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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J].东南学术,2002(4).
【关 键 词】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
【 正 文】
《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它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从此书内容涉及之广泛，文化沉积之深厚，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之丰硕，以及当今《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
20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截至各正式学刊发表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国学者6篇。至于论题未直接标明书名而涉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著的推出标志着《山海经》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着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蒐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注：《〈山海经〉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经柬释》完成于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注：《〈山海经〉校注》序。）是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概括，很有见地。
《山海经校译》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作者认为“须首先整理出一个《山海经》的新校本来”（注：《〈山海经〉校译》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校勘是从十个方面着手的，即错、脱、衍、倒、经文入注、注入经文、脱简和错简、它书窜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础上，此书按郭璞注《山海经》18卷顺序作了全译。
《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甚早。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历史学派认为《山海经》是反映中国上古时代的史籍，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汇集。本世纪中，由于不同学者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和研究侧面各有不同，各学派的流派特征逐渐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参加治《山海经》学人队伍，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山海经》科学价值和经文破译。近年来，各学派已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共识，形成了研究合力。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话、科技、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各篇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史诸问题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上古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均有参考意义”（注：《〈山海经〉新探》前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在本书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上取得很大进展。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学者的论点很不一致。30年代前，几个主要论点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认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这大概是本世纪最早涉足《山海经》性质讨论的论文。著名的《山海经》研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书说，他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禹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鲁迅则提出巫书说，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经》性质的讨论更为活跃。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胡钦甫《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中国文学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世系传说》（《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邓慕维《〈山海经〉古史考》（《励学（山东大学）》第4期，1934年）和80年表的《〈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等文都倾向于认定《山海经》为历史书。
侧重于探讨《山海经》地理价值或认定其为地理书的学者仍占多数。主要论文有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丛》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等。刘起釪认为，“保存了丰富的地理素材而附丽以高度神话的《山海经》，它开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这一派这些著作认真当作严肃的地理书看待”（注：《〈禹贡〉作者》，《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近年一些探讨《山海经》地域范围的学者大多也主张地理书说。
支持《山海经》巫书说的学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学术会议上，有些学者又提出了这一主张。仅1985年一年就发表了三篇明确主张巫书说的论文：翁银陶《〈山海经〉性质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孙致中《〈山海经〉的性质》（《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
关于《山海经》篇目与版本讨论的论文也很多，主要有蒋经三《〈山海经〉篇目考》（《语历所周刊百期纪念号》，1929年）、贺次君《〈山海经〉之版本及关于〈山海经〉之著述》（《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历史文献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经〉产生地域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也讨论了《山海经》篇目。通过讨论，目前对《山海经》篇目的认定已接近取得共识，至于《山海经》版本学探讨尚处于初始阶段。
关于《山海经》作者，论者的分歧很大。何观洲主张邹衍县《山海经》的作者（《〈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山海经〉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
讨论《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论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经〉成书时代》（《语历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陆侃如《论〈山海经〉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翁银陶《〈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过论讨，大多数学者认定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在东周至汉代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经》地理范围的讨论十分活跃，众说迭起且相差惊人。大致说来，本世纪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
传统的华夏说认为，《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越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维人：《浅谈〈五藏山经〉》，《云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则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罗斯等邻国。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对《山海经》的地理内容作了详细的考订，如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卫挺生《南山经地理考释》等五篇（载《东方杂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很小，只及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一书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即今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横断山脉地区。作者还利用地图比例，换算出《山海经》里距为今日华里的3.4%左右（注：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区说相反，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国外学者也持这一观点。
国人《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可能发端于梁启超、苏雪林的中亚西亚说，本世纪7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认定《山海经》某些部分相当准确地描写了北美大陆，以及近年来在南美洲等地发现中华古文化遗物从而推论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这些事实支持并推动了世界圈说的提出。
梁启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苏雪林认为《山海经》所述海内外的海实际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经》“是两河流域的地理书”，在战国时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1978年版第107页。）。国外有的学者也主张世界圈说，如法国学者维宁认为《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写“好象都是围绕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区，但没有计算里程”，“第四卷《东山经》的记述与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湾地区有关，有明确里数”（注：《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阿富汗族之佛教团于五世纪发见美洲之证据》。）。为世界圈说注入活力的还有考古发现。近几年，在美洲发现了反映轩辕氏的虎皮画和殷商文化遗迹乃至写有汉字的实物。
《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推出了不少论著。宫玉海《谈谈如何揭开〈山海经〉奥秘》（《长白论坛》1994年第3期）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作，该文对《山海经》一些地名作了阐释，地域涉及今欧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该文还认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大陆时，就是《海内经》时代”。此外，胡远鹏《〈山海经〉揭开中国及世界文化之谜》（《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达了与宫文相同的观点。焦国标《〈山海经〉空间之谜解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为《山海经》蕴涵的国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释，认为《山海经》是“我们民族自其初始至书成所有时代中保留于记忆里的经历（历史、地理、闻见、见解等）的残存者，漫长时代中繁复的经历代代相传至《山海经》成书时的‘记忆’，必然有久远和错杂两大特点”，该文认为《山海经》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内的“记忆”材料是先民东迁时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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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了上述《山海经》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时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外，本世纪《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还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医药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乃至音乐学等方面的新论题。
1905年，刘光汉在《〈山海经〉不可疑》（《国粹学报》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书的科学性。30年代，学者已开始探讨《山海经》的科学价值。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郑德坤（《〈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书后》（《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经》一书某些科学解释问题，钟敬文《〈山海经〉的医药学》则是从医药学角度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张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经〉与铁》（《社会经济史的诸问题》，《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969年6月）等。
80年代以后，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题材逐渐广阔，学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音乐学等各个方面。孙培良《〈山海经〉拾证》（《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钧《〈山海经〉荣草释》（《中华文史论丛》第15辑，1980年3月）、盖山林《阴山岩画与〈山海经〉》（《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经〉中的浑天说》（《历史地理》第8辑，1990年）、陈国生、黄荫歧《〈五藏山经〉记载的植物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刘恭德《试论〈山海经〉与远古气候史关系的若干问题》（《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谢因《〈山海经〉与现代科学》（《读书》1981年第8期）、吉联杭《〈山海经〉远古音乐材料初探》（《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这一类论文的代表。
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氏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
关键词:秦国;重农政策;地理因素;地理环境
历史上的“重农”政策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焦点,许多学者对此做过研究和论断。迄今为止,对于中国“重农”政策的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其中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大多数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影响等方面着手研究。如钱宗范的《论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03期)指出“重农抑商”政策是为了保护封建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业,以便维护封建统治、保证国家的兵源和财源,必须采取“重农”政策;王俊麟、刘静斋合写的《浅析“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作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02期),文章肯定了“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阐述了“重农抑商”的历史必然性;杨勇、范方志合写的《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成因探析》(《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04期)该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重农抑商”思想成因,商人资本严重损害了农业地发展、高额的商业利润诱使农民弃本经末,不利于农业发展、商人资本的过度膨胀对地主阶级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谢瑞东的《秦汉“重农政策”的历史原因》(《农业考古》2006年06期)提出了战争的需要和自然灾害的冲击、商人的逐利品行和商人的重商轻义与儒家的重义轻利的尖锐对立,这些因素是实行“重农”政策的原因;这些学者具有很好的学术理论和修养,对史料的挖掘和运用,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不断的进展。但是成果的颇多也造成了观点繁杂,同时存在遗漏和欠缺,尤其是对秦国这个“重农”政策实施最为成功的国家关注较少,即使有些文章略有涉及,也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而另一方面对秦国地理环境的研究上,又都集中在对统一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王铁峰的《秦国富强及东并六国之地理条件研究》(《吉林大学学报》2005年4期),作者认为秦国优越的地理因素帮助了秦国统一天下。李香莲的《秦统一六国的地理因素》(《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该文认为在秦之所以能统一六国,地理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它论文对秦国的地理因素也有论及,但是观点多集中在秦国统一六国中所发挥的作用上,而地理因素与秦国的“重农”政策之间的关系,极少有文章涉及。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说过“地理因素是社会进步的第一要素”,这话虽然有点陷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意味,但是人类的社会时间活动,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特别是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的制定都受到气候、土地、水文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这些地理因素的作用就更显重要。本文将从地理因素入手,阐述一下地理环境对秦国“重农”政策的选择的影响。
