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6 13:39: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代建筑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南通民居;型制变迁
Abstract:the old habitation in Nantong which seems as the neoteric building developing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orm to the combinative form ,finally becoming the western form makes a recordation of the whole Nantong building evolvement. most of Chinese neoteric cities like this including Nantong city. The existent of the old habitation in Nantong were almost built before the liberating. They all reflect this evolutive process clearly because the old habitation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 of age lag.
Key words: Nantong common people residence;System vicissitude
中图分类号:TU-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10-42(5)
作者简介:徐永战南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讲师
杨科南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讲师
南通东濒黄海,南临长江,与沪、苏、锡、常隔江相望。北依苏北平原,与扬州、泰州和盐城历史上犬牙交错。其地理位置真可谓“江海之会南北之喉”。南通土地为冲积成陆,成陆时间从西北的五千年①,至东南海边上百年不等。南通在近代由于张謇的卓绝的贡献,进行了“一城三镇”的城市规划,创建了以大生纱厂为首的工业建筑群,并且开始了中国近代完善的教育体制,使南通成了中国近代的“文明县”。近代的产物多和西方有关,随着张蹇事业的推进,南通赢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同时,西方的思想逐渐进入老百姓日常生活,民居是百姓思想的载体,从南通现存的民居建筑上可以清晰的看出建筑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变,即从传统中国式建筑向西洋建筑的演变。
1门楼的演进
近代民居建筑由于受中国古代思想的熏陶,对古文化有着强烈的回味,传统中国式的南通门楼多为蛮子门,在南通俗称“提闼门”。由于用地有限,就和其他建筑合建一起,类似于北京四合院的倒座(如图1)。南通门楼做工精细,墀头分为三段下碱、上身和盘头。承重结构为穿斗式木构架。正脊为雌毛脊。在盘头上多有砖雕。随着南通近代化的进行,居民的意识形态开始变化,这些变化忠实反映在民居的门楼上。首先门楼的门脸上方开始出现欧洲流行的砖石拱券,而门楼的构件还是木构件,屋脊还是轻盈飘逸,此时的门楼即是洋门脸(如图2)。在此期间还夹杂了石库门的痕迹,高大的立柱,厚重的的墙体,只是砖墙的里面还是传统的穿斗式砖木结构的门楼。随着近代民主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和建筑材料的革新,尤其是水泥和钢筋的广泛生产和普遍使用,大生纱厂的工厂开始遍布南通,为工商业服务的商会和各种机构也随之兴起,西洋式建筑开是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种变化在作为文化载体的门楼上表现更为突出。传统建筑在中西结合式建筑中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便演变成了西洋式建筑。这一阶段的建筑在南通很多,如更俗剧场、商会大厦、淮海实业银行等。门楼更能体现现代西方的建筑倾向,当时西方建筑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新建筑运动,建筑由强调院落空间,变成强调建筑主体,这时的门楼也变成了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门楼开始以西方的柱式、拱券和山花为主要的配件。在这个时期,红砖的烧制技术国人已经掌握。门楼的装饰以红砖在青砖墙面上镶嵌条纹为主(如图3)。
2院落的演变
中国古典民居侧重空间美的表现。院落是中国建筑的魅力所在,是内向空间美精神的体现。主建筑和辅建筑都是庭院空间的构成因子。南通民居的扩展形式是以院落为单元纵向和横向发展。纵向发展形成了前后多进院落,每一个的进深不同。随着院落向内发展,进深越来越大,而正房也越来越高,保证了院落的空间感觉。南通民居院落两侧没有厢房或单侧有厢房。院落宽度同正房面宽,形成了宽度远远大于进深的宽敞院落。南通民居院落的形式采用了北方的宽大院落,而没有采用徽州的天井,是因为南通地处沿海夏季风大,自然被动通风即可创造凉爽舒适的人居环境。而冬季气温较低,湿度较大,又需要大面积的吸纳阳光,形成温暖干爽的舒适环境。开敞的院落适应了中国封建文化,又适应了南通的气候特征。南通多风、早期房子材料多为易燃物,如草顶、木梁架等,为了防火,两进之间设置一个狭窄的巷子,仅有一人宽,便于送水和阻火。为了加强家族之间横向的联系,在两进院落之间侧面的围墙开侧门出入 。随着西洋建筑的因素在民居中越来越多,反映中国封建思想核心内容的院落空间也趋于解体,不再将联系家族关系的院落放在首位。院落的进数减少,甚至变成一进院子,院门朝路开设。到了张謇时代,院落基本消失,这时建筑成为主体,周围设置镂空的院墙,充分强调了院落对外的开敞性。所表现的主体由中国古典的内向院庭的整体空间景象,逐步转向为西洋式以建筑个体为主的建筑形式。
3建筑的演变
三个阶段的进化在建筑上的表现是极其明显的。首先南通民居经过了辉煌的明清时代,严格遵守民居不施外檐斗拱。建筑具有明显的三段式,南通地势低,潮气大,台基较高,一般50cm,台基的阶条石多为整块的镇江产红色花岗岩,长度同明间,足见南通的富庶。山墙为整砖或抹灰上身砖砌博峰,檐墙在次间和稍间为砖墙砌筑,木制窗框。明间向内凹进形成檐廊,是院落空间向室内转化的灰空间。屋面为阴阳瓦,盖瓦使用板瓦,檐部有勾滴瓦,多不做垂脊。少数有垂脊的建筑垂脊外侧直接做博峰板,没有排山勾滴。两端高高翘起的正脊是南通民居的典型特征。正脊和正吻为一个整体。正脊中间为宝匣,宝匣外抹灰饰以精美图案。木结构多采用穿斗式,但大户人家为创造大空间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式―插梁式建筑。即承重梁的梁端插入柱身,屋面的每--檩条下皆有一柱,部分柱置放在插入柱身的大梁上。而非抬梁式的梁在柱端。南通早期民居的插梁架用料肥大,梁身呈月梁,抱檩下设置云彩花板和随檩斗拱。从整个立面来看,南通民居兼具北方的沉稳和南方建筑的轻灵。屋檐产生的阴影,加上明间廊子的凹进,使整幢建筑产生了鲜明的立体感(如图4)。
西方建筑形式逐渐传入南通,建筑在平面上没有多大的改变,内部的砖木结构也没有改变,只是在外表的局部添加西洋建筑元素。如小巷8号住宅只是在建筑的山墙上加入石库门的符号,在窗户上加上哥特式窗套,在栏杆上加上具有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特点的铁艺而已(如图5)。随着西洋建筑进一步影响南通民居,南通民居的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也随之改变,建筑的形状不再局限于方方整整,建筑的平面造型开始活跃。几何造型的楼梯、门窗,彰显着西方建筑的特色,突出的烟囱、巨大的壁炉突出了异国的风情。建筑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巨大的柱廊,简化的巴洛克图案。房间也不再局限于由明间、次间组成的方整的平面形式。功能上开始复合,不同功能的房间集合在一栋别墅里面(如图6)。出现了功能分区,景观和朝向的因素在建筑设计中开始引起重视。主要的功能性房间布置在南侧,次要的布置在北侧。日本人称之为中国的殖民式建筑(ColonialStyle) “外廊样式”在大生纱厂也出现了。 另外南通民居在承重结构上的演变也是很明显的。在明清时期承重结构多为穿斗式木屋架,也有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的模式。在中西结合的过程中,建筑的承重结构开始转变,开始变成混合结构,即由山墙和穿斗式排架共同承重。两山为山墙承重,中间为穿斗式排架。如上世纪二三年代随着混凝土的普及,承重结构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梁柱和青砖墙共同承重,相当于现在的砖混结构。
南通民居是南通文化精神和南通符号的载体。寄托着南通先民内心深处的期望,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符号和心理暗喻。南通民居所赋予的精神意味和审美情趣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是南通理想的生活环境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南通民居是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和西方建筑融合过程的结晶,她与近代第一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融为一体,充分展示了近代第一城连绵不断的文脉,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色,凝聚着南通文化的基本内涵,历经风雨的洗礼,将伴随着南通文化的兴盛而兴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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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金屏.近代南通城市的历史演进[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9).
