，但在写完最后一首诗歌《0》后，陷入失语的恐惧；艺术家杜林把跟他发生过肉体关系的女人召集一块欣赏她们自己的照片；画家柴进认为“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这畜生是有意义的。”猪是他唯一的朋友，然而他最后却被他的“朋友”踩死了。
世界是黯淡的，爱情是美好的。人可以超越许多东西，唯独无法超越爱情。那么爱情将会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所在吗？玛卓(《玛卓的爱情》)“诗意的栖居”在理想的爱情美梦中，直到她发现“至清”的爱情与无趣的现实生活相比是极为虚无的时候，玛卓伴着纷扬的情书自尽于车轮之下；刘敦煌和美娴（《》)是顺义街公认的“珠联璧合”的恩爱夫妻，但故事的结局却是堕落的丈夫发现被的女人竟然是自甘当妓的妻子。在北村的小说中爱情是那么的不堪一击，甚至没有任何的外力干预下，自己就突然地毁灭。
当一切外在事物失去拯救的能力时，人类自身的道德力量和理性的自我约束又能否有用呢？《最后的艺术家》中的杜林在刚开始堕落时对自己的丑行有过深刻的厌恶，甚至觉得自己的体内装满了垃圾，也有过深切的恐惧，觉得自己的内脏都可怕地腐烂了。然而尽管如此，杜林还是沉迷鱼于那种堕落的中，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此时，道德上的愧疚感和自责的能力在欲望化的时代和金钱的诱惑面前是那么的软弱无力。
事业、金钱、权力无法让人感到幸福，艺术、爱情也轰然倒塌，甚至连人本性上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也无能为力。处在苦难中的人们只能发出这样的呼求：有谁能救我？有谁能涂抹我的过错？有谁能将我的罪孽除尽？现在我在深渊，我在地狱边等死，谁能救我？并解除我的罪？（北村：《周渔的喊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这时北村站在神的国度里，指出了人类的救赎之路：“圣经不但说‘在世间有苦难’，又说‘在主里有平安’这就是我的小说对苦难得以摆脱的途径所作的解答。救赎是唯一的道路，我所期待的拯救者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年第4期）因此，当人们在罪孽中受难，并发出深渊中的呼求时，北村把无法自救的人推入神的怀抱，让基督教指引人们脱离苦难。在小说《我的十种职业》和《被占领的卢西娜》中，北村使主人公在忏悔和改邪归正后卸下灵魂上沉重的负罪感，安然离去，让人物摆脱那种“死了也是一把有罪的灰”的罪恶感。基督不仅要解救人的灵魂，也要拯救人的肉体生命。《施洗的河》中，在刘浪生命陷入绝境时，恍惚中，他看到传道士作为上帝和神的使者降临到他身旁，给他带来了神谕，并指明了获救的坦途。而最终接受传道士精神上第二次洗礼的刘浪，在开口向主祈祷后变成了一只温顺的上帝的“羔羊”。
在北村基督教写作的这一阶段，北村对神性进行极力的书写，认为神的力量十分强大，不管是外在的事物还是人本身都无用无救。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北村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似乎陷入“苦难—信—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将苦难的作祟者解释为“神性的丧失”，处在罪孽和苦难深渊的人们只有向神皈依，才能获得灵魂或肉体上的救赎。而正是因此，北村小说被蒙上了为福音传播和布道工具的嫌疑。
二.信仰的迷茫与思考
北村在创造其独特的神性书写模式后，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继续着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因此，他告别了信主之初的基督福音式的写作，从1999年开始，进入创作的第二阶段，继而在《老木的琴》、《周渔的喊叫》、《》、《公民凯恩》等小说中描绘人在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时的心灵过程和人性困难。而此时，北村的基督教写作时隐时现，体现了北村在信仰历程中的迷茫。
关键词：狄金森 诗歌 语言的力量 上帝 现代性
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是与惠特曼齐名的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自青年时代以后所过的与世隔绝的生活给她带来了“阿默斯特修女”的雅号。虽然她从小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长大，但却选择了背离传统宗教，保持个人思想的独立。她是现代派诗歌的先驱，她的诗歌风格别具一格、内容离经叛道，与19世纪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在当时读者眼中显得离奇古怪，但却符合现代诗歌创作的手法，极具现代主义诗歌的特点。她一生共写了1775首诗，但在她生前只有七首诗被朋友从她的信件中抄录出来发表。
直到美国现代诗兴起，她才作为现代诗的先驱者得到应有的认可，她的诗歌也在中外文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与她的成就相比，对她的研究仍略显单薄。尤其是在中国，狄金森诗歌研究还只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狄金森诗歌的汉译数量也不多。
本文在对狄金森的1651号诗《道成肉身》（A Word Made Flesh）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对狄金森诗中的宗教内涵予以初步分析，剖析她的宗教观和她对尘世语言的钟爱，阐述出其诗歌的现代性。
狄金森把一生奉献给了诗歌，诗歌就是她的心声、她的“呐喊”，写诗对她来说既害怕，又必不可少。她通过写诗来探索自己的意识和内心世界，记录人世间的悲欢，解读世间万物，赞美大自然的神奇。
狄金森敬畏字词，因为在她看来语言就是生活，语言给了她体验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字词让观察变得具体，语言使情感和思维变成可能。
狄金森的1651号诗《道成肉身》是对语言力量的肯定，其中的含义就是语言是神圣的。这首诗颂扬了语言神奇的、超凡的力量。
A Word made Flesh is seldom （道成肉身不常有）
And tremblingly partook （颤抖着分享）
《约翰福音》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是上帝的话，在英文中用首字母大写的“Word”（字词）表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子，是道的体现，但他又是肉身，是圣母圣灵感孕而生的人子。他要布道，就得用“本地化”的语言，于是道（字词）必得通过血肉方得以传达给尘世，俗人们必须以血肉的感知领会道（字词），被道（字词）的光明照亮内心，从而肉身成道。
“道成肉身不常有，分享者在颤抖”是因为感受这种神圣和力量是一种既珍贵又令人敬畏的经历。使用每一个有力的字词都是神圣的，因为人的思维不是每天都能用字词表达的。每用一个字词就像品尝到圣餐里的美酒一样，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感觉让人颤抖。当然这种颤抖也和人的欲望、世俗的欲望有关。但没人把这种经历说出来：
Nor then perhaps reported （无人道出）
But have I not mistook （如果我没弄错）
Each one of us has tasted （我们每个人都曾品味过）
With ecstasies of stealth （带着隐秘的刺激）
The very food debated （为我们准备的食物）
To our specific strength— （为我们的力量—）
暂时体验这种经历的人会觉得字词是如此强大并具有启发性。如果“我”没弄错，人们可以感觉到隐秘给人带来的兴奋、刺激。此时“我”处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并存的状态中，因为当人出神时，没有自我意识，而“隐秘”又把“我”带回非常有意识的状态和秘密行动中。道成肉身不常有，被悄悄地享受，每个人都把它当做私密的东西。然后我们被动地接收为我们所准备的一切。我们依赖于我们之上的某种力量，它决定着我们的力量。这让人联想到人类依赖于上帝传授的道（圣言）。
然而人们无法依赖上帝的道（圣言），因为道（圣言）过于强大，且很少出现。道（圣言）的化身耶稣基督是肉身，肉身就会死亡。无论他能带给人们多大的兴奋，也只是短暂的。
在狄金森看来，人类的精神食粮不是上帝的道（圣言），而是语言和诗歌。语言不仅与圣饼一样“美味”，还比上帝的道（圣言）更有力、更具启发性。道（圣言）只表达具体、单一的意思，而人类的语言却有着丰富的内涵。与道（圣言）相比，语言给予人类的东西更多，随时陪伴着我们，我们都已有或将有机会体验用语言来进行写作、表达思想、阅读或汲取知识所带来的兴奋。因此，人类的语言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A Word that breathes distinctly （道有生命）
Has not the power to die （却没有死的权力）
Cohesive as the Spirit （与神同在）
It may expire if He — （这可以结束，如果他—）