一、商鞅的“重农”政策及成效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推行“重农”政策。商鞅的“重农”政策大体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对农民的限制;第二个是对商人的限制;第三个是国家对粮食、铁器等重要战略物资进行垄断经营。对农民的限制表现在严禁农民弃农经商还要对因懒惰务农导致的贫穷者,施予严惩。对商人的限制表现在,严禁商人从事影响国家战略物资的买卖,如粮食,铁器等等。商鞅曾下令“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还对商业活动征收重税,据史料记载说“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此外“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即严格限制行商之人的数量和规模;国家参与对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物资都严加控制,禁止私商经营。
此法对秦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农民的限制,不但使秦国原有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还用法律对农业生产进行严格要求,对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使自己变穷者,一律变为奴隶。这种规定使农民专心于农业生产,这样即会增加农民的数量也增加了国家的粮食储备,有利于秦国的争霸战争的需要。商鞅曾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来自卫国,而当时卫国的工商业十分发达,所以在卫国的所见所闻使他十分明白人民从事商业的流动性,不利于国家的巩固和争霸战争地进行。尤其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打的是“兵源”和“粮草”。谁拥有雄厚的兵源和充足的粮草,谁就能傲视群雄,君临天下。商鞅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他告诉秦国的百姓说“……国待农战而兴,主待农战而尊”,生活中只有两件事,耕田和打仗,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耕战策略最终成就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宏愿。“重农”政策的实施的确让秦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粮食充裕,人口猛增,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使秦国在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从此秦国发动了一系列吞并战争,仅仅用了大至十年时间,就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农”政策在秦国统一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政策之所以在秦国得以成功推行,与秦国在政治上秦孝公的大力支持、经济上发达的农业经济、文化上悠久的农业文明等多方面因素是分不开的,但重要的是秦国优越的地理环境,为“重农”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这才是秦国选择和推行“重农”政策的重要因素。
二、秦国重农政策的地理因素分析
“重农”政策最早并不是产生在秦国,但是却在秦国重大的成功,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秦国优越的地理环境,这为“重农”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这决定了秦国要选择“重农”政策而不是“重商”政策,因为要推行这一政策必须有地可分,有资源可用。下面笔者就从秦国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该地域深厚的农业文化积淀这两个方面来分析秦国选择“重农”政策的原因。
(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秦国是七国中唯一在地形上处在第二阶梯的国家(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是地势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其它六国均处在第三阶梯。秦国境内拥有有当时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如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等适于耕种的地理单元,特别是关中地区平原广阔,土壤肥沃,据史料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渭 河水长期冲击泛滥,逐渐形成了肥沃的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为了更好的实行“重农”政策,秦惠文王时发动了对巴蜀的千里用兵,其目的就是要夺取那里的产粮区,把那里变成秦国的天然粮仓和进攻劲敌楚国的跳板。另外秦境内也有面积广大的丘陵和山地,例如“秦巴山地气候温暖湿润,地势高峻,垂直地带性显着也是我国东部山地垂直地带谱系最完好的山地”。从整体地形上讲,无论是中原的韩、赵、魏、东方的齐国、南边的楚国还是北面的燕国,即使六国中有的拥有这些的地理类型,也远不及秦国的丰厚。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农牧皆宜。司马迁曾分析春秋四霸兴起的原因说:“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拥雍州之地,四海迭兴更为”。由此可见三晋之地受三条大河所阻,发展空间狭小,齐国三面环海,楚国地域广阔但气候湿热,湖泊纵横,再加上燕国位置靠北,气温低下,多山和沙漠,都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六国在地理方面与秦国相比,在发展农业上都没有优势。因此,秦国的地形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秦国“重农”政策的选择。
另外从气候上讲,战国七雄大致处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北的地区。当时在这个范围的南北两面气候不适于农业生产,南面高温湿热、北面寒冷,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还难以开发,秦时的关中地区可谓是天时地利。秦时的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据研究,“当时的气温要比今天温暖”。从“公元前770年到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温暖期,关中地区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还要高出1-2摄氏度,降水量也比现在大”。据史料上记载:“……渭川千畒竹”。这可以说明喜高温、湿热的竹子曾经能在关中平原生长,也可以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农业生产。水资源是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之一,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是当时水资源十分充足的地区,在渭河、泾水的南北两岸集中了大小数十条河流,有雍水、褒水、洛水、沛水、石川水、灞水、零水、戏水、马连河、黑河等,水资源十分丰富,四川盆地更是河流纵横、水网发达,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对自然降雨的依赖,既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有便利的灌溉。还有秦国对国内的水力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郑国渠能灌溉农田4万余倾,都江堰使蜀地沃野千里,水旱无灾,对秦国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此外,秦国有面积广大的丘陵和山地,森林、植被非常茂盛,“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除了渭河南面的秦岭和北面的山地有茂密的树木,即使是在关中平原上也有众多的森林。物种繁杂众多,有数不尽的林木、草场资源,这就为秦国的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农业生产和军事上得到充足的耕牛和战马,而当时恰好是铁器和耕牛的普遍应用被认为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秦国境内还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如玉石、铜、铁、美玉等等。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盆地不但有肥沃的土地,矿产也十分丰富,据史料记载“地饶卮、姜、丹砂、铜、铁、竹、木之器”。
秦国处在偏邦一隅的陇西一带,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由于地处偏远,与中原各国交往相对较少,远离先进的中原文化,“秦国的经济以农为主以牧为辅”,而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与其它六国相比秦国的生产、生活都相对落后,但是这对于“重农”政策的实施来说是个有利的条件,因商品经济的落后就意味着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大,同时对秦国的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所以在推行“重农”政策的过程中的阻力就小。
秦国最初兴起于陕西,后通过征战逐渐兴起于关中地区,北部是黄土高原,东面是函谷关,南面是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四面都是高原高山,基本处于我国的第二阶梯,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这能使秦攻守自如,占尽了地利的优势。如果国内的商人集团勾引外来势力,或者消极抵抗,那么秦国可以关闭函谷关,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将反对势力一举歼灭。如果有外来势力干涉变法,秦国只需要派兵把住函谷关口,外来势力就很难插手。司马迁也曾说过:秦孝公据“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君臣同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据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有如此优势的战略地形,六国别说干涉秦的改革,就是自保都是一种奢求。现代地理军事专家宋杰指出:“秦……有黄河以拒晋,有秦岭、商洛以隔楚。……地理形势利于守险,退可以保国土不失,进则能蚕食诸侯,假以时日,遂愈战愈强,得以傲视诸侯”。纵观整个战国时期的战争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秦与六国的征战中,东方六国极少能攻入秦国国境之内。数次合纵的联军,除最后一次之外,其余都是仅仅到达函谷关便叩关而还。而秦国则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型上的优势,攻城掠地,频频发动对六国的进攻,直到最终扫平六国统一天下。
秦国偏处一隅地理位置,使秦国的商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商人阶层的力量有限,还无力阻挠这一政策的推行。自成一体的独特地理结构,它可以为秦国的国防安全提供保障,使其“重农”政策的实行有了安定的环境,避免国内或国外反对势力的干涉,因此秦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重农”政策在安全上有了保证。秦国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国土面积广大,土地肥沃,还有物产丰富的山地、水草风美的草原,农牧都可以发展。气候温暖湿润,降雨充足,植被物种齐全,矿藏资源众多。有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秦国选择“重农”政策从自然条件上将有很很大的优势。
(二)深厚的农业文化积淀
秦人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西部定居。在商代末期,他们就已经在西部逐渐发展壮大,据史料记载秦“在西戎,保西垂”。秦当时是处在偏邦一隅的陇西一带的西部小国,建都西犬丘(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后来随着实力增强逐渐向东发展,直到西周末年在周平王东迁洛邑中秦襄公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后来经秦襄公、秦穆公、孝公和惠文王等历代国君的征战和扩张,到秦始皇即位时,秦国大致的版图是“北抵秦昭襄王所修建的长城(由今甘肃临洮经陕北吴旗、靖边、神木等县),南到巴、蜀与楚相接,东过嘉峪关与三晋为邻,西及北西戎、胡林、楼烦诸部交界”,大概就是今天的陕西全部,甘肃东部,四川大部,河南的中西部,还有山西和湖南、湖北的部分地区,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区域。应该说,这一国土范围,地域广阔,地势险固,而且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宜农宜林宜牧,对秦国“重农”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秦国立国的时间相对比较晚,而且国内氏族杂居十分杂乱,西方的戎族“自陇以西有绵诸、犬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吴氏、衍之戎”。秦国的先王为了摆脱戎族的威胁,扩大疆域不断向西、向北发动扩张战争。历经几世征战,“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绵诸、犬戎、翟、獂先后为秦所灭,其他戎族方国大都归附于秦”。据史料记载:“西戎八国服于秦”。两个民族也在战争的过程中逐渐融合,相互影响,所以到战国初期,秦国仍是“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在生活习惯上,更是与中原各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受戎文化的影响,还保持着与六国不同的少数民族风俗的独立的社会结构,这样使秦国内的氏族组织结构没有受到较大的冲击和影响,经商逐利的观念还没有形成风气,仍以农耕思想为主。后来,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的国情,提出了“徕民”政策。这既可以增加农业劳动人口也可以加速秦国土地的开发利用,商鞅曾对秦孝公说:“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面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他建议秦孝公利用秦国广袤的土地和优厚的政策来吸引三晋之民,于是秦孝公即以赐其田宅三世不变和复及子孙的优厚政策引来三晋之民,一方面使秦国大量的荒芜土地得以开辟为良田,提高了粮食产量。另一方面也使秦人有足够的兵源,来应付外敌,收到强兵富国之效用。实行了吸引三晋之民的“徕民政策”,吸引大批有生产经验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秦国土地的开发和农业的发展。
其实早在80万年至75万年前人类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蓝田人、大荔人距今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母系氏族的半坡人、姜寨人在这里以坚硬的石器作为生产工具,创造了辉煌的原始农业文化,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之一。到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农业就已经很发达 了。1963年在位于中国西北部陕西省的蓝田县发现了蓝田人遗址,出土的以三棱大尖状器为特色的石器,被认为是蓝田人文化的特征之一,此外还发现了用火的遗迹。由此可见,在这片土地上,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原始的农业文明。到了周朝时期,进一步发扬重视农业的传统,并吸收了商朝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使农业发展很快,成就也颇大,尤其是创造了“轮荒制”和“休闲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传统农业的基础。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农业的不断发展,此时全国形成了几大区域经济区。秦国版图包括有大部分的“中部农业区”是指夏、商、周时期的文明中心区域,大体上“东及东夷分布区,西达秦陇,南抵汉水、淮水流域,北到晋北、陕北高原脚下”。该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最先步入文明社会。后来被秦国征服的巴蜀地区也是重要的农业区,很早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三星堆文化遗址存分布区出土石质等生产工具有斧、锛、凿、锄、铲和少量铜农具。结合出土的大量陶制酒器和食器来看,农业生产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说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
秦国当时的疆域拥有渭河流域、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沃野千里,但是人口稀少。司马迁曾指出:“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其意思是,关中的耕地占到当时全国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三,而其财富却占全国总财富的十分之六。商鞅认为秦国的土地人口比例关系是“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才物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地也”。所以“重农抑商”政策在这样的国情下推行就显得十分容易,农民可以分到大量土地,既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单位产量。而与之相比地处中原的韩、赵、魏的土地情况却正好与之相反,这三国都是山地多,平地少,人口稠密,其民无地可耕。商鞅针对三晋的土地情况这样说过:“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荫贾息民,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其半,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如果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选择“重农”政策,必将会民不聊生,造成内乱不止,局势不稳,影响国家的安定发展,所以它允许国内民众以行商谋出路,以解决因土地不足造成的困境。因此从它的国情来看,这样的国家不具备选择“重农”政策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秦国统治者重视农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农政策和丰富的农耕经验来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立法保护农业,考古学家再进湖北梦县的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一名叫喜的人所抄的1100多枚竹简,为我们了解秦国的农业提供了线索,原文如下,“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这些法律条文清清楚楚的显示了2000多年前,秦国是如何保护农业耕种的。其意思是播种时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小麦用一斗,小豆用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土地肥沃,每亩播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此外秦国还有对耕牛保护的法律,从这里可以看到秦国的所有的农户播种庄稼的方法都是用国家用法律来保障,由此可见秦国对土地的管理竟然具体到如此地步。秦国有悠久的农业传统、良好农业基础加上有法律上的保障,对推行“重农”来说有了客观上和法律上的保障。