[4]陈伯超.中国民居[M/OL].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这是一个灯火阑珊的夜晚，喧闹、迷离、躁动与激情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闪烁的霓虹映在城市路人的脸上，伴着几许郁闷忧郁的神情，夹杂着几许发泄欲望的冲动，建筑艺术中的法律精神论文。我也是这样一个城市人，但却偏偏选择了寂静与孤独。驻足湘江之畔，徜徉岳麓之颠，静静地看着城市的灯火，感受着现代城市建筑的艺术魅力，并不知不觉由此伸发开去，将混乱的思绪游走于建筑的艺术与法律的精神之间，试图在感性与理性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将其二者融合。在此种比较的视野中，妄图在法学研习之路上另辟蹊径，寻找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法律内在的逻辑平衡和结构价值。
一、凝固中的运动
说到建筑的美，人们常常以“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一语冠之。的确建筑的形式语言和音乐十分的相似，他们在时空上都强调对称性。建筑立面上的门和窗是音乐的节奏和音符，建筑的形式语言和音乐的语言一样，在表意上都强调一种朦胧的状态，而非直露的表白。但是建筑本身却并非凝固之状态，建筑的存在，建筑的功能，以及建筑的审美，在更高的层次上具有自身的精神向度，呈现出一种四维空间复变的态势，一种拓扑结构。建筑艺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不断地获得新的生命。在人类对艺术的鉴赏和诠释下，看似凝固的建筑重新被激活，古老的巴提农神殿、精美的黄鹤楼也在此种激活中具有了新的时代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凝固中的运动价值与法律的价值有着惊人的相似。篆刻在黑色玄武岩上的《汉谟拉比法典》距今已有2700多年，但是如今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中我们依然对于这部人类早期的行为规范赞赏有佳。《法国民法典》颁布已有200年，但是其基本的原则和精神并没有因为凝固的法典文字而被禁锢，而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法律的实践与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不断地更新、超越和创造自身的价值之维。
二、在开放与闭塞之间
建筑作为一门艺术和工程相结合的学科，其自身内部是无法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完满状态的，其必须有结构力学和人文精神双重支柱的支撑才能不断的深入发展。随着人类科技的突飞猛进，近年来诞生了一些新的建筑学名词，诸如建筑经济学、建筑生态学、建筑论理学、绿色建筑等。其中美国设计室奈特设计的流水别墅和美国皇家女子学院教学楼钢架与山坡融合的设计堪称新时代生态与绿色建筑的代表之作。反观法学又何尝不是此番景象呢？法学研究在开放与闭塞之间徘徊。有的法学家认为法学自身的方法论和价值取向就完全可以解决法学研究中的一切问题，法学论文《建筑艺术中的法律精神论文》。这种思想在法学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以来都占有极其显赫的地位。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与更新，人类的思想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交流与融合的思想观念融入每一个现代人的大脑。随着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等等学科的兴旺发展，法学本身正在一步一步地被这些学科所介入，由此便诞生了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等等分支学科，以及这些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其间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法经济学专家理查德A波斯纳法官、法社会学者庞德教授，德国的柯茨教授等。
三、民族与地域的差异
德国文学家歌德认为：“凡是把许多灵魂团结在一起的就是神圣的。”自古以来，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精神支柱使人们团结在一起。中国是文明古国,建筑经历了几千年的改革和发展,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具有独特文化的传统。在秦帝国时期修建的万里长城，蜿蜒于峻岭之上，千百年来抵御着异族对中华民族的入侵，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遥远的北欧，一些传统的建筑多为尖顶，这与冬天当地积雪有关。受当地建筑材料的制约，用木材构筑的屋顶承受不了积雪的重压。所以屋顶有大坡度使得积雪不至于在房顶较越积越多。虽然今天在建筑材料领域早已经有了坚实的新材料，但是北欧人依然保留着他们建筑的这种固有风格。
流连沪上，但凡是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建筑，几乎都与邬达克有关。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从来没有一个建筑师，能与一座城市的一个时代如此交融。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乐章，那么邬达克的作品，就是凝固在上海的华彩乐章。
这位出生在奥匈帝国斯洛伐克境内的建筑世家之子，在布达佩斯皇家理工学院建筑系甫一毕业，就应征入伍。前帝国上尉的传奇东方之旅由此而来。诚如有评论所言：“这位匈牙利设计师‘一战’期间在俄罗斯沦为战俘，经由俄罗斯来到中国，他将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建其主要的专业成就，在‘一战’末到日本入侵前这段时间，在以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为特征的阶段，成为当地最成功的设计师之一，也是上海转型最敏感的阐释者之一。”
今年是上海开埠170周年，年初的时候，又恰逢邬达克诞辰120周年和逝世55周年。在这样的时刻，纪念邬达克，对上海来说，有特殊的意味。邬达克的一件件作品，早已成为上海滩一个个地标。后来者追寻邬达克的足迹，会得到别样的启示。
一个人，一座城
最近，《邬达克》一书的主要作者，建筑历史博士卢卡·彭切里尼来到上海，为其作品的中文版做活动。彭切里尼1974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本人也是一位建筑师和设计师，现居意大利米兰，执教于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同时担任意大利米兰新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硕士项目负责人。他的博士论文是对拉斯洛·邬达克的生平和作品所作的首次全方位的学术研究。
彭切里尼十年前为研究邬达克来到上海，最初找到的，正是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的郑时龄教授。郑时龄说，“邬达克来上海以前在欧洲做过一些建筑项目，有过一些早期实践。然而接踵而来的则是军旅生活和流亡生涯。邬达克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从一名建筑师到士兵，再到一名建筑师，‘处处无家处处家’就是他几乎一辈子流落他乡的生活写照。”
邬达克于1918年末来到上海，直到1947年初去瑞士，在上海生活了29年。先是在美国建筑师克利开设的克利洋行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克利合作设计了中西女塾、美国总会、四行储蓄会汉口路大楼和诺曼底公寓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均为复古样式，但邬达克个人的某些风格，如喜爱用面砖饰面，已开始形成。
1924年年底邬达克自己开业，在30年代达到他的建筑师生涯的鼎盛时期。随着国际新建筑风格的出现，邬达克的设计风格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上海新风格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大力推动者。郑时龄指出：“他的设计风格的转变最初出现在1932年建成的真光大楼上，这座表现主义风格的办公建筑的立面上还留有一些传统风格的痕迹，其哥特式的尖券和褐色的面砖使整个建筑的造型十分简洁，又不失华丽和凝重。”如今，在圆明园路209号，依然能见到邬达克来沪早期的这座代表作。
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大光明大戏院于1933年6月的落成，标志着邬达克设计风格完成了彻底的转变，他的新潮设计立刻受到建筑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现代建筑师的地位。1934年12月，几乎是美国30年代摩天楼的直接翻版的高达83.8米的国际饭店落成。这座大楼不仅造型新颖，融汇了现代建筑和表现主义的语言，其结构、设备都代表了当时上海甚至远东地区的最高水平，由此奠定了他在上海建筑史上不可动摇的先锋地位。在1938年建成的吴同文住宅中，设计风格更接近国际式。圆弧形的大片落地玻璃窗、强烈的水平线处理和流线型的室外大楼梯等，使这座住宅成为上海现代建筑的代表作。
郑时龄说：“邬达克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和不同建筑师的建筑式样，从赴欧洲和美国的旅行中收集资讯，从最新的建筑杂志中寻求灵感，孜孜以求建筑的地域和时代精神。邬达克的建筑风格注重形象的整体几何性，造型丰富，细部处理细腻。邬达克的设计总能有新颖的构思，思路从未枯竭，他的50多项建筑作品中几乎没有重复出现的母题，这点对于一位建筑师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一个人，来到一座城。一座城，成就一个人。正如上海近代建筑的整体那样，邬达克的建筑风格扑朔迷离，历经新古典主义、哥特复兴、殖民地风格、折中主义、表现主义、装饰艺术派以及现代建筑风格。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了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式和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仿佛建筑风格的大全，既有当时欧美现代建筑的直接影响，也有建筑师个人的创造，几乎每一幢建筑都在表现不同的风格，每一种风格似乎都尽善尽美，然而又无法对这些建筑贴上确切的风格标签。邬达克设计的建筑类型涵盖了独立式住宅、公寓、酒店、办公楼、电影院、学校、银行、俱乐部、教堂、医院、工业建筑等十分广泛的类型，邬达克是上海最多产的外国建筑师之一，他所留下的大量建筑作品，参与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书写了上海近代建筑史辉煌的一页篇章。上海培育了邬达克，而作为现代建筑的倡导者，他也参与创造了上海近代建筑的摩登风格。
彭切里尼的“邬达克拼图”
作为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在近代上海快速现代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邬达克的设计和职业生涯也表现出一种职业建筑师的商业化倾向，善于满足业主的每一种品位和生活方式的需要，认真监造，追求建筑设计和施工的完成度。然而，邬达克从不去追逐那些激进先锋运动的潮流，在他的建筑实践中，总是有限度地做一些现代美学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尝试。也正因为如此，邬达克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建筑学派，也没有在探讨建筑理论方面做出建树，尽管他的作品曾经被欧洲许多建筑杂志报道过，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世界建筑史曾经提及他的名字。