"Mad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变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Could condescension be （能屈尊）
Like this consent of Language （就像这个语言）
This loved Philology. （这爱的语言。）
道的化身耶稣基督有生命，能清晰地呼吸，却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放弃生命，他必须遵循“神”的意志。而诗歌里的每一个字词不仅具有表述的能力，还具有圣神的稳定性，能赋予诗歌上帝般的永恒。狄金森的这一类比似乎是在挑战上帝独一无二的万能，这与十九世纪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狄金森认为诗人也是万能的；诗人不仅能像上帝一样为泥土注入呼吸，还能给语言带来灵魂，把情感植入油墨。
死属于人类的能力范围，虽然人类拥有语言，但语言本身不是凡人，所以能呼吸、有生命的字词不会死，因为它是永恒的。如果上帝能再变成新的化身，永驻人间，上帝的道（圣言）能像人类的语言一样为人类所用，我们将不再需要尘世的语言。然而，这只是一个虚拟假设，因为上帝不会再有新的化身来到人间，语言也不会消失。这就暗示着上帝是看不见的，当我们需要上帝的时候，却找不到他。
十九世纪美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上帝总是在我们身边，狄金森又挑战了这一传统观念。由于耶稣基督的缺席，语言替代了他的位置。语言愿意与所有爱它的人分享它的力量，屈尊成为一个人与神的合体，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诗里的“condescension”（屈尊）一词双关，狄金森用语言和诗歌的救赎力量，替代了耶稣基督对信奉者的救赎，选择依赖于永远都不会背叛和离弃她的语言。
狄金森把语言称为“Philology”（语言学），这一词涵盖了人类对语言的爱和研究。她强调的是一种互爱，语言对人类爱就像耶稣基督对人类的爱一样伟大，而人类爱语言是因为它能与我们交流。当语言与我们交流时，它就有了生命。上帝的圣言虽好，但无法用我们的方式与我们交流、产生共鸣。我们不能掌控上帝的圣言，当我们需要时，也找不到它。因此，我们不能依赖它。
于是，狄金森选择了信奉她能掌控的尘世语言。在笃信基督教的西方国家里，她是一个叛逆者，基督教在她眼里并非神圣的真理，她一生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真正的信仰，构想着自己心目中的上帝—语言和诗歌。
狄金森这种敢于挑战上帝独一无二的权威性、质疑上帝存在的观点，更符合西方社会的现代宗教观，也让她的诗歌具有了现代性。
参考文献：
[1]Anderson， Vincent P.Emily Dickinson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God[J]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11 （1981）
[2]Benfey.Christopher Edward Gerald. Emily Dickinson： Lives of a Poet[M].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86
[3]Bennett， Paula.Emily Dickinson： Woman Poet[J].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0
[关键词]宗教档案；特点；种类；作用；管理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5 — 0109 — 02
宗教档案是一种专门档案，他是在人类宗教活动中形成的，记录和反映具有保存价值的宗教活动材料。这些档案绝大部分存在于各类宗教机构之中，如教堂、寺庙、教会等等。
目前，我国主要存在五大宗教组织，即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把宗教活动真实的、齐全完整的记录下来，对于宗教研究、民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价值。加强宗教档案的管理和开发利用，将对全面了解宗教状况，弘扬中华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一、宗教档案的特点
宗教档案是由宗教活动的性质决定的。宗教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演变而发展的，宗教本身无阶级性，宗教档案则作为反映和记述宗教活动的原始记录。宗教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宗教档案是一种活动的记录
它们主张有超越社会的天堂、仙境，“神”能主宰一切，人死后可以上天堂或下地狱，把人们的精神带入虚幻世界。如佛教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为最终目的；道教则认为‘道’是“虚无之际、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宇宙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提倡炼丹术，吃了仙丹可以长生不老，能够生仙；伊斯兰教则认为是唯一的神，〈古兰经〉是“启示”的经典，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定”的。相信“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等；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人类的救世主，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忍辱负重，等等这些主张和教义都一一载入了宗教档案。
（二）宗教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书
它是传教活动的主要依据，专职传教人员就是依据经书来传教的。基督教的经书是《圣经》（《新旧约全书》），佛教的经书是《佛经》，包括经、律、论，如〈大藏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清进道论〉等，数量达数千卷；伊斯兰教的经书是《古兰经》，道教的经书比较复杂，有化学、炼丹、练功、医学、药物等等，现存有的总集有《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等等，这些经书是世代相传的，内容不会增减，但专职宗教者在传教传道的时候，会形成一些解释性材料。
（三）宗教档案具有国际性
我国五大宗教中，除道教外均属国际性宗教组织。其信仰活动已超越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范畴。如基督教的《圣经》，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传教的依据，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就像俗话所说：不管在哪里，都念的是同一本“经”。这些经书为各自宗教所共有，不是哪个宗教团体所独有，它是反映具有国际性宗教的整体面貌的。
（四）宗教档案年代久远
宗教档案的主体经书大部分不是形成于现代，而是成百乃至上千年以前就已经形成。我国的经书（除道教外）都是从国外传入的。反映在宗教档案的形式上多为译本和复印本。如佛教是在公元67年（即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开始传入我国，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翻译了不少佛经的经文，宋朝把〈大藏经〉雕成版送印经院印刷，以后多次翻印流传至今。十七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古兰经〉随之传入；天主教和基督教先后于1177年和1807年由外国教会派传教士带着“圣经”来到中国，把《圣经》译成中文，形成宗教档案。
（五）宗教档案相对固定增长率慢
由于作为宗教活动主要依据的经书，其内容范围早已固定下来，增添不多。增加内容也仅仅是信函、解释性的东西和名册等等。
二、宗教档案的种类
（一）各种经书
经书是宗教档案的主体部分。各种宗教的经书数量有所不同，基督教、天主教的经书主要是那两本新旧约全书，共66篇（天主教多7篇）他们称之为《圣经》；佛教的经书数量较多，主要指释迦摩尼的弟子们所传述的释迦摩尼在世时的说教，还包括了以后教徒称为释迦摩尼言行的著作。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代翻译，到唐朝开元时共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包括佛教著述在内）。宋朝时，雕造《大藏经》雕版就有三十万块，运到河南开封印经院印刷，颁送各大寺院及邻国。佛经数量之多，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也难读完。由佛经分类可看出我国佛教的各种教派，如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各宗教派别均有自己所常用的经书。道教是我国所创的教派，至1607年辑印《万历续道藏》共有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伊斯兰教主要是“启示”的经典《古兰经》，多为阿拉伯文，已有部分译为中文。