牧业是农业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在战国时期耕牛的使用,被看作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而秦国在畜牧业的发展上更是让其它六国难以比及,秦的先人主要活动在渭水河上游一带以游牧为主。“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由此可见秦人的祖先早就开始养牧的历史,加上秦国境内有面积广大的山地丘陵,这里气候暖温,雨水充沛,水草丰美。适合于畜牧业的发展,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畜牧为主的西部经济区,畜牧业的发展,为秦国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蓄力,有利于秦国农业的发展。
秦国的疆域广阔拥有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重要的农业区。境内的民族主要是秦人和被征服戎族,他们相互杂居、融合,使传统的农业文化保存较好,商品经济思想对秦国的“重农”思想冲击不大,后来从三晋吸引的“徕民”,给秦国的农业生产带来充足的劳动力,秦国的农业历史悠久,开发较早,农业经济十分发达,畜牧业的发达,这些为“重农”政策的选择和推行奠定了基础。
三、地理因素与政策的选择两者之间的关系
影响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但是地理环境因素应该排在前列。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强国还是富国,也无论采用何种政治制度,它的地理环境因素,首先影响了它的基本政策的制定。政治学中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坐在那儿,决定你站在那儿”,一国政策的选择也不例外。你拥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因素,也同样决定一个国家将选择和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疆域、气候、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征,这些自然环境因素对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关系模式构和关键性成分,地缘政治学用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把不同的现象结合起来,并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而加以描述”。地理因素是制定适合国情政策的客观依据而正确的政策又有助于地理因素的优势充分发挥。秦国有广袤肥沃的土地、温暖湿润的气候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因素,这些能为重农政策推行,提供了良好成长环境和生存空间,从另一个方面讲,秦国采用适合国情的重农政策,充分发挥了秦国地理环境因素的优势,短短数十年时间,秦国的综合国力简直可以用,击水三千,扶摇直上来形容。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并且秦王嬴政最终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创立了前无古人的千秋伟业。
结论
地理环境对政策的选择和走向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是决定作用,所以我们要避免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误区。秦国选择“重农”政策有着它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深厚的农业文化积淀,这些因素能为“重农”政策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再加上秦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商鞅、秦孝公等的努力,共同促使了“重农”政策在秦国推行并取得了成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争霸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政策的选择和制定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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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正文】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汉中市汉台区文庙巷的汉中市种子质量检验站院内，一座着红砖头墙壁旧楼的二楼尽头，是三间挂着汉研协会《天汉》编辑部、天汉书画院与天汉讲台的办公室，这里是汉中市汉文化研究协会。
创办这个协会的是汉台中学的退休老师姚璞。姚老师说，2004年，陕西省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欲在全省各地市建立基地，他受聘开始了汉中市的汉文化研究工作。
2006年，姚老师创办了内部刊物《天汉》杂志。“我们以这个杂志为载体，开始了以汉中两汉三国时期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活动。”姚老师介绍说：“此后的十多年间，汉中市研究汉文化的一大批专家和爱好者聚集到我们的协会中来，比如：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现任协会副会长，还有学者孙启祥等人。最近几年协会的力量在不断发展状大。”
201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汉中市汉文化协会“陕西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2016年，《天汉》杂志被《陕西日报》推为科普读物。
据统计，《天汉》杂志已经出版发行了40多期，其主要代表作品都是与汉文化研究有关的论文与诗文。很多会员还出版了个人研究著作，其中代表作品有孙启祥的《汉中历史文化论集》《蜀道与三国》、刘长源的《汉中古史考论》、李建国的《汉字文化探源》等等。
如今，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下设龙岗文化研究部、褒姒文化研究部、汉台文化研究部、张良文化研究部、张骞文化研究部、三国文化研究部。
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开展的各种活动与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汉中市汉文化的研究现状。
研究方向
汉中有些汉文化研究专家把“汉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研究课题，但另有研究者认为，汉中毕竟只是汉水的上游地带，占绝大部分的中下游在安康市及湖北省，支流涉及河南省。因此，汉中人要研究汉水文化，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1990年代以来，原汉中师范学院联合安康、商洛及湖北省学者研究汉水流域文化。2005年，陕西理工学院发挥高校优势，联合以上地区的学者专门成立了汉水流域文化研究中心，拿出了一批成果。
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作为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汉中文化”一直尚未形成，且很难拿出较具规模的、具有向外展示的代表性的“汉中文化”，即使勉强推出“汉中文化”概念，也很难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而 “汉族文化”这个概念又太大，研究的涵盖面太宽，涉及中国绝大部分版图内的地域、人文、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几乎包括我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这是任何一个机构或社会团体都难以作好的大文章。
因此，近几年，汉中官方及专家学者认为，“汉文化”研究的着眼点应放在“汉代文化”这个重点上，结合汉中在两汉三国时期的人文资源，进行多方位性研究。“汉代文化”是“两汉三国文化”的核心所在，有人又称其为“三汉文化”。
按三汉历史事件的顺序，汉中是汉王刘邦封国，是汉朝发祥地，这里发生过刘邦拜将、出定三秦、张修张鲁传布五斗米道、曹操战降张鲁、定军山之战、刘备自立汉中王、诸葛亮北伐曹魏等故事；按人物，这里有刘邦、萧何、张良、张修、张鲁、曹操、刘备、魏延、姜维等人活动的史实。汉中是张骞、李固家乡，蔡伦、班超封地；按现存遗迹遗存，汉中有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张良庙、汉王城、张骞墓、蔡伦墓、武侯祠、武侯墓、马超墓、虎头桥、张鲁城、张鲁女墓、石门及褒斜栈道、故道、米仓道、金牛道、傥骆道等。
汉中保存着众多的汉代文物及金石文献，古代典籍中，记载以上三汉文化内容的资料不少，值得挖掘与研究。
机构与活动
2010年11月，姚璞与梁中效等专家参加了在湖北襄樊市兴办的三国文化研讨会。姚璞说，“当时我就想，诸葛亮在汉中勉县定军山下长眠千年之久，可我们却从汉中跑到襄樊来参加三国文化研究基地落成典礼，这是为啥？”
其实，早在1983年，襄樊、汉中、成都三地的史学界与文物工作者就曾聚集湖北襄阳的隆中，共同商议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三地区（市）分设联络处。汉中是诸葛亮研究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的承办者之一。
起初，汉中地区文管会负责汉中的联络工作，后又改由汉中市博物馆负责。1983年10月，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湖北襄樊市文化局、陕西汉中地区文化局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成都举行了第一届年会。1984年10月，汉中地区文化局在勉县主办诸葛亮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发行了《诸葛亮研究文集》。诸葛亮研究会在早期还编选并内部印刷了四册资料集，其中第三集由汉中编印，收录论文和其他资料38篇。
1990年代，《汉中师范学院学报》曾设立《三国研究》专栏，编辑“三国文化与汉中”研究专辑，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
2000年以后，在全国各地以诸葛亮研究为主题的三国文化研究空前活跃的情况下，汉中市的研究却跟不上形势，三国文化研究呈现衰退之势。2002年9月，汉中市文化局主办了第十三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因未出版论文集，受到全国学界诟病。此后，诸葛亮研究会汉中联络处基本停止了各项活动。
直到2006年起，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在《天汉》杂志上陆续发表一些关于三国历史文化的文章。2009年9月，勉县人民政府承办了第十六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收到论文77篇，会后编辑出版论文集《定山下论三国》。这是汉中市举办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全国性的三国文化研究活动。
2007年，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参加了陕西省汉文化学术研讨会。此后，姚璞还和梁中效等人一起参加了长安文化资源研讨会以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学术研讨会等。
2012年3月，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启动了《天汉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
多年来，汉中学术界以陕西理工大学对两汉三国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以梁中效教授为代表的陕西理工大学的学者们不仅积极参与全国的汉文化研究工作，而且还成立了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汉家发祥地文化研究中心。
2016年12月，陕西理工大学主办了陕西省首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汉中分论坛城固会场“张骞精神及秦蜀古道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卫民做了《张骞与丝绸之路》专题报告，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学者巨东做了《秦蜀古道在汉中的延伸》专题报告，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书画研究专家陶喻之做了《张骞泛槎》专题报告，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晖做了《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专题报告，陕西理工大学文旅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做了《张骞文化和中华文明》专题报告。会后编辑印制了会议论文集，收录论文45篇。
2017年5月，“2017第二届中国汉中栈道文化峰会”在汉中举行。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纪连海，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蜀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朱福全，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陕西旅游研究院院长潘秋玲，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梁中效，汉中文化名市建设顾问、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特聘研究员、文化学者黄建中等参加了此次论坛。各位名家的精彩观点和建议，对进一步推动古栈道历史文化价值研究，助力古栈道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期，陕西理工大学还欲申请筹备“中国秦蜀古道历史文化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国际学术研讨会”。
两汉文化研究
余秋雨在游汉中时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是自己老家，每次来汉中当做回一次家。”
汉中自古有“天汉”之美称，天汉者，汉人之谓也。自汉高祖创世以来，其王朝以“汉”冠名，继而汉人、汉族、汉语、汉文化之称谓得以确定。1994年，汉中被国家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汉中两汉文化底蕴厚重。《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天汉即天上的银河，在古人看来，银河与汉水是天地辉映而存在的。早年萧何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谏言刘邦居汉中韬光养晦，厉兵秣马，其后逐鹿中原，成就汉室帝业。自此，“天汉”之称载入典籍，名闻遐迩。
两汉文化在汉中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汉中历史博物馆珍藏有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共计12000余件，是汉中珍贵文物荟萃之地。其中的“石门十三品”陈列褒斜道及摩崖石刻通碑，是我国书法史上小篆向隶书过渡的重要实证；张良功成身退、张骞出使西域、蔡伦潜心造纸、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这些历史故事体现出了尚智文化；汉中还有最著名的栈道文化，《战国策・秦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古栈道蜿蜒曲折如历史之脉络，经历几千年的风雨剥蚀，遗存极少，汉中境内共有七条。
两汉文化是汉中汉文化研究的重点。孙启祥发表《“汉文化”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目的是厘清“汉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而梁中效《张良与栈道文化》一文说明，张良的栈道奇谋不仅是刘邦定天下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国栈道文化特色。
《天汉》杂志刊登了《张骞与丝绸之路新探》《张良文化与留坝旅游》《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旅游与开发――以张良文化为例》《汉中两汉三国文化浅释》《张骞精神》《萧何追韩信与“马道”》《张良与紫柏山历史文化》《蜀道――大官驿道》《刘邦“暗度陈仓”之行军路线》《开辟丝绸之路两巨人――张骞和班固》《造纸之圣蔡伦》《张良庙历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汉文化漫谈》《明修栈道 兵出子午――韩信的谋略与军功》等等与两汉文化有关的研究论文与文章。
三国历史研究
据传民间有一种说法，一部名著《三国演义》，约有半部在讲述与汉中有关的事件。国内发现的与三国文化有关的名胜古迹有500多处，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目前已开发的三国旅游景点大约有70多处。
在全国各地的三国景点中，汉中资源优势明显。这里是历史上三国时期各方争夺的焦点和三国英才频繁光顾的地方，境内武侯墓、武侯祠、定军山古战场、天荡山古战场、古阳平关、马超墓祠、刘备立汉中王设坛处、诸葛亮读书台、张鲁城遗迹、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等三国时期的历史遗迹，使汉中在全国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改革开放后，汉中涌现出不少研究汉中与三国文化历史关系的专家学者与民间爱好者。1980年代，岳德新、范吉升的《定军山战役的重大作用》、白日煦《刘备为何夺汉中》、薛凤飞的《刘、曹汉中之战》三篇文章，探讨了Z取汉中对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梁中效等成为后起之秀。梁中效在《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一文中认为，汉中是三国鼎立的战略支点，是无可争辩的三国文化胜地。岳德新《曹操汉中失利原因何在》一文分析了重用夏侯渊、兵夫逃亡、拥汉派士族对抗、孙权进攻合肥等因素与曹操失利汉中的关系。田孟礼《读〈三国志〉说汉中》一文梳理了《三国志》中与汉中有关的人物事件。郭鹏《两汉三国时期的汉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两汉三国时期汉中的大事、人物、遗迹、文物、战事、文献等。
诸葛亮与汉中的关系也是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李恩来、赖甫跃《诸葛亮在汉中八年的主要活动》、郭清华《诸葛亮屯军汉中对北伐的意义》、唐金裕《诸葛亮北伐时筑汉、乐二城的军事意义》等文章，主要探讨了诸葛亮屯军汉中对蜀汉军事、政治的影响；唐金裕《诸葛亮北伐对汉中的水利整治》和侯素柏《浅谈诸葛亮在汉中的休士劝农》两文，探讨了诸葛亮对汉中经济的贡献；郭清华《诸葛亮为何要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傅兴林《诸葛亮归葬汉中的心态透析》等文章，论述了诸葛亮归葬汉中壮志未酬的悲壮情怀和权臣身后的忧患心态。
汉文化研究协会也参加到了汉中与三国文化研究中来。《天汉》杂志先后刊登了与此研究有关的多篇文章与论文，代表作有《三国时期的“空城计”考据》《汉中安危系魏延》《近三十年汉中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综述》《“借荆州”的是非曲折》《汉中境内两汉三国遗址选介》《如何认识定军山之战》《从武侯遗命薄葬看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古汉中文化及诸葛亮对其贡献》《分析诸葛亮钟情汉中的缘由》等等。
历史地理研究
横亘于曹魏和蜀汉交接地带的秦岭，历史上一直是难以逾越的军事屏障。三国时期，这里又处于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期和东汉南北朝寒冷期，故自然因素对军事、社会的影响尤为突出。
马强的研究成果《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分析了自然灾害对东汉王朝造成的危机，认为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和地形地貌、气候、疾疫等环境因素对三国历史进程有直接影响。孙启祥的《蜀道与三国》论述了蜀道和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认为围绕着蜀道的汉中战役催生了三国的实际形成，通过蜀道展开的魏灭蜀之役实际宣告了三国鼎立的结束，三国争雄促进了蜀道旧路的维护修复和新路的开辟利用。郭荣章《诸葛亮兴兵攻魏所走的褒斜栈道》《诸葛亮攻祁山行兵路线刍议》《诸葛亮出兵斜谷伐魏的有关问题述评》三文，论述了诸葛亮北伐的进军路线问题。