彭切里尼说，“十年前刚来到上海的时候，掌握的材料非常少，当然我在美国宾州做了一些研究。”彭切里尼当时只知道同济大学的郑时龄是邬达克研究的专家。也是碰碰运气，他在地图上找到了同济大学的地址，正值8月份的中旬，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正好在修房子，没有什么人。人们很好奇地看着这个外国年轻男人，而彭切里尼当时也不会说中文，就不停地用英文跟他们讲郑时龄教授的名字，学校的工作人员居然听懂了，就跟他说：“你等一等，我帮你打一个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是一个人用意大利语跟他说下午好，那就是郑时龄。后来，郑时龄跟彭切里尼提到了关于邬达克的很多档案资料，都珍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档案馆里。于是彭切里尼找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学者雷诺。雷诺是最早的对于维多利亚大学里的邬达克档案进行研究的人，他的硕士论文就是以国际饭店为主题。雷诺给了彭切里尼与邬达克第二个儿子——西奥多·邬达克的联系方式。
“当时其实邬达克的妻子吉塞拉仍然在世，已经102岁，但是很遗憾没有能够访问到她。”彭切里尼说，“此后，寻找的历程就开始了。西奥多·邬达克说他妹妹叫阿莱萨·邬达克，当时是住在凤凰城。我就到凤凰城找到阿莱萨。阿莱萨又给了卢卡她的哥哥，马汀·邬达克在蒙特卡洛的地址，马汀又给了我很多布达佩斯亲戚的联系方式，这就一环套一环开始了邬达克的研究之旅。”彭切里尼的研究之旅如同一次探宝，好像一站一站地去寻找关于邬达克的踪迹和宝贝，但是直到最后才能够拼出一幅完整的关于邬达克的全景图。
彭切里尼还到了布达佩斯，拜访了邬达克的侄外孙女。“我是在一个非常冷的冬天拜访了邬达克的侄外孙女一家。我说我要研究邬达克，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你这儿有没有资料。她说好像他曾经给家里写过很多信，就找一找吧。她到卧室里打开一个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类似金属饼干盒的盒子。我问可以打开这个盒子吗？他们家里人说当然可以了。没想是一个‘藏宝盒’，里面多是邬达克亲笔写的明信片、书信，都是关于邬达克的一手档案资料。真是太宝贵了。”
从“藏宝盒”中，彭切里尼发掘出——邬达克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他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很多细节，事无巨细地通过书信、明信片的形式，向他远在东欧的家人汇报。一张邬达克自制的明信片显示，一面是邬达克亲手粘上去的一些他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小照片，背面是他亲手画的工作室的平面图。
Q&A
《财富堂》：欧洲这么多的建筑师，你为什么会选择邬达克作为研究对象？
彭切里尼：首先我对上海的建筑非常地着迷。我在研究邬达克时发现，他的成功其实取决于他有很多中国客户。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很多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建筑师都擅长美式风格、法式风格、英式风格，但他们中国的客户可能比较少，而邬达克对于建筑现代风格的要求，也就是邬达克的成名所在。其实当时中国客户的需求跟西方客户的需求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客户可能对现代性的要求更高。当时西方客户想要通过建筑来展示他们的权力，中国的客户就很不同，他们希望建筑能够展示他们对于现代的追求。当时上海正处在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时刻，这个与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发展的脉络也是一致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在邬达克刚刚展开他的职业旅程的时候，他的很多客户还是西方人。他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说到在这里简直没法做出真正好的建筑。为什么？因为当时任何带一点现代风格的建筑都会被视为德国风格的，这个在上海简直就是自杀，要知道当时正好是一战后的背景。邬达克的职业转折点就是他从为西方客户服务到为中国的客户服务，把世界上最现代的建筑，最流行的建筑风格毫无延误地，用最快的时间引进到上海，这就是邬达克的成就所在。这本书里也提到国际饭店的建造就用了当时最新的德国技术，特别是在地基的工程中。
《财富堂》：邬达克作为建筑师在西方是否也像在中国一样有名呢？
彭切里尼：在我追寻邬达克足迹过去的十年里，邬达克也从默默无闻到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关于他的展览、纪录片、电影，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图书出版，可以说，邬达克重新在世界建筑史上留下了名字！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研究文化遗产的组织，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邀请我和雷诺，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做一个关于邬达克的演讲；2008年上海市城市规划局和同济大学还有匈牙利领馆共同主办了一个邬达克年的纪念活动；2011年，苏黎世理工大学邀请我去做了一个关于邬达克的讲座。这次讲座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邬达克一直在国际建筑史上是比较被忽略的。国际一流建筑学府邀请做关于邬达克主题的讲座，那么也说明了他日益得到了国际认可和国际建筑学界的承认。
关键词：厦门；嘉庚建筑；砖石组合；近代建筑特征
中图分类号：TU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4）05-0061-04
1 前言
厦门近代嘉庚建筑，是一种带有文化交融意义的建筑类型。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时期，其建筑砖石立面，以立面材质的特异性，砖石技艺的传承性，立面风格的延续性，在近代中西文化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基于自身地域特点，不断进行建筑探索与创新，最终形成特有的嘉庚建筑风格，为闽南地域建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根据现存嘉庚建筑建造时间，将其分为前期探索（1913-1927年）、后期发展（1950-1962年）两个时期，从建筑主体墙身、洞口形式以及壁柱栏杆等部位，分析嘉庚建筑立面砖石组合特征。
2 闽南传统砖石技艺特色
砌筑是砖石在建筑建造过程最为重要的逻辑，砖石材料必须由不同砌筑方式砌筑在一起，而这一过程就是建筑师设计建筑，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核心。闽南的砖石砌筑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时间的积淀造就了驰名中外的洛阳石桥、崇武石城墙以及众多红砖厝、砖石结构建筑和雕刻技艺，形成了闽南文化的一块块活化石。闽南特异的地理条件、精湛的砌筑技艺以及传统技艺的传承方式共同影响了我国传统建筑中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技艺。
2.1 建筑材料的地域性。建筑材料的选择与地理、气候、环境等的诸多因素的联系密不可分。它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同时，亦受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和营造技术的制约。传统建筑建造时，尤为注重节约建造成本，使用建筑材料常常会考虑就地取材。
闽南地区土壤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由黄壤、红壤、砖红壤构成的系列土壤是烧制红砖的优质原材料；同时闽南地区花岗岩蕴藏量也是极其丰富，位居全国前列。在木料资源缺乏的条件下，就地可取的砖石材料自然成为了闽南地区建造的优先选择的建筑材料。其地域性的自然选择使得胭脂红砖与白色花岗岩砌筑的墙体逐渐成为传统建筑的外墙形式，并在闽南地区形成了特殊的建筑风貌（图1、图2）。
2.2 砖石材料的砌筑工艺。
墙面绚丽的效果，离不开闽南传统的砖石技艺。传统建筑石材，常常是根据建筑不同的部位而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通常石材的加工需经过“打荒、四线直、凿、崩、磨、雕”等多道工序，才能够使得建筑石材表现得独具特色，不拘一格；同样，传统建筑红砖则以，“实砌、空砌、砖雕、出砖入石”等多样的砌筑形式装点得红色墙面繁华细腻。
砖材、石材技艺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最终使得闽南传统建筑外墙面采用红砖与花岗岩搭配砌筑使用。砌筑效果具有整体形式美感和丰富的变化，使得原本单调的石墙面或砖墙面变得丰富多彩。其中，砖石墙面影响最为广泛的，当为闽南传统建筑中“下落壁”的墙面做法，即墙身自下而上采用花岗岩墙裙、红砖砌筑墙身，泥塑装饰檐口的做法。此种砌筑形成的立面，可以说在闽南地区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并影响了后期嘉庚建筑立面。
红色胭脂砖与灰白色花岗岩的质地加上檐口泥塑多变的色彩，呈现出墙面不同材料间的和谐对比效果，加上规则的砖缝与石头问的“点、线、面”的对比以及镂花窗的点缀配合，使墙面恰似一副动人、古雅的雕塑作品。另外，在墙身以红砖拼砌的花样墙面也极大的丰富了单调的墙面。如梅花封墙砖、万字花砖墙、龟背砖花墙、古钱花砖墙、葫芦花砖墙、拼花砖墙等（图3）。
2.3 砖石技艺特殊的传承性。
早在宋元时期，砖石建筑就在闽南地区显现出其材料的优势，造就了大量砖石砌筑建筑，并对砖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通过家族同宗同业组织的承袭发展模式，晚辈在长期的熏陶感染下，技艺不断的精进；或经过专门的拜师学艺，师傅的口传心授，并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方能有做工精湛、意味深长的作品传世。这种“子承父业”、“师徒传承”的传统谋生方式，汇集了一批，培养了又一批的能工巧匠，并长久持续的影响着闽南传统砖石技艺。
3 嘉庚建筑砖石组合前期探索（1913-1927年）
前期探索阶段的嘉庚建筑，许多建筑材料均从国外进口，如当时称为的“洋灰”、“补强钢筋”、以及相应的建筑五金等。这个时期的建筑整体看多为直接模仿或者照搬南洋殖民地风格。在建筑风格探索的过程中，采用的西式墙身，闽南传统“三川脊”等屋顶相结合的建筑形式。立面墙身为实墙式或实墙与外廊结合，立面整体效果较单调，略显生硬。
其中，集美学村中嘉庚建筑立面以西式实墙墙身为主，墙身材料单一，砌筑形式简单。采用本地传统的胭脂红砖或白色花岗岩，清水砌筑，或是红砖砌筑搭配浅色涂料。墙身立面追求材料的统一，胭脂红砖全顺式清水砌筑或许白色花岗岩顺丁相间式清水砌筑。壁柱与洞口廊柱与墙身同一材料，一致立面色调；简单的西式柱，以红砖或白石砌筑，或者采用浅色涂料饰面或者以石膏塑出线脚。洞口拱券多位于建筑顶层外廊，为丰富装饰效果，砖砌拱券在原来花岗岩心石的外观基础上，采用红砖、白石交错砌筑，丰富拱券外观。如，尚忠楼，芙蓉楼群各楼顶层外廊拱券以此法砌筑（图4、图5）。
相比较稍晚几年筹建的厦门大学建筑，集美学村嘉庚建筑的石材用料大多从外地运未，费用较高。此时期厦门大学嘉庚建筑则是遵循传统建造理念，就地开采厦门大学周边的五老峰、蜂巢上等处盛产的石材，建筑所需建筑。其间建造建筑墙身，多为实墙与外廊结合，均以石材顺丁相间式清水砌筑。而石材表面加工工艺多样，有自然面、粗凿面、荔枝面等运用于建筑立面的不同部位。石材砌筑上下皮顺丁对位工整，砌筑形式统一；建筑屋体基本不做线脚，仅在重要建筑的特殊部位，做出线脚突出装饰性及彰显某建筑在建筑群中的特殊地位。