（二）教规、教章、教条
各种宗教均有教规、教章、教条等用以约束信教徒的自制宗教法规。这类宗教档案是在宗教机构产生并形成的。如伊斯兰教，其教规就是念清真言，做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等，均为教徒必须遵守的规定；天主教做弥撒、修道；基督教守礼拜；佛教的“开示”、斋戒等，都有一套约束教徒的规则。
（三）传教材料
宗教专职人员（传教士、神父、牧师、和尚、道士、阿訇）根据经书编写的传教材料，作为宣讲、教义、经书的依据。一种事先编写好的，如基督教的《要理问答》、《蒙恩见证》（编录所谓蒙受耶稣、上帝帮助的“事实”）“圣经深造班”的教材等等；另一种是传教时讲话记录，佛教称之为“开示录”，由开示者（和尚）讲述“法语”（经书），由记录者记录成材料，有些还汇集成书出版。如《来果禅师禅七开示录》就是来果和尚以十个七的天数，在禅堂中专一开示参禅之法语，由释道真做记录的。
（四）名册
宗教的名册种类繁多，特别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它包括：教徒名册、洗礼名册、施坚信礼名册、洗礼命名册、结婚登记册（教徒到教堂登记结婚并举行仪式的）、教友名册、会友名册、会友生命册等等。这些名册一般包括如下主要内容：入会时间、姓名、性别、年龄、介绍人、施洗牧师签字、受洗礼者签名等。这些名册反映了传教布道的范围、人数、发展情况，是宗教机构工作的原始记录。此类档案还应包括洗礼证、施洗礼后发给的证明、奉献乐助名册等。例行以灯油费、花费金名义的捐献一般是不记录档案的。
（五）传教士来往函件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教会和外国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初期的传教士大部分是从外国教会派遣来华传教的，他们在中国内地建立了许多教堂作为活动场所，这种宗教关系往来函件，以宗教问题（活动）为主。它一方面反映了宗教的国际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到中国教会是受外国教会控制的，这种特殊关系的个人往来书信，应视为宗教档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种类。如广东省档案馆的历史档案中就保存有：美国长老会（基督教会）与外国传教士来往信件，美国浸信会的来往书信，以及中华圣经会来往书信等等。这些书信大部分出自本世纪初，从内容上反映了中外教会之间的宗教交流和发展。
（六）“圣经” 乐谱
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均组织专门的唱诗班，在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时咏唱“圣经”，这是教会的特有音乐和乐章。“圣经” 乐谱有反应圣经内容的，有歌颂上帝、圣母、耶稣的，曲谱旋律音调自成一格。这类宗教色彩浓郁的乐谱，也是宗教档案的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
（七）宗教刊物及史料汇编
宗教刊物是由宗教机构团体编辑出版的，作用在于传教和交流宗教经验。在主编部门应作为档案史料保存。基督教会的会刊、会报较多，如：《爱流》、《灵修》、《神道》、《信义报》、《世界教会消息》等等。史料汇编是对宗教活动的历史总结，带有宗教研究性的成份。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都有《年记》、《年鉴》、《概况》、《会史》、《调查录》等。如已编辑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略》、《天主教入教中国概况》、《中华佛教文化年鉴》、《上海道教概况》、《伊斯兰教史》等等。
三、宗教档案的作用
首先，宗教档案是各宗教派别在宗教活动中形成的原始记录，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广泛性，是研究宗教史的重要依据和第一手材料； 第二，宗教档案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宗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音乐和建筑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许多宗教诗歌、乐章都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和才能，这些文化艺术被详细记录在宗教档案中，流传至今；第三，宗教档案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第四，宗教档案有利于开发地区资源，通过对这些档案的收集和整理，能够了解本地区的社会风俗，将其转化为地区旅游资源；第五，宗教档案有利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从宗教档案中可以查找到许多以往的宗教政策，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借鉴历史经验，制订出适合本地区情况的宗教政策；第六，宗教档案有利于解决宗教产权纠纷，宗教档案具有原始凭证作用，它是处理宗教产权纠纷的有力证据。第七，宗教档案是供宗教专职人员传教时使用的，即时传教的工具，也是传教的依据，如其中的经书档案就是他们的信仰支柱，每天要反复念诵，用以指导行动。
四、宗教档案的整理与保管
真对宗教档案的不同类型，要按照其档案的自身特点进行科学整理。
（一）经书。由于现存的经书都是经过多年积累的，已经经过装订成册或卷子形式，并且每册（卷）均已有封面和经书标题，为保持其档案的原貌，则不需要拆卷整理，只需有序的编目上架，达到档案管理的规范化要求就可以了。
（二）各种名册。根据名册形成的年代，可采用“年代问题分类法”组卷。将组卷的名册标注案卷标题、年代、卷号和保管期限。
（三）圣诗。这里主要指的是天主教、基督教专门的唱诗班使用的圣诗，其载体有所不同，可汇总成册，原已成册的，可采用盒装。
（四）往来书信。可按照通讯者国籍和年代等特征进行组卷分类。
（五）教规、教章、教条和传教材料。可按照问题和形成的时间，采用“年代问题分类法”组卷，并标注案卷标题、年代、卷号和保管期限。
关键词:犹太音乐 犹太民族 宗教圣歌 门德尔松 马勒
犹太音乐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犹太民族的历史是多灾多难的历史。似乎从这个民族的诞生之日起,整个世界都在排斥、驱逐、迫害、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民族不仅没有被压垮、灭绝,反而更加坚强和强大。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精神给了这个民族存活所需要的勇气和坚忍,而犹太音乐是其宗教信仰和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公元一世纪初,犹太人在反对罗马帝国的战争中失败,不少人被迫离开故土,陆续流散在世界各地,因此在地域上未能形成一个固定的文化中心。早期的基督徒主要是犹太人,后来,随着非犹太人基督徒的增加,基督教作为社会政治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开始禁止其他宗教的活动,基督教会使用暴力强迫人们皈依。从那个时候起,犹太人受到歧视、受到侮辱,犹太人被看做邪恶的民族,犹太教被谴责为邪恶的教派,他们到处遭到有组织的迫害。一些犹太人的生命因宗教观念而受到威胁,被迫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但犹太古老的文化,尤其是音乐,却通过犹太教的世代流传,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口头传授而保存下来。
目前有关犹太音乐的文献不多,已知较早的记载约是在7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犹太教堂中所吟唱的宗教歌曲与基督教早期音乐比较相近。9世纪时,犹太教的经文吟诵已具有一定的重音规则,用记号记载在经文之上,其意义及唱法由歌唱者口头传授,不同的经文各有不同的吟诵方式。祈祷文根据不同的仪式要求有不同的旋律模式,歌唱时可由歌手即兴地加以装饰性的发展,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
19世纪以后,出现一些旋律比较定型的歌调,这些歌调往往带有阿拉伯民歌与天主教圣歌的特点。10世纪以后,犹太人的音乐因分布地区不同而逐渐分为东方与欧洲两大系统。东方的犹太人散居在中东、近东、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状态,音乐发展缓慢,因而犹太音乐仍能保持自己的鲜明特色。欧洲的犹太人又可分为两部分。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尔迪姆派与居住在西欧和东欧的阿什肯纳吉姆派。塞法尔迪姆派分布在西班牙、北非、地中海东部地区,其音乐文化受西班牙及阿拉伯的影响。阿什肯纳吉姆派约自10世纪起移居德国,对德国民间音乐有一定影响。东欧的犹太人在17世纪与德国犹太人混合,并产生新的共同语言意第绪语,其宗教歌曲也受德国音乐的影响,歌唱发声上喜好用柔和的鼻音,还留有犹太的古老传统。18世纪初,波兰及俄罗斯的犹太人中出现了哈西蒂兹姆派,他们反对严格正统的犹太教,奉行新的教规,产生了具有较强节奏性、富于即兴变化的宗教歌曲。