《三国志》中许多地名的今址众说纷纭，诸葛亮第一次北攻曹魏时马谡失守的街亭即俅死唷P烊栈浴⑼跷慕艿热艘谰荨度国志》的记载和《三国演义》的描述，撰文称街亭位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之陇城镇。孙启祥经实地踏访，考之《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原文，在《街亭位于陇关道西口献疑》一文中认为，诸葛亮与曹魏的争战未北逾天水，街亭应在今天水东南麦积镇。此外，李承畴、孙启祥《张飞间道进兵汉中考辨》指出，刘备取汉中时，张飞未如旧志记载的那样从定远（今陕西镇巴）、西乡间道进军，拴马岭、捞旗河、“飞凤山”题刻等所谓张飞遗迹系附会之说。陈显远《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遗迹略考》和《褒斜栈道中几个重要地名考订》两文，梳理了古籍中关于与诸葛亮活动相关的箕谷、赤岸府库、赤崖、汉城、乐城、赤阪等地名的记载。孙启祥《汉末曹刘汉中争夺战地名考辨》考证了古阳平关、今阳平关、阳安关、关口、关城、张鲁城、广石、马鸣阁的名称演变及地理位置。郭鹏《三国人物葬地质疑――同〈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商榷》，纠正了两报中文章对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等人葬地的错误记述。
文化遗迹保护
与整个国家的经历一样，汉中这座具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几千年间形成的历史文化物质基础，经过“”与此后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扩建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防线已退到了“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种单体建筑层次。
汉中城区内除了孤独的几处“西汉三遗址”，很难找寻古建筑成片、古街道完整的区块。为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塑造城市个性，上世纪90年代末，汉中成立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和 “东关正街历史街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对东关历史街区的建设实行全程监管，并编制了《汉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汉中市东关正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对名城及历史风貌敏感地带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研究，明确控制指标，有效地遏制了开发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蚕食。
汉中市相继对古汉台、东塔、净明寺等保护尚好的 “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民居”，在“修旧如旧，以存其真”的原则下进行修缮。对汉南书院、拜将坛等一些重点文物古迹进行妥善修复，还完成了虎头桥碑迁址建馆等复古工作。
建筑形式上，对古迹周边和沿街景观大道进行控制性规划，要求在古汉台、饮马池、拜将坛等古迹周边新建建筑高度做到“接近古迹低、远离古迹高”，“视廓内低、视廓外高”。在建筑风格上，古迹周围汉风景区内的建筑风格以灰墙汉瓦的汉代风格为主，尊重现状，不排斥“明、清”风格。天汉大道、中山街东大街等景观道路沿街公建建筑外立面，采用汉代传统的造型符号，建筑材料与古建筑相协调，尽可能体现出城市中的汉文化。
另外，在汉中市各县区，两汉三国时期的重点遗迹在全国都是保存较多的地方，一些重点遗迹的保护工作随着旅游开发，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受地方财力所限，一些文化古迹恢复性保护规划、设计仅限于图纸上。
关键词：金城郡 兰州 建置沿革
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自汉至当代，兰州市大致的建置沿革，并得出对兰州设置原因的基本讨论。因笔者能力，以及所据材料有限，故只能将部分时段的建置沿革做阙或不能详述，还望诸家见谅。本文的基本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兰州历代建置沿革的变化与承袭；第二部分，讨论并略述在兰州建置的先决地利因素，以及今人于这一地理基础上的实践和在兰州设置的历史影响。
一、兰州市历代建置沿革
在开始本节叙述之前笔者预先做一个说明，即本节也分两部分叙述：第一部分，叙述汉代至南北朝时期金城郡的设立及演变；第二部分，梳理从隋一代开始，至现今兰州的建置沿革，而这样断限的原因在于自隋一代开始使用兰州，并将治所基本固定在兰州盆地，可以说基本奠定了兰州市以后的发展空间格局。①
1.金城郡的设立
追溯兰州地区的历史按《大清一统志》所载，“周初为西羌地，春秋属秦。战国秦昭王置陇西郡”②秦亡汉兴，至西汉昭帝时期始设金城郡。“汉金城郡领县十三，允吾、浩、令居、枝阳、榆中、罕、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街，临羌”③。笔者又对比了《汉书・昭帝纪》及《汉书・地理志》，看出清人所书与东汉班固的记载无明显出入，按史源之说，康熙《兰州府志》的上述记载应为准确。而《汉书》对西汉金城郡的设置缘由、郡名、辖区沿革也有着简明、清晰的著述，笔者现转述如下：西汉昭帝元始六年（前81年）是“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县二置金城郡”④。而以“金城”命名，按集解所注 “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曰“虽金城汤池”师古曰：瓒说是也。一运，以郡在京师之西，故曰金城。金，西方之行⑤”。并且，可以看出，从金城郡设立之初的六县，到领十三县，也反映了一个政区变化的过程，据《汉书・地理志》载，清楚的记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破羌、安夷、允街三县⑥。
另：西汉金城郡的郡治为允吾（音铅牙）。其确切位置至今仍无定论，并从诸家的争论中形成了以下几种看法：青海民和上川口；青海民和下川口；甘肃永靖湟水南岸；湟水入黄河处；今天兰州市西古城（抑或西固区），但对于上述几种说法《大清一统志》皆认为是谬误，但也没有提出其它实证与说法⑦。
至王莽新朝，在全国改易地名的背景下，金城郡及下辖诸县的名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王莽改金城郡为修远；浩为兴武；令居为罕虏；枝阳为金屏，榆中、罕、白石为顺砾；临羌为盐羌⑧。
王莽一朝，中原政局动荡，周边民族的离心力愈发增强，先零羌乘机反叛“更始时，先零羌封何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上书称臣，并率五郡守、尉出兵攻金城，并取得胜利，东汉政府遂任命窦融为太守⑨。东汉时期，因袭西汉，设金城郡，属凉州刺史部，领十县⑩，并比对《后汉书・地理志》两书所记符合11。而东汉一朝，对金城郡行政区划产生重大变化的时间当为“省并郡县”，“建武十三年，省金城郡，属陇西郡”12。综合笔者所据的以往研究成果，民族冲突也是造成当时金城郡徙迁的一个现实原因13“明年春（安帝永和初二年108年）一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骘于冀西杀千余人，・・・・・・（邓）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中司马钧率诸郡县与零羌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千余人，“关中大震，”遂“徙金城郡居襄武”14。
合久必分，是为天下大势之一，至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十六国时期，时兰州地区先后为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所据，建置变化很大，头绪纷繁。笔者根据方志、及其它所据资料梳理了一个简单的头绪简列于下：
晋凉州金城郡统县五榆中、允衙、金城、白石、浩15。并按《大清一统志・兰州府表》所记，则东晋郡治为金城郡，即今天兰州市；
十六国时期，前梁长轨分立晋兴郡，张徙金城县，即今兰州是理也。16
北魏时期，中国北方形成了一定时期的统一局面，按《大清一统志》所载南北朝时期金城郡于北魏时期仍袭东晋，设治所于金城郡。
从上述笔者简单的记叙中，简单的做了一个推论：金城治所，迁入今天兰州市区应是于这一时期开始的。
2.隋至今兰州的建置沿革。
按《中国地方志集成・康熙兰州志》载“隋开皇初年置兰州总管府，大业初年府废，改为金城郡，领县二。金城、狄道。并再比对《隋书・地理志》可见两处记载一致17。而兰州之名始见于此。
时至唐代，唐朝划分全国为十道，以道统州，兰州属于陇右道。并对比新旧唐书18，可以看出兰州金城郡于隋末，陷于薛举，后于武德二年（公元 620年）平复，最初设置领县三金城、广武、狄道。后至天宝年间改为领县二，即金城、广武。
至宋，兰州，下。金城郡，军事。元丰四年收复・・・・・・县一，兰泉。崇宁三年置，依郭。砦一：元丰四年，罢龛谷，元七年废，绍圣三年，复修为堡19。笔者比对《宋史・陕西路》以及《元丰九域志》相关记载没有发现冲突20。后北宋灭亡，至金属临洮路，“兰州，上，刺史・・・・・・县三・・・・・・定远、龛谷、阿干”。21
至元代，结合《康熙兰州府志》、《元始・地理志》可以看出，兰州属昌路22，“兰州，下・・・・・・元初领阿干一县级司侯司。至元七年，并司县入本州”23。
至明，首先按《康熙兰州府志》所记，“明洪武二年省州为县，隶洮府，设兰州卫于县内，隶陕西都司。至成化十三年，巡抚余子后请复置兰州，以金县属”24并按《大清一统志》所记，上文中“洪武初年省州为县”，即将兰州降为兰县25。
至清，因为笔者所据基本史料即为康熙《兰州府志》以及《大清一统志》，其均为时人所作，故清一朝兰州建置沿革线索较为明晰，现简列如下：
康熙二年，巡抚部院刘斗请奏复设兰州卫；
康熙四年，甘抚奉裁酌设，兰为甘宁适中之地，移驻甘肃巡抚统辖四府两边。
此后至清王朝被，至，兰州仍然作为甘肃省会未有更改，其建置沿革如下：1913年，兰州被改为兰山道，治所为皋兰县（即今兰州市区）26；后至1927年，废道改区，是为兰山区；次年（1928年），撤销行政区，改为省县制，时治所皋兰县直辖于省政府27；1936年甘肃省划为七行政督察区，皋兰县直属于省；1941年7月将省会皋兰县及近郊十六平方公里土地划出，成立兰州市，直辖于省政府28。
后至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自兰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有几次内部与周边地州市的县区调整，后至上世纪80年代，将白银区划至白银市后，建置沿革尚无重大变化29。
二、认识
自兰州设置已逾两千余年历史，而其关键的地理位置是该地区设置管理的重要因素。按《康熙兰州府志》所载，“考河陇之故地，乃赢秦之日，对其民则徙关东之下，平其境，则接巴蜀之襟裔，地势蜿蜒有长城之险，马山阻东，榆谷抵其西，皋兰山峙其南，黄河经其北，为束带形，要冲之地。皋兰雄峙乎前，九州之一障乎，后峦峤集，陵环左右”30。笔者依所据资料认为，仅就这一段记叙而言，前人已将时兰州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予以了全面的概括，该地区所居位置四至皆有险可据，是为冷兵器时代设置城池、关隘的地利之因；又南接巴蜀，在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叹的时代而言，也应是进出巴蜀的一条重要通道，因此，先人在此设立治所关隘便不难理解了。而时至当代，在基于前人认识与实践的基础上，酝酿多年的兰渝铁路业已开工修建，这对加强陇渝两地乃至西北、西南腹地的联系是具有提升作用的。
再据道光《兰州府志》所载“《方舆纪要》云，河为险阁，戎羌自汉以来西雄，金城郡为最，岂非以介戎夏之间，陇右安危，常系此地哉，晋元康而后，陇多事，金城左右，岁无暇日，隋唐盛时，驰逐河湟，未尝不以兰州为要害，及广德后，州没吐蕃，而西凉不复为王埃。宋元丰四年，李庵败夏人复城兰州。元始初，夏人求复，得此地，朝请欲割界，孙路言“自通远至兰州然后可以蔽，若捐以与敌，则关中震。唐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则今若委兰州悔将无遂。不果，弃。明时，自州以北，常为冠冲，往往重兵驻焉。合是观之，我朝疆域日阔，以遥隶陕西不免鞭长莫及，特与此地建立金城，移设府治，酌全陇适中之地，壮区夏制之”31。据此，笔者认为在非常时期，兰州地区对于关中地区的的安危，特别是中央政权处于关中地区的王朝而言，是为一道重要的屏障，其地理位置不可谓不重要。正可谓“若捐以与敌，则关中震”。而再如汉匈战争中，兰州地区乃至河西走廊地区亦成为了分割匈羌的屏障即“以介戎夏之间”，从而使汉王朝集中力量对抗匈奴，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总之，兰州位于我国西北腹地与地理几何中心，是关中地区的西北屏障，地势险要。而这一切先决的地利因素，促成了自西汉至今，历代中央政府在兰州地区的设治开发。因此，兰州市发展成为今天甘肃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所据的地利是其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
一、历史资料
（一）地方志、地理总志
1.（清）刘斗修，陈如稷纂：康熙《兰州府志》4卷，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刊刻，据抄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志辑》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
2.（清）陈士桢修，涂鸿仪纂：道光《兰州府志》12卷首1卷，清道光十三年（1832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志辑》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
3．(清) 穆彰阿、潘恩等纂：《大清一统志》25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 （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二）正史、政书
1.（东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 (宋)范晔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 (唐)魏徵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4. (后晋) 刘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 (宋)欧阳修，宋祁同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6. (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7. (元)脱脱等撰：《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8.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9.（宋）徐天麟撰：《东汉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研究专著
（一）专著
1. 王仲：《北周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 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邓明：《兰州史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
（二）论文
〔关键词〕山西平阳；尧帝庙；全真教
〔中图分类号〕K928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6－0154－06
① 2000年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举行了“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唐尧时代的社会行政和帝尧的历史地位，尧的主要活动地区和尧都与古唐国地望，以及“尧文化”涵义的界说、历史渊源、研究方法等问题。另外，尧帝庙所在的临汾市地方政府在宣传尧都时，主要将研究时段定位于上古时期，如2007年临汾市委宣传部成立了尧文化研究会，开设了“尧文化网”，将研究的视角主要放置在对上古时期尧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上。无论是研讨会还是尧文化的研究会都将研究的时段设置在上古时期，其协办单位为“中国先秦史学会”。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知识考古学’方法下的明清以来华北移民发源地研究”（09YJC770046）
〔作者简介〕乔新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030006。
位于今天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的尧帝庙，唐显庆三年（658年）创建于平阳后，延续至今，历史久远，同时由于庙中所祀的主体对象――帝尧“其仁如天，其功大而无所不至，为万世人伦之极”而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尧帝庙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
和大多数庙宇一样，尧帝庙空间建筑的创修和历代建筑格局的变化是学者探讨尧帝庙的一个重要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张藕莲在《临汾尧庙庙制沿革考略》(1)一文中，对尧帝庙庙制沿革、历代重建重修情况进行了大致的梳理，这类研究大致属于建筑史，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及艺术内涵是其研究的立意所在。同时，尧帝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意义是历代统治者着力阐发的思想资源，因而也就成为现今学者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这类研究主要体现为“尧文化”的研究(2)，不过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将视角投向上古时期尧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而阐发尧文化内涵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与祖国统一事业中的作用。①从学术理路来看，尧帝庙的空间格局和文化象征意义既相互联系，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但是，已有的研究却将尧帝庙的空间格局与象征意义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主观上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固有联系，使得我们很难对尧帝庙历史有一个动态而连续、具体而生动的认识和理解。
本文力图顺着时间脉络，把尧帝庙从创建发展至今的长时段历史进行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探究，在重新翻检正史文献，并辅以多次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碑刻、文集等资料基础上，意外地发现元朝时全真教曾对尧帝庙空间格局有过较大的重修，儒道共处或亦儒亦道的空间格局背后隐含着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但这种格局在明正德年间再次扭转，大规模增修尧舜禹庙的同时彻底拆撤了老君、伯王祠，尧帝庙再次恢复了儒教独尊的象征意义，却也使我们难以察觉元朝时全真教曾在这里留下的痕迹。
一、儒道共处：元中统至明正德以前全真教与儒学的关系
关于尧帝庙确切的创建年代及情节，囿于文献的缺乏，已不易考。在对尧帝庙早期历史的考证和争论中，学者根据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下诏曰：“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 (3)的记载，并以《水经注》中的记载“平水北侧有尧庙，庙前有碑”为佐证(4)，认为平阳尧帝庙晋代已有，北魏时期仍在。至于那时庙址究竟何在，没有确凿的文献可供具体探究，只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推测出庙址有过从汾水西岸向东岸的变化。〔康熙〕《平阳府志•祠祀》（山西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记载“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之东，原上有尧神屋石碑，庙在城南八里，旧址在汾西。晋元康中建汾东”。相较来说，唐显庆三年是平阳尧帝庙有确切记载的重要年点，不仅在其后的碑文中有明确记载元至元六年《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记载：“平阳府治之南，有尧帝庙，李唐显庆三年所建”，此碑现存临汾尧帝庙内。下引该碑铭并序皆同出此碑。，而且庙址从平阳府城西南迁移到了府城南――即今天尧帝庙的位置所在，本文探讨的即是自唐显庆三年在今址创建以来的尧帝庙。