以群贤楼群为例（图6、图7），楼群坐北朝南五栋建筑呈“一”字形排开的砖、石、木混合结构。墙身立面材料均为采自本地的白色花岗岩。立面整体简洁，没有太多变化。建筑群依据“一主四从”，再因建筑立面构图的需要，以群贤楼为中心向两侧墙身立面工艺略有不同。囊莹楼、映雪楼位于群贤楼两侧末端，墙身立面为一整体的实墙式，见不到墙身转角壁柱，也看不到墙身分层线脚，洞口也不砌筑拱券。到靠近中心主楼的集美楼与同安楼，墙身为实墙与外廊结合，以石材密缝砌筑台基，并有突出墙身转角壁柱，局部墙身出现檐口线脚。所处的楼群中心位置的群贤楼，石材规格略大于两侧从属建筑，在立面构图上明显的墙身分段，添加了转角壁柱及檐口线脚（表1）。中间门楼立面，采用表面经过精致打磨的石材，以密缝砌筑西式墙身，外廊砌筑半圆式拱券，更有辉绿岩点缀砌筑门洞、窗洞口，建筑整体更显端庄大气。
4 嘉庚建筑砖石组合后期发展（1950-1962年）
解放以后，陈嘉庚变卖在新加坡余产未继续维持两校的建设，在有限的经济能力情况下，建筑材料都尽可能就地取材以节约成本。与早期嘉庚建筑相比，本地建筑材料，石材与红砖被广泛应用到两校建筑中，此时期两种建筑材料相互组合砌筑成为外墙饰面的主角，并运用传统砖石技艺，丰富立面效果。这种沿用闽南传统砖石砌筑技艺的嘉庚建筑也就成为其成熟的标志之一。
此阶段，建造嘉庚建筑墙身主要为实墙与外廊结合，以花岗岩砌筑的墙身石材沿用前期工艺做法，且更为讲究。石材顺丁相间式砌筑，在建筑中立面墙身各部位使用石材的规格得到统一。建筑侧立面及背立面等非直接观赏面使用的石材表面以简易加工为主，可能考虑节省施工工期与建造成本，石材表面加工呈粗凿面，砌筑上下对位不再整齐。
花岗岩石材除了作为墙身，还运用于廊柱、横梁等建筑主体部分，采用闽南传统民居中自石青石搭配的方法，点缀墙面，形成嘉庚建筑白色墙身的主色调。或是以红砖为墙身主要砌筑材料，运用传统的墙身砌筑做法，加入马赛克等现代建筑材料的使用与红砖拼砌出各式精美图案。而少量青石单独作为建筑立面点缀、衬色，往往被加工成窗套、线脚等与白石墙身相结合。
嘉庚建筑发展后期，红砖与石材使用的比例发生变化，而趋于相当。并逐渐形成以白石与红砖（或白石、青石与红砖结合）交错密缝砌筑的方法，常用在建筑的转角壁柱部位，被称为“彩角”，廊柱等也采用这种装饰做法，比早期用纯白石、红砖嘉庚建筑更显得绚丽多彩。不同的是，此时期本土工匠们结合传统工艺创造出多种石材、砖材砌筑方法，根据不同建筑类型和装饰部位，采用青白石红砖相间、方包石与规整石并用，或是红砖组砌，丰富了石砌立面形式。
红砖在嘉庚建筑除了以传统“胭脂砖”密缝砌筑墙身、与白石组合成“彩角”外，还在外廊后墙面上延续了和传统民宅中“红砖封壁”的做法，用釉面红砖组砌或砖片镶嵌成海棠花堵、万字堵等，还有人字体、工字体等各种拼砖装饰图案，组砌成窗套用于墙面的情况更为常用。例如，芙蓉第一至第三和道南楼、延平楼等都采用传统的红砖砌筑方式（图8、图9、图10）。
5 嘉庚建筑立面砖石组合特征
嘉庚建筑立面砖石组合作为中西文化与技艺相互交融、碰撞的产物，其丰富的砖石表面加IT艺，精湛的砌筑形式，多样的砌筑组合所反映多样的特点。
5.1 墙身在前期的嘉庚建筑中，采用的材料比较单一，主要以石材为主或以红砖为主或是红砖搭配浅色涂料使用。建筑正立面清水外墙，石材以顺丁相间式宽灰缝砌筑；以胭脂红砖全顺式密缝砌筑，做工细致考究，灰缝线条疏密有序。后期的嘉庚建筑，墙身使用砖石的比例相当，墙身材料由单一转变为红砖、白石等多种建筑材料配合使用，但红砖在此阶段，为表现地域特色在建筑中的砌筑形式就更为突出。典型的传统运用为，闽南民居中镜面墙等墙身做法得到融合运用。
5.2 墙身壁柱在前期的嘉庚建筑中，无论是厦大嘉庚建筑还是集美学村嘉庚建筑，均是以与墙身一致的砌筑材料为衡量，壁柱形式或平素或是凸出墙身，形成统一立面的色调；或是模仿、照搬外来西式建筑壁柱。后期嘉庚建筑壁柱，白色花岗岩与红色胭脂砖犬牙交错砌筑得到充分使用，壁柱中出现了红砖拼砌，屋体立面壁柱的装饰性也进一步丰富，传统元素大量运用于其中。甚至转角壁柱处开始用绿色青石、白色花岗岩和胭脂红砖拼砌成平面图案感极强、色彩鲜艳的装饰（表2）。
5.3 洞口砌筑形式在嘉庚建筑的建造前期没有强调其装饰性，而是运用与墙身一致砖、石材料砌筑，或者以红砖混水砌筑或者加以浅色涂料，粉饰立面，使得洞口看去，显得硬朗而挺拔。建筑外廊以石材密缝砌筑，同时外廊洞口以石材砌筑半圆拱券，窗洞口不做窗套。后期嘉庚建筑洞口中青石的使用得到普遍的应用。同时为突出建筑立面的窗洞口效果，嘉庚建筑立面或者不做窗套，使建筑立面统一。或者采用与墙身不同的材料砌筑窗套，一是，以青石砌筑做出西式样式的窗套；二是，以胭脂红砖清水砌筑窗套，并运用红砖组砌拼搭出传统万字锦、寿字锦等吉祥图案窗楣。整个建筑外观朴素大方、粗中有细、风格独特（图11、图12）。
此阶段，嘉庚建筑中白色花岗岩与红色胭脂砖犬牙交错砌筑廊柱的组合形式得到充分的发展。方包石、规整石等的组合砌筑更为娴熟，更有绿色青石、白色花岗岩和胭脂红砖等多种材料拼砌成平面图案感极强、色彩鲜艳的装饰性廊柱。其中廊柱中的柱头、柱础开始采用青石砌筑点缀，柱头呈覆莲状，柱身呈几何图案的排列，柱身整体由白石、红砖及青石多种材料组合而成，装饰效果极好。
6 结语
从厦门嘉庚建筑对保存和发展建筑地域性探索与发展，可以清晰看到近代嘉庚建筑砖石组合在当前仍然具有借鉴与挖掘价值。保留砖石建筑特色、体现地域文化内涵，结合时代要求，使地域建筑即能吸收世界多元文化的营养，又能大力恢复、发展、创造并保护本土文化的活力与特色。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地域性建筑的探索必须超越建筑形式层面的传统符号的运用，在群体布局、空间氛围和整体风格上达到对传统文化气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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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武汉 老房子 历史 意义价值 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 TU24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武汉老房子的相关背景
曾经有人说“一座城市没有历史，就如同一个人没有灵魂。老房子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武汉在建国以来便成为了军事政治要地，这段历史赋予了武汉一个无可替代的灵魂，这座文化古城在经历了百年风霜后，沉淀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回忆。
多少岁月在这百年历史的时光中消逝，而那一座座带有历史痕迹的建筑在这历史的长河里又鉴证了多少或沉重或欣喜的过去。武汉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自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英，法，德，日等国相继在汉口开辟租界，建立领事馆，设立银行、工厂、教会等，随着西方建筑的兴起武汉建筑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本由原始的木构架为主体支撑的建筑逐渐转变为融合了各国文化元素的欧式建筑，是欧洲传统文化与武汉特性的完美结合，这些百年建筑彰显着武汉辉煌的过去。
2武汉老房子里份的特色
2.1武汉老房子里份建筑的形式和风格特色
里份型住宅主要采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对称格局，按其结构形式大体分为普通里份住宅、中档里份住宅和高档的里份建筑三种类型。
为了在夏天缓解武汉这一火炉城市的炎热环境，里份建筑在设计上不仅设计良好的通风，设置遮阴设备，并且将窗户设计为内外两层，内层为玻璃窗，外层为木制百叶窗。当阳光照射住宅时，关上外层百叶窗，既遮荫，又保证室内通风。
里份建筑的局部装饰尤为细致，木制门窗做工精细并结合传统的建筑设计风格。窗户隔栅上多有精美的雕刻，既美观又实用。传统的木制装修为里份民居增添了几分古朴和典雅。二十世纪30年代之后，新式建筑对装饰的讲究延伸到了大门、窗户以及山墙，且装饰更加融入了欧式风格。在总体布置上，更多地考虑朝向、通风、采光等要求。通过这些欧式风格与武汉特色的完美融合，我们可以追溯过去的光景，它们是城市的光辉历史与沧桑岁月最宝贵的见证者，这些汇聚了欧洲元素和本土风格的建筑，成为了街道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2.2武汉老房子里份建筑的历史文化魅力
国家勘察设计大师崔恺曾说：“建筑之于我是一种审美，一种文化，一种交流。”此话用于优秀的里份建筑同样恰如其分。穿梭于里份民居之中，就如同走进一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之中并与历史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通过对话，我们可以领悟建筑师独具匠心的建筑构思和对建筑、对美的理解，可以重温对历史的回忆，我们可以从中感悟深层的文化内涵。里份一直被称做“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标本”，那精巧严谨的建筑结构，曲径通幽的宁静生活，以及汉派文化的浓郁厚重，无不令人神往。
里份中邻里关系非常密切，大家长年生活在那里，互帮互助，娱乐休闲，形成了融洽不可分的大家庭。里份的入口处都设有牌楼，牌楼标示着里份的名称，证明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西方学者眼中武汉“五方杂处”的风貌就此形成于里份——“杂处”并不单体现在建筑上，也体现在里份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上。 里份不仅是物质遗产，也是饱含情绪的精神产品，其中蕴藏了深厚的文化意韵。
3武汉老房子的现状问题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也在不断膨胀，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那些老房子的处境岌岌可危。近年来，武汉市的旧城改造如火如荼，老城区大多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处于繁华地段的老里份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拆除的对象。在发展武汉这个中心大城的同时，人们却忽视了那些赋予武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历史产物。一些承载着历史沧桑和延续着老武汉文化的老街区、老房子被推倒了，一些很有历史文化韵味的老建筑被铲平了，这无疑是对武汉历史文化的践踏和摧残。有些建筑依旧风貌依旧，得到很好的修葺和保护。可是有些建筑却常年无人问津，有的因为常年失修变得残破不已，有的甚至被限令。
结语
对老房子保护措施要以恢复老街区的活力为宗旨。其中的改造设计与维护工作都是非常复杂而漫长的，不是某个单方挥挥手能够完成的任务。它需要有政府参与、居民义务、专家职责，以及来自社会各方的资金及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共同协作完成。老街区对于武汉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是及其重大的，它让大武汉充满了重重的历史与文化气息，我们真的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有朝一日，她能重显风光让现代的武汉变得更有魅力!
老房子的保护它所形成的城市肌理、空间环境、生活形态、文化传统等，应该能够通过梳理、保护和再生，找到它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可持续性的土壤。老房子的生存抉择并非是单向度的只是为自身寻求生存空间，而是与现代城市建设更健康、更和谐的人居环境的目标之间有着良性互动。
老房子不是城市发展的负担，而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采取怎样的策略，以协调和引导各方利益、规范法制、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策执行过程，使老街区能在新的城市文脉环境中焕发独特的光彩，使它们与新的城市元素编织、交叠成多元复合的新的城市文脉，这是我们应该紧迫地思考和实践的。
参考文献
[1]. 武汉城市规划局.武汉市城市规划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 1999.