16世纪以后,犹太人的专业音乐家开始出现。意大利的罗西(约1587—1630)是写作小提琴音乐的先驱之一,他写了许多牧歌和多声部宗教歌曲。马切洛(1686—1739)写了大量的圣歌,并收集了不少传统的犹太曲调加以模仿发展。19世纪初,祖尔策(1840—1890)主张改进犹太宗教音乐,除收集了大量宗教歌曲外,还创作了一些新的赞美诗。19世纪,对欧洲浪漫派音乐做出贡献的作曲家有不少是犹太人,如迈耶贝尔、门德尔松、奥芬巴赫、比才、马勒等。20世纪音乐家中的犹太人有勋伯格、格什温、埃尔曼、米约、科普兰、海费茨、梅纽因等。值得注意的是,在2O世纪初,兴起了一个企图创立“犹太民族乐派”的趋势,其中最为积极的人是美籍作曲家布洛克。他不但极力加以提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大量的犹太音乐素材。勋伯格的《众誓》与米约的《神圣仪式》都取材于犹太宗教音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犹太音乐受到排斥。在欧洲,希特勒公开宣称自己是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的忠实听众,宣扬“纯种”的日尔曼音乐,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希特勒的音乐品味似乎更倾向那些他所排斥的艺术家,尤其是犹太音乐家。希特勒倍加推崇的音乐家瓦格纳有可能是犹太人。瓦格纳有着强烈的反犹倾向,但他在《漂泊的荷兰人》中却以同情的笔触描述了流良的犹太人的境遇,刻画了犹太人在恶棍/无辜受害者和英雄/艺术家两个角色之间的徘徊。瓦格纳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漂泊的荷兰人》表现的是人类原始的宿命,是在饱受狂风暴雨后对宁静安逸的向往。这位命中注定、无家可归的基督徒和流浪的犹太人,他的生活没有目的,也没有欢乐,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归宿和最终解脱。”据哥德曼等人考证,瓦格纳对犹太人的憎恨可能是犹太人的一种自恨,他对犹太人音乐的否定也是对自己音乐的否定。当代着名犹太音乐家巴伦博伊姆认为,瓦格纳是一个可怕的反犹主义者,他的反犹思想被纳粹利用、误用和滥用了。巴伦博伊姆进一步指出:“反犹主义并非希特勒的首创,当然也非瓦格纳的发明。它已经存在于好几代人身上,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犹太音乐的特殊性源自于犹太民族的特殊性。犹太民族特殊的历史,特殊的状况,分散但聚居的特殊生活方式,决定了犹太音乐的生存方式和音乐活动的方式。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音乐也就有了多样化的发展,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或在哪个地方,便吸收该国、当地的音乐风格,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犹太人看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是上帝选定的一个特殊民族,在基督教世界里,犹太民族始终背着背叛耶稣的罪名,被迫迁移、流浪,还遭到几次残忍的大屠杀。惨痛的历史,造就了犹太音乐忧郁、伤感、浪漫、美妙的旋律。阿尔诺·耐德尔指出,犹太音乐有下列特性:吟诵;常常变换节奏和调式;旋律是以小音程进行的;采用了希伯来语的抑抑扬格的节奏和平行动词;音乐具有冥想、沉思的特质。马科斯·布洛德则指出犹太音乐的原始材料来自四个方面:“犹太会堂歌曲;东部犹太民歌及其丰富的传统;一些由犹太人从其他国家带来的音乐文化;深受巴勒斯坦世界影响的文化。”
犹太音乐的最显着特点,就是其宗教性。犹太教重视音乐的教诲作用,把音乐看成是上帝喜爱的、神性流溢的一种神秘方式,是呈现和理解犹太教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犹太民众与上帝沟通的一条捷径。《旧约》中的诗歌有自己独特的诗律和节奏,《旧约》本身就是一部相当音乐化了的文学文本,特别是《诗篇》、《雅歌》部分尤其如此。《诗篇》中的诗文在古人吟咏时有乐器伴奏并有某些特定曲调格式,在《诗篇》每篇的开头,常常有“大卫的诗”、“所罗门的诗”、“亚萨的诗”、“用丝弦的乐器”、“用吹奏的乐器”、“用迦特的乐器”等特别说明,每隔一定段落,还有“细拉”(selah)的字样加以提示,表示此处唱歌的声音暂时停歇、休止,而伴奏曲可继续进行。《雅歌》是由民间口头流传了很久的情歌汇集而成,采用的是东方许多民族民间情歌男女对唱的方式,可以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山歌对唱,也可以是自娱自乐、独自弹奏的男女二重唱,还有结婚等喜庆场合有乐队伴奏的
情歌表演唱、合唱,等等。
在《圣经》里咏诵的宗教圣歌,在今天的犹太教堂里仍然能够听到。这种传统上伴随《摩西五经》而咏诵的旋律,非常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前塔木德时代。
《塔木德》作为继《圣经》之后的最重要着作,就是由3~6世纪的犹太学者在以色列和巴比伦写成,是注释犹太生活各个方面最全面的着作,其中有许多篇幅论及塔木德时代犹太音乐活动。这古老的犹太音乐回声,以宗教圣歌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这些圣歌建立在变化的基础之上,波动、摇摆不定,但仍有清晰的轮廓。这种源自原始犹太教堂歌曲的古老旋律后来被早期的基督教堂音乐所取代,但在早期基督教堂的音乐中也保留了犹太宗教圣歌的诸多成分。
虽然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但在他们的民歌中保留着某种犹太民族特有的元素,那就是忧郁、简约、伤感、浪漫、可塑性和细腻性。犹太人特别擅长变化运用外国音乐元素并使之成为犹太音乐元素。他们在运用外国音乐素材时,通常能够将自己特有的习惯注入到外国音乐的元素中,从而对其进行重构。比如意第绪语言,就采用了德国南部、斯拉夫、希伯来甚至拉丁语词汇,从而派生出一种全新的句法、文法。犹太民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自然小调音阶。这种自然小调音阶并不是那种导音在第七级上,一个八度以内只有一个小二度的自然小调,而是在一个八度以内只有一个大二度的‘自然小调。即我们得到的是c音、D音,而不是升D音。过去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表现犹太音乐特征性格的晃动的“增二度”属于“吉普赛音阶”的范畴,而实际上,这种“哭泣的、多愁善感和温顺的增二度”旋律音调,在散居的犹太民族音乐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犹太人最喜欢用的乐器是小铃鼓,此外常用的乐器有竖琴、七弦琴、箫、长笛、铙钹、号角、号筒等。丝弦的乐器适合于表现缠绵、忧郁、悲伤、哀怨等细腻优美的情感,而吹奏的乐器适合于表现高亢、欢庆、凄厉、愤激、冲突等强烈奔放的情感。制作乐器的人都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如摩西曾受命制作了两支精美的银号筒。
教会为了达到控制教民的目的用基督教的一个人物圣尼古拉斯来代替一个超自然的异教徒来分发礼物和进行赏赐。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嗜血的汤普汀居然和基督教圣徒联系到了一起。起初汤普汀并没有失去野蛮邪恶的特性，在德国的部分地区，圣尼古拉斯被称为“执铃者尼古拉斯”因为他拿着铃铛和锁链走进屋子，汤普汀唤醒熟睡的孩子将他们拖下床来问他们有关基督教教义的问题如果孩子回答不出来就用棍子打他们圣尼古拉斯也向他们扔煤块儿直到小孩流血，然后汤普汀从他们的伤口吸血。如果小孩答对问题圣尼古拉斯就会很不情愿地奖给他一个苹果或一块甜肉。
传说圣诞老人是在数千年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即出现。北欧神话中司智慧、艺术、诗词、战争的奥丁神，寒冬时节，骑上他那八脚马坐骑驰骋于天涯海角，惩恶扬善，分发礼物。与此同时，其子雷神穿红衣以闪电为武器与冰雪诸神昏天黑地恶战一场，最终战胜寒冷。据异教传说，圣诞老人为奥丁神后裔。也传说称圣诞老人由圣·尼古拉而来，所以圣诞老人也称St.Nicholas。据说他原是小亚细亚每拉城的主教，名叫圣尼古拉，死后被尊为圣徒，是一位身穿红袍、头戴红帽的白胡子老头。每年圣诞节他驾着鹿拉的雪橇从北方而来，由烟囱进入各家，把圣诞礼物装在袜子里挂在孩子们的床头上或火炉前。所以，西方人过圣诞节时，父母把给孩子的圣诞礼物装在袜子里，圣诞夜时挂在孩子们的床头上。第二天，孩子们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床头上寻找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如今，圣诞老人已成为吉祥如意的象征，不仅是过圣诞节时不可缺少的人物，而且也是欢庆新年时不可缺少的人物。总之，圣诞老人已永驻人的精神世界，因为他的诸多故事大多弘扬基督精神。
11世纪末来自意大利的宗教士兵将Nicholas圣人的遗物带回意大利，并在港口城市Bari建造了一座教堂来纪念他。很快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徒纷至沓来朝圣这位圣人。这些朝圣者将圣人Nicholas的故事带回他们的本土，所以有关圣诞老人的传说在各个国家都各具特色。