限于文献记载的缺乏，我们对唐宋时期的尧帝庙依然知之甚少。一直到元朝，由于庙内留存的碑文等资料，为我们详细探究尧帝庙历史提供了可能。元中统至元年间，也即唐创建后的600年，尧帝庙迎来了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立于尧帝庙内的元中统四年《元世祖圣旨碑》这样记载：“今为靖应真人姜善信，平阳临汾县创建尧庙，已令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知太府监，于断没平阳李毅地内，拨地壹拾伍顷，以资营缮。仍仰禁约：蒙古、汉军并诸人等，并不得纵令头疋，于前项地内蹂践苗稼，损坏桑果。准此”。元中统四年《元世祖圣旨碑》，碑存临汾尧帝庙内。重建后的规模“为地七百亩，为屋四百间，耽耽翼翼，俨然帝王之举。殆与所谓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者，异观也，经始于至元元年之春，落成于至元五年之八月”，而且政府“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五顷，为赡宫香火费”。
然而不幸的是，至元年间修葺一新的尧帝庙在大德七年（1303年）平阳府八级大地震中遭到破坏。20年后，即泰定元年（1324）尧帝庙再次重新修复，并将至元时的碑文重新镌刻立石。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时人有感于庙貌规模日益扩大，撰写《光宅宫田宅之记》并刻石：“迄兹将百年，其增置者，日益以广……田之倾亩四履，宅之区域间架，则具图于碑阴”。元至正十七年《光宅宫田宅之记》，碑存临汾尧帝庙祭祖堂。
以上是有元一代尧帝庙历次修建的基本概况，如果不仔细分析碑文字里行间透露的意思，再加之我们今天对尧帝庙文化象征意义已有的定论，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一时期的尧帝庙无疑是儒家文化主导下的国家正统庙宇。但是，当我们一旦瞻前顾后，从元代留存的碑文和后来明正德年间的记载来看，明中叶以前的尧帝庙，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纯粹的儒家正统文化，儒道共处或亦儒亦道可能是尧帝庙该时期的真实状态，以下详述之。
首先，从尧帝庙“倡修者”的身份和日常管理人员来看，有元一代尧帝庙蕴含着浓重的全真教色彩。赵世瑜指出，“我们判断围绕着某一所寺庙进行的信仰活动属于何种宗教，通常要看所供奉神所属神统，要看所举行的是哪个宗教的仪式，要看信众和神职人员的身份。”(5)值得注意的是，元中统至元年间尧帝庙的倡修者即是一位全真教著名掌教人――靖应真人姜善信。
《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记载“平阳府治之南，有尧帝庙，李唐显庆三年所建。岁年深远，室宇敝漏，……有全真道师曰靖应真人姜善信，愿以道众行化河东，更择爽坛，重建庙貌。请于朝，上嘉其深远意”。据《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记载，姜善信（1198-1275年），字彦诚，“自童间，已有超俗之志。及长，白诸父母，求其所师者。寻又走商彦，为季父所追，迫令还家。未几，复辞去。亲知其不可留，听其所如。闻莲峰真人靳道元住王刁洞，志操为门其纳之，授以相术诸阴阳韬略之学。戒云：道家者流，以清净虚无为体，谦恭慈为用，不为嗜欲所汨，不为尘俗所染”。其主要活动则为奉命南伐和修复龙门大禹庙和平阳府尧帝庙，“见禹庙倾圮，慨然以修复为事。……庙成，上褒其功，因问禹以所行之道，公引《尚书》‘世犹古之世也，陛下诚能思
①至元二十六年《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李修生《全元文》第2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此碑文亦收录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山右石刻丛编》卷27；此碑亦为山西省河津市博物馆收藏。
②陈垣在《道家金石略》中收录了《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不过，陈先生没有弄清姜属于哪一教派，就把他归入金元时期“归属不明者类”。王宗昱在《全真教和地方宗教之关系》一文的注释中也谈到“王盘还有《重修尧庙记》，都是讲姜善信在山西平阳修整尧庙的事迹。王盘称姜善信为全真道士，但是没有材料证明他和全真教团的关系，所以我没有把他的材料归在全真之下”。收录于Florian C. Reiter ，Purposes,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Harrassowitz Verlag，2007。
③樊光春：《全真道传承关系研究刍议》，收入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王志忠《道教龙门派源流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
④元至元六年《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碑存临汾尧帝庙内。
⑤元至正十七年《光宅宫田宅之记》，碑存临汾尧帝庙祭祖堂。
⑥明正统十二年《尧庙重新记》，碑存尧帝庙内。
⑦明弘治四年《重修帝尧陵寝碑记》，碑存临汾尧陵。
⑧明正德九年《增修尧舜禹庙碑记》，碑存临汾尧帝庙内。此碑为砂石质，因年代久远字迹有些模糊不清，县志中记载的碑文不全，临汾市档案馆所藏的拓片是十年前的，仍然有多处不清晰。本文所引的内容系三者相互补充而成。
政求贤，即今之尧舜也’。上悦而从之。官方辐辏，勤亦至也”。①不仅如此，通过翻检和比对资料，发现姜善信并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道士②，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中论述龙门派兴起于华山、得名于黄河龙门的观点时，认为丘处机有弟子名靳贞常（道元），隐修于华山王刁洞，传道法于姜善信。姜善信后赴黄河龙门复兴大禹庙，元世祖敕封建极宫，自后形成龙门派，又称王刁派。(6) 法国学者Esposito在对全真龙门派地理分布的研究中指出：“丘处机一度到过华山，并收了一个徒弟叫靳贞常，靳传姜善信，姜后来根据靳的指示，去了龙门山王刁洞。去龙门王刁洞的姜善信，后来被元廷封为靖应真人，在龙门建立建极宫”。(7)樊光春也详细考证了姜善信与全真教的师承关系③，由此可以确定，倡修尧帝庙的姜善信是金末元初北方全真教龙门派一位重要的掌教人，因为其师从的莲峰真人靳道元是丘处机的弟子。
不仅尧帝庙的“倡修者”是全真教著名掌教人，终元一朝，尧帝庙的重要庙务和日常事务多由诸多道士来主持并参与其中。如大德七年地震后，泰定元年尧帝庙的重修就是在道士李志和主持下完成的。“泰定元年四月，功德主本宫提点李志和重建，大都采石局把作提领本县东祭里卫宁刊”。④至正年间为尧帝庙立碑时提点张志德要 “集羽流议论”⑤，说明在尧帝庙的日常事务中，道士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直至进入明朝正统年间尧帝庙新修，庙成后，“择道士之素谨愿者主之，俾守且耕食于其中，为永久计”。⑥明弘治四年，《重修帝尧陵寝碑记》中记载有“‘平阳尧都，既有其庙，陵何在乎’，访诸故老，询于名士，而守庙羽士杨希泰暨义官靳严，悉有德于乡邦”。⑦为了寻找尧陵旧址，得到了“俾守”尧帝庙羽士的回答，这间接说明，至少在明弘治以前尧帝庙的经营是由道士进行和掌管的，尧帝庙中的神职人员主要是道士。
其次，从尧帝庙的整体空间格局和奉祀人物来看，尧帝庙在元朝时可能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称呼――“光宅宫”。至元五年修整一新的尧帝庙，诏赐其额曰“光宅之宫”，殿曰“文思之殿”，门曰“宾穆之门”。更重要的是尧帝庙内除了熟知的尧殿外，其左右则分别是老君祠和伯王祠，后为玉皇阁。明朝正德九年《增修尧舜禹庙碑记》记载“以舜禹二祠配于尧殿之后，殿之左为老君祠，右为伯王祠，祠之后为玉皇阁，皆肖像其中”⑧，明人朱国祯在《幢小品•尧庙规制》中也提到“帝尧庙在平阳府汾水西，后徙于东南。唐显庆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亩，屋四百间，中为文思殿，前为宾穆门。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后祀玉皇，总曰光宅宫”(8)。刘凤云据此更认为，“平阳汾水河畔的尧庙，占地七百亩，房屋四百间。这座祀老子又祀玉皇的尧庙毫无疑问是属于道教的”。(9)由此来看，尧帝庙的象征空间较我们下意识的猜测要复杂许多。
有元一代，尧帝庙内为何祀老子又祀玉皇？这应该与金元特殊社会时期儒学的变化与全真教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关于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北方的兴盛，学界已有许多讨论(10)，大致认为金元统治时期，一方面，北方儒学有一股援佛道以入儒的思潮，同时又有一股后来被名之为“全真教”的社会思潮，儒学与全真教二者之间曾有过一段较为复杂的关系。对此，师道刚指出：“全真教原本是作为北宋遗民士流敌视女真贵族的一种民族意识的反映，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儒学的浸润和佛学的柔化，逐渐蜕变为讲究众生平等的民族融合的纽带。在形成统一民族的过程中，通过宗教这一纽带使政治的统一得以强化，这是当时政治统治的意图。三教合一这股思潮经过不断地改进和深化，逐渐成为全真教的思想基础”。(11)全真教道士们利用儒人文士以宣传其宗教主旨，确实是其在北方兴盛的一个原因。但直接借用并改造一座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尧帝庙则是较为特殊的，从尧帝庙的个案中，我们主要看到了全真教对儒学的主动吸收和利用。所谓“当世祖皇帝握符御极时，则有若方外之臣、靖应真人姜善信者，能以尧舜思政求贤之道，上称帝心，实奉命新修之”。元至正十七年《光宅宫田宅之记》，碑存临汾尧帝庙祭祖堂。元朝正是利用了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思想基础，实现了其政治统一的目的。从尧帝庙的个案中，我们既看到全真教的主动努力，也看到一个国家正祀庙宇的历史发展脉络。
二、儒教独尊：明正德至清雍正时期尧帝庙空间格局与象征意义的转变
明朝正德年间，大规模增修尧舜禹庙的同时彻底拆撤了老君、伯王祠，尧舜禹殿构成“三圣庙”，让我们隐约看到尧帝庙内儒教与道教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嘉靖、万历年间，伴随着庙内神明配置的变化，象征儒家正统文化的执中阁、光天阁意义日益凸显。清康雍时期，撤商汤庙改建万寿行宫，四并立，终使尧帝庙再次恢复了儒教独尊的地位，这一现象不仅仅是神明配置的变更，更重要的是其中所暗含的文化象征意义的转变。
首先，光宅宫易名三圣庙、玉皇阁改为执中阁、商汤庙改为万寿行宫，这一系列空间格局的变化让我们隐约看到尧帝庙内全真教与儒教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
明正德八年（1513年），山西巡按周伦经过平阳，认为尧帝庙内的空间建筑格局不合祀典，需要重修。第二年重修完成，此次重修动作很大，撤掉了代表全真教的老君、伯王祠，将尧舜禹三圣并祀，这一重大变化渐渐让人们对这座以尧为主祭对象庙宇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过去叫光宅宫，正德以后渐渐改称三圣庙了。正德十六年，致仕户部尚书洪洞人韩文为此次修建撰写了《增修尧舜禹庙碑记》，主要内容如下：
巡按侍御昆山周伯明公伦按临河东，偕孙、魏佥宪，率府卫官僚，恭诣展拜，徘徊顾瞻之余，惜其殿宇门庑等处，率多倾漏，且以舜禹二祠配于尧殿之后，殿之左为老君祠，右为伯王祠，祠之后为玉皇阁，皆肖像其中。乃谋诸二宫曰：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位亲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况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阳支郡。今置二圣于殿后，不得专尊，于礼弗称。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载，于礼不经，诚有未宜。而玉皇即上帝也，惟天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祠后，渎莫甚焉，悉命撤而正之。 更老君祠为舜庙，伯王祠为禹庙，阁则三圣并祀，其上仍榜尧殿曰放勋，舜殿曰重华，禹殿曰文命，阁曰执中。名分秩然，礼法详备，使吾人于千百载之下，讴歌击壤，得以遐想陶唐、虞夏之气象，如亲见之者，岂不休哉！明正德九年《增修尧舜禹庙碑记》，碑存临汾尧帝庙内。
根据碑文分析，正德年间山西巡按周伦认为尧帝庙内的空间建筑格局不合祀典的理由是：尧舜能够将王位禅让是大圣人，禹则治水有功，是值得后人歌颂和学习的，这些是天下的大事件。况且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是尧都平阳的支郡，属于王畿之地。这样尧、舜、禹三圣不论在世系上还是在都城的位置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平阳尧帝庙内对三圣的供奉应该按照尧舜禹三圣的先后顺序来列位。而老子和楚霸王与尧舜禹似乎不存在世系的联系，地位不及尧舜禹，又不是儒家士大夫所提倡之神，但现在老君、伯王二祠地位高于舜禹，有损尧舜禹形象，是礼法不合，祀典不存。再者，玉皇大帝只能由天子来祭祀，放置于老君祠之后，同样是不合礼的，所以在尧帝庙重修时，一反过去，将太上老君和西楚霸王的祠庙撤除，将舜禹的地位提升到与尧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形成尧舜禹三圣同堂异室、并祀于尧帝庙之中的格局。此外玉皇阁改为尧舜禹三圣并祀，并改名为执中阁，经由这么重修，这座庞大的庙宇在人们眼中就是“三圣庙”了。《临汾县志•祀典》（《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6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也记载“尧庙在城南八里，明正统间重修。正德间巡抚周伦修额，正广运殿祀尧，右重华殿祀舜，左文命殿祀禹，后为光天阁，右丹朱祠，祠左娥皇女英祠，东为三圣考庙”。
对于正德年间庙内建筑格局和祀神的变化，参与其中的人认为重修后尧舜禹三圣庙的格局“名分秩然，礼法详备”。正德十六年，翰林院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顾鼎臣应同乡周伦之请为尧帝庙撰写的《三圣庙碑》中认为：“巡按监察御史周君伦瞻拜兴嗟，毅然以修饬厘正为己任，……代腐以坚，易缺以完，革其渎，斥其邪，合于典法。乃于尧庙之右改老君祠为舜庙，伯王祠为禹庙，别创门堂以表之。”明正德十六年《三圣庙碑》，碑存临汾尧帝庙内。在他看来，将道教神灵与儒家圣君尧帝放在同等位置，是对尧舜禹的极大不敬，尤其是对帝尧的不尊，既“不合祀典”又“不合礼仪”，重修后尧帝庙从过去“于礼弗称”达到了现在的“名分秩然”。
继正德年间撤老君、伯王祠后不久，因“万历甲午滥烟妄起，阁炀而为烟”，明万历十三年《重修光天阁记》，碑存临汾尧帝庙内。该碑文也收于李维祯：《大泌山房文集》卷5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1集，齐鲁书社，1997年，602－604页。于是又在其南面重修光天阁。山西按察使李维祯在《重修光天阁记》中详细记述了此次重修。伴随着庙内神明配置的变化，象征儒家正统文化的执中阁、光天阁意义日益凸显。（详后）
清朝康、雍时期，尧帝庙的建筑格局和祀神又有过局部的调整。康熙三十四年（1695），平阳地震，尧宫俱毁。四十二年康熙西巡，驻跸平阳，拨国库银两重修尧帝庙，主要是在商汤庙址新建万寿行宫及御书阁、御书亭等建筑，自此，四宫并峙，巍峨壮观。(12)之所以在尧帝庙新建万寿行宫，是认为汤王不是禅让而王，不宜与尧舜禹三圣并祀。于是，在原汤王庙基址上建筑了万寿行宫，以展现康熙尊崇尧舜，行尧舜之道的圣君形象。雍正时，平阳尧帝庙又一次重修。这次重修将三大殿的神灵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前移娥皇女英的地位，将其与舜并祀于舜寝宫，前移帝尧之子丹朱、商均地位，祀于圣考庙之中。雍正《平阳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4册）中记载，“雍正七年重修，缘日久损坏，工程浩大，……规模仿旧，而略为更易三殿，如前移娥皇女英并祀于舜寝宫，移丹朱商均附祀于圣考庙”。(13)此外还在尧帝庙内兴办义学，讲授儒学，《临汾县志》载“每岁季春官绅诣祭，仓圣祠祀仓颉，祠内两厢一为崇文会馆，一为培英义庄，昔年收学租与乡会试，宾兴皆聚于此，并随时致祭焉。”(14)这时的尧帝庙不仅仅是供奉儒教圣君的庙宇，更是培养儒学人才的场所，尧帝庙的儒家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与此同时，从尧帝庙重修者的身份来看，明后期更多的是各级官员和士绅，道士的身影渐渐淡出。
晚明至康熙的四次主要重修中，上级官员周伦、李维祯、巡抚石暨等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在具体的事务中，如撰写碑文等，则有更多的知名士绅参与其中。如前述正德十六年顾鼎臣为尧帝庙撰写碑文《三圣庙碑记》，而顾鼎臣当时是翰林院侍读，国史经筵讲官。
从明正德到清康雍时期，光宅宫易名三圣庙、玉皇阁改为执中阁、商汤庙改为万寿行宫，这一系列空间格局的变化让我们隐约看到尧帝庙内全真教与儒教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儒教意味很浓的三圣庙代替了光宅宫这一道观名称，可能是双方力量博弈的最好解释。
其次，伴随着尧帝庙空间格局变化以及奉祀神灵的变革，与之相随的是尧帝庙象征意义的改变。以尧帝庙之变重建儒教正统、以“圣人之道”导“百姓日用”大概是明中后期尧帝庙被赋予的新的象征作用。
对于此间尧帝庙象征意义的内涵，时人文集和《光天阁记》作了最好的阐发和解释。归有光为周伦文集作序时提及，“先生之才之趣，大抵出于天成，而尤根于理学。观其在新安建静修书院，以教学者。在平阳创尧舜禹三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因河清而论春秋，不书祥瑞空开侈心。疏止乌思藏番供与宫中佛事，以辟异端廓如也。”(15)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周伦在平阳、新安以及在朝廷之上的一系列举动，正是在晚明时期，士大夫重塑儒教正统地位的责任所在。
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似可理解万历十三年（1585）尧帝庙碑文中为何出现大段的儒教经典内容，如在解释尧帝庙内各个空间格局位置时，《重修光天阁记》载：“执中何以易光天，又为后殿也？大人之学，先明明德，而后明明德于天下。孟子论道统祖尧舜，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其传道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一执中者，克明俊德也。光天下之明，明德于天下也。凡天地之气，翕聚西北，而敷扬东南。执中为体，故以名殿居北，光天为用，故以名阁居南。”明万历十三年《重修光天阁记》，碑存临汾尧帝庙内。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一执中”这十六个字一直是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为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平阳尧帝庙在晚明时期的变化，也可视为“宋元以来，儒家思想重新被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并发生了从‘重治’到‘重教’的转变，开始了用儒家道德控制社会秩序的努力”(16)的反映。当时作为地方官的李维祯，适应国家宣扬儒家道德思想的需要，适应地方社会重建儒家学说正统性的需要，参与地方庙宇的重建，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注重儒教思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指导作用。这正如葛兆光所言：“一些怀有某种意图的士大夫，试图改变明代弥漫在世人中间的那种从心所欲的风气，希望通过重组儒教学说，来整理知识与思想秩序并清理社会秩序。”(17)
正德十六年，翰林院经筵讲官顾鼎臣在碑文中题道，“夫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击壤之民，亲蒙帝力，犹曰：何有于我？矧数千载而下，去圣迹愈远，苟非上者作而起之，他日遂移于异教而忘圣人之功，未可谓无也。周君是举，合道揆适时宜，不费公不厉民。故告成之日，四方来者莫不迁志改视。君子谓得其礼，小人谓得其情，赞颂归向罔间遐迩。”明正德十六年《三圣庙碑》，碑存临汾尧帝庙内。在晚明时期 “异教日崇”的情况之下，如何才能使圣人事迹不被各种思想和民间宗教淹没？如何才能使平阳百姓铭记尧帝“击壤”之功绩，保持圣人对百姓生活的引导作用？御史周伦拆撤道教神明，提升舜禹地位，以及功成之后“君子”、“小人”的“赞颂”，来者“迁志改视”是对这些问题的最好诠释。
这时的地方官员在尧帝庙的重修中，更加注重通过对庙宇的新修，达到教化的目的和作用。百姓参观之后，无不景仰先圣，改弃对杂神异教的信奉，转而尊崇尧舜禹三圣。尧帝庙在正德年间的变化，显现出圣人功绩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引导和教化作用。因为“许多地方神与特定的地方历史或地方传统密切相关，都希望利用神的力量强化地方社会秩序。”(18)正德九年周伦的改撤神位，易道而儒的做法，达到的效果就是地方民众，以及其他瞻拜者纷纷改变信仰，普通民众都能够“讴歌击壤”，“迁志改视”，深得“其礼”、“其情”。(19)尧帝庙配置神明的变更，儒教地位的独尊，不仅起到了弘扬尧舜禹三圣功绩的作用，而且将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以及整个民间社会纳入到儒家的伦理道德范围，说明了儒家士大夫希冀利用对地方正祀庙宇的整饬，达到对社会秩序的整合，实现“圣人之道”引导“百姓日用”的目的。