关 键 词 ： 香山饭店 文献综述
一、香山饭店的设计者及落成年代
香山饭店的设计建造者贝聿铭先生以及香山饭店的落成年代，对于1980年以来针对香山饭店的研究方向及研究侧重点的选择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对于1980年以来香山饭店所作相关研究的理解与评价必须基于对香山饭店设计者及落成年代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
1、香山饭店的设计者贝聿铭先生
贝聿铭，美籍华人建筑师，1983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贝聿铭为苏州望族之后，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父亲贝祖贻曾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总裁。1935年，贝聿铭赴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学习，师从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和布鲁尔，继承了第一代现代建筑大师们的基本建筑原则。
20世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贝聿铭开始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出自己的建筑风格，设计建成了一批影响很大的建筑，包括美国大气研究中心、肯尼迪纪念图书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巴黎卢浮宫的扩建等。
自幼生长于苏州庭院的长廊曲径、江山水榭中的童年印象，使得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在贝聿铭的心中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建筑与周围景观相辅相成的格局、以及光影美学的运用，在贝聿铭数十年的设计生涯中都有迹可循。而香山饭店，更是他将现代建筑艺术与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相结合的精心之作。1984年，贝聿铭先生就因为香山饭店的设计而夺得当年度的美国建筑师学会颁发的荣誉奖。
2、香山饭店的落成年代及背景
1982年10月，香山饭店落成（图1），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中国的建筑艺术正处在一个徘徊期，主要有三支建筑潮流：时隐时现的西洋古典建筑形式、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和徘徊不定的民族传统建筑形式。
贝聿铭先生在1980年就开始呼吁人们警惕新建筑可能对北京城市和建筑艺术所造成的破坏，但这种担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重视。贝先生的担忧不幸渐渐成为北京建筑的事实：新建筑与北京的文化底蕴之间的矛盾变得非常的突出和尖锐。
从建筑体系的发展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建筑已经从数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木结构体系转变成了与西方建筑相同的砖石、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其功能也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大大丰富和完善，体现在按照使用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出不同的特定的建筑类型。
而当今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建筑结构、材料、功能方面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在建筑艺术层次方面应该如何协调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要素与新的建筑艺术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出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建筑文化。
中国民族传统建筑艺术形式起起落落，但始终是建筑潮流中的一支主要力量。民族传统艺术形式的使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时特定的社会心理状况的影响，但同时设计师的修养也决定了其建筑创作艺术水准和品味的高低。
二、围绕香山饭店的争论
香山饭店的设计概念一出台便引起了国内各方的热烈讨论，饭店建成后更是不断经受着众人的检视。贝聿铭先生将江南传统园林的形式融合到了香山饭店中，却并不是北方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而香山饭店建造过程中的得失也被人们一遍遍的评判着。
1、造价问题
香山饭店竣工之初，国内学界就较为统一口径地认为香山饭店是“在不适合的地点建造了一座很好的建筑”，认为香山饭店的建成对于香山景区的自然风景是一种破坏。很多人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初需要积累外汇之时动用5000万美元，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建造一座饭店是不合时宜的，而饭店所使用的青砖都是使用人工进行磨砖对缝等行为，被他们认为是非常奢侈的。
香山饭店的造价在国内比起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平，每间客房4、5万美元是高的，但与汉城等地所建造的现代化旅馆相比，造价也仅仅是其三分之一。贝聿铭先生在香山饭店中用的最多的材料其实是非常大众化的抹灰墙与砖头，之所以加用了青砖，采取了青砖和抹灰结合的这种在江南使用非常普遍成功的形式，是因为考虑到了酒店的特殊性，需要增加其装饰性，避免装饰过于单调（图2）。
2、环境问题
贝聿铭先生是一个在设计上追求尽善尽美的建筑师。香山饭店庭院中的石林是兴师动众从云南石林挖来的，从那以后云南石林的多出了一个60英尺深的大洞，当地的古迹“流水引”从此被破坏了。在现在看来，这样的举动也是不顾经济与环境后果的。贝聿铭先生为了补偿云南“流水引”被破坏的过失，在香山饭店的院子中做了一个云南“流水引”的复制品（图3），但无论如何，云南“流觞曲水”的古迹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当今的设计师们更应当引以为戒，设计建造中为完美主义所付出的代价不应当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3、设计风格问题
香山饭店的设计风格在当时并不为北方人民所喜闻乐见。特别是贝聿铭先生在设计中大胆“留白”的大师手笔不为很多人所理解（图4）。有人甚至专门立文批判，认为饭店的环境“太素，并且太空旷”，建议拆除牌楼，换掉灯柱，在庭院中心大量布置山石或植物，已达到“增加园林气氛”的目的。所幸在现在看来，这样浅薄的见解已经毫无立足之地了。
三、香山饭店对于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指导意义
现今回首，我认为对于贝聿铭先生香山饭店设计建造的评判太过于拘泥于建筑功能性以及实用性的角度，是明显失当的，世上不存在什么完美的设计，而建筑更是随着人们的居住和使用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如今再看香山饭店，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大政策大环境下去理解。
贝聿铭先生之所以选址香山设计建造这间饭店，是因为“想借香山这个题目看看丰富的中国建筑传统是否有值得保留的地方”。城市盲目的学习西方是坚决不可取的，而传统“大屋顶”形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贝聿铭先生坚持着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这一正确的方向进行探索，积极地为我国建筑发展提出颇有助益的方案。人们更应该去关注的，是怎么样去将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建筑融合在一起。香山饭店中将中国的庭院与建筑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属于我们东方的、中国的东西。
我在新年之初探访香山饭店时，仍为各个建筑细节中不时流露出的大师手笔所折服。而在建筑界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贝聿铭先生本人对于妥协后的香山饭店并不喜爱，所以在香山饭店落成至今，贝聿铭先生都再也没有去过。香山饭店在创作过程中是得到了很大的尊重的，相比之下，我们国内建筑师在建筑方面所受到的尊重是不够的，若是连贝聿铭先生这样的现代建筑大师回到国内贡献作品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干涉，那么可想而知现今国内建筑师正经受着多大的外界干扰和压力，这在我们国内建筑创作的大环境下，不得不说是一种无奈。
四、小结
贝聿铭先生本人在香山饭店设计建造之初就明确表明过，香山饭店只是他对于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一个探索性的提案。也许在今天看来，香山饭店中的一些设计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但香山饭店所指出的一个大方向是正确的，那就是要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建筑。
从香山饭店落成以来，研究香山饭店艺术价值的文献的确不在少数。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感觉到，除了批判性的研究文献之外，其他赞扬学习型的文献大都止步于香山饭店的艺术表现手法上。虽然也有比较多的文献讨论的是建筑的民族化道路的问题，但由于分析客体是整个香山饭店，使得最后得出的结论过于宽泛，过于理论化，与应用到实践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若能通过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分析，则研究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更加具有实践意义与现实指导性。最后我认为，香山饭店对于我们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探索是具有长期深远的指导与启示意义的，但国内建筑变革的关键还是在于教育，在于国内政策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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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水术；周易文化；建筑理念；和谐统一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209-02
一、引言
风水，也称堪舆学，在中国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已形成了较完备理论体系，并发展成多个流派。中国风水学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墓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其核心是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的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寺庙、村落、城镇诸方面。从现代观念来看，风水具有科学和迷信双重特征。风水学中的“相宅术”切合建筑实用部分占主导，实质是对古代建房经验的总结，其中有不少值得肯定的科学成分，并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因此从古到今我国各地的民居建筑中都一定程度运用和体现了风水学的理论。近代学者特别是建筑方面的专家认为“风水是为了寻找建筑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
风水千百年来流传不绝，尤其在日本、东南亚等国风水流传极为广泛。日本吸收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精髓后加以改良并运用于自身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中日两国的风水便出现了很多异同点。
二、中日风水文化的共同点
（一）其风水文化皆基于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
风水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其根源于周易文化的分支――命理学。《周易》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思想之本、精神之源，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价值的取向、民族精神的形成。因而，《周易》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在古代社会易道是认识自然、处理社会日常事务以及处理国家大事的是非标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基础而世代相传，还流传到海外，如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地，影响深远并且仍在不断扩大。风水作为周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有着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日本的影响亦如此。可以说，没有易学就没有风水，易学是风水的母体，特别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易学起了决定作用。
风水思想的东传，通常认为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与其他中国文化一起由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传入日本的。据载，在日本的都城建设中，几次大的建都活动都是由“地相”师鉴定而兴建的，如：难波京的建造（744年），天武天皇的畿内都城的建造（681年），元明天皇的平城京（奈良的前身）的建造（710年）等等，均是如此。也有人认为，风水传入日本，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通过朝鲜而传入的。《徒然草》的著作中所描述的圣德太子的阴宅风水观，旁证了这一说法。
（二）二者皆具有建筑文化方面的理念
所谓建筑风水，简单的说就是将传统风水中的朴素真理与现代环境景观学互相嫁接、诠释，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中日两国风水信仰的主要目的是相似的，即通过风水，选择最适合人居的环境。因此，建筑方面多采用风水原理。整体上说，中国古建筑由三大理论系统构成，即中国古风水学、中国建筑营造学和中国造园学构成。其中中国古风水学是最重要的部份，体现着人们灵魂深处的生活理想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日本，其风水文化的发展壮大及其运用亦不可小觑。日本的金阁寺、银阁寺都坐落在绿树环绕之中，又有湖水依傍，坐北朝南，完全符合风水学中对建筑选择的标准。亦不愧是日本古代楼阁建筑的典范。
中日在现代的城市建设布局中，也融入了包含生态环境协调统一的风水文化理念，为城市添加自然的色彩，以舒缓高楼林立带来的呆板无趣，因此，美学、建筑学和风水学融为一体，能够充分带给人们良好的居住环境和感受。
（三）风水一直在社会上广泛应用
风水术这种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在社会上都流传着。唐宋以来，风水术更是日益兴盛，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很重视选择阴宅和阳宅。近年来，由于客家文化的兴盛，风水文化再度兴盛,也受到政商界的关注和重视，大量民间信仰方面的专家学者们都开始关注和研讨其趋势走向。国际社会也从多方面看到了风水文化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很多国家或地区将风水运用于建筑领域，认为其是建筑的先进理念。据悉，国际社会对风水文化的研究时有进行，如2006年10月在中国江西兴国召开的国际风水民间组织交流会，2007年12月在江西赣州某高校召开的“民间与地域信仰”国际研讨会也顺利召开并获圆满成功，其中有来自日本的一些风水专家与学者。
风水在中国的建筑运用比较广泛，很多地区人们要建屋时都会找风水师观测选址是否风水宝地。中国古代的宫城、园林等都是在风水大师的指引下建造的。在日本，风水在建筑的运用也是如此广泛：日本的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的规划几乎都是对中国唐代长安城和洛阳城的照搬，足见其对风水的推崇和重视。日本家相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相家》一书，许多住宅形式和方位理论的体系均直接参考了此书。近年来，日本学者也撰著有许多风水专著或论文，如，牧尾海著《中国的风水思想――古代地相术概论》、《冲绳岛的风水信仰》，边欣雄著《风水思想与东亚》，三浦国雄、毛纲毅旷合著《风水与城市形象》；冈本著《配合阴阳学的间隔设计》等。
三、中日风水文化的不同点
（一）中日风水是总支和分支的关系
中国风水术是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一部分，而日本风水是中国风水术这棵大树上的部分枝杈，是“东传西渐”的产物，但由于历史的发展，两者又有包涵各自传统文化和原始信仰的独特一面。
中国的风水文化是日本风水文化之母，其传入日本后经过长期的历史培养又与日本原有的巫术相结合，最终发展成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的日本式风水文化.公元六世纪，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的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传入日本，与一些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阴阳道”。不过当这个名词正式出现在日本史料上时，已经是十世纪的事了。此时的阴阳道已有别于早期的中国阴阳思想，它兼备了占卜、祭祀、天文、历法等等应用，上至国运皇命，下至庶民之事，都可运用其来解释。推古朝的圣德太子就是运用这门知识的佼佼者，笃信佛教的他在制定“冠位十二阶”及服装颜色时都曾考虑到阴阳五行的配合，对日本社会造成了极大影响，从此阴阳师成为热门“职业”，转入全盛时期。
（二）被误解的中国风水与受重视的日本风水
自古以来风水就是中国有关建筑的环境选择，营造方面的专门学问，在传统建筑的设计、营造中，风水判断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历史的作用下其难免掺杂了一些迷信成分，如占卜、算卦、“神道”思想。近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日益模仿西方，没有用公正的态度对传统学问进行批判地探讨、科学地辨别，而把与西方科技相矛盾的一律看成是封建迷信，加以蔑视甚至抛弃。所以在今天中国风水理论就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空白，这门学问也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放着。
日本风水一直很受重视，分为“家相”和“墓相”两部分，更重视“家相”（阳宅）。现在规划都市都有环境影响评估，过去日本也有这方面的评价。如8世纪初在定都奈良之前，朝廷曾派出官吏、阴阳师、卜筮等选择都城地址。最后相中奈良为都城址，是因为“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圆，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宣建都邑。”古时日本的“阴阳寮”是政府管理风水的组织，风水先生叫“阴阳师”从属于阴阳寮，其职责是“掌占筮，相地”。如今日本许多专科大学的建筑学教授都在研究星相风水，2000多所高校中有110多所大学开设了风水课程。
（三）中国风水影响力大，而日本风水影响力较小却也形成深深的文化积淀
长期被人们视为封建迷信糟粕的中国古代风水术，如今被一些专家引入建筑设计研究。他们认为风水术的内核原来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精华所在，原因是风水术圆满解答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有关问题，以及大规模建设群布局等方面的千古之谜。风水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古村落文化是一种“和谐的人居空间”，作为一种人居文化思想，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居住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中国人几千年都在运用风水思想从事建筑，从西安半坡发现的6000年前的氏族部落，到清朝各类皇宫及皇家园林的修建，无不渗透风水思想。而其思想也体现了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性。中国传统建筑，从京城到农村，从皇宫到民居，从道观到寺庙，都建在西南背北的方向。在中国所处的纬度上，冬至时，阳光可以较多的进入室内，有助于提高室温，夏至时，炎热使阳光不至于直射到屋里，因此坐北向南的屋室，可以吸收冬暖夏凉的效果。其建筑借鉴了风水中的几项原则，分别为：系统原则、因地制宜原则、依山傍水原则、负阴抱阳原则、居中适中原则。
日本建筑高度崇尚风水的事实，正表明了日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独特性所在，日本民族在学习中国风水文化的同时，将其应用于民居建设、庙宇建设，力求使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达到自然的和谐与完美，这也是风水实质“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完美体现。
四、结语
从中日两国风水术在建筑中运用的异同比较，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和各自的特点，虽然日本风水有独树一帜的一面，但其思想渊源始终出自中国风水。这一点，日本的风水专家大多也是赞同的。风水学尊重天地，有“天为父，地为母”的理念，西方学者称为“环境伦理学”；风水学认为宇宙大地有追求“人地和谐”、“天人合一”，成为今天社会号召的和谐思想的体现。风水运用在建筑上的和谐理念越来越受到中日学者的推崇，当今也屡屡有学术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当今社会应将古老风水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更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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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M].上海三联书店，1995.