12世纪欧洲出现了圣人Nicholas纪念日，以互赠礼物和慈善活动为主。德国、法国、荷兰则将12月6日作为宗教纪念日，给孩子和穷人们赠送礼物。荷兰殖民者来到美洲时，将他们的Sintirklass主教也带了去，Sintirklass身着红袈裟，骑着一匹白马。Sintirklass的美国形象后来逐渐演变成一个快乐的老精灵。起初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他的喜剧《纽约的历史》中将他描述成一个又圆又胖的荷兰老人。
1823年，诗人ClementMoore在他的诗歌《St.Nicholas印象》中继续将Sintirklass/SaintNicholas的形象戏剧化，这就是各位在本篇开头看到的圣诞老人。19世纪60年代卡通制作者ThomasNash画了一幅胖胖的、慈祥的圣诞老人作为《Harper的一周》的插图。这个圣诞老人的形象开始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民的脑海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圣诞老人的形象传回欧洲，传到南美洲，传遍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都保存了他们自己有关圣诞老人的风俗和传说。在荷兰的传说中，圣诞老人Sintirklass还带了一个叫BlackPeter的助手，乘着一艘船于12月6日来到。他带着一本大书，书中描述了所有荷兰小孩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表现好的小孩就送礼物给他们，不好的小孩便让他的助手带走。德国的圣诞老人也带着一个叫做KnechtRuprecht、Krampus或Pelzebock的助手，肩上背着个装着礼物的大袋子，手上拿着一根棍子。好孩子可收到他的礼物，顽皮的孩子却要给教训几棍子。
意大利的圣诞老人叫LaBefana;法国的圣诞老人叫FatherChristmas或PereNoel;瑞士的圣诞老人叫Christkindl或ChristChild;斯勘的纳维亚地区的圣诞人叫julenisse或juletomte;而英国的圣诞老人和法国一样也叫FatherChristmas(圣诞之父)，他的形象比其它圣诞老人更庄严，更清瘦一些。北美的圣诞老人便是乘着驯鹿拉的雪橇来给孩子们送礼物，给节日添加欢乐气氛。现今，西方的圣诞信仰也慢慢传入中国，12月的圣诞夜里，路边摆着一棵棵圣诞树，而窗上的圣诞老人呢，却成了欢乐的一种象征。
凯鲁亚克曾说，“垮掉的一代”是“寻找”的一代。当记者问他在“寻找”什么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帝露脸”(Charters 298)。“这就是‘垮掉的一代”’一文的作者霍尔姆斯(Holmes)也说过，“垮掉的一代”的疯狂举动的背后是一种精神追求，他赞同凯鲁亚克的说法：“垮掉的一代根本上是宗教的一代”。在“垮掉的一代”的信仰之路上，东方宗教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仅是凯鲁亚克，“垮掉派”的核心作家都对佛教有所研究。金斯伯格虽然起步较晚，但佛教信仰却伴随了他的后半生。巴勒斯对禅宗和瑜珈早有研究，不过他的兴趣更多的是在知识上而不是在信仰上。由于地域的关系，“旧金山诗歌复兴”的诗人们，如施奈德、沃伦、韦尔奇、雷克斯罗斯，早在与“垮掉派”合流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东方宗教的研究。尤其是施奈德，他在佛教方面的造诣也许是这些诗人中最深厚的，他也是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中贾菲的原型。如果不是因为他于1959年春天去日本开始长达十年的禅宗修习的话，可以预料他对佛教思想在美国传播的影响力还要大许多。
“垮掉的一代”对东方古老宗教和哲学思想的研究，涉猎很广，反映在作品中就既有印度佛教的思想，又有中、日的佛教禅宗思想，以及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东方思想，他们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对己有用的东西，并对其进行改造，加入自己的理解，融会贯通。如我们在《达摩流浪者》中所看到的，在两个主人公之间，以斯奈德为原型的贾菲更倾向于禅宗，以凯鲁亚克为原型的雷更倾向于印度佛教;但在现实生活中，凯鲁亚克又深受施奈德禅宗思想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通过对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的文本分析，来考察凯鲁亚克对佛教思想的接受。笔者将指出，凯鲁亚克对东方古老的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接受，一开始就是同他的时代和个人的背景紧密相连的，其本质是在一个价值虚无的世界中对信仰的渴求。
对凯鲁亚克而言，其宗教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天主教、超验主义和佛教。他在这些不同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中看到了相通之处。
天主教对凯鲁亚克的影响自不待言。他从小生长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家庭和社会中，受到的是传统天主教思想的熏陶。虽然从他离开家乡洛威尔以后他再也不去教堂做礼拜了，但他对笼统而言的基督教上帝的信仰从来没有终止过，他曾说：“我写的一切都是关于耶稣的”(Plimpton 118)。即便在他笃信佛教的那段时期，他也不刻意去区分佛陀和上帝。巴勒斯就曾经称他为“一个天主教佛教徒(斜体是巴勒斯自加——引者注)”(Tonkinson17)。1954年夏天凯鲁亚克回到家乡洛威尔，在天主教教堂看到一个“景象”(vision)，并因此发现“垮掉”(Beat)一词的宗教含义“至福”(beatific，或称“真福直观”)，这个时候已经是在他开始研习佛教之后。他一方面主修小乘佛教，另一方面又十分看重大乘佛教中的“慈悲”(compassion)思想，认为“慈悲”与基督教强调的“爱”如出一辙。他不喜欢禅宗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因为在他看来禅宗过于追求神秘启悟而忽视了爱。基督教的原罪思想、耶稣的爱的思想、还有忏悔和救赎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也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甚至可以在他描写释迦牟尼生平的《觉醒》中，发现天主教的影子(Tonkinson 17)。凯鲁亚克的传记作者恰特兹(Charters)甚至认为，凯鲁亚克的自发式写作方法的根源在于天主教的忏悔传统，因为在忏悔中掩藏是一种罪过(142)。
摘 要：本文以详细的文本分析为基础，从字面意义、隐喻意义和道德寓意的角度，对斯宾塞《仙后》第一卷中的环境与情节意象的多重寓意进行了阐释。
诗人为了“激起我们的想象”，戏剧性地再现人物、事物和事件等意象。①本文对《仙后》第一卷中的主要环境与情节意象的字面意义、隐喻意义和道德寓意进行阐释，以达到“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的目的。②
一
斯宾塞创造诗歌意象的事物，小而言之有“信仰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等“基督徒的甲胄”③（《弗》6章，16、17节），大而言之则有错误林、绝望洞和虔诚宫等环境虚构物；前者在第一卷中俯拾即是，宛如教堂里的一幅幅《圣经》故事绘画，而后者则宛如历历峰峦构成了一个神异奇幻的境界，形象地揭示出《作者致劳利爵士函》所言“用美德和善行来塑造并锻炼高贵和纯洁的人”的“寓意之宏旨”，饱含着诗人的理想和时代的精神。
先说错误林。第一章中的错误林意象奠定了全卷主题思想的基础。首先，在字面意义上，红十字骑士从仙国出发去完成格罗丽亚娜赋予他的使命，将乌娜的双亲从毒龙的囚禁中拯救出来，从而“为自己赢得荣誉并博得她的恩泽”④。为了躲避一场暴风雨，他和乌娜误入一片成阴的树林，“只见许多的路径和许多的岔道，/他们困惑苦恼不知道该走其中的哪一条”；“最终却来到了一个空虚的洞穴，/在最稠密的丛林深处。”在错误林，他们遭遇到了巨蛇错误。
其次，在隐喻意义上，错误林象征着异端邪说。巨蛇错误盘踞在黑暗的洞穴中，象征着不能暴露在理性和信仰的阳光下的异端邪说；她的畸形子孙象征着异教徒所发表的虚假教义；她用尾巴缠住骑士的身体，象征着她是基督教“真理的腰带”的敌人；她口吐“可怕的黑色的洪水般的毒液”，象征着天主教针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恶毒宣传；“呕吐物中尽是书籍和小册子，/以及令人憎恶的瞎了眼的青蛙和蟾蜍” 就是《启示录》（16章13节）中的“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口中出来”，象征着罗马教皇所派遣的散布邪说异端的宗教骗子。
其三，在道德寓意上，错误林不仅是红十字骑士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首先经历的考验，同时也象征着“每个人”（everyman）作为基督徒在“用美德和善行来塑造并锻炼”成为“高贵和纯洁的人”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障碍，正如同但丁《神曲》开篇所描述的那座“幽暗的森林”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一样。⑤斯宾塞对错误林的描写，借鉴了从奥维德到乔叟的传统⑥；在错误林的构思中融合了忒修斯进入迷宫杀死牛首人身怪物弥诺陶洛斯以及基督到旷野里去与野兽同在一起（《可》4章）的成分，因而具有丰富的道德寓意。迷宫般的林中道路象征着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每个人”所必须面对的种种善与恶、真理与谬误、信仰与等令人困惑的抉择，就如同赫拉克勒斯在Y字母的岔路口一样。