结 语
通过对山西平阳府尧帝庙从其创建发展至今的长时段历史进行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探究，发现了尧帝庙历史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元朝时象征儒家正统的尧帝庙和全真教曾有过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儒道共处或亦儒亦道是尧帝庙该时期的真实状态。但这种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着王朝更迭，尧帝庙的“去道教化”日趋明显，经历了明朝正嘉万的逐步变革，到清朝雍正时期尧帝庙再次恢复了儒教独尊的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对尧帝庙象征意义变化的考察，既提供了一个元明时期全真教在北方盛衰的鲜活个案，也看到了一个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的历史脉络和传承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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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已有的几种湖南方言分区作了分析和评论，其中，重点讨论了周振鹤
和游汝杰的分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并用这种方法给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区，分区结果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作验证。第三部分，结束语。
一湖南省方言分区述评
1．0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种分区。这五种分区分别是：杨时逢先生的分区（
1974年，台北，《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442－1447页，下简称《报告》），日本学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区（1979年，东京，《湖南诸方言》，载
《中国语学》226期，下简称《分布》），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1960年，长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总结报告》（石印本）240－247页，下简称《总结》），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区》，载《方言》1986年第4期，下简称《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1985年，《湖
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第4期，下简称《背景》）。这五种分区，从方法上看
各具特点，从结果上看互有参差，下面，我们将其分成两类来讨论。
1．1．1杨时逢先生分区的方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
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分区的条件。”实际工作中，杨时逢先生用作分区条件的特征
条件有十二项。根据这些分区条件，杨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
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三、四两区难以命名，第五区接近西南官话”。对这个分区结果，杨先生自己也很不满
意，认为“不很理想”。对这个结果，方言学界也议论纷纷。鲍厚星认为《报告》把长沙和慈利、平江、浏阳
等地画一区，把衡阳和常德画为一区都是不合适的（见《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的文字说明部分，载《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则认为《报告》的“分区图有些支离破碎，难于令人满意”。我们的看法
是：《报告》立足于语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实面貌，如一、二两区的大多数方言点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属湘语系统，第五区划归西南官话也大体无误，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区图看去有点支离破碎
，只要符合语言实际，也不应算是作者的错。但勿庸讳言，《报告》的分区也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蓝山、嘉禾等地，按《报告》上列出的语言材料就应划归西南官话（见黄雪贞《西南官
话的分区（稿）》，载《方言》1986／4），如果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双重方言性质则可暂列为双重方言区
来处理，具体分区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作决定（见鲍厚星《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中有关的文字说明，载
《方言》1985／4）。《报告》分区偏离语言实际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区条目有综合无系统，不能总
括湖南全省的语言实际，用这样的条目来分区，自然要影响其分区质量。
1．1．2《报告》的分区中，长沙和城步同属第一区，与城步接境的武冈却属第二区。对此，《背景
》批评道：“城步跟长沙不但主要的语言特征相差甚远，而且很难通话，而城步跟武冈则语言大半相似，交谈
也不很困难。”在这里，《背景》用来衡量分区质量的标准看来是两条：主要的语言特征和通话程度。可以据
此推知，如果甲乙两地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话或通话不大困难的，就应划为同一方言区，如
城步与武冈，反之则否，如城步与长沙。可见，这两条不但是检验分区结果的依据，也是分区时应遵循的标准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在对《报告》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在方言分区中关系重大，有必要略作进一步
的讨论。
先谈“主要的语言特征”。
到底长沙、城步和武冈三个方言点各自“主要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没有明确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两条特征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方言分区的话，那不但《背景》对《分布》的批评难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分区也属多此一举。因此，《背景》据此批评《报告》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区有没有“主要的语言特征”，“主要的语言特征”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对此，方言学界有种种看法
并有过大量的分区实践，笔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语言特征”难以确定，宁可用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来
代替它。在分区实践中，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通过多方比较来抽取。根据分区的需要，可以用一条，也可
以用多条。这些分区条目不论是“一”还是“多”，都要求对内有尽量大的周遍性，对外有尽量强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话来检验分区结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就《背景》的分区而言，也不乏同一区中有不能通话或通话
困难的，如第三片中的湘乡与零陵，而分属两片却也有通话不大困难的，如第二片的怀化与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同属一个方言区中的不同方言点可以有不能通话的，如闽语区中的厦门话和福州话
；而不属同一方言区甚至不同的语言也有可以通话的，如德语和瑞士语。这是因为，能否通话不仅决定于两种
方言的相似性，还决定于两种方言的交际频度。一九八七年笔者曾以湖南师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级的
同学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过外地同学对长沙话的可懂度和认同感，经计算机处理后的结果是：
大体听懂基本听不懂大体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据上表中八四级与八五、八七两级同学对长沙话可懂度和认同感的区分比值的差异可以看出交际频度与它
们的比例关系。而且，通话程度还受城乡、职业、年龄甚至性别等条件的制约。事实上，既难于把它作为一个
分区因素来参与分区，也难于把它当作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分区结果。
1．1．3第二种是日本学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区。《分布》据以分区的材料也来自《报告》。方法是
：根据“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绘出方言图来进行分区。《分区》把湖南方言分为四种“型”，定名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国内学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赣方言或赣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话。《分布》的分区是比较典型的单一特征法。《背
景》认为：“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是按这个标准作成的分区图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实际。”《分区》将湘
西的永绥（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地划归“老湘型方言”，对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将古全浊声母只要今平音读浊音的也包括在内，湘语的范围自然要扩展到上述永绥
等县。事实上永绥等县的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这‘半条’特征将其划入湘语南片是不
妥当的。”《背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单一特征判断法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分区结果清晰正确，
缺点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区的交错地带和过渡区域，在方言面貌因长时期的交融渗透而变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种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当时共调查了八十七个县市，后由彭秀模、曾少达等同志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总结报告》。《总结》中对湖南方言作了分区工作。方法是：根据分区者对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几个较大的土语群最明显的特点归纳出来，然后把特点大部分相近的土语群合并为一个方言。”方言区的范围
基本上定下来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来，碰到甲乙两可的交界处方言就“根据反映方言特点的地图来分
析研究。分析它们哪些特点和甲区相同，哪些特点和乙区一致，最后根据它们与哪一区特点较多相同的特点划
归哪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注意该方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点。”而不是“不分主次，单凭机械多数”来确
定其方言区属。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个区。第一区“基本上是湘语”，第二区“基本上属于西南官话”，第
三区“大致接近江西话”。《总结》的分区在具体运用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渐
变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与丁却可以相去甚远。这样，在把几个看起来相近的土语群进行单向归
并时，就有可能把本来差别甚大、应分属两区的方言给归并到一个方言区中去。如《总结》第一区中有泸溪、
辰溪等方言点，就其总体特征看，应与第二区的怀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与长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为“辰（辰溪）溆（溆浦）土语群”接近“衡（衡阳）邵（邵阳）土语群”，而“衡邵土语
群”又接近“湘（湘乡）涟（涟源）土语群”，“湘涟土语群”与长沙、湘潭等地的话又更要接近一些，这样
单向归并，结果就把本来不属同一区的方言给并为一区了。《总结》分区时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处。湖南
的蓝山、嘉禾、宜章、桂阳、郴县、新田、江华、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种各地小有区别的西南官话（与桂
林话很接近）外，各地内部还使用着一些差别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话”。《总结》在分区时，单
把蓝山、嘉禾两地的土话拿出来分区，从而把它们从湘南双语区独立出来并合并到第三区中去，成为第三区孤
悬于第二区中的方言岛，这显然是不符合分区原则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
1．1．5第四种是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分区》使用的方法虽然比较单一，但分区的标准却颇为灵
活多变。《分区》把湖南方言一共分为六个区。第一区是“湘语”，分区的依据是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第二区
是“赣语区”，分区标准有三项：一条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为送气清音，一条是梗摄字多有
文白异读，另外还列了一些词汇。第三区是“客家话区”，《分区》没有明确“赣语”和“客家话”的区别界
限，语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开口呼读零声母”这一条，另外还有词汇条目的区别。第四区是“江淮官话区”
，分区标准主要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清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另外就是“古入声全
浊声母字今全部或部分归阳去（去声不分阴阳时就归去声）”，其他还列了“他的”和“喝茶”两个词组。这
一区中有《背景》列为西南官话标准点的常德，还包括湖北省的鹤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统称为“
江淮官话常（常德）鹤（鹤峰）片。”第五区是“西南官话区”，这一区没有给出分区标准，内部分片时也未
明确分片依据。第六区是“乡话”。“乡话”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
大庸市等地与沅陵交界的地区。”大约有四十万人说这种话。“乡话”的主要特点有：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塞擦音时平声为不送气浊音，仄声为送气清音。另外，入声有喉塞尾，古次浊平声今读阴平。古全浊上声今仍
读上声，等等。《分区》的主要优点是分区时不拘泥于某一标准，不仅考虑语音特点，也兼及词语的异同。分
区时不反分出大区，还给大区再划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还深入乡镇一级，分得比较细致深入。但勿庸讳言
，《分区》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主要体现在所使用的标准上。由于标准不统一，有时甚至连分区标准都未说
明就直接分区，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分得较为主观臆断的感觉。另外，凡《分区》使用单一标准的地方都无法避
免单一标准以偏概全的缺点，如“江淮官话常鹤片”，如果不是只从一两个语音特点着眼的话，根本就划不进
江淮官话里去。此外，就《分区》的题旨来看应是封闭式的区域方言分区，没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揽进
来，而且还包揽得不对。按赵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区，鹤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点介于湖北第一区（西南
官话）和第二区（楚话）之间，同时还有一些湖南话的特点，因而独立一区以显示其特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
区域的混杂型方言，赵元任先生等人也没有把它们和江淮官话联系起来考虑（见赵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调查报
告》一五七页），于此可见《分区》的处理是不很妥当的。
1．2．0由于周振鹤、游汝杰二人的分区不止使用了一种分区方法，在分区过程中还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将其中的历史行政区划作为分区调整的重要“参考项”直接介入分区，经过研究，我们发
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适当展开讨论，因此我们把《背景》的分区单列为一类加以述评。
1．2．1《背景》仍使用《报告》的分区材料，分区对象仍为《报告》中的七十五个方言点。《背景
》在分区方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数学方法，并结合语言学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和补充
。具体的作法是：以《报告》中提出的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作为分区依据，建立数据库，参
照数学集群方法，先比较七十五个方言点之间特征项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来作初步分区，最后再用
“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因素”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整”。在分区过程中，作者还根据自
己对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个“集”，并给每个“集”指定一个代表点，然后把这一集
里的其余各点来和“代表点”作比较，按各方言点与“代表点”的接近程度分归各集。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个片，根据《背景》有关的文字说明和分区图来看，五个片分别为：第一片是以常德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片，第
二片是以长沙为代表的湘语北区，第三片是以城步为代表的湘语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为代表的赣客语片，第
五片没有代表点，是南部山区官话和湘语的混杂片。在数学方法运用上，《背景》设置了四个“标准点”来对
周围的方言进行吸附式向心归并，这样把原数据阵上纵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数据省减为四行，既简化了计算过程
，又简明扼要地用数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内各方言点之间的接近程度。
《背景》对自己的分区结果是颇为自信的，认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个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语感。”湖