关键词 齐齐哈尔民居 四合院 流人文化 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TU241 文献标识码：A
Qiqihar Dwellings Style'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ZHANG Baolin， LUO Tianyu，TIE Yue， LIU Shu， WU Shans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Qiqihar University， Qiqihar， Heilongjiang 161006）
Abstract Qiqihar dwellings style is based 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lue of evolution from the fishing and hunting culture t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form， through the cave shacks cellar Ma Jiazi， straw mud brick houses to modern tall buildings， the evolution of the shape of traditional residence in various， recording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Qiqihar history especially the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building style then by flow culture to Japanese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usion， and combining with inherent in Qiqihar region minority nationality nomadic culture form，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of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of Chinese style courtyard， Russian style of buildings of day type style small houses， many kinds of styles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 mutual influence， become a history of Qiqihar and colorful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Key words Qiqihar residential； courtyard； culture； nomadic culture
齐齐哈尔坐落于黑龙江省西北部的嫩江平原。早在一万年前，先民们以渔猎为生，形成了以昂昂溪古文化遗址为代表的特有的渔猎文化和逐水草而居的原始生活方式，齐齐哈尔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与更迭中逐步建立发展起来。随着满清政府统治的加强，齐齐哈尔地区逐步由渔猎文化向农业文化迈进，1685年，清朝康熙大帝在此设立卜奎驿站，经过多年的发展，齐齐哈尔逐步发展成为黑龙江西部地区诸多驿站的中心站，并围绕驿站形成一些村落和集市贸易，人员活动开始增多。1691年，清朝政府在卜奎驿站基础上批准建立齐齐哈尔城，把原来的黑龙江将军衙门与齐齐哈尔副都统衙门合署起来共同管辖齐齐哈尔。随着历史的更迭与发展，齐齐哈尔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强，在经济、政治、文化多个层面不断受到中原的影响，其最为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居民建筑风格上。
1 流人文化对齐齐哈尔民居的影响
自康熙年间流人来到齐齐哈尔，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生活文化，对民居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齐齐哈尔民居的一次革命。清代前期在流人文化影响下，齐齐哈尔由游牧土著文化形态的地窨子、窝棚和马架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正房形式，进而发展到砖瓦结构的民居形式。①齐齐哈尔的“四合院”形式就不同于北京及其他地区的四合院形式。所谓“四合院”，就是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围的青色砖瓦房和有院墙构成的独立院落，但是在齐齐哈尔人们最常见的是三面为房舍、一面为门楼的“三合院”。
齐齐哈尔形成的四合院和北京的四合院在格局上最大不同之处是是大门所处位置。如若北京四合院是座北朝南向的，大门就设在南面东侧的角上；而齐齐哈尔的四合院门则开在南面正中间。进入北京四合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影壁，影壁设在东房山墙上，然后向西拐进，院子里面的中轴线才能看见，而院子正南面方向，是和正房相对的一列“倒座儿”房，整个建筑略显压抑沉闷，把整个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外面根本无法看见里面。齐齐哈尔则不然，大门开阔明亮，如把门坎拿掉就可以进出大车，进入大门后便正对院子中心，一眼望去院内宽敞明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通透，充分显示了齐齐哈尔民居的豪爽、淳朴、大气。
齐齐哈尔的四合院旧时可分为几个不同档次。应属贵族官僚、富贾名流所居住的四合院最为阔气，高大而气派。大门开在正南方向，是三间屋宇式，中间的一间是大门洞，其他两间则是倒座的门房，为伙计杂工们居住。大门正对是影壁墙，大门前面有上马石、拴马桩等。院子都是两进为主，在院子中间设置一个二门，有的通过院心影壁分隔出内院与外院。在外院的两面盖建小厢房，房子主人住在内院正房里，一般正房为五间或者更多，而东西厢房是各三间，建筑面积和正房相比要小一些。在主人居住的正房北面，还建有仓库用来储存货物，仆人们住的罩房也在此处，通常是五间，也有房间更多一些的，看情况而定。房子基本上都是采用青砖青瓦建成，两面大山墙一直砌到顶，很是威严壮阔，房子正脊和戗檐、腿子墙、门脸等都要进行装饰，用砖雕或者石雕，非常美观、气派，具有典型的齐齐哈尔民居风格。齐齐哈尔地处东北，天气寒冷，为了取暖需要，早期房内都是对面炕或者是万字炕，既可以睡觉又可以取暖。由于住房进堂宽敞，这样就使房子在造型上显得稳定、厚重。也有一些较小的院落是一进的，通常是用砖修成大门楼，也有用单间大门楼的，如果院内很大，够宽敞，可以设木板影壁，如果空间不够大，在条件受限情况下，也有在房子的侧面开设大院门的。到了民国时期，有些村屯的大户人家，财产较多，为预防“胡子”来抢，还建起了高大的院墙，墙外还有很深的壕沟，做护城河用，他们建起护卫队，称为“炮手”以此看家护院，有实力的一些大户还在院墙的四个角上建有 “防御工事”——炮楼，能在好几十人的猛烈进攻下固若金汤，可谓是“高枕无忧”。民居形式发展到四合院格局时，居住方式一改过去杂居状态，演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居住形式，从而使民居具有了人伦意义。而随着流人文化的影响，也把更多的汉族建筑习俗带到了齐齐哈尔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老吕家，吕氏一族到此后，开办了齐齐哈尔历史上第一家药房。其他的吕氏后人在各个行当也都做得风生水起，他们经营的油坊、磨房和百货、五金等商号遍布齐齐哈尔。 一百年后，吕氏族人在齐齐哈尔城西这条繁华地段上，大兴土木，盖起了一片砖雕精美的青砖瓦房大宅院。吕氏故宅除正房和祠堂外，都是没有屋脊的平房，共20 余间，吕氏故宅原址屋檐上的瓦当、滴水仍在，墀头（两侧山墙的突起部分）的戗檐上有雕刻精美的盘龙纹、上身也有精美的花卉雕饰，西厢房北侧的墀头上身的正面和侧面各刻着一个“一”字和一个“以”字，东侧正房的左侧墀头戗檐位置刻着一个“庥”字，在东侧正房正厅内，原有“泉林容我静”的匾额。在齐齐哈尔这个边陲城市中，颇有些中原地区文人的气息，一时为当地居民竞相模仿，成为齐齐哈尔地区标志性建筑之一。
2 游牧文化对齐齐哈尔民居的影响
清政府统治时期，满族族群更多地迁入齐齐哈尔地区，并在齐齐哈尔落地生根，从此成为齐齐哈尔文化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满族以四合院为代表的民居更是齐齐哈尔民居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民居的布局一般都具有鲜明的轴向，中轴对称，左右平衡，对外封闭，对内向心，方方正正。②其平面布局也多遵循一种简明的组合规律，满族民居就是这种简明布局的一个代表。满族传统的民居是用草苫房顶、土坯墙或土砖墙。房屋顶部呈“八字形”，叫起脊。虽然满族民居中并非这是唯一的屋顶形式，在齐齐哈尔地区满族居住的大部分瓦房、草房顶部形态都是这样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齐齐哈尔市内的果考亭宅：它位于建华区东二道街，是一处占地面积近千平方米的清代典型的四合院建筑，原来果家占地六千平米，是完整的四合院。临街还有六间朝东的柜房和一门房。从南到北依次为“天宝号、天宝档和大夫第，蓝底金字的牌匾。房屋之间有花墙、月亮门和青砖步道。二门进去是住房，屋舍俨然，排列井然有序，历经历史的打磨，仍然可辨初时的雄伟和气派。齐齐哈尔民居四合院的形成，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特点，而且在某些细节上又具有其鲜明的地方色彩，它的特色形成是由于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特征和地形地貌决定的，在满族成长和发展史上，体现出游牧文化独特的历史宗教特征和少数民族特征。齐齐哈尔民居虽然几经时代的更替和变迁，民居渐成了自己独特的营造方法、从外部形状到内部结构，建筑原材料的使用，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模式，满族传统的四合院民居构成了齐齐哈尔民居的基本形态。
3 异国文化对齐齐哈尔民居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以各类折衷主义为特征的西洋建筑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大量涌人我国各大城市，构成了近代建筑的主要基调，对城市总体风貌起着重要作用。③齐齐哈尔地处我国边陲，与俄罗斯等邻国有着深远的联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昂昂溪区的民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昂昂溪成为中东铁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站点。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并在昂昂溪设立车站，由此昂昂溪被列为铁路属地。由于地缘关系，昂昂溪成为编组列车、修养机车、保护铁路的重要据点，一些来自俄罗斯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进入此地工作，由于生活的需要，这些俄罗斯人在火车站附近修建了大量的办公和民居建筑，区内共有平房108栋，建筑面积为15793平方米。房屋为毛石基础、木屋架、木卡楞、外包24砖墙，屋顶有铁皮和水泥瓦两种，鳞次栉比的俄式住宅顺地势而建，高低不等，厚厚的黄色外墙兼具了保暖和美观功能，窗户基本面南而开，高大而窄，屋里是用木板做天棚，地上铺有又宽又厚的松木地板，图上紫红色的油漆，非常庄重。有的房子室内还保留着火墙或是壁炉。每栋房子都设有门斗、阳台，但形状和装饰各有不同，充满着异国风情。给人以别样的美感。如今，齐齐哈尔市在这些俄式建筑基础上，着力建设“俄罗斯风情小镇”，根据旅游的需要，依托俄罗斯民居展示异国风情，建设蜜月度假饭店、俄式民居旅店 、酒吧、茶座、咖啡店、面包房、啤酒屋等相关旅游度假服务设施，大力开展民间艺术交流、使俄罗斯风情小镇这一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成为齐齐哈尔独特的人文景观之一。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文物建筑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携带着从它诞生时起，整个存在过程汇总所获得的历史信息，④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开发，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反映城市盛衰兴亡。开发与保护齐齐哈尔民居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齐齐哈尔民居演变史，从昂昂溪渔猎文化遗址，到清时满族人入住的四合院和流人文化的影响，到沙俄以及日军的入侵，到现当代现代化大楼的建设，无不深刻地反映出了这座城市悠久的发展历程。建筑是历史无声的见证人，是岁月生动的回忆录，总结齐齐哈尔民居风俗演变的历史，对于发展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张宝林.清代前期流人的迁入与齐齐哈尔民居风俗的演变[J].宜宾学院学报，2012.9：37.