次说绝望洞。如果说错误林象征着红十字骑士在体力上所经历的考验的话，那么绝望洞则象征着他在心灵上所遭受的磨难。首先，从字面意义上看，在被亚瑟王子从巨人的地牢里拯救出来以后，红十字骑士便来到一个“遍地是枯朽的残株和树桩，/ 不见一颗果实也没有一片绿叶”的荒原；“他们进入到一个昏暗的洞穴，/发现那邪恶的人低坐在地上，/ 心境郁悒，在悲哀地沉思默想。”这“邪恶的人”即“灌丛中的毒蛇”绝望。他缕述人世间的苦难，如:“恐惧、疾病、衰老、损失、劳累、悲伤、争斗，/病痛、饥饿、寒冷等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切”；对红十字骑士巧言规劝到：“劳累之后的睡眠，暴风雨之后的港湾，/战争之后的安闲和生命之后的死亡是多么令人愉快。”红十字骑士几近失去信心欲拔刀自尽，但是乌娜夺过他手中的刀，然后一起逃离了绝望洞。
其次，从隐喻意义上看，鉴于此前亚瑟王子在巨人的城堡里发现巨人和杜埃莎搜刮来的“各种各样、奇巧罕见的宝物”一事象征着亨利八世没收英国境内全部修道院并将其财富收归国王所有的宗教历史⑦，那么被拯救出来的红十字骑士再次身陷绝望洞则象征着在“血腥玛丽”继位并恢复天主教信仰之后英国新教徒所经历的一段曲折。绝望被认为是基督徒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使人对上帝的仁慈和恩惠失去信心。绝望的欺骗性在于他“富于机智”。他的“著名的”哀歌不仅借用了斯多葛哲学关于恬淡寡欲的论点，而且还引用了《创世记》（9章6节）和《约伯记》（34章15节）中关于生死问题的有关辩论；所以绝望的哀歌“像一柄利剑刺透了骑士的良心”。红十字骑士逃离出绝望洞象征着最终成为英国守护神的他是神的选民，也隐喻着英国国教的信仰特色在经历了玛丽女王时期的短暂危机之后终于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得以基本确定。
其三，从道德寓意上看，绝望洞是红十字骑士在心灵上所经受的最危险的考验。伯顿在《忧郁的解剖》里说，感染绝望症的主要是那些“体质上先天忧郁的人，他们笃信宗教，并且心理脆弱”⑧。作为“伊丽莎白时代病”（Elizabethan Malady），绝望症不仅感染了红十字骑士，也感染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绝望关于“劳累之后的睡眠”的诗句和哈姆雷特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都表达了对解脱尘世间的苦难的渴望。哈姆雷特在复仇的道路上遇到了种种障碍；红十字骑士在拯救乌娜双亲的征途中也遇到了诸多险阻并几近失去对神恩的信仰而在人生“历程的中途坐下来歇息”。针对红十字骑士的弱点，斯宾塞说得很清楚：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夸耀自己的膂力，
对自己的凡身俗体充满自负的自信，
可是只要是等到与精神仇敌交战，
一切都改变得太迅速，立刻就屈服，
或者就非常怯懦地从战场上逃逸。
绝望洞是骑士已经在错误林经受了体力方面的考验之后和即将在虔诚宫接受教育之前，在心灵上所经历的精神炼狱。
再次说虔诚宫。虔诚宫体现了第一卷所歌咏的主题虔诚美德，在本卷众多环境虚构物意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英美学者认为描写虔诚宫的第十章是本卷的“核心章”⑨。首先，从字面意义上看，红十字骑士在乌娜的引领下到达“一座古老的宫殿”虔诚宫，见到了“以抚慰苦难者心灵的痛苦，/帮助无助穷人为唯一快乐”的女主人卡丽娅和她的三个女儿菲蒂丽娅、斯珀兰泽和查丽莎；然后这位“心灵染病的骑士”经过悔罪和苦修实施了七种善行；接着在敛心默祷老人的引导下登上了像橄榄山或仙山的“最高的山岳”，眺望到了新耶路撒冷的幻象，并得知他将成为“快乐英格兰的圣乔治”，于是和乌娜离开虔诚宫去迎接更大的历险。
其次，从隐喻意义上看，虔诚宫象征着英国国教恢复《圣经》权威的努力；强调了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获救的神学思想。卡丽娅的三个女儿的名字的本意分别是“信仰、希望和神爱”，代表了《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所说的“信”“望”和“爱”。代表信仰的菲蒂丽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手捧“用基督之血签字和封印的圣书”《新约》的是她；向骑士“传授神圣的律法/开启他愚钝的双眼”的也是她：
她向他解释圣书中的每一条律法，
宣讲其中全部的神圣的教义，
那为凡人薄弱的智力难以理解的
上帝、恩典、正义和自由意志。
这就清楚地表明只有通过信仰，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教义，也只有从《圣经》的教义中，人们才能获得上帝的恩典从而被拯救；同时也象征着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国教终于有了官方信仰纲领《三十九条信纲》和《公祷书》。只有恢复了信仰之后，才能从代表希望的斯珀兰泽手中获得银锚，那“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来》6章19节）。然后由代表神爱的查丽莎“传授给他每一种得体的行为/所表现出的爱、正义和善行”，并向他指明通向天国的路径。这三姐妹是基督教“信、望、爱”三美德之化身。“最高的山岳”象征着摩西领取十诫所登之西奈山（《出》24章16-18节）；用来比拟基督登山训众的“橄榄山”和缪斯女神的“仙山”则分别象征着和平与诗人的灵感和使命。新耶路撒冷的隐喻意义是指光荣女王格罗丽亚娜的首都克勒俄波利斯；这表达了斯宾塞对伊丽莎白女王和伦敦的热情赞美。
其三，从道德寓意上看，虔诚宫无疑是实现“用美德和善行”将红十字骑士“塑造并锻炼”成为具有虔诚美德的“高贵和纯洁的人”的一所进修学校。在信仰菲蒂丽娅的“校舍”（schoolhouse）里，“他能品读她神圣的学问/聆听她神圣的话语的智慧”；希望斯珀兰泽“教导”（taught）他如何紧紧抓住灵魂的“银锚”；神爱查丽莎给他“讲授”（instructed）完神爱和善行之后又“教导”（teacheth）他通向天国的路径。从“校舍”“教导”和“讲授”等用词来看，斯宾塞描绘了红十字骑士如何在代表基督教三美德的三姐妹那里接受虔诚美德教育的过程；这象征着真正的基督徒所必须完成的品德教育。红十字骑士从敛心默祷老人那里得到的教诲是“每个活着的人/都应实现自己的目标到达天国”；至此这位“游侠骑士”的那颗“漂泊的心灵得到了拯救”⑩。
从错误林到绝望洞再到虔诚宫，这些环境意象或阴森恐怖或光怪陆离或神异奇幻，在字面意义上构成了红十字骑士的传奇经历，在隐喻意义上揭示了人的心灵的迷失和被拯救的进修过程，在道义寓意上象征着一个“高贵和纯洁的人”的“自我塑造”历程。
二
《仙后》第一卷的基本情节是围绕着红十字骑士的成长展开的。从离开光荣女王的宫廷起到完成使命再次返回仙国止，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历险，完成了从初出茅庐的骑士到英国守护神圣乔治的成长历程。在这些历险中，打败巨蛇错误、被巨人俘虏和斩杀毒龙等三个情节不仅在形式上处于开篇、转折点和结尾的位置而引人注目，而且在思想内容上构成了骑士如何从光明到黑暗再到光明的人生轨迹，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先看红十字骑士与巨蛇错误交战的情节。首先，从字面意义上看，在错误林错误洞里红十字骑士遭遇到了“下半身像炫示自己蛇，/而上半身则保留着女人形体”的怪物错误。这条巨蛇用她的尾巴“突然将骑士的身体绞缠住，/使其手或脚都无法动弹”。只是在乌娜喊到“在力量中增加信仰”之后，骑士才“聚集全力……掐住巨蛇的喉咙”使其松开束缚。巨蛇喷吐毒液令骑士不得不松手。虽然“处境不妙”，但骑士仍然毅然决然，“拚却全部男子汉的膂力挥剑猛刺，/ ……割下她可怕的头颅”，然后与乌娜走出错误林开始新的历险。
其次，从隐喻意义上看，这场战斗起到了奠定全卷主题思想的作用。一方面，巨蛇错误半人半蛇的身体特征，隐喻着她是蛇身女人头的撒旦那样的恶魔；她的那些“吮吸他们垂死的母亲的血，/使她的死成为他们的生，从她的痛苦中获得益处”畸形子孙象征着邪端异说{11}；“她的呕吐物”中的“青蛙和蟾蜍”代表了罗马教皇委派的宗教骗子。另一方面，红十字骑士战胜巨蛇错误所依靠的力量首先是信仰，这隐喻着对上帝的信仰乃是战胜异端邪说的法宝；其次是“神圣的宝剑”即“神的话语”（《弗》6章17节），这隐喻着唯有直接阅读《圣经》才能获得拯救并扫清天主教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诽谤；再次是“信仰的藤牌”，这隐喻着唯有基督徒的甲胄才能战胜罗马天主教会等宗教骗子。{12}由此可见，这场战斗寓言般地反映了伊丽莎白时代宗教斗争的社会现实，隐喻着英国新教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斗争；同时也是圣乔治屠龙壮举的一次预演。