南人的语感姑且勿论。但当我们拿《背景》的分区与前述几家逐一比较时发现，这个分区与《总结》非常接近
，两张分区图大体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区有较大差别，其他地方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参差。如前所述，这样的
分区仍然是相当偏离湖南方言实际的。《背景》尽管使用新的方法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个方法与结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
1．2．2陆致极在《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1）一文用
电子计算机对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中的十七个方言点作了类聚关系处理，实际上具有分区意义。二十年代赵元
任先生对吴语所作的分区表明，只从语言特征条目出发也可以对方言进行分区。分区经验证明，数学方法和语
言学方法（甚至是单一特征判断法）在分区上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数学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语言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分区调整，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数学方法的有效性产
生怀疑。
《背景》采用《报告》中用来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项特征来建立数据库，根据存入的数据来计算任
意方言点之间的接近值，然后通过比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来达到分区目的。由于存入数据库的语音项目是五十
二个，因此，任意方言点间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为了简化计算，《背景》挑了四个“标准点”
，让其余各点来依次与它们相比较，凡和上述四点中任一点接近值最高的，就将它划入该标准点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这样，就把语言学的分区转换成一个数学上的集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隶属变－－即任一方
言点可以归属于某标准点的最低数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点归属任一代表点的隶
属度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这时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时就不能进行归集：当某一方言点与四个
代表点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时（因为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异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时（因为异同相等
）；与两个代表点接近值同时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时（因为当同一方言点同时从同一逻辑门进入两个代表点后，
归集后的方言点数会大于实际参加分区的方言点数，从而与实际不符）。根据《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数据，可
以合法归集的方言点有：
长沙点
南县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点
新宁28东安28祁阳31
常德点
石门31慈利33大庸32龙山37永顺29
保靖30永绥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凤凰30麻阳27晃县31靖县31澧县29
安乡35华容27桃源35汉寿41衡阳31
平江点
临湘31岳阳32
（地名后的数字为其与该代表点的接近值）
以上各点合计29个。除去4个代表点，参加归集的方言点是71个
，可归集的方言点占总数的40．9％。
可以分属两个代表点从而不能归集的方言点有：
桑植芷江黔阳会同临澧湘阴
长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计6个。加上其余与4个“代表点”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个方言点后为41个，
占参加方言分区的方言点数的59．1％。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背景》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显然是看到这一点的，于是又增设了“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
整”，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的创新，但实际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点的归属是靠“参
考项”“调整”出来的，而“参考项”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一项，在这种情况下，《背
景》的分区自然就难于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对赖以建立数据库的五十二项
语言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报告》提出的五十二项语言特征是用来显示湖南方言的差别性的，为了上
图的方便，只能“求异”而舍同，因此，虽然项目多达五十二项，但仍不能认为它们已经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们来作分区依据，就难免偏离语言实际，事实上，杨时逢先生也没有全部把它们作为分
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之间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项目的代表其所辖的“字”的
数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声韵调其差别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项是“声调调类”，这一条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项是“‘去’的白话音”，这一条只能管住一个“字”的一半的语音情况，二者的重
要性差别相当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这两条在五十二项语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这样，相同的数值掩盖了不同语言特征项目的巨大差别，这自然要极大地影响分区质量。
1．2．3《背景》在分区上的一个特点是设置了四个“代表点”。这四个“代表点”既是数学归集的
目标点，又是确定“较重要的语音特征”的主要依据，而且，还决定着分区结果的命名。因此，“代表点”选
得合不合适，也是决定分区质量的重要因素。“代表点”的代表资格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无关，而是取决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区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该方言区中比较典型的方言点。用这个条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
四个“代表点”就可以看出，除长沙点外，其余三个点的代表资格都有问题。
先谈常德点。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从常德开始往北延伸，与湖北的江陵连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怀化为中心，往西延伸与贵州的黔东南连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与湘北片的交
界线大致在龙山、永顺一带；第三片是以蓝山、嘉禾为中心的湘南片，这一片与广西的桂林连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较接近，内部也比较一致。湘南片与湘西、湘北两片的距离较大，这部分地区是双重方言
区，由于受各地千差万别的“土话”的影响，内部的一致性比较低。总的说来，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方言点都
有过渡性质，与湘语的接近程度随着方言点在地理分布上与长沙的距离成正比。常德正处于西南官话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资流域的中间地带为过渡带，过了资江就是湘语区的天下。因此，无论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还是就常德话的语音系统，都是一种过渡性相当明显的西南官话，把它作为西南官话的代表，其代表资
格就要大打折扣。为什么在《背景》的分区中不能把郴州、蓝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话包容进来，为什么桑植
、芷江、黔阳、会同、临澧等地会出现与长沙点和常德点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况，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话本身含有相当的湘语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
平江虽然在声母上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平江还有知章组在今开口韵前读(tsts’s)这种与赣语不同
的变化，就其涉及的古声母而论，比古全浊声母的个数还要多；平江话的入声调虽然也可算作赣语系统，但阴
平和阳平的调值都与长沙话相同而区别于南昌话；平江话的入声韵虽然有塞辅尾，但知章组的合口韵的变化也
是大多同于长沙话，如：“吹水睡税”也是和长沙话一样读撮口韵，而南昌话则是读合口韵。从平江的语音系
统来看，应将其看作是湘语和赣语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点的混杂性方言。把它放到赣语系统中来看，还不
如常德话在西南官话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临湘和岳阳两个点，换
句话说，在沿湘赣交界处一带的混杂性方言点中，平江点的代表性也不强。
《背景》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根据是因为城步的［bdgdzz］的浊度最强，换句
话说就是城步因为其声母系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古全浊声母的原貌从而获得了湘语南片，或者说是“最典型”
的湘语的代表资格。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背景》对＠①伸久的一些批评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绥，
《背景》认为不能仅据其古全浊声母今平声读浊音这“半条”特征就把它划入湘语南片，还要看到“永绥等县
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这样的情况而将永绥划入西南官话区。既然仅靠古全浊声母今平声仍
读浊音这半条特征不能将永绥等县市划归湘语南片，那仅靠“古全浊声母今仍读浊音”这一条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语呢？只要对城步话的语音系统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话的韵母系统已经接近于西
南官话而与湘语（我们这里所说的“湘语”是指长沙话。本文中如不加说明时都把长沙话作为湘语的代表）的
距离较远，如咸山摄与宕江摄不混，山摄合口和蟹摄合口端系仍读合口，这些，都与长沙话不同而与重庆、贵
阳等地的西南官话相同。声调上，城步话的阴平是高平调，阳平是低降调，这也是西南官话阴平与阳平的最常
见调值而与长沙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城步话并不象《背景》所说的那么“古老”和纯粹。从整个语音系统
来看，城步话虽然仍属湘语系统，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话的相当影响。因此，城步在湘语系统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话既然仍属湘语系统，就没有必要把它和长沙话相提并论，在同一个方言系统中建立两个和西
南官话、赣语相同地位的“代表点”从而使得南北两片湘语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开。这种含含糊糊的状
态显然不是分区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话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理由还与《背景》提出的“古湘语”的
假设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时说：“城步僻处本省西南隅，交通闭塞，明显
是古湘语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挤而保留下来的核心地盘”，在“结语”部分又“设想”：“在战国秦汉时代，
整个湖南地区也许通行一种内部存在差异的古湘语”（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背景》虽然用了“也许”这个
不很自信的副词，但这个“古湘语”还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下来的：“古湘语”存在的时间是“战国秦汉时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个湖南地区”，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我们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逻辑结构
中，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设是非常必需的，否则，城步就难于取得“典型的湘语”的代表资格，“浊音的衰颓”
，和“入声的衰微”将无从立论，而且，“古湘语”在官话、赣客方言的蚕食吞并、四面夹击、大举入侵下日
渐萎缩的下降曲线也无法勾画。现在我们要正面提出质疑：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果真通行着一种古
湘语吗？任何语言的存在，既要有一个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作为存在前提。古湘语的含义
可能因人们的看法不同而较为宽泛，但无论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古代汉语。而且是一种古代汉语方言。因
此，要证明“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都通行一种古湘语”，首先必需证明，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
地区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汉族或都属于汉民族文化系统。这样，这个问题就可以简化和转换成“战国秦汉时代整
个湖南地区的民族构成”这样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打开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两
册查看有关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为了避免繁琐的引证，我们主要依据《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册（修订本，1982）、《中国民族学概论》（栾钊韬等，1985
）、《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1984）、《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1981）、
《试析湖南县的设置和名称由来》（谭昌寿，1984年第5期《湖南师院学报》）等论著来作一结论性的概
述：战国中期前，今湖南全境为古三苗等苗瑶族的居住地。战国中期，楚国兆进中原争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强秦的迫挤下，楚文王把楚都迁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国大力向南扩展，首先进入以常德为中心的
湘北地区。秦统一后继续向南开发五岭南北，在湖南境内从北向南依次设置长沙、罗县、临湘（今长沙）、耒
阳、郴县等郡县。两汉时对湖南继续开发，分长沙置桂阳、零陵二郡和益阳、茶阳、攸县、醴陵、＠②县、临
武等二十余县。这时汉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以今长沙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区；沿湘赣两省的交界线直达广东的狭长地带。除此而外，整个湖南地区的广阔腹地仍然是古苗瑶语
族的居住地或未经开发垦殖的原地，其间可能还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桃花源式”的汉族移民点。这样的人
口分布与民族构成的格局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显然不可能通行着一种“古湘语”。更确切一
点说，即使是上述几个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种“古楚语”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语”。在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历史界限，当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时，不应混
淆二者之间的历史界限。
对城步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点必要的叙述会使上面的质疑得到更为充分的支持。城步县现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县”，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国、有清一代、明初都称“城步县”，明初设为“城步巡检司”
，属武冈县。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城步的名称只能追溯到这里。唐代的城步为“飞山蛮”地，汉至隋为“无阳
五溪蛮地”。这时的“五溪蛮”系汉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蛮”。唐末“五溪蛮”据飞山自守，故又称“飞山
蛮”。“飞山蛮”自称则为“猫”，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汉人（主要来自江西）陆
续到城步落籍定居，但县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绝对优势。明弘治十五年设置时进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统计，此时
仍为苗多汉少。乾隆五年“改土归流”时有不少苗族为免受民族歧视而改称汉族，进入民国后汉族人口才超过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统计时，全县有苗族八万四千余人，略低于汉族人口数。根据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无
论如何也推不出“在战国秦汉时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语”这样的结论来。
1．2．5归纳起来，《背景》在分区过程中的失误主要有这样几条：使用了数学方法但因数据库不可
靠而未达到预期效果；选择了标准点但标准点的代表性又不强从而使其他方言点难于归集；假设了一个“古湘
语”作为展开论述的前提但这个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语”又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
为，《背景》分区的意义似乎倒不在其分区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创新精神，给方言的分区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区大体上已代表了目前国内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区方法，因此，本文