② 金开诚.四合院[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12：16.
关键词：岩山寺壁画 案例教学策略 临摹 创作 评价
一、岩山寺壁画的艺术价值
山西省繁峙县的岩山寺又名灵岩寺、灵岩院，于1982年被列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金、明、清碑刻记载：金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年）在此设水陆道场，建殿并绘制水陆壁画，以超度阵亡将士。壁画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完成。壁画主笔者是金“御前承应画匠”王逵等人，耗时十载精心创作而成。岩山寺壁画高达3米以上，布满四壁，总面积98平方米。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下方及北壁靠近门窗处损毁严重，东壁基本保存了原画的风貌。西壁匠心独运，全幅以一座宫城为主体，把释迦一生中的种种活动巧妙地布置在宫殿的四周，构图新颖，一气呵成；东殿则以本生画为主；北壁西侧绘500商人遇难图，东侧绘塔院一组；南壁两侧绘有殿阁楼台，供养人像。纵观全幅，内容翔实、匠心独运、笔墨生动、设色雅致，为宋金绘画的难得佳作。
岩山寺壁画卓越的艺术表现力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艺术性和科学性的高度融合。壁画通篇用笔以书入画，笔笔生发，格调高雅，焕发着诗性的智慧。正如工笔画大家潘兹在《灵岩彩壁动心魄――岩上寺金代壁画小记》一文所述：“壁画总的印象是内容丰富，人物生动，布局精巧，设色妍雅，不同于一般寺观的做法，十分接近于卷轴画，是典型的北宋院体。”[1]全幅的绘制精巧、布局严谨，更多地追求了科学精神。“更令人惊叹的是，这样大面积的工笔重彩画，一丝不苟，找不到起稿和粉本痕迹，而且线条变化多样，无一废笔。”[2]所绘景物比例、透视更是准确。难怪中国工程院士傅熹年在《山西省繁峙县的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一文中惊叹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现存的宋、金、元壁画和传世绘画中，就建筑物的透视关系和画面的集中紧凑而言，除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外，少有能超过它的了。”[3]
2.多种绘画技法的相互融合。相比较其他壁画，岩山寺的绘画语汇更为丰富。就笔法而言，与其遥相呼应的永乐宫壁画的笔法多为硬毫，线条劲健挺拔，提按顿挫无明显变化，而此壁则软硬兼施，注重起止转折、轻重疾徐、顿挫使转的变化，追求书法用笔的韵律。使得通壁既有其他壁画的恢弘气势又不失宋代院体画的节律。岩山寺壁画的设色也充满变化，除传统的双勾填色外，还大量运用了沥粉贴金和镶嵌技法。武将铠甲、衣服花纹、瓶炉；建筑的鸱尾、脊花、兽头、走兽、檐口、瓦当等全部为沥粉贴金。画面辉煌而生动，客观上增添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力。
二、岩山寺壁画案例教学策略
岩山寺壁画案例教学策略分四阶段进行（表1）。
1.实地考察、收集资料阶段。此阶段掌握好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结合的原则，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入手尽量收集好第一手资料，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课堂教学学生所用的临本多是印刷品，在和传统艺术对话的过程中总是隔了段距离，缺少与经典力作面对面交流的真实之境，也很难把握传统艺术的精华。久而久之，工笔临摹成了应付学分的作业，学生求学的兴致减退了。然而，课堂教学的成败决定于学生对其兴趣的高低，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原料，发不出蒸汽，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把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结合（校内教学提前让学生临摹永乐宫、岩山寺等壁画的线描稿，然后再让学生进入实地考察临摹。）激发起学生的兴趣是此阶段的重点，也是岩山寺壁画案例教学的前提。
2.壁画的临摹、默写阶段。这一环节是案例教学的核心部分。此阶段应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学习的重点是岩山寺壁画的动人之处：（1）典雅的意境。岩山寺壁画以青绿为基色，红黄等暖色嵌于其中，再加上风化的朦胧、残破的人文痕迹，使壁画散发着淳厚的古雅之美。这种古典质朴画风契合了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精神的审美情趣。如同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所述：“中国的艺术有更多的时间去达到雅致和微妙，因为公众并不那么急于需求看到出人意表的新奇之作。”[4]（2）书法用笔的写意精神。相比较其他寺观壁画而言，岩山寺壁画更注重书法用笔写意精神的传达。其用笔一改传统的铁线描为主的单一笔法，全幅以书入画，运笔注重轻、重、缓、急的传达；行笔追求提、按、顿、挫的变化。画面中均根据材料的不同质地采取了不同的笔法。例如，西壁的酒楼小景“野花簪地处，村酒透瓶香”的招牌运笔顿挫有力，仿佛招牌真的在空中飘荡，可谓“吴带当风”重现。多情的仕女、推车的老汉、担物的壮丁、摆摊的商贩、持杖的盲人……在这里，仕女的圆润婉转、老者的生涩沧桑均通过不同的笔法刻画得活灵活现，体现了“精而造疏，简而意足”的中国画写意精神。（3）生活化的人文关怀精神。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思路是岩山寺壁画的成功之处，酒楼市井、牛禽圈养、牧女挤奶、清扫街市、驱妖除邪、水磨作坊、山间驮骑、婴儿戏耍、大海行舟……画面均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这种巧妙的创作思路使得壁画远离了说教式的呆板，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意趣，从而使壁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3.总结、评价阶段。经过前期的实地考察、资料收集、临摹、默写之后，学生对古代经典绘画的认识无论在感性上还是在理性上均有了一定的收获。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对其所取得的阶段成果及时加以总结、评价，为下一步的进展指明方向。总结、评价要掌握好校内与校外教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4.创作、毕业论文的撰写。最后一个阶段是科研成果的应用，通过大量的考察、临摹、写生、默写，师生对以岩山寺为主的五台山壁画的立意、笔墨、设色、构图等均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激励学生积极地把水墨实验、色调实验、构图实验等成果及时运用到自己的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的写作中。特别是临摹、默写、笔墨实验的日志整理，这些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手材料。条件成熟时举办专题画展，推广阶段性科研成果。
（注：本文为忻州师范学院2010年科研项目《五台山佛教绘画案例教学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024）
参考文献：
[1][2][3]郭俊卿.忻州考古论文集[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7：35，75，77.