其三，从道德寓意上看，红十字骑士在错误林遭遇巨蛇错误就如同《神曲》第一章里的但丁在“幽暗的森林”遇到豹、狮子和母狼等三只野兽一样；但丁必须首先克服象征、骄傲和贪婪的三只野兽的障碍，然后才能最终到达天国获得永恒的幸福，骑士则必须首先战胜象征恶魔、异端邪说和宗教骗子的巨蛇错误，然后才能最终实现拯救乌娜双亲的伟大目标。所以这场战斗是骑士“自我塑造”过程的第一步。此第一点。其次，在战斗中，骑士也表现出一些弱点，如：此前他从未使用过他的兵器；对自己的战斗能力尚需重新认识；不顾乌娜的提醒将长矛给矮子；尽管乌娜说此地危险，矮子也大声喊道“快逃”，“但是，这位年轻的骑士怎么也不肯停下”，贸然闯入巨蛇“黑暗的洞穴”；面对巨蛇，他“一点也不害怕”，从而低估了巨蛇的力量，终致“被蛇尾绞缠”。这些弱点，虽然是出于骑士个人气质的原因，但是也宛如阿喀琉斯的脚踵反映了人性的普遍弱点。
次看红十字骑士被巨人奥戈格里欧俘获的情节。骑士被俘的情节是作品的转折点也是骑士人生苦难的深渊。首先，在字面意义上，红十字骑士逃离骄傲宫后，来到一处泉水边。他“卸下装有金属片的铠甲”；在树荫下任微风吹拂前额，聆听小鸟“甜蜜的音乐”；未能辨认出伪装化名为菲蒂瑟（Fidessa，忠诚）的女巫杜埃莎，被她“责骂中有恭维，恼怒中有甜蜜”的花言巧语所迷惑；“饮用了像水晶一样清澈的泉水；/马上他男子汉的膂力开始衰退”。骑士沉浸在感官享受之中，有微风送爽足以使身体舒畅；有鸟鸣足以愉悦听觉；有女人的甜言蜜语足以煽起柔情；有清泉足以解渴；“他进一步向他的女人献媚求爱，/在芳草地上作乐寻欢耗尽精力，/既不顾惜身体也不在乎名声。”当巨人来到眼前时，他来不及头戴盔甲或者手持藤牌；面对巨人，他“没有装备好武器，自惭形秽，胆怯气馁，/……连仅有的一把无用的剑也挥动不了”；不堪一击的骑士被巨人“无情地扔进一座地牢”；当亚瑟王子在地牢里找到他时，他“衰弱颓废，瘦骨嶙峋，俨如凋谢的花朵”。
其次，在隐喻意义上，红十字骑士解下了“基督徒的甲胄”意味着他解除了基督徒的思想武装；虽然通过与巨蛇错误的斗争他已认识到自己有勇无谋的骄傲所带来的危害，但是仍粗心大意，正如伊拉斯谟在《基督徒士兵须知》中所告诫的那样虽然避免了邪恶却陷入自我庆幸的虚荣之中。{13}此第一点。其次，他饮用的衰竭泉象征着讹误充斥的伪《福音书》。其三，如果说他沉醉于微风、鸟鸣和清泉等所带来的愉悦之中是出于对感官享受的贪求，那么他与杜埃莎在芳草地上的调情则是出于他个人的膨胀。然而“芳草地”和“凋谢的花朵”等意象均来自于《圣经》中的“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却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赛》40章6-7节）。人“形同草木之脆”{14}的比喻所要揭示的是，要求仅仅经历过一次战斗的骑士“免得入了迷惑”谈何容易，诚如《马太福音》（26章41节）所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其三，在道德寓意上，如果说此前在错误林与巨蛇的斗争象征着红十字骑士在膂力方面所受到的磨炼，此后在绝望洞与绝望的斗争象征着他在精神方面所经受的一次砥砺，那么他被巨人囚禁在地牢的情节则象征着他在肉体方面所遭受的一次苦难。不能抵制肉体的诱惑是骑士与身俱来的“原罪”使然。人类为其所固有的“原罪”必须付出代价，在《神曲·地狱篇》里保罗和弗兰齐斯嘉生前受驱使，身后灵魂被地狱里的狂飙刮来刮去，永无安息；在《仙后》第一卷里红十字骑士因对感官享受的贪求和对的放纵而被巨人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肉体蜷缩像凋谢的花朵”。此其一。其次，卸下基督徒的盔甲并饮用衰竭泉所揭示的道德寓意是，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要成为一个“高贵和纯洁的人”必须须臾不离基督徒的思想武器并主动拒绝阅读更不能信奉讹误充斥的伪《福音书》。另外，亚瑟王子对骑士被俘这一情节的道德寓意总结性地阐释道：“从过去的恐惧中所获得的唯一好处是/增长智慧小心翼翼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再次看红十字骑士斩杀毒龙的情节。首先，在字面意义上，第一天，红十字骑士在刺伤毒龙的左翼后被毒龙的尾巴扫翻在地，跌进生命泉。在生命泉的圣水里获得新的力量后，这位“新生的骑士”如同雏鹰从海面飞向苍穹与毒龙开始第二回合的较量。第二天，骑士首先在毒龙的头皮上刺下一个大口子，然后将毒龙的尾巴斩断为五截，接着又砍伤了毒龙的爪子；但是毒龙喷射火焰，骑士被灼伤而不得不稍微退却以利再战，可是不料滑倒下去跌在生命树上。在生命树的香膏里医治好创伤后，这位勇悍的骑士又重新站起来与毒龙进行最后一个回合的决战。第三天，毒龙一开始便张开血盆大口欲将骑士生吞之；骑士抓住时机将长矛猛然刺入龙口直抵咽喉将其杀死。“于是他倒下了，生命化为一缕云烟；于是他倒下了，大地发出；于是他倒下了，如同悬崖崩裂；于是他倒下了，瘫软在地上像一推乱石。”斯宾塞连用四个排比句来形容毒龙倒毙的情形，表达了对毒龙的厌恶；同时也讴歌了屠龙英雄圣乔治的“伟大征服”。
其次，在隐喻意义上，骑士斩杀毒龙的情节具有基督教“启示文学”特征；其整体意象和局部意象多来自《启示录》。首先，乌娜的双亲伊甸园的国王和王后象征人类；“那条古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启》12章9节）；骑士战胜毒龙、光复伊甸园、拯救乌娜的双亲等情节显然是基督打败古蛇撒旦、“征服地狱”（The Harrowing of Hell）、拯救人类等异象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寓言般的再现。圣乔治的“伟大征服”隐喻着英国新教在英国的决定性胜利。其次，生命泉乃是那“一道生命水的河”（《启》22章1节）；生命树乃是“医治万民”的生命树（《启》22章2节），也是耶和华恐怕亚当和夏娃吃了“就永远活着”的那棵生命树（《创》3章22节）。生命泉和生命树，狭义地说，分别象征着基督教的洗礼和圣餐两种圣事；广义地说，二者均象征着神恩的力量。其三，“诚信的骑士”圣乔治刺入龙口的长矛令人联想到“诚信真实”的“骑白马者”的那把“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的“利剑”；该“利剑”乃是代表神的意志、力量和智慧的“神之道”（《启》19章11-15节）。该情节的总体寓意和具体象征都可以在《启示录》中找到原型；同时也是《启示录》文本的一则寓言，折射出新教思想的光芒。
其三，在道德寓意上，骑士与毒龙的交战是骑士完成其人性升华的标志。首先，骑士与毒龙大战三天的情节是基督“征服地狱”的三天的重塑，体现着生命与死亡的较量。毒龙本是“由死亡所制造，/厌恶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所以自从他盘踞在伊甸园后，生命泉便“遭到污染”，整个“王国都荒芜了”。骑士斩杀毒龙恢复伊甸园的生机意味着生命战胜死亡。其次，毒龙“吞噬的嘴/张开着像可怕的地狱之门，/所有的猎物均坠入那黑暗的深渊”。骑士用“神之道”的利剑斩杀毒龙象征着《圣经》真理的力量终将战胜原罪。其三，开篇时骑士战胜巨蛇靠的是“在力量中增加信仰”，此时斩杀毒龙靠的则是用“受过洗礼的双手”挥舞着“神的武器”；与巨蛇的战斗之后骑士便陷入沉沦之中，而此次斩杀毒龙的战斗之后他便从沉沦中升华达到新的高度。这个从光明到黑暗再由黑暗到更大光明的螺旋上升的发展变化不仅反映在骑士如何从一个乳臭未干的骑士成长为一个沐浴神恩的虔诚骑士的情节安排之中，而且也体现在他所使用的武器的象征性的变化之中。与巨蛇交战时，只见“他闪闪发光的盔甲发出/朦胧的光芒像一片阴影”，而与毒龙决战时只见“那些闪闪发光的兵器照亮了天空”。斯宾塞以《启示录》中的原型意象为基础，又运用奇思遐想创造出其细节真实，使骑士屠龙的情节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光彩。
《仙后》第一卷以诡异的想象将环境和情节等意象熔于一炉，构成了一个神异奇幻的艺术世界。错误林、绝望洞和虔诚宫等环境描写和骑士打败巨蛇错误、被巨人俘获和斩杀毒龙等情节构思既充满美丽绚烂的遐想，又隐现着朦胧的现实目的。
① 有关布鲁克斯、沃伦在《理解诗歌》（第4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中提到的人物意象，见熊云甫《红十字骑士的多重寓意之阐释》，《名作欣赏》（文学研究版），2007年第3期，第99页-第103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7期，第31页-第36页。
②{14}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文心雕龙·序志》。
③ 所引《圣经》译文均采用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1998年出版发行的《圣经》；所用缩略形式也依据该版本。
④⑧{12}{13} 本文所依据的《仙后》版本是Maclean， Hugh. Anne Lake Prescott.eds. Edmund Spenser’s Poetry.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Inc. 1993.译文皆笔者试译，p.113；p.97；p.81；p.739.
⑤ 但丁：《神曲·地狱篇》，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⑥ 哈迪：《剑桥文学指南之三十九：奥维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乔叟：《乔叟文集》，方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
⑦{11} Kermode， Frank.John Hollander et al.， eds. The Oxford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Vol.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700；p.689；pp.674，677.