对上述各家分区方法的评价也可算是笔者对目前汉语方言分区现状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区
2．1．0分区的事实说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连续的，渐变的，如果只给方言确定一个分区标准的
话，可行性相当差。由于不同的分区者对语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认识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标准，分区结果当
然难于统一。1987年，笔者在钱曾怡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几次关于方言分区的历史、现状、标准、方法的
讨论，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叫“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
，并用这种方法来对有过多种分区、有相当分区难度的湖南方言进行分区，以便和各家的分区结果相比较。具
体的做法是：以长沙（湘语代表点）为中心，东取南昌（赣语代表点），西取贵阳（西南官话代表点），从三
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然后把湖南境内的
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三个代表点相比较，比较时按声、韵、调的顺序依次进行。由于分区条目都是七条
，判断方言点归属的隶属度是“四”，三次分区的结果都作出分区图，最后根据三张分区图来作综合分区，任
一方言点，只要在两项分区中都属某一代表点，就把它归入该点所代表的方言区，这时隶属度是“二”。据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点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两
项或三项分属两个或三个代表点），独立型方言（只有一项或无任何一项可归入三个代表点）。
2．2．0分区要有据以分区的材料、分区的原则、标准，及相应的图上表示，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说明。
2．2．1分区材料材料的好坏决定分区的质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主，相
比较而言，这个材料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调查点不足；二是记音有欠准确之处，如衡阳话；三
是有相当的调查点远离城区，有的甚至在县境边缘地带，代表性不强。鉴于这种情况，衡阳话改用李永明先生
《衡阳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涟源、双峰、新化、祁东、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个点则用《总结》中的相关材料。
2．2．2分区原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其实是就相关的调查点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和分类，因此，
分区时本文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语言学标准的原则，任何非语言学的标准都不能作分区标准；第二是共
时性原则，分区时只就方言现状进行分区而不涉及方言的历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统性原则，在把握方言之间的
异同时从其系统性、整体性出发而不只根据一两个语言特征来确定方言点的归属。
2．2．3分区标准分区标准就是据以分区的条目。李荣先生在谈分区条目时提了三条，一是条目的
代表性，二是条目在语汇中的使用频率，三是条目使用频率，这三条都是指导性的意见。根据我们的理解，条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区别性，就是一地方言区别于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同时我们还强调条目的系统性，汉语方
言之间的矩离远近，在语音上具体表现为各方言音系在声、韵、调各有关方面对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别从长沙、南昌、贵阳三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韵母、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各七条作为分区条目。
2．2．4图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区图示法是采用划块（块状表示）围片（同言线法）的方式，这看起
来比较好看，但与实际的方言分布情况并不相符。就一方言点来看，方言持有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户与户之
间，村、寨、城、镇之间都是非连续性的，呈离散式点状分布，因此，本文也用点状符号来表示方言类别，这
样，既可以积点成面，几个相同的点状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成片的方言区域，又可以如实反映方言分布的点面
相间、错综复杂的情况，尤其在反映方言岛、独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语言事实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2．3声母系统的分区
表一：声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附图[图]）
说明
1．上表中，南昌话全部采用《汉语方言字汇》（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贵阳话的材料是笔者调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说明。
2．取点比较时，如果碰到古全浊声母今仍读全浊塞音塞擦音时，则归入长沙点。
3．由于第六项长沙话与南昌话属同一类型，因而两地的区别条目只有六项，如果出现南昌、长沙各点三
条的情况时，就着第一、二两项属何处方言，属长沙则归入长沙点，与南昌话相同则归入南昌点。
分区结果是：
长沙所属方言点（地名后的数值为隶属度）
长沙7临湘5．5岳阳5南县3．5沅江6
湘阴6平江5浏阳4宁乡6益阳6
桃江5．5安化6．5泸溪4新化6涟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双峰3．5衡阳5
祁阳4永兴5资兴4邵阳4武冈4
洪江5．5会同4绥宁6．5城步6江永4
计30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耒阳3．5常宁3．5宁远4宜章3．5
计4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华容5安乡5汉寿5临澧7常德5
澧县6石门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顺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吉首4辰溪5凤凰6麻阳6溆浦5．5
怀化6芷江5新晃4靖县4通道4．5
新宁6东安4零陵4新田4．5桂阳4
郴州6嘉禾5蓝山4江华4安仁5
道县4
计3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县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
临武湘乡祁东隆回洞口黔阳
桃源龙山
计14个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1：声母系统分区图
2．4韵母系统的分区
表二韵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上表中，前三条的重要性，代表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后四项发生交错时，则以前三项的情况来确定方
言归属。另外，《报告》中缺文白异读材料，因此，第七项全部采用《总结》中的材料。
进行归纳时，由于第一项和第七项长沙与贵阳相同，这两项又都同时与南昌话对立，确定隶属度时，如果
与南昌话相比较，可以“四”为隶属度。但如果相对长沙与贵阳而言，两者的对立项目只有五项，判断某方言
点的归属时，隶属度应为“三”。据此，湘阴、嘉禾、永兴应归入长沙，常德、江永、江华、新晃、桂东应归
贵阳。
分区结果为：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5益阳6安化6
沅江5南县5．5湘阴5岳阳4．5临湘4．5
浏阳4．5醴陵4．5绥宁4．5嘉禾5蓝山5
永兴5资兴5涟源5．5洞口5桃江6
株州4隆回4．5
计22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平江4．5攸县4．5
只有两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桃源5慈利4临澧6．5澧县5．5安乡5
汉寿5华容5黔阳5会同4城步4．5
通道5新宁6．5溆浦6新化4．5邵阳6
祁阳5汝城6衡阳4常宁5宁远6
耒阳5安仁4郴州6常德5龙山5．5
＠②县4桂东5桂阳6新田6临武6
宜章6东安6零陵6道县6江永5
江华5石门7桑植7大庸7永顺5
保靖7花垣6古丈5沅陵7凤凰6
泸溪6芷江6靖县6新晃5麻阳6
吉首6辰溪7双峰4．5怀化6．5祁东5．5
洪江5．5
计5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湘乡衡山茶陵武冈
上入图后见图2：韵母系统分区图。
2．5声调系统的分区
表三声调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说明：
1．从长沙到辰溪的七十五个方言点的调值系采用《报告》中音系说明部分的实际调值而非声调表中经过
音位处理的调值。
2．长沙与南昌的对立条目只有五项，归纳方法同前。
各代表点所属的方言点如下：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益阳4安化5
桃源4澧县5沅江4南县4湘阴5．5
岳阳4．5临湘5黔阳4．5城步4．5新宁4
湘乡6衡山4涟源5双峰4．5桃江5
株州7
计21个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武冈4常宁4．5宁远6嘉禾6蓝山5
耒阳4永兴5．5郴州6常德4．5龙山6．5
桂阳6．5新田5临武6宜章5道县5
江华5石门4．5桑植4大庸4．5永顺6．5
保靖6．5花垣5．5古丈6．5沅陵5凤凰6．5
泸溪5芷江5新晃5．5麻阳6吉首6．5
辰溪5．5怀化4．5洞口5洪江4．5
计34个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会同安乡汉寿华容平江
浏阳祁阳澧县绥宁通道溆浦
新化邵阳资兴江永茶陵汝城
衡阳＠②县桂东零陵靖县祁东
隆回安仁东安
计29个点
南昌话无可归集的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3：声调系统分区图
2．6综合分区
根据前面三次分区的结果可以制成下面这样的表来进行综合分区。
表四：综合分区表（表例）
（附图[图]）
根据上表统计的结果如下：
湘语区方言点
长沙3临湘3岳阳3南县3湘阴3
沅江3益阳3桃江3安化3涟源3
宁乡3湘潭3株州3浏阳2双峰2
衡山2绥宁2城步2永兴2资兴2
计20个方言点，占总数的23．8％
西南官话方言点
华容2安乡2汉寿2常德3临澧2
澧县2石门3慈利2桑植3大庸3
龙山2永顺3保靖3古丈3沅陵3
花垣3吉首3泸溪2辰溪3溆浦2
凤凰3麻阳3芷江3怀化3新宁2
新晃3洪江3靖县2通道2安仁2
东安2零陵2常宁2耒阳2蓝山2
新田3宁远2道县3江华3临武2
嘉禾2桂阳3郴州3宜章2
计44个方言点，占总数的52．4％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湘乡攸县茶陵祁东隆回
＠②县桂东汝城
计9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0．7％
混合型方言点
平江（湘＋赣）会同（湘＋官）新化（湘＋官）
邵阳（湘＋官）祁阳（湘＋官）衡阳（湘＋官）
江永（湘＋官）洞口（湘＋官）武冈（湘＋官）
桃源（湘＋官）黔阳（湘＋官）
计11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3．1％
赣方言是空集。
上分区结果入图后见图4：综合分区图。
比较前面四张分区图后可以发现，前三张参差过大，而综合分区的第四图明显优于前三图。湘语方言点主
要集中在湘、资流域中下游和洞庭湖沿岸，向西南方向以邵阳、武冈等混杂性方言作为过渡，有城步、绥宁两
个点，向东南方向以衡阳、耒阳（耒阳虽然归入西南官话，但混杂程度很高）作过渡，有永兴、资兴两个点。
这四个点就整个音系来看仍属湘语，但都不纯粹，城步的韵母系统属官话系统。
西南官话方言点为湘西北、湘南两片。湘西北片与湖北、四川、贵州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湘南片与
广西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两片加起来有四十四个方言点，是湖南省势力最大的方言。从整个音系来看，
湖南境内没有真正的赣方言点，但赣语的影响可从湘赣交界的混杂性、独立型方言点中看出来。独立型方言有
两种类型，一种是“湘乡型”，包括隆回、祁东在内。这种方言可能原来就是独立的，受周围方言影响较小，
原来的特点保留得比较多，因而不同于其他方言，同属独立型方言的方言点之间的关系尚需研究。另一种是“
醴陵型”，醴陵话的音系就整个系统来说很难把它归入湘语或赣语，可又都同时具备湘语和赣语的一些特点。
这种方言大概属于因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也有自身的音系特点）而产生的既不同于甲这种母方言也不同于
乙那种母方言的新型方言，这类方言还有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需进一步的研
究。混杂性方言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湘语和赣语相混杂的“平江型”，一种是湘语和官话相混杂的“衡阳型
”。平江型只有一个点，衡阳型则有祁阳、江永、武冈、洞口、邵阳、新化、会同、黔阳，桃源等十一个点，
这十一个点可以合成一类。从衡阳到黔阳一线的混杂性方言点正好处于湘语东北片、湘语西南小片和湘语东南
小片的分岔处，也是官话湘西北片和湘南片被沅、资、湘三水分割的地带，事实上是湘语和官话的交接处，这
一地区的方言成为混杂性方言，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从整个分区的结果来看，所有的混杂型方言或因混杂而
成的独立型方言都处于方言区交界处，可以说，这样的分区结果是比较合乎语言事实的。
2．7这个分区可以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地域来验证。
花鼓戏是湖南省各地民间小戏的总称。湖南各地花鼓戏名称有别，源流亦异，但其曲调唱腔都与当地人的
山歌小调密切相关，唱词道白都使用当地方言，是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因此，其流行的地域与方言
的地理分布是大致平行的，可以相互证明。
长沙花鼓戏内部可以分为长沙路（流行于长沙、湘潭、株州等地）、宁乡路（流行于宁乡城乡）、平浏醴
路（主要流行于平江、浏阳、醴陵等地）、西湖路（主要流行于洞庭湖西岸的南县、益阳、沅江等地）四种小
类，其分布范围与湘语中心区域是一致的，其之所以分为四路，也与湘语内部的方言差异有直接关系，如平浏
醴路。前述诸家多把平江、浏阳、醴陵划归赣语，完全可以想象让平浏醴路长沙花鼓戏分别在长沙和南昌演出
时两地观众可懂程度的大小。
除长沙花鼓戏外，湖南还有两种重要的花鼓戏，这两种花鼓戏的流行地域与混杂型方言密切相关。一种是
衡阳花鼓戏，流行地点主要有衡阳、衡山、常宁、耒阳、安仁、永兴、郴州、茶陵等地。从其流行地域可以看
出，它既可在衡山，永兴等湘语区流行，也可在郴县、常宁等官话区流行，还可在茶陵等因混杂而成的独立语
区流行。另一种是邵阳花鼓戏，其流行的地点主要是：邵阳、邵东、武冈、隆回、新宁、城步等地。和衡阳花
鼓戏一样，邵阳花鼓戏也可在湘语、官话、混杂型方言区流行。从邵阳花鼓戏的形成历史来看，它和湘西阳戏
、零陵花鼓戏有密切关系，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程度很深，从分区第二图看，这地区的方言的韵母系统就
颇具西南官话的特征，大多可以划入西南官话。
其他还有常德“喀喀戏”、零陵花鼓戏、湘西阳戏等，其流行地域均与官话湘北、湘西、湘南各片相对应
。下面，连同上述各种花鼓戏及与之相对应的方言区（点）列表对照。
表五：花鼓戏流行地域及其方言区属对照表
（附图[图]）
（附图[图]）
注：上表中，零陵花鼓戏还有宁远、临武、新田等县未列入，湘西阳戏尚有芷江、靖县、麻阳、辰溪、溆
浦、泸溪、保靖、花垣、永顺等地未列入，均属西南官话。
三结束语
3．1“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是一种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把语言学和数学结合起来解决语言问题
的方言分区法。实际操作时，先从长沙、南昌、贵阳抽出能代表湘语、赣语和西南官话音系特征的区别性特征
条目，从长沙、南昌、贵阳三个方言代表点的视角度，对湖南境内的八十四个方言点作鸟瞰式的扫视对比，使
用的分区条目实际上是“3×3×7＝63”条，对各地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的相关项目作分类统计后，又从总
体上对其作“隶属度”置信判断，可归入相应代表点的就明确其方言区属关系，能够独立的就让它独立，对混
杂型方言也不强作归并。这样做的好处是：为湖南方言的现状画一条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轮廓线，便于进一步
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方法还可编成计算机程序来进行分区，这样，就可以避免人工分区的主观任意性，还会节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分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而言，更是目前各自为阵的分区方式难以比拟的。
3．2历史上的移民与现代方言面貌的关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线决定关系。有
什么样的移民就一定有什么样的方言类型，这样的想法是比较片面简单的。笔者1987年到江西萍乡调查方
言时听萍乡人说，醴陵话不能算江西话，而是和长沙话差不多，而且，连萍乡的老关和湘东两区的话也是“湖
南话”而非“江西话”。历史上醴陵不曾向萍乡移民。换一个角度就可以发现，湘语并非时时处处都只被其他
方言“入侵”而不对其他方言产生对等的影响。湘南地区从古到今均未大量接受过西南官话的移民，该地居民
的家谱、碑铭都证明没有发生过这种移民，而当地千差万别、语言特征非常独特的“土话”也证明不可能有过
这种移民，但这一地区的数百万人为什么使用西南官话来作公共交际语而不选用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语，这种
情况用“移民决定说”显然就讲不通。这种情况可能就要从语言事实出发，结合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动、价值
观念、不同方言的交际功能等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3本文的分区不同于各家的原因不只是方法不同，也是语言学观点有差异。在分区过程中，面对具
体的语言事实，我们没有完全遵从哪一家或哪一种理论。笔者坚持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语
言理论或语言假设都必须反复接受语言事实的检验，如果事实与理论发生趑趄，那就应该先怀疑理论的普适度
和正确性，而不能将活生生的事实硬塞进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中去强作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会导致理论
的萎缩甚至窒息理论。
［附记］本文原为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曾恰先生。
（附图[图]）
（附图[图]）
（附图[图]）
（附图[图]）
主要参考书目
《城步县志》（同治）
《城步苗族自治县概况》（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龙华1981“湖南花鼓戏的艺术种类和流派”，载《湖南师院学报》第2期
霍凯特1986《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麟维、李继宗、邹珊刚1984《系统思想与方法》，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荣1985“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官话方言的分区”，分别见《方言》第1、2两
期。
熙1986“在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中国语文》第4期。
黄雪贞1986“西南官话的分区（稿）”，载《方言》第4期。
李谱英、杨焕典、梁振仕、刘村汉1985：“广西的汉语方言（稿）”，载《方言》第3期。
刘光亚1986“贵州省汉语方言的分区”，载《方言》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