【关键词】近代华北；医疗社会史；汾阳
19世纪70年代前，山西医疗保健事业仅依赖于中医或巫医。以清光绪六年（1880）基督教英国圣公会在太原府创办西医教会诊疗为端，基督教会医疗事业即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在山西开始。基督教会的目的是将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来博得人们的好感，辅助其传教目的，但无论其目的如何，都推动了中国医疗卫生的近代化，其中，对于地处内陆的汾阳县，亦不例外，可以说正是教会医院的进入，推开了汾阳县域医疗等“近代化”的肇端。
一、医疗事业的“扩张”
1.医疗场所的“扩张”。中国社会传统民间历来有中医坐堂设馆给人看病，也有在药铺坐堂的名医。有医生坐守的堂或药店即近代之前中国人所依托的医疗场所，它附有近代医院的功能，并融汇于城镇的民用建筑之中，没有相对对立的空间，且规模较小，但布点较多。近代以来，基督教的介入，导致了医疗场所的变迁，出现了专门的医疗建筑，划定了专门的医疗区域，并开始与民居等建筑“泾渭分明”。
2.扩张的脉络。卫生场所的变迁是近现代公共卫生领域变化最为显著、成效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在《医学与社会》i一书中，威廉・科克议姆认为其经历了四个历程。
医院作为一个向普通公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它的发展与它所服务社会的普遍需要、信念、价值观和态度相吻合。从历史上看，医院经历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1）作为宗教活动中心；（2）作为贫民医院；（3）作为临终者之家；（4）作为医疗技术的中心。
受此启发，笔者认为近现代卫生场所的变迁与转型，可以看做是一个：由传统的“经验性治疗”走向“科学的治疗”的过程，由中医的认知走向中西医学兼用、博采众长，从传统的家族式的药店（铺）联营或独立经营模式到西方医院体制建立的过程，最后到成为地区范围内的医疗技术服务中心的实践历程。
3.汾阳医院
汾阳医院前身为宏济医院ii，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开办的教会医院。民国五年（1916），筹建新院址，易名为汾阳医院。民国十八年，扩建了院舍。民国十九年，装备了山西省境内第一台50毫安X光机。民国二十年，床位增至200余张，名声大振，有“华北第二”、“小协和”之美称。民国三十年12月，侵华日军封闭医院，直至民国三十五年重新开诊。195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接管，命名为“山西省立汾阳医院”。iii
4.卫生场所的变迁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汾阳医院清末至今，发展沿袭脉络清晰，且实力不可小视，对近代山西乃至华北的公共卫生的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汾阳医院建立以后，汾阳地区的医疗生活开始逐渐被囊入了一个“医疗网络”，构建起了一个县域的医疗社区。在这个社区中，他们借助于现代科技与各项慈善事业，成功的医治了民众的“恐慌”，树立起了对现代医学的认同。故而选取对其个案研究的分析，是可取且较有意义的。限于篇幅因素，在此仅就以下几点简要阐释。
看诊模式：汾阳医院建立后，其首当其冲的就是近代的卫生“看诊模式”，步入近现代性的医院体制。清末至民国年间，汾阳县城中医设馆坐堂者颇多，中药铺也多请坐堂医生进行门诊行医。iv汾阳医院建院开诊后，设有男病房、女病房、门诊室、侯诊室、药房、手术室、X光室、化验室、医师办、总务室和会计室等科室，分科就诊，都对汾阳乃至周边地方的“看诊模式”具有了较大的冲击。
医患关系：汾阳医院为美国模式的完全照搬，其运行同近现代的医院基本没有区别，有一套自身的以西方科学为基础的医患关系处理模式，而非中国传统的坐堂和患者间的以儒家伦理、医药行业行规为准的乡土道德为基础的医患关系处理方式。通过树立医生、护士、社会服务部门等，使患者与医生可以更好的实现诉求。同时，其设立的男女病房、育婴房，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他们与当地政府有很好的关系，其时任的院长万德生，多次参加了山西省、乃至山西省的肺鼠疫等疫病的调查防治工作，著有较为详细的疫事报告v。
医疗教育：在现有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对医疗的教育传承分析较少。汾阳医院在兼营医药事业的同时，也采取了近代的学校制医疗教育模式，于民国十一年，医院附设汾阳护校vi，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三个护士学校之一。中国传统的民间大夫历来遵循“医术不传外”的陋习，家传以“传子不传女”为宗旨，限制了中医学的繁荣与发展。到1951年县人民政府接管前，共招收学员24届，培养出护士320余人。1952年，县立中心卫生院、汾阳医院举办培训班，培训区、村生员78名，卫生员133名。培训科目有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防疫卫生、细菌学等。
二、医疗事业的“内化”
1.医疗卫生意识的“内化”：遥远到日常
上文叙述了县域医疗场所的“扩张”，医疗事业的近代化是基于医疗场所的“扩张”这一实体而进行的，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又进而影响了民众的医疗生活，也即医疗卫生意识的“内化”，是一个“遥远到日常”的过程。
2.传统时代的“卫生”
笔者认为，现在意义上的卫生，更像传统时代的“疾病”这一名词的概念，卫生反倒像是针对“疾病”的一种应对措施了。可以注意到，中国传统时代有很多的民俗和民间的行为，虽然部分具有消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其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积极作用。最为典型的当属禁忌了，“禁忌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vii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普遍的生活在禁忌的网络之中。可知，在传统社会，民间自发性的对医疗卫生有一个认同，并通过民俗将其固定下来，虽不甚科学，但毕竟构架起了传统生活的“卫生观”。
3.近代医药的“选择”
医药的选择，是近现代公共卫生日常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中药向中西结合的转化：在晚清民国年间“除了农村地区有少数传教士医生以外，大多数农村居民只能接受民间疗法师和巫医的治疗”viii，这是威廉・科克议姆对中国当时状况的描述。其实，这一描述是不甚准确的，因为就历史实际状况而言，在民国年间西方医学传入前，当时的中国县城里的士绅也是会倾向于选择“民间疗法师和巫医的治疗”，这一现象到了西医广泛的传入和近代卫生知识的普及后，才有所改观。
选择领域的扩大：该方面是指在当时受西医的影响，当时各地的中药店铺不仅出售传统的中药财，也会兼营一些西医的药。西医院就更不言而喻了。但是由于中国自身发展等限制的因素，西药在当时可供选择的距离离一般的山西民众亦是十分的“遥远”。
但是无论如何“遥远”，在近代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下，其都在迈向于“日常”，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享受近代医疗的成果，实现“疾有所依”。在此过程中，逐渐树立起了近代卫生意识，实现了一个近代医疗观念“内化”的过程。
本文选取近代华北山西省汾阳县作为一个切入点，以其近代以来医疗卫生社会史的变迁为剖面，通过一个县域范围内的乡村日常民众生活与医疗卫生变迁，展现了代以来华北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脉络，构建了华北县域社会生活的一个医疗史截面，关注于民众的“疾之所依”，对于我们很好的认知内陆地区的医疗事业及民众医疗观念的转变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注释：
i [美]威廉・科克议姆.医学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26.
ii 清光绪十五年（1889），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医师阿德在城内西门街开设西医诊所，后来办起戒烟所，同时开展简单的内外科治疗。光绪二十八年，戒烟所扩展为“宏济施医院”从事医疗工作。
iii 本段写作参考了：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839-846.
iv 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839.
v “Bubonic Plague in China in Shansi”，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Vol.33，No.7，1911，转引自曹树基等《鼠疫：战争与和平》。
vi 汾阳护校，全名为“山西省汾阳医院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学制4年。在南京政府有备案，是当时全国仅有的3所高级护校之一。
关键词：甘青土司制度；近二十年；研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84-03
甘青地区自古历史复杂，民族众多，番汉杂处，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明军西进，甘青故元官吏和少数民族首领相继归附，明王朝授他们以土司，而甘青土司不同于明王朝其它地区的土司有二：一、土司安置在卫所任职；二、这些土司按不同的行政管理形式分为两个系统，即僧人世官和俗人世官。历来研究土司者对其它地区研究详而备矣，或有综述，而甘青土司在明代土司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有一定程度的挖掘。全面研究掌握中国西北民族史乃至政治文化史，不能不正视甘青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及其制度的研究。
了解和研究甘青土司乃至西北地区和全国的土司不得不了解以下两本基础性、专门性的著作。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的专业性和基础性的著作，作者详细考证了全国各地土司及其氏谱和史纂，并对各地土官做了详细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者必读的、基础性、工具性书籍。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本书从汉唐时代土司制度的建立讲到民国时期西北土司制度的改土归流，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
一、甘青土司制度研究
对甘青地区土司制度的研究学界一直侧重于青海地区，而对甘肃地区的土司制度很少论及，原因笔者猜想或是由于青海土司独有特点或是史料占有的多寡或是青海土司在明清历史发展中其重要贡献。主要论文有：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 对甘青土司制的形成作了初步考察，指出元明之交是甘青土司形成的关键，文章重点研究了明代的土司制度。其《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4 期）则论述了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形成的历史背景。其他论文还有张卫红《甘肃青海土司制》(《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张维鸿遗稿，张令煊辑订的《甘肃、青海土司志》(《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等。李玉成《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中央民院学报》1987年第4期)系统论述了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明清时代青海土司制度和19家土司情况以及衰落与废除。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第3期) 分析了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的五个原因。李清凌《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崔永红《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青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10月，第4期）对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明代得到普遍推行，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随着时代的进步，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终于走向消亡进行了论述。朱普选《青海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王倩倩《青海乐都境内堡寨与明清土司制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1期）通过对乐都境内三座堡寨的介绍，结合文献资料和调查情况，探讨了土司制度在“治兵保塞”、“平定逆乱”，加强与少数民族之间沟通与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作为长城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堡寨所发挥的军事作用和土司与堡寨的最终衰落程。郭胜利、王希隆《西北土司流变考（《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分析学术界对土司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同时对西北土司的变革做了简单的介绍。
二、甘青地区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的研究
甘青土司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土司就是土司在卫所任职和有一定数目的僧职土司，然而学界近来虽对卫所土司有所论述，但主要论述集中点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对其他地区的土司很少论及，而对僧职土司就鲜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主要论文有：苏发祥《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名族学院报》1990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在甘青藏族地区土司在卫所制度和千百户制度的详细情况，简要说明了土司的另一种存在情况通过僧职制度对地区的管理。崔永红《明代青海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对明代青海土官李文的籍贯及生平做了深入考察和探讨。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2 期) 等。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杨士宏《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王继光《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和《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霍维洮《近代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变迁简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论述了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并对其进行了解析。骆桂花、高永久《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戍防与政治管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6卷，第1期）论述了有明一代对西宁卫的经略，说明了西宁为在西陲地区的重要性希望引起研究者对用卫所制度管理边区民族事务的重视。
三、土司家族的研究
在对土司家族的研究中就如上文所说主要集中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土司家族世袭考证，土司遗迹在佛教、艺术、史料方面的价值，甘青地区土司几十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主要论文有：马明达、王继光《明史鲁鉴传笺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通过对连城鲁土司鲁鉴的生平作了叙述使人们对鲁土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多杰《卓尼杨土司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科学版）》1992年，第4期）对卓尼政教合一的杨土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进行了解释与叙述。南德庆《永登连城鲁土司始祖考证》（《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对于最近学术界关注程度颇高的鲁土司始祖进行考证并得出其为鲁贤。王淑芳、王继光《蒙古族鲁土司家族史料系年》（《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连城蒙古族鲁土司是甘青土司中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历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而世袭罔替、雄踞一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以至民族变迁产生过重大影响。易雪梅《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谱考》（《史料研究》2002年，第4期）、郭永利《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族属辨正》（《丝绸之路》2003年，第1期）、《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衰落及其原因》（《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等，则对甘肃著名土司家族鲁土司进行了系统研究。张生寅、崔永红《由(西夏李氏世谱)看李土司家族内部的组织管理体制》（《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利用《西夏李氏世谱》披露的史料，从土司与土舍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舍内部组织着眼对青海民和李土司的内部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考察。这就对土司家族政治文化传统有了较深的涉入。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鲁氏家族特点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认为鲁氏家族是其家族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文华，文明《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报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简述了鲁土司所属的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雷坛四处现存文物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初步整理的情况，并论述了其在艺术和史料方面的研究价值。洲塔、何威《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研究》2009年，第6期）对明初受封的何锁南普家族进行了考证与爬梳。赵英《李土司家族的婚姻关系及其社会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吕建福《李土司先世辩证》（《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主要对土族李土司家谱中关于其先世为李晋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传说的晋王即是曾五次出征河湟的西夏晋王察哥， 李土司初祖赏哥为晋王察哥子孙。格日才让《历史悠久的卓尼土司制度》（《民主协商报》2005年7月25日，第003版）对卓尼土司进行了介绍。武沐《岷州卫：明代西北边防卫所的缩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明初岷州卫是河、湟、岷、洮防御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运用《岷州卫建城碑文》的发现以及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的保留为研究明初西北卫所的建制、规模、内部组织结构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硕士论文有程静微《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及妙因寺建筑研究――兼论河湟地区明清建筑特征及河州砖雕》（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5年，6月）、米德《甘肃永登妙因寺明代佛传壁画探究》（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6月）赵英《李土司家族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4月）赵秀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6月）等对土司制度及其遗迹进行了研究并谈到了史料价值和利用。
四、关于土族土司