传统观点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传承。古典文明是由古希腊文明以及其延续的古罗马文明组成。罗马人在取其精华吸收古希腊文化的同时，传承并发扬其核心文明。故而西方古典文化由希腊人开创却由罗马人实现了其辉煌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整个文化体系最终成为了西方文化、社会发展动力和源泉。基督教文明则包括了基督教教义、历史、书籍、建筑以及基督徒的行为。古典文明张扬个性，重视人的本能欲望，放纵原欲。基督教文化倡导用爱的感召来消除人性罪恶，在“原罪”与“救赎”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在西方世界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都流露出西方人对精神家园的重视以及对于精神的终极追求。意识流小说创作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吸取传统精华，在他的作品《尤利西斯》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方文化传统的足迹，并深刻表达出现代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中不断挣扎，努力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成长经历。《尤利西斯》在浩瀚的文学史上正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闪烁着经久不衰的光芒。小说自发表以来，赞美声和抨击声此起彼伏。反对的声音认为小说“粗俗、不堪入目”,而溢美之词则把它当成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1]。在20世纪初，《尤利西斯》不仅将意识流文学推向现代文学的巅峰，而且在今天看来，它在西方古典文学与文化的传承上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1《尤利西斯》篇章语言中的西方古典文学的印记
《尤利西斯》对西方经典文学的继承主要反映在对古典著作的模仿和大量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及与基督教有关的隐喻、双关。小说善用“反讽”等手法，委婉的将现代主题与古典文化联系起来。首先是对古典著作的模仿。小说在结构和人物角色上模仿了荷马史诗《奥德赛》。这种模仿看似简单、单调，却意味深长。现代人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如何能与气势磅礴的史诗巨著产生呼应？而正是这种不经意的呼应成就了《尤利西斯》平凡中的不平凡。《奥德赛》行文主要采用了平行几何结构，即分别叙述几个人的事，这些故事之间的关系，再用环形几何结构关联起来。同样，《尤利西斯》叙述方式也采用了上述的小说结构：第一部分共3章，主要写斯蒂芬的活动经历；第二部分共分12章，主要写布鲁姆的活动经历，并将斯蒂芬的活动穿插其中；第三部分共3章，写布鲁姆、斯蒂芬、莫莉的活动经历。如此平凡陈腐的小人物生活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卫、超然的透视观点，让读者重新认真审视现实、了解社会。在人物上也和《奥德赛》有对应关系。《尤利西斯》一书的书名“尤利西斯”(Ulysses)恰恰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尤利西斯的名字。“Ulysses”是拉丁文，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俄底修斯(Odysses)。“Odysses”被译作《奥德修记》，亦译作《奥德赛》。小说的主角利奥波德•布卢姆、他的妻子摩莉和文艺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他们分别与《奥德赛》里的俄底修斯、帕涅罗佩、忒勒马科斯形成巧妙的对应关系。其次小说大量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及与基督教有关的隐喻、双关。《圣经》不仅是宗教经典，而且它本身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杰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许多文学作品直接取材于圣经故事，如拜伦的长诗《该隐》，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还有一些作品则体现了基督教的精神，如班扬的《天路历程》、但丁的《神曲》、托尔斯泰的《复活》和艾略特的《荒原》等。《尤利西斯》仅在第一章中就至少出现了32处涉及《圣经》、教会或基督教神学家的地方。例如在小说开头的描写：“气派十足、体态丰满的勃克.穆利根从楼梯口出现。他手里托着一钵肥皂沫，上面交叉放了一面镜子和一把剃胡刀。他没系腰带，淡黄色浴衣被习习晨风吹得稍微向后蓬着。他把那只钵高高举起，吟诵道：我要走上主的祭台[2]”。这里，穆利根将自己臆想为正在举行弥撒是的天主教神父。他手里托着的“圣餐杯”，交叉放着的镜子和剃胡刀呈十字架形，穿着淡黄色浴衣就像是神父做弥撒时罩在外面的金色祭披。又如：“是我从老妈子屋里抄来的，”勃克.穆利根说，“对她就该如此。姑妈总是派没啥紫色的仆人去伺候马拉基。不叫他受到诱惑。而她的名字叫乌尔苏拉。”[2]此处套用《天主经》中“不叫我们受到诱惑”一语，但将“我们”改成了“他”。再如：“讲出来吧，果敢地，要有生命[2]”。此处，斯蒂芬模仿《创世记》第一章第3节中的语调，而原句则为:“天主命令:要有光，就有了光。”《尤利西斯》中“God”一词出现频率颇高，虽然有时指爱尔兰天主教的天主，有时指英国国教的上帝，体现出了《圣经》背后赋予“God”所具有的神学乃至哲学层次的意义。
2《尤利西斯》“性”的隐喻化中西方古典文学的印记
美国文学评论家吉尔伯特•希格特曾说：“在心灵和精神活动的绝大部分领域，我们是罗马人的孙子和希腊人的曾孙。[3]”希腊罗马在西方世界的各方面的影响可谓巨大的，尤其是在文学发面，西方文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谈到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学中的影响，“性”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有人曾评论希腊神话是一部惊人的史。姑且不说这种评论是否得当，但读了希腊罗马的神话史诗，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古人对于性的态度与追求。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充满着理想和热情的文明。古希腊人对于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希冀和执着的追求。青春是他们的宝贵财富，他们渴望美好和爱情，认为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是自然赋予人类最朴实、单纯的思想情感。纵使金苹果之争，带了战乱，但是人们仍然觉得值得。他们崇尚美、崇尚自然、崇尚，追求两性间的自然释放和快乐。古希腊人的这种生活观念、态度很自然的流露在他们的日常做派中，同时也在文学作品、雕刻绘画中一一展现。古罗马人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汲取希腊文明的精髓并展示出自己的特点而成就了一片新的文明天空。乔伊斯对古典文明的传承，使他将创作落实在生命的根本之源“脐眼”上。在他看来，文化创造的最原始动力，应该是在人类作为原罪的欲望中，文化同样孕育和生长在“罪孽的子宫”里，原罪就是原动力。《尤利西斯》中有大量的性意识的描绘，有的优雅，有的粗俗，有的着实大胆，惊世骇俗。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本能生活是进攻与利己主义的自我满足。那么无论是莫莉、博伊兰，还是布卢姆他们都是由于自身的本能在追寻自我满足，就像回到人类原初阶段的希腊，把性当作人类最基本的要求。在小说中，布卢姆的性本能压抑得像埋在地底的泉水，因为妻子的背叛，他只能在能盲目地暗潮涌动中追寻人类本能的需求。他以“花”作为自己的化名，与女打字员通信，进行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他被格蒂的美貌深深吸引、无法自拔，即使在格蒂是一个瘸子的事实面前，依然对她产生了性的幻想，他的意识里开始充斥着对于异性的强烈渴望。他幻想着在一家妓院里寻欢作乐，又臆想荣升为市长，甚至还当上了爱尔兰国王，却最终被群众驱逐出境，灰溜溜的退场，在带有性的梦幻中沉醉却又不得不被现实打回原形。“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一些研究者认为的“身体叙事，日常生活，自为存在”[4]的观点正好可以运用到对莫莉的分析当中，与她结交的三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男人则恰好象征了继承和发展了初期的人类欲望。博伊兰是花花公子、强健有力、肉体发达，是欲的符号，性本能的象征。布鲁姆现实、理智、宽容大度、体贴入微，但却是象征着被文明的人性。斯蒂芬精通哲学、历史、神学、科学、艺术，知识广博、智力超群，是理性的化身，精神的象征，是人类的最高层面，也是爱情的最高需求。莫莉漂亮、性感、年轻，而丈夫却因为儿子夭折无法履行丈夫的义务。莫莉纵然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求，也是在11年后才红心出墙。莫莉对博伊兰大胆的追求，仿佛回到了人类的原始阶段。她喜欢诗歌，热爱自然，对斯蒂芬的追求则是希望精神的超越与升华。而她后来在回忆中重温了与布鲁姆的相爱的美好时光，那鲜艳茂盛的花海、甜甜的香籽糕和长长的吻……“YES”意味着甜蜜的回忆。在她的潜意识深处,依然怀有对丈夫的浓郁情意,回忆向她求婚的情景,想起丈夫对她的感情以及种种优点,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5]。对于莫莉的人物性格描写实现了对人性的超越。成为人类社会的隐喻化描写。西方现代派文学认为：唯一的真实是主观的真实，是内在精神本质的真实。作家的目的，不是像历史的书记官那样去反映社会现实外在的真实，而应揭示生命内在的本能的真实[6]。《尤利西斯》通过对莫莉、布鲁姆的描写，揭示了他们的本能真实，也传承了希腊罗马文化中对原欲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